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兽医学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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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doi：10.3969／j．issn．1008－0546．2012．04．010

这是一节校际之间的交流课，执教者是许老师，观察和评课的是耿老师和潘老师。上的是人教版九年级上册《质量守恒定律》。对于《质量守恒定律》，我们会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教材分析：它是在学生已基本具备对宏观的化学反应的基本认识及建立对分子、原子、元素等概念的基本了解后的知识进一步拓展，也就是解决了化学反应的实质及反应物与生成物之间的质量的关系，同时，质量守恒定律，在本单元也起到了知识衔接的桥梁作用，它为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及化学定量计算铺平了道路；应该说，这节课的内容对于本章教材及整个化学的学习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么，我们对此课的理解是否只能限于此呢？新课程标准中，将知识与技能、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列为化学课程的三维目标，以提高学生科学素养为宗旨，在学生学习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寻找科学探究的过程与方法，引导学生用化学知识和方法认识世界，并结合化学教材提供的丰富素材，使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科学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仔细研究初中化学教材尤其是新课标下的人教版、沪教版等教材，都很好地体现出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如果教师在化学教学过程中能有意识地挖掘化学教材中的哲学思想素材，理解好这些哲学思想素材，不仅有利于学生辩证地看待自然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也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运用化学知识和解决化学问题。从探究《质量守恒定律》的哲学思想出发，我们对该课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发现《质量守恒定律》确实包含了深刻的哲学思想。

【片段1】引入：早期的哲学家们曾提出物质不灭的理论，他们认为世间万物的变化只是原子的组合发生变化，物质只是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中最后一段话表述了这样一种哲学信仰：“物质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哲学的思想是博大而精深的，上面介绍的这些思想正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科学道理，这一科学道理是什么呢?学完本节课，同学们就会明白了。

【片段2】为节约时间，教师采用了分组同步实验，一半同学做硫酸铜与铁反应，另一半做磷的燃烧实验。学生测量出反应前后的质量，比较，发现反应前后质量一样。交流后得出结论。

【片段3】老师安排另外两个实验，碳酸钠与盐酸反应，镁的燃烧。依然采用分组同步实验。一半同学做碳酸钠与盐酸的反应实验，另一半做镁条燃烧实验。学生在完成镁的燃烧实验时，相当部分学生对白烟忽略了。实验后，有些残留物掉在桌子上，学生很细心的用夹子夹住放在石棉网上。发现天平的左边托盘下沉，老师问怎么解释，学生说：有误差。

另外一个组的实验是碳酸钙与盐酸的反应。学生发现反应后的质量明显减小了。与此同时，有学生发现杯中“有气泡”。老师问：你们的实验是成功还是失败。回答说：失败。为什么？说：跟质量守恒定律矛盾了。

【对话】

许老师：课堂一开始，我用多媒体展示了一段哲学小资料。向学生传递了物质不灭这样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这时全班悄无声息，我感觉到同学们被伟大的哲学思想所感染了！当我提出问题，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知识就能帮助我们去正确理解这一哲学思想时，立刻引起了全班的高度兴趣，也成为本节课要解决的主题。

耿老师：这就对了，什么是真正的兴趣？杜威认为“学生真正的兴趣，应该不是来自于外来的刺激，这只是肤浅的诱惑，并不能真正持久。真正的兴趣，应该来自知识本身的吸引力。”吸引学生的，并不是你出示的那段资料，而是资料后面的哲学意蕴。

许老师：学生实验时，我巡视到“镁的燃烧”这一组时，明明“一股白烟上青天”，学生却视而不见。可能还缺少一种对细节的关注。

潘老师：我们需要一些引导与培养，实在来不及就课前想办法铺垫吧。

许老师：实验后，有些残留物掉在桌子上，学生还是很细心的用夹子夹住放在石棉网上。发现天平左边托盘下沉，右边的砝码学生没有移走，只要验证等还是不等，所以，不移走砝码倒是要方便些。但是我问怎么解释时，学生说：有误差。

观察“碳酸钙与盐酸反应”时，学生发现反应后的质量明显减小了。与此同时，有学生发现杯中“有气泡”。可惜，他们没有独立的往下寻找原因。我问：你们的实验是成功还是失败。学生回答说失败。为什么？说：跟质量守恒定律矛盾了。我说，会不会是定律本身有问题呢？学生笑而不答。看来，他们是没有自信去怀疑“真理”。不怀疑定律本身，那就要去寻找问题呀，这方面学生比较被动。他们等着老师的解释。

耿老师：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教育契机！依照建构主义理论来看，我们对世界会有一个自己的看法，叫心智模型；然后与别人交流分享，这样的叫概念模型；最后达成符合客观的叫科学模型。他们是循环的，科学模型建立后要经历考验，经过放弃、修正、坚持的思考历程后，才会成为人的稳定的心智模型。并再次主导人的思维。

猜想表达的就是心智模型，是他对他的经验的积累的表达；然后，交流形成概念模型；实验，第一次做实验，分析后得出结论，这是科学模型。然后，经历考验，在实践中的运用，才会转化为可以支配我们思维的一种自觉遵守的规律或者信仰――更高层次的心智模型。教材是这样编写的（我以为），教者也是这样设计的。所以，后面的实验，提供了这样的“磨练”。当实验的数据不支持“质量守恒定律”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你是怀疑质量守恒定律本身吗？（这个科学模型真的正确吗？）还是你认为我们的实验错误了或者有漏洞？质量少了？怎么会少了？跑了？如果明明我们的数据不支持质量守恒定律，我们在不思考我们数据的问题的前提下就毫不怀疑或者懒得怀疑质量守恒定律，或者出于考试的需要我们无用怀疑，那这个时候的科学模型就退化为“功利模型”了――一种为考试需要而存在的模型，等到考试完了，分数到手了，它就寿终正寝了，不会再去支配我们的思维。因为，没有经受检验，也就没有“融化为我们血液或意识的一部分”。

潘老师：在课前创造一种气氛，来唤醒学生的质疑精神，增强学生的证据意识，让用数据来说话成为一种课堂的主流生活；要唤醒化学嗅觉，如“跑了气体是有质量的”，“反应物生成物是什么状态”，还要考虑细节，测量的细微等等。这些科学素养或者习惯的唤醒，将决定课堂的进程，也将影响课堂的品质。

第2篇

每个组织都是由不同的职位、等级或阶层排列所组成，每个人都隶属于其中的某个等级。彼得原理是美国学者劳斯・彼得在研究了组织中人员晋升的相关现象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在各种组织中，雇员总是趋向于晋升到其不称职的地位。对一个组织而言，一旦相当部分的人员被推到其不称职的级别，就会造成组织的人员浪费、效率低下、发展缓慢。因此，这就要求改变单纯的根据贡献决定晋升的企业员工晋升机制，不能因某人在某个岗位上干得很出色，就推断此人一定能够胜任更高一级的职务。将一名职工晋升到一个无法很好发挥其才能的岗位，不仅不是对本人的奖励，反而是抹杀了他发挥自身才能的机会，也给企业带来损失。

2. 酒与污水定律

酒与污水定律是指把一勺酒倒进一桶污水，得到的是一桶污水；而把一勺污水倒进一桶酒，得到的还是一桶污水。在任何组织里，几乎都有几个特殊人物，他们存在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把事情搞糟。最糟糕的是，他们像果箱里的烂苹果，如不及时处理就会迅速传染，把其他的苹果也变烂。烂苹果的可怕之处，正在于它那惊人的破坏力。一个正直能干的人进入一个混乱的部门可能会被吞没，而一个无德无才者则能很快使一个高效的部门变成一盘散沙。组织系统往往是脆弱的，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妥协和容忍的基础上的，很容易被侵害、被毒化。破坏者能力非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破坏总是比建设更容易。一个能工巧匠精心制作的陶瓷器，一头驴子用一秒钟就能将它弄碎。如果你的组织里有这样的一头驴子，你应该马上把它清除掉；如果你无力这样做，就应该把它拴起来。

3. 木桶定律

木桶定律是讲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这完全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都可能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即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组织的水平。木桶定律和酒与污水定律不同，后者讨论的是组织中的破坏力量，最短的木板却是组织中有用的一个部分，只不过比其他部分差一些，你不能把它们当成烂苹果扔掉。强弱只是相对而言的，无法消除。问题在于你容忍这种弱点到什么程度，如果严重到成为阻碍工作的瓶颈，你就不得不有所动作。

4. 马太效应

《新约・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3个仆人每人1锭银子，吩咐他们拿去做生意。国王回来后，第一个仆人用1锭银子赚回了10锭，国王奖励了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用1锭银子赚回了5锭，国王奖励给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却因怕丢失，一直将那1锭银子包在手帕里，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1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马太效应，反应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即赢家通吃。对企业经营发展而言，马太效应告诉我们，要想在某一个领域保持优势，就必须在此领域迅速做大。当你成为某个领域的领头羊时，即便投资回报率相同，你也能更轻易地获得比弱小的同行更大的收益。而若没有实力迅速在某个领域做大，就要不停地寻找新的发展领域，才能保证获得较好的回报。

5. 零和游戏原理

零和游戏是指一项游戏中，游戏者有输有赢，一方所赢正是另一方所输，游戏的总成绩永远为零。零和游戏原理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人们在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发现与零和游戏类似的局面，胜利者的光荣后面往往隐藏着失败者的辛酸和苦涩。20世纪，零和游戏观念正逐渐被双赢观念所取代。人们开始认识到利己不一定要建立在损人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合作，皆大欢喜的结局是可能出现的。但从零和游戏走向双赢，要求各方面都具备真诚合作的精神和勇气，并且遵守游戏规则。

6. 华盛顿合作规律

华盛顿合作规律说的是一个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成事之日。人与人的合作，并不是人力的简单相加，其中还掺杂了许多微妙与复杂的成分。在这种合作中，假定每个人的能力都为1，那么，10个人的合作结果有时比10大得多，有时却甚至比1还要小。因为人不是静止物，而更像方向各异的能量，相互推动时自然事半功倍，相互抵触时则一事无成。我们传统的管理理论中对合作研究得并不多，目前管理的主要目的不是让每个人做得更好，而是避免内耗过多。

7. 手表定理

手表定理是指一个人有一只表时，可以知道现在是几点钟，而当他同时拥有两只表时，却无法确定时间了。两只手表并不能告诉一个人更准确的时间，反而会让看表的人失去对准确时间的信心。手表定理在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给我们一种非常直观的启发，就是对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组织的管理，不能同时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不能同时设置两个不同的目标，甚至每一个人不能由两个人同时指挥，否则将使这个企业或这个人无所适从。

8. 不值得定律

此定律最直观的表述是：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值得做好。不值得定律反映人们的一种心理，一个人如果从事的是一份自认为不值得做的事情，往往会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不仅成功率低，而且即使成功，也不觉得有成就感。因此，对个人来说，应在多种可供选择的奋斗目标及价值观中挑选一种，然后为之奋斗。而对一个企业或组织来说，则要很好地分析员工的性格特征，合理分配工作。比如：让成功欲较强的职工，单独或牵头完成具有一定风险和难度的工作；让依附性较强的职工，更多地参加到某个团体协同工作中；让权力欲较强的职工，担任一个与之能力相适应的管理职务。同时要加强员工对企业目标的认同感，让员工感觉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值得的，这样才能激发职工的热情。

9. 蘑菇管理

这是对待初出茅庐者的一种管理方法，初学者被置于阴暗的角落（不受重视的部门，或打杂跑腿的工作），浇上一头大粪（无端地批评、指责、代人受过），任其自生自灭（得不到必要的指导和提携）。有这样的经历不一定是坏事，尤其是当一切刚开始的时候，当几天蘑菇，能够消除我们很多不切实际的幻想，让我们更加接近现实，看问题也更加实际。一个组织，一般对新进的人员都是一视同仁，从起薪到工作都不会有大的差别。无论你是多么优秀的人才，在刚开始的时候，都只能从最简单的事情做起。所以，如何高效率地走过生命的这一段历程，从中尽可能汲取经验，迅速成熟起来，并树立良好的值得信赖的个人形象，是每个刚入社会的年轻人必须面对的课题。

10. 奥卡姆剃刀定律

第3篇

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影响着人类生命质量和身体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开展有关肺结核病的临床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临床意义。瘦素（leptin）是瘦素基因即肥胖基因的产物，具有降低脂肪沉积和调节能量代谢的作用，可作用于胰岛β细胞，抑制胰岛素的分泌，作用脂肪组织，调节物质代谢等［1］。近期的研究发现，瘦素与呼吸疾病有关［2］。我们利用放射免疫法、电化学发光法、酶联终点比色法和免疫比浊法对151例男性血清瘦素、INS、ALB、GLU、TC、TG进行了检测，从侧面探讨其与肺结核病的严重程度及肺结核患者营养状况的关系，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对照组:于东营地区不同区域的人群中选取68例正常非肥胖(18.5 kg/m2＜BMI＜25.0 kg/m2)的男性健康查体人员，年龄32～58岁，经检查均无心、肝、肾等急性或慢性疾病。

1．1．2 观察组:为我院门诊和住院患者，经临床、影像和实验室检查确诊的男性肺结核病人83例，年龄31～61岁，参照美国肺结核的分类方法，根据病灶范围及病损程度将其分为轻度肺结核37例，中度肺结核25例，重度肺结核21例，其中在83例肺结核中伴有不同并发症者49例。

1．2 方法

1．2．1 标本采集：受检者均于早晨7：00—8：00时，取空腹静脉血3～4 ml，分离血清，－20℃保存待测。

1．2．2 方法

1．2．2．1 体重指数的测定：受试者脱鞋、免冠、仅穿内衣，空腹测身高、体重，分别以千克(kg)、厘米(cm)为单位记录，精确度接近0.1 kg和0.1 cm;体重指数计算：BMI＝体重（kg)/［身高（m)］2。

1．2．2．2 瘦素的测定:放射免疫分析法，试剂盒由美国Linco Research公司提供，按说明书操作。

1．2．2．3 胰岛素的测定: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进行测定，试剂盒由瑞士罗氏生物技术诊断有限公司生产提供，按说明书操作。

1．2．2．4 其它指标的测定:采用酶联比色和免疫比浊法。试剂盒由温州东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按说明书操作，检测结果由仪器自动处理。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软件处理。

2 结果

2．1 为了观察leptin、INS等指标在肺结核疾病中的含量变化，我们对68例正常对照和83例肺结核患者血清leptin、INS及ALB、GLU、TC、TG含量进行了测定对比分析，其结果见表1和表2。肺结核患者血清leptin、ALB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重度肺结核患者血清BMI、leptin、INS、ALB较轻度和中度肺结核患者有显著差异(P＜0.05或0.01)，而GLU、TC、TG含量与其它两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

表1正常对照与肺结核患者血清leptin及其它检测指标的比较（略）

表2 不同程度肺结核患者血清leptin及其它检测指标的比较（略）

注：* 表示与轻度组比较P＜0.05，＃表示与中度组比较P＜0.01

2．2 为了观察有无并发症肺结核患者血清各顶指标的含量变化，对34例无并发症和49例有并发症的肺结核患者血清含量进行了比较，其结果见表3。49例伴有并发症肺结核患者的BMI、leptin、ALB、GLU较无并发症者有显著差异，而INS、TC、TG的差异无显著意义。

表3有无并症患者血清leptin及其它检测指标的比较（略）

2．3 为了观察肺结核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各项指标的含量变化，对83例肺结核患者中的64例肺结核，于正规治疗1～2个月后再次取血进行了血清leptin及其它指标的对比分析，其结果见表4。64例肺结核患者治疗后的BMI、leptin、ALB较治疗前有显著升高，而INS、GLU、TC、TG虽有升高但无统计学意义。

表464例肺结核患者治疗前后血清leptin及其它检测指标的比较（略）

2．4 为了探讨leptin与其它受检指标间的相关性，对151例受检者血清leptin与其它受检指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其相关性见表5。

表5 151例受检者血清leptin与其它受检指标的相关性比较（略）

3 讨论

本资料中68例正常男性受检者血清leptin水平在1.68～15.1 μg/L之间，其中多数低于5.64 μg/L，平均浓度为(3.06±1.96)μg/L，百分位数法估计双侧90%健康正常非肥胖男性leptin浓度在1.87～5.49 μg/L之间，与陈树等报道相近［3］。通过对本资料中检测结果的分析也可得出，leptin浓度随着BMI和INS的升高而增加，与其呈显著的正相关(P＜0.001)，并且与其它指标也有不同程度的相关性(P＜0.05或0.01)，从而进一步说明leptin在脂肪沉积、能量代谢和脂肪代谢中的广泛应用。肺结核患者leptin浓度与正常人比较有显著差异，特别是重症肺结核组的血清leptin显著低于正常组(P＜0.01)。

肺结核患者血清leptin、ALB含量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其降低程度与肺结核的轻重程度呈正相关，即肺结核的病损程度越重，病变范围越大，其血清中leptin和ALB的水平越低，并且在肺结核伴有并发症时，血清中leptin和ALB明显低于无并发症者，另外，BMI也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且其降低程度与肺结核的轻重程度也呈正相关，所以，测定肺结核患者BMI及血清中leptin、ALB浓度，可用于判断肺结核病的严重程度。肺结核患者经过1～2个月的正规治疗后，BMI及血清中leptin和ALB浓度较治疗前明显升高。另外，根据治疗前肺结核患者血清leptin和ALB含量，可适当调整病人的膳食结构，给予合理的营养治疗，从而加速病灶的恢复，提高治愈率。因此，动态观察肺结核患者血清leptin和ALB含量，可协助判定肺结核患者的疗效和预后。本文通过对肺结核患者血清中leptin浓度的测定，及与其它指标的比较，初步揭示了leptin在不同程度肺结核病中的变化规律，为进一步探讨瘦素在肺结核中的发生、发展作用及其机制起到了一个开端引续的作用，同时，为临床早期治疗、减少并发症发生及临床药用价值的研究提供一些有效的启示。

【参考文献】

［1］　Zhang Y，Proenca R，Maffei M，et al.Positional cloning of the mouse obese gene and its human homologue［J］.Nature，1994，372:425432.

第4篇

[关键词] 肠道病毒71型；手足口病；白细胞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

[中图分类号] R725.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2）24—0159—02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传染病，近年来，肠道病毒71型是我国重症手足口病的主要病原。EV71感染除了引起手足口病以外，还能够引起无菌性脑膜炎、脑干脑炎和脊髓灰质炎样的麻痹等多种与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手足口病的少数高危患儿，一旦发展为重症，短期内能迅速发展为肺水肿、循环衰竭，各种救治措施无效，常常在短期内死亡。免疫活性细胞产生的炎性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在机体抗感染、凝血、发热、休克、恶病质等多种病理生理过程中的作用已越来越明显，抗病毒及免疫调节作用也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本研究对肠道病毒71型（EV71）感染的手足口病重症患儿进行了血清中IL—6、TNF—α水平的测定，分析其水平的变化及探讨其内在的临床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病例选自2011年6～12月在我科病房住院并确诊的肠道病毒71型（EV71）感染的重症手足口病患儿30例，其中男19例、女11例；年龄11个月～5岁，平均（2.5±0.6）岁。诊断符合2010版《手足口病诊疗指南》重症手足口病的诊断标准，大便EV71病毒检测全部阳性。正常对照组共15例，男9例、女6例；年龄9个月～6岁，平均（2.9±0.5）岁，选自入托查体及健康查体患儿。

1.2 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于入院次日空腹抽取静脉血2 mL离心后置—20℃冰箱内保存待测，血清标本留取时间不超过24 h。IL—6、TNF—α测定采用德国西门子ADVIA Centaur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试剂由德国西门子公司提供，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1.3 统计学处理

资料的录入及分析均采用SAS9.0统计软件，主要统计分析方法包括一般统计描述、成组比较的t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显著性水准α=0.05。

2 结果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血清中IL—6、TNF—α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表1。

3 讨论

肠道病毒71型感染重症多发生于学龄前儿童，尤以3岁以下年龄组发病率最高。通常情况下，EV71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在临床症状等方面与柯萨奇病毒引起的手足口病难以区别，但EV71感染的手足口病很容易引起无菌性脑膜炎、脑干脑炎和脊髓灰质炎样的麻痹等多种严重的神经系统症状。肠道病毒71型感染的少数高危患儿，一旦发展为重症，短期内能迅速发展为肺水肿、循环衰竭，各种救治措施无效，常常在短期内死亡，使医务人员措手不及，有时家长难以理解，甚至发生医疗纠纷，处于尴尬的境地。在肠道病毒71型感染的重症患儿中，肺水肿是最为严重的并发症，死亡率高，既往一直认为脑干损伤是发生肺水肿的重要原因[1，2]，但在关于手足口病肺水肿机制的研究中发现，有脑干损伤的实验猴中并未出现肺水肿[3]，因此可能存在其他机制导致EV71相关肺水肿。目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炎性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亢进与肺水肿的发生有关[4—6]。

IL—6作为细胞因子家族中的主要核心成员，可由多种细胞产生。IL—6所具有的多生物学功能，在抗感染、肿瘤、免疫性疾病及免疫调节等诸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通常情况下正常人血清中含有微量IL—6，在炎症、感染和某些肿瘤等情况下血清中IL—6的含量会有不同程度上升。在异常情况下，IL—6的升高可能会对机体产生不利影响，造成组织损害和加重病情发展。Kossmann等发现脑损伤患者血清和脑脊液中的IL—6水应性升高。有研究证实中枢星形胶质细胞、下丘脑和垂体前叶自分泌IL—6，在IL—1或TNF—α刺激下分泌能力明显增强[4]。肠道病毒71型感染的重症患儿发病过程中的高热与IL—6对下丘脑体温中枢的调节作用有关，IL—6极有可能同时参与患儿的脑损伤和局部炎症。一直被认为受血脑屏障保护的“中枢特异免疫器官”也因细胞因子的进入而受累[4]。Lin等[6]研究发现，神经源性肺水肿（NPE）病例组血IL—6水平明显增高，>70 pg/mL的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均达到100%。本研究中肠道病毒71型感染的重症患儿血清IL—6水平增高与以上文献相符，同时提示IL—6参与了重症手足口病的病理生理过程。

TNF—α是一种由单核巨噬细胞分泌的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多肽调节因子，其生物学活性表现根据发挥作用的浓度高低而有所不同。正常情况下，它在机体内的浓度较低，具有调节免疫应答，抗感染、抗肿瘤、促进细胞增殖分化等多种生理功能，对机体具有保护作用。而高浓度的TNF—α不仅无助于抗感染，而且还是重要的炎症递质，可介导炎症反应的许多病理生理过程，引起局部炎症反应，使机体器官甚至多系统受损。目前实验证明由TNF—α介导的炎性损伤过程可能是NPE发生的机制之一。TNF—α升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肠道病毒71型感染的重症患儿中枢神经系统受累后交感兴奋，全身血管收缩，组织缺血缺氧，使单核—巨噬细胞被激活，释放大量TNF—α。TNF—α介导NPE发生的机制主要是导致肺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同时还可直接促进花生四烯酸代谢产物和氧自由基的释放。本研究表明肠道病毒71型感染的重症患儿血清TNF—α明显升高，其参与重症手足口病的病理过程，与其诱生的IL—6协同参与整个脑组织的损伤，构成炎性细胞网络破坏血脑屏障，由神经细胞自分泌的和血循环中的TNF—α共同引起重症手足口病的一系列临床症状。

综上所述，肠道病毒71型感染的重症患儿血清中IL—6、TNF—α水平的增高，表明其参与了重症手足口病的病理过程，为临床上早期使用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抗免疫治疗可明显改善本病的临床疗效及预后提供了理论依据。IL—6、TNF—α的测定已广泛应用于临床，大量的研究已证明IL—6、TNF—α参与了许多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为临床诊断、疗效观察、预后判断提供重要依据。因此，临床上应针对IL—6、TNF—α的过度产生和释放，加强研究相应细胞因子拮抗剂及免疫调节剂，以抑制上述细胞因子对机体组织的损伤和及早控制病情。

[参考文献]

[1] McMinn P，Stratov I，Nagarajan L，et al. Neurological manifestation of enterovirus 71 infection in children during an outbreak of hand—foot—and—mouth disease in Western Australia[J]. Clin Infect Dis，2001，32（2）：236—242.

[2] Wang SM，Liu CC，Tseng HW，et al. Clinical spectrum of enterovirus 71 infection in children in southern Taiwan， with an emphasis on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J]. Clin Infect Dis，1999，29（1）：184—190.

[3] William Tong CY，Bible JM. Global epidemiology of enterovirus 71[J]. Future Virol，2009，4（5）：501—510.

[4] Wang SM，Lei HY，Huang MC，et al. Modulation of cytokine production by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n patients with enterovirus 71—associated brainstem encephalitis[J]. J Clin Virol，2006，37（1）：47—52.

[5] Chang LY，Hsiung CA，Lu CY，et al. Status of cellular rather than humoral immunity is correlated with clinical outcome of enterovirus 71[J]. Pediatr Res，2006，60（4）：466—471.

第5篇

关键词： 微观形态学 实验课程 应用型人才 课程体系 课程改革

社会用人单位对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基本要求是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因此，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名校，其基本职责就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宽口径复合型人才[1]。近年来，随着国家教育部将创新精神与能力培养纳入本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更加促使应用型人才培养名校或专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建立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教学体系。兽医学教育要顺应这些社会发展的变化，应重新定义应用型兽医学人才的素质内涵，用整体知识观改革基础兽医学教学体系，动物微观形态学课程应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进行改革和实践。在传统的课程体系中，动物微观形态学知识学习以《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为载体，在细胞、组织和器官水平上学习微细结构与功能关系，是动物医学类专业本科教育课程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桥梁作用的专业基础主干课程之一，其课程体系由理论课和实验课组成。自2013年我校入选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建设单位[3]，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为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即实验部分与理论部分分离形成单独课程，并增加实验课程学时至24学时，开设12个实验。微观形态学的实验部分形成独立的课程之后，如何把这门课程建设成为能够真正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课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课程组在三年多的实验教学实践中，碰到过问题、进行过改革、取得过成绩，并产生了进一步的改革设想。

1.动物微观形态学实验课程的特点与存在问题

动物微观形态学是在大体解剖学的基础上，在细胞、组织和器官这三个不同层次上研究它们的微细结构，为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学习奠定基础。微观形态学的实验课程，就是为了增强学生对微观结构的感性认识，巩固理论知识，更好地把正常的组织结构知识转化成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知识。但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原有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教学评价等方面在学生的知识转化和提高实践能力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课程体系上的问题。传统的《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是整个课程的一部分，在课堂教学中只观察正常组织结构，与病理组织结构完全脱节，而且在教学时间安排上与《动物病理学》的教学相隔一个学期，学生基本忘掉了正常组织结构内容，所以在知识的衔接和转化上存在很多问题。课程体系改革之后，虽然《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成为独立课程，并增加了实验课时，但由于执行的是原来的实验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在加强学生的知识衔接和转化、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没有显著效果。因此，如何改革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真正发挥单独设立实验课程的作用，是我们需要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次，教学方法上的问题。传统微观形态实验课程基本采用“教师讲解―学生看片―教师答疑―完成绘图作业”的固有模式，这种模式没有注重学生创新思维与主动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学生课堂学习质量与效率的精细化管理，导致学生上课松散、积极性低下。因此，如何更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树立以“实践能力培养”为根本的改革目标，是动物微观形态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一环。

最后，考核方法上的问题。传统的《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成绩，只计入平时作业成绩或再加期末组织切片观察考核成绩。《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成为独立课程之后，这种考核方法已不适应培养应用型人才实践能力培养，也不适应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合理和综合评价。

应用型人才名校建设工程就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然会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必然会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必然会体现课程的意义。

2.动物微观形态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

根据上述《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在两年多的教学实践中尝试了如下改革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

首先是以知识整合为基础的课程体系和内容改革。动物微观形态学实验课程是一门将动物微观组织结构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应用于实践的验证性课程，这门课程不但要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更要使学生增强衔接知识和转化知识的能力。因此，在课程体系改革中引入整体知识观非常重要。整体知识观认为，全部知识是相互关联并可整合为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整体知识观可以保持本科课程中各知识系统之间的联系，使本科教育内容尽可能系统并连贯形成整体，从而建立起一种综合教育，有助于学生形成更连贯的知识观，具备更综合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4]。所以，用整体知识观科学安排实验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实践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原有《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课程中存在的问题，课程组对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把实验体系分成三个模块，即基本组织学、器官组织学和病变组织学。在教学内容上，基本组织学主要使同学们观察和掌握四大基本组织的特征性结构，为观察和掌握器官组织学奠定基础；器官组织学和病变组织学模块在教学中融会贯通，教师在讲解时特别强调各器官主要的结构部位和结构特征，以及常引起病变的结构部位，并指导学生在观察正常器官组织切片的基础上观察特征性的病变结构。通过这些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使正常结构和病理结构的知识得到一定的整合，更加丰富了课堂知识内容，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其次是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的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方法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根据原有教学方法上存在的问题，课程组做了如下改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首先，利用现代教育信息新技术，课堂开始讲解时，教师不是过去那种单纯的口头讲解，而是利用多媒体和数字化图片，直接指导如何寻找和定位所要观察的目标，并指出哪些是关键的组织结构，哪些结构容易引起病变等，使学生能够快速进入和适应观察状态。其次，合理分配课堂教学时间，尽量缩短教师的讲解时间（10分钟），尽量增加学生的观察时间（50分钟），留出学生汇集问题与交流时间（10分钟），加入课堂随机考试（15分钟），教师总结评价（5分钟）。其中，学生问题汇集与交流活动活跃了课堂气氛，课堂随机考试促进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最后，引入假设法、比较分析法、排除法、验证法等教学方法。例如在呼吸系统实验中给出一个问题，假设你患了肺炎，那么根据组织学理论判断主要的病变发生在哪些组织结构，这些组织结构正常结构特征如何，炎症时发生哪些变化，然后比较分析正常组织结构和病变组织结构进行验证。这种教学方法引人入胜，极大提高了学生观察切片的积极性。

最后是以综合评价学生能力为目标的考核方法的改进。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因此，完全依靠期末考核来评价学生学习状况及教师教学效果并不合理。《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成为独立课程之后，成绩评价体系也要进行相应改革。课程组经两年多实践，将考核评价体系修改成课堂出勤率、课堂表现、实验报告、课堂测验、期末考试五个部分，分别占总成绩的10%、10%、30%、20%、30%。课堂表现包括是否迟到、早退、聊天、看手机、看课外书等；实验报告书主要看完成实验内容的数量和质量；课堂测试为随机抽查测验所观察的实验内容，每个实验随机抽查4-5名学生；期末考核为综合性的考试，包含整个观察学习的内容。通过这些评价机制的改革，对学生的学习由点到面地全程督促，使学生的实验成绩得到具体量化而更加合理。

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学生们意识到微观形态学实验课程的实践活动对他们观察能力、问题分析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提高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激发了他们对本实验课程的学习兴趣。

3.进一步改革设想

从整体知识观的角度来看，微观形态学不是独立的、单一的知识体系，而是与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这些知识都必须要衔接和转化，才能形成一个整体知识，而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关键，就是要培养学生这种将所学知识进行衔接、转化并归纳成整体知识的能力。因此，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课程改革，必须要体现这个关键特点。根据这个特点，课程组计划将以《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实验》课程为基础，建设成《兽医形态学实验》课程，这个课程包括正常组织形态学、病变组织形态学及组织切片技术。这几个教学内容的整合，使学生既能实验又能实践，会更加提高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衔接、转化及归纳成整体知识的能力，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应用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黄烈.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过程中应解决的几个问题[J].中国高等教育，2008（07）：65-66.

[2]蔡敏，詹婷婷.教育部：创新精神培养将纳入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6（01）：70.

第6篇

关键词：两系杂交稻；大群体；掺杂回收；带型比对

中图分类号：S511；Q7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2）18－3941-02

Study on Detection of Seed Purity of Two－Line Hybrid Rice by Simple Sequence Repeat （SSR） Ⅲ．Adulteration and Recovery Experiments between Two Different Varieties

LIAO Fang－li1，LIN Mei1，ZHANG Yu－fei1，ZHAO Hong1，XIONG Xian－feng1，ZHANG Kai2，TU Shu－xin3

（1． Seed Management Bureau of Jingzhou City in Hubei Province， Jingzhou 434020， Hubei， China； 2．Agricultural College，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434025， Hubei， China； 3．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groups seeds purity of two－line hybrid rice variety Liangyoupei 9 adulterated another different variety Xinliangyou 6380 was detected through exterminating leaves with the method of SS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Xinliangyou 6380 adulterated could be recognized exactly． The same lane between Xinliangyou 6380 and Liangyoupei 9 sterile line was observed during detection in the laboratory．

Key words： two－line hybrid rice； a large group； adulteration and recovery； lane alignment

由于DNA提取方法的简化、琼脂糖凝胶电泳技术的运用，以及SSR分子标记鉴定两系杂交水稻种子纯度具有快速、重复性好、多态性高等优点，使得SSR法成为目前室内鉴定两系杂交水稻种子纯度时应用最为广泛的分子标记方法［1－6］。但是琼脂糖凝胶电泳成像的谱带分辨率低，信息量不充分，谱带的主带一般表现为不育系、恢复系和杂交种3种类型，不能区分不同的杂株类型。

为验证该方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前人的研究一般是在鉴定时，采取人为在鉴定样品中掺入该组合的恢复系、保持系、不育系的方法来检验［7－9］。但在田间正季种植鉴定条件下，用两系杂交水稻种子大群体定位掺杂回收，且对掺入的杂交种子杂株谱带特征的研究目前鲜有报道［10－13］。

此次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单对引物对亲缘关系较远的品种的识别率，验证单对引物SSR法测定亲缘较远的两系杂交水稻种子纯度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探讨样品中混入其他杂交种的谱带特征。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试验材料是在通过系谱比较后，选用遗传背景不同、亲缘关系较远的两优培九（培矮64S×9311）和新两优6380（03S×D208）两个品种。这两个品种由荆州市种子管理局从市场上抽取商品种子，并经生产企业确认。所用引物及试剂均由北京鼎国生物有限公司提供。

1．2 PCR反应体系

PCR扩增反应总体积10　μL：10×buffer 1　μL，10　mmol／L dNTP 0．2　μL，50　ng／μL primer 0．2　μL ＋0．2　μL，2　U／μL Taq酶0．6　μL，25　ng／μL DNA 1　μL，ddH2O 6．8　μL。PCR反应条件为：94℃预变性4　min；然后进行35个循环的扩增，循环参数为94　℃、15　s，55　℃、15　s，72　℃、30　s；最后在72　℃下延伸7　min。扩增产物在含EB的3％琼脂糖凝胶中进行电泳后，应用凝胶成像系统观察记录。

1．3 掺杂和抽样方法

试验于2011年4月15日播种，5月15日移栽。小区单本栽植500株苗，50行，每行10株，行距26．7　cm，株距16．7　cm。每个植株用4位数编号，前两位数表示所在的行数，后两位数表示所在行的位置，例如0508表示第5行的第8株。在两优培九田间鉴定移栽时，每隔9株混栽1株新两优6380。两个品种之间的植株特征特性差别较大，易于田间识别（表1）；同时两个品种之间的遗传背景差异较大，易于室内检出。

返青后按对应编号采取田间各植株的倒二叶叶片，用RM11对两优培九进行室内分子检测，为了防止人为因素干扰，试验过程中将掺杂、田间鉴定和室内SSR检测的操作分别由3批不同的专业人员独立完成。

第7篇

库恩之后，科学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1]。同时，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影响日盛，其“语言游戏”说强调，任何活动都植根于特定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从而受制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以此为背景，一场重估科学知识的形态的运动展开了，“作为实践的科学”观念开始取代“作为表象的科学”观念：科学是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对世界的表象。因此科学研究理应把科学活动本身作为对象，而对科学活动的考察本质上是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这种新的社会学不对科学做内在论考察，不局限于科学的独特的理性品质、认识逻辑、观念史。它也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而区别于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预设了不受社会污染的纯粹的知识过程和知识内容，把科学技术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仅把社会因素作为促进或阻碍知识过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取消了知识的内容和情境之间的区分，把社会因素作为知识的构成性因素，对知识的构造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大量富有启发的成果。

但是，科学研究最近二十年的发展表明，“或者社会科学精致得足以解释科学的内容但是整个社会的创制却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观社会学恢复作用但是科学的细节消失在视界之外。”[2]以布卢尔和巴恩斯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的利益分析保留了宏观社会学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对阶级利益等宏观社会变量的诉求并不能说明知识的微观构造。而柯林斯的争议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论等微观研究尽管在揭示知识的微观构造方面成果斐然，却缺乏宏观社会学的关注，不能宏观地说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这样的所谓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论研究”[2]。拉图尔采用的人类学考察方法似乎为打通宏、微观研究提供了途径。这种人类学考察把经验的案例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强调对知识的生产现场、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不仅追踪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微观构造，而且还追踪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的活动。拉图尔采取的人类学方法首先要求通过参与式观察取得科学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其次，运用“转熟为生”的策略，悬置以往的有关科学的成见，保持对观察对象的距离，单单从当下的科学活动本身出发构造对科学的理解；再次，这种人类学的方法还要求研究者对这种人类学构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关重要地是，要求追踪正在创制之中的科学技术而不是既成的知识和技术制品，这一点成为他考察科学的第一原则：“我们研究行动中的科学而非既成的科学和技术；我们或者在事实和机器被黑箱化之前到达，或者追踪重新开启黑箱的[科学]争议。”[3]我们不妨追随拉图尔，去考察科学活动本身，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学事实，看这种考察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二、构造自然：实验室生活

实验室是科学知识的典型的生产场所。拉图尔首先把实验室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实验室日常的知识生产活动，是“实验室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不过，“实验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围墙的具体的实验室，其扩展意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强调对实际的科学活动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学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确立的科学事实的前提下去重构科学的发现史、观念史。实验室研究也不同于对实验的研究，因为实验研究往往以提炼科学独有的方法为目的，而实验室研究则以科学事实的实际制作过程为目标，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学考察。实验室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适合于新视角下对科学活动本身的考察。拉图尔从1975年进入萨尔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两年的实地考察。

现在让我们跟随人类学家进入萨尔克研究所的实验室。实验室包括各种复杂的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室人员，科学文本。实验仪器构成一组组“铭写装置”（inscriptiondevices），铭写装置把实验材料转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争论之证据的铭写符号（inscriptions）(数字、图表、图像等可以呈现在文本中的符号)。典型的科学活动是，把实验材料联接或放入铭写装置，经过一系列规范的操作生成铭写符号，再根据这些铭写符号完成科学论文，提出科学命题或主张，参与科学争论，再依据争论的情况继续做实验，强化或修改命题或主张，直至特定的科学命题或主张变成事实。在上述观察中，首要的是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这个实验室的特别之处在于仪器——我们称之为‘铭写装置’的特殊配置。这种物质安排的至关重要性在于，作为实验室成员的谈论‘对象’的任何现象并不能脱离这种物质安排而存在。比如，没有生物测定，就不能说一种物质存在。生物测定不是简单的获得某种被独立给予的实体的方式；生物测定构成了物质的构造。...不仅如此，现象完全由实验室的物质环境所构成。人工实在——实验室成员用客观实体来描述——事实上为铭写装置所构造。借用Bachelard的‘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ique）这个术语，这样一种实在经由物质技术的构造而呈现出现象的外观。”[4]这表明，科学不单单是思维现象、语言现象或者对世界的理论解释，它本质上是一种物质过程，是对不确定世界的物质性介入，而正是这种介入构造出科学对象。玻尔认为对量子现象的描述不能脱离对实验环境的描述。实际上，这对十七世纪以来的实验室科学是普遍适用的。

拉图尔记录了科学家在日常的科学活动中的言谈并加以分析，对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过程做了考察。科学家的日常言谈表明，科学“证据”的接受很难说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而是做出判断的问题，同行间的协商问题。比如说某种肽的静脉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为效应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注入量，取决于科学家把什么注入量作为标准。拉图尔还发现，科学家对特定科学主张的评估往往不限于所谓纯粹的科学内容，而是包括研究兴趣上的侧重、职业实践的迫切需要、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间上的限制，乃至对科学从业人员的权威甚或人格的评价，如此等等。这些考虑直接影响到特定科学主张的接受和否定。“评估的丰富性使得这种构想——思维过程或推理程序同这些讨论发生于其中的实际物质环境相隔绝——变得不可能。”[4]。拉图尔从言谈分析中得出结论：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构造”[4]。“社会的”在这里并具有其在墨顿或布鲁尔那里的含义，只是表明区别于纯粹逻辑推理过程的微观构造过程。

拉图尔还从人类学角度进行了历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H））化学序列的确定过程，给我们呈现出科学事实的典型的构造过程。[①]1962年，“大脑控制促甲状腺素的分泌”已成为神经内分泌学界的公认事实。吉尔曼（Guillemin）认定这种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脑的一种新因子，他将之命名为促甲状腺因子（TRF），并认定它是一种肽，决定用化学分析方法确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时下丘脑因子的生理学研究颇有成果，却没有分析出下丘脑因子化学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种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着作用。因此，该决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径，没有它神经内分泌学照样会继续发展。尽管如此，吉尔曼1963年提出了确定新释放因子存在的14条严格标准，从而彻底地重塑了释放因子的研究领域。以前有关新释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张都被取消了。可以说，在这套研究标准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这些标准要求更精密而昂贵的实验设备和技术。日本、英国的竞争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进TRF的提纯方法。把一种馏分认定为TRF的根据仅仅是它能在生物测定中稳定地产生出与基线峰值有显著差异的曲线。到1966年，已能获得相当纯的所谓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实验都未能破坏TRF的生物活性，吉尔曼因此主张“TRF或许不是一种肽”。沙利（Schally）的团队采用了与吉尔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线，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新物质是一种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发现TRF含有His、Pro、Glu三种氨基酸，不过只占TRF总质量的30%。尽管存在着其他解释，由于沙利认可吉尔曼的权威，因此无视三种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结论：“TRF不是肽”。而这意味着研究方向将发生发生重大改变。其时，与TRF的生理学研究相比，TRF的化学分析无甚进展。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准备召开一个针对该领域的评审会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领域的资金分配，进而决定着TRF化学分析的存亡。吉尔曼的团队将会议拖延到1969年1月，在该会议上公布了他们独自做出的发现：His、Pro、Glu三种氨基酸占TRF总质量的80%；TRF是肽。分析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确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种氨基酸合成各种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较，看两者在铭写装置上产生的铭写符号是否足够相似。沙利的团队使用薄层色谱仪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学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的团队认为两种物质在薄层色谱仪上所产生的谱线的微小差异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原子水平的质谱仪才能最终确定TRF的结构。1969年9月质谱仪终于产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与天然TRF的几乎完全相似的光谱。争议停止了。此时，本体论转换发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上述过程表明TRF序列的确定不是单线的逻辑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的构造过程，而实验设备对不确定世界的介入在整个构造过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事实的“发现”不过是曲折的充满争议的构造过程的结果。只有在构造过程结束之后，科学事实的构造才变成“发现”，变成独立于构造过程的外在事实，构造过程本身以及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被掩盖了。当我们深入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知识的品质立刻发生变化：与其说知识是静态的表象，毋宁说知识是一个动态的构造过程；知识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现为对世界的型塑。就知识的静态含义而言，它不过是对型塑过程及其结果的记录，知识更多的是一种“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识。不妨给知识下个新的定义：何为知识，知识就是型塑世界的过程或能力。知识的力量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自然”的构造。TRF的构造史已经表明科学事实或者说“自然”是构造的结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说明科学事实的生产。“由于争论的解决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结果，因此我们决不能用这个结果——自然——来说明争论如何以及为什么被解决了。”[3]

三、型塑社会：实验室的扩张

上述考察的焦点是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问题是发端于“实验室研究”的考察知识活动现场的人类学方法能扩展到“科学、技术与社会”（SST）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吗？我们把“实验室”定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而实际上知识生产活动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围墙内的实验室，随着知识活动的实际展开，“实验室”的构造也随之扩展。拉图尔认为“实验室‘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区别恰恰是实验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行动中的科学”的原则自然会导向宏观层次的科学研究，导向对实验室的扩展构造、实验室在社会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会的力量的考察。在这种追踪中，总会发现有一部分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活动，同科学界、政府、生产部门、用户、传媒、公众保持着联系。一旦这些联系中断，实验室内部的研究工作将陷入停顿。这表明，对实验室内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区分是成问题的。这种区分把实验室想像为隔绝于社会的知识生产地，从中产生出纯粹的自然知识，这种知识随后毫无代价地扩散到实验室之外。这种成见掩盖了实验室的构造及其在社会中的定位，进而使实验室的力量神秘化。且来看个案例。[②]

19世纪末法国的农场发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为细菌传染病，而此前细菌学与炭疽病毫不相干。他在发生疫情的农场研究疫情，把兽医学的用语转译成细菌学的术语，比如说把“疫情潜伏期”转译成“杆菌的孢子”，从而把细菌学同疫情联系起来。其后，他排除了农场的其他复杂因素而把培养成的细菌病原体带回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实验室，他在这里可以任意地控制条件对杆菌做各种试验。他向外界宣称：“若想解决炭疽病疑难请到我的实验室来。”经过无数次试错，巴斯德偶然地发现了降低杆菌毒性的实验室条件，制出了炭疽病疫苗。这种疫苗在实验室中的小规模活牛实验中获得成功，如其所愿地引起了农场主、兽医、卫生学家等利益团体的注意。但是这并不能让这些群体完全相信巴斯德的实验室能控制疫情，因为疫苗在错综复杂的农场中的成功并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巴斯德需要在某个农场中演示其疫苗的有效性。实际上，有许多非控制的因素会导致失败。因此巴斯德需要把关键的实验室条件扩展到农场。巴斯德成功地与这些代表达成妥协，把农场变成了准实验室，巴斯德的“预言”实现了，在外界看来，实验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巴斯德实验室的疫苗被广泛地用于法国农场。由此，巴斯德实验室成为相关利益群体的强制通行点，巴斯德名垂史册，法国农业的面貌为之一新，兽医职业和卫生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巴斯德的细菌理论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关系。当巴斯德和卫生学者提出细菌——传染病的传染源——的概念时，他们并没有把社会看作是由穷人和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的，而是由传染病患者、健康的但是危险的细菌携带者、有免疫力的人、接种疫苗的人这样的群体组成的。他们给这些群体的界定加入了非人的行动者：细菌——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利益被制造出来，一种新的社会连带类型产生了。以前因为阶级对立而被视作阶级压制工具的卫生法令得以实施。

巴斯德的实验室重塑了各类社会行动者，转译了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关系，成了型塑社会的力量。我们可以从巴斯德的工作中提炼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首先，“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活动的结果。“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真正新的力量来自科学，而不是来自古典的政治过程。”[5]“既然[科学]争议的解决是社会获得稳定状态的原因，我们不能用社会来解释[科学]争议如何和为什么被解决了。”[3]布鲁尔的社会实在论用社会说明知识，其根源在于他仍局限于表象主义的窠臼，认为知识是以社会为中介的对客观实在的表述。而我们通过对知识活动的考察已经发现，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实在的构造过程。“描述（account）和实在不存在先天的（apriori）区别；...描述就是实在。”[6]其次，我们发现了科学力量的源泉——实验室。当巴斯德把病原体带回巴黎的实验室时，一个关键的转换发生了：研究场所由有着无数不可控因素的大规模的农场变成条件可控制的实验室，巴斯德可以在该实验室中任意地对病原体做各种试验。同时，实验室成果的应用并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把农场转变成准实验室。“既然科学的事实在实验室里被制作出来，为了使它们扩散开来，你需要建构它们能在其中维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贵的网络。如果这意味着把社会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那就这样做吧。”[5]似乎可以说，科学通过把社会转变成巨大的准实验室而型塑社会。再次，我们发现，实验室本身的构造也包含了农场主、农业协会、兽医、卫生学家乃至普通公众这些社会行动者。巴斯德始终在努力把这些行动者的利益同他的实验室联系起来，竭力让他的实验室成为这些行动者的强制通行点。可以想像，假如他的实验室未能成功地维持这些行动者的兴趣，或者他未能同他们达成把农场变成准实验室的妥协，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实验室制作就不会成功。可见，知识的成功构造以成功转译相关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并赢得其支持为前提，实验室不是封闭的实验室，实验室的构造必须纳入社会行动者。

四、科学自然社会的同时构造：走向行动者-网络理论

前述对科学活动的人类学考察已经揭示，“自然”和“社会”都是在科学活动中得以塑造，都是科学争议趋于稳定的结果。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不再有效了，因为这种分析框架有着预定的社会范畴和严格的社会/自然区分。以往的科学研究预设了“自然实在”或“社会实在”这两极。要么用自然来说明知识和社会；要么用社会来说明知识和自然；要么用“自然”和“社会”的杂交来说明知识。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所倡导的新的社会学研究框架试图颠倒说明方向，不再用预定的自然或社会来说明科学活动，而是考察科学活动如何重构着自然和社会。他们主张，如果不研究科学和技术作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情境同时发生的重构，科学知识和技术系统的发展就无法被理解。只有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才能把握知识活动的本质。“自然的”和“社会的”要素性质上不加区分的参与了知识的构造，同时作为结果被重塑。巴黎学派据此发展出所谓的“转译社会学”（sociologyoftranslation），又名“行动者-网络理论”。那么科学、自然和社会是如何构成无缝之网的呢？我们来看卡龙所做的著名的案例研究。[③]

1973年，EDF(ElectricitedeErance)筹划开发新型电车（VEL:electricvehicle），该计划不仅规定了新型汽车纯粹技术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这种汽车在其中运营的社会场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会运动中的城市消费者。这场新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内燃汽车。内燃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产生空气污染和噪音等副产品；私车还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此乃受批判的工业社会的消费模式。新型电车能拥有更优的性能/价格比，进而成为普通消费品。它还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计划时已经考虑了开发电化学电池的技术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统能装配改进过的铅蓄电池；其次，蓄电池和燃料电池能使电力汽车的时速达到90公里进而开拓更广阔的私车市场。EDF不仅界定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史和技术史，而且也对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项目规划里，雷诺汽车公司只负责装配底盘并制造车身。而雷诺汽车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EDF还寻求政府各部门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电车的法规，为对电车感兴趣的市政当局提供资助。还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们合作。EDF的电车计划还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电池、燃料电池、电极、电子、催化剂和电解液等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同等重要。蓄电池开发的失败同消费者的不合作一样对于电车的存亡是决定性的。电车的构成实际上包括了电子、消费者、政府部门、雷诺汽车、铅蓄电池、后工业社会等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该项目在最初几年里并未受到挑战，雷诺汽车公司似乎默认了这场新社会运动的不可阻挡性。但雷诺汽车在1976年对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对开发高性能电池的可能性、消费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战EDF的安排。在1973年时，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EDF实际上在建构一个世界，卡龙称之为“行动者-世界”或“行动者-网络”。所谓的技术对象VEL隶属于EDF正在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可以说，VEL本身的构造就是这个特定的行动者-世界的构造。“行动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会和技术对象如何同时被型塑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对行动者-世界做一说明。首先，行动者-世界的构成是异质的，既包括社会行动者，又包括非社会行动者。消费者、政府部门、制造商、蓄电池、电子等社会和非社会行动者共同构成了VEL，决定了它的技术内容。在卡龙看来，“不描述型塑技术对象的异质的和规模更大的行动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术对象。”[7]“社会的”不再意味着“外部的”，科学技术的内容渗透着社会因素，区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不再有意义。其次，行动者-世界是通过转译过程而被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预定的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动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说，雷诺汽车公司在EDF构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从新社会运动而降格为制造底盘和车身的厂商。在转译过程中，“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都发生改变。不过转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转译者的转译能力和被转译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诺汽车公司不甘于它在EDF所构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构自己的行动者-世界，进而瓦解了EDF的行动者世界，VEL也随之死亡了。技术对象的坚固性对应于行动者-世界的坚固性。再次，转译过程表明，科学技术的力量已体现在建构过程之中，因为科学技术的建构过程就是型塑社会和自然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成功建构就是社会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时，行动者-世界囊括了众多社会的和自然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科学的力量源，足以解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会的准实验室化”，科学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学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中已区分不出纯粹的“科学的”、“技术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内容，因为科学活动本身已经把它们结成无缝之网，“自然”和“社会”在这张无缝之网中被共同建构。

五、结语

对知识的生产现场进行人类学考察，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结果发现，知识生产把各种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因素纳入其中，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型塑自然和社会的过程，知识不是对世界的表象而是型塑世界的过程和能力；科学在建构一张科学、技术、自然与社会构成的无缝之网，也在这张网中被建构。在这种考察中发展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的浪潮把人类卷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其风险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知识的生产过程及力量机制的无知和失控。科学的人类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考察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知识与社会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寻求在降低知识社会的风险方面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知识社会中的知识活动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经验性研究。

注释：

[1]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65，p.267。

[2]B.Latour，OneMoreTurnAftertheSocialTurn...，inM.Biagioli(Eds.)，TheScienceStudiesReader，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1999，p.276-289。

[3]B.Latour，ScienceinAction，MiltonKeynes：OpenUniversityPress，1987，p.258，p.99，p.144。

[4]B.LatourandS·Woolge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64，p.159，p.144。

[5]B.Latour，GiveMeaLaboratoryandIWillRaiseTheWorld，inKnorr-CetinaandMulkay(eds.)，ScienceObserved：PerspectivesontheSocialstudyofScience,Londonand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Ltd.,1983，p.141-170。

[6]S.Woolgar，CritiqueandCriticism：TwoReadingsofEthnomethodology，SocialStudiesofScience，vol.11，1981，p.504-14。

[7]M.Callon.，TheSociologyofanActor-Network：TheCaseofTheElectricVehicle，InMechelCallon，JohnLawandArieRip(eds)，MappingTheDynamicsofScienceandTechnology，London:TheMacmilianPressLTD，1986，p.23。

[①]此案例参见《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Life）第三章“一个事实的构造：TRF(H)案例”。

第8篇

库恩之后，科学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1]。同时，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影响日盛，其“语言游戏”说强调，任何活动都植根于特定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从而受制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以此为背景，一场重估科学知识的形态的运动展开了，“作为实践的科学”观念开始取代“作为表象的科学”观念：科学是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对世界的表象。因此科学研究理应把科学活动本身作为对象，而对科学活动的考察本质上是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这种新的社会学不对科学做内在论考察，不局限于科学的独特的理性品质、认识逻辑、观念史。它也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而区别于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预设了不受社会污染的纯粹的知识过程和知识内容，把科学技术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仅把社会因素作为促进或阻碍知识过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取消了知识的内容和情境之间的区分，把社会因素作为知识的构成性因素，对知识的构造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大量富有启发的成果。

但是，科学研究最近二十年的发展表明，“或者社会科学精致得足以解释科学的内容但是整个社会的创制却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观社会学恢复作用但是科学的细节消失在视界之外。”[2]以布卢尔和巴恩斯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的利益分析保留了宏观社会学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对阶级利益等宏观社会变量的诉求并不能说明知识的微观构造。而柯林斯的争议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论等微观研究尽管在揭示知识的微观构造方面成果斐然，却缺乏宏观社会学的关注，不能宏观地说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这样的所谓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论研究”[2]。拉图尔采用的人类学考察方法似乎为打通宏、微观研究提供了途径。这种人类学考察把经验的案例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强调对知识的生产现场、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不仅追踪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微观构造，而且还追踪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的活动。拉图尔采取的人类学方法首先要求通过参与式观察取得科学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其次，运用“转熟为生”的策略，悬置以往的有关科学的成见，保持对观察对象的距离，单单从当下的科学活动本身出发构造对科学的理解；再次，这种人类学的方法还要求研究者对这种人类学构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关重要地是，要求追踪正在创制之中的科学技术而不是既成的知识和技术制品，这一点成为他考察科学的第一原则：“我们研究行动中的科学而非既成的科学和技术；我们或者在事实和机器被黑箱化之前到达，或者追踪重新开启黑箱的[科学]争议。”[3]我们不妨追随拉图尔，去考察科学活动本身，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学事实，看这种考察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二、构造自然：实验室生活

实验室是科学知识的典型的生产场所。拉图尔首先把实验室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实验室日常的知识生产活动，是“实验室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不过，“实验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围墙的具体的实验室，其扩展意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强调对实际的科学活动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学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确立的科学事实的前提下去重构科学的发现史、观念史。实验室研究也不同于对实验的研究，因为实验研究往往以提炼科学独有的方法为目的，而实验室研究则以科学事实的实际制作过程为目标，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学考察。实验室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适合于新视角下对科学活动本身的考察。拉图尔从1975年进入萨尔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两年的实地考察。

现在让我们跟随人类学家进入萨尔克研究所的实验室。实验室包括各种复杂的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室人员，科学文本。实验仪器构成一组组“铭写装置”（inscriptiondevices），铭写装置把实验材料转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争论之证据的铭写符号（inscriptions）(数字、图表、图像等可以呈现在文本中的符号)。典型的科学活动是，把实验材料联接或放入铭写装置，经过一系列规范的操作生成铭写符号，再根据这些铭写符号完成科学论文，提出科学命题或主张，参与科学争论，再依据争论的情况继续做实验，强化或修改命题或主张，直至特定的科学命题或主张变成事实。在上述观察中，首要的是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这个实验室的特别之处在于仪器——我们称之为‘铭写装置’的特殊配置。这种物质安排的至关重要性在于，作为实验室成员的谈论‘对象’的任何现象并不能脱离这种物质安排而存在。比如，没有生物测定，就不能说一种物质存在。生物测定不是简单的获得某种被独立给予的实体的方式；生物测定构成了物质的构造。...不仅如此，现象完全由实验室的物质环境所构成。人工实在——实验室成员用客观实体来描述——事实上为铭写装置所构造。借用Bachelard的‘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ique）这个术语，这样一种实在经由物质技术的构造而呈现出现象的外观。”[4]这表明，科学不单单是思维现象、语言现象或者对世界的理论解释，它本质上是一种物质过程，是对不确定世界的物质性介入，而正是这种介入构造出科学对象。玻尔认为对量子现象的描述不能脱离对实验环境的描述。实际上，这对十七世纪以来的实验室科学是普遍适用的。

拉图尔记录了科学家在日常的科学活动中的言谈并加以分析，对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过程做了考察。科学家的日常言谈表明，科学“证据”的接受很难说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而是做出判断的问题，同行间的协商问题。比如说某种肽的静脉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为效应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注入量，取决于科学家把什么注入量作为标准。拉图尔还发现，科学家对特定科学主张的评估往往不限于所谓纯粹的科学内容，而是包括研究兴趣上的侧重、职业实践的迫切需要、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间上的限制，乃至对科学从业人员的权威甚或人格的评价，如此等等。这些考虑直接影响到特定科学主张的接受和否定。“评估的丰富性使得这种构想——思维过程或推理程序同这些讨论发生于其中的实际物质环境相隔绝——变得不可能。”[4]。拉图尔从言谈分析中得出结论：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构造”[4]。“社会的”在这里并具有其在墨顿或布鲁尔那里的含义，只是表明区别于纯粹逻辑推理过程的微观构造过程。

拉图尔还从人类学角度进行了历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H））化学序列的确定过程，给我们呈现出科学事实的典型的构造过程。[①]1962年，“大脑控制促甲状腺素的分泌”已成为神经内分泌学界的公认事实。吉尔曼（Guillemin）认定这种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脑的一种新因子，他将之命名为促甲状腺因子（TRF），并认定它是一种肽，决定用化学分析方法确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时下丘脑因子的生理学研究颇有成果，却没有分析出下丘脑因子化学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种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着作用。因此，该决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径，没有它神经内分泌学照样会继续发展。尽管如此，吉尔曼1963年提出了确定新释放因子存在的14条严格标准，从而彻底地重塑了释放因子的研究领域。以前有关新释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张都被取消了。可以说，在这套研究标准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这些标准要求更精密而昂贵的实验设备和技术。日本、英国的竞争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进TRF的提纯方法。把一种馏分认定为TRF的根据仅仅是它能在生物测定中稳定地产生出与基线峰值有显著差异的曲线。到1966年，已能获得相当纯的所谓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实验都未能破坏TRF的生物活性，吉尔曼因此主张“TRF或许不是一种肽”。沙利（Schally）的团队采用了与吉尔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线，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新物质是一种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发现TRF含有His、Pro、Glu三种氨基酸，不过只占TRF总质量的30%。尽管存在着其他解释，由于沙利认可吉尔曼的权威，因此无视三种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结论：“TRF不是肽”。而这意味着研究方向将发生发生重大改变。其时，与TRF的生理学研究相比，TRF的化学分析无甚进展。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准备召开一个针对该领域的评审会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领域的资金分配，进而决定着TRF化学分析的存亡。吉尔曼的团队将会议拖延到1969年1月，在该会议上公布了他们独自做出的发现：His、Pro、Glu三种氨基酸占TRF总质量的80%；TRF是肽。分析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确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种氨基酸合成各种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较，看两者在铭写装置上产生的铭写符号是否足够相似。沙利的团队使用薄层色谱仪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学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的团队认为两种物质在薄层色谱仪上所产生的谱线的微小差异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原子水平的质谱仪才能最终确定TRF的结构。1969年9月质谱仪终于产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与天然TRF的几乎完全相似的光谱。争议停止了。此时，本体论转换发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上述过程表明TRF序列的确定不是单线的逻辑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的构造过程，而实验设备对不确定世界的介入在整个构造过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事实的“发现”不过是曲折的充满争议的构造过程的结果。只有在构造过程结束之后，科学事实的构造才变成“发现”，变成独立于构造过程的外在事实，构造过程本身以及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被掩盖了。当我们深入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知识的品质立刻发生变化：与其说知识是静态的表象，毋宁说知识是一个动态的构造过程；知识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现为对世界的型塑。就知识的静态含义而言，它不过是对型塑过程及其结果的记录，知识更多的是一种“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识。不妨给知识下个新的定义：何为知识，知识就是型塑世界的过程或能力。知识的力量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自然”的构造。TRF的构造史已经表明科学事实或者说“自然”是构造的结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说明科学事实的生产。“由于争论的解决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结果，因此我们决不能用这个结果——自然——来说明争论如何以及为什么被解决了。”[3]

三、型塑社会：实验室的扩张

上述考察的焦点是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问题是发端于“实验室研究”的考察知识活动现场的人类学方法能扩展到“科学、技术与社会”（SST）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吗？我们把“实验室”定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而实际上知识生产活动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围墙内的实验室，随着知识活动的实际展开，“实验室”的构造也随之扩展。拉图尔认为“实验室‘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区别恰恰是实验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行动中的科学”的原则自然会导向宏观层次的科学研究，导向对实验室的扩展构造、实验室在社会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会的力量的考察。在这种追踪中，总会发现有一部分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活动，同科学界、政府、生产部门、用户、传媒、公众保持着联系。一旦这些联系中断，实验室内部的研究工作将陷入停顿。这表明，对实验室内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区分是成问题的。这种区分把实验室想像为隔绝于社会的知识生产地，从中产生出纯粹的自然知识，这种知识随后毫无代价地扩散到实验室之外。这种成见掩盖了实验室的构造及其在社会中的定位，进而使实验室的力量神秘化。且来看个案例。[②]

19世纪末法国的农场发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为细菌传染病，而此前细菌学与炭疽病毫不相干。他在发生疫情的农场研究疫情，把兽医学的用语转译成细菌学的术语，比如说把“疫情潜伏期”转译成“杆菌的孢子”，从而把细菌学同疫情联系起来。其后，他排除了农场的其他复杂因素而把培养成的细菌病原体带回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实验室，他在这里可以任意地控制条件对杆菌做各种试验。他向外界宣称：“若想解决炭疽病疑难请到我的实验室来。”经过无数次试错，巴斯德偶然地发现了降低杆菌毒性的实验室条件，制出了炭疽病疫苗。这种疫苗在实验室中的小规模活牛实验中获得成功，如其所愿地引起了农场主、兽医、卫生学家等利益团体的注意。但是这并不能让这些群体完全相信巴斯德的实验室能控制疫情，因为疫苗在错综复杂的农场中的成功并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巴斯德需要在某个农场中演示其疫苗的有效性。实际上，有许多非控制的因素会导致失败。因此巴斯德需要把关键的实验室条件扩展到农场。巴斯德成功地与这些代表达成妥协，把农场变成了准实验室，巴斯德的“预言”实现了，在外界看来，实验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巴斯德实验室的疫苗被广泛地用于法国农场。由此，巴斯德实验室成为相关利益群体的强制通行点，巴斯德名垂史册，法国农业的面貌为之一新，兽医职业和卫生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巴斯德的细菌理论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关系。当巴斯德和卫生学者提出细菌——传染病的传染源——的概念时，他们并没有把社会看作是由穷人和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的，而是由传染病患者、健康的但是危险的细菌携带者、有免疫力的人、接种疫苗的人这样的群体组成的。他们给这些群体的界定加入了非人的行动者：细菌——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利益被制造出来，一种新的社会连带类型产生了。以前因为阶级对立而被视作阶级压制工具的卫生法令得以实施。

巴斯德的实验室重塑了各类社会行动者，转译了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关系，成了型塑社会的力量。我们可以从巴斯德的工作中提炼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首先，“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活动的结果。“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真正新的力量来自科学，而不是来自古典的政治过程。”[5]“既然[科学]争议的解决是社会获得稳定状态的原因，我们不能用社会来解释[科学]争议如何和为什么被解决了。”[3]布鲁尔的社会实在论用社会说明知识，其根源在于他仍局限于表象主义的窠臼，认为知识是以社会为中介的对客观实在的表述。而我们通过对知识活动的考察已经发现，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实在的构造过程。“描述（account）和实在不存在先天的（apriori）区别；...描述就是实在。”[6]其次，我们发现了科学力量的源泉——实验室。当巴斯德把病原体带回巴黎的实验室时，一个关键的转换发生了：研究场所由有着无数不可控因素的大规模的农场变成条件可控制的实验室，巴斯德可以在该实验室中任意地对病原体做各种试验。同时，实验室成果的应用并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把农场转变成准实验室。“既然科学的事实在实验室里被制作出来，为了使它们扩散开来，你需要建构它们能在其中维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贵的网络。如果这意味着把社会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那就这样做吧。”[5]似乎可以说，科学通过把社会转变成巨大的准实验室而型塑社会。再次，我们发现，实验室本身的构造也包含了农场主、农业协会、兽医、卫生学家乃至普通公众这些社会行动者。巴斯德始终在努力把这些行动者的利益同他的实验室联系起来，竭力让他的实验室成为这些行动者的强制通行点。可以想像，假如他的实验室未能成功地维持这些行动者的兴趣，或者他未能同他们达成把农场变成准实验室的妥协，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实验室制作就不会成功。可见，知识的成功构造以成功转译相关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并赢得其支持为前提，实验室不是封闭的实验室，实验室的构造必须纳入社会行动者。

四、科学自然社会的同时构造：走向行动者-网络理论

前述对科学活动的人类学考察已经揭示，“自然”和“社会”都是在科学活动中得以塑造，都是科学争议趋于稳定的结果。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不再有效了，因为这种分析框架有着预定的社会范畴和严格的社会/自然区分。以往的科学研究预设了“自然实在”或“社会实在”这两极。要么用自然来说明知识和社会；要么用社会来说明知识和自然；要么用“自然”和“社会”的杂交来说明知识。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所倡导的新的社会学研究框架试图颠倒说明方向，不再用预定的自然或社会来说明科学活动，而是考察科学活动如何重构着自然和社会。他们主张，如果不研究科学和技术作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情境同时发生的重构，科学知识和技术系统的发展就无法被理解。只有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才能把握知识活动的本质。“自然的”和“社会的”要素性质上不加区分的参与了知识的构造，同时作为结果被重塑。巴黎学派据此发展出所谓的“转译社会学”（sociologyoftranslation），又名“行动者-网络理论”。那么科学、自然和社会是如何构成无缝之网的呢？我们来看卡龙所做的著名的案例研究。[③]

1973年，EDF(ElectricitedeErance)筹划开发新型电车（VEL:electricvehicle），该计划不仅规定了新型汽车纯粹技术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这种汽车在其中运营的社会场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会运动中的城市消费者。这场新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内燃汽车。内燃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产生空气污染和噪音等副产品；私车还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此乃受批判的工业社会的消费模式。新型电车能拥有更优的性能/价格比，进而成为普通消费品。它还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计划时已经考虑了开发电化学电池的技术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统能装配改进过的铅蓄电池；其次，蓄电池和燃料电池能使电力汽车的时速达到90公里进而开拓更广阔的私车市场。EDF不仅界定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史和技术史，而且也对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项目规划里，雷诺汽车公司只负责装配底盘并制造车身。而雷诺汽车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EDF还寻求政府各部门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电车的法规，为对电车感兴趣的市政当局提供资助。还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们合作。EDF的电车计划还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电池、燃料电池、电极、电子、催化剂和电解液等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同等重要。蓄电池开发的失败同消费者的不合作一样对于电车的存亡是决定性的。电车的构成实际上包括了电子、消费者、政府部门、雷诺汽车、铅蓄电池、后工业社会等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该项目在最初几年里并未受到挑战，雷诺汽车公司似乎默认了这场新社会运动的不可阻挡性。但雷诺汽车在1976年对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对开发高性能电池的可能性、消费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战EDF的安排。在1973年时，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EDF实际上在建构一个世界，卡龙称之为“行动者-世界”或“行动者-网络”。所谓的技术对象VEL隶属于EDF正在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可以说，VEL本身的构造就是这个特定的行动者-世界的构造。“行动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会和技术对象如何同时被型塑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对行动者-世界做一说明。首先，行动者-世界的构成是异质的，既包括社会行动者，又包括非社会行动者。消费者、政府部门、制造商、蓄电池、电子等社会和非社会行动者共同构成了VEL，决定了它的技术内容。在卡龙看来，“不描述型塑技术对象的异质的和规模更大的行动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术对象。”[7]“社会的”不再意味着“外部的”，科学技术的内容渗透着社会因素，区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不再有意义。其次，行动者-世界是通过转译过程而被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预定的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动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说，雷诺汽车公司在EDF构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从新社会运动而降格为制造底盘和车身的厂商。在转译过程中，“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都发生改变。不过转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转译者的转译能力和被转译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诺汽车公司不?视谒贓DF所构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构自己的行动者-世界，进而瓦解了EDF的行动者世界，VEL也随之死亡了。技术对象的坚固性对应于行动者-世界的坚固性。再次，转译过程表明，科学技术的力量已体现在建构过程之中，因为科学技术的建构过程就是型塑社会和自然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成功建构就是社会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时，行动者-世界囊括了众多社会的和自然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科学的力量源，足以解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会的准实验室化”，科学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学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中已区分不出纯粹的“科学的”、“技术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内容，因为科学活动本身已经把它们结成无缝之网，“自然”和“社会”在这张无缝之网中被共同建构。

五、结语

对知识的生产现场进行人类学考察，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结果发现，知识生产把各种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因素纳入其中，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型塑自然和社会的过程，知识不是对世界的表象而是型塑世界的过程和能力；科学在建构一张科学、技术、自然与社会构成的无缝之网，也在这张网中被建构。在这种考察中发展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的浪潮把人类卷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其风险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知识的生产过程及力量机制的无知和失控。科学的人类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考察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知识与社会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寻求在降低知识社会的风险方面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知识社会中的知识活动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经验性研究。

注释：

[1]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65，p.267。

[2]B.Latour，OneMoreTurnAftertheSocialTurn...，inM.Biagioli(Eds.)，TheScienceStudiesReader，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1999，p.276-289。

[3]B.Latour，ScienceinAction，MiltonKeynes：OpenUniversityPress，1987，p.258，p.99，p.144。

[4]B.LatourandS·Woolge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64，p.159，p.144。

[5]B.Latour，GiveMeaLaboratoryandIWillRaiseTheWorld，inKnorr-CetinaandMulkay(eds.)，ScienceObserved：PerspectivesontheSocialstudyofScience,Londonand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Ltd.,1983，p.141-170。

[6]S.Woolgar，CritiqueandCriticism：TwoReadingsofEthnomethodology，SocialStudiesofScience，vol.11，1981，p.504-14。

[7]M.Callon.，TheSociologyofanActor-Network：TheCaseofTheElectricVehicle，InMechelCallon，JohnLawandArieRip(eds)，MappingTheDynamicsofScienceandTechnology，London:TheMacmilianPressLTD，1986，p.23。

[①]此案例参见《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Life）第三章“一个事实的构造：TRF(H)案例”。

第9篇

[关键词]法兰西研究院；法兰西科学院；诺贝尔奖；诺贝尔科学奖；居里家族；居里夫人；《辞海》彩图本

[中图分类号]G321.9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40-0106-04

1 居里家族与诺贝尔奖

诺贝尔科学奖（指诺贝尔物理学奖、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三项）是举世公认的世界上最权威和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大奖，是万众瞩目的世界最高科学奖，在其112年（1901—2012年）的颁奖历史上，居里家族共有5人次（贝可勒尔与居里夫妇分享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居里夫妇共享其中的一半奖金；居里夫人独享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妇的长女伊伦及其丈夫约里奥-居里共享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荣获诺贝尔科学奖，举世罕见。居里夫妇的次女艾芙（ve Denise Curie—Labouisse，1904.12.06—2007.10.22）是优秀的音乐教育家和人物传记作家，她撰写的《居里夫人》（1937年）是一本曾风靡全球、影响很大的传记作品。1954年11月19日艾芙嫁给美国外交家（时任驻希腊大使）和政治家拉布伊斯（Henry Richardson Labouisse，Jr.，1904.02.11—1987.03.25），1965—1979年拉布伊斯出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原名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助基金会，1946年12月11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成立，1953年改现名，总部设在纽约）第二任执行主任（总干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促进国家间的手足情谊”而荣获1965年诺贝尔和平奖，拉布伊斯作为其代表在挪威首都奥斯陆领取了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迄今为止，两次荣获诺贝尔奖者（即双料诺贝尔奖获奖者）仅4人，他们依次是：法国籍波兰裔实验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居里夫人（1903年与其他两人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其获奖理由是发现元素的天然放射性现象；1911年独享诺贝尔化学奖，其获奖理由是发现天然放射性元素钋和镭，分离出纯金属镭并对镭及其化合物的性质所进行的研究）、美国量子化学家及和平主义者鲍林（1954年独享诺贝尔化学奖，独享1962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美国理论物理学家巴丁（1956年和1972年都是与其他两人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英国生物化学家桑格（1958年独享诺贝尔化学奖，1980年与其他两人分享诺贝尔化学奖）[1-3]。居里夫人作为女性科学家，首开两获诺贝尔奖之先河，且是跨学科（物理和化学）获奖，后人很难逾越。1898年居里夫妇先后发现具有天然放射性的84号元素钋（Polonium）和88号元素镭（Radium），被誉为“镭的父母”，“镭的母亲”居里夫人是女性成功地开创自己的科学事业的先驱，她早已成为全世界杰出科学家的标志性代表人物，是所有科学家（尤其是女性科学家）学习的楷模。美籍华裔女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Chien-Shiung Wu，1912.05.31—1997.02.16）教授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或“东方居里夫人”（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则享有“中国的居里夫妇”之美誉），1957年1月由她领导的华盛顿国家标准局5人实验小组通过Co-60的β衰变实验首先精确地证实了在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因此李政道和杨振宁（他们于1956年6月首先在理论上提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得以很快就荣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2 法兰西研究院简介

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又译法兰西院士院）旧译为“法兰西学院（易与1530年由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创立的、现隶属于法国国民教育部的教学机构Collège de France的中译名相混淆，因Collège de France现已成为讲演会堂，由常任教授主持事务，特约讲演者作不定期的学术报告，对学生不举行考试，不发给证书，亦不授予学位，故将其翻译为“法兰西公学”则更切合其实质）”，是法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更多地具有荣誉机构的性质，是身份特殊的公法人，受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保护），以“收集新发现，完善科学和艺术”为宗旨，原是17～18世纪的几个皇家学术院。法国大革命时期（1789—1794年）于1793年8月8日被新兴革命政权——国民公会取缔而中断，1795年8月22日国民公会将包括原巴黎皇家科学院在内的所有已被取消的文化学术团体组合在一起，命名为国家科学与艺术学院（后演变为如今的国立法兰西研究院），同年10月25日以法律名义确定了该学院的组织机构（每年的10月25日现已成为法兰西研究院正式成立的纪念日），次年4月4日举行了正式成立盛典（2009年版《辞海》彩图本第0556页上的法兰西研究院“1795年再行筹设，次年正式成立”是欠妥的）。学院下设3个分部：物理与数学科学部（简称数理科学部）、精神与政治科学部、文学与美术部，每分部下设若干学科。1803年1月23日首席执政官拿破仑颁布法令，将学院进行了改组，改设为4个分部：物理与数学科学部、法国语言与文学部（即恢复1635年创立的法兰西语言与文学院）、古代历史与文学部（即恢复1663年创立的历史与古文学院）、美术部，精神与政治科学部被撤销而并入其他分部。1805年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下令，将法兰西研究院迁至现址，即位于巴黎市中心第六区塞纳河左岸（南岸）孔蒂路23号的马扎然（Mazarin）宫（红衣主教和宰相马扎然于1661年逝世后捐赠的原四区学院旧址），与卢浮宫南北隔岸相望。1816年3月21日法王路易十八下令恢复旧制，上述4个部均冠以从前的院级称号。1832年10月26日法王路易·菲利浦一世又补充恢复了人文院（即精神与政治学学术院，时设5个分部：①哲学；②伦理学；③立法、公法与裁决；④政治经济学与统计学；⑤一般历史与哲学史），这就形成了现由5家专业学术院组成的法兰西研究院，其中历史最悠久、声望最高和最权威的学术机构是法兰西学术院（即法兰西语文学术院）。

（1）法兰西语文学术院（Académie Franaise，又称法兰西语言与文学学术院，可简称为法兰西学术院）：17世纪20年代末，正是法王路易十三统治时期的法国封建王朝盛期，当时常有一些文人聚集在作家孔拉尔（Valentin Conrart/Conrard，1603—1675.09.23）巴黎府邸高谈阔论，话题常常涉及时政与文化，尤其是文学和语言。当时的首相和枢机大主教黎塞留（Cardinal de Richelieu，1585—1642）正欲设置一个能贯彻专制王权意志的学术组织，便决定任命这些人为朝廷的学士院院士，学士院第一次会议于1634年3月13日在巴黎举行。1635年2月10日经法王路易十三批准，法兰西学士院正式成立。其首要任务是规范法语语法和语言，编纂整理法语词典，使法语（包括专业术语）成为一种明确而纯正的公共语言，以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和文化。该院现共设有40个院士席位（截至2012年10月底，现空缺F2、F21、F31、F33和F40共5个席位，该院从未设立过外国合作院士和通信院士，其院士并不仅局限于文学领域，而是分布在社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他们都是德高望重和学术造诣精深的大学者），获选后即为终身制，故院士们别称为“不朽者（immortels）”，迄今该院共产生过721位院士（其中女院士7位）。1980年3月6日小说家和评论家尤瑟纳尔（Marguerite Yourcenar，真名Marguerite de Crayencour，1903.06.08—1987.12.17）当选为该院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院士（总位次：662，座席号：F3）；2002年6月13日华裔翻译家和小说家程抱一（原名程纪贤，Franois Cheng，1929—）当选为该院历史上的第705位院士（座席号：F34），从而成为法国历史上该院的首位亚裔院士。

瑞典文学院（负责遴选和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仿照法兰西学术院的模式于1786年3月20日（同年4月5日举行正式成立仪式）创立的[4]。

（2）法兰西金石学和美文学学术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又称法兰西铭文和美文学学术院，可简称为法兰西文学院，相对于法兰西学术院而被称为“小学术院”）：其前身是1663年2月3日由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近臣和能臣（事实上的首相）科尔贝（Jean-Baptiste Colbert，1619.08.29—1683.09.06）创立的“铭文与奖牌皇家学术院”，1816年3月21日起始用现名。其使命是为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哲学等领域的交叉发展提供一个共同的平台，如今其主要任务是偏重于语言学、考古学、法国历史与东方文化的研究和出版。铭文是指刻在建筑、石碑、奖牌和证章上的文字，其特点是短小精悍，目的是要使它流芳百世，故需要对其内容进行反复推敲、千锤百炼，它属于文学修辞的范畴。美文（《法汉词典》中译为“纯文学”）在法文《拉鲁斯普通名词大词典》中的定义是：“文学、修辞、诗歌艺术的总体。”修辞和诗歌也可以由“文学”来概括。该院现设有院士55名，另设有外国合作院士（associés étrangers）40名和通信院士（membres correspondants）100名（其中外国通信院士占50名）。

（3）法兰西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又称法兰西理学院，即法国科学院）[5-7]：科尔贝于1666年12月22日邀请一群学者（时有成员21名）在巴黎新落成的皇家图书馆集会，并约定每两周聚会一次，这就是其雏形和前身。1699年1月20日法王路易十四正式给科学院制定章程，赐名为巴黎皇家科学院，并迁址于当时的皇宫——卢浮宫图书馆。1793年巴黎皇家科学院被取缔，1795年由国家科学与艺术学院接管科学院的工作，1816年恢复原名（即巴黎皇家科学院）。在国家科学与艺术学院时期，作为科学院前身的数理科学部下设数学、力学、天文学、实验物理学、化学、自然史—矿物学、植物学、解剖—动物学、医疗—外科学和乡村经济—兽医学10个学科，1803年拿破仑批准增设第11个学科，即地理—航海学。1816年上述11个学科被划分为两个科学部，前4个学科和地理—航海学划归为数学科学部，其余学科划归为物理科学部。为解决吸收某些新成员而其学术领域又无法归类的问题，增设了自由院士部。其后又根据实际需要先后增设了非常驻院士部（1913年设立，1964年被取消）和工业应用科学部（1918年）。数学科学部和物理科学部后来又分别改称为数理科学部和化学—自然（地质）科学部，下属学科名称亦作了适当调整。1976年11月15日经法国总统德斯坦批准，取消了工业应用科学部，将其功能转移到数理科学部和化学—自然（地质）科学部，故这两个学部的正式名称分别改为数理科学及其应用科学学部（first division，第一学部，可简称为数学和物理学部）和化学—自然（地质）—生物—医学及其应用科学学部（second division，第二学部，可简称为化学和博物学部）。至于两大科学学部下属的具体学科（sections）也按照现代科学分类法作出调整，明确第一学部下设数学（mathematics）、物理学（physics）、机械（力学）和信息科学（mechanics and informatics）、宇宙科学（sciences of the universe）4个学科，第二学部下设化学（chemistry）、细胞与遗传生物学（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genomics）、集成生物学（integrative biology，又译为动植物生物学）、人类生物学与医学（human biology and medical sciences）4个学科，另设有科学应用交叉学科。由于这样的学科分类对现代自然科学领域基本上已概括无余，而且规定对各学科院士名额不再作出硬性分配，故自由院士部已无实际存在的必要，自动消失。由此可见，2009年版《辞海》彩图本第0556页上的法兰西科学院“下分十一个自然科学学部”是错误的，因为那已是很久以前的老黄历了。法兰西科学院以弘扬和保护科学研究精神，促进科学及其应用的进步，传播最新科学信息为宗旨。其主要目标在于激励和保护科学研究，促进研究成果的推广和普及，使之成为时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按照1987年7月2日经法国总统密特朗批准的最新规定，该院可拥有80岁以下院士110名（自1995年起其中至少应有30名院士的年龄在60岁以下，80岁及以上的院士称为资深院士，不占用院士的规定名额），另设有外国合作院士120名和70岁以下的通信院士180名（其中50岁以下应占一半）。与中国科学院不同，法兰西科学院没有固定的下属科研机构。

1982年法兰西科学院成立了“应用委员会”，在此基础上由法兰西科学院发起，于2000年12月22日创立了法兰西技术科学院（Académie des Technologies）[8]。2006年4月18日法国议会通过《研究规划法》，确定它是具有行政性质的国家公共学术机构，隶属于法国高等教育与科研部，其正式的开幕典礼于2007年3月14日在巴黎举行。该院的宗旨是：为人类福祉，提出最佳技术选择的意见和建议；利用多学科知识和独立性，为新兴技术的战略决策提供咨询；评估新技术的好处与风险，为公众辩论提供事实说明。截至2010年年底，法兰西技术科学院共有265位院士。文献[7]第82页将法兰西技术科学院列为法兰西研究院的第6家专业学术院是不对的。

（4）法兰西艺术院（Académie des Beaux-Arts，又称法兰西美术院）：1795年创立（2009年第二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6-191页将该院的创立时间说成1816年是不妥的），由皇家绘画和雕塑学术院（1648年创立）、皇家音乐学术院（1669年创立）和皇家建筑学术院（1671年创立）集合发展而来，1803年始用现名，分为绘画（painting，10/1，其中“10”为现在可拥有的院士数，“1”为现在的空缺数，下同）、雕刻（sculpture，8/1）、建筑（architecture，9/2）、木刻版画（etching，4/0）、音乐作曲（musical composition，8/1）、不能分类（unattached members，无法归类的院士称自由院士，10/3）、电影和声像艺术（artistic creation in the cinema and the audio-visual field，1985年增设，6/1）、摄影（photography，2005年增设，2/0）8组（2009年版《辞海》彩图本第0556页上的法兰西艺术学院“设绘画、雕刻、建筑、木刻和音乐五组”显然是没有与时俱进，且其中存在一些错漏）。其职责是保护艺术和艺术家并推介艺术作品。该院现在可拥有的院士总数是57名，实际拥有院士总数是48名（现空缺9名），另设有外国合作院士16名和通信院士55名。1997年12月17日抽象绘画大师群（原名萃，Chu Teh-Chun，1920.10.24—）当选为该院历史上的第一位华裔院士（属绘画院士，座席号：F9）；2002年12月5日画家赵无极（Zao Wou-Ki，1921.02.13—）当选为该院历史上的第二位华裔院士（属绘画院士，座席号：F10）；1984年6月20日美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Ieoh Ming Pei，1917.04.26—）当选为该院首位华裔外国合作院士；2002年3月6日中国画家吴冠中（别名荼，Wu Guan-Zhong，1919.07.05—2010.06.25）当选为该院通信院士，是第二位当选为该院通信院士的亚裔艺术家（第一位是1987年当选的新加坡诗人、雕塑家和画家陈瑞献（Tan Swie-Hian，1943.05.05—），他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省，祖籍中国福建省南安市）。

（5）法兰西精神与政治学学术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又称法兰西伦理学（道德）与政治学学术院、法兰西人文科学院、法兰西人文院）：1795年创立，1803年被取消，1832年得以恢复，现分为7个分部：①哲学（philosophy）；②伦理学（moral sciences）；③社会学（social sciences）；④立法、公法与裁决（legislation，public law，and jurisprudence，可统称为法学）；⑤政治经济学、统计学与金融学（political economy，statistics and finance，金融学又译为财政学）；⑥历史与地理学（history and geography）；⑦泛指（综合）部分（a general section）。有时将②和③合称为伦理学与社会学分部，则只有6个分部。显然，2009年版《辞海》彩图本第0556页上的法兰西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设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统计学和财政学，历史和地理学等六个学部”是不当的，因为它很容易误导读者。该院的目标是共同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乃至社会体制的合理化而努力思索。该院现设有院士50名，前5个分部各8名，第6分部10名，另设有外国合作院士12名和通信院士60名。

各个学术院都各自编印书刊并单独对外联系。法国是现代院士制度的主要发源地，其院士制度已成为各国公认的典范。法国院士均被称为membres（法文），其中语文学术院院士亦被称作académiciens（法文），法兰西研究院院士均实行终身制。

3 居里家族与法兰西科学院

1905年7月3日法国实验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居里夫人的丈夫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1859.05.15—1906.04.19）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902年第一次竞选院士时失败）。1910—1911年居里夫人（Marie Sklodowska-Curie，1867.11.07—1934.07.04）参加了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竞选，其最后一个竞争对手是1890年前后发明无线电检波器（Branly coherer，又称粉末检波器）的物理学家布冉利（douard Eugène Désiré Branly，1844.10.23—1940.03.24），因居里夫人的女性和波兰裔的双重身份，她受到了排挤和歧视等不公平对待，在1911年1月23日的最后投票中她以28∶30惜败于布冉利，从此她再未参选过科学院院士。1922年2月7日居里夫人当选为巴黎医学科学院（创立于1820年12月20日，1947年起称Académie Nationale de Médecine，即法兰西国家医学科学院，法国医学界的最高荣誉机构，该院现设院士130名，外国合作院士40名和通信院士260名，其中外国通信院士占100名）院士（非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是该院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院士。放射治疗（radiotherapy，简称放疗）、手术治疗和化学治疗（简称化疗）现已成为临床医学上治疗恶性肿瘤的重要手段。居里夫人晚年致力于化学和放射性物质在医学上的应用研究，积极倡导把镭应用于医疗治癌（在法国镭疗术被称为居里疗法），使放射治疗得到推广和提高，对放射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1943年（文献[10]中的“1942年”是不准确的）居里夫妇的女婿、法国物理化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Jean Frédéric Joliot-Curie，1900.03.19—1958.08.14）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伊伦·约里奥-居里（Iréne Joliot-Curie，1897.09.12—1956.03.17）则一直未当选。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独子、生物物理学家皮埃尔·约里奥-居里（Pierre Joliot-Curie，1932.03.12—）于1982年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

法国女核物理学家佩丽（Marguerite Catherine Perey，1909.10.19—1975.05.13）是居里夫人的学生，1939年她在研究锕的同位素Ac-227的α衰变产物时首先发现了具有天然放射性的87号元素钫（Francium），1962年她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通信院士。1979年5月14日法国女数学家肖盖（Yvonne Choquet-Bruhat，1923.12.29—）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历史上的第一位女院士，她主要从事广义相对论和偏微分方程的研究，是数学家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勒雷（Jean Leray，1906.11.07—1998.11.10）的学生，勒雷的主要贡献是用拓扑方法研究微分方程方面的先驱性工作。

文献[9-11]的作者均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饶毅教授，文献[10]和文献[11]中的这段话“同年年底，她（指居里夫人）第二次获诺贝尔奖。51年以后，居里夫人的一个学生成为法国科学院的第一位女院士。”实际上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混淆了院士和通信院士（没有选举权和作为科学院领导机构成员的被选举权，只有通过再次选举才能当选为科学院院士的正式成员）的区别，很容易误导读者。为了避免上述错误继续以讹传讹，特做出上述辨析和说明。

4 结束语

至今居里家族共有5人次荣获诺贝尔科学奖，且出现过3位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是世界上最具典型代表性的杰出科学世家，其科学传统已延续了四代：①物理学家保罗-雅克·居里（Paul-Jacques Curie，1856.10.29—1941.02.19）和居里夫妇；②约里奥-居里夫妇；③约里奥-居里夫妇的独女、核物理学家伊莲娜·朗之万-约里奥（Hélène Langevin-Joliot，1927.09.17—，其丈夫是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之孙米歇尔·朗之万）和独子、生物物理学家皮埃尔·约里奥-居里；④伊莲娜夫妇的独子、天体物理学家伊夫·朗之万（Yves Langevin，1951—）。

《辞海》号称是当代中国唯一的极具权威性的大型综合性辞典，“对不对，查《辞海》”已成为广大中国读者的口头禅。通过笔者对2009年版《辞海》彩图本第0556页“法兰西研究院”词条和第1452页“陆家羲”词条[12]的分析发现，其科学性、严谨性、专业性和权威性仍有待加强。

谨以此文纪念笔者夫妇结婚20周年（瓷婚纪念）。

参考文献：

[1]唐得阳.诺贝尔奖获奖者全书[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

[2]杨建邺.20世纪诺贝尔奖获奖者辞典[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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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饶毅.居里一家与法国科学院[N].南方周末，2003.06.12（总第1009期第C20版）.

[11]饶毅.居里夫妇与法国科学院[N].中国民航报，2006.04.28（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