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结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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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贸易结构高级生产要素金融效率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1贸易结构优化概述

从贸易理论来分，大致可分为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优化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

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立足于金融业在混业经营上的趋同，而金融业借助于混业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经济增长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从区分上可以从金融的生产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来看，生产性效率简单来看就是企业从金融发展中可以获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则是指金融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这些内在的关系为对外贸易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资本在企业生产中的运用来通过技术或者是生产要素高级化的实现来优化该国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方法。

我国金融的发展在促进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将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借助于整体金融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即可以在混业经营方式下多渠道地获得风险资金从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企业在生产转型过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发展中体现出的金融产品功能，可以帮企业以多样化方式来应付对外贸易经营中的风险，规避全球经济负面作用下的贸易风险，改善企业对外经营中的贸易环境，营造企业以技术运用为主体的贸易气氛，为企业进行改良式的贸易运作奠定基础；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合资生产，都会对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贸易大国的相关产业产生激励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从另一方面来增加我国贸易商品的技术标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国贸易发展的新格局，为长远的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利益获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贸易单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提升不仅可以使得企业在生产中获得放大性的效应，而且也为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业在扩大再生产中为了追求贸易利率而加大对资本的投入量，优化国家贸易结构创造基础；最后，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良性促进作用反过来又会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尤其在开放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中，两者在发展的过程是相互促进的。正如我国多年来贸易成果同样也为国家的汇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结论

金融和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两个方面。对外贸易是积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保障层面。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要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产品和加工贸易上，还要在高速发展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上迎头赶上。以我国的金融发展为契机，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为方式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同时也要注意到金融发展不利方面，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与资本一样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要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关注金融风险的扩散以及给对外贸易行业带来的各种风险，积极地防御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为贸易结构优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杨德权，梁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国外研究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5（3）

2彭磊.贸易结构优化三阶段论及我国所处阶段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探索，2004（3）

第2篇

一、茶叶：18世纪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

在20世纪以前西人所寻求的中国商品中，唯有茶叶在中西贸易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茶叶为西方贸易商带来了巨额利润，使他们认为：“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1〕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559年，威尼斯商人拉莫修（Giambattistaramusio）在其出版的《航海记》（NavigationeetViaggis）才首次提到茶叶。〔2〕1606年，荷兰人首次从万丹将茶叶输往欧洲。〔3〕在此后一百余年间，茶叶并未成为输往欧洲的重要商品。1704年英船“根特”号（Kent）在广州购买470担茶叶，价值14000两白银，只占其船货价值的11％，而所载丝绸则价值80000两。〔4〕1715年，英船“达特莫斯”号（Dartmonth）前往广州，所携资本52069镑，仅5000镑用于茶叶投资。〔5〕1716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3000担茶叶，价值35085镑，占总货值的80％。〔6〕18世纪20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RobertConstant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7〕

从17世纪20年代起，英国东印度公司（EIC）在绝大部分年份中，所购买的茶叶都占其从中国总进口值的一半以上。在1765—1774年十年平均每年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71％。在1785—1794年中，这一比例提高到85％。〔8〕虽然瓷器、漆器、丝绸和其他中国商品的需求由于欧洲“中国风格”（Chinoseries）的流行仍在增长，但公司宁可让这类商品的贸易由其船长和船员利用他们的“优待吨位”（Privilegetonnage）去经营，本身则集中全力经营茶叶贸易。〔9〕19世纪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都占其总货值的90％以上，在其垄断中国贸易的最后几年中，茶叶成为其唯一的进口商品。

茶叶贸易不但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存在生死攸关，而且对英国财政也至关重要。从1815年起，公司每年在茶叶贸易中获利都在一百万镑以上，占其商业总利润的90％，〔10〕提供了英国国库全部收入的10％。〔11〕

荷兰是18世纪西方各国中仅次于英国的最重要的对华贸易国。荷兰人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主要有五类：茶、瓷器、粗丝、纺织品（包括丝绸、南京布等）、药材杂货等。〔12〕虽然荷属东印度公司（VOC）最早将茶叶从中国运往欧洲，但直到18世纪40年代初，其输往欧洲的茶叶主要购自来到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在18世纪最初的十年间，荷印公司在与巴城中国帆船的易货交易中每年尚有10—50万盾的盈余。〔13〕随着欧洲对茶叶需求的迅速增长，荷印公司已不满足于中国帆船运往巴城的茶叶数量。1728—1734年，在巴城茶叶贸易继续进行的同时，荷印公司从荷兰派出11艘船，直接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其中两艘船中途遇难，另外9艘船运回总共1350000荷磅（1担＝125荷磅）的茶叶，价值1743945荷盾，占全部货值的73.9％，获纯利2334459荷盾。〔14〕由于用来购买茶叶的白银短缺，1734年以后，荷印公司董事会放弃从荷兰直接派船到中国的努力，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买茶叶，同时仍鼓励中国帆船在巴城的茶叶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尽屠巴城华人，巴城华商贸易网络破坏无殆，〔15〕茶叶贸易随之衰落。到18世纪50年代，巴城茶叶贸易停止。〔16〕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对华直接贸易，直至1795年荷人因拿破仑战争而退出对华直接贸易。从18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茶叶均是荷人从中国输出的最重要的商品。在这一时期的大部份年代中，茶叶占荷人输出的中国商品总值的70—80％，有些年份甚至超过85％。

资料来源：Jorg,Prcelain,P.217-220.

从第一艘美国船到达中国起，茶叶就是其寻求的最重要的商品。1784年，美船“中国皇后”（EmpressofChina）号首航广州，带回3002担茶叶，价值66100两白银，占该船总货值的92％〔17〕然而，美船并不象同期的欧洲船只那样几乎主要从事茶叶贸易。1792年，6艘从广州回航的美国船的总货值为317270两白银，其中茶叶11538担，价值为165440两，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8〕1840年，美船在广州购买货物总值2766240两白银，茶叶价值1411391两，仍是略高于总货值的一半。〔19〕在19世纪初到30年代的大部分年份，美船在华出口货物中，茶叶价值约占30—40％。至1837年，美船的茶叶货值首次超过60％，达到65％。〔20〕1840年，美船购买19333579磅茶叶，占其在华购货总值的81％。〔21〕

在18世纪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瑞典、丹麦、美国的对华贸易中，茶叶所占的中国货值比率也高达65—75％不等。〔22〕由于英国茶叶进口税高达100％，欧洲大陆国家购买的茶叶历来靠走私进入英国获利。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抵代税条例（CommutationAct），英国本土茶叶消费税由100％降至12.5％。〔23〕欧洲大陆国家的白银来源逐渐枯竭，加上走私茶叶入英国已无利可图，他们在1885年以后逐渐退出茶叶贸易。广州的茶叶贸易为英人所支配，小部分为美国商人分享。前几年，广州每年出口茶叶350000担，价值94450000银元，占中国出口货值的70％。〔24〕二、白银：西方购买茶叶的主要支付手段

当18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各东方贸易公司竞相从事对华贸易时，他们均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来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欧洲产品几乎在中国找不到销售市场！18世纪的中国经济建立在手工业的农业紧密结合的基础上，发达的手工业和国内市场使中国在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一百多年以后主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RobertHart）在其《中国见闻录》（ThesefromtheLandofSinim）中仍写道：“中国有世界最好的粮食——大米；最好的饮料——茶：最好的衣物——棉、丝和皮毛。他们无需从别处购买一文钱的东西。”〔25〕经济上高度自给自足和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使欧洲产品的中国市场非常狭小。然而，唯一例外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亚当·斯密（AdamSmith）说过，当社会财富增长时，对白银的需求有两个层面的动力，一是作为货币促进商品的流通，二是作为奢侈品的标志。〔26〕在当时的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主要源于第一种动力，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作为主要通货的铜钱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交易，世界上尚无第二个国家象中国这样如此迫切地需要白银。而欧洲人对茶叶的需求仅能用白银支付。大规模的中西贸易由此找到的支点：西人用白银交换中国的茶叶！

甚至早在古罗马时期，西方已需要用贵金属购买丝、丝绸与香料。〔27〕16世纪末以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从日本、欧洲和美洲运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丝绸。〔28〕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成为最大的茶叶买主，18世纪末，美国成为第二大茶叶买主。从18世纪20年代至前，流入中国的白银绝大多数由英、美人输入，主要用于购买茶叶。

17世纪中叶以后直到18世纪末，银元一直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华的主要商品。也如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英人的银元源自西班牙的美洲属地。银元通常被装箱输往中国。每箱一般装4000个银元，1637年英船首航广州，就携带62000西班牙银元（realsofeight）〔29〕在18世纪初，中国贸易规模尚小，英人对华输出只相当于对印度输出的十二分之一。〔30〕16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其官员在和印度的贸易中投资430000镑，其中实物部分为111000镑，白银320000镑，其投资的利润率为100％。〔31〕在1708－1712年间，英人每年对华出口商品值仅5000镑，而出口白银则高达50000镑。〔32〕从18世纪中叶，白银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

资料来源：1760-1799年的数字见：Pritchard,P.399;1800-1823年的数字见：W.ECheong,"MandarinsandMerchants,JardineMastheson&Co.aChinaAgencyoftheEarlyNineteenthCentury",p.19,Bangkok,1979.

1700—1753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有178艘船前往中国贸易。我们已知其中的65艘船共载7099068两白银或每船平均携带白银109226两。〔33〕若以109226作为178艘英船每船携银的平均数，则在1700—1753年，英船共运19440000两白银到中国。

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大对华的货物出口，主要是铅、锡和棉花，白银在总货值中的比例有所下降。然而，由于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迅速增长，白银输华的绝对量仍持续增加。1758—1762年，公司每年对华输出货物值174000两，白银219000两。〔34〕1760—1770年，公司对华输出总值中，白银约占50％。到1795-1799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3％。〔35〕但由于每年对华输出总值高达5373015两，白银输出每年平均仍有739994两。

如果1754—1759年英人平均每年输华白银与1758-1762年相当。即每年219000两，则在1754-1759年间，英人共输1314000两白银到中国。通过以上推算，我们可估计，1700—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1823年以后，英人已无需再运白银前往中国了。荷兰人在18世纪也输出大量白银到中国。但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相对于其他西方人，荷人是唯一无需主要依靠白银来购买茶叶的。虽然荷印公司也曾从事过荷兰与广州的直接贸易。由于荷兰开拓了大片东方殖民地，拥有在中国市场上畅销的热带产品，如胡椒、锡、香料等。荷兰人坚持对华易货贸易的战略，以热带产品与中国帆船交换茶叶，这一战略在巴城中国帆船贸易时期似乎实行得相当成功。随着欧洲市场对茶叶需求迅速扩大，荷人拥有的胡椒之类热带产品在中国市场之外也相当畅销，因此，荷人不得不从欧洲或亚洲其他地方商馆调运白银到巴城，其中一部分用来购买茶叶。〔36〕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30年代，每年从荷兰运往巴城的白银多达6800000—7900000荷盾。〔37〕1728—1734年，有9艘荷船从荷兰直接驶往广州，其总货值为2533359荷盾，白银占96％。〔38〕1735年后，荷印公司决定放弃荷兰与中国间的直接贸易，改为每年从巴城派两艘船到广州，购货资本为每船30万荷盾，〔39〕其中部分资本用来在巴城购买胡椒等产品以便销入中国，换取茶叶。在18世纪30年代后期，荷人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约50万荷磅，在40年代，每年在广州销售胡椒达150—200万荷磅。在50年代的某些年份，胡椒销售额高达300万荷镑。〔40〕300万荷镑胡椒约值180000两，相当于荷人在广州购买的茶叶价值。由于三角贸易使荷人在巴城购买的茶叶费时较长，茶质也差，难以在欧洲市场上与其他西方公司竞争。1757年以后，荷印公司重开荷兰与中国之间的直航贸易。然而，正如其他西方公司一样，荷兰产品也无力在中国打开销路，因此公司决定，从荷兰出发的船只每艘携带30万荷盾的银元前往中国。〔41〕从此以后，荷人也象其他西方人一样，主要以白银购买中国茶叶。

虽然美国商船迟至1784年才到中国，但不久之后，他们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茶叶买主和最大的白银供应者。在中美贸易初期，美商提供的大量洋参与皮毛在中国销路颇佳，其货值足以支付所购买的中国商品的货值，19世纪初以后，美商的皮毛来源逐渐枯竭，其在广州的皮毛市场也受到英人的激烈竞争，白银成为美国支撑对华贸易主要手段。美船在欧洲购买制成品销往拉丁美洲，换取白银后，绕南美合恩角前往广州购买茶叶、丝绸和瓷器。在1805—1840年间，美商共运61484400两白银到广州，每年平均1607899两。

根据以上估算，在1700—1840年间，从欧洲运往中国和美国人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45〕

欧人和美人输华的白银都来自西属美洲。美洲白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即上秘鲁（UpperPeru，现玻利维亚）和新西班牙（现墨西哥）。从16世纪70年代到17世纪30年代，秘鲁所产白银占西班牙属美洲输出白银总量的65％。〔46〕1581—1600年，仅是上秘鲁的波多士银矿（Potosi）每年就生产白银254吨，约占全世界产量的60％。18世纪初以后，黑西哥成为世界最大的白银产地。1803年，黑西哥所产白银占全美洲的67％。〔47〕从18世纪以后，80—90％的美洲白银都由西班牙的“银船”运往欧洲。由于欧亚贸易的迅速扩大，从美洲输往欧洲的白银大部分又转输到东方。研究美洲白银流通史的著名学家威尔逊教授（CharlesWilson）指出，“毫无疑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欧洲出口的白银至少与其接受的白银一样多。”〔48〕

欧洲对华贸易，特别是茶叶贸易的迅速发展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持续流入中国，银元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越来越多地取代银块作为通货使用。广州的商务交易主要用西班牙银元结算。美洲白银持续流入欧洲成为欧人对华贸易的基础。然而，西属美洲的白银产量与迅速增长的西方对华贸易所需的银元数量并不同步增长。由于很多银矿枯竭，从1790年以后，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1811年，西属美洲爆发独立革命战争。这场持续15年的革命战争摧毁了很多银矿，美洲的白银产量大为减少。

另一方面，欧人的殖民扩张活动的费用也增加了白银的消耗。1784年以后的20年间，英人在印度扩张直接统治地盘，在美索尔（Mysore）以及和马哈拉特（Maharattes）的战争使英属印度政府财政支出，对现金需求愈为迫切。〔49〕180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从伦敦运送白银到广州。白银的短缺使其他欧洲国家逐渐退出对华贸易，将地盘留给英国人和美国人。因为前者在19世纪初以后找到了以鸦片取代白银作为对华贸易的支柱，而后者除部份鸦片贸易外，依靠他们与西属美洲革命者的友谊，在西属美洲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仍可获得白银。

三、鸦片：取代白银交换茶叶

就如其他麻醉品如吗啡、海洛因一样，鸦片也是罂粟属植物果实（PapaverSomniferum）的制成品。鸦片种植的起源时间和地区尚未确定，但在欧洲出现之前很久，就已在中东种植。古埃及人保存了最早有关鸦片的记载：6000多年以前中东的苏美尔人（Sumerian）就已种植罂粟花作为观赏之用。公元一世纪，鸦片经希腊传入欧洲大陆。在小亚细亚，种植鸦片已成为一种行业。〔50〕在中世纪，作为东西方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商人将鸦片种植及其功能的知识传遍东方各个角落。鸦片于唐代经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中文“阿芙蓉”，“鸦片”，“芙蓉”等名称即源于阿拉伯语“Afyun”。在西方向中国的商务扩张过程中，葡萄牙人最先将鸦片作为商品输入中国。葡人以澳门为基地，将印度麻洼产的鸦片运入广州，葡人对华鸦片输出规模尚小，在1767年以前，每年输入中国约200箱。〔51〕可以说在英人于18世纪60年代开始其鸦片贸易之前，中国稍具规模的鸦片贸易尚不存在。

18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对华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大，贸易逆差也日趋严重。1765—1766年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入的商品是对华出口商品值的302％。在1775—1776年间，这一比值是256％。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5—1786年度，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52〕尽管其间英人不断输入白银，但仍不足以弥补迅速扩大的中国商品进口造成的贸易逆差，导致公司在广州资金周转屡屡发生困难。1784年公司在广州的财库尚有214121两白银的盈余，到第二年，就出现了222766两的赤字。1786年，赤字高达864307两。1787年，更达904308两。〔53〕为了平衡茶叶贸易造成的巨额逆差，公司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无论其合乎道德与否。从英属孟加拉运送鸦片到中国的计划最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华生上校（ColonelWatson）提交给公司的加尔各答董事会，并得到该董事会成员，公司重要官员惠勒（Wheeler）的支持。该计划的初衷原为增加税收以弥补英属印度政府的财政。〔54〕由于公司的广州财库日益支拙，公司驻广州监理委员会（Supercargos）要求英属印度总督给予财政援助。其具体作法是：英属印度政府鸦片批发给有鸦片特许经营权的散商，这些散商在广州出售鸦片后将收入纳入公司的广州财库，广州财库支付散商伦敦汇票，后者可于英国将汇票兑换成现金。〔55〕英属印度总督和公司董事会接受了这个计划，东印度公司专门成立鸦片事务局（OpiumCorporation），垄断印度鸦片生产和出口。

麻洼（Malwa），比哈尔（Behar）和比纳莱斯（Benares）是印度主要的鸦片产地。比哈尔和比纳莱斯处于英国印度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因此英人较容易地建立起一套鸦片强迫种植制度。公司每年丈量种植鸦片的土地，确定其地界，再通过中介人和居住在鸦片种植区域的农民签订合同。根据合同，鸦片种植者可得到公司的预付款，收成时再将产品以合同确定的价格卖给公司。如当地农民未和公司签订合同就擅自种植和出售鸦片，其财产就立即被没收。〔56〕农民交付公司的粗鸦片尚需在公司专设的鸦片工厂里精炼、干燥、称重、装箱，每箱约重140英磅。〔57〕强迫种植制度使公司仅以每箱300卢比的价格得到鸦片。〔58〕这两个地区所产的绝大部分鸦片都沿冈吉斯河（Ganges）运到加尔各答港，以便出口到中国。1779年，鸦片在广州的售价每箱为500—600银元，三倍于其最初的价格。〔59〕鸦片运销中国原由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进行。由于中国政府于1800年明令公司的广州监理会，禁止他们输入鸦片，公司船只遂不再直接经营鸦片在中国的运销。转而在加尔各答拍卖给向公司申请到鸦片经营特许权的散商，由他们具体经营运销鸦片往中国。〔60〕麻洼则在印度土邦政府的管辖下，在其境内，鸦片就如稻米和棉花一样，可以随意种植与买卖。麻洼鸦片少部份由葡人运至葡属狄莫恩（Demaun）港出口中国，大部份由当地人运至孟买出口。孟买为麻洼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距麻洼约400—500英里，从麻洼到孟买须经过英属政府的直接管辖地。公司在其管辖地实行一种“鸦片转运税”缺席制度（Transitaduty），每箱鸦片过境需付200—400卢比。通过强迫种植和“转运税”制度，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基本上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和运销，而且也解决了在广州的金融问题：印度鸦片在中国销售的收入用于代替白银，支付购买茶叶的款项。

在18世纪最后十年中，每年从印度销往中国的鸦片约为2000箱。〔61〕1800年以后，每年输入中国约4000箱。1822年以后，英人加速对华鸦片输出，当年输华鸦片7773箱。1832年达21605箱，到1838年更高达到40000箱。

美国商人也不择手段地为弥补其对华贸易逆差及与英国人竞争而努力，虽然美船在世界各个角落寻求能在中国销售的产品以便购买高利润的中国商品，但仍无法获得足够的商品来代替白银以平衡对华贸易。当美国商人获悉可带来巨额利润的鸦片后，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对华鸦片输出。印度是鸦片的主要产地，但却被其对手英国人牢牢控制，美国人因此转向土耳其的士麦那（Smyrna）——其地所产鸦片虽质量稍次，但仍为中国瘾君子所接受。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34年解除对鸦片运销的垄断之前，是美国人获得鸦片的唯一地方。美人何时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尚不清楚，但至少不迟于1805年。当年三艘美船从士麦那携带120箱鸦片前往中国。〔62〕两年以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已警觉美国人在鸦片贸易上的竞争。〔63〕1805—1808年，美船每年从土耳其运出的鸦片不少于200箱。1816年，美船“狮子号”（Lion）携带11万银元和60箱鸦片来到广州。〔64〕1817年，土耳其出口的鸦片高达1900箱，次年的数量更多，主要为美人贩运。〔65〕由于英人垄断了鸦片主要产地，美人输华鸦片数量远远落在英人之后。1818—1833年，美人总共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4925997银元，平均每年307875元，只相当于对华出口的10％，而同期英人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104302948银元，平均每年6518934元，〔66〕等于东印度公司从中国的全部出口商品总值。〔67〕

根据马士的统计，180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达422676箱，每箱平均价约750银元。〔68〕18世纪最后十年共有20000箱鸦片输入中国。因此，从1790—1838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价值239045040两。

对于美国人，鸦片贸易收入可部份取代用于购买中国商品的白银。1827年以后，美人加紧对华输出鸦片。输华的白银随之剧减。1821-1830年十年中尽管中美贸易有所扩大，输华白银则仅有4064400两，只相当于，前十年的21.5％。

对于英国人，对华鸦片输出使他们平衡了50多年以来持续的对华贸易逆差，再也无需运送白银到中国。相反的是鸦片贸易的收入不但扭转了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还有大量盈余可换成白银运出中国，正如当时一位美国商人抱怨：“鸦片贸易不但使英人有足够的钱购买茶叶，而且使他们能把美国人运到中国的白银运回英国。”〔69〕1807年，英属印度总督指示孟买、马德拉斯槟榔的英国殖民地首脑，原先各地准备运往中国的白银都改运加尔各答，因为公司广州监委会已有足够财力应付交易。当年，从广州运抵加尔各答的白银有2431000两。〔70〕此后公司不断从广州运出白银。

从1812年以后，公司为英国散商提供汇票服务，以转移其鸦片利润，运送盈余白银的事务主要由散商进行。

对于中国、鸦片非法输入导致严重的后果。首先是对人民身心、财产和社会安全的损害。19世纪初以后的30年间，吸食鸦片恶习从沿海迅速扩展到内地，从城镇到乡村，从士农工商到达官贵人，无处不在。“一经嗜烟，刻不可离，中人之家往往破产。”〔71〕由此激发的罪案更不可胜数。其次，导致白银外流。这又引起银贵钱贱。19世纪初银一两约合铜钱1000文，到前夕，银两竟达钱1600文。农工、手工业者和高人平时所得为铜钱，交付各种赋税则需折成白银，负担大为加重，各省拖欠赋税日多，造成清政府财政危机。第三，破坏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吸食鸦片使社会购买力降低，白银外流引起金融混乱，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市场交易。1838年林则徐在调查苏州、汉口等商埠后上疏，“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已矣。”〔72〕鸦片对中国的危害深为朝廷有识之士所悉，他们激烈主张朝廷应严禁鸦片。1839年道光皇帝派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往广州禁烟。既然鸦片贸易提供了英属印度政府七分之一的财政收入，既然鸦片能代替白银，维持每年给英国政府提供了300—400万英磅财政收入的茶叶贸易，既然鸦片是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基石，英国总理鲍美斯顿爵士（LordPalmerston）对中国政府禁烟的反应是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

结论

在工业革命以前，西方人不能为其东方贸易提供除白银之外的任何有较大市场的产品。直到18世纪后期，英国人运往中国的印度棉花才在中国市场上有一定销路，然而，销售印度的产品收入远不足以购买中国商品。为了购买以茶叶为主的中国商品，从事对华贸易的西方国家都在18世纪运大量的白银前来中国。当西属美洲白银产量下降以及西方的殖民扩张费用增加时，欧洲大陆国家难以维继贸易平衡，纷纷退出对华贸易行列。只有英国人依靠印度的鸦片重建其对华贸易结构，在对华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当中国政府厉行禁烟的措施使以鸦片为中心的中英贸易结构面临崩溃危险时，英国政府立即诉诸于战争。并非象西方的中国学权威费正清所说的“是一场根源于中西方间不同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与国际秩序观念的文化冲突”，〔73〕而是英国追求经济利益而强加给中国的战争，与西方在殖民扩张时期于印度、美洲、非洲发动的战争在性质上并无任何不同：从商务扩张到武力征服。当时的一位善品中国茶叶的英国人是这样评述这场用武力强迫中国接受鸦片交换茶叶的战争的：“一场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不择手段的，使英国人蒙受长久耻辱的战争……。不列颠的旗帜从此成为保护交通的海盗旗帜。”〔74〕

注释：

〔1〕EarlH.Pritchard,"TheCrucialYearsofEarlyAnglo-ChineseRelations,1750-1800",p.163,Washigton1963.

〔2〕这位威尼斯人所知的“茶叶”并非目睹，而是从一位到过中国的威尼斯人处得知。“ThemaThee"p.13.museumboymans-vanbeuningenRotterdam,1978.

〔3〕乌克斯（Ukers）则认为荷人在1610年从日本和中国输入茶叶。WilliamUkers,"AllaboutTea",vol,1.p.23,p28,NewYork1935.

〔4〕H.B.Morse,"TheChroniclesoftheEastIndiaCompanyTradingtoChina1635-1834",vol,1.p.144.Oxford,1926.

〔5〕Morse,"Chronicles",vol.1.p.148.

〔6〕其中“苏珊那”号（Susanna）所载货值54000两白银，茶叶1565担，价值45000两，见：Morse,vol,1,p.157,K.N.Chaudhuri,"TheTradingWorldofAsinandtheEnglishEastIndiaCompany",P.538,Cambridge,1978.

〔7〕LouisDermigny,"LaChineetl''''Occident.LeCommerceaCantonauXVIIIeSiecle,1732-1833",3vols,vol,2.p.545,Paris,S.E.V.P.E.N.1964.

〔8〕Pritchard,"CrucialYears"p.395-396.

〔9〕MichaelGreenberg,"BritishTradeandtheOpeningofChina,1800-1842",p.3.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1.

〔10〕A.J.Sargent,"Anglo-ChinaCommerceandDiplomacy,P.51,Oxford,1907;Prichard,"GrucialYears",p.163.

〔11〕Greenberg,"BritishTrade",p.3.

〔12〕C.J.A.Jorg,"PorcelainandtheDutchChinaTrade",p.217,TheHage1982.

〔13〕Kristof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15,TheHage1958.

〔14〕DeHullu,"OverdenChinaschenhandelderOostindischeCompanieindedertigjaarvande18eeeuw",in"BijdragentotdeTaal-,Land-enVolkenundevanNederlandschIndie(BTLV),vol,73,P.42-43,TheHage1917.

〔15〕如：巴城华人甲必丹，大茶商连富光即在1740年被荷人逮捕流放。见：B.Hoetink,"NiHoekong,KapiteinderChinezenteBataviain1740",inBTLV,vol,74,1918.

〔16〕LeonardBlusse,"StrangeCompany:ChineseSettlers,MesizoWomenandtheDutchinVOCBatavia",p.137-138,Leiden1986.

〔17〕Morse,"Chronicles",vol,2.p.95.

〔18〕Morse,Chronicles",vol,2.p.204.

〔19〕茶叶的数量与美国船货总值数字引自：FosterRherDulles,"TheOldChinaTrade",p.210,NewYork1970,茶叶货值系推算而出，从19世纪初到30年代，广州茶叶价值每担在23-26两之间，在此以中章价245两计算。

〔20〕Yen-pingHao,"TheCommercialRevolutioninNineteenth-centurychina:TheRiseofSino-WesternMercantileCapitalism",p.16,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86.

〔21〕TimothyPitkin,"AStatisticalCiewoftheVommerce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Harford1816,Reprintedin1835,NewHaven,P.301.

〔22〕ZhuangGuotu,"InternationalTradeinChineseTeain18thCentury",p.30-33,APaperPresentedtothe34thInternationalCongressontheAsianandNorthAfricaStudies,HongKong,1993.

〔23〕该条款同时也规定，英国东印度公司必须供应本土足够的茶叶，并以不超过成本加法定利润的价值出售见：HohcheungandlornaH.Mui,"TheManagementofMonopoly;aStudyoftheEastIndiesCompany''''sConductitsTeaTrade,1784-1833",p.xi,UniversityofBritishColumbiaPress,Vancouver1984.

〔24〕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70－1875》，卷1，第258页，北京，1962年。

〔25〕Greenberg,"BritishTrade",p.5.

〔26〕AdamSmith,"AnInquairyintotheNatureandthe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p.188,NewYork1937。

〔27〕H.A.CrosbyForbes,JohnDevereuxKernanandRuthS.Wilkins,"ChineseExportSilver1785to1885".p.22.MuseumoftheAmericanChinaTradeMassachusettes,1975.

〔28〕参见：庄国土《明季中国丝绸的海外贸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国和海上丝路国际讨论会论文集》，1991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29〕Morse,"Chronicles",vol,1.p.21.p.307.

〔30〕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1〕Morse,"Chronicles",vol,1.p.71.

〔32〕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3〕Morse,"Chronicles",vol,1.p.307-313.

〔34〕Sargent,"CommerceandDiplomacy",p.49.

〔35〕Prtichard,"Crucialyears",p.394,396,399.

〔36〕C.C.F.Simkin,"TheTraditionalTradeofAsia",p.231,NewYork1968.

〔37〕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38〕ibid,p.69.

〔39〕Jorg,"Porcelain",p.27.

〔40〕Glamann,"DutchAsiatictrade",p.243.

〔41〕Jorg,"porcelain",P.35.

〔42〕Dermigny,"Canton",P.521-524.

〔43〕18世纪下半叶欧洲商船较以前大，但所携白银在输华货值中的比例也稍低，这两方面出入可能大体互相抵消。

〔44〕在对美国1805-1944年对华商品和白银输出额估算时，各家所据资料不同，其结果也稍不同，Yen-PingHao引用的是参议院档案（U.S.SenateExecutiveDocument31.19thCongress,lstSession）以及Homans所著《历史统计资料》（HistoricalandStatisticalAccount）。Morse引用的是K.S.Latourette所著的《1784-1844年美中早期关系史》（TheHistoryofEarlyRelationsbetweentheU.S.andChina1784-1844）载于"TranslationsoftheConnecticutAcademyofArtsandScience",vol,28,NewHaven1927,Cheong在其所著的“MandarinsandMerchants”（P.54）也引用相同资料。

〔45〕这个数量不包括西班牙人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白银。

〔46〕D.A,Brading,"MexicanSilver-MiningintheEighteenthCentury:TheRevivalofZacatecas".LatinAmericanseries,No.277.UniversityofCalifornia,Berkeley,Reprintedfrom"TheAmericanhistoryReview,vol,L.No.4.Nov..p.666.1970.

〔47〕A.Kobata,"TheProductionandUsedofGoldandSilverinSixteenth-SeventeenthCenturyJapan",in"EconomicHistoryReview,"SecongSeries,vol,18.No,2.p.247.August,1965.

〔48〕CharlesWilson,"Trade,SocietyandtheState",inE.E.RichandC.H.Wilson,eds,"TheEconomyofExpandingEuropeintheSixteenthandSeventeenthCenturies",p.511,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67.

〔49〕W.E.Cheong,"TradeandFinanceinChina:1784-1834",in"BusinessHistory'''',p.40,January,1965.

〔50〕J.m.Scott."TheWhitePoppy:AHistoryofOpium",p.5,London1969.

〔51〕"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April,1837,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vol,1.p.173,Shanghai1910.

〔52〕Prichard,"CrucialYears",p.143.

〔53〕Morse,"Chronicles",vol,2,p.95,100,118,135.

〔54〕M.D.NathanAllen,"OpiumTrade",p.12,reprintedinBoston1973.

〔55〕Prichard,"CrucialYears,"p.217-218.

〔56〕"ChineseRepository,"vol,3.p.238,Feb,1837.

〔57〕CarlA.Traocki,"OpiumandEmpire:ChineseSocietyinColonialSingapore,1800-1910'''',p.53-55,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0.

〔58〕Allen,"OpiumTrade",p.10.

〔59〕"ChineseRepository",vol,5.p.546-547,April,1837.

〔60〕Dulles,"Old,ChinaTrade",p.115.

〔61〕〔62〕Morse,"InternationalRelation",vol1.p.238.

〔63〕Tyler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ACriticalStudyofUnitedStates''''PolicyintheFarEastinthenineteenthCentury'''',NewYork1992,reprintedin1963p.115.

〔64〕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5〕Dennette,"AmericansinEasternAsia",p.115,120.

〔66〕Dulles,"Old,ChinaTrade",p.147.

〔67〕Dulles,"Old,ChinaTrade",p.148.

〔68〕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1页，北京，1955年版。

〔69〕Morse,"IteratioalRelatios",vol,1.p.238-240.

〔70〕Dulles,"Old,ChinaTrade",p.147.

〔71〕Morse,"Chronicles",vol,3,p.54-56.

〔72〕御使章沅奏折，《史料旬刊》第9期，天字第311页。

〔73〕《林文忠公政书》，《湖广奏稿》卷5，第11页。

第3篇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年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形势，并就对外贸易中贸易条件恶化、竞争力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的几点理论思考。

2007年我国的进出口总值达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顺差1774.7亿美元，增长74%。伴随经济全球化以及国内市场国际化,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以低成本、低价格取胜的竞争优势不仅不能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还有可能成为提高竞争力的障碍。所以我们要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审视贸易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期达到贸易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

1.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现状

(1)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的服务贸易比较落后。据WTO统计，2007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为7620亿美元，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额的7.3%；而服务贸易出口额为810.2亿美元，仅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的3.4%。同年，我国货物贸易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服务贸易排序第八；另一方面，我国服务贸易总是逆差，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逆差达97亿美元，尽管2007年逆差额减少，仍为40.1亿美元。

(2)出口产品结构仍不合理。目前，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比例提高，突出表现在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但我们也要看到，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还处于起步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高新技术产品在工业制成品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商品还远未成为出口的主导产品，在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领域，我们仍然属于净进口国，我国对外贸易总体上仍然呈现依靠出口低附加值消费品换取资本品的格局。

(3)从贸易主体结构来看，外贸受制于外部因素。我国出口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只体现在最终产品上，主要是生产环节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而技术水平、研发能力、核心技术、产品品牌、营销网络还受制于外来的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主导机电产品的出口格局。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我国全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73.7%。2007年机电产品出口中一般贸易额723.1亿美元，外商占57.6%；加工贸易出口2398.9亿美元，外资企业占86.6%，主导了加工贸易中的机电产品出口。

2.对外贸易结构现状的原因分析

(1)出口导向型外贸政策没有适时调整，在亚洲“四小龙”成功运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经济的巨大飞跃后，我国也采用这种外贸政策。不可否认，当时出口导向型政策对经济增长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出口额的大幅增长，这个政策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以量取胜，相互降价”是扩大出口的主要手段，出口秩序混乱等种种弊病暴露出来就不足为奇了。

(2)“比较优势说”没有动态运用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劳动密集型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尽管目前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已占相当大的比重，然而我国只是承担了组装、装配的角色，这部分附加值低，其实质仍然是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较低的污染排放成本等因素推动出口的增长。

(3)没有及时调整引进外资政策，目前，外资已逐渐从合作、合资转化为独资、控股等方式，2007年，外商独资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所占比例为67.33%，大大超过中外合资的22.90%，况且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只是将生产环节放在中国。在这种形势下，技术的溢出效应就要减弱，企业的管理水平得不到显著提高，“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不能实现。3.从对外贸易结构与增长方式角度提出贸易发展的对策

(1)转变发展观念，加快结构调整转型步伐。以“共赢”的理念营造良好的外贸经营环境。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需从单一考虑本国利益转变为树立一种“共赢”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通过技术引进可缩短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通过进口可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推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出口结构调整；通过进口可为出口打开更广阔的通道，创造更好的出口环境。在重视出口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进口，优化进口结构，以实现出口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贸易额不能再成为发展的唯一目标取向，提高产品竞争力，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出口效益，应成为发展中更关注的方面。

(2)向知识密集与研发领域进行政策倾斜，集聚并提升知识产权优势，发展知识产权战略。比较优势的局限就是“比较优势陷阱”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贫困化增长”；竞争优势涵盖着国家、产业从高到低的多层次内容，要求极高，我们一时很难满足迈克尔.波特所提出的全部要素(四种新要素和两种辅助要素)的要求，而只是产权优势则可以以相对较小的局部性投入，获得局部的、赶超型的、战略性的优势。

(3)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方式。首先，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增加服务贸易出口。提升出口商品结构就是要鼓励那些附加值比较大，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多出口，限制出口大量耗费能源、资源的商品。逐渐转变竞争手段，从“以价格取胜”转变到“以质量取胜”；要提高银行、金融、保险、电信、运输等行业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鼓励其“走出去”。其次，提升加工贸易产品结构。2007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53%，其在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增加就业方面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第4篇

我国的能源消费量总数逐年增加，能量消费的年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没降低在10%之下。而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能量消费弹性系数的增加，使得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率的提升。而通过能源的对外出口，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能源供应大国。受到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等方面的影响，我国在能源对外贸易之中，担任了能源需求大国和能源出口大国的双面角色。而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得到了加强，但我国对于能源使用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相应的优化。近年来高污染、高耗能和能源型产品都得到快速发展，并且从我国能源工业的总体来看，出口比例更倾向于高耗能产品的出口，我国出口的高污染、高耗能和资源型产品相比其他国家的价格更为低廉，而对这种产品的出口，实际上是变相地在对能源资源进行出口。

二、我国能源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一）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的关系是相互作用并相互依存的，产业结构在优化过程之中，会受到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而这种反作用的影响能够及时对产业结构的失衡情况进行弥补，并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从而促进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这种良性循环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促进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更为明显，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以开放为主，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清楚地认清世界环境的压力，从而对外部条件加以利用，让国家的产业结构由原本的封闭体系，从而交叉在世界市场分工格局之中。在对国际环境所提供的机会进行及时把握，加强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在产业结构进行不断升级的过程之中，加强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从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战略。

（二）我国的能源需求结构

经济发展能够对能源消耗造成重要影响，而我国的产业结构更为偏重于重工业，但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却并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从而造成环境问题严重，能源供给紧张。我国的能源需求结构和能源生产结构不平衡，能源生产地往往距离能源需求地较远，而长距离、大规模的能源运输，在加重能源负担的同时，也引发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对能源需求结构的调整需要先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加快对服务业的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就业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国的服务业仍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而能源需求结构的调整还需要以开源节流为主，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和新兴能源的利用，从而减轻能源需求结构不平衡的现象，加快我国经济发展。

（三）能源协调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性

能源供应环节上的缺口，使得能源更为紧张，而从能源消费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重工业始终占据全国能源消费比重70%左右。而近些年来工业消耗能源的比重正在逐年提高，而随着重化工业的不断发展，重化工业也将扩大对能源的需求。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降低能效消耗强度，并且减轻污染强度。以我国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虽然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式阶段。但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将得到优化，而重化工业减少对能源的需求将有利于能源协调发展。因此能源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必然性，二者在发展过程之中都会对重化工业造成影响，从而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强度。

（四）能源经济运行问题

我国的能源需求正处于长期增长的过程之中，而能源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的突出，将是对能源供应的重大挑战。因此我国将进一步寻求全新的供应途径和可持续的能源消费。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之中，除了要求国民收入的快速平稳增长，并对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作为发展方向，以加强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而在产业结构的优化进程，会对重化工业的发展方向产生影响，从而对能源经济运行问题加以解决。

第5篇

关键词金融发展贸易结构高级生产要素金融效率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呈现出强劲趋势，既使国际贸易环境出现各种不利的事件，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贸易上所获取的利益都出乎经济预言的料想之外，似乎中国对外贸易在现时代的“无约束”发展超脱了现存贸易理论的普遍解释范围，抑或是否中国所表现出来的贸易现象成为贸易理论界中一个值得探讨的新课题。其实则不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的进程中，一直坚持自我为中心的贸易方针，即以自我所拥有的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主导，大力开展出口导向型贸易，以此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起。同时以这些新兴产业为依托，更深层次地改良优势产业，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其次，多年来的贸易成果积累了充盈的资本，为产业进行结构升级和优化提供了资金上的支持。无论是从产品规模和质量上，都随着贸易成果扩大而增强，延续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本优势，而且也在产品的国际信誉市场上异军突起，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市场扩充提供了保证。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开放贸易在以劳动力成本为依托的贸易商品延续了几十年，固然已取得不菲的经济效益，从长远看整体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也出现了严重倾斜，没有形成一个立体层次的贸易结构，即在高、中、低贸易层次中没有形成一个均衡的结构。而高、中层次的贸易商品在信息和科技为当今经济发展动力的局面中，往往成为一个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稳妥而快速地推动我国贸易结构优化是关乎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国家金融体系一直在开放的贸易环境下遵循着计划经济时的经营体制，在对国有的金融界进行大幅度的整合之后，我国的金融业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经营市场。本文就是从当前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中，以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讨论如何借助于金融层面的经济发展力量来优化我国对外贸易结构。

1贸易结构优化概述

从贸易理论来分，大致可分为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和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

静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一是以大卫·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其代表观点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而导致价格差的原因则归结于劳动生产率或技术差异；而赫克歇尔-俄林则是从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异来讨论国际贸易起因，进而指出生产要素的丰裕和稀缺程度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差，从而致使商品的国际价格差异。二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该理论的构建框架为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不完全竞争三大分析要素上。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追求产品规模的经济效应和产品差异上的消费效应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又一动因。新贸易理论是在突破古典贸易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补充。但这两种理论的出发点都只强调了现存的资源，是在资源总量恒定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的理论探讨，是一个静态过程。

从动态贸易结构优化理论分析：一是动态比较优势理论。通过专业化学习、投资创新等后天因素人为地创造出来，强调的是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技术创新。该理论的两大支撑是技术和资本，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手段，加快产品中生产要素的转换比率，同时把技术作为比较优势的内生变量，强调“干中学”的经济效应。通过“干中学”以及技术创新巩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差异，资本的作用在于技术创新和产品生命周期成长和成熟两个阶段，是产品生产在生产要素中的突出因素。因此，在这两个阶段由于技术外溢资本的作用尤为重要。二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人为地有意识地选择策略来配置稀缺资源，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在波特的竞争理论中，有四个基本的要素：生产要素、需求结构、相关与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和竞争程度。波特将生产要素细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指的是不需要花费太大代价就能得到的要素；高级要素则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要素。他认为高级要素最为重要，它们是取得高级国际分工层次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但是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则无法用其他方式有效弥补。竞争优势注重企业的非价格竞争和创新竞争，关注要素的质量和产品的需求情况，主动地创造比较优势，在改善贸易结构中，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越来越明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贸易动力主要由自然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决定，在这个阶段贸易结构主要是表现为具有比较优势行业的贸易发展。第二阶段中推动贸易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动态阶段，即以规模经济效应实现贸易结构优化，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贸易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比较优势建立在高级要素禀赋的基础上，从而上升到后天禀赋层次。第三阶段，竞争优势成为推动贸易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上：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和创新优势。此阶段以吸收贸易发展带来的先进技术，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和技术优势为特征。而在这三个阶段的进化过程中，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发展中国家在优化贸易结构上的两个关键。在当今经济发展的秉性中，这两个因素无不与高投入的资本量相关。我国的对外贸易要保持持续的发展，就需要结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大前提，继续保持在自我特有贸易低层次上的优势，同时也要借助于金融促进的力量来构建我国中高层次的贸易体系。

2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中的贸易结构优化

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趋于一体化的时候，一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几乎可以代表该国参与全球经济程度的高低。因此经济增长中贸易结构的取向和相关调整都对经济增长率和其发展的持续性至关重要。2006年，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多年中的贸易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同时在贸易成果展现的主要方面外汇规模的庞大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中国金融体系是长期滞后于快速增长的贸易发展势头。特别是加入WTO后金融将面临整体开放的形势和国内对金融促进贸易发展不利的双重压力下，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有效地对抗外来金融的竞争以及促进国家贸易在结构上的优化，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贸易进程的良性延续提供恒久的动力推动环境。

首先，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联系来看贸易优化的问题，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致可以表述如下：Patrick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分成两类，主张金融发展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叫做供给主导，主张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对金融服务需求的被动反映称为需求遵从。无论是供给主导还是需求遵从的观点，都明确地指出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随着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研究成果的引入，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唯一影响因素的观点，而把金融发展和技术进步联系起来；同时也对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在对经济发展的路径分析中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即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Levine，1997），金融市场通过增加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Smith，1997）。以上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也较快。笔者在贸易结构优化概述中已经得出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是改善一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关键，而这两者在现代经济中无不与资本量投入的多少相联系。生产要素的高级化我们已经指出了是要需要大量长期的资金投入才可以获得的，而技术与资本的关系在贸易结构优化中的关系可以用希克斯的技术进步理论中与资本的联系获得。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劳动节约型和资本节约型三种。中性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同比例增加，其后果是生产原有产量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生产中的资本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劳动的生产效率的增加，结果是达到原有的产量可使用较少单位的劳动和资本，但资本/劳动比例上升；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指的是劳动要素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大于资本的生产效率的增加，导致生产原有产量现在只需要较少的劳动和资本，但此时劳动/资本比例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以生产要素投入比例来衡量贸易结构时，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在贸易结构优化过程中，资本投入量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尤以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发挥的效率对改变生产要素的投入比例以及贸易结构的高级进程是资本是否起作用的标准。因此，在金融发展中提高资本在贸易商品生产中的生产效率是替代贸易结构优化中有关金融各方面相关问题的一个核要议题。

我国的金融发展是立足于金融业在混业经营上的趋同，而金融业借助于混业经营的方式来发展，其本身就是追求在经济增长中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效率从区分上可以从金融的生产性效率和目的性效率来看，生产性效率简单来看就是企业从金融发展中可以获得得益于金融效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目的性效率则是指金融业因为效率的提升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而这些内在的关系为对外贸易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如何借助于金融资本在企业生产中的运用来通过技术或者是生产要素高级化的实现来优化该国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方法。

我国金融的发展在促进贸易结构优化的过程中将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借助于整体金融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即可以在混业经营方式下多渠道地获得风险资金从而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为企业在生产转型过程中提供金融支持；其次，金融发展中体现出的金融产品功能，可以帮企业以多样化方式来应付对外贸易经营中的风险，规避全球经济负面作用下的贸易风险，改善企业对外经营中的贸易环境，营造企业以技术运用为主体的贸易气氛，为企业进行改良式的贸易运作奠定基础；第三，可以合理和充分地利用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实现企业技术创新。无论是技术引进还是合资生产，都会对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贸易大国的相关产业产生激励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技术创新，从另一方面来增加我国贸易商品的技术标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以此形成我国贸易发展的新格局，为长远的贸易结构优化和贸易利益获取建立起有生命力的贸易单元；第四，金融效率在金融发展中的提升不仅可以使得企业在生产中获得放大性的效应，而且也为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本在生产要素中的比例，促使企业在扩大再生产中为了追求贸易利率而加大对资本的投入量，优化国家贸易结构创造基础；最后，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良性促进作用反过来又会降低金融系统的风险，尤其在开放的经济和对外贸易中，两者在发展的过程是相互促进的。正如我国多年来贸易成果同样也为国家的汇率和金融安全提供了保障。

3结论

金融和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两个方面。对外贸易是积聚金融成果的方式，而金融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的保障层面。我国对外贸易的竞争优势要在金融发展的推动下不仅只能停留在低附加值产品和加工贸易上，还要在高速发展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产品上迎头赶上。以我国的金融发展为契机，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目的，以金融效率提升为方式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升级。同时也要注意到金融发展不利方面，金融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同样与资本一样具有放大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要在两者的互动过程中关注金融风险的扩散以及给对外贸易行业带来的各种风险，积极地防御风险，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为贸易结构优化提供有利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杨德权，梁艳.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国外研究综述[J].财经问题研究，2005（3）

2彭磊.贸易结构优化三阶段论及我国所处阶段的实证检验[J].国际贸易探索，2004（3）

第6篇

贸易依存度是指一国对外贸易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呈逐年上升趋势，特别是2000年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1990年我国贸易依存度为38%，2000年上升到44%，2003年达到61%，2007年则接近70%。不断上升的贸易依存度反映了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贸易结构看，我国的贸易依存度存在如下特点：

（一）对重要产品的进口依存度较高

入世后，我国进口商品结构的一个明显变化是原材料、中间产品、能源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较快，尤其是对战略性资源的进口依存度不断上升。我国进口依存度高的产品主要集中于两大类：

一是重要原材料和能源。根据赵瑾2005年对我国各种战略性资源进口依存度的测算，2003年，原油、铁矿石、氧化铝的进口依存度分别是35%、36%、47%；镍、天然橡胶的依存度则高达55%以上。2007年我国铁矿砂及其精矿的进口额达到337.88亿美元，与2003年相比增长596%；原油进口额达到797.73亿美元，增长303%；其他用于原材料的初级产品，如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油等进口额增长均超过1倍以上。二是高新技术产品。如我国一般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为52.87%，中档产品和关键零部件的进口依存度超过60%，大型和高精度仪器仪表的进口依存度几乎是100%。再如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的进口额，从2003年的114.11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24亿美元，增幅达96%。

能源、矿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战略物资进口依存度过高，易使一国的经济命脉受制于人。一旦居于行业垄断地位的出口商对资源进行控制或出口国政府出于战略考虑对产品出口设置障碍，则会给我国带来潜在的风险。同时，由于这些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一旦大量进口，就会引起国际市场价格的上涨，这将恶化我国的贸易条件，降低我国的经济福利。

（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较高

尽管近年来我国产业结构有了改善，但从总体上说，劳动密集型产品仍是主要出口产品。定义某类产品出口依存度为该类产品的出口额与GDP的比重。按传统SITC分类，将0、6、8类产品归为劳动密集型产品，1、2、3、4类产品归为资源密集型产品，5、7类产品归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得到这三类产品的出口依存度分别是17%、1%、20%。需要说明的是，从表面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要稍高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实际上这些产品不都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技术高附加价值产品。美国普查局将高技术产品分为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技术、信息与通讯、电子电机、柔性制造、高新材料、航空技术、武器、核技术10类。显然，据此标准，第5类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第7类机械及运输设备在目前技术水平条件下，更多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根据我国商务部最新标准，即将高新技术分为计算机、通讯技术、电子技术、光电技术、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航空航天技术、材料技术、其他技术10类，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2183.7亿美元，出口依存度应为10%，比传统方法计算的18%明显要低。这就是说，我国事实上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低得多，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依存度比上述计算的数据要高得多。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依存度高，说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来自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资本和技术要素。这种竞争力格局影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恶化了贸易条件，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也使我国贸易发展面临着其他更多发展中国家的低层次竞争局面。（三）服务贸易依存度低于货物贸易依存度且出口依存度高度集中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出口额和进口额已分别由1982年的18.7亿美元和24.8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44亿美元和838亿美元。但与货物贸易比，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很低。定义服务贸易依存度为一国服务贸易额与该国服务业产出的比重。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依存度仅为20%。同时，由于服务贸易包含的范围极广，需要进一步细分。2005年服务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及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见，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依存度较高的集中在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三类，其他九类出口依存度都很低。这说明我国服务业出口以传统的资源和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为主，知识与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如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广告宣传、金融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出口比重极低。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进口及逆差主要集中在运输、保险服务、专利使用和特许费等项目上，2006年此三项逆差占服务贸易总逆差的323%。

一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决定于该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迅猛，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对象，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日益成为决定一国贸易竞争力的主要指标。服务贸易竞争力的低下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

（四）加工贸易依存度较高

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工贸易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别定义加工贸易依存度和一般贸易依存度为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及一般贸易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得到2001-2007年我国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贸易依存度，详见表2。

由表2可见，目前我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贸易形成的。加工贸易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方式，这符合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战略目标。但对我国来说，即便出口产品已从传统的纺织品转为机械、电子等制成品，企业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核心技术，大多数企业承接的加工贸易仍属劳动密集型产品，从加工贸易中获利的主要也还是劳动力报酬。

从现实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格局已发生了所谓的“贸易顺差国际转移”现象，即贸易顺差大、依存度高，在贸易过程中却没有获得相应的贸易利益，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下。据计算，我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15%-20%之间，拉动GDP增长在1.5%-2%之间。不仅如此，高贸易依存度还为他国利用，成为西方国家向我国施加贸易压力的筹码。

（五）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市场依存度较高

目前，与我国有经济贸易往来的国家有220多个，但我国进出口市场集中于少数国家。定义某市场依存度为一国对其某一贸易伙伴国的贸易额与该国GDP的比重。从出口来说，2007年我国对欧洲、美国、日本、东盟、韩国的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60%，对以上国家（地区）的市场依存度分别为7.6%、7.2%、3.2%、2.9%、1.7%。再从进口来说，2007年我国从日本、欧盟、东盟、韩国、美国的进口占总进口的73.6%，对以上国家（地区）的进口市场依存度分别为5.3%、3.9%、3.1%、2.9%、2.7%。可见，我国进出口商品的流向有高度的集中性。对主要贸易伙伴国的高度依赖直接导致出口企业间恶性竞争，相互杀价，不仅限制了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而且极易在主要贸易伙伴国内部形成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

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商品结构依存度、贸易方式依存度、进出口市场依存度等多角度看，我国的贸易依存度结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不仅容易引起贸易摩擦，使我国面临巨大的出口压力，而且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调整贸易依存度结构。

制订并实施长期的能源和资源战略。要保证石油等重要物资的安全进口；避免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重复建设；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实施节能措施，提高能源利用系数，走高效低耗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7篇

一、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1、服务业的跨国转移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服务业跨国转移是当前经济全球化新的显著特征。促进服务业跨国转移的动因主要有：一是生产的国际化带动了服务的国际化。二是以IT为主导的高新技术在世界服务业中的应用，取得重大突破，从而为服务业国际分工的全面深化打下基础。三是WTO将服务贸易纳入了全球贸易自由化体系之内,全球服务市场自由化不断加深为服务业转移提供了前提条件。服务业跨国转移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2、世界服务贸易结构调整加快，新兴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贸易结构日益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方向转变。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和以高科技为先导的一系列新兴服务，将成为未来各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和强大动力。

3、服务外包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外包国际化（又叫离岸服务外包或海外服务外包）得到快速发展，服务发包市场仍是传统的美国、欧洲和日本，但接包市场除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印度等被视为发展最为成熟的离岸ITO与BPO接包市场之外，中国、菲律宾、墨西哥以及中东欧地区逐渐参与进来，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服务外包的国际化（或离岸外移）及与其相伴的服务贸易全球化，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并将对全球经济版图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1.服务贸易总量增长迅速

在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从规模来看，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从1982年的44亿美元增长到2006年的1917亿美元，24年间增幅超过43倍，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从0.6%增长到3.6%。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世界排名由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6的第8位，进口世界排名由第40位上升到第6位。从服务贸易增长率看，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年增长率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增长趋势，不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06年中国服务出口年增长率达24％，远高于美国的10％，英国的11％，服务进口增长率为31％，也高于英国和美国的14%。

2.服务贸易仍集中于传统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无论出口还是进口，中国服务贸易都以传统的旅游、运输等行业作为支撑，其主要属于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在这方面的比较优势在服务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资本密集型服务如航空、通讯、建筑以及技术、知识密集型服务如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部门对中国服务贸易的贡献微弱，中国的服务贸易仍以传统的落后方式增长，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严重制约了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代服务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大，而中国在这些行业的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需求，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不仅是应对国际服务业对中国服务业冲击的需要，也是满足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需要。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策

1.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服务贸易总体水平落后，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中国第三产业规模和比重较小，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部门、种类和设施尚不健全。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稳步推进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比重。培育生产者服务市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加强产业链的连锁作用，加大相关产业的协调与支持力度，完善交通、文教、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特别是加强新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技术和服务创新，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2.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按照积极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与扩大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扩大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保险、国际运输、教育培训、信息技术、民族文化等服务贸易出口；充分利用外资，利用外资企业在新型服务贸易部门的示范、人员培训和产业前后向关联等途径实现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我国服务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手段，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4、积极培育国内服务外包市场

一是要积极稳妥地开放服务市场，放宽对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的限制，为跨国企业来我国开展服务外包业务创造条件。二是制定鼓励承接服务外包的专门政策措施，进行外包企业认定，仿照给予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政策，为外包企业提供低息信贷，减免企业开展离岸外包的所得税和营业税，对用于提供外包所需的进口设备可以免征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三是积极推进服务外包商务环境建设，外包模式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将不断对现有的市场环境和商业法规提出新的要求，这就需要不断研究新问题，采取新措施，建立服务外包的行业标准和信用体系，形成有利于外包市场发育的商务环境。

【参考文献】

第8篇

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的顶点度主要代表与顶点存在关联的边数，在有向网络中，各个顶点均存在对应的出度和入度，n(T)表示T年全球进行贸易的国家总数，A国在T年的出度与入度则等于从A国进口以及向A国出口的各个国家的总数。有关学者将贸易网络中具有某种幂指数形式的度分布称作无标度网络，即BA模型，并将真实系统运用自组织建立起无标度网络归结为两个重要因素——增长性与择优连接。在BA模型中，于整个贸易网络中找寻连通度最大的顶点视为择优顶点，从而使中枢顶点可以获得优势连接，使之变得更加强大；若贸易网络中的顶点数量达到一个特定的数值时，贸易网络中的顶点连接数量就会出现一些顶点存在大规模连接的情况，然而，大部分顶点只存在少量连接[2]。在国际贸易网络中，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存在很大的优势，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与其国际贸易关系数量成正比。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中，选用一部分经济发展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作为表示国际贸易网络发展中新增顶点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产品主要是某些基本商品，考虑到空间地理位置具有差异性，运输成本将有所增加，因此无标度网络中的择优选择难以在国际贸易网络中得以展现。对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而言，其在一般情况下是与周边邻国发展贸易关系，难以在世界性的贸易网络中实现择优连接。由此可见，尽管择优选择能够在国际贸易网络中发挥一定的积极影响，然而，完整的国际贸易网络并非典型的无标度网络。从本质上看，复杂的贸易网络无标度性可以视为异质性，贸易网络中存在少数的顶点拥有大规模连接、大部分顶点拥有少量连接的情况，因此，为了进一步描述国际贸易网络异质性的演化特征，本文采用网络结构熵与标准网络结构熵进行分析。通过运用标准网络结构熵，能够对比不同年度国际贸易网络快照的异质性，本文对2003年至2013年的国际贸易网络进行计算，对国际贸易网络快照顶点存在相同、边数相同的某个随机网络情况进行分析[3]。实验表明，国际贸易网络与随机网络的网络结构熵差异并不明显，二者的增长趋势均相同，不存在无标度网络异质性的情况。国际贸易网络从2003年至2013年的演化过程中，标准网络结构熵与随机网络趋近，说明国际贸易网络顶点度的异质性特征在不断消失，国际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出现随机化趋势。所得研究表明，随着现代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国际贸易中的运输与通信费用得到了极大的降低，在此情况下，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领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延伸，从而使得各个国家之间有条件自行开展直接贸易，极大地促使了国际贸易趋向全球化发展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发达国家在发展国际贸易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使世界贸易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2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的群聚性

群聚系数的一般含义为对于存在kA条边的顶点A，群聚系数表示为。在上述公式中，nA是A的kA个邻边的数量，若CA=0，则顶点A的邻边不存在连通情况；若CA=1，则顶点A的所有邻边都存在连通的情况，群聚性越高则说明顶点周边的邻边连通性越好。通过计算得知，2003年至2013年国际贸易网络快照C(k)和k存在一定的关系，在每个网络快照中，C(k)的总体趋势与k呈负相关，即C(k)随着k的增加而不断下降[4]。顶点度k能够反映一个国家贸易联系范围的广泛性，顶点度数低的国家通常为经济发展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因其受本国经济规模的制约，只能在国与国之间的周边区域内开展贸易关系，其国际贸易伙伴在区域上相对集中，贸易往来的机会也随之增高；顶点度数高的国家通常为世界性的贸易强国，其贸易伙伴数量多且分布的范围广，然而这些贸易伙伴之间能够直接开展贸易往来的概率较小。从网络快照的对比中可以看出，2003年一部分国家的顶点度数很低，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少，由网络快照的顶点分布情况可知，2003年的国际贸易系统还未形成有序的结构；而在2013年的网络快照中，各个顶点数分布得更为集中，表现出极强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这就意味着2013年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与贸易分工更为明细，此时国际贸易网络趋于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

3国际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度相关性

在一般情况下，顶点之间的有边连接存在的情况往往由顶点类型决定，在复杂网络中，根据顶点度的选择性关联，被称作顶点的度相关性，并可以分为同类混合和非同类混合两类。同类混合就是指度数高的顶点更倾向于和度数高的顶点相连接。非同类混合就是指度数高的顶点更倾向于与度数低的顶点相连接。本文将同类混合网络度相关数值设置为正，非同类混合网络度相关数值设置为负，结合国际贸易度相关数值的变化情况，度相关＜0则说明国际贸易网络为非同类混合网络，顶点度低的国家更倾向于与周边中枢国家发展贸易关系，并形成以区域中枢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诸如东盟、欧盟等。另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不能与其他地区断绝经济关系，在此基础上，区域经济大国成为连接各个地区贸易沟通的桥梁，因此，国际贸易网络系统已经形成全球化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并存的局面，当度相关系数数值越低，这一趋势也随之加强。

4国际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的互惠性

在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中，当中的贸易关系并非全部呈现双向性特征，换言之，A国与B国存在贸易出口关系，但B国对A国不一定也存在贸易出口关系，因此，这就牵扯到了国际贸易网络的互惠性。国际贸易网络的互惠性，主要就是指贸易网络中两个国家之间存在双向贸易关系的具体程度，互惠性是国际贸易网络拓扑结构中的一个关键测量指标，其重要性不仅在于互惠性能够对国际贸易网络存在的威胁传播机制与传播速度产生相当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其能够对世界各国国际贸易网络参与程度进行全面的衡量。从2003～2013年各个年度国际贸易网络互惠系数的变化可知，2003年的互惠系数为1.03，2013年的互惠系数为1.57。由此可见，国际贸易网络的互惠性在逐渐增长，并不断呈现上升趋势，说明世界各国都存在双向贸易关系，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日益增强，使得更多的国家能够建立本国的比较优势，并积极投入到国际贸易分工的全球化贸易体系之中。

5结语

第9篇

（一）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商品结构

近年来福建省出口产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2013年福建省出口产品总额为1064.74亿美元，从产品结构上看：初级产品出口量为85.8亿美元，工业制品出口量为978.9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的比例占出口产品总额的91.94%。从2007~2013年以来，工业制成品占比均高于90%。

（二）一般贸易仍然是主要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减缓

近年来，福建省的贸易方式以一般贸易为主。从表1来看，一般贸易在我省对外经济活动中比列明显提升。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由2005年的242.98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164.35亿美元，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由2005年占进出口总额的44.66%增长到2013年的68.77%。我省一般贸易额增长较快，占贸易总额的半壁河山，且存在持续增长的趋向。虽然加工贸易总额由2005年的246.75亿美元增长至2013年的432.65亿美元，但与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的增长速度较慢。2005年以来福建省加工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逐渐下降，2013年其比重与2005年比较下降了约20%，也就是说，我省加工贸易的发展速度正在减缓。

（三）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低

高新技术产业是低碳产业的典范代表，以其低碳排放和高附加值产出的优势，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核心产业。在发达经济体中，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和领先的科技，高新技术产业在整体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自2005年以来，福建省高新技术产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总额由2005年的78.22亿美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155.22亿美元。但是，从表2可以看出福建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在出口商品总额中占较小比重。2005~2013年之间我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出现降幅，由22.45%下降到14%左右。作为低碳产业典范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福建省出口商品总额中占不到五分之一的比重，由此可见，福建省的产业结构还不完善。

（四）国际服务贸易行业发展失衡

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省的服务贸易增长部分缓解了传统型制造业出口受阻的压力。近年来，福建省抓住国际服务业转移的机遇，以低碳增长为目标，在政府政策扶持下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服务贸易企业脱颖而出。2005~2012年期间福建省对外服务收益从49.36亿美元涨到126.67亿美元。政府规划到2015年对外服务交易额越过250亿美元大关，使对外服务收益能达到出口总额比例中的15%［1］。但是福建省对外服务的质量和竞争力与上海、北京等地相比处于弱势。我省2012年旅游贸易额和运输服务贸易额依次为63.54亿美元与29.2亿美元，二者依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50.16%和23.05%。［1］两大传统对外服务交易量在对外服务交易量总额中占绝对优势，其他对外服务交易量所占比重较低，对外服务贸易行业发展失衡。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高附加值、绿色型高端服务贸易，包括信息咨询、专利使用和商业服务等领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因此，我省的贸易结构向低碳转型就不得不重视新兴高端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低碳经济背景下福建省贸易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低碳经济兴起的背景下，发展低碳产业对福建省对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福建省应针对当前绿色贸易的特征，尽可能促成贸易结构向低碳转型。当前，福建省贸易结构转型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福建省低效益的加工贸易，阻碍了贸易结构的优化

在福建省的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且总量还在不断的增加。然而，工业制成品出口量不断增加，是因为我省低效益加工贸易的成长。加工贸易在我省对外经济活动交易量中的比率虽不大，但出口加工贸易却促进了我省产业和经济的快速成长。出口加工贸易频繁的活动也给我省带来了资源消耗和碳排放量飙升等问题。加工贸易集聚在能源消耗大户第二产业中，其外延扩展为主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与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相冲突。福建省内数量较多的高能源消耗和重污染的加工企业，更加重了对外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冲突。此外，福建省出口加工企业大多数采取低成本的竞争策略，相对于价格高昂的清洁能源而言，加工企业首选价格低廉的传统能源如煤炭等作为主要的消耗品。同时，为了节约成本，出口加工企业很少投入资金处理传统能源使用后所产生的排放物和废弃物，这对于福建省低碳经济的发展相当不利。其次，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出口结构也推动了福建省的能源、资金和人力资源向第二产业流动。资源大量流入第二产业，投入其他产业的资源必定减少，这必然会影响到其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的投入，才能有低碳和高效益的产品和服务产出。因此，福建省低效益的加工贸易的发展，不利于福建省贸易结构的优化，势必会影响到福建省低碳排放绿色贸易的成长。

（二）福建省的企业创新能力不足，限制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借助微笑曲线分析我省出口企业的创新能力。图2的微笑曲线是一条两端朝上的曲线。商品收益来源最高的部分位于微笑曲线的顶端：技术、专利和品牌、服务；收益来源最低的部分位于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组装和制造。发达国家的企业每年投入大量的资源去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他们非常注重企业的创造能力。所以发达国家的企业大部分都位于微笑曲线的顶端，占据着高技术含量和高利润的市场。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因为创造水平不高，只能承接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制造和组装工作，因此只能屈居微笑曲线的中间部分。他们投入大量的能源和劳动力，取得的只是廉价的加工费。就现阶段而言，我省的出口企业创新能力较弱，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例仍相对较高，而一些高附加值及高技术含量等高新技术产业所占比重很低。我省的多数企业成为了出口加工企业，其主要原因是较低的企业创造能力。加工制造企业位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他们获得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所以我省大多数企业不愿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回报周期长的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最终导致我省加工制造企业很难生产出高技术含量的自主品牌。疲软的出口企业创新能力，导致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薄弱，高新技术产品占较小的对外贸易份额。为了优化我省贸易结构，提高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福建省出口企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创新能力，出口低碳的高附加值产品。

（三）福建省服务贸易各行业发展不平衡和管理水平落后，束缚了服务贸易的发展

服务贸易产业是一个能源使用较少，收益较高的低碳产业，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产业发展水平中，就能看出其低碳经济发展的水平。近年来，我省服务贸易的产业得到了快速和稳定的成长，但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福建省的对外服务交易量集聚在劳务输出、海洋运输及旅游服务等传统行业。而在世界交易量最大的金融、信息等知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方面，福建省的发展水平较低，这不利于我省对外服务产业的长远性成长。其次，福建省服务行业内的许多部门经营机制僵化，管理水平较低，导致了福建省服务贸易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较弱。最后，我省服务贸易相关的政策透明度不高，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则以规范各行各业从事服务贸易的行为标准。

（四）福建省对外贸易市场分布不平衡，不利于贸易结构的持续性转型

福建省对外经济活动销售的市场目前主要分布在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我省2013年出口总额为1064.74亿美元。其中对上述三大经济体的出口额共占了我省出口总额的43.89%。欧美等发达经济体推崇低碳理念，对生活环境的质量要求较高，因而对进口商品的环保质量标准较严格。福建省出口的消费市场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必定会受到比发展中国家市场更严厉的低碳标准，甚至会受到低碳标准和规则的制约与处罚。同时，对外贸易市场分布不平衡也削弱了福建省出口企业应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能力，如2008年的次贷危机就直接导致了福建省多家出口企业倒闭。当前，福建省应大力开辟亚非拉等新兴市场，出口相对优势的产品积累资金，并进一步投入研发与科技创新，以推动我省贸易结构的持续性转型。

（五）福建省对外贸易中外资企业仍占较大比重，不利于贸易结构的健康转型

自从中国经济特区设立以来，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通过各种途径进军中国市场。当前，外资企业在我省对外经济格局中的作用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外资企业在当地经营的同时，也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占据了相当一部分本属于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对本土企业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尤其是在劳动力价格日益上涨的今天，外资企业会因成本上升而进行产业转移，这严重威胁到了福建省对外贸易的健康转型。

三、低碳经济视域下福建省贸易结构转型的措施

（一）转变进出口商品结构，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福建省当前应积极推动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针对不同的行业实行出口退税政策，推动低碳产品出口，降低高碳排放行业产品的出口比重。当前我省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初步完成产业的更新换代。福建省应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制定低碳经济发展的中长远规划，注重对外贸易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延伸其产业链，推进加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我省还要着眼于当前国际发展的新形势，处理好产业之间内部联系，分清主次与重点照顾对象，还要增强我省吸引外资的能力。当前我省的重要任务是“扩张”加工贸易的产业链，扩大现有企业的生产范围，加深企业间的合作和资源共享，使加工制造的经济效益得到进一步提升。我省要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的出口加工制造优势，利用更加优惠的经济政策，让更多制造业企业入驻我省，以高效益的出口加工制造企业群，带动我省对外贸易又好又快发展。

（二）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积极引进低碳技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在贸易与环境的问题上，我省应积极与发达国家进行沟通，积极参与相关的低碳经济国际谈判；同时，应增加对国际环境标准和国家环境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其他信息的收集，并组织相关学者进行学习和研究，以期建立相关的信息中心、数据库和咨询机构以供本省企业的咨询与参考。一方面，我省应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促进本省产业的升级。吸取发达国家企业低碳生产的有关经验，提高本省企业的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最大程度的节约资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还要鼓励本省出口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交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我省应建立低碳技术发明奖励机制，并为企业研发低碳技术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政策支持，提高省内低碳技术的发展水平和经济效益。

（三）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我省应在现有优势服务贸易项目的基础之上，推进金融和信息等知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首先，政府要增加对服务行业的财政支出，完善服务行业的各项设施；其次，扩大传统服务行业优势的同时，大力发展知识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增强整个服务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第三，要增强政府对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维护国内服务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提高政府的政策透明度，规范各个行业从事服务贸易的行为；最后，要加强对从事相关服务贸易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服务部门工作人员的从业素质，为福建省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第10篇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科技的进步,国际分工水平日益深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得以在不同的国家展开,公司内贸易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世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各国学者开始关注于一种产品在不同国家的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现象。

Hummels,IshiiandYi(2001)经研究准确定义了垂直专业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并分析了垂直专业化贸易发展的原因,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的发展得益于世界贸易障碍(关税壁垒和运输成本)的消减。另外,Deardoff(1998)在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生条件时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在各国的开展取决于专业化技术带来的成本节约与额外资源使用成本之间的权衡。JonesandKierzkowski(2000)则认为,服务成本随规模增大而减少,因此推动了垂直专业化的跨国分工。

从产品的垂直专业化生产过程来看,由于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对生产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将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比如中间产品的运输、产品质量的控制等。同时,各国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好处能够使得各个生产环节上的生产成本之和比原来的“一站式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事实上,也只有生产成本的节约超过额外增加的交易成本,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才有可能在各国开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垂直专业化的研究开始走向“专业化”和“规模化”。Arndt(1997)运用传统贸易理论的框架进行分析发现,有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参与国福利降低的评价过于夸张。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将一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给在这一环节上更具比较优势的外国进行生产,由于专业化生产程度的加深,通过贸易分工将有可能获得福利增进。他同时也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有赖于发生垂直专业化的产业要素密集度与各国的要素禀赋的对比情况。

Arndt(1998)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先进国家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后对该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Arndt认为,当先进国家采用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将原来国内生产的环节放在其他国家进行,先进国家的工资将会上涨,产业就业和产出都会有所增加,国家的整体福利都会得到改善,对于大国而言,福利改善的效果将更加明显。

Deardoff对垂直专业化贸易的跨国生产分工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价格不变,垂直专业化分工将提高各贸易国的产出;如果价格发生变化,则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将会降低其中一国的福利,而在受益国,某些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也可能遭受损失。另外,专业化分工对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影响取决于专业化分工的生产环节所使用的相对本国平均的要素密集程度。

JonesandKierzkowski(2000)综合探讨了关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多个问题,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框架,并且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分析拓展到多个国家的情形。其中主要的结论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一国福利的影响取决于该国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密集度与该国要素密集度的对比。

HelgandTajoli(2003)考察了垂直产业化分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其对相对劳动需求的影响方式。他们在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意大利制造业的技术密集度的提高与垂直产业化分工正相关,而德国的实证结果没能支持之前的假设。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对产品原生产国的要素价格和福利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但以上的研究基本是静态研究,没有考虑一国在专业化链条上的动态转换。而且,大部分文献都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分析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尚待探讨和检验。

垂直专业化分工及其贸易所得

本文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工贸易参与产品垂直专业化分工对该国的影响进行简要的分析。根据Ardnt(1998)的思路,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下探讨这一问题。初始的状态如图1所示,X0,Y0分别代表最终产品X和Y的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工资租金比为等成本曲线的斜率w/r。发展中国家工资较低,因此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X,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Y。我们假定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出现,发达国家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Y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生产,如图1中虚线OY1和OY2所示。在Y,Y1,Y2三种产品中,其中Y1是资本密集度最高的产品,而Y2的劳动密集度最高。产品Y的要素比例可以由中间产品Y1和Y2的要素比例向量相加得到,如图1中OF为向量OG和OH的向量和。

考虑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的情况。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运输或通信技术的发展,或者生产技术的进步,或者贸易壁垒的消减)使得垂直专业化的跨国分工成为可能,而且假定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足够低,使得发达国家宁愿放弃产品Y2的国内生产,让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垂直专业化进行加工贸易。如果两国均为小国,那么产品X和Y的相对价格外生给定。此时,生产过程的调整只会影响要素价格。发展中国家原来的Y生产部门将生产产品Y2,新的等产量曲线将处在点F和点H之间,如图2Y′所示。

原来的要素相对价格w/r已经不再符合Y部门的生产成本,新的要素相对价格由与Y′和X0都相切的成本线(w/r)′确定。资本租金将会上升,各产业的资本-劳动比都将有所下降,如图2中OY2′和OX′所示。资本租金的上升意味着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得到提高。由于通过加工贸易参与了相对本国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的生产,部分低效率的资本和劳动力从原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释放出来,因而提高了整体的生产力,这一效应有些类似于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一)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的产出效应

本文假定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满足市场出清,要素禀赋将得到充分的利用。从图3中可以看出,要素价格变动最终对产出的影响。图中E点为要素禀赋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出X0减少至X1,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则由Y0增加到了Y1。部分劳动力从X部门转移至Y部门,导致X部门的产量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增加,产量随之增长。在要素禀赋不变的情况下,由于部分要素资源的转移,发展中国家开始生产原来需要完全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原来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将减少。

(二)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若该国为一大国,则由于本国市场上产品Y的产量增加和产品X产量的减少,进口产品Y的世界价格将会下降,而出口产品X的世界价格将会上升,因而贸易条件将会得到改善。这一贸易条件的改善将有可能促进出口X部门的扩张,而抑制进口Y部门的萎缩,使得要素价格发生相反的变化。但只要贸易条件改善的效应更大,则X的生产会下降,而Y的产量会增加。

(三)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对一国福利的影响

设初始的贸易条件为Pw,此时对应的消费无差异曲线为C0。由于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沿着Y轴扩展,Y产品的最大产量由分工前的T′增加到T〞。若贸易条件不变,则新的消费无差异曲线处于C1,比原无差异曲线更高,因而国家福利得到改善。若是大国情形,则出口产品X的价格会上升,而进口产品Y的价格会下降,新的贸易条件为P1w,此时发展中国家在更高的无差异曲线C2上进行消费,福利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如图4所示)。

以上分析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从理论上论证了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垂直化专业分工,特别是参与到相对本国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的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当然本文的分析仅限于两种要素的情况,这一结论也可以适用于技术、熟练劳动力等要素的情形。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工贸易作为一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手段,不仅要参与到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分工中,还要参与到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分工中去。这一结论反映了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是有益于一国的福利和发展的,加工贸易的结构应该得到优化和升级。

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

本文建立模型说明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贸易所得。模型包括两个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在初始状态,由于发达国家还没有采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因而根据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原理,各国专业化生产本国要素丰裕的产品。

从图5中可以看到,在初始状态下,发展中国家(H)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设为X),等产量曲线H1与等成本曲线NN相切于点A,OA代表生产向量。发达国家(F)专业化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设为Y),等产量曲线F与等成本曲线MM相切于点C,OC代表此时的生产向量。当技术进步使得发达国家得以将原来的资本密集型产品C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比如可以将原来生产过程拆分为两个环节,先生产资本密集型中间产品D,产品D再经过劳动密集型过程的加工或处理,最终生产出Y。图5中这一垂直专业化分工表示为,生产向量OC可以通过向量OD和向量DC相加得到,即产品Y通过两个生产过程OD和DC最终生产出来。若其中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的生产技术刚好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掌握,则由于较低的工资水平,生产过程DC将可能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如图5所示,向量DC平行于向量OA,两变量的技术水平是一样的。因而,发展国家H可以进口中间产品D生产出最终产品Y。原来发展中国家对产品Y的消费全部依赖于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而此时,由于生产过程的转移,现在发展中国家只要进口中间产品D,通过自己的生产就可以满足国内消费。发展中国家不仅生产可能性边界可能会扩大,而且进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所带来的技术外溢也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得到提高,因而改善国家的整体福利。

如果假设发展中国家由于进口产品的技术外溢,生产技术得到了改善。设新的生产技术可以用OB表示,则发展中国家H将运用生产技术OB生产相对产品A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B,等产量曲线H2与等成本曲线NN切于B点。由图5中所示,此时发展中国家H只要进口比产品D生产技术较低的产品E就可以在国内生产产品C。由于产品E的生产技术OE仍然高于本国的平均生产力,进口产品E仍然可以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技术外溢。随着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中国家将可能趋向于生产较原来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也将转向相对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品B所在的产业,进入更高资本密集度的生产环节,国家的福利可能在这一动态过程中获得整体改善。

以下将粗略分析发展中国家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转变所带来的福利改变。假设X为劳动密集型产品,Y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初始状态,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相对资本密集度较低的生产环节。此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MM,贸易条件为T,发展中国家在Q1点生产,B1点消费。当发展中国家在生产链的分工阶梯上有所上升时,生产环节的资本密集度较原来更高,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展至NN。从图6中可以看出这一扩展是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与之对应的国内生产点为Q2,无差异曲线为I2,假设贸易条件不变,发展中国家将在Q2点进行生产,而在B2点消费。显然,无差异曲线I2要高于I1,国家福利得到改善。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提升将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改善。

综合图5、图6的分析,一国可以通过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获得技术进步,提升一国在生产链条上所处的位置,进而改善一国的整体福利。其中的关键是通过参与分工获益,促进垂直专业化的产业升级。

以上分析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形式,我们应该积极有效地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以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来带动我国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有赖于技术进步,这就要求必须使加工贸易要增强加工贸易产业与当地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带动产业整体生产力的提高;要积极提业配套,加强加工贸易对当地的技术外溢效应。

我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启示

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方式。目前加工贸易中相当大部分仍是服装、纺织和机电零部件等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部分高技术、深加工产品往往也存在加工过程短、增值率不高等问题。境外加工贸易也是我国从事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一种方式,但其数量和规模极为有限,在对外贸易中占的比重很低。垂直专业化分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而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

近期内,按比较优势积极参与以劳动密集生产环节为主的分工。加工贸易处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正是我国静态比较优势的体现。从21世纪前十几年来看,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将继续呈供过于求的态势。另外,我国人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平均素质较低,因此,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虽然增值率比较低,但毕竟能吸纳一部分人就业,增加一部分国民收入,国家也能得到税收。所以,目前我国仍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生产环节。

长期内,追求动态比较利益,提升分工层次和增值率。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实现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二是实现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的过渡。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发展较快,而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的过渡较慢。因此要创造后天比较优势,这种后天比较优势来自于资本积累的加速、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和增值比率的提高。

积极发挥跨国公司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中由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表现在生产上,呈现出如下演进态势: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零部件的分包生产—中间产品的生产—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自创品牌的生产。在最初的加工、组装阶段,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相结合,参与国际分工;随着资金、技术优势的逐步积累和关联产业的形成,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由零部件的生产和出口逐步向中间产品、整件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演化。

参考文献:

1.HummelsDavid,JunIshiiandKei-MuYi.TheNatureandGrowthofVerticalSpecializationinWorld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1,54(1)

2.隆国强.加工贸易发展问题研究.国际贸易,2006(9)

3.高越,高峰.垂直专业化分工及我国的分工地位.国际贸易问题,2005(3)

第11篇

1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服务贸易大幅增长。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1222亿美元，同比增长33％，占世界服务贸易份额4.2%，居世界第五位；服务贸易进口1301亿美元，占世界服务贸易份额3.9%，居世界第七位。但在我国服务贸易国际地位上升的同时，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严重，竞争力弱等问题也比较明显。这与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有一定联系。以下从两个角度对我国服务贸易结构进行分析。

1.1从进出口贸易额角度

根据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各个项目的进出口贸易额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的产业结构。表1反映的是2007年我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比率。

从各部门进出口额分别占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看，2007年服务贸易出口方面所占份额最大的前三项依次是旅游（30.3%）、运输服务（25.4%）和其他商业服务（21.3%）。从进口来看，所占份额最大的前三项依次是运输服务（%33.1）、旅游（22.3%）和其他商业服务(13.8%)。逆差较大的前三个产业是运输、保险服务和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

分析得知，在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中，劳动密集度和自然资源密集度高的传统服务业所占比重很大，而以知识技术密集度高的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很低。

1.2从国际竞争力角度

贸易的本质在于比较优势的存在。贸易竞争力指数CAI（即贸易差额系数,是某一产业的净出口与该产业的进出口总额的比值）是用来说明竞争力的常用指标。CAI越接近100％，竞争力越强；反之，越接近－100％,则竞争力越弱。下表是我国2002-2007年各类服务部门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从部门轴来看，在长期处于严重逆差状态的保险、金融、专利权使用这三个部门竞争力指数都极其接近于-1，比较劣势十分明显。而占我国服务贸易贸易额比重较大且一直处于顺差状态的旅游、建筑、其他商业服务这三个部门的竞争力指数虽然都大于零，但都趋于零，比较优势微弱（竞争力弱）。总体竞争力低。

按2002-2007年历年来各部门国际竞争力指数之和（括号内数值）从高到低以及有无负数值来分析我国服务贸易各部门长期竞争力的表现。

服务项目可分为3个梯队：

（1）其他商业服务（1.74）、建筑服务（0.88）、旅游服务（0.78）；

（2）广告宣传（0.67）、计算机服务(0.49)、通讯服务（0.17）；

（3）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0.3)、咨询(-0.85)、电影音像(-1.17)运输服务(-1.85)、金融服务(-1.87)、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2.75)、保险服务(-5.21)。

可以看到，长期以来，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相对较强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度和自然资源密集度较高的传统服务部门（如旅游、建筑）；而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密集度高且能产生较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部门（如金融、专利权使用等）竞争力极其微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向占我国服务贸易额总量为30%-40%的运输服务，却一直呈现负竞争力指数，这与我国货物进出口大量使用外国运输服务有关。

1.3小结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服务贸易仍然较大程度地依赖于自然禀赋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而且总体竞争力低。具有比较优势的项目以先天条件取胜，容易受气候环境、地理条件等外在因素影响，层次较低，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并不强。而具有获取高附加值能力且对经济增长有内生作用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贸易额比重偏低，逆差较大，竞争力极其微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在知识驱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下，熟练的劳动力和强大的科研基础是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当某些产业在国际间转移，国际比较利益发生变化时，原先拥有该种产业比较优势的国家可能就会因为固守静态比较优势而失去原有贸易上的竞争优势。运输服务是一个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我国理应具有先天的比较优势，但由上文所列数据可以看到，虽然其所占服务贸易额比重大总量高，但是其竞争力指数低且长期为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之所以出现运输服务竞争力指数为负且逆差较大这种状况出于国际运输业整体技术升级而我国运输业相关基础设施更新及知识技术投入相对滞后的原因。

在目前全球大力发展知识经济的背景下，我国这种服务贸易结构知识技术含量低，不可模仿性低，结构脆弱，容易增加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在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

2改善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对策

2.1大力培育国内现代服务业

虽然我国服务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相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及现代服务部门急需增强竞争力的要求来说，我国服务业的发展还很滞后。当今世界服务贸易强国的服务产业一般是首先在其国内形成竞争优势,然后才逐步走向世界的。

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一直在30%-35%之间，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与我国相近甚至更低，但其服务业比重分别为53%、38%、51%，都高于我国的34.3%。与美国服务业占全国GDP的80%以上差距更大。我国服务业起步晚，知识技术含量不高，获取附加值能力不强；而发达国家则以知识技术密集型项目为主，获取附加值能力高，且不易模仿。因此我国既要保持自然禀赋及劳动密集型传统项目的比较优势，在搞好自然禀赋和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的同时，还更应充分利用现有力量,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通讯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等技术密集型领域和文化产业等知识密集型领域的服务贸易,提高服务贸易档次和结构效益。

从政府角度来看，应努力引导居民消费需求结构优化,提高服务消费的比重，培养服务业的国内市场需求。这是为了进一步中国服务贸易的国家竞争优势的构建创造良好的国内市场环境，为现代服务企业的能力提升提供平台。

从企业角度来看，国内服务企业要从改革经营机制入手,培养在战略、组织、目标和技术创新上的能力,大力增强其竞争实力,保证国内服务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定的份额。

2.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的落后会阻碍旅游业、运输业的发展。而先进的电信设施是发展跨国金融、保险、咨询服务的先决条件。加强社会基础设施投资，有利于传统优势项目的进一步开发和幼稚部门的成长。

2.3对外开放与适度保护

由于服务这种产品本身具有的特殊性质，以及各国出于维持本国就业，保护本国幼稚服务业的成长和发展，间接限制商品货物进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平稳等方面的原因，各个国家纷纷设置贸易壁垒来限制服务贸易自由化。壁垒具有隐蔽化的特征，通常以非关税壁垒形式出现。我国金融、通讯等行业有较高市场准入贸易壁垒。这种方式虽然对该行业有保护作用但由于垄断局面影响这些部门经济效率和服务质量，使其进一步快速增长的机会受到制约。对外开放可以通过与国外先进知识技术的交流提高这类部门的竞争力。

在提高对外开放度的同时,还应适度保护幼稚部门和重要经济战略部门，避免受到经济安全威胁。我国加入WTO以来,谈判地位提高，政府应为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及研究制定鼓励服务贸易发展的相关政策，完善服务贸易的政策法规体系。比如充分利用GATS的“市场准入”原则和“发展中国家的更多参与”原则,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相对倾斜的产业政策，加大对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的政策倾斜与扶持力度,完善财政、信贷等优惠措施,来优化产业结构。

2.4提高知识技术要素供给

劳动者素质的低下与科学技术的落后导致中国服务贸易过分依赖自然禀赋的较低级出口结构，影响了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申朴，尹翔硕（2008）在对要素积累影响服务贸易增长进行实证研究时发现，人力资本对现代

服务部门出口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力资本对服务贸易增长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此人力资本是一国增强服务贸易(特别是现代服务部门)出口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技术进步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

术的迅速发展,使计算机与信息服务、金融、保险、专利及专业服务等现代服务部门获得了快速增长;并且技术进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还改变着传统的服务部门,专业服务、信息管理、电子商务等的发展提高了传统服务部门的科技含量和劳动生产率。因此大部分服务的生产需要密集地投入知识技术或者人力资本，教育发展是其根本途径。

第12篇

论文关键词：FDI;贸易出口结构;实证分析

一、简单的文献综述

FDI和国际贸易是要素在不同国家之间流动的两种不同形式，FDI是资本要素和知识要素等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直接流动;国际贸易是多种生产要素隐含在物化的产品中，通过商品的流动实现要素的间接流动。 关于FDI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许多学者在这个领域贡献了大量的笔墨，也奉献出大量经典文献。目前部分学者都专注于争论FDI流出的贸易效应，FDI与贸易出口是替代关系还是促进关系，这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Mundell R. A.(1957)发表在AER上的文章修正了H-O理论，放松了H-O理论中要素不可流动的假设，认为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相互替代。

小岛清(1987)认为，FDI的母国通过在东道国投资建立生产基地的垂直型投资于贸易有互补关系。Markuson(1983)和Svensson(1984)对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商品贸易和要素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如果是合作，两者会相互促进是互补关系，反之，则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

这方面的研究也逐渐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采集不同的数据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争论仍在继续。此外，还有大量的学者倾向于对FDI流入对东道国贸易的影响，Hein(1992)和Lucas(1993)分别对拉美各国以及东南亚各国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实施促进出口贸易政策的国家明显更多地吸引了大量的FDI，出口贸易显著有利于吸引FDI，但是两者存在时滞。Zhang and Felmingham(2001)通过对中国利用外资与出口关系的研究得出与Hein同样的结论。不过，Bayonmi， Lipworth(1995)，Muchielli， Chedor(1999)等人的研究结论得出相反的因果关系，他们认为是FDI的增长导致一国出口规模的增加，先有FDI增长后有出口贸易的繁荣。

二、实证分析

目前，在理论角度上普遍认为，流入东道国的FDI可以促进东道国的贸易出口，改善、提升贸易结构;东道国贸易结构的改善象征着其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加上贸易出口的增加，必然会推动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反过来又进一步吸引FDI的流入。所以，FDI流入、贸易出口结构和GNP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且相互作用的，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地进行回归就草率地得出其相关的结论，而要注意到变量之间的双向相关关系。 本文着重考察中国FDI流入和贸易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以明确流入的FDI是否有利于国内贸易结构的升级，或者是国内贸易结构的升级是否促进了FDI的流入。在考察这两者关系的同时，我们必须考虑到另一个变量，即经济增长，因为其跟要考察的两个变量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忽略对经济增长变量的考察，将会导致我们结论的牵强和不准确。

首先，我们采集中国1984—2011年期间的数据。数据包括： GNP、FDI流入额、初级产品出口额、制造品出口额。 构造变量，令Y代表出口贸易结构=制造品出口额/初级产品出口额;X代表FDI的流入金额;Z代表历年国民生产总值。为了消除变量之间因为数量级的差异而产生的波动，我们以1984年为基期，构造了各变量的指数数据，表1所示。 然后，对变量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变量是否平稳。运用统计软件测算结果： 三个变量本身都是非平稳的，不能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对变量进行差分，消除变量的非平稳性，经过二阶差分后，在10%的显著水平下各变量都是平稳的，存在协整关系。

第三，在前面检验后的 基础上，对X， Y， Z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做Granger检验： Granger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Y是变量X的Granger成因;变量Y是变量Z的Granger成因;变量Z和变量X互为成因，两者的作用是双向的。 所以，虽然中国的贸易出口结构与FDI流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仅从历史数据实证分析结果来看，FDI流入对我国贸易出口结构的改善没有明显的作用;相反我国贸易出口结构的改善促进了FDI的流入。此外，贸易出口结构的提升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国内经济增长和FDI的流入存在相互促进的双向关系。 第四，对变量X和变量Y，以及变量Y和变量Z分别回归：X=1.06*Y+1.31*X(-1)-0.56*X(-2) (2.56) (6.25)(-2.78) R2=0.97 D.W=1.86 Z=0.55*Y+1.56*Z(-1)-0.86*Z(-2)-55.2 (5.18) (10.69) (-6.30)(-3.64) R2=0.998D.W=1.85

三、结论

通过前面部分的对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第一，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会促进FDI的流入，但是FDI对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二，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同样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对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也不显著;第三，FDI的流入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反之，经济的增长也会吸引更多FDI的流入。 理论上普遍认为FDI流入可以改善贸易出口的结构，但是历史数据显示结果却是恰恰相反。仔细分析一下，所谓贸易结构的改善并非简单的贸易部门本身出口结构的变化，其背后是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正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影响到贸易部门出口结构的变化。相对于外在因素的作用，国内产业结构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明显更为基本和深刻，所以，一个国家贸易结构的改善和升级，在根本上是需要以本国的产业升级为基础和前提;外部因素，像国外资本的流入对我国贸易结构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

贸易出口结构提升对FDI的影响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的：直接作用，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意味着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为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行业效应。国外资本看到国内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成熟的宏观环境、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广阔的市场前景，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自然有进入中国的动机;间接方面，贸易出口结构的升级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东道国经济发展对外资的吸收效应已经被学者们深刻讨论并证明。所以，贸易出口结构升级可以直接的和间接的通过多种途径吸引国外FDI的流入。 中国贸易结构的升级与外资流入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其实，本质上是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贸易出口结构的变化，同时吸引了更多FDI的流入。在另一个方面，根据历史数据测算，FDI流入对促进中国贸易结构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我国贸易结构的升级需要以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为基础，单纯的依赖外资的策略是值得商榷的。

Vernon R，1966.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2):190. Fontagne L.and Pajot M，1997.How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an Empirical Assessment [J].CEPII，document de travail N. 97-167， Dec. 陈波.FDI与中 国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J].财经论丛，2006，

(1). 康赞亮，张必松.FDI、国际贸易及我国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与VECM模型[J].国际贸易问题，2006，

第13篇

论文关键词：贸易 产业 结构 研究

论文正文：

中国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不断调整国际贸易发展政策，进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继我国加入WTO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加强，国际贸易与产业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和复杂，相互之间的影响日益明显。因此，分析和研究我国国际贸易与国内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国际贸易现状分析

在世界贸易迅猛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中，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迅速，增长速度快于世界贸易增长的平均水平，在世界贸易中占据的份额逐渐提高。2005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额占全球总额的6.1%，货物贸易出口额占全球总额的7.3%，均大幅超越位居第四的日本，跃居世界第三。2009年至2011年，中国始终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在世界货物进口和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了9.7%和11.13%;2013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到了10.32%和11.74%。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强，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在不断提高。199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30%，在1995年上升到40%，2011年则达到了50.1%，2013年外贸依存度虽然出现回落，但仍高达46%。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贸易发展迅猛，外需拉动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十年来，中国外贸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年均超过2个百分点。可以预计的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会更离不开国际市场，离不开国际贸易的带动。

二、中国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产业结构，即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各产业的构成以及产业间的联系和构成比例。中国的产业结构分配不太合理，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较大，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小。农工商发展不均衡，基础产业实力较为薄弱，重工业发展不协调，服务业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

为了顺应经济发展，中国不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视第三产业发展。目前，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有小范围的波动，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有大幅度提升。第二第三产业现在已经代替第一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整个产业结构呈现由低级向高级演变的趋势。

虽然中国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保持良好的态势，但是在产业机构调整中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与不足制约着整个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实力的增强。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过大，内部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生产效益低下，优质产品率较低，具有较强竞争力行业较少且对第一产业贡献较小。第二产业技术水平较低，缺乏自主创新的企业精神，生产效率不高。高新技术产业落后于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不完善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迟缓，落后于发达国家，缺乏核心竞争力。发展较快的传统服务业生产率低下、经济效益差，现代服务业则没有充分发展，这对第三产业未来发展极为不利。

三、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关系分析

产业结构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产业结构的水平决定了国际贸易的水平。国际贸易是建立在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进行的，进行贸易的产品要受国内供给结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等产业结构相关因素的制约。

第14篇

关键词:加工贸易结构升级垂直专业化分工

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研究综述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科技的进步，国际分工水平日益深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得以在不同的国家展开，公司内贸易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世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各国学者开始关注于一种产品在不同国家的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现象。

Hummels，IshiiandYi(2001)经研究准确定义了垂直专业化(verticalspecialization)，并分析了垂直专业化贸易发展的原因，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的发展得益于世界贸易障碍(关税壁垒和运输成本)的消减。另外，Deardoff(1998)在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生条件时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在各国的开展取决于专业化技术带来的成本节约与额外资源使用成本之间的权衡。JonesandKierzkowski(2000)则认为，服务成本随规模增大而减少，因此推动了垂直专业化的跨国分工。

从产品的垂直专业化生产过程来看，由于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对生产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将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比如中间产品的运输、产品质量的控制等。同时，各国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好处能够使得各个生产环节上的生产成本之和比原来的“一站式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事实上，也只有生产成本的节约超过额外增加的交易成本，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才有可能在各国开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垂直专业化的研究开始走向“专业化”和“规模化”。Arndt(1997)运用传统贸易理论的框架进行分析发现，有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参与国福利降低的评价过于夸张。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将一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给在这一环节上更具比较优势的外国进行生产，由于专业化生产程度的加深，通过贸易分工将有可能获得福利增进。他同时也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有赖于发生垂直专业化的产业要素密集度与各国的要素禀赋的对比情况。

Arndt(1998)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先进国家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后对该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Arndt认为，当先进国家采用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将原来国内生产的环节放在其他国家进行，先进国家的工资将会上涨，产业就业和产出都会有所增加，国家的整体福利都会得到改善，对于大国而言，福利改善的效果将更加明显。

Deardoff对垂直专业化贸易的跨国生产分工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价格不变，垂直专业化分工将提高各贸易国的产出;如果价格发生变化，则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将会降低其中一国的福利，而在受益国，某些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也可能遭受损失。另外，专业化分工对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影响取决于专业化分工的生产环节所使用的相对本国平均的要素密集程度。

JonesandKierzkowski(2000)综合探讨了关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多个问题，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框架，并且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分析拓展到多个国家的情形。其中主要的结论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一国福利的影响取决于该国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密集度与该国要素密集度的对比。

HelgandTajoli(2003)考察了垂直产业化分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其对相对劳动需求的影响方式。他们在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意大利制造业的技术密集度的提高与垂直产业化分工正相关，而德国的实证结果没能支持之前的假设。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对产品原生产国的要素价格和福利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但以上的研究基本是静态研究，没有考虑一国在专业化链条上的动态转换。而且，大部分文献都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分析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尚待探讨和检验。

垂直专业化分工及其贸易所得

本文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工贸易参与产品垂直专业化分工对该国的影响进行简要的分析。根据Ardnt(1998)的思路，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下探讨这一问题。初始的状态如图1所示，X0，Y0分别代表最终产品X和Y的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工资租金比为等成本曲线的斜率w/r。发展中国家工资较低，因此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X，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Y。我们假定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出现，发达国家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Y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生产，如图1中虚线OY1和OY2所示。在Y，Y1，Y2三种产品中，其中Y1是资本密集度最高的产品，而Y2的劳动密集度最高。产品Y的要素比例可以由中间产品Y1和Y2的要素比例向量相加得到，如图1中OF为向量OG和OH的向量和。

考虑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的情况。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运输或通信技术的发展，或者生产技术的进步，或者贸易壁垒的消减)使得垂直专业化的跨国分工成为可能，而且假定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足够低，使得发达国家宁愿放弃产品Y2的国内生产，让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垂直专业化进行加工贸易。如果两国均为小国，那么产品X和Y的相对价格外生给定。此时，生产过程的调整只会影响要素价格。发展中国家原来的Y生产部门将生产产品Y2，新的等产量曲线将处在点F和点H之间，如图2Y′所示。

原来的要素相对价格w/r已经不再符合Y部门的生产成本，新的要素相对价格由与Y′和X0都相切的成本线(w/r)′确定。资本租金将会上升，各产业的资本-劳动比都将有所下降，如图2中OY2′和OX′所示。资本租金的上升意味着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得到提高。由于通过加工贸易参与了相对本国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的生产，部分低效率的资本和劳动力从原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释放出来，因而提高了整体的生产力，这一效应有些类似于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一)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的产出效应

本文假定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满足市场出清，要素禀赋将得到充分的利用。从图3中可以看出，要素价格变动最终对产出的影响。图中E点为要素禀赋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出X0减少至X1，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则由Y0增加到了Y1。部分劳动力从X部门转移至Y部门，导致X部门的产量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增加，产量随之增长。在要素禀赋不变的情况下，由于部分要素资源的转移，发展中国家开始生产原来需要完全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原来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将减少。

(二)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若该国为一大国，则由于本国市场上产品Y的产量增加和产品X产量的减少，进口产品Y的世界价格将会下降，而出口产品X的世界价格将会上升，因而贸易条件将会得到改善。这一贸易条件的改善将有可能促进出口X部门的扩张，而抑制进口Y部门的萎缩，使得要素价格发生相反的变化。但只要贸易条件改善的效应更大，则X的生产会下降，而Y的产量会增加。

(三)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对一国福利的影响

设初始的贸易条件为Pw，此时对应的消费无差异曲线为C0。由于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沿着Y轴扩展，Y产品的最大产量由分工前的T′增加到T〞。若贸易条件不变，则新的消费无差异曲线处于C1，比原无差异曲线更高，因而国家福利得到改善。若是大国情形，则出口产品X的价格会上升，而进口产品Y的价格会下降，新的贸易条件为P1w，此时发展中国家在更高的无差异曲线C2上进行消费，福利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如图4所示)。

以上分析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从理论上论证了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垂直化专业分工，特别是参与到相对本国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的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当然本文的分析仅限于两种要素的情况，这一结论也可以适用于技术、熟练劳动力等要素的情形。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工贸易作为一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手段，不仅要参与到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分工中，还要参与到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分工中去。这一结论反映了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是有益于一国的福利和发展的，加工贸易的结构应该得到优化和升级。

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

本文建立模型说明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贸易所得。模型包括两个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在初始状态，由于发达国家还没有采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因而根据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原理，各国专业化生产本国要素丰裕的产品。

从图5中可以看到，在初始状态下，发展中国家(H)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设为X)，等产量曲线H1与等成本曲线NN相切于点A，OA代表生产向量。发达国家(F)专业化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设为Y)，等产量曲线F与等成本曲线MM相切于点C，OC代表此时的生产向量。当技术进步使得发达国家得以将原来的资本密集型产品C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比如可以将原来生产过程拆分为两个环节，先生产资本密集型中间产品D，产品D再经过劳动密集型过程的加工或处理，最终生产出Y。图5中这一垂直专业化分工表示为，生产向量OC可以通过向量OD和向量DC相加得到，即产品Y通过两个生产过程OD和DC最终生产出来。若其中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的生产技术刚好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掌握，则由于较低的工资水平，生产过程DC将可能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如图5所示，向量DC平行于向量OA，两变量的技术水平是一样的。因而，发展国家H可以进口中间产品D生产出最终产品Y。原来发展中国家对产品Y的消费全部依赖于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而此时，由于生产过程的转移，现在发展中国家只要进口中间产品D，通过自己的生产就可以满足国内消费。发展中国家不仅生产可能性边界可能会扩大，而且进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所带来的技术外溢也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得到提高，因而改善国家的整体福利。

如果假设发展中国家由于进口产品的技术外溢，生产技术得到了改善。设新的生产技术可以用OB表示，则发展中国家H将运用生产技术OB生产相对产品A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B，等产量曲线H2与等成本曲线NN切于B点。由图5中所示，此时发展中国家H只要进口比产品D生产技术较低的产品E就可以在国内生产产品C。由于产品E的生产技术OE仍然高于本国的平均生产力，进口产品E仍然可以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技术外溢。随着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中国家将可能趋向于生产较原来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也将转向相对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品B所在的产业，进入更高资本密集度的生产环节，国家的福利可能在这一动态过程中获得整体改善。

以下将粗略分析发展中国家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转变所带来的福利改变。假设X为劳动密集型产品，Y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初始状态，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相对资本密集度较低的生产环节。此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MM，贸易条件为T，发展中国家在Q1点生产，B1点消费。当发展中国家在生产链的分工阶梯上有所上升时，生产环节的资本密集度较原来更高，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展至NN。从图6中可以看出这一扩展是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与之对应的国内生产点为Q2，无差异曲线为I2，假设贸易条件不变，发展中国家将在Q2点进行生产，而在B2点消费。显然，无差异曲线I2要高于I1，国家福利得到改善。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提升将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改善。

综合图5、图6的分析，一国可以通过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获得技术进步，提升一国在生产链条上所处的位置，进而改善一国的整体福利。其中的关键是通过参与分工获益，促进垂直专业化的产业升级。

以上分析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形式，我们应该积极有效地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以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来带动我国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有赖于技术进步，这就要求必须使加工贸易要增强加工贸易产业与当地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带动产业整体生产力的提高;要积极提业配套，加强加工贸易对当地的技术外溢效应。

我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启示

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方式。目前加工贸易中相当大部分仍是服装、纺织和机电零部件等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部分高技术、深加工产品往往也存在加工过程短、增值率不高等问题。境外加工贸易也是我国从事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一种方式，但其数量和规模极为有限，在对外贸易中占的比重很低。垂直专业化分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而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

近期内，按比较优势积极参与以劳动密集生产环节为主的分工。加工贸易处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正是我国静态比较优势的体现。从21世纪前十几年来看，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将继续呈供过于求的态势。另外，我国人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平均素质较低，因此，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虽然增值率比较低，但毕竟能吸纳一部分人就业，增加一部分国民收入，国家也能得到税收。所以，目前我国仍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生产环节。

长期内，追求动态比较利益，提升分工层次和增值率。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实现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二是实现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的过渡。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发展较快，而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的过渡较慢。因此要创造后天比较优势，这种后天比较优势来自于资本积累的加速、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和增值比率的提高。

积极发挥跨国公司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中由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表现在生产上，呈现出如下演进态势: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零部件的分包生产—中间产品的生产—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自创品牌的生产。在最初的加工、组装阶段，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相结合，参与国际分工;随着资金、技术优势的逐步积累和关联产业的形成，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由零部件的生产和出口逐步向中间产品、整件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演化。

参考文献:

1.HummelsDavid，JunIshiiandKei-MuYi.TheNatureandGrowthofVerticalSpecializationinWorldTrade.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s，2001，54(1)

第15篇

关键词：江西农业生产

九江开埠通商是江西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为相对封闭的江西地区开启了对外交流的窗口，直接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在九江对外贸易的拉动和激发下，江西农业生产结构亦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大致表现在二个方面：其一是农业生产中的作物结构受国内外市场的影响而发生显著的变动；其二是农村经济中非农产业的变动以及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的不断增加。本文仅就上述两个方面作些简要论列。

一、农业作物结构的变化

九江的对外贸易，使江西地区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直接刺激了江西地区农副业的发展，茶叶、棉花、经济农作物的种植面积明显扩展，由于地理位置、土壤特性及原有基础等的差异，这种发展又带有较鲜明的地域分布特征，并出现专业化趋势。

(一)新兴的茶叶产区的出现

九江开埠通商以来，其茶叶出口量猛增，相应地带动了江西地区的茶业发展。据史料记载：1871年，“显著的特点就是欧洲茶叶消费惊人的增长，其速度超过茶叶生产的发展。”⑴于是，扩大茶树的种植，增加茶叶的产量，使许多新的产茶区出现了。1875年英国驻九江领事商务报告称：

本埠周围产茶地区的发展是很有趣味的，距本埠87英里的建德县是1861年才开始种茶的，今年提供的茶大大增加了。有些卖价极高。五个新产区的茶已经进入了市场，此即距本埠280英里的吉安，距本埠287英里的建昌(即今永修，该处距离287英里疑为87英里之误，笔者案)，距本埠35英里的瑞昌和九江附近包括庐山山脉的一些地方(2)环鄱阳湖区的茶叶得到了普遍的种植：“江西省沿鄱阳湖的产茶区，在最近五十年中，已发展为一个很重要的茶区，所有婺宁及宁州茶都是这个地区出产的，并且大量输往欧美。”⑶不仅如此，茶叶的品种亦随着市场的需求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十九世纪中叶，江西仅产绿茶。“那时江西的宁州一带茶区仅以绿茶闻名。而现在以及过去多年，福建红茶虽然曾大量输出，但宁州茶区所产的红茶也已为世人所重视”，“它在伦敦市场上，一般均售得极高的价格。”⑷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对红茶的需求，中国商人在宁州茶区用原来制作绿茶的茶叶制出了一批红茶运往广州销售。结果颇受广州外商的赞赏，宝顺洋行买下了这批红茶运往英国，“销路甚佳，并且马上成为一种头等的红茶。此后销路年年不断增加，同时中国茶商也经常源源供应。”⑸这就使原来以出产绿茶闻名于世的宁州茶区，变成了专门生产头等红茶的茶区。由于茶叶的大量推销，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茶业发展，“故该地生产以茶叶为大宗，居民十之八九，赖茶为生。所产茶叶，向以红茶为主体，专销洋庄。”⑹另外、浮梁、婺源、祁门、玉山、上饶、德兴、铅山和横峰等一带的祁红茶区的茶叶种植面积亦得到了扩大。“在玉山及河口镇一带即是在武夷山的北面，栽种及制造着大量茶叶以供外销。上万英亩的土地都栽种着茶树，而且大部分的土地显然是最近几年内开垦和栽种起来的。”⑺如婺源在1931年以前，植茶面积约17万亩，⑻占全县总面积914万亩的1／53。⑼据统计，江西全省有30余县区出产茶叶。是全国最重要的产茶区。“观农商部自民国四年至八年所编之统计，中国产茶省份共计16省，茶园面积最广者为江西，达1，267，935亩。”⑽占全省土地总面积2．8亿亩⑾的1／200，占全省农地面积总3551．3万亩(含光泽、婺源两县)的1／28，面积是相当可观的。据记载祁红、宁红茶区涉及“三四百茶号，四五万茶工，百余万茶农。”⑿由于茶叶的普遍种植，使赣茶在全国茶叶出口中所占的份额长期保持在20％左右，在江西的出口货值中也在相当长时期内占据出口货值的第一位。

(二)赣北地区棉花的普遍种植

棉花是九江开埠以后带动其腹地商业的又一重要产品。由于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因素，九江府属的德化、湖口、彭泽等县原来就是传统棉花种植区域。从明朝以来，九江的封郭、桑落二洲所产的棉花就以核小绒多而著称。⒀从一些竹枝词中的材料亦可以看出这一点：如清乾隆时人李天英就在《龙城竹枝词》描写彭泽植棉的情景时载道：“木棉如雪满江乡，一岁能储两岁粮。其道近来花价好，明朝苏客又开装”；“官粮不欠是神仙。大麦才收又种棉；好在邻家新酒熟，三三五五叠猜拳。”⒁欧阳云《彭泽竹枝词》亦记述：“盼到秋收八月场，木棉花落客开装；输他贱买苏松去，贩布苏松价倍偿。”⒂反映了赣北植棉的大致状况。其时的棉花生产多是小农与布匹市场相互交换的产品，是建立在狭小规模的市场基础之上，因而数量还相当有限。

近代，由于出口需求的拉动，棉花种植逐渐增多。据同治《九江府志》记载：“洲乡宜粟，与黄豆并黍、稷、葛、秫、芝麻诸种号杂粮。近则木棉与杂粮各半。一以杂粮同时并播，艰于人工；一以木棉价值收成胜于他产，故凡值大有，洲乡视山乡尤丰。”1884年11月7日(申报》亦记载：“江西德化县之封一、封二、桑落等乡，山多田少，秋收以棉花为大宗。”傅春官在《江西农工商矿纪略》中也说：“该县(德化县)出产农田之外，以棉花为大宗，每年约出二十余万包。”据1928年的调查，棉花的产量“九江及江北地方，每年产数约三十余万担，有运往上海出售者；有由久兴纱厂购买者，其数不能确定。”⒃由于九江产棉较普遍，《商务官报》以较大的篇幅介绍了九江的产棉状况：⒄查九江一隅，棉产虽不甚多，究亦不少。德化县小池口地方，每逢旺年，约出棉一万五六千担，棉色漂亮，视英属印度棉白不亮者远胜。较之江苏通州所出之棉，四季可纺，尚不能及。次则套口地方，亦可出棉三四千担，再次则洗脚桥地方，亦可出棉一千四五百担，再次则本城南门外，亦可出棉千余担。彭泽县属每年约共出棉七八千担。湖口县属每年约共出棉四五千担。其德安、瑞昌两县所出之数则又不及。惟此处并无棉花公司，其运销本省樟树镇及南昌、抚州、吉安等府，均系棉商零购，载以舟车，凡纱布由本地纺织而成，不及十之三四，有织成者，除湖口布销路略远外，余皆销行本地。至于能否仿照洋布，与洋纱比较优劣，窃以棉之最著者，惟美，美之棉系木本，结绒甚大，中国系草本，结绒远逊于美，中美之绒不同，出纱亦难与洋布相仿，目下改易种类，内地土脉相宜与否，尚未可知。而且棉花种植区域亦突破了赣北地区，在其他地方亦渐有种植。据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记载：信丰县原来向产红瓜子等土产，为了开拓市场，在光绪三十二年，“派人赴彭泽德化德安一带，觅购棉麻种子……已购回德化德安麻兜二十担、彭泽棉子二千斤，饬令各堡绅士令回栽种。”⒅东乡县亦从九江购回木棉种子，在试验场种植，“且视本地所产为壮实。”⒆至20世纪30年代，江西的棉花种植面积明显有所扩大，1931年全省棉花总产量达39．9万多担，居全国第10位，⒇而且出口亦保持了较高的水平。

(三)苎麻等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

随着出口需求的拉动，还促使其他一些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如苎麻、烟叶、油料作物等。夏布的出口，直接带动了苎麻的广泛种植。同时，近代由于航运业的发展，缆绳的大量需求，亦促进了苎麻等纤维原料的出口，相应地带动了江西的苎麻种植。苎麻是江西传统特产，栽培和利用的历史悠久，大面积栽培达55个县左右．其中万载、分宜、宜春、宜黄等县所产苎麻质量最佳。据1929年江西建设厅调查4县(武宁、瑞昌、德安、分宜)的产量总汁达33．9万担。据海关出口物品数额统计，1924年曾达18．8万多担(其中包括湖北武穴一部分)。江西烟叶亦得到普遍种植，民国之初，烟叶生产保持了一个较快的发展势头。据农商部1917的统计，江西每年产量在198．9万多担，“实为中国最大之烟草出产地。”[21]江西烟叶每年除留给自用之外，基本上都供出口。从九江海关出口统计来看，1928年出口总值为310万海关两，1929年为252．8万海关两。[22]

再次则是油料作物。从出口商品的货物来看，油料作物占有很大的比重，尤其是20世纪初。这也直接促成江西油料作物广泛种植。据《江西年鉴》统计]934年种植花生65个县、芝麻56个县、大豆52个县、油菜籽46个县，其种植面积还相当稳定。具体情况详如下表：

从整体而言，九江开埠，使江西有了一个直接面对世界的窗口，同样亦从总体上改变了江西农作物的结构，使农副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增加。致使各县均有一些特色的经济作物提供市场。兹摘几例，以窥一般：

瑞昌县：“惟民山隙地，向种烟麻，随时谕令乡民推广种植，现在烟叶统税，本年已加收钱四百千文，苎麻统税，亦较往年大旺，因民之利而利之，似属已有功效。……该县南北乡出产，以麻与烟桕油为大宗，麻约出五六万担，烟叶约出十余万担，桕油约出五六千担。”[23]新城县(今黎川)：“县属出产，以烟叶为大宗，各行栈收买刨丝，打包装箱，经客商贩运苏沪及九江、吴城一带出售，销路既广，获利甚厚。”[24]

广昌县：“妇女均以绩麻为事，所织夏布，每年约出二万余疋，运销山东河南福建等省。价值约三万余金。……烟叶一项，产于白水镇驿前市等处，每年多则四五十万斤，少亦三十余万斤。每百斤价约八九两或十余两不等。近年有洋商信隆行夥，请领联单，来县采买。”[25]吉水县：“邑内并无大商巨贾，惟出产红瓜子薄荷油两项，间有美商粤人来县釆买，分运九江粤省销售。……折桂、中鹄等乡，所收红瓜子，已有美商新义泰洋行，来县采买，每石可售洋六七元。……三十二年，收红瓜子七八百石，每石可售洋六七元，薄荷油约收二三百斤，每斤售洋四五元。”[26]

鄱阳县：“土产烟叶，其质颇佳，商人贩运九江吴城等处，甚属获利。”[27]

另据1936年《江西农村社会调查》中有江西农民对农产品的支配情况亦可以看出农产品的商品化提高的基本状况：

资料来源：经济部江西省农村服务区管理处编印：《江西农村社会调查》，第107页。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经济作物均作为商品出售市场有些竟高达96％，其中相当部分保持在60％左右。这一点和九江开埠后，对农产品的商品化拉动不无关系。

二、非农产业的变动

非农产业是指当时的农家经济中，直接的农业生产之外其他非农性质的产业。一般来说，它们可以分成农家成员副业性质的家庭手工业以及农村的地方工矿业几种形态。受九江开埠通商的影响，江西的非农产业的变动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传统手工业逐渐衍变，新的工矿业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一)传统的手工业的衍变

九江开埠通商，加强了江西地区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手工业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继续发展。直至1929年以前，江西的机械工业并不发达，手工制品占主导地位，其收入仅次于农业，居于其他各业之上。而在手工业制品中，以土布为最，瓷器、夏布、纸张次之，制油、纺纱、制米又次之。

手工棉纺业：江西纺织业，长期停留在手工业时代，一般农村之手工纺织异常发达。19世纪末，外来棉纱开始涌人江西。机制纱初时只销售于九江、南昌、广信、赣州，后全省皆已流通。到1913年，江西已成为洋纱的主要销售地，“国外棉纱输入之数，常二倍或三倍由国内各埠输入之数。”[28]手纺之纱不如机织纱匀细，“内地人民有尽用洋纱织成土布款式，取其工省，而价亦较土棉纱为廉，且较买市肆洋布，更为便宜。”[29]至1919年输入棉纱16．8万担。[30]此后平均每年外来之棉纱达10万担以上。二三十年代，全省出现了“机杼不减于旧，盖业布业者市洋纱为之，贫妇计段责值而已”[31]的发展趋势，全省各地无不织布之家，有的用洋纱与土纱混织，有的干脆全用洋纱织布。“每日织出之布，则由家中男丁负入城内，向各专卖土布店零卖，随时复在城内纱号零买洋纱归家以供纺织。”[32]据江西省政府1930年调查，吉水、丰城两县每年各产80万匹以上；龙南、峡江、清江、南康、新淦五县，年产各在10万匹以上；其余年产数千匹至数万匹的有南昌、东乡、进贤、上饶、新余、安福等县。13县合计年产约280万匹，值340万元。另据棉统会1933年调查江西27县，共产棉布900余万匹。[33]足见江西手工棉纺织业的发达程度。手工夏布业：江西全年衣被所需棉花约60万市担，而本省所产棉花仅为15万市担，[34]为补充棉花之不足，便利用苎麻加工夏布，成为近代江西一种极普遍的农村手工业。全省83县，除赣粤边界及赣北鄱阳湖附近各县外，均盛产夏布，其中以上高、万载、宜黄、宁都等19个县区最为普遍，所产夏布最多。近代九江开埠后，夏布出口量大增，带动了手工夏布业的发展。夏布最旺盛时期是清末民初，加工夏布的家庭遍于乡间。德兴县的农村到处都见家庭加工夏布，“篝灯四壁，机声轧轧，卒发之谋，常取具于是。”[35]机杼之声在万载也处处可闻，全县有100多家作坊从事夏布生产。上高县最旺盛时每年有百万元的夏布进行交易，宜黄则为“各处夏布集中之地。”[36]至1933年，江西夏布的产量是94．7万匹，[37]占同年全国夏布总产量210万匹[38]的45％，居全国第一位。

江西生产的夏布，除供本省需要外，国内销往无锡、芜湖、常州、苏州、海门、上海、北京、山东等处，仅石城一县每年销往外地的就达10万匹，国外主要销往朝鲜、日本、美国等。从1912年至1930年，江西总共输出35万担，平均每年输出量约为1．8万担，“江西夏布运销国外者，约占输出量的1／3至1／2，余者则运销国内各埠。”[39]每年有6000至9000多担销往国外。同一时期，全国夏布输出国外40多万担，年均输出2万多担，江西年均输出量为全国的1／3至1／2。

由于手工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较强，成为出口的优势产品，相应地带动了江西各县一些特色的手工业发展。

九江：“手工织布业，大都分布于小南门及塔岭北路，多为农民副业，然亦有专作此业者。每家二、三机或四、五机不等。……土布销路除本市外，以四乡镇及邻省较近之县份为主。”[40]

永丰县：“该县人所织夏布，向分春秋两邦出运，本年春邦共运出一千一百三十余卷，每卷价银十七八两。”[41]

安福县：“上年(光绪三十一年)出脑(樟脑)不尚旺，所出之脑，运往九江，转运外埠销售。”[42]

瑞金县：“该县惟毛边纸一项为出产大宗，现令纸槽人等，凑集资本，购机仿造洋纸。”[43]

石城县：“坪山一带，素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坚白，未停科举以前销路甚广，年出口不下百万之数。”[44]

全省各县手工业产品年收入并无确切统计，但根据当时的各种数字，再参照30年代的产销情形，可斟酌近似数字，其情况大体如下：

这些手工业产品的生产与出口，既解决了农民日常生活所需，亦相应地增加了农民的家庭收入。

(二)农村小型矿业的发展

受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各县乡小型矿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以煤业为例，由于轮船往来，九江地区对煤碳的需求不断增加，相应地也带动了周边地区工矿业的发展。傅春官：《江西农工商矿纪略》瑞昌县·工务：

光绪三十一年，沙令上铸表称，东乡龙兴源概括杨姓山场，有煤矿一处，约出煤三万余石广…。南乡则乾洞垅、田堡坂、净水垱、杉木港、大坳、两峰尖、难音洞、乾港、张家港、杨树港、岩山窳；西乡则王山岭、桃区、尖瓜山、万丈红杉树坪；北乡则袁传家泉、杨家沙滩等处地方，共有煤矿二十余处，每矿约出煤三五万石及数千万石不等。……均系乡民自行开采。

乐平县·矿务：

三十一年六月，张令树森表称，茅屋场四处，出煤甚多，煤质亦佳，其红火煤一种专销省浔两处，可供轮船及机器厂之用。……七月表称，张家山煤矿，本地居民，设立春丰厂，集资开采。……茅屋场现在煤价，每百篓约五十元上下。

随着九江通商的发展，以及洋货的大量深入，为了平衡贸易逆差，亦使得江西内腹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即工矿原料和制造品亦开始融入出口贸易当中。尤其是北洋政府鼓励工矿业的发展，并相应的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对工矿业加以保护，江西内腹地区的乡村亦出现了兴办近代工矿业的浪潮，申请给照者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68家。[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