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比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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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Claire Kramsch 在《语言教学的环境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理解目的语文化需要与自己的母语文化相比较……以跨文化为导向的文化教学不仅是信息传递，它还包括对目的语文化及母语文化的深思。”由此可见，交际本身既有外国文化的参与，又需要母语文化的参与，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

目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花在学习外语的时间和精力很多，但是花在学习中国文化典籍和提升母语素养的时间精力就远远不够。这样造成的局面就是很多外语学习者知道圣诞节的来历，喜欢情人节的浪漫，熟悉复活节的典故，却不知端午节的来历和清明节的神圣肃穆。甚至有学生在翻译“Milky Way”时翻译为“牛奶路”而非“银河”。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从丛把这钟现象称为“中国文化失语症”。

二、 非英语专业母语文化知识的调查

笔者于2014年对我校非英语专业二年级学生进行了调查，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共计807人，来自10个不同的专业，分别是软件工程、统计学、生医工、工程力学、教育、计算机、历史、文学和土木工程专业。使用了陆魁秋先生设计中国文化常识问卷， 其问卷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交际规范以及民族和信仰诸多方面， 共30小题，每题100分， 满分为3000分。接受调查的807名学生中，其中5人放弃，共收集802份问卷，人均总分为895分（大约相当于百分制的30分）。调查的结果反映出非英语专业英语学习者对母语文化知识相对匮乏现象严重。

三、 原因分析

首先，传统的英语教学重点教授外国文化知识，这样致使学生在课外花大量时间学习外国文化，从而使我们自己的母语文化在教学过程中受到冷落。在笔者所教的2014级四个专业的学院中，开设与中国文化知识有关的课时只51节，共计3学分，占其选修总课时的（705课时）的7%，这是一个相当低的比例，可以看出，母语文化根本没有课时的保证，因此学生如果自己不能在课外自觉学习中国文化的情况下，是根本无法在课堂上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

其次，从目前我国广泛使用的各种英语教材来看， 中国文化的课文篇章甚少。而以英语国家为背景的物质文化、制度习俗和精神层面的内容几乎比比皆是。这一现象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内英语学习者即使主观的想通过教材来弥补母语文化的缺憾，但是客观情况却不允许。

再次，我们英语教学的目标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真正意义上的“双语人”，首先需要英语教师成为真正意义的“双语人”。但是对于我国庞大的师资队伍来说，除了具备好的性格和良好的基本功，广博的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和良好的教学方法外，过硬的文化修养和素质还需加强。

最后，外语教学中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的薄弱。外语教学目标的三个层次分别是语言能力、交际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其中母语文化在实现“社会文化能力”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文化能力又包含理解能力、评价能力和整合与积淀能力。在语言能力层面，如果一个人母语学不好，很难真正学好一门外语，在语用能力层面，同样要求对母语文化的理解;而评价能力又是建立在分别对母语和目的语了解的基础上展开的，学习者需要通过本人对于语言承载的文化在理解和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内化，最终积淀成自己的价值观，审美观。

第2篇

关键词： 语料库 中外护理学 论文标题

1.引言

学术期刊论文是研究者们获取最新研究动向和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因此一个能恰当并且准确反映出作者的真实表达意图的标题十分必要，它通常是吸引读者停下脚步潜心阅读的前提条件。好的标题能加速读者的搜索定位时间，它在、阅读和收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内学者们在汲取国外期刊的研究精华的同时，也将各自的发现用英文展现出来，期待传播得更广。但由于二语的缘故，会出现语法错误、结构不当、用语口语化等问题。很多论文的英文标题就是中文题目的直接翻译。科学论文具有独特的写作体裁，其标题作为论文的缩影，更需要注意遵循它的写作范式，而不能简单地直译。选取中外护理学论文的英文标题建立专门用途语料库，比较分析标题的结构和话语功能，以期在英文标题的撰写方面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

2.论文标题的研究综述

从事语篇体裁分析的国内外研究者们对学术论文的摘要、引言、结论等部分都做过详尽的比较分析，其中论文的标题也是讨论的重点之一。研究者们拿不同学科的论文标题进行比较，分析集中在标题的长度、标题的语法结构和语用功能上。Haggan 区分了文学、语言学和自然科学三个领域的论文题目，他总结了标题的三种基本结构：完整句子结构、复合句结构及占大部分的名词性短语结构。Soler选取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学科的学术论文和综述论对比，发现完整句子结构的标题最能体现生物科学学术论文的特性。Wang和Bai做的医学类论文的研究表明名词性短语结构的标题所占比重最大。庞继贤和陈B对比分析了中外应用语言学标题结构差异，提议国内论文作者少使用“研究”“初探”等词，并深入探究作者的拟题策略所隐含的社会文化依据。有关医学类的标题研究还有张晓枚等利用语料库分析中医药类论文标题中介词的分布特点及用法。而护理学的论文标题研究相对很少。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入手，期望借助语料库这个工具展现护理学论文标题的语言特点和语用功能。

3.研究方法

随机选取2015至2016年间发表的护理学权威期刊的论文标题建立两个语料库：一个是国外期刊标题语料库（IJT），来源于Oncology Nursing Forum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American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共99条，形符数为1264;另一个是国内期刊标题语料库（CJT），来源于《护理学杂志》，《中国实用护理杂志》，《中华护理杂志》，共90条，形符数为1349。利用AntConc软件比较两个语料库的高频词汇，同时细分标题的结构特点，分析该特点的语用功能。

4.研究结果

4.1标题的高频词汇

使用语料库工具的词表功能分别显示两个语料库的词表，发现IJT的高频实词和CJT的有差异，见表1（因两个语料库大小很接近，就没有列出词频比率）。

表1 IJT和CJT的标题高频实词词频比较

表1中仅仅列出排名前六的高频实词。在IJT中，词频最高的是cancer，查看它的索引会发现这些标题都体现出一个主题，那就是癌症，这说明IJT收录的这些期刊对癌症关注度很高。而在CJT中，排名第一的是patients，表明这些文章的出发点是病人本身而不是疾病。另外，analysis在CJT中使用频率较高，反映出此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比如meta分析。而在IJT中，analysis出现的概率很少，只有两次。这个发现同庞继贤、陈B的研究有重合的地方，即不要过多使用“分析”之类的词语。

4.2标题的结构类型

参照Haggan和Soler的分类方法，可以将标题结构划分为名词短语结构、复合型结构和完整句子结构。名词短语结构又可细分为：

4.2.1一个名词短语，如Center of Excellence to Build Nursing Scholarship and Improve Health Care in Italy.

4.2.2多个名词短语，如The prevalence and predictors of workplace violence against nurses in Harbin.

4.2.3分词短语，如Using Photovoice to Explore Nigerian Immigrants， Eating and Physical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复合型结构是指通过冒号或破折号连接主标题和副标题，如Moral Distress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Report of an Institution-Wide Survey。完整句子结构出现频率较少，如Narrative education cultivates caring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表2从整体上显示CJT和IJT标题类别所占的比重。

表2 CJT和IJT标题别

从表2可以发现CJT和IJT的标题都是以名词短语结构为最多，其次是复合型结构，完整句子结构最少。这和Haggan的结论部分一致，即标题结构由名词短语构成的比例最高。相对于IJT来说，CJT标题结构呈现出更明显的对名词短语结构的偏好，所占比例超过90%。而两个语料库都体现了完整句子结构标题出现概率很小，仅有一例。这说明不管是国内期刊还是国外期刊都很少使用句子作为标题。表3将名词短语结构标题进一步细化，分成一个名词短语结构（NP），多个名词短语结构（nNP）和分词短语结构（PaP）。

表3 CJT和IJT标题中名词短语结构类别

IJT的名词短语标题结构类别分布比较均衡，分别为一个名词短语结构（47.5%），多个名词短语结构（33.8%），分词短语结构（18.8%）。而CJT中超过半数是一个名词短语结构（68.7%），分词短语结构仅占2.4%，结构分布差异大。

4.3 标题的语用功能

从上述的语料库统计中发现大部分护理学标题采用的是名词短语结构。通过检索两个语料库的词表，可以找到这两个语料库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词，见表4。

表4 CJT和IJT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词

综合两个语料库，出现频率最高的介词有and， of， in，the。介词and用于连接两个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Build Nursing Scholarship and Improve Health Care），of表示所属关系（The Process of Translating Family Nursing Knowledge Into Clinical Practice），in指示研究范围（in Italy，in the United States），the主要用于限定（the Relationship）。综合以上的高频词所体现的功能，可以发现期刊论文标题的话语功能有：体现研究对象，体现研究范围，体现研究方法，体现研究目的，体现研究问题，等等。

5.结语

通过对所收集的国内外护理期刊标题的语言和结构特点的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国内护理期刊标题同国外一样，都是以名词短语结构为主，但存在结构形式较单一的问题：名词短语结构标题主要是单个名词短语加后置修饰语形式，分词短语结构较少;另外复合型结构标题也要少于国外期刊。这说明国内护理学论文英文标题的撰写和国外的主流习惯还有一定的差别。通过分析标题中的介词总结出标题的语用功能。标题能表明文章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是什么，非常清楚明了，这进一步说明标题的重要性及写好英文标题的必要性。

标题，作为学术论文的精髓，值得研究者们细细斟酌。本次研究仅仅是一个小型的初步探讨，存在语料不够多的问题，还有待后续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希望本研究能够对研究者英文标题的撰写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Haggan，M. Research paper titles in literature，linguistics and science： dimensions of attraction[J].Journal of Pragmatics，2004.36（2）：293-317.

[2]Nwogu，K. N. The medical research paper：structure and funct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1997.16（2）：119-138.

[3]Soler，V. riting titles in science： An exploratory study[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2007.26（1）：90-102.

[4]Yang， R.& Allison，D.Research articl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oving from results to conclusions[J].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2003.22： 365-385.

[5]Wang，Y.& Bai，Y.A corpus-based syntactic study of medical research article titles[J].System，2007.35（3）：388-399.

[6]曹睿赵硕.科技论文标题的结构和语言特征――以Science和Nature为例[J].外语教学，2014.35（2）：35-39.

[7]梁茂成，李文中，徐家金.语料库应用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76-80.

[8]庞继贤，陈B.中外应用语言学类期刊论文英语题目对比分[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45（1）：189-200.

[9]姚克勤， 姜亚军.应用语言学学术论文标题的历时研究[J].外语研究， 2010（3）：36-39.

第3篇

关键词：外语教育；传统文化；跨文化

在担任外语教师的职业生涯中，我们一直在思考，高校外语院系是否存在着有别于社会外语培训机构的独特价值？诚然，在师资质量、教学环境、国际交流、研究氛围等方面，高校具有社会培训机构难以企及的优势。但是，大学扩招、家长与学生乃至社会都关注就业率的现实，使高校外语院系沦落为高级的、过渡性质的培训机构。大学生或者希望从这里获得通过研究生入学外语考试的秘笈，或者希望通过四年或更长时间的学习掌握一门或两门外语以顺利找到工作，或者希望大学阶段的外语学习能够帮助他们取得理想的雅思、托福等出国留学语言测试的高分。事实上，教育与培训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培训意味着通过学习掌握技能，而教育则是通过教与学来达到扩增心智的目的。

在西方，大学被认为是西方或民族文化的守护者甚至是守门人。那么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教学，在承载传统文化、综合培养学生能力方面，又担当了什么角色呢？联系我国外语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学生个人发展，还是从高校人才培养、国家文化安全的角度，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已经迫在眉睫。

一、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学生面对西方文化拥有健康的心态

大学之道，在于“育人”，而非“制器”。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固然存在着糟粕，但更多的则是让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智慧结晶。众多的人口生活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大学》开篇讲了八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梁漱溟先生总结道，“在儒家的领导之下，两千年间，中国人养成了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增添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不但可以让学生学习古人智慧、提高人格修养、奠定清明安和向上的心态，还可以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为人之道，修身为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学生在“格物、致知”的同时不忘“诚意、正心、修身”，将来实现“平天下”的愿望，利用外语工具，充当中外交流使者。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字Cultura，意为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尊重，最初是指人对自然界有目的影响以及人自身的培养和训练。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Edward B. Tylor）在《原始文化》中对文化下了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在其绵长的寿命中，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吸收多种文化，放射影响周边地区。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我国传统文化还有其他丰富的内容，例如：墨家主张打破血统论和宿命论，只问是非曲直、贤愚勤惰；道家注重本体论与辩证法，“道法自然”，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佛教强调因果报应、三种轮回的思想；范缜发表《神灭论》批判佛教教义的理论基础“神不灭论”；明代李贽著《藏书》68卷，公开反孔非儒，称《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理解世界，彼此交锋碰撞。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不是被动地全盘接受某一种思想，而是对不同文化内容进行对比思考，寻找自己的答案，从而找寻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这对外语院系的学生尤其重要，能够避免学生在深入学习西方语言文化的时候对传统文明视而不见、走向全盘西化的误区。

二、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高校培养跨文化优质人才

历史上，张元济先生曾评价洋务派设立的同文馆、广方言馆、船政学堂、水陆师学堂，一针见血地指出“泰西教育之法，莫不就其本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以为之基础，各有其独立之道而不可以强同。一切教授规则皆受成于部。凡所损益，一以国民精神为主，故学成之辈，无不知爱其国、卫其种”，建议“勿标讲求西学之名”。京师大学堂则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办学方针，强调“中西并重”，务使二者“会通”，缺一不可。在这样的培养体制下，学生力求精通母语和目的语，灵活应用语言，在不同语言间自由转换。老一代翻译界的大师，如傅雷、戈宝全、钱钟书、叶君健、朱生豪等人，他们学贯中西，外文精湛，国文功底深厚，其翻译作品不仅实现了“信、达”，还能达到“雅”的高度，久经时间考验。在外语院系遍地开花的今天，教育部对高校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持鼓励态度。以2000年《英语教学大纲》为例，大纲建议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中国文化概论》等课程，在附录中推荐十几本关于中国文化的参考书目。学生只有在掌握语言的基础上深入学习中外文化，才能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到游刃有余。然而目前对高校外语专业学生的培养，往往缺失跟传统文化有关的知识讲授，这是巨大的损失。高校对学生外语能力的培养，不仅体现在听、说、读、写、译具体语言能力的提高上，还体现在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训练上。目前我国高校外语院系开设了大量西方文化课程，例如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英美文学导论、西方文明史专题等等。然而，在强调目的语文化输入的同时，却忽视了教学过程中母语文化的渗透。例如，我们的学生可以流利地用英语讲述圣诞节的来历，却难以用英语介绍端午节的传说和习俗，甚至有学生在被询问中国节日的细节的时候，理直气壮地说：“西方很多节日都是跟宗教历史有关的，我们很多节日是跟吃有关的。”这种想法竟然受到了不少同学的赞同。诚然，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但中国以道德代替宗教，以伦理组织社会，又怎么是简单的“节日跟吃有关”能解释的？如果外语院系学生本人都不深入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又怎么可能向其他人介绍中国文化呢？《20世纪的社会转型》作者阿兰·图雷纳提出，“现代性并不是一笔勾销往昔，而是要把尽可能多的往昔纳入到尽可能多的未来。”只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才能保留中华民族自己的文化和特点，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三、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有利于国家维护文化安全、增强国际竞争力

20世纪90年代初，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概念，认为在信息时代，软实力的重要性变得比以往更突出。文化是软实力的重要要素之一，同志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是很难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文化认同不是一个中性的活动，而是带有价值观选择的、有喜恶倾向的活动。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国家越来越注重运用文化力量来获取国家利益，为其战略目标服务。美国一直致力于将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扩展到全球，用美国的方式“改造世界”，最终实现全球霸权。面对这一现实，在十七大报告中，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已经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在高校外语教育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播，有利于增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与自豪感，以应对文化殖民主义的威胁。先生认为，“语言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会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如今，英语在国际上处于主导地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3月公布的统计：全世界每年出版的翻译著作大约有2.4万种，其中从英文翻译成其他文字的占60%，而美国的英语著作又占其中的80%；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用本民族文字写的作品，能够被翻译成英语、法语等语言出版的，只占这2.4万种翻译著作的5%。中国作家的作品想要在西方获得认同，往往需要迎合西方人的口味，与中国的实际情况脱节。在中外双向的文化交流中，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才能同世界其他民族分享中华文明的结晶，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此，党和国家提出了“走出去”的战略，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文化贸易。然而，没有精通传统文化的高素质外语人才，“走出去”战略只是纸上谈兵。

我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向前发展，腐朽落后的被淘汰掉，精华的则被保留和发扬。无论是为了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还是为了高校培养跨文化优秀人才、国家提高综合实力，在高校外语院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让学生在掌握外语能力的同时深入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希望高校能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张通往工作的门票；高校能给社会的，不仅仅是有文凭的工人。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能自暴自弃。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分享几千年文明结晶，充当传统文化的守门人，恰恰应当是高校外语院系和社会语言培训机构的区别之一。

参考文献：

[1]顾建新.跨国教育的发展现状与政策建议[J].教育发展研究，2007，（Z1）.

[2]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英语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汪清松，查昌国，张国定.杨叔子院士文化素质教育演讲录[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张元济，著.教育救国论[M].侯且岸，选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6]袁振国.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7]钱民辉.教育社会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马广利.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批评策略[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第4篇

英文名称：Research of Chinese Literature

主管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主办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湖南省长沙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7535

国内刊号：43-1084/I

邮发代号：42-154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85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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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话语体系，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卓有成就的成果，得以在一次又一次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死亡”中活得很好，也得到了国际比较文学界的认可。如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曾经指出：“过去几十年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比较文学研究项目与学术组织的持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地方的增长能比中国更为强劲……”

二、建构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体现了一种学术创新

这种创新是研究者对中国和国际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构新的理论体系或新学派。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体现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术语、概念、范畴和言说体系。如“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变异学”“译介学”“比较诗学”“可比性”“阐发研究”以及比较文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等核心术语、概念、范畴等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关注点，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论表述。这里仅以“比较文学”、“世界文学”和“变异学”为例加以说明。比较文学自它诞生以来，不断出现的“比较文学”的定义之争也诉说了它的学科发展史。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各有自己的定义，而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季羡林、钱钟书、孙景尧、乐黛云、陈惇、杨乃乔、曹顺庆、王向远和方汉文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比较文学”的内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较广的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为：“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研究，在学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体的比较视域为安身立命的本体，因此强调研究主体的定位，同时比较文学把学科的研究客体定位于民族文学之间与文学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三种关系：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并在开放与多元的文学研究中追寻体系化的汇通。”这一概念明确了比较文学的“四个特性”“三种关系”“一个本体”和研究客体，受到了学界的认可。方汉文立足于全球化时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特性给出了“比较文学的新定义”：“比较文学是跨越不同文化体系的，通过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比较来研究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与联系的学科。”这个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与具体对象，重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比较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逐渐深化，“世界文学”的概念被再一次成为关注的焦点。本来，作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世界文学应该有特定的涵义。但是自从歌德提出这个概念以来，关于它的内涵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如大卫•达姆罗什、克里斯托弗•普伦德加斯特、帕斯卡尔•卡萨诺瓦、弗兰科•莫莱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国内学者王宁、杨乃乔、方汉文、曹顺庆等也对“世界文学”提出了新的阐释。如王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学可以被描述为：“

（1）各民族优秀文学的经典之总汇；

（2）一种用于从总体上研究、评价和批评文学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较的视角；

（3）不同语言中的文学生产、流通、翻译和批评性选择的发展演变过程。”杨乃乔则认为，“世界文学共含有五个层面的意义：总量上的世界文学，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作为经典的世界文学，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学以及借助翻译在语际传播、折射与阅读的世界文学。”可以看出，这两个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义的方式，从不同侧面对“世界文学”给以了界定，也不难看出大卫•达姆罗什的影子，因为在他看来，“

1、世界文学是各种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有所获益的文学；

3、世界文学是一种阅读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标准恒定的经典作品；是读者与超乎自己时空的世界发生的间距式距离。”而方汉文则从辩证理性的角度重新定义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就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文学差异性的同一性的交合与融新。”这种界定凸显了世界文学中的民族文学的差异性和同一性的辩证统一。“变异学研究”是曹顺庆近年来致力建构的一个领域。在《比较文学学》（2005）中，他首先提出“变异性”的话题。2006年，他对“变异学”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比较文学变异学将比较文学的跨越性和文学性作为自己的研究支点，它通过研究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现象交流的变异状态，以及研究没有事实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在同一个范畴上存在的文学表达上的异质性和变异性，从而探究文学现象差异与变异的内在规律性所在。”此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系统阐释变异学的理论背景、理论核心、研究范围（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价值意义等，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中国比较文学话语体系的形成除了体现在核心概念、术语以外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也颇有创新。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结合本国的比较文学实践，积极探索全球化时代跨越东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较文学新观念和新理论。例如乐黛云等著的《比较文学原理新编》（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学多元差异性的观念，率先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较文学研究中来，倡导“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与互补观念，主张东西方文学要、互识互补、和谐相处来促进世界比较文学的共同发展。另外，方汉文的《比较文学高等原理》（2002）从“新辩证观”的视角提出了比较文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统一、中国话语体系建构、比较文学的新定义等论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2011年的修订版中，作者提出了“创建比较文学的中国化新理论体系的初步构想：包括比较文学的本体论、文本论和批评实践等构成部分。”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对比较思维和比较文学的本体论等构成的划分显示了新世纪以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模式。曹顺庆等所著《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2002）探讨了跨越东西异质文化（文明）间比较文学研究的问题。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2006）“打破了欧美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概括出一个新的学科理论范式，明确提出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基本特征与四大研究领域，一个基本特征即‘跨越性’，这包括跨国、跨学科与跨文明；四大研究领域即‘实证性影响研究’、‘变异研究’、‘平行研究’与‘总体文学研究’。”

该书还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变异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颇有创新性的观点，它关注文学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过滤、文学误读、译介、接受等作用而发生的变异情况，并由此探究文学变异的内在规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比较文学在历史实证（影响研究）和逻辑美学（平行研究）两种方法论的基础上，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业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为世界比较文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绝处逢生，走出“危机”，以致于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并充分肯定其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学派仍在建设中的表述更为妥当。对建设中的“中国学派”而言，独特的方法论应是它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理依据。20世纪90年代末期，曹顺庆曾经指出：“……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整合与重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五种研究方法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论思考和研究实践提出的。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累累硕果证明了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领域方面，中国比较文学涉及到学科理论建设、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中外文学关系、比较诗学、比较文化、流散文学、海外华人文学、中华民族文学关系、文学符号学、海外汉学等，并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不过，国内研究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细述，仅论及翻译研究、文学人类学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翻译研究的繁荣，尤其是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出现是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因为翻译研究一直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翻译文学、翻译文学史和译介学的研究对象。文学翻译不仅要转换文字符号，而且要传递和重塑文化观念。翻译文学离不开译者的文学再创造。翻译家不仅要创造性地再现文学作品的原意，而且还要在无法交流之处创造出交流的可能。谢天振的《译介学》（1999）、《译介学导论》（2007）等著作为比较文学的翻译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译介学”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亮点之一。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两种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是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最具个性的分支学科。到目前为止，该学科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图书：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包括《〈楚辞〉的文化破译》《〈诗经〉的文化阐释》《〈老子〉的文化解读》等。另一套是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包括《性别诗学》《文学与治疗》等。另外，“神话学文库”丛书也正陆续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严格说来，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关于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最大进展，是将20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探讨，全面研究20世纪中国作家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西方文化影响的互动。这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领域，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的得天独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2005)的出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国文学在国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8卷本的“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2002)无疑是20世纪一部重大的学术成果。

四、结语

第6篇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国内版外文图书　图书文种界定　图书采编工作　资源整合共享　分类号　G253

1　问题的提出

笔者长期从事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业务与管理工作，发现近年来国内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日趋困难，且有难以区分的趋势。虽然国内有关编目机构早已了有关中外文图书界定原则或规定，但还是没有达成统一共识，因此，出现同种图书在不同图书馆中外文界定不一致的情况，在此仅举2007－2008年国内出版的图书4例，如表1所示：

图书馆界曾经有“国内出版物应是中文图书的常规”的说法，而且“由于授权版西文书的出版信息刊登在国内出版的新书目录中，并以人民币标价，各馆多随中文图书一同购入，按照中文采编和西文采编各自归口的传统做法，于是这批书被‘顺理成章’地送到中文编目组”，“受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多数图书馆将这类文献作为中文图书编目，并归人中文目录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国内原版外文图书也出现类似情况，“鉴于本土西文图书以上特征及出版数量还不多的情况，使得该种图书在从采购到进人流通的全部工作流程中被作为中文图书处理”。另外，国内出版的图书的在版编目(CIP)一律是中文文种编目。且中文题名为正题名，外文题名为并列题名，这也造成图书文种界定的误导。目前，国内出版的中外文图书征订目录结合在一起，图书馆一般由中文图书采访人员负责采购，到馆后再区分中外文图书，分别移交中文编目部门和外文编目部门，国内版外文图书与进口的国外原版外文图书一起编目入藏，所以，中外文图书的界定成为重要的业务工作。

2　中外文图书的界定

2.1　中外文图书界定原则

对中外文图书的界定，一般多从图书的封面、封底、书脊、题名页、版权页、前言、目次、出版说明、正文等各部分的文种特征来描述分辨，制定详细的区分界限。但事实上，目前的图书出版外表特征千差万别，举不胜举。例如有学者单单就国内出版的授权重印版西文图书的出版形式就列出了6种，而且以后还会有更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出版形式，所以，用于中外文图书界定的外表特征的详细描述越来越无法包罗万象，造成图书馆采编人员经常无所适从。笔者认为，图书的外表特征固然是中外文图书界定的重要因素，但我们更应该解放思想，以人为本，服务读者。抛弃采编部门注重技术、自我完善的传统工作方式，从读者需求的角度来考量。“轻外表，重内容”，不要固守于某些部分特征的细小区别，侧重从图书偏重的主要读者群、读者借阅的倾向、图书阅读效能的最大化等图书的使用功能、读者实用性方面来界定。下面分别探讨两大类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2　引进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2.1　添加大量中文翻译及注释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宜界定为外文图书　对于与原版图书在内容和形式上基本保持一致，只是在图书封面、题名页等地方增加翻译中文题名，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汁原味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图书馆一般界定为与原版图书一样的文种。例如有学者指出：“影印版外文图书文种的确定，决定因素是文献内在特征，授权版图书的特点是引进版权，受影响的只是图书的版权，而不涉及图书的语种”。但国内出版的授权影印版图书的出版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外表跟引进版权的译著版极为相似。内容简介、出版说明、序言、导读、目次等内容都为中文；中文CIP及版权页、内容改编重印、正文增添中文内容等情况日趋普遍，经常让图书馆采编人员产生包含了这么多中文内容，是否应该界定为中文图书的疑问。例如图书《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 to Master》(程序员修炼之道)(978－7－115－15566－5)的编者在“出版说明”中指出：“本次出版的英文注释版，除了按原版版权方的要求翻译了前言、序等文字，并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原书的正文部分之外，还在多位业界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利用页边和页脚的空白增加了一些注释，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力求为读者能够提供更多的价值”。笔者认为，尽管此书章节标题有中文翻译，内容有中文提示主题，还有中文内容提要、序言、前言、作者简介等内容，但是，本书还是应该被界定为英文书。与本书类似的情况还有相同出版社出版的《重构(英文注释版)》、《企业应用架构模式(英文注释版)》等书，以后多种语言交叉的情况还可能更多。

2.2.2　系列文献的中外文界定要尽量保持一致　外语教学参考资料，即使是授权影印版图书，从读者外语学习的作用出发，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正题名应该为中文。如《挑战日本语中级》(978－7－301－12863―3)正文为日文，是日语水平考试参考资料，授权影印版。国家图书馆界定为中文图书，正题名为中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虽然也界定为中文图书，入藏中文书厅，但著录时正题名为日文，中文题名为并列题名。笔者认为，系列文献的中外文界定要尽量保持一致，即要求采编人员在界定图书文种时，应该查检本馆馆藏状况及通过有关出版动态信息查询系列图书出版预期，特别是避免多卷书前后界定为不同的文种并入藏到不同的书厅。与此书关联的还有《挑战日本语学生用书》(7－301－10972－5)，它的中文前言指出“本书为《挑战日本语》系列丛书的学生用书。”题名页与封面都有“中文版”字样，正文中有部分中文翻译，从整系列图书总体考虑，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2.2.3　引进版英汉双语图书宜界定为中文图书　过去英汉对照图书一般是为学习英语而编著的，当然界定为中文图书。现在引进版专业图书也在正文中出现英文原版和中文译文，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英汉对照，而是分开两部分，英文部分在前，中文部分在后。如《商业分析》(978－7－5058－6482－5)，“中英文双语版专有出版权属经济科学出版社”。题名页没有英文，标明“英汉双语”，责任者有“主编”、“译者”，还有“译审”，“总目录”中显示本书前半部分为“英文部分”，后半部分为“中文部分”。中文部分是中文翻译，还有审译。因此书是引进版图书，且前半部分都是英文，采访部门的图书验收人员很直观就把本书界定为英文图书。笔者认为，虽是引进版专业图书，但既然有完整中文译文，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2.3　国内原版图书的中外文文种界定

2.3.1　国内原版外文图书出现中外文交汇在一起的状况　为适应国际学术文化交流需要，近年来，我国学

者用外文撰写学术专著在国内外出版的数量迅速增多，特别是随着双语教学的进一步开展，更多国内学者根据我国国情用外文编写出版教材，同时外国学者在国内出版的外文专著也日渐增多。国内原版外文图书比授权影印版外文图书更容易误判为中文图书，且多数内容特征和外表特征复杂多样，中外文交织在一起，出现了许多不但封面、封底、书脊、题名页有中外文字样，图书正文也包含了中外文内容的图书，给图书馆图书中外文界定增加难度。

2.3.2　没有英文题名的英文图书　《德国文学史》(978－7－5321－3157－0)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本书的著者是美籍学者，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题名页、封面、书脊、版权页都只有中文题名，还有译者，但第二题名页的第二责任方式却改为“编注”。全书是由英语写成，目次及正文都是英文，只是脚注有中文解释及每章后面有中文思考题，没有中文翻译，所以第二责任方式实为“编注”。有图书馆将该图书界定为中文图书，笔者认为虽然题名页等处没有英文题名，但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文献来考虑，并结合本书的内容特征，还是界定为英文图书为妥。

2.3.3　宜以主要的文种来界定文种图书　我国学者在国内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如《Approaching Gender in Chinese Compliments》(汉语称赞语中的性别研究)(978－7－03－019885－3)的封面、书脊、题名页等处都出现中文题名及著者姓名，有中文CIP、版权页、序言、摘要、中文提要，含有中文参考文献，甚至正文中还出现个别中文内容，但考虑到图书的主要文种还是应该界定为英文图书。又如，对于有区分不同外文文种的图书馆，宜以主要的文种来界定文种图书，如国内出版的《Foreign Language Studies》(外国语言研究)(978－7－89490－391－4)，题名页中文题名在上，英文题名在下，系我国学者撰写的外国语言研究文集，主要是英文，还有几篇是日文。论文的参考文献出现少量中文，应该界定为英文图书为宜。

2.3.4　外语教学与自学的图书宜界定为中文图书　国内原版图书《英语演讲选评100篇》(978－7－5600－6000－2)“前言”介绍：“我们从2002－2005年‘CCTV杯’全国英语演讲大赛的半决赛和决赛中挑选了定题演讲和即兴演讲各50篇，每篇演讲的文字材料后面都附以简短的点评，指出该演讲的优点和可以改进的地方”。点评和演讲内容都是英文，而且本书的目录、正文(包括演讲的基本原则介绍、演讲建议等)都是英文，如果只从图书正文的文种形式来区分，一定界定为英文书，但笔者认为，从外语教学和学习的角度出发，还是界定为中文图书为宜。

3　国内版外文图书的采编工作

3.1　国内版外文图书采访职责有待明晰

国内版外文图书经常把中文题名用大号字体突出印刷在封面、书脊等处，容易造成“中文图书错架混进外文书厅，图书馆藏杂乱无章”的错觉。这种外表特征中文化的情况给图书馆现场采访也造成一定的困难，往往导致未能及时正确判明文种而造成错过选择的机会或采购不恰当的复本量。此外，征订目录都是与中文图书混杂编排在一起，采用中文题名，与中文图书一样的采访途径，与目前图书馆文献采访一般按文种区分中文图书采访与外文图书采访的分工现状不吻合，很容易造成中文图书采访人员认为是额外负担，而外文图书采访人员又爱莫能助，成为谁也不愿办理的图书采访三角地带。由于业务缺乏沟通，未能很好地协调国内版与国外版外文图书采编，也没有建立完善的链接检索功能，因此，有待分工更为合理的采编业务职责岗位的设置。

3.2　授权影印版图书的国内拆分出版及跳页现象

有的授权影印版图书在国内拆分出版，如清华版双语教学用书《Microelectronics Circuit Analysis and De－sign》(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978－7－302－15684－0)就是根据国内电子技术类课程教学的特点，在国内出版时一个题名下按多卷书形式出版三分册，高校图书馆采编人员就要注意完整采购和编目。大多数双语教材都进行改编，但一般不改编正文的实质内容，只是删除部分内容，如《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 Manage－ment》(面向管理的数量分析)(978－7－301－12838－1)就删除了原书3章，并且“编辑在对原版图书进行删节、重新编排页码的同时，为了便于读者使用索引等，仍保留了原书的页码(在每页正文的上面)”。这类书的出版特点应引起采编部门的重视，虽然每页的下面有重新排列的页码，但图书验收人员如果没有详细了解本书改编影印的特点，一看到正文每页上面的页码，容易误解为图书缺页。有的改编版影印图书甚至没有重新排列页码，如《International Management》(国际管理)(978－7－111－20801－3)就出现跳页的现象，“因为文中提到的页码或内容有可能已被删掉……”，也造成图书著录的“页数”项不准确。

3.3　国内版外文图书书目数据著录注意事项

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正题名是检索识别图书的最重要标志，因此，我们一贯非常重视题名检索点的设置。ISBD规定：“如果题名用不同的语言和／或文字，正题名应是资源内容或主要部分所用语言和／或文字的题名”。国内版外文图书应该著录外文题名为正题名，把中文题名著录为并列题名，并分别提供检索点。授权影印版图书编目数据要尽量提供原书的题名、ISBN等检索点，以备国外原版图书采访时。要建立国外原版外文图书、授权影印版图书、引进翻译版图书的机读目录数据联接，例如，上面列举的引进版外文图书《The Pragmatic Programmer From Journeymanto Master》(程序员修炼之道)(978－7－115－15566－5)于2003年出版，在2004年又出版翻译本，图书馆机读目录编制应该进行有效链接。授权影印版图书出版发行项应该客观著录，即不要把出版地和出版者进行翻译；许多授权影印版图书都系丛书之一，丛编项也宜如实著录，无须再翻译。这可以说也是授权影印版图书编目数据区别于国外出版外文图书的一个特色。笔者认为，版本项应该是与出版发行项对应的，出版发行项著录了国内授权影印出版社与出版时间，版本项就不应该著录原版版本，原版版本应该与原版的其他信息一起著录在附注项，即USMARC的“534 Original Version Note”字段，且一般以“$P Reprint.Originally published：”子字段开始。

4　进一步的建议与设想

通过本文的图书实例分析和研讨，笔者认为针对国内图书出版的形式日渐多样化，中外文交织在一起，

中外文图书的采访渠道逐步交融等实际情况，各图书馆中外文图书界定无法统一有其必然性和客观性。而且，人为地把相同学科内容的图书按文种分散典藏于不同的书库，且不同文种馆藏的排架方式、借阅规则都不一样，给读者借阅同一个学科的图书设置了很多障碍。再之，往往因为把外文图书区分馆藏，减少了读者借阅外文图书的积极性，未能把中文图书与外文图书从内容的学科属性有效联接，造成外文图书借阅量少，馆藏资源浪费。有学者对引进版外文图书入藏外文书厅早就提出忧虑：“因诸多原因，光顾外文书库的读者不多，若又将引进版最新外文书和其它外文书混排在外文书库的‘大海’中，读者很难发现、查找，也就谈不上充分利用，委实可惜”。

第7篇

一、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教学的定位。

外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葆有了人类文化的精华，现行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则是其中的精品，这些作品可以为学生打开一扇了解异域文化的窗户，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多元文化观念，因此，外国文学是高中语文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高中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依据教学《大纲》，改变教学观念，积极引导学生感悟作品浓郁的文学内涵，体会艺术魅力，激发学生阅读、欣赏外国文学名著的兴趣，提高学生文学欣赏的能力。同时，要引导学生尊重异域文化，使学生懂得从他者的眼光透视本民族文化，逐渐树立多元文化的观念。

二、注重外国文学教学的文学性教育，培养学生鉴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和人文素养。

2003年春颁布的修订《全日制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重视语文的文学教育，《大纲》指出语文科的目的是使学生“具有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引导学生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提高文化品位；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大纲》规定了选文的标准以及比例，“课文要具有典范性，文质兼美，题材、体裁、风格应该丰富多样，富有文化内涵和时代气息”，“……在全部课文中，文学作品可占60%”。新大纲对语文文学教育的重视既符合国内外重视文学教育、人文素质教育的大趋势，也为高中语文的外国文学教学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和广阔的前景。高中外国文学教学应该遵循文学规律，以现行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为范本，并向世界文学名著辐射，培养学生鉴赏外国文学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素养。

1、引导学生体验、感悟文学形象，“鼓励学生积极地、富有创意地解构文本意义”。

文学是以审美形象的形态存在的，与科学活动的概念相比较，文学中的审美形象具有假定性、不确定性或模糊性，文学作品的意义往往是多重的、变动的。波兰现象学家罗曼・英加登认为，文学作品的诸层次结构中，……表现的客体层和图式化方面，带有虚构的纯粹意向性特征，本身是模糊的、难以明晰界说的。至于思想观念及其形而上的蕴含，更是混沌朦胧的，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必须依靠读者自己去体验、去“填空”。中国古代文论所强调的“兴味”同样认为读者借助自己的想象和体味，可以在有限的文字中得到无限丰富的意蕴和旨趣。高中的外国文学教学应该遵循这一规律，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文学鉴赏的再创造活动，而外国文学内涵本身的多义性、模糊性更需要教师为学生提供多向解读的空间。因此，在教学外国文学作品时，教师不要做定性的解读，应该积极引导学生走进作品体验文学形象的情感、思想，让学生自主地与作品对话，从而获得自己对文本的独特感受。比如：七、八十年代的教科书以及评论界对莫泊桑《项链》及其主人公玛蒂尔德的评价几乎是众口一词，即小说揭示了玛蒂尔德的爱慕虚荣，指出了作者对玛蒂尔德的讽刺和嘲笑态度。但是只要我们深入作品认真研读就会发现，女主人公身上具有远比爱慕虚荣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她的单纯、不满足于现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在丢失项链后对命运坚毅的抗争。而作者对玛蒂尔德的态度也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在讽刺中更包含有深切的同情。这些意义的获得，只能以学生走进作品、深入体验文学形象为前提。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节选)》中的戈多是谁?戈多的意义何在?戈多是否会来……所有这些，都必须通过学生自己的阅读与感受，调动想象和联想去“对话”、去“填空”。

“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是发现和建构作品意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只能适时的点拨，努力为学生营造阅读、理解文学作品的良好环境，积极鼓励学生批判质疑的精神。同时，外国文学是不同于中国文学的异质文化，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阻碍了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接受，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查阅作品的文化背景、作家生平思想以及相关文学流派主要特征等资料，帮助学生理解作品。

2、适时开展中外文学比较，知晓文化差异，感受文学魅力。

比较文学是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它打破了一切人为的界限，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研究世界文学。比较文学的观念使我们在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时，具有世界文化的宏观视野，尝试从不同角度理解作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引进比较文学的基本原理，可以打破一元封闭的教学模式和认识局限，拓宽学生思路，培养学生站在世界文学的高度理解、评价外国文学作品。但是，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引进比较文学，不是去讲解比较文学的理论和将中外文学进行全面的比较研究，而是立足于外国文学作品的形象，进行适时、适当比较。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与蒲松龄的《促织》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品，但是它们却有相似的主题。《变形记》以人变成甲虫的荒诞形式、《促织》以人变成蟋蟀的情节都表现了人性异化的问题。但是由于时代的差异，蒲松龄和卡夫卡在表现人性异化的层面上是有区别的。蒲松龄只是从现实的层面无意识地涉及到了“异化”，因此，作品中的蟋蟀并没有失去自我后的焦虑、孤独、恐惧和痛苦，而是一只善于讨好、驯顺的蟋蟀，并以此给成名一家带来了的美好结局。而卡夫卡则是从哲学的层面有意识地观照了觉醒后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这种比较可以为学生提供多视角审视外国文学作品的平台，寻求中外文学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意蕴，感受其不同于中国文学的艺术魅力。

类似的比较颇多，如贝克特的荒诞派剧本《等待戈多》与的《雷雨》的比较、《边城》与《百年孤独》的比较、《守财奴》中的葛朗台与《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的比较等。总之，高中语文教材中的一些中外文学作品的可比性是很强的，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作品，为学生营造多角度感受外国文学作品的环境，在中外文学的比较中知晓文化差异，培养学生多向思维的能力和适应多元社会的外国文学素质。

培养学生欣赏外国文学作品能力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引导学生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艺术技法，品味语言，也可以撰写读书笔记和小论文、进行课堂讨论、放映外国文学名著电影等等。总之，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自觉遵循文学规律和教学规律，积极引导学生阅读、感悟、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真正实现《大纲》“初步鉴赏文学作品，能感受形象，品味语言，领悟作品丰富内涵，体会艺术表现力”的目标。

三、开设外国文学名著选修课，进行名著导读。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将高中语文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部分，并对选修课的开设、教学要求、教学评价等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议和要求。这不仅克服了传统课程结构整齐划一的弊端，体现了世界母语教育课程结构设计的总体趋势，也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开设外国文学名著导读的选修课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高中外国文学名著导读设课的目的是指导学生阅读一些外国文学名著，提高学生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能力，养成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习惯。为此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l、外国文学名著导读所选篇目要以课程目标为准绳，选讲篇目可以依据《全日制高中语文教学大纲》附录三课外读物建议中推荐的篇目，同时兼顾其他作品。

2、不讲授外国文学史和进行文学评论，重在指导学生阅读、欣赏作品。外国文学历史悠久，流派和作品众多，教师一个学期可以选择一、二部作为范例，进行具体的阅读、欣赏指导，但不求全面和深入。在教学时教师可以介绍作品的背景材料，梳理情节概貌，进行精彩片段欣赏，以点带面地引导学生感受作品的思想内涵，体会作品的文学技法，把握文学形象。为了巩固学生在课内所学知识，教师可以规定学生在课外自读自己喜欢的一部作品，并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督促，比如，组织讨论、写读后感和欣赏短文等。

3、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技术，采用多媒体教学，辅之以外国文学名著电影欣赏，让学生更直观地感受作品。

四、高师外国文学教学与高中外国文学教学的衔接与互补。

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语言文学专业是培养高中语文教师的重要基地，高中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与高师学生的文学素养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因此，提高高中语文教师的外国文学素养，树立文学教育的观念，需从源头入手。

首先，改进高师外国文学教学，培养学生外国文学素养。

高师外国文学教学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过应试教育走进高校的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薄弱，外国文学素养尤其欠缺；由于专业化的制约和功利化的思想，高校学生的文学兴趣淡薄。二是高师外国文学教学观念陈旧，王采丽在《清理与反思》中就指出：“外国文学名著的一些教学提示和指导材料有许多内容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几十年的兴无灭资的时代思潮影响下的某些观点……而有些教学者仍然当着千真万确的定论灌输给学生，这是很可悲的。”教学形式单一、僵化。教与学的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为此，高师外国文学教学应该以课堂教学为契机，激发学生在课余阅读、研究外国文学作品的兴趣，让学生在自主阅读和研究中培养外国文学素养，树立文学教育的观念。课堂教学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是激发学生喜爱和探究外国文学的重要途径。因此，课堂教学的重点应该是引导学生感受、体会外国文学作品情感、内涵和艺术技法。教学时，要打破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以重点作家、作品为核心，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比如，学术观点的展示、师生平等的对话，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电影精彩片段、图片、音响、相关文字资料的插入等，从视觉、听觉、情感、思想等方面调动学生参与欣赏作品的积极性，让学生真正深入到作品中，感受外国文学独特的艺术魅力，获取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方法。在教学中教师还应该引导学生自觉地运用文学、心理学、美学等理论透视剖析作品，引进外国文学学术动态，让学生的视野更宽，眼界更高。

其次，与高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作品衔接。

高师的外国文学教学一方面要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树立学生文学教育的观念，另一方面还应该指导学生将文学教育的观念和外国文学知识和方法运用、渗透到今后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因此，高师外国文学教学应该坚持学以致用的原则，将高师外国文学教学与高中外国文学教学适当地结合，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

从现行高中语文教材看，选入其中的外国文学作品都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比如巴尔扎克的《守财奴》，莫泊桑的《项链》，契诃夫的《装在套子里的人》，普希金的《致大海》、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西方现代派作品等等，这些作品都是高师外国文学教学的重点。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自觉地将高师外国文学教学与高中语文教学有机结合，对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进行重点指导。但是，这种教学决不能与语文教学法等同。教师既要引导学生站在文学的高度，运用文学理论深入研究这些作品，使学生具有较高的外国文学功底；又要指导学生从深奥的理论中走出来，站在高中语文教学的角度欣赏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为学生提供教学实践的舞台，安排适当的时间，让学生自己研读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自己备课，自己讲课，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强调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既顺应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又有利于形成学生博襟和眼光的人类意识，培养学生民族意识与人类意识统一的精神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讲，外国文学在陶冶情趣、开阔视野、丰富精神文化、培养学生全球意识等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因此，外国文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尤为重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如何引导学生接受外国文学，如何培养学生欣赏外国文学的能力，如何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和世界主义的精神品格，是每一个外国文学工作者和高中语文教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童庆柄.文学理论教程(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陈悖.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刘献彪.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5]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6]郭天行.“文学教育学科教学原则”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成果――《文学启蒙教育论稿》、《文学启蒙艺术》、《文学启蒙教育个案精选》出版座谈会综述[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4.（6）

[7]潭晶华.高校专家建言：外国文学教育值得开发[J].作文世界，2003，(7).

[8]庄文中.学一点外图文学[J].中学语文教育参考，1994，(2).

第8篇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比较文学无论是在学科理论的创建、研究范式的确立和教学过程的实践等方面，世界各国学者都还在进行着积极的尝试与探索，力求建构出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意识的比较文学理论形态。与此学科世界发展现状相应的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整体框架中，存在着文化传统、知识结构和培养目标各具特色的地方高校，甚至还有一些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地区高校。因此，如何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学课程中凸显比较文学学科教育与人才培养的优势，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而要对这个问题取得深入有效的思考，必须立足于民族地区高校所据有的独特的地缘优势和文化资源。首先，从其文化属性观照，民族地区高校不仅地理空间上呈现出地区性与地域特色，在文化空间上也独具其历史传统和民族气质。就以笔者所在的百色学院为例，百色学院是一所位于民族地区的普通高校。现今百色在行政区划上是隶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地级市，其地理位置位于滇黔桂三省交接地带，与越南接壤并勾连东南亚。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1］（P1329）其中“苍梧”“郁林”“合浦”等地，均位于今广西的地理范畴之内，“交趾”“九真”“南海”“日南”则指与广西交界的越南等地，在古代均属百越之地。百越地域广阔，面临大海，接壤异邦，成为中原与周边国家交往的文化走廊。自古至今族群的延绵迁徙以及文化交流，使得这一地区成为沟通中原华夏和东南亚各国的桥梁。在此地繁衍生息的边疆民族因融合中原华夏文化与东南亚各国文化而获得新的生长点，同时推进中原与东南亚各国文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继中国改革开放大潮而来的是东盟区域合作，广西作为连接东南亚的中国南大门，从地理空间的边缘成为了东盟文化与经贸交流的中心，国际间、地区间多边多向的频繁对话与交流在承袭传统的基础上获得巨大擢升。因此，在此背景下开设比较文学课程不仅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有利于与周边国家的民族和睦与经济发展。

其次，从其学术地位分析，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与东方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代表着世界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为的倡导者，鲁迅先生在《今春的两种感想》一文中就指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存在的盲点：“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者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2］（P386～388）当代比较文学学者季羡林、乐黛云、饶芃子等人也提出要对中国与第三世界及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加以重视的呼吁。孟昭毅也在综观我国比较文学现状后中肯指出：“在以往的东方文学交流研究中，中国与周边各国的文学往来都有不少涉足者，……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在区域性的文学交流，如东北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地区的文学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叙述得太少。”［3］（P5）在2011年4月举办的中国首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导高层论坛会议上，乐黛云更是提倡中国学者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她指出当下语境中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要在认知、理解和诠释民族文化历史的基础上尊重并吸收他种民族文化的经验与长处，形成一种文化自觉。［4］

西方学界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文学交流也极为关注。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在东南亚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提醒中国学者要注意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文学研究。美籍印度人、西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代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2007年在中国做学术讲座时也提到东方之内的文学比较与东西方比较同样重要。法籍华裔学者陈庆浩在199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举办的“中国文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会所提交的论文———《中国文学研究展望》中也呼吁应重视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方言文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写出真正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其中也提及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5］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加之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这些丰富深厚的地缘优势与文化资源，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成为当前比较文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例如，在北京大学就把“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作为重点学科来建设，北京师范大学“211”课题“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也把日韩越三国作为重点攻关项目，中国社科院边疆研究中心立项了“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的研究课题，陕西师范大学成立的“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专治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戏剧文化关系的研究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可见，在民族地区高校进行比较文学教研，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与民族文化资源，其文化多样性以及多民族文学的互动共生能够把地理范畴的边缘转化为学术研究的前沿。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在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习过程中贯彻区域特色与学科前沿相结合的思路，显得尤为必要且十分重要。

二、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操作：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改革思路

普通本科院校比较文学课程的基本学时是54课时，而要想在一个学期有限的课时中对比较文学的起源发展、基本理论和研究范式进行全面梳理与深入介绍是远远不够的。就以由陈惇等学者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比较文学概论》为例，里面涵括的内容包括比较文学的“定义与功能”“历史与现状”“基本类型与研究方法”“文学比较研究的领域”以及“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等内容，可谓理论抽象、方法多元且信息驳杂。但这样的教材是不是适合民族地区高校的实际操作呢？笔者在以往教学实践中常面临这样的尴尬：往往一个学期课程结束，学生对于课本罗列的那些遥远的历史事件、抽象的理论论争和没有阅读体验的举例分析，可谓卷帙浩繁又隔膜生疏，因此大家深有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掌握的遗憾。这也是比较文学教学过程中的一个普遍难题。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一理论知识显得抽象又浩瀚，理解和掌握起来都有难度，也极易流于表面。按照本科生的学术积累和思维水准，也不宜匆忙展开比较文学的学术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比较文学课程教学的宗旨与目的进行深入反思与积极探索。笔者尝试从以下方面进行变革：

（一）教学基点立足于中国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心移到了中国，中国比较文学以自己的独特声音传达出具有中国特征的理论话语与学术形态。陈惇和刘象愚两位教授在《比较文学概论》一书中指出，中国比较文学应以中国文学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作为文化大国，从古代的文明古国的文化辐射、近现代的师法西学以及在当代的中西方文化的交融碰撞与各民族文化的多元互动，都体现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中国各时代的文学现象在比较文学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该多以中外文学交流或中外文化关系为例子展开论述分析。唯有如此，才可以在时间和情感上拉近比较文学与中国学生知识视野的距离，从而引发学生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反思与前瞻。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立足学生熟悉的文化传统与文学背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比参照来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进一步地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在中外文化与文学的互证、互补、互识的基础上，达成对当代大学生的世界文学意识与包容文化观念的建构，最终形成一种文化自觉。

（二）教学内容侧重东方文学与民族文学的比较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开放性学科。在教研过程中，要求研习者对古今中外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发展与精神内涵融会贯通。但实际上，本科教学阶段很难有学生达到此种畅达古今学贯东西的理想境界。如果教师在课堂上生硬按照材进行宣讲，常常显得捉襟见肘，会面临教学内容与对象错位的尴尬，最终造成学科主旨与教学效果的明显落差。因此，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应该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调整。比较文学的学科起源来自西方的定义，但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理念而言，其在东方文化也有着深远渊源。除了博大精深的古代东方文化，近现代两三百年间的东方文学，也因西方入侵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体现出复杂多元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变迁。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东方文学都具有深邃的精神内涵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学发展置放在东方文化这一大语境中进行参照与反思，以此来观照中国民族的历史命运及其发展，这样的比较文学课程会更具有现实意义与启迪价值。比较文学滥觞于欧洲学者对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注，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是建构在不同民族间文化与文学交流互动的基础之上。所以双边或者多边的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石。比较文学学者严绍璗在纪念《中国比较文学》出版60期时撰文提出“把比较文学做到民族文学的研究中，在民族文学的研究中拓展比较文学的空间”这样的学术构想。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也在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的发表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中国视野》中强调“（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是与中国人振兴国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发展本民族文学的志向分不开的。”［6］2008年11月还在陕西师范大学召开了主题为“东西方民族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学术研讨会。所以在全球多元的文化语境中，在我国“多元一体”民族文化的和谐背景下，从比较视野对世界各国及国内各民族文学进行历史和美学的深入研究，对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颇具价值。我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其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与东南亚山水相连，因而存在多种异质文化的变化。因此，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课程中应侧重对东方各国文学、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学、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及其成果进行介绍与讨论。

（三）教学重点转向学科前沿领域

中国与周边亚洲邻国及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学比较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民族地区高校应调整教学的重点，将比较文学的内容从文化中心、传统经典转向区域特性与民族特色。在教学与研习过程中，学科史的发展可以作为背景和铺垫，在中外文学与文化比较的大框架下重点引领学生探讨立足学科前沿与凸显区域特色的问题，例如“东方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新世纪外国对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国情报告”“中越跨境民族研究”“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和民族文学经典的文化翻译与传播等这些新的研究问题。对实际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会使学生脚踏实地领悟到比较文学的学科宗旨，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与正确运用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一开始就疲于应付各种理论思潮的狂轰滥炸。而且，这些学科前沿所探讨的问题更具有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除了培养学生学术思维的逻辑性外，还能够增强学生对社会思考的敏锐度与深刻度。

三、从空中楼阁到高屋建瓴：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的实践意义

（一）“宏观比较文学”理念与应用型人才

民族地区高校的人文学科培养目标是应用型人才，其面对的教学对象是以本科生为主（包括中文系、外语系和综合文科），兼及专科和高职等层次学生。这些学生除了极少数毕业后进入硕士阶段继续深造，极大部分还是在毕业后即走向社会，他们的职业多是地方中小学教师、基层农村干部、政府机关公务员以及一些发达城市的各类公司企业的初级管理人员等。那么，比较文学教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是什么呢？比较文学学科在1998年重新被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成为文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中国高校按性质可划分为科研性、教学性与综合性等类别，其中一些属于综合性院校的民族地区高校培养人才的模式是以应用型为主的。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不是仅仅针对技术的掌握与操作，而是要从所学的专业知识中汲取人文精神资源，来培养健全的人格、宽厚的文化素养以及成熟的思维能力。鉴于此，民族地区高校比较文学课程教授与研习的重点不应该落点在学科史的梳理、学科理论的掌握和研究方法的运用，而应该是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导向，培养学生世界文学意识和大文化观念，在熟悉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形成视野广阔与胸怀包容的文化观念。正如我国比较文学学者王向远所倡导的，在本科阶段比较文学教学中，“应该把中外文学知识的系统化、贯通化、整合化作为主要的宗旨和目的”［7］（前言）。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自信与世界文学意识是比较文学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契合点。由此，我们在进行比较文学教学实践中，应该倡导“宏观比较文学”的新理念。“宏观比较文学”具体是指“各民族文学、各区域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之间的差异性与相通性的研究，是一门描述和揭示各民族文学、区域文学、世界文学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7］（前言）。

正因为比较文学是一门集概括性、理论性、前沿性于一身的课程，其主要目的不在直接向学生教授如何进行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而是教会学生如何宏观地认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复杂关系，如何辩证地分析判断有全球意义的重大文学现象。一言蔽之，中国比较文学汲取了土壤深处文化传统的滋养，也接受异域文化的和风吹拂与世界文学的阳光普照，是一门高屋建瓴的文学与理论课程。而民族地区高校的比较文学也不是虚无缥缈不着边际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在民族传统与地方文化土壤上的一棵参天大树。比较文学课程可以让学生通过全面观察和客观比较来看待社会现实与文化发展，对古今中外文学的起源、发展、面貌、特征与趋势有清晰把脉。这是在文化孤立和自我本位状态下所无法拥有的视野和胸怀。也就是说，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和学术视阈，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在全球化背景中，既树立了对自我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克服了文化狭隘心理与井底之蛙的浅见，学生在思路豁然开朗的同时获得思维创新。例如笔者在指导2012届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就引导学生用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来思考和探究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互动的问题。其中《比较于连与高加林不同的命运走向及其文化内涵》《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国民性”探讨———比较〈阿Q正传〉与〈堂吉诃德〉》较具有典型意义。前者通过探究于连和高加林个人奋斗及其最终命运走向不同，指出高加林的命运归宿是中国儒家道德观念与西北农民土地情结的合力推动，体现出一种与西方反叛性和颠覆性不同的圆融的生命观，这对我们思考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融合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后者通过比较阿Q的“奴性”与堂吉诃德的斗争与自由，从堂吉诃德“立人”精神启迪引发我们对鲁迅创作精神及“国民性”的深入探讨。这两篇论文都避免了“X＋Y”的拉郎配式的生硬比较，而是在可比性基础上选取一个切入点，在文学比较中探讨深层文化的不同，从而获得对中西方文化的深刻观照以及对自我民族文化的清醒反思。以上事实证明，比较文学课程对“应用型”人才培养与人文素质和综合能力提升有积极意义。学生在论文思考与写作过程中，不仅思维逻辑和写作水准得以提升，还获得了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切入点，使得古今中外的文学史的知识能够焕发出新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也开拓了学生的学术视野及其对民族文化的思考。

（二）民族文化资源与特色教研团队建设

从教研层面来看，比较文学对教师的学术积累既提出高要求也有积极推进意义。作为有限的个体，要达到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全面了解与熟练运用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可以立足于区域特色和学科前沿来指导自己的学术思考，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重点强调可操作性。这就要求教授这门课程的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发生在自己身边、自己熟悉的文化传统中的文学与文化事件进行思考，凸显出一些有现实意义又切合地方实际的问题意识。笔者现在致力的课题是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越跨境民族文学在文化研究和区域文学的视阈中，呈现为国别（中国与越南）文学、民族文学、文学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多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比较视阈中的中越跨境民族文学获得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宏阔视野，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学。此外还有很多具有区域特色又位居学术前沿的课题可供思考，例如民族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跨文化语境中多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研究以及民族经典的跨文化翻译与传播等等。新思维、新方法的刺激必然会凸显出新的学术思考和问题意识，唯有如此以教学带动科研，教师才会敏锐准确地在科研上找到自己的根据地与发展空间。比较文学以其学术视野的宽度、历史发展的深度和总体文学的高度，在世界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显学。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中文学科体系中也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它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民间文学甚至语言学等学科有着密切联系；甚至与民族学、人类学、哲学、美学、心理学、宗教、艺术等学科有着重叠与互动关系。不言而喻，比较文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使我们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能够突破学科藩篱，扩大文化视野与深化学术思考，方法也体现出多样化。因此，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学者和教师也能够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对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多元和富有建设性。在实际教研中，比较文学的学术理念与思维方法，能把文学学科各个分支的学术资源进行重新的整合调配，形成多元并存、学科互动的特色研究团队。例如，在百色学院就可以通过比较文学课程的开设来拓展文科教学的范畴，除了在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新闻采编与制作、对外汉语及涉外文秘等专业开设这门课，也可以在外语系的相关专业，如英语语言文学、应用越南语、泰语等专业也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尝试。值得一提的是，百色学院外语系教师将壮族古代经典《平果壮族嘹歌》进行了英译。这无疑是比较文学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观念的践行，比较文学的相关观念、理论与方法也能够为民族文化的翻译与传播提供具有一定学术高度的文化观念和理论思维。由此可见，在民族文化与地方资源的基础上，借助民族地区高校为教研平台，围绕着“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各国的文学关系”“中国南方民族与东盟各国的文化关系”等具体问题进行课程设置和学术研究。这一研究思路在时间轴上纵贯古今，在空间轴上横跨东西，其中还叠合着民族文化的迁徙与流变、衍化与创生等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通过在教研中对比较文学之理论思维与具体案例的研习，积极探讨本土文化资源与民族传统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下的继承与发展，在现实思考中凸显鲜明的问题意识，能够有效激发出教师的学术生命力。通过相关专业教师的身体力行和群策群力，“中国南方民族与东南亚文化与文学比较研究”就能够成为一块坚实阵地，团结和凝聚整个学校相关学科的教学师资和研究力量，成功打造出具有区域特色又立足学科前沿的教学课程与研究团队。由此，民族地区高校既能够在教学和科研上都获得一定的突破与超越，也能够为学校的办学与治学开创出良好的发展空间。总而言之，比较文学在民族地区高校的文科教学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在教学体系和学科发展上都呈现出新思维和新风貌。

第9篇

关键词： 大学英语教学 中国文化失语 教学改革 对策研究

一、中国文化“失语”现象

上世纪末，曹顺庆先生提出了“失语症”。虽然他是针对中国文艺理论界而提出的，但这一诊断却具有普适性：不仅是中国文论界，还有文学界、文化界及教育界统统都患上了“失语症”。该病症的症状是：在与西方同行交流时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观点，发不出自己独到的话语声音，其言说的方式、内容和用以言说的术语都是西方的。在中国教育界中，“中国文化失语症”现象也愈演愈烈。

在跨文化交际中，中国人作为交际主体却在表达中国特有的文化思想上存在困难。从丛教授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文化失语症”（Chinese Culture Aphasia）（从丛，2000）。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特色鲜明，中国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吸引着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具备天然的文化资源优势。因此，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国文化失语症”使得众多英语学习者，包括许多英语水平达到中级或高级水平的人，在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时，却是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道）不出。

针对中国文化失语现状，外语教育工作者提出学习目的语文化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母语文化的教学。下面仅从几个方面谈一下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加强中国文化的学习。

二、中国文化“失语”对策研究

1.教材建设

在教材编写方面，现有英语教材中大多都只涉及目的语文化，很少涉及学习者的母语文化。纵观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中国文化内容的课文占的比率太少。单向导入目的语文化已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对英语人才的需求。因此在教材建设上，要增加反映中国文化内容的材料，增加具有中国特色的英文词汇，让学生能用地道的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我们可考虑选取中国作家所写的英文名著，如丁往道的《中国文化掠影》；或引入英语国家介绍中国文化的文章，如赛珍珠的《大地》；教材应开列中国文学与文化参考书目或编写与主教材相配套的中国文学文化教材，作为学生课后阅读之用；有关中国文学文化内容的教材编撰可采用汉英对照，也可采用全英文式。如果考虑到内容的时新性，还可引入优秀的当代中国作品的英文译文片段和反映中国社会内容的英文报刊上的优秀文章。这不仅有利于丰富学生的英语知识，帮助其储备文化知识，培养爱国情操，还为颂扬宣传中华文化，提高我国的软实力打好基础。

2.课程设置

在课程设置上，中国文化教学内容应体现哲学、历史、宗教、社会等中国文化内容的综合，体现出中国文化和区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让学生从另一角度来欣赏中国文化，同时可开设中外文化对比课程，强化学习者的对比分析能力，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在教学体例上体现出由易渐难的层次特点，体现由语言知识到文化应用的系统特色；在教学目的上体现听、说、读、写、译等应用能力的综合训练；在课程性质上体现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有机结合；在课程设置对象上，应考虑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实际。切实详细设置生动、详实、趣味性与知识性并举的中国文化英语课程，还有待英语教学工作者们不断研究。

3.考试改革

考试对于强化中国文化教学是有利的“助力器”。英语考试可谓伴随着国人的一生，考试门类齐全，每种考试都加深了国人对英语重要性的认识。而面向国人的母语水平考试又有多少？故欲提高中国文化教学，则需要增加中国文化测试的内容和比重，真正体现对中国文化教学重要性的认同。考试改革的方式宜灵活多变：可以采取听、说、读、写、译等方式，可以增加文化常识的考题，也可要求学生写文化方面的小论文。同时还可把目前大学英语考试中的作文试题与文化考试融为一体。另外，让学生写文化方面的论文以作为其课程考试成绩的一部分也是可行的。

4.教师素质

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英语教师应具备独特的文化素养。大学英语教师首先必须具备英语语言知识、综合应用能力知识、专业基础知识，更需具有相当的双文化或多文化知识。传统的英语教学中，大部分英语教师的教学重点一直是语言知识点的讲解，忽略了对中国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知识能力的提高。因此教师应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对目的语文化了解的同时提高母语文化素养。其次，《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明确了大学英语教师需要掌握比较全面的中外文化知识和中外文化评析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可运用比较法，比较英汉两种语言及文化，从而使学习者对两种文化产生直观感受，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对有关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进行介绍，并同母语文化进行适当的比较，以便学生了解两种文化现象的异同点，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同时积极引导学生，培养学生的文化平等交流意识，让他们在对外交往中积极地弘扬我们的优秀文化。

在英语教学中，如果学了外语就丢了母语，有了外国文化就抛弃母语文化，这个世界仍是隔离的世界，那么学习外语又有什么意义呢？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同样呼唤英语文化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教学。为改变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状，各大高校需积极做出改革措施，实行教材和教学改革，借助考试引导强化，再加上教师从旁指点，学生对中国文化知识的掌握并不难。唯有加强母语文化教学，我国的大学生才能吸收西方的优秀文化，禀承我国的民族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1）.

第10篇

近年来，随着新课改的深入实施，伴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我们的语文教师在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学手段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教学效果整体上并没有多大提高，少慢差费现象依然大量存在，甚至有加重的趋势。究其原因比较复杂，但就语文教学本身来说，语文教师语文素养的下降是不可推却的主因之一。

笔者多年观察所得的认识是：在语文教学中最起作用的还是教师的语文素养。经常看到的现象是，教师良好的语文素养在学生那里往往能产生“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的模仿效应，喜欢读书会读书的老师肯定会影响他的学生去读书，喜欢写作会写作的老师会影响他的学生去写作。同时还看到，具有良好语文素养的教师由于有着语文学习的成功体验和经验，他们的教学有着很好的引领性，往往能适切地指导学生学习语文。

不久前，在窦桂梅老师的博客里，我看到她写得这样一段文字：“我以为，语文教师应当成为‘语文的化身’。这里的‘语文’应是‘用语文的方式教语文’。语文的方式，不仅仅指语文课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教学方式，更是指用语文的方式来思考、感悟、表达，叙事、隐喻、抒情、对话，乃至一声问候、一句评价。那课堂上的分分秒秒，语文老师不仅仅属于自己，他就应当成为语文。是否还可以这样说，如果以前我们说‘我是教语文的’，那么，我们今天应说‘我是用语文教人的’。若爬过这座山，达到这境界，语文教师的素养必须提高。”（见《凭良心教书——我看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我想，只有具有良好语文素养的教师才能成为“语文的化身”，才会知道如何“用语文的方式教语文”，才会懂得“我是用语文教人的”。

二、一点设想：语文教师教育应该有个教师语文素养的基本标准

眼下，语文教师整体语文素养的下降是个不争的事实，如何提高语文教师的语文素养已成为语文教师专业发展的当务之重，而从语文教师成长的起点做起，制定一个语文教师的语文素养标准则应当进入语文教师教育的议事日程。

当然，语文教师的语文素养标准，是个难以一以律之的问题，但应该有个基本的标准。我想，作为一个中学语文教师，如下的素养是应该在基本的标准范围之内的：热爱祖国的语言文字；能写一手规范、工整、比较美观的硬笔字（正楷字或行楷字）；能说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能传情达意地诵读各类文体的文章；能背诵三百首（篇）中国古代经典诗文、百来篇（首）中国现代经典诗文、百来篇（首）篇外国经典诗文；研读过百来篇课文之外的中外文章大家的典范之作；阅读过五十部以上的中外文学名著，熟读过十来部文化经典（比如《论语》、《孟子》、《庄子》等）和语言文学理论著作（比如王国维《人间词话》、吕叔湘《语文常谈》、朱光潜《谈美书简》、艾克曼《歌德谈话录》等），并掌握了一定的中外文化知识，具有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品位；能写各类不同文体的文章，做到内容充实、中心明确、层次清楚、详略得当、结构完整、表达方式运用恰当、语言准确流畅、标点正确、不写错别字等。实事求是地说，当下的语文教师能达到这些要求的比例并不高，青年教师中达到这些要求的更是屈指可数。其实，这些要求并不高，与现行的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语文学科《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各项标准差不多（看看其中的课程目标、诵读篇目和课外阅读建议等内容就知道了），若依过去“要给学生一瓢水，老师必须要有一桶水”的说法，显然这些要求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三、一点期盼：语文教师应当致力于自身语文素养的提高

语文学习是一个语文工作者一辈子的事，每个语文教师都应当致力于自身语文素养的提高。就现状而言，客观地说，造成语文教师语文素养难以令人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责任不全在于语文教师自身。长期以来，我们的职前培养、招聘录用和职后培训机制都普遍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比如，基础教育阶段，他们都是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学习语文的，语文素养大多是有缺陷的（比如读写兴趣不高、阅读面窄）；高等教育阶段，缺乏严格的语文素养历练课程和相应的考核机制；学校在录用时，大多采用中高考题型的书面考试和现场听课（一节课）的方式，难以全面准确地考察应试者的语文素养；职后培训时，也大多忽视了语文素养的提高，更多的是强调教育教学理念的更新和教学方式的转变。这些问题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当下语文教师语文素养的提高。但是，我们语文教师不能因此而自卸其责，当行亡羊补牢之策，致力于自身语文素养的提高。

如何来提高？唯有多读多写（或多读常写）。这是提高语文素养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语文素养的不二法门，除此别无它途。

读什么？怎么读？需要规划，要制定个人的读书计划。可根据素养标准进行补课性读书（包括背诵的篇目，语文教师应该有些烂熟于心的东西，真正做到“腹有诗书”），也要根据兴趣爱好进行发展性读书（专长性读书）。

写什么？我想各类文体都可以试一试，主要是积养一些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的感觉，以便更好地解读课文和指导学生写作，诚如孙郁先生所说：“只是觉得，教语文的人，应当会写文章，至少是写像一点模样的文章，否则就有点隔膜。雾里看花，门外闲谈，把文章八股化，那就没有出息了。”（见《中学语文教学》2009年第6期卷首语）至于怎么写？袁柳照先生的意见可作参考，他说：“语文教师就不能局限于只写教学论文、研究教材教法，他们可以去创作，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见《人民教育》2011年第21期的《我对诗性教育的理解与追求》）不妨制定一个个人的写作计划（一学年的或几学年的），有意识地练练自己，说不定会练成一个作家——那不仅是学生的福音，也是自己的幸事。

第11篇

论文关键词：人才培养；对外汉语；教学改革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及政治地位的提升，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数日益增加。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要求中国增进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教育合作，已成为提升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为了加强传播中华文化的力度，目前我国已在世界各国建设了多所孔子学院，为热爱中文、渴望了解中华文化的各国民众提供服务。汉语国际推广及孔子学院设立已成为当前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教育合作的重要内容。伴随着“汉语热”在世界范围内的日益升温，我国高校对外汉语本科专业也获得了迅猛发展。截至2008年，全国已有近180所院校具备招生资格。但是，与对外汉语事业的飞速发展相比，我国各高校配套的师资队伍建设未能及时跟上，所培养的人才也远不能满足国内外汉语教学的需要。当前的对外汉语教育事业仍面临巨大挑战：孔子学院供不应求，对外汉语教师、汉语教材仍然严重不足。在这种新形势下，理工科高校如何构建对外汉语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国内外对对外汉语应用的紧迫需求，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中国高校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现状

目前，国内对外汉语本科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一些共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和学生就业等四个方面。

根据教育部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对外汉语教学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被阐述为：“本专业注重汉英（或另一种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双语教学，培养具有较扎实的汉语和英语基础，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及中外文化有全面的了解，有进一步培养潜能的高层次对外汉语专门人才；以及能在国内外有关部门、各类学校、新闻出版、文化管理和企事业单位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及中外文化交流相关的实践型语言学高级人才。”但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高校并未能在当前的人才培养过程中真正体现上述目标，在课程设置中所采用的典型模式为：外语+汉语言文学课程+对外汉语教学类课程，实际上是将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狭义地定位为对外汉语教学。

作为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内容，课程设置对复合型、创新型对外汉语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国内多数高校对外汉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困难：

（1）如何在课程设置中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颁布的对外汉语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根据教育部规定，对外汉语专业人才的课程设置应涉及汉语言文学、教育学、外语、中外文化、对外汉语教学等多个学科。但在具体实施中，由于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对总学分和学时都有较严格的限制，导致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无法落到实处。

（2）如何科学地分配汉语类课程和外语类课程的比例。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对外汉语专业学生必须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因此必须增加课程设置中外语类课程的学时，但将导致汉语类课程的学时受限，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

（3）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汉语语言类课程、文学文化类课程、教育类课程的比例，也是该专业课程设置的一个难点。

（4）如何协调课程设置与学生就业需求之间的关系。据统计数据表明，当前对外汉语专业的本科生在毕业后能真正实现完全对口就业的比例并不太高。为了扩大其就业途径，应培养学生的其他就业技能，但这将需要特定课程的训练，由此也给本专业的课程设置带来一定困难。

当前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市场需求旺盛，但学生的就业形势却较为严峻。出现这种矛盾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较多的毕业生无法胜任用人单位的需求。因此，对外汉语专业必须重视实践教学，强化对学生的基本技能训练，从而使得学生具备从事实际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能力。但如何做到知识、理论和技能的有机结合，是目前很多地方高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有的高校并未开办留学生教育，无法向对外汉语本科专业的学生提供实践和实习的平台。据调查表明，有部分地方高校的对外汉语专业本科生在四年的学习生涯中，从未进行过对外汉语教学实践，因此很难将专业理论课程和实践相结合。

近3年来，对外汉语专业毕业生直接进入该领域工作的人数呈逐年下降趋势。据统计，在2001年的时候，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专业毕业生进入高校从事专业对口工作的学生比例为34%左右，但该数字于近年已下降到不足20%；此外，对外汉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在毕业后继续从事对口专业的人数也呈下降趋势。因此，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新形势下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来拓展学生就业渠道，也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除了上述人才培养方面所存在的共性问题，目前国内某些高校对于对外汉语专业还存在较为严重的认识偏差。由于对外汉语与中文学科具有较大的交叉度，有的教育工作者认为其学科特点不显著，没必要单独设置学科，这也体现了当前人们对该专业的理解程度偏低。在某些高校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较多课时都放在传授语言文化知识，真正用于学生实际教学能力培养的时间极其有限，导致学生的实践教学能力较弱。

二、理工科院校设置对外汉语专业的注意事项

在理工科院校中，其学科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理工类学科强大但文科薄弱。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为例，其特色学科都是属于理工类，包括：信号与信息处理、计算机应用技术、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仪器科学与技术、管理科学与工程、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等省部级重点学科；有可信软件等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国家软件与集成电路公共服务平台（CSIP）广西分中心；在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国内先进行列。理工院校的文科专业都是在公共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与传统的文科院校、师范院校相比，其文科专业存在底子薄、基础不厚实的问题。因此，在设置新的文科专业时应充分考虑其文科弱、理工科强的特点，尽量结合学校的强势专业来发展交叉的新学科。 转贴于

根据我们对近年来在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习的留学生所作的统计分析表明，这些学生主要来自东南亚或非洲国家，学习汉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应用，如工程开发、外贸经商等。因此，如果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具有一定的相关专业技术知识，那么在实际教学中更容易与留学生沟通。而在获取专业技术知识方面，理工科院校的学生比文科、艺术类、师范类院校学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可见在理工科院校发展对外汉语专业的必要性。

理工科院校所培养的对外汉语专业学生需要有较好的英语表达和应用能力，不但能很好地适应国内对外汉语教学的需要，还能去国外进行对外汉语教学。作为具有较强的汉语、英语应用能力的复合型、创新型实用人才，这些学生在人才市场上将更具竞争力，其就业也能够实现多元化。但是，理工科院校的中文专业相对不强，有的学校甚至没有开设中文本科专业，这将对开办对外汉语本科专业带来一定影响，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文化、汉语言相关的课程的开设和教学都会有一定困难。为此，理工科院校可通过内育外引的方式，引进相关专业的教授、博士等高层次人才。

三、适用于理工科院校的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下面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介绍一套经过实践且适用于理工科院校的对外汉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该专业旨在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强烈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身心健康，系统掌握语言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基本理论，有扎实汉语基础和较高英语水平，对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有较全面了解，具备较强的社会适应性和自我发展能力，具备良好的文史素养和英汉双语教学能力，能在国内外各级各类教育科研机构胜任对外汉语教学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该专业培养方案主要包括语言类、文学文化类及教育教学类等三个模块。

（1）语言类（汉语、英语、第二外国语）。开设的课程主要有：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大学英语（精读）、英语泛读、英语听力、英语口语、英汉互译、语言学概论、第二外国语（越南语）等。通过本模块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汉语功底；熟练掌握英语，具备突出的英语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同时具有一定的第二外国语实际应用能力。

（2）文学文化类。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与礼仪等。通过本模块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受到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中西比较文化等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及较好的文化传播、跨文化交际和外事活动能力。

（3）教育教学类。开设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教育心理学，计算机辅助对外汉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专题等理论课程，同时安排教学见习、教学实习等实践性教学环节。

该专业的特色可体现为以下三点：外语类在总课时中所占比重较高，占到总课时的一半以上，同时聘请多名外教担任英语口语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使学生的外语水平（尤其英语口语）高于一般中文专业的学生；学生有较多机会参与校内、外实习以及国外实习和任教，积累较丰富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利用我校计算机及现代教育技术的学科优势，加强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培养与训练。

第12篇

对于国际比较文学界的发展趋势，中国学界也做出了积极的应答，由此形成了1996、1997年国内讨论的几大热点话题。

比较“文学”与“文化”谈

早在1994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就在《比较文学新视野》一文中指出“当前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越来越“趋向于一种多元文化的总体研究；围绕一个问题或一种现象，在不同文化体系中进行相互比照和阐释”。〔2〕刘象愚、曹顺庆等学者也相继提出，“当代比较文学的论争已经离开了文学的领域，争论的要点已经不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比较文学如何进行的问题，而是比较文学究竟是一种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问题”〔3〕，“在比较文化大潮涌起之时，要想回避文化研究，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4〕

为了能够尽快融入国际化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国学术界所举行的学术研讨会也均以此为题。如主题为“文化：中西对话中的差异与共存”的1996年南京国际学术研讨会，学者们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使世界文化在全球意识的观照下由差异走向共存，并通过中西文字在言、象、义三个方面的对比，探讨其对于中西不同思维方式的影响。此外，与会者还围绕着人文精神对于中西不同的时空观与生死观进行了剖析，并强调了在全球表面趋同的前提下，保持民族差异性的重要性。1996年9月在山东大学召开的“跨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研讨会上，学者们普遍认为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的转变，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畴，这是一个机遇，但同时由于本学科所特有的不确定性，从而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影响最为广泛的则是在历届年会中规模最为盛大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题定为“文学与 文化对话的距离”。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中外学者大力倡导东西方文化、文学平等对话，并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大势所趋，世界人文科学的发展正经历着一次新的科际整合。与会者还对中西诗学的异同、阐发、对话等问题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中国传统诗学及文论话语应尽快完成现代化转换，通过与西方对话发现差异，从而在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一切都表明，“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已经加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中”〔5〕，而“跨文化研究也将在世纪之交成为国际国内比较文学研究更新发展的显性话语”。〔6〕

就此，乐黛云先生率先在《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一文中对于比较文学之所以“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蓬勃生机”、发生历史性转化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分析。这主要是由于“西文中心论的隐退带来了多元文化的繁荣”，从而使得比较文学新的国际性得以形成；“后殖民主义的深入人心，使得各民族返本归原充分发掘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大大丰富和发挥了自己的民族性”；而最重要的社会因素则是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任何自我封闭、固守一隅、逃避交往的企图都可以受到成功的抵制”。这一切为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比较文学可以不再局限于同质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而是在欧美、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异质文化的比较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广阔空间。事实上，我们正经历着一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宏伟的工业革命和文化转型，过去得到广泛认同，认为无可置疑的默认常规都已受到挑战而变得不确定。”由此，乐先生做出了相应的预测，尽管如今比较文学“面临着民族文化复兴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种种复杂的新问题和悖论”，但“只要迎接挑战，提出新的理论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较文学就会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7〕只是在这个新阶段到来之前，还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例如，比较文学是应以文学研究还是以文化研究为本？文化研究会不会导致文学本体的失落？学科边界的泛化将会对比较文学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话题都是颇有争议的。

对于“文化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一种开拓”这一命题，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是持肯定态度的，并对其发展前景相当乐观。如乐黛云教授认为，“比较文学通过文学文本研究、文化对话和文化误读现象，研究时代、社会及诸种文化因素在接受异质文化中对文学文本所起的过滤作用，以及一种文学文本在他种文化中所发生的变形。这种研究既丰富了客体文化，拓展了客体文化的影响范围，也有益于主体文化的更新”。〔8〕叶舒宪教授也提出“比较的视界仅仅停留在‘文学’本身，未能深入到文化整合要素中去，因而也就不能升华到比较文化的透视高度……‘文化’视角的引入是解放学科本位主义囚徒的有效途径，使研究者站得更高，看的更远……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这样说：比较文化研究未必是比较文学，但有深度有洞见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是比较文化。换言之，比较文学研究若能得出具有文化意义的结论，那将是其学术深度的最好证明。”〔9〕

但是，同样的命题在另一些学者眼中却意味着新的危机与挑战。正如当代美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乔纳森·卡勒针对有些学者所打出的“泛文化”的旗帜指出的那样：“如果将比较文学扩大为全球文化研究，就会面临其自身身份的又一次危机”，因为“照此发展下去，比较文学的学科范围将会大得无所不包，其研究对象可以包括世界上任何种类的话语和文化产品”。〔10〕事实上，比较文学是不可能涵盖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那么其所设想的比较文学的广泛性也就无异于镜花水月，“既然什么研究都是比较文学，那比较文学就什么都不是。”〔11〕所以说，刘象愚、曹顺庆等教授对这一问题如此重视并非是空穴来风。刘象愚在《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一文中，将这种“研究目的不是为了说明文学本身，而是要说明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冲撞”的比较文学研究倾向称为“比较文学的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并强调，“这种倾向使比较文学丧失了作为文学研究的规定性，进入了比较文化的疆域，导致了比较文化湮没、取代比较文学的严重后果。”同时，他也对这种“泛文化”出现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其哲学背景是后现代的各种思潮。“其中以解构主义思潮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消解为最烈。”当强劲的解构主义浪潮将文学的自身本质特征消解殆尽，“文学变成一堆‘漂移的能指’或‘语言的游戏’”之后，文学自身的失落必会令比较文学变成纯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的研究，呈现出非文学化的倾向。此外，打破了学科界限却缺乏理论上的有机统一性、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混为一谈的新历史主义，关注焦点始终停留在文化层面上的女性主义和新，也都是令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型的始作俑者。因此，在文章的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较文学必须固守文学研究的立场，比较文学的研究当然要跨越民族文学的界限、文化的界限，也可以跨越学科的界限，但不论跨到哪里去，都必须以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为本位。换言之，研究者的出发点和指归，必须是文学。在比较文学中，文化研究并非不重要，但它只能作为文学研究的补充和背景，只能居于次要的位置。只有在比较文化中，它才能成为核心。”“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领域，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化的一个层面，比较文化是比较文学的背景，二者不容混同，也不能混同。”〔12〕这一论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谢天振在《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一文中也曾表示，“比较文学向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方向发展，这是比较文学学科的本身特点所早已决定了的”。但是，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不应抹杀或混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文学研究学科的性质。“比较文学的研究应该以文学文本为其出发点，并且最后仍然归宿到文学(即说明文学现象)，而不是如有些学者那样，把文学仅作为其研究的材料，却并不想说明或解决文学问题”。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定位为“以文化研究深化比较文学，而不是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否则，“必然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导向比较文学学科的消亡”。〔1 3〕

那么，这场由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关系问题所引发的讨论，究竟暴露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谢天振等学者认为，这些争议均来自“对比较文学自身学科理论研究的阙如和忽视”。比较文学自身所特有的边缘性，“一方面使它充满活力，成为本世纪文学研究中最卓有成效的特点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它显得范围空泛、方法繁杂”。这既“扩大了学科之前的新领地”，也“使一个国家的学科与他国学科之间的界限模糊”。〔14〕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福克玛等人甚至认为，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去专门谈比较文学理论了，甚至没有必要去讨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意义，因为文艺理论研究完全可以将其取而代之。对于比较文学究竟是作为独立的学科还是作为方法论更为适当，学科理论究竟存在何种特征与疏漏，中国学者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由于比较文学学科所独具的边缘交叉性、开放性，为其划定学科界限是相当困难的。正如乐黛云教授所说：“不设限，不成其为学科，固定设限又妨碍学科的发展”，这门学科注定在“名”与“实”的不断发展中走向成熟。〔15〕刘象愚教授更是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从这一学科具有开放性的基本特征看，甚至可以说它永远不可能获得彻底解决，这就是说，它的界定将处于一个永无终结的动态过程中。它将永远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永远需要说明自己是什么。”〔16〕对于这个问题，饶芃子教授也有同感，所以她提出，我们现在所应该做的，是“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从一个个具体的文学现象入手进行研究。

当然，学科理论界限的模糊性并不意味着理论的可有可无，而是表明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开放性的体系，它能不断地自我更新，又能不断地吸纳其他学科的理论来丰富自己。”正如谢天振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探讨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并不意味着要求人们围绕着所谓的比较文学定义进行无休止的概念游戏，而是要求对比较文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进行探讨，寻找比较文学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征所在，要求对在新形势下如何开展比较文学研究进行深入的、具体的思考，并作出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总结。”〔17〕陈悖进而将学科的理论建设具体限定在了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建立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研究，二是关于本学科学术研究和自身发展的各种问题的理论探讨。”〔18〕至于学科理论的核心规范，刘象愚教授则将其定位在了“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之上，即要跨越民族文学、跨学科、文化、语言的疆界，立足于文学性、中国传统文学以及研究者自身素质之上，正是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关联和辩证互动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核心”。〔19〕

总而言之，以往作为理论背景出现的文化在文学研究中将凸显出来，这已是国际学术界对于“后文学时代”的全球话语的普遍定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型。文化研究对于比较文学而言，是一柄名副其实的双刃剑，至于其是否能够切实起到丰富和深化比较文学研究的作用，而不是将其淡化甚至是湮没，还在于用剑之人，即比较文学研究者自身对这一研究方法的界定与应用。

“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学派”

在1996年第二期《中外文化与文论》上，有两组代表了文学研究新趋势、极为重要的笔谈，分别是围绕“后殖民主义”与“中国学派”这两个话题展开的。

与“比较文化”对于学科影响的本质性相比，“后殖民主义”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冲击似乎来的更为外在，也更为直接。对于这一思潮力量之强劲，学者张颐武究其原因，认为“后殖民”的力量正在于它超出了西方现代性话语所编码的那种普遍性／特殊性、时间上的滞后／空间上的特异的二元对立，有力地切入当下中国的“状态”及历史之中。这种中西双向的阐释策略能够“以理论获得对当下状态的分析，以当下的状态反思理论”，从而“获得一种新的、打破旧框框的想象力与创造性”。〔20〕王宁、陈跃红等教授则对于“后殖民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们认为，尽管其从后现代主义那里汲取了批判和解构的特质，对于西方的中心主义与第三世界所处于的“他者”角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但仍是对“以往的旧殖民体系的一种‘新殖民主义’之内部的批判”的继承和强化。这是由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本身所具有的两重性决定的，应该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1〕陶东风在对“后殖民批评”流行于中国学术界、并掀起批判西方中心主义浪潮的现象进行了反思之后，提出了“在检视西方中心主义或东西文化关系时，必须有一种超越民族主义之上的文化价值取向，不能完全以民族的标准或文化相对主义来消解文化价值的普遍标准”的独到见解，并认为“这是摆脱我们在文化的民族化与世界化两种诉求间紧张关系的惟一出路。”〔22〕

至于具体到比较文学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许多中外比较文学家都在力求突破西方中心论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这对于欧洲知识分子而言，所需要的是摆脱自身的殖民倾向，努力接受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比较，意味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而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界，则是面临着“在后殖民的全球语境下，如何对待自身的传统文化”的问题。正如傅勇林在文章中所谈到的那样，“世纪之交后殖民阶段的到来促使民族文化复兴、多元文化共存是跨文化研究成为全球主流话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不再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元文化模式去看待世界，“各民族文化都呈异态分布，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因此在寻求全球共享文化价值的过程之中进行跨文化研究抑或深掘本土话语以求异质文化的交融共铸便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3〕

对此，乐黛云教授认为，西方中心的隐退并不意味着另一个中心的取而代之。如今，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只能是“以互补、互识、互用为原则的双向自愿交流”，而这正是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的基础。这就推衍出与其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其一是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去和世界交流；其二是如何交流，通过何种方式交流。”乐先生提出，“我们用以和世界交流的，应是经过当代意识诠释的、现代的、能为现代世界所理解、并在与世界的交流中不断变化和完善的中国文化”。至于如何交流，这主要取决于交流的工具，即能以相互沟通的话语，“双方都能认同和理解的一套言谈规则”。各个文化群体或个人之间所进行的自由对话是在各自的话语中完成的。“这里所用的话语既是自己的，又是已在对方的文化场中经过了变形的。”在多种文化体系间进行平等对话中，“可能会借助旧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新的话语也会逐渐形成。这种新的话语既是过去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世界的，也是民族的。在这样的话语逐步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各民族就会达到相互的真诚理解。”〔24〕与乐先生从国家的角度入手、分析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同，刘象愚教授则将目光集中在了同一国家的不同种族之间。他侧重于“族群”，即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认为“后殖民主义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力图重新审视东方的同时，也催发了比较文学中的族群研究”。族群研究的重新崛起，“表现为从互为他者的立场出发重新审视、定位主流文化和族群文化”，并“对事实上的文化不平等加以研究，从而探索形成文化霸权和差异的根源”。族群研究所体现出的是典型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对于这种少数族裔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如今业已成为比较文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25〕

至于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问题，自李达三、陈鹏翔等著名学者于七十年代率先提出之后，此后的几十年间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所在。“中国学派”这一提法有无必要、其理论特征与方法论体系何在成为争论的中心。以乐黛云、刘象愚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对于“中国学派”的说法并不以为然，认为刻意地追求一种派别上的划分是毫无任何意义可言的。即便如此，他们也同样坚持，中国比较文学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皇甫晓涛曾提出比较文学研究要超越传统必经的几个转变：“一是从学院里走出来，走向交流与发展；二是从欧洲中心论走出来，走向世界与全球；三是从文学里走出来，走向历史与综合；四是从方法论里走出来，走向目标与创造；五是从民族、种族文化对峙中走出来，走向互补与完善；六是从纯学术中走出来，走向人文与文化。”〔26〕这也同样为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走向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中国学派”的赞同者中，曹顺庆教授率先为其作出了较为完整系统的阐述与界定。他认为，“如果说比较文学的第一阶段(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跨越了国家界线(或称国家‘墙’)，沟通了各国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第二阶段(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则进一步跨越了学科界线(学科‘墙’)，并沟通了互相没有影响的各国文学关系；那么，正在形成的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中国学派)所倡导的‘跨文化研究’必将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巨大的‘墙’，必将穿透这数千年文化凝成的厚厚屏障，沟通东西方文化与文学，以真正国际性的胸怀和眼光来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此外，他还提出了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即“在跨越异质文化的阐释之中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寻求中西文论的互补与互释，在民族特色探讨与共通规律寻求的基础之上，达到中西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学观念的重建。”〔27〕在方法论层面上，他认为“中国学派”应以跨文化的“阐发法”、中西互补的“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等五种方法为支柱，从而深化和发展比较文学的研究。

总之，惟新是鹜、以西格中的殖民心态固然不可取，但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同样会阻住我们研究和发展的脚步。因此，我们应该尽快摆脱东西方二元对立的既定思维模式，从全球化的角度进行平等的文化对话，并将中国传统诗学中仍有生命力的部分成功地进行现代性转换，建构真正能够跨文化的学术话语，在国际学术界中起到“中国学派”所应当起到的作用。

新领域、新方向——文学人类学

具体到研究方法层面，除了传统的异质诗学比较之外，另有以叶舒宪和萧兵等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他们借鉴当代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从具有相对普遍适应性的原型、象征等模式出发，力图从总体文化的角度、从富有历史纵深感和阐释力度的深层破译中追求中外文化的融通，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步提升到文化模式的发现与概括。这就是将文学与人类学两门不同的学科进行有机地结合的文学人类学研究。“所谓文学人类学，就是以人类学的方法和视野对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进行研究”。〔28〕这对于文学是大有裨益的，因为“人类学是最没有边界的学科”，“它最不怕迷失个性、迷失自我，因为它是研究人类及其体质、文化发生发展和转换、生成的科学。”〔29〕

文学人类学是一门非常有潜力的学科，因为它所研究的是文化之“本”，是对作品根本性的文化解读。现阶段的文学人类学，就研究对象而言，还主要是神话与上古典籍；就方法的倾向性而言，目前主要侧重于形态比较分析，侧重于以人类学的一般模式研究具体的文本，再由具体归于一般，由此寻得人类的普遍规则。因此，正如刘毓庆所言，我们应当“将人类学的一般文化模式与具体的文化生态环境分析(背景还原)相结合，考察民族文化独特的内涵，从而对民族文化与文学做出新的认识。这样由普遍返回具体，由一般返回特殊，由空中落到实处”〔30〕，这样文学人类学研究才会更有意义。

如今，这门新兴的研究方法已得到了学界的充分重视。1996年8月，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成立了“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从而在学术体制上保证了文艺学与人类学的沟通交流。1997年11月，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在厦门举行，多位专家学者就科际整合课题进行了具有建设性意义的讨论。《文艺研究》与《新华文摘》也先后刊发了以“探讨文学人类学，拓展研究新领域”为题的专栏，在学者中引起广泛关注。正如王小盾教授所说，文学人类学的特点，在于研究手段的高度综合和对事物本原的高度重视。“在文学研究各分支中，它是对事物内在关系具有最大穿透力的学科，又是兼容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的成果和方法，因而拥有最丰富的技术手段的学科。也许，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形式，就将以文学人类学的兴起为开端。”〔31〕

与理论的蓬勃发展相应的是，1996、1997年度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也是颇丰的。据不完全统计，其中属于比较文学理论研究方法与比较诗学的共有75篇(本)，尤其是前者的数量与过去几年相比明显增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学术界对于理论研讨的重视。其中包括李达三、罗钢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新开拓》(重庆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论文集著，梳理了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并传达了最新的学术成果与信息。

对文学关系、接受、影响的研究，如今仍是国内比较文学研究主体之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论著约有43篇(本)，如黄鸣奋的著作《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蔡先保的《试论三大宗教经典对文学的积极影响》(《江汉论坛》1996年第二期)，谢莹莹的《卡夫卡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外国文学》1996年第一期)等。学者们通过对于文学影响研究上的比较与阐发，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崭新视角对文学、宗教、戏剧等艺术形式在异质文化圈中的跨文化传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此外，他们还通过这种对比，反观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并将其放到全球化的文化视野中重新加以观照，从而对已非常熟稔的文化又有了更深的了解。

此外，涉及到具体作家与文本的“两两比较”仍是研究中的“常青树”，1996、 1997两年约有76篇(本)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发表。为了与学科理论研究相契合，涉及到具体文本的研究也都纷纷从人类的共同的生命和体验出发，对不同文化体系中的主体根据其不同的历史经验、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这些共同问题所做出的独特解答进行分析，从而由点及面地应用文化研究的方法进行深层模式的比较。如王瑜琨的《从〈喧哗与骚动〉和〈红楼梦〉看中西挽歌式悲剧精神》(《浙江大学学报》1996年第二期)，郑万鹏的《〈白鹿原〉的史诗构造：与托尔斯泰长篇艺术比较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四期)等，皆是如此。与比较文化拓展相迎合的跨学科研究与形象学研究，作为新兴的学术门类也已获得长足的发展。比较学者们纷纷著文，对其学科发展态势进行展望、学科理论进行建设。但遗憾的是，研究者们对这两门学科的探讨仅止于理论层面，真正能将理论付诸实践、进行有效的平行研究的学术著作也不过是寥寥数篇而已。尽管如此，傅存良的《李白〈上云乐〉中的狮子形象》、刘阳的《唐诗中所见外来乐舞及其流传——兼论唐人诗中的“何满子”》等文章仍为这一舶来理论向中国文本分析的转化作了有益的尝试。

总而言之，对于中国比较文学而言，1996、1997两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上承“后殖民主义”影响研究，从而形成了有关“中国学派”应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坚持话语权的讨论；下启文学人类学、形象学等新兴学科方法的理论探讨与具体应用，体现出了比较文学研究打通古今、中西合璧的跨文化研究的文化宗旨，为世纪之交比较文学即将进行的文化转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5〕谢天振《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3期。

〔2〕〔8〕《比较文学新视野》(代序)，《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3〕〔12〕〔16〕刘象愚《比较文学的危机和挑战》，《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4〕〔11〕〔27〕曹顺庆《是“泛文化”还是“跨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6〕〔23〕傅勇林《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7〕《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9〕叶舒宪转引自傅勇林《双向融摄：跨文化研究与中国比较文学》，《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6期。

〔10〕乔纳森·卡勒《归根到底，比较文学是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6年第2期。

〔13〕〔14〕〔17〕谢天振《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界的大争论》，《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15〕《比较文学——在名与实之间》，《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18〕《三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19〕《立足自身，跨越疆界》，《中外文化与文论》1997年第3期。

〔20〕《在新的语境之中寻求》，《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1〕王宁《后殖民理论和后殖民地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2〕《中国当代后殖民批评之我见》，《中外文化与文论》1996年第2期。

〔24〕《后殖民主义时期的比较文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5〕《“后”字号理论与欧洲中心主义》，《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4期。

〔26〕《发展研究与中国比较学派》，《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28〕彭兆荣《边界不设防：人类学与文学研究》，《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

〔29〕萧兵《文学人类学：走向“人类”，回归“文学”》，《文艺研究》1997年第1期。

第13篇

近代有一部《家书》，因为充满了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之谈而影响深远，至今好评如潮；当代有一部《傅雷家书》，因为充满了翻译家、文学家“修身齐家治学观世”的智慧而为人称道，有常读常新的魅力。

《傅雷家书》初版于1981年，很快就蜚声读书界。据统计已经发行了110多万册，而且进入了中学语文课本。当代家书何其多！影响最巨者当推此书。书中不仅凝聚了傅雷教子的心血，而且那些关于艺术、人生、文学、历史、宗教、中外文化比较的精辟之论，至今读来，仍如清风一般拓人心胸，发人深思。在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里，傅雷在家书中坚守了传统的人文理想，并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书中几次推荐记录魏晋名士风度的文学名著《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大可一读。日本人几百年来都把他当作枕中秘宝。我常常缅怀两晋六朝的文采风流，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近来常翻阅《世说新语》……觉得那时的风流文采既有点儿近古希腊，也有点儿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但那种高远、恬淡、素雅的意味仍然不同于西方文化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寥寥数语，既表达了对魏晋名士风度的认同，又提出了比较文化有待进一步展开研究的课题。

傅雷也非常推崇《人间词话》，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文学批评。开发性灵，此书等于一把金钥匙。一个人没有性灵，光谈理论，其不成为现代学究、当世腐儒、八股专家也鲜矣！”这样掷地有声的议论，不仅闪烁着影射当时的锋芒，对于今天具有“理论崇拜”情结的人们，也仍然具有警示的意义。

第14篇

关键词一：写作文体。2007年大纲将写作文体概括为论述类、实用类、文学类三类文章，不再提过去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及其他常见体裁的文章。”“论述”包括“议论”和“叙述”两种表达方式。提“论述类”而不再提“记叙文”、“议论文”，意味着对高中生而言，所写的文章不宜仍是简单的“记叙”某件事、某个人，而应有一定的“论”的成分，也就是“夹叙夹议”类的文章。“实用类”文章指新闻、通讯、访谈、调查报告、传记、社科论文等。“实用类”文章虽然不一定作为高考文体，但高中生要会写，因为在实际工作中实用文体的用处很大。“文学类”文章主要指散文、杂文、微型小说、小戏剧、报告文学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新大纲在写作发展等级要求里对“深刻”的要求增加了“观点具有启发作用”，这显示对文章本身功能的重视。文章并非是自己写给自己和老师看的，文章具有很重要的社会功能。文章的观点要能对他人具有启发作用，能激浊扬清，促使社会进步。在“丰富”的要求里增加了“论据充实”，显示了对高中生写议论文的明确要求。近几年由于作文“文体不限”，许多考生大写散文或记叙文，议论文有所弱化，看来要引起注意。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新大纲规定作文中“每一个错别字扣1分，重复的不计”，平时不注意书写正确的考生需要格外注意了。

关键词二：探究能力。高考语文要求考查考生识记、理解、分析综合、鉴赏评价、表达应用和探究六种能力。

2007年大纲在2006年大纲的基础上，由五种能力增加了一种“探究”而成为六种能力，跟新课程要求接轨。2007年大纲将“鉴赏评价”与“表达应用”的位置作了互换，“鉴赏评价”在前，“表达应用”在后，先阅读，后表达，更符合认知规律。

关键词三：现代文阅读。2007年考试大纲对考试内容分为“必考”和“选考”两部分。“现代文阅读”在必考部分要求阅读论述类和说明类文章。在选考部分要求阅读文学类文本和实用类文本。而06年大纲笼统地要求阅读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文章和文学作品。这样安排必然会体现在将来高考命题上。新大纲在必考现代文阅读部分还删去了“鉴赏评价”，而在选考的文学文本和实用文本部分提出了“鉴赏评价”的要求。

关键词四：古代诗文阅读。2007年新大纲将“名句名篇”安排进“阅读古诗文”部分，因为“名句名篇”是中国古代的名句名篇，这样安排，范围更加明确。而且，不再提出“识记文学常识”的要求，这就意味着“识记中国重要作家及其时代和代表作”“识记外国作家及其时代和代表作”“识记文学体裁常识”不再纳入考试命题要求。这样处理，比较符合中学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以往考“文学常识”，往往比较多地脱离了教材的实际，也超出了中学生阅读的实际范围，加重了考生记忆的负担。

关键词五：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新大纲将2006年大纲“语言知识和语言表达”改为“语言文字应用”，这样改动使表述更为准确。事实上，高考试卷语言文字只考应用，不考知识。2006大纲的要求是“能识记基本的语言知识，掌握常见的语言表达技能”，2007大纲改为“正确、准确、有效地运用语言文字”。除此之外，新高考大纲对识记字音的要求增加了“常见字”的限制，“常见字”的范围一般在3500字左右，范围大大缩小。考“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字音，也就意味着不考古代汉语中的那些字词。读准“现代汉语普通话常见字的字音”是为了准确地进行口头语言表达和交流。常见的修辞手法要求掌握比喻、比拟、借代、夸张、对偶、排比、反复、设问和反问，其中，反复是新加进去的。

关键词六：文学类文本阅读。根据《新课程标准》高中生应当阅读一定量的中外文学名著，这些名著不一定都选入教材，但作为规定阅读对象，选考命题时就有可能就这些名著出题。这样处理，是为了让学生认真读些好书，令他们终身有益。

第15篇

一、丝绸之路文化与艺术

“丝绸之路”作为忠实记载亚欧非洲诸国几千年交流史的文化符号，忠实记载和综合反映了沿途各个民族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其中包括极为珍贵的宗教与世俗文化信息，这些信息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

陕西师范大学中外民族戏剧学研究中心主任李强做了题为“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与文学微探”的发言，对丝绸之路文化的研究现状和机遇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于文化交流方面，在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分化的大趋势下，丝绸之路成为一个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场域。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所展现的新魅力，产生的新影响，对拓展丝绸之路文化研究的空间意义重大。陕西师范大学的王文通过对丝绸之路文化的互文性解读提出丝绸之路文化不是单纯的“丝绸”文化、商贾文化，它汇聚了中国文化、印度文化、闪族伊斯兰文化以及以希腊和罗马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等，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师范大学的王佑夫用比较的方法提出丝绸之路上西域诗学的多元性、交融性、纪实性和断层性的特征。陕西师范大学张艳奎向与会学者展示了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两件作者认为是关于古代吐鲁番地区数学教育的重要材料的算学文书《古抄本乘法诀》和《数字习字纸片》。

关于宗教文化方面，还有许多学者从多重视域分析了宗教文化的理论价值及其艺术特色。韩国高丽大学郑广薰介绍了敦煌配图本的版面编排。西北大学的梅晓云做了《少林寺那罗延神的失落——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植入和变迁》的报告，借著名的少林寺护法伽蓝那罗延神的失落问题，探讨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的植入和变迁。此外，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罗汉向大会提交了《佛母摩耶崇拜在中古中国的传播及其在女皇武瞾皇权中的体现》的论文。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方面，福建社会科学院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中心的陆芸对近30年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进行了总体述评。此次会议上，还有部分学者就丝绸之路涉及的歌舞文化、石窟艺术、民族关系、审美范式服饰美学等要素做了相关探讨。

二、丝绸之路民族文学与文献

在语言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黑维强提出了关于古代契约文书界限类词语演变考察的看法。吴嫒就古全坠声母在关中西府方言的历史演变向大会提交了论文。

在文学创作方面，陕西师范大学魏景波分析了丝绸之路与唐代边塞诗的关系。赵颖借旧体诗这一文学范式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传播，提出南洋诸国华文文学的研究领域中，新加坡有大量华文旧体诗的文本，但华文旧体诗论述极少。

在文学的传播交流方面，部分学者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对区域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关系及某区域的民族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了理论阐述。

三、丝绸之路旅游出版与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