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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四川省县域金融发展现状县域作为四川省行政区域的基础经济单元,县域经济的发展对于全省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发展县域经济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的根本保证,也是统筹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质举措。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支撑,县域金融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十分显著的积极作用,近几年四川省的县域经济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县域金融的支持,而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县域金融的发展,二者呈现出良好的互动发展态势。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县域金融在县域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四川省县域金融机构不断发展壮大。第二,县域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新兴业务的快速发展推进了银行金融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的革新,加强了与金融服务需求者之间的有效联系,降低了县域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增强了县域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第三,县域金融机构加大了对灾后重建的信贷扶植政策。大力争取国家对抗震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的金融政策支持,推出灾民生活费垫支贷款、灾民重建家园贷款等支持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新产品。
1.2四川省县域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1.2.1县域金融组织制度的缺陷首先,四川省国有商业银行出于经营战略的目的,县级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不断收缩,利用其基层网点的优势将农村大量的资金吸收过来,基本上成为上级机构的“储蓄所”,只存不贷的特性成为了四川省县域资金的“抽水机”。其次,四川省农业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利于农村资金的信贷投入。农业由于抗风险的能力不足,一旦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将受到极大的影响,导致信贷资金无法收回。最后,四川省民间金融活动活跃,但是缺少制度的规范。目前,民间金融在四川省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对经济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强。然而,对民间金融尚未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促进其合法的发展。
1.2.2央行货币政策在县域传导的不畅性首先,货币政策在四川省县域的传导机制不健全。在县域央行可以利用的货币政策工具较少,利率的制定归于总行,且是从整体的角度来制定,不能反映四川省县域市场的真实利率水平,从而导致无法对县域市场的金融利率进行及时的跟踪调整。其次,四川省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资金支持,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一方面,尽管央银行制定了一系列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但央行指导性意见对商业银行的约束力不强,受中小企业信用等级的限制,四川省各家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不积极,四川省农村信用社的支持对象重点是“三农”,对中小企业的投入明显不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中小企业管理中存在许多薄弱环节,抗风险能力弱。多数中小企业管理不规范,财务制度不健全,产品开发和市场研究缺乏科学依据,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足,一旦遇到市场波动,银行贷款就会产生较大风险,致使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资信度存有疑虑,对其贷款的审查、发放较为严格、慎重。最后,地方政府未能积极配合,缺失相关配套政策,使货币政策传导受到限制。地方政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不足,中小企业的财税负担过大,贷款抵押物的抵押价值水平过低,中介评价机构的收费标准较高,导致中小企业不愿向银行借贷,使央行货币政策在四川省县域的传导实施受到严重影响。
1.2.3金融服务水平低首先,国有商业银行一方面出于自身的利益,按照法人统一管理的经营模式,将四川省县域商业银行的绝大部分贷款权限归入到上一级的商业银行手中,且对县域级别的商业银行的放贷行为监管过严,并且制定了严厉的考核问责制度,导致县域信贷的压缩。另一方面,实施集约化战略,大量撤并基层营业网点,裁减人员,以四川省县域经济为对象的金融服务近几年处于低水平状态,信用工具少、结算手段落后、金融业务品种单一、融资渠道不畅、电子化水平较低是四川省县域金融服务的主要特点,这无法满足县域经济的正常资金需求。其次,国家政策性银行可提供的金融业务范围过于狭窄,功能单一。比如,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主要经营粮油流通环节的现金支付业务,而对于风险性极高的种植环节则没有提供相应的扶持政策;国家开发银行则只提供国家重点扶持的像西部大开发性质的大项目,而对于县域发展性项目的金融服务需求得不到满足。最后,在四川省县域领域,证券公司很少设立分支机构及办事处,导致企业的直接融资及人们对于财富增值保值的期望缺少必要的融资及投资渠道。
2完善四川省县域金融发展的对策
2.1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四川省县域金融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四川省可以在县域资本不外流,且能够维护县域金融市场有序竞争的条件下,扶持并引进适量商业银行进入县域地区,适量的商业银行不仅可以打破部分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同时也可以实现县域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服务发展,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监管当局可以适度放松金融业的进入门槛并实行相对宽松的管制政策,鼓励有实力有能力的企业成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小型金融机构,从而正确引导民间资金的合理合法流动,为民间资本服务县域经济开辟一条道路。同时要大力引进证券公司、期货公司等直接融资渠道,为中小企业及“三农”的直接融资提供服务,并建立相应的股权交易及土地托管机构。
2.2完善金融机构的经营机制四川省应当改革以往的城乡二元经济模式下的金融组织机构,统筹城乡金融的协调发展。利用县域金融这个平台有机地将城市金融与农村金融联结起来,建立资本回流机制,组建区域间的同业拆借市场,构成同业拆借、票据交换、资金清算三位一体的头寸市场。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首的正规金融机构应当适当下放部分信贷权限,简化贷款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同时建立符合县域经济实际要求的贷款激励机制,鼓励银行放贷;县域邮政储蓄银行应当提高县域贷款比例,减少县域资金外流,增加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投入;增加对保险机构开展“三农”保险的财政补贴,引导保险机构开展各种符合中小企业以及“三农”实际需求的保险类型,以减少他们因遭遇自然灾害及经营欠佳而产生的经济损失;担保机构应当提高抵押物的价值水平,给予中小企业及“三农”抵押物更多的资金扶持,并给予相应的担保机构于财税上的补偿,让他们积极地服务地方经济。
2.3创新县域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四川省在县域金融服务创新方面,要积极鼓励县域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服务上的创新,以适应县域金融快速发展的客观环境。各家商业银行应当给予四川省县域商业银行更多的信贷自,使更多的县域资金可以留在县域,为农户及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信贷支持,并对农户及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降低收费水平,提高抵押物的价值水平,对于信用好、效益好的可以提供免抵押物贷款。应积极引导证券公司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采取激励政策,使证券公司对符合上市要求的企业给予上市指导,积极探索中小企业集合债、集合票据等新型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建立股权投资基金,开展投资银行业务,为拟上市企业和符合相关产业政策的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要建立农业保险机制,鼓励保险机构开展涉农保险业务,为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提供必要的保障,降低他们的经营损失。在创新县域金融产品上,四川省县域金融机构应当主动地结合四川省县域经济的实际,充分解决中小企业和“三农”存在的融资难的问题,并结合中小企业的财务特点和广大农户的不同层次的信贷需求,在有法可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拓宽抵押担保的范围,推广比较成熟或正在试行的土地使用收益权、农村住房产权、林权、蔬菜大棚产权、中小企业简式快速贷款、票据贴现、流动资金贷款等新型金融产品,提供快捷有效的信贷服务。金融监管当局应当鼓励四川省县域金融机构组织开展各种金融知识宣传活动,加强农户及中小企业对相关金融知识和金融产品的了解,同时加强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自身的规模优势及技术优势,为农户及中小企业提供高水平的金融产品。
3结语
关键词:金融制度缺陷;金融生态;县域
一、金融制度缺陷导致资金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
目前,由于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缺陷,造成县域经济资金供给的结构性矛盾,金融服务被弱化,使县域经济得不到有效支持。
(一)因制度因素
农村金融供给主体减少,弱化了金融服务功能。2000年以来,由于国有商业银行进行集约化经营,HB市县辖金融机构网点逐年减少,使县辖金融机构服务功能减弱。调查统计,HB市县辖金融机构网点由2000年的183个减少到2009年的96个,减少了87个,减少了47.5%。到2009年末,县辖国有商业银行网点只有21个,仅占县辖金融机构网点的21.8%,大多分布在县城和矿区。县域金融机构存款从2004年的38.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97.66亿元,增加59.26亿元,增长了154%,县辖金融机构贷款从2004年的19.46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0.17亿元,增加10.71亿元,增长了55.05%,增长较为缓慢,存差不断扩大,存差从2004年的18.94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67.49亿元,存贷比逐年下降,存贷款比例已从2004年的50.67%下降到2009年的30.89%(见图1)。由于农村金融网点迅速减少,使农村金融网点的覆盖率较低。调查统计,HB市县辖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平均为1/24.3平方公里,1/1.53万人。
图1淮北市县辖金融机构2002—2006年存款、贷款和存贷比变化图
(二)因制度缺陷,导致农村经济发展中资金短缺与资金流失并存
目前,农村资金供需矛盾较为突出。一方面资金需求旺盛,随着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深入,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另一方面资金外流严重,信贷流向、流量发生了新的变化。因此,农村经济对信贷资金需求量的刚性增加趋势与农村资金外流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
1.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战略的转移,县辖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不断收缩,县级机构基本上成为上级机构的“储蓄所”,只吸收存款不发放贷款。县辖国有商业银行吸收存款通过上划流向优势行业和优势企业。调查统计,HB市县辖国有商业银行上存资金逐年增加,尽管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上存资金较以前有所减少,但到2009年底县辖国有商业银行上存资金占存款比例仍达50%以上。图2是县辖国有商业银行2004—2009年存款余额、上存资金和上存资金比例情况图。
图22002—2006年淮北市县辖国有商业银行存款、上存资金和上存资金占比情况图
2.邮政储蓄凭借基层网点优势吸收存款上存。邮政储蓄在农村各乡镇都设有储蓄网点,从基层农村吸收存款存入上级邮政部门。调查统计,2004—2009年,HB市邮政储蓄县及县以下机构吸储余额从4.31亿元增加到了14.16亿元,占县辖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例从11.22%上升至14.5%。
通过对HB市县辖金融机构调查统计,2009年县辖金融机构存款余额97.66万元,其中,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存款余额28.6万元,()占金融机构存款的29.9%。2009年县辖金融机构新增存款11.38亿元,农村信用社新增存款3.58亿元,占县辖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的31.45%,虽然,人民银行以再贷款的方式对农村信用社进行资金返还,但仍很有限,可见农村资金流失严重。
3.农业保障体系不健全,影响了对农村资金的信贷投入。农业是弱质产业,农业基础还较薄弱,抗风险能力不足,一旦遇到较大的自然灾害,农业生产将受到很大影响,投入资金将无法收回。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对农业投入的风险较大。目前各类农业保险机构还没有在HB市县域得到发展,农业生产的高风险、低收入,也使农村金融部门在信贷投放中产生较多顾虑。
4.民间借贷活跃,但缺乏制度规范。长期以来,由于体制内金融服务严重不足,造成体制外民间借贷的活跃。由于民间借贷市场广阔,民间中介组织不断出现,随着民间中介组织的出现,民间借贷也已从暗处走到明处。调查统计,HB市民间中介组织已从2005年的3家发展到2009年的19家。由于民间借贷没有法律保护和监管制度约束,导致非法金融的不断出现,纠纷频发,矛盾四起,不仅增加了金融风险,对社会稳定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据调查,2005年以来,淮北市县辖发生两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造成群众多次上访和围攻农村信用社事件,其危害至今难以消除。
二、因金融制度约束,造成资金供给机构过度审慎行为
(一)农村资金供给缺乏,资源不能被合理利用
1.农村信用社信贷投放单一。目前作为支农主力军的农村信用社,受资金和风险等因素制约,其贷款投向主要局限于传统的农业领域,农户小额贷款占绝对比重,对日益增长的规模农业产业和产业化经营信贷支持不足。调查显示,2009年HB市县辖农村信用社新增小额农户贷款占新增贷款的53%,由于农村新型经济组织和微小企业不符合信用社农户小额贷款条件,不能得到有效信贷支持。经济组织和农村微小企业成为金融支持的“盲点”,严重制约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致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乏力,农产品得不到加工升值,农村经济增长后劲不足。
2.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支农职责发挥不充分。从目前实际情况看,政策性金融功能缺位,制约了金融支农作用的有效发挥。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中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目前仅限于承担国有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发放和管理,其他政策性业务,如,对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等服务功能并没有有效运作起来,对改善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乏力。调查统计,2009年淮北市农发行县级机构贷款余额为4.49亿元,其中粮食收购贷款为3.55亿元,占比79%,可见,县级农发行政策支农功能较为单一。
(二)国有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权利集中,不适应县域经济的需要
国有商业银行强化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营战略,其业务和机构网点快速从农村地区收缩,基本取消了县以下分支机构的贷款权。这种信贷管理体制不适应县域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的需要。据了解,国有商业银行贷款审批、发放权过于集中,制约了基层行贷款发放的灵活性和时效性,不适应县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信贷需要急、期限短、频率高的特点;加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失衡,严重制约了信贷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调查显示,2009年HB市县域金融机构新增中小企业贷款仅为0.49亿元(不含农发行粮食收购贷款),可见,县域金融机构几乎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因资金缺乏,使县域中小企业发展极为缓慢。通过对县域23家中小企业调查显示,仅有3家在银行有贷款,17家仅靠自筹资金和自身积累发展,4家因设备老化缺乏资金更新处于半停产状态。
三、几点看法及建议
(一)构建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增加农村金融市场有效供给
1.构筑多元化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是实现农村资金回流的有效选择。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多元化,一是有利于打破目前农村信用社垄断经营局面,以便在农村市场上形成一种金融竞争局面,克服因缺乏竞争可能出现的金融服务低效率;二是可弥补因国有商业金融机构从农村大量收缩带来的金融供给不足;三是金融机构多样化,可转移、分散和降低金融服务风险。如,可把县域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综合性地方金融机构、可制定“农村社区再投资法”规定县域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用于当地经济建设等,以防止农村资金流失,涵养农村金融资源。
2.拓宽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服务范围。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银行在承担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基础上拓展开发性金融服务,在国家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迫切需要县级农业发展银行在控制风险的同时,拓展信贷支农领域,加大信贷投入力度。县级农发行应当健全和完善政策,履行为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等政策性业务同时,整合政策性金融业务,开办农村综合开发、农村基础建设和扶贫资金等贷款业务,把农村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化等纳入支持范围,拓展对农村服务范围。
本文作者:孙立刚张中为工作单位:中国农业银行三农政策与规划部
县域居民消费正进入以住行为主题的升级阶段
1981年至2009年间,食品支出和衣着支出比重持续下降,分别下降了18.8和6.7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教育娱乐文化服务、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方面支出的比重分别提高了2.9%、3.2%、3.6%、5%和9.8%。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县域居民将进入以住行为主的消费升级阶段:(一)县域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整体接近城镇居民2000年左右水平1978年至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至6977元,实际增长9.6倍,年均实际增速7.4%。特别是2010年和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分别达到10.9%和11.4%,自1998年以来连续两年超过城镇居民。农村居民2011年人均纯收入折合至2000年是5963元,与城镇居民2000年的收入水平仅差316元。同时,201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介于城镇居民1999年的41.9与2000年的39.4之间。如果考虑县城居民,县域居民消费大致相当于城镇居民2000年左右的水平,正在进入“住行”为主的消费升级阶段(见图6)。(二)城镇化将推动县域消费增长1978年至2011年间,城市人口比重由17.92%提升到51.27%,每年约1%的速度发展。今后一个时期,县域城镇化仍将处于快速推进阶段。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将带动县域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4455元,城镇居民为15900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6倍。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特别是住宅消费刚性需求巨大。按照目前13.5亿人口基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计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将产生住房需求4亿平方米左右。据中金公司预测,县级市新建商品住房增长空间较大,从交易量来看,2015~2040年间市场均在高位运行,年均交易量在1.6亿平方米至1.8亿平方米;从交易额来看,县级市交易额在2035年之前稳步提高至8000亿元,此后将趋于稳定。(三)人口结构将助推县域消费升级1980~1990年间,我国经历了一次生育高峰,平均出生率为2.12%。目前,这次生育高峰对县域消费升级的影响开始显现。一方面,80年代出生的人口已经逐渐长大成人,适婚人口比重短期将居高不下,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将持续推动住房、家用电器等消费支出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县域80后群体目前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受到城市生活影响较大,消费观念与城市接近,整体消费倾向比传统的农村居民高,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将提高。据四川、河南两省相关部门统计,由“经济型”转为“生活型”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两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四)县域消费升级政策环境越来越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央强调要把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作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其中把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国家陆续出台了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及以旧换新等扩大农村消费政策。在政策的引导下,2009年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万亿,同比增长15.7%,增速自1986年以来首次超过城市。特别是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销售增长迅速。2011年我国家电下乡产品销售1.03亿台,实现销售额264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4.5%和53.1%;截至2011年末,全国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18亿台和5059亿元。从未来看,扩大农村和县域消费仍将是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和领域,政策支持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综合以上因素,依据城镇消费升级经验,未来与住房相关的商品消费(包括家用电器)以及汽车消费将成为县域居民消费的重点;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等新兴领域将迅速增长。从各项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看,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以及交通通讯增速将超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在看到县域总体消费升级趋势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消费升级在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从区域看,东部和东北部地区整体消费水平和层次高于中西部。2009年,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5148.62元、4148元、3622元和3238元,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分别是中部、西部的1.2倍和1.6倍;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看,东部地区整体上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2倍和3.9倍。同时,经济落后地区城乡差距较大,东、中、西、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分别是农村居民的2.8倍、2.7倍、3.2倍和2.6倍。从不同收入群体看,2009年,高收入户、中高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消费支出分别为7485.71元、4591.81元、3546.04元、2870.95元和2354.92元,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支出水平的1.9倍,是中高收入户的1.6倍、中等收入户的2.1倍、中低收入户的2.6倍、低收入户的3.2倍。
积极把握县域消费升级金融机遇
(一)实施“梯度推进”战略区域层面上,根据经济发展的梯度推进规律,有先有后,滚动推进区域市场发展,当前要把发展重点放在长三角、珠三角、东南沿海、环渤海等东部发达地区县域,中西部的鄱阳湖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等重点经济区县域,二三线城市周边县域,县域内的中心镇、园区、繁华商圈。这些区域与城市差别相对较小,可加快复制和推广城市消费金融业务成熟产品和服务,“先试先行”,并结合各地实际,研发区域性特色消费金融产品,实现率先发展。业务层面上,先期以县域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逐步向汽车贷款、家庭装修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教育贷款、旅游贷款、信用卡分期付款等扩展,努力为县域居民提供全面的消费金融服务。客户层面上,突出抓好县域公务员、大型企业员工、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城郊拆迁农户、进城置业农民、回乡创业人员、种养大户等县域中高端个人客户群体,积极抢占县域消费金融业务高端市场,并积极培养潜在的优质客户,不断扩大县域客户群体。(二)突出业务发展的重点领域一是进一步拓展县域存款、理财和支付结算业务。依据城镇经验,进入“住行”阶段以后,随着居民收入迅速增长,投资理财需求旺盛,消费相关的支付结算需求迅速增长。公私联动开展工资、第三方存管等专项营销,主动与保险、基金、证券、移动、高校等高端客户资源丰富的机构建立战略联盟,扩大个人存款客户基础,巩固县域个人存款优势地位。针对县域日益增长的理财需求,抓紧开发一批适销对路的县域个人特色理财产品。围绕县域居民消费过程的各个环节,加强借记卡、贷记卡、网络、电话、移动支付等先进安全便捷的支付能力建设。二是积极发展住房消费信贷业务。尽管目前国家正在进行房地产调控,但是总体看,县域居民住房需求以自住为主,而且房价相对合理,泡沫相对很多大中城市要小。可重点选择优质房地产商、优质畅销楼盘、优质个人发展县域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在经济较为发达、农民收入较高、信贷管理规范的地区探索开办农村住房建设贷款业务。三是积极开展汽车消费业务。加强与经销商、厂家合作,为县域居民提供汽车消费信贷服务,重点支持县域比较受欢迎的微型车、客车、小货车、客货两用车等。同时,探索开展“直客式”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不断扩大汽车消费贷款客户群体。(三)提升中高端客户的服务水平和维护能力一是落实客户名单制管理。在认真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县域中高端个人客户名单。及时监测,不断完善客户信息和资料,并依据客户资质变化,对中高端客户名单进行动态调整。在全面了解客户信息和需求基础上,制定个性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方案,深度开发客户价值。二是优化网点渠道建设。依据优质客户的分布,优化物理网点布局,并可考虑设立理财中心并配备专职理财经理,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个贷中心,集中资源服务好优质客户。加快网点改造进程,实施网点文明标准服务和营销技能提升导入,改善服务细节,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发展个人网上银行和移动支付业务,进一步改善网银功能,真正为优质客户提供高效、快捷、安全、可靠的服务。三是推进业务流程优化和系统整合。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中高端客户实行差别化业务流程,进一步简化业务授权、审批环节,以服务效率和质量赢得客户。持续优化和整合业务系统,并将相关系统联网、整合,实现信息共享共通。四是加强产品创新和推广。针对中高端客户的金融需求,创新推出适合县域特点,适应客户需求的投资理财、住房按揭、家庭装修、汽车消费、资金结算等产品。加大产品营销宣传力度,强化客户对商业银行产品的认知,提高产品和服务对县域中高端客户的影响力和覆盖率。(四)严防业务风险一是把握好风险防控的重点。从现阶段看,重点是严防虚假按揭和冒名贷款,防止贷款被挪用到民间借贷、股市等高风险领域,加大银行卡、网上银行等新型诈骗案件以及信用卡套现的打击力度,健全电子银行风险管理流程等。二是实施差异化的风险管理措施。加强对县域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群体以及不同业务品种的风险特征研究和风险测算,推进内部评级法在消费金融业务中的应用,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和计量的精度。针对县域收入来源确定且透明度高的客户或者拥有高价值资产的客户,可适时上收其业务的中后台处理,探索集中管理模式。针对县域其它客户,更多需要发挥“人”的作用,强化调查审查以及落实相关责任。三是关注宏观风险。严格执行好国家发改委制定的银行中间业务收费管理政策和银监会制定的信贷“七不准”、服务“四公开”等相关规定,密切关注监管政策的变化,防控好政策风险。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对存量资产质量的影响,做好压力测试,特别是密切关注区域房价走势对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质量的影响,做好相关风险的防控工作。
(1)区域内的商业银行风险是区域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在我国及其内部各个区域,银行业无论从规模还是重要性方面来说,都是金融业的领头羊,是区域金融体系的最重要构成部分,是区域内主要的金融机构,其发展程度对区域内金融业发展的影响程度很高,尤其是在中小城市,重要性尤其突出。因此,区域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是商业银行产生的风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区域金融风险的研究可以转化为区域内商业银行风险研究。(2)区域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区域金融机构不仅受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出于对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划,地方政府也会制定相应的政策。因此,区域经济体系同时受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影响,这两者的具体政策目标有时不一定统一,这就使得区域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变得复杂化。
区域金融风险形成的原因
(1)金融机构的自身原因。在市场竞争机制下,金融机构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大部分金融机构普遍采用规模的膨胀作为追求利益的手段,“重数量,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的经营模式,使得金融机构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增加了区域金融风险的程度。(2)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活动过多的干预。地方政府对区域金融活动过多的干预是导致区域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市场经济的稳健进行,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但过多的政府干预反而会诱发区域金融风险。(3)一国的宏观金融政策对不同区域的经济活动造成不同的影响。由于经济较发达区域在我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经济波动与我国整体的经济波动呈现基本的一致性。一般来说,我国制定的宏观金融政策更多是以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为参照系,即单一性的宏观金融政策。但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区域内的金融产业成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使全国统一的宏观金融政策在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效应。对于经济较发达的区域而言,面对国家的宏观政策,可以通过健全的金融市场、多元化的金融工具、高级的产业结构等迅速调整金融活动,在分散风险的前提下实现预期的政策效果;相反,对于经济不发达的区域而言,由于产业结构的低级化,金融工具的单一化,不完善的金融机构等原因,在经济活动的运行中,无法化解或降低政策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在发展非均衡的格局下,单一性的宏观金融政策可能会成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金融风险形成和累积的诱因。
区域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首先,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居民和产业对能源的需求仍会大幅上升。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进程中的国家往往会经历人均能耗和能源强度的快速增加。从2002年开始,中国能源消费增速加剧,超出GDP增速一倍有余,2013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53.7%,而国际高收入国家已达到78%左右,即使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也达到61%,说明中国未来城市化的空间还很大,因此未来整体能源消费水平也会不断上升。根据预测,中国到2030年能源需求总量将达到近60亿吨标准煤,比2013年的37.5亿吨标准煤增加近60%,占世界能源总需求的近25%。其次,中国一次能源中化石能源占比较高,在短期内化石能源的主体地位是无法轻易撼动的,未来化石燃料仍将占据能源消费的至少70%~80%。从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及品种构成上看,资源禀赋结构为明显的富煤贫油少气,同时由于未来新能源开发的长期性、不确定性和巨大风险性,使得化石燃料将长期是中国能源消费的最主要原料。因此,化石能源的长期稳定供应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起到最重要的制约作用。再次,中国能源的供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能源供给的途径主要是自产和进口,随着国民能源需求的增加,自产量和消费量之间的缺口也越来越大,用以补齐缺口的进口能源量也逐年增多。2012年中国石油自产量为207.5百万吨,进口量达到271.3百万吨,石油对外依存率达到57.1%;天然气自产量为1072亿立方米,净进口量为386亿立方米,对外依存率达到6.4%。中国能源自产和进口都面临很大的风险。自产方面,随着中国能源开采量的逐步增加,开采难度也日益增加,能源开采所需的投资也迅速攀升,使中国的能源生产面临较大的风险。进口方面,中国能源的进口,特别是石油进口较为依赖中东和非洲,由于这些地区政治原因,能源进口保障具有很大的隐患,此外,进口能源运输长期依赖马六甲海峡海运,一旦此海洋运输出现问题,中国的能源供给将面临巨大威胁。最后,能源行业的巨大投入对中国能源融资提出了巨大挑战。能源行业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在能源的前期探寻、开采和加工期对资金的需求十分巨大。随着中国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能源投资需求也出现了“井喷式”增长。据联合国机构评估,到2030年,中国为满足能源需求将需要投入资金2.3万亿美元以上。如此大的资金需求对我国能源融资金融机构和能源生产企业都是巨大的挑战。现如今中国能源融资面临融资渠道狭窄、能源企业负债率过高、融资成本高昂、能源投资效率低、规避风险能力差等问题,对中国能源金融安全提出了很大的挑战。能源安全需要实体能源经济和虚拟能源经济(能源金融)的共同保障,而中国能源金融的发展滞后,能源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权,能源产业都不得不承受国际能源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所带来的价格风险之痛。纵观全球能源金融市场,其市场规模和影响力日益扩大,全球能源价格波动日益加剧,中国能源企业面临巨大的成本推动的压力,金融市场被动接受全球金融财富分配,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国家能源安全也受到全球市场的冲击。能源金融风险预警机制对于中国能源企业加强能源风险管理,更好地融入世界能源金融市场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然而,中国对于金融风险的预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才正式开始,目前仍然处于刚起步阶段。因此,本文的研究集中在对能源金融风险的量化分析和预测,并对中国2002~2014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作出计算和预测,希望研究结果对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有借鉴价值。
二、能源金融风险特征
(一)能源金融能源金融风险是伴随着能源金融而生的,具体而言,能源金融具有以下3个特征。第一,能源产品正不断地金融化。美元主导下的能源体系具有不稳定的特征,能源价格随着美元以及各种金融资产而发生改变,汇率的波动以及随之产生的美元资产的波动使石油产品越来越具有金融产品的特征。第二,能源市场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市场金融化的最典型表现是能源衍生品市场的金融投机。如石油价格问题,除了供需等因素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金融投机所致,使得石油本身的风险程度与金融市场之间产生挂钩和强烈的共鸣。第三,能源产业在不断地金融化。能源产业的金融化最集中的表现是能源产业开发金融投资与融资模式。当前世界油气资源主要掌握在跨国石油公司(如壳牌、美孚石油、英国石油)和国家石油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Gazprom)等。这些大型石油能源公司有着先进的勘探开发技术和雄厚的资金,对产油国政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通过多种多样的融资手段,对世界各地的能源资源进行投资。借助其在国际市场良好的信用,这些大型石油公司通过发股、发债、国际借贷等各种途径获取流动资金,管理企业的财务成本,并通过项目投资等各种方式投资于油田气田,然后通过能源金融衍生品最大程度地规避风险。
(二)能源金融风险能源金融风险是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能源行业在投资或融资过程中所面临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能源金融的风险是多方面的,典型的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地缘政治风险以及海外投资竞争风险等。由上述能源金融的特点可以看出,归纳来说,能源金融风险主要具有以下4个特征。第一,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较大。一方面,能源特别是油品的价格跟美元汇率波动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能源企业通常容易受到全球能源衍生品市场波动的影响。还有,国内能源金融风险对冲的机制不完善,监管上也存在漏洞,价格发现的功能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国内企业难以通过国内的衍生品交易对冲降低自身风险。第二,能源金融风险受国家产业政策变化影响较大。能源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行业,更加容易受到国家政策的干预,国家对能源行业的战略部署和调控都会对能源风险产生重要影响。第三,能源金融风险受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较大。能源供给安全是各国国家战略的重心,能源的价格以及供给平衡除了市场出清等作为依据外,还是石油生产国、消费国之间博弈的结果。石油生产国对产量的管制、石油消费国对石油产地的选择以及战略储蓄,都会对国际能源金融产生剧烈影响。第四,能源金融风险还受到自然灾害、天气条件影响,具有一定的不可预测性。自然灾害和恶劣的天气条件将直接影响能源企业对能源的开采、运输、储藏等各个环节,通过改变供应来影响能源价格,作用到能源企业和投资者身上,此外,气候变化等导致极端气候发生的因素也会对能源的需求产生影响(如暖冬、寒潮等),进而影响能源供给平衡。能源价格供应等因素的变化会对能源企业经营效果产生深远影响,甚至还会威胁国家的能源安全。控制能源金融风险,保证能源金融安全即是要求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不稳定因素等各种威胁下,国家能够成功应用各种手段将能源供给危机和能源产业发展危机控制在可调范围之内,力促能源供需正常匹配,满足能源行业各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和防范能源企业和国际能源战略投资风险,保证能源行业投资目标顺利完成。能源金融风险的因素有很多种,而且往往相伴而生同时出现,故而能源金融体系的风险无时无刻不在,风险的逐渐演变决定了能源金融的安全也仅仅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安全,是各个层级的能源个体风险管控机制的动态均衡,能源安全的状态也是在这种动态均衡中不断适时调整。因此,以一种具体的标准来衡量能源金融风险,评价能源金融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也正是建立能源金融风险预警的意义所在。
三、能源金融市场风险
预警指标的选择全面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管理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系统,本文希望对基于市场层面的能源金融风险预警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指标分析能源金融风险是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风险,宏观层面的如地缘政治风险、微观层面的如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本文研究的重点是中观层面分险,即能源金融市场分险,典型的包括价格波动风险、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风险、汇率风险等。虽然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能源电力行业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会根据其所处的行业有所差别,但是大体可将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分为以下两个层面:宏观经济影响风险和投融资风险。相应地,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指标也同样分为宏观经济指标和投融资风险指标。
1.宏观经济指标。包括GDP增长率、CPI定基指数、企业景气指数、货币供应量增速、财政比例以及贷款增长率等,这些指标来源局限于能源行业。
2.投融资风险指标。投融资风险受到国内外金融市场、国内外石油市场的影响,指标包括能源市场需求增速、黄金指数、美元指数、石油价格、上证指数以及银行和企业金融指数,如上证指数、资产负债率、资金成本率等,这些指标来源多元化,对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风险影响很大。
(二)指标的选择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进行评价需要选择最能够反映能源金融风险的指标,通过指标的变化来判断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未来的改变,为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爆发做出预警。指标的选择主要考虑的因素有:一是经济发展以及能源需求对能源安全提出的要求;二是金融市场的变化对能源风险因素的影响;三是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指标选取以下5个,即能源需求量增速、实际GDP增速、美元指数、股指变动率、石油价格。在5个指标中,能源需求量增速和实际GDP增速体现了能源供给的情况:GDP增长迅速,为GDP提供增长的能源需求也会随之上升。能源需求量增速在统计上的数据是每年的能源消耗量,即反映了能源的供给与需求平衡的情况。股指变动和石油价格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的形势,其变动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起到重要影响。美元指数也十分重要,美元的强弱升跌都会对油价和金融市场产生影响,进而引起能源金融风险的升降。
四、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一)基于PCA&ARMA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主成分分析法(PCA)是评价具有一定相关关系的指标组的重要方法,可以抽取各个指标的特征,以较少的变量来表征整组指标的特征,因此,本文将其应用于多指标评价的能源金融风险评价。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预警归根结底是对未来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预测。在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历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后,预测模型必须能够合理考量历史趋势,即根据过去的时间序列建立模型推算未来的风险强度。ARMA时间序列模型预测方法的核心思想便是根据现象的过去行为预测未来,故而本文选择ARMA模型预测未来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模型建立的主要步骤如下:
1.指标原始数据的标准化。首先计算每列数据的均值,再用均值减去每一指标数据,最后再将其差除以原有数据的标准差。
2.计算相关系数矩阵。每个指标之间都计算其相关系数,利用相关矩阵可以进一步推算出其特征向量和特征值,从而选取确定主成分。
3.计算特征根以及特征向量,并计算一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的贡献率,将特征向量按照特征根加权。计算出特征向量Ek和特征值λk,选取λk>1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作为主成分。
4.计算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是衡量能源金融市场风险的指标,其值越大表示风险程度越高,根据特征向量中的各个元素作为权值,与每一年的相对应指标值相乘,可得到能源金融风险强度。
5.利用ARMA模型建立回归模型。检验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是否为平稳时间序列,如果不是则需要差分后再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的结果预测未来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
(二)应用研究本文选取中国2002~2013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计算。
1.数据说明。股指标的为标普500,美元指数按照美国洲际交易所数据,二者年度数据选取年末最后工作日数据。中国GDP增速以不变价计算,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统计年鉴》,能源需求量增速数据来源为《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石油价格选取大庆油田年末数据。
2.主成分分析。首先对5个指标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根据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
3.ARMA模型。对表5中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建立ARMA模型,设其时间序列名为index。首先根据ACF图判断index的稳定性,结果发现极其不稳定,故而对index时间序列进行差分,得到时间序列index_d。自相关和偏自相关两个图形都呈现拖尾的现象,是典型的ARMA(p,q)型的结构。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本文通过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和风险预警基本概念的界定,提出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的基本经济金融指标,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定义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计算了中国2002~2013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应用ARMA模型对中国2014年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预测。主要结论如下:
1.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是一个综合变量,国内宏观经济指标、国际金融指标及能源相关指标都是重要影响变量,通过适当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是可以对其进行量化分析的。结合ARMA模型,可以对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进行预测,进而对我国能源金融风险管理和能源安全管理提供有益的参考。
2.对2002~2014年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计算和预测表明,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在2006年以前处于“安全”级别,此后,除在2008年短暂的恢复“安全”级别外,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一直在上升,但仍处于“可控”的区间。当前中国的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处于较大风险区间,按照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增长趋势,未来能源金融市场风险有可能进一步增加。
(二)政策思考本文实证研究表明能源金融市场风险强度的大趋势是不断增强的,因此,为确保中国能源金融市场的稳定,保障国内经济建设的正常运行,维护国家利益,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需要一套针对全球金融市场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及时高效地对风险进行管理。具体来讲,加强中国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应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1.信息透明化是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的前提。当前,中国能源信息的权威公布平台少,各地各企业分裂统计,信息整合性差,市场存在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灰色地带过多。与新加坡的普氏价格指数相比,中国能源信息平台仅服务于国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缺乏影响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能源市场的定价权。虽然中国2006年就开始与国际能源信息署(IEA)合作,双方就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与石油市场数据分享达成一致协议,但目前仍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国内一方面要继续筹建一个多方参与的权威信息平台,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走出国门,在国际市场上发挥作用,争取早日实现中国的能源信息透明化。
2.能源金融市场与传统金融市场的创新合作是能源金融市场风险预警管理的核心。当前,虽然发达能源金融市场在市场体系上构建了如银行、基金、债券、期货等多层次的交易市场值得中国能源金融市场借鉴,但中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能源金融市场的多元化。虽然如此,中国传统金融市场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摸索前进,在交易场所、交易制度设计和交易平台管理上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源金融市场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金融市场体系来扩大交易规模,完善交易制度。同时,金融市场有着极强的创新能力,能源金融市场借助金融市场的力量,在能源金融产品研发、交易规则设计、风险管理等方面将取得快速发展。
如果说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离我们现实生活还非常遥远的话,如果说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曾经重复上演了多次的金融危机还只是我们教科书中的案例的话,如果说从1980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1个成员中有133个发生过的不同程度的金融动荡还只是我们身边的事,但与己关系不大的话,那么在1997年始发于泰国,并迅速蔓延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等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却使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金融危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实际上,尽管1997年,我国躲过了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但仍深深地感受到了其对我国经济及金融产生的影响-筹资成本大幅度上升,引进外资明显感到困难,就业形势突显严峻……。在我们庆幸自己在东南亚危机时度过了一个平安年时,我国已经发生了的一系列金融事件却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现实-各种形形的金融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1993-1994年的高达20%左右的通货膨胀率造成人民币严重贬值;1995年2月,国债期货“327”品种严重违规,暴炒债券1400亿元,亏损达10亿元之巨,使风光一时的万国证券公司元气大伤;1998年7月,当时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君安证券公司,因公司几位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并与国泰证券公司合并成立国泰君安证券公司;1998年下半年,新国大期货经纪公司承包人卷款潜逃;1998年10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而被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关闭;还有几大国有银行的坏帐、呆帐和逾期贷款更是我国金融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
面对这一连串的金融事件,也许我们就不得不问了:中国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吗?如果可能发生,那么最有可能是由于自身积累的金融风险引发,还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
其实,由于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由于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使得经济生活中必然不断蕴藏和累积各种金融风险,这些金融风险的累积将积聚巨大的能量并潜伏下来,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则可能爆发,使金融资产泡沫形成、膨胀,然后破灭,从而产生金融危机。由于国内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如果不及时防范这些金融风险,那么也许金融危机就真的会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因此,我们必须积极运筹,加强风险管理,防范于未然,将金融风险切实有效地控制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建立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不断发生的国际金融动荡面前,国际社会感到严重不安。亚洲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界最大教训之一是:东南亚国家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因而人们对这一危机的爆发毫无准备,以致于在应付这场危机时措手不及。如果说金融危机犹如火灾,那么金融风险犹如火灾隐患。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防火墙逐渐消失,金融危机频率增加,程度加深,涉及范围扩大。
东南亚遭灾后,国际社会加紧探讨防范措施,并相继出台了一些金融体系稳定评估计划。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常常以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指标恶化为先兆,因此,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如果能够根据一系列金融指标对金融风险进行预警,那么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可能的。因此,在东南亚危机之后,各国都加强了金融预警系统的研究。
例如东盟各国外长于2001年10月举行会议,决定由在雅加达的秘书处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收集东盟各国贸易、国际收支等重要的财经数据和资料,由金融专家对其进行分析,以预测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2002年2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就建立一个国际“论坛”作为国际金融危机预警机制的建议达成共识。
实际上,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早已对金融危机预警进行了研究。例如,早在197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在对金融风险预警进行研究时就指出,在固定汇率下,国内信贷膨胀超过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将导致渐进而持久的国际储备流失,最终诱发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迫使管理当局放弃固定汇率,使货币大幅度贬值,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在保罗·克鲁格曼之后,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租金的Kaminsky、Lizondo、Reinhart等研究者对其模型进行了拓展,并得到一系列有意义的结果。
从我国金融体制来看,国家金融正处在大调整阶段,不确定因素增加。未来几年,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差、激励机制不健全、市场约束力不强、监管力量薄弱等问题短期内还不能完全解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已经加入WT0,直接面临国外金融机构强有力的竞争并可能直接面对国外金融游资的攻击,因此,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立足于自防自救,其好处不仅在于防范金融危机,还在于能够及时减轻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失衡的程度。
三、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结构
1、预警系统的基本结构
金融风险的大小可根据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指标来度量,为了能够对我国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必要时进行报警,需要建立一套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它主要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和灯号显示四部分组成。
首先是建立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然后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参考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确定各指标的预警界限值;再用事先确定的数据处理方法或模型,对各指标的取值进行综合处理,得出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和相应的风险等级;最后用灯号来显示金融风险状态。
预警的目的是防范风险,因此,最后还需根据风险状态采取各种措施化解风险。如我们把整个金融体系比喻为一棵“树”的话,那么金融安全就是树“根”,各种数学处理方法、模型和基本经济、金融统计分析就是树“干”,而与金融安全直接相关的指标体系就是树“叶”要维持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并健康发展,就必须观“叶”、抓“干”、保“根”,做好金融预警分析。
2、指标体系
金融危机的爆发,总是某几个经济、金融状态突出地先行失衡,进而引发其他金融指标失衡,从而导致全面性的金融危机,因此,金融危机通常都是有先兆的,具体表现在一些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上。通常能够有效地通过大幅度变化来预兆金融危机的金融指标包括:货币供应增长率、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财政手指差额/GDP、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外汇储备/短期外债、贸易差额/外债总额、实际汇率及波动程度、外国直接投资/外债、经常项目/GDO、贸易差额/GDP、外汇储备/GDP、外债总额/GDP、短期资本流入/GDP、股市价格指数波动幅度、不良资产/银行总资产、银行资本充足率等。
不过,由于上述指标数量繁多,而且某些指标也难以定量分析,因此有必要根据如下原则进行筛选:首先该指标应该可用于估计金融危机发射功能的概率;其次,各指标在危机发声前的行为可比性;第三,该指标语境危机的能力可以定量分析,第四,该指标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的预警表现良好。
3、预警界限
预警界限指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达到可预兆发生金融危机的这一水平。从金融危机预警研究的成果看,有的金融指标在国际上已经有公认的预警界限标准。例如,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协议》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定为8%;国际公认的“经常项目逆差/GDP”的最低标准是不大于5%;而短期外债/外债总额接近或超过25%就是危险信号,等等。对于没有明确的国际公认的预警界限指标,可以参照同一国家在金融稳健时期各项指标的数值,也可参照经济、金融背景相似国家在金融稳健时期各项指标的数值,并根据历史上发生金融危机过程中有关指标数据变化情况来分析测定。
4、灯号显示
为了直观地预报不同类型的警情,可以结合国家统计经济监测预警的做法,对警度采取类似交通管制的蓝灯、绿灯、黄灯、红灯信号来分别表示正常状态、低度风险警戒、中毒风险警戒、高度风险警戒不同等级的警度。其中,蓝灯状态正常(无警),表示比较保守,风险小,但相应地可能会丧失一些收益机会,绿灯代表低度风险警戒(轻警),表示风险小,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此时静态监控即可;黄灯代表中度风险警戒(中警),表示已经出现一定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需要提高监控力度,采取动态监控,及时反馈信息,并采取一定措施,尽可能地化解风险,红灯代表重警,即重度风险警戒,表示金融机构的风险已经很大,此时应采取一级警戒监控,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可能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事件,因此,当红灯出现时,决策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否则,金融危机可能很快就会来临了。如果能够跟踪某个时期各项预警指标的数值变化,并有有关的信号描述,并制作相应的预警指标信号图,这样就可观测到金融机构的风险来源及其变化,同时也可初步判断金融机构所承受的风险状态,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
四、金融预警应用实证
泰国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始发地,这里尽管是事后分析,但如果我们将其在1997年以前的金融、经济指标进行分析,仍可以看到预警指标分析对泰国金融危机的警示作用。
从90年代初期开始,泰国GDP增长率、经常项目差额/GDP、外债总额/GDP、短期外债/外债总额等一直在逐年恶化。其实际GDP从1988年的近14%下降到1996年的6.7%,这说明泰国经济越来越乏力;外债总额占GDP比例从1989年的37%左右上升到1996年的50%多,短期外债/外债总额从1987年不到15%,上升到1996年的40%多,1995年甚至接近50%了,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25%,这说明泰国的外汇流动性风险逐年加大。实际上,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996年,其实际经济和金融运行指标,包括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股指变动等,如果用前面所述的灯号显示的话,几乎是全线飘“红”,这些指标不仅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就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也是最差的。因此,可以说1997年东南亚危机在泰国首先爆发并不是种偶然。
(一)网络金融条件下的金融风险
网络金融风险可分为两类:基于网络信息技术导致的技术风险和基于网络金融业务特征导致的业务风险。
1.网络金融技术风险
(1)安全风险。网络金融的业务及大量风险控制工作均是由电脑程序和软件系统完成,所以,电子信息系统的技术性和管理性安全就成为网络金融运行的最为重要的技术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计算机系统停机、磁盘列阵破坏等不确定因素,也来自网络外部的数字攻击,以及计算机病毒破坏等因素。根据对发达国家不同行业的调查,系统停机对金融业造成的损失最大。网上黑客的攻击活动能量正以每年10倍的速度增长,其可利用网上的任何漏洞和缺陷非法进入主机、窃取信息、发送假冒电子邮件等。计算机网络病毒可通过网络进行扩散与传染,传播速度是单机的几十倍,一旦某个程序被感染,则整台机器、整个网络也很快被感染,破坏力极大。在传统金融中,安全风险可能只带来局部损失,但在网络金融中,安全风险会导致整个网络的瘫痪,是一种系统性风险。
(2)技术选择风险。网络金融业务的开展必须选择一种成熟的技术解决方案来支撑。在技术选择上存在着技术选择失误的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于选择的技术系统与客户终端软件的兼容性差导致的信息传输中断或速度降低的可能,也来自于选择了被技术变革所淘汰的技术方案,造成技术相对落后、网络过时的状况,导致巨大的技术和商业机会的损失。对于传统金融而言,技术选择失误,只是导致业务流程趋缓,业务处理成本上升,但对网络金融机构而言,则可能失去全部的市场,甚至失去生存的基础。
2.业务风险
(1)信用风险。这是指网络金融交易者在合约到期日不完全履行其义务的风险。网络金融服务方式具有虚拟性的特点,即网络金融业务和服务机构都具有显著的虚拟性。网络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可以实现在互联网上设立网络银行等网络金融机构,如美国安全第一网络银行就是一个典型的网络银行。虚拟化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虚拟现实信息技术增设虚拟分支机构或营业网点,从事虚拟化的金融服务。网络金融中的一切业务活动,如交易信息的传递、支付结算等都在由电子信息构成的虚拟世界中进行。与传统金融相比,金融机构的物理结构和建筑的重要性大大降低。网络金融服务方式的虚拟性使交易、支付的双方互不见面,只是通过网络发生联系,这使对交易者的身份、交易的真实性验证的难度加大,增大了交易者之间在身份确认、信用评价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增大了信用风险。对我国而言,网络金融中的信用风险不仅来自服务方式的虚拟性,还有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而导致的违约可能性。因此,在我国网络金融发展中的信用风险不仅有技术层面的因素,还有制度层面的因素。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状况是大多数个人、企业客户对网络银行、电子商务采取观望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2)流动性风险。这是指网络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资金满足客户兑现电子货币的风险。风险的大小与电子货币的发行规模和余额有关。发行的规模越大,用于结算的余额越大,发行者不能等值赎回其发行的电子货币或清算资金不足的可能性越大。因为目前的电子货币是发行者以既有货币(现行纸币等信用货币)所代表的现有价值为前提发行出去的,是电子化、信息化了的交易媒介,尚不是一种独立的货币。交易者收取电子货币后,并未最终完成支付,还需从发行电子货币的机构收取实际货币,相应地,电子货币发行者就需要满足这种流动性要求。当发行者实际货币储备不足时,就会引发流动性危机。流动性风险也可由网络系统的安全因素引起。当计算机系统及网络通信发生故障,或病毒破坏造成支付系统不能正常运转,必然会影响正常的支付行为,降低货币的流动性。
(3)支付和结算风险。由于网络金融服务方式的虚拟性,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可突破时空局限,打破传统金融的分支机构及业务网点的地域限制;只需开通网络金融业务就可能吸引相当大的客户群体,并且能够向客户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实时服务,因此,网络金融有3A金融(即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提供服务)之称。网络金融的经营者或客户通过各自的电脑终端就能随时与世界任何一家客户或金融机构办理证券投资、保险、信贷、期货交易等金融业务。这使网络金融业务环境具有很大的地域开放性,并导致网络金融中支付、结算系统的国际化,从而大大提高了结算风险。基于电子化支付系统的跨国跨地区的各类金融交易数量巨大。这样,一个地区金融网络的故障会影响全国乃至全球金融网络的正常运行和支付结算,并会造成经济损失。20世纪80年代美国财政证券交易系统曾发生只能买入、不能卖出的情况,一夜就形成200多亿美元的债务。我国也曾发生类似情况。
(4)法律风险。这是针对目前网络金融立法相对落后和模糊而导致的交易风险。目前的金融立法框架主要基于传统金融业务,如银行法、证券法、财务披露制度等,缺少有关网络金融的配套法规,这是很多发展网络金融的国家普遍存在的情况,我国亦然。网络金融在我国还处于刚起步阶段,相应的法规还相当缺乏,如在网络金融市场准人、交易者的身份认证、电子合同的有效性确认等方面尚无明确而完备的法律规范。因此,利用网络提供或接受金融服务,签定经济合同就会面临在有关权利与义务等方面的相当大的法律风险,容易陷入不应有的纠纷之中,结果是使交易者面对着关于交易行为及其结果的更大的不确定性,增大了网络金融的交易费用,甚至影响网络金融的健康发展。
(5)其他风险。如市场风险,即利率、汇率等市场价格的变动对网络金融交易者的资产、负债项目损益变化的影响,以及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带来的风险等,在网络金融中同样存在。
综上所述,网络金融的各种业务风险与传统金融并无本质区别,但由于网络金融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这使得网络金融在延续、融合传统金融风险的同时,更新、扩充了传统金融风险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首先,网络金融的技术支持系统的安全风险成为网络金融最为基础性的风险,亦即它不仅关系到网络运行的安全问题,还关乎其它风险,如信用风险、流动风险、结算风险的状况;其次,网络金融具有传统金融所没有或远不重要的特殊风险形式,如技术选择风险;第三,由于网络信息传递的快捷和不受时空限制,网络金融会使传统金融风险在发生程度和作用范围上产生放大效应,如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国际金融风险发生的突然性、传染性都增强了,危害也更大。因此,网络金融风险的监管和控制也就具有不同于传统金融风险
管理的手段和方式。
(二)网络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
1.大力发展先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
目前我国在金融电子化业务中使用的计算机、路由器等软、硬件系统大部分由国外引进,而且信息技术相对落后,因此增大了我国网络金融发展的安全风险和技术选择风险。因此,应大力发展我国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计算机系统的关键技术水平,在硬件设备方面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提高关键设备的安全防御能力。我国目前的加密技术、密钥管理技术及数字签名技术都落后于网络金融发展的要求,因此应大力开发网络加密技术,开发并拥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信息技术,这是防范和减少安全风险和技术选择风险,提高网络安全性能的根本性措施。
2.健全金融系统计算机安全管理体系
从金融系统内部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建设上防范和消除网络金融安全风险,要搞好金融系统计算机安全工作管理的组织机构建设,并建立专职管理和专门从事防范计算机犯罪的技术队伍,落实相应的专职组织机构。对现有的计算机安全制度进行全面清理,建立健全各项计算机安全管理和防范制度;完善业务的操作规程;加强要害岗位管理,健全内部制约机制。
3.加强防范和控制网络金融风险的制度建设
(1)法律制度建设。我国目前已初步制定关于网上证券交易、计算机使用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法规,但还远不能适应网络金融发展的要求。应借鉴外国经验,在网络金融发展的初期及时制定和颁布有关法律法规,如在电子交易合法性、电子商务的安全保密、禁止利用计算机犯罪等方面加紧立法,修改《合同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条文中不适合网络金融发展的部分。尽管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网络金融发展中的金融创新,但为网络金融的规范、健康发展是必要和值得的。否则,在有关法律规范长期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展网络金融会积聚新的更大的金融风险,增大调整的成本。
(2)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减少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规范发展的制度保障。没有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人们就会减少经济行为的确定性预期,网络金融业务的虚拟性会使这种不确定性预期得到强化,不利于网络金融的正常发展,也会增大法律调节的障碍和成本。网络银行业务在美国得以较快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具有完善的社会信用机制。据统计,在发达国家,企业逾期应收账款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我国却在5%以上。个人信用体系在我国也基本属于空白。因此,应在我国大力培育社会的信用意识,建立客观公正的企业、个人信用评估体系和电子商务身份认证体系,使“诚信”成为我国社会的道德基础,以减小信用风险。
(3)金融制度建设。为有效控制流动性风险,应当有效控制电子货币的发行数量,对电子货币的发行主体和电子货币的种类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在确定电子货币发行者时,应当首先考虑电子货币发行机构的信用等级,并根据其信用等级决定获取电子货币发行资格、发行电子货币的数量、种类和业务范围。电子货币发行机构的信用等级应当每年进行考核,考核的指标可以选择资本金、已发行电子货币的数量及其余额、流通速度、外汇交易额、准备金和存款保险等内容。此外,要对发行电子货币的机构,特别是发行电子货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对其发行的电子货币余额要求在中央银行存有相应规模的准备金,以实现流动性管理的目标。如果能够将电子货币和传统货币区分开来,分别制定各自的准备金率,会更有利于流动性风险的控制。
4.建立发展网络金融的总体规划和统一的技术标准
我国的金融电子化是在没有统一规划和标准的情况下起步的。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按照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根据管理信息系统原理,在总体规划指导下,按一定的标准和规范,分阶段逐步开发建设网络金融系统。这既有利于网络金融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网络金融风险的监管和防范。目前我国金融系统电子化建设存在规划不统一、商业银行技术标准不统一、技术规范不统一、商业银行之间使用的安全协议各不相同的问题。应制定金融业统一的技术标准。中国金融认证中心的成立为此奠定了基础。确立统一的发展规划和技术标准,才有利于统一监管,增强网络金融系统内的协调性,减少支付结算风险,并有利于其它风险的监测。
内容摘要:防范银行会计风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银行工作的方方面面。本文对我国银行业会计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应尽快健全银行会计监管体制,构建高效的会计风险监督保障系统,进一步加强银行会计信息的披露与揭示,提高银行从业人员的素质,有效化解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会计风险。
关键词:银行风险会计防范
随着银行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和银行间竞争的日益激烈,我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日趋多样化,特别是会计风险问题,受到银行业内高度重视。近几年金融系统案件频繁发生,大多源于会计监督乏力。因此,加强银行会计风险的防范是我国当前金融风险防范的重中之重。
一、银行业会计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外部政策环境不完善
实行新会计制度后,银行记账原则由“收付实现制”变成“权责发生制”,权责发生制未将会计谨慎性原则贯穿于业务发展的始终。谨慎性原则作为企业对不确定事项采取稳妥谨慎态度的一种必要的反映,是企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将风险损失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的一项会计政策,是风险控制在会计核算上的具体运用。它体现了会计实践的一般规律。在银行会计的核算中,采用符合谨慎性原则的会计处理与报告方法,可以有效地防范与抵御银行风险,而不采用会计谨慎原则来指导银行经营行为,小则事关银行自身的厉害得失,大则事关整个金融业的安危和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否。所以,只重视权责发生制而忽略谨慎性原则对防范经营风险极为不利,甚至直接导致风险。另外国家对金融机构监管缺少经验,监控力度不够,措施没有及时到位,因而很难在风险处于萌芽状态时进行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再则,金融改革后,对金融会计在金融机构中的作用认识不够,有关法规不够健全,管理制度滞后,直接制约着会计职能的发挥,会计仅限于记账、算账、报账,而忽略了事前预测、事中参与决策、事后分析评价的管理功能。
(二)内部稽核不力
虽然近几年来我国银行界对内控制度的建设空前关注,然而各银行却没有根据经营环境的变化对内控制度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使之系统化、程序化。一方面,银行会计内部控制目前仍作为一个个被分解的单元分散在各项管理制度之中,如会计内控制度规定了不同岗位的职责,不相容业务的分离,业务程序的先后制约,却未形成一套生产流水线式的防范风险程序(一般应由目标系统、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监督系统组成),难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相互制约机制不健全,一些重要职责和岗位没有严格分离,混岗或集多职于一身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银行分支机构缺乏有效的内部管理部门,对主要负责人和决策管理层的权力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措施,常常出现“控下不控上”的局面,使内控制度形同虚设,留下事故隐患。
(三)银行从业人员素质偏低
近年来,国有独资银行在快速商业化的变革中,为抢占市场份额,实行外延式急速扩张的策略,真正精通银行会计业务的专门人才严重不足,一些新手未经岗位培训,对于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没有很好的掌握,缺乏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致使会计核算的随意性较大;另外,在会计队伍趋向年轻化的同时,也容易受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从而在会计业务操作中违规甚至违法。
二、防范银行业会计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适应银行经营要求的会计监管体制
加强银行业的会计监管,不仅需要规范监管标准、统一监管规则、完善监管政策,而且要求银行业与银行监管部门的分工进一步明确,使银行业把更多的精力投身于风险管理工作。
银行业的监管应该保证透明化和市场化。监管项目应该以银行业最基本的指标,如:资本充足率、股权结构、储户的资金安全性等为准绳,监管标准对任何银行都应该一视同仁。就目前来看,银监会正致力于不断提高监管水平,把精力主要放在具体政策和规定的制定上,这与当前国内银行业的发展阶段与管理水平直接相关。但从长远来看,有些具体的规定可以交给银行自己来做,不需要强求统一。因为银行业的发展水平不同,有些银行可以把规则制定得更细一些,而有些银行可以把规定做得相对简单一些,这有利于大幅度提升银行业在金融市场上运作的独立性,强化其风险意识,增强国内银行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
银行业的研发分工需要进一步优化。目前,我国的银行业除本行工作以外,还作了一些宏观金融研究。在国外,这些研究往往不是由银行来做的,而是通过国家宏观经济监管部门来提供数据,由其他各种学术性或非学术性机构来进行宏观研究,银行所关注的只是在这种宏观背景之下,如何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的问题。因此,优化国内银行业与宏观监管部门的分工,使银行业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放在风险管理上,这对提高两个部门的工作效率,提升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都大有裨益。
(二)构建防范银行风险的监督保障系统全会计内部控制制度,重点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真实性原则。内控制度建立应该从银行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机构规模和业务特点,制订切实可行、便于实施的会计内控制度,以保证会计核算和结算的准确及时,防范银行经营风险;规范性原则。各项会计业务流程按照会计内控要求予以规范,加强重要环节的控制,做到会计核算、财务核算、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信息的规范化,提高操作透明度;谨慎性原则。谨慎性原则是处理会计业务的基本原则,也是深化内控机制应严格遵循的准则。对会计业务处理必须实行交易授权,不得私自处理未经授权的事务。对重大会计事项实行审批制度,防止发生舞弊行为。
建立科学合理的内控机制,包括三个相对独立的控制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在一线会计核算全过程中融入相互牵制、相互制约作用的制度,建立双人、双职、双责为基础的以防为主的监控防线。会计人员处理业务必须事前建立授权分责的记录,以明确业务处理权限和应承担的责任,对一般业务或直接接触客户的业务,均要经过复核,重要业务必须实行双签有效的制度,禁止一个人独立处理业务的全过程。第二个层次是设立事后监督,事后监督是指通过完善各种现场、非现场的财务检查制度,对会计部门各个岗位、各项业务进行日常性、周期性核查,建立以堵为主的监控防线。事后监督可以根据业务量状况,设置相应的机构,组织一批业务素质高、思想品德好的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将全部会计业务重新进行一次复核性操作,以便及时发现和消除潜在的风险隐患。同时,对监督的过程和结果以及反馈要纳入程序化、规范化管理。第三个层次是以现有的稽核审计为基础,通过内部常规稽核、离岗审计、落实举报等方法和手段,对会计部门实施内部最后控制。以上三个层次构筑的内控体系,对于及时发现问题,防范和化解会计风险,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三)加强银行会计信息的披露与揭示
离开了来自银行内部及时、可靠、完整的会计信息,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就根本无从谈起。为此,对来自银行外部借款单位的会计信息应就其真实性、全面性和相关性提出相应要求。首先,考虑到目前我国企业虚假会计报表满天飞、会计信息严重失真的现实情况,银行在接受贷款申请时,应强制要求其报送经由注册会计师审计验证后的会计报表,并要求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其次,银行在接受企业贷款申请时,应要求所有的贷款企业必须提供现金流量表,并应将原先着重对企业利润指标和静态财务比率的考核,转变为对现金流量指标以及与现金流量表有关的财务比率的考核上来。第三,鉴于我国企业编制与提供的会计报表过于简化、信息含量低的情况,银行在接受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贷款申请时,除要求企业报送主要会计报表以外,还应要求企业提供能详细披露其偿债能力的补充会计信息。
从银行内部来看,要进一步修订现行银行定期编制的会计报表,要充分反映银行表内业务的会计信息,同时要充分反映披露与银行风险有关的会计信息,如风险资产总额及资本充足率、逾期贷款平额及资本风险比率、备付金及备付金比率、贷款风险集中度、贷款结构及不良贷款资产状况以及对外投资可能发生的损失等。要全面推行现金流量表,以弥补目前报表难以反映的相关信息,即能够向使用者提供银行在会计期间内现金流量的情况,特别是能充分披露银行在实行权责发生制时,收入、利润中含有的应收未收部分所造成的收入与支出在实际收付上不对称的有关信息。要充分披露表外业务信息,改变表外业务仅以会计报表附注的形式予以反映的现状,应要求银行编制一张表外业务情况表,增强表外业务的透明度,以全面反映表外业务的潜在风险。2006年公布的新会计准则对此已有所完善,这对防止行业风险,提升社会诚信度,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提高与国外金融企业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四)创建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机制
当今社会,知识是创新的必备条件,人才是创新的主体。德才兼备的人才不仅是现代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而且是构建企业管理体系,推动企业管理创新的中间力量。因此,重视知识和人才,造就优秀的人才,创建重视知识和人才的机制,是当前银行业所面临的一项迫在眉睫的、势在必行的战略任务。
首先,改革企业用人制度。在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平等、公开的竞聘上岗的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企业人才等级制度。管理者要知人善任,创造让优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人才机制,让相应才能的人才处于相应的能级岗位,注意发现和使用那些具有信息意识、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公关能力的一批人,要扬长避短,量才为用,使人才配备尽量合理化,这是留住人才的有效措施之一,也是优化人才配置,提高银行业风险防范水平的必备条件。
其次,创造良好的吸引人才的环境。如工资待遇、奖金制度、职位聘任、岗位责任制、成果评定与奖励、住房标准等整套政策和办法,千方百计吸引优秀人才从事企业工作,成为企业学术带头人、业务骨干和管理创新骨干。
1.高职院校学生的素质要求
对于高职院校学生而言,近期面临的主要是专业学习和就业两大问题,因而对于素质教育的方向更为明晰,综合来看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即思想和身心素质、职业素质、综合素质,这三个部分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第一层次,思想和身心素质,主要包括学生的政治修养、思想道德、心理和身体健康状况、学习和工作态度等内容。这些素质是学生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它决定了学生生活工作质量的好坏。这类素质的教育目的是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具备健康的体格,良好的身体素质,同时在心理上具有坚强的意志力以及积极、乐观、向上的处事心态。第二层次,职业素质,主要包括学生的专业技能、职业素养、沟通能力、团队合作意识、职业责任意识等。这类素质的教育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科学文化及专业技能,做到专业知识扎实牢固,掌握职业岗位所需的各种方法技能,同时具备在工作中应有的语言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第三层次,综合素质,主要包括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创新意识、抗挫能力、职业迁徙能力和个性化发展等。面对学生就业环境的变化,这类素质显得尤为突出,它可以使学生在具备基本素质的前提下得到自我提升。它要求学生能够面对工作环境的变迁及工作内容的更新进行自我学习及自我调整,能够在遇到困难时捋清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能够对自我发展进行合理的规划。
2.高职院校金融保险专业学生素质的要求
金融保险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面向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等金融企业培养技术技能型金融保险人才,涉及的岗位主要包括商业银行综合柜员、大堂经理、客户经理、保险人、理赔员,证券公司客户经理等。在这种情况下,梳理金融保险专业学生应具备的素质内容时必须考虑金融行业的自身特点,为学生今后的发展起引领作用。金融行业有别于其他领域,首先,金融企业所从事的工作主要为货币领域,因此金融行业具有经营高风险的特殊性质,这就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要求较高;其次,金融体系中金融机构的种类繁多,如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机构等,各类机构业务专业性强;再次,金融机构的工作岗位涉猎宽泛,如商业银行的相关岗位从大类上分为柜面业务岗、国际结算岗、客户经理岗、理财业务岗、信用卡营销岗、客户服务岗等,每类岗位又会细分具体岗位;最后,随着金融创新自由化的发展,金融企业的相关业务更新快,就银行而言,从过去的存、贷、结算业务到随后的拆借、投资业务,发展到现在的期货、期权、互换、远期协议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尤其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业务国际化趋势明显,与此同时,面对全球金融业新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我国今后将更加需要金融复合型人才,因此这些行业特点要求金融专业学生素质更加全面。
二、高职院校素质教育工作重心调研
当前,很多高职院校的金融保险专业对学生素质教育都非常重视,在很多方面突出素质教育的内容,也为学生提升素质做了很多工作。大部分学校比较重视学生职业素质的提高,例如在金融保险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实训比例的提高,部分学校金融保险专业在教学中增设实训课程,开设一些银行业务模拟、证券软件行情分析、保险业务流程操作等,或在专业课程的教学基础上增加案例分析及情境模拟等环节,以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但素质教育的内容包括三个层次,企业及学生自身到底哪些素质迫切要求提升直接关系着我们高职院校素质教育重心的偏转。通过调查研究,对金融企业及在校金融专业学生从三个层次中的思想道德、身心健康、工作态度、专业技能、沟通能力、合作意识、学习能力、适应能力、创新能力、抗挫能力及职业迁徙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走访调查,研究当前环境下学生素质提升的主要方向。调研中发现企业与学生对素质要求的内容侧重有所不同,从金融企业角度看,由于金融业经营的高风险及程序化,他们更希望增强学生的思想道德和工作态度,即第一层次素质;而金融保险专业学生自身认为面对金融行业发展迅速,产品更新快的大环境,当前最需要提高的是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及职业迁徙能力等,即第三层次的素质。素质教育内涵的三层次说明对学生素质教育是全方位、多面化的,对当前素质提升重心的研究则可以帮助我们在全方位素质教育中做到普遍化提升的基础上发现关注重点。
三、素质教育融入金融保险专业的载体研究
目前,高职院校的金融保险专业都在积极的将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通过调研走访,总结了一些效果较好的融入载体,主要包括:
1.举办和参加金融技能大赛主要通过银行技能竞赛、证券模拟交易大赛、保险产品创意比赛、金融案例分析大赛等形式来实现素质教育与专业的融合。这些比赛有校内赛、省赛、国赛,层次多样,有的还通过与校外金融机构合作,以金融企业一线职员为裁判或评委来保证比赛的专业性和正规性。金融技能大赛为高职院校的金融专业师生搭建了展示能力的平台,力求提高学生的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使学生拓宽视野,开阔思路,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目的。目前,天津市有12所高职院校开设了金融相关专业,其中金融保险专业有3所,经过调研发现这些学校大多举办或参加过校内外金融相关技能大赛,目前,很多软件公司如国泰安、典阅等都在开发软件的同时借助所开发的软件举办一些金融专业技能大赛,如银行技能大赛、金融证券投资模拟大赛、投资理财规划大赛、金融建模大赛、保险技能大赛等。高职院校金融相关专业可以根据这些大赛的特点,综合比较后选择适合的比赛参加,可以在各校师生广泛交流的基础上,促进专业与素质提升的融合。
2.对专业课程进行改革
(1)从教学内容方面看,主要包括在了解金融保险行业需求的基础上,分析专业岗位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和适用性,对专业课程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比例进行合理分配,通过实践教学环节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尤其是情境教学的设计要以项目情境为导向,使学生在工作中学习,从而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教学内容应加强职业道德素质,教师设计案例及情境时可以适当增加相应内容,利用金融企业的真实案例对学生进行教育,正确引导学生行为,在教学中让学生了解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从而自觉遵守职业准则,直至形成习惯。
(2)从教学方法方面看,可以鼓励教师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包括讲授、讨论、实验、案例分析、头脑风暴、小组拼图、小组合作、卡片展示、角色扮演等多种教学法,运用多样的教学方法不仅使课堂气氛活跃,还可以培养学生学习的自主和协作意识,例如角色扮演法在保险类课程中的应用,可以让学生扮演保险公司人、理赔员以及客户等,将保险产品的推销、保单的促成以及在出险后的审核理赔过程立体呈现在学生面前,既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了解保险中应遵循的职业操守,又熟悉保险业务流程,学习保险专业知识。再如小组合作法在银行会计课程改革中的应用,对于商业银行的会计核算工作可以让学生针对每个实训情境在制定实施方案后,分工合作完成分录编制、审核填制会计凭证、登记明细账和总账账页,在实际操作中让学生对账务处理的严谨性有了深切体会,同时还能实现“理实一体”教学效果。教学手段除了可以运用多媒体设备,还可以在实验实训类教学环节,通过与金融企业的校企合作来实现,例如可以聘请金融企业的专业人员为学生进行讲解及指导,提高教学的专业性。
(3)从教学考核方面看,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考试形式。教学考核不应再简单的从职业能力角度出发,而应是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全面评价,只有从考核上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才能在日常促进学生自我提升。为了更为全面的对学生进行评价,应该将综合素质的三层次结合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展开,以期在教学过程中做好各环节的实时评价,这要求教师在设计情境及项目时要将计划评价考核的内容融入其中,并在课前以任务单的形式向学生明确工作内容及任务目标,与此同时还应该在过程实施中随时以评价表的形式进行考核记录。由于金融专业的理论分析多于实践操作,对问题的分析研究更能体现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及运用,加强思维训练可以利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考核学生职业素质能力水平,利用特定课程内容使专业与品德教育相融合,如金融案例中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货币,树立良好的金钱观,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通过金融案例分析考核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水平。
四、素质教育载体与专业融入的建议及尝试
1.实习实训环境的改善:实地实验感受实习实训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模式,目前国内大多金融类专业的教学实训项目都设置了实训室或实训基地,一般校内实训基地以模拟实训室为主,普遍设置的有商业银行综合业务实训室,让学生完成银行柜面业务、会计核算等相关工作;证券投资实训室,完成证券业务的开户、看盘、分析、交易等模拟操作;保险实训室的设置主要通过学生处理承保、核保、理赔等来实现。这些校内实训内容的实现主要通过模拟仿真软件,在一定程度上让学生摆脱了传统理论教学模式,加强了对专业的认知。经过对新加坡职业院校的考察,切身体会到真实实习实训环境的重要性,应该借鉴新加坡职业院校的“教学工厂”模式,邀请金融企业,例如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在学校成立业务部门,分别在校内成立金融投资实训室、保险业务实训室,将真实的项目带到学校,让学生接触并参与企业真实的业务操作,而不是只停留在模拟层面。真实的环境、真实的项目可以让学生看到企业真实运作情况,不论从道德素养、职业素养还是创新等综合素质都可以在前辈的带动下有所提高,这种环境下提升的素质是自然改变并形成的,而外界强加给学生的则往往收效甚微。
2.授课形式改善:翻转课堂与微课配合使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在2007年就开始在美国的一些学校尝试,它是在萨尔曼·罕的微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模式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教学结构,将学习的决定权由教师转移到学生,使学生在课外利用视频、电子书等现代化信息媒体自主的进行学习,还可以通过网络实现与同学及老师的讨论分析,同时将课堂的时间解放出来供学生和教师进行交流,并完成项目内容及互动环节。翻转课堂地有效实施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参与性,增进师生间的个性化沟通,对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有很大帮助,尤其是对金融专业的学生来说,大量的金融案例资料会占用课堂的很多时间,金融知识、经济问题通常比较抽象,利用微视频的方式使学生更容易接受和学习。学生通过这种模式的学习,可以锻炼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经济现象建立独特的见解,从而多角度的看问题,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次级抵押贷款是美国金融机构向信用等级较低的购房者提供的一种抵押贷款。次级抵押贷款的兴起绝非偶然。
首先,1980年的《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案》解除了美联储Q条例①规定的利率上限。1982年的《可选择按揭贷款交易平价法案》允许使用可变利率。1986年的《税务改革法案》禁止消费贷款利息免税。这一系列的法案都为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
其次,1990代末开始,利率持续走低,现金流出式再融资(借款者不断借入新债,偿还旧债,并且新债的数额要超过原有债务)开始流行。在房价持续上涨的时期,这种方式能使借款者源源不断地获得资金来源,进而增加了次级抵押贷款的需求。
最后,市场中相继出现的各种变化也给次级抵押贷款的发展提供了利好条件。例如1990年代初期,由于利率上升,标准抵押贷款需求减少,按揭兴起又给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提供良机。
在早期的飞速发展中,由于对风险的认识不足,次级抵押贷款定价普遍偏低。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一市场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得到关注。虽然这场危机使次级房贷市场一度萎缩,市场发生大规模整合,许多小公司都相继倒闭或被收购,但同时也使得投资者风险意识增强,以提高首付金额、采取提前偿付罚金等措施限制风险。危机过后,由于房价上涨以及利率持续下降至40年来的最低点,投资房产的成本降低。在房价不断走高时,即使借款人现金流并不足以偿还贷款,他们也可以通过房产增值获得再贷款来填补缺口。因此,1990年代末次级抵押贷款又开始了新一轮增长,直至2007年这场危机的爆发。
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可以说是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贷款人没有正确预期加息风险、放松风险管理标准以及过渡开发高风险信贷产品、资金链条终端产品存在风险积累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美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是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美国自住房比率高达68%,人均居住面积近60平方米,居世界前列。早在2001年,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和9.11恐怖袭击的发生,美国经济面临衰退的危机。为了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低利率政策,极大地刺激了美国房地产的发展。2004年下半年,美国经济成功反弹,美联储逐步调高利率,2006年6月最后一次升息25个基点,之后至2007年8月便一直维持利率于5.25%水平,随着美国联邦利率调升,美国房地产在2005年触顶。从2006年开始,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速度逐步减缓,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下降。
2.贷款人没有正确预期加息风险
在美联储不断调低利率的几年中,美国房地产市场迅速膨胀,在全球对冲基金的投机推动下,房价迅速上扬,炒房盛极一时,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买房的冲动,使得2006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占全部抵押贷款的比例快速升到30%左右。次级抵押贷款人很少考虑到未来利率上升后的负担,他们预期房地产价格会持续上涨,或至少认为在“合理”的时间段内会如此,只要他们能及时将房子出售,风险是"可控“的,并且想当然地认为房地产上涨的速度会快于利息负担的增加,从而造成了抵押贷款的预期盲点。然而在美联储自2004年中期连续17次上调联邦利率后,80%的次级抵押贷款人月还款额在不到半年时间里猛增了30-50%。
3.放松风险管理标准,过度开发高风险信贷产品
在利益链条的影响下,投行为博取更大的利益,以工业企业的订单生产模式向次贷公司预定数月后某一批量发放的贷款,接下来次贷公司为达到批量目标进行狂飙式放款,在订单生产模式和利益诱惑面前,次贷公司放弃了坚持多年的次级贷款风险管理标准,因为即使次贷产品质量不如以前,他们依然可以从华尔街获取良好的收益。更为甚者,次贷公司为满足华尔街的要求和进一步扩大市场,逐步推出了若干蕴含较高风险产品,诸如:ARM(浮动利率贷款,即期限30年,前2年固定低利率,此后执行利率浮动并走高)、Lowdocs(不完整收入证明)贷款等。大部分贷款机构的贷款成数(比如申请的贷款成数是6成,银行贷款之后按抵押物评估价值的60%发放贷款)在提高,早期的七成贷款模式迅速扩大到八成贷、九成贷,后来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这意味着贷款人可以在无任何资金来源证明的情况下购房。这些贷款的共同特点是,在还款前期贷款人所支付的按揭月供很低且固定,等到一定时间之后,还款压力陡增,如无本金贷款产品是以30年AmortizationSchedule(摊销附表)分摊月供金额,在第一年可享受1-3%的超低利息,而且只付利息,不用还本金,然而从第二年开始按照利率市场进行利息浮动,一般还保证每年月供金额增加不超过上一年的7.5%。由于起初还款负担较小,次级抵押债券受到了低收入阶层追捧。同时,风险偏好投资机构认为在选择适当的机会出售这些证券就可避免房地产市场变化带来的风险,也愿意持有次级抵押贷款证券。
三、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启示
1.严格控制房地产贷款质量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主要存在着贷款首付比例较低及虚假信用;投机性借贷及超支付能力贷款不断增加;贷款利率增长快,导致部分债务人丧失支付能力;房价在飞涨后存在下跌趋势等与特美国次级房贷市场相似的特点。2007年09月20日,建行研究部报告指出,虽然当前我国并没有典型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但我国住房按揭贷款同样有风险,并正逐步步入违约高风险期,以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为鉴,我国要加强房地产贷款管理,加快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健全金融机构内控机制。近年来,我国个人住房不良贷款数额已呈攀升趋势,而从国际经验看,个人住房贷款的风险暴露期通常为3到8年。报告指出,在央行近年来连续多次加息,个人房贷款支付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意味着国内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在近一个时期内已经逐渐步入违约高风险期。数据显示,工、中、建三大行房地产贷款中的个人住房贷款由2005年末的10127.23亿上升至2006年底的11760.66亿。个人住房不良贷款由2005年末的184.42亿上升到2006年末的192.41亿。我国住房按揭贷款中存在的虚假按揭以及把关不严使得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得到贷款正是我国的房贷风险所在。
正因为如此,为了防止中国的“次贷危机”爆发,我国更应该严格控制房地产贷款质量。强化内控建设,加大对借款人的信用审查,建立和完善个人征信系统,改变商业银行信贷人员仅仅凭着借款人身份证明、个人收入证明等比较原始的征询材料进行判断和决策,提高对购买第二套及以上住房贷款的首付比例等,不断完善风险管理。
2.我国商业银行应加强信用管理水平
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活动才刚刚起步,由于缺乏信用风险预警和评估的有力工具,商业银行不能从源头识别、防范和控制风险,信用风险居高不下,严重困扰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银监会相关调查显示,国内部分省市的房贷不良率连续3年呈现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假房贷”、“假按揭”案件层出不穷。
所以,单一的收紧信贷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此,注意提高个人房贷资产质量,加强个人住房信贷监管,尤其注重评估市场的专业性和客观性,才是防止风险贷款产生、维护信贷市场长期稳定发展,从而避免由此引发楼市和金融市场危机的最直接而有效的方法。
3.避免商业银行在房贷市场上的恶性竞争
目前,我国的各大商业银行还没有实现资产证券化,所有按揭贷款都存放在商业银行,所有风险都集中于商业银行。在房价持续上涨的阶段,房产投资风险可能被掩盖,随着房价的加速上涨,大量投机者进入这个市场,以贷款形式购买多套住房,用银行的钱赌未来房价,进行疯狂炒作,房价飙升并与价值背离,市场积累的风险越来越大。一旦遭遇市场降温,房价下滑,就会出现类似香港1997年金融危机时的楼市惨状。美国银行尚可通过将房产抵押贷款证券化,分散风险,但在中国,一旦银行遭受这种风险,将对金融业、房地产业以及相关上下游产业带来致命打击。
综合以上分析:虽然美国次贷危机是由于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引起的,但是美国次贷危机是次级房贷市场是过度证券化的产物。我国商业银行应加快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严格按照规范进行,分散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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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几年来,为了推动经济的发展,我国采用赤字财政政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赤字增幅巨大。2014年国外专业机构统计显示,我国总体债务已经占GDP的251%,已经开始接近欧美等发达国家债务水平。其中,国债占比虽然相对较少,但是增加很快。地方债务更是一颗不容忽视的定时炸弹。2014年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是我国地方债务集中还款期,总额将会达到2.4万亿元。实际上据业内专家人士分析,地方债务还债总额可能会远高于这个数字。因此,2014年,财政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我国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虽然我国债务大多是内债,总体上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但是,如果不重视这一问题,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也会存在。由于我国财政赤字大多借助于金融行业来实现,这就造成商业银行等金融结构坏账、呆账、烂账的增加,不利于金融业长期稳定的发展。我国财政金融行业存在的风险已经开始暴露,这些风险因素的累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中已经开始带来明显不利的影响。国内学术界这几年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风险的严重性,并积极呼吁相关部门正视这一问题。但是短期内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可能的事情,需要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逐渐化解这一财政金融潜在的风险。
2市场经济下我国财政金融行业的潜在风险
2.1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累积的财政赤字和商业银行业不良贷款率
我国过去十年来,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采用政府投资为主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实行的赤字财政政策在今天的弊端已经开始出现。正如上面数据分析,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累积的债务总额已经成为一颗潜在的炸弹。如果不采用正确的应对策略,这颗炸弹也有引爆的可能。虽然在今天看来有点夸张,甚至耸人听闻。但是,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去的财政悬崖等债务危机证明,即使再强大、再发达的经济体,如果无视财政金融风险问题,也会带来重大灾难。从商业银行角度看,随着过去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商业银行业务不断拓展,利润不断增加的同时,各种违约产生的呆账、坏账、烂账问题已经开始出现。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总额已经上升到36%,达到7670亿元,比十年前增加了三倍以上。不良贷款率已经超过政府制定的15%的红线。据业内人士分析,2015年,我国金融行业的不良贷款率还会出现上升态势。财政风险与金融风险是伴行的两个主体,前者如果出现问题会深刻影响后者的发展,而后者如果出现问题,也会深刻影响前者。
2.2财政债务支出的压力增大,商业银行收回贷款的难度增加
增加的财政赤字需要在每一年度的国家财政预算中,安排专门的财政支出。但是随着财政赤字累积总额的增加,国家财政还债的压力也在逐年加大。地方政府债务支出的压力更加明显,个别地方债台高筑,政府债务已经超过地方GDP的100%,甚至已经开始出现地方债务违约的现象。商业银行的贷款回收难度也在逐渐加大。由于我国近两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加,企业开工不足,总体经济发展放缓。这些造成部分企业的贷款还本付息的压力加大。防范不良贷款,加大贷款资金回笼,已经成为目前商业银行最重要的工作。不少不良贷款的产生,与财政行业紧密相连。部分地方政府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让很多参与企业为了工程的开展,纷纷加大了通过商业银行进行融资的力度。因此,政府债务支出压力加大与商业银行贷款回收难度增加之间本质上存在密切的关系。在一些地方,这两个潜在的风险问题已经开始浮出水面,并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甚至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些风险因素还具有一定的蔓延性,如果不采取及时有力的解决措施,很可能会逐渐波及其他地方。
2.3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具体风险隐患对金融财政的影响越来越大
市场经济下,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自发盲目滞后等弊端还是存在。虽然我国政府采取了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措施,防范这些潜在的问题。但是部分行业的风险因素在累积,并开始深刻影响我国金融财政行业的健康发展。现在影响我国金融财政行业最具体的现实市场问题就是房地产泡沫、影子银行等问题。房地产泡沫是首推的最大隐患问题。我国房地产商业化以来,房地产价格涨幅惊人,以北京为例,十年前三环以内的房价不过一平米几千元,但是现在大多在三万元以上。很多地方政府过去十几年靠征地,开发房地产项目作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可以说中国房地产价格和政府的一些房地产开发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房地产价格的上涨目前已经成为明显的泡沫,很难想象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房价竟然比很多发达国家都高。一旦这一泡沫破灭,不但给购房者带来灾难,也给政府财政的运营及金融行业的发展带来灾难。影子银行问题更是近几年在金融领域出现的不容小视的重要问题。影子银行游离于金融监管系统之外,会给整个金融行业的有序发展带来很多系统性的风险,同时也会波及财政行业领域。影子银行扰乱财政金融秩序的危害,在近几年已经开始逐渐显现。虽然目前影子银行的总体规模不大,还没有大规模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不正视这一潜在的风险,时间久了会给我国财政金融行业带来很大的麻烦。
3应对财政金融行业潜在风险的有效措施
3.1削减财政赤字,降低不良贷款率
面对日益高企的政府债务,唯一正确的做法是逐渐削减财政赤字。虽然削减赤字,在短期内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从经济社会长远发展角度看,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赤字财政的做法不是一无是处,适度的财政赤字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财政有序运行的双赢。但是,过度的财政赤字却会深刻影响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未来。削减财政赤字,不能够以牺牲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为代价。因此,应当制订正确的赤字削减计划,逐步稳健地减少财政赤字,把政府债务水平降到完全可控的范围之内。本文认为我国财政债务规模降低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最好。从金融领域看,虽然不良贷款率总体上较少,但增加幅度明显。因此,也要引起重视,尽量采取措施把不良贷款率降低到1以下。
3.2政府应当适当地多安排债务支出的份额,并帮助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及时回笼贷款
我国过去几十年,财政支出中经济发展支出一直占据大头。在保障一定的经济发展支出的前提下,要适当增加债务支出的份额,尽快减少目前高企的债务。尤其是在地方债务的管理中,中央政府应当制定严格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条例,把地方政府目前杂乱的债务理顺,并收回地方政府的部分举债权。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应当经过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核才能够实行。各地政府还要帮助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及时回笼贷款,制定更加严厉的贷款回收制度。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要从内部出发,完善改革现有的行业规范。总之,减少政府财政债务规模,帮助金融行业的贷款能够及时回笼,是未来财政金融行业的重要工作。
3.3降低房地产泡沫风险,规范影子银行的金融行为
关键词:投资衍生金融风险风险控制
中航油事件案例分析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油)成立于1993年,由中央直属大型国企中国航空油料控股公司控股,总部和注册地均位于新加坡。公司成立之初经营十分困难,一度濒临破产,后在总裁陈久霖的带领下,一举扭亏为盈,从单一的进口航油采购业务逐步扩展到国际石油贸易业务,并于2001年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中国首家利用海外自有资产在国外上市的中资企业。公司经营的成功为其赢来了声誉,2002年公司被新交所评为“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奖,并且是唯一入选的中资公司。
中航油通过国际石油贸易、石油期货等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其净资产已经从1997年16.8万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35亿美元,增幅高达800倍。但2004年11月,中航油因误判油价走势,在石油期货投机上亏损5.5亿美元。这一事件被认为是著名的“巴林银行悲剧”的翻版:十年前,在新加坡期货市场上,欧洲老牌的巴林银行因雇员违规投机操作,令公司损失13亿美元并导致被一家荷兰银行收购。曾经在7年间实现资产增值800倍的海外国企中航油,缘何短短几个月内就在期货投机市场上背负5.5亿美元的巨债?
2003年底,由于中航油错误地判断了油价走势,调整了交易策略,卖出了买权并买入了卖权,导致期权盘位到期时面临亏损。为了避免亏损,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2004年1月、6月和9月先后进行了三次挪盘,即买回期权以关闭原先盘位,同时出售期限更长、交易量更大的新期权。每次挪盘均成倍扩大了风险,该风险在油价上升时呈指数级数的扩大,直至公司不再有能力支付不断高涨的保证金,最终导致了破产的财务困境。应该说中航油能够在7年间实现净资产增幅800倍,到巨亏5.5亿美元,都是缘于“创新”及对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诞生本来是为了规避风险的保值作用,但中航油却是毁于过度的投机。
衍生金融工具及其特征
衍生金融工具是具有衍生特征的金融工具。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定义:“衍生金融工具是期货、远期合约、互换和期权合约以及类似性质的金融工具,如利率上限与固定利率借款承诺等”。而我国一些学者认为,衍生金融工具是指价值派生于某些标的物的价格金融工具;其中,标的项目包括债券、商品、利率、汇率和某种指数等。也就是说,衍生金融工具就是在传统的金融工具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通过预测股价、利率、汇率等未来行情走势,采用支付少量保证金或权利金签订远期合同或互换不同金融商品等交易形式的新兴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是以风险存在为前提,并为适应风险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其交易有别于一般的金融现货交易,是以标准合约交易和保证金交易为基本特征的,其主要功能并不是交易,而是保值或投机。主要特征有六个:杠杆性,它能以极少的资金(合约保证金)控制较多的投资资金(出货或平仓时合约持有者应付的资金),来获取理财的收益;虚拟性,它在合约到期时可以履行也可以不履行;依存性,它依赖于传统的金融工具而存在,传统金融工具的价格变动最终会影响衍生金融工具;灵活性,它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设计出不同类型的衍生金融工具,以适应使用者的需求;表外交易,它通常不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定价比较复杂,因对其风险的度量非常困难。
近几年以来,衍生工具交易风波不断,1994年1月,德国MGRM集团在美国高息筹资,投资石油期货损失13亿美元,相当于集团一半资产;1994年12月,美国加州橘郡财务长雪铁龙以政府名义筹资,进行票据投资,最后亏损18亿美元,地方政府宣布破产;同年12月,美国最富庶的奥兰冶县由于从事金融衍生交易失败而亏损15亿美元,不得不宣布破产;1995年2月23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出现“327国债期货风波”,直接导致了国债期货市场在我国的暂停。
尽管出现上述情况,但衍生金融工具仍获得了巨大发展,美国《幸福》杂志在1995年载文声称,国际金融市场上当时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未清偿名义本金额超过20万亿美元。不仅如此,衍生工具的品种也正在创新中,目前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几乎能根据客户的任何特殊要求“量身订造”任何品种的衍生工具并为之创造市场,所以今后衍生工具的品种还将不断增加。
目前我国关于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制度现状
我国十分注意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风险意识。对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我国不断各项规章制度:国务院1998年8月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01年10月,证监会的《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我国自2004年3月起施行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实施的范围为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法人,以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目前,我国证监会共计批准中石油、中石化、中航油等27家企业可以进行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
企业投资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控制策略
以上一系列事件说明,必须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风险加以必要的控制,不能任其作为表外业务游离于会计报表之外。如果对该项风险极大的投机行为予以适当的披露,有适当的机制予以约束,提醒管理层和所有者的高度关注,就不会发生等事态无法收拾以后的巴林银行残局和中航油的艰难重组。对企业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风险控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禁止过度投机,完善内部治理制度,杜绝“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建立严格的衍生金融工具使用、授权和核准制度。企业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应由高级管理部门、董事会或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授权核准,并进行合法、合规性检查;衍生金融工具的授权、执行和记录必须严格分工。如由独立于初始交易者的负责人授权批准,由独立于初始交易者的其他人员负责接收来自交易对方对交易的确认凭证;对交易伙伴的信誉进行评估,并采取措施控制交易伙伴的信用风险;建立健全的衍生金融工具保管制度和定期盘点核对制度;建立投机项目的投资限额制度,规定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最高限额,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内;严格限定衍生金融工具的适用范围,除为了规避实际外贸业务中的不确定风险以外,禁止从事以投机为手段的投资行为。
加大对操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职业水平和道德水准。衍生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种类众多,业务操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和分析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特点、风险,同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避免巴林银行事件中因业务人员越权违规操作所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另外,必须使用信得过的交易人员,做到核心机密内部人掌握。中航油参与此次交易、掌握交易核心机密的交易员,均是外籍人,来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像这种核心机密被外籍人士掌握和运作,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很少出现的。在美国的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公司,掌握最核心机密的关键位置交易员,一般都是美国人。
实施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外部监管,将作为“表外业务”纳入到表内披露。中航油从事场外交易历时一年多,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金融市场的逐步国际化,衍生金融工具也必将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因而,我国必须完善法规制度,使企业在投资或投机衍生金融产品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能够对高风险的投机业务实施必要的风险控制,以避免类似中航油事件的再次发生。
参考文献:
据Wind资讯统计,2013年7月以来158家公司并购涉资1229亿,京东方85亿。从行业看,7月以来披露的并购案例主要分布在能源及矿产、电子设备、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披露收购金额的并购案例中,交易价格达到10亿元以上的共有36例。涉及金额最大的为京东方收购显示技术48.92%股权,交易总价值达到85.33亿元。但公司并购后失败率的较高,32家并购后因为彼此金融产品服务理念不同而土崩瓦解,27家因为金融工程对市场信息的采集度不够,与需求严重脱节,金融产品无人问津,公司竞争力急剧下降,甚至连原先并购前公司拥有的顾客群也纷纷退出了购买公司金融产品的行列,导致公司股票暴跌而被迫终止并购重组的继续。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公司并购运用金融工程依旧还存在着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二、公司并购后金融工程运用存在的问题
公司并购有利于凝聚不同公司之间资本,有利于增强冲击市场的合力,有利于再次激活企业原先的市场竞争力,对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具有重要意义,但目前而言,公司并购后金融工程的运用缺失问题频现。比如并购后原有金融产品服务受限,造成顾客们对自己持有的债券、股权等的不放心,影响了并购后公司原先顾客群的忠诚度,给并购后公司的发展埋下了隐患;金融产品的经营理念选择不合理,造成金融产品的一些服务和功能将会造成变化,违背了顾客先前认可的经营理念,导致在源头需求预测与并购后的公司顾客实际需求相脱节,满足不了潜在目标顾客对公司经营理念的需求;公司并购后在金融市场中信誉不佳,造成顾客们对公司金融产品的信任急剧下降;跨业并购公司金融市场定位不到位,即对不同行业市场金融产品行情信息、行业动态、行业政策法规的分析过于片面化,造成定位不足,最终难免以失败告终。
三、优化金融工程在公司并购中的运用的对策
公司并购后要想在如此变化迅猛的金融市场变化中建设好金融工程,打造好公司推出的金融产品,就务必需要针对性地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对策,才能促进公司并购后摆脱日后公司经营遇到的所有瓶颈,不断提高公司金融产品在金融市场中的竞争力。下面将从四个方面进行对策的阐述。
1.加强对并购对象的分析与掌握。
公司并购往往会出现金融服务脱节的窘境,因此加强对并购对象的分析与掌握很有必要。对公司并购后自身金融人才以及市场金融人才进行公关金融人才的精选,加大公司并购后公关金融人才的规模,为并购对象分析部门的建立提供金融人才基础,完善信息统计、分析的能力,加强并购对象分析敏感力,从而科学地对并购对象信息进行分析,及时找到公司并购后对政并购对象的认知错误;积极学习和借鉴市场中一些优秀公司的并购对象分析技巧,适当地予以拓展和衍生,从而为公司并购后成立专门的并购对象分析部门提供更多的理论引导和现实依据;加大与并购对象在并购前的接洽力度,积极派遣公司并购后专员或者公司管理层人员,多途径地与并购对象进行接洽,充分实在地理解并购对象的需求、宗旨以及今后经营的方向。
2.优化金融产品营销策略。
营销策略是金融产品的品牌形象是营销到消费者认知的重要手段,能够在信誉基础上不断提高推出的金融产品品牌形象。因此优化金融产品营销策略势在必行。比如坚持一个基础。一个基础就是指公司并购后对市场金融产品行情信息的客观把握以及对金融产品市场的分析,尤其是要做好市场需求分析和自身金融产品分析,加大对自身金融产品的定位和品牌想象的塑造方向,引导公司并购后研究出更好更高质量更具优势的金融产品,不断提高品牌声誉细化金融产品创新策略和品类战略,金融产品创新策略是指在准确把握自身金融产品的需求的基础上,对其需求的满足进行金融产品开发,从而从创新的角度来创造性的满足金融市场的需求,形成良好的口碑,加快金融产品形象的建立与金融品牌的传播。
3.完善金融产品价值评估机构。
公司并购后对金融产品的价值估计经常出现高估情况,不仅损害了顾客利益,也降低了并购后公司的信用度。因此公司并购后应完善金融产品价值评估机构。金融公司并购后加大对现实产品自身的材料、成本、运费、做工等因素的了解和掌握,全方位地进行科学正规的价值评估,立足这些因素动态地尽可能精确金融产品的定价,包括利息、税收、管理费、保险费、股票佣金等,在精确定价之后还需要根据这些金融产品保留合适限度的盈利空间即使做到了这些,还要及时对同类金融产品金融产品的需求量与价格详情,并合适降低一些顾客所要花费的费用,比如保险费、管理费、税收等,以确保金融产品在金融市场中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从而高效地与金融市场金融产品价格接轨。
四、结语
关键词:金融危机;风险早期预警体系;信号法;神经网络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2)-0083-04
一、引言
自1825年第一次爆发金融危机以来,频繁发生且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诸多破坏性影响。据IMF统计,1980-1995年期间大约有65个发展中国家发生过银行业1危机,而公共部门用于处置银行业危机的成本约为2500亿美元。在至少12起的危机事件中,公共部门的处置成本约占到该国GDP的10%以上。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和韩国的银行重组成本高达GDP的30%,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则为20%。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深入和金融业务与工具的创新,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较以往大幅延伸。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世界主要经济体至今尚未从危机的泥潭中摆脱出来。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的直接损失约为35万亿美元。
除巨大的经济损失,银行危机也导致全球经济的严重衰退,阻止国民财富向最具生产效率部门的配置,限制了各国货币政策运作的空间,增加了货币危机发生的概率2。IMF(1998年)调查发现,在作为分析的31个发展中国家样本中,平均需要三年多的时间才能使其产出增长恢复至危机前水平,产出累计损失平均为12%。在严重的货币危机中,新兴经济体遭受的损失平均达到实际产出的8%。
二、金融风险早期预警体系理论综述
正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巨大,因此各国理论界和监管机构均试图建立适当的风险早期预警模型对其加以预测。Edison(2003)认为早期预警模型体系应包括危机的准确定义和对危机进行有效预测的机制安排。总体上,这些分析都是针对宏观经济、金融部门等宏观审慎指标,然后采用各种分析技术与模型,从而得出分析结果。根据所采用的方法途径不同,国外对于早期预警模型的研究分为参数和非参数模型两种:参数技术包括probit/logit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非参数技术则指的是主要指标法和信号法。具体又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指标或信号法。通过选取宏观经济与金融主要指标(宏观审慎指标MPIs)作为分析变量,确定作为危机信号的阀值,并统计MPIs的“报警信号”的次数来预测危机发生的概率。当与危机相关联的指标触发其特定阀值时,报警信号就会产生。
二是采用线性回归或受限因变量probit/logit技术。主要用于检验不同指标在确定金融危机发生概率时的重要性程度和有用性,通过监测危机发生之前指标的行为变化来计算危机发生概率。
三是最新技术。包括使用二元递归树来确定主要指标的危机阀值,人工神经网络和基因演算法来选取最合适的指标和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一)指标/信号分析法
Honohan(1997)认为,金融风险起源主要分为宏观经济事件、微观经济不足和区域性危机,那么风险预警则对应不同的警示信号。宏观经济事件导致的危机通常涉及内生性的衰退与繁荣周期,微观经济中能够发生的危机通常因为风险的过度承担和内部人融资,而区域性危机通常与政府主导下的金融体系相关。针对这三种情况,他设定了选取变量的基准条件,如贷款余额、存贷比、利差收入、流动性比率、政府债务等作为分析变量。虽然其指标分析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的主管判断,但仍被理论界和市场分析人士经常使用。
Kaminsky和Reinhart(1999)的KLR法针对危机前的表现出异常行为的指标的演变进行分析,当指标超过既定阀值时,该指标将发出信号,表明危机在未来24个月内可能发生。变量主要包括:M2乘数、国内信贷/GDP,真实利率、存贷比、M2/储备、银行存款、进出口、贸易条件、真实汇率、股票价格等。Kaminsky(1999)提出构建基于单个指标基础上的金融脆弱性多种合成指数方法。其中第一个指数是所有可以作为危机信号的指标汇总;第二个合成指数通过界定单个指标极值的第二阀值来解释信号的严重程度;第三个指数旨在通过添加最新信号来表示基础面情况的持续恶化,最终的合成指数是所有解释变量根据其统计上重要性程度的加权平均值,合成指数的拟合概率可以作为危机概率的重要预测。
Berg和Pattillo (1999)模型对KLR模型的部分特性进行了修订。其构建的合成指数在考虑了各个变量的相关性和边际贡献的基础上汇总了解释变量,可以验证每个变量的重要性和回归系数的稳定性,从而消除了KLR法无法检验变量及合成指数对于危机预测的边际和真实贡献度。
Borio和Lowe(2002)利用信号法分析了银行危机与资产价格、信贷、投资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了资产价格、信贷等指标对银行危机的警示作用。Davis和Karim(2008)则针对105个国家的银行危机事件,研究了10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hristain(2008)详细介绍了信号法在工业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银行危机预警的应用。
(二)受限因变量模型法(受限probit或logit回归法)
鉴于危机的爆发是一种二元性的离散事件,因此可以运用受限回归法(probit或logit模型)来对危机的发生进行预测。将危机指标作为二元性变量,通过一系列的解释性变量来加以估算。采用logit或probit预测法,预测出的结果被限定在单元区间,并被解释为危机发生的概率。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评估每个解释变量对于危机的贡献度,并可通过数理统计技术进行检验。
Frankel和Rose(1996)首次采用年度数据和probit模型来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Eichengreen和Rose (1998)在分析新兴经济体的银行业危机时,采用了多元二项式probit来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国外环境变化对于发展中国家银行业危机的重大影响,其国内变量贡献度相对较小,但是汇率的估值、国内商业周期和外债水平非常重要,并为金融问题的产生创造了现实舞台。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变量、汇率机制和结构则作用较低。但年度数据的使用导致危机发生的概率的上升几乎与危机同时发生,从而限制了概率作为银行业危机的主要指标的使用。
Demirgü和Detragiache (1998a, 1998b)运用多元二项式logit模型研究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决定因素,认为一系列的解释变量包括:宏观经济变量、金融变量和机构发展进步的估值等。结果显示宏观经济变量是银行脆弱性的主要决定因素,尤其是当通胀率和利率水平均处于高位时,随着增长放缓,危机的概率将会增加。同时,当存款保险机制不明确和机构发展疲软时,危机的概率通常较高。在其进一步的研究中,他们将probit预测用于早期预警,并认为阀值与三个因素相关:与阀值相关的类型1和类型2错误的概率、银行业危机的无条件概率和提前采取措施预防危机发生的成本与发生危机的成本比值,并认为不良贷款率超过10%或者银行救助成本超过GDP的2%时,银行危机发生。
Hardy和Pazarbasioglu (1999)采用多元多项式logit模型来预测银行业危机,根据危机时间分别将一个离散变量定义为2(危机发生期)、1(危机发生前的一年期)和0(其他时间段),由此建立独立于危机年度的主要变量的预测能力。当因变量达到阀值时,银行业危机的早期预警随之启动。
Hutchinson和Mc-Dill (1999)建立了多元probit模型,发现包括产出和股权价格的下降的宏观经济变量与银行业危机密切相关,而其他变量(如汇率波动、通胀、真实利率信贷增长、储备/M2)总体上与银行业危机的爆发无关。但体制因素(央行独立性、显性存款保险、道德风险)与银行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密切相关。
Kamin, Schindler和Samuel (2001)、Bussiere和Fratzscher(2001)分别运用了二元多变量量化分析。Lestano、Jan Jacobs 和 Gerard H. Kuper(2003)运用因子分析和logit模型,并将因子分类作为解释变量,采用1970年1月-2001年12月的嵌板数据,对象是6个亚洲国家的预警体系,研究发现货币增长率(M1和M2)、银行存款、人均GDP和国民储蓄水平、M2/外汇储备、国内利率水平及通胀率与银行危机密切相关,
Bussiere和Fratzscher (2006)设计了多元logit回归早期预警模型,对安全期、危机时期和后危机时期进行比较分析,发现这种模型比二元logit模型更好地预测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危机。Beckmann(2007)采用20个国家的1970-1995数据,比较参数和非参数早期预警模型,发现参数预警模型可以更好地预测危机事件。
(三)神经网络3ANN模型
Nag和Mitra(1999)用ANN来构建货币危机的早期预警体系,通过预测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货币危机来进行检验,并将结果与信号法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认为ANN的效果要好于KLR模型。
Kolari等(2000)提出了非参数特征识别模型TRM。他们认为受限因变量回归法存在两个缺陷:无法确定哪个变量在预测银行破产中最有用,结果只能反映变量在区别破产与非破产银行的有效性;预测结果没有就每个变量如何影响类型1和类型2错误给出信息;这些模型不能很好地检验变量间的互动。
Franck和Schmied(2003)证明了一个多层级感知器在预测货币危机方面优于logit模型,尤其是能够预测发生在俄罗斯和巴西的货币危机和投机冲击。
三、金融监管部门的早期预警体系实践
借助这些理论,目前已有若干国家金融监管当局建立或正在建立危机早期预警体系的模型。根据他们对危机的预测、破产和破产时间以及预期损失模型,这些具体实践活动可以分为:
(一)评级预测法
这种方法旨在预测金融机构在现场检查中的可能评级。该模型得以确定银行定期报告中的一系列变量和现场检查评级的历史关系,其结果将再次被用于评级的定期检查中。预测可以反映银行的当前状况,并可以定期反映银行状况的恶化情况。如美联储的SEER评级模型和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SCOR模型。
SEER作为风险排序的模型,可以预测两年内的银行破产概率。该模型收集1985-1991年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数据,用probit回归模型来预测概率。除了每个银行的破产概率,该模型还可以就风险属性分析得出结论,比较既定银行的结果,与其历史演变及与属于同类的类似银行进行比较,为银行体系的整体风险提供了一种估量。
SCOR基于季度财务数据,运用CAMELS等级的有序对数模型来估计当前CAMELS等级为1或2的银行在未来信用等级下降的可能性。模型将上年的财务报表与当前现场评级相匹配,从而估计被评估银行未来的等级次序。若银行当期评定等级为1或2,则其未来降级的可能性等于分别转变为等级3、4、5的概率之和,且模型将临界值设定为30%。
美国OCC运用这种方式也设计了两种模型,第一个估计破产概率和银行在两年后复活的概率,第二个模型(银行测算体系Bank Calculator)运用标准化logistic回归模型来预测破产概率。其解释变量包括:来自银行报告的金融变量,以及可以解释银行业务环境变化的变量,并根据风险种类(银行投资组合风险、银行状况风险和银行环境风险)进行分类。
(二)预期损失模型
这种模型主要适用于那些银行破产情况不多发,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撑的国家或部门。法国银行业委员会的银行业分析支持系统SAAB通过估计潜在预期损失来预测银行的破产。该系统借助数据库和外部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数据,估计个人和企业贷款的违约率,然后对每一笔个人或企业贷款提取损失准备金,计算未来三年的潜在损失,并将损失总额从银行准备金水平中扣除,如果调整后的准备金水平仍高于其法定标准,则预期该银行在未来三年内可以持续经营并免于破产。
(三)其他类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宏观审慎指标评估通过众多指标变量反映金融和实体经济体系面对冲击的脆弱性程度,如通胀率、资产价格等,和微观审慎指标如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商品价格风险和收益率等。借助这些指标,宏观审慎分析可以来评估和监测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对一国的经济或金融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如机构和监管框架现状或与国际标准的契合度等。其中,金融稳健指数FSI主要用于定期监测金融机构和市场、公司和储户的健康与稳健性。
英国RATE系统综合地评估银行风险,评估每个业务部门、机构及银行整体框架。其中业务因素包括银行的总体业务和外部环境。除了银行当前风险,还评估下一阶段风险演变,运用综合性评估中得到的信息和监管部门对于市场的预测。这种方式可以识别潜在脆弱性的部门并根据每个机构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同时从整体上勾画银行业活动的蓝图。
亚洲开发银行的“早期预警系统VIEWS”(2005)以信号法为基础建立了东亚地区的银行危机预警非参数型模型。模型构建步骤为确定历史上危机发生的时段;选择主要指标如经常账户、资本账户、金融业、财政账户、实体经济和全球经济等六大类;设定噪声/信号比例最小化的百分位值即阀值;构建综合指数确定比较某个时期有多少个预警指标发出了危机信号;估算以综合指数为条件的危机概率。
四、启示
在总结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标准接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金融风险早期预警体系,在研判金融体系的风险走势进行科学的同时,对高风险金融机构予以标识。可综合考虑我国宏观经济状况、金融市场运行、金融机构风险,选取相应的多个层次、指导性强、易于操作的预警指标,以实现对金融风险的全面监测和管理。依据国际标准已有的相关指标设置金融风险预警指标的临界值,并根据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以及金融危机的发展变化特点,对各个指标的临界值加以修正,同时注意早期预警模型应在两类错误4间进行权衡。
参考文献
[1]Carmen Reinhart and Morris Goldstein (1998)“Assessing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emerging
markets”, http://mpra.ub.uni-muenchen.de/13629/.
[2]Honohan,Patrick (1997).“Banking System Failures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Diagnosis and Prediction.”
BIS WP No39.
[3]Kaminsky, Graciela and Carmen Reinhart(1999).“The Twin Crises: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of-Payments
Problem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3),June 1999,P473-500.
[4]Kaminsky, Graciela L.(1999).“Currency and Banking Crises:The Early Warnings of Distress”.
[5]Lestano, Jan Jacobs and Gerard H. Kuper(2003).“Indicators of financial crises do work! An early-warning system
for six Asian countries”.
The Study on the Theory on the Financial Risk Early Warning System: A Literature Review of Foreign Theories
SONG Ying
(Hefei Municipal Sub-branch PBC, Hefei Anhui 230091)
【关键词】金融资产管理;不良资产;执行难;成因;解决对策
“执行难”是广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最为担心的问题之一,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处置不良资产案件,具有诉讼标的额较大、债务人数量多是国企甚至是政府部门的特点,因此执行难度高于普通民事诉讼案件。2002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在“全国法院加强执行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的讲话中谈到,法院执行工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他明确指出,涉及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案件,涉及国企改制的案件,应为当前清理执行积案的工作重点。以同一时期信达资产管理公司长沙办事处的数据为例,其在湖南省范围内尚待执行的案件有176件,标的额高达21亿,虽已交纳诉讼费、执行费20多万元,但已执行债权仅为一亿九千万元。可见“执行难”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最大化回收不良贷款、保全国有资产、化解金融风险的经营目标。因此,如何解决金融不良资产案件的“执行难”,是一个极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一、金融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的原因
造成金融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的原因诸多,笔者拟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着手进行具体分析。
(一)外因
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首先是外部原因作用的结果,这些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被执行人主体信用的缺失。市场经济的基础是法治经济与信用经济,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快速的观念变化与法律体制滞后的不健全,导致我们国家的许多企业缺乏以“诚实信用、正当竞争”来经营企业的价值观。
第二,法律和政策的不完善。随着全社会对处置不良资产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高,有关调整不良资产处置关系的法律政策已有相当程度的改善,但目前仍存在着大量不利于不良资产处置的法律规定、政策以及立法和政策上的空白,这些便是造成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的又一重要的外部原因。
第三,地方行政机关干涉。目前,由于我国的区域经济改革工作尚在进行当中,可能出现地方保护主义。一些金融资产执行案件与当地经济状况、当地利益直接相关,即使已经完全具备破产条件的部分案件也与当地人们的切身利益密不可分,而地方政府仍然作为市场主体存在着,自然要维护当地利益。
(二)内部原因
造成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的内部原因也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下述三点。
第一,诉讼时机选择不当。在“执行难”的不良资产处置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主债务人经营严重恶化、巨额亏损或严重资不抵债,几乎无财产可供执行造成的。而对于债务人上述原本几乎无财产可供执行的不良资产案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却从避免因丧失诉讼时效而承担责任或基于加快不良资产处置进度等方面考虑,往往不惜花费巨额诉讼费用被迫。在此情况下,诉讼的结果已十分明朗:官司肯定胜诉,但胜诉判决肯定无法执行。
第二,诉讼准备不到位。诉前论证不充分,诉前、诉中财产保全措施不到位,也是造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胜诉后债权难以得到顺利执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执行措施、执行手段过于单一。由于各种原因,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胜诉案件的执行对象往往限于主债务人或担保人的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执行措施主要是查封、拍卖,这种执行措施及执行手段的单一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执行力度及效果,甚至导致执行不能。
二、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的对策
综上所述,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的成因,既有外因,也有内因。而作为消解这些原因的对策,既有赖于国家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债务人树立诚信理念,也需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自身努力。以下笔者仅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如何应对不良资产案件“执行难”问题进行若干阐述。
(一)加强诉前论证工作,制定有效的诉讼方案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加强诉前论证工作的重点,就是对债务人企业的综合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贷款手续落实情况,以及本案受地方政府保护的可能性等进行全面细致的诉前调查与分析,并对后可能遇到的情况已有充分准备,在此基础上做出全面的诉讼方案。另外,在查清债务人企业财务状况的基础上,需考虑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可能性,要求法院对被执行人可能转移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保全措施。
(二)灵活运用各种执行手段
为提高执行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回收,被执行标的物不应仅局限在借款人、保证人的资产或抵押物上,应当对法定的各种执行手段加以灵活、组合运用:
第一,申请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对被执行人本人无力清偿债务,但对案外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第三人到期债权。法律规定,第三人在法院发出的履行通知指定期限内没有提出异议且又不履行的,执行法院有权裁定对其强制执行。第三人收到人民法院要求其履行到期债务的通知后,擅自向被执行人履行且造成已向被执行人履行的财产不能追回的,除在已履行的财产范围内与被执行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外,还可以追究其妨碍执行的法律责任。被执行人收到人民法院履行通知后,放弃其对第三人的债权或延缓第三人履行期限的行为无效。
第二,申请执行被执行人的投资权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的实务中,经常会遇见企业利用法人有限责任制度,通过独资或与他人、其他企业联营或合资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的方式逃债。在此情况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执行债务人企业的投资权益方式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三,及时变更和追加被执行主体。被执行人被撤销、注销或歇业后,上级主管部门或股权控制方无偿接受被执行人的财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由上级主管部门或股权控制方在所接受的财产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
第四,申请执行被执行人未来现金流人。被执行人未体现的未来现金收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申请法院向该单位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由其协助扣留或提取。
(三)利用执行和解,实现各方利益的调和
作为债权人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应当本着务实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协调好与行政机关的关系,通过向上级机关请示、汇报以及与地方政府直接沟通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争取地方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应当主动阐明地方政府、资产管理公司、企业三者之间的互惠互利关系,树立互相支持、互相配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观念,特别是要让地方政府摒弃“企业是地方的,资产管理公司是国家的”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错误想法,在求得地方政府支持的基础上,理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的关系,以实现最大限度回收债权的可能性。
(四)妥善应对法院执行工作考核机制可能的不利影响
如前所述,由于法院内部执行工作考核机制的存在,可能会影响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诉讼案件的执行。为最大限度地消除这一不利影响,可以考虑以下两点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