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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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 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一、研究服务贸易中知识产权的现实意义

在货物贸易已经遭遇重重壁垒的今天，研究服务贸易这一潜力大、后劲足，发展空间大的贸易类型对拉动贸易额的增长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从服务贸易出口在世界总体贸易出口中的地位来看，据2012年WTO数据库数据显示，服务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例已经提升至20%左右。

但是，发达国家对于商品与服务进口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非关税壁垒以保护国内市场。国际上，服务贸易非关税壁垒多达2000多种，涉及多至12个服务部门、150个服务行业，其覆盖范围大，影响领域宽。在如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对于我国服务贸易影响最为深远的两个贸易壁垒分别为国际知识产权壁垒和国际技术标准壁垒。其中，发达国家利用知识产权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设置知识产权贸易壁垒这一手段最为常见。

知识产权壁垒是指一国实施或支持的，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义的，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的进口限制措施，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滥用法律垄断权，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合理障碍的其他措施。[1]

国际贸易中技术因素的增长，客观上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

因此，研究服务贸易中涉及知识产权的相关问题，对我国成功完成经济转型的发展，提升服务贸易竞争力，确保今后的科学发展有着未雨绸缪之意义。

二、研究服务贸易中知识产权的理论意义

1.形成国家竞争优势。知识产权属于波特钻石模型中的高级生产要素，随着经济的转型与升级，初级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比较优势不再像以前那么明显，而基于创新能力而形成的知识产权等高级生产要素则可以促进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转竞争劣势为优势。

2.贸易纠纷加剧，需要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保护。随着 TRIPs 协定的出台，各国纷纷对知识产权保护予以高度重视，导致的负面结果就是知识产权贸易壁垒增多，贸易纠纷频发。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 70%左右的出口企业遭遇知识产权相关贸易壁垒，美国著名的“337 调查”中已经结案的有80%以上投诉关键词为专利侵权。随着关税、配额等显性贸易壁垒的逐渐消除，以知识产权保护为由的隐性贸易壁垒开始凸显。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推出“知识产权战略”，其本质是打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旗号来垄断国际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想要提升知识产权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充斥着困难。同时，国际领域范畴内，知识产权产业冲突已经不仅仅涉及贸易与法律问题，同时也涉及到了技术、投资等多项领域。

三、知识产权与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我国服务业的主要优势在于成本低和劳动力充足，这就造成了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不合理，旅游、其他商业服务和运输分别是所占份额最大的前三项，其中旅游服务占了半壁江山，可见我国过分依赖自然禀赋的出口，并依然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为主。[2]而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如金融、通信、保险、商贸、电信、专利特许、咨询等新兴产业目前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出口比重明显偏低，出口结构有待调整、升级。这也反映出我国服务业总体技术水平和知识含量的欠缺，这些行业在我国服务业全面开放后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我国知识产权密集型的服务业进口增势远远超过出口，呈现逆差状态。

1.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少。品牌是公司的象征，它的知名度越大，说明其越为市场和消费者所接受，可以这样说，品牌知名度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出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然而，品牌的主要以商标的形式呈现，公司对于商标这一涵盖大量自主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的维护应该予以高度重视，从而可以获得持续性良性溢出效应——稳定的市场。

现实中，我国的全部外贸公司与企业，其中只有不到20%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同时，出口商品的货物总额中，少于10%的货物为自主品牌出口货物，这说明我国出口商品中大部分是贴牌产品甚至盗用国外品牌生产。那么在所有企业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品牌就更加少之又少。[3]根据2012年度《世界品牌 500 强》，中国只有23家企业上榜，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中国品牌难以满足不同市场的品牌差异化需求，国内已经成熟的品牌价值与品牌典范却无法成功复制到海外，因而无法有效地形成享誉海内外的国际知名品牌。

2.配套产业不发达、上下游产业体系不完善。我国国内的相关产业，如知识产权服务业，规模小：拥有知识产权机构约为700家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发展欠成熟阶段；数量少：仅占国内服务业规模数量的0.3%。

对于图书制品、音响制品行业这类的下游承载行业，虽然规模开始越来越大，但是就民间而言，能够在市场上有巨大号召力的企业少之又少，且虚拟化的代表高新科技的数字发展在国内仅有54家，无一例外处于起步阶段。

而上游支持产业，如金融投资服务产业，对于高知识产权含量的行业有着投资渠道狭窄的特点。社会整体的金融资产中，90%以上为银行资产，它们倾向于向具有官方背景的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融资。虽然知识产权产业化可以选择企业上市和债券发行进行融资，但是缺乏专业的指导和系统性的规范，融资难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相比国内，国外在知识产权等高科技产业有多渠道融资方法，如风险投资等，该项内容在国内尚属空白仍需努力。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没有予以满足，这同样不利于知识产权产业化发展。

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鼓励自主创新对提升我国经济结构、提升服务贸易对外地位具有积极意义，在某些高新科技产业领域甚至具有紧迫性。因此，国家要予以从行业、产业、协会等各个方面的重视与投入。

参考文献：

[1]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第1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武瑞玲.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与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关系研究[J]，经济经纬，2006

第2篇

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和科技的进步，知识资产日益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几乎涉及到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各个层面和领域。同时，服务也日益从货物生产中分离出来，单独向外游离，客观上形成了巨大的国际贸易市场。在WTO的法律框架中，对商品的自由流通、服务的自由流动和知识产权三种财产分别是由附件一A的货物贸易多边协定（GATT）、附件一B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及附件一C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来规范的。由于知识产权客体所具有的特殊性，使得知识产权与服务贸易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服务，其实质上就是人的行为。在服务贸易中有一小部分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能够在产业和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基本上都是知识型或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但是要提供这样一类的服务必须要有相当完备的知识和技能，这必须通过学习相关的知识才能够获得。根据“知识信息论”的观点，知识产权制度本身就具有行为规范的特征，知识产权在很大程度上能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规制，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才认为知识产权会对服务贸易产生影响。但是涉及到服务贸易问题时，则应当在他人获得劳动技能的权利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谋求最大的平衡。从另一方面来说，在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其所掌握的知识，而一国获取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技术服务贸易来获取。可见服务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促进知识产权的流转，实现其价值的。同时由于在服务贸易中多需要服务人运用自己的知识、技术、经验和有关的信息为需求方服务，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智力劳动。因而在服务过程中难免会产生相应的智力成果，当这些智力成果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时，就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因此，服务贸易的发展客观上也能促进知识产权产品的生产。

GATS协议对知识产权产生的影响

首先，GATS协议所力图实现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知识产权价值的实现。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实现其价值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进行市场交换。知识产权进行市场交换借助于两个渠道：对于知识产权产品所依附的载体具有独立的商业价值，而知识产权只是渗入到该有形商品之中，使得有形商品价值增值，其交换是伴随着有形商品的交换来实现的；而对于其所依附的有形载体不具有独立的商业价值或其价值微不足道的知识产权产品来说，则主要是通过服务贸易的方式来实现交换的。

知识经济替代工业经济成为新世纪的主要社会形态，必然导致各类知识的专业人才从原有统一的工业组织体系中脱离出来，形成独立的行业经营团体，这便是专业服务业。专业服务业由于含有丰富的知识价值量，因此被誉为知识经济的灵魂产业。专业服务主要依靠的是专业人士的个人知识技能为委托人提供的服务。而专业人员要获得个人知识和技能则必须学习相关的知识，如果人们不能取得获取劳动技能所必须的思想。这就不奇怪为什么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知识产权法都有“合理使用”的规定。但是，个人合理使用的确会使知识产权人收益减少，这实际上是一国法律在知识产权人个人收益与社会公益之间进行平衡的结果。

国际服务贸易的障碍或“壁垒”并非海关或关税，而是各成员方的国内法规对服务要素（资金、机构、人员等）做跨国流动时的阻挡或限制，因此，服务贸易的最重要的关口就是市场准入问题。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服务领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同时，各国在不同服务门类中的比较优势复杂，这就决定了服务市场的开放是逐步进行的。GATS第16条即出于这一目的，明确规定了成员方在“承诺表”中应当列明的项目。GATS“附件”里面专门规定了一个《关于本协定里提供服务的自然人的流动的附件》。这一附件处理了自然人流动到服务消费国后可能发生的移民或永久居留权等敏感问题。

其次，GATS协议所力图实现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可能会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革新提出要求。给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带来冲击最大的应当是信息服务贸易所带来的影响。目前出现的信息服务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提供信息的服务，包括音像娱乐制品服务、提供商业数据服务、提供软件服务等；另一种则是传递信息的服务，主要包括电讯、通信、网络服务等。这两种信息服务方式从不同的侧面都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革新提出了要求。

在第一种信息服务方式中，信息提供方向信息需求方提供了所需的信息，从信息需求方处取得约定的报酬，表面看来，信息提供者自己的劳动是得到了补偿。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能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对象的。由于信息具有消费的共享性，因此，如果信息提供者对这些信息不享有产权的情况下，第三方也可以同时使用这些信息资源而不需要支付费用。这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数据库的法律保护与软件的专利保护问题。无论是出于保护信息提供者在信息收集中的投资利益还是鼓励进行智力创作的目的，总之，存在着相当大的呼声希望能够对这类信息赋予知识产权保护，或者对某类信息给予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

第二种信息服务方式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贸易的形式越来越多地采用了电子商务的形式。电子商务主要是使用网络上的数据交流的形式来代替传统的商务交往形式，从而达成交易的一种交易方式。网络经济时代实际上是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因为在网络之上的信息太过于巨大，谁能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谁就能占领市场。因此，信息传递的方式在这种经济交往中也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新一轮WTO谈判将电子商务问题列入谈判的议题也许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问题。

我国应当采取的应对策略

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竞争的需求而导致的跨国公司经营的国际化，已经使得服务业跨国投资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重点，使得服务贸易中商业存在方式成为最重要的服务贸易方式，服务贸易与服务投资已经发展到密不可分的地步。使得服务贸易往往也与投资问题联系到了一起，所以，需要采取措施完善有关投资等方面的规定。

一、TRIMs协议要求修改我国有关外国投资法的规定，鼓励外国投资者以先进的、我国急需的专利技术以及其他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知识产权作为资本到我国进行投资。产权法规定某项财产权益的归属，而投资法则规定某项财产能否作为资本进行投资收益、以及投资收益的大小；产权法只是规定能够进行投资的前提条件，而投资法则是规定投资流向的主要因素。我国应当根据TRIMs协议，对与其精神不符的投资法进行修订，充分利用协议允许采用的措施大力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并制定相应的法律措施制止外国投资者利用知识产权所具有的行为支配性特征从事的限制性商业行为，以求在最大程度上将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与引进先进技术的目标结合起来。

二、分利用乌拉圭回合有关补贴措施协议允许对R&D进行补贴的规定，改革我国政府补贴的方式，加大对我国技术创新的投入。我国在加入WTO的前后，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进行了修改，基本上已经与国际水平接轨。但是，对于一些市场严重失灵或关键性技术领域及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解决的重大技术问题，则需要政府部门投入资金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或者由政府主持研发。同时，在目前的技术链中，我国企业大多处于下游水平，通过外国的跨国公司相比远为落后。因此，企业需要政府对企业的R&D活动进行支助。不过，我国政府在对技术创新提供财政金融支助作为激励措施的时候，应当根据关于补贴措施协议中的有关规定，积极应对红灯和黄灯条款的挑战，充分利用绿灯条款的机遇加大我国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支持。这样，我们才能在遵循国际规则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激发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潜力。

第3篇

(一)模型构建本文的计量模型是基于Coe和Helpman(1995)的国际R＆D溢出模型(简称CH模型)构建的［3］，由于我们试图把服务贸易进口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三类，而且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来研究三类服务贸易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因此我们构建的计量模型如下。其中，TFPit为运用不需要事先假定具体生产函数形式的DEA方法计算而得。RDd，sit为剔除了经济规模因素的本国R＆D资本存量;RDf，mer，sit、RDf，l，sit、RDf，c，sit和RDf，t，sit分别为剔除了经济规模因素之后的通过货物贸易进口以及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与知识密集型①服务贸易进口渠道获得的国外R＆D资本存量;mmer，sit、ml，sit、mc，sit和mt，sit分别为一国的货物贸易进口存量和三类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存量占该国GDP存量的比例②;IPRsit为知识产权保护;IPRs2it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平方项，用于研究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增强，国内R＆D投入、货物贸易进口以及三类服务贸易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α0，it，…，α15，it为拟合系数;δit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1.RDd，sit、RDf，mer，sit、RDf，l，sit、RDf，c，sit和RDf，t，sit。这5个变量的测算包含两步:第一步，分别计算国内R＆D存量以及通过货物贸易进口和三类服务贸易进口溢出的国外R＆D存量;第二步，把计算出的各种R＆D存量除以GDP，获得相对指标。在第一步中，本文使用了永续盘存法，起始年度的存量计算公式为S=A0/(g+δ)，S表示存量。表示起始年度的流量，g表示变量从起始年度到2012年的平均增长率，δ表示折旧率，本文涉及的所有折旧率均以常用的5%计算。RDd，sit的计算直接利用统计数据即可，对于RDf，mer，sit、RDf，l，sit、RDf，c，sit和RDf，t，sit则须考虑国际间的溢出。为此，我们借鉴了Lichtenberg和vanPottelsberghe(1998)的测算方法(简称LP法)［13］，而且考虑到某一期的国外R＆D溢出在后面各期依然会发挥作用。同时我们注意到目前难以获得服务贸易的双边统计数据，只能获得一国对全世界的服务贸易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所以，我们最终将计算公式修正为。3.IPRsit。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算，借鉴了唐保庆等(2011)的方法［4］。计算该变量的数据来自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站。接下来本文将分别基于中国1994—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27个OECD国家①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以上计量模型进行拟合。

(三)检验结果与分析为了能够使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供中国借鉴和学习，我们分别运用中国数据和27个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并且进行对比研究。1.中国数据的拟合结果。(1)国内R＆D投入未能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一结论与Coe和Helpman(1995)等人研究的结论不同［3］。据调查，大量的企业仅仅满足于眼前良好的发展状况而不愿意承担研发投入的风险，低成本发展的原有路径一直是企业试图保持的优势，这导致整个经济部门的技术水平未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控制了知识产权保护因素之后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R＆D投入的协同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国内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一方面受到R＆D投入强度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2)货物贸易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原因之一，在当今的全球国际分工格局下，尽管某些进口品(尤其是中间品和资本品)可能具有较强的技术属性，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的保密意图致使中国很难在最为核心的技术层面上操作。原因之二，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本地企业会进行激烈的竞争，前者在东道国所产生的竞争负效应可能超过了技术溢出正效应。在控制了知识产权保护因素后发现，货物贸易进口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效应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说明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货物贸易进口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但是在控制了知识产权保护及当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增强，货物贸易进口对TFP的非线性影响因素时，其回归结果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并不是很稳定和显著，我们认为一方面原因是前文所说的跨国公司控制了进口品的核心技术环节，另一方面可能在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3)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和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均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由于劳动密集型服务品主要表现为本国居民的出口旅游，其中包含的技术含量较低。资本密集型服务品主要表现为运输服务，它的特点是资本投入量大、技术含量低，而且运输服务难以深入地融入到国内上下游产品的价值链中，所以很难促进进口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控制了知识产权保护因素之后发现，两类服务贸易进口依然未能和知识产权保护产生协同效应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见，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一直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但是技术属性较弱的服务品进口对不断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不敏感，无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4)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服务业是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品更是服务业中高科技、先进理念和知识的典型代表，中国对此类服务品的进口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自主研发和探索的弯路，节约了大量的物资、人员和人力资本投入，最终显著地推动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控制了知识产权保护因素之后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同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的协同效应依然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且在1%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品的科技含量较高，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敏感度高于低技术水平的服务品，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从规模上鼓励了此类服务品的大量进口，而且也有助于提升其内部的技术结构，使得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能够与不断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形成较高的匹配性并且产生协同效应，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国内R＆D投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了倒“U”型特征的“先扬后抑”的作用。由此可见，欲使知识产权保护分别和国内R＆D投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共同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那么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必须适宜，以便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向传导机制，降低反向传导机制的不利作用，否则只会适得其反。模拟结果显示，当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达到5.815时，国内R＆D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达到最大化，这也是以国内R＆D投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目标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此外，当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达到6.084时，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作用达到最大化，这是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目标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根据计算发现，2012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5.349，与两个最适强度均存在一定的差距，可见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国内R＆D投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时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之所以前者低而后者略高，可能的原因是国内R＆D投入仅仅是国内行为，而服务品进口则属于跨国活动，它与国内活动相比需要克服市场准入和人员跨国流动等贸易障碍，只有在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下这种产品才能够进入进口国市场，知识产权保护的市场挤出效应和垄断势力效应也会推迟出现。2.OECD国家数据的拟合结果。用OECD国家数据的拟合结果与用中国数据的拟合结果绝大部分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OECD国家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平均强度已经超越了最适强度。模拟结果显示，这些国家在2012年的平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6.486，而国内R＆D投入以及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时所需要的知识产权保护最适强度分别为6.227和6.278。也就是说，OECD国家目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已经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这与Scotchmer(2004)的研究结论相似，Scotchmer(2004)认为发达国家在推进技术创新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不应当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而应当重新判断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是否已经过强［15］。

(四)稳健性检验由于我们最为关注的是中国国内的R＆D投入、服务贸易进口分别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而且考虑到以上回归结果可能具有偶然性，所以分别通过改变指标选取以及考虑滞后效应的方式来做稳健性检验。在指标选取方面，我们借用韩玉雄和李怀祖(2005)的方法重新计算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16］;在考虑滞后效应方面，国内R＆D投入、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分别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同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故分别选取一阶滞后和二阶滞后来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来看，三种不同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原始回归结果十分相似。从稳健性检验的三个结果的平均值可发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强度(4.126)尚未达到国内R＆D投入所需的最适强度(4.302)，也未达到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所需的最适强度(4.329)。进一步观察发现，国内R＆D投入所需的最适强度都小于技术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进口所需的最适强度。

二、结论与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