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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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长期以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在于中国人口的数量控制上，快速增长的人口给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由于这些原因，长期以来的人口政策都是偏重于数量控制的，然而，近些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着强烈的改变，中国正逐渐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20世纪后期，为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由于下世纪人口压力仍然沉重，还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国策，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我国提早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第二，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第三，在多重压力下渡过人口老龄化阶段。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经济和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发达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更为艰巨。

二、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我国经济发达不平衡，人口老龄化的提前来临无疑会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和强大的压力，人的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个人养老费用占据其一生收入更大的比重；家庭要为养老支付更多的财富，社会要为养老提供更多的资源这些都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经济资源配置格局的改变。具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主要有以下影响：

（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不足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劳动力的供给一般是由总人口中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阶段，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较大，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当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大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会立即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就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在现阶段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2015年前）中国面对的将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劳动力不足。但是从2015年开始，随着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模式也有一定的影响

养老问题是社会面临的最主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老有所养”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保障，二是生活照料。从经济保障方面来看，我国城乡供养模式呈现相反的态势。城市老人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老人则以家庭养老为。与家人共同生活，便于子女供养，照料老人，也是我国老年人比较认同的生活方式。根据上海市的调查，超过95%的老年人对子女赡养和生活照料状况表示满意，同时有96%的老年人倾向于在家养老。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家庭养老模式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三）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的社会保障成本产生了重大影响

推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选择社会保障模式时，必须考虑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支出，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收入水平的变动有密切关系，但与老年人口规模及比重的关系更密切。据调查，贫困农民在脱贫后又返贫的，有60%是因病，在疾病、灾害等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商业保险，将为农村的共同富裕，尤其是为农村老人的生活保障提供必要的制度支撑。

三、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的相关对策

人口老龄化给中国带来诸多问题和挑战，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是关系到老年人的自身，而且还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应该给与高度的重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带来的挑战，需要做到适应人口老龄化直达发展的客观要求，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要及早研究和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扎实地推进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尤其是加快建立和健全老年经济供养体系，老年医疗保障体系和老年社区照料网络体系。

总之，在老龄问题日益多样化和严峻化的中国，成功的老龄化战略的实施，将是老龄观念和老龄事业的一次重大变革和尝试。老人不只是被关怀照顾的对象，也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同样，健康老龄化也不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而如何使老年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才是解决老龄问题的重要途径。我国人口老龄化热潮既是一种客观的发展趋势，也是具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解决老龄化问题，既靠我们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也要求我们根据形势发展需要客观地对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进行调整，以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王桂新.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几点战略思考[J].学习月刊，2009（23）.

第2篇

关键字：中国人口 老龄化 趋势

一、我国老年人口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43亿，预计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11.1%，年均净增高龄老人100万，增速超过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65岁以上空巢老年人口将超过51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近1／4，老年人照料问题突出。

2020年、2050年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将分别达到2200万和5300万人。那时候，我国将形成老年人口高峰，届时每3～4人中就有一名老年人。老年人口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生活无法自理的空巢老人将会成倍增加，社会总体负担加重，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确保老年人口安度晚年是一个大问题。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先期进入人口老年型的国家相比，具有老龄化发展快、老年人口数量大、地区之间不平衡、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等特点。这些新特点将给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老龄化表现出“两高两大两低”的基本特征，即高速、高龄、基数大、差异大，社区养老社会水平低、社会养老意识低的现状。与之相应的赡养问题、劳动力人口老化、抚养比升高都将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

2011年全国老龄办主任会议2月25日在云南昆明举行。全国老龄委副主任、民政部部长、全国老龄办主任李立国在此间表示，“十二五”时期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期，人口老龄化形势会更加严峻，将呈现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的新特征。

总体上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相伴随，与城乡差异、区域差异、收入差异扩大相重叠，与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相交织，这给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增加了新难度，也提供了新条件。

二、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

（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由于我国在近50年的高速发展中，很大情况得益与我国处于15-64周岁的人口比例较高，劳动力资源丰富，是工业发展前进的必要动力；而紧凑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60-80年代的人口比重较高，80-目前的人口比例较少，我们人口老年化的最大问题就是沉重的人口赡养问题，试想80年代出生的人们以后多数要赡养4个老人（父母+爷爷奶奶），或者一个家庭要赡养父母和岳父岳母。

（二）人口老年化也会带来新一轮的投资和消费变化

表现在老年化社会的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养老机构建设加快发展；老年教育、文化、体育事业较快发展，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社会老龄意识明显提高，敬老爱老助老氛围日益浓厚，老年人权益得到较好保障；老龄领域科学研究、国际交流和合作也取得新进展。同时，我国老龄事业还面临着严峻挑战，如老龄化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与老龄工作积极应对不足之间的矛盾，老年群众日益增长的新期待与老龄社会管理服务工作相对落后之间的矛盾等，需要各方面引起重视，积极予以解决。

三、解决策略

（一）完善现行生育策略

1、控制人口增长，实现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的转变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群众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都是旧的传统的生育生育观念。引起这种生育观念自发转变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还没有从根本上出现。因而要由国家采取行政的、经济的、技术的各种措施，推动和引导群众减少生育，降低出生率，控制住人口的迅速增长，努力使人口的再生产类型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生产类型，并努力使人口再生产类型达到稳定的零增长。

2、建立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政策保障体制

在我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人口政策及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应该作出及时的反应，努力创建一个促进我国人口由外生性低生育率向内生性低生育率转变的社会、经济条件。

3、教育战略地位与人口发展战略相结合

人口素质的高低影响生育意愿。人们有了文化知识就容易理解基本国情和基本国策，容易接受新思想，这也是为什么城市人口更容易接受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政策。因此，人口素质的提高能从根本上帮助人们改变生育意愿。从宏观上有利于我国人口控制，更重要的是，促进内生低生育率的转变，形成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物质基础。这就要我们大力普及教育，将教育与人口政策相结合，不断提高人口素质。

（二）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依法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解决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

从目前我国国情看，应采取国家、社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

（1）发展养老保险事业。由政府完全供养老年人是一项沉重的负担，若由人民本身负起大部分责任，将收入按照规定比例存入银行。当他们退休后得到一笔累积下来的养老金，至少可以用来维持基本生活水平。

（2）提倡家庭养老的美德。政府应提倡中国传统精神中的尊老、敬老、养老的美德，靠家庭成员供养老人家。这不止能减轻社会的负担，还可以让老年人有精神寄托，不会觉得晚年孤单。

2、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村地区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积极稳妥，不搞‘一刀切”，应尽快抓紧，平面展开。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落后的贫困地区，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

第3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险

一、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它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有三个方面。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又由于目前实行全面二胎政策，这使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快。第二，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00美元，呈现出"未富先老"，由于经济实力还不强，无疑增加了解决老龄化问题的难度。第三，在多重压力下渡过人口老龄化阶段。中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改革和发展的任务繁重，经济和社会要可持续发展，社会要保持稳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使得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对发达国家和人口少的国家更为艰巨。

中国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21世纪头10年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57%，低于上世纪最后10年一直保持的1.07%的年增长率，因此中国人口正在进入老龄化，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今，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所以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快速增长的时期。

二、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影响

1、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发展

人口老龄化使得消费转变与现有的产业结构产生重大矛盾，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老年产业的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会影响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老年人由于心理、生理上的差异，衍生出了特殊的市场需求。老年人是特殊生活用品、住房、医疗保健以及护理服务等产品的主要消费者。这些消费将会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2、加重养老负担，冲击社会保障体系

我国长期实行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家庭养老方式。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的家庭模式，抚养系数比上升并失衡，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困难。这就加重了家庭的养老负担，同时迫切需要通过国家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制度来减轻家庭的负担。也就是说，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养老保险金支出增加，国家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同时，人口老龄化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庞大的老年人口数量，对医疗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救助制度等社会保障方面的需求大大增加，而从我国的国情看，同时满足这些需求也是不可能的。这种供求矛盾的长期存在，有可能引发一系列显现和隐性的社会问题。

3、影响城乡二元结构和农业的发展

中国人口的大部分都在农村，农村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很高，从而使得农村的劳动力减少，同时大部分的劳动力人口外出打工，使得务农人口以老年人口为主，这样的人口结构状况将影响农业的发展。第一，影响农业的产业结构的优化；第二，不利于农业对新技术的应用；第三，使农业的生产率下降。这样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就影响着城乡二元结构，同时人口流动性的增强更加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而农业作为衣食住行的重要保障，一旦受阻必将会反作用于经济，使市场失灵。

三、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

1、建立更加完善的养老保险机制

随着老龄化的发展，社会对养老、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将是非常大的，这就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和医疗制度，健全以社区卫生服务为基础的老年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加强社区老年卫生工作，增加服务项目，改进服务措施，为老年人提供预防、医疗、护理和康复等多种服务。建立健全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通过医疗救助等多种渠道帮助贫困老年人参加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同时，要加强社保基金监管，进一步规范社保机构设置，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针对老年人特点提供全方位的老年服务。

2、大力发展老年服务产业

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未成年人口的消费将相对降低，而老年人口的消费将相对上升，这也是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一个新的挑战。消费市场需求的变化必然导致更多的企业和商家加大对老年人口需求和服务的研究，他们将进一步开辟老年消费市场。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兴建老年人活动的公共设施，扩大老年人活动场所，寻求更全面的老年服务项目，提高老年服务质量，促进老年服务产业的蓬勃发展。

3、大力发展经济，为其奠定物质基础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迎来了老龄化，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仍将以较薄弱的经济力量来应对老年人口比重日益增长的问题，负担较重。因此，我国要积极推动经济的发展，为建立多层次、全覆盖的老年人保障体系和养老保险制度，为老年人快乐、健康的生活提供更有力的保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才能够有能力去应对老龄化危机。

4、加大对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投入，发挥宏观经济作用

由于人口老龄化使得家庭面临养老危机，所以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减轻家庭的养老负担。政府此时需要充分发挥宏观经济调控的作用，加大对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投入，使得老人能够得到很好的救助，子女可以安心工作，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率的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应该加大对于像河南等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大省的转移支付，使其有足够的财政资金能很好的掌控人口老龄化的局面

参考文献：

第4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模式

一、背景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老龄人口作为人口中的“弱势群体”，随着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及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壮大。早在1982年，标志着“理解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人口老龄化国际会议”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举行。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一种趋势，作为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我国当然也不例外。

按照国际通行的老龄社会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例达到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报告的数字表明，截至2011年11月1日，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为1.19亿，占总人口的8.87%。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

2011年作为我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都进入了新的起点。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我们面临着诸多人口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我国对人口问题提出以下几个重点：大力提高人口出生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强未成年人保护，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已经为全国人民关注，甚至为全世界所瞩目。

自成立以来，社会经济都在稳步向前发展，而伴随其中的人口问题也日渐明显和突出。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在全区24706321的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868157人，占常住人口的7.56%，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上升2.21个百分点。正如自治区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李佳指出，“已进入了老龄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增强加快老龄事业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着眼富民强区、促进和谐、维护稳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将老龄事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人口老龄化水平相适应，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让广大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二、呼和浩特市人口老龄化现状

呼和浩特市作为少数民族自治地区的首府，全区各族人民高度聚居，在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的各个层面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的人口战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中起着重要作用。为全区其他盟市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积极榜样，呼和浩特市更是首当其冲。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作为标准时点，呼和浩特市常住人口为286.66万人，在全区12个盟市中居第3位。2000-2010年10间，呼和浩特市人口净增加42.87万人，增长17.59%，年均增长1.63%。比较上次人口普查，呼和浩特市1990-2000年的10年间，人口净增加52.63万人，增长27.53%，年均增长2.38%。两个十年相比，后一个十年比前一个十年人口净增长减少了9.76万人。然而，在2011年常住人口286.66万人中，65岁及以上人口有21.90万, 占全市总人口的7.64%，这表明全市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本次人口普查结果与第五次人口普查得出的结果相比，65岁以上的老人增加了6.63万人，这是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人口出生高峰期，这部分人即将进入老年，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老龄化呈继续发展态势。而相对于老龄人口，0-14岁儿童比10年前少了7.53万人，这表明，近10年来呼市地区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是比较好的，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

普查资料显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回民区、玉泉区、赛罕区这4个城区的人口占全区常住人口的69.1%，而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武川县、土默特左旗这5个地区的人口仅占全区人口的30.9%。这说明，呼和浩特市中心城区人口压力较大，而旗县地区地广人稀，全市整个人口呈现地域分布不均衡的状态。由此可以推断，中心城区老龄人口明显多于五县一旗地区。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呼和浩特市中心城区经济发展快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高于旗县，针对老年人的医疗条件等场所和设施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远高于旗县。“呼和浩特市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174元，比上年增长12.4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8746元，比上年增长12.1% ，城镇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73938 人，发放低保资金24717万元；农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数74946人，发放低保资金9246万元。通过这一组数据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倍多，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却其本持平，基于城区人口是旗县人口的3倍之多这一人口情况，可见旗县人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人口。况且在旗县中，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大多数是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这部分人群多为孤寡、贫困、失能、半失能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受到经济条件及身体条件的双重制约。

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官员吴玉韶表示，未来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将呈现出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发展等趋势。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数的16.7％；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占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0％。此外，城乡空巢家庭将超过一半，部分大中城市达到七成，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老年人照料问题日益突出。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问题是全国乃至全球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养老产业的发展事关数以亿计老人的晚年生活，因此，研究内蒙古地区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探索符合内蒙古地区的养老模式、发展老龄产业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大众思想观念的改变，人们的养老观念也在发生变化，相应的养老模式也在随之发生变化。在呼和浩特地区，现在的养老模式主要分为居家养老模式与社会养老模式。居家养老模式一直都是中国人首选的养老模式，“养儿防老”、“坐享天年”这种思想一直都存在，但随着城市化和人员社会流动的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造成的少子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养老院等各种“社会养老”模式也逐步发展起来。在呼市主体城区，养老模式主要是以社区居家养老为主，民间一般养老机构与现代化老人公寓、文化型养老机构和养老型医院等多种养老形式为辅的方式完善老年人的生活。截至2011年6月，呼和浩特市共有敬老院42所，并且2011年计划在5个农业旗县新建敬老院10所、改扩建7所。在五县一旗地区，多采用农村养老模式，即以家庭为基础和主体，辅之以集体供养、群众帮助和国家救济的养老模式。但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内蒙古90％以上农村牧区人口的老年保障几乎全部依靠家庭保障。近年来，国家倡导社会福利社会化，增加了对社会养老事业的投入，但仍然存在着居家养老水平低，社区养老功能不全，养老机构床位数不足，养老服务覆盖面狭窄，社会化程度低等问题。以养老机构床位数为例，发达国家每千名老人拥有的床位数为50-70张。而据民政部门统计，呼和浩特市现有养老服务机构23家（不包括农村敬老院），床位数4064张，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12张，这与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30张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且呼和浩特市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以传统的社会救助对象，失能、半失能老人和低收入老年人为主，难以满足各个层次老年人的多种养老需求。民办养老机构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是养老行业属于投资大、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的微利行业，民间资本参与意愿不强。民办养老机构普遍存在设施简陋、功能单一的问题。

三、总结

“十一五”期间，我国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实现了新农保等养老制度从无到有、覆盖范围从小到大、保障水平从低到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未富先老、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迈入老龄化社会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仍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存在着多方面问题等待破局和完善。呼和浩特市作为的首府以及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在养老模式选择上应综合考虑其经济实力、人力资源、文化传统及亲情、空间、服务和需求等因素，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积极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参考文献：

[1]中国成唯一老年人口超1亿国家直面老龄化社会挑战[EB/OL]. 内蒙古人口网,2011-08-29.

[2]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网, 2011-5-16.

[3]呼和浩特市第6次人口普查现状,每户平均不足3人[N].内蒙古日报,2011-06-13.

[4]呼和浩特市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未来五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EB/OL].内蒙古人口网,2011-03-02.

[6]内蒙古人口老龄化趋势分析与养老模式的政策研究[EB/OL].内蒙古人口网.2010-07-08.

第5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劳动密集型行业 投资 影响 成本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在分析和预测未来行业投资机会的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人口老龄化这一基本社会形态出发，密切关注劳动力人口有效供给的诸多因素，进而联系到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相关影响。所以，本文将重点剖析人口老龄化如何间接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机会，并以宏观的视角给出解决人口老龄化阻碍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的有效对策。

一、近年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影响

专家指出：中国在2010年前后出现了人口的拐点，其中不仅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开始减少、结婚人口数量小幅度下滑，这些现象都集中体现为人口的老龄化。客观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也是有迹可循的。首先，9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当那时出生的人口在2010年前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必然导致新增劳动力相比同期急剧减少，2014年前后进入结婚阶段的人数减少和新生儿数量的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50年代出生的人在2015年前后则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由于同期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数量高于新增劳动力人数，必然导致总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所以，人口老龄化的“乌云”已经逐渐开始笼罩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体系。

二、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

（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成本上升。由劳动人口总量分析得知：2001～2009年劳动力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但由于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2009年之后劳动人口总量一直呈下降趋势，未来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所以，本文选取2009年及以后年度的数据进行研究。如以下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所示：

Y=β+αX

其中Y代表因变量：单位成本的变动;X为自变量：劳动人口总量，α，β为待测参数。将以上两个变量的各组数值带入模型进行spss操作。两个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983，双尾检验概率P值为0.000<0.05，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R Square）为0.967，表明拟合程度较好，故变量之间显著相关，根据观察Q-Q图得知：自变量X和因变量Y服从正态分布。通过对数据的观察2009年以后两个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于是，可以根据回归直线法得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具体表达式。已知：α=β=，将下述表1中的7组数据带入已知等式，得出回归线形方程：y=12759.15-1158.38x，据检验无论是常数项还是解释变量X，其t统计量对应的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由等式可知：2009年及之后劳动力总数的下降必定会导致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劳动力人口每下降1亿，单位劳动力成本（工人月工资）将上涨1158.38元。

众所周知：成本率和回报率呈反比例变化趋势，结合未来劳动力发展趋势分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必然导致产业回报率不如人意的下降。企业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宗旨，过高的劳动力成本必然会成为众多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的最大顾虑。一部分投资者会持观望的态度，先进行少量适度的市场投资或者减小原有的投资规模，以免成本的上升趋势过快造成资金损失的失控局面。过去几年应对劳动力人成本上升通常采用两种方法：向低成本劳动力的区域和国家转移;增加自动化程度用机器替代人。

表1 2001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和单位劳动力成本（月工资）变动表{2}

数据来源：统计局相关网站。

2.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对比。由表2纵向来看：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整体表现为逐渐增加的趋势;截止到2015年基本接近美国这样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他发达国家的成本变化并没有确定的规律可循，但数据起伏较缓。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工人单位的劳动报酬早已经超过了俄国、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综合两方面数据分析，中国相比同样水平上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所谓的“性价比优势”已经荡然无存。“高成本低收益”的模式必然得不到外商的认可。虽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领先于俄国、南非、墨西哥等国。但是考虑单位劳动力成本以后，中国工人的“性价比”即投入产出之比就会明显处于劣势状态。和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对比不难看出：虽然中国工人工资比美国略低，但是劳动生产率却较之美国低出一大截。就2015年的数据测算：美国的产出/投入比为0.020，而中国只有0.005，这四倍的差距绝不是中国短时间内能够突破的效率难题。所以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产出/投入比率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竞争优势。随之，中国不同行业的出口量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表2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月工资）（单位：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网站。

3.产业向外转移。由可靠数据表明：2008年以前所有种类的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都呈逐年递增趋势。然而2009年以后数量却急剧下降，显然，部分外商向外转移的势头非常明显，具体转移速率计算模型为：Y=，其中，X1代表2009年及其以后各年度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X2代表X1之前一年度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Y则表示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速率。经过数据的代入和测算得知：2009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外商转移速率稳步加快，最大值为y=0.604。另外其他几种类型的外商转移速率不太稳定，但却一直保持转移的势态。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速率从2009年至2014年分别为：0.032、0.150、0.216、0.221、0.271、0.350，增长速率逐年递增。经测算2009年至2014年工资和外商转移双变量之间的拟合度即R2=0.942，调整后的R2=0.927，表明拟合度较好。故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为：Y=-0.5+0.486X，其中Y表示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速率，X表示各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工资）。由方程式推算未来外商投资转移速率可知：单位劳动力成本每增加1万元，外商投资转移速率就将增长0.486。

结合现实情况分析得知：许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着眼于新的劳动力市场，“迁移”计划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老挝、柬埔寨、越南、印度等工资水平低于中国但劳动生产率基本和中国持平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成为服装、鞋袜、皮具箱包、塑胶制品、玩具、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点。这样的发展趋势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三、对策和有关政策建议

（一）应当全面放开二胎乃至取消计划生育，鼓励生育

从人口密度看，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远低于日本、新加坡、韩国、意大利、荷兰、以色列、台湾、香港等很多国家和地区。这些所谓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和地区不但没搞计划生育。反而还实行奖励生育的政策。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劳动强国，更应该抓住契机在劳动市场上注入新鲜的“血液”。另外，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必须维持一定的生育率，才能确保人口正常的“新陈代谢”，确保适龄劳动人口维持在恰当的比率，从而推动劳动密集型市场的有序发展。

（二）应当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高端，发展高附加值产品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一般位于产业链的低端段，产品附加值低，其在整个产业中分得的利润少，很少参与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只进行简单重复的生产。但是目前中国低附加值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而高附加值产业却因为需要研发投入和时间积累等因素发展滞缓。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突破外需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诸多制约因素的现实选择。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的方向是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高端，即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的制造流程，提高现有产品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获得较强的竞争优势。结合目前情况来看：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在中低端产业快速丧失竞争力不断转移的背景下应当首先稳定企业成本，防止产业快速转移;然后鼓励部分有条件的企业进行提升附加值的产业转型，但前提是要计算好研发成本和转型周期以便进行科学有效的生产决策。

（三）应当大力发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内涵不断上升，很多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度高的环节早已渗透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新技术。未来，还应当大力发展机器人参与制造，参考目前机器人研发项目的成果，企业可以将一些大批量而且重复性较强的车间工作交给机器人来完成，不仅可以降低诸多偶然误差的影响而且还能明显的提高出产效率。有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逐渐成熟，高密度的智能机器代替密集型劳动力的时代已经来临。劳动密集与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最佳模式。发展技术含量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系列的完美结合还能为电子和IT等相关产业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四、结论

总而言之，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机会产生了众多负面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而又导致了外商转移和出口困难等一系列间接影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不太明显了。对于越发严峻的老龄化形势，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必须应当做出相应的部署和安排，以保证有关产业继续发展。首先，应当实行二胎政策乃至取消计划生育。其次努力稳定用工成本，同时降低企业的非人口成本。例如：降低融资成本和税费也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另外，顺应人工智能的科技理念，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也是必要的措施。

注释

①注：劳动力人口总量单位：亿人，单位劳动力成本单位：元。

参考文献

[1]魏浩，郭也.中国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及其国际比较研究[A].统计研究，2013，30（8）：102-110.

[2]李文静.我国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向外转移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3.5.

[3]杨宝三.论开发高附加值产品[J].高科技与产业化，2002，16（5）：250-253.

[4]薛蕊，苏庆义.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的方向[J].经济研究导刊，2014（6）.

第6篇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以房养老风险;人口结构变迁

一、 引言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现象在中国日益明显。如表1，2000年以来，反映一国老龄化的通用指标――老少比和老年抚养比都在逐步攀升。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0.45%，其中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09%;而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这两个指标分别攀升至13.31%和8.91%。

人口变迁过程中，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将经受冲击，养老问题首当其冲。目前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不足50%，个人账户事实上已经空账运转了多年（孙祁祥，2001;王延中，2001），这些问题与人口老龄化叠加后，使中国的养老困境愈发凸显。对于以房养老这个热门话题，已有很多研究。本文将以严格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集中分析人口结构变迁怎样通过经济增长、利率等变量影响房地产市场的走势，进而通过严格的分析来揭示以房养老的风险。据笔者了解，类似严格而新颖的分析目前并不多见。此外，现有文献并没有剖析过以房养老产品交易的标的和特有风险，本文将在这些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补充。

二、 以房养老产品剖析

以房养老是指老年人将住房抵押给银行，从而获得借款，当其去世或满足约定条件时，贷款机构通过出售、拍卖或者出租抵押的房屋收回借款的本金和利息。我们先辨析出以房养老产品中真正的标的物，再通过与常规养老保险产品的对比识别出以其特有风险，以便后文对该产品风险的进一步分析。

1. 以房养老产品的真正标的。以房养老问题的核心在于保险的提供者为住房所有者提供养老保险，但保险购买者支付的并非货币，而是房屋。显然，整个交易的关键是交易的载体――住房，且是未来的住房，而真正的交易对象是两个现金流，一是保险公司支付的养老保险金，另一个是房屋在未来的出售价格。从理论上讲房屋未来的价格决定了养老金的给付标准。

保险交易的对象实际上是风险，保险的购买者通过支付保费将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收取保费，承担风险。为了识别出以房养老的风险，我们假设某老年人拥有自有住房，若他希望靠出售房产获得的收入来养老，除了可能面临房产售价不够高的风险外，卖房的收入按照预期寿命安排，如果实际寿命超过预期寿命，将面临将无钱可花的风险。

如果参加了以房养老项目，未来房价波动的风险及长寿风险都将转移到保险公司，因此以房养老交易的对象实际上正是这两种风险。长寿风险是所有寿险产品都必须考虑的，不是以房养老的特别之处，本文主要关注以房养老项目中的特有风险――房产价格波动的风险。

2. 以房养老的核心风险。传统的商业养老保险产品保费和年金通常都已事先确定，风险仅体现为长寿风险。对于以房养老型产品，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本质上是一笔风险收入。如果未来房产价格下跌，合同终止时保险公司出售或出租借款人抵押的房产所得可能无法补偿其支付的贷款总额，从而保险公司将遭受损失。因此房产价格未来走势与保险公司能否盈利息息相关。

此外，虽然保费是随机变量，但保费与养老年金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不会改变：保费越高，投保人获得的养老年金就越丰厚。在以房养老模式中，保费是未来房屋的出售价格，售价越高，投保者得到的养老年金就越多。然而未来的售价是随机变量，理论上可高可低，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仅能根据房屋价值未来的变化趋势确定年金给付。如果未来房屋价值看涨，年金的给付标准就高;如果看跌，给付标准就低。而年金给付标准同时又会影响老年人是否参与以房养老项目的决策，如果年金给付太低，老年人参加此项目的可能性就较小。因此养老金给付标准的高低不仅影响保险公司的盈利状况，同时也决定着以房养老市场能否顺利构建。

根据前文的论述，房屋未来的价格不仅决定着养老金的给付水平，同时还影响保险公司的盈利状况。因此，房产价格是以房养老模式的核心，正确判断它的变化趋势可以揭示这个市场的主要风险。

三、 以房养老的风险分析――人口结构变迁视角

我们将围绕房产价格未来的变化趋势分析以房B老模式可能存在的风险。房产价格的变动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严格的房地产市场分析应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但本文的目的是定性分析房地产价格走势及其对以房养老模式带来的风险，因此只集中分析那些明显受到中国人口结构变迁影响的变量。一旦人口结构变化对这些变量造成冲击，冲击力将不可避免地传导到房地产市场，进而影响以房养老模式的运行。

1. 经济增长视角。按照经济学定义，房产属于正常品，人均收入的提高将提升房产市场的需求，在房地产供给一定的情况下，房价将上扬，且人均收入提高的越快，房价的涨势就越猛。反之，人均收入增速下降，房价的涨势也随之下降。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人均收入的增长，以下将讨论人口结构变迁将如何影响人均收入。

考虑简单的经济增长会计恒等式Y/N=（Y/W）（W/N），N是总体人口，W是劳动力人口，Y是GDP。这个式子表明人均收入=每单位劳动人口收入与劳动者占比之乘积。对恒等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并通过计算就可以得出：人均收入增长率=每单位劳动人口收入增长率-人口抚养比增长率。显然，人均收入和人口抚养比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当然，会计恒等式的论证并不能代替严格的经济学理论推演。要了解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回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从恒等式提供的信息可知，如果每单位劳动人口收入增长率不变，那么人口老龄化导致的抚养比上升的确会损坏经济增长潜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抚养比的上升是否会影响每单位劳动人口收入增长率。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对人口的处理较为简单，忽视了人口结构因素，因此经典理论的人均经济增长事实上对应本文中的每单位劳动人口收入增长。从而，本文的分析可以完全对接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即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源泉。

经济增长的源泉从中长期来看，可以是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这是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可以是技术进步，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提升，这可以理解为一种无形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总人口不变的前提下，老龄化意味着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下降，社会中生产者减少，净消费者（老年人口）增加，一般而言，储蓄将走低。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因此投资必然会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同理，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也将产生不利影响。根据以上分析，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人均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的投资都将稀释，人均收入增速不可避免地放缓，社会对于房产的需求也将走低。

2. 利率视角。人口结构的变迁会分别对储蓄和投资产生影响，而利率会同时受到储蓄和投资两个因素的作用，因而本节以下将分别对其进行论述。

从储蓄来看，人口结构与国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并非显而易见，既有理由和实证支持人口结构老龄化降低国民储蓄率（宋奇成和袁凯2013;胡涛，2014），也有研究持相反的观点（袁志刚和宋铮，2000;张春海和孙健，2012）。我们认为，在老龄化发展初期，虽然老年人数所占比例在上升，但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依然享有“人口红利”的优势，因此可能会造成虽然老龄化程度在加深，但是社会储蓄依旧较高的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人口会的减少导致人口红利消失，在此情况下老龄化的加深将会造成储蓄的减少。

人口老龄化导致适龄劳动人口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趋紧，推动劳动力价格上扬。企业减少劳动力的需求。严格的生产者理论指出，当一种生产要素减少时，另一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将下降。那么我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工资上涨、劳动力需求下降将导致社会投资边际产出下降。当以边际产出衡量的投资回报下降时，企业进行投资的激励将下降，社会整体的资金需求趋软。

当资金供给和需求都减少时，利率的变化不确定。如果人口老龄化造成资金供给的下降更为显著，利率将上升;如果资本边际产出下降更显著，利率将下降。实证研究亦无定论，如陈国进和李威（2013）指出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利率处于下降通道。不过，也有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更是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球经济都享受的低利率正是来源于中国的人口红利，一旦人口红利结束，将意味着低利率时代的结束。

本文亦不能对利率的变动趋势下定论，但本着提示以房养老风险的出发点，再加上格林斯潘的意见现在更占上风，我们不妨假设利率上行的概率更大，进而分析利率变动对房产价格的影响。

房产既能被看作耐用消费品，从保值增值的角度也可被视为投资品。作为消费品，利率上升人们对其消费会减少，房产价格将下降;作为投资品，利率上升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其未来无穷期租金的折现值下降，房产价格也下降。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利率上升时，房产的价格都会下降。

即使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利率发生了小概率的下降事件，这将引起房产价格上升。如果房产价格上升足够多，可以弥补提前终止合同所需费用，那么以房养老参与人可能提前终止合同，享有房价上升带来的好处。这样，参与以房养老项目的保险公司仍然会面对项目结束期不确定所带来的风险。

3. 拓展：利率管制、信贷配给与人口结构变迁。利率表面上是资金借贷的价格，其动态本质则是联系今天与将来经济决策的关键变量。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后，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结论可以保证利率的变化能使得有限的资源在不同产业之间实现最优配置。假若利率受到管制，其作为价格信号就不能精确反映外部因素的变化，有时候甚至扭曲外部信号，使得资源的配置更为恶化。下面，本文将通过对利率管制、信贷配给及人口结构变迁之间关系的简单分析，得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在将来有可能成为以房养老保险模式的障碍”这一结论。

为分析方便，我们将经济简化为两种产品，一类是住宅产品;另一类是老龄化产业。当没有利率管制时，经济达到一般均衡状态，如图1所示。

这是一幅典型的一般均衡图形，横轴和纵轴商品分别是住宅和老龄化产品。当利率由市场决定时，市场均衡由无差异曲线U1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切点描述，两者的公切线是“非管制价格”线，其斜率代表了住宅和老龄化产业之间回报率的对比。

如果利率受到管制，较低的利率减少了消费者通过资金要素获得的收入，从而减少了产品需求;此外，利率管制产生的资金供需缺口实际上提高了资本的影子价格。需求减少，供给成本提高，老龄化产业回报率必然下降。

在中国，由于住宅被当成资产，其回报会提高。当存款利率被人为压低时，人们会将房产作为存款的替代选择，房产的需求因利率管制而增加。在利率管制下，信贷配给出现，资金更偏好违约风险小的行业。在中国，房地产行业由于有隐性的地方土地财政担保，市场认为它的风险较小，资金的配给更多地流向住宅市场。需求增加，供给成本减少，行业回报率必然上升。

根据以上分析，利率管制最终降低了老龄化产业的投资回报率，提升了住宅产业的投资回报率。由于产品价格实际上是回报率的折现值，因此这两个产业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发生变动：住宅的相对价格提高，如D中的“管制价格”线。市场的扭曲从图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出，由于住宅相对价格提高，资源更多地流向住宅市场，而留在老龄化产业的资源过少。图中“管制价格”线与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切点是利率管制后的均衡，它和利率市场化均衡之间的差异反映了资源扭曲的程度。

人口结构的变迁，将加重两个行业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老龄化导致对老龄化产业的需求增加，回报率提高，市场化的利率会将一些不能产生相同回报的投资挤出市场。利率如果受到管制，未来社会老龄化的高额回报将不能通过利率价格正确引导，本该流入老龄化产业的资源分流到了其它行业。本文认为，房地产行业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行业之一。

综上，中国的利率管制扭曲了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配置，使房地产业的供给偏高，老龄化产业供给偏低。考虑到中国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的事实，这种行业间的扭曲更加严重，造成未来房产供给过多，老龄化产业供给过少。一旦这成为事实，则房产价格将下行，而老龄化产业的价格将上升，届时，以房养老模式将经受严峻考验。

四、 结语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深的今天，以房养老项目能否成为社会养老保险的一个重要补充仍旧存在争议。以房养老项目持续时间较长使得其更多地面临各种风险，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其雪上加霜，以房养老的发展前景更加扑朔迷离。本文从人口结构变迁的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通过各种途径对房产价格产生的不利影响及其对以房养老业务造成的风险，以期为决策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当然，现实永远比理论复杂得多。以房养老项目在现实操作中也一定会遇到各种新的问题和困难，本文只是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房产价格波动的影响，所提到的只是纷杂矛盾中的部分可能。但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督机制作用的持续发挥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进步，以房养老在中国社会将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市场机制将引导人们不断探索规避风险、创造条件。

⒖嘉南祝

[1] 陈国进，李威.人口结构与利率水平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3，（5）：68-77，127.

[2] 胡涛.人口结构变迁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影响[J].现代经济探讨，2014，（9）：5-9.

[3] 宋奇成，袁凯.我国人口抚养比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研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14-19.

[4] 孙祁祥.“空账”与转轨成本――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效应分析[J].经济研究，2001，（5）：20-27.

[5] 王延中.中国社会保险基金模式的偏差及其矫正[J].经济研究，2001，（2）：20-28.

第7篇

关键词：物联网；养老院；管理系统；医护信息智能化；GPS定位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302（2017）07-00-02

0 引 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崛起，近年来，我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剧，引起了国家的关注，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了响应国家号召，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国家分忧解难。研究养老院管理系统不仅可以推进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也有利于养老院加强管理，意义深远。

准确预测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制定合理可行的战略应对措施是解决我国信息政策与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方法。研究物联网技术与养老院管理措施和计算机软件技术相结合的实践方法，以及与数据库系统管理相结合的智能养老监护方式。从社会人口年龄趋势分析，从计算机信息技术业务管理、医疗看护管理角度推进养老院信息管理和医疗安全系统智能化及普及建设。

1 人口老龄化背景和物联网技术结合的可行性研究

由图1不难看出，中国自21世纪初期就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2007年，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比重达11.6%，预计到2020年，老龄人口将占总人口的17%。截止目前，老年人口不断攀升，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我国政府曾提出建立医疗社区养老建设，逐步实施健康老龄化人口传统的医疗生活保障方案。鉴于物联网技术在医疗保障方面的突出成就，如中山大学附属医院第三医院总院，采用国外先进的Ensemble[6]软件作为开发平台，结合HIT标准协议，参照IHE[7]集成规范设计开发出了医疗数字化集成开发平台。考虑到医学图形和图像研究，远程医疗，电子档案，计算机化病案系统的开发，基于计算机的血糖控制系统相关研究与医学监护，治疗与保障方面的创新突破，养老院管理系统和计算机智能化养老医护管理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实际意义，为解决社会健康养老建设，医护信息化发展和物联网学科定位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2 养老院信息管理系统建设

在深刻分析当前养老院管理信息系统及其可行性的基础上，设计了养老院管理系统E-R图。

2.1 老人管理

老人管理包括老人基本信息，家庭状况，个人健康信息，入住管理，床位记录，请假管理，护理管理，事故管理，老人家属，政府医护补贴记录。十个菜单逐一统计老人的信息，做到见名知义，记录信息将统一收入安全数据库内。

2.2 财务管理

记录统计养老院的各项支出，包括物品购买记录，收款记录，预存老人入住缴费记录推注结算，消费登记，缴费登记等多个项目菜单，做到有理有据，规范管理。

2.3 医护服务

根据入住老人健康状况等级为老人分配相应的医护人员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从护理项目，护理级别，饮食管理，用药记录，健康体检登记到医护监理，使保障更人性化，贴心化，以提高养老院的服务水平。

2.4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主要由字典维护，用户管理，权限管理，角色管理，系统日志组成。从系统研发设计到软件的实现，从数据基础安全到系统保护，均可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难以损坏养老院管理系统。操作日志，数据记录，账户安全，修改设置等整体上整合信息的标准化是养老院管理系统高效、健康、积极运行的主要因素。

2.5 人事管理

员工管理主要涉及员工信息，员工请假和员工奖惩及工资等模块。人性化的功能设置能更好地激励员工。运用数据库CRUD[8]的基本功能可实现对员工的全面管理，这一模块有利于维护系统的完整性和可扩展性。人事管理主要涉及具体的养老院医护工作，生活保障等方面的管理层次和管理分配，对养老院系统的筹划意义重大，包括员工信息，工作岗位安排，工作日志目录，个人监护对象，岗位职能，简述。准确记录人员调动和工作安排，交接情r等，并及时更新管理。

2.6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主要由欠费分析，收费分析，渠道分析，资金分析，事故分析等组成。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精确统计和分析已变成事实。统计分析模块的实现依托大数据技术，不仅可以对未来的决策起到启示作用，也可以由大数据预测意外发生的概率并给出应对策略。由此看来，此模块在整个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

2.7 接待管理

接待管理主要由咨询接待，床位接待等组成。这一模块为客户提供了强大的网络交流平台。可以在线咨询相关事宜，在线预约床位，运用数字化功能极大地改善了客户体验。养老院管理系统E-R图如图2所示。

3 硬件技术支持

3.1 呼叫器对讲系统

第8篇

刘元志（1992-），男，湖北黄石人，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摘 要：本文针对延迟退休相关问题，通过定义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国民受教育年限等指标用以描述社会经济状况，并结合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已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国家的相关数据，通过DEA-CCR模型计算得到延迟退休可能性系数。同时结合回归预测方法预测我国未来三十年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我国的延迟退休方案。结果表明，在2014年延迟退休3年，并在2015、2016、2036和2040年分别增加延迟退休一岁最适宜。

关键词：延迟退休;DEA-CCR模型;实施方案

一、引言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为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年龄这场争论划上了句号，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设计合理科学的延迟退休年龄方案以及如何对设计好的方案进行检测，所以国内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计量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选取合适的指标和角度，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定量计算出延迟退休年限，给出延迟退休年龄方案，如王甜（2012）以城镇人口为研究对象，从人口增长规律出发，采取分步法，建立了基于人口增长增长下、中短期养老保险基金平衡的定量数学模型，求解得出我国未来15年内的最佳退休年龄[1];二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对不同延迟退休年龄方案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进行定量测算，以检测不同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如王振军（2014）依据人均预期寿命、劳动者参加工作的初始年龄和不同类型劳动对人体体力要求的差异等，就从事不同类型劳动的退休年龄标准进行了延迟设计，然后通过对不同方案自我养老系数的定量测算，检测了其设计的合理性[2];杨忠庆、秦森（2013）通对对基金积累支付年数、制度内抚养比、新退休少退系数、财政补贴、劳动力和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等五个指标进行测算，对已有的三种不同的退休方案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进行了定量评估[3];苗（2011）在设定合意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基金的相关假设和模型下，分析了推迟退休对养老保险和劳动人口的影响，指出其在社会各个方面发挥的作用[4]。但是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均有一定的自身缺陷，只对退休方案设计进行计量研究，并没有进行方案预期检验;而仅仅对方案预期检验，甄别不同方案的优劣，却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方案。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延迟退休年限的确定进行了研究。本文首先确定影响延迟退休的指标，并将其分成不同的两类，一类与延迟退休正相关，一类与延迟退休呈负相关，进而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法来计算出相应的延迟退休效率，并用延迟退休效率来代表是否应该延迟退休以及延迟退休的年限长度，进而制定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时间表。

二、指标数据的选择及假设

（一）指标的选择

1.国民人均预期寿命Y

国民平均预期寿命，俗称“人均寿命”。它一般指全体国民的人均寿命，其计算方式为对同时出生的一批人进行追踪调查，分别记下他们各年龄段死亡人数，直至最后一人寿命结束，然后根据这一批人活到各种不同年龄的人数来计算人口平均寿命;计算公式是：

Y=∑ni=1xifi∑ni=1fi

（1）

其中n是指分为n个年龄段，fi是指第i个年龄段的死亡人数，xi是第i个年龄段的组中值。

2.人口老龄化程度P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们定义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公式为：

P=P60PN

（2）

式中，P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指数，P60表示年龄大于60岁的人口，PN为总人口数。

3.劳动力供求状况Ns和Nd

劳动力供给Ns是指在一个国家，在某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的经济条件和工资水平上，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劳动力需求Nd是企业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在某种工资率下愿意并且能够雇佣的劳动量，计算公式是：

Nd=Ed・wp，Ns=Es・wp

（3）

其中Ed代表劳动力需求弹性，Es代表劳动力供给弹性，w为货币工资，p为价格，wp代表实际工资。

Ed=ΔDDΔWW，Es=ΔSSΔWW

（4）

其中ΔDD为劳动力需求变动率，ΔSS为劳动力供给变动率，ΔWW为工资率变动率。

4.国民受教育情况

我们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指标来衡量教育的各个方面， 这些指标包括：入学率、教育成就指标、教育质量指标、受教育广泛度指标、受教育年限标准差等。我们认为最能恰当测量国民受教育情况的指标应是教育成就的存量指标，它被定义为平均受教育年限.：

Ao=∑5i=1OitiON

（5）

其中：Ao为人均受教育年限;i为受教育程度为标准而分组的组数，i = 1，2，3，4，5，分别代表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中专、技校）、高中（高职、高专）、本科（大专）及以上学历;O为各受教育程度的年限，在本文中，我们定义文盲半文盲受0 年教育，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大专及以上16年;Oi为接受各教育程度的人数;ON为全体国民。

（二）数据的获取

本数据来源于CEIC全球数据库中2001年至2009年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五国的相关数据，和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的与中国有关的数据。通过分析数据可知，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延迟退休情况，以延迟退休的年限记，以60岁为0，，65岁则记为5，给出其延迟退休政策实施年份与延迟退休年限表（表1）;并结合上述四个指标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出各国相应年份对应的四项指标值表（表2）;通过同样的方法给出中国1991～2010年的四项指标值表（表3）。

表1 各国延迟退休年限表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年份 2003 2006 2008 2001 2007 2014 2001 2004 2008 2011 2009 2008

年限 5 6 7 5 6 7 3 5 6 7 7 5

表2 各国四项指标值表

国家 年份 人均预

期寿命 人口老龄

化程度 劳动力

供求状况 国民受

教育情况

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2003 76.99 0.12 13.2 0.9401

2006 77.59 0.12 13.17 0.9539

2008 77.9 0.125 13.23 0.942

2001 81.42 0.17 12.97 0.9496

2007 82.51 0.21 13.2 0.9588

2014 86 0.209 11.6 0.9566

2001 78.33 0.16 12.18 0.9212

2004 78.68 0.18 12.28 0.8948

2008 79.74 0.2 12.54 0.924

2011 77.8 0.197 12.2 0.9405

2009 81.54 0.136 11.62 0.9442

2008 81.39 0.2 10.1 0.9322

表3 中国四项指标值表

年份 国民人均预期寿命 人口老龄化程度 国民受教育程度 劳动力供求状况

1991 68.835 0.06 0.977 4.9008

1992 69.12 0.062 0.977 4.9807

1993 69.405 0.062 0.974 5.0589

1994 69.69 0.064 0.972 5.1359

1995 69.975 0.062 0.971 5.2139

1996 70.26 0.064 0.97 5.2904

1997 70.545 0.065 0.969 5.3667

1998 70.83 0.067 0.969 5.4459

1999 71.115 0.069 0.969 5.5285

2000 71.4 0.07 0.969 5.6127

2001 71.743 0.071 0.964 5.6598

2002 72.086 0.073 0.96 5.7087

2003 72.429 0.075 0.957 5.7594

2004 72.772 0.076 0.958 5.8100

2005 73.115 0.077 0.958 5.8598

2006 73.458 0.079 0.959 5.9123

2007 73.801 0.081 0.96 5.9648

2008 74.144 0.083 0.958 6.0172

2009 74.487 0.085 0.957 6.0701

2010 74.83 0.0887 0.959 6.1229

（三）模型假设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文在研究时假设：第一，在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时，假设不同教育阶段在入学时即接受了此教育阶段的所有年份教育;第二，假设劳动力供求状况表示为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的比值;第三，假设各职位的环境因素可以粗略的进行比较;第四，假设我国延迟退休年限接受程度与其他国家相同;第五，假设劳动率年增长率保持稳定。

三、我国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预测时间表

（一）研究思路

目前世界各国的退休年龄各不相同，而大部分国家退休年龄都是以60岁为界限。本文选取了5个延迟退休年龄超过60岁的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的国民人均预期寿命 、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等影响延迟退休年龄[5]相关因素，来制定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从而预测我国出台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时间表。

（二）研究方法

本文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情况这四个指标分成不同的两类，一类是与延迟退休正相关的指标即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一类是与延迟退休呈负相关的指标即国民受教育情况，通过DEA-CCR模型[6]，来计算出相应的延迟退休效率。效率越高，实施延迟退休的可行性越大。用延迟退休效率来代表是否应该延迟退休以及延迟退休的年限长度，进而制定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执行的时间表。

1.求得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运用CCR模型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类，并结合表1和表2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得出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如表4：

表4 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澳大利亚 意大利

年份 2003 2006 2008 2001 2007 2014 2001 2004 2008 2011 2009 2008

可行性 1 0.98 1 0.99 1 1 0.97 0.95 1 0.99 0.968 0.97

2.预测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数据

结合表3，分别以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及国民受教育程度为被解释变量，以时间系数为解释变量做四个指标的回归模型，用来预测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的数据。设时间系数为t，时间系数从1990年起为0，时间系数=年份-1990。经过异方差、自相关等检验，得到四个指标的回归模型：

Y=0.343t+67.79，O=e0.020263t-2.856269，L=0.064854t+4.886962，E=e-0.001129t-2.856269

（6）

通过此回归模型进行预测，得到了2011年至2040年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及劳动力供求状况的数据，如表5：

表5 中国2010～2040年四项指标数据预测值表

年份 国民人均

预期寿命 人口老龄

化程度 国民受

教育程度 劳动力

供求状况

2011 75.173 0.088 6.248896 0.9539

2012 75.516 0.0898 6.31375 0.9528

2013 75.859 0.0916 6.378604 0.9517

2014 76.202 0.935 6.443458 0.9506

2015 76.545 0.954 6.508312 0.9496

2016 76.888 0.974 6.573166 0.9485

2017 77.231 0.0993 6.63802 0.9474

2018 77.574 0.1014 6.702874 0.9464

2019 77.917 0.1035 6.767728 0.9453

2020 78.26 0.1056 6.832582 0.9442

2021 78.603 0.1077 6.897436 0.9432

2022 78.946 0.1099 6.96229 0.9421

2023 79.289 0.1122 7.027144 0.941

2024 79.632 0.1145 7.091998 0.94

2025 79.975 0.1168 7.156852 0.9389

2026 80.318 0.1192 7.221706 0.9378

2027 80.661 0.1217 7.28656 0.9368

2028 81.004 0.1241 7.351414 0.9357

2029 81.347 0.1267 7.416268 0.9347

2030 81.69 0.1293 7.481122 0.9336

2031 82.033 0.1319 7.545976 0.9326

2032 82.376 0.1346 7.61083 0.9315

2033 82.719 0.1374 7.675684 0.9305

2034 83.062 0.1402 7.740538 0.9294

2035 83.405 0.1431 7.805392 0.9284

2036 83.748 0.146 7.870246 0.9273

2037 84.091 0.149 7.9351 0.9263

2038 84.434 0.152 7.999954 0.9252

2039 84.777 0.1551 8.064808 0.9242

2040 85.12 0.1583 8.129662 0.9231

3.求得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运用CCR模型将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国民受教育程度作为一类，并结合表5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得出五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7]，如表6：

表6 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表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可行性系数 0.86 0.86 0.86 0.98 0.99 1 0.88 0.89 0.89 0.9

年份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可行性系数 0.9 0.91 0.91 0.92 0.92 0.93 0.93 0.94 0.94 0.95

年份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2040

可行性系数 0.95 0.96 0.96 0.97 0.97 0.98 0.98 0.99 1 1

因为国民人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程度、劳动力供求状况及国民受教育程度对延迟退休的影响较大。这四个指标是计算出的延迟退休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是否可以实施延迟退休即相应的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由表4可知实行延迟退休的国家，实施延迟退休的相应年份所对应的可行性系数都相当高，基本接近于1。且可行性系数区间值在[0.95，1]。由此可知，我国若要实行延迟退休，必须在相应的可行性系数较高的年份即在可行性系数大于0.95的年份里。

（三）结果分析

由表6可知，在2011年到2040年中，中国延迟退休可行性系数大于0.95的年份为2014-2016、2031-2040，故认为可在2014-2016年以及2031-2040年进行延迟退休。另外，借鉴发达国家逐渐延迟的方式，并考虑到民众的接受程度，认为可在这两个年份区间中分别延迟两岁。在2014―2016年中每年推迟1岁，在2031―2040年中每5年推迟1岁，可制定延迟退休时间表，如表7所示：

表7 延迟退休时间表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36 2040

推迟岁数 3 4 5 6 7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借鉴国际社会延迟退休年龄的经验，如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意大利，通过研究这些延迟退休年龄超过60岁的国家的国民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建立延迟退休年龄效率模型，对国际社会延迟退休年龄各项影响因素制定标准。标准制定后，根据中国各项指标历史数据，计算中国国民人均预期寿命、劳动力供求状况、国民受教育年限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未来预测值，当影响因素达到标准值时，就需要进行延迟退休年龄。

我国当前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岁，女55岁（干部）或50岁（工人），而在欧美国家普遍的退休年龄都为65岁。我国正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 1990至201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供求状况保持稳定，GDP稳定增长;国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用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国民受教育年限指标，我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已从4.83年提高到6.13年;预期到2020年，国民预期寿命将达到77.1岁，人口老龄化程度指数高达 0.1，劳动供求指数为0.944，国民受教育程度为6.83年，各项指标均满足延迟退休年龄标准。综合国内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环境趋势，现阶段或者不久的将来，我国有必要进行退休年龄的延迟。（作者单位：1.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2.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2014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制造行业从业人员延迟退休年龄政策》（AH201410378305）。

参考文献：

[1] 王甜.我国最佳法定退休年龄的趋势分析与数学建模[D].赣州：江西理工大学，2012.

[2] 王振军.我国退休年龄延迟设计研究[J].西北人口，2014，35（05）： 29-34

[3] 杨忠庆.秦森.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比较[J].中国社会保障，2013，（1）： 43-45

[4] 苗.中国城镇职工推迟退休年龄研究[D].辽宁：辽宁大学，2011.

[5] 周辉.我国延迟退休年龄限制因素分析与建议[J].学术交流，2011，02：136-140.

第9篇

关键字：CPPS软件；人口预测；枝江市

常用的人口预测方法有回归分析法、灰色模型预测法和自然增长率法，但这几种模型都存在着不足之处，尤其是回归分析法在预测较长时间人口时误差较大。中国人口预测系统（CPPS）由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研究开发，具有操作简单、易于理解、预测质量高的特性，是预测总人口和年龄结构的良好工具。

枝江市人口概况

枝江市2008年户籍总人口50.49万人。户籍人口从1949年的27.04万增加到2008年的50.07万人，共增加了23.03万人，年均增长率为10.5‰。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增长期，从1949-2000年。这一阶段户籍人口基本上为正增长，1998年时达到最高的51.44万人。第二阶段：稳定期，从2001年至今。这一阶段人口有增有减，年均增加人口、年均增长率呈波动变化，基本稳定在50万人左右这样一个水平。

从年龄结构看，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0年时枝江此系数即达到7.7%，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到2000年该系数上升至9.2%，比1990时增加了1.5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越来越明显，将给社会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表1：枝江市历次普查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预测参数估计

预测基于两个假设：①所预测的人口为封闭人口（不流动）；②未来人口的死亡模式保持不变。

总和生育率（TFR）

从枝江历年人口自然增长情况来看，枝江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时的2.52到2000年时下降到0.86，到2008年略升到0.92，仍属于超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小于1.3）。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0年的6.3‰下降到2009年的1.8‰，已经进入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超低生育水平区间。

按照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由于人口生产有其巨大惯性，总和生育率在近中期将保持现状；另一方面，人口政策正逐步受到人口专家、政协委员的关注，纷纷呼吁为计划生育松绑，在2030年之前，人口政策调整是可以期待的，独生子女婚配生育二胎现象普遍，而且充分考虑外来人口数量增和生育水平偏高因素，总和生育率将有所上升，设定到2030年总和生育率为1.15。

平均预期寿命

2008年枝江市户籍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男性为72，女性为76。根据联合国预期寿命的平均年增长步长的经验值，从2009年开始到2020年，平均每年增加0.1岁；2020年以后按照高龄步长递减的原则，平均每年增加0.05岁。

出生性别比

为了防止未来人口性别比的失衡，预测出生性别比线性插值到2020年115，以后保持110的水平。

生育模式

生育模式即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数量在全部生育活动中所占的比例，预测采用现状生育模式不变。

预测结果与分析

在CPPS软件支持下，以2008年人口数据为基数，以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性别比和生育模式为主要控制变量，对枝江市2009-2030年人口进行预测。

总人口规模的变化趋势分析

如图1，从总人口走势上看，枝江的户籍总人口在未来20年间将出现持续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出生率低而死亡率上升的缘故，人口总量将从2008年的50.1万人下降到2030年43.8万人。具体预测值见表2。

图1：枝江市未来人口发展趋势（2009-2030）

表2：枝江市2009-2030年总人口预测值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及分析

如表2和图2所示，0-14岁人口数量和比重迅速下降，在2011年左右达到第一个谷底，随之小幅上升，在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5万人，随后开始一路下降，到2030年人数减少到3.3万人，只有2000年的1/3，占总人口比重只有7.5%。

15-64岁人口先增后降，在2010年左右达到峰值39.5万人，占总人口的80%，此后逐年下降，2020年降至35.3万人，2030年降至29.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也持续下降。

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及比重则持续保持上升趋势，而且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从2026年开始，上升幅度陡增，到203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11.1万人，占总人口超过25%。

枝江市不同年龄段占总人口的比重整体而言是：0-14岁人口发展态势趋近“右下倾曲线”型，15-64岁人口呈典型的“抛物线”型趋向，而老龄化人口的走向则为“右下倾曲线”型。这意味着随着年份的推移，枝江市人口抚养（包括0-14岁和65岁以上）的负担会越来越重。

目前国际划分老龄化社会标准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或者老化指数（老年人口与少年儿童人口之比，老少比低于15%的人口被认为是年轻型人口，高于30%的被认为是老年型人口，介于二者之间的是成年型人口）在30%以上的为老年型社会。

枝江1990年人口已经开始老化，到2000老龄化程度缓慢地加深，但随着生育意愿的降低和预期寿命的延长，此后20年，枝江将逐步进入深度老龄化，人口红利消失殆尽，面临严峻的“未富先老”的考验。

表2：主要年份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值

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也同样反映了这一趋势。2000年时，金字塔中各年龄组人口的比重大致均衡，为静止型（稳定型），到2015年，金字塔下部收缩、上部变宽，到2030年，金字塔底部更窄、上部更宽，表现出强烈的收缩态势，是非常典型的衰退型人口结构。

应对建议

积极应对老龄化

就一般情况而言，人口老龄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负面作用。首先老年人口不断扩大将导致退休金、养老金、社会保险基金等国家与地方财政支出增加，同时需要对其提供更多的老年医疗、娱乐、福利等多种社会服务和设施，而相应的政府用于生产上的投资将不断减少，从而加重了国民经济负担。

人口老龄化也会对居民个人消费产生影响，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消费支出将呈现减少趋势，年龄结构变化影响了消费结构的变化。由于收入较低，人口老龄化的消费减退效果将影响地方经济的整体发展。

政府应稳妥应对老年人口问题，立足于经济发展水平，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机制，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增强对老年人的供养能力，提供社会救助，建立覆盖全域的社会保障体系。

打造宜居宜业城市，吸引劳动人口转移

枝江作为宜昌市域次中心城市和宜昌沿江突破战略的重要支点，在宜昌市和湖北省县域经济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随着经济增长和承接沿海地区及宜昌中心城区的产业转移，枝江将迎来产业大发展，同时在疏解宜昌中心城区职能方面将发挥巨大作用。从经济发展带来的劳动力需求进行测算，到2015、2020和2030年，劳动力的缺口将分别达到1.2、8.4和17.6万人，这部分人口只能依靠外来人口进行补充。

因此，必须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拆除劳动力市场制度障碍，促进经济增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良好就业岗位吸引人口集聚。改善城市环境，以高质量综合环境吸引周边人口流入。

在城市规划中充分考虑人口结构转变的影响，合理配置各类设施

人口结构变化与房地产市场、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直接相关。如城市住房购买人群主要集中在25-35岁之间，这一人群的购房情况将直接影响房地产市场运行；人口老龄化带来老龄基础设施包括老年公寓、敬老院、护理院、老年活动中心的增加，并直接影响城市建设用地的分配；青少年人口的减少带来教育网点的变化等等。在城市规划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正视这种趋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使各种服务设施的配置更为合理。

参考文献

1、董银兰、周艳华、解鸿泉：《人口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4年。

2、许峰、冯健亮：“城市总体规划人口结构预测分析及其规划启示”，《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6期。

3、夏业良：“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第10篇

【关键词】延迟退休政策；珠海市；回归模型

中国老龄化程度严重，是全球唯一的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据联合国统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将有近5亿人口超过60岁。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现状，中国有望于2017年正式出台实行延迟退休方案，为落实好延迟退休政策。珠海市作为经济特区，政策优势、地缘优势、人才优势、经济优势明显，探讨珠海市作为试点城市的可行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关延迟退休政策研究文献综述

1.国内文献综述

通过查阅资料，雷勇和蒲勇健发表的《基于给付确定制的最优退休年龄经济模型分析》为员工选择最优退休时机提供了参考依据； 2012年，张文学和任彦霏发表题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下的最优退休年龄动态模型构建与应用――以陕西省为例》，探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O最优退休年龄模型；到2013年，李含伟和汪泓基发表《基于个人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退休年龄分析与柔性退休制度仿真》，该论文考虑了个人获得的物质享受与个人对社会的奉献价值。

2.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探究最优退休年龄文献较早，其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有： 1984年Gary・ S・ Fields运用劳动力供给模型，对国民收入结构、养老保障等因素进行实证分析，证明其会影响退休行为；2008年，Jonathan・Barry ・Forman探讨退休年龄与人口统计学的关系，初步拟出养老金法案，为公共政策制定参考依据。2009年，Michael Tucker和Juan A.Lacomba两位学者定量分析分别给出在正常市场和消极市场下最优退休年龄应该在62q，且法定退休年龄也受到政治与经济因素影响的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对延迟退休年龄问题争论已久，但与国外成熟国家的退休年龄相比，中国学者研究最优退休年龄着重考察个别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文献较少。本文在前人验证延迟退休年龄合理性的基础上，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侧重对相关数据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珠海市延迟退休的可行性。

二、珠海延迟退休可行性探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特约研究员孙永勇等学者认为最佳退休年龄与参加工作年龄、退休年龄、死亡年龄、名义利率、退休前死亡概率、个人效用之间可建立数据模型，根据历史数据测算得出城镇就业人员最有退休年龄达64.14岁。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表明将制定出台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城镇就业人口法定标准退休年龄有望达到男性65周岁，女性60周岁。

1.珠海市延迟退休政策定性分析评价体系

为探究珠海市就业人口退休年龄，充分利用评价模型和预测模型，定性分析4个关键因素：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供求关系、市民受教育程度，得出“延迟退休”科学可行的制度设计。

假设：

（1）4个国情指标对于延迟退休影响等值。

（2）假设研究延迟退休对某一指标的影响，其他指标值忽略不计。

（3）影响珠海市与影响中国退休年龄的因素基本一致。

根据珠海市统计局数据可知，第一，随着珠海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珠海市的人口老龄化呈增长趋势，2010年珠海全市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为80.2岁，而珠海市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珠海全市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2.5岁，居广东省之首；第二，退休年龄与受教育年限延长不相适应，受教育程度与受教育年限成正比，维持原来的退休年龄规定，劳动力可能处于人力资本高峰期退休，造成人力资本的浪费；第三，退休年龄与人口老龄化趋势不相适应，社会保障压力增大。

珠海市延迟退休政策定性分析，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在珠海市同样具有可行性。

2.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定量分析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以调查者愿意频率来反映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是否可行的概率。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是对定性变量的回归分析。在实际问题中，是否实施延迟退休政策，确定延迟与不延迟两个变量。

设因变量y是0-1型，自变量为j x （j=1，2，3）。设y=1时的概率为p，则Logistic回归方程为

根据职业类型的划分，从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和体力劳动者三个角度对P值进行计算。P1代表事业单位中愿意退休的频率，P2代表企业单位中愿意退休的频率，P3代表体力劳动者中愿意退休的频率。

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写为：

综上，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显示出中国人均GDP与人均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投资额对退休年龄有显著影响，人均GDP的增加有助于延迟退休政策的实施。

三、研究结论和建议

1.将珠海市作为延迟退休试点城市具有可行性

本文对珠海市延迟退休政策定性分析评价体系，得出延迟退休政策χ楹J芯济发展、劳动力市场优化、教育可持续发展和珠海整体战略布局这四方面都有积极意义。

结合中国与珠海的数据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法，得出人均GDP与人均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投资额系数的t统计量都高度显著相关，且所有系数都具有正确的符号，表明人均GDP与人均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固定资产投资额系数这两个变量共同对愿意延迟退休有显著的影响，延迟退休方案在珠海市实施具有可行性。

2.建议推行弹性退休制，完善养老金给付机制

实行弹性退休制，意味着城镇人员可以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和工作意愿在55岁到65岁之间选择合适的时间来办理退休手续。养老金与退休年龄相挂钩，可提高参保人员的缴费积极性、减轻社会养老压力，还可有效避免富有劳动力人员提前退休。能够积极引导劳动力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退休决策中的作用，使得个人在退休决策时选择的方案可以达到最优化。

政府应当制定退休年龄的指导性政策，制度设计与利益激励相符，鼓励各地区因地制宜，实行弹性退休制。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动态监管，避免养老金缺口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建立完善的养老制度也有利于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实现，将养老金的给付水平与退休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可以根据不同的退休时间调节养老金的给付，从而体现养老金收缴及发放的公平与效率结合。

四、结语

珠海市作为经济特区，具有经济创新创优的政策优势；地处珠江口西岸，与香港隔海相望，与澳门陆地相连，具有独特的地缘优势；以“蓝色珠海高层次人才计划”为核心的战略布局，具有人才优势；建设发展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有益成果基础上，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开拓“生态文明新特区、科学发展示范市”建设新局面，具有显著的经济优势。有作为退休政策试点城市的优势。

紧随国家改革，发挥优势，通过试点城市效用带动作用，将对珠海市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延迟退休政策的探究，契合社会需求，有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延迟退休问题的重视程度，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中国学者研究最优退休年龄着重考察个别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文献较少。本文在前人验证延迟退休年龄合理性的基础上，侧重对相关数据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进一步论证了延迟退休政策的合理性，得出珠海市作为延迟退休政策试点城市的可行性，并提出推行弹性退休制，完善养老金给付机制的建议。日后，研究会继续数据收集、社会调查工作，在模型中增加要素研究，持续关注延迟退休政策的出台及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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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含伟，汪泓. 基于个人幸福最大化的最优退休年龄分析与柔性退休制度仿真[J]. 上海经济研究. 2013（08）

第11篇

关键词：人口减少　老龄化　人口结构　综合国力　人口策略

作者简介：田香兰，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3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107－15

基金项目：2011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TJZZ10－098)。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已进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这种情况将长期持续下去。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再生产，就谈不上综合国力。现行的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是以人口增加为前提的，而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必然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矛盾，从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削弱综合国力。

一　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现状及趋势

人口减少及老龄化是日本人口变化的主要特点。考察人口减少现状及趋势时，可以运用人口规模、出生人数及总和生育率等指标，而考察人口老龄化现象及趋势时，可以运用老龄化率、老龄化速度、平均寿命等指标。

(一)日本人口减少现状及趋势分析

从人口规模来看，2004年日本总人口为1亿2779万，达到高峰，2005年减少到1亿2777万，比上年减少2万人，二战后第一次出现人口减少现象，日本开始进入人口减少阶段。今后，人口将持续减少，到2055年将减少到8993万，到2105年减少到4459万(参见图1)。由于人口规模的变动具有再生产惯性，即使大幅度提高出生率，到2055年为止，也很难改变人口减少趋势。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劳动力人口也明显减少。2008年，劳动力人口为6650万人，但到2050年，将减少到4228万人(预测数据)，相当于2008年的三分之二。图2显示了日本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总和生育率在2.1～2.2左右称为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表明人口数量会维持现状。1950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3.65，而到了1960年下降到2.0，总和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以下。1989年总和生育率为1.57，由于创历史最低(低于1966年的1.58)，称作“1.57冲击”。日本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低生育率一直持续，2005年再次创造历史最低水平，降到1.26。此后，2007年虽增加到1.34，但仍然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从出生人数(参见图2)来看，第一次婴儿潮时期(1947～1949年)最高年份的1949年出生人数为270万人，而第二次婴儿潮时期(1971～1974年)最高年份的1973年为210万人，但到了1975年减少到190万人。此后，出生人数持续减少，1985年为143万人，2005年为106万人。2006年，虽有所增加(109.2674万人)，但到2007年(108.9818万人)，又减少了2856人。日本已进人人口减少的循环当中。

(二)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及趋势

196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少儿人口所占比例为25.6％，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为68.1％，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6.3％。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为1:11.2，人口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而到了200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所占的比例下降到13.8％，15～64岁所占的比例为66.1％，65岁以上所占的比例增加到20.5％。由于老年人口增加，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到1:3.3。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

人口老龄化率(总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是衡量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值越大，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日本于1970年老龄化率达到7.1％，进入老龄化社会；1994年达到14％，进入老龄社会；2005年达到20.5％，进入超老龄社会。日本人口老龄化率从7％增加到14％，仅用了24年，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日本总务省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8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1亿2743万人。在总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占13.3％，创历史新低，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23％，创历史新高。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持续增加。据日本《2009年版老龄社会白皮书》预测，到2055年，老龄化率将达到40.5％，每2.5人中就有1位老人(参见图1)。从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平均寿命来看，1955年，男性平均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7.7岁，而到了2008年，男性平均寿命达到79.6岁、女性达到86.05岁，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长寿国之一。

二　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对其综合国力的影响

人口变化是影响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是一场国家危机，将严重削弱其综合国力。为了便于考察日本人口结构变化对其综合国力的影响，笔者主要从有关研究机构的综合国力指标中选取了几个影响因素。

(一)人口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1、综合国力概念及指标体系

衡量一国实力最常用的指标是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力量，主要包括经济、军事、科技、政治、文化、外交、自然条件和人口等。经济、军事、科技、自然条件、人口等是物质形态的，可称为硬国力；政治、文化、外交等是精神形态的，可称为软国力。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汉斯・摩根索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口来创造和供应综合国力的物质工具，它显然不能成为一流国家。”丰富的人口资源是提高综合国力的最具活力的因素。雷・克莱因(Ray Cline，1975)曾提出如下国力方程：

P=(C+E+M)×(S+W)

式中C为土地和人口，E为经济实力，M为军事能力，S为国家战略系数，W为国家意愿。综合国力是前三者相加与后二者相加的乘积。

从国力方程中可以看出，人口显著减少意味着综合国力的下降。而且人口减少，经济实力也会随之下降。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委托日本综合研究所进行了综合国力基础调查。在其出版的《日本的综合国力》一书中，提出了由国际贡献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三个层次立体构建的综合国力评估体系。2004年，日本内阁府报告指出：“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直接影响综合国力及社会活力。”同年7月，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发表了《关于人口减少与综合国力的最终报告概要》，其中提出了NIRA型综合国力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市民生活能力、经济价值创造力、国际社会应对力等三个部分组

成。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口结构变化直接影响日本综合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对11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评估，评估的评价体系包括领土与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军事、科技五个直接构成要素以及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安全与国内政治、国际贡献四个影响要素。国情决定其综合国力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其综合国力研究更加关注社会发展、可持续性，而日本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是其最大的国情，因此其综合国力研究考虑人口因素较多。

2、人口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人口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人口作为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考察人口问题，不仅要考虑人口数量，还要考虑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因素。人口并非越多越好，但需要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在人口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人口质量尤为重要。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就能为经济发展和国防提供更为雄厚的人力基础。相反，如果未成年人、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过大，就可能会出现社会生产劳动力不足甚至兵源缺乏的情况，从而对经济建设和战争进程产生不利影响。任何国家，只要人口减少，人力资本总量也会减少。一旦人口减少，从宏观上看综合国力会缩小。科技的进步只能部分替代人口再生产。人口状况最终决定国家的竞争力。因此，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双重压力下，日本面临综合国力日趋衰弱的局面。1950年，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3.3％，排在第五位。而到了2005年，所占比重缩小到2％，排名也下降到第十位，预计到2050年所占比重将下降到1.0％(第18位)。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减少，意味着消费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力削弱。中国与日本比较，1950年，中国人口为日本的6.6倍，1995年为9.7倍，2050年将增加到15.1倍。从长远看，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

(二)人口减少及老龄化与综合国力

根据上述有关研究机构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从人口角度，笔者选取了其中六个对日本综合国力影响较大的因素进行分析。

1、经济价值方面

短期经济预测关注的是需求层面的变化，而长期经济预测需要关注供给主体。一般预测长期经济活动需要以20～50年或更长时间为对象，因此劳动力和资本作为供给主体受到关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使劳动力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劳动力人口减少，竞争力削弱，抑制经济发展。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及优良的人力资本，科技创新能力及创造经济价值能力受很大影响。虽然可以利用老年劳动力，但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因此直接影响产业升级及技术创新。而且，老年人的流动偏好低，直接影响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阻碍经济发展。日本劳动力人口正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减少。根据推算，到2015年，日本劳动力人口比2005年将减少400万，GDP增长率被拉低0.4个百分点。有预测说，到2030年，日本实际国民收入将比2000年缩小15％。GDP减少，内需也随之缩小，内需规模缩小，导致各种产业基础削弱，储蓄率下降，影响投资所需资金。财政状况恶化，政府的长期投资减少。而企业投资又主要依赖国内储蓄，因此假如中长期国民储蓄率下降，企业将很难维持较高的投资率。劳动力供给不足或劳动力质量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及产业竞争力下降，从而影响其创造经济价值能力，进而削弱综合国力。

2、国际影响力方面

国际影响力与人口及GDP规模密切相关。日本人均GDP从1991年的第9位，下降到2009年的第24位。20年来，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明显下降。1990年，日本在东亚拥有7.9％的人口和72％的GDP以及67％的制造业GDP，而到2001年，日本在东亚所占比重下降为人口6.7％、GDP52.6％、制造业GDP55.3％。日本GDP缩小，政府开发援助规模随之减少，很难维持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70～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以后，ODA的规模大幅度扩大。但进入90年代，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长期低迷，财政困难，日本政府不仅改变了ODA的政策方针，也修改了援助条件。曾位居全球榜首的援助规模近年降至第五位。2010年4月12日，日本外务省向国际合作局及其他四个与对外援助有关的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冻结日本对外经济援助项目。外务副大臣福山哲郎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于政府公共债务负担沉重，今后日本可能不再增加ODA贷款规模。ODA规模的缩小再次印证了日本综合国力削弱，也说明日本国际影响力正在下降。

3、可持续发展方面

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人口变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维持适度的人口规模，不仅是民族及文化得以延续的需要，也是保持综合国力的基本条件。人口的过度老龄化及急剧减少将削弱综合国力。2005年，日本国情调查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32个道县人口都在减少，市町村中有三分之二人口减少。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调查显示，全国62271个人口过疏村落中有2643个村落正面临消失的危险。由于税收减少，公共汽车、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很难运行，基础设施投资受阻。由于耕地荒废，交通通讯落后，过疏地区的农地和森林很难维护，粮食生产、防止灾害等问题颇多。市町村负责的护理保险、国民健康保险等难以维持。而上述地区的风俗文化、自然遗产也面临无法传承的局面。

4、国家安全与国内政局稳定方面

日本人口结构变化使其国家安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公众对于良好社会保障的诉求会使国家不可能将更多财富用于国防建设。联合政权的上台，表明了“民生优先”的执政理念。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是刚性需求，因此日益增加的福利财政侵蚀防务支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军事开支，这不仅影响军事安全，也影响其战争能力。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中位年龄投票人也趋于老龄化。1970～1990年，投票人的中位年龄为40～49岁年龄层，而到2000年后，推到50～59岁年龄层，到2040年后，将增加60～69岁年龄层。由于老年人的发言权增加，日本政治将更加趋于保守，政策焦点也将集中在与民生有关的问题上。此外，从民族结构的变化上看，虽然目前日本民族仍占主体地位，但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加。上世纪80年代为止，移民不过60万～70万人，但到90年代，超过100万人，到2005年超过200万人。1990-2005年的15年间，增加了1倍。移民在日本总人口中所占比重1985年为0.6％，到2005年，增加到1.2％。日本政府担心这将会影响到日本人作为主体民族的地位。但为了维持现有的经济规模，又不得不增加移民，这使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陷入两难境地。政府既希望用引进外来劳动力来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问题，又担心移民增加引发其他社会问题，从而影响国家稳定。

5、国民生活水平方面

随着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的加剧，社会保障费用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儿童补贴及老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提高整体国民生活水平带来极大影响。尽管突出民生主义，强调收入再分配，但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对抚养人口的分配，意味着对劳动力人口的分配减少。尤其是抚养人口分配升高，不仅加重劳动力人口的负担，对财政也带来巨大挑战。如果养老金及医疗费用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国民对社会保障的负担有可能超过其负担能力。2008年，日本的国民负担率为40.6％，潜在的国民负担率为47.5％。这说明国民负担率已超出其承受范围，严重影响国民生活水平。另外，2008年，国民养老金保险实际缴纳率低于50％，而国民健康保险未缴纳率超过10％。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影响其缴纳各种保险费用的能力。

6、国家发展方向选择方面

日本国家发展正处在历史性转折时期。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的140年里，日本经历了四次国家发展方向的选择：第一次是军国主义武力扩张(1868～1945年)，第二次是依靠美国优先发展经济(1945～1983年)，第三次是靠美谋求政治大国(1983～2009年)。

在第三次国家发展方向选择上，日本全然不顾人口结构变化及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大环境，选择了走政治大国道路。事实上，人口增长为前提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已被人口减少的低速甚至负经济增长模式代替。因此，综合国力逐渐衰弱的局面已形成，不适合走政治大国道路。第四次日本国家发展方向转型从2009年执政开始。政权已提出“民生优先”的发展模式下的“新增长战略”。“新增长战略”需要以人力资源为依托，因此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背景下，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是国家发展模式成功转型的有力保障。保持综合国力，并非只有政治大国一条路，只要符合国情，民生优先，将人口制约条件转变为发展杠杆，仍然可以保持综合国力。通过采用适合于少子老龄社会的制度、技术、服务，照样可以为世界提供新的国家发展模式。

三　阻止综合国力衰退的三种人口政策及效果

对于已进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的日本来说，如何保持综合国力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为了消除人口问题对综合国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不得不同时推进三种不同政策，即：“防止人口减少政策”、“适应老龄社会政策”，以及“适应人口减少社会政策”。

(一)防止人口减少的政策

1、提高出生率的政策措施

实施“防止人口减少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出生率，改革社会经济体系。为了防止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9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育儿休假法》，1996年规定育儿期间可以得到25％收入补偿以及免缴社会保险费。1994年，由文部省、厚生省、劳动省、建设省等四个部门共同制定了“天使计划”。1997年，人口问题审议会发表了《少子化报告书》，开始认真考虑少子化问题。1999年，设立了“少子化对策促进阁僚会议”，制定了《少子化对策促进基本方针》，并根据此方针制定了新的“天使计划”(2000～2004年)。此后，为了进一步促进少子化政策，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及《培养下一代支援对策促进法》。2004年根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

2、减轻养育孩子的负担

2009年，上台后，非常重视养育及教育问题，制定了多项措施。具体政策为：(1)增加各项补助。增加生育一次性补贴(55万日元)；到中学毕业为止，每年给每个儿童补贴31.2万日元(平均每月2.6万日元)。为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实施高中生学费减免制度，在大学设立奖学金。(2)放宽对幼儿园、保育园的各种限制，鼓励民间企业投资幼儿托保设施，实行弹性产假，营造良好的生育和育儿环境。(3)扩大教育需求，发展教育产业，广泛接受外国留学生，推动民营教育的健康发展。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加强理工科教育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日本政府2003年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来，虽然针对出生率下降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出生率依然很低。上台后，把政策重点放在支援家庭育儿上，动用巨额财政资金，实施了儿童补贴政策。但由于财政状况恶化，儿童补贴的可持续性遇到挑战。增加儿童补贴，只能适当减轻家庭养育子女负担，不可能根本上解决家庭收入减少的问题。养育成本上涨、家庭收入减少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不景气、男性无法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为提高家庭收入，女性参加工作是必然趋势。因此，为了提高出生率，需要把政策重点转移到为女性创造工作家庭兼顾的社会环境上。但日本现有的社会经济体系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改革现有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经济体系是有效实施“防止人口减少策略”的体制保障。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日本人口结构(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加剧、劳动人口减少)、产业结构(服务业的扩大及雇佣的不稳定)及家庭结构(女性就业、家庭不稳定)的变化，福利供给的三极结构(国家、家庭、市场)发生了动摇，国家的福利供给功能下降，家庭负担增加。在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已不适应新的环境。因此，需要改革现有的就业、养老、医疗、福利、企业经营体系，适应女性平等参加工作的社会。同时，还需要增加多元化的保育服务设施，实现保育服务社会化，让更多的民间企业及非营利团体参与这项事业。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兼顾工作及家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生率低的问题。

(二)适应老龄社会的政策

1、制定实施《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日本政府制定实施《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1995年法律第129号)，并根据该法第9条至第13条，就“就业与收入”、“健康与福利”、“学习和社会参与”、“生活环境”、“调查研究”等五个方面制定了具体方针。内阁府、总务省、法务省、厚生劳动省具体负责制定相关政策。内阁府下设老龄社会对策会议，协调各省厅的具体计划，从宏观上综合促进老龄社会政策。总务省下设老年人对策室和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老年人对策室主管老龄问题，主要调查全国各地人口老龄化的动态，并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提出老龄问题的对策建议。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人口问题。通过制定和实施护理保险制度，该制度的实施，实现了向契约制度的转变，消费者可以根据“契约”自己选择服务方式。

2、加快发展老年人福利事业

日本实施以全体老年人为对象的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厚生劳动省作为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组织实施老年人福利发展规划。1986年制定了《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9年制定了《老年人保健福利推进十年计划》(黄金计划)，1994年制定了《新黄金计划》等。为发展老年人福利，积极增加各项资金投入。在各都道府县及市町村成立了社会福利协会、非营利性组织中心等，利用多方面力量为老年人提供福利服务。在福利供给上，扩大民间企业的参与，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多样化。民主

党政权确定的“新增长战略”中提到发展医疗护理和健康相关产业。主要措施有积极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扶持新药品和医疗护理技术研发，开发和建设无障碍住宅，开展新型居家服务，填补护理保险制度的空缺等。

日本政府于1995年制定《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及加强老年人福利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收入、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十年来，实现了“行政措施”向“契约制度”的转变，基本满足了老年人的多样化护理需求，在适应人口老龄社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巨额财政支出。2007年，日本社会保障支付总额为91.4305万亿日元，占GDP(374万亿日元)的24.4％。而GDP增长率仅为0.3％。社会保障支付额中与老年人有关的支付为63.5654万亿日元，占总费用的69.5％。按具体领域来看，养老金支付为48.2735万亿日元(占总费用的52.8％)、医疗支付为28.9462万亿日元(31.7％)。日本财政已不堪重负。因此，财政重建及增加GDP是有效实施“适应人口老龄社会策略”的资金保障。在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长期停滞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的增加。为了阻止债务的持续增加，必须增加分母即GDP。通过经济增长，增加税收，缩小财政赤字，实现财政重建。除了做大分母之外，还需要缩小分子，但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很难缩小财政赤字规模。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推测，假如落实的竞选公约，国债总额将从2009年的165％增加到2020年的243％。因此，只要不缩减社会保障支出，很难缩小财政赤字规模。财政重建的关键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实现财政重建的途径并不是缩小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而是提高消费税。但是，为了得到国民的理解，政府需要把新增消费税的名称改为社会保障目的税。此外，并非所有老年人都是社会弱者，不应把全体老年人当做社会弱者，用巨额的社会保障财政供起来，过度保护老年人。应为老年人营造创业及再就业的环境，使其发挥潜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三)适应人口减少社会的政策

1、制定男女就业平等政策，促进女性就业

1985年，日本政府制定《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法》，第一次把女性看成与男性平等的劳动力，禁止就业上的歧视，此法成为女性劳动力政策的历史性转折点。很多女性倾向于育儿任务完成后再就业。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女性再就业制度》和《劳动省关于确保男女雇佣机会和待遇平等的法律》。具体内容为包括确保在就业方面男女机会和待遇平等、支援女性兼顾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制定时间制工作、提高女性地位、开发女性能力等。具体措施：(1)通过女性重返工作岗位计划，对女性进行普遍的技能训练，使女性可以寻找离家近的企业上班，让女性可以灵活地在企业之间流动，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机会成本；(2)改变工资体系，采取同工同待遇，减少女性的收入损失；(3)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方便出入。另外，通过制定《劳动者派遣法》、《短时间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等，为女性再就业提供方便。

2、修改移民政策，吸收外国劳动力

2005年6月，法务省设立了“促进多文化共生社会研究会”，2006年3月总务省也召开了“多文化共生研究会”，提出不同国籍和民族的人在互相尊重对方文化的基础上，平等生活。过去，日本移民政策强调“同化”，而现在强调“共生”，并采取提供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措施保证外国人在日本就业及生活。“外国人才交流推进议员联盟”提议，今后50年内，日本应该向“多民族共存的国家”过渡，使移民人数达到日本总人口的10％，即1000万人左右。该机构还建议制定专门的移民法，以明确移民国家的理念，并设置移民厅负责相关事务。

3、实施《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促进老年人就业

2004年6月，日本政府重新修改《老年人就业稳定法》，实施继续雇用制度。《老年人就业稳定法》是日本应对老龄社会所制定的法律。《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规定，所有企业都有义务雇用老年人。从2006年开始，企业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到2013年，提高到65岁。企业可以从以下三种形式中任意选择一种：(1)废除退休制度，不以年龄为理由终止劳动合同；(2)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到2013年采用65岁退休制度；(3)采取“延长工作年限制度”以及“再就业制度”，确保65岁为止的雇用。实施《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之后，到退休年龄后仍被继续雇用的人数，从2005年的12万人(48.4％)增加到2008年的31.6万人(73.3％)。《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不仅有效保护了老年人的权益，也促进了老年人就业。

“适应人口减少社会政策”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老年人、女性及外国劳动力。日本政府为促进老年人及女性就业，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社会及企业雇佣意识尚未发生变化，老年人及女性只能从事短期劳动及临时劳动，无法获得长期稳定收入。特别是老年劳动力创新精神减弱，劳动生产效率不高，也影响再就业。而女性由于习惯在结婚后辞掉工作，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职业培训，无法挖掘女性劳动力的潜力。因此，日本单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源难以满足国内对劳动力的各种需求。

第12篇

[关键词] 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体系完善

【中图分类号】 F84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7-141-2

养老保险是指我国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是由针对不同群体而设立不同的养老保险模式构成的，它们之间在筹资模式、缴费模式、待遇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形成“碎片化”的格局。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必须加大改革步伐，积极推进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进程。

一、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的不足

（一）难以应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支付危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同一些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人口绝对数量大的特点。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加快。根据现有的资料，考虑到人口结构、出生率、不同年龄组死亡率、城镇化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等因素。在未来发展中，虽然我国城镇人口规模增长速度较快，但乡村人口仍占较大比例，乡村老龄人口的比重将远高于城镇水平。

（二）养老金缺乏有效的运营监督和约束机制

养老金的运营与监管，在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普遍遇到财务危机的情况下，转向寻求市场筹资，是我们所缺乏的考虑与选择。鉴于社会保障关乎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养老保障金的运转过程中对基金的安定，实施有效的监管和约束，是我们国家现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三）缺乏有效的监管动力机制

现阶段，由于针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行政监督、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各自的主管部门不同，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力度较差，缺乏统一规划，或者干脆是各自为战。使得养老保险经办部门疲于应付接踵而来的检查，无法抽出足够的精力、人力、财力和物力去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养老金管理日常工作。而且在实际监管工作中，监管信息往往也得不到广泛的交流和共享，即后面监管的部门无法准确掌握前面监管部门所监管的内容、重点、范围、所查出的违纪违规问题，先进的监管方式、监管理念也无法得到交流，使得养老金监管逐渐陷入孤立、单兵作战、机械的怪圈之中。

1.监管人员综合素质普遍较低，无法满足全方位监管的客观要求

现阶段，有关养老金的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普遍较低，不但影响了监管效率和监管质量，同时也降低了监管的权威性。就行政监督而言，由于政府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本身日常工作比较繁忙，监管人员往往是身兼数职的行政人员，自身对于养老金业务、运作、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并不完全熟悉，再加上养老金本身就具有日常工作数据量大、业务烦琐、涉及部门广泛等特点，这就使得行政监督往往是“蜻蜓点水”、或仅仅是做表面上的工作，应付上级交办的任务或例行公事；就审计监督而言，由于其工作性质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再加上年复一年、接踵而来的审计任务已经使得广大的审计人员疲于奔命，以至于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学习先进的经济理论与监管知识往往不被重视。由于监管人员素质不高等因素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养老金监管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2.监管立法滞后、法律框架不完善

从国际实践操作来看，养老金制度本身仍然出于不断的演进之中，因而有关养老金的监管就国内外而言，至今仍然处于一个不断探索的领域。从已经颁布的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法规、规章制度来看，还难以涵盖我国社会保障的全部，仍存在着依法监管的“真空”。就目前现有的法规制度来分析，原来制定的单一的条例、规章，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客观要求，也难以发挥其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效力。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有关的立法、以及相应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还处于不断的摸索、不断的改进、修正过程，还难以完全解决养老保险基金监管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的增加了养老基金管理、使用的不确定性、风险性。

3.信息化建设滞后，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监管效率不高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部门整体信息化程度不高，还没有形成一套比较完善、通用性强、易于操作性的社会保障信息化操作系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监管信息库，监管实践中往往缺乏一套完善的有关养老保险基金数据的收集、整理、加工及分析系统，这也造成了养老金监管支持系统非常薄弱。同时，现阶段，有关养老保险基金的计算机软件仍然很少，即使是现在全国各地区运行的各个软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涵盖的内容广泛（除了养老基金外，还包括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社会救济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因而即使是一套成熟的社会保障软件，也无法容纳所有社会保障品种，做到面面俱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调整监管战略，增强监管的有效性，冒然实行激进的养老金制度改革政策必然会引起社会经济运行的波动，养老金制度改革进程中的风险则会更加凸现。

第13篇

关键词：人口发展；预测；可持续发展；武威市凉州区

一、武威市凉州区人口发展现状

1.人口总量大，人口增速趋稳

凉州区现有常住人口102.3万，人口的增长速度近几年呈逐渐减缓平稳态势，年增人口不超过1万，人口增长率基本保持在5‰。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妇女就业观念的变化，以及儿童抚养费的增加，群众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口增长目前基本实现了低出生，低增长的生育水平。但由于全区人口基数大，是甘肃人口最多的县区之一，因此整体来说，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大。

2.人口流动数量大，以临时性流动为主

从人口流动性上看，凉州区临时性流动人口数量大，而长期流动人口数量并不多。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出人口以劳务输出为主，2006年凉州区农村向外输转劳动力21.52万人，创收7.36亿元，成了农村家庭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为了提高流出人员的素质，全年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45 516人。

3.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受教育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凉州区人口素质从1990—2005年有所提高，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03%增长到7.12%；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9.17%增长到15.71%；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29.58%增长到38.35%。尽管人口素质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较底，影响了农村人口的流动。

二、凉州区人均经济发展水平

1.凉州区人均经济容量变化

从2000—2005年，凉州区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27 607万元增加到952 000万元，年均增长率为17.5%，人均生产总值（当年价）从4 310.12元增加到9 629.78元，年增长率17.6%。

2.凉州区人均财政收支

2000—2005年凉州区财政收入从2000年的17 236万元增长到2001年的20 086万元，随后四年间一直下降，下降到2005年的9 106万元，出现负增长。2000—2005年财政支出基本稳定增长。人均财政收入逐渐下降，由173.73元下降到89.80元。人均财政支出稳步上升由295.62元上升到51 1.50元。

3.凉州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2000—2005年凉州区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64 619万元增长到337 218万元，年增长率39.86%。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从651.34元增长到3 325.62元，年增长率46.06%。

三、凉州区2006—2050年人口预测及发展趋势

（一）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分析

根据凉州区的人口预测基础数据，借助CPPS软件的支持，以总和生育率、预期寿命、性别比为控制变量，对凉州区2001—2050年的人口发展分别进行高、中、低三种方案的预测。将三种方案的预测结果与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发现中方案（TFR＝1.64）最符合凉州区的实际情况。在TFR＝1.64的情况下，2001—2006年预测人口与实际人口的相对误差分别为0.11%、0.10%、0.05%、0.5%、0.45%、0.34%，预测误差较小。

1.人口自然增长率

图1TFR＝1.64总人口数变化趋势图

由上页图1可知，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同人口出生率的变化趋势较为一致，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中间有两次小幅波动。第一次小幅上扬在2005—2012年，在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凉州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到2030年左右人口自然增长率又会出现第二个小幅上扬，但上扬的幅度很小，自然增长率变化曲线基本为水平状，并且中间伴有个别年份的下降，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2038年左右，此后凉州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大幅下降。

2.总人口数

由上页图1可知，凉州区总人口数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按照中方案的预测（TFR＝1.64），人口将在2022年达到峰值111.71万，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人口105.32万；2015年109.28万；2020年人口111.59万。

（二）2006—2050年凉州区人口的年龄结构

1. 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TFR＝1.64 0～1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2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和0～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2006—2050年凉州区0～14岁少儿人口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将呈现出先下降然后小幅回升，然后再下降的波浪形变化趋势。0～14岁少儿人口数量将在2011年达到一个低值17.53万，然后回升。在2019年达到一个峰值20.03万人后再次回落，到2034年达到一个低值11.96万人，然后再次回升。在2045年达到一个峰值13.56万人，然后再次呈现出下降趋势。

2. 2006—2050年凉州区15～64岁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TFR＝1.64 15～64岁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3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和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凉州区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在2006—2012年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2012年后一直到2028年除个别年份小幅下降之外，基本保持不变，2028年之后呈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的变化趋势同劳动适龄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预测期内凉州区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会保持60%以上，这说明预测期内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是较为丰富的，2028年之前劳动适龄人口系数一直都保持在70%以上，数量在80万左右。

3. 2006—2050年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TFR＝1.64 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

图4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65岁以上人口数量和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预测期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及其占总人口的比重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大，在初期变化速度较为缓慢，2006—2026的年均增长速度为3.14%；而2027—2039年，人口老龄化系数则会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增大；2039年老年人口数量和老年人口系数均达到峰值，分别为26.55万人和24.76%；2040年以后基本稳定，2040—2050年的年均增速为0.25%。

（三）2006—2050年内凉州区的人口发展趋势

1.预测期内凉州区人口结构类型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不断加剧

根据人口老龄化的不同程度，可以将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人口划分为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三种人口类型。年轻型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低于4%的比例，成年型指这一比例在4%～7%之间，老年型指这一比例超过7%。

按照中方案（TFR＝1.64）预测的凉州区未来主要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数据，凉州区的人口结构在预测期内将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这一转变过程将于2010年前实现，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老龄化的程度将持续深入。

转贴于

2.预测期内19～64岁劳动人口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变化趋势

图5TFR＝1.6419～64岁和25～44岁劳动人口变化趋势

图5显示了预测期内凉州区19～64岁劳动人口数量和25～44岁青壮年人口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预测期内19～64岁人口数量呈现出先增长后保持稳定，然后下降的趋势。2006—2016年缓慢增加，2016—2026基本保持稳定，2026年以后逐年下降。25～44岁青壮年人口，从2006—2026年基本保持稳定，2027年以后呈现出下降趋势，到2040年左右，下降到一个低水平后再次保持稳定。

四、凉州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与解决思路

（一）存在的问题

1.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使发展缺乏后劲

2005年，凉州区的文盲率为8.68%，将近88 000多人，提高劳动人口素质，特别是特殊区域的劳动人口素质，是人口发展的难题，也是各个层次、各种方式教育机构和培训机构的工作重点。与此同时，出现的教育素质逆淘汰现象也不容忽视，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由于人口素质低造成凉州区人力资本短缺，社会不稳定性增加，经济发展将会缺乏潜力和后劲。

2.人口流动性弱，影响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据2006年统计，流出人口3.6万，外出人员主要流向外省。流入人口数量3.6千，是流出人员的1/10。流入人口中从省内流入和从省外流入的人口各占一半，说明凉州区人口的流动性较弱，吸引外来人力资本的可能性较小，人力资源很难得到优化配置。实践证明，越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就越高。流动人口是活跃市场和经济发展的生力军，流动人口不仅能带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机制，还能有效拉动本地区的消费需求。

3.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

未来凉州区的老年人口系数将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27—2039年老年人口系数将以年均5.72%的速度迅速提高，到2039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到26.55万，老年人口系数将高达24.76%，总人口负担系数高达57.1%。如此多的老年人口将为社会带来沉重的扶养负担。

（二）解决的思路

1.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以智力开发支撑区域经济发展

凉州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要根据实际，重点培养适合凉州区的开发型、专业型、技术型人才，普遍提高本地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注重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培养和扶持，注意发掘当地掌握独特技术技能的人才，积极向国家争取吸引人才的财政支持和优惠政策，关怀爱护来本地工作的外地科技人才。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由于缺乏行之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其他社会福利救济制度，难以消除农村人口养老的后顾之忧，使农村人口控制工作难度加大。

农村人口控制工作的难度不仅仅是因为受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更主要的原因是目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村现有的家庭养老而非社会养老模式决定了农村人口的老有所养、生老病死问题主要靠其子女而非社会来承担。凉州区家庭养老模式占据主流，“养儿防老”在农村不单单是一种传统观念，而是一种现实需要。任何人都会考虑失去劳动能力后怎样生存的问题，城市居民由于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经济上基本不成问题，而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途径只能是尽量多生孩子，增强未来生活的保障程度。

3.将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纳入规范的运行轨道

2006—2010年为第一阶段。实现低生育率；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建立完整的城乡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完善计划生育基础设施的建设；防止人口出生率的反弹，重点控制流动人口的生育秩序；建立人口与经济等要素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2011—2015年为第二阶段。稳定生育水平，提高人口质量；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5‰，并继续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程序，使之规范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的机制趋于成熟；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的新体系基本建成；对人口和计划生育问题的研究、规划和实证分析要上水平、上层次，扩大在市内省内国内的影响。

2016—2020年为第三阶段。把人口的全面发展作为人口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目标，全面提高人口出生、培养、就业、流动的水平。将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4‰；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农村作为重点；延长人均受教育时间；人力资源高效利用；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机制基本建立起来；整个社会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梁冬，李卢霞，等.理出同源必有因——浅谈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与其经济学理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J].经济问题探索，2005，(4)：26-29.

[2]董栓成.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5)：23-32.

[3]田雪原.发展观的转变——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J].滨州学院学报，2005，(21)：1-8.

第14篇

关键词 恶性肿瘤 现患率 构成比

中图分类号：R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3）0051-03-

为了解我镇恶性肿瘤现存患者的情况，2013年5月我们对徐行镇户籍人口的恶性肿瘤病例进行调查，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人口学资料由嘉定区公安局提供，包括总人口数、不同性别以及各年龄段人口数。截止2012年12月31日，徐行镇户籍人数为31 112人，其中男15 162人，女15 950人。

恶性肿瘤患病资料由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嘉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各二、三级医院上报的肿瘤报告卡，依据ICD-10和ICD-0-3编码后录入上海市卫生服务信息系统，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根据户籍所地进行初、随访。纳入本次研究的对象为2013年4月30日前存活的所有肿瘤患者。

1.2 方法

全部资料数据输入计算机，采用Excel 2007进行统计。

2 结果

2.1 恶性肿瘤现患率和构成比

截止到2013年4月30日，徐行镇现存恶性肿瘤患者589例，现患率为1.89%，其中男276例，女313例，高于2004年上海市恶性肿瘤现患率（1.00%）[1]，恶性肿瘤患病率随着年龄增大而升高，其中60～69岁年龄组现患率最高，为0.55%，该年龄组的构成比为29.03%；男性60～69岁年龄组恶性肿瘤现患率为0.55%，构成比为30.43%；女性60～69岁年龄组恶性肿瘤现患率为0.55%，构成比为27.80%（表1）。

2.2 癌谱

前5位依次是乳腺癌、胃癌、肺癌、结肠癌和直肠癌，男性前5位依次是胃癌、直肠癌、结肠癌、肺癌和膀胱癌，女性前5位依次是乳腺癌、甲状腺癌、肺癌、胃癌和脑癌，不同性别的肿瘤构成比顺位存在差异（表2）。

3 讨论

调查显示，目前本镇恶性肿瘤现患率高于上海市2004年时的水平[1]，肿瘤防治形势不容乐观。究其原因，①近年来我镇人口老龄化严重，60岁以上占总人口比例为33.27%，人口老龄化势必增加肿瘤的发病率；②小工厂，小企业在发展的同时造成环境污染，肿瘤发病的危险因素明显增加；③近年来我区恶性肿瘤监测报病工作越来越规范、完善，迟报、漏报现象减少；④检测水平的不断提高，很多早期恶性肿瘤的及时检出，早期治疗，增加了恶性肿瘤现患病例的数量。

从恶性肿瘤顺位看，与2004年上海市的肿瘤顺位差别不大[1]，但同性别比较，癌谱的顺位有明显变化，2004年上海市男性肿瘤前3名依次是胃癌、肺癌、结肠癌；女性为乳腺癌、结肠、肺癌；2013年我镇男性恶性肿瘤前3的依次是胃癌、直肠癌、结肠癌，女性是乳腺癌、甲状腺癌、肺癌。胃癌、结直肠癌的高发可能与男性更多地暴露于诸多不良生活方式有关[2]。近年来中国直肠癌发病率显著升高[3]，已取代肺癌进入前3位，这一方面和人们的饮食习惯变化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直肠癌患者带癌生存的年限在延长，导致现患病人增加。而肺癌目前还没有好的治疗手段，肺癌死亡率的上升[4]导致现患率的降低。我镇女性甲状腺癌现患者较多，甲状腺癌发病率增高原因之一在于医学影像检查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微小癌的检出率，运用超声影像技术甚至0.3～0.5 cm的病变都能看清，因此可及时作出诊断。至于甲状腺癌是不是由辐射引起的，目前尚无足够的证据。

医学的发展，恶性肿瘤患者的生存期限不断延长，现患患者不断增多。社区卫生服务要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针对不同的肿瘤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指导，定期开展健康教育、术后康复、用药、心理咨询和卧床护理等工作，满足肿瘤患者的实际需求，提高其生活质量，并最大程度地延长其生存期限。

参考文献

[1] 鲍萍萍， 王春芳， 郑莹， 等. 上海市恶性肿瘤病人现患报告[J]. 中国肿瘤， 2005， 14（8）： 496-498.

[2] 胡晓抒， 周晓农， 孙宁生， 等. 江苏省恶性肿瘤分布态势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02， 22（1）：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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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篇

1影响中国养老产业市场的因素

根据国际经验，养老产业市场能够良性地运转，需要具备人口老龄化、社会财富的普遍增加和发达的专业护理业。仔细对比上述3项要素，中国社会目前只有在老龄人口数量和社会老龄化程度上完全符合要求，其他方面均相差甚远。在社会财富方面，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GDP不断增长，但是社会民众的可支配财富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提高。单就老年人养老保险金这一项指标来看，2013年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大多数非机关事业单位城镇退休居民养老金较低，全国平均为1721元/月。但据笔者掌握的数据资料显示，目前市场提供的养老服务价格即使是在湖南西部一个县级养老院里，一个月养老服务收费标准也要1500元，因此，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支撑和强大的国家财政补助，老人们根本无力购买社会化的养老服务。在发达的护理业方面，虽然中国近三十年来社会医疗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在养老护理这一细分领域，中国还存在着严重的滞后与缺失。正是形成养老产业市场两大要素条件的不具备，所以才在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产业的过程中，遭遇了盈利模式不明确、运营模式不明确、缺乏专业的护理供应商等一系列现实操作问题。这些问题又倒逼进军养老产业的房地产商在运作养老社区的过程中，重走普通住宅的盈利模式，往往采取的方式是在大型的开发地块中，划拨很小一部分土地用作老年住宅的开发，业界称之为综合型养老社区，地产商也希望借着综合养老社区的名义，在土地获取、税收和建设补贴方面获得国家的优惠。然而就在2013年年底，就在养老产业尤其是养老地产被炒得如火如荼之际，民政部部长在公开采访中明确表示，养老地产不属于养老机构范围，这也就意味地产商没开发的养老社区，根本无法获得养老机构建设的相关优惠。

2建筑设计企业的市场空间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在养老产业和养老地产中，护理是核心，房子其实不重要，对于整个养老产业来说，这一观点十分正确，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筑设计企业在养老产业中没有市场潜力和空间。笔者认为，在上述种种养老产业的市场不利条件下，目前地产开发商、养老运营商和养老设备供应商一时间面对中国社会的养老蛋糕，都难以下手，唯独建筑设计企业目前不受上述种种条件的制约。因为我们在养老产业中的客户群体不是老年人群，不直接面对老年人群提供服务，而是面向试图通过服务赚取老年人群财富的地产开发商和运营供应商提供服务，与我们的传统业务相比，除了提供的产品类型为特殊的老年住宅设计外，市场营销的方式并无太大差别。虽然老年住宅不是养老产业中最重要的部分，但却是基础的硬件部分，是一切老年服务和护理提供的空间场所，国家有着特殊的要求和规范标准，因此，无论是开发商修建的综合型养老社区，还是政府公办的社会福利机构，以及民营企业改建或者新建的养老机构，都无法绕开我们对其提供养老服务空间的设计或者改造，以及专业化的装修。可见，在养老产业中，正是这一必不可少和无法避免，决定了建筑设计企业在养老产业中的市场空间。

3不同养老住宅产品的市场趋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