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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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事实上，对于上述问题已有学者提出并回答过，但他们主要是从中国的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的角度来分析的[3]。这种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却因片面强调主观因素而略显历史唯心主义倾向。还有些学者尽管强调了经济、阶级等客观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而流于空泛。郑和的航海属于实践活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这正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目的实际上是利益的表现形式，是主体对自身利益的判定结果，说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内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体的目的一定要与自身的利益相适应，正确地反映利益。这样对主体实践活动的分析就由对目的的分析转化成对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笔者尝试使用演绎法，以政治学理论中有关利益的阐释为大前提，以历史材料为小前提，对上述问题做出解释。

一、政治学理论中关于利益的阐释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课题，一般既包括哲学伦理学含义又包括经济物质含义。利益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利益总是人的或由人组成的组织、集体的利益，没有人根本谈不上利益问题。“按照的论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个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过程。”[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为一种高级的生物体必须要新陈代谢，要与外界（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人是有意识的，人的需要除了随人的生理变化（主要体现在年龄的变化上）而变化以外，又随人的意识以及在意识支配下的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又具有主观性，这是人的需要与动物的需要的显著区别。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

按主体追求的目标和层次，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它们以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这两个需要客体为表现形式，其中物质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仅有需要不行，关键是需要的满足。需要的满足本质上是人们以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而“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7]为了满足需要，人们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产生了一定的联系，形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处于基础和决定地位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它直接影响着其他关系的形成和发展。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区域化，而且还支配着用以满足需要的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客观地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具体而言，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就转化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了。这样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产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们的需要完成了社会转化、客观化，从而利益产生了。因此，“所谓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8]“利益既是一个物质范畴，也是一个关系范畴，具有社会性。”[9]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系范畴，“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10]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联系，即只有与实践相联系才能转化成利益。实现了的利益便会转化成手段，并使主体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义上说，满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会关系是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会关系是利益的本质”。

决定于生产方式的利益是客观的，但对它的界定却具有主观性，对利益的判定结果或者说界定了的利益就是目的，因此，主体的目的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它以客观利益为中介与生产方式产生联系。目的只有正确地反映利益才能实现并扩大利益，继而产生新的目的、新的实践，形成循环，否则就会妨害利益，导致原有目的的改变或取消。这样要回答本文篇首提出的问题，就必须考察一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否正确反映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否与利益一致。

二、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分析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比较典型的观点有：寻找被明成祖篡夺了帝位的建文帝[11]；“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2]；“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13]“通好它国，怀柔远人”[14]；“谋求内外稳定”[15]；联合他国围堵帖木儿[16]；经济目的说；[17]另外还有满足统治者对奇珍异宝的需求，加强文化交流等说法。综上，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上的。

踪迹建文帝之说，略显牵强，有点高估被公认为“仁柔少断”的建文帝了，如果真的有这个目的也是次要目的。其实，“这种说法在明代已有人提出怀疑之言”[18]。“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说，实际上是把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混同于目的本身了。“《明史》云：‘……（郑和船队）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藩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19]而“谋求内外稳定”义同“巩固政权”，是万能的说法，当然有一定正确性，但太过笼统。郑和航海远达非洲，因此围堵帖木儿说也缺乏说服力。而至于经济目的说，搜寻奇珍异宝说，加强文化交流说等，则是把主观目的造成的某些客观结果、产生的副产品同目的等同起来了。

笔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政治上的，具体而言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扩大封贡体系，形成“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宏伟局面，说得委婉一点就是“恢复发展和开创同西洋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外交关系”，“通好它国，怀柔远人”。一定程度上，如梁启超所说：“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20]

建立封贡体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需要。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近代以前，世界领先、历久不衰，华夏民族因此早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文化优越感在对待异族它邦上，则具体表现为“华夏中心意识，也称中国中心观或‘天朝心态’”。[21]华夏中心意识包括地理中心和文化中心两层含义。中国为尊的居高临下心态以及华夷一统，“四海一家，化被天下”，的大一统观念自然就成了这种“华夏中心意识”的必然逻辑结果，“四夷宾服”、“万国来朝”、“天下共主”，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需要，因为人们视此为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强盛的标志。封贡体系（又称朝贡制度）就是在上述一系列主观意识支配下，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儒家礼治思想，以及由之决定的“柔远存抚”、“厚往薄来”为工具或原则而产生的客观结果。

历史上中原华夏政权的宗主地位受到挑战乃至被取代的情形并不鲜见，最明显的例子是蒙古统治者南下中原，建立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元朝的统治者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因此在对待朝贡国上，以武力取代怀柔，取代文化上的“化”，转而进行压服，不时干涉其内政，而且“蒙古统治者尤重朝贡的物质利益”，“朝贡制度较以往更具君臣主从关系的实际内涵，朝贡的礼仪性降到次要地位”。[22]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对封建传统一仍其旧，将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到极致并恢复、发展了因元朝灭亡而中断的宗藩关系，完善了封贡体系，使其手续更加缜密，组织管理更为严格。但“洪武末年，多数海外国家已久不来贡，与明廷十分疏远了”。[23]通过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政权的明成祖新登宝座时，“前来朝贺的只有朝鲜等少数国家的使臣”[24]。因此，为了加强其政权的合法性，巩固其统治地位，他对封贡体系较之其父更是情有独钟，“其外交政策的核心仍是‘锐意通四夷’，广招海外国家前来朝贡”。[25]郑和下西洋就是为着这个目的而进行的：“明成祖即位，多次派遣宦官，出使亚、非诸国，招徕各国使臣入贡，开拓贡使贸易。宦官郑和几次出使。”[26]“郑和携带成祖诏谕诸国的敕书，去各国开读，并持有颁赐各国王的敕诰和王印。”[27]明成祖御临的明朝宫廷宴会上曾响起这样的歌声：“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庭，朝人圣。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28]

因此，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恢复、巩固、特别是拓展封贡体系。

三、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主体之利益的一致性分析

那么，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巩固并发展、扩大封贡体系这一目的与其利益是否相符呢？

利益总是与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而其中最重要的、起决定性、基础性作用的是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明成祖作为一国之君、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其根本利益应该是也只能是维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种经济关系。对于统治者来说，对外政治关系应该是为内部社会关系的稳定服务的，不能以损害国内社会关系的稳定为代价。从长远看，对外政治关系也应建立在某种对外经济关系之上，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否则便不会长久。

而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试图恢复、巩固并扩大封贡体系所采用的方式用现代话语来说是“胡萝卜加大棒”。“厚往薄来”的胡萝卜政策无异于古代版的金钱外交：“携带大量金银、铜钱，运载大批货物作为赏赐”[29]以换取对明朝“天朝上国”地位的认可。为使它国宾服，实施军事威慑，挥舞一下大棒，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大棒的挥舞是必须要付出经济代价的。对大明的陆上临国挥舞大棒，耗费的金钱不会很多，是比较实际的考量，因为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即可到达。但若耀兵海外，这在当时来说可是非同寻常的事。首先，军队人数要多、船队要大，否则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其次，历时久长。运动空间的扩大必然伴随时间的延长。因此，在海外挥舞大棒的流程：造巨船、修巨船、向大批船队人员提供长时间的给养、对归国船员的丰厚赏赐等，是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的。[30]总之，郑和下西洋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经济代价是巨大的。

不过，分析目的与利益的一致性，不但要看实现目的所付出的代价，更要对目的达到后所获得的收益与成本（代价）进行比较。封贡体系本质而言，是一种对外政治关系，但这种政治关系是特殊的政治关系，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与之相适应的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的。经济上的朝贡贸易（对外经济关系）和礼仪上的册封是封贡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封贡体系因此得名。它着重“追求的是君臣主从关系的名分或形式，彼此之间等级的高低、地位的尊卑，仅仅在朝贡文书和朝贡礼仪中有所反映”。[31]在封贡体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被颠倒了，成了政治决定经济（形式上的主从关系是朝贡贸易的前提）。正因为被颠倒了所以又被歪曲了：朝贡贸易无非是“厚往薄来”，“倍偿其价”，损己利彼的交换。“这种贸易不仅不抽关税，而且明廷对于‘贡品’也是付钱的，往往比市价高得多的钱。”[32]外国学者也认为：“朝贡制度的主要负担在于‘接受者’。”[33]“明朝政府在回赐、赏赐方面，一贯遵循‘厚往薄来’的原则，尤以永乐朝为最。”[34]诚然，万国来朝[35]，宗藩体系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增加皇帝的亲和力，从而有利于稳定国内政治关系，甚至可以起到“柔远人以饰太平”的作用，对明成祖来说也可谓是收益，是利益。但是，物质利益或者说经济关系才是最根本的利益，当这种对外政治关系的取得和维持导致国库空虚，使统治者缺乏统治资金时，它就成了明朝的负担了，乃至损害封建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从而成了危及明朝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因素了。财政负担的加剧必然对经济、政治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威胁明朝既得利益者——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从明朝封建统治者的角度看，郑和下西洋所付出的成本远大于收益。非但如此，郑和下西洋使“进一步发展海外贸易的民间呼声日益高涨和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36]这无疑会触动特别注重加强中央集权的明朝封建统治者的神经，因为这威胁了他们的统治秩序、社会关系，从而有损于他们的根本利益。

明朝作为典型的封建社会具有天然的封闭性和保守性，明成祖把封贡体系扩大至万里海疆这一目的，反映的是其要显示自己是“天命之子”的一时之需，这种需要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基础，无法同民间的对外贸易需求有效地结合起来[37]，缺乏持久的不断发展的经济动力，对封建统治者来说，是主观虚幻的需要，不构成利益的基本内容，因为“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38]需要本身并不是利益，需要只有同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成为利益。而在明朝封建制度下，统治者是缺乏满足扩大封贡体系至万里海疆这种需要的手段的。封贡体系重名轻实，所体现的具有真实内涵的政治上的臣服，仅包括朝鲜、安南、琉球、占城等少数国家，且不是从一而终。而且“在数量众多的所谓朝贡国中，偶有一二次朝贡记录的国家并不在少数，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招徕入贡的海外30余国多属此类，随着下西洋活动的结束，这些国家断绝了与中国的往来”，[39]因此，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没有被真正纳入封贡体系。

对以明成祖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而言，建立封贡体系本身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但是明成祖没有把握好“度”的问题，它所追求的封贡体系，在范围上是不自量力的，与之相联系，在朝贡国的选择上是盲目的，在结果上是得不偿失、自欺欺人的，因此是对自身利益的误判，是与其根本利益不符的目的。

四、结语

由于华夏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天朝心态”，因此，一般而言，建立本质上属于“礼治外延”因而与统治合法性密切相关的封贡体系，是每一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但是需要不等于利益，需要只有与能够满足需要的手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利益。因此，封贡体系的范围必须有个度。明成祖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极力拓展它，是超出了这个度的。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阶级或集团的目的，只有符合当时的历史进程并具备现实手段的时候，即只有与利益相一致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虽然他们凭借他们所拥有的经济力量和国家机器，使他们的某些反历史发展的目的暂时地，甚至是表面上地如愿以偿了，但又总是引起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关系、利益关系的变化，以致这种目的最终被历史发展进程所否定。郑和下西洋就是这样，它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而又被中国封建社会所扼杀，没有也无法形成前后相继的局面。因为，在明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进程并没有走到尽头，因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只出现过体制内的异己力量而不曾出现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没有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40]……如果没有来自西方（后来还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封建制度的沉重打击，中国封建制度自行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将是一个非常艰难、非常漫长的过程”。[41]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取消原有目的，停止下西洋并继续厉行“海禁”。

注释：

[1]从人员和规模上看：“郑和首次出使，率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修造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六十二艘。”参见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从航行范围上看：“‘涉沧溟十余万里’，遍及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参见万明著：《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朝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从技术水平上看：郑和船队“除充分利用风力外，还娴熟地运用罗盘针和天文地理知识，准确测定方位和航向”。参见马超群：《郑和船队首次环球航行的可能性》，《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60页。

[2]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3]如：张箭：《地理大发现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版，第54-57页；张附孙：《郑和为什么没有继续西航》，《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4]如：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宋正海：《科学历史在这里沉思——郑和航海与近代世界》，《科学学研究》，1995年第3期；王佩云：《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重新认识郑和》，《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5]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7]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9]郭树勇、郑桂芳，《国际关系思想》，军事谊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10]张江河，《论利益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

[11]如：“欲踪迹之，……命和……等通使西洋。”引自《明史》卷304，《列传》192，《宦官》。

[12]同上。

[13]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页。

[14]范金民：《郑和下西洋动因初探》，《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15]同上，第281页。

[16]如：“目的为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联合阵线以来围堵帖木儿的扩张，并牵制其进攻中国的行动。”引自钮先钟：《从明朝初期战略思想的演变论郑和出使西洋》，见《郑和下西洋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1年11月印刷，第18页。

[17]如：“提出郑和下西洋目的主要是经济目的。”引自黄慧珍，薛金度：《郑和研究八十年》，《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18]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版，第314页。

[19]周谷城：《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4页。

[20]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2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89页。

[22]同上，第55-56页。

[23]冯天瑜：《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页。

[2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25]同上，第64页。

[26]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3页。

[27]同上，第84页。

[28]参见《明史》卷63，《乐三》，转引自罗仑：《论朱棣赋予郑和的外交任务》，《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第二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29]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4页。

[30]关于下西洋的耗费及其产生的经济、政治后果的具体情况可参阅陈炎著：《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182页。

[31]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宋正海、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载《郑和研究资料选编》，人民交通出版社，第450页。

[33][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严撷芸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07页。

[34]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当一批入贡者是郑和接过来甚至送回去的。如：“当郑和回京时，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使臣也随船同来，到京师入贡。”引自蔡美彪、李洵、南炳文、汤刚著：《中国通史》（第八册），人民出版社，第85页。

[36]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37]“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被其后继者沿袭下去”，由官方完全控制的朝贡贸易是明朝“连通海外各国唯一合法形式”。引自冯天瑜等著：《中华开放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3页。

[38]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39]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第2篇

关键词：严复；政治学思想；内在理路

萧公权曾说：“(严复)《政治讲义》真可谓清末之第一部政治科学著作。”在中国，严复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式的经验理性、通过对政治制度的追根溯源来系统地思考政治变革和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他比较罕见地沿着经验主义路向、遵循实证主义方法、独立地思考人类(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和社会问题，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政治学思想。虽然，除了《政治讲义》之外，他并没有系统的政治学著作，但是，从大量的译作、按语、论文和书信中，仍然可以发现他政治学思想的潜在体系，可以找到隐含的内在理路。

一、天演论和人类社会起源

天演论是严复政治学说的基点，它是严复吸纳并改造斯宾塞、赫胥黎社会进化论思想的产物。严复试图用它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问题，也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各种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起源和演进问题。

严复认为，宇宙万物都由“天”演化而来。“天演”就是宇宙和自然生生不息的演化历程。天演的基本法则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各种生物自产生之后，它们之间就展开了激烈的生存竞争。由于人类对环境最有适应能力，于是就逐渐成为地球上最有竞争力的物种。同时，人群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在《天演论》按语中严复说；“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而“群肇于家，其始不过夫妇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联益固，生齿日蕃，则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乃愈益备。”也就是说，群体和家庭是自然衍生和发展之物。接着，家庭组织日趋稳定，人群日益成熟，人类社会就随之出现并日趋复杂化。

二、政治制度的起源及其各种形态

政治关系、政府、国家和政治制度的起源等问题也同样以天演论来加以解释。

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有些能力比较强的人(体力或脑力胜于他人者)脱颖而出，于是他们就成为人群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种组织与被组织及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严复看来，就是政治关系的雏形。在原始人群和部落中，就已经存在着这种关系。在部族的生存竞争和部落联盟的扩大之中，政治关系不断稳定化，政治权力不断扩散。于是，稳定的组织和管理机构出现了，政府的雏形也就随之出现。当成熟的政府出现之时，国家也就出现了。国家是天演的产物。严复说；“今之国家，一切本由种族，演为今形，出于自然，非人制造。”他一向反对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契约论，认为契约论是一种先验臆说。

国家和政治制度不断演化，发展成为各种形态。对此他又有比较详细的分类。按照政府的成熟程度，国家可分为“深演”和“浅演”两种。“浅演”国家又分为“宗法国家”(tribe)和“神权国家”(theocracy)。“深演”国家才算是自然成熟的“真正国家”(stare)。“宗法国家”、“神权国家”和“真正国家”因国家内部的结合比较有机，所以可称之为“自然国家”。此外，还有内部联系不紧密的“非自然国家”。按照政府的具体形式，又有countrystate(域邦国家)和citystate(城邦国家)之分。而countrystate可分为Federate(联合制)国家和Unitary(单一制)两种。联合制国家又分为Staatenbund(邦联制)和Bundesstaat(联邦制)两种。联合制国家则可分为Centralized(中央权力较重)的国家和Decentralized(地方权力较重)的国家。等等。这些分类直接借用了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并无多少创意。但是，它为进一步分析政治制度的演化规律作了经验知识上的梳理和准备工作。

三、政治制度的演进

严复认为，生存挑战是一国政治制度演化的契机。但是，如果生存挑战过于严酷，超过了一国应对能力的极限，则该国可能会因此而衰弱甚至消亡。如果挑战比较适度，则有利于该国生存能力的增强。适度的生存压力可以使一国国内“机关渐完，团体弥固。”外患深浅与一国政治制度的疏密有这样的关系：“凡国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其外患浅者，其内治疏。”在不断的挑战和应战中，一国的政治制度就可以由浅而深、由简单向复杂、由幼稚向成熟不断演进。

地理因素对政治制度的演进也有很大的影响。相对隔绝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国家的生存，有利于保持该国原有政治制度的稳定。例如，在中世纪的西欧，在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上，存在着许多独立的城邦制国家。相反，中国的黄河流域因为地势平坦，所以那些星罗棋布的诸侯国很快就被兼并，因此中国很早就完成了统一。他说，中国“北起龙庭天山，西缘葱岭轮台之限，而东南界海，中间方数万里之地，带河厉山，浑整绵亘，其地势利为合而不利为分。故当先秦、魏、晋、六朝、五代之秋，虽暂为据乱，而其治终归一统。”而欧洲的情况则相反。在中世纪的欧洲，十几个国家“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此其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特殊的地理分割使欧洲各国长期处于适度的生存挑战之中，迫使它们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各项制度，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在近几百年中进化到全球领先的水平。究其原因，他认为“虽日人事，抑其地势之华离破碎使之然也。”

严复还认为，政治制度演进的程度取决于社会演进的深浅。社会演进程度越深，则政治制度就相应地更加成熟。他说，“天演之阶级愈进，将政府之机关愈密，不但愈密，亦且愈灵。”通过分析历史上已有的和现存的各种社会形态，可以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初级的社会形态是蛮夷社会(或称图腾社会)，比它高级的社会形态是宗法社会，更加成熟的民族和国家(如欧洲各个民族和国家测已经进入到现代社会”，西方现代社会是目前最为成熟的社会形态，因此，民主制度是目前最优良的政治制度。

四、政治制度生存和演进的复杂条件

政治制度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众多复杂的条件。严复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又借鉴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斯宾塞以社会有机体论来分析社会分工问题，而严复则用它来考察政治制度的生存和演进规律。严复认为：“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质干根菱，而后有其支叶华实。”这里，他将整个社会比喻为生物有机l体，而政治制度只是有机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又说；“治制之立，其法度隆污不同，要皆如桥石然，相倚相生，更其—则全局皆变。”这个比喻还是说明政治制度与社会整体中的其他部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的关联盘根错节，牵一发则动全身，如要对某项制度进行变革，则“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总之，任何一项制度都必须依赖于社会有机体中的其他部分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任何一种制度变革也必然牵涉到整个社会制度的演变。社会有机体论是理解严复文化思想和政治学说的关键所在。

五、渐进主义的政治变革

依据天演论，一个国家在面临生存挑战时，它的各项制度必须向优化的方向演进，否则就会被淘汰，因此，政治制度的优化变革乃大势所趋。但是，依据社会有机体论，则政制变革又不得不谨慎从事。

任何一国的政治制度都与该国的其他制度和社会条件处于有机的联系之中。而这些关联非常复杂，无穷无尽，很难被认识所穷尽。经济、文化、社会习俗和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都是政治制度生存和演进的条件，所以，政治制度变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在社会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将先进的政治制度植入另一个完全异质的落后的社会有机体中，那么，新被植入的政治制度必然很难存活。这样的政制变革不仅不能成功，反而有害。他说这样做“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干里焉。”堪至还不如让牛老老实实地耕地。所以，严复强调，人们在进行政制改革时不可无视本国的社会和历史条件。这些复杂的社会条件是一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无法超越的集体经验。

对于新旧制度转型的历程严复有一个形象的描述。他说，新制度兴起之后，就像激流一样，奔泻而下，势不可挡，经过一段急湍之后，就会平静地畅流千里。而激流阶段就是制度转型中的危险期。对于这种危险严复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颠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激进的政治变革必然要废止旧的政治制度，而新制度如果与社会现实不协调，则原本还勉强可以维持的社会秩序必然崩溃，社会反而会更加混乱。激进的变革，就象对病人膏盲的病人下了一剂猛药，不但不利于国家的康复，反而会加速这个国家的衰亡。所以，严复认为，虽然新制度的胜利是必然的，但旧制度在特定阶段也有其合理性。

政治变革是由人来实现的，严复并不否认人在政治制度演进的能动作用。但是，他又认为，不可夸大人在政制演进中的作用。人只能适应环境，根据环境所提供的条件来推动政治制度的变革。因而，稳健的制度变革是严复的一贯主张。他说，在新旧制度斗争的“急湍河段”应以疏导为主，“治水之功，当利于疏凿。”又说：“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而引导人们进行稳健的制度变革的历史重任，在严复看来，就落到那些通达事理、智识超群的精英们(所谓明者、能者和圣人)的身上。他们的作用，就是认识国家和社会所处的历史条件，认清发展的方向，把握时机，稳健地推进本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这就是，“能者当事，仅能迎其机而导之耳。”一言以蔽之，严复的改革观是渐进主义的。

六、结论

第3篇

对“现代世界如何诞生”的思考实质上是理解当前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前提，而对这一问题玛丽•伊万丝侧重于从“技术”层面给予回答，麦克法兰则除了技术之外，看到了人们对“财产权的态度”以及“对利润最大化、对积攒财富和花费财富的态度”是其中最为“核心之处”。但是，在现代世界建构过程中，人们怎么会成为“心甘情愿”的参与者？换句话说，人的存在方式、价值观念如何能够同步于这一建构？福柯的“规训政治学”显然有助于我们介入其中加以扩展思路。福柯曾用“酷刑到规训”来勾勒现代世界“支配人体的技术”的改变，即不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更顺从”，这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解剖学”。它的意图在于“规定了人们如何控制他人的肉体，通过所选择的技术，按照预定的速度和效果，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就是说，通过“技术”使得人们成为了“听话”的人，“规训”也就达到了自我实现而不是“强迫”的效果。福柯将这种思考归功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他认为，“马克思在几个地方强调了劳动分工问题与军事战术问题的相似性”，“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必须用纪律来满足的新需求：建造一种机制，应能通过其各基本构成因素的协调组合而达到最大效果”。但是，对于纪律以及商品世界中纪律以哪些形式得以铺展并未引起学术界太多的重视。实质上，“价值”概念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训”（Discipline）之一种形式，马克思由此开启了“规训”的政治哲学思考。

1.“价值”概念成为人的劳动乃至人的生存的“规训”手段。

在马克思看来，价值不同于商品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在价值的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价值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关系，“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被规定为简单的产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质不同的质；它被看作是一种关系”。价值只有在对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双重扬弃时才呈现出来，一本书既可以用来读（使用价值），也可以用来换一块面包（交换价值），但是，读和换是隔离的，不能合为一体。交换关系的完成需要“产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对此，我们不妨再以宫川彰举的例子来说明，人民辛勤地用汗水耕种，收获了具有使用价值的蔬菜，但是作为商品出场时，就存在了一个被市场、被“价值”评判的过程，如果不能满足条件，这些蔬菜只能腐烂处理，“最终元凶就是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成为了衡量人的劳动的尺度便一目了然，“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每个私人劳动者自身的劳动是否有“价值”并不在于自身，而必须交由“市场”裁定，从而“价值”在商品生活中不再是一种逼迫，而成为了一种自觉的劳动取向，实现了“规训”人的劳动。进一步讲，私人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也“规训”了现代人的“商品化的存在方式”，即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被展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分离”了。

2.价值概念的抽象性成为“人受抽象规训”的存在论基础。

我们知道，依据福柯的意思，支配人的方式从一种“外在的”通过技术化处理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内在的“抽象力量”。马克思也正是通过“价值的四种形式”展现了现代世界是如何走向“抽象”的。价值具有“可感又超感”的特征，这种超感性只能通过另外一种商品体表现出来，最终在货币那里完成了整个商品世界的抽象过程。抽象世界（货币）发生的第一个阶段是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便是这种形式的最重要特征。第二步是把1件上衣置换为10磅茶叶，2盎司金或其他等等，这是扩大的价值形式。第三步，则是对第二步的一种“颠倒”，各种不同质的商品体能够展现为“同一商品体”，这一步至关重要。因为，这里对于“等同性”作了强调，马克思批评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不可能在质上等同”，因为他“缺乏价值概念”。也就是“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显然，能够将各种商品世界中出现的物（Sache）等同起来在第四步，即货币形式中完全借助“抽象”（货币）实现了。马克思正是在价值形式的“历史性”层面上告诉我们货币是怎么来的，实质上是告诉人们，现在完全被一种“抽象”统治（规训）着。这就类似于一个人在衡量自身的价值、社会属性的时候，往往以某种“身份符号”作为自己的标准一样，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的表现本身就具有此种高度的抽象性，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受着资本、权利与形而上学抽象统治的基础，没有经济生活，当然为商品经济保驾护航的权利、形而上学的观念也无从谈起。

3.价值概念维度中的“剩余价值”揭示了现代世界“规训”的根本秘密。

在人们理解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总是简单地认为其仅是“对无酬劳动的占有”，即“超过其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样的理解显然还无法推进到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真实内涵。恩格斯就指出，这在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那里，“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马克思正是在这些人止步的地方进一步说明，不是要将这种“对无酬劳动的占有”作为一种“经济事实”加以描述和确认。相反，他要将“经济事实”置放到历史的语境下，追问这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并进而又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恩格斯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在经济学家直接面对的事实的地方，马克思将其引入到历史中瓦解其秘密，通过对劳动与资本的分离才能够回答剩余价值何以可能，这一点揭示出现代人生活的所有规训的秘密，并最终引向了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权批判。进而，马克思又通过剩余价值积累展现了整个人类历史的趋势，实质上，今天所谓的空间理论不过也是对剩余价值的扩展，也正是通过这种概念的分析，马克思呈现出现代世界构造的图景。

二、“价值”的实体化“错认”与观念世界的拜物教“支配方式”

如果说“价值”构成了客观的商品世界的建构，那么，它同时也需要完成对人的观念世界的建构才能真实地阐明“现代世界的诞生”的秘密。这需要价值拜物教来完成“颠倒世界”的正当化过程，“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正是通过拜物教批判这一资本论全卷的观点来完成的。对这种颠倒，马克思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本身的客观的（Gegenstndliche）性质，真实地反映成这些物（Dinge）的天然属性”。之所以造成人们将一种历史性赋予的特征看作是自然性、永恒的，马克思曾从生产的角度给予过论证，诸如认为“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价值形式出现”。这一点诚如詹姆逊所说，“资本擦拭了自己的前历史的痕迹（还擦拭了它之前的生产方式的存在痕迹），正如它坚决地把生产的直接痕迹从产品中擦掉一样”。可以更为直接地推论，商品交换社会生成过程就是不断消除历史意识的过程，于是，拜物教意识自然成为主流的意识。实质上，马克思还在“价值”概念的讨论中更进一步深化这种拜物教批判工作，这与福柯所谓的新时代“支配人的方式”有着某种隐性的相似点。从福柯的“规训政治学”切入来看，他认为，国家必须要想尽办法去维持人们的健康、强壮、勤奋和安全，而需要两样东西作为保障，那就是知识体系和行政设备，后者主要是一些关于自由、平等、公正、进步和理性以及价值观念的集合而成的体制。也就是说，福柯已经完全看到“价值”也能够成为一种“规训”，但这还是一种哲学层面的价值观念，我们上文讨论的是经济学生活之中的“价值”，两者有什么样的关联？在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价值哲学研究”中，所谓经济学价值概念与哲学价值概念之间一直争论不休。实质上，从经济生活中以价值概念实现对人的规训（统治），转而深入到人的意识之中，踩着如此这般的思考路向将能够明白后者正是一种“哲学上”讨论的价值概念。诸如，马克思在谈到三位一体问题时认为，整个商品世界的颠倒对人的意识的影响，“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换句话说，也正是人们的视野将外在的商品世界看作一个既定的事实承接下来，不再去在内在逻辑上思考其“从哪里来的”。从而整个现代世界所需要的“忘记财产权的不正当来源吧，就从这里开始吧”便获得了价值观念的支撑，这便得到了一种“价值”观念的规训的完成。详而言之，在商品交换层面来看，日常生活通过“价值实体”的交换被看作是“习以为常”才能够完成上述任务。对此，马克思分析认为“，1磅铁盒1磅金，虽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和化学属性，却代表同一重量，同样，包含同一劳动时间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代表同一交换价值。因此，交换价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社会的自然规定性，表现为物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规定性，由于这种规定性，使用价值在交换过程中按一定比例相互替换，成为等价物”。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将“交换价值”看作是物本身固有属性的观念，随着种种交换的经济生活逐渐得到强化，人们面对的与之周遭生活的“物”内在地也被看作是具有“交换价值”。例如，地下器官买卖、拐卖儿童之类的非法交易，在价值拜物教的视野中，竟然连身体本身也蕴含了“交换价值”。这就是真实的人们的拜物教处境，“这种现象只是由于日常生活中看惯了，才认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当然，这已经非常接近对商品世界日常意识分析了。再集中一点讲，为了试图更准确地把握，还得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究竟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诸如，从形式上来看，一块面包作为商品要和一本书来交换，这种可能性使得人们觉得“神秘”，也使得人们自觉地以为价值就是一种“实体”，反而认为商品内在并无“价值”这一个固定属性倒是无法想象的了。接着，我们再从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的社会性质来看，马克思认为，“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阶段，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这里可以看到，只有在人们的劳动被“表现为”物的自身固有的价值的时候，那个劳动产品才能够是商品。但这个过程的完成，还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是财产权的确立。但是，私人劳动如何才能成为得以认可的社会劳动呢？这必须要将劳动产品置于“交换”之中。这样的结果便是，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被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展现的直接的社会关系，反而“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显然，劳动产品只有放入交换才能够具有一种“价值对象性”并与“使用对象性”分离，劳动产品自身的此种分裂“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所以，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讲，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已经作为“交换者”的形象在从事劳动了。当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本身的价值在生产中就已经作为存在前提。诸如对于一个面包商人来讲，他所生产的面包从一开始就是赋予了价值于面包之中的。如果这个面包商从来不考虑“交换”中的“价值”，那么他的面包可能在无法交换后成为腐烂物。再从劳动产品的交换进一步来看，在“交换”过程中，人们首先关心的当然是自己的劳动产品能够换到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比例”，可是这些比例也并不是一种“天然的事实”。这也是“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实质上，劳动产品在交换中所表现的“价值”也不过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的，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而一旦完成交换之后，进入到商品世界所完成的货币世界，这种价值的掩盖形式更加隐蔽，价值也就获得了“规训”的最高级形式。诸如在G-G′中，人们仿佛真的以为货币能够生出货币，因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并且连货币所获得增值也被看作是货币本身的属性，而忘记这不过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由此，“价值”所具有的自然性以拜物教的“错认”方式完成了对人的生活的“支配”。

三、走出“价值”概念的拜物教与拆解“规训”的实践智慧

历史地看，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是以“交换者”的姿态从事劳动。可是，在经济学中，“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劳动—引者注）采取这种形式（价值形式—引者注）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正因为将此作为既定的事实前提，他们当然不懂得，这是“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社会形态”。但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当然，关于政治经济学家的此种思维方式的“奇怪”（拜物教）看法，在上文我们对马克思通过“价值”呈现了整个现代世界的“建构性”的论证，正好反映了人们深陷于拜物教意识之中。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人们的“现代生活”整个“规训”机制在根本上说，来自于商品交换中的“价值”，即“价值拜物教”。那么，如何拆解这种规训，则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拜物教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分析。

1.拆解“价值”规训必须瓦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占有原则，改变劳动生产的“交换性特征”，让交换劳动走向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如果仅就劳动过程本身来讲，它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形式所共有”。在这个语境下，我们当然也就不再会谈论“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但是，马克思并未从这种“生产的一般”直接宣判资本主义的劳动的交换的“非正义性”，他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特征，“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马克思的视域中，生产一般中当然有属于如上述的一切时代的特征。可是，现代的人们如现代的经济学家一样将现有的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看作是这种“生产一般本身”，而忘记了两者的差别，从而这样的看法也便成为拜物教深入人心。“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这个特殊实质上就是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特殊性质。人们在解释生产的前提占有时，总是以寓言的方式认为，“在很久很久以前”，一种人“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但是，马克思通过历史回溯的方式论证了“原始积累”是充满暴力的过程，“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这种积累使得“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所以，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生产”已经以“资本积累”为“起点”，生产、分配等都依据于占有原则，所以，“国民财富”的增长不过和“人民贫穷”（相对性的理解）是一回事情。

2.超越“价值”规训的实质是走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

就资本逻辑对世界塑造的内在矛盾来讲，一方面资本试图将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向社会领域进行普遍化的拓展，另一方面“资本又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如今，正因为商品的生产过程已经改变了整个社会生产的性质，即生产过程不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而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的生产过程，同时，这种生产还要求投入中的“增值”，这也是资本逻辑的本质。所以，对于资本来讲，“扬弃以自我消费为生产主要目的的、仅仅出售多余商品的那种生产方式”成为了商品流通的前提。从而，“一切与资本关系有关的要素本身越是成为商品，也就是说，这些要素只有通过购买才能占有，资本关系就发展得越充分”，这种生产也就“越是成为资本主义生产”。今天，这种资本逻辑的延展不仅在民族国家内部完成其使命，它还外推为“全球化”的空间扩展，哈维等人如今的工作正在展现剩余价值概念的空间维度。一时间，历史完全臣服于资本逻辑，正如福山所叫喧的“历史的终结”那样得到了认同。马克思的《资本论》难道就是告诉了一个我们被封闭在资本逻辑内部的一个生活事实吗？显然不是。马克思实质上在瓦解资本与劳动分离的基础上打开了走出这个封闭的可能，这个可能性奥斯本以及维拉都已经看到了。如今所谓资本主义把历史普遍化，它不过“只是量化的抽象形式”罢了，“资本主义绝没有把历史一体化”，这恰恰是“另一种生产方式的使命”。这才是真正超越“价值”规训提供可能性的路径。

3.在人的生活受“价值”宰制、规训与超越“价值”规训的辩证处理中，智慧地走出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社会。

第4篇

论文摘要:进行现代化教育改革，推动素质教育发展最终是为了建立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新型教育模式，提高学生学科综合能力。近些年来，初中思想政治素质化教育改革从教育思路、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都进行了改革。文章基于素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对当前初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了总结性探讨。

论文关键词:初中生思政治手段

当前形势下，初中生受来自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其思想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中思想政治教育旨在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因此，进行创新的教学模式探讨不但是为了满足教育改革，同时更重要的是跟进社会方向，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要跟进时展，与时俱进，初中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立足于全面改革。促进当前教育格局由成绩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功能体教育，以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能力。

1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

必须以学生为本。初中思想政治教育，运用科学发展观，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确立初中生的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独立的人格、自身价值和思想感情，启发引导其内在的思想政治道德需求，培育他们的主体意识、自主能力、创造才能等主体属性;贴近学生实际，建立新型的平等的师生关系，努力通过启发交流、参与互动、研究讨论等形式，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贴近学生，克服角色偏差，既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又要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以情感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感染力;贴近生活，积极创造条件，维护学生的正当权益，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和个性化的发展需要，同时要更多的关心和指导特殊群体的学生。既要重视经济困难学生的扶贫帮困、又要做好心理障碍学生的释疑解惑工作。

2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手段

所谓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新颖性和多样性，并不是要求每个教师在每一节课都要创造出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而是要在扬弃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方法的基础上，交叉使用启发式、讨论式、和谐式、自学式等新的教学方法，并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选用灵活的教学手段。

从心理学的角度说，学生总希望每一堂课都有新鲜感，每一堂课都能学到一些新的知识，能力得到新的提高。而学生的情感引发往往与一定的情景有关，创设情景才能满足当代中学生求知求新的内在要求，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觉悟和素质。为此，我们要采取各种教学手段，善于带领学生置身干教学内容相应的情景之中，使学生进人情感共鸣的境界。

每一种教学方法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既有优点，也有不足，因而要全面实现思想政治课的教学目的，完成教学任务，必须善于把多种教学方法有机结合，在使用各种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求新求活。一般来说，在教学实践中，理论性强的内容要采用启发式;感彩浓的内容宜采用和谐式;有争议的知识在教学中应采用讨论式;要求学生必须记住的知识点适合竞赛式;简单明了的教学内容最好组织学生自学。如在讲授“正当防卫”一节时，首先利用多媒体将案例播放给学生，并提出讨论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其次采用启发式，通过对理论的阐述和案例分析，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然后引导学生自学，并进行辅导;最后在学生讨论的基础上，结合一些法律条文，让学生把知识点记住。

3关注学生情感体验在教学实践活动中的意义

开展实践活动，实施情感体验，将学生的情感体验作为教学实践活动的一大目标来抓，这要求通过学生主体性的培养，强化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增强爱自己，爱家庭，爱社会的世界观的形成。这就需要教师组织指导学生参加有目的、有计划的教学实践活动，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其次，应当加强兴趣教学活动的开展。著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乐趣。”著名的捷克教育家也指出，课堂“应当是快乐的场所”。因此，政治教师应当给沉闷的课堂增添乐趣，给学生提供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呢。教师应在有限的讲授时间里充分发挥语言魅力，引起学生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如有关的故事、名言、谚语;有关感兴趣的问题;国内外发生的一些重大时事等等，都能引发学生注意焦点，增强学生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再次，应当注重情感和道德实践。在中学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中，要积极开展活动，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成长。活动课的开展，可以使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刻，提高学生行为的正确性，使学生在活动中感悟道理，并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和品质。教师在教学中，必须结合实际情况包括当地学校及教师自身条件和学生的特点，以及时事背景，选择适当的活动方式和内容，这些活动实际是学生互动、交流、沟通、对话的平台，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习，在体验中感悟，在交流对话中提高。

4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机制，打破“应试化”评价模式的藩篱

应试化的评价模式不仅不能科学判断学生的学习成果，反而会打压学生的创新热情，束缚学生的开拓性思维。在此情形下，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务必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用更科学化的指标来衡量学生成绩，而不应将学生的思维禁锢在教材的框架之内。

第5篇

家庭事务管理中，有生命的工具与无生命工具。奴隶是有生命的工具，而石器其他工具是无生命的工具。家庭关系中父权和夫权形成了自然而然的心理契约，双方形成了承担义务和权利的默契的规则约束。这些群体管理中，需要“道德领导”，道德领导是指领导者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道德信念为核心，以非权力影响力为主，通过各种基于伦理文化塑造与相关制度的建构，与被领导者形成一种心理契约。心理契约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表现为一种道德领导。道德领导在当时的城邦治理和个人事务中发挥着不言而喻的作用。道德领导正是基于领导者与追随者双方的心理契约和内在认同而实施的，重视双方的平等关系和意见互动，因此明白道德应有之意。对一个组织来说，领导伦理是沟通领导者与追随者的重要桥梁，是双方形成心理契约的主导力量，能够促使双方同心同德，形成凝聚力，有效保证组织的稳定性。城邦治理中，统治主要通过教育和训练培养最大化的善民，即良好的公民。追求优良的共同生活是最大的社会期望，这种社会期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集体的心理契约。从这个层面上来讲，正是因为这样的心理契约思想，才促使当时社会稳定，城邦有序发展。个体与群体之间形成一种心理期望，这种期望是城邦希望公民成为善民，而善民又希望通过有智慧的人治理城邦，与大家一起为追求最优良的共同生活而努力。英国学者迈克尔•莱斯诺夫教授的《社会契约论》中写到:在当时古希腊社会治理，社会中的统治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人对于奴仆的统治，目的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第二类是家长对其妻子和子女以及一般家属的统治，目的是为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方面的利益;第三方面是城邦的社会治理统治，这种统治主要是通过教育培养最多的善民，在有智慧的善民下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这些治理都需要心理契约作为行为的准则。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心理契约是起源于规范社会关系的需要，并且是通过人民及其统治者之间的一个契约所建立的。这种自然而然形成的心理契约规范在家庭管理以及城邦管理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心理契约促使城邦的政治活动实质上在古希腊变成了一个如何教育个体成为一个好公民，一个人和一群人如何优良共同生活的问题。

二、“心理契约”的履行及违背

心理契约是以契约双方权利和义务扩展而形成的一种维护社会关系的观念，并成为人们行为基本准则和处理社会关系的规则。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心理契约思想是来自于家庭事务管理中父权以及夫权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伦理约束的心理状态的平衡。在当时的城邦治理过程中，为了追求共同的优良生活，城邦通过教育和训练善民来实现，将人分为:金、银、铜和铁三类，将最大的心理契约“善”作为价值判断。在当时的城邦中，通过善评价引导人们的认知道德体系，确立人们的行为实现，形成有等级的次序准则，以此来规范当时的社会关系，在城邦治理中，心理契约的满足或履行即认为是正宗政体，也就是照顾到大多数人公共利益的君主、共和、贵族政体，反之，则为，心理契约的违背，这种心理契约思想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契约思想，它存在于人们的道德约束中，是由当时社会生产历史条件决定的，也是当时城邦治理中人与人之间“互的产物”。有研究者指出:在中国，虽然没有“社会契约”这一立意非常明确的学说，但也有类似的思想。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墨翟。他认为原始社会是一个没有秩序、如同野兽一样的社会，并认为，天下之所以如此之乱，原因在于“无政长”，于是人们立天子、置诸侯，组成了国家。其实，中国的君为天等思想也是一种心理契约思想，只是散落于各派的大思想家中，并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而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存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美国学者查尔斯•弗里德在其《契约即允诺》中写到:在休谟看来，人身安全、财产保障和契约责任是文明社会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讲，心理契约无论是关系性契约还是交易性契约，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心理契约思想都是当时希腊社会的一种表现，同时它的这种心理契约思想为当时的城邦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心理契约一旦按照原定预想的情况进行，则不存在违背问题，反之，理想的心理契约情景就会被打破。心理契约违背存在以下情况:第一，个体与群体之间有冲突，不能进行合作;第二，个体与群体失去理性，不愿意再维护双方建立的心理契约规则;第三，个体与群体在认知想法、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第四，最重要的是，各自在最初约定的心理契约的利益或者需要被打破时，现有的秩序关系不能满足各自利益的需要。细致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们看到，当群体出现心理契约违背的时候就是政体的变革，比如很少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在家庭事务管理中或城邦管理中出现非“善”民或者“暴”民等，卢梭在《论社会公约》中阐述“怎样找到某种形式的结合，使这种结合能够动用成员的集体力量来保护其结合者的人身和利益;而且在这种结合下，每个人在和别人结合的时候并不是使自己服从于其他的人，而是仅仅服从于他自己，并且仍然像从前一样自由”。这便是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我们用美国心理学家拉塞尔采用情绪评价和归类的方法，对心理契约履行以及违背的情况进行评价。第一，在个体与个体或个体与群体之间，利用情绪评价方法，把情绪划分为两个维度:愉快度和强度。在愉快度维度上可以划分为愉快和不愉快，在强度维度上生活概念可以划分为中等强度和高强度。一旦出现心理契约违背，就会出现冲突，不愉快。第二，在群体之间，心理契约违背直接关系到组织个体(公民行为)。违背会出现:破坏、越轨、滥用、冲突等恶意行为，出现政体变革。心理契约履行与否主要决定于是否满足各自利益需要。

三、结束语

第6篇

1．1政治和国家概念中蕴含的道德涵义的弱化和消除

中国传统的“政治”概念是建立在“政”与“治”两个概念的基础上的。“政”，从构字的表意上看，即“正文”，表示匡正或树立文教，使人的行为摆脱野蛮从而符合礼或德的状态。孔子就有“政者，正也”的说法(《论语•颜渊》)。由于处理公共事务必须合理，并要以此实现一种良好的生活状态，所以“政”也就具有了“公共事务”这一引申义。“治”的动词义为“治理、统治”，名词义表示“治理良好的状态”。所以，“政治”就表示以合乎文教、非野蛮的手段正确处理公共事务，或治理良好的状态。在西方中世纪之前的政治理论中，政治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与道德范畴密切相关。在近现代以来的政治理论中，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就逐渐祛除或弱化了其道德色彩。当前通行的政治概念主要突出了两个要素:公共权力和利益，指出了政治的利益本质及其与公共权力密切相关的性质，从而将“政治”理解为追逐或运用权力的活动、对社会价值物的权威性分配活动、对公众事务的管理活动等。在这类政治概念中，最具代表性的界定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与政治概念类似，国家概念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在传统社会，国家往往以共同体的观念为基础，被类比为家庭，强调彼此依存合作、互相尊重和关爱的义务，而每个人作为国家的一员，也都对国家目标的实现负有责任。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儒家学说就是将国家中的君臣、官民关系类比为家庭中父子关系的典型代表，而且儒家思想将每个个体自身道德素养的完善与国家的治理状况联系起来，重视个人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发展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这样一种观念。此外，相较于公共权力的分配问题，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更重视公共权力是否正当运用、是否产生合乎道德的治理状况。顾炎武对“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分，正是这种观念的最明确体现。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卷十三《正始》)而在西方政治理论中，亚里士多德对于城邦的论述是具有强烈道德色彩的国家观念的典型代表。亚里士多德认为，建立城邦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而“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在道德上必然是最为优良的城邦。如果人不做善行(义行)终不能获得善果(达成善业);如果人无善德而欠明哲，也终不能行善(行义);城邦也一样。一个城邦必须有类似人们所称为义士、哲人、达者的诸品德，只有正义、勇毅和明哲诸善性，才能达成善业，进而达到幸福”。而在现当代通行的政治理论中，尤其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共同体的国家观念丧失了主流的地位，国家被作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工具或者利益集团为争夺利益而斗争的场所，国家的最终目标被确定为保障和实现个人的利益，个人权利被置于至高无上而不可侵犯的地位。可见，现当代整个政治理论体系基本上都是以利益作为最终的价值归宿的。

1．2经济学取代伦理学在政治理论中的地位

在西方，对政治学的解释首推亚里士多德。在他那里，“政治学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人的幸福，或者，人的幸福在于何种生活方式;其次要研究何种政制或政府形式能最好的帮助人维护这种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伦理学既是政治学的一个部分，又提供着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而对于发展经济和贸易等问题，则属于实践理性的范畴，其存在本身就是为了一个更高的伦理目标。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中，首要的价值也在于道德而非利益。从“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中可以看出，尽管中国传统理论承认了基本物质生活保障的价值，但是承认这一价值的原因则在于道德，所以，对衣食的追求本质上也是为了更好地践行道德。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更是明确地说明道德是价值判断的标准，只有行为符合道德、以追求道德完善为目标的人才能称为君子，而不理解道德只以追逐利益为目标的人则是小人。但近代经济学产生之后，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倒转:在传统社会，对经济的考虑是在伦理框架之下进行的，发展经济是为了促进道德的发展;在现当代，经济学则取得了更高的地位，道德观念或利益分配的正当性问题往往被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来考量，探讨道德与正义问题的目标则在于维护经济发展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道德自身内在的合理性不断弱化，对其合理性的解释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是否有利于整体经济或个人利益的发展与保障之上，道德规则成为理性经济人“出于深思熟虑的自身利益而期望的应为每个人所遵循的规则”。与之相伴，政治理论与伦理学的相关度不断下降，“政治对‘道’的疏远甚至背离不时成为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现实，随之出现的是政治与伦理的两分式理论思维模式的逐渐凸显……(这)在近代以降的西方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发展中是一种清晰可辨的趋势”。而经济学则成为与政治学紧密相关的学科。这充分表明，当前的政治理论中利益本位理论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

2利益本位理论相对主导地位确立的原因

利益本位理论逐渐获取相对的主导地位，是社会现实发展变化与理论变革双重作用的结果，而这两者又有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主要表现为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2．1科技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从总体上来说，在传统社会，人们的生产活动是简单的，核心是农业生产，其次是满足生活所需的各种手工业。而由于农业技术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天然限制，商贸活动难有大规模的发展。所以，在传统社会，作为农业生产基础的土地是最重要的资源。而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在农业技术没有重大发展的情况下，农业产出相对稳定，因此，传统社会的经济水平也就相对固定，很难有大的发展。这就导致在传统社会，主要的利益问题就是利益分配问题，其核心则在于土地的所有权分配问题，而扩展利益的问题并不突出。发展经济主要在于如何促进农业生产上，而只要农业产出提高，手工业和商贸活动也自然会随之相对繁荣。所以，在传统社会，除了极少数统治阶级的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基本上都处于解决温饱的状态，实际上也是一种低水平的较为平等的状态;而由于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途径单一且狭窄，追逐更大物质利益的途径较少且难度很大，人们的利益欲求很难无限发展，所以人们的利益诉求也较为简单。在这种情况下，轻利的道德观念自然容易得到广泛的认同，也就容易建立起以道德为基础的理论体系。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新大陆的发现，新的富饶的土地提供了充足的农业产品和工业资源;科技的不断创新使得物质生产水平不断提高，而广阔的殖民地则提供了市场和原料来源，这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得益于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充足的资源，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商贸活动迅速发展扩大，追逐更大物质利益的可能性变大。这就导致利益问题的重心从分配逐渐转向了利益的扩展上。原本以轻利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就越发不适应现实而遭到批判，新的更适应人们追逐利益的道德观念随之建立。如韦伯就认为新教入世苦行主义道德规范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他总结道:“新教入世苦行主义……有把营利欲望从传统主义伦理的抑制中解放出来的心理效果。它打破了捆绑在人们营利冲动上的种种枷锁，不仅使这种欲望合法化，而且将其视为上帝的直接意愿。”

2．2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对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大大提高，这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科学的力量，也打破了许多固有的错误观念。尤其是天文学、医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宗教神学理论的正确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人们的知识体系开始从宗教逐渐转向科学。随之而来的是科学主义观念的勃然兴起。人们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世界，也相信一切都可以通过科学来理解和掌握。在这一过程中，科学主义也逐渐从客观世界(自然界)领域扩展到了人类社会的领域，并最终产生了各种社会科学学科。科学化的结果，一方面直接促进了现实世界中的科技革新，从而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速发展，为人们追逐物质利益和物质享受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也破除了各种宗教和神学理论的神圣色彩，使宗教理论的说服力大大降低，这也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现实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首先，人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神圣和道德色彩逐渐消失，裸的利益逐渐被视为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本质。君力和等级制难以再得到神学道德观念的维护，人们对于政治和社会的理解越发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政治权力和上层等级特权被剥去了神圣的外衣，国家机器被解释成以特定利益取向为价值基础的工具。与等级制相伴的僵化的道德礼仪制度遭到摒弃，随之而来的是原有道德观念崩溃而新的道德观念未建立时的暂时性道德失序。其次，弱化，人类社会愈加世俗化。失去了神学信仰的支撑，各种道德观念对于人的感召力和约束力大幅下降，这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人们对于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异扩大的耐受力。社会矛盾激化的程度加剧，而统治阶级只能愈发依赖于法律及暴力等政治强制力来维持社会秩序，这导致人们通过正常途径改造现实的希望落空，进一步催生了革命理论的兴起，从而也就必然使原有的以社会稳定为目标的道德体系受到冲击。再次，按照科学主义的观念，道德不再具有不证自明的合理性。人们开始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认为道德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得到广泛认同的规则，而“人类道德的发展一步一步跟随着经济上的需要;它确切地适应着社会的实际需要。在这种意义之下，可以也应当说，利益是道德的基础”。所以道德在本质上仍是指向利益发展或协调，这就导致道德与利益在价值上的先后顺序发生了倒转。最后，随着道德感召力的下降，人们对公共权力运用以及社会利益分配等问题的正当性探讨逐渐与道德分离。新的政治理论渐渐摆脱了道德观念的影响，开始在新的概念体系上建立起来，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成为政治正义观念的基础，而这些概念往往通过利益上的价值来阐释其合理性。随之，经济理论与公共领域的联系愈加密切，而道德则逐渐被限定在个人领域，作用空间和重要程度不断遭到压缩。总之，在现实和理论双重作用之下，在当前的政治理论中，利益逐渐取代道德而成为价值判断的基础因素，利益本位理论已取得了相对的主导地位。

3对利益本位理论的反思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利益本位理论取代道德本位理论是伴随着科学知识不断积累、物质生产不断发展以及政治社会生活不断进步的过程而逐渐发生的，是人类思想理论和现实社会进步的表现和结果。首先，原有僵化落后的道德观念被打破，新的政治正义观念得到确立，政治生活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原有的贵族等级制度被打破，人们的政治地位愈加趋向平等，最终随着普选制的建立，人们获得了形式上平等的政治权利，民主政治在现实中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其次，人们摆脱了落后的宗教理论和强权政治的禁锢，思想自由以及其他自由权利逐渐确立，迷信愚昧开始被科学理性的观念所取代。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从对来世的期许愈加转向现实世界，改造和完善现实世界的动力和信心增强。再次，知识的积累、科技的快速进步与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彼此相互促进，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一方面使人们能够更加容易地实现利益的扩展，另一方面对利益的追逐本身也是促进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的动力。然而，尽管新的理论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问题也同样存在。当然，应该看到理论与现实状况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理论的作用并不是影响现实的唯一因素，而且对理论不足的分析也不能无限扩展。比如，理论上确立利益本位并不表示承认现实中拜金主义与享乐主义的正当性，更不表示对物欲横流和道德沦丧的认可。但是，从客观上来说，利益本位理论确实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具体表现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利益与道德之间反向关联的消除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本就存在的逐利野心，或者说，这至少减少了一个有助于抑制人们逐利野心无限扩张的制衡观念，更容易让人迷失于物质追求之中。而当利益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常常就会出现亚当•斯密所论述的情况:“为了获得这种令人羡慕的境遇，追求财富的人们时常放弃通向美德的道路。”而且，对于经济发展的强调和对物质的追逐与享受，促使“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性’的存在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日益沉重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二是对于个人利益保障的重视以及权利至上的观念，在客观上刺激了个人主义的失衡式发展。人们更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导致集体感与自我奉献观念削弱，人们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弱化，理性但却冰冷的利益关系占据了社会关系中的主导地位。而由于利益关系通常是不稳定的，所以，这种利益取向的社会关系很容易使人们之间的不信任感加深。因此，尽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从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角度来说，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获得同样程度的发展。当前，经济发展的瓶颈已经愈加凸显出来，这也会进一步导致利益本位理论的消极作用被放大。从如今的状况来看，人类所具有科技水平还没有有效解决资源缺乏对生产发展的制约。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充足的资源，资源缺乏的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在不远的将来，这很可能导致人们的经济发展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所以，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将经济发展状况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有着潜在的重大问题的。而在具有普遍的逐利倾向的民主政治体系中，如果经济发展问题难以解决，政治不稳的状况势必会更加突出。所以，当经济发展出现难以克服的问题时，以利益为本位的理论必然需要进行新的改造。

4向道德本位理论的批判性回归

实际上，利益本位理论取代道德本位理论的相对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道德认知观念的变化造成的。我们对道德概念认知上的不足是导致低估道德价值的重要原因。近现代科学主义兴起之后，人类的理论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对现实世界的认识，相对地忽视了对人类主观世界的反思。我们已经习惯于从现实主义的历史发展角度来解释道德的起源，而不再从人的生命意义或价值的角度来看待道德问题。诚然，我们不能为所有人的生命意义确立一个标准的答案或目标。事实上人们也几乎不可能在这个看起来虚幻缥缈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对于生命价值的思考确实是道德的一个重要起源。道德所要应对的是价值判断方面的问题，而要衡量任何一个事物或观念的价值，我们都需要一个先在的正当的目标，只有有利于这一目标实现的价值才是有益或正当的价值。而所谓道德，单纯从理想的定义上来说，就是指有益于生命完善和实现生命价值这一目标的准则或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只有确立生命的价值和目标，我们才能以此建立整个价值体系，也即道德体系。因此可以认为，道德就是源于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思考。将物质生活或物质享受作为生命的最终意义是一种充斥着动物性色彩的观念，以此建立道德体系就无法将人类与动物进行本质上的区别，人类也就仅仅是一种能够更好地满足自身物质欲望的动物。这显然不是一直以来的道德观念的本质涵义，也不应成为我们所确定的道德观念。从逻辑上来讲，假如一切都随着生命或者物质存在的终结而消散，那么承担目的和意义的物质载体就不复存在，一切也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所以，人类道德的核心应该在于寻求超越于物质存在的生命价值，在于寻求短暂的生命过程背后所蕴含的永恒意义。因此，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一个关于生命意义的标准答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知道，道德产生于对这个目标的理解，道德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价值或规则;我们至少也可以知道，物质利益不可能是最终的目标，也不可能成为道德上的最高价值，物质利益只是实现道德的一个手段。抛开对于道德的形而上的解释，我们也应该重新对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理论进行评判。我们在承认当前人类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合理性的基础上，也要反思其道德上可能具有的不足之处。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实现本质上的绝对公平，因为我们无法对每个个体的价值及其应得进行绝对准确的评判。所以，每个人所应得的价值不可能仅仅从自身能力出发就得到完全的合理性证明。实际上，每个人的现实生活状况都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偶然结果，所以，我们一方面应该承认这种偶然性的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种偶然性在道德上的不完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责任、义务与共同体的观念。人类总是生活在特定的多层次的共同体之中，而一个人的生存状况是这种多层次的共同体中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自身的能力只是无数因素中的一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共同体中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成就了自身的状况，占据优势地位的人正是源于他人的有意或无意、主动或被动的“合作”———实质上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普遍联系的状态———才取得了优势地位，因此在其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人应该认识到自己对于这种共同体具有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应该具有感激之情进行回馈。而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政治生活的道德基点。倡导政治理论的价值基础向道德本位回归，并不是让传统社会中的落后政治道德理论“死灰复燃”，也不是全盘否认利益本位理论的正确性，而是倡导对之前已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以重新发扬道德的积极作用来弥补利益本位理论的缺陷。这里认为，对于这个问题，当前最迫切的工作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一是重新引导人们思考生命价值的问题，重新理解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将完善道德这一目标置于追逐物质利益之上;二是引导人们从共同体的角度来理解个人，避免对个人的孤立理解，在承认个人能力作为利益分配标准正当性的同时，认识到他人在利益分配中的作用，彼此尊重相互的价值和所得，使对个人利益的保障与赋予个人的责任相协调，从而进一步树立更注重社会平等的观念。

5结语

第7篇

一、夯实基础，自主构建知识体系

从近几年的高考试题看，无论是材料新颖的选择题，还是关注现实生活的富有创意的主观题，稍加分析，其答案绝大部分就在教材中，就在大家所学过的基础知识中。同学们丢分的原因，尤其是选择题的失分，往往是基本概念不清、基础知识不扎实、基本技能不熟练造成的。因此，在政治总复习中，首要的一条就是夯实基础，熟练掌握高中学段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力求做到“烂熟于心”。

要达到这一点，一要在充分理解概念、范畴、原理的基础上去强化记忆，而且要学会同遗忘作斗争，运用心理学规律来巩固和加强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二要适当增加看教材的遍数，同时必须不断提高看书学习的速度，正确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三要学会从宏观上去把握知识，使基础知识条理化、系统化、网络化、图表化。考生在总复习过程中，应当自觉做到章章有归纳，节节有提炼，课课有总结，自我建构每一门学科的立体知识体系，以备需要时随“点”随“到”。

同学们一定要自己动手建构有关的知识体系，学会从总体上驾驭知识，提高从整体上去思考问题的自觉性。当然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去整理，不过一定要自己动手，切不可照搬照抄别人的东西，更不能实行简单的“拿来主义”。否则就不能变成自己的东西，更谈不上印象深刻和融会贯通了。

二、关注热点，迁移知识，培养各种能力

在完成基础知识复习（即第一轮复习）的前提下，培养能力和强化能力训练是热点专题复习（即第二轮复习）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引导学生熟练地掌握书本知识，而且还必须善于引导学生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融入社会，关注热点，学会迁移知识，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果学生在学习中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重视知识的迁移，而是死记硬背，生搬硬套，那是肯定考不好的。

基础打牢了，并不等于能力和素质就自然而然地提高了。要提高能力和素质，除了首先要夯实基础外，还必须把所学的基础知识理论应用于实践，用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即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

三、训练审题能力

考试卷中所有试题的情景材料都属于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热门话题，让大家所了解。只不过在编制高考试题时，有了新角度、新问题和新要求，已经不是我们在这本或那本辅导资料中见过的具体形式和要求，不能照搬照抄。高考总复习是一个在老师指导下艰苦的自我学习过程，要养成习惯，拿到题目，不要马上动笔，仔细阅读题目，一是具体地分析情景材料，全面地领会并把握住它的基本内容；二是注意把握试题的基本意图和设问指向，使自己能够在答题前迅速整理出思路，写出符合要求的答案。而一部分同学若在答题时有创意，还可能酌情加分。

第8篇

（一）、政治学科教学中德育片面发展

高中政治学科教学中的德育还存在一些片面发展，表现在:第一，偏重智育，轻视德育。以高考为指挥棒，以应试教育为核心，以考试成绩的好坏来评价学生，有才无德的学生也被认为是好学生；第二，过分强调道德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道德品质形成过程；第三，只管学生在校的表现，不管学生毕业后的发展；第四，重视所谓“优生”，漠视所谓“差生”[1]。政治学科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表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政治课教师不注重思想观念的革新，德育方法因循守旧

有些政治课教师不参加培训进修，拒绝接受新事物、新观念，理论与实践能力得不到提高，教学中只能用传统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不能把传授理论知识同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结合起来，不能用恰当的理论阐明具体的事实，不能用生动的事例来感悟、激励学生理解知识。而德育方法单一，依旧是集中灌输式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师生间的情感交流，忽视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学生内心的需要和自我教育的能力。这样的观念与德育方法很难使学生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习惯。

（三）、教材单一，未整合其他德育资源

目前的政治课本大部分都是人教版的，过于单一，未立足于本校实际，没有乡土性教材，这样在教学中势必会与学生的实际脱离，致使教育的实效性没有达到预定的目标。教学中也没有充分整合特殊的节日资源，例如，一些传统的节日、法定节日、历史人物的诞辰、历史事件纪念日等节日资源，这些资源蕴含了丰富的德育资源。德育也应该与家庭教育、社会资源整合，充分发挥政治课德育的功能。

（四）、政治课德育实践面临困惑

传统的教学模式使教学目标与学生的道德实践严重脱节。本来应当是充满生机的德育变成了没有主体能动性、枯燥乏味、令人厌烦的说教，这必然会引起学生对教学内容与教育行为的排斥，也收不到良好的德育效果。科学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使人类在利用科技时，丢失了自我价值与精神，导致环境的污染与生态的破坏。这些负面结果给政治课的德育实践工作的开展带来了困难。

二、立足现状，优化政治学科德育方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通过政治学科对学生进行的德育遇到了上文提到的一些问题与困惑，为了促进素质教育的顺利实施，作者在总结多年政治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学校德育资源现状，提出以下几点措施：

（一）、立足现状，以学生为本，优化政治课德育目标

课堂教学是政治学科教学的主要方式，也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主要途径。在进行德育时，要使德育目标与学生的实际、政治知识内容体系相一致，不能使德育与政治理论知识失衡。要处理好智育与德育的关系，发挥政治学科的德育优势，把政治理论知识教学与德育结合在一起。根据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制定德育目标，例如在进行价值观教学时，既要依据教材，使学生树立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德育目标，还要以学生之需为本，对学生进行诚实守信、文明礼貌的道德教育。充分挖掘教材德育潜力，依据教学计划确定行之有效的德育内容与目标。

（二）、提高教师素质，运用灵活的德育方法

教师要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使命感，还要善于吸纳新知识。为人师表，通情达理，为学生树立正面榜样。教师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德育方法，从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辨别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能力，识别和抵制形形的错误思潮，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在德育工作中要注意内容的选择和方式的运用，切忌空泛、虚假、唱高调。要将理融于情中，使学生对所接受的教育可感、可亲、可信[2]。

（三）、理论联系“热点”，加强德育的实效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既给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带来了生机、活力，也冲击了部分人们的传统观念。因此，在政治教学中，要将理论知识的传授与社会的“热点”、“敏感点”联系起来进行讲授，能使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并增强良好的德育意识，反之会使学生产生逆学心理。

（四）、创新德育方法，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良好的德育方法可以使学生养成良好的教育、自我教育的习惯。而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是有规律性的，都要经过知—情—意—行的发展过程。德育实效性目标的实现必须要对教学方法进行革新，以下是创新的德育方法的例子：

1、事例结合法。

就是在讲某一知识点时，为让学生很好地理解知识并进行德育教育，而与有关的事例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最重要的是选取的事例是可以引发德育思考的事例，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教学达到智育与德育的目标。例如：在讲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的特征时，可以结合当今贸易保护主义的例子进行教学，使学生既理解了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还加强了道德建设。

2、社会实践法。

学生由于不太了解生活，致使在学习过程中经常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因此教学中让有条件的学生进行社会实践，让学生去接近生活，了解生活，把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联系起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例如：社会调查法。在讲到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时，对学生来说较为抽象。因此让学生去进行社会调查，在社会上寻找真实的例子，以此增进对知识的理解，进而为下一节《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教学铺路架桥。

在政治学科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德育不仅有以上两种德育方法，还有故事导入分析法、远行德育法、讨论法、辩论法等等。

（五）、把德育寓于政治教学各个环节,做到德育系列化

政治课教学是由备课、上课、辅导、考试等环节组成的有机整体。要加强政治课的德育实效必须把德育寓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德育做到经常化、系列化。备课，要结合教材内容确定德育要求和德育方法。课堂教学。要把知识教学和德育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教材中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则去引导学生正确分析和认识社会现象。课外辅导和考试。在课外辅导中把德育寓于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中,学生既感兴趣,又能收到较好的德育效果[3]。

第9篇

(一)开展综合探究和研究性学习活动

综合探究课强调让学生自主发现问题，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通过实验、观察、交流等探究活动解决问题。教师可指导组织学生开展辩论赛、手抄报比赛等，比如开展“金钱是否万能”的辩论赛、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主题手抄报等。有些单元综合探究的内容可以以研究性学习的形式去开展。研究性学习能促使学生关心了解社会现实，感受课本知识与实践的联系，增强爱国爱家乡的情感，培养与他人合作的精神等。具体做法是由集体备课组共同商定一些研究课题供学生自主选择，如中学生消费观调查、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调查、防城港市就业情况调查与分析、居民投资理财的情况调查等。每位科任教师负责指导一到两个课题，每个学生都有具体的研究任务。课题的开题、实施和结题由年级和学校教务处统一安排部署，以保证研究性学习活动能真正得到贯彻落实。这样的活动不仅使学生有所收获，也有利于教师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是教学相长、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二)开展政治特色活动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结合社会实际理解、领悟政治学科知识，我们组织开展了一些政治特色活动。例如:利用网络视频资源，在政治课堂上给学生观看时政新闻，并让学生及时结合课本知识进行评论;结合十精神，举行十知识竞赛;组织观看有教育意义的电影，参加消费维权科普知识讲座，开展“我的中国梦”合唱比赛和诗歌朗诵比赛;等等。这些活动学生参与热情高，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对课本知识的兴趣和感悟，提升学生的政治素养。

二、以课题研究为依托，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

在各位教师的努力下，我们承担了“高中中等生学习策略指导的行动研究”“新课改背景下高中生高效学习方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互动德育模式的实践研究”等相关课题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教师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要积极查阅文献资料，学习各种教育理论，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要积极改进课堂教学方式，改进教学策略。教师还得有意识地在教学研究实践方面进行反思总结，撰写教学活动设计、心得和教研论文，并且连同教学所用课件素材等汇总起来构建学科资料库。这样的过程促进了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例如，政治学习策略课题研究组把课题研究成果做成教育主题网站———中学生学习策略网，并参加了全区的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整合比赛，荣获一等奖。本课题研究结果表明:高中政治学习策略应包含完整学习环节策略、信息加工策略、自我调控策略、专注策略、学习动机策略和互助策略六个方面。这对高中政治教师在课堂内外指导学生的学习策略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实践证明，开展课题研究是全面推进新课改的强大动力，极大地提高了教师参与新课改的积极性、主动性，提高了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

三、新课改以来，提高政治教学质量的收获与困惑

(一)新课改的收获

1．师生的变化新课改使教师的教学观念发生了变化，更注重学生的学及其全面发展。政治集体备课活动更加充分深入，教师的合作意识得到增强，自身的教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当教师给予学生充足的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的时间和空间时，学生的智慧和能力就能得到全面发展。新课改使得师生之间变成了民主、平等和合作的关系，更亲近、融洽了。

2．课堂教学的变化新课改下的课堂教学已经开始由传统的知识性教学转向现代化的发展性教学，教学需要设计一些多维互动的学习活动，注重运用问题情境、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思维对话等课堂教学方法来提升教学质量。特别是在课堂教学中适时穿插学习策略的指导，使得学生更会学、乐学，大大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二)新课改的困惑

第10篇

一．把培养学生树立交往意识始终贯穿于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人际交往能力，除了受遗传因素影响外，很大程度上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培养锻炼起来的，我们知道，人的意识对人的行为有支配作用，要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人际交往能力，需要个体有意识的去和别人交往。在观实生活中，许多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愿和别人主动交往，即没有人际交往意识。因此，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师，要把培养学生交往意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并贯穿于思想政治课教学始终，让学生脑袋里时时刻刻有交往意识，有交往欲望。这就有利于学生在实际行动中去和别人交往，从而培养人际交往能力。

二、在政治课学习兴趣小组中培养学生交往能力。

思想政治课与其它学科相比，除了重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外，仍然要求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应用。为了达到以上目标，思想政治课教师通常会在班上设立政治课学习兴趣小组，并且每个小组由一定数量的学生组成。学生参加到政治课学习兴趣小组，互相经常接触，研究学习，探讨问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不过，在分政治学习兴趣小组时，应该考虑到有意识把善交往的学生和不善交往的学生分在一起，这样有利于善交往的学生带动不善交往的学生。如果只把善交往的学生分在一起，把不善交往的学生分在一起，就会使善交往的兴趣小组的学生不仅能搞好学习，而且人际交往能力更加增强，不善交往的兴趣小组的学生不仅不能搞好学习，而且也难以培养出人际交往能力。

三、在问题讨论中培养学生交往能力。

思想政治课的教育教学目标，很多方面都是通过问题讨论达到问题讨论指的是由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对某个问题进行讨论，发表不同见解，最终达成共识的活动。这是人与人交往沟通的重要渠道有利于培养人际交往能力。因此，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大力利用问题讨论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具体可以这样做：一是在上某一教学内容时，大力利用教材上的“各抒己见”、“七嘴八舌”、“练习与探究题”让学生讨论，发表自己见解。二是教师设问或学生提问进行讨论，如果学生经常举行问题讨论，学生之间沟通多了，人际交往能力就会慢慢培养起来。

四、在心得交流中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

在新课程标准精神指引下，七年级思想政治课教材中设置了“心得点滴”栏目，它要求学生在学这一课后，写心得点滴。笔者认为这个栏目的设置有许多好处，一方面有利于教师把课堂小结的任务交给学生，另一方面有利于检验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领会程度，同时还有利于培养学生小论文的写作水平。如果在教学中，让学生把各自的心得点滴用口头语言表达出来，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因为通过谈心得体会，学生之间是可以互相了解，互相沟通。所以为了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思想政治课教师应经常让学生写心得点滴，并面对面口头交流。超级秘书网

五、在活动课中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

活动课，是学生对思想政治课学习后由知转化为行的有效载体。它分为在新课程标准指引下列为一定教学学时计划的活动课和作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课外活动。由于这两种活动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和实践能力。因此，它总是许多学生在一起开展，只能通过合作才能达到目的。这就为学生交往提供了难得机会。如果经常开展活动，有利于学生培养人际交往能力。因此，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上活动课内容开展活动，同时也要精心设计课外活动开展的内容。

第11篇

一、注意从逻辑上把握学科内及学科间的联系

教育活动有着多种目的，或为传授知识，或为培养技能，或为确立态度——人的价值观。三者相互渗透，同步进行，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价值态度的确立。因此，政治教育的使命决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一些书本知识，也不是让学生用书本知识去附合一两个现实热点问题，而是要通过这种知识的传授，去改造一个人的思想，帮助其建立一套科学思维方法，这样，在若干年之后，他可能完全忘却中学所传授的政治知识的具体内容，但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却牢牢扎根于他的大脑之中，在他一生之中，不管是他思考问题还是解决问题，他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的理论方法去想、去做。只有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会在政治教学中，真正地改变那种说教式的方法，不是用一两个生动的事例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而是从知识本身严谨的逻辑体系中真正领会到学习的乐趣，真正树立起学习政治学科的兴趣，从而从心里真正地信它、实践它，而这一切就需要我们去深入地探讨政治理论的内在逻辑规律性。

世界著名教育学家皮亚杰曾说过，“知识之间是相互联系和沟通的”，政治学科的知识当然也不例外。而正是这种统一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教学中却被人为的一框题一框题地分割开来，编者是出于方便教学的考虑而教者却长期忽视这一知识相通的规律性，对每一知识点的讲授不可谓不深刻，而对于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性，则成为政治教学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往往被我们所忽视，在宏观上把握不够，从而使统一不可分割的知识体系变得孤立、零碎，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行而上学的思维之中，要突破这一薄弱环节，必须从知识的内在逻辑关联性上把握知识架构，从而在教学中，让学生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也是灵活运用知识的必备条件。

比如，在《经济常识》的教学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主线，共同富裕是目标，它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我们下面从生产力这一角度着眼去建立《经济常识》完整的知识体系。

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需要从三个方面做起：

1、运用科技、改进劳动工具，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直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在《经济常识》的理论中，可以说许多地方都渗透着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思想。象价值规律的第二个作用，三大产业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对外开放中的技术交流等章节，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从生产关系的变革着眼，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教材阐述的核心内容。众所周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教材中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分配方式的变化，市场体系的建立都是为适应现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而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因此，衡量其优劣的标准，也只能是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3、从上层建筑着眼发展生产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这作用于经济基础；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则起阻碍作用。在教材中，第四课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五课财政税收、第六课银行和储蓄者，第七课消费结构的变化，都渗透着国家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以促进经济发展。

另外，《政治常识》中国家机构的设置，国家职能的变化，国体、政体、党的性质、民族、宗教政策的制定；《哲学常识》中理论的变化发展等等都是有关上层建筑的内容，它们的调整与变化莫不由经济发展所决定，反过来又促进经济的发展。

以上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常识》的内容，通过分析，我们完全可以要求学生根据这一理解重新编排教材体系，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当然，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入手来把握教材，比如经济的概念等。这样的话，虽然我们只有一套课本，但我们教给学生的又不止一套课本的理论思维方法。不仅经济学如此，哲学、政治常识，乃至学科之间的知识体系，莫不如此。只要我们在教学中肯动脑筋，钻研教材，一定会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

二、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与新课程改革相适应，新高考改革方案，由“知识立意”转变为“能力立意”，而所谓的“能力立意”其实质就是学以至用，突出了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这无疑将对传统政治教学方法、手段、评价目标形成冲击，这也给我们加强政治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学习知识的最终目的是使用知识为我们服务，而政治教学很显然的一个目标就是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给我们在教学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政治教材的编写总是会滞后于时代新的特点，这要求我们在讲授书本知识的同时，还应向学生讲授国内外发生的重大时事政治，包括它的背景材料、事件内容、发展趋势、结果及影响等。让学生对这些事件有一个全面的、宏观的理解与把握，在这当中，尤其应重视的是我们党和政府在现阶段的重大路线、方针与政策的学习。

其次，运用所学的经济、、哲学、政治知识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通过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分析，使学生真正懂得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真实本质，做到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提高学生对事物认识的深刻性。进而，培养学生形成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与思维习惯，使之在对任何问题的分析时，都能不被现象所迷惑，都能够准确地把握其实质。

最后，组织指导学生撰写相关的小论文或调查报告

在政治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应充分发挥，只有充分调动其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挖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学习热情，政治教学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组织指导学生撰写相关的小论文或调查报告则是调动学生学习热情的有效方法之一。

在组织指导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观察、了解、分析新情况、新问题，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得出具有新意的结论，培养学生的开放性思维与创新能力，通过这种训练，使这一开放性思维与创新能力转变为学生自身能力的一部分，真正提高学生的素质。另外，在指导中，应引导学生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大家普遍关心的、现实性很强的“热点”问题，这样，既可以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可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觉悟，坚定其社会主义方向。

三、加强政治课教学的实践性操作

近几年的政治课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能力。从而使政治教学流于空谈、流于说教，因而对学生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使学生缺乏学习政治的兴趣与热情。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大力加强政治教学的可操作性，如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等，使政治教学走出课堂。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政治教学一旦离开了活生生的现实，必然会陷入空泛，陷入说教。所以，加强政治教学的实践性，可帮助学生真正掌握书本知识并在实践中应用、发展，从而提高其理论修养与政治素质。比如，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有关党的重大决议、决策、决定等，是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由于其总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一直是人们议论与关注的焦点，也是学生的热门话题。针对这类的“热点”问题，运用社会调查法，能够促进学生深刻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科学性，前瞻性，进而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的热忱。

如在安徽省试点的费改税政策，我们在教学中首先给学生讲清楚关于费改税政策出台的背景，内容等，使学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引导学生深入农村实地调查费改税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农民对费改税的态度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查，可以让学生从实践中把握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国家的性质等相关知识。

第12篇

论文摘要：高中政治新课程中运用“生活化”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学习中体验生活、在生活中学习、在学习生活中发展自我。从而提高学生的学科素质和在社会中的竞争能力。

长期以来，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只注重从知、情、意、行四方面人手，力图使学生在短短的一堂课上形成正确的思想认识，培养正确的品德行为。一堂课的教学都是从外到内，自上而下地灌输．教师成为“知识的搬运工”。但是由于教师的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发生严重脱节．导致课程内容脱离了学生的生活体验和生活需要而变得抽象、空洞和苍白无力，从而使学生感到厌倦，无法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这样造就出来的学生往往是在课堂上和生活中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因此，让思想政治课回归生活是使课堂唤发生命力的首要前提。

构建以生活为基础、以学科知识为支撑的课程模块是新课程的基本理念之一，《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课标》明确提出：本课程要立足于学生现实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构建学科知识与生活现象、理论逻辑与生活逻辑有机结合的课程模块。可见，思想政治课生活化教学是贯彻新课程改革的必然要求。在这一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以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主题为基础设置三个课程模块，并与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为主导的生活和哲学并列，将思想政治课的内容设计为四大模块。这反映了新课程整体改革的理念、设计和要求，体现了思想政治课的独特性质和内在价值，符合高中阶段学生的个性特征。同时也为思想政治课教学走向生活化奠定了基石、指明了方向。那么，怎样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落实“生活化”的理念，以满足学生对生活的关切，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让政治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呢?

一、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生活化”的基本涵义

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生活化”：是指在政治课教学中，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生活背景出发，联系生活讲政治，把生活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生活化。体现“政治源于生活，寓于生活，又为生活服务”的思想。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会运用政治经济哲学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分析现实的社会问题，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生活化”实施策略”

（一）课前准备生活化

1．教师：立足生活，改造教材

创设生活化的学习内容是实施生活化教学的前提。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对于他们理解政治书本知识十分重要。因此，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有意识地在生活中寻找与课本中的知识有联系的、学生熟悉的场景、事例，用以沟通已有的生活经验与政治学科知识的联系．瞄准课堂教学与学生生活的最佳联结点．以此来诱发学生已有的真切体验，感受其境。但由于教材中呈现的案例有的与本地区学生的生活实际以及原有知识背景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要求教师在充分理解和领会教材编者意图的基础上．从学生的现有经验和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例如在高二《文化生活》模块的学习中，笔者大量地加入了本土的“宁村抬佛”汤和文化、“张璁文化”、“永昌堡抗倭精神”、“温州鼓词”等内容，与课本的相关内容有机整合。

2．学生：体验生活．积累经验

学生的生活经验是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宝贵的教学资源，是学生学习的出发点。如果教学中学生缺乏相应的生活经验，就无法建构起知识与生活的联系这就要求学生在课前要有目的地收集相关资料，体验生活，积累经验，为新知识的学习奠定基础。例如：教师可以在教《经济生活》模块“股票、债券、保险”一框内容的前两天给学生布置任务：到本区的证券交易所、银行、保险公司收集有关资料；丰富了与课文相关的知识；通过观察与采访，学生体会到了这些投资品种的特点，同时也初步感受到金融市场的风险。上课时，学生带着课前收集的资料，带着自己的情感体验积极参与课堂活动．从而使课堂生活味浓、趣味性强。

(二)课堂教学“生活化”

“生活化”教学的关键是课堂教学的生活化。根据多年来政治学科教学实践，笔者总结了政治课堂“生活化”教学的“三环节教学模式”。

1．激活生活经验，置疑导入

教师将教学知识与学生熟悉的生活素材相融合，并设计成富有挑战性的问题让学生借助课前收集的资料和以往的生活经验加以解决。由于学生只能找到一些简单的办法，不能将问题彻底解决，从而进入一种“心求通而未通，口欲言而不能”的悱愤状态。例如：在学习高二年级《生活与哲学》模块“意识的作用”一节时．教师提出问题：通过上一节的学习，我们了解了不管是正确的意识还是错误的意识，都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物质要决定意识。那么大家思考我们学校现在正在建造的校友楼，在建造前要先有图纸，然后根据图纸去建造，那是否意味着先有意识后有物质呢，在造楼的过程中，图纸(意识)究竟起什么作用呢?教师顺势提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让我们一起来研究“意识的作用”。这样就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激活了他们的生活经验，使他们的思维泛起涟漪，从而拉开了教学的帷幕。

2．创设生活情境，探究新知

置疑导入使学生感受到已有的知识经验不能解决眼前的问题，从而产生学习新知识的紧迫感。这时，教师可以通过提供相应的教学资源，让学生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探究知识的发生、发展．感受知识的本来面目．最终达到既学习新知识又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根据知识的具体特点和实际的教学条件，教师可以创设如下生活情境作为学生探索新知识的平台。

第一，创设直观化的生活情境。教师利用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事物创设探索问题的教学情境，让学生在观察、活动中提出问题——合作探究——交流结论——体验成功，学习终身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方法。在学习《小康社会的经济建设》一课时，我要求学生课前调查龙湾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主要包括皮革、不锈钢、电器等发展状况。学生通过查找资料、社会调查等方法，写出调查报告。在课堂上我向学生展示一些直观的材料，通过提出问题、合作交流使他们对自己的知识、能力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体验成功的喜悦，分享合作的快乐。第二、创设体验性的生活情境。教师创设真实的生活情境，让学生通过现场体验．有话可说．有情可感，深刻理解知识。例如：在学习“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时，教师可带领学生“小记者”走出课堂，采访龙湾区相关企业、领导干部和村民，调查本地环境变差的真正原因。“小记者”争着向有关企业负责人和相关人员提问．比如：你们认为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们认为实行什么措施才能有效制止环境进一步不受污染?环保局或政府来此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吗?有没有试着改变环境，等等?采访回来后，在课堂上大家又对自己的所提问题进行分析评论，评出“最有价值”“最有深度”的问题奖项。接着，教师趁势提出问题，运用调查资料，并结合有关内容，分析局部经济利益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给学生以无限的情趣。

3．总结升华知识，服务生活

总结能使所学的知识系统化和条理化、思维方法科学化，使情感体验逐步升华为价值观、人生观。教师要指导学生及时地总结学习过的知识、使用的思维方法以及涉及到的人生道理。因此，在学习新知识后．教师要为各层次的学生设计巩固练习题，同时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知识、技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这样可以使学生在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发展情感体验，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共同发展。例如在学习了《经济生活》中“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一框以后，在同学生共同总结了课堂的内容以后．让学生去分析龙湾当地养殖业的实际问题：为什么前几年价格很高的文蛤，今年价格比较低，为什么前几年收益丰厚的养殖户，今年却陷入困境，有的濒临破产?如何才能使养殖户尽快地走出困境?这使学生在解决问题中明白了价值规律就存在于我们的身边。生活化教学要把抽象的学科知识还原于生活，使知识在实践中得以验证和完善。学生通过学用结合还可以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享受学以致用的快乐。

(三)课后延伸生活化

第13篇

关键词：新课程理念高中政治课堂教学学生主体作用

教师主导作用方法

传统的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存在着诸多的弊端，特别是课堂教学中学生兴趣不高，主动参与意识不强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政治教师，而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新标准的试行为我们解决这一弊端提供了机遇。当然，随着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改革的深入，我们教师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又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解决传统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弊端和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呢？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两点：

一、激发学生兴趣，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是课堂教学成功的关键

长期以来，学生普遍对思想政治不感兴趣，甚至有学生把政治课看作是枯燥无味的代名词，政治课上大多数学生都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课堂教学的效益之低可想而知。这种状况的形成固然有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的原因，而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教法陈旧单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有兴趣才会有主动参与的意识，因此要实现思想政治课教学目标，教师就应当充分发挥自己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采取各种教法激发学生的兴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逐步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创设情境

新课程理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新课程模块建立在了生活的基础上，因此我们在创设情境时，不仅要考虑到情境在形式上活跃课堂气氛的功能，更应注意情境的内容必须来自生活，这样才能真正调动起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在讲授高一经济常识《价值规律》一课时，我受《老汉杀鸡》漫画的启示进行了《蛋市》情境创设，我让一名同学扮演养鸡场的老板，部分同学扮演成卖鸡蛋的，另外一些同学扮演成买鸡蛋的，模拟蛋市交易，要求“老板”根据“蛋市”供求关系的变化和鸡蛋价格的变动及时作出是扩大规模多养鸡多生蛋以赚取利润还是杀鸡以减少损失的决策，并要求大家对“老板”的决策进行评价。结果，“老板”的每一次决策都会引起激烈的争论，争议双方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书上的知识。由于这种情境贴近生活，并在形式上具有趣味性，因此在浓厚的兴趣支配下，每个同学都不自觉地成了课堂的主体，他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无形中得到了提高。

2、时事简评

新课程理念坚持基本观点教育与把握时代特征的统一，时政教育不仅与高中思想政治课互相补充，而是也是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在对高三年级学生进行的一次“我最喜欢的选修课”调查中发现竟有一半以上的同学对“时事点评”这门课感兴趣，这使我意识到加强时政教育是激发学生学习政治学科兴趣的重要途径，并且在时政教育中学生主体作用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发挥。我结合高三政治课堂教学特点，在每节政治课开始的前五分钟进行“时事简评”，让同学们对近年来发生的时事进行简要评述。例如，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军很快攻占巴格达，不久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也被捉，这一系列事件引起了不少同学的震惊。于是我便要求大家关注事态的发展，并要求同学们做好准备对伊拉克战争进行简评。上课了，几位同学拿着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轮流上台发言。使我感到惊喜的是他们能用国际关系的理论来阐述伊拉克战争的必然性，而不是简单的情况通报或情绪发泄，也有同学试着从国家制度、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分析美伊冲突的原因，甚至有同学指出了这场战争对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借鉴意义。他们的发言都不长，分析也算不上精辟，但看得出事先都经过了精心准备，这个准备过程必然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他们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必然会随着这样的思考而不断得到提高。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发言中所流露出来的人文精神和爱国情感，这种精神和情感又岂是仅凭教师的单纯灌输就能培养得起来的呢？这样的课堂教学不正符合了新课程理念所倡导的“发展性”原则吗？

3、组织讨论

讨论教学方法已被广泛使用，它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合作精神，养成探究学习习惯，在高中政治课堂教学中如果能适当组织学生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将会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在讲授高二哲学《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一课时，我有意识地组织了一次关于价值取向的讨论。我让同学们在课前对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形成观点，然后拿到课堂上进行讨论。上课了，我让同学们自由交流，分组讨论，很快，持相同或相近观点的同学集聚在了一起，几个讨论小组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们在小组内通过讨论把各自的思想迅速进行了整合，形成了本小组的鲜明观点。十五分钟后，科代表作为主持人宣布全班讨论开始，各小组分别以简洁明了的语言陈述了他们各自的观点，然后大家开始对这些观点进行讨论。有趣的是大家讨论的焦点并不是拜金主义或享乐主义价值取向，而是一个小组提出的“利他而无回报的活动是无意义的”这样一个观点。为什么这个观点会引起大家如此高的讨论热情？我想，正是因为这个观点就来自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之中，并且在社会上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了一些社会现象给学生在价值取向上带来的困惑，因此必然会引起大家的思考。讨论是思想的碰撞，在碰撞中去学会想问题、办事情，这样的讨论对于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让学生去思考和讨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或者仅仅把讨论当作是一种形式的话，书本上的知识就会变成死的教条，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就纯粹是应试的需要，那么政治课堂教学中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又从何谈起呢？

4、开展研究性学习

新课程理念强调课程实施的实践性和开放性，因此，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应该能够和研究性学习课进行有效的整合。我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多次引导和组织学生进行了研究性学习，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在讲授高一经济常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课的时候，我发现许多同学对我国的农业发展现状并不了解，所以他们对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重要性和如何走现代农业之路等知识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因此我决定组织同学们开展研究性学习。我让学生按自愿原则分成几个课题小组，让他们围绕家乡农业发展的问题确立研究课题，制定研究计划。有的小组以《家乡农村教育与农业发展的关系》为课题，有的小组以《家乡农业资源利用状况研究及对策》为课题，也有的小组利用有同学家长开面粉厂的有利条件，确立了《小麦的生产、加工与市场》这样的课题。因为当时正值入冬，加上这些课题在短期内不可能研究出象样的成果来，所以我就决定让他们利用放假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详细记录研究过程，在第二年国庆节期间完成研究课题，然后在课堂上展示成果，并进行讨论和评价。结果在第二年讲授高二哲学常识《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之间的联系》一课时，我要求各课题小组展示成果。以《小麦的生产、加工与市场》为研究课题的小组展示了他们的成果：从小麦生长的各个阶段到对小麦进行加工的各个环节，一直到小麦、面粉市场行情变化及其对小麦生产、加工的影响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并且还对农村小面粉厂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这使我备感兴奋，因为同学们能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坚持完成课题研究学习任务并取得良好结果，说明学生一旦真正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他们就会迸发出强烈的探索求知的欲望和极高的创造热情。当然，由于研究学习的时间太长以及一些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其他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都不尽人意，然而与他们的研究过程比起来，研究结果是否理想就反而不重要了，因为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学到了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获得了在传统课堂教学中不可能获得的能力，这将对他们今后终身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也许这才是我们新的课堂教学取得的最大收获吧。

二、合理组织，及时引导，正确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是课堂教学成功的保障

伴随着学生兴趣的提高和主体意识的增强，课堂教学中也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如课堂气氛过于活跃怎么办？学生的思维方法或思想方向出现偏差怎么办？这些问题不解决，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目标就很难实现。要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就需要我们运用自己的智慧，正确发挥政治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1、营造氛围要适度

高中思想政治新课程标准主张教师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参与者。营造民主平等的课堂教学氛围有利于学生迅速进入课堂教学的主体角色，但如果营造氛围只是一味地迎合学生的兴趣，课堂教学就会形成放任自流，一盘散沙，甚至失控的局面。因此，我们在营造氛围时要牢记自己“组织者”的身份，我们要根据课堂教学的内容确定合适的教法，结合学生特点对课堂教学作精心的安排和合理的组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保留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形象，及时发现“散漫”的苗头并加以制止。例如在我前面提到的《蛋市》情境教学中，当“老板”发现鸡蛋价格下跌时，突然大喊一声“杀！”，并且做了一个夸张的下砍动作，结果同学们哄堂大笑，随即就有不少男生学做下砍动作，并准备喊“杀！”，见此情形我赶紧叫停，用眼神制止了这些同学，同时引导大家回到主题。我想，阻止他们肯定会扫了他们的兴，但如果不阻止，这次情境教学就可能失败，并且会对今后的教学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氛围的营造要坚持适度原则，我们应该参与到学生的学习中去，却不能把自己等同于学生，这样才能课堂教学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2、因势利导要及时

第14篇

我们飞虹中学是一所普通初级中学，学习困难的学生较多，学生思想品德差异也较大，特别是双差生比较 多。以往我们很少研究日常教学活动与教学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备课和执教时往往过多考虑教材内容如何 讲清，教学资料如何充实、齐备，很少从目标上考虑学生的差异性，对一些层次低的学生，教学效果不很理想 。据此，我们在市教科所的直接指导下，成立了课题研究小组，结合思想政治课中的法律知识部分，进行法制 教育分层递进教学方法实验，希望通过这个实验能探索出提高各层次学生法制观念、思想品德和培养良好的行 为习惯的方法，获得在思想政治学科实施分层递进教学的经验。

实验过程

一、分析情况，确定目标阶段

第一步，根据教学大纲，分析教材，制定总目标。

我们课题组根据把学生培养成“四有”公民这个中学阶段的教育总目标，根据总课题组提出的让学生“学 会学习、学会做人”的初中阶段教育目标，认真学习教学大纲，研究分析了教材的内容，考虑到学科的特点制 定了总目标。我们认为思想政治课不但要教给学生一定的知识，而且要通过知识传授，激发学生的情感，并贯 彻落实到行为上。因此，我们从认识、情感、行为三方面制定了总目标。

认识方面：学生能理解“法律”一词的含义，知道我国现行的主要法律及其作用、法律规范对青少年成长 的密切关系；知道家庭生活、学校生活、社会生活和经济政治生活都离不开法律；了解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懂得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个人的合法权益。

情感方面：学生在遵守国家的法律，惩治违法犯罪方面能表现出爱憎分明的情感。

行为方面：学生能自觉遵守宪法和法律，正确行使公民的权利，自觉履行公民的义务，勇于维护宪法和法 律的尊严。

第二步，分析情况，进行学生分层。

对学生进行分层，不能仅仅根据分数而定，因为理论知识的掌握，并不代表他的思想和行为，因此我们根 据这届学生进入中学后的表现，听取任课老师和班主任老师的意见，根据学生的法制观念、意识以及在遵守法 律、法规方面的表现，确定了由低到高的四个分层类型。

第一层：不知法、不懂法，并有违法甚至轻徽犯罪行为，沾染了社会上一些不良习气。

第二层：有一定法律常识，但是非不分，看到同学违法犯罪行为不检举、不揭发，甚至包庇、间接违法。

第三层：有一定法律常识，能分清是非，自己基本守法，但对违法犯罪现象不闻不问，明折保身。

第四层：有较强法制观念，不但个人自觉守法，而且对于犯罪现象，敢于揭发甚至斗争

第三步，根据每一层学生情况，确定每一层所要达到的分层目标。

第一层目标：初步了解书本上讲授的一些基本法律常识，能分清是非，基本上知法守法。

第二层目标：了解我国的基本法律知识，尤其是和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有关法制内容，是非分明，并能与违 法犯罪现象划清界限。

第三层目标：能知法懂法守法，在遵守国家法律，惩治违法犯罪方面能爱憎分明，勇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 尊严养成遵守宪法和法律的良好习惯，能运用法律武器进行自我保护。

第四层目标：有较强法制观念，对法律知识有浓厚的兴趣，不但自己学法守法，而且还能积极宣传法律， 教育他人知法懂法守法，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一些法律知识帮助他人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第四步，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分层目标

将课题总目标、分层目标印发给学生，教师详细解释，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分层 目标，同时对学生强调：所选的目标要适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应该是经自己努力能够 达到的目标。另外学生在选择目标时，可以适度修改，甚至可以自订目标。

第五步，学生选定目标、教师调整，最后学生明确目标。

学生选定目标后，有的过高或过低。教师要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学生情况，帮助学生调整目标。经过师生共 同调整目标后，要求每一位同学都能明确自己的目标，并为之而努力，同时教师也明确了学生的层次类型。

二、根据目标，进行分层教学、教育阶段：

1.课堂内分层教学

备课 教师在制定一节课的教学目的和任务时，必须考虑对各类学生的不同要求，要把一节课中的各个环 节上，高中低三个层次学生的学习任务和实现这些任务的形式写在教案上。

讲授 在课堂教学的讲授方法上，我们针对学生的不同层次，采用搭台阶的方法教师搭一层，学生登一层 ，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打开思路，在知识不断深化的同时觉得自己听懂了、学会了，激发学生继续登台阶的愿 望，最后达到课堂教学目的。教师不要求每个同学都达到最高台阶，不同层次同学达到相应的台阶就算基本达 到要求，并继续鼓励学生向高层次台阶迈进。（参见页底所示的在讲授权利义务时所搭四层台阶的示意图。） ────────────────────── │权利概念││具体权利││掌握权利的含义││权利义务相同点│ ──────────────────────

─────

│ 权利义务 │ 列出 举例 对照例子讲述 分析得出 │ │

│ 相互关系 │

───── ────────────────────── │义务概念││具体义务││掌握义务的含义││权利义务不同点│ ──────────────────────

第一层要求 第二层要求 第三层要求 第四层要求

提问 教师在课堂教学时，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存在的问题，精心设计一些带有启发性和复习 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提问，做到有的放矢。

讨论 课堂讨论采取三种形式：

同质组讨论：把同一层次分在一组内，不同层次的组讨论不同程度的问题，讨论有针对性，效果理想。

异质组讨论：混合编组，讨论同一问题，有利于不同层次学生的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同质组讨论，异质组交流：将同一层次的同学分在同桌，一起讨论属于本层次范围内的问题，然而请不同 层次的小组互相交流各自讨论的结果。

作业 作业分层有两种形式：

(1)给不同层次的学生布置不同数量，不同内容，不同难易程度的作业，对层次低的学生布置较少，较容易 的作业。而层次较高的学生布置较难、较多的作业。

(2)全班同学作业相同，但降低对低层次学生的作业要求，提高对高层次学生的要求，并对不同层次的学生 给予不同程度的帮助。

2.课堂外分层教育

课堂外的教育应做到“二结合，一落实”，即：结合分层目标，结合学生的具体情况，落实重点，做到重 点学生重点帮教，每位政治课任课教师在所教班级重点落实一、二帮教对象（第一层学生）。一方面帮助他补 缺补差，另一方面经常向班主任了解情况，找学生谈心，了解目标达到情况，鼓励和帮助他实现目标。

对于层次较高的同学特别注重培养他们在课外学法的兴趣，诸如搞了法律知识专题剪报小组，组织法律知 识竞赛，从而激发了高层次学生的学习热情。另外，在语文组配合下，参加了区政治小论文的评比活动，并获 得了此项比赛中的一半奖项。

三、形成性评价阶段

根据学生知识考核成绩，根据学生目标达到的程度，进行师生共同评价。学期结束后，先进行知识考核， 命题兼顾各个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水平。基础知识的题占60％，灵活运用基础知识的题占30％，有一定难度的 必做题占10％，同时增加10％可以让高层次同学发挥的选做题，使试卷能反映各层次学生知识掌握和能力培养 程度。教师要求第一层同学只要达到50分，第二层同学达到65分，第三层同学达到80分，第四层达到90分，学 生只要达到这些要求就算合格。然后，让每个同学根据一学期的各方面表现，如出勤、早自习、课堂纪律、作 业情况，特别是行为习惯和校内外各方面表现，加上知识考核目标达到的情况，自己考核目标达到的程度，并 报出成绩，教师根据所了解的该生情况进得调整，并向学生说明调整的理由，最后在学生认同后，得出考核成 绩。不论哪一层次的学生只要达到自己订出的目标，就能得到好的成绩和评价。

实验结论

法制教育分层递进教学法在我校实验了近两年，我们初步归纳了以下五点结论。

1.在初中思想政治课法制教育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分层递进教学，使学生在教学过程的各项活动中紧紧围 绕自己选择的分层目标进行有效有目的的努力。实验结果表明，通过教学，学生对法律知识掌握程度明显高于 非实验年级，提高了政治课的教学质量。

2.思想政治课实施分层递进教学，学生不仅知识掌握达到目标要求，而且在情感和行为上也达到了目标要 求，进而提高了思想觉悟。分层递进教学，克服了以往造成的思想教育目标高不可攀、学生由于达不到要求而 自暴自弃的弊病。现在学生可以通过一层层攀登，慢慢达到目标，学生思想觉悟提高的效果明显。

3.分层递进教学法，可以解决高层次学生“吃不饱”，低层次学生“咽不下”的矛盾，调动了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积极性。随着分层递进教学法目标层层达到，给差生以足够的学习和思想提高的机会，从而提高学习 困难学生的自信心，促进学习困难学生转变。

第15篇

(一)实践实训教学环节缺失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离不开实践。随着市场经济对学生实践能力、应用能力、创新能力要求的加强，对财政学专业的相关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让学生能在未来的就业市场顺利找到一席之地，必须在实践教学、实训教学方面狠下功夫。

(二)评价考核体系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提高

目前财政学专业课程依然沿袭了传统的考核方式，学习效果的评价基本以教师命题为主，考核的方法大多采用笔试。试题依然采用传统的名词解释、选择、判断、简答、论述等为主。考试形式单一僵化，甚至一些考题陈旧落后。由于财政学专业许多课程实践性较强，学生只能选择死记硬背方式。严重压抑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三)缺少实践能力强的教师

目前高职院校新进教师基本是从校门到校门，即使学历层次较高，但缺乏专业实践知识、技能和经验。原有专业课程的教师，包括那些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教师，真正具有从事过财政、税收、会计实践活动经历和经验的极少。教师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能力的缺失，直接制约着学生财政学专业职业能力的形成。

二、改革财政学专业教学，促进学生职业能力培养

(一)创新课程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为教学提供了高密度的信息传播手段，教师要依托这个优势，掌握多媒体教学技术手段，收集相关各类资料，创新教学方法，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教学服务。一是课堂讲授法。通过教师对财政专业相关课程涉及到的财政、税收、会计、管理等理论的讲解，为学生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课堂讨论法。以理论教学为基础，以理论涉及的社会热点问题为切入点开展一些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探讨;三是典型案例分析法。选择学生代表，要求充分收集资料并做成PPT。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运用，加深学生对所学理论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而且还能够进一步激发学生举一反三的创新能力。

(二)强化实践实训教学，提高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

财政学专业所涉及到的财政、税收、会计等都是距离市场最近的学科。通过在财政学专业教学的过程中派学生到社会单位顶岗实习，到专业实训室演习预算、国库集中收付体系、纳税与征管、会计核算等操作，可以让学生对实际工作有真实的感受。

1.构建教学、实践、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实践平台利用寒暑假，选派学生到地方财政部门、税务部门、会计师评估师事务所等单位参与工作实践或顶岗工作，使学生掌握财政学专业工作的方式与方法，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与单位与社会人打交道的能力，为毕业后迅速融入社会打下基础。专业教师与可以利用理念知识优势，为社会单位开展一些干部培训服务。

2.在学校实训室开展专业实训教学利用学校建立的财政、税务、评估、会计等相关实训室，在理论教学的同时，安排实训课时，到实训室演练政府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企业纳税、税务机关征收与稽查、会计核算等相关软件。通过学生实际操作，了解实际工作的流程。

(三)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学专业课程考核体系

为了激发学生对财政学专业的学习热情，不但要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与手段，还必须采用灵活多样的考核方式，建立科学合理的财政学专业课程考核体系。财政学专业课程的考核既要能体现理论知识的掌握，又要展现学生能力水平。在考核的形式上，可以采用闭卷与开卷笔试、学生平时案例分析、平时提问、上机模拟、对社会热点的调查报告、口头提问、平时成绩等多种评判方式，摒弃一卷定成绩的简单做法，根据平时记录及各项成绩进行综合评价。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实践专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