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文学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一、研究者的阅读能力与层次:
t1、阅读能力:
t 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过的是文字关。因为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以广为流传的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阙”“三秦”“五津”“宦游”“比邻”“歧路”“儿女”等字词的意思,是无法理解这首诗表现的内容的。
阅读能力还包括对作品内涵的领会能力。譬如有时须了解作者的 背景与写作动机,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知人论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写这首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情况资料方面的积累,下许多考证的功夫。
t 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代评论家都有感于它的难解,它难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词、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与动机。关于此诗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诗人追怀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诗(见《玉溪生诗笺注》);有人说这是一首描写音乐的咏物诗(见《缃素杂记》);有人说这是李商隐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见《玉溪生诗笺注》)。持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种,从诗的字句都分析不出来,都要有材料为依据,要有考据查证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党争、义山与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义山自己仕途的坎坷,无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测;如不知旧版李商隐诗集以此诗为首,也很难判定其为诗序、诗论;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与偏爱锦瑟,这就更需要过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见,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以扩大知识领域为基础。
t 研究要精,阅读则要博。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应涉猎,这样才能有利于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t 在这方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那样一致的承认。陈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非常广,除隋唐史外,他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历史学外,他还研究佛学、文学、语言学等,并在如此众多的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仅就治学工具——语言的掌握,他不仅超过了乾嘉巨子钱大昕,而且比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同时代人回忆,他在欧美除了学习欧洲一般语言外,还学习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国后又学习满文。因此,在占有资料方面,很少有学者能与他相比。
t2、阅读层次:
t 读书可以分几个层次,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主要分为读文学史、读作品选和读学术经典三个层次。
t (1)读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国恩、王起等人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一类的着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概面目,对于一般水平的人来说,读一种或几种公认写得比较好的文学史很必要。
t (2)读作品选。为什么要读作品呢?因为整部文学史就是由许多时代的无数作家一起创作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是由当时许多作家一起创作所形成的,一个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其平生遗留下来的作品上。所以无论是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以至相续几个时代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t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凝结着作家高尚纯美的感情,并以优美独特的手法表达出来,有着深厚隽永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读者的精神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如研究宋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多为词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丰富多彩,而且注释通俗完备,评析精当,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宋词选本。但如果是研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就应该尽可能读完他的全部作品。
t (3)读古代典籍。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首先应有个大致的了解。中国古代图书自唐以来一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学属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学习古典文学,对于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应了解甚至熟悉,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视。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着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成十三经。
t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一定要读有关的史书。比如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要用心读《史记》《汉书》;研究唐代文学,要读新旧《唐书》等等。史部还包括地理着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着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着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儒家思想,主要见于《五经》《四书》;道家之书以《老子》《庄子》最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辞优美,应加以注意;小说家中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言行,隽永有味,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应阅读。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着作。一人着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着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
t
t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t 1、广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可以借助于目录学,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宽泛一些,以免顾此失彼。
t 2、透彻理解,发现问题。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并获得对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积累,在阅读过程中要花工夫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心得体会。
t 3、避免先入为主。应该做到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观点来对材料进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诗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读他的作品集,读他的有关资料,了解前人对他的研究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你所发现的有些问题前人已经研究过了,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方面你认为值得研究但是别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种是有些问题别人虽然研究过,但你自己的体会有所不同,或者别人的结论与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对前人的某一观点做补充,那么,这些独到的体会都将是适合你研究的课题。这样确定下来的选题比先主观地选个题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写起来也不会泛泛而论和流于一般化。
t 4、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学过去主要靠背诵,现在背诵当然不能荒废,便在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像旧时读私塾那样用很多时间背诵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而可以运用网络,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学术期刊网等。
t三、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t 研究方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研究方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
t 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化有密切关系。我国传统的考据、点评等批评方法,的美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仍然被广大研究者所运用;此外,现代西方众多的文艺研究方法,如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方法、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都有所尝试,而且在运用这些批评方法时,还常常交叉、灵活地运用。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古代文学论文李白写实文学思想述论
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历史传统和唐代文士的关系已经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些问题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李白与史学传统的关系就是一例。不少相关的论文实际上已涉及这一问题,如李白诗歌中的历史人物及其人格范式、李白与六朝诗人及其文化传承等。本文则从李白使用“实录”一词的意义,进而探讨李白写实的文学思想及其在创作中的运用。 刘知几《史通》多次提到“实录”,《采撰》云:“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2](卷5,P117)《邑里》云:“欲求实录,不亦难乎!”[2](卷5,P114)《浮词》云:“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拟非其伦,由来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为实录,则其所褒贬,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归,何止采其四句而已?”[2](卷6,P160)《叙事》、《直书》、《鉴识》、《序传》都用到“实录”一词,大致是真实记载历史事迹和人物的意思。
李白的“实录”正是源于史学的概念,当将之转化为文学思想的角度来认识,可以理解为对真实性的追求,对写实的作风和技巧的追求。在李白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出一种对真实的自觉追求和技巧的运用,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并不多见。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李白自觉地运用了举证的方法。
1.1现代文学教学方式生硬
当前现代文学的教学方式仍以老师传授、学生听为主,老师生硬和晦涩难懂的言辞严重影响现代文学教学质量。我国高校现代文学老师在进行授课时应该避免炫耀深厚的文学功底,应该用朴实易懂的讲述引导学生进入广阔的文学作品之中,对于一个刚刚进入高校的学生,其认知能力和社会阅历是有限的,所以老师需要给予很好的引导。另外就是有的高校现代文学老师没有全面、深刻领会到现代教学的实质,过多强调“认识论”,忽略了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在教学过程中一味强调说教,淡化了现代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和学生的想象力,说教式的授课使得课程变得没有生气,不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想象力,长此以往,学生对现代文学的热情自然会降低。
1.2学生缺乏对现代文学的兴趣
当前社会十分浮躁,学生急功近利。高校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大多以就业为导向,其判断一个专业好坏并不是处于自己爱好,而是为了毕业后谋取一份不错的工作。现在市场对中文学科专业的学生需求较少,中文学科的大学生就业压力巨大,这样的学科就成为了冷门学科。即使是就读于中文学科的高校学生,为了迎合市场需求,热衷于考取计算机、英语或者其他专业技能证书,对自己所学专业知识兴趣不大,在课余时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阅读现代文学作品,即使专业课程也是为了应付考试。
2我国现代文学教学对策
2.1提升学生处世能力
教育的本质是对人进行教育,使其在精神上得到充实,我国现代文学教学亦是如此,然而现在的教育体制却忽视了对人的教育,重视专业知识的教授。现代文学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教育来培养什么样的人,让学生通过这门课程学会做人处事。文学所涉及的面十分广泛,包括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等,它是人生经验、社会经验、情感经验、艺术经验、生活经验的结晶。
2.2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审美教育是提升在校大学生审美能力的最佳途径,它通过对美的鉴赏来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培养和锻炼学生鉴别、欣赏和创造美的能力。现代文学是语言美、形象美、意境美等的结晶,教师可以通过现代文学的讲授来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审美能力的培养不等于专业知识的灌水,而是需要培养学生的文学感觉,让你徜徉于文学作品中,自己去领会其中的美,老师需要做的是通过合理授课方式积极引导。为了达到好的效果,老师不仅仅需要对文字和字句进行透彻的分析,还需要引领学生挖掘文章中深层次意味,即对“言外之意”、“景外之景”的感悟。把审美教育与我国现代文学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挖掘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因素,培养、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在现代文学教学中融入培养学生审美能力,无疑给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老师有着良好的文学基础,把个人对文学的兴趣、感觉、热情等尽情发挥、展现出来,通过自己对文学作品的领悟去感染学生。
2.3提升学生写作能力
为了提高现代文学教学质量,应该让该课程与写作结合起来,通过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来提升教学质量。现代文学教学不仅仅需要学生理解文学作品思想,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还应该要求学生从写作学视角阐释现代文学作品的内容,要求学生把自己的观点通过写作表达出来。
2.4提高学生创新能力
儿童文学课程不应是理论知识的空洞灌输,对学生来说最具有吸引力也最具有信服度的是具体可感的文本。教师在选择文本上,首先考虑的是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因为经典往往代表了一种高超的境界、一种值得信赖的价值判断。对经典文本的细读和阐释不仅可以用生动充实的案例为理论作注,并可以让学生从中把握到评判的依据,即以经典作品所体现的追求和达到的思想和美学的水准为尺度。但是,高校课堂里儿童文学的文本教学不能唯经典是论,还要不断输进新鲜血液,要关注新出现的重要的文学现象和实践中的诸多重要阅读现象,关注当下的热点文本,主要包括两大类:近年获奖作品和畅销作品。关于获奖作品,在界,人们会普遍关注每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及其代表作品,而在儿童文学界,同样也要及时关注国际儿童文学大奖的获奖情况,如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每两年评审一次的国际安徒生儿童文学奖、每年一次的国际林格伦儿童文学纪念奖等。2014年安徒生奖的作家奖获得者是日本的上桥菜穗子,她的代表作是幻想小说《兽之奏者》等,插画奖得主是巴西的罗杰•米罗,代表作如图画书《羽毛》等,显现了高超的艺术水准。国内也设有多个儿童文学奖项,如全国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尽管获奖者并不一定代表最高水平,但是一般而言均会有其独到的文学贡献,藉此可了解儿童文学新的发展与成就,而将近年来中外儿童文学获奖者的创作情形作比较,有助于发现差异或差距。热点文本之二是畅销作品。以小说为例,翻译引进的儿童文学畅销作大多集中于如上文提到的英美幻想小说,其中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小说文类是“恐怖小说”,如英国作家达伦•山的《吸血侠传奇》,美国作家的R.L.斯坦的“鸡皮疙瘩”系列等。对于恐怖小说的美学理论和阅读效果需要介绍和讨论,以更好地帮助儿童进行有益的阅读选择。近些年国内的畅销作品主要以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等为代表的校园小说,要和学生一起探讨这种畅销的原因及其作品本身的成败得失,养成学生敏锐的判断力。文本选择要多元化,不仅要关注外国优秀文本,也要对本土创作多加关注,不能因本土创作的艺术质量总体不如外国的上乘而忽略本土。事实上,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在各个阶段也出现了一些颇有水准的重要作品。如在介绍图画书时,教师常会以获得诸多荣誉的西方和日本的优秀图画书为主要个案来精讲,但也要涉及本国的原创图画书,看到其努力,也看到其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涉猎中外的文本对举能激发学生进一步推进中国儿童文学的雄心。
二、兼顾儿童文学的多种媒介形态
随着媒介传播的多样性发展,儿童文学也有了新的传播形态。儿童文学的阅读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出版的纸质文本,也延伸到了电子文本,网络儿童文学创作也在迅速发展,如“网络后童话写作”等,阅读对象主要为青少年。网络儿童文学可以随时、更新在个人的博客空间,相对比较自由,但因为没有传统刊物编辑的把关,因此这些网络儿童文学作品的质量很难保证,往往良莠不齐,有些题材和叙事方式对少儿阅读和审美不一定适宜。因此儿童文学课程要关注这一时代性课题,引导学生去分析这种网络儿童文学的特质,看到其价值,也要看到其显在或潜在的问题。此外,儿童电影也是儿童“阅读”的一种重要形式,将根据儿童文学改编的儿童影片和原著结合讲授,比较原著和改编的异同,给予学生从文字文本到影像文本的感知,也有助于更好地辨识不同媒介的不同手法以及所能达到的不同的艺术效果。如“哈利•波特”系列,“纳尼亚传奇”系列、《夏洛的网》、《秘密花园》、《仙境之桥》、《草房子》等电影版都拍摄得相当优秀,将小说和善于制造奇观的电影结合观赏和讨论,可以丰富课堂形式,激发学生兴趣。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图画书改编的动画短片能更好地增强学生对于图画书作为“静态动画”艺术的特质的了解,发现动画在视觉和听觉艺术上的配合所能达到的美学效果。另一种倍受儿童(尤其是低幼儿童)欢迎的媒介是系列动画片,如美国的《猫和老鼠》、《海绵宝宝》系列,日本的《樱桃小丸子》、《机器猫》系列,近些年国内原创的系列动画《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熊出没》等。儿童文学课程对于这些热播的动画片也应给予关注和评析,对其内容和表现艺术的特色、成就或不足进行讨论。对于当下多元媒介表现形式中的儿童文学这一课程内容的添加是一种“接地气”的方式。
三、培养批评性读者和创作者
高校儿童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不能满足于泛泛介绍儿童文学的基本知识体系和文本的感性欣赏,应致力于培养“批评性”的儿童文学读者,可介绍研究儿童文学的方法,以指导该课程科研小论文的写作。通过传授儿童文学美学分析的工具,促使大学课堂里的讨论向专门的学术研究转化,即不仅让批评变得有“据”(原理)可依,而且有“具”(方法)可使。中的文学批评理论(如心理分析学、女性主义批评、叙事学、狂欢理论、读者理论等)可以转换性地使用进儿童文学的研究,根据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作选择和调整。玛丽娅•尼古拉耶娃在《儿童文学的美学方法导论》中指出:“美学分析不仅不会阻挠阅读的乐趣,而且通过对文本多重构成机制的深入考察,还会增进对文学的理解。”她通过具体的分析来演示各种理论工具如何才能得以最好的使用,选取了读者熟悉且容易认知的文本特征来安排章节,讨论了各种文本构成元素的美学问题,包括作者、创作、体裁、内容、构思、场景、人物、叙事、语言、媒介、读者共十一种,涉及文学批评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并从中挖掘儿童文学美学批评的独特之处。本科生的教学中不一定需要面面俱到地讲授研究方法,但是在具体的文本阅读中可以结合运用理论工具进行深入分析,以提升学生的理论视野和思辨能力。与联系当下儿童文学热点的阅读现象相仿,理论介绍中也应将国际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前沿的研究动态及时地介绍,开拓学生对于儿童文学研究的多维视角。如讲解英国童话《小熊温尼•菩》,可介绍国外两本从哲学方法来进行研究的专著TheTaoofPooh(《小熊温尼之道》),WinniethePoohandPlato(《温尼•菩和柏拉图》)。此二书分别从中国的道家思想和西方的柏拉图思想来解读这部童话,发现其故事背后的哲学底蕴。再比如,讲解“哈利•波特”小说时,可介绍HarryPotterandPhilosophy(《哈利•波特的哲学世界》),这种从哲学角度对幻想小说进行的阐释新鲜有趣,且颇有深度。对于这些批评研究方法的介绍,可以给学生方法论的多种启示。高校儿童文学课程在拓展学生的儿童文学阅读视野、提升儿童文学的理论修养之外,还应倡导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课程作业形式可以多样化,可写研究性的小论文,也可鼓励儿童文学的创作。事实上,儿童文学创作也渗透着创作者对于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等相关理论问题的认识。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与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杰作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因此在高校儿童文学教学中鼓励儿童文学创作,激发学生对创作儿童文学的热情,不失为培养潜在的生力军的一条渠道。
四、结语
【关键词】边缘化艺术创作常态
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边缘化”是文艺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这一词汇背后的内容却不尽相同。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类。一类是“话语权力”的失落型,即相对于建国初期17年,文学作为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中心话语”之一的状况,新时期文学却不再具有这种生存状况,感到自己被“权力”冷落和边缘化。一类是“断奶”的失落型,即相对于建国初期17年文艺创作体制的团体化和组织化,新时期文学却以“自我张扬”,疏离团体和组织为基本创作状态。而这一状态使一些作家失去了对“组织”的依赖感,从而产生一种被“组织”冷落和“边缘化”的感觉。另一类是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的多元化,消费主体的大众化,图像文化的主流化,使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的市场迅速缩小,部分文学刊物的生存难以为继,因而一种被挤压,乃至被排斥的边缘化感觉油然而生。还有一类是主体失落型。即由于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性,各领一两年。乃至几个月的权威效应的弱化,以及对物质化、娱乐化趋势的迎合与抵抗等等,造成创作主体的迷茫化,孤独感等等边缘化的感受。尽管上述造“边缘化”感觉的原因各不相同,但“边缘化”一词在上述感受中呈现的贬义色彩却是相同的论文。换言之,不管上述“边缘化”感受的客观意义如何,对感受主体而言,都是一种不愿接受的存在状态与心理感受。正是在这一点上,“边缘化”被引入了一种认识误区,“边缘化”本身所具有的正面意义和价值被忽略了。因为“边缘化”对于文艺创作而言,不是一种异态状态,而是常态,是创作本身所具备的属性与品质,因而它是极其正面的,意义重大的。
首先,好的作品是作家被权力边缘化的产物。“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放逐而有离骚”,司马迁对此有刻骨铭心的体会。人们注意到中国古典文学中,“流放文学”占很大是在遭到权力中心放逐,被权力中心边缘化,远离京城时,才出现了创作的“井喷”。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还有些作家,虽然梦寐以求的想要挤进权力中心,但始终被权力边缘化,而这恰恰成就了他们创作天才的自由挥洒。“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其实,这光焰弥漫着他们不能进入权力中心的失意、失落和寂寞。还有一些作家,自甘边缘,以边缘为满足,以边缘为乐,而正是这种心态,成就了他们独具个性的作品。陶渊明诗歌的个性和独特性,就受益于此。其次,“边缘化”是文学创作的空间要求。文学创作需要一个远离尘俗纷扰的安静空间,这里既有物质空间的静,又有精神空间的静。也就必须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同其它艺术一样,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即文学创作,是个人劳动。只有当作家自甘寂寞孤独,潜心于艺术之中时,才可能产生艺术创作。换言之,艺术创作不可能在集体劳动相互协作的方式中,以轰轰烈烈的运动去进行创造,这就决定了艺术创作在任何时代,都是在个人孤独寂寞的“边缘化”的心理中才能很好完成,即必须“宁静致远”,排除种种世俗的干扰,才能品出艺术真味。从上述意义上可以说,“边缘化”是艺术创造的本质所在。文学并非治国之学,也非实用之学,它对社会的影响是间接的,因而它不可能处于社会政治的中心。相反,它必须与轰轰烈烈的政治权力保持一定距离。再次,“边缘化”是一种艺术家的精神特征。这不仅如上述所言,“边缘化”是一种艺术家创作的空间需求,更重要的,它是作家自身的一种特质。首先它是真正作家不容于世俗的个性特征,勃兰克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论述英国的自然主义时,提到拜伦不容于他的时代,当时的报刊给拜伦起了无数绰号,如说他是古罗马因贪口腹之欲耗尽家产后自杀的“阿皮修斯”;是以残暴著称的古罗马皇帝“卡利古拉”;是以残暴、好色、和反自然行著称的古罗马皇帝“海利奥加巴努斯”等等。“也就是说他被指责为残酷得不近人情,野蛮到疯狂的地步,兽性地和违反自然地贪色
奸”而“正是从这一刻起,拜伦走向真正伟大境界的岁月开始了”。鲁迅对“庸众”的深恶痛绝,既是一种文化批判态度,也是作家自身超越世俗的个性特征。鲁迅也几乎有着和拜伦相似的遭遇。世俗生活用多疑、阴沉、偏激等等来批评鲁迅。其实这些批评的审美意义,恰恰在于凸现了鲁迅超越世俗而独树一帜的个性特征。精神生活的丰富与细腻,同时强烈的孤独感受,是构成这些作家的生存状态的基本特征,精神的丰富是他们想象的土壤,而精神的孤独则是激发他们想象激情的力量。山田敬三曾指出“孤独”一词是鲁迅表达自己内心世界最喜欢用的词汇之一。最后,创作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活动。创作作为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活动,并不是说创作的审美成果不表现功利,即不表现政治和价值倾向,而是说政治和价值倾向并非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并非为了政治利益,物质利益而去创作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建国初的17年中,作家们渴望摆脱文学创作作为政治附庸的状态,而在消费时代,作家们又对文学依附于物质利益深感优虑的原因所在。创作是超越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的,创作就是创作的目的,正如生命就是生命的目的一样,只是生命作为生命的目的,在人类文明发展中被各种其它目标所异化,才使人们误认为生命有生命之外的目的。创作不可能在计较成败得失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审美创造,而只能在不计成败得失中才能完成自己的审美创造。总之,艺术创作的边缘状态,是艺术规律的内在要求,是艺术家审美领悟的独特状态,而决非是外在文化版图的方位坐标。
当艺术创作在人类史前时期,作为宗教、巫术、劳动号子中的一种组成元素而出现时,就暗示了艺术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边缘化的特征,即它作为一种宗教体验的附属产品,巫术仪式的局部形式的鲜明特征,是处于宗教和巫术的边缘地带。在中国,艺术创作在很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它是以历史著作和哲学著作的形式出现的,即艺术创作是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哲学议论的形式而出现的,是处在历史和哲学的核心视野之外的边缘性的工具。即便是在艺术创作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创造时,它的最富成就的作家,也大多是处于社会中心之外,或被这一中心所放逐的自由散漫的边缘地带的个人。边缘化从来不是艺术创作本身的问题,而是艺术创作之外的政治和物质利益问题,是社会地位问题,而不是艺术地位问题。事实证明,当艺术处于政治和物质中心时,恰恰是艺术创作丧失自我而出现问题的时候。因而,当前一些人对文学创作所谓滑入边缘化的忧虑和批判,恰恰体现了他们所关注的是文学创作之外的名和利的问题。真正追求艺术的作家,不会有被边缘化的感觉,甚至会为被边缘化而庆幸感动,而无须不平焦虑和躁动!
参考文献:
[1]白烨.文坛纪事[M].漓江出版社,2001,1.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
四曰,不作无病之。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感”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资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复绝于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未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苟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壕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游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水》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既明文学进化之理,然后可言吾所谓“不摹仿古人”之说。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前见国会开幕词,有云,“于铄国会,遵晦时休”。此在今日而欲为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证也。更观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即令神似古人,亦不过为博物院中添几许“逼真赝鼎”而已,文学云乎哉。昨见陈伯严先生一诗云:
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所得都成泪,相过问奏刀。万灵噤不下,此老仰弥高。胸腹回滋味,徐看薄命骚。
此大足代表今日“第一流诗人”摹仿古人之心理也。其病根所在,在于以“半岁秃千毫”之工夫作古人的钞胥奴婢,故有“此老仰弥高”之叹。若能洒脱此种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则决不致如此失败矣!
吾每谓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此无他故,以此种小说皆不事摹仿古人,(三人皆得力于《儒林外史》、《水游》、《石头记》。然非摹仿之作也。)而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其他学这个,学那个之诗古文家,皆无文学之价值也。今之有志文学者,宜知所从事矣。
三曰须讲求文法
今之作文作诗者,每不讲求文法之结构。其例至繁,不便举之,尤以作骈文律诗者为尤甚。夫不讲文法,是谓"不通"。此理至明,无待详论。
四曰不作无病之
此殊未易言也。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观。其取别号则日"寒灰"、"无生"、"死灰"。其作为诗文,则对落日而思暮年,对秋风而思零落,春来则惟恐其速去,花发又惟惧其早谢。此亡国之哀音也。老年人为之犹不可,况少年乎。其流弊所至,遂养成一种暮气,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唱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将亦短其志气,此吾所谓无病之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冯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皋羽也。其不能为贾生、王某、屈原、谢皋羽,而徒为妇人醇酒丧气失意之诗文者,尤卑卑不足道矣!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磋跎”、“身世”、“寥落”、“飘零”、“虫沙”、“寒窗”、“斜阳”、“芳草”、“春闺”、“愁魂”、“归梦”、“鹃啼”、“孤影”、“雁字”、“玉楼”、“锦字”、“残更”,……之类,累累不绝,最可惜厌。其流弊所至,遂令国中生出许多似是而非,貌似而实非之诗文。今试举一例以证之。
“荧荧夜灯如豆,映幢幢孤影,凌乱无据。翡翠衾寒,鸳鸯瓦冷,禁得秋宵几度。幺弦漫语,早丁字帘前,繁霜飞舞。袅袅余音,片时犹绕柱。”
此词骤观之,觉字字句句皆词也。其实仅一大堆陈套语耳。“翡翠线”、“鸳鸯瓦”,用之白香山《长恨歌》则可,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丁字帘”、“幺弦”,皆套语也。此词在美国所作,其夜灯决不“荧荧如豆”,其居室尤无“柱”可绕也。至于“繁霜飞舞”,则更不成话矣。谁曾见繁霜之“飞舞”耶?
吾所谓务去滥调套语者,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滥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六曰不用典
吾所主张八事之中,惟此一条最受友朋攻击,盖以此条最易误会也。吾友江亢虎君来书日:
“所谓典者,亦有广狭二义。饾饤獭祭,古人早悬为厉禁。若并成语故事而屏之,则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简而涵意多。此断非用典不为功。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诗,并不可写信,且不可演说。来函满纸‘旧雨’‘虚怀’,‘治头治脚’、‘舍本逐末’、‘洪水猛兽’、‘发聋振瞶’、‘负弩先驱’、‘心悦诚服’、‘词坛’、‘退避三舍’、‘无病’、‘滔天’、‘利器’、‘铁证’,……皆典也。试尽抉而去之,代以俚语俚字,将成何说话。其用字之繁简,犹其细焉。恐一易他词,虽加倍蓰而涵义仍终不能如是恰到好处,奈何。……”
此论极中肯要。今依江君之言,分典为广狭二义,分论之如下:
(一)广义之典非吾所谓典也。广义之典约有五种。
(甲)古人所设譬喻,其取譬之事物,含有普通意义,不以时代而失其效用者,今人亦可用之。如古人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今人虽不读书者,亦知用“自相矛盾”之喻。然不可谓为用典也,上文所举例中之“治头治脚”、“洪水猛兽”、“发聋振瞶”,……皆此类也。盖设譬取喻,贵能切当,若能切当,固无古今之别也。若“负导先驱”、“退避三舍”之类,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在文人相与之间,或可用之,然终以不用为上。如言“退避”,干里亦可,百里亦可,不必定用“三舍”之典也。
(乙)成语成语者,合字成辞,别为意义。其习见之句,通行已久,不妨用之。然今日若能另铸"成语",亦无不可也。“利器”、“虚怀”、“舍本逐末”,……皆属此类。非此“典”也,乃日用之字耳。
(丙)引史事引史事与今所论议之事相比较,不可谓为用典也。如老杜诗云,“未闻殷周衰,中自诛褒妲”,此非用典也。近人诗云,“所以曹孟德,犹以汉相终”,此亦非用典也。
(丁)引古人作比此亦非用典也。杜诗云,“清新复开府,俊逸鲍参军”,此乃以古人比今人,非用典也。又云,“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此亦非用典也。
(戊)引古人之语此亦非用典也。吾尝有句云,“我闻古人言,艰难惟一死”。又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此语未必是”’。此乃引语,非用典也。
以上五种为广义之典,其实非吾所谓典也。若此者可用可不用。
(二)狭义之典,吾所主张不用者也。吾所谓“用典”者,调文人词客不能自己铸词造句,以写眼前之景,胸中之意,故借用或不全切,或全不切之故事陈言以代之,以图含混过去。是谓“用典”。上所述广义之典,除戊条外,皆为取譬比方之辞。但以彼喻此,而非以彼代此也。狭义之用典,则全为以典代言,自己不能直言之,故用典以言之耳。此吾所谓用典与非用典之别也。狭义之典亦有工拙之别,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其拙者则当痛绝之已。
(子)用典之工者此江君所谓用字简而涵义多者也。客中无书不能多举其例,但杂举一二,以实吾言。
(l)东坡所藏仇池石,王晋卿以诗借现,意在于夺。东坡不敢不借,先以诗寄之,有句云,“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速。”此用蔺相如返壁之典,何其工切也。
(2)东坡又有“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诗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此虽工已近于纤巧矣。
(3)吾十年前尝有读《十字军英雄记》一诗云,“岂有酖人羊叔予,焉知微服赵主父,十字军真儿戏耳,独此两人可千古”‘。以两典包尽全书,当时颇沾沾自喜,其实此种诗,尽可不作也。
(4)江亢虎代华侨诔陈英土文有“本悬太白,先坏长城。世无鉏霓,乃戕赵卿”四句,余极喜之。所用赵宣子一典,甚工切也。
(5)王国维咏史诗,有“虎狼在堂室,徒戎复何补。神州遂陆沉,百年委榛莽。寄语桓元子,莫罪王夷甫。”此亦可谓使事之工者矣。
上述诸例,皆以典代言,其妙处,终在不失设譬比方之原意。惟为文体所限,故譬喻变而为称代耳。用典之弊,在于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原意。若反客为主,使读者迷于使事用典之繁,而转忘其所为设譬之事物,则为拙矣。古人虽作百韵长诗,其所用典不出一二事而已。(“北征”与白香山“悟真寺诗”皆不用一典。)今人作长律则非典不能下笔矣。尝见一诗八十四韵,而用典至百余事,宜其不能工也。
(丑)用典之拙者用典之拙者,大抵皆衰情之人,不知造词,故以此为躲懒藏拙之计。惟其不能造词,故亦不能用典也。总计拙典亦有数类:
(1)比例泛而不切,可作几种解释,无确定之根据。今取王渔洋“秋柳”一章证之。
“娟娟凉露欲为霜,万缕千条拂玉塘,浦里青行中妇镜,江于黄竹女儿箱。空怜板话隋堤水,不见琅琊大道王。若过洛阳风景地,含情重问永丰坊。”
此诗中所用诸典无不可作几样说法者。
(2)僻典使人不解。夫文学所以达意抒情也。若必求人人能读五车书,然后能通其文,则此种文可不作矣。
(3)刻削古典成语,不合文法。"指兄弟以孔怀,称在位以曾是(章太炎语),是其例也。今人言"为人作嫁"亦不通。
(4)用典而失其原意。如某君写山高与天接之状,而曰"西接杞天倾"是也。
(5)古事之实有所指,不可移用者,今往乱用作普通事实。如古人灞桥折柳,以送行者,本是一种特别土风。阳关渭城亦皆实有所指。今之懒人不能状别离之情,于是虽身在滇越,亦言灞桥,虽不解阳关渭城为何物,亦皆“阳关三迭”、“渭城离歌”。又如张翰因秋风起而思故乡之莼羹鲈脍,今则虽非吴人,不知莼鲈为何味者,亦皆自称有“莼鲈之思”。此则不仅懒不可救,直是自欺欺人耳!
凡此种种,皆文人之不下工夫,一受其毒,便不可救。此吾所以有“不用典”之说也。
七曰不讲对仗
排偶乃人类言语之一种特性,故虽古代文字,如老子孔子之文,亦间有骈句。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微。”此三排句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贫而无馅,富无而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此皆排句也。然此皆近于语言之自然,而无牵强刻削之迹;尤未有定其字之多寡,声之平仄,词之虚实者也。至于后世文学末流,言之无物,乃以文胜。文胜之极,而骄文律诗兴焉,而长律兴焉。骈文律诗之中非无佳作,然佳作终鲜。所以然者何。岂不以其束缚人之自由过甚之故耶。(长律之中,上下古今,无一首佳作可言也。)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当枉废有用之精力于微细纤巧之末。此吾所以有废骈废律之说也。即不能废此两者,亦但当视为文学未技而已,非讲求之急务也。
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吾知必有闻此言而却走者矣。
八曰不避俗语俗字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参看上文第二条下)。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自佛书之输入,译者以文言不足以达意,故以浅近之文译之,其体已近白话。其后佛氏讲义语录尤多用白话为之者,是为语录体之原始。及宋人讲学以白话为语录,此体遂成讲学正体。(明人因之。)当是时,白话已久入韵文,观唐宋人白话之诗词可见也。及至元时,中国北部已在异族之下,三百余年矣(辽、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国乃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文则有《水游》、《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以今世眼光观之,则中国文学当以元代为最盛,可传世不朽之作,当以元代为最多。此可无疑也。当是时,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一六-一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造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凡发生于神州。不意此趋势骤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土,而当时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争以复古为高,于是此千年难遇言文合一之机会,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此“断言”乃自作者言之,赞成此说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于铄国会,遵晦时休”之类),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游》、《西游》文字也。
民间文学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五四”之后才出现和流行的。它指的是:广大劳动人民的语言艺术──人民的口头创作。这种文学,包括散文的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韵文的歌谣、长篇叙事诗以及小戏、说唱文学、谚语、谜语等体裁的民间作品。
民间文学一般认为有下列几种特征:
一、口头性
由于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广大劳动人民,包括他们的专业艺人或半专业艺人,被排斥在文字使用之外,因此,他们的文学创作,一般只能用口头语言,甚至还用地方土语方言去构思、表现(包括演出)和传播。现在新社会的人民,虽然大多数已经认识文字,并且有的还能使用它,但不少的场合,他们仍然要用口头语言歌咏或讲述,而且,它要取得民间文学(新民间文学)的资格,必须基本上采用广大人民熟悉的、千百年来民间传承的文学形式,如故事、歌谣等,并且能够在群众口头上流传。因此,口头性──用口头语言创作和传播是民间文学的一个主要特征。
二、集体性
专业作家的书面创作,大都是个人的产物,民间文学作品,大体上可说是群众集体的创作。所谓集体的创作,在作品内容的思想、感情和想象,在形式和艺术表现以及作品的所有权等方面,比起专业作家的作品来,都存在着特有的集体性问题。但这种集体性的重要表现,更在于创作和流传过程中。有些作品,一开始就是集体参与的,但是更多的、也更经常的,却是在它已经成为“初坯”之后,在不断的传唱或讲述的过程中,受到无数的唱述者的加工、琢磨。在这种加工、琢磨中,不但渗入那些唱述者的思想、感情、想象和艺术才能,也包括那些听众所反应的意见和情趣在内。这一点,与那种主要属于个人的一般专业作家的作品,是很不同的。所以民间文学作品一般是无法署名的。民间文学作品,有一部分(可能还是相当优秀的部分)是群众中具有特殊优秀才能和丰富经验的歌唱者、说故事者的创作和加工的结果。它具有一定的个性。但是,由于生活经历和文艺教养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关系,其个性是能够与广大群众口头创作的集体性融和在一起的。集体性是民间文学的又一特征。
三、变异性
民间文学作品的结构、形式、主题等在长期口头流传中,有相对稳定的一面。但是,由于口头语言的不稳定性,作品在流传过程和具体的讲唱中,常常因时间、地域、民族的不同,以及传播者的主观思想感情和听众的情绪变化等因素,而有所变异。这种变异在语言方面是经常的、大量的(尤其是散文作品),其他诸如作品的情节、结构、人物甚至主题都会发生变异。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大变动时,群众往往将传统作品加以变化来表现新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这也是某些新作品产生的一种原因。这种相当广泛存在的现象,在一般专业作家的书面文学中是很少见到的。作家作品中,虽也有前后版本文字不完全相同的情形,特别是古典作家的作品,往往有文字出入的现象(所以须有校勘)。但是,这毕竟是比较个别的情形,它除了由于本人的修订或别人的篡改外,大都是由于抄写、刻印、排字等技术失误所招致。它不象民间文学的变异现象那样经常和大量。民间文学的变异性蕴涵着所经过的历史、社会和传述者等的思想、才艺的因素,对于研究者来说,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这种特征与上文所述的口头性、集体性密切相联,或者说,是它们所产生的自然的果实。这是民间文学的又一个特征。
四、传承性
人民在过去,由于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不能使用文字等工具去记录、保存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经验和所创造的各种文化,一般都靠行动、语言传播和继承。风俗习惯如此,民间文学也是如此。这种群众集体所传承的文化,也许没有文献或古物那样能够经久保存,但是,它的生命力也不可低估。我们现在有些故事或谚语。已经在两千年前就被文人记录下来了,但是,直到今天,它还能够以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形式活在人民口头上。至于产生已有千年左右的这类作品现在还流传人民中间的,就更不用说了。自然,这种靠口头世代传承下来的故事或歌谣,在形态上或内容上多少不免会有些变化。但总算是在生存着,成为我们现代活文化的一部分。
梳理与归纳结合,揭示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价值和作用。《考古发现与唐代文学研究》系统总结了唐代考古发现的四大类型及总体价值,着重从诗人事迹的辑考、文学背景的钩稽和文学作品的解读三个方面论述了考古发现对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出土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认为,地下文物的出土扭转了区域文学研究史的薄弱局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区域文学的空白,如长沙窑瓷器题诗,为唐代湖南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为研究唐诗地域分布提供了对比空间。《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论述了墓志在拓展文学名家研究视阈、重新发现被埋没诗人诗作、展现传记文学特殊形态、提供文体研究重要载体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则涉及了唐代墓志这一应用文体对唐代文章学研究的意义。
考证与发覆并举,解决了唐代文学研究中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书中有对新出土单篇墓志的专门解读,如《唐〈程修己墓志〉的文本释读与价值论衡》《新出土唐代诗人〈廖有方墓志〉考论》《新出土唐代诗人〈杨收墓志〉考论》;有通过新出碑志引发对唐代经典诗人的研究,如《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从〈王洛客墓志〉看王勃的隐逸》;有通过出土碑志展开对特定家族文学群体的研究,如《唐代诗人卢纶家族新出墓志考论》;有通过摩崖碑刻展开特定时期文学环境和背景的研究,如《武则天君臣石淙诗碑考论》。这些论文或提出了前人未及之新见解,或纠正了前人认识之偏颇,或揭开了前人未发之覆。如利用《杨收墓志》,还原了杨收家族世系、婚姻、科举仕历、贬死、昭雪的情况,论述了杨氏家族包括杨收、杨发、杨乘、杨钜、杨检、杨凝式等人的文学成就,考察了《杨收墓志》撰写者裴坦的情况;通过考证嵩山石淙武则天君臣唱和的摩崖石刻,探讨其道教内涵,考察了武则天时期政治、宗教、文学创作背景,为七律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证据。
思路与内容创新,开拓了唐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首先对新出石刻文献文体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新出石刻与唐文创作研究的思考》对唐代石刻文研究进行了价值重估与文体定位;《墓志的起源和墓志文体的成立》着重阐述了墓志这一应用文体的起源和早期演进;《论墓志文体志文和铭文的特点、功用及相互关系》主要从特点、功用、区别与联系等角度对墓志志文与铭文进行了探讨;《碑志所见唐人合作撰文现象研究》全面清理了唐人碑志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作撰文现象,研究了唐代文章的作者身份、创作渊源和发展演变等复杂情况;《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主要从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对比融合的层面探讨了唐代墓志的家族特性。其次利用实物影像对比印证文学作品中的制度名物,解读作品的深层内涵和多元意蕴。《“蹙金”考──一个唐五代诗词名物的文化史解读》借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蹙金实物影像,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常出现的“蹙金”名物的文化史意义及其与“盘金”“缕金”“贴金”在诗词中的不同表现作用;《金银饰品与唐五代诗词》考察了唐五代诗词中金银饰品名物属性及其文学表现特点;《杜甫〈丽人行〉名物考释图证》从名物和图像的视角对杜甫的传世名篇做出了新的解读和诠释。
文学翻译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文学。综合中外论者对文学一词的阐释,我们知道文学具有以下主要特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用语言来反映生活、反映现实、表达思想、抒感的,是emotion-centered;它有审美价值,其语篇功能主要是用艺术的语言叙事、画物、言情,达到感染人、娱悦人、教育人的目的。文学的这些特性也是它有别于其它文体的地方。要说清楚文学是什么虽然不易,但人们却能很容易地告诉你: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等是文学。如此说来,文学语言就该是这些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学文体也就该是这些文体的总和。尽管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中又能分出各种流派、各种风格的作家作品,但我们的注意力这里主要集中在英语各体类之间的文学共性的东西,即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影视的语言特征及其翻译。
长期以来,文学翻译一直被认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极少受到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应有的重视。评论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多是先验性的,重原文文本轻译文文本。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先验性的“等值”标准提出质疑;描述性的、动态的翻译研究应运而生。人们不再用“等值”、“正误”、“好坏”、“对错”等标准来评判翻译文本,而是将翻译文本中出现的“差异、谬误、摸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视作“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特定文学抉择的宝贵资源”。
研究文学翻译的变异现象,首先要给文学翻译的常规与变异下一个定义.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翻译活动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与社会学中行为规范的功能类似。文学翻译的常规是用来辨别合适的或不合适的翻译行为的准则和标准.它由具体的文学翻译的原则、标准、过程、方法等理论组成.与社会学中的越轨行为一样,文学翻译的变异是指违背了文学翻译常规的翻译行为或活动和不恰当的使用翻译技巧等行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变异现象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由此更是增加了文学翻译的难度。
二、文学翻译中的变异现象及其文体效果
文体学和文学紧密相关,一直被用来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同时它也是翻译工作者的必修课,翻译工作者具有文体学知识将有助于发现原文的特色,从而忠实地翻译原文。
文体学理论认为,作者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所采用的任何符号,一个词,一个句法,一种修辞手段或是某个叙事角度,都是作者独具匠心的选择,都是为了实现某种功能——或是突出主题,或是增强美学效果。因此,译者一定要对每个对象的功能有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忠实地翻译出原文的韵味,使译作读者获得与原作读者相近的感受。
下面我们来看不同体类中的不同变异现象及其文体效果。
(一)小说的翻译
(1)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变异
在一部小说中,尤其是在人物众多的小说中,作家为了生动地再现形形的人物的个性,常常模仿他们各自的语言,使他们说出合乎自己身份、地位、教养、性格的话来,这是作家借人物语言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如马克•吐温的TheAdventuresofHuckleberryFinn,小说的叙述部分即采用了经过锤炼的美国当代口语,书中的人物对话更是原原本本的生活语言的照录,请看哈克与黑奴吉姆的对话:
"Hello,Jim,haveIbeenasleep?Whydidn''''tyoustirmeup?""Goodnessgracious,isdatyou,Huck?Enyouain''''dead-youain''''drownded-you''''sbackagin?It''''stoogoodfortrue,honey,itistoogoodfortrue.Lemmelookatyou,chile,lemmefeelo''''you…"
由此例可以看出,黑奴吉姆的语言充斥着讹读、省音、不合语法、用词不妥,这些极不规范的语言不仅仅只是传递了一种信息,透过它们读者可以推测到有关这一人物更多的情况。
(2)叙述时空的混乱化变异
这一特点主要存在于一些现代派小说中。传统小说的叙述总是时空脉络清晰,要么依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描述,要么采用倒叙,即使多有场景变化,但时间和空间都交待得清清楚楚。而在一些现代派的作品中,由于作家对心理现实刻画的追求,也由于作家的创作观念及手法的缘故,如意识流手法的采用,常常使得时空变化模糊不清,作品中的人物思维、语言混乱无序,过去的、眼前的,想象中的人和事,纷乱一团,语言缺少了形式上的逻辑关连,变得毫无条理,不完整的句子很多,给理解带来了较大困难。此时我们要引入一个文体学中的概念---前景化(foregrounding)。它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法将需要表达的事物或现象突出地表现出来。通常它通过对标准常规的系统违反来达到,是引人注目的、新颖的。意识流小说往往描写人物混乱流动的意识,因此在语篇上常常表现为词汇组合、句法结构、语篇结构、叙述模式等多层面上偏离常规的前景化特征。。
(二)诗歌的翻译
一般说来,语言形式服务于内容,并具有一定的意义。就诗歌而言,形式的意义远远大于散文类作品中的语言形式。诗之所以成为诗,怎样说与说了什么同样重要,所以译文中追求形似是译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现代文体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风格是对常规的变异。”(Styleisdeviationofthenorm)反过来讲,语言常规的变异就是语体风格的意义。变异是超常规,超常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才能吸引人,超常才能体现语体风格。变异是手段,通过变异造成“突出”(foregrounding)。“突出”意为“不落俗套”、富有新义,新义构成语体风格之意。“突出”通过语言变异来实现。如果把变异的语言现象看作“突出”,语言常规就是构成“突出”的“背景”(backgrounding)。有“背景”有“突出”才能勾勒出作品的整体美貌。将此观点应用到诗歌的翻译当中将会使译者和读者更好地把握作者的意图。
如美国现代诗人mings曾写了这样的诗句“youpaysyourmoneyandyoudoesn’ttakeyourchoice”(1950)。他勇敢地冲破了约定俗成的语法规则,在一般现在时第二人称后的谓语动词和助动词词尾加了-s和-es,给语体风格以新义。
(三)舞台剧及影视剧本的翻译
剧本与小说、散文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通篇都是用对话写成的。它们之间的另一个差别是小说和散文通常是供人默读(当然也可以朗读),而剧本却是最终要诉诸声形的(当然也可以拿来默读),由此它构成了与其他文体绝然不同的变异。剧本中的对话(对白)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经过作家精炼后的诗句,如莎士比亚的诗剧中,人物语言多是诗的语言,正式程度较高,辞格也较多。第二种是经过作家加工后的较为正规的、完整的语言,它来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再一种就是未经加工的生活语言照录,多停顿,多不完整句,多不合语法规范句,多重复。当然,上述三种只是大致分类,在每一种类型中,语言的正式程度或用语特点又会因人物的年龄、性别、性格、身份、地位等方面的不同而不同。有的人话语单调乏味,有的人则出语机智幽默,有的人言语矫柔造作,有的人则语言朴实自然……总之,有多少种人就会有多少种语言。
翻译舞台剧剧本和影视脚本,要充分考虑其上述特点,译好人物语言,充分体现原剧整体语言特色和具体的每个人的语言特色,使语言连同人物一起"活"起来,"动"起来。就舞台剧剧本的翻译而言,其目的不外乎有两个:一是为该剧在另一个国度用另一种语言演出服务,二是译出来供人阅读。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种目的,译者都应考虑原文作为剧本的特点。如朱生豪在译莎士比亚剧本时,常常要让自己扮作剧中人物,拿译出的句子读一下,看一看是否上口。影视翻译与普通小说翻译的不同之一在于它受制于口形及时间。屏幕上演员说话时间如只有五秒钟,那译文的字数也就不能太多,不能是演员已经闭嘴,而配音却仍在说话,这对于译者是一个考验。同时,译文还必须照顾到演员说话过程中的停顿。如Memoriesarewonderful…andthegoodones…sticktoyoulikeglue.(回忆是美好的…好的回忆……将伴你终身。)如要将sticktoyoulikeglue译为"将象胶一样始终粘着你",那就太长了。配音要想逼真,还要考虑选词的口形与屏幕口形的一致。一般来说,嘴巴张得较大,译时应选择开口呼的汉字,反之则选用闭口呼的汉字。此外,译者必须关注屏幕人物的动作神情,了解人物性格特征,用性格化的语言反映人物的喜怒哀乐、粗俗高雅。
(四)散文的翻译
翻译散文,首先要准确把握原文的内容与风格,因为内容与风格是统一的。譬如英国早期的散文多为说明性文字、教育用文字和劝谕性文字,用古英语写成,以简洁朴实见长,且有明显的口语化倾向。另外要认真体会散文的时代风格与作家风格,如培根的散文多用排比并列句式,形式工整,而这同时也是英国十七世纪散文的一大修辞特点。十八世纪的散文,初中期口语化盛行,代表作家是艾迪生(JosephAddison)和斯梯尔(RichardSteele),但到了末期却又转向典雅华丽。到了十九世纪,虽然一部分作家仍坚持散文朴实无华的特点,但在整个文学艺术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浪漫派散文似乎一直占据上风,作家常直抒胸臆,表现自己鲜明独特的个性。这类散文句式灵活、语言新颖,富有极强的感染力。其生动的比喻、强烈的节奏感、飞扬的文采形成了散文的时代特色。但进入二十世纪后,英国散文的主流又回到了以正规口语为基础的朴实自然语言。翻译英语散文时,对上述语言风格的变异不能不察。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学翻译中的确存在着许多语言变异现象,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文体及其他效果。由于产生这些变异现象的原因复杂多样,其表现特征也会很难把握,这就要求译者和读者能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思考和分析这些语言现象和文体现象,促使文学翻译工作更顺利地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SusanBassnettandAndre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M](London:Cassell,1990).
[2]侯维瑞.英语语体[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
[3]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M].江西教育出版社.1987
在我国古代文学的不断发展中,“文学”在很多典籍中出现过,例如:孔子的《论语》就是比较经典的古代文学。在汉代时期,“文学”也被称作是“文章”,是一切书面行为和作品的统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和国学在早期时候没有明确的被区分开,古代文学既包括现代人公认为文学的相关题材,也包括部分不属于文学的体裁。因此,从学科史的角度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发现,部分研究者给以的解释是古代文学属于国学范畴,但是,实际上古代文学和国学又存在一定差异。
二、从研究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存在的异同进行分析
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来看,国学研究的是词句、文理、考据等,是对事物的本真进行分析和辨别,主要包括文字学、版本学、辨伪学、目录学、训诂学和校勘学等多个方面。从古代文学的作品来看,主要分为先秦、秦汉到唐代、唐代到元末、明初到这四个时期,其中,诗、词、歌、赋、传奇、小说等都是古代文学的体裁。在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相互影响下,中国文学文献学的形成,给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主要包括刻印、排版、辨伪、检索等,对中国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由于国学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一样的作品会产生不一样的研究效果,从两者的研究方法上来看,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例如: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国学研究的是其中的目录,古代文学研究的是各种词赋的写作手法和表达的思想感情等。由此可见,从研究史来看国学与古代文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可以从不同层次进行研究,使国学与古代文学具备各自的特色和研究体系。
三、从学术史视角对国学与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探讨
一.数学入诗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这是宋代邵雍描写一路景物的诗,共20个字,把10个数字全用上了。这首诗用数字反映远近、村落、亭台和花,通俗自然,脍炙人口。
一片二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
九片十片无数片,飞入梅中都不见。
这是明代林和靖写的一首雪梅诗,全诗用表示雪花片数的数量词写成。读后就好像身临雪境,飞下的雪片由少到多,飞入梅林,就难分是雪花还是梅花。
一窝二窝三四窝,五窝六窝七八窝,
食尽皇家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
这是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王安石写的一道《麻雀》诗。他眼看北宋王朝很多官员,饱食终日,,反对变法,故把他们比作麻雀而讽刺之。
一篙一橹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
一俯一仰一场笑,一人独占一江秋。
这是清代纪晓岚的十“一”诗。据说乾隆皇帝南巡时,一天在江上看见一条渔船荡桨而来,就叫纪晓岚以渔为题作诗一首,要求在诗中用上十个“一”字。纪晓岚很快吟出一首,写了景物,也写了情态,自然贴切,富有韵味,难怪乾隆连说:“真是奇才!”
一进二三堂,床铺四五张,
烟灯六七盏,八九十枝枪。
清末年间,鸦片盛行,官署上下,几乎无人不吸,大小衙门,几乎变成烟馆。有人仿邵雍写了这首启蒙诗以讽刺。
西汉时,司马相如告别妻子卓文君,离开成都去长安求取功名,时隔五年,不写家书,心有休妻之念。后来,他写了一封难为卓文君的信,送往成都。卓文君接到信后,拆开一看,只见写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万千百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她立即回写了一首如诉如泣的抒情诗:
一别之后,二地相悬,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抚弹,八行书无信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我眼望穿,百思想,千系念,万般无奈叫丫环。万语千言把郎怨,百无聊赖,十依阑干,九九重阳看孤雁,八月中秋月圆人不圆,七月半烧香点烛祭祖问苍天,六月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五月石榴如火偏遇阵阵冷雨浇花端,四月枇杷未黄我梳妆懒,三月桃花又被风吹散!郎呀郎,巴不得二一世你为女来我为男。
司马相如读后深受感动,亲自回四川把卓文君接到长安。从此,他一心做学问,终于成为一代文豪。
二.数字
明代书画家徐文长,一天邀请几位朋友荡游西湖。结果一位朋友迟到,徐文长作一上联,罚他对出下联。
徐文长的上联是:
一叶孤舟,坐了二、三个游客,启用四桨五帆,经过六滩七湾,历尽八颠九簸,可叹十分来迟。
迟到友人的下联是:
十年寒窗,进了九、八家书院,抛却七情六欲,苦读五经四书,考了三番两次,今日一定要中。
据说明朝中叶,江西九江有一船夫,见一位连中“三元”的状元坐在他的船里,就道出一个上联给这位状元去对。这位状元冥思苦想,还是对不出。以后也无人对出,成了绝对。时过几百年,直到解放后的1959年,佛山一工人用轮船装运木料“九里香”(一种名贵香樟木),触发灵感,对出下联。
船夫的上联是:
一孤舟,二客商,三四五六水手,扯起七八尺风帆,下九江,还有十里。工人的下联是:
十里运,九里香,八七六五号轮,虽走四三年旧道,只二日,胜似一年。南阳诸葛武候的祠堂里有一副对联:
取二川,排八阵,六出七擒,五丈原明灯四十九盏,一心只为酬三顾。
平西蜀,定南蛮,东和北拒,中军帐变卦土木金爻,水面偏能用火攻。
此副对联不仅概述了诸葛亮的丰功伟绩,而且用上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各个数字和“东南西北中金木水火土”十个字,真是意义深远,结构奇巧。
我国小说家、诗人郁达夫,某年秋天到杭州,约了一位同学游九溪十八涧,在一茶庄要了一壶茶,四碟糕点,两碗藕粉,边吃边谈。结帐时,庄主说:“一茶、四碟、二粉、五千文”。郁达夫笑着对庄主说,你在对“三竺、六桥、九溪、十八涧”的对子吗?
有“吴中第一名胜”之称的江苏省苏州虎丘,有一个三笑亭,亭中有一副对联:
桥横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语;
莲开僧舍,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下面是民间流传的一副对联。它既是一副对联,又是两则拆字谜语,读后细想,别有一番情趣。
凉雨洒人,东两点西两点;
切瓜分客,上七刀下八刀。
解放前,有人作如下一副对联: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横批是:南北。
这副对联和横批,非常含蓄,含意深刻。上联缺“一”一与衣谐音;下联缺“十”,十与食谐音。对联的意思是“缺衣少食”,横批的意思是“缺少东西”,也是内涵极其丰富的两则谜语。
.妙题
清乾隆五十年,朝廷为了表示国泰民安,把全国65岁以上的老人请到京城,为他们举行一次盛大宴会。在宴会上,乾隆看见一位老寿星,年高141岁,非常高兴,就以这位寿星的岁数为题,说出上联,并要纪晓岚对出下联:
乾隆帝的上联是:花甲重开,又加三七岁月。
纪晓岚的下联是:古稀双庆,更多一度春秋。
上、下两联都是一道多步计算应用题,答案都是141岁。上联的“花甲”是指60岁,“重开”就是两个60岁,“三七”是21岁,就是60×2+7×3=141(岁)。下联的“古稀”是指70岁,“双庆”就是两个70岁,多“一度春秋”就是多1岁,也就是70×2+1=141(岁)。
又如下面一副对联,也是两道算题,并巧妙用上一、三、七、九、十各数,不嫌生拼硬凑。
尺蛇入穴,量量九寸零十分;
七鸭浮江,数数三双多一只。
上联是讲蛇的长度,九寸加十分是一尺(旧制长度单位进率是1尺=10寸,1寸=10分);下联是讲鸭的只数,三双加一只是七只。
四.诗歌趣题
1.百羊问题
明代大数学家程大位著的《算法统宗》一书,有一道诗歌形式的数学应用题,叫百羊问题。
甲赶羊群逐草茂,乙拽一羊随其后,
戏问甲及一百否?甲云所说无差谬,
所得这般一群凑,再添半群小半群,
得你一只来方凑,玄机奥妙谁猜透?
此题的意思是:一个牧羊人赶着一群羊去寻找青草茂盛的地方。有一个牵着一只羊的人从后面跟来,并问牧羊人
:“你的这群羊有100只吗?”牧羊人说:“如果我再有这样一群羊,加上这群羊的一半又1/4群,连同你这一只羊,就刚好满100只。”谁能用巧妙的方法求出这群羊有多少只?
此题的解是:
(100-1)÷(1+1+1/2+1/4)=36只
2.李白打酒
李白街上走,提壶去打酒;
遇店加一倍,见花喝一斗;
三遇店和花,喝光壶中酒。
试问酒壶中,原有多少酒?
这是一道民间算题。题意是:李白在街上走,提着酒壶边喝边打酒,每次遇到酒店将壶中酒加一倍,每次遇到花就喝去一斗(斗是古代容量单位,1斗=10升),这样遇店见花各3次,把酒喝完。问壶中原来有酒多少?
此题用方程解。设壶中原来有酒x斗。得[(2x-1)×2-1]×2-1=0,解得x=7/8。
3.百馍百僧
明代大数学家程大位著的《算法统宗》中有这样一题:
一百馒头一百僧,大僧三个更无增;
小僧三人分一个,大小和尚各几丁?
这题可用假设法求解。现假设大和尚100个,(3×100-100)÷(3-1÷3)=75(人)…………小和尚人数100-75=25(人)大和尚人数
4.哑子买肉
这也是程大位《算法统宗》中的一道算题:哑子来买肉,难言钱数目,一斤少四十,九两多十六。试问能算者,今与多少肉?此题题意用线段图表示,就一目了然。附图{图}
由图可以看出:
每两肉价是:(40+16)÷(16-9)=8(文)哑子带的钱:8×16-40=88(文)哑子能买到的肉:88÷8=11(两)(注:旧制1斤=16两)
5.及时梨果
元代数学家朱世杰于1303年编著的《四元玉鉴》中有这样一道题目:
九百九十九文钱,及时梨果买一千,
一十一文梨九个,七枚果子四文钱。
问:梨果多少价几何?
此题的题意是:用999文钱买得梨和果共1000个,梨11文买9个,果4文买7个。问买梨、果各几个,各付多少钱?
解
梨每个价:11÷9=12/9(文)
果每个价:4÷7=4/7(文)
果的个数:
(12/9×1000-999)÷(12/9-4/7)=343(个)梨的个数:1000-343=657(个)梨的总价:
12/9×657=803(文)
果的总价:
4/7×343=196(文)
6.隔壁分银
只闻隔壁客分银,不知人数不知银,四两一份多四两,半斤一份少半斤。
试问各位能算者,多少客人多少银?
此题是民间算题,用方程解比较方便。
设客人为x人。则得方程:
4x+4=8x-8
解
x=3,4×3+4=16
答:客人3人,银16两。
(注:旧制1斤=16两,半斤=8两)
7.宝塔装灯
这是明代数学家吴敬偏著的《九章算法比类大全》中的一道题,题目是:
远望巍巍塔七层,红光点点倍加增,
共灯三百八十一,请问顶层几盏灯?
难能可贵的是,陈定家能够对其中的个别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他的《比特之境:网络时代的文学生产研究》研究的是网络文学生产问题,他的新作《文之舞》则集中探讨了网络文学的文本问题。作者没有面面俱到地论述网络文学,而是从网络文学的生产研究转向文本研究,涉及的都是网络文学研究中一些较中观或微观的问题。作者苦思冥想,把书名定为“文之舞”,“文之舞”即“屏文之舞”或文本之舞,是“互文性理论支撑下超文本的系统关联与普通贯通”,较好地概括了网络文学文本的特征。在作者看来,“超文本”和“互文性”是理解网络文学的核心关键词,它们是“当代文学世纪大转折的根本性标志”,改写了“我们关于文学与审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是“理解网络文学的媒介化、图像化、游戏化、快餐化、肉身化、博客化等时代大趋势的核心内容与逻辑前提”。对于“超文本”与“互文性”两者之间的关系,作者更凸显“互文性”的意义和作用,他说:“从文论视角而言,如果说‘超文本’研究是理解网络文学的关键词,那么互文性作为体现超文本本质特征的核心要素,可以说是研究网络文学的关键词中的关键词。”作者不仅指出了“互文性”之于网络文学的重要性,而且在互文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将“互文”“互视”和“互介”集于“文之舞”一身:“……网络写读者,常常无意于品鉴文本韵味的深浅和浓淡,他们更关心的往往是信息的新旧与多寡。网络写读,是声音与画面交相并作的文本舞蹈,是视觉与听觉回归本性的复合与狂欢。这就是我们所谓集‘互文’‘互视’‘互介’于一身的‘文之舞’,……”从“超文本”到“互文性”,从“互文”到“互视”“互介”,可见作者的研究是步步深入,体现了他的独到思考和创新,值得网络文学理论研究者的肯定与学习。
二网络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网络文学文本,不仅仅是单一的语言文本,还有声音、图像等文本超链接在一起,并与历史上其他各种类型的文本“互文”。所以,研究网络文学,单凭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是不可能的,它必然涉及到图像学、技术美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式。从事网络文学研究多年的陈定家对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近几十年来,文学研究从学科化封闭走向跨学科开放、从技术性‘区隔’日益走向人文性融合的趋势已经形成了一种大的时代潮流,从一定意义上讲,互文顺应了这种潮流,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需要指出的是,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不仅顺应了当前的跨学科研究潮流,而且其也是出于网络文学文本自身特点的需要。这一点,作者也有清醒的认识。在看到赖泽民将耗散结构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结合起来写出《人类历史科学原理》后,他不免有这样的感慨:“虽然某些观点还处于探索阶段,但以耗散结构理论研究历史与哲学,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试探一番的学术路径。事实上,网络文化就是一个标准的耗散结构系统,值得好好总结和反思。”这种跨学科研究,必然要依据并突破传统的“互文性”研究,“通常意义上的互文性研究,着重考察文学与文学自身的关系,即文学作品与文学遗产、文学史、文类传统的关系,以及作品自身所携带的文学记忆和读者文学‘阅’历之间的关系”。对于传统的互文性研究,陈定家也非常重视。在他看来,互文现象在传统文学中也存在,但是互文性不是传统的文学特征,“互文性,从根本上讲,它只是传统文本的一种尚未完全开发的潜能,在‘绝对联系’的意义上说,超文本只不过是互联网成功地开发了传统这种‘互文性’潜能的副产品而已”。可以说,“互文性”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联系在一起,而“超文本”又将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分别开来,正如作者所言:“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基于载体变化造成的‘文本转向’,在传统文学的线性文本向网络文学超文本的转化过程中,有许多值得密切关注的学理问题被我们忽略了。”
由此可见,考察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关系,是网络文学互文研究或网络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基于网络文学的超文本和互文性的特点,网络文学理论研究必然要涉及技术、传媒和影视等内容,这些内容在《文之舞》中都有体现。互文性革命是建立在网络技术的基础上,所以研究网络文学必须要了解计算机技术和数字技术。在当代的艺术生产过程中,“赛博文化利用技术手段、技术材料、技术方式,从艺术生产的操作层面不可抗拒地渗透到艺术生产的观念层面”,作者宣称“科学技术已成为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支配着当代艺术生产”。可以看出,技术是了解和研究网络文学的重要维度。离开了技术维度,许多网络文学新现象是无法解读的,比如上海中学生梁建章的“计算机诗词创作”,这些诗作跟传统诗人作品之间的差异在哪里?以写出《背叛》的“布鲁图斯一号”为代表的写作软件,能否颠覆传统文论有关知人论世的论述?人工智能能否“诞生一种全新诗学或文论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网络文学理论研究的难点所在,也是研究的新方向所在。在网络文学中,技术往往是与传媒联系在一起的,作者往往把“互文性”“超文本”“互联网”三个概念不加区分地用在相近似的语境中,“实在是因为它们在许多场合具有几乎相同的特征和秉性,专就文本而言,三者的相似性或同一性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致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相互替换而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所以,作者在著作中由“互文性”到“互介性”的论述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超文本和超媒体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文学图形化与声像化的步伐”,所以文学与影视之间的互文现象非常普遍。作者以“百家讲坛”节目为例,详细分析了两者之间的互文,认为该节目成功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以雅俗共赏的方式发挥文学的特长,运用设置悬念等说故事手法让文学经典大众化;另一方面利用强势媒体的图像化优势,运用视听元素做到讲解、形象、画面和音乐的结合,取得良好的观看效果,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4]203。不仅有文学与影视之间的互文,还有影视与影视之间的互文,比如张艺谋的《十面埋伏》与李安的电影,《武林外传》与金庸影视剧等。根据这些艺术现象,作者进行了理论提升,认为米尔佐夫创造的“互视性”是“互文性在影像世界的翻版”。既然文学与影视之间存在互文现象,那么可以说从影视的角度看网络文学,是研究网络文学的一个新视角。但如果缺乏图像学知识,我们是难以达到预期的研究效果的。
三理论写作的限度与互文性
看完陈定家《文之舞》一书,我们可能有这样的感觉,书中涉及到的网络文学的具体作品并不多。如“互文性语境中的文学经典”一章,分析的作品有不少是传统文学经典。当然,研究文学经典不可能绕开传统文学经典,但是读者还是希望看到更多的网络文学经典,以及网络文学经典的包括影视化在内的互文现象研究。还有“身体写作的互文性阐释”一章,所涉及的例子不少是诸如秦巴子的《身体课》、卫慧的《上海宝贝》和绵绵的《糖》此类的传统形式文学作品,也让读者有看完“互文性语境中的文学经典”一章的遗憾。造成此种遗憾,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目前对网络文学是否有经典有较大的争议,也有作者刻意为之的选择,作者在“后记”中就说:“本书有意回避具体的网络文学作品,是因为笔者下一本《中华网络文学史》将会大量分析和评介网上的名作名家。”不可否认,作者这样处理肯定有一定的风险,容易引起读者的批评和诟病。但换一个角度看,作者这样的选择正是彰显了理论写作的限度与互文性之间的关系。对于互文性概念,它的提出者克里斯蒂娃在《词语、对话与小说》中是这样阐释的:“一切文本都是互文性文本”,“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引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可以说,作者独立完成的文本是不常见的。学界注重运用“互文性”概念去分析文学文本、图像文本以及包括服饰、饮食在内的文化文本,而较少去分析理论著作的文本。实际上,许多学术著作不仅与其他作者的著作有一定的互文性,而且与自己的著作也存在互文性。互文性理论,不仅能够指导人们去阅读各类作品,也同样引领着学者们有效地去进行理论写作。在陈定家看来,《文之舞》可以看作是《比特之境》的演绎和补充,《文之舞》与《比特之境》之间存在一定的互文关系。如《比特之境》的“网络时代文学生产与消费的技术文化背景”与《文之舞》的“后现代症候:从‘互文性’到‘互介性’”,《比特之境》的“文学生产的网络化问题”与《文之舞》的“网络文学关键词:超文本与互文性”,《比特之境》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与“互文性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等等。当然,这两者之间的互文性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演绎和深化。
(一)将文学性引向消费化、娱乐化
中国式当代文学中所体现的文学性已经逐渐向现实展示一种特有的文学视野,且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引领下与当代生活方式实现统一,尤其是近年来出现的消费文学、网络文学等具有更强的消费性与娱乐性。消费文学与网络文学不但是一种新型文学形式,也可以为人们带来新式文化体验。消费化与娱乐化的文学性体现了文学对于当代生活中新感觉、新品味的追求,同时也适应了现代人构建标新立异式生活的需求,从而使现实生活变得具有艺术化。另一方面,文学性的消费化不仅是生产形式、生产结果,同样也反映了文化的符号性。消费文化出现后,人们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与文学发生深度连接的桥梁。此外,当代人在理解文学性时,也会受到现实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消费化与娱乐化的生活体验中,对文学性的理解也更倾向于消费化、娱乐化。在这样的文学性观念影响下,文学性将可能会逐渐失去统一性、自足性的立场,但同时也使文学性在现实中的研究领域实现了扩大化,审美体验、文学体验不仅仅局限于符号性与情感性,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性,这就为当代文学性观念的重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
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速度较快,在体验文学性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多种媒介,互动性体验、多向交流体验或双向交流体验已经成为主要的趋势。再加上信息交流方式的多样化也使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非经典化、大众化及个体化,因此文学性可以得到多种体验。在当代文学中,网络文学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其他形式的文学而言,网络文学体验逐渐拉近了文学性与阅读性之间的距离,并进一步解开了文学性神秘的面纱,使文学性逐渐成为文学艺术自由精神的一种体现及文学艺术生命活力的象征。另一方面,文学消费与文学市场的不断延伸也逐渐将文学性的东西转变为一种享受性明显的载体,这就可能造成传统式文学性中的精英意识、经典意识被逐渐削弱。当精英意识与经典意识被削弱时,就会对文学性知识的重构带来许多难题。为了避免传统观念中的文学性意识被不断弱化,则需要高度警惕当代中国文学中娱乐性文学观念不断蔓延的趋势,以避免因体验文学性的方式变得多样化而造成文学性变为娱乐性,并由此阻止文学彻底沦为一种社会需要的商品,保证文学具有一定的审美性、情感性及符号性。
二、结束语
“公共领域”的概念是哈贝马斯在196年《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公共领域是17、18世纪随着市民社会的壮大不断兴起的一股力量,人们借助报纸、杂志、沙龙、咖啡馆作为场所,传递信息、发表议论以达到相互认同的目的。市民社会的公共领域是在市民私人的家庭生活与国家权力领域里开辟出来的公共生活领域,其中文学公共领域是重要组成部分。交流正是文学不断发展前进的重要因素,在文学公共领域内,作者发表作品,读者发表意见。文学期刊是重要的文学公共领域,在文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文学期刊传达着人物私人化的内心世界。哈贝马斯认为,文学公共领域是由公众主体的内心领域而发展的,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纯文学期刊借当时的“举国文学热”发展突飞猛进,最终的落脚点定在了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倾诉、传达人文主义关怀上,由于纯文学期刊的人文气息较浓,可以给人以享受与感动,在读者中的反响也十分强烈,并使读者产生了共鸣与对话的欲望。其次,文学期刊还担负着文学批评的功能。批评是传达公共舆论的重要形式之一。批评家的身份可以看做是读者与作家的中介,他们的一个身份是读者的代言人,另一个身份则是读者的教育者,所以他们不仅可以启发读者,也可以监督作家。文学批评功能不仅可以促使文学期刊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还可以在文学公共领域里使文学获得公众的认同。
二:文学期刊对作者的塑造
文学期刊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传播媒介,有效地建构起了一个当代“文学场”、作者、作品、读者在此场域中相互关联与促进,其中,文学期刊与作家的关系可以说是休戚与共。文学期刊的对文学作品的汇集其实是一个“把关”的过程。毫无疑问,每一种文学期刊都有自己的文学主张,根据这种文学主张来选择更能够体现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品。有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首先就可以通过对自己文学主张的宣扬与把控来提倡某种文学思潮或某种文学创作方式,从而引导作者的创作与文学期刊的文学主张保持一致。文学期刊推介能够代表自己文学主张的作家,实际上是为了推动期刊本身的发展,一些常用的塑造作者的手段也在刊物上屡见不鲜:第一是版面的安排,文学期刊常常把自己推介的作品放在头条的位置上,以能够迅速引起读者的注意。第二是多发跟推介作者作品相关的“读者来信”,这种目的十分明显,就是尽可能多地呈现一些与作家相关的信息。第三是发表针对推介作者的批评文章与作者本人的创作谈。
三:文学期刊对文学思潮的引导
自古以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民间文学先于作家文学出现。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前,民间文学的一些体裁形式,诸如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已经出现。这些体裁类型的作品已经为作家文学的产生做好了内容、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准备。在作家文学出现之后,民间文学又为作家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民间文学成为作家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作家的创作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屈原、李白、刘禹锡、鲁迅、郭沫若等。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也是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或吸取其题材内容,或受其创作风格、创作方法的影响,或吸取其语言养分,创作出不少优秀的作品。荷马、维吉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莎士比亚、普希金、克雷洛夫、拉封丹、高尔基、泰戈尔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深受民间文学的影响。例如,荷马的两大史诗,就是盲诗人荷马根据流传在小亚细亚一带的有关歌颂特洛伊战争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一些神话、传说、歌谣进行整理、修订和改编而成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荷马史诗只能算是一部民间文学作品。但是,从荷马对作品形成的贡献来看,他把众多的神话、歌谣、传说进行搜集整理,最后按照一定的主题安排情节,剪裁结构,对作品的最终定型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荷马的两大史诗也可以说是一部作家文学作品。在外国文学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
(一)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的影响
纵观欧美各国的文学创作,不少作家都从民间文学中吸取题材,创作出传世佳作。这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希腊神话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安徒生童话、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让•拉封丹的寓言、克雷洛夫的寓言、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高尔基的《鹰之歌》《伊则吉尔老婆子》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从民间文学中吸取素材营养。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有一些民间文学的题材,历经不少作家的引用、整理、再创作,推陈出新,使民间文学的题材和作品中的人物以另一种面目出现,令人耳目一新。例如,在西方文学中,像唐璜、浮士德这些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一经作家之手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往往会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诗剧《浮士德》是歌德以毕生心血完成的一部杰作,从构思到创作完成,历时六十年之久。作品取材于德国16世纪的民间传说。浮士德是当时一个跑江湖的魔法师,懂得炼金术、星相术、占卜等。他死后,在德国流传许多关于他的传说。1570年开始就已经有人记载这些传说。1587年,德国出版了故事书《约翰•浮士德的一生》,叙述浮士德与魔鬼订立盟约,漫游世界,满足各种欲望,享受各种人间欢乐,最后惨死魔鬼之手的故事。浮士德的形象表现了宗教改革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要求,深受人们欢迎。文艺复兴以来,不断有人用这一传说作为创作题材。歌德在少年时期就看过有关浮士德的木偶戏和故事书。上大学时,有了创作《浮士德》的想法。1773年开始构思,几经中断,几经提笔,创作时间长达六十年,贯穿于歌德的全部写作生涯。《浮士德》以诗剧的形式写成,共分两部。全剧没有首尾连贯的情节,以主人公浮士德的思想发展为线索,写他探索真理的一生。诗剧通过浮士德的一生探索,反映了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进步人士思想探索的历程,也通过他的一生总结了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说,民间传说中的浮士德,成就了歌德的不朽巨作《浮士德》。在欧洲文学中,唐璜也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原本是西班牙民间传说中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好色鬼、登徒子、纨绔子弟、浪荡儿。法国的古典主义喜剧家莫里哀、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都以民间传说中的唐璜作为蓝本,创作出独特的艺术典型。在莫里哀的喜剧《唐璜》(又名《石宴》)中,唐璜是一个贪好色的贵族,引诱不少名门闺秀,还要诱骗救了他性命的两个农民的未婚妻。他花天酒地、挥霍无度、寡廉鲜耻,作者借这一人物反映了17世纪法国贵族的经济开始衰落和他们的道德沦丧。拜伦未完成的优秀长篇叙事诗《唐璜》同样也取材于民间传说中的唐璜的故事,被歌德誉为“一部天才无穷的作品”。长诗通过西班牙贵族青年唐璜曲折离奇的冒险故事,展示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生活和道德风尚。在诗中,唐璜已经不是一个只会追逐女性的花花公子形象,而是一个勇于追求爱情、积极上进、奋发有为的青年。作者赞美了纯洁的爱情和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气概,抨击统治者的专横、御用文人的无行和商业资本的猖獗,广泛评论了欧洲的社会现象。情节惊险动人,富有吸引力,充满了异国情调。唐璜与的恋情、海上漂流、与少女海甸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海盗劫掠的刀光剑影……离奇惊险,引人入胜。在艺术上也表现得多姿多彩,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二)在艺术形式上的影响
在外国文学中,很多作家学习民间文学,从民间文学的艺术形式中吸取养分,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例如,在借鉴民间文学的结构形式上,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创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的代表作《十日谈》就是模仿了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框型结构创作而成的。《一千零一夜》又译作《天方夜谭》,是一部流传甚广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它以浓郁的东方情调和瑰丽的传奇色彩受到人们的喜爱,是世界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据阿拉伯原文版统计,全书共有大故事134个,每个大故事又包含若干小故事,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群。这部民间故事集以宰相女儿山鲁佐德给国王山鲁亚尔讲故事作为发端,把大大小小不同主题、不同背景、不相关联的故事组织在一个框架中,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十日谈》的开端写10个青年男女,为逃避黑死病在乡下住了十几天,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10天共讲了100个故事(祈祷日不讲故事)。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了反教会、反禁欲主义的主题。很显然,《十日谈》在结构上效仿了《一千零一夜》,使用框形方式,由一个故事串联出另外一个故事,每十个故事形成一组,由一定的主题来统领。该作品开欧洲近代小说之先河,为不少作家所效仿。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乔叟也从《十日谈》的框形结构得到启发,写成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可以说这也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一千零一夜》学习和模仿的连锁效应。在学习民间文学的创作方法上,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拉伯雷的《巨人传》就运用了民间文学中奇特的想象、夸张的手法。在神话、传说、故事这一类的民间文学作品中,巨人往往就是一种自然力或超自然力的象征,幻想、想象、夸张等都是民间文学惯用的手法。高尔基就曾经指出:“在故事里,人们坐着‘飞毯’在空中飞行,穿着‘千里鞋’走路,用死水和活水向死人洗一下,就会使他复活,一夜之间会把宫殿建好。”[3]《巨人传》中讲到巨人国国王格朗古杰的儿子卡冈都亚从母亲的耳朵里出生后,每天喝一万七千多头牛的奶,穿一万七千多米布做的长袍。体形高大,体魄强健,能文能武,智慧超群。长大游学巴黎,把象征天主教信仰的巴黎圣母院的大钟,取做马铃以为笑乐。为了反击侵略,他随手拔起千年大树作兵器,放一泡马尿淹没无数敌人。作者借助巨人形象,歌颂了新兴的人文主义者反宗教禁欲主义,勇于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爱情,具有乐观开朗、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三)在语言上的影响
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的首要因素。在外国文学中,不少作家在创作时,都有意识地运用民族民间的语言,例如意大利诗人但丁就提倡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创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用到很多的意大利的俗语、俚语、谚语。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语言,为各国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语言宝藏。法国的拉伯雷在《巨人传》中也大量使用了成语、谚语、格言、俚语、俏皮话、双关语等民间语汇,使其作品词汇生动丰富,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二、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