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学研究生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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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论文关键词 高校 学生 法律援助 诊所教育

一、研究背景

法律援助，是指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广义上的法律援助主体并不限于政府，社会各界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之下均可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国务院于2003年7月2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第8条规定：“国家支持和鼓励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利用自身资源为经济困难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经过不断的摸索和总结后，我国已经形成了政府与社会混合型的法律援助运作模式。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晚，援助力量薄弱，法律援助供求严重失衡，因此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支撑。而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出现一方面对于缓解供求矛盾、补充政府法律援助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对于高校的法学教育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可以提高法学专业学生的实务能力，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然而，在现阶段，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发展还远不成熟，存在着诸多问题和障碍，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机制来规范，法律援助的效果也受到影响。但可以预见的是，高校法律援助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让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对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现状

高校的法律援助活动与诊所式法律教育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诊所式法律教育，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培养实习医生的形式，由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运用。诊所式法律教育一方面让学生参与法律援助服务，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职业责任感；另一方面，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出现和普及也为高校学生开展法律援助铺平了道路。

诊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国的起步则相对较晚，直到21世纪初才引进这种法学教育模式。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并依托其开展法律援助活动。截至2012年12月，我国已有151个高校的法学院或法学系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这为高校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以武汉地区的高校为例，武汉大学1992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中南民族大学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诊所法律教育中心，并依托该中心开展法律援助活动；华中科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后与社区居委会有机结合，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活动。

（一）武汉大学的法律援助

武汉大学是我国最早一批成立法律援助机构的高校之一，其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自1992年成立以来，不断加强自身发展优势，在武汉群众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二十余年来，中心面向全国为社会弱者义务提供法律服务，许多自身权益受到侵害而又无法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弱势群体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依法讨回了公道，走出了绝望和无助的困境。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已接待咨询约50000余人次，回复信件近21000余件，电话咨询约38000余次，通过中心的网站提供法律意见1000余次，诉讼案件达18650余起，胜诉率达78%。现在的社会弱者权利与保护中心已经不依托于武汉大学，成为一个独立运作的社会团体，其发展模式在我国高校学生法律援助中独具一格，特色鲜明。

（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法律援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美国福特基金会、学校的大力支持下，于2000年5月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作为学校服务社会的窗口，中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为社会提供法律咨询和案件。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共接待来访者9000余人次，回复电话、信件2000余件次，写作法律文书3000余份，各类案件1200余件，其中包括创中国民间法律援助标的额之最的阳新县8岁儿童石某某高压电电击人身损害赔偿案；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湖北某船厂150余名职工房屋纠纷集团诉讼案等重大案件，受益人群遍布全国各省市。中心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实现了尽最大努力，为最需要法律服务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以实现维护社会正义，促进社会稳定的目标。

（三）中南民族大学的法律援助

中南民族大学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诊所法律教育中心，它与中南民族大学法律援助中心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开展法律援助活动。通过法律援助维护少数民族的权利是中南民族大学法律诊所的特色之一。中心截至2012年12月已接受咨询2000余次，承办案件70余起，到社区服务8次，社会调查2次。其中办理的案件以劳务纠纷、合同纠纷、相邻权纠纷等案件居多。目前，中心已经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洪山区人民法院一起，就“少数民族及其他少数人语言法务翻译诊所援助教学法探索”课题进行调研，并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四）华中科技大学的法律援助

华中科技大学的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起步相对较晚，其最大的特色是依托于社区居委会开展法律服务，服务对象也仅限于该社区居民。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设立诊所式法律教育课程，与华中科技大学社区居民委员会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遴选课业优秀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居委会为据点，为寻求法律帮助的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写作法律文书等服务。该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来案件及接受咨询40余次，其中20余起为家庭和财产纠纷。该校法律援助中心运作资金主要是由该校法学院与居委会共同负担。由于资金短缺等限制，该中心遭遇了不能扩大受众、进行更深入的法律援助的尴尬。

三、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存在的问题

尽管高校学生开展法律援助在补充法律援助资源，扶助弱势群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高校援助机构在诉讼中存在局限性

第一，目前我国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定位为政府法律援助机构的补充，却没有在立法上得到确认和支持，这一状况使得某些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遭遇诉讼时身份不明的尴尬和运作不畅通等问题。

第二，高校学生在提供法律援助时并不具有律师身份，他们只能是以一般公民的身份来办理具体案件，因此学生的调查取证权受到一定限制。由此可见，提供法律援助的学生，要想像律师一样开展法律实践，无论在法律规定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这种状况势必会影响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与社会的广泛接触，对法律援助活动的顺利开展形成巨大的障碍。

（二）对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管理机制不健全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成立具有特殊性，其依托的是高等院校，因而其首先要受高等院校的领导。其次，由于司法行政部门统一领导全国法律援助工作，故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又应受司法行政部门的领导和监督。这种双重管理模式有可能造成因管理权限不明确而带来的管理缺失或管理冲突。其负面效应在于，一方面使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运作缺乏合理规制，导致无序发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管理和监督的不明确，会导致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缺乏社会支持，而生存艰难。

（三）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缺乏资金支持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遭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资金不足问题。这一问题在不同的高校存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高校，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可以获得外来援助，但是相关基金会对于受资助的高校法援组识的审查非常严格，因而获得资助的高校比较少。其他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学校团委、院、系资助（如中南民族大学获得学校专项拨款）；社团会费；商家赞助（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通过拉外援的方式曾得商家赞助）；各种基金会资助；律师事务所资助；社区组织临时性赞助（如华中科技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要依托于社区居委会）；律师赞助等等。经费不足使得高校法律援助机构负担不起进行案件所需要的各种费用，不得已放弃了一些原本可以办理的援助案件，这直接影响了高校法律援助事业的健康、长足发展。

四、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援助立法

法律援助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制度基础上。就我国目前而言，法律援助缺乏系统明确的法律法规。除《法律援助条例》之外，关于法律援助的规定一般散见于《刑事诉讼法》、《律师法》以及相关的法规和行政规章中。尤其是在民间法律援助方面，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对民间法律援助组织进行规范。因此，这就需要完善我国法律援助立法，为高校法律援助确立法律依据。

首先，应对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地位予以确认。像武汉大学的社会弱者权利与保护中心这样成功注册的案例并不多见。只有立法确认高校法律援助组织的合法主体身份，进行统一注册登记管理，才是高校法律援助组织迈向规范化的第一步。

其次，开展法律援助的高校学生的资格问题应当明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从法律职业化教育的角度出发，承认提供法律援助的学生的“准律师”身份，使其在真正地从事法律职业之前，充分地参与法律实践，同时也为法律援助的高效性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高校与司法行政部门双层管理体制

高校法律援助机构作为高校内设机构，应当在日常工作、人事安排、行政管理等方面接受本校职能部门的领导，以便正常运转，获得支持。作为法律援助制度的一部分，高校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与司法行政部门加强沟通，在人员资格、场地、工作范围等问题上服从其管理，接受其业务指导和监督，从而保证高校法律援助机构的服务质量，杜绝低质量的法律援助机构出现。

（三）开拓多样化的经费来源

第2篇

助研型实践教学新体系的构建

助研型实践教学体系是指各年级的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以研讨小组或个人的形式，在公共实验中心或在教师研究团队实验室中参与多种形式的科研项目。为了建设整个新的实践教学体系并使其顺利运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1.精简理论教学，调整课堂教学安排，为助研型实践教学腾出时间生物技术专业所学基础理论课程较多。长期以来，学生一致反映“学得多，用得少”。过多过量的理论学习不但占用了大量的学习时间，而且容易对学生学习造成“消化不良”的效果，严重的甚至产生厌学情绪。精简理论教学，可以为实践教学腾出更多时间，使教学充分体现“学以致用”，提升教学效果。助研型实践教学和实验教学不同，它需要一段连续的时间，这就要求对目前十分分散的教学课程安排进行调整，使课堂教学日程更加紧凑，这样就可以在每个学期初或者学期末有一段连续的时间以进行助研型实践教学。

2.调整实验室资源，建立开放性实验中心，为助研型实践教学腾出空间

各类实验室多年来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存在，有着严重的重复建设、设备利用率不高、占用实验室面积过多等现象。我们可以按照统一管理、优化配置、资源共享的原则建立实验仪器共享中心，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生物技术公共实验中心的雏形。这样不但可以解决上述问题，还能在现有的条件下，为助研型实践教学腾出资源和空间。实验仪器共享中心和生物技术公共实验中心在统一管理的情况下，面向学生开放。

3.创建基于网络平台、全开放的生物技术实验教学模式创建崭新的实验教学模式，制作实验教学课件，按实验目的与用途、实验原理、数据结果测评、实验成绩评定等几个部分进行设计。实现实验课课件的课外辅导与课堂教学指导功能的有机统一。建立师生实验课研讨的交流平台，引入研讨式实验教学。在原来实验分组的基础上，以3至4个小组组成一个实验课研讨小组，教师要求每个学生都要提前认真拟好对上次实验课的书面材料并提出自己的在实验中的收益或疑问，由教师来进行解答，最后归纳总结。

4.学生参与到助研型实践教学中的方式教学水平和科研水平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教师是科研的主力军，有可能也有必要将科研活动渗透到教学中去。将科研与教学有机的结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科研工作是实验的延伸与深化，让学生参与科研工作不仅培养了学生扎实的理论知识，更使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飞跃性的提高。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鼓励本科学生参与教师的科研工作。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进入实验室，从简单的科研前期工作开始充当老师的小助手独立设计、自查资料、自拟实验方法进行探索性、创造性实验，最后根据实验结果写出实验报告或相关论文，从中培养学生良好的科学品质、对本专业的兴趣及创新思维。二是组织学生进入开放的公共实验室。学生可以设计自己感兴趣的实验或选择教师的课题进行研究，也可以参加各种实验技能竞赛培训和开展其它类别的实践活动。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达到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目的。

第3篇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165页。

2、 皮朝纲主编：审美与生存棗中国传统美学的人生意蕴及其现代意义[M]，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3月第一版，第28页。

3、 参见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一版第33页。

4、 参见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版，第9页。

5、 参见《辞海》（哲学分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第125页。

6、 参见韦政通编著：中国哲学辞典[M]，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3月31日，第227页。

7、 参见刘纲纪著：周易美学[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二、三、四章。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二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

8、 据[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宋以前研究《周易》的著作仅有8部，宋代则剧增到63部。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四卷本，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的分卷情况看，宋以前包括《周易》本身分为第一卷，宋代易学就占据了整整的第二卷。书中指出“照《宋史·艺文志》著录，北宋解易的著作有六十余家。其中有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如李觏、胡瑗、周敦颐、邵雍、王安石、张载、程颢和程颐等；有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他们都精通易学，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周易》的”（第二卷第5页）。还阐述了“易学”与宋明理学（书中使用的是“道学”）各学派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二卷第8页）。朱熹站在理学派的立场，对北宋以来的易学及其哲学的发展进行了一次大总结（第二卷第325页）。

9、 转引自《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版，第498页。

10、 参见周敦颐《通书·诚上第一》《宋元学案》第482页。

11、 参见周敦颐《通书·顺化第十一》《宋元学案》第487页。

12、 参见张立文著：宋明理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第199-207页。

13、 [宋]张载著：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8月第1版，第7页。

14、 参见牟宗三著：《心体与性体》（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375-380页。另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上）也有类似的观点。“‘太和’就是太虚与万物共存，并通过阴阳二气的感应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是‘气’的存在及运动形态的总称，也是宇宙时间与空间的总称。”第103页。

15、 《张载集》第7页。

16、 《张载集》第24、376页。

17、 关于二程思想的差异性问题争论是比较多的。将程颢和程颐的思想作重大分别的代表是牟宗三。可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18、 程颢 程颐著：《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29、30页。

19、 同上，第17、15、13页。

20、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3月第1版。第九十三卷，第2358、2359页。

第4篇

莫先生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知名教授，被公认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老师。我们都知道他是梁思成先生的得力助手。梁先生带着他去寻找并发现了一座座国之瑰宝的古建筑，并教他绘制出一幅幅精美的、文献性的建筑实测图。他是全清华大学唯一不具大学学历的教授！每当莫先生给我们上中国古代建筑史课的时候，大家都抢第一排的座位，以便看清他在黑板上飘逸的钩画和用投影仪反射出一幅幅精选的实例图片。例如，在讲苏州园林时，他曾放出一张黑白照片，高高的叠石陡山上矗立着一片雪白的粉墙。他说：“中国古典园林中有各种不同的美。你们看这一景，是不是简洁明快、对比强烈、充满了现代美？”至今这个画面还印在我的脑际，不可磨灭。

我大学毕业时被分在清华的建筑历史及理论教研组当研究生。1961年我这个研究生有幸参与教研组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学术考察活动。第一次是在北方考察历史遗址、古建、园林，第二次在南方，则主要是园林。两次都由莫宗江先生带队。每到一处都是莫公(当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莫公”)为我们“导读”。他边走、边看、边讲，揭示了许多我们看不出或不懂的美景和典故，特别是点评规划设计的成败，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入情入理。他既要对我们这些晚辈进行教学辅导，还要围绕自己的课题抓紧深入研究、实地拍照，所以总是忙得不亦乐乎。那时正值的困难时期，连香烟也要限量供应，这对劳累不堪而曾是烟不离口的莫公真是相当够呛，可他却每到一处总是神采奕奕。

这两次学术考察使我为中国古典园林倾倒，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古为今用的广阔领域。1962年在我的研究生课题定向时，我竟然没有按照梁思成先生和系里原来希望的那样选宋《营造法式》，而表示想研究中国园林。事后又为此好几天心里忐忑不安。於是我去向梁先生汇报一下我的心思。可喜的是梁先生毫无责怪之意，并尊重我的志愿。他说：“你有志于研究中国园林，这很好。这方面请老莫(即莫宗江先生)指导最合适。他对古典园林研究很深。不但造型、尺度十分精到，而且对这种东方的美有特殊的感受，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亭一阁、一情一景都能讲出许多道理。”从此，我就正式追随莫先生学习中国皇家园林了，一学就是三年。

这时正值、自然灾害之后，全国正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这是风平浪静的三年，清华园洋溢着浓浓的学术氛围。清华建筑系历史教研组在中国古代建筑史方面有两个重大课题，一个是梁思成先生宋《营造法式》研究。一个是莫宗江先生的颐和园研究。莫先生在关于清代北方十大皇家园林，特别是颐和园的来龙去脉、规划布局、景点设计、艺术特色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曾在教研组小范围内讲过几次《颐和园研究》。他到颐和园进行现场研究有时叫我随同前往。他不时会提出问题要我回答，促我思考。一次，他让我分析一下“意迟云在”、“重翠亭”和“千峰彩翠”这三个处在一条路上的建筑的景观特色。为此，我在这三处转了好几次，画了速写及平面图，后来发现在造景方面除建筑的形式、位置外，道路与建筑的关系起着重要作用。我把这些图和体会向莫公汇报时，他笑着表示满意。然后，他让我接着做一个课题，把昆明湖中的龙王庙这个岛屿作为景点进行研究。对当时的我这就是个大题目了。我学着莫公的工作方法，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弄清沿革，从全园总体布局上进行分析，对岛上建筑群进行测绘并研究，摄影、画图、成文。在此过程中不断受到莫公指点。在他鼓励下，我将这篇文章送交《建筑学报》发表。

这时莫先生给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把研究生论文题目定为《颐和园后山西区若干风景点的园林原状、造景经验与修复改造》。莫公就是这样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此及彼一步步引领我进行学术的攀登。他对我们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严格而又慈祥，高深而又浅出。他曾经说要在一场大雨之后带我们年轻人去看香山的瀑布，这是他独到的发现。可惜，时光流逝却始终未能成行。

莫先生在从事课题研究、带研究生、给同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外，还在教研组内部给教师作专题讲座。如：他在教研组内曾系统地讲《中国古代建筑法式制度》，内容丰富，分四次才讲完。有一次我和年轻教师一起带学生测绘古建筑实习之前，莫公专门给我们讲了《清官式的基本作法》。从莫先生那里得来的关于古建筑的系统知识，可以说是我受用终生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还回到母校专程拜访莫先生，就唐代建筑问题向他请教。他仍像当年我在校时一样，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解传授唐代建筑之要领，对于我在西安设计新唐风建筑是莫大的鼓励与支持。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莫先生健康每况愈下。1991年7月27日上午我回清华看望莫先生，他七十五岁生日刚过，正值作完第一次癌症手术。罗森教授陪同我前往清华大学校医院探望。手术后的莫公精神很好，很想出去走走。在莫涛陪伴下我们一起在“荒岛”散步并摄影留念。最后一次见到莫先生是在1999年11月。他又一次手术后病危住在北大医院，周围的人都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莫先生则还是很精神地叫师母取出他写的书稿详细提纲，很兴奋地对我说他还要写什么、补充什么。我只好忍着泪水劝他休息、待身体康复后再工作。这是最后的道别。半个月后我在西安获悉莫先生已辞世而去。莫宗江先生在中国建筑界是大师级的人物，是梁思成先生的得力助手，是清华建筑系栋梁之才，作为莫先生的弟子是我一生的幸运和光荣。莫宗江恩师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第5篇

论文摘要：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是我国当前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武汉大学的相关实践为例进行研究，认为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必须紧扣社会需要，按照当前社会需求，推进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具体而言，就是学科点设置及培养模式要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人才的需求；研究生培养过程要重视教育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有机结合；研究生指导方式要适应知识经济的跨越发展的紧迫要求。

近几年，我国研究生教育迅速发展，教育部推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推动“211工程”、“985”工程的高校积极探索研究生教育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全国进行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试点的高校由2004年的17所发展到2008年的56所，这些高校陆续公布了改革方案。但教育界和学术界对改革的思考和探索处于初级阶段，部分想法仍然停留在学校内部，就事论事。武汉大学也进行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2004年率先实行2年制硕士，通过弹性培养的机制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逐步建立了科学研究以导师为主导的责任制和与科研紧密联系的导师资助制、导师责任制，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是改革的核心。笔者对武汉大学各培养单位研究生教育情况进行了较深入地调研，一个深切感受就是，研究生教育改革必须密切联系社会、紧密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

一、学科点设置和培养模式要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人才的需求

教育部在颁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明确指出，“推进素质教育，突出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创业精神的培养。增进研究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强化全面质量观，把保证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国家和省级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培养单位应采取措施，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的质量保证体系，确保并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在研究生教育中，学科点设置、招生规模、培养模式等方面，都要考虑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人才的要求，要与社会经济结构、职业结构、人才需求结构相适应。在就业形式日趋严峻的今天，研究生培养的水平和规模，主要取决于社会市场的需求状况。社会经济结构、职业结构是复杂多样的，研究生教育也应该是多样的。所以，硕士生学制改革必然导致培养模式的变革，培养目标从单一的学术型向应用型为主转变。

学校研究生招生主管部门应该根据相关政策，做到：一，及时调整招生政策，优先推荐推免生进行国际联合培养和硕博连读，打破过去不接受校外调剂生的惯例；二，培养部门积极制定有关培养机制改革等方面的文件及政策。加强课程与教材建设，增设学科通开科200多门；三，由名师、国外专家进行专题讲(授)座，进行思维训练和方法熏陶。为了实现培养的目标，学校搭建起跨学科研究生培养平台，组建跨学科学位点科研机构，开设跨学科学位点推进跨学科人才的培养。例如：中部发展研究院、中国边界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院等跨学科科研机构不仅使跨学科研究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带动了新一轮跨学科高层人才培养的。培养模式要根据社会需求，适应社会对高层次人才需求多样化，必须注重培养通才型的(即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的专业应用性人才)专才，以呈现多层次、多方式、灵活多样的培养方式。当然，以市场为导向并不等同于只看重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而是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相结合的。香港各高校的就业辅导内容丰富、深人、实用，形式新颖，贴近学生，适应社会要求，必然受到学生和雇主的欢迎。各种辅导活动大胆引入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的理念，具有时代进步性和创新性。

目前，武汉大学的研究生依招生情况的不同分为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大类，按培养目标的不同而分为学术型与应用(职业)型两类。以前，在学科点的设置方面，以纯粹理论科学探索为主、从学科自身发展需要的角度考虑得较多，从社会需要的角度考虑得较少。学校力图改革这种不能反映社会需要的学科点设置和管理方式。社会经济结构、职业结构是多样的，对高级人才需求也是多方面的、多形式的、多层次的。一般情况下，社会需要人才：如科学研究、工程(IT)技术、管理企业、管理社会。这四种人才大体可以归为理论研究型、实践应用型两类。这两类人才中，实践应用型人才的社会需求大大高于理论研究型人才的社会需求。在我国研究生教育中，特别是有些学科博士生教育中，注重理论研究型人才培养，忽视实践应用型人才培养；注重学术型博士学位，忽视专业博士学位。这个问题不解决，研究生教育改革很难深入进行下去。

武汉大学就很重视实践应用型人才培养。1981年11月，国家批准了文科第一批哲学(西方哲学)、法学(国际私法)博士专业学科点，为高校及各领域培养、提供了一批理论人才和部分专业实践人员，如社会科学研究员、高校教师、学校管理人员、政府官员、政府政策研究人员等高级专门人才。到2003：年，我校已有36个培养单位建立了博士专业学科点，涵：盖了哲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医学、管理学十大学科门类。目前一级学科点达到28个，有203个学科专业获博士学位授予权，285个学科专业获硕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29个。现在全日制在校研究生1万6千多人，而且多数学科中的(理工医类)研究生，2008年，选择(1+4)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约占研究生总数的8—10％，生物学科占60％左右，文科类研究生也有少量选择(1+4)攻读博士学位。医学部分(临床、口腔)专业实行专业博士学位，至今其它学科只有科学学术博士学位，没有专业博士学位。现在学校有专业硕士(EMBA、MBA、MPAce、MPM、MPA、JM、EDM、MFA、MPH、MAIBA、MDE、MM、IdSM、MTCSOL)学位14类，国家工程硕士设立40个领域，我校工程(MDE)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仅有21个领域。而这些专业硕士学位只能招收社会在职(非全日制)人员，法律硕士(JM)、工商管理硕士(MBA)、软件工程硕士(MSE)、建筑学硕士(MA)、汉语国际教育硕士(NTCSOL)招收双证学历硕士，毕业后到工作岗位不需重新培训马上就适应工作环境，很受社会欢迎。但也有些学科点设置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多数研究生毕业以后学非所用，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研究生招生规模、人才培养目标，同样要根据社会需求来定。研究生不是越多越好。如果研究生人数过多，就会形成“教育过剩”，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对社会发展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培养创新能力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关键，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我们应该看到，各类人才、各专业人才，创新对象不一，对创新思维、创新方法的要求也不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科学学位和专业学位不同。我们要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和研讨，不能泛泛而论。

二、研究生培养过程要重视教育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有机结合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撰写学位论文是关键环节。撰写学位论文的目的，首先是培养研究生的创新精神、研究能力和实践能力；其次是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贡献。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要实现教育创新和科技创新的有机结合。撰写研究生论文，首先要确立有意义的研究问题。如文、史、哲、经、管、法等基础学科，应关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状况；数、理、化、工、医等基础学科应从自然科学、跨前沿边缘学科、世界先进科学研究中去寻找问题。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工程学科应到工业企业的实践中去寻找问题；社会学科面向社会，则要到社会发展实践中去寻找问题，医学学科更要到社会医院临床实践中探索问题。解决问题，同样离不开社会实践。发展研究生教育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战略措施之一，也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之一。因此，研究生论文还需要直接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例如，近十多年来，我国的大批研究生论文中，有一些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过很大贡献，这是很值得肯定的。但也必须看到，少数研究生论文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答辩以后，论文便束之高阁(放入学校图书馆和国家科技资料中心)，利用、索引率较低，鲜有人问津。究其原因，主要是论文脱离社会实际，对问题研究把握不准，泛泛而谈，缺乏深入探讨和研究。因此，必须改变培养方式，将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有机结合。

现在，国内许多高校都在探索，有些好的培养方式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北京××大学采用建立大学研究院制度的方式，改革研究生培养。这种研究院由学校牵头，在全国设立多个研究院，研究院属非法人实体，牵头大学以其法人资格代表研究院对外签约。××大学可以有多个研究院，每个研究院都以该校最优势学科专业所在学院为主。研究院的任务是实施研究生教学，这种教学主要围绕科研项目进行。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研究生，一般都被要求进入本学科专业的研究院学习一学年，第二学年或第三学年回校。研究生向研究院递交研究工作计划，通过研究院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的评审才能进入。研究院开设提高研究生各方面能力的课程，经常性地举办研讨班、专题讲座班、研究实习班，帮助研究生向科学院及工业、科技、IT行业界等方面申请科研项目。这种研究院集中优势学科力量人力资源，综合科研力量和资源优势，取长补短，信息资源共享，与学校联合争取国家重大科研项目，提升竞争力和研究水平，有利于研究生的培养。武汉大学也开始探索研究生培养方式的改革，如在深圳研究院、北京研究院、广东惠州研究院、上海校友会、浙江温州(宁波)企业集团、华东地区苏州研究院、湖北宜昌研究院等建立创新实践基地，采用渐进式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实践课程选修、研发实验、研发实践、自主研发、自主创业等五个层次，逐步拓宽研究生视野，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研究生综合素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仅这些还远远不够，只有从重视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的有机结合出发，探索新的培养方式，改进培养过程，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水平。

三、研究生指导方式要适应知识经济的跨越发展的紧迫要求

现在，人类已经步人知识经济社会，信息资源、高尖端技术、新材料能源、生物工程的跨越发展，很多深层次的延伸及变革，只有在科学研究、工程教育、工业生产等紧密结合中才能实现。因而，教育方式也需要采用个人指导、班级授课、小组研讨、参与科学研究和试验等多种形式。另外，从知识增长速度来看，现代社会知识呈现不断更新增长，新知识结构层出不穷，教师和研究生往往同步接受新知识、新信息。水平最高的导师电往往难以圆满解答研究生提出的问题。从实际上看，由于生源来自四面八方，相同专业的研究生在入学时知识结构不尽相同，有的甚至存在不合理的现象。入学后，研究生从师的研究方向不同，必要知识准备的要求也存在较大差异，有些问题就要通过开设选修课来解决。为此，选修课的设置要有灵活性，根据研究生的不同需要来设置，因材施教。另外，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其中一种普遍的需求就是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能力④。因此，研究生指导方式不能仅仅停留在“师傅带徒弟”的阶段，也应随之改革。研究生教育，其培养的目标指向，虽然要求研究生具有研究的合作意识和品格，并提倡形成研究生合作的学术气氛，但研究生教育并不是以培养共性化的研究生为旨归，而是使研究生在接受研究生教育阶段，形成具有个性化的研究品格、个性化的研究定向、个性化的研究视野和独立的思考，以获得独创的研究成果，从这一意义上讲，个性化是研究生教育培养目标的构成主体。这就要求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置应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依据研究生不同的知识基础和研究定向，设置具有弹性化的课程，使研究生的个性化得以凸显。

事实上，从培养范围来看，研究生指导方式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变化，大致有三个方面培养模式：第一，“导师培养为主制”。这是在我国研究生教育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的以导师培养为主制研究生教育模式——学生以科研助手的形式跟着导师在研究机构从事独立的研究工作，以取得有创见性的学术成果和标志学术水平的博(硕)士学位；第二，“学科本位制”。这种模式将国外研究生教育模式加工整合使之本土化，使研究生教育开始走出校门，聆听社会对大学的呼声，结合社会的需要和学科发展规律，形成了学科和专业组织教学的研究生教育新模式，采用班级分组授课的形式培养研究生，提高了教学资源的利用率和办学效(率)益；第三，“学校本位制”。这种研究生教育模式，也可简单表述为“教、科、产、学、研”模式。大学、科学研究院、企业集团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这种模式的发展。

第6篇

关键词：生态校园人工湿地系统雨水生物浮床植物配置

中图分类号：S15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前言

世纪之交，我国大学的数量和质量相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有相当的差距，促使了我国大学校园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规模蓬勃发展。然而，在新落成的大量校园面前，我们感到了一些隐忧：某些校园高速而大规模建设，却忽视了保留校园用地的优越自然环境，只是简单地反映用地的坡向、水体等形式元素，而不是保护用地生态系统的功能内涵；校园景观中美轮美奂的人工元素占据绝对优势，校园环境却显得冷漠并将师生隔绝于自然界之外或者简单地把校园当作公园，把校园当作城市小区，校园环境的文化内涵得不到恰当的体现等等。这些隐忧引起了我们对校园规划的反思，校园的建设是否要以环境的衰退与生态平衡的破坏为代价？优美的自然环境与现代化的大学校园能否兼得？如何才能通过规划设计使环境的目标与功能的目标同时达到并且互相促进？水作为校园建设不可或缺的资源，如何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是生态校园规划建设中应考虑的问题。

2．校园人工湿地系统

2.1建筑大学人工湿地系统

人工湿地系统是指在人工模拟天然湿地的条件下，利用基质、水生(湿地)植物和微生物的相互关联，以及物理、化学和生物的三重协同作用来净化污水的生态系统。人工湿地是一个综合的生态系统，它应用生态系统中物种共生、物质循环再生原理，结构与功能协调原则，在促进废水中污染物质良性循环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资源的生产潜力，防止环境的再污染，获得污水处理与资源化的最佳效益。人工湿地处理系统具有缓冲容量大、处理效果好、工艺简单、投资省、运行费用低等特点，非常适合校园的污水处理。其优点将成为生态型校园污水处理的另一种选择。

人工湿地处理系统的核心是土壤－微生物－植物系统，该系统具有生命的基本特征，好比一个“过滤器”，其本身就是可再生的资源，它是一个充分利用土壤－微生物－植物系统中的自然条件净化污水的生态系统，具有高效、安全、可调控的特征。

2.2建大校园湿地系统改造建议

下图为校园人工湿地系统流程图，主要工艺过程由提升设备（包括提升装置、格栅、集水池）、人工湿地以及连接各工序的管渠等部分组成。

人工湿地系统流程图

校园雨水由雨水管网收集后,首先通过10mm的格栅去除树叶等大的漂浮物，然后进入地埋式沉砂池,以去除绝大部分的砂粒和悬浮固体。蓄水池的出水由泵和自流出水管根据池内水位控制。降雨期间蓄水池充满时，水经自流出水管溢流至景观湖体，旱季或雨天的蓄水水位达不到自流出水管水位时，蓄水池中的水先通过泵打入景观湖体，再从景观湖体自流进入人工湿地。该人工湿地系统的各单体构筑物具有不同的进水特征，格栅和沉砂池接纳校园雨水管网汇集的全部径流；蓄水池同时担负调蓄、净化(沉淀)和溢流等三重功能；人工湿地在暴雨时处理经蓄水池净化后的雨水(雨小时调蓄池未充满)或承受自流雨水的冲击负荷,雨后则处理经蓄水池净化后的蓄存雨水和景观湖体的循环水量。

1）人工湿地设计

校园湿地利用人工湿地技术去除雨水中的污染物，再回用于湖泊等景观水体，与传统注入清洁水置换湖水相比，能够节省大量宝贵的水资源。而净化后的雨水排入景观水体，减少了景观水体的环境污染程度，因减少污染而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很大的。人工湿地运行费用低廉，直接、间接经济效益显著。通过净化雨水补给校园用水与人工湿地改善湖水，也使城市湖泊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为人们提供了环境良好的休闲娱乐场所，其社会效益显著。

（1）生物浮床

人工生物浮床又称为生态浮床、生物浮岛等。它是一种以水生植物为主体。运用无土栽培技术原理，以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等为载体和基质，以净化水质为主要目的的生态技术。它主要通过植物根部的吸收、吸附作用和物种竞争相克机理，削减富营养化水体中的氮、磷及有机物质，从而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生物浮床在净化水质的效果基础上还可以营造水上景观。因此，可选择在景观湖种植若干段生物浮床，可以对景观水体水质起到一定的净化和保持效果。

1）生物浮床植物配置

(1)植物品种选择原则：①适宜东北水系水质条件的水生或陆生植物品种；②根系发达、根茎分蘖繁殖能力强，即个体分株快；③植物生长快、生长量大；④植株优美，具有一定的观赏性。

(2)植物品种：结合沈阳市水系水质现状，通过品种、生长习性、气候变化、水质现状等调研分析，选择的植物品种有芦苇、蒿草。

2）人工生物浮床的构建

浮床设计原则：①材质比重小，绿色环保，防腐蚀，耐老化，可反复多次使用；②浮床床体具有较好的强度，能抵抗较大风浪冲击；③采用柔性连接，使浮床整体能随水体上下浮动；④浮床植物栽种孔穴，应满足植物生长期种植密度要求。

（2）岸边植物布置

对景观湖沿岸进行立体绿化，可以达到净化、改善水质，改善空气环境，改善河岸的自然状态，保持水土和降低洪涝灾害，增加绿地面积，丰富城市景观的目的。

1）植物选择的原则：

植物种类的不同主要在于不同的生长速率及向根部输送氧气的能力以及植物根际微生物的特性进而影响到污染物去除的能力。湿地植物还影响水的运动，植物密度与生活型都会影响到植物减缓水流的速度，从而带来悬浮颗粒吸附与沉降的差异。不同种类的植物其根系表面积和通气组织也有所不同，根系表面积影响微生物的附着，通气组织影响氧的释放，从而影响人工湿地的净化效果。

2）水生植物的布置

为了避免沿岸死水区发生富营养化，大部分岸边线设计使用以挺水植物为主导的水生植物群落来保持水质，并同时兼有景观效果、改善环境，保持水土的作

用。可供选择的植物：

3）湖岸防护绿地的布置

选择一些耐水湿的树种，其密集的根系能够给河岸一定的保护作用及显著的加固作用，以提高平均水位上下河岸的稳定性。堤岸的绿化种植方法有护岸造林、结合休闲观赏形式等，具体的绿化形式视绿带功能、宽度等而定。一般来说，中小湖体乔灌木的种植可规整些，株、行距可密些；硬体的驳岸护岸则应多考虑运用垂直绿化，以增加绿视效果。

3.结论

通过对校园景观水系的研究，对于解决寒冷地区人工生态湿地系统在校园应用，提出来相应的解决办法，采取合理的水生植物种植规划和水体浮岛的设计，将使校园的人工湿地系统有进一步改善的作用，对于进化水体和合理配置校园水资源也有一定的效益作用。

4.参考文献

1. 王品才，某生态校园雨水调蓄与资源化利用研究，天津大学研究生论文；

2. 杨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草堂校区生态校园模式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论文；

3. 张磊、刘建民，国外生态校园的研究方向与建设实践，山东建筑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