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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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国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艺术设计理念体系的宝库。很多公认的先进设计理念其实并非源起于西方，而是更早之前便在我们的各民族文化中熠熠生辉。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种指导思想在中国古代园林规划设计中有着鲜明体现，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绿色设计、可持续发展设计正是这种思想在当代艺术设计中的运用。再比如，“美善相兼”、“尽善尽美”是我国民间艺人一直秉承的审美观。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蒙古族刺绣艺术，不仅有着鲜明的色彩、明快的线条、活泼的针法，而且其应用范围也十分广泛，如蒙古包、门帘、毡子、服饰、荷包、碗袋、驼鞍、马鞍垫等等，含盖到蒙古族人住、穿、用、行的方方面面。正是艺术性(美)和实用性(善)的完美结合赋予了蒙古族刺绣蓬勃的生命力，对于现代主义设计中所探讨的形式与功能的关系，中国民间艺人早就有了深刻的阐释。由此可见，中国民族文化中蕴涵了丰富的设计思想，我们需要真正领悟并提炼出来，使之与当今时代背景吻合，进一步构建出科学系统的中国设计理念体系，这才是中国当代设计所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运用民族文化符号，打造个性化视觉风格

艺术设计服务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大体可分为环境艺术设计、产品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这三类设计的社会功能都需要通过相应的物质形象来承载，因此视觉效果是任何艺术设计都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的艺术设计同台竞技，缺乏独特视觉风格的设计只会被淹没于信息海洋。中国艺术设计要一枝独秀，必须形成个性化的艺术设计风格。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进程中，积累下来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财富，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财富为艺术设计提供了个性化的表现形式和图式语言。根据文化结构的两层次说，民族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如各民族的建筑、绘画、雕塑、工具、服饰等;精神文化是人类在从事物质文化基础生产上产生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各种意识观念形态的集合，如各民族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节日习俗、音乐舞蹈等，这些都是中国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中国当代艺术设计对民族文化的利用，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对这些文化符号进行提炼和再创造，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视觉风格。就少数民族建筑来说，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生态环境差异很大，同时各民族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因此民族建筑类型众多，各有特色，如苗族的吊脚楼、傣族的竹楼、蒙古族的蒙古包，哈尼族的蘑菇房、黎族的船形屋等等。在艺术设计中，设计师可以通过解构方法，从民族传统建筑中提取造型和材料等方面的符号元素，这些符号元素，不仅可以应用到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中，还可以应用到艺术设计的其他领域。精神文化同样能被提炼成具体的视觉符号运用到现代设计中，中国著名设计师陈绍华设计的申奥标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标志形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采用了流畅的水墨笔触，五环如行云流水，神韵轻柔，极具太极神功。标志完美地融合了传统水墨文化和太极文化，既准确表达了奥运会的主题，其鲜明的中国风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凝聚民族情感，创造丰富的情感体验

地球村的形成把人们的消费区域扩大到了全球范围，激烈的竞争下单纯依靠物质功能已难以打动人心。正如人们选择“iPhone”、“香奈儿”不仅仅因为它们的物质价值，更看重的是它们所蕴含的某种文化意味上的象征符号。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以复杂情感替代纯粹功能的审美需求，而设计师们也在探索着将更多的人文关怀融入设计，注重用户的情感体验是二十一世纪设计界的大势所趋。民族文化积淀着民族的智慧，承载着民族的情感和追求。在艺术设计中，创造性地提炼和运用好民族文化的独特元素，不仅能形成极具个性的视觉风格，更能使人们直观清晰地体验到文化符号中蕴涵的深刻情感。“吉祥”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延绵千年的永恒主题，它表达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对于幸福美满的情感追求。中国人是一个重视感情却又含蓄内敛的民族，在感情表达上习惯于借物抒情，婉转间接地表露内心情感。蒙古族的烟荷包，其用途不仅仅是用来装烟，更重要的是用来传情。蒙古族以烟象征火，用烟荷包来表达红红火火的祝福;烟荷包上的刺绣图案也寓意不同，寿桃祝愿父母健康长寿，双喜花象征双喜临门;烟荷包上的飘带数量也寄予了美好情感，两根飘带送给老人代表长命百岁，三根飘带代表两人心心相印。中国吉祥文化数千年的积累形成了丰富的图形符号，通过暗喻、谐音以及象征等手法表情达意，如谐音“福”的蝠、谐音“禄”的鹿，寓意连年有余的莲花和鱼，寓意喜上眉梢喜鹊与梅花等等。作为已深深根植于中国人心中的精神信仰，中国吉祥文化的视觉表象及其内涵意象能够增加艺术设计的意境与深度，同时大大提升设计的情感价值。

四、传承民族精神，发挥文化教化功能

在西方文明体系下建构和主导的全球化，不仅表现为技术和经济层面的西方化，而且还包含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文化的扩张。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化的强势冲击下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的时代话题。设计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承袭了传统文化的血统和基因，又具有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使命。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容为艺术设计提供养分的同时，也需要艺术设计努力去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美德，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这是艺术设计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纵观历史，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民族文化都在培育民族的优秀精神品格方面起着其它方式难以替代的作用。比如关于人类的起源，在苗族古歌《枫木歌》中，吟唱到枫树干和枫树心生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生蛋孵化出人类，这个起源神话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观。同时，在苗族文化中有着丰富的传统伦理思想。“坐在一块土，便是一家人”、“逢老要尊老，逢小要爱小”，这些世代相传的俗语充分体现出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等道德风尚。传统的民族文化中所包涵的积极、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的脊梁，推动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艺术设计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其内在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内涵，理应与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一致，否则艺术设计也就缺失了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山西民居室内装饰中有名的“炕围画”在美化室内环境的同时就兼具文化教育的重任，如以“桃园三结义”宣扬仁义，以“二十四孝图”宣扬孝悌，以梅、兰、竹、菊比拟君子品德，以“打柴、渔猎、耕田”劝勉子孙勤俭等等。大教育家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把教育融于艺术之中是从古之圣贤便开始倡导的。在艺术设计中，适宜地传达出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品质，反映出中华民族积极的世界观、价值观，能够丰富设计的内涵、提升设计的品味，在传承文化的同时更履行着文化教化的重要使命。

五、结语

第2篇

全球化是指货物、技术、服务和资本的越境流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文化的全球化指的是全球化的文化层面，不同于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全球化，但这三个层面的全球化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全球化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在全球化的环境下，文化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全球资本力量的很大影响。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最热门的话题，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最重要的条件。当前，全球化指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一体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跨国公司的通过全球的广告宣传最大化地在世界范围内推销产品，渗透本地市场，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在全世界促进商业文化。全球化成为了一种营销策略，但备受争议的是全球化策略弱化了文化之间的区别和各自独特性。文化产业的全球化涉及到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

(一)文化产业生产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悖论

随着发达工业经济中休闲或娱乐活动的兴起，文化产业随之兴起和迅速发展。全球化使各国和各地区的文化趋同，但人们需要消费的是富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因此，本土文化既需要满足出口市场的需求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又需要保持自身特色。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寻求平衡，即全球本土化。全球化所代表的一体化似乎会泯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特色，但实际上保存、发展本土文化又离不开全球化。这是因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全球化，文化产业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文化商业化。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也会被重新定义、解读。文化产业的特点就是跨国公司和本地中小型企业共存［3］(P.87)。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全球与本土如何结合、相互增强的关键就在于全球化的资本和文化产品如何本土化。全球化的资本为了使其利润最大化、占领本土市场，不得不把全球化的文化产品本土化，所用的方法就是对外来的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加工、转化，适合本土环境、满足本土人民的喜好，再通过本土的媒体向本地消费者推广。本土化策略有不同的形式，全球与本土的文化“杂交”是一个趋势。文化产品在推向出口市场时需要迎合当地的品味和市场需求，本土元素被植入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之中。在本土和全球在不断的互动和协调的过程中，文化产品获得了全球和本土的双重特征，成为了一种混合体。

(二)全球化的消费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

新一代的消费者促进了文化产品的消费，文化产品是艺术、技术和商业的结合。现代媒体技术如因特网促进了文化产品的传播，促进了文化产品的出口。为了受到出口市场的欢迎，文化产品必须进行包装和营销，成为独特的、个性化的、带有鲜明意识形态的产品，才能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文化商品获得成功需要遵循特定的美学原理———怀旧情结以及充满异域风情的浪漫主义。文化产品的生产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密切互动的结果［4］(P.107)。在这一互动过程中，生产者需要重新塑造、调整文化产品的内容以适应市场需求，再通过媒体或旅游业进行推广。海外市场的消费者对外来的文化产品会进行全新的诠释，这往往会改变文化产品本身的内涵和特征。例如西班牙弗拉明戈舞蹈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被国外市场的消费者重新阐释和改造。对一些消费者来说，这种舞蹈代表着异国的吉普赛文化。另一些人是带着怀旧情结来消费弗拉明戈舞的，他们怀念边缘化的、浪漫主义化的、逐渐消失西班牙安达卢西亚文化。西班牙本土和海外的消费者不断的解读、重新解读，塑造并重新塑造弗拉明戈舞，使该舞蹈随着文化消费市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与其最初的形式已大相径庭。可以说弗拉明戈舞不是某个民族的文化产物，而是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不断互相“对话”的过程中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弗拉明戈舞蹈逐渐地从一种地区传统文化发展成为了出口商品，从安达卢西亚的文化遗产发展成了具有异国情调的文化娱乐产品，其发展历程代表着文化“杂交”与全球化。

二、文化产业的市场化

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必然推动整个市场化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的市场化是一个重新建构的过程，通过改变其运作的法律环境使文化产业的运作能以市场为导向，这需要通过减少国家补助、文化企业管理改制，决策的去中心化和私有化来实现。科技的发展也与文化产业的市场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因特网、电信、各种电子产品等的出现使消费者能够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以任何他们想要的方式消费文化产品。资本和市场的影响使文化从公共资源转化为市场商品。新技术的出现，政府的市场政策干预、公司的财政利益都推动了文化产业市场化的进程。当前经济发展向服务业转移，广告业和娱乐商品生产利润增多。电信业的扩张、因特网的渗透和普及为全球的商业创造了新的商业机会，出现了新的市场需求。文化产业的全球化促进了文化企业的组织结构调整和重构，将业务外包给中小型企业并寻求战略伙伴来共同分担研发的高额费用。随着文化成为产业，文化产品的创造者不得不从艺术家转变为企业家，文化产业的市场化使娱乐和文化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史无前例地增长。

(一)政府调控和市场化

文化产业成为有发展潜力的市场，对公共舆论的形成和财政政策的制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及其对文化产业政策的影响，在政策诉求和政策工具方面，文化产业政策体现了其特殊取向。［5］(P.19)政府一般以立法、调控和提供补助来干预文化产业，如巴西等国的政府会通过实行文化政策来保护本土的电影市场。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认为经济的衰退是由于公有制和过度的管控造成的，因此新自由主义倡导公有制企业的私有化和对管控的“松绑”。当今对文化产业的规范架构游移于“松绑”与“再管制”的概念之间。“松绑”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意味着政府放弃管控权力，文化企业的发展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政府为导向。市场的竞争会更激烈，而同时政府的管控会减少和消失。而对文化产业的“再管制”则意味着政府的立法和管控不会消失，而是修订旧的制度和制定新制度，其结果是市场更自由而政府的干预政策也更多。现在的潮流趋势是文化产业受到了政府的重视，制定政策时把市场自由化和“再管制”相结合。［6］(P．230)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干预是必要的。文化产业具有更灵活的特征，更需要不同部门的合作，而政府能起到协调各部门、行业的作用。文化产业的市场化需要经济和财政决策去中心化以及决策体系的重新组织。决策从由上到下的模式转变为政府、文化企业与市场互动的体系。决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市场因素，文化企业拥有了更大的自，而政府对文化企业的管控从直接的行政命令转变为宏观调控。

(二)市场需求分析

企业生产文化产品需要在艺术价值和市场需求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7］(P.265)文化产品是反映了消费者的需求还是影响了消费者的需求呢?什么样的文化产品能在市场上获得成功。在市场上受欢迎的文化产品往往都是刻意地、或偶然地迎合了此前存在的消费者的喜好，或是能够影响消费者的品味，使他们接受这样的产品。实际上，文化产业和其它行业十分相似，都是自己创造了产品的评价标准，然后再根据这些标准进行生产。对音乐产业的研究表明如果改变方法来收集和分析消费者购买模式，得出的市场调研结果有着天壤之别。曾经被认为是“客观”的市场实际上是该行业使用某种方法主观建构出来的，就像企业自己制造的反映出市场情况的“镜子”。企业设计的调查市场的方法和流程本身就包含企业对市场的假设，得出的消费者对产品偏好的调查结果也会受到这些假设的影响，而不是完全客观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可以使用一定的方法来改变建构市场的标准。例如艺术作品就不能脱离其创作的背景来进行评价，它们的价值来自于推广和展出这些艺术作品的机构。这些机构为了增强它们在评价艺术作品方面的权威性而大量投入，以使其影响力大到可以决定艺术品能否被选择来引起公众的关注还是籍籍无名。例如印象派画作的兴起推使艺术作品评价方式从同行评议的旧体系转变为专家评议的新体系。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对艺术革新价值的重新评价，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印象派重新改变了大众的艺术品味，并影响了艺术品市场消费者偏好。艺术品市场的变化不仅是美学上的，还与机构有关。可见文化产业的市场不仅仅是由消费者决定的，如果文化企业自身的影响力足够大，可以影响甚至改变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

三、文化产业的创新

在市场化的竞争中，创新是企业增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对于处在快速变化环境之中的文化产业尤其重要。文化产品是满足消费者精神需求的产品，其需求具有高度不确定性。［8］(P.94)与其他行业比，文化产业受到新技术的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消费者偏好的影响更大，新的竞争更快地出现，使文化企业很难盈利。日益增加的竞争压力促使文化产业要不断创新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创新成为文化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文化产业关于创新价值来源的争论由来已久。是个人在文化产业创新中起到关键作用，还是整个体制是重要因素?如果个人是创造价值的关键因素，那么文化企业取得成功就需要发现人才和发展他们的潜力。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是体制是创新的重要条件，那么文化企业创新的重心就不是人才，而是企业的机制、生产过程和企业文化创造出了成功的文化产品。问题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文化企业机构的创新能力，创新力来自哪里。个人的创新能力尽管很重要，但是仅仅单纯地寻求每个员工创新能力的提高，希望对企业的带来巨大改变的观点也是目光短浅的。创新是需要环境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新观点和新思想才能被培育、发展和传播，最终转化为产品，创新能力的提高离不开良好的环境和机构组织。创新是在一定环境中的个人行为。创新需要个人的性格、知识、认知能力、内在动机等内在因素和社会、企业等外部条件，并受到如个人知识、能力、团队、组织、机构环境以及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9］(P.73)工作环境能促进或是阻碍员工的创新能力。

(一)促进创新力的因素

促进创新力的因素主要包括组织和管理者的激励、团队的支持、资源的配给、工作的自主性、工作压力和挑战性等。企业、领导和团队以反馈、赞扬形式给予的鼓励和支持对于创新力的提高是很重要的。领导的支持、鼓励能增强员工的内在动力。创新常常是团队成员互动的结果，团队的支持有很大的作用。工作的自主性对提升创新力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员工在能够自己选择如何达到既定目标的方式时更加富有创造力，因为这使得他们能够完全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潜力。过紧或过松的管理都不利于创造力，但工作自主性也不是指放任自流。因为创新工作都很复杂、很难清楚定义，所以创意人员需要明确的目标和机构组织的协调才能集中精力于创作。此外，有形的资源对创新行为也有显著的影响。办公地点、办公设备、工作氛围对于创新力的提升也是很重要的。适度的资金支持能够激发创意人员寻找新的、创造性的方式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工作压力包括工作量和工作的挑战性。过大的工作量会阻碍创新，创意人员会因为过大的工作量而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如何创新，但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会激发创造力。创新需要时间，完成工作的时间太紧会对创造力产生不利影响。一项研究将提高和阻碍中国和德国传媒业创新力的因素进行了对比，该研究对中国和德国女性杂志进行了调查后发现两国杂志的创意人员都认为工作环境对创新力有很大的影响。中国杂志创意人员提出企业的政策和友好的工作环境对提高创新能力必不可少。德国则认为“公开讨论的文化”，即每个新观点能得到倾听和重视，鼓励新创意的产生才能有效地提高创新力。为了促进新创意的产生，德国的杂志社经常组织创意团队的研讨会来营造氛围。领导对文化企业的创新力的作用也非同小可。两国的杂志创意人员都认为上级领导的支持、反馈和赞赏对于创新力提升很重要，但德国的创意人员还认为建设性的批评也是提升创新力的关键因素。德国的创意人员比较偏好“水平层次结构”管理，认为这种管理方式能培育出公开交流的氛围。德国的主编们提出鼓励团队合作、积极听取不同意见对于提高团队创新力更有好处。中国的主编则扮演了编辑团队的“模范”的角色，对团队成员提出创新性建议，激发他们的创意灵感。中德两国关于团队成员之间的支持在创新中的作用看法不同。德国的创意人员认为团队成员经常讨论能交流和产生新的创意。中国的创意人员很少和同事交流观点、谈论工作，对提高创新力有益的是同事之间友好、和谐的关系与认同。中德两国的女性杂志主编都认为创意的观点与文章都不是只能在编辑部办公室能做得出来。编辑需要外界激发灵感，因此需要必要的自主性来根据个人需要进行创作。因此，杂志社的每个创意人员都会有一定的自主空间，特别是德国的主编认为编辑需要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来写出有创意的文章。中国也认为工作的自主性对于提升创新力很有必要。德国认为过多的控制对创新力有消极的影响，但是需要适度的监控来促进工作的进行，而年轻化的团队创新力较强。两国的创意人员都认为从事过多的杂务会影响创新力，而适度的压力能促进创新。

(二)阻碍创新力的因素

创新力除了和个人的知识、能力、性格能因素有关，外在的环境因素也有很大的影响。德国的创意人员认为出版社的管理机制过于正式，等级森严。这种制度是不利于创新，因为无论创意人员提出什么样的观点，最终的决定权却在主编。长此以往，创意人员的观点如果得不到主管的肯定，就会大大地挫伤其积极性，不利于创新力的提升。若企业实行“控制性文化”，制定过多的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限制，这会造成紧张的工作氛围，不利于企业内部的沟通、交流，会严重地挫伤创新的积极性。中国的杂志编辑不仅提到了公司政策对于创新的限制，还提出政府的政策也对创新有所限制。中国杂志的内容必须符合政府的规定，媒体的政策会受到影响，从而为创意工作设定了框架。尽管被调查的女性杂志出版的内容是娱乐性的，不受到严格的控制，但是控制性的氛围会影响创意人员的思路，使他们无法自由地创作，整个企业的氛围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四、结论

第3篇

［关键词］全球化中华文化传播与互补人文精神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社会历史现象，必然带来各国不同文化的传播与交融。在这场多元文化交流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和人文价值，面临着挑战和难得的发展机遇。在全面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弘扬中华文化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整合与重构强势，吸纳、融合外来优秀文化，并与之形成互补的传播态势，对赶超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促进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的持续、健康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经济一体化中多元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契机

全球化现象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也是科学与技术和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经济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关系极为密切，当经济全球化趋势日趋加快的时候，各种文化也呈现出全球化交流的趋势，为各国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交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这主要表现在：

1.经济一体化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时，对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的联系，作过精辟的论述，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①他们认为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不仅各地方、各民族在经济上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而且在文化上，精神生产也由于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和相互依赖的加强，而走向世界。文化作为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在全球化经济格局形成之时，也促使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传播和互补成为可能。由于中国已宣布在年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意味着中国选择了加入全球化经济运行轨道的发展战略，中华优秀民族文化需要走向世界，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也离不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与参与。随着经济交往的加强和扩大，文化交流也必然加强和扩大。国际自由贸易不仅带来商品流通，也会在观念、法制、文化及管理等方面创造更加广泛的交流机会。

2.高新传播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构筑了良好的技术平台

随着新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卫星通讯技术、信息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高速交通运输工具的广泛使用，以及报纸、期刊、广播、影视等大众传媒的进一步普及，使世界各国之间的空间距离在缩短，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在加强，尤其是以全球信息互联网络的形成为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已使全球联结成一个紧密相连、彼此依存、不可分离和相互联动的信息系统，成为新世纪各国文化交流的技术平台。在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传播中，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中的人性涵养和道德追求，为解决战争、种族冲突、环境恶化、能源和人口危机、贫富差异、腐败等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文化观念和评判标准，成为解决当今人类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

3.相对稳定和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改革开放20年，我国始终坚持推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保持正常的双边和多边关系，妥善处理了同周边国家、西方国家的领土争端和意识形态分歧，加强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合作，建立了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全球传播与交流争取到了有利的外部空间。

4.文化多元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世界性传播与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文化的多元化源于文化的民族特征。各国不同的文化是由自己民族本体所创造的，体现着本民族的本质和特点。由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形成不同民族之间交往与互补的落差和传播空间，使得民族性越突出的文化，越容易走向世界。因此，离开了文化的民族性，也就失去了走向世界的根基，也就没有文化的多元化。同时，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也有着共同的文化追求，这又为文化全球化提供了动力源泉，不同民族渴求了解异域其他民族文化传统，为满足这种渴望和追求，使得世界上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相互传播与交流成为可能，也使各国不同民族文化中有“一部分成为全球共享的文化即非民族的文化”。②中华优秀民族文化完全可以作为全球共享文化,在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得以广泛传播。

二、中西文化传播与互补的当代走向

中华民族文化作为当今全球多元文化中的主流文化之一，其某些优秀的民族文化特质对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具有补偏救弊的作用，也赢得了中华文明融入现代价值体系，为全人类更为健全的现代化特征作出自己独特贡献的机会。同时，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及其民族特质，在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中，为中华文化提供了精神营养。举其大端，中西不同文化可以在以下方面形成传播与互补，体现自己的价值取向。

1.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宇宙观与西方“人类中心论”的个体宇宙观的对比。

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天与人的和谐，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两者是统一体。所谓“仁者与万物同体”，“天人感应”，是儒家哲学所追求人性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儒家哲学所崇尚的一体性系统宇宙观念的核心所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深刻内涵是人与自然具有统一的法则，其变化规律是有其内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主张人与天地万物同生共处，和谐相处。

这种哲学观对当今由科学与技术加速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具有极现实的指导意义。以西方“人是自然的主宰”和“征服自然”为核心的天人对立宇宙观，是西方工业文明以来，造成世界性生存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之一。在科学与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的理念下，人类已经逼近地球的资源极限和人类的生存极限，使改造自然的科学与技术造成了对人类自身的威胁。表现在发展工业中，大规模开采，导致资源耗竭；破坏植被，导致全球沙漠化扩大；可燃性气体作为能源消耗，造成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使地球变暖；大规模营造人工岛屿、公路和水库，改变局部生态平衡，导致气候异常；人口呈爆炸性增长趋势，使资源更为紧短，垃圾处理也成了全球化的问题；甚至最近美国科学家要靠人工力量改变地球的运行轨道，使地球变冷等。④上述人类的破坏性、自杀性开发地球资源的行为，究其哲学思想根源，可以说是非整体化宇宙观所致。上述行为造成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既使科学家可以改变地球运行轨道，但整个太阳系和银河系也会受到影响，届时，宇宙天体运行规律也将产生更大的报复性反馈。

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提倡“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哲学观，自然引起西方学者的推崇，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人类已掌握了可以毁灭自己的高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堡垒，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⑤

2.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文化内涵与西方“注重冲突和竞争”的精神形成互补。

“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是文化传播与互补的基础和前题。这种文化内涵和中华民族自身宽容大度与吸纳异域文化的心态有着密切关系。中华民族长期依附于封建的小农经济的田间劳作上，少有迁徙变更，文化心态上有着宽厚淳朴与和谐统一的人生观。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注重亲和与凝聚，的意识浓烈，因此，对外来文化，无论是不同的，还是百家学术争鸣，甚至一些水火不相容的文化也能包纳，并在经过短暂的碰撞与冲突后，使其平和地融入本土文化中。可以说华夏文明这样的包容性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绝不像西方那样，不同宗教之间始终存在着你死我活的矛盾与斗争。”⑥这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人生态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弹性、开放的文化认同感和封建帝国国力强盛产生的包容大气有直接关系。这与当今“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是完全一致的。在全球化文明与文化冲突中，不无借鉴意义。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说：“中国文化的力量真是无比宏大。因为它总是能不断吸收外来的东西，再把它们‘中国化’”。“中国文化具有博大的胸怀和超越时空的影响力”。⑦

在西方文化中，赫拉克利特把对立视为美的根源，狄德罗和黑格尔重视冲突，叔本华和尼采欣赏的是绝望和毁灭。“就审美风格而言，西方人更欣赏由剧烈的冲突、喷发的激情、残酷的结局所构成的趋于崇高的悲剧美。”（时统宇，1985）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均衡、中庸和怨而不怒的审美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圣洁所铸造的大团圆式结局和喜剧美，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新世纪全球文化交流中，两种文化之间可以通过传播形成互补。

3.中华民族积极主动的开放意识和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探索精神与西方文明中征服心理、超克争胜的现代精神形成对比。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开放意识的民族。早在二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在古代交通极其不便和物质生活相当贫乏的条件下，我国古代的使臣、僧侣、商人和旅行者，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积极的探索精神，走沙漠、踏雪山、越重洋，不仅开辟和扩大了古代中国的地理交通，尤为重要的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在获取外部世界知识的同时，广泛传播了中华文明和文化，进行了最早的跨地域、跨文化的信息传播。

从地理座标上分析，走访东方各国的有唐代的鉴真和尚和北宋的徐兢。奉旨出使高丽（朝鲜半岛）的徐兢率庞大的使团，东渡朝鲜记载下整个航程使用指南针导航的情况，留下了世界上最早用指南针导航的完整记录。走访南亚诸国的有，三国时期孙权派朱应、康泰对扶南（柬埔寨）的官方回访，他们分别写下《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最早介绍柬埔寨有关情况的珍贵文献。另有东晋僧人法显在公元399年以65岁高龄，与同伴四人从长安出发，去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求戒律。归来后，他写成《佛国记》，这是历史上第一部比较详细记录古代中亚、南亚、南海地理、风俗的著作，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被译成多种文字广为传播。走访西方各国的有，唐代高僧玄奘西行取经，公元629年从长安出发，冒着生命危险，途经甘肃、新疆、中亚和阿富汗等地，终于到达印度。历经19年后回到长安，带回经论657部。他写成的《大唐西域记》，记载了138多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概况，是研究中亚、南亚和部分西亚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是具有永久价值的新闻实录，为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元代的周达观和汪大渊，分别远行到柬埔寨和非洲的桑给巴尔。还有明代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等等。他们不仅是中外地理交通的开拓者

思想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游记和著录还弥补了外国历史的记载不足。印度历史学家阿理认为：“如果没有法显、玄奘、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完全不可能的。”⑧国际东南亚史学权威、英国学者霍尔说过：“要获得东南亚原始历史的任何知识，中国史料是不可缺少的。”⑨

西方文化同样具有强烈的探索精神和开放意识，然而，与中华文化不同的是,西方的探索精神中包涵强烈的征服欲，开放意识中带有浓厚的功利性。在今天，这种西方文化面临着人神对立、文明冲突和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困扰，不少西方学者把目光投向中国，以期寻找摆脱窘境的路径。这已经成为新世纪对人类发展富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

4.中华文化的“大国小家”社会价值观和伦理观与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的对比。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视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在国家与小家、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上，主张无私奉献精神；在个人自身的修养上，重情、重义、重德、重义务、重理想和重集体，表现了强烈的牺牲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和忧患意识，更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气节的真实写照。这些文化内涵，在新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包含了许多积极因素。

在西方文化中，以个人为本位，以注重自我权利为基本特征的权力型伦理价值观，是当今西方发达国家所遭遇的最大问题——极端个人主义盛行的根源所在。中华文化注重集体和国家的奉献精神，可以给西方现代伦理价值观克服自身弊端以启发和借鉴。

此外，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人生态度和创造精神；崇尚道德情操，和见利思义的高尚人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怀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济世扶困、舍已为人精神与人道主义情怀；以及人贵物贱、重人轻神的人文价值观念，对克服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无疑具有特殊的“医治”作用。无怪乎西方科学家和有识之士呼吁：“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回首2500多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慧。”⑾汤因比甚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墨家的仁爱、兼爱思想学说，是医治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药。他指出，儒家的仁爱“是今天社会所必需”，“墨家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⑿

三、正视挑战，强化传播与互补意识，创造新世纪中华民族新文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要以辩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清精华与糟粕。尤其要以历史的眼光、创新的理念和全球的视野，对不同文化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列宁曾经指出，每一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重人文、轻宗教，鼓励独立人格，主张以德治国的优良传统，也有不少消极落后和负面的惰性因素。特别是在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中受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影响产生的惰性与保守，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观念中压抑人性、抵制科学与民主的一面，都是影响和制约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因素。我们只有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摒弃腐朽传统，在广泛吸纳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注意处理以下几种关系：

1.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

目前，对全球化中文化的发展有两种流行观点：一种是，经济全球化将导致民族文化消失，代之以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倾向；另一种是，将全球化视为全世界西化的过程，并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实质上，上述观点是难以成立的。首先，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不同民族经济利益的重组或再分配，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目前，从欧共体各成员国与美国的严重利益冲突和文化碰撞中可见一斑。其次，实现现代化并不是仅有西方文化一条路径。20世纪下半叶，东亚经济繁荣并快速走上现代化的事实证明，东方文化优良传统一旦与西方优秀文化相融合，并以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是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可见，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其民族独特个性与全人类共同的统一体。“在世界交往中得到充分发展的民族特色，本身就是世界历史的（内在——引者注）规定。在这个严格限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⒀

确定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方位，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以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为特色，吸收一切有积极作用的外来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对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2.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关系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并不能消除国家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冲突，经济利益矛盾甚至还会加剧不同文化间的摩擦。在新世纪不可避免的文化冲突面前，是加剧它的冲突，还是，增强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最终走向融合，这不仅是全人类面临的重大主题，也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道路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和平与发展”这个人类最大的问题层面上思考，经济全球化将催化一种世界文化新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这一新的多元格局提供有价值的精神资源。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应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部分加以排除，充分吸收其他文化传统中对当今社会有价值的内容，整合外来文化，更新自身文化，以适应21世纪世界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吸收和融合的发展趋势。

3.当代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科学活动中形成的意识和态度。它包括尊重理性、尊重事实、追求真理、宽容开放、严谨认真、敢于怀疑、无私奉献和批判创新等精神内涵。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科学精神可以分为近代科学精神、现代科学精神和当代科学精神等三种形态。每一种科学精神均建立在一定科学发现基础之上。如近代科学精神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其特点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离异性。现代科学精神是以原子物理学、生物工程和光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形成的，其特点是在自然与人类、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上承认它们是交融和联系的，二者的地位是同等的。而当代科学精神是高扬人文精神以消弥科学精神，其特点是，一切科学活动和技术进步均应以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善与进步为核心。可见，高扬人文精神是当今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

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责任和生存意义的终极关怀。它可以分为西方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人文精神三大类型。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认识和观察世界不可或缺的两种方法，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精神，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才能更全面，实践活动才能更自觉。⒂

在当代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赶上西方国家的先进水平，就要全面普及科学知识，大力发展科学与技术。但目前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的技术价值和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使人们走向了极端，认为科学与技术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避免这种科学主义的消极影响和错误认识，防止中国现代化建设误入科学主义歧途，必须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这是因为，人文精神主张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西方人文精神基础上，摒弃其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成分，提倡真理与道德的统一，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伦理与实际需要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它既包含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又在本质上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糟粕内容。在今天，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奔向现实化的征途上，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物质享乐与精神追求的关系，将使国人难以摆脱物欲的诱惑与支配，变成物质的附属物和“经济动物”，就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只有在指导下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借鉴吸收西方人文精神中的精华部分，才能构建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的人文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和优秀文化的伟大复兴。

综上所述：在经济一体化、政治、文化多元化的世界潮流中，不同文化间从冲突、碰撞走向融汇互补，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基本走向。以中华民族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明，应弘扬自身的文化整合与重构强势，摒弃民族虚无主义的“全盘西化”和夜郎自大、自我封闭的“盆地意识”，广泛吸纳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实践科学与人文的统一，技术与人性的统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在全球化背景和现代化进程中，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新文化。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②倪力亚《以新的积极姿态扩大对外文化交流》，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8期第92页，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出版。

③《老子·二十五章》。

④《今晚报》2001年8月4日《今晚周刊》专版。

⑤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⑥徐亲知、史亚非《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性》，载《大庆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50－51页。

⑦《光明日报》1993年12月7日第2版。

⑧耿引曾《古代中国的越境旅行家》，参见《中华文化讲座丛书》第一集，第182页，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同⑧。

⑩《礼记·大学》。

⑾顾冠华《中国传统文化论略》，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第3页。

⑿同⑾。

⒀王锐生《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载《文化研究》2000年第12期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