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环境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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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为人类提供了多元多样的生业选择，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经济形态。本区大致可再分为几个亚自然地理单元(亚生态区域):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与辽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区南部的黄土苔塬、丘陵谷地等。这些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又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也各有所别。现今的科尔沁沙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扩张与收缩和农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区以牧业为主，其间斑点状分布着一些农耕区。七老图山脉以东、努鲁尔虎山以北、大兴安岭山前山地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广布着黄土地貌。黄土可耕作性强，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适合旱作农业。燕北西辽河地区的黄土地貌以黄土丘陵、台地为主，黄土地貌起伏和缓。这样的地貌比黄土高原更适宜发展旱作农业，这也是该地历史上农业出现多次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农区，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种杂粮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滩种植水稻、小麦等。现今的燕北西辽河地区为典型农牧交错区，大体说来，北部西北部草场与牧业占较大比重，而南部和东南部耕地较多，农业占主导地位。其中，有许多地区农牧相间，或同一地区兼营农牧业。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以及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必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经济形态兼具农耕、渔猎、游牧是自然而然的。远自史前时代，东北地区就以渔猎文化著称，由于地理上的近缘关系，这种渔猎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响到周围地区，特别是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北上西辽河流域，影响和推动着燕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深刻变化，来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苏秉琦与郭大顺先生均有论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明显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乃是后冈二期文化与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继承者及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组合融汇而成［。稍晚时期，西部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兴起后，逐渐向东扩及西辽河流域，使这里进入农牧交互演替或农牧并重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辽河地区容易受到周缘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环境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混合”经济形态。从生态文化学角度看，混合经济形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在各种经济活动比例适当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自然要素的压力，从而缓解人类生存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兼有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以及处于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尽管其比重也有变动，但多样性始终为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对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形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没有发生后来那种因大幅度农业开发而导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发展的基础才得以保持，从而出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历时很长的史前文化发展高峰。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①。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①，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距今约4000～3000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主要指温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根据文献记载③，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军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我们也看到，人类在自然面前能够选择。一个特定的生态区域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给人类提供发展多种生业方式、经济类型的可能，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进行选择。比如辽金时期和清代，出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等诸方面的考虑，辽王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在发展牧业的同时，做出了鼓励和促进农业的政策决定，由此出现了本区历史时期的两次农业发展高峰。除了因社会缘由做出的选择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选择，即环境压力下的选择。以红山文化为例，距今5500年左右，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降温干旱事件，在气候变迁的压力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依靠技术积累和生产进步，做出了加大农业比重的选择，将红山文化的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因此，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取决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决定生业模式，经济形态随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另一方面，人类对经济活动能够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着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会，自然环境对生业模式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会，经济形态更多地决定于人文和社会因素。红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区采集、渔猎、原始农业并存的经济形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资源的禀赋特征;而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辽金及其以后，经济形态的结构更多地取决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北方草原民族成为该地区的主体居民时，游牧经济往往居主导地位，而当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农耕文化北上之时，本区的农耕成分则明显上升。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与人类对经济形态的选择及经济活动的强度有很大关系。顺应自然环境特点的选择能够减轻和降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与破坏，违背自然规律的选择会导致环境退化，削弱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燕北西辽河地区属生态脆弱带，其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尤须慎重，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一般而言，相对于采集、渔猎和游牧经济，农业对自然的干扰强度更大，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更严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农业垦殖，这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辽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相当发达，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种类、发现的粟黍等作物遗存和储藏粮食的窖穴、耕作面积、遗址密度和数量、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反映出这是一支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区，其村落密度甚至超过了现代。过渡的农业垦殖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恶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辽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农业开发，同样加重了环境的压力，辽晚期和金代，其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经过元明两代的恢复，至明末清初，燕北西辽河地区的自然环境重现生机。清代民国时期，来自内地的民众在西辽河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将大片草场和荒地辟为农田;为建造房屋、烧饭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进而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生活环境，造成水土侵蚀和沙漠化加重，导致风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增多，这一切反过来又危及当地农牧经济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形成了恶性循环。清代以来燕北蒙地农业多为粗放式生产方式，具有短期掠夺性特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在汉人影响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实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转营农业，并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一步加重了自然环境的载荷。明清以来，我国的气候迎来一个新的干冷期，这种干冷变化在燕北西辽河地区是比较明显的。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叠加了人类不合理的、过度的农业开发，结果导致这一地区内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第2篇

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是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银行稳健经营是在保证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追求银行的最大盈利性。国内外关于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监管对银行风险(或是银行绩效影响)的研究较多;而把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综合考虑，研究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监管对银行稳健性影响的较少。已有的对银行稳健性影响的研究基本上是独立展开的。

(一)宏观经济环境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

BarryEichengreen和CarlosArteta(2000)研究发现，信贷规模的增长会导致银行危机的出现［1］;BorioFurfine和Lowe(2002)发现，存贷差、贷款损失准备的顺周期性特征会放大经济波动;SebastianEdwards(2004)认为，外来资本的过度流入降低了银行体系的稳健性;SaibalGhosh(2010)选取印度银行为样本，研究信贷增长和银行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信贷增长会降低银行稳健性;DenizIgan和MarceloPinheiro(2011)以90个国家银行为样本，发现信贷膨胀和银行稳健性存在正相关关系［2］;WahyoeSoedarmono等(2011)以12个亚洲银行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银行业市场竞争越激烈，银行稳健性越差;Dib(2010)、Chris-tenden等(2010)的研究表明，正向的宏观经济冲击会增加银行信贷，但宏观经济冲击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

(二)政府监管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

关于银行准入监管主要是从特许权价值角度进行分析。Furlong和SimonH．Kwan(2006)、李燕平和韩立岩(2008)、尚文程等(2012)发现，特许权价值会减少银行风险［4］;而Fisher和Gueyie(2001)等发现，特许权价值会增加银行风险。后一种观点也不是对前一种观点的否定，他们认为特许权价值减少银行风险必须符合特定条件，否则特许权价值会增加银行风险。而后许国新和石琴(2009)、彭寿康和戴亭园(2011)、曲洪建等(2013)发现内生性的特许权价值会降低银行风险。资本监管制度通过规定最低资本要求，缓解了银行风险，维持了银行系统的稳健性。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Pasiouras(2008)实证研究发现，资本监管能够提高银行效率;FotiosPa-siouras等(2009)实证分析发现，资本监管力度加强会降低了银行成本，从而提高银行绩效;宋琴和郑振龙(2010)的研究发现，资本监管能够有效降低银行风险。然而反对的观点依然存在，Shrieve和Dahl(1992)认为，资本充足率监管不仅降低了银行效率，而且会增加银行风险;蒋海和王丽琴(2011)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强化了银行资本监管效果，但也增强了银行风险，这与监管当局初衷相违背［5］。现行的存款保险制度主要有两种:显性存款保险制度和隐性存款保险制度，现有的研究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关于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由于该制度为存款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即使保障是不完全的，存款人对风险监督动力也会削弱，这一结论得到很多研究的支持，GeorgeG．Kaufman(1996)认为，政府监管和银行安全网削弱了存款人对银行监督的动力;Nier和Baumann(2006)的研究发现，未保险存款能够约束银行降低风险，但是当政府给银行提供保护时，这种风险的约束效应降低。关于隐性保险制度，张正平和何文广(2005)认为，隐性保险制度会增加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Imai(2006)对日本商业银行的研究发现，隐性保险制度会降低银行风险的约束效应;曲洪建则发现，隐性保险制度削弱了银行稳健性，且隐性保险制度覆盖全部银行。从国内外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学者们关于银行稳健性的研究只是强调银行风险或者是银行绩效，很少涉及银行流动性，而关于其影响因素只是强调宏观经济环境或者政府监管中的一个方面，很少有关于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监管对银行稳健性(风险性、盈利性和流动性)共同影响的研究。本文认为银行稳健性包含三个方面内容: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三者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共同决定银行稳健性状态。基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银行风险、银行绩效和银行流动性指标度量银行稳健性，研究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监管对银行稳健性的共同影响。

二、研究设计

本文选择16家上市商业银行①2006—2012年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其中，资本监管的数据根据银监会年报整理得到，其他数据由上市商业银行的半年报和年报整理得到。

(一)变量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认为，银行稳健经营应该包含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三个方面的内容，所以，选取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净资产收益率、成本收入比、流动性比例、存贷比六个指标考察银行稳健性。本文对银行稳健性的所有指标以均值和标准差为基准进行标准化，然后进行算术平均合成银行稳健性指数BSI，其中，由于不良贷款率、成本收入比和存贷比对银行稳健性的贡献为负，因此，先对三个指标取倒数，再进行标准化和算术平均合成。2．解释变量。关于资本监管的度量，Shrieve和Dahl(1992)、Jacques和Nigro(1997)、李维海和王营(2010)都是设置虚拟变量考察资本监管力度，与他们不同，本文构建资本监管指数度量资本监管力度。关于隐性保险的度量，与李燕平和韩立岩(2008)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国家对于工、农、中、建四大银行的隐性保护比较多，因此，设置虚拟变量对其性质进行控制，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为1，其他为0。关于宏观经济环境，选取GDP增长率、信贷资金增长率、上证指数三个指标。

(二)回归模型的构建

以银行稳健性的指标BSI作为被解释变量;以FV、RGEI、DIS、GDPGR、CFR、TSCI为解释变量，构造中国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模型如下:BSIi，t=β0i，t+β1FVi，t+β2REGIi，t+β3DISi，t+β4GDPGRi，t+β5CFRi，t+β6TSCIi，t+ηi，t(1)其中，BSIi，t代表银行i在t时期的稳健性不同度量指标，β0i，t是截距项，β1、β2、β3、β4、β5、β6分别代表特许权价值、资本监管、隐性保险、经济增长、信贷变化、股市波动对于银行稳健性的回归系数，ηi，t是误差项。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文后表2列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特许权权价值、GDP增长率、信贷资金变化率和上证指数相差较大;特许权价值最小值为0．995968，最大值为1．786764，说明银行准入以后，由于银行经营状况的不同带来了特许权价值的差异;GDP增长率最小值为0．076858，最大值为0．233981，说明经济波动幅度较大;信贷资金变化率最小值为0．032714，最大值为0．266470，说明信贷资金的量也是不断进行调整的;上证指数最小值为1820．8，最大值为5261．6，说明股市波动性较强。

(二)相关性分析

研究发现，被解释变量银行稳健性与解释变量政府监管、宏观经济环境有一定的相关性，说明基本符合回归分析的要求。而部分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较大的情况，说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进一步检验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进行VIF检验，研究显示，VIF最大值为5．716，最小值为1．005，都小于10，因此，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1．FV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38．7%，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特许权价值的自律效应没有显著提高银行稳健性。从已有的研究结果看，特许权价值能够约束银行行为，降低银行风险。本文研究银行稳健性既包含银行风险，也包含银行绩效和流动性，说明特许权价值对银行绩效和流动性的影响较小，从银行稳健性的整体看，二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关系，也符合商业银行现状。

2．REGI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4．3%，通过置信度为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资本监管力度增加可以显著提高银行稳健性。资本监管是提升银行体系稳健性、维持银行业公平竞争的主要手段，监管力度的提高，增强了银行抵御经营风险的能力，可以使银行及时冲销由不确定性带来的损失，从而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减少银行危机发生的概率，维持整体银行系统的稳健。

3．DIS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8．1%，通过置信度为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隐性保险制度能够提高银行稳健性。隐性保险制度对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保护效果明显，而对其他银行的保护效果不明显。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较高，国家为了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顺利实施货币政策，会通过财政注资、不良资产剥离等措施保护其发展，这些保护提高了银行稳健性，但也增加了银行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隐性保险制度从短期看效果不错，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不利于四大国有银行提高核心竞争力，也不利于提高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健性。

4．GDPGR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6．4%，通过置信度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国民经济增长可以显著提高银行稳健性。当宏观经济发展处于繁荣期时，一方面，企业发展状况较好，企业贷款能够及时偿还，银行的盈利水平上升，银行风险下降，银行稳健性提高;另一方面，银行利率下降，企业债务负担减轻，企业抵押贷款价值上升，将导致银行风险水平下降，银行稳健性提高。

5．CFR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0%，通过置信度1%的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信贷资金的增长会降低银行稳健性。信贷资金是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调整的主要手段，信贷资金数量一般是逆经济风向调整，经济繁荣时控制信贷资金数量，经济衰退时增加信贷资金数量。信贷资金数量增加意味着原来不符合贷款要求的银行也会获得贷款，而这部分贷款变为不良贷款的概率提高，银行的风险加大，银行绩效降低，银行稳健性降低。

6．TSCI对BSI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为94．1%，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股市波动对银行稳健性没有显著性影响。从理论上说，银行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在资金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银行信贷资金与股市资金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第3篇

有关的经济环境是指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未来经济走势等。国家的经济环境状况直接影响到网络教育的市场需求、投入和整体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当前普通高校继续教育面临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环境：

（一）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保证了对网络教育的持续投入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依然保持着平稳较快的发展势头，国民生产总值逐年增加，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十报告中指出，过去十年期间，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总的来说，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国库殷实，居民收入稳定增加；同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在逐年增加，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首次实现4％，居民对教育的消费支出也在不断增加，企业内部的教育培训支出也持续增加，从而保证了网络教育的持续投入。

（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的要求为网络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十报告进一步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十报告同时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把我国经济发展活力和竞争力提高到新的水平。随着传统产业转型和升级，部分劳动力不得不选择新的工作岗位。他们在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之前，必须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科技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更需要各级各类劳动者和管理者不断加强学习和研究。网络教育为各类在职人员获取新知识、新技术甚至开展协同研究提供了最便捷的方式：通过网络教育手段，他们可以在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利用业余、碎片时间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

二、社会文化环境与网络教育有关的社会文化环境

一般包括社会成员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教育水平、人口规模、年龄结构、人口流动性等。影响我国网络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统上学观念受传统文化影响

中国人历来重视教育，且在教育的投入上不惜血本。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消费已经超过养老和住房消费，成为居民储蓄的最大目的。这种重视知识和教育的思想，构成了网络教育的市场需求基础。

（二）年轻一代的成长环境

现在的年轻一代成长在信息唾手可得的互联网时代，娱乐和学习在这一代中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他们习惯了使用网络和各种社交媒体工具；相对于面对面交流，他们更愿意在线发表意见和参与讨论。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和他们的前辈相比，学习方式必定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他们会更加适应和喜欢通过网络进行学习的方式。

（三）终身学习的理念深入人心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知识经济已经逐步取代工业经济，成为21世纪的主导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环境下，科技和知识成为经济活动甚至生活中最核心的要素。而科技和知识的最大特点是发展迅速，这种迅猛发展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全新的和不断变化发展的职业、家庭和社会生活。为了与这种变化和发展相适应，人们必须用新的知识、技能和观念来武装自己，必须持续地接受教育和学习。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首的国际机构的大力提倡、推广和普及下，很多国家把终身教育作为本国的教育改革总目标；我国也大力推广和积极实践终身教育理论，将建设学习型社会作为奋斗目标和战略任务先后写入了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和十报告，并作为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参与率达到40％左右”，并将“推进继续教育体系建设”和“健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并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终身学习的理念已经被包括决策层和普通民众普遍接受并积极实践。而“终身学习”的首选形式就是网络教育。

三、技术环境与网络教育相关的技术环境

是指能为网络教育顺利实施提供支持的信息技术水平、条件和学习者及从业人员对信息技术的运用程度等。以多媒体网络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为基础的信息技术是网络教育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具体来说，影响网络教育的信息技术环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软硬件技术能为网络教育服务的软硬件信息技术

主要包括服务器、通信网络、多媒体技术和远程学习及管理平台等。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服务器的性能越来越强大。高性能的处理器、大容量硬盘和内存、基于PCIExpress和HyperTransport的近乎完美的系统总线架构等技术，保证了服务器在处理能力、稳定性、可靠性、安全性、可扩展性、可管理性等方面得到极大的提升，为网络教育打下了坚实的硬件技术基础；融合了卫星广播网、计算机网络、有线电视网络等综合网络系统的通信网络为网络教育中各种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高清视频录制设备和技术、音视频转换、动画技术、多媒体数据压缩编码技术和视频直录播和点播技术，在网络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具备强大功能和良好易用性的网络学习和管理平台，在具有更强交互性的web2．0和web3．0出现后，为网络教育提供了完美的远程管理和虚拟学习环境，并通过“虚拟实验教学环境”实现实践和实验教学内容。另外，各种功能强大的即时通讯工具的广泛应用也为网络教育过程中的师生交互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目前，伴随着“云计算”出现的“教育云平台”是未来网络教育的基础架构。这种教育云平台包括了网络教育所必须的一切硬件计算资源、教学资源和教育社交平台，这些资源经虚拟化之后，可以向网络教育机构、从业人员和学习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教育云平台广泛应用会使得网络教育进入一个高质量、低成本、覆盖面广的崭新发展阶段。

（二）终端设备网络教育中的终端设备

是对学习资源进行处理、传递和接收的平台，也是学习者和学习资源之间、学习者和教师之间，以及学习者相互交流的平台。现阶段所倚赖的终端设备主要包括pc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等。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高性能的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成为一般民众的生活必备物。据CNNIC统计，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手机网民规模达4．64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提升至78．5％。3G和4G技术的普及、无线网络的发展和手机应用的创新促成了我国手机网民数量的快速提升。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便捷性和高性能不仅为现有的网络教育学习者提供了便利，更为网络教育提供了规模庞大的潜在学习者。

（三）学习资源学习资源是网络教育的核心

前文所述的软硬件技术和终端设备都是为处理、呈现和传输学习资源服务的。它为网络远程学习创造了一个虚拟的课堂环境，可以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材料，对学习活动进行管理，并对学习者给出学习结果评价。网络教育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在学习资源建设的理念和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同时，在此基础上，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和其它教育机构建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网络教育学习资源，为网络教育的质量提高并吸引更多学习者参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现阶段网络教育的学习资源完全实现了数字化，其特征主要包括非线性、超文本（超媒体）、动态性、交互性、海量性、易重组与易复制等，学习资源的类型包括设计合理、内容丰富、媒体多样、导航清晰的网络课程，高清视频课程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微课程。各种类型的学习资源能满足学习者对资源的知识组织、多样化、泛在性、可选择性、个性导航等需求，也能支持各种学习终端，真正实现随时随地、利用任何终端进行学习的“泛在学习”。

四、总结与建议通过对影响

我国网络教育发展主要环境的分析，我们能得出一些基本结论，即我国的网络教育正在得到政策、经济、社会和技术条件的大力支持，处于一个最佳的发展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如果以目前的节奏发展下去，网络教育虽然不至于会取代传统的全日制教育，但至少代替函授、夜大等继续教育形式，会成为各类成人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主流教育形式。尽管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对网络教育的发展前景保持乐观，但是也不能忽视目前存在的问题，如学生支持薄弱、网络教育基础设施和学习资源大量重复建设、学习成本居高不下等。

（一）加强学生支持

如果说软硬件基础设施和学习资源等是网络教育的基础和核心，那么学生支持应该是网络教育质量的保障。学生支持包括学术性和非学术性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学习内容方面，后者包括技术、情感、经济等层面。有效的学生支持不仅能帮助学生及时解决学习中的困难，而且能帮助他们克服虚拟学习环境中的孤独感，增强存在感和成就感，提高学习动机，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在传统的教育环境下，从幼儿园到大学，学生的学习一直在有老师现场教导、学习目标明确这一个真实的社会环境中进行，学生习惯了这种学习方式。一旦他们的学习时间、方式、任务和进程等完全由自己控制，许多人往往会不知所措，他们还不能完全适应网络环境下的自主学习。在这种情况下，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网络教育，无论是学历还是非学历，都存在强调基础设施和学习资源建设，而忽视了对学生的支持服务。

（二）强化基础设施和学习资源的共建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