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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以学生为中心;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方法改革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教学活动中,由于思想观念及教学观念所限,整个教学环节中教师总是作为主体来组织教学,学生则是被动接受教师的教学内容,很少直接和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活动,而且很少表达他们对于所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如何,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教师在实际接触学生过程中也切实感受到迫切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方法,是将“以学生为中心”理念渗透到整个教学中,教师则成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学习伙伴,一切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需要、思维和行为方式,关注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特点及学生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精神。
一、了解学生、关注学生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法改革的基础
现在的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低潮时期,大量西方文化思潮、价值观念和某些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冲击着新时期大学生的价值观,大学生接受着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双重影响,导致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趋向多元化。笔者在教学开始前和教学过程中采用师生交流等教学方法,或问卷调查,让每位学生写出自己的思想困惑和理论疑难;或通过主题谈话,师生之间各抒己见,进行各种思想的交流;或课后利用网络论坛、邮件和QQ等形式,师生双向讨论交流,及时反馈课堂教学效果,摸清学生所思所想。通过了解发现新时期大学生有以下特点:一方面,他们思想积极敏锐、健康向上、崇尚奋斗、崇尚科学、尊重知识;有较强的自尊心、自我表现欲、独立意识和竞争意识;有较强的自学和思考能力、理解能力;喜欢关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碰到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问题,他们均有一定思考,能够试着去分析和理解;只要理论具有说服力,他们愿意去学习和接受,也就是说不存在与之间的天然隔阂。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大学生理想信念淡薄,集体主义观念淡化,法制、纪律、诚信观念不强;价值目标取向错位,趋实用化、短期化、直观表面化,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抬头;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动力不足,不少大学生对基本原理课有厌学和抵触情绪。
二、“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改革,最大限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以学生为中心”的《基本原理概论》教学方法是在摸清学生所思所想基础上,从学生思想实际出发,将传统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和“小老师”讲堂教学法、专题讨论教学法、课程辩论赛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结合起来,有选择地加以运用,尽可能给学生创设一个自由发挥与思维参与的空间,让学生愉快地思考,大胆质疑,鼓励学生间的合作学习,营造生动活泼的气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激发学生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兴趣和积极性,引导学生总结学习经验,在群体学习过程中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从而真正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1.“小老师”讲堂教学法
此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尽情在三尺讲台上分享见解和感悟的平台,学生不再是被动的受教者,而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灌输者,而是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在学生讲堂开始之前,笔者从教材中挑出一些相对而言比较浅显的内容让学生选择,并对主讲人进行了培训指导,引导学生自学,进行大量阅读,查找资料,完成知识重构,提前准备好讲稿内容和多媒体制作,在保证其基本内容的前提下,订正错误的知识点,增加准确度和趣味性,保证内容的可接受性,体现学生的中心作用。制作和使用多媒体教学时,引导学生从熟知的事例及所学专业出发,运用适量典型的影视资料,使教学内容生动形象,多媒体的展示时机一般是在突破难点、阐释重点的时候,以及学生学习兴趣淡化和思维抑制的时候。在“讲堂”中,主讲人不是纯粹地讲授,他需要结合其它教学方法与教师、同学之间进行相互讨论、辩论,相互学习,杂取百家,互为补充。在此过程中,教师要做好引导作用。“小老师”讲堂因主讲人是学生,所讲内容大多为学生感兴趣的话题,通俗易懂,所以学生很爱听,也能开阔学生视野,引发学生探索和思考,有效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推进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2.专题讨论教学法
笔者在运用此教学法教学时,首先把基本原理某一部分的核心内容按照内在逻辑组成一个专题。然后提前一周把上课的所有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10人左右),让每个小组的所有成员围绕专题阅读文献、准备资料、写好发言提纲或讲稿,制作好PPT。选举一名代表到台上进行8分钟左右演讲,小组其他成员可以随时补充,学生只要能自圆其说或是能够讲得头头是道都是回答正确。对于抽象性和概括性强的内容,为了让学生“看得见,摸得着”,可引导同学们通过案例,让学生听得懂,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最后可让小组外的同学为本小组同学打分,同学代表和教师分别点评。每个小组整个过程时间控制在20分钟左右。教师作为引导者,要尽可能创造让更多的学生广泛参与的机会,锻炼学生口头表达能力,调动学生思考问题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和参与热情,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3.课程辩论赛教学法
课程辩论赛与通常意义上的辩论赛不同,它主要体现了课程和教学特点,内容为主,形式为辅,所以我们将课程辩论赛简化为三个环节:立论陈词、自由辩论、总结陈词。每位辩手需遵守“重在辩”的精神,赛前做好充分准备,辩论过程中要求每位辩手均发言,发言口齿清晰,思维敏捷,尽量脱稿。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参与进来,课程辩论赛正式队伍由六人组成,可以有两名替补队员,报名采取学生自愿的原则。教师鼓励班级其他同学为自己所在“方”收集相关资料,依据提供资料的价值大小为学生打平时分,这样可以让班里所有的同学都参与进来。为了更好地锻炼学生各方面的能力,我们将整场课程辩论赛的组织服务工作交给班级学生自己承担,由教师在班上指定一名班干部负责,其他同学协助,主要负责比赛计时计分统分以及比赛的影像资料留存、宣传报道等工作。如果条件允许,教研室各位老师所带班级之间也可以进行课程辩论比赛,成为全校学生参与的活动。实践证明,课程辩论赛为学生营造了自由探索、独立思考、团队配合的教学氛围,学生参与热情很高,同时,锻炼了大学生运用基本原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学生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提高了大学生的思想水平。
4.实践教学法
此教学法是通过读书小组、社会调查或与学生党团活动结合等形式完成的。在教师指导下组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读书小组,给学生列一些相关的参考书,让学生利用业余时间读书,激发大学生学习理论的热情,加强学生之间的思想沟通;或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节假日、双休日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参观访问或社会调查,低年级学生可以开展一些参观活动、服务活动,中高年级同学可以开展一些社会调查、难点问题调查等活动;或把相关理论的学习与学生党团活动的主题结合起来,实现课堂教学的延伸。实践教学结束后,可让学生写论文或实践报告,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强化学生对原理的学习。通过实践教学法可以让学生获得直观的感性认识,让学生从具体的问题和事实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抽象理论,增加说服力和吸引力,加深学生对基本原理的理解和学生对基本理论的认同感;同时,可促进学生深入认识社会,将所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
三、教师高超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法实施的保障
虽然提倡“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方法,但不能少了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教师如何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接受“原理”知识并运用于实际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保障条件在于教师高超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一是教师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前提下应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作支撑。新教材的课程内容经过了高度整合,其理论容量之庞大、任务之艰巨都是空前的,所以要求教师具有广博而系统的知识储备和良好的研究能力,一专多通,在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尽量脱稿讲授,用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表述深奥的基本原理,熟练地把教学与当前国际国内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把教学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教育结合起来。二是教师应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理论课教师与其他课程相比承载着更加重大的育人使命,在教学当中更应该关爱、体贴和帮助学生,建立一种平等、民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新型师生关系,创造一种情理交融的学习氛围。“亲其师”然后“信其道”,学生乐于接受教师所讲的道理,就可以从学习中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三是教师要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总结能力。教师组织、协调工作做得好,学生的兴趣就会被激发,感觉很自信,就乐于参加教学。在教学活动开始前,教师要做好学期的整体准备和每节课的准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如人格激励、分数激励等,或把高年级较好的做法展示给他们,用好班干部,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动。另外,教师要善于总结,在每次课上完后总结,针对课堂讲授后学生的反馈和教师的现场感受,找出不足之处,记录下来,下次予以改正;一个学期结束后也要总结,对反响好的部分继续保留,对教师讲授时“底气不足”、学生反馈平平的部分结合学生实际情况更换教学方法和内容,重新修订与完善。
“基本原理概论”的内容是既定的,但其教学法的研究却是无穷的、动态的。不断拓展、创新教学方法,最大限度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让学生学会熟练地运用基本原理知识分析和解决思想、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惑是我们不断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国炎,等.中国化与大众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2] 冯刚.高校大众化研究报告(2009)[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
[3] 陈占安.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坚持以学生为中心[J].教学与研究,2004,(11):7-9.
袁·路易斯·维韦斯(Juan Luis Vives)与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对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借鉴性与局限性。
摘要:本文通过引入社会工作理论的概念与分类,重点向大家介绍袁·路易斯·维韦斯(Juan Luis Vives)与简·亚当斯(Jane Addams)的社会工作理论,旨在与大家分析探讨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理论的反思性,为国内社会工作理论发展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袁·路易斯·维韦斯;简·亚当斯;社会工作理论
1. 社会工作理论的含义
社会工作理论是阐述社会工作是什么的理论,旨在阐述社会工作中所运用的各种理论及本质、功能与目标的一整套体系,用于描述和解释社会问题,也用于预测变化(张威,2012)。
2. 袁·路易斯·维韦斯和简·亚当斯的社会工作理论
2.1袁·路易斯·维韦斯(Juan Luis Vives)及其理论
袁·路易斯·维韦斯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怎么缓解穷人的困境”,他关注穷人生活状况,并对如何改善其生活提出具体建议,同时也考虑教育和道德生活。其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他相信伊甸园和原罪,认为所有的苦难和贫困都是不可消除的,都是上帝设定好的。
劳动与助人是人们尊崇爱上帝、爱他人的信条,劳动是人的天然的属性,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劳动,通过教育阻止人们的不道德行为。
帮助穷人的工作是有计划、有目的的采取措施,缓解穷人的困难。但是穷人要获得救济也必须符合3个条件,即所有穷人必须劳动、济贫根据个体情况区别对待、教育他们有道德的生活。
2.2简·亚当斯(Jane Addams)及其理论
简·亚当斯将社会问题和工业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她强调运用“非科学”的直接融入的方式与社区居民建立亲密的、互动式的、持久的直接交流的方式,形成一种平等的而非专家指导性质的关系(Specht,1988:35)。简·亚当斯坚持认为,社会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是使受歧视和抛弃的人拥有新的生活,并站在社区居民的立场上,发挥社区居民自身的文化创造力,改善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公平。
2.3两者理论之比较
两位理论家都是在社会工作领域内外思考社会的问题与自己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2.3.1 联系
第一,都重视被助者的需求。袁·路易斯·维韦斯把救助视角放在了被助者身上,注重特殊生活困难的物质支持,帮助方式是否合适应该从受助者的生活状况、需求来总结得出适合的经验。简·亚当斯为首的定居救助运动深入到城市贫民区开展对穷人的帮教活动,对城市贫民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她把穷人当做自己的朋友和邻居,根据穷人具体需要来提供帮助。
第二,都认为助贫工作应对穷人及其子女进行教育。袁·路易斯·维韦斯提出为了有效的防止贫穷,阻止穷人的不道德行为,就要教育他们有道德生活、教育他们劳动的价值,使贫穷生活得到缓解。简·亚当斯则是在开展定居救助运动的过程当中,直接帮助了一部分城市穷人,特别是贫困人家的孩子,使他们免于沦为社会无用之人而获得正常的社会生活。
第三,在帮助穷人的过程当中,都促进了政府的改革。袁·路易斯·维韦斯将“关于帮助穷人”的理论献给当时的Brugge市政府,政府在后来的济贫工作中很多措施源自袁·路易斯·维韦斯提出的如何改善穷人生活的具体建议。简·亚当斯(Jane Addams)在推动定居救助运动的同时,建立少年法庭,促使州政府于1903年颁布了《童工法》,推动了美国各级政府制定了一部保护下层劳动人民的进步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进步。
第四,他们都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路易斯·维韦斯信奉上帝仁爱的信条,济贫工作也是为了使人们受教育并做好人,即尊崇上帝与爱他人,当时济贫工作也有教会来承担。宗教理想是简·亚当斯社会理想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提出宗教理想要以人为本、以实用为本,这种宗教思想一直伴随着简·亚当斯及其定居救助运动的整个过程。
2.3.2 区别
首先,两者对贫困者的看法不同。袁·路易斯·维韦斯认为人类的所有苦难和贫穷都是原罪,是自然的属性,贫困不能被消除,只能通过有效的方式得到缓解。这种看法也可能导致他对穷人采取蔑视的态度。
简·亚当斯却认为,贫困是由于社会问题导致的,贫穷是可以消除的,因而坚决的站在反贫困的立场上。在其倡导的定居救助活动中,也反对那种对穷人采取蔑视态度和责怪穷人道德缺陷的做法。
其次,两者救助工作的范围与内容不同。袁·路易斯·维韦斯只是关注穷人的生活,而且只对愿意参与劳动的人进行救助,即资助与要求。简·亚当斯关注所有的人,对救助的对象却没有要求。
再次,简·亚当斯更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并明确提出解决社会问题时要用到社会工作。
3. 两种理论的影响
3.1积极影响
袁·路易斯·维韦斯“关于帮助穷人”的思想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阐述如何进行济贫工作的理论,为后来的济贫工作提供了很多借鉴。其中的许多措施,至今在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中运用,是社会工作理论重要来源之一。
简·亚当斯的社会工作理论明确的定义了社工的目标和职业地位,即为解决工业课题作准备的职业;由她所倡导的定居救助运动给美国社会甚至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公正与社会意识、人权、和平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为推进社会公正所采取的政治行为也越来越被人类所接受。
3.2存在的局限
两种理论由于时代的原因,都有局限性。袁·路易斯·维韦斯认为贫穷是自然的,是为了衬托富人的存在和穷人的贫穷是因为不道德的行为,忽视了社会环境的因素,他向往美好的、仁爱的、和谐的社会在当时不可能实现。简·亚当斯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社区服务社会工作理论以社会问题视角来审视社会,认为社会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是为解决工业问题做好准备,使受歧视和被抛弃的人拥有新的生活,这种救助模式只注重在问题发生之后所采取应对问题的办法,对怎样预防问题的发生缺乏足够的解释,因此,她倡导的定居救助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
4. 对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的启示
以上两种理论启示我们,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不是凭空诞生的,而是根据当时社会的发展现状,或者为了解决社会问题,或者是总结社会经验而提出来的,这些理论无一例外的都离不开当时社会生活。因此,社会工作的反思性就要求社会工作者在实际的工作中要时刻总结和反思,厘清工作当中的问题、困难,并采取必要的措施。
反思性社会工作要求工作者对工作的过程负责,而不是对工作结果负责。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至今,社会工作者被普遍认为是能够帮助案主解决问题的人,使部分社工怀疑自己的能力以及案主恢复的能力,最终导致自己也陷入自卑的困境。因此,对社会工作者的心理健康教育,一定要注意社工是对过程负责,而不是对结果负责。
应该加强社会工作对社会政策的影响。不断的争取政府方面的支持,为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威,《社会工作理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2年秋季
[2]王金虎,《论美国城市的定居救助之家运动》,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3期,2000年5月)
[3]童敏,《社会工作本质的百年探寻与实践》,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4]张淑华,《美国社会改革家简·亚当斯的和平主义思想探析》,泰山学院学报第33卷第4期,2011年7月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现在社会中,学习中医成为了一种热潮,中医作为一门传统的学科,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接受中医的人在增多,热爱中医学习的人不断递增,但中医学术并没有因为人数的增多而提高。中医治病靠的是临证思维取胜,药物、针推手法、熏蒸浸泡、刮痧拔罐等手段则是抽象思维和理论演绎的载体。中医教学不仅仅是基本理论和知识及其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训练人的思维模式。自觉地按照中医传统文化处事为人,练就中医人的思维,才能把抽象的理念变为临床的疗效和发展中医的硬道理。中医的学习,讲究悟性,悟性的来源则是中国的传统思想。学好中医就应从传统入手,不断思考,才能真正掌握中医的精髓所在。
1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尤其与其中的精气、阴阳、五行更为密切。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强调天人相应,阴阳平衡,这些学术思想直接影响着中医的思维。从《黄帝内经》开始便强调整体观念,也正是由此而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本身就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不仅渗透和表现于中医学,还直接参与其有关概念、范畴乃至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医理论的许多概念和原理,如“天人相应”、“气化万物”、“阴阳五行”、“辨证施治”、“以外以揣内”、“防患未然”、“防微杜渐”“、稳态调节”等都是古代哲学的直接应用。一百多年以来,随着西方医学逐渐昌明于世界,埃及、印度、阿拉伯等国的传统医学都相继衰落,唯独中国医药学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在继续向前发展。成废之中顽强立于世界自然科学之林的中国医药学,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顽强的生命力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铸就。
2注重中医基础的学习
现在社会无疑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大家更希望能找到的学习捷径,因此,一系列关于中医书籍便应运而生。大家从这些书里面接触到中医,认识到中医的实用性,同时也使得大家对学习中医变得急功近利。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学生变得浮躁,不能深入地学习和思考中医的哲学思想,学生的基本功不扎实,成为了以后中医学习的很大障碍。学好中医,思维方法是关键。中医的思维源于我国的传统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周易八卦形成了中医独特的整体思想和辨证论治的特点。思考整体,理解人体的整体性,理解人与环境的统一,才能用各种不同的手段去调整人体的平衡。学习中医应该从这些基础开始,学习精气、阴阳、五行。理解阴阳的内容,五行的制化,精气的内涵。运用阴阳五行的理论去认识人体的生理功能,解释疾病的原理。运用精气来理解人与自然的统一,人身与自然一气相通。这些基础就如营养丰富的土壤,为后期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在中西医比较中领悟中医思维的优势,促进中医学习
摘 要:系统思维是以系统论为指导的思维模式。而系统论虽然产生于当代西方社会,但其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并影响着中医理论的发展方向。从系统论的4个基本原理(整体性原理、联系性原理、动态性原理、有序性原理)入手,分析系统思维在《黄帝内经》中的具体体现,从而说明古人研究中医之时已经运用系统思维,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研究此,旨在探索古人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并希望能为今天中医的研究提供一点思维方式上的启示。
关键词:思维方式;系统论;黄帝内经
中图分类号:R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17(2011)03-0487-03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Systematic Thinking in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DING Bao-gang, MENG Qing-ga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Systematic thinking is a thinking style that 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ystem theory. Although system theory is originated in modern west society, its ideology had existed in China in ancient times and affected the direction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in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 from the angle of system theory's four basic principles, which are holism principle, relativity principle, dynamic principle and orderliness principle. Then it shows that the ancients applied systematic thinking to study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accomplished lots achievements.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thinking style of the ancients in studying TCM and give some inspiration to thinking style in TCM study.省略。
思维方式是人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所形成的认识事物、研究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思维模式。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是该历史时期人们相对稳定的思维格局或思维定势,影响和导引着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1]。系统思维主要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对事物进行分析研究。而系统论作为一种研究系统特性和规律的科学理论,虽然产生于当代西方社会,但其思想在我国古已有之,并且早已被应用于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如农业、军事、政治、医学等。中医学作为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毫不例外地采用了具有系统论思想的思维方式。基于此,自古至今中医学的理论处处渗透着系统思维的内涵。明确提出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思维的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在1980年给卫生部中医司吕炳奎司长的一封信中提到:“人体科学一定要有系统观,而这就是中医的观点”[2]。纵观历代中医著作,系统思维犹如一树奇葩,早已贯穿于中医发展的始终。
1 系统论的基本原理
系统论作为系统思维的理论模式,其基本原理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整体性原理、联系性原理、动态性原理和有序性原理。分而言之,其主要内涵可简单概括为:①整体性原理指的是系统的整体属性不是各部分属性的简单加和,而是大于各部分属性之和,并且具有各部分所不具备的某些属性,这是系统内各个部分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②联系性原理主要是指系统内部之间、系统与系统之间具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特性,它揭示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内在原因;③动态性原理指的是系统在内外条件的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趋向并保持在特定的目标值上,揭示了开放系统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走向并保持一种稳定目标的特性规律;④有序性原理指出有序化是系统自组织和进化的内在本质[3],体现了开放系统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自我调节,进而保持和恢复平衡状态的特性。系统论的这4条原理各有特点,又彼此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系统所具有的基本特性。
2 系统思维在中医研究中的体现
几千年来,历代医家在利用中医为人们解除病痛折磨的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部又一部辉煌的著作。这些传世经典,不仅凝聚着他们一生行医中理论和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渗透着他们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推本溯源,《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作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部中医理论奠基之作,是历代医家研究中医的必读之书,书中不仅汇聚着《内经》以前古人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亦是《内经》之后医者研究中医的理论源泉和思维方式之典范,故研究《内经》,可窥历代医家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
2.1 研究对象 古人研究生命规律,除了研究人体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精神情志等的内在变化规律外,还站在天人合一的高度,认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而且“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把人看成自然变化的产物,认为外界的一切变化都会对人体产生相应的影响,故同时还研究与人体息息相关的环境、时间等的变化,比如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气候变化、节气变更等等。因此纵观《内经》全文,可以看出古人把研究对象定格为一个内有五脏六腑、气血津液、精神情志等相互作用,外有地理环境、社会变迁、时间推移等相互影响这样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复杂生命系统,而研究这样的一个复杂系统,必须要有相应的思维方式来支撑,而系统思维就是其中之一。
2.2 研究内容 《内经》包含的内容涉及哲学、生理学、病理学、心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物候学等多学科知识,其内容可谓包罗万象。而这些复杂的内容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联系,相互交叉,共同构成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庞大系统。通过对具体内容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人已经运用了系统思维,对人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与联系性: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的联系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人体自身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而发挥出各部分不具有的整体功能,比如在生理状态下,五脏系统中的心系统是由心脏、经脉、气血津液等的有机组合及其他脏腑的配合才发挥出其主血脉和主神志的作用,这些作用是部分所不具有的;二是人体是形神的统一体,形与神在生理上相互联系,在病理上相互影响。《灵枢・天年》:“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指出人是形神的统一体,有形无神或有神无形都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在病理状态下,神的变化可影响形体的状态和功能,如《素问・疏五过论》:“暴乐暴苦,始乐后苦,皆伤精气,精气竭绝,形体毁沮……”以及《素问・举痛论》:“怒则气逆,甚则呕血,飧泄,故气上矣。”分别讲了神志的异常变化可以消耗精气,损伤形体或使气机逆乱;同样形体的变化也可影响神的状态,如《素问・八正神明论》:“血气者,人之神”指出气血是神的物质基础。《素问・调经论》:“血有余则怒,不足则恐……”说明气血的充足与否会产生不同的情志变化趋向。而人体的这种整体性离不开联系性的作用,同样联系性也离不开整体性的配合,故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发挥出各自相应的功能和系统的整体功能。
(2)人与环境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人作为大自然中的一份子,与其他万物一起共同构成大自然这个整体。大自然的各种变化(包括时间和空间),必然会影响作为大自然一部分的人类的状态。在构成大自然的各个要素中,对人的生存具有最直接影响的是其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由于人无时无刻不在与周围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的交换,因而人体自身状态的发展势必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同时人类的活动也影响着周围环境的变化,这也就是古人所讲的“天人相应”。人体运行自身这个小系统同时,又与周围环境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大系统。《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描述了各个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形成了人们不同的体质,同时也产生了不同的多发病和治疗方法,说明自然环境对人体的生理状态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人又是社会中的人,故人又与社会环境构成一个整体,人的生存状态与社会发展的各种状况紧密相连。社会的安定与动乱、富裕与贫穷等状况以及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等等都会对人体造成影响,比如《素问・疏五过论》:“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就讲了作为社会因素之一的地位变化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因此这就要求中医大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在诊治疾病时,应该本着整体和联系的观点“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
(3)人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性:大自然的昼夜更替和四季轮回,产生了万物的寤寐与生长化收藏。人作为大自然的产物,其生理和病理状态亦必受此影响而产生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由盛转衰的变化趋势和随着昼夜四季的更替而呈现盛衰的交替变化两方面。首先,人体会随自身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由盛转衰的生理状态,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讲了男子从八岁到八八,女子从七岁到七七,精气的盛衰变化及其对人生殖功能的影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讲:“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年六十,阴痿,气大衰,九窍不利,下虚上实,涕泣俱出矣。”指出了人在四十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在各个阶段表现出不同的衰老状况。其次,人体的生理、病理状态还受时间变化的影响。大到一年四季,小到一日的每个时辰,人体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讲了四季变化的特点及人们养生方式的变化,旨在使人体顺应四时变化而调节身心,以达到健身防病的最佳状态。《素问・生气通天论》:“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盛,日中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困薄。”讲了一日之中阳气的盛衰变化与昼夜晨昏的变化相应,人体的生理状态亦随之而变,反之则会产生疾病。《灵枢・顺气一日分四时》:“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昼安,夕加夜甚。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则讲了在疾病状态下,随着一日之中阳气的不同盛衰变化,出现了正邪之间的胜负变化,故人体的状态亦随之而变。由上可见,人体每一时刻的状态都有变化,都在随着昼夜更替、四季轮回及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出不同的生理或病理状态,体现了人体状态的动态变化性。
(4)人体状态的有序性:大自然的阴阳晦明和五运六气等的变化,使得整个大自然处于一种有序状态,而人作为大自然的一份子,其生理状态势必亦受这些变化的影响,从而使得人体处于一种与大自然同频共振的有序状态。如《灵枢・口问》:“卫气昼日行于阳,夜半则行于阴…阳气尽,阴气盛,则目瞑;阴气尽而阳气盛,则寤矣。”讲了人随昼夜更替而处于睡眠与清醒的有序状态;《素问・六微旨大论》:“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承之…亢则害,承乃制。”人与自然相应,运气的变化必然影响人体的状态,使人体与自然一样皆有生有克,这样方能保持人体功能活动的最佳状态。另外,人体状态的有序性还受自身系统的调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体先天具有维持有序性的机制,主要表现在通过阴阳的对立制约和五行的生克制化来维持人体各种功能的动态有序性。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指出了阴阳之间的互根互用关系,并以此来维持人体的平衡状态,同时在该篇中也指出:“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指出了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人体的五脏、五体、五志等皆与之相应,并依此维系人体脏腑、情志等的平衡性;二是通过各种后天的调节方法,或自身精神的调节,或外界药物等的干涉,调动人体的自愈机制,使人体保持健康有序状态或使之从疾病状态向健康状态转化,即从无序到有序,从阴阳失调到阴平阳秘的状态转变,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恬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以及《灵枢・本藏》:“志意和,则精神专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脏不受邪矣。”都说明保持精神的安静与调和,可以使人体正气充足、脏腑安宁,从而保持一种阴平阳秘的有序状态;再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提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其盛,可待衰而已…其在皮者,汗而发之;其栗悍者,按而收之,其实者,散而泻之。”指出在疾病状态下,可根据疾病不同的发病阶段和部位,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使人体恢复健康有序状态。因此,人体无论是随自然变化的自动调节,还是借助于后天各种方法的配合调节,都揭示了人体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趋于有序性的特性。
3 系统思维是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之一
由上分析可见,《内经》从把研究对象设定为人体这一复杂生命系统,到对具体的内在变化及其与外界之间的相互联系等生命规律的描述,都渗透着系统思维的内涵,反映了古人早已运用系统思维来研究中医,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说明系统思维适合中医自身发展的需求。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曾说:“生命是宏观的,但20世纪的文明是微观的。用微观层次的规律不能解释宏观现象。两个层次之间的差异是由自组织机制造成的”[4]。指出了微观层次的规律不适合宏观现象的研究,而中医则偏重于对宏观现象的研究,故研究中医须用宏观层次的规律,而系统思维就属于思维方式上的宏观层次。我国著名中医学家邓铁涛说过:“中医与西医一样,正朝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但中医药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走按照自身发展规律的道路”[5]。指出了在中西医的现代化进程中,研究中医必须走自己的路,而系统思维就是在思维层面上研究中医的道路。因此,无论是古人运用这种思维方式研究中医所取得的成就,还是近现代著名专家、学者的远见卓识,都证实了系统思维在研究中医中的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综上所述,系统思维是研究中医的思维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1] 李东海,林少健,李勇.从东西方文化差异谈中医思维方式的培养[J].中医药管理杂志,2007,15(6):417-418.
[2] 吕炳奎.对当前中医工作中几个问题的看法[J].上海中医药杂志,1981(4):1.
[3] 祝世讷,陈少宗.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学[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31-38.
关键词:中药炮制学;中药学专业;教学设计
1明确专业培养目标
根据2015年12月教育部高等学校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本科中药学专业质量国家标准》的规定,中药学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医药事业发展需要的,具备中药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掌握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具有良好思想道德、职业素质、创新创业意识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毕业生[1]。掌握相应的科学方法,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达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2]。针对中药学专业开设的《中药炮制学》课程目标是着眼中药学专业,培养中医药思维和科学思维,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要求学生掌握传统中药炮制理论和炮制技术,掌握炮制原理,构建中药制药、新药研发思路。《中药炮制学》是中药学专业的专业课、必修课、学位课,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有助于中药学专业的学生更好的了解中药、掌握中药,便于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更好的进行中药生产、加工与研发。
2进行有效学情分析
有效的学情分析是教学活动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3]。掌握学生的背景专业知识,知识构架与专业培养目标,除此之外还应了解学生的学习习惯、学习心态、学习模式与就业意向,这些将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设计和授课内容的调整[4]。
2.1了解学生学习特点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中药传统技艺兴趣浓厚,然而对常见炮制方法掌握不够,主要原因在于学生缺乏中药炮制经验,尤其是对成品性状把握不够。课程组教师在课程讲授过程中应侧重中药炮制技艺中影响成品性状的注意事项,中药炮制加工过程中的关键点以及在炮制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各种问题,然后通过实验课教学,老师示教,学生实操,使学生掌握药物的炮制方法。此外,学生对炮制原理的掌握,尤其是对传统中药炮制原理掌握、理解不够。教师在讲解时应将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等相关中医学科的背景知识有机融合到课堂教学中。
2.2优化教师知识结构
《中药炮制》课程针不同专业、不同学历层次进行相对应的教学设计与改革实践已开展,同时中药炮制学也进一步细分化为临床中药炮制学、中药炮制化学等学科。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打造教学队伍和教师知识的“升级版”。作为青年教师,更应当加强相关教育教学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如与《中药炮制学》联系紧密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药药理学》等内容,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应当将上述知识内容有机的融合到课程设计当中,将会起到提高教学效果,丰富教学内容的作用[5]。
2.3做好教材选用工作
目前就中药炮制学学科来讲,常用教材主要有人民卫生出版社规划教材、中医药行业规划教材、普通高等院校规划教材等。本课程组在教材选用方面,选用最新版本国家统编教材,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中药炮制学》,由龚千锋教授主编,并且能及时更新,与时俱进。同时,课程组老师拥有人民卫生出版社的《中药炮制学》规划教材、中国科技出版社的《中药炮制学》教材和高等教育出版社《中药炮制学》教材,进行集中备课时认真研读,对比不同版本教材的优势和特点,融合到授课内容中。
3合理设置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是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直接关系到教学目的能否达到。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围绕“三个目标”和“三个层次”进行合理设置。
3.1设置“三个目标”
教学目标包括:知识、能力、情感三个方面。其在设置时除与专业培养目标相一致以外,还应体现重点和难点。以“蒸制何首乌”教学单元为例,将知识目标设定为:掌握何首乌的蒸制方法,何首乌蒸制前后药性的改变,制首乌“乌须发、益精血”的科学内涵,熟悉何首乌炮制历史沿革,了解熟地的现代产业化炮制方法。能力目标设定为:通过对何首乌蒸制的学习,学生应能掌握何首乌的炮制方法及生熟何首乌的临床功效,能够在临床工作过程中合理使用炮制品。同时,学生还应了解何首乌炮制现代研究概况,具备一定的文献综述能力。情感目标设定为:①通过对何首乌蒸制的学习,培养中医学专业的学生对中药炮制的兴趣,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用以指导临床开具处方及鉴别中药饮片,熟悉中药炮制研究的基本思路。②通过讲解何首乌的蒸制方法、操作的注意事项、炮制原理、炮制对药物疗效的影响、中药炮制研究基本思路,使学生认识到中药饮片“生熟异治”的重要性,炮制对临床疗效的重要性和炮制对用药安全的重要性,调动学生对中药炮制学的学习兴趣和深层次思考,激发学生对中药炮制的学习热情,巩固其专业思想,培养中医药思维。
3.2着眼“三个层次”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结合同行教学经验总结,教学过程应着眼“点、线、面”三个层次展开[6]。3.2.1点设计用图片导入、课堂提问、分组讨论等教学手段示讲授“蒸制何首乌”的教学内容。开篇展示学生两张何首乌图片,以问题“能乌须发的何首乌是哪种?”为导入点,展开课堂教学。从何首乌的炮制历史沿革,到何首乌的蒸制方法(包括炮制辅料、操作注意事项、现代工艺参数);讲授何首乌不同炮制品的临床功效、适应症以及使用的注意事项。在教学主体内容讲解过程中,可穿插适当案例和中医药理论,强化中医药思维,指导学生掌握何首乌蒸制的方法、炮制原理和药效作用。此外,结合课下自主学习任务的拓展,延伸课堂学习内容,培养学生查阅资料、文献整合、实验设计等自主学习能力。通过上述点设计,可达到以下教学目标:①学生可以讲述何首乌蒸制的整体知识框架,能够运用思维模式图来理解、记忆何首乌炮制的知识脉络;②学生能够掌握何首乌的炮制方法、炮制辅料、炮制注意事项、炮制原理、现代研究等,能够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意见,可指导临床合理用药。3.2.2线设计①将“蒸制”章节项下的其他药物的蒸制方法与本教学单元“蒸制何首乌”的炮制方法进行横向比较,使本章节内各教学单元不同药物的蒸制方法形成“线”,如地黄的蒸制、黄芩的蒸制、黄精的蒸制等药物炮制中都运用到“蒸制”这一常用的炮制方法,在学习各个药物的炮制方法时,要注意到各个药物炮制方法的不同点和相同点、区别点和联系点,各教学知识点相互关联,形成课程内的“知识线”。②在讲授“何首乌蒸制”这一教学单元时,要用到学生前期学到的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化学、分析化学等课程的内容,还要用到后期中药药理学学科相关知识,在课堂教学内容讲授过程中,应将上述各学科知识有机融合,形成各课程之间的“课程线”。③可让学生结合所学的专业知识,设计“何首乌的炮制”对实验动物的“补肝肾、益精血”的影响实验,指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设计实验方案的科研思路,培养学生科学思维。通过上述线设计,可达到如下教学目标:①学生能归纳比较不同药物的蒸制方法、炮制辅料和炮制原理,并且能记忆重点教学内容。②学生能查阅资料,设计实验方案,验证炮制原理,训练科研思维。3.2.3面设计将本教学单元所讲授的“炮制改性”这一中药炮制原理与药物化学中药物的结构修饰改变药物功效进行比较,使学生认识到中药炮制的优势,培养中医药思维,鉴定中医药信念。通过德育教育,让学生意识到“炮制虽繁不能减人工”的意义所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通过面设计,训练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引发学生对本门课程的深层次思考。
4妥善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的安排和教学方法的合理使用与课堂教学效果的好坏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应将“一特色”、“双思维”、“多方法”并重。4.1教学内容上应突出“一特色”,注重“双思维”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应紧紧围绕教学重点,突出课程特色。《中药炮制学》的教学重点仍然在于其特色———炮制。在教学过程中,应以“炮制”为重点教学内容。课堂教学内容应围绕炮制理论、炮制方法、炮制原理、炮制研究等几方面内容展开。同时还应穿插中医药理论和现代科学知识,讲解中药炮制原理,培养学生的中医药思维和科学思维[7-8]。如:在讲授何首乌的炮制原理时,因生何首乌具有泻下作用,需要与黑豆汁进行拌蒸后泻下作用消失或减弱,产生补肝肾、益精血的功效,这与中药炮制理论“生泻熟补”相一致,同时我们引入“五色养五脏,黑色入肾经”、“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等中医药理论,在传统中药炮制层面揭示其中药炮制原理,然后结合现代研究结果,制首乌泻下作用消失,产生能提高实验动物造血功能的作用,又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揭示了何首乌炮制的科学内涵。4.2教学方法上应运用“多方法”,使用“多手段”合理的教学方法可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以讲授法为主;同时,逐步改变了过去以教师为主角单纯传授式的教学方法,取而代之的是“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启发式、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采用互动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PBL法、“三明治”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积极运用网络教学资源进行教学[9-10]。同时,学生采取课堂听课,课下“基于主题”自主学习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手段上应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并行。在课堂讲课过程中利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录像等辅助设施,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如通过神农尝百草图介绍炮制的起源;通过相关本草古籍、作者及一些盛放药制药器物的图片介绍中药炮制的发展历程,加深学生对炮制的理解与认识,使单调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帮助学生理解与记忆。
若要问华夏几千年传统文化中最具实用性,影响最深远的内容,无疑是中医学。它以独一无二的理论体系、博大精深的历史传承福及国人数千年。在捍卫人类健康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充分证明了自己存在的科学价值。作为中医基础理论著作,《中医学基础》全面阐述了中医脏象、经络所体现的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病因、诊断、辨证、防治等基本理论[1],是中医学理论的入门学科。但是,对学科基础本就不佳的中职生来说,以文言文为载体的中医理论内容显得深奥且枯燥,极易产生畏难心理、丧失学习兴趣。在国家大力提倡“实施课程改革系统工程”的当下,中职学校《中医学基础》教学必须要走革新教法之路。在此,笔者结合个人实践经验,谈谈如何在彰显中医理论特色,不断扩展其内涵的同时,提高学生对中医理论的兴趣,夯实理论基础和强化操作技能。
拓宽思维,调整内容
西医快,中医慢?西医副作用大,中医副作用小?生活中,我们时常听到类似的言论。作为两大医学体系,西医学与中医学的激烈碰撞从未停止。关于二者孰优孰劣,至今未有定论。学生对此也极为关注、兴趣颇浓。而这恰恰正是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的兴趣支点。所以,教师可拓宽授课思维,在传授中医理论知识的同时,适时把中、西医学在基础理论、病症诊断、临床治疗中的差异展示给学生看,让他们了解双方的优势与劣势,不但能满足其好奇心理,更能让学生科学辨证地看待两者在疾病诊疗中异同。
根据重要性和实用性,结合大纲要求,将教材内容分为了解、理解、掌握三类。仅需了解的教材内容,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完成自学;要求理解的内容,教师要向学生简明扼要的说明,让学生熟知其中的医学原理,不作深挖、不加难度本文由收集整理;要求掌握的内容,教师要系统地全方位讲解,力求学生能抓住重点、全面过手。古语有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理论联系实践的指导思想不可或缺,要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学习能力为优先。另外,针对《中医护理学》、《中医学》、《中医学基础》三门课程内容之间知识交叉、内容重复的现状,有必要优化整合这三门中医基础课程,使其知识内容上的联系及分工更加合理化,更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思维创新。
创新教法,多元施教
“选择对某节课最有效的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核心问题之一。”前苏联教育家巴班斯基告诉我们:如果教师教学方式单一,缺少变化,学生定然会有单调刻板、兴趣日减之感,最终严重影响课堂效果。因此,教学方法是否灵活是活跃课堂、提升学习兴趣的关键所在。
笔者在多年的实际教学中发现,将启发引导法、归纳总结法、分组讨论法、、趣味记忆法、寓教于乐法、中西合并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综合运用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对于提升学生中医素质,提高学习水平有明显效果。比如用名句“为伊消得人憔悴”来印证“思为脾之志、思伤脾”,用典故“范进中举”来说明“喜为心之志、喜伤心 ”,这种寓教于乐自然能让学生一点就通且过目不忘;比如在讲解“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时,向学生说明“木火土金水”五者相邻即是相生,相隔即是相克,学生很容易记住“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在识记麻黄汤的四味主药:甘草、麻黄、桂枝、杏仁时,依其谐音,把它翻译成“干妈贵姓”,这样的趣味记忆相信学生想忘记都难。
善用资源,形成合力
由于中医学基础是一门纯理论学科,基本没有实验课程的相关安排。这是导致学生兴趣流失、信心缺乏的根本原因[2]。在实际教学中,为加强学生对中医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提高其独立分析、创思维新和触类旁通的能力。可用课外兴趣小组、图书室开放阅读等载体向学生开设《方剂学》、《针灸推拿学》、《中医食疗学》《中药学》等多门选修课程,让学生能较全面了解中医学知识。
关键词:中药药理学;实验教学;科研思维;教学模式
中药药理学学科的任务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结合中医临床疗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方法,研究中药与机体相互作用及作用规律;阐明中药防治疾病的作用和作用机制,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参与中药新药开发,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理论发展。[1]中药药理学属于中医药学范围,与中医药学各领域保持着广泛而紧密的联系,同时又必须与现代医学及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2]中药药理教学包括理论和实验,其中实验教学是中药药理学教学中很重要的一环。它不仅要对学生进行基本实验技能训练,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教学应与理论教学所学的知识相联系,逐渐培养学生形成科研思维习惯。我们在实验教学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
1.加快实验教材的更新,与科研实际紧密联系
对实验课教材建设的忽略,会造成教材的实验内容和方法跟不上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而且实验方法与现有的仪器条件也不符合,很多方法目前已少用或不用,而一些新的方法已在科研实践中广泛应用。
2.加强实验室建设,提高硬件设施水平
实验室是实验教学的重要基地,加快实验室建设的步伐,增添先进的仪器设备,尽可能采用现代实验手段,逐步增加实验内容,使学生掌握最新的科学技术和方法,加强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使其适应和达到社会工作岗位的需要。
3.强化科研思维能力的培养,适应时代要求
一般的实验课,是教师事先为学生准备好营养液及药液,装配好实验装置,学生则是按教师的操作示范和步骤,机械地重复一遍,很多学生甚至在完全不了解实验目的和原理的情况下,得出了完全不理解的实验结果。这样也就失去了实验课最基本的意义,不利于锻炼独立实践的能力。我们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以期加强学生科研思维能力的培养。
(1) 预习与发现问题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进入实验室前,必须自己事先预习实验讲义,并结合理论课学习内容,弄懂实验目的和实验原理及注意事项,并用来指导及完成实验。同时要求学生自学相关背景知识,以了解该实验所研究的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有什么样的意义,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2)实验设计与统筹安排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在实验前进行系统的方案设计,包括实验用液的配制、实验具体的操作步骤等。学生参与实验的准备工作,从营养液、药液的配制、动物用药的计算到实验仪器的调试和实验动物的麻醉等都必须能独立进行。
(3) 实验操作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注重中药药理实验基本规范操作的训练,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动物给药方法、常用手术操作等,提高动手能力,以期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之后能很快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
(4)实验报告的撰写与科研论文写作能力的培养。科学实验的结果需要发表,需要将成果展示给同行,为自己和他人的继续研究提供积累和可能的思路,因此,科研论文的写作和表达是中药药理工作者必备的能力之一。
(5) 讨论与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讨论在实验课中是非常重要的,以往学生的实验报告中,看到最多的是雷同的实验结果、简单的结论,没有自身想法和新意。使学生对实验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明确实验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4.增加多媒体教学的利用,拓宽视野
中药药理学的实验方法广泛,涉及内容多,实验周期较长,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进行实验的辅助教学,以拓宽学生视野,使其学会灵活运用药理实验方法及现代分析和检测技术。
总之,中药药理实验课的教学应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借助现代科学技术,合理设置和安排课程内容,突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促进理论与实验课教学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中药药理学实验的教学最终目的是使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工作岗位上能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因此中药药理学实验教学中应侧重于综合与设计性实验,尤其是针对中医药多层次、多靶点的特点,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中药药理学研究的基本思路、技能、方法。
参考文献:
[1]侯家玉,方泰惠主编.中药药理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该文围绕“中医药院校硕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计算机应用技术应用现状”,以数据库技术、数据仓库技术、数据分析技术、数据挖掘技术为主题,从数据管理、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三个角度设计调查表,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09级国家统招硕士研究生、本硕连读生毕业学位论文为数据源开展调研工作。
1总体情况
排除应用软件使用的情况,94.6%的学生能运用计算机应用技术解决毕业课题研究的关键问题。计算机应用技术已成为学生毕业课题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结合计算机应用技术,学生的基本科研思路为:数据采集数据分析结果解析形成结论。总体而言,在研究生毕业课题研究过程中,技术应用水平不容乐观,严重影响研究成果的整体水平和论文的整体质量,“专业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互融合”的创新思维与意识不强,相应的创新能力与科研素养亟待提高。
2具体分析
首先,在数据管理方面。“数据库系统设计”理论知识短缺,“数据库基本概念与设计原理”不清,“小型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如MSAccess)应用率高。部分学生错误地运用数据库基本概念,将SPSS数据文件(或Excel文件)误称为数据库,或将单一的关系表称为数据库系统。从学生科研数据资源建设角度,高质量、可持久的资源管理意识严重不足,无法有效地为学科未来科研工作服务,无益于提高科研数据再利用价值以及毕业课题进一步研究价值。其次,在数据分析方面。借助软件工具(如SPSS软件)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居多(如频数分布、t检验、卡方检验等),缺少系统、科学地运用数据分析方法的意识,如利用多维度、多层次数据分析技术,获取更为丰富、有价值的数据处理结果,尚无一例。第三,在数据挖掘方面。学生缺少“利用数据挖掘技术获取未知的规律与知识”的科研意识,即欠缺“数据深度利用”意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过于“单一化”(如仅限聚类分析),“结合数据量特点,恰当地综合运用数据挖掘技术”能力不足。数据挖掘基本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严重欠缺,存在“仅知技术、不明原理”,“仅见结果、不懂解析”等不良现象。最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部分学生存在着“从众”现象,即受到上届(或同届)学生的影响,跟从大众的科研思路和行为。例如研究目标与方法雷同、研究题目类似,导致批判与创新精神不足,严重影响课题研究的创新性。上述情况反映出学生在与自身科研领域相结合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理论基础及其实践能力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科研能力有待提高,适应新形势的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新时期研究生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以培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为根本,提高学生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应以“专业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互融合”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为主线,从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探索适合新形势要求的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改革方法与途径,探寻当前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质量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
1人才培养目标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和中医药现代化,计算机应用技术已经成为中医药领域高层次人才知识结构中的关键部分。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目标应为:通过与专业领域相融合的计算机应用技术知识和能力教育,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应用技术发现、提出、分析、解决专业领域问题”的“怀疑性”思维能力、“开拓性”创新能力和“技术应用性”实践能力,使学生能够成为适应中医药现代化的“专业与计算机应用技术相互融合”创新型人才。上述培养目标是计算机基础教育其他改革内容的基准。
2课程设置
中医药院校应依据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设置特点[8],形成地位明确、特色突出、内容实用的课程,完善中医药高层次人才知识结构,培养基于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创新能力。首先,在课程地位方面。中医药院校必须积极加大该类课程的重视度,确立课程的基础性地位,将其设置为公共基础课程。这是实现上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障。其次,在课程名称方面。该类课程名称应充分体现中医药特色和培养目标。如中医药信息分析与数据挖掘(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informationanalysisanddatamining)。由此可知,该课程旨在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中医药信息意识与素养,培养学生对专业领域数据信息进行获取、整理、存储、积累、利用以及知识发现的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拓宽学生的未来科研思路。第三,在课程教学目标方面。通过课程教学,使学生明确计算机应用技术在中医药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掌握数据管理、分析与挖掘技术的基础理论知识及其在中医药应用领域中关键技术的基本实践技能,为计算机应用技术在中医药领域的应用与研究提供一定的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对专业领域数据进行整理、存储、分析和再利用的思维能力和实践技能。
3教材建设
目前,面向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的计算机类教材甚少。现有教材存在内容系统性较差、基本知识点短缺、实践案例特色不明显等缺陷,难以满足课程教学要求。在未来教材建设过程中,此类教材编写应树立“中医药创新型人才培养”基本理念,紧密围绕中医药信息分析与数据挖掘的核心技术,具备内容精炼、实用性强、难度适宜、案例丰富、特色鲜明等特点,不仅要适合作为中医药院校的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也要适合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阅读。
4教学改革
目前,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依然延续本科生教学模式,“重理论、轻实践”,“重灌输、轻培养”,难以适应高层次人才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必须积极转变教育观念,合理规划教学内容,推动教学资源建设,改善实验教学条件,注重研究性教学。课程教学须适应研究生的学习特征,采用恰当教学方法,开展研究性教学。通过启发式、发现式、案例式、研讨式等教学法,调动学生独立思考和逻辑思维能力,开展“个体与团队融合、学习与研究并存”教学,培养学生批判和创新精神。挑战性研究课题应融入教学过程中,培养“怀疑性”思维能力、“开拓性”创新能力和“技术应用性”实践能力。教学设计应注重质疑性教学环节。如以问题和案例为引导,结合技术的基本原理,剖析问题的实质和案例的研究目标、方法及其结果,并利用启发式和研讨式方法,提炼研究缺陷,培养学生理性精神和实证精神。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是课程教学的前提和基础[9]。中医药院校研究生计算机基础教育应积极注重丰富、系统的相关研究文献和科研数据积累及运用,建设开放式、软硬件完善、特色鲜明的中医药信息实验室,构建网络教学平台。
关键词: 中医辨证体系;证素;医学哲学
西医和中医是人类健康问题的两大解释体系,西医基于近代科学思维,中医基于古代传统思维,围绕的都是人的健康问题。西医借助科学的力量,产生了比中医更普遍的影响,以致于有人认为只需西医就足够了,更有甚者认为中医的迷信色彩太浓,应当取缔。从文化特征看,医学具有排他性。中、西医间的核心理论并不相容,西医占据主流,但是西医无法解决全部健康问题,这就为中医的生存留出了空间。两种解释体系面对同类问题,产生了“横看成岭、纵看成峰”的结果。
长久以来,中医同仁为争取中医的生存空间做了大量抗争。这些抗争到底是基于传统感情的坚守,还是中医确有其存在的理由?同仁们往往从个体治疗的有效性,或从传统经典的合理性出发进行抗争,很难见到能够真正从中医理论结构正面狙击对中医的攻击。朱文锋教授从1976年开始探讨中医的辨证规律和辨证的有效性内容,将以描述性证名(证候)为元素的辨证体系,发展为以结构性证素为元素的辨证体系[1]。1978年计算机新技术开始影响中国,朱教授马上着手用数学模型对辨证进行定量研究,归纳出48项辨证基本内容,建立了“加权求和浮动阈值运算”,研制成《中医数字辨证机》。以后的几年朱教授在分解证名固定搭配的基础上,构建起完整的辨证论治系统,继而于1985研制成《中医辨证论治电脑系统》。根据朱教授长期基于计算机积累的成果,国家标准局委托朱教授起草《中医临床诊疗术语》,并于1997年完成,同时他的辨证计算机系统也发展成《WF文锋-Ⅲ中医辅助诊疗系统》。2003年,依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朱教授申请了《中医辨证论治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构建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体系》课题,建立起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证素辨证研究平台,创新了“双层频权剪叉”算法,获得证候辨证诊断的准确权值,制定出证素、常见证诊断标准,完善了证素辨证体系,为中医临床辨证规范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是对朱教授证素辨证体系的追溯与思考。
1纵向疾病与横向病情
医学的对象是人类疾病,但什么是疾病?若将“疾病”放到一个三轴的生态坐标系里进行考察,疾病就是由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等病情要素构成,表现为病情要素的或加重或减轻的过程。例如:发热、头痛、恶心、白细胞计数等,我们用过程涨落表现它们的加重或减轻,从而形成一条综合的纵向曲线,称之为疾病曲线。疾病由病情过程涨落和患病边界面的反向涨落共同构成。但医生在临床上是看不到病人的全部疾病曲线的,在一个时段内只能看到一个病情截面。
假定西医和中医在同一时间,看的是同一个病人,则中、西医面对同一条疾病曲线,看到的是同一个病情截面。但是,在该病情截面里,西医和中医所关注的东西不同。西医通过检查技术与方法,能看到的是症状、体征和检验结果等;医生将所看到的内容与经验、教材、诊疗常规等进行比较,得到关于该病情截面的定性判断。中医通过望、闻、问、切等找到中医的症状、体征等,通过中医的辨证分析,将病情截面中的每一个症状按中医理论,综合分析,得到一个关于病情“证”的中医论断。故即使西医和中医关注的病情截面相同,但关注的内容和方法不同。关于中医的工作原理,笔者在《中医的理论框架和工作原理》[2]一文中进行了论述,此处不赘述。
李科威,中医证素辨证体系的回顾与思考第1期对于纵向疾病的认知,西医偏向于将疾病过程从人的生命过程中分离出来描述、处理,以期对疾病进行更准确的诊疗;若用曲线表达,似乎存在着生命与疾病两条相互关联的曲线。所以,西医的纵向疾病谱系发育比较完善。相反,中医的纵向疾病谱系发育不完善,原因是中医多从生命整体描述病态变化过程;若用曲线表达,中医在多数情况下不将疾病过程与生命过程分离,而是将疾病状态下的生命整体过程作为一条曲线。因此,中医对病情的把握主要是通过横向病情截面,中医的辨证正是对病态生命状况的总体把握方法。
2固定证名的限制性
在传统中医辨证体系中,“证候”(即“证”)是中医临床的理论承载者和操作执行者。在朱教授的证素体系中,临床理论的主要功能交给了“证素”,原“证”的名称,朱教授称之为“证名”,即将原“证候”与“症状”的形式联系,作为“证”之外“候”的表现。“证”表达传统较高层次的证候之意,“证素”仍表达中间转换层,用“症状”表达底层的病情表现,用“证名”表达“证”的词面部分。
“证”的功能最初是将患者的症状按中医理论抽提起来,形成一种对病情进行判断的方法体系。“证名”是“证”功能的词面表达。囿于古代文化的形式特点,证名讲究阐述前后呼应,内容对称跌宕的美学要求,“证名”的表达承袭了骈体文句式的影响,多表现为两个内容点以上的文字结构,以四六句式为多,如:肝肾阴虚、肝胆火旺、热入营血等。在秉承千百年有效的对应性经验积累后,使表现证候的证名在字面上搭配固定、句式整齐、使用对等,形成了中医文化,并由这种形式规定了临床思维的基本方式。传统中医思维方式的有效性,既有现实作用,又有史料记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生态动力学结构。
在中医的理论形成时期,人类还处于自然状态为主轴的时代,人的体质特征与自然状态相对一致,变化较小,因此,表达辨证内容的“证名”有了足够的经验积累就基本固定了。而近代科技的发展使得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小了,而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大,造成体质状态和疾病谱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证名的固定搭配显得不能满足辨证需要,表现在:(1)传统证候体系的“证”直接与患者的“症状”发生关系,证所承担的角色应该能够跟随病情变化,但在传统骈体文句式的证名条件下,禁锢了临床思维的展开,使临床辨证应用受到了一定限制。(2)传统中医学在沉淀了上千年证与方药的疗效对应体系(药证效用体系)中,包括证名约500~800个,这是传统中医临床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现代中医自主发展的基石,但演变应用的研究才刚刚开始。(3)由于生态环境和疾病谱系的变化,近数10年医生为应付临床,自组证名约3000~10000个,因其随意性,无法形成为中医可传承的共同财富,对中医发展并无益处。
3证素体系对中医临床的规范作用
证素是什么?笔者依据朱教授在《证素辨证学》中的阐述,认为:(1)证素是对中医辨证机理的一种体系继承;(2)证素是对固定证名结构的一种灵活发展;(3)证素是表达中医病位与病性本质的基本组分;(4)证素是用证素体系驾驭中医临床的关键环节。
【摘要】 类比思维是中医学广泛应用的逻辑思维形式,通过对类比思维概念、形式、特点等的了解,深入的认识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构建及中医临床实践的影响。
【关键词】 类比思维; 中医; 基础理论
类比思维是科学认识过程中获取新知识的一种重要方法,历来受到科学家们的重视。在中医学中更是广泛的应用,对于中医理论的构建起了相当的作用。
1 类比思维的概念、形式、特点
类比思维是指古人在对自然界观察的基础上,将具有相似或相同特征的事物划为类,并在类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推导,确定不同类间的联系,使知识在不同类间迁移的一种思维形式。其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运用为中医类比思维。中医类比思维则是从天人合一的前提出发,根据自然界存在的各种现象来推论人体的功能活动、病理变化以及对疾病的诊治。
类比思维的基本形式可分为三种[1] :(1)比类:比类是在对自然界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发现不同现象或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将其联系起来归为一类的方法。(2)类推:类推是在比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由于知识的扩展,类可以涵盖更多的事物,具有推演的特征或功能。可以从作为前提的类、模型或命题推演出另一类的属性。 (3)比附:比附就是在不同的类之间建立某种必然性的联系,表现为对类的一种表象的理解。上述三种基本形式,是类比思维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在运用中密不可分,统一于类比思维之中。
类比思维的特点,首先类比思维是在个别或具体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做横向的运动,即从个别走向个别,从具体走向具体。这种横向思维所涉及的两端事物之间完全是一种表象上的类似,并无任何本质上的和知识上的类属关系。其次是思维的联想性。由于在类比思维中不受任何的边际约束,因此它可以跨越种类界限在两个看似完全不着边际但有一定相似性的物像之间建立联系。所以类比思维的可靠性很小,创造性大,能够充分发挥思维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引导人们发现新的知识,探索新的问题。
2 类比思维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
中医基础理论是研究中医学基本概念、规律、原理、原则等的一门学科。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中医学的哲学及方法论基础中的精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对正常人体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论中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精气血津液学说;对疾病的认识被广泛应用于中医基础理论的各个部分,现分述如下。
2.1 对藏象理论的影响 首先中医学将人体五脏六腑与形体官窍,生理心理活动,乃至自然界的物象联系起来,在五行学说的基础上,构成了中医学的藏象系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肾藏象云:“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
其次借用类比思维对脏腑生理功能进行认识。如《素问・灵兰秘典论》将脏腑系统与社会系统相类比,不仅说明五脏六腑是统一的整体,同时也阐述了五脏六腑的主要生理功能及地位。指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
另外,在藏象理论中,五脏、六腑、奇恒之腑都具有自己的生理特点,而对这些生理特点的认识,同样是通过类比思维来完成的。总之,类比思维贯穿于整个藏象理论之中。
2.2 对经络理论及气血运行的影响 经络学说也是中医学的一部分。经络理论的构建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如经络数定为十二,就是从天人合一的类比思维推理而来,《素问・阴阳别论》说:“人有四经,十二从……四经应四时,十二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
同时,关于经脉中气血的多少以及气血的运行也运用了类比思维。《内经》将十二经脉与十二经水相对应类比,借河流之大小,水量之多少,源流之长短远近来说明十二经脉之气血的多少。并且借用气候变化对江河之水的影响,来类比六邪气对经脉气血的影响,指出:“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焯泽……”。
2.3 对病因理论的影响 中医学的病因理论是极其丰富和全面的,一般人们将其分为外感病因、内伤病因和其他病因三个部分。其中外感六病因的认识,主要就是通过类比思维而来的。
六是指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致病邪气。以风邪为例,人们是观察到自然界的风,善行数变,轻扬上行,并能动摇树木,因此当病人感受外邪后,出现头疼,恶风,汗出,游走性关节疼,游走性瘙痒等与自然界风的特性相类似的症状时,就认为是感受了风邪的缘故。
2.4 对治则的影响 中医治疗疾病的根本大法治病求本的确立,就是因为认为阴阳是天地万物变化生杀的根本,由此而推出阴阳是疾病发生的根本,故治病必求于本。所谓是:“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2]”。
因势利导也是中医的一个治疗原则,是指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顺应病位、病势特点,以及阴阳消长、脏腑气血运行的规律,把握最佳时机,采取最适宜的方式加以治疗。而其中所涉及的种种病势也多是采用类比思维的方法加以推论的。如《灵枢・逆顺肥瘦》所云:“临决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循掘决冲,而经可通也。此言气之滑涩,血之清浊,行之逆顺也”。
3 结论
我们可以看到,类比法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的构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的哪个部分,都可以看到类比法的痕迹。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类比法自身特点的缺陷性,只注意到两个事物表面的相似之处,就将其作为推理的前提,从而作出荒唐的推理,这对中医学的发展将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综上所述,类比思维对于中医基础理论构建的影响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有力的促进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另一方面,它也阻碍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因此,我们在运用类比思维时要遵守一个原则,即两个事物一定要在其成为同类现象的水平上进行类比。
参考文献
关键词:独立学院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202-02
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以及摄生康复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它有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是由传统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按照传统医学逻辑演绎程序从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科学结论,是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哲学基础,以整体观念为指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核心,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
近年来,中医药的发展十分迅速,科技的发展使得人们对古老中医的研究更为深入。但与此同时,批判中医、诽谤中医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当代大学生群体知识结构相对全面,将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产物,而独立学院学生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有其自身诸多特点,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为了解独立学院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影响因素,做好传统医学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工作。探讨一下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影响因素。
一、客观因素
(一)基础知识贫乏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的影响
基础知识较弱,个体差异较大。从招生录取的情况来看,独立学院学生的录取分数线比普通高校第二批次录取的学生要低20~50分,因此,这些学生的基础知识普遍比较薄弱,所以,他们进校后在学习上往往显得比较吃力。与此同时,独立学院学生又参差不齐,个体差异较大。有不少学生进校后由于学习态度端正,刻苦努力,往往都能取得较好成绩。但是有相当比例的学生是得过且过,长期处于混时间、混文凭、然后混社会的“三混”状态。多数学生能够珍惜学习机会,少数学生并不怎么珍惜,学习被动。无法快速从中学时期手把手的教学模式转化成独立思考的学习模式[1]。大学的学习状态与中学有着明显的差别,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性明显降低,大部分学习时间主要由自己支配,缺乏学习的动力。对于传统医学来说,博闻强记内容多。中医理论体系的内容抽象,给初学者一种深奥难学的印象,更是很难引起学生学习的热情,传统医学是多门学科知识交互渗透的产物,多学科知识的引进,目前大学学生的知识结构,主要是建立在数、理、化等学科的基础之上,知识结构单薄,要想学习和真正认识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就必须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以及丰富的知识结构。
(二)教育因素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影响
1.教育的局限
对于传统的医学理论体系,我们的教育出现一定的局限性,非医院校的大学生基本不了解传统医学理论,医学院校的大学生自身并没有真正地做到认识传统医学理论,传统中医经典与中医古方古法不被重视和继承。进校后专注外语过级,古文基础训练不严格,导致许多学生基本上看不懂中医古籍著作,更谈不上熟读经典和灵活应用了。没有在中医理论基础及临床诊疗水平上下功夫,而是按照西医培养的思路重设备、重检验。学校要求硕士做到细胞水平、博士做到分子水平才能毕业。中医教育西化,可能动摇这些研究生的中医药职业观念[2]。一直以来,医学院校人文教育主要存在观念上的唯科学取向、内容上的唯知识取向、方法难输化和组织形式化等弊端[3],最终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这有助于传统中医理论体系的认知。
2.校园的氛围不够
人的行为往往受社会氛围的影响,与大学生最贴近的就是校园文化,它是育人和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载体。目前开展大学生校园文化的形式及途径单一,没有形成结合传统医学相关的学习氛围,没有体现独立学院大学生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等特点,也没能很好地广泛调动在校生积极参与,激发学生对传统医学的兴趣。
二、主观因素
(一)思维方法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的影响
传统医学方法论在思维科学领域有着独特,而传统医学方法论的思维形式首先是具象思维的基础上再形成抽象思维。而具象思维是感官对于事物的具体感知,直接面对具体感知反应的思维活动。抽象思维是高度理性的,完全抽象化、概念化的思维形式。因此遵循辩证逻辑(如类比、反证、以表知里等)这些传统医学方法论思想方法的根源是具象思维基础上形成的抽象思维,是抽象思维和形式逻辑的产物。
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它深受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两种思维方式之间存在着的较大差异,妨碍了学生对传统医学思想的接纳和理解,致使在认知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时易产生概念难记忆、基本理论难理解、基本技能难应用的认识,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如传统医学概念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歧义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传统医学概念很难进行严格确切的定义,只能借用比喻、形容和象征等方式来表达[4]。如滑脉被描述为“往来流利,应指圆滑,如珠走盘”。传统医学许多核心概念,如阴阳概念既可指高度抽象的“天地之道,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又可指具体的人的生理和病理,它在特定的关系中是确定的,但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又是不确定的。又例如,自然界,树叶或树枝之所以会摆动,这是由于风吹动的缘故,风大猛烈更会将整棵树推倒。由此推之,人体出现不自主的振颤、摇动,甚或突然倒仆,半身不遂等亦是风引起。随着认识的加深,认为风有内外之分,自然界的气流动太快而为风,此风是外风,从外侵袭人体。而类比之,人体内的气动得太快亦会成风而使人得病,此谓内风。这是用比照类推法来探求病因的例子。
(二)传统文化对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认知影响
传统医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特别是以中国儒家和道家为主的古代哲学的理论精华及思维方式解析天人合一整体观念,揭示人体生理病理以及诊疗规律,形成与西方医学完全不同的认知体系。要真正认知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就首先要学好中国传统文化。
1.传统文化对传统医学理论的深刻影响
传统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医学领域的延展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也是指导具体科学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5]。正是由于传统医学大量运用哲学概念来阐发中医医理,从而使其更加富有文化特征。作为中医理论奠基之作的《内经》,就通篇体现了古代文化特色。
2.文化特征促进了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众所周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主要特点,以此为理论基础和论理方式的传统医学,便产生了以“天人相应”、“形神相即”等思想为代表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也是“观物取象”和“取象比类”方法在传统医学中的具体体现。如《内经·痿论》关于“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的记载,就生动说明了“观物取象”和“取象比类”方法在辨证论治中的应用[6]。
总之,由于独立学院大学生的特点是复杂多样的,同时由于影响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涉及的相关因素丰富而复杂,因此我们着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探讨独立学院大学生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因素的研究,针对于客观因素,根据学生兴趣广泛,个性差异大等特点,结合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特点,加大理论知识的学习,我们应该充分挖掘独立学院学生的潜能。针对于主观因素,国家应从大局出发,正确引导传统医学的发展方向,使之成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主流医学,制定相应的政策,迅速提高中医文化的社会影响力,普及中国传统医学。学校通过加大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底蕴,着重培养思维方法。因此,通过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认知因素的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好传统医学的继承、发扬和创新有深刻且长远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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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成人教育一定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培养出具有中医特色,社会欢迎的中医药高级人才。中医成人教育改革应重视中医思维方法的培养;中医教育改革要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保持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1.中医继续教育课程设置现状及改进方向
中医系统思维方法是在长期医疗实践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法,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逐渐形成的。
中医药院校要培养高素质中医人才,就应在中医教学改革中重视中医系统思维方法的培养,使中医院校学生从理论学习到临床实践过程中都养成用中医系统思维方法去分析、处理疾病的习惯。
目前中医院校成人继续教育课程设制缺乏中医特色,是全日制人才培训计划的压缩版,缺乏继续教育的特色,不符合中医药教育的培养规律,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不是很合理,较难担当起中医药传承和发展的重任。根据我们的调研及研究,认为中医成人教育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现在成人继续教育中非医学课程所占学时数过多。我们对一些成人继续教育学院中医学成人本科生培养计划进行统计分析,平均中医类课时仅占32.86%,西医课时则占37.12%,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占30.02%。
很多成人教学计划中对中医经典课程教学不够重视,多数列为选修课。此外,现在的中医院校将中医、中药、针灸等设为相对独立的专业,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不全面,中医成人学员对针灸、按摩等非药物疗法不精通,不会辨识中草药、饮片,不能在临床上灵活辨证遣方用药。
不能从不同层面全方位考察研究人体的生命、健康和疾病,在养生防病中不能顺应自然,适应社会环境,在治疗中不能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在成人中医教育中,课程设置要按照中医学的特点进行课程编排,对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程的联系要给予足够重视,要注重对学生的中医思维方法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提高教学效果,缩短教学时间,有效地弥补课时不足的缺陷。
不能人为地将理论与临床分割,要加大中医基本理论课的学时,重视经典课程的教学,并将中医基本理论与中医临床课程打通,从理论教学开始边学习边临床,加大中医学教学课时,适当减少非医学课程学时。
我们在调研中很多学员提出取消成人中医教育英语课的教学,减少计算机等非医学课学时。因为中医成人教育学员大多数来自于基层,工作中很少能用到英语,计算机基层最多是文档的处理及系统的应用操作,编程等较复杂的问题在基层根本接触不到,学而不用很快就会遗忘,用去了成人本来就不多的宝贵时间,并且没有多大提高,还影响了医学课程的学习。
2.加强四大经典课程学习。
保证学生中医临床思维模式的建立是中医教育的首要任务,而要建立中医临床思维模式需要从传统文化与经典理论中汲取精华。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内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汲取和融会了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课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对学生形成整体观念,打好中医学学习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后三者作为学习完中医理论经典后的提高课程,是连接基础和临床的桥梁,其理论主要来自临床治疗效应的反证,建立了外感、内伤杂病和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同时对临床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解放前,中医教学大多是师带徒的形式,学生可跟一师或多师,从学习初期就一边诵读经典,一边跟着师傅出诊,能直接的观察到运用经典理论辨证施治的全过程,对经典的理解会更深,长时间临床,自己就能举一反三,随心应手,终身难忘。现在中医院校成人教育中不重视中医经典课程诵读学习。学生也普遍认为教科书理论与实际临床脱节较为严重,经典考核不注重临床应用,教材也有一定的缺陷,教学倾向于应试教育等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把经典课做为临床课为学生进行教学,加大学生对经典的背诵数量,并做为考核的重点内容,会在中医教学上对学生临床技术提高产生较大影响。纵观历代中医名家,他们不仅有悬壶济世的高超医技,而且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因此,中医教学改革中应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历史等中国传统文化,为阅读、理解中医古籍和经典打好基础。
3.加强学生传统文化底蕴的培养
中医学是自然、人文科学的统一体,其理论基础更具人文特点,中医学的产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深刻影响。中医药学根植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在漫长地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国人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模式,体现了中国人对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的认识。
如通过天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生克等三大原理向医学的渗透,把人放在自然和社会的整体运动和广阔的动态平衡中进行认识,形成了以“象思维”为主要特征的中医学思维方法。名医秦伯未曾说:“专一地研讨医学可以掘出运河,而整个文学修养的提高则有助于酿成江海。”,学好中医需要有古汉语基础和相关的传统文化知识。缺乏这种文化背景,很难掌握中医学术的精髓,使得学生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很少系统学习中国传统的“国学”知识,同时受到理科课程的培训,已形成了固定化的思维模式与习惯。参加成人学习以后,又将较多的时间用在学非医学课程上,难免对中医理论的学习产生畏难甚至排斥心理。
总之,要提高中医学员的临床技能水平,就必须对培养模式进行修改,调整课程结构,加强对经典的培训,并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
【关键词】 中医辨证体系;证素;医学哲学
西医和中医是人类健康问题的两大解释体系,西医基于近代科学思维,中医基于古代传统思维,围绕的都是人的健康问题。西医借助科学的力量,产生了比中医更普遍的影响,以致于有人认为只需西医就足够了,更有甚者认为中医的迷信色彩太浓,应当取缔。从文化特征看,医学具有排他性。中、西医间的核心理论并不相容,西医占据主流,但是西医无法解决全部健康问题,这就为中医的生存留出了空间。两种解释体系面对同类问题,产生了“横看成岭、纵看成峰”的结果。
长久以来,中医同仁为争取中医的生存空间做了大量抗争。这些抗争到底是基于传统感情的坚守,还是中医确有其存在的理由?同仁们往往从个体治疗的有效性,或从传统经典的合理性出发进行抗争,很难见到能够真正从中医理论结构正面狙击对中医的攻击。朱文锋教授从1976年开始探讨中医的辨证规律和辨证的有效性内容,将以描述性证名(证候)为元素的辨证体系,发展为以结构性证素为元素的辨证体系[1]。1978年计算机新技术开始影响中国,朱教授马上着手用数学模型对辨证进行定量研究,归纳出48项辨证基本内容,建立了“加权求和浮动阈值运算”,研制成《中医数字辨证机》。以后的几年朱教授在分解证名固定搭配的基础上,构建起完整的辨证论治系统,继而于1985研制成《中医辨证论治电脑系统》。根据朱教授长期基于计算机积累的成果,国家标准局委托朱教授起草《中医临床诊疗术语》,并于1997年完成,同时他的辨证计算机系统也发展成《WF文锋-Ⅲ中医辅助诊疗系统》。2003年,依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计划),朱教授申请了《中医辨证论治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构建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体系》课题,建立起基于数据挖掘技术的证素辨证研究平台,创新了“双层频权剪叉”算法,获得证候辨证诊断的准确权值,制定出证素、常见证诊断标准,完善了证素辨证体系,为中医临床辨证规范作出了积极贡献。本文是对朱教授证素辨证体系的追溯与思考。
1纵向疾病与横向病情
医学的对象是人类疾病,但什么是疾病?若将“疾病”放到一个三轴的生态坐标系里进行考察,疾病就是由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等病情要素构成,表现为病情要素的或加重或减轻的过程。例如:发热、头痛、恶心、白细胞计数等,我们用过程涨落表现它们的加重或减轻,从而形成一条综合的纵向曲线,称之为疾病曲线。疾病由病情过程涨落和患病边界面的反向涨落共同构成。但医生在临床上是看不到病人的全部疾病曲线的,在一个时段内只能看到一个病情截面。
假定西医和中医在同一时间,看的是同一个病人,则中、西医面对同一条疾病曲线,看到的是同一个病情截面。但是,在该病情截面里,西医和中医所关注的东西不同。西医通过检查技术与方法,能看到的是症状、体征和检验结果等;医生将所看到的内容与经验、教材、诊疗常规等进行比较,得到关于该病情截面的定性判断。中医通过望、闻、问、切等找到中医的症状、体征等,通过中医的辨证分析,将病情截面中的每一个症状按中医理论,综合分析,得到一个关于病情“证”的中医论断。故即使西医和中医关注的病情截面相同,但关注的内容和方法不同。关于中医的工作原理,笔者在《中医的理论框架和工作原理》[2]一文中进行了论述,此处不赘述。
李科威,中医证素辨证体系的回顾与思考第1期对于纵向疾病的认知,西医偏向于将疾病过程从人的生命过程中分离出来描述、处理,以期对疾病进行更准确的诊疗;若用曲线表达,似乎存在着生命与疾病两条相互关联的曲线。所以,西医的纵向疾病谱系发育比较完善。相反,中医的纵向疾病谱系发育不完善,原因是中医多从生命整体描述病态变化过程;若用曲线表达,中医在多数情况下不将疾病过程与生命过程分离,而是将疾病状态下的生命整体过程作为一条曲线。因此,中医对病情的把握主要是通过横向病情截面,中医的辨证正是对病态生命状况的总体把握方法。
2固定证名的限制性
在传统中医辨证体系中,“证候”(即“证”)是中医临床的理论承载者和操作执行者。在朱教授的证素体系中,临床理论的主要功能交给了“证素”,原“证”的名称,朱教授称之为“证名”,即将原“证候”与“症状”的形式联系,作为“证”之外“候”的表现。“证”表达传统较高层次的证候之意,“证素”仍表达中间转换层,用“症状”表达底层的病情表现,用“证名”表达“证”的词面部分。
“证”的功能最初是将患者的症状按中医理论抽提起来,形成一种对病情进行判断的方法体系。“证名”是“证”功能的词面表达。囿于古代文化的形式特点,证名讲究阐述前后呼应,内容对称跌宕的美学要求,“证名”的表达承袭了骈体文句式的影响,多表现为两个内容点以上的文字结构,以四六句式为多,如:肝肾阴虚、肝胆火旺、热入营血等。在秉承千百年有效的对应性经验积累后,使表现证候的证名在字面上搭配固定、句式整齐、使用对等,形成了中医文化,并由这种形式规定了临床思维的基本方式。传统中医思维方式的有效性,既有现实作用,又有史料记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生态动力学结构。
在中医的理论形成时期,人类还处于自然状态为主轴的时代,人的体质特征与自然状态相对一致,变化较小,因此,表达辨证内容的“证名”有了足够的经验积累就基本固定了。而近代科技的发展使得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小了,而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大,造成体质状态和疾病谱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证名的固定搭配显得不能满足辨证需要,表现在:(1)传统证候体系的“证”直接与患者的“症状”发生关系,证所承担的角色应该能够跟随病情变化,但在传统骈体文句式的证名条件下,禁锢了临床思维的展开,使临床辨证应用受到了一定限制。(2)传统中医学在沉淀了上千年证与方药的疗效对应体系(药证效用体系)中,包括证名约500~800个,这是传统中医临床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现代中医自主发展的基石,但演变应用的研究才刚刚开始。(3)由于生态环境和疾病谱系的变化,近数10年医生为应付临床,自组证名约3000~10000个,因其随意性,无法形成为中医可传承的共同财富,对中医发展并无益处。
3证素体系对中医临床的规范作用
证素是什么?笔者依据朱教授在《证素辨证学》中的阐述,认为:(1)证素是对中医辨证机理的一种体系继承;(2)证素是对固定证名结构的一种灵活发展;(3)证素是表达中医病位与病性本质的基本组分;(4)证素是用证素体系驾驭中医临床的关键环节。
中医证候与方药效用的循环结构见图1。在传承自古既有的药证效用结构中,朱教授长期研究的“证素体系”,是插入药证效用结构的关键环节。
图1中医证候与方药效用的循环结构示意图
朱教授对古今医家所提出的约120项具体证素概念进行分析辨别,筛选出50项共性证素,包括:病位证素19项,如:心、脾、胃、胆、膀胱、胞宫、少腹[下焦]、表、半表半里等;病性证素31项,如:风、寒、暑、湿、痰、饮、食积、气滞、气虚、阳亢、动风等。这些证素从形式上分化了证的固定结构,分离了证的双重功能,其结构及关系如图2。
图2证素与证名及症状的关系
2010年第27卷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朱教授证素体系对证候辨证所做的工作和意义在于:(1)传统证名不是中医理论的最小基础单元。将证名分拆成符合中医理论的基础单元,形成证素体系,不损害中医的理论与操作意义。(2)证素体系的证素是单元素形式,它使药证效用结构的辨证针对点更小,更容易切合临床,调用更方便,组合变化更灵活,覆盖范围也更广。(3)传统辨证体系是“证名”直接与“症状”发生关系,朱教授将证素体系插入“证名”与“症状”之间,上承证名框架,完成理论指向;下与症状联系,统领临床操作;中间证素体系,承载辨证功能。参见图2。(4)证素体系筛选并规范了50个证素,用有限证素操作临床,边界明确,内容实在,掌握方便。(5)通过朱教授独创的贡献值计算方法,形成高值证素组合表达主要病态,获取相应的传统证名及功能;另外,通过低值证素完成拾遗补缺,实现中药的灵活加减。(6)重要的还有,朱教授将证素体系变成了可用计算机操作的程序性过程[3],使用者不必记忆很多东西,光凭中医临床医生的临床基本功就能自如地实际操作证素体系进行辨证施治。朱文锋教授所建立和完善的证素辨证体系,为中医临床辨证规范作出了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朱文锋.证素辨证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1.中医继续教育课程设置现状及改进方向
中医系统思维方法是在长期医疗实践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古代哲学的思维方法,对人体的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总结,逐渐形成的。中医药院校要培养高素质中医人才,就应在中医教学改革中重视中医系统思维方法的培养,使中医院校学生从理论学习到临床实践过程中都养成用中医系统思维方法去分析、处理疾病的习惯。
目前中医院校成人继续教育课程设制缺乏中医特色,是全日制人才培训计划的压缩版,缺乏继续教育的特色,不符合中医药教育的培养规律,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结构不是很合理,较难担当起中医药传承和发展的重任。根据我们的调研及研究,认为中医成人教育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现在成人继续教育中非医学课程所占学时数过多。我们对一些成人继续教育学院中医学成人本科生培养计划进行统计分析,平均中医类课时仅占32.86%,西医课时则占37.12%,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占30.02%。很多成人教学计划中对中医经典课程教学不够重视,多数列为选修课。此外,现在的中医院校将中医、中药、针灸等设为相对独立的专业,导致学生知识结构不全面,中医成人学员对针灸、按摩等非药物疗法不精通,不会辨识中草药、饮片,不能在临床上灵活辨证遣方用药。不能从不同层面全方位考察研究人体的生命、健康和疾病,在养生防病中不能顺应自然,适应社会环境,在治疗中不能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在成人中医教育中,课程设置要按照中医学的特点进行课程编排,对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程的联系要给予足够重视,要注重对学生的中医思维方法的培养,培养学生的中医思维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提高教学效果,缩短教学时间,有效地弥补课时不足的缺陷。不能人为地将理论与临床分割,要加大中医基本理论课的学时,重视经典课程的教学,并将中医基本理论与中医临床课程打通,从理论教学开始边学习边临床,加大中医学教学课时,适当减少非医学课程学时。我们在调研中很多学员提出取消成人中医教育英语课的教学,减少计算机等非医学课学时。因为中医成人教育学员大多数来自于基层,工作中很少能用到英语,计算机基层最多是文档的处理及系统的应用操作,编程等较复杂的问题在基层根本接触不到,学而不用很快就会遗忘,用去了成人本来就不多的宝贵时间,并且没有多大提高,还影响了医学课程的学习。
2.加强四大经典课程学习。
保证学生中医临床思维模式的建立是中医教育的首要任务,而要建立中医临床思维模式需要从传统文化与经典理论中汲取精华。四大经典为《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内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汲取和融会了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课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对学生形成整体观念,打好中医学学习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者作为学习完中医理论经典后的提高课程,是连接基础和临床的桥梁,其理论主要来自临床治疗效应的反证,建立了外感、内伤杂病和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体系,同时对临床实践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解放前,中医教学大多是师带徒的形式,学生可跟一师或多师,从学习初期就一边诵读经典,一边跟着师傅出诊,能直接的观察到运用经典理论辨证施治的全过程,对经典的理解会更深,长时间临床,自己就能举一反三,随心应手,终身难忘。现在中医院校成人教育中不重视中医经典课程诵读学习。学生也普遍认为教科书理论与实际临床脱节较为严重,经典考核不注重临床应用,教材也有一定的缺陷,教学倾向于应试教育等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把经典课做为临床课为学生进行教学,加大学生对经典的背诵数量,并做为考核的重点内容,会在中医教学上对学生临床技术提高产生较大影响。纵观历代中医名家,他们不仅有悬壶济世的高超医技,而且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因此,中医教学改革中应重视中国古代文学、哲学、历史等中国传统文化,为阅读、理解中医古籍和经典打好基础。
3.加强学生传统文化底蕴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