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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事件研究法 超额收益率 高管变动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日益完善,沪深两板的上市公司数量也迅速增加。在如火如荼的上市大潮中,频频发出的高管辞职公告也逐渐引起了研究人员和投资者的注意,其中中小板和创业板高管变更现象尤为严重。2010年开始掀起了高管变动的热潮,2010年沪深两市发生高管变动的公司合计超过600家,2011年达到800家以上,今年2月18日一天内有5家上市公司了9位高管辞职公告。
由于高管变动密切关系到上市公司的整体稳定,企业战略计划的变动,并且其中可能涉及到辞职套现利益链条。故频频发生的高管变更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经营收益和稳定性产生动摇,使得中小投资者的情绪和投资选择受到严重影响并导致公司股价受到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本文将通过事件研究法对高管变动的股价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由于作者能力和研究时间有限,本文选取了2011年全年上证A股所有发生高管变动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计入样本的公司包括发出董事会成员、总经理以及监事会成员的辞职公告的公司,不包括发出保荐人、财务人员以及董事会助理人员的辞职公告的公司,共计201家公司,数据来源WIND资讯公司公告。
由于本文采取事件研究法对高管变动的公告效应进行研究,故在已选择的201个样本中剔除了可能导致研究出现偏误的样本,包括在半年内发出两次或者两次以上高管变动公告的公司48家和在公告日前长期停牌或者新近上市导致估计期不够长的公司17家以及在公告日或者窗口期发生停牌导致公告效应不能有效反映于实时行情的公司5家,有效样本共计131家。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标准事件研究法对高管变动的公告效应进行检验,以市场模型度量公司股票的正常收益。
1、事件日选。尽管部分公司高管实际离职与离职公告的存在一定时间差,还有部分公司前任高管离职公告与新任高管继任公告于两个不同的交易日,在本文中一律选用前任高管离职公告的日期为事件日,若前任高管离职公告日为非交易日,则将公告后的第一交易日认定为事件日。
2、时间窗口期与估计期。由于高管变动可能在短期内对公司股价产生一定冲击,本文将事件日前后10个交易日即[-10, 10]设定为事件窗口期,将窗口期前120个交易日即[-130, -11]设定为事件估计期。
3、估计模型构建。本文中的所有收益率采用对数收益率计算,即,其中表示个股在第t交易日的收益率, 和分别表示第t和t-1交易日的收盘价。本文采用市场模型计算个股的正常收益率,计算公式为。其中 是个股在第t交易日的正常收益率,a、b由该股票估计期收益率对市场收益率进行线性回归所得,由于本文样本选取的公司均为上证A股公司,故采用上证A股指数收益率作为市场收益率。
个股窗口期超额收益率用实际收益率减去正常收益率所得,,平均超额收益率为,其中n为有效样本个数。个股在窗口期[t1,t2]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为,平均累计超额收益率为。对超额收益率和累计超额收益率采用均值为0的t检验来确定其显著性,该检验的原假设为:AAR=0。
该模型中的数据均来源于WIND资讯行情序列,[-130, +10]研究期,根据公告日人工截取,统计分析使用Eviews5.1计量软件以及Microsoft EXCEL2007作为辅助。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一)实证过程
实证过程主要针对每家公司是先利用120天估计期进行模型估计,然后用模型计算窗口期正常收益率,再用实际收益率减去正常收益率得到超额收益率。然后汇总样本数据,对窗口期每天AAR和ACAR进行均值为0的t检验,获得假设的实际显著性水平。
下面以600186莲花味精公司为例说明估计模型的建立过程。该公司于2011年9月6日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即事件日为2011-09-06,由行情序列获得该样本的估计期为2011-03-02至2011-08-22共计120个交易日,窗口期为2011-08-23到2011-09-21共计21个交易日。
为了使模型拟合更优结果分析更准确,首先对模型的自变量rm的水平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AIC最小选择滞后阶数),结果如图1:
图1 600186 rm序列ADF平稳性检验
由图可知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均可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
然后在Eviews中进行OLS回归得到结果如图2:
图2 600186预测期回归模型
根据上图可建立估计期模型rs=0.000109+1.208378rm。
对上述回归进行残差检验:
1、怀特异方差检验,结果如图3:
图3 600186回归模型怀特异方差检验
由实际显著性水平可以拒绝存在异方差的原假设,认为不存在残差异方差。
2、B-G残差自相关检验(lagged=3),结果如图4:
图4 600186回归模型B-G自相关性检验
根据以上实际显著性水平,可以拒绝存在自回归的原假设,结合该回归的D-W统计量1.8162,可以认为不存在残差自相关。
经过以上检验可以认为莲花味精的估计期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用所得回归模型计算个股AR与CAR,如图5:
图5 600186 AR与CAR
可以看出在公告日发生以后几天该公司股价均具有负的超额收益,累计超额收益率处于下降趋势。
经作者对全部数据进行处理,所有行情序列均没有单位根,少数序列回归后出现异方差或者自相关现象,由于收益率中含有较多负值并且已经为对数收益率序列,故在修正中对发生残差异方差的样本均采用GLS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对发生残差自相关的采用一阶差分进行回归。
(二)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方法对符合条件的样本逐一进行AR与CAR的计算得到AR与CAR序列,首先求得均值,得到AAR与ACAR如图6:
图6 样本AAR与ACAR
由上图可以看出在公告日及之后几天大致在[0,5]期间AAR处于较低水平,ACAR下降较快,其他期间大致处于正常水平。为了进一步得到精确结果,下面对AR和CAR进行均值为0的t检验,结果如图7所示:
图7 样本AAR与ACAR的t检验结果
由以上可以看出AAR在[0,4]期间t值均比较显著,实际显著性水平p较小,除公告日当日为0.05349在10%水平下显著以外,公告日后1-4天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但在公告日第五天过后显著性明显降低。ACAR在公告日之前的均值略大于零稍有正的超额收益,从公告日开始逐渐下跌在公告日后一天跌为负值,其显著性也从公告日后第二天开始显著不为零。这可能是由于我国股票的t+1交易制度,在公告日当天投资者来不及做出反应。以上数据均表明高管变动公告对投资者存在负的股价效应,持续期约为4天。其中公告后第一天、第三天、第四天具有较高的负超额收益,可能是由于投资者因高管变动发生异常抛售造成的股价下跌。
四、结论与不足
本文选用2011年上证A股发生高管变动的131家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尝试性地对上市公司高管变动的公告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上证A股的公司存在比较显著的负公告效应,在公告前10天内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为0.6433%,而在公告日后5天的累计超额收益率为-4.912%,公告效应十分显著。从窗口期的统计结果来看投资者对于所持股票的高管变动信息具有反应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股价异常下跌。在上市公司频繁发生高管变动的今天,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可以指导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并且可以作为投资者提供了由于高管变动股价处于低位时买入的参考。
但是由于作者能力和时间所限,本文选取的样本量较小。在时间跨度方面仅为2011年全年,2011年是金融危机过后股市较为平稳的一年,大盘震荡较少,故本文结论可能在大牛市和大熊市中缺乏可靠性。并且本文样本的公司全部来自上证A股公司,可能对于深证的股票尤其是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不具有较好的代表性。由于以上限制本研究的结论可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在研究中并没有对ST、*ST公司股票和普通公司的股票分组研究,可能忽视了不同质量的公司对于高管变动的影响差异。此外针对这一现象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多变量模型探究影响该公告效应的大小的因素及其显著性,由于时间所限本文并没有得出该方面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夏芳.上市公司高管辞职套现利益链条隐现[N].证券日报,2012年2月8日
中国的金融中介体系起步较晚,发展过程中面临许多有待理论解释的现实问题。以证券公司为例,高效率的动态竞争结构尚未形成,国内证券公司规模的有效边界模糊,行业整体仍然缺乏良性的自我调整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在以上背景下,本文利用相关理论,对我国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证券业――的运营绩效与竞争结构问题进行了研究,通过对中国证券公司的实证分析来推动认识的深化。
一、影响国内证券公司绩效的因素
(一)战略
1.产出组合(产品组合)
对产出组合的不同选择,对应着企业所采取的不同战略,通常可以分为集中战略(专门化战略)和多元战略。
集中战略的优势在于:①在对细分市场的了解和主导产品的竞争力方面有较大可能强于多元化产出的竞争对手。②相比较于全能型金融机构,采取集中化战略的金融机构的经营范围和企业规模都相对较小,管理的成本以及管理失效的可能性随之降低。
多元战略是指企业为了获取多个细分市场的利润,或为了避免单一产出的风险,而进入多个市场和提供多种产出(产品)的组合。与集中战略相比,实施相关多元化战略的优势在于:①范围经济效应。相关业务活动在同一平台上运作可能有助于节约成本,提高共享资源的利用效幸,在新的经营业务中也可借用公司其他产品或业务的声誉来快速拓展市场。②避免单一产品的周期性或细分市场的系统性风险,通过多元化经营将风险分散,保持公司整体赢利水平的稳定性。
2.客户组合
在确定产出组合(产品组合)的同时,证券公司还面临着确定其服务对象的抉择,比如主要服务于大型机构客户还是中小投资者,重点服务融资客户还是零售客户,等等。不同类型的客户为企业所带来的收益区别很大,有实证研究发现,银行的全部收益来自于大约30%的客户群。对于证券公司来说,不论是其经纪业务的客户还是承销业务的客户,不同的客户群带来的收益同样区别很大。
(二)战略实施
1.人力资源管理
雇员满意度是服务--收益链中的重要一环,所以可把人力资源管理视作影响雇员绩效乃至组织效率的关键因素。以前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银行的某些无效率可以归因于力资源的无效率管理。
2.技术的运用
国外大型商业银行把非利息支出的20%花费在信息技术上,大型证券公司则把总费用支出的10%用于通讯和信息技术支出,而且在技术方面的投资一直比较稳定。信息技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应被忽视,技术已经成为控制成本的关键因素。
(三)环境因素
1.技术环境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技术的发展通过难以估计的规模经济成为金融业重组的重要动力,同时技术进步也为金融机构的业务在空间上的扩散提供了便利。许多后台操作和部分前台的操作甚至可以移到互联网上,由于信息技术的运用,国内的证券公司迅速形成相近的组织形式和业务模式。
2.消费者的偏好
产品组合和客户组合的选择是影响证券公司绩效的重要战略因素,然而这种选择不可能是恒定的,它要受到消费者偏好变化的影响。有些时候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并不是来自于消费者结构的变动,而是由市场环境、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变动所引发。
二、中国证券公司绩效评价
本文根据国内证券公司的经营与财务数据,对国内证券公司的效率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
以营业网点数量作为规模指标,并把它与ROA值进行分析来看,二者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营业网点较少的证券公司其效率从低到高均有。虽然如此,但由于目前国内证券公司的经营能力、风险控制能力的限制,对证券公司的成本起到了负面作用。尤其是国内的大型证券公司要获得较高的效率,必须主动控制其营业网点数量,再扩张营业网点时应考虑到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投入产出效率。
由于规模扩张带来运营复杂程度的提高,大企业的成本结构并不会有大的改善。企业增大规模的潜在动机是加强收益而非节约成本。只有资产和人员规模较大的证券公司,才能成为综合类的证券公司,能够获取各种业务的收益,这有助于提高盈利效率。而在节约成本方面,结果明确显示国内大型证券公司的表现确实不如中小型的证券公司。
进一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某些金融企业通过合并等方式壮大规模之后,常常带来公司治理和管理方面的问题。针对金融业合并案例进行研究之后可以发现,其结果并非一个作为有机整体的大企业,而是不同企业所构成的大型混合体。因此,潜在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没有得到释放,反而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的后果。如果国内的证券公司将目标定位为综合性证券公司则应当对每一个专营实体进行核算,规模经济效应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
三、中国证券公司业效率评价小结
首先,国内证券公司在效率度量上的总体表现明显比国内外资银行业要弱。在行业过度竞争的同时,证券公司的一些传统收益如保证金息差收入也大量被商业银行所侵蚀,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而证券公司的经营活动空间依狭窄,这就造成了企业效率低下的后果。
论文摘要:以沪深324家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大股东的监督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家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三次曲线关系;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正U形曲线关系;赫芬德尔指数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线性关系;股权制衡度、Z指数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不明显。
引言
同内外学者对大股东监督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概括起来大股东的监督对公司治理效率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是大股东的监督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绩效。如Shivdasani(1993)、FrankandMaye~(1994)、Go.onandSchmid(1996)、DenisandSe~ano(1996)等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大股东的监督会导致额外成本的发生。如Bolton&Thadden(1998)、Pagano&Roell(1998)、LaPortaetal(1999)、Bebchuketal(1999)等的研究。国内学者也对大股东监督效应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如陈小悦、徐晓东(2001)、朱、汪晖(2004)等的研究。但到目前为止,以家族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家族控股股东的监督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尚存在不足。因此,本文从家族控股股东监督人手,探讨中同家族公司大股东的监督效应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一、研究假设
不同性质的股东在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方式以及所有权的行使方式上有着明显差别进而会对公司绩效产生不同的影响。正如Denisanf1McConnell(2003)认为的那样,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受制于大股东的股权性质。中国大多数家族公司的所有权与经营控制权分离程度很小,企业的创始人大都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他们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这种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一的管理模式减少了企业的成本和监督成本,无疑提高了大股东监督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程度。因此,我们提出假设:家族公司大股东监督对公司绩效有正向影响。
二、实证分析
1.样本选择及变量定义。本文以中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样本的选择需符合下列条件:公司的最终所有者为自然人或家族,且该自然人或家族直接或间接地为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或控股股东。该公司是在2004年12月31日前成功上市。本文将金融和保险类公司、没有完整财务数据的公司、变量值异常的公司排除在外,共选取了中国家族控股上市公司有效样本324家,其中上海190家,深圳134家。所有资料均来源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及和讯网的公开数据。
本文的变量包括大股东监督变量、公司绩效变量和控制变量。大股东监督变包括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前五大股东股权集中度(CR)、股权制衡度(DR)、z指数(z)和赫芬德尔指数(HERF);公司绩效由财务指标资产收益率(ROA)来衡量。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2.相关性分析。我们采用Pearson方法对大股东监督变量和公司绩效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股权集中度(CR)、赫芬德尔指数(HERF)均与资产收益率(ROA)成显
著正相关,说明提高股权集中度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股权制衡度(CR)、z指数与资产收益率相关性不明显。表明大股东之间的制衡对公司绩效没有起到促进作用。
3.回归分析。为进一步探讨大股东监督与公司绩效之问的关系,我们分别对大股东监督变量与公司绩效变量进行了曲线拟合。选择常用的Linear、Logarithmie、Inverse、Quadratic、Cubic、Power六种曲线模型作为初始方程进行拟合。通过对被选方程拟合效果的比较、总体方程显著性检验和参数估计值显著性检验的比较,确定一个合适的回归方程。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R.)与资产收益率(ROA)拟合的同归方程是次曲线(Cubie)。方程如下:
ROA:0.132—1.288CR.+3.597CR12
—
2.788CR
R2=0.018 F=2.985(0.031)
(1.520)(一1.678)(1.688)(一1.517)(括号内为t值)
根据方程可以得HJ,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二三次曲线关系。说明家族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资产收益率的_芙系会因持股比例问的不同而不同。我们计算出了i次函数的转折点分别是25.41%和60.6%。当家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在0—25.41%之间时,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产收益牢负相关。说明家族股东可能由于持股比例较小,股权的激励效果不显著,存“搭便车”心理的作用下,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处在这一问的样本公司有79家,占公司总数的24.4%。当家族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在25.4l%~60.6%之间时,家族持股比例与资产收益率正相关。这些公司的家族股东基本l:能够控制公司,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搭便车”动机趋于减弱,其监控动力不断增强,公司绩效会随之提高。有232家样本公司处于这个问,占公司总数的71.6%。当家族大股东持股比例在60.6%~100%之间,家族股东持股比例与资产收益率负相关。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家族大股东在缺乏外部监督控制的情况下,利Ⅲ其绝对控股地位,以中小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使公司绩效降低。有13家样本公司在这个范同内,占样本总数的4%。
股权集中度(CR)与资产收益率(ROA)拟合的回归方程是二次曲线(Quadratic)。方程如下:
ROA:0.062—0.436CR+0.577CR
R=0.034 F=6.581(o.0021
(0.612)(一1.1263(1.608)(括号内为t值)
股权集中度与资产收益率呈显著的正U性曲线关系。通过对函数求导,得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影响的转折点是37.78%。这一结论与宋力、韩亮亮(2004)得出的结论一致,适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并不利于家族公司绩效的提高,最优的股权结构表现为要么大股东持股比例高度集中,要么高度分散。
反映股权集中度的另一指标赫芬德尔指数(HERF)与资产收益率(ROA)拟合的回归方程是线性函数(Linear)。回归方程如下所示。通过回归方程可以看出,随着赫芬德尔指数的提高,资产收益率是显著上升的。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
R0A=一.022+0.195HERF
R=0.021 F=7.661(0.0061
f一1.698")(2.768)(括号内为t值)
股权制衡度(DR)、Z值数(z)与资产收益率(ROA)没有拟合Ⅲ合适的回归方程。股权制衡度和z值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监督制衡方面,通过各大股东的内部利益牵制,达到互相监督、提高决策效率、抑制内部人掠夺的股权安排模式。中围家族公司由于大股东之间的制衡度比较弱,制衡机制作用的发挥还不完全,凶此对公司绩效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