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经济形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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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美国经济在缓慢复苏中面临多重挑战

得益于奥巴马政府一系列刺激经济政策的实施，美国经济自2009年第三季度结束衰退以来，已实现10个季度的连续增长。2010、2011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分别达3％和1.7％。2012年4月11曰，美联储的经济形势“褐皮书”显示，今年美国经济继续以温和的步调增长。大多数地区新车销量强劲，一季度汽车销量创下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住房市场实现些许改善，多栋住宅建筑量上升。3月份美国失业率为8.2％，比去年8月下降0.9个百分点。个人收入和消费开支环比上升，储蓄率下降。整体通胀“适度”，3月份美国CPI环比上涨0.3％，扣除能源和食品后的核心CPI环比上涨0.2％。预计2012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在2％左右。

不过，美国经济复苏似已曙光在前，但乍暖还寒，难言乐观。从中长期趋势看，美国正面临五大棘手问题：

一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非农业部门失业率虽然有所下降，但相对数量庞大的失业群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数据显示，2011年底美国总失业人数达1310万，失业率连续38个月保持在8％以上，这是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并且隐性失业的百分比更高，长期失业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创造就业机会的三大产业汽车、住房和华尔街仍是美国经济复苏中的软肋，吸纳就业能力不足。

二是公共债务急剧膨胀，美国从2002财年开始出现财政赤字，近几年更是连连攀升。2009财年以来，美国财政赤字连续三年创下破万亿美元的纪录，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达8.6％。2011财年美国债高达15.23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极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100％。过高的债务负担将制约经济增长。

三是房地产市场难以较快恢复。房地产业是美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不但创造大量就业，也贡献巨额税收。尽管随着房价下降和房租上涨，房屋销售情况有所好转，但市场积压的止赎房屋打压了房价，也抑制了房屋建筑活动的进一步回暖。同时，由于次贷危机阴影犹存，购房者仍裹足不前。

四是收入分配不公。最近30年间，美国家庭收入虽然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调查，美国最富裕的1％人口的平均收入在30年间增长了275％，中产阶级的家庭收入同期平均增幅不到40％，而最贫穷的20％人口的收入仅增长18％。

五是医疗费用不堪重负。以医疗保险为核心的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联邦政府的税收或税收减免，民众承担着极其有限的责任。自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医疗费用上涨问题日益凸显，2009年美国在医疗方面的支出约占GDP的17.6％，到2018年将达20.3％，该比例仅次于国防与安全支出，越来越成为美国政府的沉重负担。

美国经济通过“蝴蝶效应”影响江苏发展

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其增长程度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虽然美国经济不断改善，但经济疲软还要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并冲击中国经济乃至江苏经济。

加大江苏出口需求增长的难度。美国是江苏第二大出口市场。2011年江苏对美国出口619.8亿美元，占全省出口额的19.8％。美国市场需求紧缩，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江苏出口。2007年5月开始，江苏对美出口明显放缓，单月增幅由当年初的51.9％剧降至年底的1.8％。2010年对美出口增幅虽回升至29.2％，但仍比全省出口增幅低6.6个百分点。2011年对美国出口仅增长6.3％，低于全省出口增幅9.3个百分点。对美国出口下滑，还将通过乘数效应和全球效应影响江苏投资和整体经济增长。

削弱江苏产品的出口竞争力。2007年以来，为恢复经济活力，美联储采取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到2008年12月联邦基准利率降至0——0.25％。2012年年初，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至少在2014年底以前，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到0.25％的超低区间。由于江苏企业在国际上很少有定价权，当美元贬值时无法通过提高出口价格实现利润，原本就微薄的利润也将随之减少。同时，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自2005年重启汇率改革后至2011年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累计达31％和26％。人民币升值将推高江苏进口规模较大的铁矿石、石化原料、纺织原料等产品价格，导致外贸企业经营难度加大。

挤压江苏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金融危机后，美国意识到不能依赖于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鼓励科技创新等政策，可再生能源及节能项目、智能电网等成为投资重点。江苏已确定在“十二五”期间培育发展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相似的转型之路，将不可避免地在市场竞争中“短兵相接”。与拥有高技能劳动力和先进装备的美国相比，目前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中下端的江苏产业竞争力无疑处于劣势。

成为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的受害者，美国由于经济复苏艰难，“需求内部化”的要求增强，导致其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江苏作为美国重要的进口来源地，也深受贸易保护主义之害。2011年，江苏遭遇新发起的反补贴、反倾销合并调查案10起，涉案金额16.8亿美元。2012年2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表决认定，中国输美应用级风塔对美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陸损害，此案涉及江苏企业170多家，涉案金额6400多万美元，约占全国涉案金额的一半。随着江苏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并且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与发达国家竞争关系逐渐形成，未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将会在新的行业或产品标准、竞争规则等方面做文章，使得双边贸易摩擦加剧。

大力提高抵御外部风险能力

——通过科技创新引领经济转型升级。为应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带来的挑战，江苏要充分发挥科教和人才优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深入实施产业升级“三大计划”，突出自主创新、突出高端引领、突出人才支撑。围绕做大做强重点发展的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技术领先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提高品牌经济比重。

——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夯实经济基础。国际金融危机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镜鉴，充分表明经济的良性发展需要实体经济支撑。要发挥江苏实体经济优势，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认真落实结构性减税等政策措施，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改善实体经济发展环境，不断扩大和创造市场需求。

——通过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稳定外需。把拓展国际市场作为稳定外需的首要任务，在欧美市场疲软的情况下，大力开拓中东、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以新的市场增量填补原有市场存量。积极扩大高技术、高附加值、自主品牌商品和服务出口，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攀升。积极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更好运用WTO规则保护，自身权益。

——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公平正义。要吸取美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中产阶级收入停滞的教训，大力实施民生幸福工程，以实施居民收入七年倍增计划为核心，以完善终身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养老服务体系为重点，大力增加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收入，实现城乡、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2篇

自2007年3季度起，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次债危机影响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全球通胀压力加大等多项因素的影响下，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各类市场面临风险加剧。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我市经济的影响整体较小，主要会对电子信息产业、旅游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和物价走势带来直接影响。国家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也将对北京市经济运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当前国际经济运行特征

（一）美国次债危机影响不断扩大

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截至3月初，初步估计全球次债损失已超过2000亿美元。沿着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金融创新延伸路径可以看出，全球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都被卷入其中。IMF在4月8日发表的最新报告中称，金融市场的危机正蔓延到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以外的领域。考虑到目前公布数据仅限于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内损失，资产负债表以外的与次债有关联的其他资产损失尚未公布，高盛预计全球信贷损失将达到1.2万亿美元左右。

（二）资源性产品价格高企，农产品供需紧平衡

2008年以来，原油价格不断走高，4月中旬，创出原油合约1983年开始交易以来的最高收盘价；在国际铁矿石基准价提高65%的影响下，全球钢材价格上涨已然出现；部分有色金属现、期货价格大幅攀升。玉米、大豆、油菜籽被用作生产燃料替代品的比例逐年上升，2007年世界粮食库存量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3月30日，作为全球基准的泰国大米报价达到每吨760美元，达到历史高点；交易商对欧洲和美国小麦市场进一步看涨的氛围较浓；Informa公司预计美国玉米结转库存将继续下降；美国农业部报告预计2008年全球大豆减产6.56%，且产量低于消费量。

（三）全球资本流向结构性调整

由于美元币值的升贬是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风向标，美元持续贬值将持续推动大量资金流向新兴市场，尤其是以投机套利为目的的国际游资将更加积极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也从2005年前以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仍随着次债危机的扩散，使得欧美等国投资面临巨大的赎回压力，短期内部分国际资本或将撤离新兴市场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大跌，给该地区金融市场带来巨大冲击。

（四）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增长动力多元化

由虚拟经济扩张带来本轮高增长的发达经济体增长集体明显放缓；虽然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受到信贷紧缩的影响，增长速度略有下降，但综合看来，仍能保持高于世界平均增速的较高增长；在高油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充裕的资本流动、强有力的本土需求的支撑下，中东与非洲保持快速发展，并有望成为2008年全球经济的亮点。世界经济呈现出：增长点增多，增长动力多元化的趋势。

（五）心理预期对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

2008年，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对未来的判断和预期，各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截至2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出16年来新低，英国为14年来新低。这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生产和市场预期，对经济增长、物价涨幅、就业等带来的影响日益显著。

趋势判断

当前世界总需求仍然较旺盛，仍处于18世纪末以来的第五个长周期的繁荣期，但是在次债危机影响不断扩大、资源性产品价格高企、全球资本流向结构性调整、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和人们心理预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大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面临滞胀风险，并可能导致本轮长周期的繁荣期提前结束。

（一）全球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

次债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和信贷紧缩风险增加，直接影响市场信心，全球“低成本资金时代”可能发生逆转；虽然，中东与非洲加速崛起，中、俄、印等新兴经济体经济的强劲增长，将部分抵消由发达经济体经济放缓对国际经济带来的影响，但综合来看，全球经济增长将继续放缓。

（二）全球通胀形势严峻

石油价格将继续在高位徘徊，粮食价格将继续上涨，主要原材料价格将继续上涨或维持高位，各项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将推高各国CPI。2008年1月份法国CPI增幅创12年来新高；日本CPI增幅创近10年新高；新加坡CPI增幅创25年新高；我国CPI增幅创11年来新高；俄罗斯CPI更是在2007年11月就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全球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

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对北京市的影响

国际经济降温将导致我国外贸出口增速明显放缓，增加了控制经济由偏快转向过热的有利条件；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大，加大了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向明显通货膨胀的风险。电子信息产业、旅游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和物价走势会受到直接影响，由于北京具有总部经济特征，所以地产业、银行业和其他金融机构受到波及后，会影响到我市的总部经济效益。

（一）国际经济降温将导致外部需求减弱，影响北京市产业发展格局

1、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人民币持续升值，将通过影响我市出口，进而影响到电子信息等产业

2月份我市对主要出口贸易伙伴东盟、欧盟的出口均出现下降，当月出口总额同比仅增长12.66%，分别低于前期和上年同期12.57和20.74个百分点。受此影响，外向型特征明显的电子信息产业增速明显放缓，1-2月，电子信息产业实现增加值增幅同比回落18.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增加值增幅同比回落11.7个百分点。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下，出口企业受到的影响仍将持续；电子信息产业生产增幅的回落，或将给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生产业带来一定影响。

2、信贷消费减少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外居民出境旅游，影响到我市的旅游业，但举办奥运会部分抵消这种负面影响

目前我市入境旅游者约有40%来自美日德英法等国家，受次债危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这些国家消费者出境旅游。考虑到入境旅游人数占来京旅游者的比重较低，再加上2008年举办奥运，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会很大。今年1-2月份，我市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增速为12.8%，增幅虽较1月份回落9.1个百分点，但仍高于去年同期和2007年全年6.1和1.2个百分点。

3、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增加了影响北京市金融业稳定发展的风险

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引起了全球股市下跌，股市调整会造成股民和机构对市场的信心不足，出现低价抛售，直接影响到股票等市场的资金面，进而影响我市金融业健康发展。资产价格的大幅下跌带来的资产价值的大幅缩水，会给我市金融机构带来巨大的损失，增加了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危机的风险。资本市场的不景气，会影响到我市居民财产性收入、企业的资产投资收入和政府财政税收，加大我市上市企业的融资难度。

4、游资的套利行为，不利于我市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2008年2月份，房地产投资累计资金来源中利用外资同比增长5.2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增长44.7%，均创出近年来新高。利用外资中外商直接投资占23%，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为投机游资的可能。从2007年北京市外商投资实际使用情况看，23%以上投向了房地产业，是所有行业中占比最高的。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与套利后的大量抽离将给我市房地产开发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房地产业的不景气将会影响建筑等上游行业的生产；通过增加贷款业务信用风险，影响我市金融系统运行；影响租赁中介等相关服务业的生产经营。

（二）全球通胀严峻，加重了国内输入型通胀压力，增加了价格调控难度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位运行，增加了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预期。原油、矿产是我市进口额中占比较大的商品，其价格高位运行必将引致我市MPI指数持续高位运行；我市工业增加值较高的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均是原材料和燃料高消耗产品和行业，因此，原油和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必将增加这些工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加大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压力；在当前PPI和MPI对CPI传导效果逐步显现的情况下，大宗商品价格走高也会直接推动我市CPI继续走高，共同增加我市输入型通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2008年2月份，我市CPI当月值同比增长6.6%，虽低于全国8.7%的平均水平，但也创出了近十年来的新高，进一步加大了价格调控的难度。

（三）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有利于我市吸引外资和我市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提高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为我市企业技术更新和走出国门奠定了有利的基础。人民币持续升值的预期，将会刺激我市企业对进口产品服务的需求，尤其是对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需求增加；中东与非洲地区经济的高增长和该地区巨大的发展需求，为我市企业对外投资开辟了新领域。

（四）心理预期的变化影响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正常秩序，引致居民和企业的非理性消费和投资行为

由于未来国际经济走势的不明朗和金融信贷市场的信用下降，引发部分居民和企业的非理性消费和投资。对国际经济前景的不确定判断，引致居民对我国乃至我市经济走势产生不乐观预期，进而引发居民对金、银等保值增值产品的大量采购。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谨慎预期，形成了股市将长期调整的预期，股民开始抛售股票。对全球通胀形势的悲观预期，增加了居民对我国和我市CPI将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出现了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囤积和对预期涨价商品的抢购等现象，人为造成的局部短期供需紧张，进一步推高了我市CPI，也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应对措施

（一）出口市场、产品多元化，进一步增加首都产业支撑门类多元化

目前，我市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增加了发达经济体需求变化对我市出口的影响力度。我市企业要放眼世界，可以尝试去中东、非洲、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开拓新市场，这将是我市企业开拓新领域的良好机遇。政府可以给与“走出去”的企业以一定的技术帮助和政策、财政支持。为应对欧美等国因经济发展放缓而带来的消费需求降低，我市出口企业应适时调整产品结构。近期，要抓住奥运商机，以延长文化产业的产业链为切入点，增加对有中国特色的，有关奥运信息的动漫、电影、电视、书籍、玩具、旅游等相关产品项目的生产和开发；并提高相关产品开发中的科技含量，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二）对逐利游资合理引导，加强监管

对预期大量外资热钱的流入，要予以密切关注。对于以FDI方式流入的外资，首先要加强对引入外资项目的审查，严格把关以防大量外资涌向股市、房地产市场进行套利；其次是要加强对FDI流向的跟踪核实；再就是对实际用途与引资时上报金额出入较大的项目单位给予一定的处罚。对于热钱，首先要主动合理引导，通过设置准入门槛、灵活税收政策等方式将其引向基础经济建设领域，例如基础建设和新兴产业，防止热钱过多流入容易套利的房地产等重要第三产业；其次是要加强对民间资本的统计，防止民间借贷活动由于缺少有力的信用抵押、担保，给双方带来损失；再就是要对已经流入的热钱加强监管，对流向异动的资金进行跟踪、举报，降低行业和企业可能受到的资本套利后抽离带来的风险。

（三）平抑物价要从供给上下功夫

第3篇

本文利用1979－2013年宏观经济数据和HP滤波的GDP与信贷数据，运用相关系数、共同周期方法和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了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实证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和协同关系，短期内GDP周期波动是信贷周期的格兰杰原因，而在长期信贷周期波动是实体经济周期的格兰杰原因，信贷规模变化有助于预测未来实际产出波动。因此，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设计需要重视金融要素与实体经济的耦合发展。

关键词:

金融周期;实体经济周期;相关性;协同性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出现持续下行的态势，出口放缓，以银行信贷为主要渠道的货币投放增加。截止2014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81.68万亿元，同比增长13.60%，较上年度的14.14%有所回落。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金融开放程度提高以及国内金融市场改革推进，在日益自由的金融环境下，金融因素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愈发明显，金融周期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动态关联程度上升，金融因素成为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因素(曹永琴和李泽祥，2009)。本文试图从信贷扩张与实体经济波动角度，来研究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之间的关联性，从而提出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建议。实体经济周期是指GDP、就业、收入、投资等实体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金融周期理论强调金融因素(包含金融摩擦、金融中介等)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邓创和徐曼(2014)认为，金融周期是指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通过金融中介传导而形成的与宏观经济长期均衡水平密切相关的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包括资产价格、利率、汇率、货币供给量、信贷在内的各类金融变量，在不同经济波动阶段上的变动态势。

而金融周期理论将金融市场因素(金融冲击、金融摩擦、金融中介)嵌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系统研究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相关作用、相互关联的内生机制的理论(周炎和陈昆亭，2014)。关于两类经济周期相互关联程度和关联机制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类是相关性研究。Claessensetal.(2012)对44个国家1960－2010年的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分析，发现信贷周期和经济周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相对于其他行业，金融体系中经济衰退和经济复苏时的波动幅度更大、波动更迅速。曹永琴和李泽祥(2009)采用动态分析方法，利用我国M1数据和工业增加值来考察我国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证实我国两周期之间确实存在动态的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值在0.1－0.5之间变化。第二类是冲击传递效应研究。Jermann＆Quadrini(2012)指出，企业盈利能力变化对银行资产造成冲击，并冲击整体经济波动。在美国近些年经历的三次萧条中，有两次主要是由于金融市场因素影响(Iacoviello，2013)。宋玉华和李泽祥(2007)认为现代金融周期的任何微小变化都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放大和加速作用对宏观经济产生巨大冲击，掌握金融周期的运行规律对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邓创和徐曼(2014)借助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中国金融周期波动对宏观经济的时变影响及其非对称性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周期波动先行于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周期长度大致为3年，且存在长扩张短收缩的非对称性特征;金融冲击的“产出效应”不如“价格效应”明显，金融形势好转所产生的加速效应比金融形势恶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何德旭和张捷(2009)通过研究资产价格泡沫与产出波动、信贷的超常增长与金融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指出现代经济的金融周期特征越来越明显，关注金融周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十分必要。很多学者从银行信贷角度来挖掘两类周期之间的关系。由于银行贷款是实体经济部门的主要融资渠道，因此贷款增长率对GDP增长的影响显著(崔小涛，2010)，商业银行信贷往往具有顺周期性，这种顺周期性会加大宏观经济波动(陈昆亭等，2011)。基于现有文献，本文拟从以下视角展开研究和分析:一是借助中国实际数据描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的变化;二是借助相关系数、协整检验、共同周期等指数和方法，探讨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之间的相关性和协同性;三是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剖析两类周期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并给出若干政策建议。

二、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现实描述

从现有文献来看，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的度量方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有H－P滤波法、ARCH族模型、指数法以及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等。本文首先描述中国实体经济总量与信贷规模总量的变化及其周期变化，并将在下一部分以相关系数ρ衡量两周期的相关关系，同时，借鉴Vahid＆Engle(1993)的共同特征方法识别两周期的协同性，最后，用格兰杰因果检验两周期之间的因果关系。根据文献对变量时间序列的趋势项处理，本文选取对数化和HP滤波方法来获得变量的周期性波动成分，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的周期波动成分作为金融周期的基准序列，记为IC，GDP周期波动成分作为实体经济周期的基准序列，记为IGDP，样本区间为1979－2013年。GDP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贷款余额数据来自《中国统计摘要》。由图1可见，我国GDP总量增长迅速，截止2013年，GDP总量为56.88万亿元，是1979年0.41万亿元的140多倍。预计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速将逐渐放缓，保持平稳发展态势，这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密切相关。美国近期非农数据和实际个人消费支出数据显示美国的就业形势转好，消费支出逐步增加，由此反映美国经济复苏的内在动力增强，将拉动我国外需增加。但欧洲经济依然低迷，虽然已经度过了债务危机最艰难的时刻，高失业率和低消费使得欧洲复苏内在动力不足。部分新兴经济体与中国面临类似的增长调整和结构调整期。国内实体企业由于融资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提高挤压了利润空间，产能过剩和需求增长缓慢使许多企业难以为继，实体企业陷入增长困境，同时，房地产市场自2013年暴涨后开始回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受房地产市场影响，2013年首次跌破20%。因此，在国内外经济形势影响下，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实现稳健型的增长，需要政府了解实体因素和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制定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来解决现实当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截止2013年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为71.9万亿元，是1979年0.21万亿元的近345倍之多。信贷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6.37%，而2013年美国这一比率约为359%。截止2013年，我国各项存款余额为104.38万亿元，可见，我国的信贷规模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政府出台一系列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2014年11月至今的三次降息，通过信贷扩张减缓经济下行速度，保证了经济的平稳增长。根据图2中HP滤波法得到的GDP和信贷规模的周期波动，按波峰至波峰划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体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完整周期和一个不完整的周期，分别是1979－1985年(时间跨度为7年)、1986－1995年(时间跨度为10年)、1996－2008年(时间跨度为13年)、2009年－至今。2009年至今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从3个完整的周期来看可以发现两个特点:第一，周期的时间跨度逐渐变长，预计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的周期也将持续10年以上，这可能跟市场结构、需求机构、产业结构等变化日趋平稳有关。第二，单个周期波动幅度逐渐变小。由信贷余额衡量的金融市场波动看(图2)，相比实体经济周期，信贷余额波动相对频繁，波峰往往滞后实体经济1－2年。自1979年以来共经历了4个完整周期和一个半周期，分别为1979－1986年(时间跨度为8年)、1987－1997年(时间跨度为11年)、1998－2003年(时间跨度为6年)、2004－2010年(时间跨度为7年)、2011年－至今。前4个完整周期，平均时间跨度为8年。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放贷能力提高、放贷意愿增强，信贷扩张支持投资，会拉动需求和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当经济衰退时，银行对放贷标准提高，信用紧缩，投资下降，经济增长疲软。因此，在金融周期影响下，经济周期波动可能比一般情况下波动幅度更大。

三、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相关性这里采用两时间序列之间的相关系数ρ来考察两周期的相关性。根据图2，两个波动序列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它们到达波峰和波谷的时间并不一致，信贷余额波峰的出现往往滞后实体经济1－2年。我们依据信贷余额波动序列的周期来划分相关系数的计算区间，依次为1979－1986年、1987－1997年、1998－2003年、2004－2010年、2011－2013年，考虑到2011－2013年周期的不完整性，以及时间间隔较短，可能会对相关系数的准确性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将其归并到上一周期里。结果如表1。由表1可见，在样本期内，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之间总体呈现一种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但系数值随时间呈缩小趋势。

(二)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根据Vahid＆Engle(1993)的理论，假如信贷余额和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认为两者所代表的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在长期内具有共同趋势。假如信贷和GDP的一阶差分具有共同的线性相关，就认为两者所代表的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在短期内具有共同周期，即在短期内具有共同的波动路径。若两项特征均具备，那么就说明这两个周期具有协同性。本文首先对上文得到的IGDP和IC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考察我国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即他们在长期内是否具有共同趋势;继而通过典型相关来判断共同特征向量的个数，由此断定两周期在短期内是否具有共同周期;最后以格兰杰因果检验判断两者在时间上的因果关系。1．平稳性检验。运用Eviews进行ADF平稳性检验的结果见表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IGDP和IC序列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所以两者均属于一阶单整的非平稳序列，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2．协整检验。应用Eviews建立VAR模型，经AIC和SC信息准则检验，选择滞后阶数为2，用Johansen协整检验得到结果如表3。无论是最大特征值统计量还是迹统计量都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者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之间在长期内具有稳定关系。根据共同特征向量检验结果，组合ΔYt和Wt存在一个共同特征向量，即可以找到一组参数使得ΔIGDP和ΔIC共同线性相关，所以，IGDP和IC在短期上具有相似的波动路径。由协整检验和共同周期检验可知，中国的实体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具有协同性。

(三)中国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的因果关系根据对信贷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周期成分的相关性和协同性检验发现，中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及协同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助Granger因果检验来判断两者在时间上的因果关系。选择置信区间为10%，滞后阶数为1－8阶，检验结果如表7。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当滞后阶数为1－6期时，IGDP是引起IC波动的格兰杰原因，而第七期开始则不是。当滞后阶数为1－5期时，IC不是引起IGDP波动的格兰杰原因，直到第六期开始IC才成为IGDP波动的格兰杰原因。这与之前所观察到的IGDP和IC周期波动中，信贷的波峰比GDP滞后是一致的。

(四)实证结果分析1．相关性分析。由相关系数检验发现，金融周期与实体经济周期之间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顺周期性显著，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是一致的。实体经济的繁荣会提高人们的乐观预期，促使投资者需求高涨，消费者热情高涨，而银行经营情况良好，也乐意提供高额贷款，因此信贷规模大幅增长。信贷的增长会进一步刺激投资，助长市场积极情绪，推动消费增长，从而增加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为实体经济增长带来活力。两周期相关关系随时间变化呈递减趋势，2004－2013年间两者相关程度下降，这可能与我国宏观金融监管政策有关。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逐步加强宏观审慎工具的应用来降低金融系统性风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2．协同性分析。借助协整检验和共同周期方法，我国金融周期和实体经济周期在长期内具有稳定关系，在短期内有相似的波动路径，具有较高的协同性，两周期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发展。3．因果关系分析。经Granger因果检验发现，在短期内，实体经济周期波动构成信贷周期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反映了实体经济繁荣或衰退会迅速刺激信贷规模增长或收缩。在长期，信贷周期波动是实体经济周期的格兰杰原因，信贷规模变化有助于预测未来实际产出波动。信贷高速增长经由资产负债表渠道、居民渠道等影响实体经济，信贷周期是否正常进入上升周期是宏观经济下一步走向的重要原因(巴曙松，2009)。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