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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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山地城市的生态安全关系到区域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与平原城市相比，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脆弱性的特征。基于对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的理解，指出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是由城市实体人居环境空间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命线系统构成，并提出了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策略。

【关键词】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策略

山地是人类聚居空间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地域环境的复杂性、交通条件的封闭性、建设活动的艰巨性和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决定了山地人居环境建设的特殊性。但目前对山地的认识和研究尚处在启蒙阶段，山地城镇人居环境建设经验积累和实践探索储备又不够[1]，这导致城镇化过程中破坏性建设严重，山地生态失调，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和工程灾害频繁，使山地城市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从界定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和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内涵出发，提出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构成，以及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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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及内涵.

城市为人类聚居生存环境，山地城市生态系统是由城市人类及其生存环境两大部分组成的人类聚居地。与平原城市相比，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复杂性与多样性[2]、敏感性与脆弱性 [3]的典型特征。

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是指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安全。本次研究着眼于现实的需要，将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界定为指对城市生态系统过程中影响重大的制约性因素实现良好调控，同时具有较强的应灾能力的状态。基于此概念界定，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是指山地城市生态系统的安全以及山地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于人类的安全，前者是指山地城市人工及自然生态环境共同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处于无危险状态，后者指山地城市生态系统满足人类生存需求的可持续能力。

2 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

基于对山地城市生态安全概念的理解，结合城市规划、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等交叉学科背景，认为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安全由城市实体人居空间系统安全、经济系统安全、社会系统安全和生命线系统安全四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部分组成。

2.1 城市实体人居空间系统安全――建设活动

当前中国处在快速城市化时期，用地空间的拓展是城市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人居实体空间形成必须的，这里重点关注城市建设活动对生态安全的影响。

1) 城市用地选择的安全。一般的城市规划用地选择时进行的用地适用性评价主要针对用地的灾害性条件等方面来进行评价，考虑用地区位条件、城市发展要求及周边环境的影响。但从城市生态安全的角度，城市用地的选择还需要综合考虑其对生态安全影响，并追求用地的选择不损害城市生态安全，同时能够适当优化城市生态安全的状态。在5.12地震中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的北川县城就是选址欠科学的例子之一，“山地规划第一要选择稳定的场所，一定要避开可能发生滑坡、泥石流和洪水等的地段;……”[4]。

2) 城市土地利用安全，土地是生态环境和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载体，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驱动力是影响着生态环境和生态安全的驱动力因素。沈清基指出随着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应该增加城市用地类型，具体而言，要对城市不可建设用地进行划分和规划，可以有效地保护郊区受城市化的不利影响；增加城市的用地组成类型，用以提高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和空间多样性[5]。

3) 城市建筑与生态安全。城市建筑过密是导致城市气候改变的重要原因。此外，城市建筑对降水和城区地表径流也有较大的影响，其中城市高层建筑对城市生态造成的影响最为严重。

4) 人均耕地减少对生态安全的影响。由于城市化、能源生产和交通运输发展的原因，耕地被占用越来越多，人口增加，导致城市与工业用地扩展占用了大量的沃田良土，必然对农业生产与生态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2.2 经济系统安全――产业发展

山地城市在做产业规划时有其特殊性，首先山地城市可以建设的用地非常少；其次山地城市区域普遍经济落后，传统农业种植占较大的份额，对生态环境有特别大的威胁，因此要调整产业结构；最后基于山地地形地貌，产业布局应该与空间地理相结合，经济与地区优势和特色相结合。工业生产对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量消耗资源和能源、产生大量污染、本身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三个方面。应该建立生态化的工业体系，实现清洁生产，发展低碳能源供应系统，形成新的工业范式。

2.3 社会系统安全

居民是城市聚居的主体，它们的价值取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水平，环保意识、社会保障等等都会影响城市的生态安全。

1）人口规模以重庆市为例，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和城市建设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重庆的新建区域常常突破原有城市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平衡界限，向高坡度、高生态敏感性的山体推进。因此人口规模（数量）和资源供求之间要保持平衡。

2）生活方式居民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城市生态安全，如汽车的使用，汽车产生的噪音、震动和排放的废气所造成的大气污染和臭气，已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还有生活废水导致水质恶化的问题和由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等。

3) 社会保障 有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综合服务能力高。要满足居民的就业、居住、供应、医疗、保健服务等基本生活需求，使居民享有充分可靠的生活保障。注重对残疾人、老龄人、失业者、贫民等特殊人群的关怀，犯罪率低，保持稳定安全的社会秩序。

2.4生命线系统安全

一般说来，城市生命线工程系统是指城市供水、供气、供电、交通、通讯、防灾等基础设施系统，但这里探讨的生命线系统还包括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本质上讲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城市及其居民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 services)的基础，这些生态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游憩、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包括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护地系统，并进一步可以扩展到以自然为背景的文化遗产网络[6]。城市扩展过程中，维护区域山水格局和大地机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是维护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一大关键。

3 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策略

3.1 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地域观

本文所探讨的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地理范围虽然指的是城市规划区，但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从来都是不受行政范围约束的，特别是山体和水域更是如此。应该将维护国家层面的山地生态安全屏障视为保障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基石[7]。

3.2开展山地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理论支撑

建立符合人类理想的聚居环境，是人居环境研究的本质[8]。影响山地城市生态安全主要诱因来源于人类活动，而对人类活动进行科学引导离不开学术理论的探索――山地人居环境科学。

3.3 建立稳固的安全的生态基底支撑系统

将规划区范围内的山脉、水系、冲沟、林地、农田、湿地、荒野等非开发建设的自然资源划为刚性的绝对保护范围。可以从深圳的城市生态安全基本生态控制线、浙江台州制定的分区生态基础设施的控制性规划和俞孔坚提出的“反规划”途径收到启发。

3.4 加强山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加强道路交通设施建设。通常山地城市的道路交通用地所占比例较小，路面等级低，弯道多，已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的瓶颈。二是加强给水、排水、电力、电信、环卫设施建设，特别是要新建、扩建、改建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固体废弃物处理场，提高污水和垃圾的处理率。三是搞好能源供应设施建设，改善落后的燃烧设备、技术及能源供应方式，提高能源利用率。四是加强城市防灾减灾工程设施建设，提高山地城市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制定防灾减灾规划达到“规划本质安全化”的目的。

3.5 建立山地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机制

确定影响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关键要素，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判断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的状态及发展趋势，以建立应变机制。

3.6 让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安全观

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生态安全在安全目标追求和安全实现机制上都与传统安全有着重大区别，一方面，生态安全本质上是一种只能由人类生活共同体间共享的综合性安全；另一方面，生态安全不仅仅追求威胁的不存在，更重要的是引发人们去共建安全。

4 结语

山地城市生态系统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其安全性具有脆弱性、敏感性和抗干扰能力弱的特点。为此面对山地城市建设的紧迫要求和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严峻形势必须尽快妥善解决山地人居环境建设与维护城市生态安全的矛盾。从人居环境建设角度，认为山地城市生态安全系统是由城市实体人居空间系统安全、经济系统安全、社会系统安全和生命线系统四个层面组成。和任何系统一样，该系统的每个子系统发挥自身功能的同时，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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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光宇.山地城市学原理[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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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搜狐新闻.灾后重建：规划要经得起历史检验[EB/OL]. news.省略/ 20080608 /n257367 -771 .shtml,2008-06-08

[5] 沈清基. 环境革命与城市发展[J]. 城市规划, 2000（4）: 23-30

[6] 刘海龙，李迪华，韩西丽.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及其研究发展综述[J].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专版，2005，29（9）：70－75

第2篇

Abstract： The new idea of studing environment security in perspective of broad safety is put forward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environment security study in recent year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branch of general safety，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s no longer just about "security" or "environment"， but a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sue 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securuty. To understand environment security， peopl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idea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establish broad safety concept whose essence is to care general environment issues like ecology， resources and disasters， rather than just care the worsening narrowly defined environment， and thus revealing the core scientific issue of environmental security study， which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and prospect.

关键词： 环境安全；大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视角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security；broad safety；non-traditional safety；perspective

中图分类号：X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0-0186-02

0 引言

工业的大发展在带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气候异常、土地荒漠、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水污染等。不断恶化的环境给国家、生物圈以及人类的生存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威胁，环境问题已经严重的威胁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因此，解决环境问题刻不容缓。于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终于开始审视环境，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环境安全”[1]这个名词应运而生。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分支，越来越受到安全科学的关注，安全科学对环境安全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传统安全，而要形成大安全观（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1 安全的内涵与大安全观理念

“安全”在日常生活中安全就是人类的生命、财产和生存条件不遭受到危害，最终可以把安全归纳为八个字“无危则安，无损则全”。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有力的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安全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世纪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人造系统的安全性及人造系统以及自然系统匹配与融合的可靠性上，而其中的关键又集中在保护人的身心安全与健康、人的智能开发与安全、人因失误的控制等人的生理、心理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种全新的、大安全观的安全理念孕育而生，这就是大安全观（图1）[2]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总称。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区别：第一，传统安全关注的对象和主体只是国家，地区安全与全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向外延伸而已，而非传统安全关注的是多种主体而不只是国家，包括作为个体的人与整个人类及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安全。第二，解决危机的方式手段不同。传统安全强调军事竞赛和付诸战争手段解决危机，而非传统安全由于威胁的多样性，主要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协调才能化干戈为玉帛。第三，二者成因不同。传统安全原因是蓄意的来自国家外部因素，非传统安全原因却是国内和国外的影响兼半。第四，所产生的后果各异，传统安全是局限在危机涉及的国家之内，但非传统安全则会“外延”和“扩散”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波及的范围往往超出一国的界限。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联系：①大多的非传统问题是由传统安全逐渐产生的，非传统问题以传统问题而存在。②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由于都具有“外溢”性而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③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传统与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彼此交叉以及相互作用，各国政府在制定和调整安全策略时都应给以充分考虑。

2 环境安全的由来、意义与特点

2.1 环境安全的由来 1987年联合国大会首次使用了“环境安全”这一概念，引起了环境与安全研究领域的热烈讨论。环境安全是在环境问题日益加剧和恶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如今，环境安全概念已被广泛使用。

2.2 环境安全的意义 环境安全的本质是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人与自然不能和谐发展的问题。环境安全概念的产生及运用是环境与安全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环境安全问题的出现，对于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2.3 环境安全的特点[3] 整体性：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环境是相连相通的，任何一个局部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灾难，甚至危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条件。

长期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的产生是短期的。产生的危害是长期的。而且要想解决和恢复必须在时间和经济上付出高昂的代价。

全球性：正如全球经济一体化之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安全密切相关一样，环境安全也是跨越国界的。

不可逆性：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有其一定限度，一旦超过生态承载力的“阈值”，往往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比如野生动物、植物一旦灭绝就永远消失了，人力无法使其恢复。

3 环境安全研究的视角

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所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社会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4]。目前对于环境安全的研究要形成以传统安全视角和非传统安全视角为总合的大安全观视角[5]。

在大安全观视角下研究环境安全问题：首先，肯定了环境安全是一个已经对社会、国家构成威胁的安全问题，这符合传统安全的理念[6～8]；其次，肯定了环境安全是将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9]已经上升为安全问题，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研究对象；最后，将环境安全引入到广义环境领域，如：生态、资源、灾害等。可以认为大安全观视角研究的是将只关注日益恶化的狭义环境问题上升到用安全的概念和视角，在广义的环境[10]范围内探讨各种生态、资源、灾害等问题。

将安全的概念引入到环境科学的领域，将环境问题上升到安全问题的角度，从而重新审视、思考并研究那些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环境问题是大安区观视角的实质[11～12]。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推进环境安全的研究和发展，应当将环境安全的概念深入到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

4 结语

从大安全观视角看环境安全，是将环境安全的问题从片面的安全问题或环境问题上升到广义安全的高度，是将只关注日益恶化的环境引起的环境安全问题上升到用安全的概念和视角，在广义环境的范围内探讨各种生态、资源、灾害等问题。这就需要理解非传统安全的思想，树立大安全观的理念。如今，环境安全已经被广泛的关注和研究，运用大安全观的理念为综合研究环境安全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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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德蜀.安全文化的形成与发展[J].安全、健康和环境，2006，6（1）：8-11.

[3]张浩，赵江平.环境安全中光催化技术的应用[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8，18（9）：172-176.

[4]张勇，叶文虎.国内外环境安全研究进展述评[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3）：13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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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llenby Br.Environmental Security：Concept and Implementation[J].Int Polit Sci Rev，2000，21（1）：5-21.

[9]蔡守秋.论环境安全问题[J].安全与环境学报，2001，1（5）：28-32.

[10]邹长新，沈渭寿.生态安全研究进展[J].农业生态环境，2003，19（1）：56-59.

第3篇

关键词：土地生态安全；应用研究；研究展望

一、概念研究

上世纪40年代Aldo Lcopold在对土地功能状况评价中考虑了土地健康的因素，生态安全的研究也随之逐渐开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人们对土地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大，甚至已经超过了土地生态系统自身承载能力，区域内土地生态安全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人们的生存环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些学者从土地生态系统结构是否受到破坏，生态功能是否降低定义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张虹波等从保持土地生态系统自身动态平衡，内部结构、功能完整，实现土地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角度定义土地生态安全；梁留科等从实现社会、经济、生态安全的协调发展角度定义土地生态安全；还有学者从人类对土地的需求量与土地的供给能力定义土地生态安全，即土地的数量和质量能够满足后代人发展对其的需求。

二、土地生态安全的基本理论研究

（一）人地关系协调理论

1650年西方人文地理学家沃仑·纽斯的《地理通论》中首次提出了人地关系。从地理学角度上讲，人地关系就是人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影响关系。人地关系有两大基本原理，一是土地承载力限制与超越原理。人地矛盾主要是指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人类对土地需求的增加使得土地难以满足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既土地承载力是有限制的，人地关系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提高土地承载力；二是人地关系地域关联互动原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与土地生态环境的联系更加密切，在关联互动中，即便是来自不同尺度的人地关系系统，每一种层次都是彼此联系、彼此依存的。这时，变动与冲突、互补与协调就成为了人地系统的主要特征，吴传均在上世纪90年代就指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内容。

（二）可持续发展理论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莱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阐述了农药的大量使用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揭示出环境安全问题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影响。布伦特兰报告中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给出可持续发展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社会、经济的持续性发展要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持续能力相适应，保证人类社会的发展要在土地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谋取发展。只有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基础、作为前提条件，土地的生态安全的研究才更具有意义。

（三）生态经济理论

20世纪80年代国际生态经济学会成立，1989年创办《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国内外对生态经济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显著的成就。生态系统和生态经济系统的研究均是生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土地生态保护与经济持续发展是密切联系、内在统一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实现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础，要遵循生态环境的内在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生态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情况下。反之，生态环境的破坏会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

三、土地生态安全研究的主要内容及研究进展

（一）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土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土地生态安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化肥农药的使用改变了土壤的特质，人类对森林不合理开采改变了陆地水循环。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研究被人们提上日程。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标准，目前尚无统一标准，多通过借鉴1993年FAO发表的《可持续土地管理评价大纲》中关于土地质量评价指标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多数学者从土地生态系统压力、状态、响应3个方面对土地生态安全进行研究，张建新在P-S-R框架模型的基础上选取评价指标，对湖南省土地可持续利用进行了生态安全评价。许月卿从自然、经济、社会安全的角度构建小城镇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对贵州省猫跳河流域土地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杜忠潮依据P-S-R模型，从土地自然资源现状、土地社会经济环境压力和人文影响3方面构建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高珊依据“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从环境、行为和决策三个层面选取指标，研究了生态建设成效。

（二）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的方法研究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确权的方法有特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及熵权系数法，部分学者也采用两种或以上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李秀霞采用熵权对吉林省城市化进程中土地生态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实现土地生态安全的合理性建议；徐道炜采用突变级数法研究了福建省土地生态安全问题。综合指数法、物元法等方法是学者们常用的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性评价的方法，李明月基于BP神经网络方法对广州市土地生态安全进行评价。上世纪60年代，部分学者以研究土地承载力的方法对区域土地生态安全进行了研究，90年代，人们将生态足迹的方法引入到生态安全的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创新，突破了原有的定量水平和精确程度，生态足迹方法定量化程度高，一般只有很少因素定量评价生态承载力状况。何淑勤等利用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对雅安市土地生态安全情况进行了研究。

（三）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研究

土地生态预警的目的在于时刻了解系统内部生态安全的综合状况。法国经济学家Alfred Fourile最先阐述了监测预警的思想。HaqueC.Emdad对加拿大红河谷土地资源的危险性进行评价。我国对预警的研究主要在一下几方面，一是概念方面，傅伯杰提出的区域生态环境预警是对区域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后果、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以及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预测和警报；二是研究方法方面，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利用GIS建立土地生态预警信息系统，准确掌握区域生态状况和动态变化趋势；三是评价指标方面，吴冠岑选取从自然、经济、社会三方面选取预警评价指标，并引入变权理论的概念，构建了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的惩罚型变权评价模型并对淮安市进行了实证研究，许学工对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估和预警研究。

（四）土地生态安全设计研究

生态安全设计，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有重要意义。主要针对区域内生态环境问题，对区域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有效控制和持续改善。主要包括以生态安全为前提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设计。生态因素已成为影响土地利用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S.Hermann从自然环境角度选取生态约束因素对乡村土地利用结构进行设计；赵丹从生态绿当量的角度，对宁国市土地利用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区域生态安全格局设计方面，马克明对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概念以及理论基础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设计原则与方法；徐海根等提出了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设计的概念，构建了从区域层次到网络的每个节点（保护区）再到网络与节点的连接（廊道）的研究流程，综合运用迭代法、整数规划方法和地理途径方法等方法设计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格局。

四、研究启示

首先，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中，加大对各模型进行基本参数与可信度、准确度的研究。评价方法上将计量模型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为土地生态安全设计的研究构建空间模型。

其次，加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和设计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和土地生态设计的研究在于保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土地资源的持续发展和利用，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最后，加强动态监测和预警系统研究。目前国内没有明确系统预警指标体系和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预测误差方面的研究较少，在预警过程中难以及时、准确对预测误差进行修正。且较少进行多种预警方法的综合运用。构建基于过程的动态模型，结合地理信息技术加强土地生态安全动态监测，在此基础上建立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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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建新，邢旭东，刘小娥.湖南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安全评价[J].湖南地质，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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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明月，赖笑娟.基于BP神经网络方法的城市土地生态安全评价—以广州市为例[J].经济地理，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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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吴冠岑，牛星.土地生态安全预警的惩罚型变权评价模型及应用—以淮安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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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S.Herrmann，E.Osinski.Planning sustainable land use in rural areas at different spatial using GIS and modeling tools[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1999.

19.赵丹，李锋，王如松.基于生态绿当量的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以宁国市为例[J].生态学，2011（20）.

20.马克明，傅伯杰，黎晓亚，关文彬.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概念与理论基础[J].生态学报，2004（4）.

第4篇

关键词：林业；生态安全；生态安全评价；发展趋势

1 引言

生态安全对于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未来的资源合理利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认识和了解生态安全的状况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自生态安全的概念提出以来，已经被应用到区域土地、农业、湿地、自然保护区、城市等方面，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生态安全的评述与生态安全的评价等方面。而生态安全评价是生态安全的核心，有效的生态安全评价能够及时提出减少不利影响或改善环境质量的对策、措施，从而避免严重的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保护地球和区域环境。目前，生态安全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评价对象广泛，但涉及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的学者不多，因此对生态安全评价及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的文献进行归纳，以期对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的方法、理论方面起到借鉴作用。

2 林业生态安全相关定义

2.1 生态安全的内涵

生态安全是国家乃至人类安全的重要内容，它是支持社会、经济、自然发展的生态与环境的安全状态，包括土地、森林、湿地、水、大气和生物物种等方面的生态安全。但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自然生态坏境状况能够支撑其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时，其生态就是安全的，反之，则是不安全的[1]。

生态安全概念最早由L.R.Brown于1977年提出[2]。对于生态安全的定义，大体可分为广义狭义两种：广义上，它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狭义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映[3]。

2.2 生态安全评价

生态安全评价（Ecological Security Assessment，ESA）是生态安全的核心，是对生态系统完整性以及各种风险下维持其健康的可持续能力的识别与判断研究[4]。不同学者开始将生态安全应用于某一领域或地区进行生态安全现状分析。生态安全评价开始成为了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又一热点。

3 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综述

3.1 主要研究对象

由于生态安全包含对象的层次广，范围大，包含旅游城市，湿地，城市，土地，草原，水环境等[4-9]。其中，对城市的生态安全评价最多，有从评价方法角度切入，比如赵维良等人[6]以上海为例，从一定时间尺度上评价了城市生态安全状况，探求了影响城市生态安全的关键要素。有从区域角度研究，比如王振祥等人对安徽秦淮地区经济、社会、坏境等特点，提出社会经济作为模型组成部分的区域生态安全综合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

3.2 主要研究模型

3.2.1 P-S-R模型

P-S-R模型即“压力-状态-响应”（Press-State-Response）该模型体现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模型中，某一类问题可以由3个不同类型但又相互联系的指标来表达：P（Press）压力指标反映人类活动给系统造成的负荷，S（State）状态指标表征环境质量，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的状况，R（Response）响应指标表示人类面临环境问题时所采取的对策与措施。这种模型是目前国内外生态安全评价中最为常见的，主要应用于三个方面：

⑴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郭数红等人[10]通过P-S-R模型建立福建山仔水库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

⑵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主要表现为构建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并针对不同城市进行生态安全评价或者根据压力态P-S-R模型选取指标，再进行指标维度的权重设定，得出城市的生态安全指数值。比如曾翠萍，邱慧珍[11]等人基于PSR模型建立生态安全评价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综合指数法对其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得出结论庆阳市的生态安全度处于危险，各县生态安全状况不平衡。

⑶生态环境评价：分析存在的生态问题，对其危险性，敏感性以及环境质量进行研究。如李春晖等人[12]对衡水湖流域生态安全系统健康评价，包括功能评价，稳定性和持续性评价。

3.2.2 D-P-S-I-R模型

D-P-S-I-R模型，在P-S-R模型中增添了D（Drive）人类的经济活动和自然灾变驱动力和I状态的改变对人类或生态系统产生影响（Influence）。D-P-S-I-R模型能够弥补P-S-R模型的缺陷，表达清晰的逻辑关系，同时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方案，因此DPSIR模型得到众多学者的偏爱。如今，D-P-S-I-R模型在水资源，城市生态安全，土地安全方面都有应用。如邵超峰，鞭美庭[13]选取能够反映区域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和响应的32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天津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安全状态进行了评估。

3.2.3 其他模型

除了上述模型，左伟[14]提出了D-PSR模型即驱动力（Driving Force）-PSR模型，该模型添设了生态环境驱动力，使压力类指标含义更广泛、中性化，而且首次引入了生态环境服务功能，取代了简单的生态支持作用。王耕[15]等提出的状态-隐患-响应（S-D-R）是生态机理框架，可以反应出生态安全的动态变化及Corvalan提出的D-P-S-E-E-A模型（驱动力-压力-状态-暴露-影响-响应）模型等。

3.3 主要评价方法

生态安全评价方法方面，代表性的的方法是基于P-S-R数学模型的层次分析法，综合指数法，灰色关联法，主成分投影法。模糊综合法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运用。此外，生态足迹法和景观生态模型法以及数字地面模型也是学者偏爱的评价方法。国外学者用的颇多的是暴露-响应概念性框架模式。

3.3.1 基于P-S-R数学模型的代表性方法

⑴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

⑵综合指数法：指在确定一套合理的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各项经济效益指标个体指数加权平均，计算出经济效益综合值，用以综合评价经济效益的一种方法。如Peiliang[16]等人构建了基于P-S-R模型北京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评价北京的生态安全状况，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⑶灰色关联法：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通过一定的方法，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因此，灰色关联度分析为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如张凤太等人[17]在重庆市的生态安全评价中应用指标值与理想值差值来计算关联度，使分散的信息综合，从而比较其生态安全状况。

⑷主成分投影法：该方法是在对指标值进行无量纲化和适当加权处理的基础上，通过正交变换将原有的指标转换为彼此正交的综合指标，消除指标间的信息重叠问题，并利用各主成分设计一个理想决策变量，以各被评价对象相应的决策向量在该理想决策向量方向上的投影作为一维的综合评价指标。

3.3.2 生态足迹模型

是近年评价生态系统持续性及安全性的一种简单可行的方法。但由于过于简单化与静态化的缺陷，在生态安全定量评估中还未得到广泛的运用。如XiaoBingli等人[18]针对内蒙古草原的生态安全，开发了一个于生态足迹的概念消费的足迹压力指数（CFPI）和生产足迹压力指数（PFPI），并制定了生态足迹贡献指数（EFCI），结果表明内蒙古草原自2005年处于严重危险。

3.3.3 景观生态模型

ZhaoLing[19]基于景观格局指数，通过破碎，隔离性和显性指标构造，土壤侵蚀指数，利用GIS和RS方法在沅水流域的生态安全特性进行了分析。张继权等人[20]对白山市土地覆被进行景观分类，借助Fragstats分析景观指数，提取重要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对白山市所辖各区县进行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3.3.4 其他方法

数字地面模型法，能将区域各因素系统化，构成完整的分析体系来进行区域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的综合评价。暴露-响应概念性框架模式，是国外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最为常用的方法，不仅可以直接获得区域生态安全状况，还可以输出相应的生态风险管理与安全维护策略。

3.4 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的设定，是要构建一套衡量生态环境质量的定量参考体系，它决定着人们对区域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和价值取向[21]，体现生态建设与环境开发项目生态、安全的影响程度和保护的要求程度[22]。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生态安全评价标准，目前最为常用的方法结合其他方法，采用等级划分[23]。颇为学者喜爱的是基于数学模型的方法，而确定等级最主要的就是确定权重，运用定性与定量综合集成方法来确定权重，即采用AHP法、结合专家咨询，确定项目层、因素层、指标层各指标的权重[24]。还有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8][10][19]，复相关系数法对指标赋权[25]等方法。

4 林业与生态

4.1 林业生态内涵

林业生态安全的内涵应当包括以下3个方面：1、森林生态安全，是指森林生态系统自身的健康性、完整性和可持续性；2、林业产业生态安全，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安全性对林业产业系统的威胁或保障的安全程度的林业生态3、产业共生关系安全，是指森林生态系统与林业产业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安全性。

4.2 林业生态的研究综述

对林业生态的研究，国内基本集中在：（1）针对林业的健康状况，对林业及相关领域发展提出对策，如陈继红[26]针对目前城市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发挥林业主体作用的林业发展对策和建议。（2）探讨林业对生态环境的作用及战略地位，指出林业是生态建设的主体，并且林业也是国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林业生态建设势在必行。（4）针对某一区域的林业特点进行研究。通常集中在林业相对发达的区域，如吉林、海南、陕西等地[27-31]，因其林业对生态的作用举足轻重。外文文献研究主要从：（1）林业风险及管理方面研究，如Borys Tkacza[32]通过对北美榆树林的侵入性森林害虫和病原体的研究，长期监测北美森林的健康指标，促进其可持续发展。（2）林业危险预测方面，例如Anne Oxbrough[33]用观察和实验的方法来确定森林生态变化的机制，以及使用指标来预测当前和未来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的模式。（3）林业生态的补偿机制，基于林业生态服务的重要性突出却因工业等原因污染，需要治理，主要方法有政府直接补偿，如造林基金，投资，税费减免等[34-35]。

5 林业生态安全评价

目前，林业生态安全评价方法基本是指标体系法，生态安全测度的“指标体系法”通过多层次指标体系对林业生态安全问题进行全面评价[1]。

如房用[36]从不同方面对山东省山地丘陵区、平原地区、盐碱地区以及沙区等生态系统进行了生态安全现状分析，对每个生态系统都设立二级指标，通过理论分析、资料调查和分级等方法制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和分级标准，将分级标准和相应权重经过系统化处理即建立完整评价指标体系。罗露[37]用熵权法对舟山海岛林业的森林覆盖率，林地利用率水平，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生态公益林比例确定权重，用综合指数法对各项经济效益指标个体指数加权平均，计算出经济效益综合值。

由于其中各单项指标具有明确的生态经济意义，因此便于分析导致生态安全问题的原因。但为了得到综合评价值，该方法需要对各指标计算权重，因而可能导致其综合指标失去生态经济意义，且在确定指标权重时，通常主观性较大，不便于准确理解和运用。

张智光[1]针对林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不足，提出FES-PSIR结构模型，在PSR的模型基础上引入了I（影响因素），并将该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是社会经济压力（FES-P）子系统，包含社会经济和林业产业发展对森林资源需求和对生态环境破坏等压力；资源与环境状态（FES-S）子系统，包含森林资源总量、质量、覆盖率、分布、类型结构以及温室气体浓度等状态；生态影响（FES-I）子系统，包含森林生态系统健康与活力、生态系统生产力、森林调节力、森林灾害发生率、生物多样性、水土流失、空气质量、气候变暖等影响；人类响应（FES-R）子系统，包含人类改善生态状态的投入、人工造林、林工一体化、循环经济、科技支撑、法律政策保障、生态文明意识、应对危机机制等响应。

并根据FES-PSIR模型，建立林业生态安全测度的结构方程模型（SEM）。最后还提出了构建整体的运作框架，包括该方法整体的目标-手段树和技术路线。但该方法虽然能客服特征指数法的一些缺点，但仍然存在理论不足，指标权重主观性大等问题。目前，针对林业生态安全评价，还没有一套可行系统的研究方法。

6 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的发展趋势及建议

6.1 完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评价指标体系太过单一，缺乏统一的准则，由于林业生态安全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问，因此需要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并且设置指标体系时不能有失偏颇。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的建立指标体系，当今的生态安全的广义概念已经被普遍接受，生态安全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还必须考虑经济、社会生态安全，建立林业生态安全评价体系时，就必须设置经济社会类指标，再根据各个大类考虑相应因素制定小的指标，从而使林业生态安全评价体系更加完整。

6.2 加强动态演变规律研究

现在的绝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静态因素的研究，没有考虑动态因素的影响。林业生态安全的预警能够有效的及时掌握生态安全的动态，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及时调整国家政策，经济发展政策，及时改善生态坏境结构等，使林业生态坏境能够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使林业生态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

6.3 与其他领域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

目前大部分的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研究是都定性的，然而林业生态安全的动因大部分来自人的活动，很多定性方法也不成系统，所以定性研究并不一定适用。因此定量的研究是未来的趋势，加之影响林业生态安全的因素千变万化，因此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结合不同的领域知识制定指标体系、研究方法。例如已经有学者将GIS、RS及GPS技术使人们可以利用卫星的光谱资料信息和数字化的环境资料对广大地区自然社会经济要素进行识别，使得大范围长时间对生态系统进行检测成为可能。林业生态安全评价方法，也可以结合其他领域，比如结合科技对林业进行火灾报警，例如利用3S技术与评价模型结合，对林业生态进行动态分析和预警。因此，将其他领域与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结合是今后的一个趋势。

7 结论

生态安全并不否认经济增长，但它更强调既要满足人类需要，又不损害生态环境系统健康及其可持续性。随着生态安全被普遍接受，生态安全评价也被广泛运用，而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目前研究的学者不多，研究的程度也低。大部分研究都是以区域为评价对象，林业生态安全评价并未形成系统。而由于林业在生态中的重要性，加强林业生态安全评价是必然趋势，包括对林业生态安全评价的方法、指标、标准等。另外，加强动态预警及动态监测研究，结合其他领域的知识都是林业生态安全评价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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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关键词 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城市开发边界；多规融合；新型城镇化

文／贾滨洋 曾九利 李玫 柏松

科学、有效地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确保合理的生态安全空间，是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近年来，为解决我国传统规划中存在的部门为主、综合不足、管理分割、内容重叠、利益冲突、协调难办、导向混乱等问题，国家提出了“多规融合”这一新的规划理念，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环境总体规划之间协调统一。而在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构建新型城镇化的理论与模式，提升城镇发展的水平、质量、效益和宜居层次，建成生态城镇，也是一项亟待探索和解决的重大课题，科学、有效地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确保合理的生态安全空间，是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在“经、城、土、环”多规融合的新视角下，特别强调从环境保护的角度，重新厘清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合理边界。城市开发边界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基本概念

城市开发边界

所谓城市开发边界（Urban Gr-owthBoun dar），通俗而言，是指城市的开发范围。边界的确定，规定着城市开发的空间规模、空间模式和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与容量，是塑造合理城市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的空间基础。迄今为止，城市开发边界的相关理论已经被美国以及许多西方国家视为控制城市无序蔓延、实现精明增长的技术手段和政策工具。在我国早期的城乡规划中，虽然没有关于这一概念的明确表述，但也有许多类似的概念，如“规划区”、“规划建设用地规模”（这个规模不仅有数量，也包含了界线的意思）、“城市发展方向”、“三界四区”(图1)等相关概念和内容。

2006年，我国《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46号）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城市空间增长边界概念，即所谓的城市开发边界；2013年，我国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等，对城市的开发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即“严格新城新区设立条件，防止城市边界无序蔓延”，“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由此可见，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已成为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重要任务之一。

最小生态安全距离

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这一全新概念，是为应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而产生的。2014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最小安全距离的概念，并且明确要求“抓紧推进试点城市环境总体规划编制，研究提出城市之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减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目前，国内外对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学界对此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仍十分薄弱，至今尚无明确的定义。

最小生态安全距离是为满足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正常运转以及环境容量不超载的城市间或城市功能单元间经济社会活动空间间隔的最小距离。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不等于合理的距离，更不是优化距离，而是最低限度应保持的距离。不能保证这个距离，生态系统就可能受危害，生态安全就可能受到威胁。图2中两个城市缓冲带( dl+d2)最小的宽度为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即城市开发不能逾越的距离。

城市开发边界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差异

城市开发边界和最小生态安全距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两者的共同点都是围绕城市的发展空间为主轴来思考的，两者需要在同一城市或城市群中得到体现。但两者有不同的视角、内涵和方法。

第一，两者着眼点不同。城市开发边界重点强调的是“坐标”，是控制和引导城市开发建设的重要规划工具，其主要目标是如何优化城市空间布局，防止城市无序蔓延，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其核心问题是探索城市建设可以延伸到的最大范围（或最远距离），其着眼点重点放在社会经济、人口、行政区划和城市功能分区上。我国现有规划体系中对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主要采用强制性限制为主的思路，即通过设置不可逾越的红线，将各种开发建设行为框定在一定的地理或行政边界范围内，特别是将政府管理核心圈定在固定红线内，避免了城市开发边界向外扩张。例如，城市总体规划严格规定了城市的规划范围、城市的发展规模，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并严格划定“三界四区”等内容，这些规定所表达的城市开发边界的内涵是“只能在规定边界内进行开发”，具有极强的控制性和刚性。又比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同样严格设定了一些禁建区和限建区，并且单独对土地的利用和配置做了硬性规定，如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等，其实质仍是将开发用地限定在一定边界内，即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开发边界”。

最小安全距离则是瞄准城市的质量及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其着眼点主要放在生态系统服务、生态宜居、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上。要确保城市生态安全，必须保证城市居民生存安全的环境容量具备最低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系具有最基本的空间保障，对重大生态灾害能有起码的规避空间。总之，划定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就是划定城市生态安全的合理边界，使得城市在保障自身生态环境支撑条件以及对周边城市的生存和发展不造成威胁的同时，又能够充分实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区域性生态系统功能和过程的可持续发展等目标。因此最小安全距离着眼于划定出城市开发所不能逾越的界线和城市之间必不可少的安全距离。

第二，研究方法不同。迄今为止，关于城市开发边界的内涵及其相关理论在学界研究较多，但对其划定方法尚无统一认识。总的来说，按照研究思路的不同，划分城市开发边界可分“正向”和“反向”两种模式。前者是目前城市规划中较为流行的方法，以城市为中心，圈定城市拓展所需发展空间，并给出其扩张界线。该方法的技术路线是：首先确定城市人口规模，其次测算总用地规模，最后确定开发边界。“反向”模式通常假设城市的扩张界线是无法准确预测的。基于此假设，该方法不是以城市为中心，而是以保护城市外围的各类资源为出发点，通过划定“限制和控制类环境要素”进而“倒推”出“城市开发边界”。该方法实质上只划分出了城市中建设行为禁止侵入和有条件进入的地区，类似于规划图的图底关系互换，但就其效果而言，同样可以达到框定城市开发边界的目的。

生态安全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与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维系、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环境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虽然大家已经认识到城市之间“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确定对缓解城市之间环境污染的相互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其如何界定、影响因素有哪些以及构建怎样的距离测算模型这些方面，学界的理论研究仍然较少，各级政府也缺少相关的实践尝试。从理论上，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应遵循生态学的基本原则与研究方法。

“多规融合”背景下城市开发边界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关系探讨

在“多规融合”的背景下，两者必须结合

多年以来，从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角度，开展城市开发边界的研究十分匮乏，因而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前提下未能合理划定城市边界，已成为制约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密集的城市布局以及高强度的污染物集中排放，导致污染物很难在环境中自然净化，环境污染问题已超过其行政边界而呈现出区域性特征。为此，在城镇化进程中，除了要控制城市自身建设规模，还必须控制城市与城市间和城市内功能单元间的距离以保障城市的健康和谐发展。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提出，是为了合理测算和确定城市间的生态安全距离，在提高城市宜居性的同时，为生态修复、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环境污染净化预留空间，其本质是一个“保护”的概念。

综上分析可见，城市开发边界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在“多规融合”这一新的规划体系中，它们必须相互结合才能起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的作用。城市开发边界着眼于解决城市开发具体能到何处，是一个政策设计过程，一个综合性的政策工具包，应通过各部门协作共同实现。而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主要解决城市开发不能到达的问题，它综合考虑城市发展目标定位、城市自然生态系统特点、城市承载力空间分布、城市发展主要限定要素等，强调空间结构的非建设性要素与不适宜开发的区域边界的衔接，有助于实现城市开发边界与自然生态边界的有机结合及可生长空间格局的构建，可促进城市开发边界“多规融合”的实现。需要注意的是，“多规融合”是一种综合的协调优化导向，是综合利益的优化，会对不同部门的利益进行再分配或调整，融合过程中强调的是综合大局、全局，各专业规划必须在服务大局中摆正各自的地位和定位，寻找合理的协调空间。

城市开发边界需预留最小生态安全距离

在“多规融合”视角下，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时需预留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即探索城市开发可以达到的最大范围（或最远距离），必须要划定出城市开发所不能到达的区域。这一概念强调的是在城市综合承载力下，城市经济社会活动产生的环境问题不会对周边城市生态系统产生影响的最小距离，而不仅仅是保证城市自身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的距离。

我国将分类打造20个城市群，这些地区将成为今后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区域。但随着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资源与环境压力将逐年加大，大气、水、生态等环境问题将随着城市规划扩大和城市的聚集而呈现复合污染态势。从城市的健康发展角度，如何确定城市群的规模、如何合理安排空间布局与空间结构、城市和城市间的距离以及城市功能组团间的距离最少要保持多少都是目前亟待研究的课题。通过研究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厘清城市群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布局，可为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基于“多规融合”的最小生态安全距离下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方法

不论是“正向”还是“反向”的规划模式，以往城市开发边界主要是以城市发展规模确定城市开发的边界坐标。在“多规融合”背景下，从提高城市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尽管我们在考虑城市发展规模的同时也要保障城市生态安全，但其仍然是为确定规划城市开发边界“坐标”服务的模式之一。

对于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而言，其研究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城市内部及城市间的生态安全，并满足生态系统正常运转以及环境污染物稀释扩散的需要。而且，为解决城市“开发”与“保护”的协调统一，研究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还应该包括如何将最小生态安全距离融入到城市开发边界的划定方法中。因此，针对相对不同的研究目的，对最小安全距离的研究方法也将与规划城市开发边界的研究方法有所区别。在中国城市发展轮廓基本划定的条件下，可以考虑将开发边界划分中的“反向”法有机地应用到“最小生态安全距离”的研究方法当中。例如，首先假定城市A与B行政边界处的各项环境监测指标都是安全达标的，然后运用城市生态安全的研究方法反推要达到这一目标所需要设置的社会经济活动区域和生态核心区域，划定出城市开发所不能到达的区域，并对区域生态特性进行快速评价和分级划定，平衡土地的开发与保护、自然资源的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从而科学合理地确定出城市最小生态安全距离。在此基础上，以保障土地资源最优配置和保持生态服务水平，实现健康的城镇化发展为目的，科学合理地规划城市发展边界，从而进一步解决我国城市普遍面临的土地资源瓶颈、生态环境恶化等城市蔓延问题。与此同时，还要注意采取相应的空间政策和辅助工具来保证城市增长边界功能的发挥，并逐步建立边界线的绩效评价及调控机制，以适应未来不断变化的状况。

第6篇

关键词：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桂西

中图分类号：F299.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154-04

目前，不少国内外学者已从生态安全(the Ecological Security，ES)的角度研究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生态安全(ES)[1]是当前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的前沿课题，是整个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的核心基础，没有生态安全，生态系统就不可能持续发展。资源安全是生态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资源安全是资源安全的重要方面之一。

一、土地生态安全的定义

生态安全问题是近年来提出的新概念，生态安全一般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前者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2~4]，后者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映。

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相关的论述几乎属于空白，众所周知，土地生态系统是地表、地上、地下特定土地空间内由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构成的生命系统与由气候、土壤、地貌、岩石、水文等构成的环境系统复合而成的整体[5]。因此，土地生态安全（the Land Reg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LRES）是指特定研究区域内土地资源所处的生态环境，处在一种没有或少有污染威胁的健康、平衡可持续状态，同样也包括土地自然生态安全、土地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且土地自然生态安全是土地生态安全的核心基础。

二、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基准体系

根据区域土地生态环境安全判别原则，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基准体系如下：

生态安全值

三、桂西地区土地安全评价

1.研究区域概况

桂西地处广西西部，百色地区中部，云贵高原与南岭丘陵的过渡地带，珠江流域西江水系的右江上游，位于东经106°07＇-106°56＇，北纬23°33＇-24°18＇之间。现辖百色市和河池市，由于贫困、紧张的人地关系和典型生态环境，已成为影响其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迫切需要寻找生态上合理、技术上可行的土地可持续利用途径。

2.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的选择不仅要考虑生态环境状态，更要反映出对生态安全有潜在影响的重要因素的变化以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另外也要考虑生态安全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根据区域性、科学性、整体性、代表性、敏感性、可比性、非兼容性、动态发展性、协调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同时考虑到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各评价因子的复杂关系和研究区域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状况水平参考国内外相关成果[6~8]，从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三方面建立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A：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A；系统层B：土地自然生态安全系统B1、土地经济生态安全系统B2、土地社会生态安全系统B3；状态层C：土地资源数量C2、土地资源质量C2、土地经济投入压力C3、土地经济产出能力C4、土地人口承载指数C5、土地整治能力指数C6；变量层D：人均耕地面积D1、耕地有效灌溉面积D2、耕地动量动态平衡率D3、森林覆盖率D4、水土流失面积比率D5、土地抗灾能力指数D6、土地多样性指数D7、耕地生产力指数D8、农田旱涝保收率D9、土地石漠化率D10、人均GDPD11、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数D12、单位耕地化肥农药负荷D13、单位耕地粮食产量D14、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D15、农民人均纯收入D16、人口密度D17、公路密度D18、城镇化水平D19、区域开发指数D20、就业率D21、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D22、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D23。

四、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与分析

1.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权重（W）的确定是一项探索性很强且难度大的工作，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权重。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征询有关专家的意见，在获得有关专家学者打分评价结果的基础上，构造判断矩阵，然后计算各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在一致性检验的基础上进行总排序得到各层次指标的权重。

变量层D1～D23对目标层A的总排序结果（即各指标相对于总目标的权重）为：0.0873、0.0246、0.0207、0.1326、0.2396、0.1053、0.0416、0.0342、0.0330、0.0612、0.0058、0.0620、0.0147、0.0196、0.0039、0.0039、0.0289、0.0067、0.0289、0.0136、0.0136、0.0092、0.0092。通过计算：CI=0.0615，RI=1.0980，CR=0.0561≤0.10。所以变量层D对目标层A的层次总排序通过了一致性检验，具有较为满意的一致性。

2.评价指标安全指数

根据相关文献，笔者采用以下方法计算土地生态安全评价各指标的安全指数[7~0]：

其一，安全趋向性为正向。如以“安全”为标准值，且实际值（x）≥(s)，（s）为标准值，则安全指数为1；否则，安全指数就为x/s。如以“不安全”为标准值，且x≤s，安全指数就为0；否则，安全指数就为1－x/s。其二，安全趋向性为逆向。如以“安全”为标准值，且x≤s，则安全指数为1；否则，安全指数为x/s。如以“不安全”为标准值，且x≥，则安全指数为0；否则安全指数为1－x/s。通过计算，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安全指数如表所示：

3.评价指标单项安全值

土地生态安全单项指标的安全值计算的数学模型:S＝P＇×W，其中，S为土地生态安全的单项指标安全值，P′为单项指标的安全指数，W为单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得出单项指标安全值如表2所示：

4. 综合评价及分析

确定综合安全值，常用的数学方法是很多的，如指数和法、指数积法以及指数加乘混合法等。本文采用指数和法进行计算。通过计算得到2004年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综合值：

百色市综合安全值：其中百色市0.6564，右江区0.8264，田阳县0.6591，田东县0.6914，平果县0.5458，德保县0.6071，靖西县0.5505，那坡县0.6311，凌云县0.5662，乐业县0.6807，田林县0.8136，西林县0.7905，隆林县0.6089。

河池市综合安全值：其中河池市0.6899，金城江区0.8063，南丹县0.7444，天鹅县0.6922，凤山县0.6085，东兰县0.6185，罗城县0.6695，环江县0.8540，巴马县0.7114，都安县0.5255，大化县0.6375，宜州市0.7643。

从计算结果和示意图可以看出：河池市、百色市各县、区、市土地生态安全值存在着明显差异。

5.桂西地区土地生态安全差异分析

（1）右江区、田林、西林、金城江区、南丹、环江、巴马、宜州市等处于“良好”状态，土地自然资源数量都比较丰富，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高，土地资源质量方面也较好，森林覆盖率都相对较高，自然生态安全系统的安全值都在0.5481以上，而经济和社会生态安全系统的安全值优势不太明显，但总的来说都与本文所用的国际、全国、全区标准尚有差距。因此，在该区域要充分发挥其土地自然资源的优势，加强土地资源的保护，提高其土地自然生态安全性。

(2)百色市、田阳、田东、德保、那坡、乐业、隆林、河池市、天鹅、凤山、东兰、罗城、大化等处于“一般”状态，其主要原因是土地自然生态安全系统的安全值相对较小，社会和经济生态安全系统的安全值相对较高，该区域必须加强土地自然生态安全的保护，在开发中给予保护，同时保证经济和社会生态安全系统的健康发展。

(3)平果、靖西、凌云、都安等生态安全都处于“较差”状态，其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相对缺乏，自然生态安全子系统的安全值相对较低，一般都在0.3587~0.4257之间。经济生态安全子系统的安全值在0.0570~0.0884，社会生态安全子系统的安全值在0.0677~0.0789之间，综合安全值在0.5255~0.0.5662之间，所以该区域必须加强土地自然生态安全建设，同时不能忽略经济和社会生态安全建设。

五、对策建议

1.尊重自然，重视土地生态自然修复的能力

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依靠大自然的力量，加快植被恢复，实现土地生态的自然修复，必须千方百计创造出能充分发挥土地生态的自我修复能力的条件。

2.制定保护耕地政策，确保耕地质量，提高耕地生产力和抗灾能力

耕地保护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是维护生态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大力推行复垦、整理，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强化耕地质量保护，控制农田污染，保护农业的生态环境，提高农业土地生态环境质量。同时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土地自身和社会的抗灾能力。

3.控制“三废”，加大对土地生态建设的投入，改善土地生态环境

土地生态环境建设与土地污染防治要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严格控制工业“三废”污染。同时应当重视和使用生态农业技术，从思想上扭转重施化肥的倾向；在耕作方式上，在实行不同农作物轮作的同时，要适当增加养地作物；在作物病虫草害防治方面，建立并推广病虫草害的综合防治技术体系，减少农药对土壤及生态环境的破坏。

4.调整产业结构，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制定区域产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区域生态安全的因素。要大力开展土地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整治，停止一切对土地生态环境的破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可循环产业，限制有污染产业的发展。由于土地资源承载力的限制，我们实际上已不具备继续粗放外延扩张的条件，必须走出一条以提高效益和质量为中心的土地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

5.树立生态安全观

土地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区域生态安全受到威胁，直接的原因都是由于民众或其他社会主体不当行为引起的。因此，要维护区域的生态安全，改善土地生态环境，最主要、最基本的就是唤醒人们的生态安全意识，树立生态安全观念，将维护和改善土地生态环境作为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

6.控制人口增长，加速城市化进程，缓解人地矛盾

在土地资源不可能增加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始终是土地资源供求的主要矛盾。控制人口增长是缓解人地矛盾，促进人地平衡的根本措施。从非农用地管制来看，重点在于非农业建设用地的土地利用结构调整和土地利用方向的置换，实现非农用地的高效、有序利用，减轻非农业发展对农地用途转换需求的压力，从而更好地实现耕地资源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刘勇,刘友兆,许萍.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J].资源科学,2004，(3):69-75.

[2]肖笃宁,陈文波,郭福良.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J].应用生态学报,2002,（3）：354－358.

[3]王根绪,程国栋,钱鞠.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应用生态学报,2003,(14):1151－1156.

[4]焦学军.生态安全的监测与评价[J].防护林科技,2003,(4):32-34.

[5]王万茂,高波,夏太寿.土地生态经济学[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50－56.

[6]刘勇,刘友兆,许萍.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J].资源科学,2004,(3):6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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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建新,邢旭东,刘小娥.湖南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安全评价[J].湖南地质,2002,(2):119-121.

第7篇

从茹毛饮血的原始蒙昧时代到当今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度发展的时代,人类文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原始化的采集、渔猎、手工操作到当今的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从钻木取火到电的发现,从步行到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的发展等等,无不标志着人类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初,资源危机和环境退化问题的阴影就已在全球徘徊。人炸、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肆无忌惮的开发与滥用、人类短视的经济与政治行为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一连串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面临的全球变化、臭氧层破坏、酸雨、植被破坏、全方位环境污染、土地荒漠化、资源危机、生物多样性减少、转基因生物风险、生物入侵、食物安全、自然环境灾害频发等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已成为困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13]。因此,当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十分关注生态安全问题,并把生态安全与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国防安全、政治安全等放在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

生态安全是区域安全、国家安全、人类安全及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据有关文献报道,我国每年因生态灾害和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8•5%~10%,最高可占到当年GDP的14%[3]。1998年我国南北持续3个月的特大洪水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551亿元[11]。我国东部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环境污染,以及我国西部地区的土地荒漠化、气候干旱、沙尘暴等生态环境问题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学术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一些学者就开始关注并开展生态安全方面的有关研究,如MarkHalle将人类安全网络系统分为经济安全子系统、政治安全子系统、人口安全子系统和生态安全子系统等[3];CynilObi曾专题研究过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3]。在我国,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了“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环境安全”等概念和问题,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论坛还把“人地系统动力学和生态安全建设”作为第33届活动的主题,认为,生态安全不仅是当前地学、资源与环境科学,而且也是生态学的前沿任务和主要的应用领域。中国科学院还将“国家生态安全的监测、评价与预警系统”作为2000年的重大项目[6]。2002中国科协年会生态学分会开展了有关“生态安全”等为主题的学术研讨,并出版了“生态安全与生态建设”的论文集[10]。可见,生态安全已日益成为生态学及相关学科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

2生态安全的基本内涵

生态安全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一个新概念。它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其内涵进行了论述和定义。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11]认为,广义的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整体水平的反映。陈国阶[12]认为,广义的生态安全包括生物细胞、组织、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态景观、生态区(生物地理区)、陆(地)海(洋)生态,及人类生态,只要其中的某一生态层次出现损害,退化、胁迫,都可以说其生态安全处于危险状态,即生态不安全。狭义的生态安全专指人类的生态安全,是指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与环境,包括聚落、聚区、区域、国家乃至全球,不受生态条件、状态及其变化的胁迫、威胁、危害、损害乃至毁灭,能处于正常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生态安全的对立面是生态破坏、生态压迫、生态灾难,是生态环境存在的状态或变化偏离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或容忍阈值,对区域、国家的发展造成障碍、威胁,甚至招致生命的损亡,社会经济的崩溃或严重破坏等。苏智先[10]认为,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中的资源与环境要素在其变化和发展过程中,对人类生存发展的风险大小。

可见,不同的学者对生态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的看法均有所不同。生态安全是一个相对的、动态的和综合的概念。生态安全是以人类和生物的生存、生活与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不同尺度生态系统、不同生物要素(包括人类自身)、资源要素、环境要素以及不同层面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和过程的一种健康与协调的程度和状态。生态安全不仅要求环境资源条件的安全以及生物因素自身的安全,而且也包括生物要素与资源环境要素、生物要素与生物要素之间关系的安全。生态安全包括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关系安全三个方面的内容(图1)。数量安全主要是指资源的数量、生物种群数量、人口数量等要保持一定的规模,过多或过少都可能会造成生态不安全,如资源匮乏、生物多样性减少、病虫害爆发、人口膨胀、洪涝等;质量安全主要是指环境的质量、资源的质量、生物的质量、人口的质量等是否达到健康的状态和水平,如环境污染、生物病虫害、生物退化、人类各种疾病等都是生态不安全的表现;关系安全是指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结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与健康,如生态系统结构失调、物种入侵、转基因物种危害、森林破坏、过垦、过牧、过渔、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人类战争等都会导致生态不安全。另外,对于一个给定的生态系统,又可分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内部安全是指生态系统内部组分及其相互作用的有序、协调、健康程度。外部安全是指外部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等)和周边生态系统的安全状态。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3农业生态安全的概念与内容

农业生态系统是直接为人类生存和生活服务的一类人工-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因此,农业生态安全是指以人类的健康为最终目标,农业生态系统能够保持持续生产力,不对环境造成破坏和污染,并能生产出健康农业产品的一种状态和水平条件。农业生态安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农业生态安全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和时间限制性,而且受外部自然环境、人类活动、社会经济、技术等的影响和调控十分明显。例如,农业生态系统安全受灾害性天气现象(洪涝、干旱、台风等)、光热水土资源、农业生产技术条件(如化肥、农药、转基因物种等的使用)、市场经济条件(如需求、价格)等的影响很大。农业生态安全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农业环境安全;②农业资源安全;③农业生物安全;④农业产品安全,包括数量安全和质量安全,即所谓的双重安全。其中,农业环境安全、资源安全和生物安全是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业产品安全的基础和保障,农产品安全是保障人类健康安全的基本要求。

4农业生态安全管理与生态建设对策

4•1加强农业生态安全管理,发展生态产业

农业生态安全管理包括农业环境安全管理、农业资源安全管理、农业生产安全管理、生物安全管理、农产品安全管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安全管理和农村安全管理等内容。因此,必须利用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原理,对不同尺度的农业生态系统进行全方位的生态规划与生态管理,优化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稳定性及其抗逆能力[5],充分发挥农业生态系统的综合服务功能。同时,必须转变现有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服务业等生态产业,开发环境友好型科学技术,采用清洁生产工艺,生产绿色产品。同时,加强对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废弃物的管理,对农业废弃物实行无害化处理、减量化排放和资源化利用,控制和防止农业外源污染和内源污染,发展循环经济[2]。

4•2加强对资源与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可持续利用

自然资源是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短缺和匮乏是生态不安全的重要体现。因此,对现有资源,特别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一定要合理规划,加强保护、合理使用和管理。同时,对于现有的可再生资源,要加强培育,增强其可再生能力和可持续利用能力;另一方面,要积极开发利用新兴的可再生资源(如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潮汐能、沼气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资源(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可降解地膜等)等替代型资源,进而为人类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提供基础保障。另一方面,对已经退化的生态系统,如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湖泊等水生生态系统,必须根据生态学原理,并通过一定的生物技术、生态技术、工程技术等加以恢复与重建,特别是加强对关键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设,恢复系统生产力,改善和提高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水平,增强其抗逆能力和稳定能力。同时,要加强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酸雨、臭氧层空洞、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对农业生态安全的影响以及防范技术措施的研究[1,9]。

4•3保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生物安全

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社会经济价值、生活价值和文化美学价值。野生生物种质资源是农业生物物种驯化、改良和优良抗性物种筛选的源泉,因此,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维护和支撑,而且对整个全球的生态安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要求对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特殊生物资源的保护,而且要求加强对农田生物多样性,农业野生物种及其生境的保护,建立农业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和种质资源库。同时,要注重农田防护林网和农田景观缓冲区61章家恩等:农业生态安全及其生态管理对策探讨的建设,发展立体种养殖农业,通过增加天敌和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控制与生态农业技术方法,减少农业上化肥、农药、饲料添加剂等化学品的投入。由于许多外来入侵物种和转基因生物对农业生态安全可造成直接的威胁,因此加强对外来物种和转基因生物的管理及防范是十分必要的。一方面,对生物引种(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和转基因生物)、交通运输、国际贸易货物、旅游等要加强立法监管和海关安全检查,并大力宣传,防止盲目引种。另一方面,对现有入侵物种的分布范围和扩散蔓延规律与防治技术要加强研究,并严加控制和管理[1,4]。

4•4加强农业综合抗灾能力建设

自然灾害对农业生态安全的威胁往往是突发性的和巨大的,因此,一定要加强对农业综合抗灾能力(包括抗洪能力、抗旱能力、抗风能力、抗寒能力、抗地质灾害能力、水土保持能力等)的建设,加强对水库、湖泊、塘堰、堤坝、灌渠、农田防护林、三北防护林、大江大河上游防护林、沿海防护林、坡耕地以及特殊景观地带等的生态环境工程建设,以增强农业生态安全能力。同时,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强与农业生态灾害相关的防御体系的建设,以应对突发性灾害事件的发生,切实将农业生态风险降低到最低水平,并防范于未然。

4•5加强农业生态安全体系建设

农业生态安全体系是指为确保农业生态环境不受或少受破坏和危险,遏制和减少重大和恶性生态环境事件的发生,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组织、法律、政策、规划、财政和技术等各方面采取相应措施而建立的一整套保障体系。农业生态安全体系包括生态安全组织管理系统、生态安全规划、决策与建设管理系统、生态安全政策与法律配套系统、生态安全信息管理系统、生态安全监测、预警、监督与评估系统、生态安全资金保证系统等方面[7,15]。农业生态安全监测与预测、预警体系是农业生态安全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必须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与资源以及农产品质量的动态监测网络的建设。建立农业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与衡量标准体系,进行农业生态安全(或生态风险)评价与分区。同时,利用3S技术、信息技术、专家系统技术建立国家和地区农业生态安全管理信息系统与决策支持系统以及完善的预测与预警体系。同时,需要在现有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农业生态安全管理、监督、生态安全建设资金配套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与运作机制建设,通过生态立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来保障农业安全体系建设的顺利实施[8,14]。

第8篇

关键词：城市生态安全，生态安全评价，P-S-R，昆明市

中图分类号：X24文献标识码：A

1相关研究

“安全”指不受威胁、没有危险的状态。最早提出生态安全概念内涵的是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它有广义与侠义之分。广义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即生态系统完整性和健康的整体水平的反映[1]。生态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与发展的重要基石和组成部分[2~3]。城市是人类活动体现最为集中的地方，城市生态安全对于保障人类居住、生活、发展有重要意义。开展城市生态安全研究，进行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无论是对于生态安全理论研究还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于城市生态安全的概念并未达成共识。贾良清等认为城市生态安全是指城市生态环境支撑条件以及所面临生态环境问题不对其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即城市生态系统功能和过程能够满足其持续生存与发展需求[4]。施晓清等认为生态安全指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处于正常的状态以及自然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对人类活动的满意支持程度；而城市生态安全是指维护城市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能满足城市当前和未来发展需要的一种城市发展状况[5]。建立合适的指标体系，是进行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是城市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城市生态安全概念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同，加之评价者评价目的、评价方法以及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同，因此在建立城市生态安全指标体系上也有差异。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在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概念框架模型方面，以联合国经济合作开发署（OECD）建立的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模型应用最为广泛，并出现了P-S-R模型的诸多变形和发展。在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中，“压力”指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直接压力因子，如公路网密度、废物排放等；“状态”指环境当前的状态或发展，比如物种多样性，污染物浓度等；“响应”指人类在处理环境问题中的各项可量化措施。这一框架模型具有非常清晰的因果关系，即人类活动对环境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使环境状态发生改变，而人类社会应当对这种变化作出响应，以恢复环境质量或防止环境退化。还有许多P-S-R模型的变形和衍生模型，如欧洲环境署（EEA）在P-S-R框架中添加了“驱动力”和“影响”两类指标构成了D-P-S-I-R评价体系；以及杨俊等[6]建立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控制（D-P-S-R-C）模型等；以上发展模型区别在于对生态安全因果链上分级不同。

在具体指标内容选择方面，国内研究对城市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的选择多从以下两个角度考虑，一种侧重于从影响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支撑条件和城市环境质量问题出发；指标选择以城市资源及城市环境质量指标为主；另一种则更重于将城市生态系统看作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城市生态安全包含了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与社会生态安全几个方面，城市生态安全包含了诸多反映城市本身结构与功能的指标。

图1 OECD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模型

2城市生态安全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认为，与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相比，城市生态系统有其特殊性。在城市生态系统中，人居于主要地位，人工物质及其发达，系统内部与外部物质、能量交换密切，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城市生态安全评价不仅包括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评价，还包括反映对城市生态系统及生态环境有潜在影响的重要的自然或人文因素的变化趋势，以及人文社会对这些变化的能动性反映。城市生态安全影响因素中，资源、环境、人文社会因素并不是简单排列，而是相互之间交织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因此，本文选用压力-状态-响应（P-S-R）这一模型，它从社会经济与环境有机统一的观点出发,表明了人与自然这个生态系统中各种因素间的因果关系,清晰反映生态系统安全的自然、经济和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运用生态学、生态安全相关理论知识，构建了24个指标体系组成的城市生态安全评级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3 研究区概况

昆明市是云南省的省会，位于云南省中部，大部分地区海拔在1500～2800米之间。境内主要有滇池、阳宗海、清水海等三大湖泊，水系分属金沙江、珠江和红河三大水系。境内土壤类型复杂多样，生物多样性特征显著。气候属于北亚热带低纬度高原山地湿润季风气候，多年平均气温14.7℃，多年平均降雨量1011.2毫米，年均日照2200小时左右，无霜期240天以上，是著名的“春城”。

昆明市下辖六区、四县、三自治县、代管一市。全市面积21473平方公里，市区面积330平方公里。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昆明市人口726万；其中常住人口643万，城镇人口占全市人口的64%。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市形成了卷烟、机电、生物资源、信息、商贸旅游等五大支柱产业。工业形成了以机械、冶金、烟草加工等为主的体系，是云南省的工业基地和西南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昆明市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工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增长依赖于传统产业支撑，高消耗的产业对能源、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压力较大。

2010年，昆明市的单位GDP能耗为1.03吨标煤/万元，受地理条件的制约，昆明市可利用的土地资源相对缺乏。昆明市人均水资源量约为1272.96立方米，属缺水地区，并且昆明市水环境问题突出，滇池富营养化严重，入湖河道水质基本为劣Ⅴ类；饮用水源保护工作也较为薄弱。大气环境质量基本良好，但部分县区可吸入颗粒物和二氧化硫超标。多数县区的生活垃圾缺乏规范处置；危险固体废物处理尚不规范。主城区声环境质量较好，社会生活噪声为主要噪声源；个别县（市）区环境噪声污染突出。2010年昆明全市城镇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12.1平方米/人，区域景观破碎度增大，部分生态功能呈退化趋势。

3.城市生态安全评价的步骤与方法

3.1数据的标准化

建立指标体系后，原始指标数据矩阵为X=｛xij｝m×n，由于各个指标之间单位不统一，没有可比性，需要对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生态安全指标分为效益型指标，即越大越安全的指标，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以及成本型指标，即越小越安全指标，如农药化肥施用量。对于两类指标，标准化方式如下：

效益型指标：；

成本型指标：

其中，为标准化后的值，为指标实测值，和分别为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

3.2 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权重确定的科学程度直接影响生态安全评价的最终结果。指标权重确定的方法有很多，如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熵权法、均方差等等，每一种方法各有优缺点。一般可根据指标权重数据来源不同而将其分为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两大类。主观赋权即根据经验赋权，如德尔菲法，缺点在于人的主观判断，随意性较大；客观赋权法指标数据提供的信息获得权重，如熵权法等，有可能导致结果与实际情况不符。本文采用主观和客观组合赋权的方法，综合两种方法的优点，以期取得最优结果。主观赋权采用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层次分析法（AHP），客观赋权则采用熵权法，最后两者加权平均获得最终权重。

3.2.1层次分析法（AHP）赋权重

层次分析法具体思路如下：构建模型――生成判断矩阵――计算结果。本研究采用1~9标度类型，在专家咨询的基础上，构建判断矩阵，使用层次分析法软件MCEV1.0获得最终结果，见表3。

3.2.2熵权法确定权重

依据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判断矩阵可以确定评价指标的熵权W，计算过程如下：

①计算第j个指标下第i个项目指标值比重pij：

；该式中，yij为标准化后数据值。

②计算第j个指标的熵值ej：

其中，

③计算第j个指标的权重wj：

依照上述公式计算，熵权法得出最终权重结果见表3。

3.2.3组合权重计算

由于了两种方法在得出权重结果上不分好坏，因此，加权平均计算最终权重W，即W=0.5*W1+0.5*W2，其中，W1，W2分别为为层次分析法与熵权法获得的权重。最终结果见表3。

表3生态安全评价指标权重

3.3生态安全综合指标的确定

城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计算公式

其中，Si表示生态安全综合指数，wi和yij分别表示指标的最终权重和数据标准化值。以此方法最终得到昆明市2000~2010年生态安全评价综合指数，见图2。

图22000~2010年生态安全状况变化趋势

3.4生态安全动态度

借用土地利用变化的模型，构建生态安全动态度计算模型[7~8]，生态安全动态度指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生态安全综合指数的变化幅度。计算公式为：

在上式中，表示生态安全动态度，、分别表示初期和末期生态安全综合指数； 表示生态安全变化时间间隔。它可以更加直观、准确反映生态安全变化的趋势及变化程度。最终计算结果如图3。

图3 2000~2010生态安全动态度变化趋势

4、生态安全综合评价结果分析及调控建议

4.1生态安全评价分析

由于目前城市生态安全的许多指标并没有也难以计算出其科学的标准值，人为设定标准值可能反而使结果有失偏颇。因此，本文从生态安全变化趋势及动态度变化对昆明城市生态安全的现状加以评价。

从评价结果看，2000~2010年昆明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依次为0.4972、0.5141、0.5636、0.5039、0.5285、0.4669、0.4096、0.4494、0.4684、0.4795、0.5512。从2000年至2006年生态安全指数并不稳定，但基本呈下降的趋势，2006年以后呈平稳上升趋势，主要得益于人文响应指数的快速提升。结合生态安全动态度分析，2002年、2004年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较高，但是2002年与2004年生态安全变化趋势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且下降幅度较大；而2006年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达到最低点，其变化趋势为上升，上升幅度较大，至2007年变化幅度为9.71%。

压力、状态、响应指数分析如下：

1）压力指标呈平稳下降趋势，而在2004年以后下降趋势明显，尤其2004~2005年相对变化趋势更大，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化率的提高，人口增长快，人口密度增加，2004~2010人口密度增加了29%；人口的增加必然带来资源消耗增多，三废排放剧增。

2）状态指数从2000年至2010年出现波动，2006年降至最低点，原因在于2006年人均水资源量、水源水质达标率、公共绿地面积、绿化覆盖率均有所降低；而2009年、2010年虽然为干旱年份，但是人文响应指数有快速提升，城市在绿化、空气质量、水源水质达标等方面状况较好，总体城市生态安全状态呈不同程度上升趋势。

3）响应指数呈平稳上身趋势，但在2007年有所下降，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率分别下降了15%和11%。2008~2010环保投资相对增加较大。

4．3生态安全建设调控对策

根据上述评价结果，可以看出，昆明市生态安全目前虽然处于稳定的趋势，但是仍需加强措施维护和提高城市生态安全状态。具体对策如下：

1）从降低生态安全压力方面入手。一方面应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及城市生态产业。调整能源结构，用循环经济理念促进企业内部原料、能源、资源的循环利用，使用清洁能源如天然气、电力和地热替代煤炭。另外，应继续推行公交优先战略，完善道路交通体系采用清洁能源。

2）从改善城市生态状况入手，要继续加大环保投入，环保投入及环保措施的实行效果直接影响城市生态安全状况。在具体措施方面，一是要合理规划城市，加强城市污水处理、垃圾收集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防治水体及水源污染。对重点污染水源行业和企业保证其污染源达标排放；加强污水厂建设，着重提高生活污水排放达标率。并发展节水、节肥、节药的农产品种植，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加强滇池污染治理力度。三是推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理，提高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提高城市垃圾综合处理场的处理质量。四是建设城市生态生态屏障，提高城市林木覆盖率和城市绿化覆盖率。

3）从法律措施和提高公民环境保护意识方面入手。加强立法，完善环境执法程序和违法行为的查处；加强各市、区县政府和各单位的环保目标责任制；宣传低碳生活及环保理念，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节水节能意识，并普及相关知识。

5讨论

目前国内对于城市生态安全及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仍然有待深入研究。目前并没有公认的城市生态安全评价体系；在指标体系建立过程中，一方面存在指标定量化程度等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以PSR、DSR、DPSIR等模型研究城市生态安全简单直接,可以为城市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依据,但是模型本身也有限制，压力、状态、响应指标有时难以区分，仍然需要加以调整完善；在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方法上，一方面可不断探索各种数理方法，使评价结果更为精准；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现代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和遥感技术获取数据，并对生态安全进行检测与评估，以空间的形式来表达结果。

参考文献：

[1]肖笃宁,陈文波,郭福良.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内容[J].应用生态学报,2002,13(3) :354~358.

[2]郭中伟.建设国家生态安全预警系统与维护体系：面对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对策[J].科技导报,2001（1）：54-56.

[3]陈东景，徐中民.西北内陆河流生态安全评价研究：以黑河流域中游张掖地区为例[J].干旱区地理,2002,25(3):219-224.

[4]贾良清，欧阳志云，赵同谦等.城市生态安全评价研究[J].生态环境,2004,13(4):592-596.

[5]施晓清,赵景柱,欧阳志云.城市生态安全及其动态评价方法[J].生态学报,2005,25(12): 3239~3245.

[6]杨俊等.基于因果网络模型的城市生态安全空间分异――以大连市为例[J].生态学报，2008, 28（6）：2774~2783.

[7]王秀兰,包玉海.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研究方法探讨[J].地理科学进展,1999,18(1):81-87.

第9篇

生物安全的范畴就是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以及转基因生物的跨国越境转移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各类转基因活生物体释放到环境中可能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潜在风险与威胁。

生物安全一般是指由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和应用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的潜在威胁，及对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预防和控制措施。基于生物技术发展有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人们提出了生物安全的概念。

生物安全问题引起国际上的广泛注意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85年由UNEP、WHO、UNIDO及FAO联合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关于生物技术安全的特设工作小组，开始关注生物安全问题。

（来源：文章屋网 ）

第10篇

1.1资源、环境是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

农业是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影响和依赖最大的经济部门。农业作为与资源、环境关系最为密切的产业,其可持续发展研究更是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中国21世纪议程》也指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优先领域和根本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实质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间的关系问题,因此资源、生态环境是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

1.2生态安全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前沿课题

1998年以来,国内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了“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等概念和问题[2~5],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论坛还把“人地系统动力学和生态安全建设”作为第33届活动的主题,认为:生态安全不仅是当前地学、资源与环境科学,而且也是生态学的前沿任务和主要的应用领域[3]。中国科学院还将“国家生态安全的监测、评价与预警系统”研究作为2000年的重大项目。生态安全研究是当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的前沿课题,目前国外还主要集中在基因工程生物的生态(环境)风险与生态(环境)安全、化学物质的施用对农业生态系统健康及生态(环境)安全的影响等方面的微观研究[6~15]。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及其评价研究还是空白。

1.3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的概念、内涵和特点

安全是主体存在的一种不受威胁、没有危险的状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是指农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处于一种不受威胁、没有危险的健康、平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业生态系统有稳定、均衡、充裕的自然资源可供利用,农业生态环境处于无污染、未破坏的不受威胁的健康状态。只有在这种生态安全的状态下,农业才能实现生产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生态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没有生态安全,系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具有以下5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战略性,生态安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基础,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二是整体性,这是由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农业生态问题的普遍联系性所决定的;三是区域性,农业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有海洋、平原、山区等自然区域及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区域农业生态系统,这就决定了生态安全问题的强烈的区域性;四是层次性,农业生态系统具有全球、国家、省(市)、县(市)、乡(镇)、村等不同层次,生态安全也同样具有层次性;五是动态性和阶段性,不同的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农业生产水平对资源、环境有不同的需求,对生态安全的需求程度、方式和内涵是不同的。因此,生态安全既是区域农业发展追求的一个目标,更是一个过程。

2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

2.1研究区域的选择

嘉兴市是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较差,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特别是以水污染为主的生态环境问题更具特色,而且其地貌类型较为单一,外部影响相对较小,是进行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的较为理想的区域。嘉兴地处太湖流域,南临钱塘江口,地势低平,河荡密布;农村工业,特别是乡镇工业较为发达;农业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现代化水平较高;城镇、村落密集,人口众多,资源生态环境压力较大;农业现代化建设及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生态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表1)。

2.2评价指标的选择及其层次结构模型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

生态安全的评价,以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中心。考虑到生态安全的动态过程性特点,根据指标选择的科学性、系统全面性和相对独立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和针对性等原则,我们从资源生态环境压力、资源生态环境质量、资源生态环境保护整治能力等三方面来设定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在查阅有关研究成果[16~19],征求省、市农业、环保、生态等领域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图1),并请上述专家对各层指标进行相对重要性的两两比较、判断,在汇总各专家评价结果后,得到各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并按层次分析法原理,采用方根法计算各指标权重[20]。

2.3评价指标的不安全指数值计算的数学模型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要立足于安全,从不安全的角度上进行,以“不安全指数”来表示。由于评价对象只有一个,因此,拟采用以下数学模型计算各评价指标的不安全指数。设Xi(i=1,2,3,……,n)为第i个评价指标的指标值,P(Ci)(Ci为指标号)为第i个指标的不安全指数,0≤P(Ci)≤1,XSi为评价指标的指标阈值,则:(1)对于越大越安全的指标:①若以安全值为指标阈值:如Xi≥XSi,则P(Ci)=0;如Xi<XSi,则P(Ci)=1-Xi/XSi×100%;②若以不安全值为指标阈值:如Xi≤XSi,则P(Ci)=1;如Xi>XSi,则P(Ci)=XSi/Xi×100%。(2)对于越小越安全的指标:①若以安全值为指标阈值:如Xi≤XSi,则P(Ci)=0;Xi>XSi,则P(Ci)=1-XSi/Xi×100%。②若以不安全值为指标阈值:如Xi≥XSi,则P(Ci)=1;Xi<XSi,则P(Ci)=Xi/XSi×100%。

2.4不安全指标阈值的确定

生态安全评价指标阈值的确定是一项非常具有探索性的工作。本项研究是在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从嘉兴市农业发展特点出发,根据各指标的特性和水平,确定其安全(最起码的水平)或不安全(现阶段勉强可以接受的水平)的指标阈值(表2)。

2.5综合评价结果及其原因分析

本研究采用综合评分法对嘉兴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分。我们用“生态不安全度”来表示生态不安全状况。不安全指数越大,区域的“生态不安全度”就越高,现拟分4个档次确定其“生态不安全度”。稍不安全:0.00≤P(O)<0.25;较不安全:0.25≤P(O)<0.50;很不安全:0.50≤P(O)<0.75;极不安全:0.75≤P(O)≤1.00。通过对嘉兴市1991年和1997年的生态安全状况的综合评价(表3),可以发现:1991年其总体生态不安全指数为0.6650,1997年为0.6375,均处于“很不安全”的状态,但1997年比1991年稍有改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6年来该市资源生态环境压力稍有降低,资源生态环境质量稍有好转,资源生态环境保护整治及建设能力稍有提高。主要是:①由于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非农人口增加19.38%,人口集聚化程度提高,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有所减轻;②由于人口增加和土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全市人口增长3.46%,耕地面积减少了6.98%,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继续上升;③由于人口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乡镇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工业三废排放量增加51.56%),水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④虽然工业三废的污染有增无减,但由于化肥用量的较大幅度的减少(6年减少了34.72%),污染物的总体负荷有较大的下降;⑤由于工业废水的过量排放,使得区域内本来就少的水资源受到严重的污染,地面水质不断恶化,资源质量明显下降;⑥全市6年间废气排放量增加了4.22倍,空气质量继续恶化,但由于农田水利建设力度的加强,洪涝灾害成灾率及其直接经济损失大幅度下降,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⑦尽管全市农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水利建设资金和治污投入成倍增长,但其比例增加不快,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相对投入能力并无增强;⑧近年来全市农业科技发展较快,农业科技人员增加了74.12%,R&D(研究与开发)投入增长了5.59倍,整体科技水平有所提高;但工业废水处理率还不到40%,R&D占GDP的比例还远远低于全国水平,农村劳动者素质还较低,科技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支撑能力并无明显的增强。

第11篇

关键字：食品安全 状况措施

1.导言

中国食品的供应历经食品供应紧张阶段、逐步实现温饱的阶段到现在稳步迈入小康的阶段。相应的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也从萌芽期，经过发展期进入到如今的成长期。虽然目前食品供应充足，食品卫生检测、食品检验检测、食品科技以及食品认证工作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可是食品安全的现状却不容乐观:农产品的农业投入品滥用、产地环境遭到破坏;食品的加工和流通环节存在隐患:食品的销售环节存在安全隐患;食品安全科技还存在巨大的缺口;生物技术产品、转基因食品存在安全隐患。另一方面，食品安全监管法律制度、监管的机构、监管的标准和监管的环境都有一定程度的完善和发展，可是与发达国家比较，监管力度、监管水平还相差甚远，监管制度存在种种弊端。

食品是我们日常挂在口边的概念，最直白的解读，那就是吃的东西。如果要加上定语的话，应为人吃的东西。食品还包括饮料和酒人是经常饮用，经常出现在电视广告中的各类保健品，农户自产自用的农产品等。

2.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是静态的结果，是食品安全监管制度希望达到的最终目的;食品安全也是动态的过程，追求安全是监管制度一直行进的历程;如果食品安全的外延和内涵发生认识的分歧，将会使监管主体、被监管的食品企业、消费者的认识趋于混乱。因此，分析食品安全这个概念，对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有巨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世界卫生组织对食品安全的进一步的定义为食物中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公共卫生问题。2003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将食品安全定义为:“食品安全是指所有的那些危害，无论这种危害是慢性的还是急性的，都会使食物有害于消费者的健康”。2005年IS022000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食品链中的任何组织的要求》中规定食品安全为:食品按照预期用途进行制备和(或)食用时不会伤害到消费者的保证。从食品安全的定义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食品安全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对国家而言，食品安全不仅指不安全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还包括一个国家是否有充足的粮食供应;食品安全是社会概念，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对经济发展的导向都是社会问题的范畴;食品安全是政治概念，食品与国民的生存和发展相关，食品贸易与国家的政治形势紧密相关;食品安全同样是法律概念，世界各国一系列有关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的出台，反映了食品安全的法律规制的重大意义。我国在《食品安全法》中将食品安全定义为: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的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的、亚急性的或者慢性的危害。综上所述，食品安全的法律概念有两层意思:一是看食品是否符合国家对食品营养标准的要求，二是看食品是否对人造成了现实中的危害。

现阶段，我国的食品供给总量有了巨大的提高，在食品多样性和食品营养水平上，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我国的食品生产能力有长足的进步，食品消费结构逐步的实现优化，居民的健康程度有了较大的改善。

3.食品安全现状

我国是化肥、农药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虽然短期增加了产量，但是造成了对农业环境的污染。化肥用量过高会导致地下水受到污染。天然无污染的地下水是洁净的，含氮量极低，在长期使用氮素化肥的地区，地下水含氮量是逐年增高的。地下水的硝酸盐含量超过饮用水标准，会有致癌的危险。而硝酸盐污染不仅发生在浅层地下水，而且已经进入到深层地下水。危险进一步升级。化肥用量过多，会导致湖泊、江海的污染。我国很多的湖泊都陆续爆发了“蓝藻”问题，富营养化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其根本原因在于过量氮、磷转移到湖泊。因为湖泊的氮磷污染来自方方面面:农田的污染、生活污水的排放、养殖业污水的排放、工业污水的排放，己经降雨带来的氮磷。江海的污染跟湖泊的污染一样严重，化肥量的增加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长期的粮食供应紧张，导致一味的追求高产量。要达到高产的目的，就必须投入农药。农药被滥用，对农业环境和人们的健康造成重大的威胁。农药滥用造成污染环境，包括土壤、水源、大气污染;过量投入农药，在防治病虫草的同时，会杀死有益生物或环境作物;过量使用农药会使病、虫、草产生抗药性，使得农药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过量使用农药对虫(益虫)，鱼，蜂，鸟产生直接或间接毒害，破坏生态平衡;过量使用农药致使农产品药物残留及有害物质超标，对人身体健康产生影响。

兽药和饲料的使用极大的促进了养殖业的发展，可是目前兽药和饲料的不当使用，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近年来的瘦肉精事件就是兽药使用不当的最典型例证。动物用药后，一些性质稳定的药物随粪便、尿被排泄到环境中后仍能稳定存在，从而造成环境中的药物残留。高铜、高锌等添加剂的应用，有机砷的大量使用，可造成土壤、水源的污染。长期滥用药物严重制约着畜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如长期使用抗生素易造成畜禽机体免疫力下降，影响疫苗的接种效果;还可引起畜禽内源性感染和二重感染;使得以往较少发生的细菌病(大肠埃希菌、葡萄球菌、沙门氏菌)转变成为家禽的主要传染病。

4.有效的措施

合理的使用化肥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手段，能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但肥料特别是其中的氮素和磷素是一把“双刃剑”，肥料使用不当会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农药的合理使用既要防治病虫草，又不能杀死有益生物或环境作物，保护生态平衡。禁止违禁兽药的使用，做好监督和检验，禁止非法药类的经销以及使用。严格控制兽药和饲料的加工、经销和使用，确保养殖业的安全、健康发展。食品安全是一件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因此不得有半点马虎。必须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督和检验，确保人们能在享受到无毒无害的食品。

参考文献：

1.钱建亚，熊强.食品安全概论.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

2.王世平.食品安全监测技术.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9

第12篇

我们对粮食安全的定义正在不断变化的。自从上世纪70 年代我国首次提出粮食安全的概念后，这个名词的概念就在不断拓展。今天的粮食安全的概念已经比过去更加复杂，我们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亟需以全球化的视野重新审视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人口数量仍然在增长，城镇化速度在不断推进，这些都带动了中国粮食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总量快速增加。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粮食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我们也看到，作为一个受到耕地、水资源约束比较严重的国家，耕地大量减少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干旱、洪涝、低温、台风等农业气象灾害和病虫灾害频发，我国的农业新技术储备依然不足。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压力也不容忽视，长期以来农田化肥、农药大量使用带来的污染日趋严重，层出不穷的问题农产品事件让很多消费者谈之色变，这不仅给整个农业产业带来负面影响，也显示出我国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的必要性。

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也在越来越多地通过国外的渠道来满足国人的粮食需求和多元的饮食结构。中国的大豆、小麦、玉米和水稻早已经呈现为净进口，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粮食安全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的粮食、资源和人口政策都会对世界产生影响。所以，中国今天的粮食安全问题，早已经超出了中国自身的边界，主动引导并参与到全球性的粮食保障体系建设中去，才能够防御短期的冲击和长期的威胁，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也正因为如此，2015“第三届中国粮食与食品安全战略峰会”才以更广阔的视野来聚焦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第13篇

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正在对食品安全问题作全盘梳理。一个计划是，科技部正在就一个投资2亿元的项目进行招标，重点解决我国食品安全中的关键检测、控制和监测技术，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科技支撑创新体系。与此同时，一个试图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全面评估的项目也开始启动。另外，一部分中国顶尖的食品安全专家开始起草《中国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吴永宁和陈君石都是参与者，据称，这将是中国食品安全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7月23日，国务院总理在“全国菜篮子工作会议”上强调，新阶段“菜篮子”工作要加快实现由比较注重数量，向更加注重质量、保证卫生和安全转变，真正让城乡居民吃上“放心菜”、“放心肉”。

这也可视为中国的食物政策发生转变的一个信号。“要把食物安全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核心政策。”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梅方权教授说。

据梅方权教授的研究，美国生态农业的小麦、玉米、大豆和棉花的产量,仅相当于常规农业产量的44％～50％。原联邦德国的研究，无污染食品一般减产20％～30％。“生态农业的基本问题是无法增加外源营养要素投入，也就无法提高食品产量。由此可见，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人类要为食物污染付出很高的代价。”梅方权教授说。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之所以突出，是因为我们正面临一个转折点。“中国食物安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正在由长期食物短缺转向食物相对剩余时期，正在由主要解决食物供需安全问题的时期转向主要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时期。”梅方权由概念入手解释了这个巨大但又让人不知不觉的转折。

换而言之，人们在吃饱之后，又要求吃好和吃得放心。但问题在于，中国的政府部门和生产者并没有跟上这个转变，这是矛盾的根源。

但是，我们，包括政府、生产者和消费者，愿意为安全付出多大代价？梅方权指出：“全球的相当一部分消费者还不能支付超过普通食品价格40％～50％的额外支出。”显然，中国大多数消费者也在此列。所谓“有机蔬菜”和“绿色蔬菜”近年来在各地都是赔本赚吆喝，即是一个证明。

吴永宁说，最近欧盟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上提出，将牛奶当中的黄曲霉素由0．5ppm降到0．05ppm，这也就意味着得用人吃的粮食来喂牛。“但这样能保护多少人？相当于10亿人当中少两个肝癌患者。”但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人在挨饿，世界粮食问题首先仍然是分配得不合理。

所以，吴永宁进一步指出，食品安全的目标，一种是保护到不出现危害为止，第二种是对潜在的危害也要防止。但选择什么样的模式，这与国家的国力、科技水平和社会供应的充足程度有关。“我们的安全保障水平与我们的国力是相称的。”

第14篇

关键词:生态安全 生态安全意识 生态安全立法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6-065-02

一、生态安全之析义

什么是生态安全,这是我们研究一切与生态安全有关的问题所必须弄清楚的共同基础性问题。1991年12月19日颁布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自然环境保护法》中首次正式使用“生态安全”这一概念。

在我国,生态安全亦称为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并被冠以国家职能的含义,称为国家生态安全或国家环境安全。关于生态安全的概念,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的主流观点是:生态安全指人的环境权利及其实现受到保护,自然环境和人的健康及生命活动处于无生态危险或不受生态危险威胁的状态,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三个层次含义:(1)一种状态;(2)一种受到保护、无危险或不受危险威胁的状态;(3)威胁来源是生态危险。

二、我国当前生态安全现状及原因

1.我国当前的生态安全现状。我国的自然生态环境正潜伏着不容忽视的危机,客观地讲,我国生态安全状况已相当令人不安。我国当前的生态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动植物资源物种多样性急剧减少。由于森林资源稀少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破坏以及乱捕滥猎等违法行为的出现,我国很多珍贵的稀有动植物都处于濒危状态。目前,我国已有近200个特有物种消失,有些已经灭绝。初步统计,我国现有300多种陆栖脊椎动物、约410种和13个类的野生植物处于濒危状态。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动植物种为15%～20%,高于10%～15%的世界平均值。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列出的640个世界性濒危物种中,我国占156种,约占其总数的24.4%。专家估计,到2010年,我国将有3000～4000种植物处于濒危状态。

(2)国土资源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水土流失严重、土地荒漠化加剧、耕地资源减少正在威胁着我国国土资源安全。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并以每年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继续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国土地沙化面积每年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1995年我国人均耕地仅为0.08公顷左右,在全世界26个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倒数第三位。在一些生态安全受到严重挑战的地区,群众生存条件不断恶化,土地荒漠化、水资源的极度缺乏,使一些乡村、城镇不得不多次搬迁,国家不得不断地拿出巨额资金来救济。

(3)水资源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洪涝灾害、水资源短缺、水体污染正对我国的水资源安全造成威胁。仅20世纪以来,长江流域大小洪水数十起,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之大触目惊心,仅1998年长江洪水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600亿元以上。我国人口密度高,人均占有量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4。水资源不足已经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全国缺水城市达300多个,日缺水量1000万吨以上,使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同时,我国主要河流普遍污染,其中辽河、海河污染严重,淮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主要淡水湖泊富营养化严重,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污染,且有逐年加重的趋势。

(4)食品安全问题日益频繁。饲料添加剂、农药、化肥对食品的污染,对人类健康影响的未知都极大地影响食品安全乃至生态安全与经济安全。我国有农药生产企业2000多家,农药产量按有效成分计达40多万吨,各种制剂150万吨左右。在生产的农药中多数为高毒性品种,加之使用不当,渗入粮食、蔬菜、水果、奶制品、各类动物肉类、茶叶、中药材以及被加工的食品当中。另外,国家虽然三令五申,不准在饲料中滥用生长激素、抗生素和一些化学合成药物,但一些厂家却屡禁不止。

(5)外来物种的入侵对本土物种构成危胁。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对外经济的高速发展及人员往来的增加,外来物种逐渐入侵中国。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已经发现外来入侵物种。它已对中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对外来物种所引起的经济损失统计中,我国由此形成的损失平均每年达574亿元人民币。外来生物进入我国,由于没有天敌,会快速繁殖而形成新种群,对本地物种的生存造成威胁,以至于打破我国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6)环境污染问题严重。据2007年11月26日中国政府网公布的资料显示,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7.8%,46%的设区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一些大中城市灰霾天数有所增加,酸雨污染程度没有减轻。全国流经城市90%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许多河流的水生态功能严重失调;全国水力侵蚀面积161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农村环境问题突出,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危险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污染持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已经集中显现。

(7)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受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和对利益的追求,矿产资源的开采、使用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对自然资源的乱采滥挖,而导致矿产资源的浪费、流失、破坏、枯竭。如对地面资源的滥垦、滥伐、滥牧、滥樵、滥捕、滥采,致使可更新资源再生能力的衰退以致成为不可更新资源;对矿产资源采取“采主弃副”、“采富弃贫”、破坏矿山等。从一定意义说,人类发展生产的历史,是开发资源、利用资源和改造自然的历史。中国正处于经济迅猛发展的阶段,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极度严重。

以上资料表明,我国的生态安全正面临严峻挑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生态环境整体还呈恶化趋势,国家生态安全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2.生态安全现状的原因。造成我国生态处于低度安全状态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对资源的开采、使用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导致对自然资源的乱采滥挖,使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和退化。导致我们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只关注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而忽视了对开采地区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再造,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也是人类破坏和污染环境的过程。

(2)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受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是以“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为特征的,这种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严重的工业污染。到目前为止,我国垃圾排放量逐年上升,导致全国范围内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海水污染等等。

(3)对化肥、农药、饲料添加剂以及转基因食品更缺乏统一、有效的监管。我国在这些方面的监控显然不到位,国家至今没有一部较高层次的防治农药污染的立法,对基因食品也没有很好的规范管理,这都与保护食品安全的要求不符。“餐桌食品安全”问题成为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人们甚至怀疑还有什么东西是可食的。

(4)对外来物种的进入缺乏有效的监管。我国之所以会出现大规模的生物入侵现象,不能不说国家对外来物种进入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使得外来物种没有受到任何有效的阻拦而长驱直入,这也是对我国生态安全立法提出的新挑战。

(5)公民生态安全意识薄弱。我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政府在环境立法、管理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也是前所未有的,普通民众的环保意识亦有较大提高,但仍有人从私利出发,只注重个人的、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集体的、长远的生态环境安全。

(6)生态安全立法缺乏。生态安全问题的提出不到20年,虽然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但对它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我国对它的研究甚少,立法亦不完善,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让一些不法分子有空可钻。

三、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基本措施

1.提高全民生态安全意识。总体上说,生态安全意识是人们对客观存在的生态安全状况的主观反映,其核心是对生态安全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判断、态度、价值导向和行为取向。我们必须加强生态安全方面的教育,提高人民对于生态安全的认识,让人民充分认识到,生态安全对于国家安全,对经济的发展,对民族的进步,对个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通过教育,唤醒人们的生态安全意识,树立生态安全观念,以主人翁的身份自觉自愿投入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动中来。

2.加强生态安全立法。为了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和良好的支撑环境,把生态安全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针对我国生态安全问题的现状及其原因进行强有力的法律规制。以立法的方式确保生态安全,国家需要尽快用生态安全的观念指导自然资源的相关立法,并对相关空白加以填补。一方面要完善现有的法律并加强执法力度;另一方面,要尽快出台生态安全法规,对破坏生态安全的行为作出明确的规定,对违法者要进行严厉的处罚。

3.严格审批中小城市规划。杜绝中小城市盲目扩大导致地区生态失衡,当前中国正在从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转移,农村人口正逐渐向城市转移,据有关资料显示,中国2010年至2050年前要将4~6亿农民或更多的农民转化为工人或居民,城市化水平在现有基础上提高1倍以上,城市化建设无疑会与生态环境发生冲突;所以,在规划城市建设之前就要首先确保生态环境不能遭到破坏,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到城市的生态可持续发展。城市化建设会加快工业化发展、农业生产、矿山开采、采煤发电等。

4.加快环保产业发展。环保产业对于我国还是新兴的朝阳产业,我国人均资源匮乏,每万元GDP工农业生产浪费掉的能源同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国外有一句话叫:未来不是人类打败垃圾,就是垃圾打败人类!国家要在各个城市推广垃圾分类,要对废水、废汽、废料、垃圾进行科研投入,支持环保产业快速稳步发展。比如垃圾可以提炼出石油、可以冶炼有色金属、还可以用来焚烧发电;比如废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可以灌溉园林等。环保产业不是简单的同垃圾打交道的产业,而是高科技产业,国家应该鼓励扶持,同时国民也要增强环保意识。

5.合理调整能源结构。近年来,连续不断的异常气候促使各国政府更加重视环保和温室气体的减排,推出更为严格的低碳经济政策。在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统治”世界几个世纪后,其负面效应逐渐凸显:日益减少的储量、持续攀升的价格……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化石燃料的时代正在过去。站在国家生态安全的立场,从长远来看,国家也必须大力调整能源结构。与此同时,核能、水能、风能、光伏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不断成熟,从另一个侧面昭示着,一股“低碳冲击波”正悄然袭来,而这股冲击波将会把我们带入一个新能源占主导地位的新时代。

6.加大生态安全调控力度和资金投入。要想有效保护生态安全,必须加大生态安全调控力度,采用一切合法手段,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任何组织和个人作坚决的斗争,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查处和制裁。与此同时,还应加大对治理环境污染、保护自然生态的资金投入。

7.制定规范的生态安全标准。我国应抓紧研究出生态安全的测量指标,事实证明,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试图达到生态安全建设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因为建设和维护生态安全离不开科学的安全衡量指标。

8.建立有效的生态安全保障机制。生态安全保障机制,包括生态安全惩罚机制、生态安全奖励机制和生态安全补偿机制。惩罚机制主要是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和制裁;奖励机制主要是对发展环保产业、自觉保护生态环境、与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作斗争者进行奖励,以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投入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队伍中来;补偿机制主要是指对为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及其功能而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经济补偿,还包括对因开发利用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景观而损害生态功能或导致生态价值丧失的单位和个人收取经济补偿费。谁污染谁受惩罚,谁做出了贡献、付出了努力谁得到奖励,谁作出了牺牲、付出了代价谁就会得到补偿,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

9.继续贯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人类活动是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的最主要原因。由于我国本身人口基数巨大,而且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巨大的人口数量,使我国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动植物资源等相对贫乏;巨大的人口数量产生大量的废水、废气、废渣;巨大的人口的生产生活活动给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造成巨大的压力。着眼于维护生态安全的长远考虑,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核心的措施。

参考文献:

1.奚洁人.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2.gb.省略/chinaabc/chapter9/chap

ter90105.htm。

3.苏美岩.生态安全意识及其构建.安徽农业科学,2008(36)

第15篇

【关键词】城市生态安全评价；主成分分析；宣威市

生态安全（Ecological Security）是指某一国家（或区域），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系统不受或少受各系统及组分间的破坏或威胁，所呈现出的整体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状态的保障程度。生态安全就是要使生态环境能够有利于经济增长及经济活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人类健康状况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避免因资源衰竭、环境污染和退化给社会生活和生产造成的不利影响[1]。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生态安全综合评估的前提，如何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及有效的定量化评价方法，建立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强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研究对象的生态安全状态，使生态安全评价更具有可衡量性和可操作性，已成为今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研究之一。

本文以宣威市为研究对象，以生态安全、生态学、地理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及相关的安全评价理论为基础，在综合分析各种评价模型特点的基础上，采用目前主要应用于区域流域生态安全评价的能很好地反映可持续发展机理的“压力（Press）－状态（State）－响应（Response）”概念模型（简称PSR模型），依据适用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性等原则构建了包括3个层次，共24个指标的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云南省宣威市2004～2008年的生态安全情况进行评价。这将有助于加深对宣威市城市生态安全状况的了解，为实现区域可实现发展提供应对策略，达到生态预警、调节和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退化提供科学依据，对宣威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及生态安全建设有着重大作用。

1.城市生态安全评价的模型框架

1.1 PSR模型

目前对生态安全的定量评价中，由于人们对生态安全的内涵认识不足，以及缺乏长期定点监测的数据，尚未形成系统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及其研究方法[2-4]。指标体系的展开是在一系列概念框架下实现的，目前被国内学者广泛应用的是联合国经济合作开发署最初针对环境问题提出的表征人类与环境系统的压力－状态－响应（PSR）框架模型。在该模型中，某一类环境问题可以由3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指标类型来表达：压力指标反映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荷；状态指标表征自然资源、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的状况；响应指标则表征人类面临环境问题所采取的对策与措施。PSR概念模型从人类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出发，对环境指标进行组织分类，具有较强的系统性。PSR模型框架的本质是为了在压力和状态、状态和响应、压力和响应之间偶然的关系上建立联系。

1.2 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市是一个由“社会－经济－自然”组成的综合生态系统，对其进行生态安全评价涉及的影响因子非常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依据PSR模型的基本框架，并参考国内外有关生态安全评价和相关研究，拟建了3个层次的宣威市城市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第一层为目标层，即评价目标城市生态安全评价的综合指数；第二层为项目层，包括城市生态系统压力、状态和响应；第三个层次为指标层，即表达评价因素的具体指标（见表1）。

1.3 数据获取与处理

数据主要来源于2005～2009年《曲靖市统计年鉴》和《宣威市统计年鉴》，依据资料和数据的可得性及代表性，遴选了24个用于宣威市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并选择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可以从反映城市生态安全综合特征的众多变量中提取几个主成分，分析出影响城市生态安全水平的不宜观测的主要影响因素，确定综合评价模型的权重，计算出综合评价值。主成分分析法克服了主观赋权易受评价人主观影响的不足，提高了评价的客观性和质量，处理可信度高[3-5]。

2.城市生态安全评价结果

按照表1所列出的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使用TANAGRA1.4.3.5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宣威市城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数及各准则层指数的度量结果，如图1所示。

2.1 综合指标

表2显示了原始变量的总方差解释分析结果，前2个因素的累计贡献率已达92.65%，即可以解释所有原始变量的92.65%的内容。因此，仅选取前2个主成分作进一步分析。

注：Y1、Y2分别表示第1、第2主成分；Tot.列前面的数据表示该指标在所在主成分轴上所占的百分比，括号内的数据表示该指标在所有主成分轴上所占的累计百分比。

为使初始因子对所有变量的解释更加突出，对初始两种主成分因子进行最大方差旋转，得出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图（见表3），来反映各个变量可以由哪些主要解释因素。分析表3可知，对于第一主成分[Y1]，影响变量主要反映了资源环境压力指标（人口密度、人口总数、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水资源量、城市化水平、污水年排放量）和资源环境状态指标（绿化覆盖面积、人均GDP、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第二主成分[Y2]，影响变量主要有降水量和科技拨款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

由图1可知，宣威市城市生态安全综合指标得分从2004年的4.93下降到2008年的-2.87，表明2004～2008年时段内宣威市的生态安全状况在持续下降，尤其是2005年下载速率最快。由表3可以看出，引起宣威市生态安全下降的主要因子是第一主成分[Y1]中的资源环境压力中的人口密度因素导致的，宣威市人口密度由2004年的875人/平方公里迅速增加到2008年度920人/平方公里，再加上污水年排放量增长速率较快，同时也造成了人均水资源量的下降；同时城市化水平也在迅速加快，由2004年的22.89%提高到2008年的33.2%，工业废水和废气排放量也在逐年增多，5年平均增长率为1.82%。

2.2 压力指标

压力指标得分由2004年的-2.41上升到2008年2.55，反映出宣威市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在逐年增加。主要原因是由于市区人口基数大且呈增长趋势，且人均道路面积也在逐年增加，道路建设造成了路面硬化，对地区的环境和气候也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在城市化水平迅速增加的同时，工业和生活污水年排放量增长也较快，从2004年的2335万吨到2008年的2505万吨。

2.3 状态指标

状态指标得分由2004年的-2.87上升到2008年的2.34，年平均上升率为132.5%。整体情况良好。主要表现为：城市绿化面积由2004年的412公顷增加到2008年的518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5.97%增加到8.33%，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数由2.42增加到3.19，同时人均GDP和城镇居民最低收入年平均增加值分别为36.43%和7.84%。

2.4 响应指标

响应指标得分从2004年的1.97下降到2006年的-0.67，但从2006年开始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从-0.67上升到2008年的-0.22。由此可见，响应指标在5年的时段内波动较大，在2004-2005年份内下滑最快，并在2006年下滑到最低点，然后从2007年出现缓慢上升。在2007年政府比较关注环境问题，并加大了投资力度。如人均GDP由2007年的0.71万元/人增加到2008年的0.86万元/人，污水处理总量由2007年的2398万立方米上升到2008年的2505万立方米，科技拨款每年都有所增加，2006～2007年增长速率开始加快，2007～2008年几乎增长了一倍，由2007年的0.15%增加到2008年的0.29%。各年的资源环境响应得分排序为：20042008200520072006。

3.结论

宣威市是云南省人口最多的县级市，多年来人口增加率均较高，但水资源严重不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有云南省人均占有量的1/4，耕地资源质量差，造成粮食与水资源的人口压力较大。近年来大力开发煤矿资源、建设水泥厂、发电厂、兴建氮肥、磷肥长等工业项目，在推动宣威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对环境的严重污染，使得环境容纳量和承载力不断下降[9]。通过对宣威市2004～2008年生态安全状况的评价与分析，也进一步印证了宣威市生态安全的总体状况持续下降的趋势。本文通过PSR概念模型研究了宣威市多个生态安全指标与综合指标的关系，可为宣威市今后经济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及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综合整治提供一定的借鉴依据。

参考文献：

[1]周旭.我国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综述[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200-206.

[2]和春兰,饶辉,赵筱青.中国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进展[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0(3):104-110.

[3]廖霞.新疆城市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及方法研究[D].新疆大学,2008.

[4]吴杰,崔维军.城市生态安全模型及评价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9,23(3):20-23.

[5]陈涛.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状况分析――基于SPSS主成分分析方法[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8(4):29-30.

[6]朱海燕.试论云南省宣威市的可持续发展[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5(05):68-72.

项目基金：曲靖师范学院基金资助项目“近30年来曲靖市景观格局动态分析（编号：2009QN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