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确权法律条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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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字]土地权 所有权 争议

[中图分类号] DF45 [文献码] B [文章编号] 1000-405X（2013）-3-13-1

目前，在中国有相当多的土地使用者和土地所有者关于土地的归属权问题，例如土地所属权和存在归属权等产生争议。归结其成因，固然有历史的原因和显示的原因。而从历史发展的方面来看，自运动、农村合作社、“四固定”、运动后，所有的这些土地权的变革，以第后的土地实行承包经营制度到1988年中国的《宪法》修正之后的关于城镇国有土地所有权的转让，有偿出让等，均与土地有关。并且，在特定的发展时期都会出现不同的土地所有权争议。从现在发展的方面来讲，伴随着土地权制度改革体系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下，土地也作为一种商品走向了世界。所以这就产生了伴随有时展特点的土地权归属争议的案件。在目前来说，《确权规定》是土地管理相关部门解决土地权属纠纷的重要依据法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权价值利益化的日益加剧，土地权属的争议案逐年递增，而且内容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常常损害到了土地使用权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为了保障土地所有权者应有的合法权益，必须更加的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正应为当前的相关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所有导致相关部门在处理有关的法律权益的纠纷案中，没有可以依照的强有力的法律条例。土地权属的法律体系滞后情况日趋严重，所以必须对土地确权的相关法律做出合理的调整和完善。所以，本文在调查思考并研究分析了相关土地权归属争议案例后，意识到了一些目前土地确权法律中存在的缺陷，并对相关的确权法律规定提出了一些修改和改进的建议。

（1）集体所有的土地遇到自然因素引起的灾害如河流改道、洪水冲刷时，土地的所有权是否发生改变？若改变，又应如何确定其所有权？对原土地已流失的进行开发和复垦，其后又恢复耕种条件的土地且进行开发和复垦的非原所有者。对于这种情况，土地的所有权应属于原所有者还是后来的开发者？

对于当前的此类问题，中国的法律还尚未做过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会不同的结果。有人认为，土地应还属于原所有者，因为在中国，相关法律并没有规定农民集体所拥有的土地由于某些自然原因就归于流失，并且该土地拥有者的所有权并没有发生改变。而有些人则认为，由于河流改道、雨水冲刷等自然原因使土地流失，就人为的所能开垦使用的土地来说，在法律意义上，该土地已不存在。如果原土地所有权的拥有者为集体，则土地的所有权转为国有。若在土地流失后又对这块土地进行开垦利用，原则上是土地的使用权首先确定给原有的使用者，但是如若对这块土地已经进行了开垦和使用，土地的使用权也可以归为后来开发者。为解决这类问题，建议在土地确权的相关法律条文规定中加入一项：“集体拥有所有权的土地若因河流改道、洪水冲刷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破坏后，流失土地的所有权应归为国有。对流失土地后有进行开垦利用回复耕种的，可按照实际情况将土地的使用权归为开发者”。这样就使分配更加明确化。

（2）集体土地的所有者在拥有土地使用权的权限期间。对其所有的土地长期抛荒，且一直都没有主张过对其土地使用权的，是否认为其土地拥有者已经放弃了对该土地拥有所有权？那目前状况下的土地所有权应如何确认？

这些问题均属于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争议问题。都在争议土地所有权由集体向国家的性质转变过程。由于在中国是不承认土地的先占原则，凡是曾经分配给农民集体的土地，并且一直由国家单位所使用的土地，其土地的所有权就应当归为国有。对此，建议在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中应加入：“由于长期的将土地进行抛荒，没有出现过对土地拥有权的任何表现行为，所以视为放弃了对该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这时，土地权才归为国有”。

（3）当集体土地所有权发生争议时，且争议双方都无法提供对证明其拥有权的有效证据时，土地的所有权又应当如何确认？集体土地权属发生争议时，当权属争议双方均无法提供有效证据时，该土地所有权应当如何确认？

解决土地权争议的原则之一就是要保护现有的利益。如果涉及到历史等原因时的土地所有权争议案件中，因无法提供历史证据或依据不明时，应该以土地权现在实际的所属情况为依据来确定土地权。由于中国在长时间以来，土地的各种权利的确法一直有空缺的地方。土地权混淆，有很多关于土地权的纠纷案件一直未解决。而且关于土地所有权的登记制度一直都没有完善的建立好，所以相关的确定土地权的证据遗失，多年后，双方争议的当事人也都没法提供有力的证据。

在这时候，原则上是按照当前争议双方所使用土地的情况判断土地权的归属。在法律的理论上，占有就意味着权利的实施，现实中的使用土地就代表着拥有土地权。除非争议的另外一方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如若无法提供证据的，就应当把土地的使用权确定给当前的使用者，进而达到维护现存法律规定的目的。在处理这类问题时，容易和《确权规定》中的第十八条“当土地权益有争议时，并且不能依照法律来证明该土地归农民集体所属的，均归于国家所有”。详细揣摩便可知，这一条规定只适用于集体土地权和国有的争议中。然而对于集体所有者之间产生争议土地权的，应该按照目前的实际现状确定。所以，建议在相关的土地权管理条例中加入“当集体所有权归属问题产生争议，且争议双方都无法提供确凿的证据时，可依照实际现状来确定土地的所有权”。

通过以上三点对土地确权相关法律的建议，可以分析出，这些建议的必要性和实践性。然而，在现有的关于土地确权的法律规定中需要补充完善的还有很多。这就需要在平时处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及时的提出问题、研究和分析问题。并在最后尽可能的总结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更加的完善我国土地确权的相关法律。使得法律体系越来越完善，进而在处理与土地确权相关的案件时愈来愈高效化和规范化。

参考文献

[1]认真学习《决定》精神，科学应对国土管理新挑战 - 大庆社会科学2009（2）.

第2篇

1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进行权确权与流转存在的问题

1.1 立法方面的不足 由于我国在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和流转方面的法律只有《农业法》《民法通则》《物权法》等法律，且由于这些法律所立法的出发点和相应的立法精神不同，就直接导致了这些法律对于土地承包和流转等问题存在的矛盾和差异。另外土地的产权不清，权属界定混乱又带来了很多确权方面的问题。并且在现在的法律实践之中，对一些其他的流转方式，如：继承，赠与，抵押，反租倒包等流转方式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因此就导致了个别地方流转方式的驳杂无章，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依从。

1.2 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合同不规范 由于农村的很多土地生产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因此导致在土地确权方面不清楚.此外也导致在流转土地时只有口头合同，或者是以其他形式存在的不规范，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合同。程序不全，条款不全，流转的相关费用不科学不合理，没有充分的考虑当前市场和国家政策的变化。这就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的流转造成了一定的隐患。

1.3 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健全 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导致我国农村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土地的流转不仅需要双方当事人在场，同时也需要一定的中介机构或相关组织来进行引导和证明。并且农民们不象城市居民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福利保障。他们只能凭借拥有的土地来保证最基本的生活，所以保障农民的利益变得尤为重要。而由于不健全的保障机制，就造成了很多流转不公正的现象。

1.4 政府对土地承包和流转经营管理的职能的缺失和越位 这也给农村土地流转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当事人对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以及其他权利不十分明确时，政府又不能科学的使用自己的监督和管理职能。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和流转的管理不规范，监督滞后，对自身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职能定位不当。

2 针对相关问题所制定的政策

2.1 我国政府应当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应法律制度 只有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才能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的各个阶层的利益。政府应该尽快的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进一步对土地的确权和流转的方式，程序，性质，管理方法，以及解决纠纷的途径做出明确的规定，只有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和流转的相关法律，才能让土地在法律的保护下合法的流转。

要规范农村土地流转的相关合同形式，保障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

2.3 建立健全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 国家要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等方面制定相关的政策，加大财政在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方面的支出和投入，以保障农民的利益，这样可以调动农民在土地承包权流转方面的积极性，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承包权确权和流转的和谐和顺利发展。

2.4 我国的政府应该强化对于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的管理和监控 根据我国各地不同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不同的土地流转政策，并且要积极鼓励农民在土地承包权流转实践方面大胆创新，更应该积极引导一些工商企业和农民进行相关的土地流转合同的签订。

政府应该鼓励家庭农场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 家庭农场和土地股份合作社成立和发展，会促进土地流转、新型职业农民，规模经营等新生事物地出现，逐渐改变着农村面貌，推动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样有助于农民更加明确对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理解，也利于土地的流转。

第3篇

关键词：一物一权；原则；现实挑战；完善对策

一、一物一权原则概述.

谈到一物一权原则的产生，最早始于罗马时期。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社会状况等现实原因，关于物权这种抽象的概念还未形成，当时通说观点奉行“所有权遍及全部，不得属于二人”规则。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物一权原则的内涵也日益丰富。针对一物一权原则的内涵界定，在理论界还没有统一的定论，而是侧重点各不相同，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观点：传统一物一权论、物权客体特定论、物权效力排他论、综合论。

二、对传统“一物”与“一权”之界定

对“一物”的理解。单一物是物权的主要客体，物权客体必须是特定物，物权客体必须是独立物，物权客体以有体物为主。

对“一权”的理解。传统所有权学说认为，一物一权原则中的“一权”仅指所有权，其强调了所有权的抽象性、唯一性，继承了罗马法关于所有权的理念。物权说提出一物一权原则的定义应包含如下内容：（1）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他物权），一个所有权通常成立在一个物上；（2）一个物上的组成部分，不得成立独立的所有权；（3）独立物之总体上，不得成立特别的独立所有权。[王泽鉴.民法物权（1）[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53]经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物权说和传统所有权说相比，内容更加丰富具体。

三、一物一权原则的价值所在

物权法制度之所以采用一物一权主义，其理由如下：方便物权人实现对标的物支配，最大实现物的价值；易于公示，有利于交易安全；便于明确财产归属，保护物权人的合法权益。

四、一物一权原则面临的现实挑战与完善对策

（1）一物一权原则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物一权原则，这一古老的理论发展都现在，仍然在理论界争议不断，不管是对“一物。还是“一权”都是如此。由于我国立法远远落后与现实，以空间、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主的典型形态对一物一权原则提出了挑战。

空间。按照传统物权法的观点，上至太空，下达地心的部分是所有权的客体，而空间只是组成土地的一部分。那么空间与一物一权原则是否冲突呢？针对该疑问出现了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歧。肯定说认为，土地属于立体上的概念，如果将土地所有权的权利范围限定为地表的权利，此时土地所有权便无任何价值可言。另一方面，空间既然是组成土地的一部分，那么根据物的特定独立性，土地上方的空间就不能再设定所有权，否则就会存在两个所有权。否定说的观点认为，空间因为被登记下来，在法律层面就成为特定的物，所以并没有违背一物一权原则的本质。经过两种学说的比较，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空间与一物一权原则是否冲突，主要在于我们如何看待空间的性质：只有当空间被认定为特定的独立的物时，它们之间才是矛盾冲突的。

区分建筑物。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将不动产整体划分为若干部分，各个权利人分别享有各自分得部分的权利，其中以公寓性住宅最为典型。对于区分建筑物与一物一权原则之间是否存在矛盾，则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持否定论的学者认为，公寓性住宅最少存在三重所有权：一是公寓所有的住户按照份额享有的所有权；二是公寓的每个单独的住户享有的不受他人控制干涉的所有权；三是公寓的某些住户对于某个部分建筑物拥有的专有也不受他人控制支配的所有权，由此，在这种划法下，一物一权原则显然是不合适的。还有学者认为，区分建筑物在法律上否认了建筑物作为一个不动产存在，在事实上不能将区分所有部分在结构上分割，因此其与一物一权原则是不相容的，为一物一权原则的例外。

（2）完善一物一权原则的对策

针对我国当前一物一权原则面临的现实挑战，为化解一物一权原则在我国物权法领域的尴尬地位，结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形势和法律发展现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健全一物一权原则，使其更加完善。

第4篇

课题组认为中国未来农村住房制度的核心指导思想是：明确基本产权制度，完善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制度，确保宅基地及其住宅的财产收益权能。

同一案件的不同裁判

农村房屋牵涉到农村宅基地，这历来是一道“红线”。除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外，其买卖行为被国家所禁止。但实践中，超范围的农村房屋买卖普遍存在。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在经济发达地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农村宅基地通过房屋买卖、出租、抵押变相流转已是普遍现象，形成了自发的隐形市场，流转的宅基地占比在10%至40%之间。

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王辉在《农村宅基地转让的相关司法实践和问题分析》一文中指出，随着农村房地产市场的活跃，农民将宅基地上所建房屋出售给本村或外村村民以及城镇非农业户口居民的现象越来越多，相应地产生的纠纷也在增多，以北京市怀柔区法院为例， 2005年该院共受理该类案件7件，2006年受理14件，2007年全年上升到29件，2008年上半年受理的该类案件虽然只有12件，但同比仍呈上升趋势。

从怀柔法院该类进入诉讼的纠纷来看，75%发生在村民与城镇居民之间。大量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进入司法程序之后，由于认识上的不统一，法院无法简单地认定合同有效还是无效。

曾经轰动一时的北京宋庄“画家村”一案便是农村房屋买卖纠纷的典型案例。2002年，北京通州宋庄镇辛店村农民马某以45000元的低价将房屋及院落卖给画家李某。随着房价不断上涨，2006年，马某以“城里人不得买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住房”为由，认为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该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中的裁判标准和结果均不统一。比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坚持以“有效为原则，无效为例外”，本着尊重现状、维护稳定的原则，承认房屋交易以及购房人继续占有、居住、使用该房屋的权利；北京和青岛则以认定无效为原则，以认定有效为例外，即在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等情况下应当有效，在城镇居民购买、非同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买卖等情况下无效。据此，通州“画家村”一案将在北京和上海得到不同的审理结果。

利益分配中的三组矛盾

针对通州“画家村”一案，北京市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张真理分析认为，买受人在购买房屋后一般会对房屋进行修缮、装修，甚至翻建、扩建，诉争房屋的价值往往高于当初的房屋价值。加上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等因素，补偿价格仍然和目前商品房市场的价格相去甚远。同时，房屋买卖是在双方自愿基础上达成的，如今，出卖方却利用最权威的司法途径确认这种行为的无效，直接后果就是违反诚信之人获得了收益，而恪守诚信者却蒙受损失。这使得司法审判陷入两难处境，既要考虑司法导向与国家政策、法规相吻合，又要兼顾诚实信用的法律原则，保护社会的公序良俗。

事实上，农村房屋产权流转有实践先例。安徽宣城1997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实施了农村房屋产权登记制度试点，这项改革被当地群众称作是农村的又一次“”。而北京市在农村宅基地的转让上也开始了探索。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怀柔区政府曾鼓励山上的村民下山。这些下山的村民中，很多人卖了自己在山上的房屋，到区内其他的村子购买了新房。如果卖房人在若干年后因房屋涨价等因素而主张合同无效，法院在处理时就必须要考虑买受人的实际情况。调研情况表明，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宜维护买受方利益，不宜简单认定买卖无效”的做法受到了社会的认可。即使农村房屋买卖纠纷的确存在硬伤，必须要判处合同无效的案件，法院从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当事人权益出发，也应充分保护买受人的利益，将区位补偿价款的60%-70%判给买受人。

参照宣城经验，王辉认为，只要规范了流转的条件、认证、有关程序等，应该允许农村房屋也进行流转。对农民来说，是将“死物”换成了现钱，提高了农民的融资能力，农民的资产因此流动起来；对买受人来说，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而且城镇居民到农村来，带来了先进的理念和大量的资金，带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当地居民文化水平，有利于实现城乡交融。

王辉指出，以农村房屋买卖为代表的宅基地纠纷问题，主要反映了牵涉农村和农民利益分配的三个矛盾：一是房、地分离问题，《宪法》明确规定宅基地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上的房屋属于个人所有，但正是房与地分离性使得农民对房屋的处置和收益权无法实现；二是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矛盾，目前行政管理对村民社会的渗透力减弱，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和村民行为的控制力大不如前；三是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宅基地的所有权属于集体，个人只拥有用益物权，村民一旦将房屋出卖，宅基地的用益物权也随之转移，因宅基地增值而引发的房屋增值部分的收益应当归于集体，从目前司法判决的后果来看，宅基地增值的利益还是归属于原宅基地的使用者。

有条件流转

2011年，北京市法学会农村法治研究会便接受该市人大常委会委托，开展了“北京市农村宅基地及农民住宅条例”的法规预案研究工作。今年11月1日的《北京法治发展报告（2011）》首发式暨首都法治建设研讨会上，课题组提出建立六项相关制度：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制度、农民建房动态管理制度、农民住房安全管理制度、农民住房确权登记制度、农村宅基地及其住宅的有条件流转制度和合理征收补偿制度，同时希望北京市先行制定地方性法规，进而推动全国性立法工作——修改现有物权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条文，或者出台新的专项法律条文。

在六项具体制度中，“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制度”提出，除了传统的“一户一宅”的方式供应宅基地之外，宅基地紧张之地可由村集体集中建房，并且放宽对农村房屋层高限制，允许其加盖三层以下房屋。农村房屋和宅基地所有权分属农民个人和集体所有，建议参照现有城市房屋确权管理登记制度，对集体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同步确权、分别登记，建立农村宅基地动态信息系统。

第5篇

一、法律不禁止民间借贷合同

目前对民间借贷比较明确权威的定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以下简称《借贷规定》）第一条，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对由民事关系产生的债权，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以《担保法》规定的方式设定担保的，可以认定为有效。当前法律、行政法规没有禁止民间借贷的规定。有观点认为，央行1996年的《贷款通则》明确规定，贷款人系指“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经营贷款业务的中资金融机构”，贷款的发放和使用应当符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行政规章。民间借贷合同不符合《贷款通则》的相关规定，严格来说是不合法的。笔者认为这个理解并不妥当。从法律解释来说，并非任何法律条文都可做反对解释。所谓反对解释，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文字，推论其反对的结果，籍以阐明法律的真实含义。比如《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可做反对解释：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可以看出，《贷款通则》第二条是通过给贷款人和借款人下定义明确概念内涵来明确或者说限制《贷款通则》的规范范围，并非包括条件假设、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法律规则，更谈不上之间的逻辑关系，自然不可做反对解释，认为是对除此之外贷款行为的禁止。另一方面来说，作为连部门规章都算不上的《贷款通则》，还达不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效力等级，其作为禁止民间借贷的依据是不成立的。

最高法院1991年颁布《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对主体一方是公民（自然人）民间借贷合同予以法律保护，《借贷规定》从缓解企业融资难题、规范民间借贷市场的实际效应出发，进一步认可了对企业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而相互拆借资金的行为。第十条规定，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一条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列在总则中，属于一般性的规定。《借贷规定》第十四条对企业间借贷应当认定无效的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主要是考虑到生产经营型企业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必然严重扰乱金融秩序，造成金融监管紊乱，客观上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必须从效力上作出否定性评价，可以看作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款的细化，并非对民间借贷合同的禁止性规定。

二、法律并不禁止民间借贷的不动产抵押登记

国务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赋予了不动产登记机构登记不动产权利的职权，第五条规定了予以登记的包括抵押权在内的不动产权利。行政机关的权力具有权责一致性，既不可越权行使，也不可放弃行使。除了第二十二条不予登记的情形外，登记机构不应拒绝相对人的登记申请。目前法律、行政法规对民间借贷的不动产抵押登记并未有禁止性规定。

有观点认为，《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土地登记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134号》明确规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取得《金融许可证》的金融机构、经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等可以作为放贷人申请土地抵押登记”。因此，不符合此规定的抵押登记不应办理。笔者认为，此条做反对解释也是不恰当。德国学者库鲁格认为法律条文可否做反对解释，取决于“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之间是否具有“内涵的包含”及“相互的包含”逻辑关系。依照反对解释的逻辑规则，如果将“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取得《金融许可证》的金融机构、经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等作为放贷人”看做法律要件，“可以申请土地抵押登记”看做法律效果，则从逻辑上看，该法律要件是法律效果的充分条件。而从法学上说，只有法律要件被充分列举，成为法律效果的必要或者充要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可以做反对解释的逻辑法则。比如白马是马，不能反对解释为“非白马不是马”，因为马的颜色不止白色，其反对解释自不能成立。既然从《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土地登记的意见》做反对解释不能成立，那么只要不存在第二十二条规定的不予登记情形，登记机构就应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责对民间借贷的不动产抵押予以登记。

三、自然人借贷合同的不动产抵押登记不违反抵押权的从属性

有观点认为，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为实践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相对人来申请抵押登记时往往款项尚未借出，借款合同尚未生效，且款项是否借出不在登记机构的审查范围，登记机构也无法审查。担保合同是主债权债务合同的从合同。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时，担保合同也无效（《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二条）。因此，登记机构进行抵押权登记时抵押合同可能尚未生效，违反了抵押权的从属性。对借款人来说，进行抵押权登记后可能面临借款未到位，借款合同无效的风险。

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抵押权具有从属性，抵押权的成立以债权的存在为前提，债权若不存在，则抵押权也不成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促进社会经济活跃和充分发挥抵押物的效用，法学理论界对抵押权的从属性已经从宽要求，只要将来实行抵押权，拍卖抵押物的时候，有被担保债权存在即可，在抵押权成立的时候有无债权的存在无关紧要。因为抵押权旨在担保债权的清偿，因此抵押权实行时（即取得抵押物的交换价值时），必须要有可得而确定的担保债权存在。这也是最高额抵押的理论基础。从国外立法例来看，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大多是采纳这一观点的。德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抵押权也可以为将来的或者附条件的债权而设定。瑞士民法更进一步，其民法典第八百二十四条规定，不动产抵押，可为任意的、现在的、将来的或仅为可能的债权提供担保。从司法实践看，最高法院对此也是认可的。最高人民法院在湖北莲花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莲花湖旅游公司）与武汉世纪宏祥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北莲花湖物业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中认为，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一审中推定了四份房屋他项权证所涉抵押合同与主债权之间的对应关系，上述推定的事实与二审查明的事实相符。其中，阳抵字第05-98008号房屋他项权证系1998年4月2日颁发，早于其担保的1998年9月30日签订的98023号银行承兑契约所产生的主债权；阳抵字第05- 970060号房屋他项权证系1997年7月4日颁发，早于其担保的1997年7月24日订的98038号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所产生的主债权。因先设定抵押权后订立主债权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现行法律亦无抵押权不得先于主债权设定的禁止性规定，故对莲花湖旅游公司以抵押权从属于主债权，故抵押权不能先于主债权设定为由，主张抵押无效的上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目前，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抵押登记时均要求提供抵押合同和主债权合同，因此在登记时无论被担保的债权在登记时是否有效成立，只要被担保的主债权金额和担保范围可以确定，则第三人可以据此评估进行法律行为面临的风险，有效起到保护交易安全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实行债权形式主义的登记模式，《物权法》第十五条区分了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的不同效力，那么理所应当的，申请人之间形成成立抵押权的合意，并由登记机构以登记的形式固定下来，依《物权法》的规定而生设立物权的效力。如果借款合同无效，则抵押合同也无效。由于我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则物权行为与原因行为同一效力。在抵押合同无效的情形下，抵押权也随之无效。此时纵然抵押权已经登记，也仅有形式上的意义，抵押人可申请注销抵押权登记，不至于影响抵押人的利益。

四、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不应由不动产登记机构审查

有观点认为民间借贷合同是否有效，登记机构难以认定，因此登记机构应谨慎登记，甚至不予登记。笔者认为，从《借贷规定》关于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规定可以看出，除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外，民间借贷合同可认为自合同成立即生效。民间借贷合同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情形就可认定生效。《借贷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非自然人间的民间借贷合同不应存在的情形可以看做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细化类型。

目前，法律、行政法规并未针对民间借贷合同进行专门的禁止性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是所有有效的合同都不应存在的情形。因此，如果说登记机构需要审查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难道不应该同样审查买卖合同、赠予合同的效力么？如果登记机构需要又难以审查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存在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借贷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难道不应该同样审查是否存在恶意串通、欺诈、胁迫等无效情形么。对登记机构而言，审查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会将登记机构推入尴尬境地，徒然承担了重大的责任，却既无能力进行实质审查，也无权力认定审查结果。比如合同是否欺诈，法院都要两造俱全才能判决，登记机构何德何能可以经自由心证径行判定。同理，除违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外，登记机构也不应审查民间借贷合同是否存在《借贷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要求民间借贷产生的合法债权才可以作为抵押权登记中的主债权只会给自己套枷锁。申言之，登记机构在民间借贷合同抵押登记中需要承担的审慎审查职能只能是合同要件的形式审查和必要的注意义务，这就包括对合同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审查。除此之外对合同效力的审查都是给自己背一个无法承担的重担，合同效力的审查也不应成为登记机构的审查内容。

五、民间借贷合同被认定无效时不动产登记机构不需要担责

第6篇

2011 年 11 月 9 日，国土资源部召开通气会表示，将力争在 2012 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并明确指出，小产权房不得登记发证。国土部将联合相关部门，选择“小产权房”问题相对突出的城市，开展了对“小产权房”的试点清理工作。这就让小产权房再一次的走到风口浪尖。

一、“小产权房”的现状及产生原因。

（ 一） “小产权房”的概念。

“小产权”房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所谓“小产权”房，是指建设在农村集体土地上的商品性住宅。它一般由开发商与村委会合作，或由村委会自行开发建设。因用地性质，乡镇政府自制颁发“房产证”，区别于国家建设部门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因这种房屋的权属证书没有房管部门盖章，仅有乡镇或村委员会盖章以证明权属，故称为乡产权或“小产权房”。

有些村集体以“农村改造”、“新农村建设”等名义立项，获得规划审批，再虚报户口数骗取宅基地用地指标，建成房屋后入市交易； 有的什么手续都没办，直接与开发商合作兴建商品房后公开销售。“小产权房”就这样出现了。

（ 二） “小产权房”的产生。

“小产权房”的出现并非近一两年的事，而是已经十载有余。或许没有多少人能准确说出“小产权房”的兴起时间，但从卖房者的视角看，“其前身是一些村民自建房出租或少量出售，以此维持生计”。但实际情况慢慢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就北京的情况而言，“早在 1994 年，香堂村就已经开始出售 200 平方米大小的村建别墅，售价仅为 5 万元一套”。应当说从这时起，村民部分自建房的性质开始改变，村集体在土地增值开发上的自利意识已经萌芽。当时主要是一些明星、艺术家等为了休闲或养老到郊区买地盖别墅，或直接购买农家院。当时购买的人比较少，而且不是作为第一居所使用，所以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注意。然而，从 2003 年开始，由于城市商品房的价格骤升，而农村的“小产权房”以其低价吸引了许多城市购房者。很多人购买“小产权房”，作为第一居所使用，这一情势迅速在全国大中城市蔓延。

二、“小产权房”的所有权分析。

商鞅在《商君书》中说： “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也，由名分之未定也，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其中所谓“名分”，就是“权利归属”，所有权属于谁。可见，财产所有权归属确定，就可以消弭纷争。反之，财产权归属不定、权利界限不清，就会引发纷争。同时，财产所有权界限清楚并受到切实的法律保护，就可以促进所有权人充分利用其财产，发挥物的效用，确保“物尽其用”。

对于“小产权房”合法与非法的争论，自然也就是对于产权的确认。那么“小产权房”的所有权到底属于谁？ 下面本文将从开发商、购房者、村委会、村集体四方利益主体进行分析。

（ 一） 开发商。

由于其并无独立承担“小产权房”建设的资格，基本上是与村委会合作的，而且作为开发商，他的征地程序是法定的。所以其并不能作为“小产权房”的所有权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10 条、《土地管理法》第 2 条和《物权法》第 42 条均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之后由国家将土地出让给开发商。根据《土地管理法》第 55 条的规定，国家以出让方式为开发商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开发商应当向国家交纳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小产权”房占用的土地是集体土地，未由国家征收，售房者也没有向国家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城镇设施配套费和其他税费，因此售房者并不具有合法房屋交易的主体资格。也无法作为“小产权房”的所有人。

（ 二） 购房者。

《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规定： 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的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城镇居民权购买“小产权房”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已经建成的房屋，二是从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村委会手中购得由其开发的“商品房”。

从农民手中购得的方式基本上是属于交款移接式，购房者把钱一次性或者按照约定的方式交付给房屋的所有者，然后屋主将房产证交付给购房者，购房者再去办理过户手续。但是目前，登记机关是不准许“小产权房”过户的，如北京、东南沿海地区的省份明确出台规定： “乡产权”、“小产权”的房屋，无产权保障，不具有房屋的所有、转让、处分、收益等权利，且不能办理房屋的产权过户手续。

村委会自行开发或者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开发成的商品房，按照商品房的销售程序对外出售，购房者购得房屋并取得。但这类房屋无法取得国家建设部门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仅有乡镇或者村委会盖章的所有权归属证明。也就是说，购房者仅仅取得了形式上的所有权。因为按照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的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法律效力； 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第十条规定：不动产的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但是村委会和乡（ 镇） 政府并不是法律规定的登记机关。所以城镇居民通过商品房销售的程序购得的“小产权房”无法在登记机关登记，所以也就无法取得实质上的所有权。乡镇、村委会的证明并不能证明所有权的归属。因为他们开发商品房程序本来就是不合法的。

综上，“小产权房”的所有权对于购房者仅仅是个形式，并无实质的法律保障，也无法对抗第三人。

（ 三） 村委会。

《土地管理法》第 10 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物权法》第58 条至 60 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其中“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小产权房”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村委会和房地产开发商合作开发的，那么村委会到底有没有所有权，在法律条文中规定的村委会形式的是经营管理权和代农民集体行使所有权。没有明确规定所有权属于村委会。

村委会是农民的自治组织，是一种自主管理、自主选举、自主决策的组织，不是一级权利机关，也不具有法人资格。换言之，村委会是村民自主选举产生代表组成的处理内部事务的组织，是与政府联系的村民自治组织。所以，它所行使事务的权力实际上是由村民赋予的，它无法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也就无法作为一个主体去拥有某物的所有权。

综上，“小产权房”即使是村委会开发的，村委会也不能作为其所有者。

（ 四） 村民集体。

实践中，“小产权房”的开发人多为乡政府或村委会，他们以“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改善村民居住环境”等为名，或使用存量宅基地或将村民旧宅拆除，甚至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然后进行住宅建设，并从中截取利益。要深入思考的是，兴建“小产权房”所使用的土地到底归谁所有，谁有权决定将其用于兴建住宅并销售给集体组织以外的人，谁有权享受土地所有权带来的利益？ 乡政府或村委会又凭什么可以开发销售“小产权房”，他们是否代表了真正的权利人的真实意思？

他们行使权利所获得的收益是否归属了真正的权利人？ 而权利主体问题显然应当由《物权法》来解决。

先来看看其他的法律规定。我国《宪法》第 10 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民法通则》第 74 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可以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管理法》第10 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由村内各该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 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再来看看《物权法》的有关规定。《物权法》第 58 条至第 60 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其中“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分析该条规定，可以得出“农民集体”和“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小组”并不等同，后者是前者的代表机关。［5］所以将开发“小产权房”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而在集体土地上建设销售的“小产权房”所有权归谁呢。笔者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假如开发“小产权房”是经过村民集体同意的，那自然开发商只能作为承建人，与村集体构成一个建设工程合同关系，村集体作为发包人，开发商建成后销售，销售款即作为建设款。这种情况下，“小产权房”无论是销售还是未售出，综合上文所述，其所有权都只能归农民集体所有。第二种情况即村委会私自与开发商合作开发小产权，大多数村民不知此种情况。这种情形下，可以按不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类推。

法律实践中，对于附合物的所有权规定为： 如增建的房屋与原不动产价值悬殊时，附合物的所有权归原不动产所有人； 如果价值相当，则按双方共有。但是对于“小产权房”，开发商无权争夺其所有权，最多只能规定为建设者，村委会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非所有权主体。“小产权房”无共有人。

综上所述，“小产权房”的所有权还是村民集体所有。其实，村民集体也是由村民组成的，村民在村民集体所有权下充当的是共有人的身份，所以，也可以认为“小产权房”的终极所有权还是归农民所有的。“小产权房”的问题实际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下的产物，其迅速发展是当前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一个负面带动。可是由于我国现行政策、法规对“小产权”房的产权界定有自相矛盾之处。在目前的情况下，对于已购和将购的群体，政府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要区别对待。首先应出台有关政策以禁止“小产权房”的买卖，同时政府要结合实际将已购的“小产权房”合法化。其实，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小产权房”的问题，最根本的方法便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从而改变土地的二元制结构状况。

参考文献：

［1］庞文青。“小产权房”的法律规制［J］。 财经政法资讯，2009（ 4） : 66－ 68.

［2］王德山，姜晓林。“小产权房”问题研究［J］。 法学杂志，2008（ 6） :45－ 46.

［3］商鞅。 商君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4:23.

第7篇

关键词： WTO；民商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 D912.29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2）01-0045-04

一、WTO对我国民商法挑战

（一）WTO基本精神对中国民商法理念的挑战

实行市场经济，是WTO成员国的基础性条件。WTO的宗旨在于通过制定国际多边规则，规范国际多边贸易行为，组织多边贸易谈判，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从而在更大范围内用市场来配置各国资源，以达到运用世界资源的最优化，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发展的自由化，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在经济自由主义影响下的WTO始终将自由、平等、公平的基本精神贯彻在其众多的规则、原则中[1]，如WTO的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反映了国际大市场寻找自由、平等、公平的基本理想，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些基本原则和精神恰是与现代民商法理念相吻合的。现代民商法理念是对现代民法一种理性基础最根本和最全面的认知和把握，既是现代的，又是对传统的扬弃和发展，或者说是根植于传统民商法文化的民法理念在现代文明下的积淀与合理整合，具体说来，就是自由与正义、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但由于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加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主体平等、意思自治、私权神圣的民商法理念缺乏适于生长的社会土壤，导致现代民商法理念在中国社会的严重缺失。如何培育、传播进步的民商法理念，对中华法系的法律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与WTO的基本精神保持同向性，已成为当代民商法理论界与实务界面临的巨大问题。

（二）WTO对中国民商法制度的挑战

WTO旨在努力促使资源跨越国家和区域界限而进行自由流动，建立起一个开放、完整、健全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销售和分配，从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因而WTO的规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体现。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WTO作为制度的供给者为其成员国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满足了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而我国加入WTO后，必将履行相应的承诺，整理、修改现行法律制度，采用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保持立法与WTO规则的和谐统一。民商法作为私法，是配置市场资源、调整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在逐步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市场主体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民商法律制度。然而，从立法现状来看，我国民商法规范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民商法规范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尚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具体表现在民商法立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法律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空白点甚多；立法内容落后于社会实践；一些民法规范缺少其他部门法的配套支持而无法实施[2].因此，直面WTO对我国民商法的挑战，检视有关民商法律制度，完善相关“游戏规则”，加强民商立法的数量与质量，是当前我国民商法领域的当务之急。

二、改革与完善我国民商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

尽管WTO与我国民商法律制度存在众多的不和谐，但这种龃龉主要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是传统法制观念与现代法制文明相碰撞所导致的畸形变异。通过进一步研析，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WTO与民商法同样属于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的产物，两者都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WTO所遵循的自由、平等、公平的基本精神，亦是民商法特别是现代民商法制度所追求的理念[1].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抓住“入世”带来的良好机遇，借助WTO的外力助推，实现我国民商法律制度的国际化、现代化、科学化。中国“入世”后，从表面上看，它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方面，其实，WTO对中国法律的影响几乎涉及中国法律的所有领域。在WTO诸多法律文件中，《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后文件》“附件一”中的《多边货物贸易协议》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协定）及其附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等进一步完善了国际货物贸易的法律制度，大大拓宽了原GATT体制下的国际法律合作的广度。而更为重要的是，WTO法作为驾驭和协调经济全球化最为重要的法律，充分发挥其在国际民商事务领域中的独有作用，有助于推动成员国国内民商法律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入世”后，我国应如何采取适当措施，协调国内民商法与WTO相关规则的不一致，切实履行我们的承诺，以确保并真正实现“入世”所产生的利益，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彻底修改国内民商法，保持与WTO法的完全一致；还是另辟蹊径，实行渐变的“改良”，整理并逐步修改与完善我国民商法律制度？这是涉及到迎接WTO挑战、改革我国民商法指导思想的大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颁布了大量的民商法律法规，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系列单行法并存，诸多法规与司法解释互为补充的立法格局。但总体来说，我国民商法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先天不足，与WTO所确认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存在众多不一致的情形，迫切需要适当的修改，以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首先，民商基本法的内容过于简单化、原则化，“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使得许多财产关系无法可依，同时也造成了法律解释的过度膨胀。其次，由于立法者特有的守成性格，不大重视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急剧变化，甚至忽视我国市场经济的现实，致使相当部分的民商法律法规远远落后于社会实践和法学理论研究。“由于缺乏立法的标准和示范，加上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许多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程序混乱、技术粗糙，导致某些领域的法规、规章杂乱无章，互相重叠、互相冲突，造成法规、规章内容频繁变动，朝令夕改。这不仅给外商的生产、经营带来许多不便和干扰，而且也使国内企业无所适从。”[3]为此，我们应在认真研究WTO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更新立法观念，清理、整合现有民商法律体系，适时废、改、立，强化统一立法，保证立法的开放性及适度的前瞻性。

在将WTO基本规则内国化、加强国内民商法与WTO法趋同性的同时，我们更应强化防范意识，注意巧妙运用WTO法，趋利避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最大限度的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这涉及到我国民商法改革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在现有经济条件下产生的WTO规则体系，发达国家无疑占据主导和中心地位，其所推动的国际贸易体制很难顾及各方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牺牲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力量上的巨大悬殊使得WTO现有规则体系很难达到实质公平的结果，所以我们在改革民商法律制度时不能盲目追求一步到位，与国际规则保持高度一致，毕其功于一役；不应简单照搬WTO规则，而应以其原则为基本参照，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WTO进行创造性移植，同时充分利用WTO各协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优惠待遇，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对于我国民商法中没有规定而在WTO法中有规定且符合我国利益的，我们应适时吸收并加以规制；对于国内民商法的某些规定于我国不利而WTO法的相关规定符合现代民商法立法趋势的，我们应尽快加以修改；而对于与我国民商法相冲突的且可能是不公正的WTO的原则、规则及制度，我们不必匆忙地加以修改，而是争取机会改变这类不合理的规范。

三、改革与完善我国民商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

（一）健全市场主体制度

“入世”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经济市场化首先表现为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和待遇的平等化。这种平等化是WTO的非歧视性原则的要求。WTO的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非歧视原则突出地体现了对待不同市场主体所需要的平等精神”[1]，所以WTO对于市场主体的基本态度是：不分内国与外国、个人与企业，所有市场主体均享有平等的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都实行一体化的保护。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以调整、规范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商品经济关系为其主要内容，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对等是民商法最本质的特征。而我国现行市场主体制度还保留了部分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干预的成分，身份上不平等，内容上不完善。为此，我们必须根据WTO规则的要求，不断健全市场主体制度。一方面，改变对内国与外国企业分别立法、区别对待的做法。根据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成员国应给予内外资企业以同等待遇，废除对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和低国民待遇，同时摈弃现行的对外资企业税收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破除对待市场主体的计划经济色彩。我国现行的民商法制度中存在着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准划分企业类型，实行差别待遇的情形。这种企业立法形式的，传统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浓厚。我们应参照WTO规则和西方国家的通行做法，按组织形式进行分类来分别立法，而不依出资人身份的不同即所有制形式、经济性质的不同而区别立法，以真正体现市场主体的平等，与国际接轨。

（二）建立现代化的物权法律制度

我国目前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民商法体系，最大的不足在于对物权法律规范的欠缺。过去我国一直怠于对产权归属及私权保护作出法律上的规定，这一做法势必影响中国市场主体在WTO规则体系下的国际竞争。“只有健全物权制度，中国现行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才能巩固与发展。”[4]在逐步完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制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和确立农村土地经营的合法地位。只有真正确立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所有权，赋予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并同时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才能真正地解决国企困境。而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实现农村的小康和现代化，必须通过物权法律制度来确立农村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切实保障土地经营者的权益。“入世”后我国将逐步开放相应的农产品市场，以满足WTO相关协议的要求。相对于落后的农村生产技术而言，物权制度对土地权益的保护的缺乏问题更显突出，它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所以应尽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创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农业资源配置方式，以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

（三）完善债权法律制度

债法规范财产交易规则，保障交易安全，并提供财产和人身权益保护的救济措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主要包括合同法与侵权法。合同法律制度是规制交易关系的基本法，是与国际经贸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制度。我国于1999年颁布的统一合同法参照了国际上通行的交易制度、规则，吸取了两大法系的合同立法的先进成果，是一部颇具现代化、国际化、科学化特质的合同法。我国“入世”后，应加强与国际规则的进一步接轨。新合同法尽管处处表现出意思自治、平等自由、诚实信用，但仍有部分条款还带有计划的痕迹，主要反映在无效合同的规定和行政机关对合同行为监督管理的规定上，这与WTO的贸易自由化规则和我国已核准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所确认的合同自由原则是相悖的；随着服务贸易领域的逐渐放开，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制度也是合同法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现行法中只承认直接和外贸中的间接；在委托合同的规定中，虽吸收借鉴了英美法上的隐名与被人身份不公开的，但还存在某种程度的差距；对国际经济交往中大量涌现的旅游、医疗、咨询、出版、雇佣、演出等合同缺乏专门的合同类型的规范，而这些合同类型皆为国际服务贸易竞争的热点。另外，侵权责任理念和制度在国际上已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而我国国内法却很少对此予以充分的关注，如“即发侵权接济制度”、“专家责任制度”等均是WTO所要求和确定的制度，这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

（四）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知识产权是重要的民事权利。自1991年WTO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通过《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TRIPS）以来，知识产权已正式被纳入WTO规则调整的范围，而且其地位亦日渐突出。知识产权的保护历来是中国对外贸易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进一步调整知识产权制度，使之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是我国“入世”后面临的重要问题。TRIPS从版权及其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未经披露的（商业秘密）等7个方面规定了其成员保护各类知识产权的最低要求。我国虽已建立了以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权法、软件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与WTO知识产权法以及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相比仍存有相当的差距：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显得过宽过泛，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著作权法第35、37、40条规定的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广播组织使用他人已发作品的“自愿”法定许可制度，以及第43条规定的广播组织非营业性播放录音制品“法定免费使用”制度等已超出了TRIPS的范围，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同时在打击盗版方面亦存在极大的不足；与TRIPS相比我国商标法未明确规定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同时对商标权确权的行政终局决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不符合TRIPS规定和国际惯例；在专利法中，我们没有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专门的法律保护，对有关商业秘密的规范也不够周全；对知识产权地滥用缺少必要的、完善的事前限制与事后接济措施，以至于更大的挑战可能来自于知识产权法的实施，也就是如何确保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这是我国履行加入WTO相关承诺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陈小君.挑战与回应——WTO与中国民商法[J].法商研究，2002，（2）.

[2]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98-300.

第8篇

    [关键词]　WTO　民商法　改革

    （一）WTO对我国民商法挑战

    1.WTO基本精神对中国民商法理念的挑战。实行市场经济，是WTO成员国的基础性条件。WTO的宗旨在于通过制定国际多边规则，规范国际多边贸易行为，组织多边贸易谈判，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从而在更大范围内用市场来配置各国资源，以达到运用世界资源的最优化，推动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发展的自由化，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在经济自由主义影响下的WTO始终将自由、平等、公平的基本精神贯彻在其众多的规则、原则中[1]，如WTO的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反映了国际大市场寻找自由、平等、公平的基本理想，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而这些基本原则和精神恰是与现代民商法理念相吻合的。现代民商法理念是对现代民法一种理性基础最根本和最全面的认知和把握，既是现代的，又是对传统的扬弃和发展，或者说是根植于传统民商法文化的民法理念在现代文明下的积淀与合理整合，具体说来，就是自由与正义、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但由于我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加之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主体平等、意思自治、私权神圣的民商法理念缺乏适于生长的社会土壤，导致现代民商法理念在中国社会的严重缺失。如何培育、传播进步的民商法理念，对中华法系的法律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使其与WTO的基本精神保持同向性，已成为当代民商法理论界与实务界面临的巨大问题。

    2.WTO对中国民商法制度的挑战。WTO旨在努力促使资源跨越国家和区域界限而进行自由流动，建立起一个开放、完整、健全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销售和分配，从而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因而WTO的规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体现。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WTO作为制度的供给者为其成员国提供了相对完善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满足了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而我国加入WTO后，必将履行相应的承诺，整理、修改现行法律制度，采用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保持立法与WTO规则的和谐统一。民商法作为私法，是配置市场资源、调整市场经济的基础性法律。在逐步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市场主体制度、合同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民商法律制度。然而，从立法现状来看，我国民商法规范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民商法规范在质量、数量、体系化方面尚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具体表现在民商法立法体系不完善，基本法过于疏简，司法解释压过法律条文；立法内容有缺漏，空白点甚多；立法内容落后于社会实践；一些民法规范缺少其他部门法的配套支持而无法实施[2].因此，直面WTO对我国民商法的挑战，检视有关民商法律制度，完善相关“游戏规则”，加强民商立法的数量与质量，是当前我国民商法领域的当务之急。

    （二）改革与完善我国民商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

    尽管WTO与我国民商法律制度存在众多的不和谐，但这种龃龉主要是由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是传统法制观念与现代法制文明相碰撞所导致的畸形变异。通过进一步研析，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WTO与民商法同样属于市场经济制度条件下的产物，两者都受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WTO所遵循的自由、平等、公平的基本精神，亦是民商法特别是现代民商法制度所追求的理念[3].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抓住“入世”带来的良好机遇，借助WTO的外力助推，实现我国民商法律制度的国际化、现代化、科学化。中国“入世”后，从表面上看，它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方面，其实，WTO对中国法律的影响几乎涉及中国法律的所有领域。在WTO诸多法律文件中，《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后文件》“附件一”中的《多边货物贸易协议》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协定）及其附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等进一步完善了国际货物贸易的法律制度，大大拓宽了原GATT体制下的国际法律合作的广度。而更为重要的是，WTO法作为驾驭和协调经济全球化最为重要的法律，充分发挥其在国际民商事务领域中的独有作用，有助于推动成员国国内民商法律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入世”后，我国应如何采取适当措施，协调国内民商法与WTO相关规则的不一致，切实履行我们的承诺，以确保并真正实现“入世”所产生的利益，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彻底修改国内民商法，保持与WTO法的完全一致；还是另辟蹊径，实行渐变的“改良”，整理并逐步修改与完善我国民商法律制度？这是涉及到迎接WTO挑战、改革我国民商法指导思想的大问题。

    近十年来，我国颁布了大量的民商法律法规，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系列单行法并存，诸多法规与司法解释互为补充的立法格局。但总体来说，我国民商法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先天不足，与WTO所确认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存在众多不一致的情形，迫切需要适当的修改，以履行我们的国际义务。首先，民商基本法的内容过于简单化、原则化，“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使得许多财产关系无法可依，同时也造成了法律解释的过度膨胀。其次，由于立法者特有的守成性格，不大重视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急剧变化，甚至忽视我国市场经济的现实，致使相当部分的民商法律法规远远落后于社会实践和法学理论研究。“由于缺乏立法的标准和示范，加上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许多部门立法、地方立法程序混乱、技术粗糙，导致某些领域的法规、规章杂乱无章，互相重叠、互相冲突，造成法规、规章内容频繁变动，朝令夕改。这不仅给外商的生产、经营带来许多不便和干扰，而且也使国内企业无所适从。”[4]为此，我们应在认真研究WTO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更新立法观念，清理、整合现有民商法律体系，适时废、改、立，强化统一立法，保证立法的开放性及适度的前瞻性。

    在将WTO基本规则内国化、加强国内民商法与WTO法趋同性的同时，我们更应强化防范意识，注意巧妙运用WTO法，趋利避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最大限度的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这涉及到我国民商法改革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在现有经济条件下产生的WTO规则体系，发达国家无疑占据主导和中心地位，其所推动的国际贸易体制很难顾及各方利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成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牺牲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力量上的巨大悬殊使得WTO现有规则体系很难达到实质公平的结果，所以我们在改革民商法律制度时不能盲目追求一步到位，与国际规则保持高度一致，毕其功于一役；不应简单照搬WTO规则，而应以其原则为基本参照，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对WTO进行创造性移植，同时充分利用WTO各协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优惠待遇，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对于我国民商法中没有规定而在WTO法中有规定且符合我国利益的，我们应适时吸收并加以规制；对于国内民商法的某些规定于我国不利而WTO法的相关规定符合现代民商法立法趋势的，我们应尽快加以修改；而对于与我国民商法相冲突的且可能是不公正的WTO的原则、规则及制度，我们不必匆忙地加以修改，而是争取机会改变这类不合理的规范。

    （三）改革与完善我国民商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

    1.健全市场主体制度。“入世”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经济市场化首先表现为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和待遇的平等化。这种平等化是WTO的非歧视性原则的要求。WTO的非歧视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非歧视原则突出地体现了对待不同市场主体所需要的平等精神”[5]，所以WTO对于市场主体的基本态度是：不分内国与外国、个人与企业，所有市场主体均享有平等的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都实行一体化的保护。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以调整、规范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商品经济关系为其主要内容，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权利义务对等是民商法最本质的特征。而我国现行市场主体制度还保留了部分计划经济体制、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条件下政府干预的成分，身份上不平等，内容上不完善。为此，我们必须根据WTO规则的要求，不断健全市场主体制度。一方面，改变对内国与外国企业分别立法、区别对待的做法。根据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成员国应给予内外资企业以同等待遇，废除对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和低国民待遇，同时摈弃现行的对外资企业税收方面的“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破除对待市场主体的计划经济色彩。我国现行的民商法制度中存在着以所有制形式为标准划分企业类型，实行差别待遇的情形。这种企业立法形式的，传统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浓厚。我们应参照WTO规则和西方国家的通行做法，按组织形式进行分类来分别立法，而不依出资人身份的不同即所有制形式、经济性质的不同而区别立法，以真正体现市场主体的平等，与国际接轨。

    2.建立现代化的物权法律制度。我国目前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民商法体系，最大的不足在于对物权法律规范的欠缺。过去我国一直怠于对产权归属及私权保护作出法律上的规定，这一做法势必影响中国市场主体在WTO规则体系下的国际竞争。“只有健全物权制度，中国现行的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才能巩固与发展。”[6]在逐步完善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制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归属和确立农村土地经营的合法地位。只有真正确立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所有权，赋予企业独立的市场地位，并同时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才能真正地解决国企困境。而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实现农村的小康和现代化，必须通过物权法律制度来确立农村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性质，切实保障土地经营者的权益。“入世”后我国将逐步开放相应的农产品市场，以满足WTO相关协议的要求。相对于落后的农村生产技术而言，物权制度对土地权益的保护的缺乏问题更显突出，它已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所以应尽快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创造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农业资源配置方式，以实现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7]

    3.完善债权法律制度。债法规范财产交易规则，保障交易安全，并提供财产和人身权益保护的救济措施，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主要包括合同法与侵权法。合同法律制度是规制交易关系的基本法，是与国际经贸活动关系最为密切的法律制度。我国于1999年颁布的统一合同法参照了国际上通行的交易制度、规则，吸取了两大法系的合同立法的先进成果，是一部颇具现代化、国际化、科学化特质的合同法。我国“入世”后，应加强与国际规则的进一步接轨。新合同法尽管处处表现出意思自治、平等自由、诚实信用，但仍有部分条款还带有计划的痕迹，主要反映在无效合同的规定和行政机关对合同行为监督管理的规定上，这与WTO的贸易自由化规则和我国已核准加入的相关国际公约所确认的合同自由原则是相悖的；随着服务贸易领域的逐渐放开，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制度也是合同法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现行法中只承认直接和外贸中的间接；在委托合同的规定中，虽吸收借鉴了英美法上的隐名与被人身份不公开的，但还存在某种程度的差距；对国际经济交往中大量涌现的旅游、医疗、咨询、出版、雇佣、演出等合同缺乏专门的合同类型的规范，而这些合同类型皆为国际服务贸易竞争的热点。另外，侵权责任理念和制度在国际上已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而我国国内法却很少对此予以充分的关注，如“即发侵权接济制度”、“专家责任制度”等均是WTO所要求和确定的制度，这应当引起足够的关注。

    4.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知识产权是重要的民事权利。自1991年WTO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通过《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TRIPS）以来，知识产权已正式被纳入WTO规则调整的范围，而且其地位亦日渐突出。知识产权的保护历来是中国对外贸易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进一步调整知识产权制度，使之更好地与国际接轨，是我国“入世”后面临的重要问题。TRIPS从版权及其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工业品外观设计、专利权、集成电路的布图设计、未经披露的（商业秘密）等7个方面规定了其成员保护各类知识产权的最低要求。我国虽已建立了以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权法、软件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为核心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但与WTO知识产权法以及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相比仍存有相当的差距：我国著作权法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显得过宽过泛，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著作权法第35、37、40条规定的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广播组织使用他人已发作品的“自愿”法定许可制度，以及第43条规定的广播组织非营业性播放录音制品“法定免费使用”制度等已超出了TRIPS的范围，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同时在打击盗版方面亦存在极大的不足；与TRIPS相比我国商标法未明确规定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同时对商标权确权的行政终局决定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和监督，不符合TRIPS规定和国际惯例；在专利法中，我们没有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提供专门的法律保护，对有关商业秘密的规范也不够周全；对知识产权地滥用缺少必要的、完善的事前限制与事后接济措施，以至于更大的挑战可能来自于知识产权法的实施，也就是如何确保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违法行为，这是我国履行加入WTO相关承诺的关键。

    [参考文献]

    [1][3][5][7]陈小君。挑战与回应———WTO与中国民商法[J].法商研究，2002，（2）。

    [2]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98-300。

    [4]张文显。WTO与中国法律发展[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1）。

第9篇

一、时效的概念

时效，是法律所规定的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满法定期间，即依法产生取得权利或消灭权利的法律后果的制度。时效制度是一项古老的制度，它起源于罗马法的十二铜表法。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已为现代各国民法所接受。民法设立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经济秩序。因时效期间届满发生与原权利人利益相反的法律效果，因此时效制度的实质，在于对民事权利的限制。

由于时效能够产生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所以它是一种法律事实。时效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含义。

1．须有一定的事实状态的存在。时效是以一定的事实状态的存在为前提的。所谓事实状态，是指仅为一种客观的事实，而并未受法律的确认。如某人没有权利而占有某物，某人不行使其请求权。如果没有这种事实状态的存在，无论经过多长时间，都不会发生时效的法律后果。

2．须该事实状态持续一定的期间。一定的事实状态只有经过一定的期间，即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存在，才能成立时效，否则不发生时效的法律后果。如已连续占有某物20年，连续不行使权利3年。至于持续经过多长时间，由法律规定，当事人不能协议确定或者变更。

3．期间届满发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权利取得或消灭。一定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时间，即期间届满后，根据时效的法律规定即发生一定的法律后果。这一法律后果，因发生时效的事实状态的不同而分别为取得或丧失权利。取得权利的为占有时效；丧失权利的为消灭时效。

二、时效的类型

时效可分为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

(一)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因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法定期间，即依法发生权利不受法律保护的时效。

(二)取得时效

取得时效是指占有他人财产，持续达到法定期限，即可依法取得该项财产权的时效。取得时效因其事实状态必须占有他人财产，又称占有时效。

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了诉讼时效，而未规定取得时效。外国一些立法例将诉讼时效称为消灭时效。在是否应规定取得时效问题上，学者有不同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学说：(1)否定说。其主要理由是，在近现代民事立法中，由于财产关系和调整财产关系法律的变化，土地法的独立，民法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发达，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确立，使取得时效制度没有存在的必要。另外，只要完善诉讼时效制度，可以同样起到取得时效的作用。因此，在我国没有必要建立取得时效制度。(2)肯定说。其主要理由是，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土地法从传统民法中的分离、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都不能替代取得时效制度，因此，在我国有确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在如何确立取得时效制度的问题上，有的学者主张采用各别立法主义，即在我国制定《物权法》时，在所有权通则中规定取得时效。

第二节诉讼时效

一、诉讼时效的概念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于一定期间内不行使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请求权，就丧失该项请求权的法律制度。

如前所述，权利人的民事权利受法律的保护。权利人在其权利受到侵害时，有权请求法院予以保护，但人民法院保护权利也不是无限制的。权利人应于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请求保护，超过该期间后，法院将不再予以保护。法律规定的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就是诉讼时效期间。

诉讼时效具有以下特征：

(一)诉讼时效完成仅消灭实体请求权

诉讼时效是以权利人不行使请求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事实状态为前提的，这与消灭时效以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的前提相一致。同时，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丧失的并不是向法院的权利，权利人仍有权向法院，只不过权利人丧失了通过诉讼获得救济的权利，法院不再保护其权利。因此，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的实体请求权消灭，而不是程序上的请求权消灭。因实体上的请求权，是权利人取得胜诉的根据，所以又称为胜诉权。

(二)诉讼时效具有强行性

法律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属于强行性规定，当事人既不能协议排除对诉讼时效的适用，也不得以协议变更诉讼时效期间。

(三)诉讼时效具有普遍性

诉讼时效规范为普遍性规范，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诉讼时效适用于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二、诉讼时效的意义

1．有利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交易安全。时效制度以强制性规范指明法律对民事权利的保护期限，可以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久远债务对现实经济秩序的冲击，因而有利于稳定经济秩序。通常情况下，权利人可以基于其权利现实的事实关系，恢复其权利关系，或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但是，如果一种事实关系存在已久，必然引起社会对它的信赖，基于该种信赖，人们不免要在现存财产关系的基础上发生各种民事法律关系，即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事实关系，基于这一事实关系可能发生一系列事实关系，若无时效制度，不管经过多久，权利都受法律保护，就可能出现久远的权利冲击现实经济生活的情况，使人们对交易缺乏安全感。反之，若法律保护久已存在并为社会信赖的事实关系，则可收到稳定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交易安全之功效，而且，可以调动占有人使用、改良物的积极性，达到物尽其用。从另一方面看问题，当权利受到侵害后，权利人长期漠然置之，不采取措施寻求法律保护，推定权利人放弃权利也是顺理成章的。

2．便利法院的审判工作。司法机关裁判案件须以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为依据，而证据是以一定方式存在于客观世界的。如果经过的时间太长，则当事人难以就自己的主张举证，司法机关也难以确认案件事实。确立时效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时效制度可以促使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因年代久远，证据灭失，事实难以查清所带来的困难。而且时效期间届满本身就是法院裁判的根据，当时效期间届满时，法院可直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3．有利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时效制度以强制性规范规定权利的保护期间，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促使人们关心自己的权利，及时行使权利。西方有句法谚：“法律帮助勤勉人，不帮睡眠人。”即防止“躺在权利上睡眠的人”。所以时效制度的确定能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权利人如不及时行使权利，就可能导致一定权利的丧失或不受法律保护，这就促使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行使权利，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三、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除斥期间，又称预定期间，是指法律规定的某种权利的存续期间。例如，前面所说的，可撤销民事行为的当事人可享有撤销权，有撤销权的当事人应于法律规定的期间内行使撤销权，期间届满而未行使的，撤销权消灭。法律规定的撤销权的行使期间就属于除斥期间。

因为除斥期间届满后也会发生某种权利消灭的后果，所以它与诉讼时效极为相似。但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为不同的制度，二者主要有以下区别：

(一)性质和后果不同

诉讼时效期间是权利受到侵害时权利人请求法律保护的法定期间，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丧失的仅是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而除斥期间是权利存续的期间，除斥期间届满后所消灭的权利一般为形成权，而非请求权。诉讼时效的目的和作用在于维护新的关系而否定原来的法律关系(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目的是维护原来的法律关系)；而除斥期间的目的和作用是维护原来的法律关系(权利人行使权利的目的是变动原来的关系)。

(二)起算点不同

诉讼时效期间一般自权利人能够行使请求权之日起计算，若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法律保护的权利，则一般不开始计算时效期间；而除斥期间则一般自权利成立之日时起算，至于权利人能否行使其权利，一般并不影响期间的计算。

(三)计算方式不同

诉讼时效期间为可变期间，在诉讼时效期间开始计算后，可发生中止、中断或延长；而除斥期间为不变期间，除斥期间开始后不发生中止、中断或延长。

(四)法律条文表述不同

诉讼时效期间和除斥期间虽都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但在法律条文的表述上不同。对于诉讼时效，法律条文中一般直接表述为“时效”或者表述为某项请求权因多长时间不行使而消灭或者不受保护等；而对于除斥期间，法律条文中一般不表述为时效，仅表述为某权利(如撤销权)的存续期间为多长时间或者因多长时间不行使而消灭或者应于何期间内行使。

(五)适用条件不同

对于诉讼时效，因时效完成后权利人仅消灭其请求权，因此于诉讼时效完成后，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时效的限制；而对于除斥期间，不论当事人是否主张，法院可依职权主动适用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

四、诉讼时效的种类

诉讼时效通常分为普通诉讼时效和特殊诉讼时效。

(一)普通诉讼时效

普通诉讼时效，又称一般诉讼时效，是指民法上统一规定的适用于法律没有另外特别规定的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普通诉讼时效的特点有二：(1)它是由一般法规定的，而不是由特别法规定的；(2)它在适用上有一般意义。只要法律上没有另外的规定，就适用普通诉讼时效。

《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此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都应适用2年期间的诉讼时效。因此，普通诉讼时效的时效期间为2年。

(二)特殊诉讼时效

特殊诉讼时效，又称特别诉讼时效，是指由民法或者单行法特别规定的仅适用于法律特殊规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

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上，消灭时效分为普通消灭时效和特别消灭时效，普通消灭时效又称为长期消灭时效，特别消灭时效又称为短期消灭时效，也就是说普通消灭时效的时效期间长于短期消灭时效的时效期间。但我国的普通诉讼时效与特别诉讼时效的区分并不以时效期间的长短为根据，特别诉讼时效的时效期间既可能短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也可长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特别诉讼时效的特点在于：(1)它是由法律特别规定的，不具有适用上的一般意义；(2)它与普通诉讼时效的时效期间不同。从适用上说，特别诉讼时效优于普通诉讼时效。对于某一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在法律有特别的时效规定时，应适用法律的特别规定；只有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时，才可适用普通诉讼时效。

特别诉讼时效包括《民法通则》中规定的特别时效和其他单行法中规定的特别时效。

1．《民法通则》关于特别诉讼时效的规定

依《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1)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2)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3)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4)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毁的。

2．其他法律中规定的特别诉讼时效

除《民法通则》外其他法律中规定的期间不为2年的诉讼时效，也为特别诉讼时效。例如，《合同法》第129条中规定，因国际货物买卖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4年，自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

五、诉讼时效的计算

(一)诉讼时效的起算

诉讼时效的起算，是指诉讼时效期间的开始计算。诉讼时效起算，也就是诉讼时效期间开始。因此诉讼时效从何时起计算，直接关系到权利的保护期间，对当事人双方有着重要意义。

《民法通则》第137条中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因为诉讼时效期间，是权利人请求人民法院保护其民事权利的法定期间，因此只能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所谓知道，是指权利人明确权利被何人侵害的事实；所谓应当知道，是指根据客观事实推定权利人能知道权利被侵害和被何人侵害。但是，自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即使权利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人民法院也不再予以保护。

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的时间有所不同。诉讼时效期间的开始时间一般应依下列情形确定：(1)附条件的债，应自条件成就之日起算。(2)定有履行期限的债，应自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3)未定有履行期限的债，应自债权人给予的宽限期限届满之日起算。所谓宽限期间，是指债权人要求对方履行时给予对方的必要的准备时间。(4)以不作为为标的的请求权，应自义务人违反不作为义务之日起算。(5)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应自违约行为发生之日起算。(6)要求返还被非法占有的财物的，应自权利人知道物被非法占有和侵占人之日起算。(7)侵害身体健康的，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伤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

(二)诉讼时效的中止

1．诉讼时效中止的概念

诉讼时效的中止，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因发生法定事由使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暂停计算时效期间，待中止事由消除后，再继续计算诉讼时效期间。可见，诉讼时效的中止，只是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一定的法定事由的发生而停止计算时效期间，而在阻碍诉讼时效进行的法定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将继续进行。

2．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和时间

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是由法律规定即法定的而不能是约定的。《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依此规定，发生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包括：(1)不可抗力；(2)其他障碍。其他障碍，是指除不可抗力以外的阻碍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客观事实，主要有：权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无法定人；继承开始后没有确定继承人或遗产管理人；当事人双方处于夫妻关系中；义务人逃避民事责任下落不明等。只有阻碍权利人行使请求权的客观事实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才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止。如果中止的事由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前而于最后6个月时消除的，诉讼时效不中止；若该事由延续到最后6个月内，则自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时起中止。

3．诉讼时效中止的后果

诉讼时效中止，只是发生诉讼时效期间的停止计算，原进行的诉讼时效仍然有效，中止事由消除后，诉讼时效继续进行。因此，诉讼时效中止，只是将中止的时间不计入诉讼时效期间，中止前后进行的诉讼时效时间合并计算期间届满时，诉讼时效完成。

(三)诉讼时效的中断

1．诉讼时效中断的概念

诉讼时效中断，是指在诉讼时效进行中，因发生法定事由致使已经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全归无效，待中断事由消除后，重新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2．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

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民法通则》第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依此规定，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有以下三种：

(1)提讼

提讼是指权利人依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主张其权利。权利人提讼，说明其已积极行使请求权保护其权利，因此诉讼时效不应再进行。权利人依其约定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的，与有相同的效力。但是当事人或者提出仲裁申请因不符合条件而被驳回或者自己撤回或仲裁申请的，则因权利人并未真正行使请求保护其权利的权利，诉讼时效不中断。

权利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或者在对方后提起反诉的，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也都发生如同相同的中断诉讼时效的效果。

权利人不是向法院或者申请仲裁而是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请求的，也表明权利人积极主张权利而不是怠于行使权利，应与有同等效果，自权利人提出请求时讼时效中断。

(2)权利人提出要求

权利人提出要求，是指权利人向义务人主张权利，要求义务人履行义务。权利人提出要求，说明其未放弃权利，改变了权利人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因此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

权利人提出要求，可以自己提出，也可以通过人提出；可以直接向义务人提出，也可以向义务人的人或者财产代管人提出。

(3)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是指义务人承认权利人的权利，表示自己履行义务。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当事人双方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确定状态，已进行的诉讼时效也就无维持的必要，因此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

3．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后果

发生诉讼时效中断时，已经经过的诉讼时效全归无效，重新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一般说来，因或者申请仲裁而中断诉讼时效的，应自诉讼终结或者法院或仲裁机构作出裁决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时效期间；权利人申请强制执行的，应自执行程序完毕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时效期间；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有关单位提出权利保护请求，经调处达不成协议的，自调处失败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时效期间，调处达成协议，义务人未按协议所定期限履行义务的，诉讼时效期间自该期限届满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因权利人提出要求或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诉讼时效的，自要求或者同意的意思表示到达对方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4．诉讼时效中断与中止的区别

诉讼时效中断与中止，都是诉讼时效完成的障碍，都有使诉讼时效不能按期完成的作用，但二者有着以下重要的区别：

(1)发生的事由不同

诉讼时效中断和中止的事由，尽管都是法律规定的法定事由，但其性质不同：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属于可由当事人主观意志决定的情况；而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属于不由当事人主观意志决定的客观情况。

(2)发生的时间不同

诉讼时效中断可发生在诉讼时效开始后的任何时间内；而诉讼时效的中止只能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

(3)发生的后果不同

诉讼时效中断是使已经过的时效期间全归无效，重新开始计算诉讼时效期间；而诉讼时效中止是使已经过的时效期间仍然有效，只是使时效期间暂停计算，于中止事由消除后继续计算时效期间。

(四)诉讼时效的延长

诉讼时效的延长，是指在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时，经法院查明权利人确有正当理由未能及时行使权利的，可延长时效期间，使诉讼时效不完成。所谓有正当理由，是指权利人由于客观的障碍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特殊情况。

诉讼时效延长是对诉讼时效中止的一种补充，其与诉讼时效中止有以下区别：(1)诉讼时效中止发生在诉讼时效进行中，而诉讼时效延长则发生于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2)诉讼时效中止的事由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而诉讼时效延长的事由是由法院确定的。由于有无使诉讼时效延长的正当理由，是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的，因而为避免使诉讼时效制度流于形式，法院在对诉讼时效延长上应当严格掌握。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的“20年”期间，可以适用延长的规定，而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六、诉讼时效完成的效力

诉讼时效的效力，是指诉讼时效完成即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发生的法律后果。

关于诉讼时效或消灭时效的效力，有不同的观点和立法例。概括起来有四种学说：(1)债权消灭说。此说主张时效完成后，债权人的债权本身消灭；

(2)抗辩权发生说。此说认为，时效完成后债权本身不消灭，仅在债务人一方产生抗辩权；

(3)诉权消灭说。此说主张，时效完成后，债权人的诉权消灭，司法机关不受理其诉讼；(4)胜诉权消灭说。此说主张，时效完成后，权利人仅丧失胜诉权。

如前所述，我国法上采胜诉权消灭说，即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仅丧失请求法院依强制程序保护其权利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38条规定：“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依此规定，诉讼时效完成后，权利人丧失请求权，但其受领权不丧失，义务人自愿履行时，权利人有权受领。对于义务人来说，诉讼时效完成后，虽法院不依强制程序强制其履行，但其义务仍存在，只是责任消灭，因此，义务人自愿履行的，其履行仍有效，于自愿履行后不得以诉讼时效完成为由而请求返还。并且，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达成的还款协议是否应当受法律保护问题的批复》(法复[1997]4号)的规定，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的，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因此，诉讼时效完成后，尽管债务人可不履行，但若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还款协议，虽未实际履行，也是债务人重新明确承认其债务，债务人应当按照达成的协议履行其债务。

第三节期间

一、期间的概念和种类

期间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时间。

期间可以表现为某个不可分割的时刻。如某年、年月、某日，称为期日；也可表现为从一定时刻到另一时刻的时间过程。如自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某日止。

民法上的期间与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相联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根据，故期间是一种法律事实。一般把期间列人事件的范畴。

在社会生活中，期间是民事流转正常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依据期间，民事法律关系得以明确和稳定，并最终实现当事人的民事需求。期间也是权利人行使权利、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根据。

期间广泛存在于各种民事活动中，根据其性质、产生根据、用途等不同，可作如下分类：

1．法定期间和意定期间

法定期间是法律规定的期间，又分为强制性期间和任意性期间。前者是不允许当事人协议变更的法定期间，后者则是允许当事人协议变更的法定期间。意定期间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的期间。

2．一般期间和特殊期间

一般期间是适用于各种民事法律关系的期间。特殊期间是有关特定民事法律关系的期间。

3．民事权利的行使期间和民事义务的履行期间

民事权利的行使期间是权利人行使其权利的期间。民事义务的履行期间是义务人实施履行行为的期间。

二、期间的法律意义

1．严格遵守诉讼期间，有利于保障纠纷得以及时解决，避免争议的法律关系无限期地处于不稳定状态。

2．严格遵守诉讼期间，有利于维护法治，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3．严格遵守诉讼期间，有利于维护司法的权威，保障司法裁决的确定力。

4．严格遵守诉讼期间，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益，保障国家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

三、期间的确定和计算

由于期间在民事活动中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民法通则》对期间的计算方法作了统一规定。

1．计算单位

根据《民法通则》第154条第l款的规定，民法所称的期间一律按照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按日历连续计算的，一个月以30天计算，不论月大月小；一年均以365天计算，不分平年闰年。

2．期间的起算

根据《民法通则》第154条第2款的规定，凡规定按小时计算期间的，从规定的小时即时开始计算。规定按日、月或者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予以计算，而从次日零时开始计算。

3．期间的终止

根据《民法通则》第154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期间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或者其他法定休假日的，以休假日结束后的次日(第一个工作日)为期间的最后一天。

期间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当天的24点。规定有业务时间的，则自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