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贸易形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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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世界经济贸易 形式判断 贸易前景展望

世界经济在危机后迎来复苏，推动力量的主要方式有持续投资、恢复内需，加大贸易力度，尤其是新兴的经济体制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主要形式。近年来，世界经济逐渐复苏，但是发展仍然不平衡，并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所以相关人员应积极应对挑战，深入分析世界经济贸易形式，这种方式对前景展望有着重要意义。

一、判断分析世界经济贸易形式

（一）世界经济贸易现状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2011年世界经济比上年增长1.4%，新型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6.2%，世界经济复苏有一定积极影响。例如，美国整体经济呈现良好局面；欧洲债券危机有一定缓解；新型市场得到平缓调整；资本投资市场的经营着回复信心。具体情况如表1：

表1：2010年-2013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形势（%）

（二）政策空间不足，推出政策面临考验

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很多国家都将利率水平降低，积极而宽松的政策能够为国家带来大量高额债务和财政赤字，但是全球经济发展仍处于增长期，在这种形式下，市场要求财政进行大力整顿，从另一方面来讲，资金的较大缺口，使经济复苏不够稳定，经济增长率出现下滑现象。

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措施的可行性不高，从短期来看，现如今出现的经济复苏加剧的现象，都面临一定风险。首先，世界经济复苏形势还不够强大，发达国家的公共及私人部门拥有较高债务，欧洲的金融体系面对很大压力，社会也出现了高失业率的现象，持续走高的油价也给市场带来了潜在的影响。然后，欧洲相关财政部门的建立，以及相关机制的制定和措施的应用，为其债务危机提供了一些方法，但是在较短时间内欧债危机无法解决，而且这些措施无法处理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出现的债务问题，这种全新的债务问题应找寻新的方法。

（三）经济变化的产生原因

产生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银行在速度和经济冲击的选择上存在一定问题。经济活动是因为财政过度调整，而导致不利影响。相关人员对市场的信心降低也是原因之一，相关人员过早取消刺激性支出，还可能导致新的经济打击，而且若经济增长没有增长势头，相关单位要进行额外笔记，避免政府出现两难的困境。目前，结束欧元危机、恢复信息是欧洲最紧迫的政策任务，所以相关单位人员要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程度，并进行相应调整，合理控制去杠杆化过程，并颁布更多流动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财政部门的货币管理更为温和。

二、世界经济贸易的前景展望

由于欧债影响的逐渐恶化，金融市场十分脆弱，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发达经济体系会受到风险危机，新兴的经济体制外部需求不强，内部缺乏调整，经济增长率较慢。所以，国际相关组织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持有悲观态度，世界银行在全球出现经济危机时，重点国家及地区的应对措施的前景展望先汇报如下：

（一）美国与欧洲地区

美国经济受到日本海啸和欧洲影响，企业内部的失业率上涨，消费低迷，在2012上半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为2.1%，这种情况不是十分理想，但下半年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而个人消费开支和库存投资以及居民住房固定投资增加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

欧洲地区因为家庭消费以及制造业的萎靡现状，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全年经济增长速率缓慢，希腊因为债务危机，导致经济回缩7.1%，其他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一些影响，例如葡萄牙回缩了1.6%，西班牙和意大利仅增加了0.7%和0.4%，而核心国家德国的增长率为3.1%，支撑了整个地区的经济情况。

（二）日本、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

日本因为债务危机、日元升值以及世界经济的缓慢增长，导致日本经济增长的基础外需减少。而日本地震的产生导致个人消费、住宅投资等一系列行为阻碍经济增长，自2012年以来，日本因外部环境改善，使经济缓慢回升，灾后重建工作也强化了投资者对日本企业改善的信心。

2011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中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家为了应对通货膨胀、本币走强以及财政赤字和房地产泡沫问题，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以至于没有跟上全球发展势头，巴西经济增长率为2.8%，增长幅度没有达到上年的一半，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了过去三年最低这种情况。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9.3%，同此上年，降低了1.3%。中东北非地区因为剧烈的政治影响，导致该地的国家经济活动受到制约，而同时外部环境导致增长变慢，增长率不高。

（三）发展前景的应对措施

应对美国经济面临的两种风险，应尽量改善失业率，确保国家增加的就业人员与实际失业人数向平衡，避免经济复苏现象反复出现，改善就业市场，使其具有自行改善的能力，并且大力解决经济结构性视野逐渐恶化的问题；日本、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应重视经济复苏存在的外在风险，尤其日本要重视灾后重建工作，其他国家要主要政治引发的经济影响。新兴市场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形式，虽然其整体运行进行较慢，但是这种发展形式仍然有足够多的政策空间。中国在这场变动中，只受到一些影响，没有巨大变动，经济仍保持增长的局面。尽管增长速率降低，出口量下降，但是整体表现较好，前景乐观。

三、结束语

通过上文对世界贸易形式的判断分析和前景展望，能够得知，尽管很多国家受到世界复苏缓慢的影响，但是通过发达国家的带动，近年来，投资形势呈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会议内容，世界FDI持续增长，规模也有所增加，比危机前的水平要高。世界经济在2012年复苏的脆弱性，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和欧元债务市场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也对全球投资造成影响，所以相关人员应该谨慎对待，采取合理的改进，促使是经济能够得到增长。

参考文献：

[1]于培伟.扫描当前世界经济正在发生的新变化[J].中国远洋航务，2014（3）：167-168

[2]刘鑫.浅析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J].知识经济，2014（4）：194-195

第2篇

[关键词] 东亚　区域内贸易　后雁行模式　模块化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2-0006-06

东亚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Wide-Geese Flying Pattern)的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赤松要1932年在其论文《我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中提出的，并同时提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赤松要对日本明治初年以后棉纺产业发展进行实证研究，注意到日本产业的发展通常都要经历进口新产品、进口替代、出口和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在图表上相似行中的雁阵，故而给予了如此命名，这是雁行模式假说的最初表述。

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后来又经过了很多学者尤其是山泽逸平的发展，然而仍然局限于对日本国内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首先把“雁行模式”引人东亚区域内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是小岛清，之后赤松要根据小岛清的研究将“雁行模式”分为原型和两个引申型，原型表现的是在后进国发展过程中，工业品呈现出进口、国内生产最终到出口三个环节继起的形态；引申型之一反映由国内消费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到资本品的进口、生产和出口，或从低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到高附加值制品进口、生产和出口的过程；引申型之二反映某一产品的进口、生产到出口的过程在国与国之间传导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对“雁行模式”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引申型之二，它的具体含义是区域内的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将成熟或具有潜在劣势的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工业国，待到这些产业在新兴工业国逐渐丧失比较优势，新兴工业国将这些产业转移至具备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发达国家又向新兴工业国投资，建立相对高级的产业。它主要描述通过国际投资所实现的东亚国家间产业分工和产业传递的格局，也用来描述东亚国家经济依次起飞的现象。这样最终形成了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特征、以比较优势为产业转移标准和依据的具有梯次差异性的雁行分工模式。

“雁行模式”在推动东亚经济发展上功不可没，它促进了东亚区域内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向更高层次的转换，形成了东亚国家依次起飞和整体发展的良好局面。而“雁行模式”也有它固有的局限性，日本推行的“雁行模式”是以日本始终作为领头雁为前提的，并且其暗含条件为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降低。然而我们看到在20世纪90年代后东亚形势发生了变化。首先日本自90年代以来出现长达十余年的经济低迷，作为雁头的领飞与带动能力日趋衰弱；其次处于雁身位置的亚洲“四小龙”和东盟诸国正不断进行经济赶超，产业不断实现升级，不甘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与日本的产业结构差距不断缩小；再次中国正和平崛起，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巨大的发展，2004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从以上原因可以看出东亚发展的“雁行模式”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东亚“雁行模式”的变迁

――“后雁行模式”

依赖日本投资和技术扩散的雁行模式现在已经没有原来那么明显，而在此基础上东亚经济体新的分工格局也在形成之中，这种新的分工格局被称为“后雁行模式”。所谓“后雁行模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第二，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东亚国家(地区)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逐渐增强；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东亚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

后雁行模式认为雁行模式的运行条件依然存在，同时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从而和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一起构成了新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衡量及判断区域生产网络形成及其程度的依据主要是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水平，而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水平又可以从区域内贸易的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水平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1.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发展

近年来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东亚区域内贸易比率1980年仅为33.6％，到2002年上升到51.8％，这一比率虽然低于经济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盟(2002年欧盟的域内贸易比率为62.50％)，但已高出NAFrA 6个百分点。同时从1980到2003年间，东亚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重由4.8％上升到12.9％，虽然在1980年东亚的区域内贸易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均小于其余两大经济体，可是到了2003年，这一数值已经超过了NAFTA，而且其增长速度是包括欧盟15国和NAFrA在内的其他任何地区所无法比拟的，东亚区域内贸易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雁行模式时代，东亚各国(地区)对美国的出口依赖程度很高。而在东亚区域内贸易蓬勃发展的今天，形势有所变化。下表1显示的是东亚国家(地区)的贸易结合度矩阵。贸易结合度反映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贸易结合度可以用以下公式来计算：贸易结合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出口额)／(B国进口额，世界进口总额)。贸易结合度以1为平均值，比值越大，说明两国间的贸易结合越紧密。

从横向来看，在2002年，东亚国家或地区与东亚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贸易结合度一般来说都要大于其与美国的贸易结合度，而且东亚国家之间的贸易结合度绝大多数都大于1。从纵向来看，从1991年到2002年，东亚国家区域内国家地区的贸易结合度出现显著上升，而东亚国家或地区与美国的贸易结合度却普遍下降。这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结合度这一方面更加清晰地表明了东亚区域内贸易在迅速发展。

2.东亚区域内产业内贸易的崛起

区域内贸易又可以分为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贸易，过去的以雁行模式为主导的东亚发展模式以比较优势产业转移为主的，因而是以产业间贸易为主的。东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之后，产业内贸易也开始慢慢地崛起。产业内贸易可以由中间品贸易来反映，而中间品贸易又可以用零部件贸易来衡量。下表2和表3给出了一些国家的零部件出口和进口贸易情况。

由表2和表3可知，世界零部件出口贸易占工业品出口贸易的份额从20.7％上升到25.4％，

进口份额从21.7％上升到24.5％。而东亚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其增幅明显均大于世界水平，而且在增长速度方面，即使是相对较发达的NAFTA、美国和欧盟也不及东亚。到2000年，东亚的零部件进出口贸易份额都要大于NAFTA、美国和欧盟，说明当时东亚的零部件贸易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同时，东亚的零部件贸易出口份额和进口份额相当，这主要是由于东亚国家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而NAFTA、美国等其进出口份额差距均相差较大且进口份额小于出口份额，东亚则相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东亚的零部件贸易相对比较活跃，这有力地说明了东亚产业内贸易正在逐步崛起。

3.东亚区域内产业间贸易仍占主导

东亚的贸易新模式中，虽然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原来的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模式也仍然存在。我们仍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来分析各个国家的优势行业和由此引发的东亚产业间贸易的发展情况。

我们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对产品的分类，采用美国经济学家巴拉萨的显性比较优势方法来考察东亚国家在不同商品上的比较优势。其计算方法是：

其中RCAi表示一国在第i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Xi表示某国在第i类商品上的出口额，X表示该国所有商品的总出口额。这种现行比较优势的计算方法是用某国第i类商品在世界同类商品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占该国所有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份额的比例来衡量的。如果该国某类商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大于1，可以推断该国在该类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下表4给出的是2000年东亚各国的行业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我们看到日本的比较优势集中在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行业，韩国、新加坡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电子行业，除新加坡外的几个东盟国家的比较优势体现在农产品、纺织品、皮革制品、电子、服装行业，中国的比较优势表现在纺织品、皮革制品、电子、服装行业。上表亦显示了虽然东亚雁行模式在慢慢地发生变化，但是各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差异，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间贸易依然存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行的东亚贸易模式中，与以往的雁行模式所主导的产业转移所不同的是，东亚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同时存在，并正在逐步的发展起来，从而东亚的贸易模式就从雁行模式发展成为“后雁行模式”，而此种“后雁行模式”表现为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东亚“后雁行模式”形成的机理

东亚区域内贸易的迅速发展，除了东亚各经济体比较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及其推动的投资一贸易关联机制的出现、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消费需求大幅扩张等因素外，还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1)国际分散化生产(International ProductionFragmentation)促进了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所谓分散化生产，是指将一种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个部分或环节，并根据各部分或环节的不同特点将其配置到最有优势的区位。东亚地区独特的区位特点恰好为跨国公司在该地区进行分散生产、构建区域生产网络创造了条件。首先，区域内各经济体相对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框架为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和中间产品的跨国流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其次，区域内不同发展层次的经济体拥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跨国公司将根据不同区位的优势配置各个生产环节，从而促进了不同区位间的联系。分散化生产的最直接结果是大量中间产品的跨境流动，有时甚至是多次跨境流动，从而导致中间产品贸易量迅速增加。

(2)模块化推动了产品生产的垂直分离，东亚发展中国家因而获得了参与贸易的机会。模块化是将一个复杂的系统或者过程按照一定的联系规则(界面)分解为可进行独立设计的半自律性的子系统。目前rr产业的大部分产品都具有典型的模块化特点。据资料显示，办公设备部件(37.5％)、通信设备部件(27.7％)、开关设备(12.7％)、电器部件(6.7％)四种产品占东亚中间品区域内贸易的八成以上，这四种中间品大部分属于IT产业产品。这样生产厂商只要掌握其中的某一部分工程技术也可以进入某产业的生产领域，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成本优势，品牌厂商退出产品的生产制造领域，而专注于上游的R&D和下游的营销活动。这为东亚企业以OEM和ODM方式开拓国际市场以及美国EMS企业进入东亚设立全球性供应据点创造了机会，模块化的发展无疑推动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

(3)跨国公司推动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东道国一旦建立了吸引外资的环境，跨国公司的投资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如今，跨国公司尤其来自东亚内部的跨国公司不仅是最为主要的贸易主体，而且是区域内贸易的组织者。在跨国公司的战略中，东亚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作为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而定位的，又由于模块化生产的出现，跨国公司从其自己的利益出发配置各个生产环节，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充当了组织者的角色。石户和深尾等人的研究发现，日本企业在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和经营规模与该地区的产业内贸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跨国公司在东亚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东亚“后雁行模式”中存在的

问题及应对策略

东亚的区域内贸易是整体均衡而局部非均衡的，在其内部的贸易流向中，单向的商品贸易流向占主导地位。这种区域内贸易结构的非均衡也就导致了东亚的区域内贸易面临的最大问题。

首先，东亚地区内商品贸易从总量上看基本是小额赤字；然而从区内各经济体来看，东亚的进口主要依赖于区域内，出口主要依赖于区域外。区域内贸易逆差国主要靠对区域外(主要是美国)贸易顺差平衡，因此东亚地区保持了区域内贸易逆差国通过对外部市场的顺差这种单向贸易流动来实现整体上的平衡。

其次，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区域内依赖度的不平衡性。一方面，中间产品的区域内贸易比重由1992年的50.9％大幅上升至2003年的67.3％，即目前超过2／3的中间产品贸易是在区域内进行的，其中出口比重为64.9％，进口比重为69.7％，基本保持平衡。另一方面，最终产品的区域内贸易比重则由1992年的52.5％下降至2003年的47.6％，其中，进口比重为61.9％，而出口比重仅为38.8％。这也就意味着，东亚地区超过60％的最终产品出口是依赖于区域外市场的。

第3篇

二、出口贸易结构调整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充分利用当时要素禀赋的特点，实行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经济快速发展，成了第一出口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原来出口战略确立的，在大量使用劳动力和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等基本要素基础上的经济和出口贸易发展方式日益暴露其弊端和不可持续性，具体表现为： 1.劳动力供求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建立在劳动密集型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方式，造成了对普通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而多年计划生育对出生率的严控和平均寿命的延长又使人口老年化不断加剧、青壮年劳动力供给减少，加之高等教育升学率的大幅提高等因素都促使生产操作工人的供给在不断下降。据统计：中国已经走过了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高峰期，15～64岁劳动力人口总量将从2013年开始呈下降趋势。正是对一般劳动力需求的旺盛和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导致了近几年不仅是沿海，而且内地均出现了普遍的招工难、用工荒现象，中国劳动力出现了结构性失衡，即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另一方面各地招工难。一些企业由于用工不足导致开工不足，影响生产任务的完成，新项目由于招不到工而不能正常投产。 2.“世界工厂”的粗放式生产方式难以为继。在我们陶醉于“世界工厂”庞大的生产和出口能力的时候，问题也就从这里开始出现了。中国出口贸易的特点是制成品出口比重过大，制成品即货物出口占出口总量的90%左右，这些货物商品又主要以两种贸易形式存在，一类是以普通贸易出口的普通商品，另一类是以加工贸易出口的加工商品。普通商品是中国自己企业生产的商品，这类商品一般是仿制品或者产品已经成熟、生产技术已经扩散的产品，它们的特点是技术含量低，产品价值的构成主要是劳动成本和物质消耗成本。加工贸易产品虽然一般技术含量都较高，但是研发、销售等增值高的环节控制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手里，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只不过是它们的一个加工厂和生产环节，价值链的这一环节也是由加工的劳动成本和物质消耗成本构成，在产品价值中只占有很小的比例。中国的出口贸易战略决定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能源密集型的发展方式不仅会导致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失衡，而且也必然导致资源、能源供求的严重失衡以及环境污染加剧和生态恶化。尤其是粗放式的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方式导致对资源、能源需求的增长率以高于GDP增长速度在增加，因此，就出现了资源、能源供求的日益失衡和环境生态的日趋恶化。 3.比较优势的竞争态势在悄然变化。改革之初制定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能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无疑适应了中国当时的要素禀赋特点，发挥了中国的比较优势，但是，随着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原有的发展方式对一般劳动力和资源、能源持续、大量的需求，导致了劳动力和资源、能源的供求失衡，即供给不足以满足持续扩大的需求，其结果必然是劳动力、资源、能源供应紧张和价格的不断上涨。中国近几年劳动力价格普遍上涨，一般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当然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现象，另一方面由供求失衡导致的招工难也在客观上进一步倒逼了工资的快速上升。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普遍上涨，近几年国内外资源、能源的价格也普遍大幅上涨。出口产品价格的走低与劳动力以及物耗、能耗等主要成本一路上升的双重作用，不断挤压着出口企业本已微薄的利润空间，企业经营困难重重、步履维艰。由此可见，建立在劳动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生产基础上的出口比较优势正在悄然失去。

三、新形势下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途径 根据上文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国建立在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生产基础上的出口导向战略正逐渐失去它的优势，中国经济和出口贸易的竞争态势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审时度势，改变出口发展战略，调整出口结构。当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出口贸易的结构调整工作。 1.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政府在出口贸易结构调整，培育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的战略中能在宏观上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制定产业和出口贸易发展规划并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以实现产业和出口贸易的结构调整；政府通过政策和立法推动形成创新驱动的市场机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以创新为基础的市场竞争机制和优胜劣汰机制；政府要利用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信贷倾斜和投资保险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技术进步、工艺创新、新产品研发和品牌打造；政府特别要对符合产业发展规划和出口发展方向的新产业和新产品的出口给予引导和支持，如加大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力度等。 2.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结构层次。应该说中国出口的制成品门类较为齐全，品种也较为丰富，机电产品出口接近60%，但是我们生产和出口的一般都是行业低端产品。通过仿制生产的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主要以价廉占领低端市场，利润微薄，而发达国家通过研发和掌握核心技术控制着行业高端产品和丰厚利润。为此，中国企业必须通过增加技改和研发投入，通过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结构层次，并逐步淘汰落后的技术和产品，尤其是对“两高一资”产业要压缩规模、改进技术，一些资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产业要坚决予以关、停、并转。 3.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出口，改善服务出口结构。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贸易能有效缓解劳动力的结构性失衡和大学生就业难的状况，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滞后，结构失衡，不仅表现在服务贸易进出口一直存在较大逆差，而且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发展不平衡，服务贸易明显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其出口占货物出口的比重一直徘徊在10%左右，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20%的一半[3]。服务贸易的结构不合理还表现在服务贸易内部结构失衡，其中传统领域，如运输和旅游服务的比重比较大，约占一半左右。金融、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咨询、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现代服务贸易所占比重仅为7.7%，与世界平均水平约50%相差甚远。对此，需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大力支持服务贸易发展，降低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不断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第二，改善服务贸易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现代生产贸易，将信息技术、金融、保险、咨询等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行业作为发展现代服务贸易的战略重点，要加大投入促其发展并不断提高其产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第三，加大服务业人才培养力度，加速企业自主创新。第四，继续开放服务市场，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有序承接国际现代服务业转移。 4.改造加工贸易，向价值链高端渗透。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加工贸易比重过大，近几年占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超过40%。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虽然一些产品本身技术含量较高，但在中国仅进行简单的加工、组装和贴牌生产，实际上仍是主要利用廉价劳动力，加工贸易的增值率一直处于低水平状态。且在加工过程中对资源和环境影响较大，导致中国能源、资源匮乏，环境恶化，因此，必须对加工贸易进行改造。具体办法是：第一，延伸价值链的长度，将U型价值链向两端延伸。制定政策引导境外跨国公司将附加值高的研发和销售环节转移到中国境内，此举不仅能够提高出口产品在中国的增值率，而且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的引进和吸收，以及对国际市场营销渠道的掌控。第二，吸引跨国公司将更高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减少“两高一资”产品在境内的加工，淘汰落后产能；发展高端制造业，通过对技术的吸收消化再创新实现中国加工贸易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转变。第三，培育自己的跨国公司，创建自己的品牌和国际市场营销渠道，使加工贸易由贴牌生产走向自主设计生产，拥有产品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提高产品的国际知名度。第四，积极引导加工贸易走出去，将一些资源消耗大、技术层次低的生产加工环节向具有资源优势的其他国家转移。

商务部制定的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将对外贸易的结构调整作为中心任务，将“十二五”时期确定为中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虽然出口战略的转变、出口结构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然而，时机已经成熟，我们一定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战略转变和结构调整，力争早日完成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陈宪，韦金鸾，应诚敏.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9-76.

[2] 商务部综合司课题组.中国对外贸易形势2011年秋季报告[J].国际贸易，2011，（11）：1-4.

[3] 孙飞河，崔计顺.中国服务贸易规模与结构分析[J].北方经济，2012，（3）：42-43.

第4篇

一

要探索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问题，首先必须从一般理论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历程分析这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假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

单纯就理论本身的适用性而言，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对国际商品市场结构的把握和判断上。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是绝对成立的；反之，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攫取垄断租金必然成为各国或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因而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其合理性。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贸易历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效果来进一步分析。

（二）从国际贸易历程看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反对比较优势论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比较优势论的完全竞争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具体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普雷维什，1950）。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确实出现了各国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是，实行有限保护政策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否定比较优势论的适用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较优势论，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基础？我们认为不可。

第一，尽管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实质性。相反，国际贸易规模变得更大了，各国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了。以1996年为例，低、中、高收入国家外贸依存度分别达到了43%、52%和40%（世界银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来，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关的各经济指标中，要数出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最高；而且，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使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长率的水平上（瑟尔瓦尔，1983，第351～360页）。这说明，国际贸易发展的表明，尽管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程度不同，但均从中获益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二，尽管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因素，但商品的竞争程度一般大于国内市场。一方面，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各国间贸易壁垒的解除，自由竞争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对众多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某一经济主体要想在一个广泛的国际市场上长期控制某一类产品的价格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反，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上更具有适用性。

第三，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但实施的难度很大。从理论上看，这一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既面对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又面临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结构；而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日本在钢材业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国的报复。相反，比较优势理论不存在招致报复性的问题，它是一种“双赢”政策。

显然，无论从两种贸易理论的假定前提还是世界贸易实践来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更强的适用性，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前景并不乐观。更具体地说，探讨一种理论政策在某个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就是要研究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这种理论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设与实施条件。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前提和条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业及规模经济不明显。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实施的行业要求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就首先要求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地理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不足以与国外同类部门相抗衡；另一方面，企业“遍地开花”，重复生产，过度竞争严重。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规模不经济。

其二，容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它可能带来两种市场扭曲。第一，扭曲微观经济主体。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重要产业多属于国有企业，尚未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转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行政色彩，企业现有的垄断地位是一种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由市场竞争中产生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无法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而不能胜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主体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业或企业产生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同时，对战略性贸易产业或企业进行垄断性保护，让其在“温室”中成长，也牺牲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了以上制约条件及招致外国报复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战略性贸易政策还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条件及应用领域限制。比如，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国现阶段不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是经济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国现实经济利益保护所必需。

二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对外贸易地位相适应

第一，中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克鲁格曼(1998)认为，“行业内贸易、行业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用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之间若资本劳动比率非常相似，则行业内贸易占据统治地位；相反，若国家之间资本劳动比率截然不同，则所有的贸易都会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为例，当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73.3%，而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27%。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第二，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控价能力差。根据微观学，判断市场结构是否属于完全竞争类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进入市场的生产厂商数目；二是厂商是否为价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产者甚众且产品之间差异不大的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产品市场；反之，生产者较少且产品之间差异大的归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比较典型的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虽然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我国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而精加工和高产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复，1999），这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仍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控价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加工装订业务等诸多产品，与其他中国家产品雷同、产业相似、竞争角逐日趋激烈，但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品都属于比较优势产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场。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仍具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这种转型而得以在外贸领域贯彻和适用。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外贸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较优势而取得的。具体现现在：第一，外贸结构逐步反映了要素禀赋。从进口品的结构变化看，农业密集型产品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增长最快；在出口结构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较快增长，虽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产是对进口原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其中进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这类出口实质上仍属劳动密集型（张军，1998）。第二，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我国劳动力同外商的资金、技术、市场相结合，贯彻和体现了比较利益思想。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由是观之，我国已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初步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模式。

我们认为，目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我国还远未发挥其潜力，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贸易形式的转换过程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劳动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转换成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就业压力巨大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们运用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标进行衡量，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约为3.5，远远高于系数值为0.5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香港地区、韩国、地区1980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分别是6.98、4.95、5.24，这就说明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只有用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实践，才能顺应这股国际潮流。要言之，无论是从经济理论的逻辑推演还是从贸易实践看，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现阶段贸易战略的理性选择。

【】

[1] 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 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金碚、李扬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 世界银行.1998/1999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第5篇

关键词：中美贸易失衡；国际分工格局；比较优势；服务贸易

中图分类号：F75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9）01-0061-06

一、引言

中美贸易逆差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中美两国对双边贸易差额的统计存在很大的不一致和争议，但是中美贸易失衡近年来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Feenstra等(1998)认为，产业转移和两国储蓄率的差异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海闻等（2000）认为，中美之间贸易逆差的很大一部分源于两国国际贸易数据处理方法的差异。石磊等（2004）认为，中美两国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所产生的需求结构差异以及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恰恰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沈国兵（2005）在其研究中对1995―2003年中美贸易差额的数据进行统计调整，并考虑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出口和服务贸易因素，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商品与服务逆差与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估计值已非常接近。不难发现，学术界对于中美贸易失衡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贸易逆差的规模上，对于失衡原因的探讨也主要局限于两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策。笔者认为，只有把中美贸易失衡放到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下去考察，探究其深层次原因，方可为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提供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本文将尝试在传统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基础上完成这一分析。

二、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及中美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一）国际分工格局的演进

中美贸易格局的形成和中美贸易失衡问题与国际分工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因此有必要对国际分工的发展史进行简要回顾。国际分工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工业国和落后的农业国之间形成的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的垂直型国际分工体系。直至今日，垂直型分工仍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种重要的分工形式。二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逐渐形成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产业间分工和以部门内专业化为标志的产业内分工。国际分工总体上表现为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共存，且水平分工不断深入拓展的格局。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在继续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同时，将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传统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本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以美国为例，早在1980年，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就高达63.77%，现在已超过70%。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较低，中国仅为40%左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现代服务业已经发展成为以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部门。随着服务产业的迅速发展，国际服务贸易也随之不断扩大。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5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高达4.8万亿美元，其中，美国服务贸易总额为642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由于在人力资本、技术、知识等方面的优势，发达国家服务贸易的综合竞争力远在发展中国家之上。发达国家在全球服务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达75%以上，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微乎其微。世界贸易组织200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服务贸易总额在全球排名前十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上都有比较大的顺差，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而发展中国家大都处于逆差的状态。总体来看，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服务贸易中基本处于从属地位，仅有为数不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少数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部门拥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发展中国家自身在制造业方面拥有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商品贸易方面的比较优势明显大于服务贸易。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正在由以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制造业高端产品与低端产品为主的格局逐渐向以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分工为主的格局转变，而且这一变化受路径依赖的影响有继续强化的趋势。我们在考察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时，必须考虑这一重要的经济背景。

（二）中美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在包含服务产品的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法则同样是适用的。这最早由Deardorff(1980)给出了严格的数学证明，Hindley等(1984)对此也作了深入的分析。这里我们将对新国际分工格局下中美双方的比较优势做一个简要的理论分析。

假设两国经济中均有两种生产要素，分别是资本要素K和劳动要素L；两种商品X和Y，其中X商品是劳动密集型的，而Y商品是资本密集型的；中国（C）劳动要素相对比较充裕，美国（U）资本要素相对比较充裕；资本可跨国界流动，劳动则不可。需要特别指出，这里的资本要素（K）是一个广义的概念，除了传统的物质资本外，还包括生产者服务，如管理咨询、技术服务、金融服务等，它们也是生产的中间投入要素。生产者服务和一般商品一样是可以进行贸易的。在单纯的商品贸易条件下，美国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劳动密集型商品X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两国比较优势的对比可由如下的相对价格给出：

(P[HT7]X/P[HT7]Y)[HT7]U＞(P[HT7]X/P[HT7]Y)[HT7]C[JY](1)

(1)式的含义非常显见，即，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的不同，美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要高于中国国内X商品和Y商品的相对价格；(1)式给出了两国在生产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并存的条件下，中美两国由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对比不仅可以由(P[HT7]X/P[HT7]Y)[HT7]U＞(P[HT7]X/P[HT7]Y)[HT7]C给出，而且还可以由如下比较容易遭到忽视的相对价格给出：

(r/P[HT7]X)[HT7]U＜(r/P[HT7]X)[HT7]C（r为资本要素K的价格，下同）[JY](2)

(r/P[HT7]Y)[HT7]U＜(r/P[HT7]Y)[HT7]C[JY](3)

其实，(2)式、(3)式的含义都不难理解，而且与(1)式一样直观。(2)式表明，由于美国的资本要素相对比较充裕，故其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要低于中国国内资本与商品X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若中美双方的贸易仅在资本要素K和商品X之间进行，则美国在资本K的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则在商品X的出口上更具有比较优势。类推，(3)式的含义在于，美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要低于中国资本与商品Y的相对价格。即，若贸易在资本K和商品Y之间进行，则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K而非商品Y，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则在于商品Y。这可能稍有些费解。这里的资本包括生产者服务，因此，将(2)式、(3)式理解为美国在服务出口上相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就豁然开朗了。

美国是世界上头号经济科技强国，资金实力雄厚。高度发达的教育和自由的移民政策使得美国的人力资本要素极为富裕，研发投入约占全球研发总额的40%左右。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科技实力严重不足。由于现代服务业大都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的，因此决定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的充裕程度，尤其是知识、技术和信息等人力资本要素。美国拥有上述要素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超过中国，其在服务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十分明显。中国在服务贸易上如果说有比较优势，也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和少数资本密集型的服务部门（如工程承包、远洋运输等）。因此，若中美双边贸易是同时包括服务和一般商品的全方位贸易，则美国相对中国而言所拥有的比较优势是广泛的。美国既可以在资本密集型商品Y的生产上对中国保持比较优势，也可以在资本K（生产者服务）的生产上保持比较优势，又有可能同时在商品Y和资本K上保持比较优势。中国则没有这般幸运，除了可以在商品X的生产上保持明显的比较优势外，其他潜在比较优势的获取必须要被动地依赖于美国的分工选择。故而，在中美贸易中，美国对于贸易模式的选择也就由于其自身在双方比较优势对比中所占据的独特地位而掌握了主动权。

三、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互补下中美贸易平衡的理论可能性

国际分工格局决定了中美两国的贸易必然是同时包括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因而，对于中美贸易平衡问题的探讨应该在这一前提之下进行。笔者参照Melvin(1989)的相关研究，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构建一个包括中美两个国家（分别用C和U表示）、两种要素（资本K和劳动L）、两种商品（X和Y）的模型来具体分析中美两国分工和贸易的模式，进而说明两国贸易的平衡问题。模型的基本假设同上所述。另外，两国的要素供给既定且充分就业，资本要素可以跨国界自由流动，劳动要素则只能在一国范围内使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一国资本要素，特别是其中的生产者服务出口到他国以参与他国的生产，即为服务贸易的发生。

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表现为不可跨国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要素相对充裕，而可自由流动的资本要素则比较稀缺；美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刚好相反。如前文所述，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了中美双方在分工与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对比，即美国的比较优势要更为宽泛。这一比较优势对比决定了中国在双边贸易中可选择的贸易模式非常有限，而美国则比较灵活。通过模型可以非常直观地进行说明。

如图1所示，T[HT7]UT′[HT7]U、T[HT7]CT′[HT7]C分别是美国和中国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在X、Y两种商品的国际相对价格为P的情况下，若美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与中国从事传统的商品贸易，则必然选择生产并出口Y商品，同时进口X商品；中国则生产并出口X商品，同时进口Y商品。在贸易平衡时，美国在QU点生产，按照国际相对价格P出口Q[HT7]UB单位Y商品，进口BC[HT7]U单位X商品，并在C[HT7]U点消费，贸易三角为Q[HT7]UBC[HT7]U。同时，中国在Q[HT7]C点生产，按照国际价格出口X商品，进口Y商品，并在C[HT7]C点消费，贸易三角（图中用虚线表示）与美国相同。中美两国通过传统的商品贸易同时实现了生产和消费的均衡。

由于美国所拥有的相对充裕的资本要素是可贸易的，因此进一步思考，我们会发现，美国在同中国的贸易中还有其他的选择。美国可以选择只将其全部资本要素中的一部分用于国内生产，同时将其余部分出口到中国以为中国的生产所用，比如进行技术转让、设备出租或管理咨询等，作为贸易报酬，美国将获取X商品。与此同时，中国从美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者服务)，将其同国内充裕的劳动要素结合起来，用于生产X和Y商品，并将部分X商品出口到美国用于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仍如图1，美国将其部分资本要素出口到中国，从而导致其生产均衡点沿罗勃津斯基线R[HT7]K从Q[HT7]U点移动到D点。作为贸易回报，美国从中国获得DC[HT7]U单位的X商品，然后在C[HT7]U点消费。由于所假定的市场效率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均衡相对价格仍然是P。对于中国，均衡生产点则沿着其罗勃津斯基线R′[HT7]K向上移动，并且仍在C[HT7]C点消费。显而易见，美国和中国通过此种贸易模式仍然能够实现上述纯粹商品贸易所达到的均衡。

如果我们将视野再拓宽一些，就会发现，对于美国这种可贸易的资本要素非常富裕的国家，还有更为不可思议的贸易模式可以选择。那就是，根据比较优势法则，在满足贸易条件(r/P[HT7]Y)[HT7]U＜(r/P[HT7]Y)[HT7]C的前提下，出口其富裕的资本要素，同时进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资本要素的商品Y。出于分析上的便利，我们这里进一步假定商品Y和资本要素K是可贸易的，同时商品X不可贸易。如图1所示，美国将一定量的资本要素出口到中国以用于中国的国内生产，由于美国国内资本要素随之减少，故其生产点沿着罗勃津斯基线R[HT7]K[ZW（]随着一国国内某种生产要素的改变，其生产可能性曲线亦随之外展或内缩，但向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移动的幅度更大。相对价格线与不断变化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切点的轨迹即为罗勃津斯基线（R线），最早由Robert A. Mundell提出，详见其“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47 (Jun., 1957), pp. 321-335。[ZW）]向下移动至G点，作为回报，美国获得C[HT7]UG单位的商品Y，从而消费在C[HT7]U点得到满足。中国从美国进口资本要素，生产X商品和Y商品，并将一定的Y商品出口至美国以支付资本要素的价格，消费均衡亦在C[HT7]C点得以实现。两国贸易均衡再次实现。

若我们放松上述若干假定，将除劳动要素以外的所有要素和商品均视作可贸易品，使之更加贴近贸易现实，则不难想像，在贸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美国还可以选择同时出口资本要素K和资本密集型商品Y，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X。上述贸易均衡仍然可以实现。

综上所述，美国由于其资本要素禀赋上的优势，在同中国的双边贸易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可以选择多种出口模式：既可以选择出口商品X或Y，也可以选择出口服务产品，或者同时出口商品和服务产品。中国受制于要素禀赋因素，出口商品的选择屈指可数，且只有在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商品X上才握有完全的主动权；从美国的进口则几乎无一不受美方先行选择的掣肘，现实中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处处设限可为证明。

在上文的理论模型中，中美贸易的平衡是应然之义。只是贸易平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商品贸易平衡，而是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同时发生情况下的总体平衡。若只单纯考虑中美双边贸易中的商品贸易项目（事实上中美两国的贸易统计均未涵盖服务贸易），美国自然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但是，商品贸易的逆差可能只是其服务贸易顺差的反映。在理论上，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四、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及进一步思考

上文分析的一个结论是，美国在对华商品贸易中若持有逆差，则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持有顺差；中国对美商品贸易若持有顺差，则服务贸易项目必然是逆差。中美贸易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调查局的报告，在跨境服务贸易中，自2000年开始，美国对华顺差一直在20亿美元左右，2005年扩大到了25.73亿美元。服务贸易统计体系中存在的缺陷使得大量的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漏登，缩小了美国对华服务贸易的顺差规模，从而也就间接夸大了中美贸易逆差的数额，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Fung,et al,1998，2003）。但是不难发现，近年来中美贸易逆差的规模远超出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的规模。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美贸易没有如理论预想的那样实现总体平衡呢？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非一家之说可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美国实施对华贸易管制造成的贸易扭曲、外商直接投资伴随的贸易转移以及两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产生的需求结构差异等无疑是中美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但是综合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结构性失衡，即服务贸易项目和商品贸易项目的不平衡。而造成这种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滞后于商品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众所周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尤其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商品贸易中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日益受到限制。中国自加入WTO以后，即按照入世关税减让承诺进行降税，至2007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降至9.8%。美国作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关税水平已低至3%左右。中美在多边贸易体制下开展合作，两国商品贸易的自由化程度总的来说是不断提高的。但是，全球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进程却相对滞后，直到1994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签署后，服务贸易才被正式纳入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其后，WTO有关服务贸易的谈判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总的来说进展缓慢。有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滞后。首先，是服务贸易的贸易收益问题。因为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涉及经济利益问题，而且与政治、文化等敏感领域有着难以斩断的复杂联系。这是服务贸易自由化长期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其次，贸易壁垒的隐性化也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服务贸易中的贸易壁垒更多地是采取非关税壁垒（NTBs）的形式，其隐性化和难以量化的特点给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就中美两国来说，服务贸易的自由化短期内难以取得更大的突破。美国在同中国的贸易交往中，以高额的贸易逆差为理由频频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市场。但是，中国在服务贸易自由化方面所做出的承诺水平可以说是相当高了。在入世议定书中，中国针对149种具体服务活动做出承诺的比例达55%，仅次于发达经济体的承诺比例（64%），远高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承诺水平（16%）。中国服务业的开放程度总的来说已经十分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目前，包括银行、保险、证券、电信服务、分销等在内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已经陆续开放。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包括中国许多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要求中国开放更多的服务贸易市场是不现实的，也是有悖于贸易互惠原则的。

因此，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下，实现中美两国服务贸易自由化仍然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美国急于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在服务贸易领域获得更多顺差的愿望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讲，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存在。但是，也不能据此断定中美双边贸易逆差无法大幅降低。如果美国真的有意降低其对华贸易逆差，根据上文的模型分析，美国只需减少在商品出口上的人为限制，消除贸易扭曲，利用其在商品Y上的比较优势增加对华出口即可。至于美国一直要求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以改善其对华贸易的不利局面，虽然不能完全

视为缘木求鱼，但根据本文的分析至少可以断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五、结 语

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由来已久，学界对其原因进行了多种解释，如两国储蓄率的差异、贸易统计体系的不同、相对价格扭曲问题以及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导致的产业转移等。这些因素都从某个角度对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给出了解释和说明，但仍难免使人有种意犹未尽之感。笔者认为，如把中美贸易置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下进行剖析，不难发现，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双边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即世界头号服务业强国与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之间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上发生的失衡。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与全球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自由化进程上的非对称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缓慢进展，以及中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已经做出相对较高的承诺水平，中美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很大的进展，更无法达到商品贸易自由化的水平。因此，笔者认为，中美两国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难以消除。但是，在目前的商品贸易框架内，美国如果放开对高科技等产品出口的限制，则可以通过增加商品出口来减少其对华贸易的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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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DLEY B,SMITH A. 1984.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rade in service ［J］. World Economy, 7:369-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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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Z][WT3HZ]The SinoUS Structural Trade Imbalance:

[JZ]An Analysis Based on HeckscherOhlin Model

[JZ][WT4"BZ]ZHENG Hui1,2 ZHANG Jie1

[JZ][WT5BZ](1.College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JZ]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WT5HZ]Abstract: [WT5B1]An analysis of SinoUS trade imbal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labor division shows that the root cause for SinoUS trade imbalance consists in the structural imbalance between service trade and goods trade. The SinoUS trade imbalance impinges on the asymmetry of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s and goods. Allowing for the slow progress in globa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service and the commitment China has made for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SinoUS trade imbalance will not be extinguished for a long time.

[WT5HZ]Keywords: [WT5B1]SinoUS trade imbalanc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rade in service.[WT][JY]（责任编辑 彭 江）[HJ]

[HS2][CDH02344]

[HT5”H]（上接第17页）

Ecoefficiency Differences across Provinces in China in the Presence[JZ)]

of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1990―2006

CHENG Danrun1 LI Jing2

(1.Au Hui′s Public Finance Research Academy,Hefei 230001;

[JZ]2.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Economic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009)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undesirable outputs has tremendous effect on efficiency evaluation. Economic efficiency which is calculated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inaccurate and incomplete. This paper deals with undesirable outputs on the basis of SBM model. Then, it analyzes the regional ecoefficiency conditions, differences and evolutional rules in China with this model. Som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the mean ecoefficiency decreases obviously as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variable is incorporated into this model; the midwestern area has greater sensitivity to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and the western area is in a dilemma either to develop economy or to protect environment.

第6篇

关键词:世界贸易; 货物贸易;策略建议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3-0133-02

0 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货物贸易取得了快速发展。199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1154亿美元,到2008年已经达到了25608亿美元,增长了21.2倍。目前中国的对外货物贸易总额位居全球第三,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贸易大国。2006年10月,《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当前中国外贸粗放型的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出口竞争主要还是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贸易利益与贸易规模不对称,企业和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弱,市场抗风险能力较低,综合效益和增长质量依然不高。如何在国内资源紧缺、国际市场空间有限的环境下,从根本上提高货物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和综合效益,是中国对外贸易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1 世界贸易的新形势

2.1 美国次贷危机将世界经济拖入调整期

次贷危机本是美国国内问题,然而经济全球化将全球资本市场紧密联系起来,危机就通国贸易、投资等渠道蔓延到全球;次贷危机使未来世界各国政策调控难度加大,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面临经济快速增长导致通胀压力加大的风险;欧元对美元持续升值,恶化了欧元区企业的出口形势,导致欧洲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持续升值的日元也削弱了日本的出口竞争力。由于美国次贷危机,跨国投资也开始受到不利影响,2008年1季度,全球并购交易额同比下跌40%,为2004年以来最不活跃的季度。

2.2 国际贸易竞争更加激烈

2008年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达32.5万亿美元。其中,出口额16.1万亿美元,进口额16.4万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4.9%和15.1%,显著高于过去10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尽管增长很快,但贸易失衡问题却有所加剧,值得关注。国际贸易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就2008年进出口额排名前8名的国家而论,在逆差国家中,美国、法国、意大利、英国逆差合计达11095亿美元,美国以逆差8538亿美元居首位;在顺差国家中,德国、日本、荷兰、加拿大四国顺差合计为4477亿美元,德国以顺差2671亿美元居首位。美德贸易不平衡集中显示出发达国家间的潜在的贸易矛盾与冲突。

2.3 贸易保护主义强化

非关税措施进一步强化。目前,各国实行的保护贸易手段更加隐蔽,各种非关税壁垒进一步强化。许多貌似正当的非关税措施如苛刻的卫生检疫、技术标准、进口程序、装船前检验等已扩大到包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领域,保护主义的和歧视性的贸易措施的使用正在迅速扩展和加强,并且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上述状况将会进一步强化。

3 中国面临的世界贸易竞争问题

3.1 低价竞销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再加上大多数中小企业缺乏长远目光,只注重眼前利益,在争取国外订单时,出现了竞相压价恶性竞争的局面,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持续下降,恶化了贸易环境, 使中国外贸出现了“贫困化增长”。从长期看,低价竞销会导致出口倾销的发生,引起其他国家对中国产品采取反倾销措施,给国内经济的发展带来危害;长期的低价竞销会严重削弱企业的应得利益,不利于企业的产品升级,使企业长期处于贸易链的低端位置。

3.2 贸易摩擦

由于国际贸易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目前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外汇储备规模过高导致了国内宏观经济失衡;同时贸易伙伴的长期逆差地位使也得各国纷纷拿起贸易保护的武器, 以各种理由对中国产品进行限制, 导致中国遭遇到的贸易保护案件逐年增加。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被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400-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影响。从西班牙火烧中国鞋到俄罗斯“拉鞋事件”, 再到欧洲排斥中国家电、纺织品, 此类事件连续不断,中国已经成为贸易摩擦的重灾区。

3.3 技术性贸易壁垒突出

由于中国在科技发展方面起步比较晚,在一些先进技术上还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同时中国的某些技术标准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目前世界经济发展迟缓的情况下,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纷纷拿起TBT的武器,限制中国产品的输入。欧盟“双绿色”指令的全面实施,已经对中国部分出口产品产生重要影响,WEEE指令导致相关产品出口成本增加2-3%,RoHS指令将使相关产品出口成本增加5%左右。2007年欧盟将实施REACH法规,将使中国对欧盟石油化工产品的出口成本提高5%以上,并将影响到下游的纺织、轻工、家电等产品出口。

4 我国货物贸易应对世界贸易新形势的策略建议

4.1 积极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和多边经贸关系

积极发展区域经济,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种种影响。为了建立良好的国际环境,我国应加快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进一步开放市场,组建区域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最终形成一个大的共同市场,使亚洲国家和地区共享自由贸易带来的经济发展机会;进一步扩大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研究,拓展我国在中东、非洲和拉美国家的进出口市场。我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地推动区域贸易合作,以最小的交易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加入WTO不仅推动我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也使我国更进一步直接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在谈判中更充分表达自己的立场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切实维护自身及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权益。

4.2 搞好对贸易摩擦的应对工作

积极妥善应对贸易摩擦,维护国内产业安全和企业利益。加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中介组织与企业“四位一体”的配合与联动,完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做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贸易壁垒的应对工作。继续争取更多国家承认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注重研究用好世贸组织规则,依法运用各种贸易救济措施,保护国内产业。密切跟踪贸易救济措施实施后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影响,指导企业及时调整结构、增强竞争力。研究借鉴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的相关法律和案例,科学规范案件调查与裁决程序。

4.3 调整出口商品结构

我国应加快进出口商品结构调整和升级。要建立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出口商品结构,使我国出口贸易向节约原料、节约资源的绿色结构型发展,鼓励和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及可实现资源替代的产品出口。出口产品的开发重点应放在绿色产品、环保技术与食品、环境标志产品三类产品上,并使绿色食品的出口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导向型产品。我国要加强对高能耗、高污染以及资源性产品出口的宏观监测,充分运用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手段,包括取消出口退税,征收出口关税、资源税、污染费等,有效限制这类产品的大量出口。这些产品出口高速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对于能源、原材料的需求矛盾。因此,对该类产品应继续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控制措施,以弥补国内资源、环境的消耗。

4.4 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高增长,伴随着资源的高耗费、环境的高污染、生态的高破坏。今后,中国应该在保持外贸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稳定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限制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品出口。要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国际营销网络,不断提高出口档次和效益。要继续推动加工贸易升级,优化加工贸易结构,进一步控制资源类产品的加工贸易。积极扩大国内短缺资源进口,完善大宗产品进口协调机制。鼓励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国内制造业的技术改造。现阶段中国工业的发展应实行双重战略,即在工业发展的主要部门采用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增长方式,在工业发展的普通部门实行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方式。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改善生态环境等问题相结合,积极鼓励外商继续投资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劳动密集型项目和环保产业,促进我国生态产业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1]杨圣明. 试析国际贸易失衡问题[J]. 时代经贸,2008,(1).

[2]许瀚文. 2007年我国贸易顺差情况分析[J]. 中国对外贸易,2008,(2).

第7篇

对孩子的期望要适当

春节里的礼仪和礼貌往往显得格外重要，所以父母对孩子在春节里的表现也会更严格些。但是这种过高的期望却不利于孩子礼貌的培养，严重的还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冲突。孩子在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性格心理特征，父母对孩子的礼貌表现的期望要适当，如2岁以下的孩子以自我中心，不会轻易理会他人的意愿，过分期望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懂得太多礼仪是徒劳的；6岁前的孩子的注意力和自我控制力比较差，要求他完全安分守己地坐在餐桌上也是不可能的。

及时、明确地表扬孩子

一般来说，孩子都有表现欲，在人多的地方，为了赢得他人的表扬，常会努力表现自己，做到举止恰当、有礼貌，这时候如果父母能够及时、明确地给予表扬，则能很好地强化孩子的礼貌行为。如当孩子很主动、友好地和人问好时，父母要主动表扬孩子：“妈妈很喜欢你今天跟陈叔叔问好的样子，真有礼貌呀！”“大人说话的时候你能自己一个人安静地玩，不插嘴，真是个礼貌的孩子。”

耐心地提醒孩子

由于孩子的忘性大，自控能力差，往往在刚开始能够按照家长的要求去做，但是很快就会出现“失礼”的行为。这时父母不应该理解为孩子是故意的，而对孩子发火或显得不耐烦，正确的做法是和颜悦色地提醒他。如当孩子吃饭时候敲碗，父母可提醒他：“刚才妈妈告诉你了，吃饭的时候不能敲碗，这是不礼貌的行为哦。”从而提醒孩子要注意礼貌。

第8篇

一、抓教育、强素质。局机关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机关人员中牢固树

立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办事讲效率、工作讲质量、行政讲成本的意识，勤俭节约、自觉节能。切实改进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各处室进一步强化工作人员时间观念和岗位意识，坚决纠正办事拖拉、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的行为。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

二、抓制度、明责任。制定针对性措施，以制度创新为抓手，逐步实现以制度管人管事，进一步建立健全节约型机关建设长效机制，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各处室要按照各自的工作职能和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切实把各项资源节约工作的措施落到实处。分管领导负总责，各处室负责人具体负责，把资源节约工作落实到日常工作中。

三、抓考核、重长效。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进一步健全考核机制，将资源节约责任和实际效果纳入目标责任制和干部、职工考核体系中，并形成一种长效机制。局机关内部建立定期统计分析制度，按期准确地统计本单位办公用品、水、电、车辆使用等资源消耗的数据，监督机关内部资源消耗情况，针对消耗大的问题，及时总结，提出办法。

四、抓落实、促成效。从1月份开始，从以下七个方面开展建设节约型机关活动：

（一）节约用水。节约每一滴水、人走水停，随手关好水龙头，加强用水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严禁跑冒漏滴，坚决避免长流水现象的发生。

(二)节约用电。节约每一度电，在自然光照较好的条件下，要尽量少用照明灯具，最后下班的工作人员要自觉及时关闭电源。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用电设施在下班时要及时关闭，并尽量减少待机时间。严格控制办公室空调温度，做到夏季不低于26摄氏度、冬季不高于20摄氏度；空调房间要随手关闭门窗。办公室无人办公时做到不开灯、不开空调，杜绝能耗空放现象。

(三)节约用材。要重点做好节约用纸工作。打印机支持双面打印的，要尽量使用双面打印。加大局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力度，特别是要充分利用好个人邮箱系统。减少纸质文件发放量，各类文件处理能在局域网进行的，不发纸质文件；简报类、通知类、告知类文件只发电子文件。减少文件复印量。移动硬盘、U盘的使用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节约每一支笔，提倡钢笔书写，一次性笔尽量少用或不用。规范办公用品购买、申领、登记制度，严格控制发放数量，每半年公布一次办公用品申领情况。

（四)节约用车用油。加强车辆调度管理，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一般性公务活动时，尽可能乘坐公交车，参加同一活动的人员用车尽量集中，统筹安排，尽量不要分别派车。公务车在使用前，控制好开启空调预冷时间；在非使用状态下，公务用车不得开启空调。驾驶人员要注意维护好车辆，保证行驶安全，提倡驾驶员自己清洗车辆，每季公布行驶里程和百公里耗油数。严禁驾驶员私自出车，不经各线分管局长与局办公室同意，视为出私车，驾驶员负相关责任。

（五）节约每一分电话费，加强办公电话管理，严禁用办公电话聊天，使用电话时尽量减少通话时间，节约通信费用。

第9篇

1、建议将光猫重新启动，查看pon灯能否常亮。如果一直无法常亮，一般是线路设备原因导致，建议拨打客服热线咨询处理。

2、具体说明一下：要看是什么颜色闪烁，如果是绿色闪烁，说明光猫能收到光，但是没有信号，这个一般是运营商的设备问题引起的原因，一般是运营商设备故障或主干线路断了，这个你需要打电话给运营商咨询。如果是红色闪烁，说明光猫收不到光，也就是光交箱到你的光猫这段线路故障，也就是线路问题，可能是线路断了的原因；

3、PON等亮只能说你的光路是通的，上不了网还是你的内网的事，光猫的PON亮，LAN也亮才能说明你的网络连接好了。你的猫直接连的电脑还是路由器。如果光路不通的话是PON不亮，IOS红灯闪烁。你的情况是需要看检查一下你的内连设备。

（来源：文章屋网 ）

第10篇

2003年7月，贵州人陈长胜听说黔湘源冶化公司正准备招商引资，就自荐说自己认识广西某银行的行长，引资不成问题，只是事成之后要给予2%的提成做为奖励。听说陈能引资，公司答应了陈的要求。不久后，公司派业务经理周某陪同陈一起来到广西。到柳州后，陈推说行长不在，两人在柳州停留了一星期。但“行长”迟迟不见回来，周提出回贵州。陈便游说周将该公司的营业执照、基建投资表等材料复印件留给他，由他来帮助该公司办妥引资事宜。周于是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留给了陈，独自回了贵州。

之后，陈让人帮其伪造了一份“汇丰银行同意资助该公司一亿美元”的通知书。拿着通知书和黔湘源公司的相关复印件，陈找到了在柳州的朋友刘某夫妇。陈告诉刘夫妇俩，银行已答应投资，提成2000万美元已是“到手的鸭子”，但苦于目前手头比较紧，后期还有一些手续没办妥，需用钱来打点，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看到这些白纸黑字的凭证，刘夫妇俩相信了陈。之后陈多次以引资为由，向他们借钱，从2003年至2004年2月15日，陈向刘家共索要了10.2万元的活动费。但今年春节过后，陈就没了下落。刘于是向警方报案。5月5日，柳州市柳南刑侦大队的侦查员在贵州凯里将陈抓获。

第11篇

商贸业是服务业的基本组成部分，是支撑和促进内外贸的载体，是实体经济中与商品交换直接关联的产业经济活动的总和。金融危机后，重新认识和充分发挥商贸流通服务业的影响力已成为当前国内各地区关注的重大前沿问题，更是践行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落实十七大一系列战略意图的全局性问题。宁波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商贸城市，如何根据形势的变化，使传统商贸得到巩固提高，新兴商贸迅速发展，谋划好传统与新兴商贸这两篇文章，为宁波商贸流通业又好又快的发展，争占行业发展新的制高点。新机遇

金融危机暴发之后，世界经济出现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经济动力加速向“内”生转变，一些国家尤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纷纷调整发展策略，积极培育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从我国现有消费率水平看，明显低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差10-20个百分点，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消费率相比，相差近40个百分点，扩大内需、转变发展方式势在必行，而且潜力巨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进行调整，重心从投资和出口逐步向消费转移。国家宏观政策为商贸发展营造了新环境。

2010年经济工作部署和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调整结构，突破口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加速城镇化将成“十二五”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宁波的情况看，城镇化水平正处在向上跨越的关键时期，农村消费已经出现一些令人欣喜的变化，消费增长水平越来越逼近城市，去年余姚农村消费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城市。为了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国家在2009年开展了家电、汽车下乡等活动，取得良好效果，而宁波农村市场的政策效应更加突出，“家电下乡”共售出家电13.8万台，销售额达2.87亿元，销量稳居全省各市之首。说明宁波农村市场已经在全国率先启动，这将成为宁波扩大消费拉动内需最具活力的生长点。

宁波人均GDP连续两年超过10000美元。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宁波居民消费已经基本完成由生存型向发展型的转变，宁波消费需求升级正在为商贸发展创造新的空间。从国际经验看，此阶段的消费率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持续上扬的态势，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去年，宁波汽车类商品销售持续旺盛，全年限额以上批零业中汽车类商品实现零售额239.5亿元，增长31.2％，增速同比提高29.5个百分点，汽车消费的井喷式爆发，正是宁波消费需求升级的一个明显信号。

世博会被称为“经济领域的奥林匹克”。上海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不仅给上海带来加快建成世界级大都市的历史机遇，也将为其周边的城市加速发展提供重要机遇。宁波将通过全方位、多渠道参与上海世博会的各项活动，包括滕头进入世博会“城市最佳生态实践区”展示、承办世博会首个主题论坛、举办世博会宁波“友谊日”活动、镇海后大街社区入围“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示范点、举行世博会宁波宣传周等，展示宁波城市形象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分享世博成果。

新挑战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为了应对危机，都加大政府拯救力度，但大规模财政投入和超宽松货币投放，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对此，各国已开始减少政府投入、收紧流动性，企业和市场自主恢复的压力加大，复苏的步伐可能延缓。此次危机是全球“需求―供给”结构失衡的总爆发，要完全扭转这种结构性矛盾，需要各国生产与消费模式的转变调整，这将是一个较长而复杂的过程。从国内看，经济虽总体回升向好，但基本面尚不稳固。国家推出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确保了保增长目标的完成，但并没有改变我国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方式，潜伏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并没有因为形势的暂时好转而消失，相反，它们很有可能在危机后的某个阶段里加剧。在全球总需求萎缩的大背景下，我国依托外贸出口、经济“大进大出”式的快速增长模式受到制约，难以持续，但要真正实现由外需向内需拉动转变，由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型，又任重道远。

为了消除危机的负面影响，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了密集的刺激消费政策，财政资金也从各方面给内贸工作给予贴补。在政策的刺激下，去年宁波的汽车、家电、住房等方面的消费强势上扬，形成了近年来的一个消费波峰。2009年宁波社零之所以能达到15.9％的增幅，正是得益于汽车消费的大幅增长，从宁波社零的构成看，汽车的销售额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一。但这些耐用品消费使用周期长，更新换代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刺激效应将逐步递减，特别是汽车和住房相关优惠政策退出后，消费能否继续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中国最终消费占C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一直呈下滑趋势，究其原因，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确定，为可能出现的失业、医疗支出及养老等进行储蓄，挤占大量即期消费空间，这是制约消费增长的重要瓶颈。虽然国家在宏观政策上，将重点调整公共财政支出方向，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购买力，夯实消费增长的基础等，但这些政策在短期内难以带来根本性的改观。因此消费增长的制约瓶颈在短期也难以实现突破。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开始对超前消费、过度消费、负债消费模式进行反思和调整，并进入“再工业化”，增强生产能力，增加国内供给，这使得世界经济复苏的同时，全球总需求也呈萎缩态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了弥补外需的不足，2009年，宁波率先提出了在全国重点城市设立宁波名品直销中心的拓市场思路，先后在南昌和重庆成功开设宁波名品直销中心，吸引了126家宁波知名企业入驻，销售额突破3亿元，成为宁波商贸服务生产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一大亮点。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各地把开拓市场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国内，国内的区域竞争更加激烈，开拓国内市场的难度将更大。

新思路

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宁波商贸发展必须认清形势，更加注重商贸流通服务经济大局，针对宁波市地处国内市场网络末端，区域经济特色明显的实际，不断强化商贸流通为生产服务的功能，提升商贸流通业区域集聚和辐射力，适应宁波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12篇

关键词：皮毛材质；表现形式；艺术创作

由于艺术创作的需要，皮毛材质在当代艺术创作中产生了很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总结一下，主要有以下几类：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美学视野下的人体毛发、活体动物在艺术创作中的介入、人造皮毛与其他皮毛材质。

一、最基本的表现形式

皮毛材质的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一种常规的表现形式，也是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包括动物皮毛挪用（见图1-1）和动物标本（见图1-2）。

图1-1 《墙上的动物》

图1-2《唱》

二、美学视野下的人体毛发

人体毛发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充满了极其丰富的社会、宗教、文化和情感价值。从物理性质上来讲，人体毛发同动物皮毛一样具有相同的特点，美学视野下的人体毛发是皮毛材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2007年8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内展示了一大堆人类毛发，总重量430磅，共计42350人无偿为艺术家提供了这些材料。这块庞大的毛发织物就是谷文达的新作，被腾空悬挂在学校图书馆的大厅入口处。谷文达自1993年起就开始了以毛发为材质的艺术创作，这成为他以后创作最理想的材料，一直运用至今。

《黑金》是谷文达的另一件作品，是作者以作品以中国人发为材料编织而成的彩壁，长达25公里的。头发是从全国各地收集过来的，作品前后历时三年时间。同时他把中国人的头发研磨做成了墨粉，作为一种绘画工具。

三、活体动物在艺术创作中的介入

在当代艺术作品中，其创作材料无所不用，在某些艺术作品中，尤其是行为艺术，观众会看到有活体动物介入到其中。由于大多数动物身上生长有皮毛，在这里，我把活体动物看做是一种特殊的皮毛材质，是皮毛材质的特殊表现形式之一。

因为有活体动物的介入，使某些作品充满了滑稽和戏剧性，让作品第一眼就会内心一笑，笑过的一瞬间，观众便会受艺术作品的引导进入到对某一问题的思考。这就是作品的精妙之处。这类作品往往揭示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1994年作品《文化动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一个铺满了书籍的猪圈里面有一公一母两头猪，母猪身体皮肤描有汉子，公猪身体皮肤描有英文，公猪不停地趴在母猪身上做的动作。公猪累的气湍吁吁的，但还是卖力的趴在母猪身上做的动作。整个作品呈现出一个完美有活体动物参与的场景，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官刺激。通过这样一件充满智慧和巧妙地作品，提出了西方文化对本族文化的侵略，和奴役观点。

四、人造皮毛与其他皮毛材质

任何一种材质都有其独特的属性和品质，艺术家把任何一种材质运用恰到好处都可以创造出精美的艺术作品。人造皮毛和其他皮毛材质同样如此。他们同样是皮毛材质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人造皮毛、棉絮以及泥浆等这些随手可得的材料在英国艺术家马修·阿尔巴内西手里变成了壮美的自然景观，他的作品包括日落中起伏的草原和阴森恐怖的龙卷风等。尽管这些作品尺寸都非常小，但制造出来的效果却令人惊叹不已。瑞贝卡·霍恩是德国顶级装置艺术大师，她善于将利用鸟类羽毛做装置作品。著名的作品就是其身体“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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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春风、程晓东材料之思—论材料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D]，百度文库2011-03-17.

第13篇

孙立坚：首先非常感谢交大安泰管理学院给我这样一次好的机会，庆祝学院25周年的庆祝活动能够参加。因为时间有限，利用宝贵的机会大家交流这个想法，这个想法也是在很多其它的场合当中有这样的思想，另外我们也在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

今天主要是三个部分，简单就是三个方面的观点合成，主要的题目就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的金融开放战略。首先第一个，我想谈一下东亚后危机时代，包括中国我们在思考刚才所有的专家提到经济增长的反思。这个不展开了，很多研究都提到这样的问题，包括北大也搞了这个论坛，很多专家都提到了亚洲的经济成长有其特殊性。一个是政府在投资环境上的改善，另外一个就是亚洲充分利用劳动力姿势。看看东亚的增长。在这一次危机之后的反思，这次危机特别在意利率和汇率。如果你看利率的市场，是在89年才开始的，现在才取得战略，又回到市场化以前的思路。另外一个，我们的汇率市场化都是很广，亚洲非常特别就是在于利率和汇率，这些东西又是金融体系发展的最基础的架构。

亚洲现在最大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汇率和利率的问题。包括日本在泡沫经济崩溃以后也是采取像美国这样的做法，引进了美国的想法和经验，彻底改变了原先在锁定汇率和利率的要素价格的基础上发挥制造业的竞争力。后来这条路走到尽头了，日本的解释是由于自己资本市场的复苏，刚才何帆也讲了。主要想把资产负债的情况转变过来。但是事实上背后还是想到了一个问题，对外讲是讲改善金融体系的做法，需要恢复资产的价格，实际上最深层的想法还是想知道通过全球资本移动处于一个竞争的优势，这个优势是放弃汇率所带来的财富效应，能够在国际市场上保持制造业的优势。在08年8月底。美国现在的政策是解决了流动性，日本一下子从有竞争力的汇率到大幅度升值，使得日本的制造业遭受重创。日本为什么会采取一直保持这个政策呢?其实更多是受到了制造业的压力，是希望自己的汇率有竞争的优势。美国也非常清楚。一个是通过资产市场操作，还有直接管制汇率，很多国家也是东亚国家看到了对自己企业制造是非常的重要，这个经济增长很大程度是通过金融抑制战略来实现的。还有一个结果，这种其实是副产品，具体原因不讲了。

第二个观点，金融的脆弱性，无论是发展快的日本和韩国，对自己本国储蓄的配备能力还是中国大量的储蓄是从资本市场也好，还是从银行体系这种配置非常糟糕。以前的日本采取捆绑式的体系，我主要讲中国，中国为了把制造业打出国际市场，能够在国际市场发挥竞争力，我们大量引进外资，缩短了经济增长的路径，在这个当中看到外资重要的信号。我们很多银行看外资走到哪里，这里很多的研究表明了亚洲这种利率的控制以及配置资源的价格带来的负面效果，实际上银行的体系和资源配置带来的财富效应，这些问题都受到的严重的影响。在这种锁定要素价格的情况下，带来的情况像中国流动性过剩，这种流动性过剩在07年情况非常严重。刚才大家都在讲在流动性寻找新的去处。流动性可能是致命的问题，这是我们07年经历过的。汇率是经济发展重要的支撑作用，这个问题必然存在，日本也是这样，通过利率锁定自己的汇率优势，造成了大量的套息交易。虽然大量资金进入中国的市场，一个是出口带来的。还有外资看到中国扭曲的价格市场，这里有套利空间的存在。

中国最糟糕是大量扶持经济增长的模式带来的副产品是什么呢?国家拥有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是利用的效率非常低下。吴教授在做怎么样把外汇储备利用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的也是这个问题，当我们国家在扶持经济增长无处进行投资，目前是没有办法的，这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必然的代价，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个观点怎么办呢?目前的情况我想借用吴老师的微笑曲线，国家意识到两类事情要做，一类事情就是中国要改变锁定金融资产要素的价格，这种增长模式要改变，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微笑曲线走出低谷，往左边走，要抓定价权。另外一点，现在全球化的环境下非常清楚将来的市场可能移师中国。如果我们没有能力这个市场是以贸易差为代价拱手流给国外市场，国家已经意识到了。性外一点，我们国家从产业链的低端向右边走，我们今天中国经济的规模在做大，中国经济的市场在培育起来，世界在围绕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但是我们的货币支付却是第三方的美元。今天没有别的选择，做我们自己财富，却要拿美元，这是非常大的悖论，国家希望这个往右边走，中国自己创造的财富自己来管理，而不是第三方货币结算。

第14篇

关键词：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实践能力；人才需求

一、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的含义以及需要具备的实践能力

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是指能够将自身所掌握的国际贸易专业理论知识应用到国际贸易具体实践中的人。而社会对人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类，从生产或工作活动的目的来分析，现代社会的人才可分为学术型（理论型）、工程型、技术型和技能型四类。应用型人才是相对于理论型或学术型人才而言的，其本质特征是具有专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实际应用能力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的实践能力，应该满足和符合就业市场需求与发展趋势。从而可确定为两个方面：即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

（一）专业能力

1.国际商务谈判能力

国际商务谈判能力是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与外国客户达成交易的基础。国际商务谈判是国际货物买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签订买卖合同的必经阶段，而在国际货物买卖中，商务谈判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它比国内贸易中的洽谈交易复杂得多。因此国贸人才在这方面应具备过硬的专业素质及能力。

2.贸易流程操作能力

贸易流程操作能力是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熟练的掌握贸易流程才能够在工作中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错误，节省时间，提高工作效率，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贸易流程主要包括国际贸易流程，进出口价格核算，买卖合同的签订，信用证业务操作，单据缮制与审核等。

3.国际营销基本能力

国际营销基本能力是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能够得到所在单位重视并得到长远发展必备条件。国际贸易人才不仅应该具备一般的市场营销的知识和技巧，而且还应具备开拓国际市场和争取外贸订单的能力。因为国际市场营销是国内市场营销的一种延伸和集合，在处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条件下，国贸专业人才应该采用不同的营销手段，把眼光放长远，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市场。这就要求国际贸易人才应具备国际市场开拓的知识和技巧，积极的开拓市场和争取订单，积累一定数量的客户群，并将客户分级统筹管理，再做有针对性的沟通。

（二）综合能力

1.合作沟通协调能力

合作沟通协调能力是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在工作中应具备的一种基本的团队精神素养。根据我们的实践与理论上的理解，合作沟通协调能力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表达理解能力，这意味着一个人是否能够清晰的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其次就是理解他人的表达，一个人的表达能力，也直接的证明其社会适应的程度；人际融合能力，这表明了一个人是否能够体验到人的可信以及可爱，让身边的人乐意接近与相处；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意味着一个人是否能在工作中遇到棘手的问题积极从容的处理。

2.现代办公操作能力

现代办公操作能力是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在办公过程中应具备的一项基本技能。现代化，信息化的办公模式要求国贸专业人才掌握的一些基本的现代化办公技能，如速记，校对，使用各种先进的数码产品的能力；一定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知识，文字编辑、表格处理、图片和图形处理的能力；使用电子邮件系统，接收，发送和处理相关客户的邮件的能力。

3.商情判断基本能力

商情判断能力是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洞察国际市场形势的一种必要的思维能力。就国际贸易人才来说，必须具备清晰地认识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的能力，能对其进行准确评价并进行正确决策的思维能力。国际贸易人才应具有透过复杂多变的现象，抓住问题的实质，迅速分析并作出判断，采取必要的措施，果断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以及顺应国际市场的发展，与时俱进的能力。

二、应用型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供需状况

（一）就业市场对应用型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具体需求

1.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思想品德素质。职业道德和思想品德素质，集中反映国贸专业人才应具备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职业道德以及人生观与价值观、道德修养、个性人格等思想品质，是评价和判定国贸专业人才综合素质的首要条件和基本前提。

2.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务操作技能。用人单位对外贸人才的新需求首先表现在不仅要能掌握最新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有一定年限的实务操作经验，同时必须持有国家颁发的资格证书。通过调查，企业对跟单员、报关员、单证员、报检员都要求持有国家通用的资格证上岗工作。

3.客户沟通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用人单位所要求的人际沟通能力不仅仅是具备一般的客户沟通技能，而且还要求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作为外贸企业，面对的客户群体更加的多元化。客户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就要求国际贸易类从业人员注重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别，对目标国（地区）的经济、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知识有良好的储备。

4.良好的人际沟通和团队合作意识。这里所指的人际沟通是公司内部人员的沟通，良好的人际沟通和团队合作能力能够激发员工的的工作积极性，处理协调好各方面关系，才能够高效率的工作，为公司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调查得出，用人单位更加重视具有人际沟通能力以及团队合作意识的应聘者。

5.持续学习和价值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素质，集中反映了国贸专业人才应具备的职业适应能力、业务拓展能力、知识更新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是从更高层次上提升和评价国贸专业人才综合能力素质，旨在反映国贸专业人才的社会适应能力和自身创造力。用人单位认为国贸专业人才具有持续学习并不断更新知识，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工作中去是不可多得的。

（二）国贸人才的供不应求及其原因

从实际的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供需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增多，用人单位对国际贸易人才需求大增，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却难以招到符合要求的人才，学生难以就业。出现上述状况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机制落后导致能力欠缺

在急剧变革的世纪，工作环境、人际环境、思想环境的动态变迁和国际化、开放化的社会环境的形成，对应用型人才的适应能力，公关能力和合作能力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现在大多数普通本科院校国贸专业的培养都注重学生在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等宏观方面的理论知识掌握，对于国际贸易具体业务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实验教学、生产实习等一线生产实践的结合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也未对口社会。

2.定位不清造成就业困境

应用型人才的知识结构是围绕着一线生产的实际需要加以设计的，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等基本工作环节上，要特别强调基础、成熟和适用的知识，而相对忽略对学科体系的强烈追求和对前沿性未知领域的高度关注。在能力培养别突出对基本知识的熟练掌握和灵活应用，比较而言，对于科研开发能力就没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致力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大学在构建各自的人才培养模式时应以适应市场需求为导向，更多地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需要定位和坚持理论知识学习与实践训练相结合的培养模式进行培养，而不是目前大部分高校的现状-味地追求厚基础，而忽视专业应用能力培养，造成毕业生的高不成，低不就。

3.模式重叠限制各异发展

当前我国大部分普通高校国际经贸专业课题体系设置上基本沿袭了传统的三段式模式——以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三段组合而成，缺少谈吐应对，团队精神等能力的特色培养课程。高校理论课程体系设置的趋同性，也就导致国贸专业学生竞争力上的无异性，由此产生的能力上的结构性的矛盾加重了人才的竞争和就业难度。再看实践能力的锻炼，目前所有高校国贸专业都有各种类型的实习教育计划，但大部分采取的形式为教师带领学生与工厂、企业进行简单的参观，很少安排实际的操作练习。

三、对高素质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

（一）重点加强专业外语能力，积极实行双语教学

双语教学是在教育过程中，将英语作为教学的语言和手段而不是教学的内容，有计划、有系统地使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体进行教学的模式。学生的英语能力就这样潜移默化的学习与运用中提高了。在教学中应该加强专业英语的实践训练内容，让应用型国贸人才与企业需求接轨，与国际接轨。

（二）理论与应用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接轨

“学以致用”既是学校教育的目标，也是学生学习的目的。学校的教育要与社会实践接轨，就要加强实践教学环节，要重点考虑如何将实践环节更好地落到实处，使实践教学同理论教学较好地融合在一起。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课证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对于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而言，取得一项甚至几项外贸行业的岗位资格证书，是他们找到工作岗位的敲门砖。这就要在教学中使专业教学的内容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考试内容及职业岗位要求相融合。国际贸易专业职业考证项目主要有： 外销员、外贸业务员、国际商务单证员、外贸跟单员、报关员等。

第二，实验室模拟与校外实训相结合。要求学生以模拟具体商品交易为背景，从外贸企业的注册开始完成外贸业务函电的草拟，商品价格的核算，交易条件的磋商，买卖合同的签订，信用证的审核、修改，出口托运定舱，出口货物投保，出口货物报验，出口货物报关，出口制单结汇等完整的进出口业务操作。学生通过虚拟操作或角色扮演，亲身经历国际贸易进出口业务的流程及各个环节应该注意的问题。这样书本上的知识体系就更好的与实物相结合了，从模拟实践中发现知识上的漏洞，弥补不足。

第三，走企业和学校共同培养人才的道路。企业是学校生存的依靠、发展的源泉；学校则是企业发展的人才库、技术革新的思想库。人才培养可由校企共同承担，学校负责理论教学，企业负责实践教学，并可为毕业生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大型企业一般都设有实训的生产岗位和企业培训中心，中小型企业则提供实际的生产岗位，为在校学生的实践活动提供切实可靠的保障。在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必须与外贸企业保持密切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合企业和社会要求，能够迅速胜任外贸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三）完善教学体系的建设，借鉴发达国家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在教学体系的建设方面就要顺应市场的需求，在以就业为中心设置课程，培养宽口径复合人才的指导思想上，设计科学、系统、合理的教学体系。在“以学生为本”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基础上，从知识、素质和能力三个方面，建立一切为了学生，适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的课程新体系。新体系要把掌握专业理论知识能力的培养，操作能力、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有机融合起来，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在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培养上，还要注重本土化和国际化的协调。借鉴发达国家人才模式，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一，实行新的办学理念，注重培养具有批判精神的创新能力人才。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开展脑、手、脚、和心协调发展的教育。一方面，学习文化知识，掌握基本的专业素养，并且在教育中赋予学生某种谋生技能和技巧，另一方面，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重视学生思维模式的自主独创性，鼓励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发起对知识和权威的质疑、批判精神以及对知识的拓展和创新能力。

第二，提倡“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重视培养应用型人才。在课程设计，教材处理以及学习过程中贯彻“以人为本”教育理念。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学生处于中心地位，是教育的主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仅起引导作用。注重学生学的需求，充分挖掘学生潜力。另外，强调学习要与将来所从事工作的相关性，学生应该把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践技能的熟练运用相结合。反对死记硬背的的片面的知识学习，学校应该多开展灵活的教学活动以及调研报告。

第三，实行“双元制”教育体系，走现代化学徒制。双元制的教育体系是企业与教育合作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同生产紧密结合。双元制教育形式下的学生大部分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践操作技能培训，而且所接受的是企业目前使用的设备和技术。培训在很大程序上是以生产性劳动的方式进行，从而减少了费用并提高了学习的目的性，这样有利于学生在培训结束后随即投入工作。

参考文献：

（1）杨延杰.地方本科院校与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问题探讨2010（6）

（2）田俊芳.国际贸易专业“课证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思考[J].经济管理者，2010（16）

（3）孙滔.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企业导报[N]，2010（2）.

（4）李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设计研究[J].商业经济，2010（2）.

第15篇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就业结构；劳动力

一、刘易斯拐点的提出

美国学者，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指出，在经济发展初期，国家和社会存在二元结构，尤其在经济方面，一个是以传统农业部门代表的维持生计为主部门，其生产方式是传统的；一个是以城市、工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的资本主义部门，其生产方式是现代的。传统的农业部门人口比较多、增长也比较快。但随着农业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其边际生产率就比较低，有时甚至是零。农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比较低，只要是工业部门提供给的工资能够稍微大于其最低生活水平，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就会向工业部门流动，为工业部门提供大量的劳动力。所谓的劳动的无限供给指的是劳动了供给曲线在在既定工资水平下具有无限弹性。工业部门提供的的既定工资指的维持劳动力生活需要的最低生活水平。

一方面劳动力数量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趋近零。这时，农业部门中的大部分人口实际是在隐性的状态。当工业部门提供工资大于农业部门的最低生活水平时，农业部门的大量过剩的隐性失业农业人口就会转移工业部门，工业部门也会随着农业部门人口转移扩大规模。从工业部门提供的工资水平上来看，劳动力可以无限的的供给是，工业部门可以从转移人口工作获得利润转化为新的投资，这样工业部门的规模就会越来越大，总有一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会全部转移吸收完，这时如果要再吸收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待遇，这样的提高也许就是直线上升，经济学上对这种现象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北大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认为，一度低成本劳动力充裕的中国正在迈向“刘易斯拐点”，这种态势可能迫使一些制造商转向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集中在中国的全球制造业活动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指出，按照数据推测，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红利现象，应该可以持续到2015年，但是目前来看，好像这种提前终止了。从近些年出现的的越来越多的用工荒和企业频发的停工时事件来看，拐点已经到来，其根本原因就是现在的泡沫经济。

二、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原因分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2012年10月20日召开的新闻会上说，去年我国实现了城镇新增就业1221万人，属历年最高。但目前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一方面，我国的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2012年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达2500万人，比“十一五”时期的年均数多1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80万人。另一方面，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招工难民工荒和就业难人才缺并存。反映在现实中，不但是技术人才短缺，普通工人也短缺。据推测，随着经济社会的的发展，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现象更加趋于常态化，而且有从沿海向内地蔓延的趋势。同时，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对就业影响加大。

所谓就业结构性矛盾，指的是我国劳动力供给中总体的量的过剩和就业过程中的结构性短缺并存的现象。理解我过劳动力总体过剩背景下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根据刘易斯的分析逻辑，要从我国的现代化过程着手。改革之初，我国属于典型的农业国家，无论从农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看，还是农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的比重看，我国都属于典型的农业国。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前进，自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大量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推进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价格低廉的农村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是30多年的改革，就就业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趋缓，近年来更呈现出短缺的趋势，2009年以来，发达地区开始出现“用工荒”的现象。似乎刘易斯拐点理论能很好的解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这种现象。但是笔者认为，造成我国劳动力市场呈现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成熟性。归结起来，有以下原因。

首先，在农民工就业体制上，我国企业的用工方式过于注重年轻化的劳动力。多数企业在招工时把年龄压低到35岁以下，而根据我国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35岁以上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近60%。目前劳动力市场缺乏制度化或者政府知道监管不够，导致劳动力进入市场门槛过高，门槛过高导致用工制度不合理，其本身就是劳动力大量过剩。近些年，各地出现的用工荒并不是中国劳动力红利的终结，也不表明刘易斯拐点的出现，而是我国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现状的弯曲的体现。人力资源的浪费是不经济的行为。一个国家劳动力再富裕，劳动市场只依赖年轻人也不可能长期持续。近年来的“用工荒”反映的就是企业的这种用工方式矛盾日深，基本到了尽头。在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作用下，一些企业招工年龄由35岁左右已经向后松动，这是必然趋势。从国际老龄化国家看，中高年龄劳动力总体得到了更充分的利用，有报告指出20世纪80年代日本中小企业吸纳了更多中高年龄劳动力。从总量看，我国远没有打到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阶段，劳动力总量的过剩在我国还会长期存在。

其次，劳动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是造成劳动力短缺的原因。“民工荒”意味着劳动力供小于求，市场会依据供求双方的博弈结果自发上调均衡工资水平。但事实表明，低端简单劳动供给者因替代性强而不被企业重视，工资水平仍旧偏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所以“民工荒”不能指望企业单方面解决，必须要有调控部门的积极介入与引导。

第三，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滞后于市场的需求，造成结构性的矛盾。我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加速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对我国的劳动力供求提出新的要求。从产业角度看，一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还很脆弱，农业劳动生产率还很低，造成农业劳动力素质偏低且数量巨大；加之现有的土地制度和土地经营模式，使大量劳动力还不能从根本上离开土地，阻碍着劳动力的市场化。二是我国第三产业还很落后，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还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就业比重都远远落后。而由于技术的落后，生产部门多以加工业为主，吸纳的也多是低素质的劳动力。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知识型，技术性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的现象日益突出。

三、解决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加强高层次、技术型人才的培养

我国目前就业结构中的突出矛盾是高层次和高技术人才的严重短缺。随着我国向创新型国家的转变，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创新型科技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加快人才培养投入，推进重大人才工程，深化就业制度改革，取消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努力营造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和社会环境，激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从制度层面创造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工业化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更大。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的推进，迫在眉睫的是解决目前最严重的技术人才短缺问题。通过对劳动技能的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比重，

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在现阶段，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做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和退役后返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对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同时，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推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促使农民工平等就业、素质就业、稳定就业。

（二）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成本

我国改革之所以能够稳定推进，是和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相关的。就保护农民工权益而言，改善农民工待遇，必须打破户籍瓶颈。我国社会存在的的固有的二元结构应该尽快突破，在那些经济实力强、发展比较迅速，外来人口比较多的地区，要首先突破二元结构，特别是户籍制度，设定一些比较符合常规的条件允许农民落户城市，给以农民工在生产、生活上和城市人一样的待遇。

要大力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目前进城的农民工，面临的环境比较差，工资待遇低、劳动时间比较长、劳动强度比较大、劳动合同的签约率也比较低，无法参加社保，子女入学也比较困难等。这样就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农民工更多的机会，给予农民工以城市待遇，使其可以和城市职工竞争的平台，并要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这就要求政府在农民工问题上，要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要求。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要清理、整顿、取消各种对农民工的证卡制度和乱收费等不合理规定；要统筹解决好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每年要安排一定得资金用于解决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问题。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根本性保证。

（三）鼓励和引导新型劳动关系

我国传统的劳动关系呈现一元化的特征，但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过程中，市场化的劳动关系还未形成，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比较普遍，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职能确实，劳动关系很不成熟。要从根本上解决劳动者的权益问题，政府和社会就要从法理约束企业，建立固定的用工制度。一个具有责任心的企业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自身的长期发展来说，都要善待自己的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加大对职工的培训力度，最大限度的发挥职工的才能，而不是为了降低成本，随意解雇职工，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够避免未来出现的用工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也应该制定法律规范劳动力市场用工秩序，提高解雇职工的成本，最大限度的保护职工的利益；作为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要尽可能的发挥自己的力量，维护职工利益，真正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

在刘易斯拐点出现之前，或者说是在人口红利未结束之前，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或者说资方占据主动地位，而老房却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劳动力市场状况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企业要想或得越来越稀缺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待遇，提升劳动者的地位，才能够获得企业所需的劳动者。

这种劳动关系区别于过去的传统的劳动关系，也有利于新型劳动关系的形成，政府在这场重塑劳动关系的过程中，应该通过制定法律、社会呼吁和物质上的奖励，来引导积极鼓企业加强劳动者保护，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待遇和地位，并做好第三方的相关责任，包括规则制定，争议处理，危机处理等。

【参考文献】

[1]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陆铭.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蔡昉登.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4]张朝鹏，欧阳安蛟.城市进程中两栖流动人口的生活保障问题[J].经济论坛，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