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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强调操作方法与实践效果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指导下,试图将经验研究和纯理论思辨结合起来,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将“媒介”作为关键节点,并链接媒介文化、媒介产业、媒介产品、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诸多概念,期望实现文艺传播学研究在理论/抽象与经验/操作层面的并行不悖。
一、研究对象:当代文艺作品与文化产品的关系
首先必须理清作品、产品与大众媒介的关系。文艺作品(works)伴随着报纸、电台、电视、电影和网络为代表的大众媒介逐一诞生而呈现出愈加明显的产品(product)属性,一方面,文艺作品经世致用、立德立言、表情达意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其传播、交流、共享的特质,这是“作品”蜕变成为“产品”、“商品”的前提,文艺作品首先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另一方面,进一步说,大众媒介不仅在前工业、工业时代可以为文艺作品提供到达受众的管道,在网络化组织的今天,大众媒介还是文艺作品制作、销售发行、反馈与再加工、批量复制的最佳、甚至唯一方式。
第二,文艺传播正在形成一种媒介文化。自印刷技术出现之后,研究文艺必须关注媒介,关注包括精神交流与作品销售在内的文艺作品的“传播形式”。以报纸为代表的大众媒介(Massmedia)兴起之后,不论高雅还是通俗文艺作品都难以离开媒介独立存在,报刊连载小说、长篇评书广播、小说改编电影、电视剧直至今天的网络文学、网络游戏脚本、舞台表演与艺术展览,甚至数字虚拟艺术,无不与大众媒介共生共荣,这种媒介文化已成为“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的主导性形式与场所。”[2](P61)
第三,文化产业的本质是一种创意产业。本文所使用的文化产业在外延上接近于阿多诺声称的“文化工业”,但在内涵上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所抨击的丧失了“光晕”的、庸俗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产品及其产业,而是一种类似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审美日常化、传播商业化、流程标准化、产品批量化的通俗文化(Popularculture)产品及其产业。文艺作品就必须成为文化产品,“必须和社会的体验相共鸣,必须吸引大量的受众,”共鸣才能共赢,但共鸣需要技巧,文艺作品若试图在当时取得成功,便必须成为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要么“令人震惊”,要么“与各种惯例决裂”,要么“包含着社会批判”,或者表达进步的“当代观念”。[2](P32)
从实质上看,当代文化产业则是一种创意产业,后者包括却又不限于出版、影视、建筑设计、软件设计、表演艺术[3](序言P12)。创意产业结合了“创意艺术”和“文化工业”的概念,把“艺术(即文化)直接与传媒娱乐(即市场)等大规模产业联系了起来”[3](P5),也就是说,以大众传媒为中介甚至核心的创意产业既是一个理论与抽象层面的概念,也是一个经验与操作层面的概念:二者分别蕴含着面向文化艺术的人文价值范式,与面向产业市场的经济价值范式。
二、重提马克思:基础结构与上层建筑的二分法
根据前述的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范式,本文主张将传统的隶属于人文科学的文艺传播研究,在的框架之中,转向综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多重视角。首先,皮亚杰认为,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作出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因为“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一切特征”,而“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4](P1),在学科的本体意义上,文艺传播研究既属于人文科学,也属于社会科学;其次,文艺传播研究应当把“各种强有力的研究方法”,包括经验研究、批判理论的视角结合起来,这样可能会“比单一视角中完成的分析更有透视力和更为有益”[2](P46),起码多重视角能激发出更多深知和洞察;第三,波德里亚提出的“内爆”概念在这里意味着学科间差异的消除,内爆后的经济由“文化、政治和其他一些领域构成”,艺术被“融入了政治和经济”[5](P12),而在文艺传播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上,作品和产品,艺术和商业,媒介和文学艺术,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均发生了内爆,在研究方法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将发生内爆。
那么第一步,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可将文艺传播学研究的范式,即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的范式,定位为结构与能动的关系,人文价值范式是历时性的,是结构化的,难以直接观察,适合运用批判或人文研究,而经济价值范式是共时性的,是功能化的,可以直接观察,适合运用经验研究。
第二步,文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应该包括文艺作品、文艺产品,也包括整个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界定,不仅将作者(制作发行方,即传播者)和读者(受众,即接受者)整合到一起,还把作品(产品,即传播物)和作品传播形式(销售渠道,即媒介)囊括了进来。
经典认为,作为基础结构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由于文艺作品具备意识形态属性,传统文艺传播学研究的视野主要集中在以反映论、政治附属、阶级表达的文艺社会学之中。但本文仍将继续坚持分析方法,只是把文艺传播学研究中的历时性研究归入文化层面上的上层建筑,而共时性研究归入经济层面上的基础结构,这样便可解决文艺传播学作为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论导向问题。所以本文所主张的文艺传播学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是将前文所述的人文学科归入到社会学科之后(皮亚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第三步,媒介作为传播研究的核心,也因此而成为文艺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关键节点。第一,媒介研究与传播学研究中经验学派、批判学派视角的分野,暗合了文艺传播学研究中经济价值范式与人文价值范式的差异,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早在1941年提出传播学研究最初分为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两个领域,但在当代,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说,文艺传播研究像媒介研究、传播学研究那样,“回归于一种对原有模式加以重构的理论”将十分有益[2](P89);第二,媒介研究追踪并反思新生事物的特点可以有效弥补传统文艺传播学研究沉溺于被建构的经典作品的视角呆板与理论迟滞。
三、基于人文与经济双重价值属性的研究范式
波德里亚认为现在的商品不仅具有传统所认为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还具有“符号价值”,这种象征着“风格、威信、豪华、权力”[5](P5)的标识已经是当代消费和日常生活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种符号价值“仍然依赖于物质客体的存在”,“依赖于物质性,依赖于交换、使用和指意过程之间的特殊联系”,所以本文所要阐述的,在研究对象上混合了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文艺传播学,正是基于这种看似两分,实则同一的[符号/物质]与[文化/经济]的双重性质的研究范式。
(一)人文价值与[符号/文化]范式
基于符号/文化的研究范式侧重于解释文艺作品、文化产品的人文价值。当代文化与艺术传播在多媒体的语境下,已经进入了波德里亚所定义的“超真实”状态:“幻象和真实之间的区别,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区别以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别都崩溃了”[5](P52),这种超真实的状态实际上是符号之间的互相指代,正如《指环王》、《哈里波特》同时发行电影、电脑(网络)游戏、书籍、DVD一样,文化产品不仅利用多媒体调动了尽可能多的受众器官,更是一种符号之间,产品之间相互指代、相互印证的“超真实”。
此外,大众媒介所营造的极度仿真氛围已经让受众变得真假难辨,因为所有的一切都被大众媒介所建构,从信息采集到信息加工,从产品制作到产品,从信息反馈到信息重组,都是一种建构之后的结果,以网络文学为例,论坛发贴———网友回复———热贴精华———结集出版———市场反应———继续创作,已经成为一个固定模式,优秀的奇幻冒险网络小说如《鬼吹灯》不仅可以出版,还可以改编拍摄电视剧甚至电影,而这个过程当中的原创素材收集,作品生产与,读者反馈,续集作品再发行本质上都是一种媒介化的,经过建构的,确实客观存在着的“超真实”。
那么,在文艺传播学话语实践中的“所指”指的便是当代文艺作品、文化产业背后所暗藏着的,具有潜意识意味的意识形态,即阿尔都塞的著名定义:个体与其实际生存条件间想象性关系的表征。如果说,意识形态这个“所指”通过具体的文学艺术实践这个“能指”进行表达,那么,对于“所指”的揭示在本文看来,运用二元论的阶级分析法是较为有效的把握方式。
布尔迪厄把晚期资本主义的基本斗争看作是以科学家、艺术家、教授、新闻记者以及著作家为代表的“新阶级”和以工业所有者、经理人、银行家、法官与贵族们为代表的“旧阶级”之间的斗争[6](P226)。而根据前文所述的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的关系,创意阶层就“包括艺术家、音乐家、教授和科学家”[3](P2)。所以说,研究文艺传播学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就在于揭示创意者(作者)和资本家(产业)之间的意识形态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个体和环境之间的对话、谈判、甚至斗争。
文艺理论发展到如今已经不再局限于经典文学和高雅艺术,从事跨学科研究的文艺传播学也会参考文化研究———文艺(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形态———的研究模式与实践方法。在文艺传播学的领域里,和文化研究类似,“文艺”被视为文化的实践,无法脱离艺术与日常生活与消费而存在。网络小说、影视艺术、舞台艺术、数字虚拟艺术等借助于现代媒介技术,并被“媒介化”的艺术形式都是文化在日常生活、日常消费中的物化或者符号化显现,在当代,它们在被关照的地位上和经典文学、经典造型(平面)艺术理应等同。
文化研究一方面“以实践性目的为准绳”,是“实用的、策略性的”,另一方面则“立足于打通文艺理论与文化之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文学艺术与社会其他领域之间的界线”[7](前言P2)。文艺传播学研究在人文价值的层面上平行于文化研究中的话语、大众文化、历史、政策等研究,而在经济价值的层面上则向文化研究中的媒介研究看齐。第一,文化研究总体上看是反思性的,其理论来源“直接上溯于后结构主义和当代新”[8](P3),所以在人文价值的层面上,文艺传播学同样不会置身于这种思辨、形而上的旨归之外;第二,从的观点看,媒介生产在文化层面上实际上重演了社会的根本冲突,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对话、谈判、争夺的场所,媒介生产“与权力关系交织在一起”,“要么促进控制,要么赋予个人以抵制和斗争的力量”[2](P73)。所以在接下来即将讨论的经济价值的层面上,运用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可以让文艺传播学研究思路更加清晰。
(二)经济价值与[物质/经济]范式
参照文化研究,文艺传播学的研究同样可以是经验的、实用性的,非理性主义或者非形而上学的,它的哲学依据是实用主义,依托于多种理论,以期达到詹姆士所说的“有用”或者“起作用”,“实用主义使我们所有的理论都变活了,使它们柔和起来并使每一种理论起作用”[9](P32)。横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文艺传播学研究,同样要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9],因此,对于经济的(Economy)、产业的(Industry)、市场的(Marketing)、微观操作层面的经验研究(Empiricalresearch)十分欢迎。
研究者需要关注文化产业、媒介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市场绩效,在媒介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互相渗透过程中,一方面,媒介会通过“外部采购”的形式获取“文化产品”,在媒介文化产品的制作过程中,媒介会通过项目合同制的经济手段来控制整个文化产品的生产、销售流程,比如国内一些具有雄厚资本背景的大型文学网站会与网络签约。而个人或者小团队也乐于通过项目合同方式来工作,“这种方式越来越多地为大型商业和公共企业所采纳”,“通过合同而不是控制手段来管理”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内“很多行业所遵循的历史标准”[3](P285)。
另一方面,媒介会运用产业经济学中纵向一体化的战略,即原材料采集、加工制作、销售推广全部自行承担:第一,大众媒介本身即文化艺术产品的制作方,比如BBC既生产幼教和科教节目,也生产纪录片,文化访谈节目;第二,大众媒介能够提供最初始的文艺作品创作素材,比如新闻、评论节目的文字与音视频素材库,这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加工提供了必要前提;第三,大众媒介本身即是文化艺术产品的推广与销售平台,电视购物、在线购物与书评、影评一起既可以促进销售,还可以利用自身的公信力具有背书性质的书籍或影视作品排行榜。仍以网络文学为例,媒介化与产业化的结果使文艺传播学研究者必须关注研究对象的最新动向:
·作者:从作者到、签约作家、职业编剧的转变;从独立创作,到团队创作、工作室创作的转变;由作者创作到作者、读者共同创作的转变。
·创作过程:从单部作品的线性创作到批量作品的并行生产;从手工制作,比如传统手工式的文献研究,到机械复制,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代表的COPY文化;从整体作品的,到基于成本和市场反响考虑的片断作品的试探性。
·作品:从单部作品到作品集、类型作品的;从经典作品到准经典、类经典、畅销作品的转变。
·读者:从接受理论再回归到创作理论,读者和作者的角色正在动态地进行交换。
安伯托·艾柯(UmbertoEco)在《开放性作品的诗学》中说道:“作者提供给演绎者、表演者、受众的作品是有待完成的作品”,这种开放性作品“因为处于运动之中,其特点是欢迎和作者一起创作作品”[3](P154~155),正因为文化产业的媒介化、媒介产业的创意化、创意产业的网络化,导致了文艺传播学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也必须同步地“处于运动之中”。
诚然,当代文艺作品的媒介化、产业化结果,使许多批评家、理论家往往有意无意中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趋势颇有微辞,但克罗齐早就说过,在文学艺术史的研究上,研究者们“首先要肯定他们(即作者和作品,引者注)所做到的事情,而不是他们不想或未能做到的事情,即要肯定他们的优点,而不是他们的缺点”[10](P173),理论家、批评家们自然具备这种气魄。
四、文艺传播学研究展望
关键词:人文素质教育 历史
现代人应具备的综合素质与人文素质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因为,诸如道德、心理、基础与视野等方面都离不开必要的人文教育,因而也可归于人文素质的范畴。所以,在综合素质中,人文素质是其客观存在的一部分。在我国,经济迈向现代化的同时更要求道德、观念、心理等方面的“软件”的现代化,汤因比就曾认为,在不同文化相接触时,“硬件”是最易于转移的,而“软件”,则是最具排斥力的。
一、关于“人文”的历史回顾
西方“人文”思想的最初萌芽产生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中,柏拉图认为人是神的“创造物中最好的”,至于教育就在于“把快乐、友谊、痛苦和憎恨都适当地根植于儿童的心灵中”,引导他们“恨你所应恨的,爱你所应爱的”,使“心灵的和谐达到完善的境地”,即“获致了理性”。
古希腊的人文传统被漫长的中世纪神学中断后,于十四至十六世纪又为发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学者所掌握,成为向封建势力进攻的利器。文艺复兴“复兴”了古代灿烂文化艺术,并开始了新文化的创造,这即“人文主义”世界观。它打击神的权威,讴歌人的能力和作用,它颂扬、肯定“人”的一切,这是一种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的“人性论”的世界观。恩格斯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是西方“人文”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发展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自然科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三大定律,培根的归纳法等等。然而,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尚未赢得独立地位,它混迹于人文科学的庞大体系之中,被人文主义者用来证明人性之伟大,人对自然的征服力量,以此来打击“神”的尊严。
当代,许多西方国家在饱尝个人主义、个性自由极端发展、对自然无情掠夺的恶果后,纷纷到东方的古老文化传统中寻求“灵丹妙药”。于是就有“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国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等诸种说法,更有中国传统文化热从国外返销至中国,现代人文主义思潮也在世界蓬勃兴起,并且有新的特点。在人与人关系上,由古典人文思想的指向自我转而指向他人,提出关心他人、集体乃至全球生存的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把道德原则延伸至自然界;对于科学主义,更是采取包容而非排斥态度。
纵观“人文”历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我们都可以看出,其“人文”的本质在于对人性的探索、培养和发展。而实现人性的主要手段——人文科学则具双重含义:从广义上讲,囊括包括科学在内的学问,现在大学科的提法即源于此。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校长S.B桑普尔认为:“真正的文科教育——即对大学生的教育包括语言、文学、艺术、体育、历史、数学、科学和技术,不管他们将来成为历史学家、管理人员、工程师、作家或物理学家。”从狭义上讲,人文科学是与科学相对立的概念,它对于人、自然的看法只限于这样一些学科: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精神学、思维学、文字学、语言学、艺术学、心理学、法学、文学、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等等。其特点是:(1)以人为中心的知识;(2)以整体理解来把握;(3)内容涉及人的道德、价值、文化以及人的情感体验、生活意义;(4)是人类的对于自我的理解;(5)是人类精神的创造与想象,偏向非实用性;(6)求善求美,是人类生活的理想和意义的真正表达。
二、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现状分析
我国《教育法》总则中指出:发展教育事业,就是为了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世纪之交,千年之交,针对我国基础教育中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的“应试教育”和高等教育中过于注重功利性的专业教育的弊端,教育界有识之士率先提出了“素质教育”概念。素质教育的提出和推行将会引起我国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深刻变革。
素质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80年代后期,是中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创造物。即便查遍近10多年来出版的教育类辞书,诸如《教育大词典》、《世界教育词典》等,均无“素质教育”的条目。“素质教育”这个新名词是怎样出现的·究竟谁是提出“素质教育”这一术语第一人,现在难以考查。现在查到的最早提出人才“素质”教育的时间,是在1984年6月号的《教育研究》上。紧接着,该刊在8月号上,又刊出了全民深入探讨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学生“应具备什么样素质,如何培养这种素质”的长篇文章。
摘要:随着国家“大国工匠”口号的提出,职业教育也越来越受重视,不光政策扶持的力度越来越大,开设的专业也越来越丰富,培养的方向也越来越广。不仅传统的技术类专业(比如机械、汽修、车床等)越来越完善,一些服务类相关专业也开始崛起,比如计算计、文秘、酒店、旅游等。而其中酒店旅游又是直面客户的典型第三产业,它在职业学校教学中显然面临着新的巨大挑战,而其中最刻不容缓的我认为就是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关键词:“高情商”人才;人文素养
其实人文素养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在百度百科上解释为确“人文”指“人文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哲学、文学、法学等);而“素养”肯定是由“能力要素”和“精神要素”组合而成的。我看所谓的“人文素养”,即是“人文科学的研究能力、知识水平,和人文科学体现出来的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人的内在品质”。其中我们能看出人文素养是一种潜在的个人修养,有很大程度上的隐蔽性,所以在职业教育为主的职业教育中很容易被忽略。因为之前的职业学校一直把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质量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定位为主要培养目标。虽然在技能培养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相对应的对学生潜在的人文素养方面的培养则相对较弱,学生整体素质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状态。而恰恰酒店管理这种专业对学生的个人素质以及内涵的要求很高,它不光要求学生具备很高的职业技能素养,还要求学生掌握尽量多的人文、地理、历史、风俗民情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所以在教学中如何加强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对于我们从教者而言就显得任重而道远。除了职业学校的学校特性,学校老师对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也是很大方面的问题。虽然素质教育的口号我们一提再提,特别是对于“重灾区”的职业学校,对于人文素养的培养,国家一直在不断重申,但是受教育团队长期以来固有培养模式、开设课程、上课方式等的影响,教育实施者教师也没有很好地转变思想,对素质教育、人文素养的培养一直处于比较轻视的状态。大部分职业学校开设的人文方面的课程较少,上课时间没保证,相关活动举行较少,缺乏相关考核机制,导致学生认知度也比较低,人文课程变成空洞的摆设课程,无用课程。另外学生对人文素养的理解也存在很大问题,很多学生选择职业学校在他们看来是无奈之举,“考得上高中谁还来上技校、中专”,“考的上好大学,谁会来上职业学校”是这个社会的普遍认知,职业学校招收的学生一般来讲文化课成绩都有所差距,甚至很多学生被社会上的不部分人片面的定义为“渣子生”。这显然对学生造成了巨大伤害,使他们“望书生怯”,不愿意读书。而且受社会上功利主义的影响,学生小小年纪就开始“斤斤计较”,“逼问”老师:“我是来学技术的,学这些对我以后的就业有用吗?”但是这个社会是一个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综合的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我们长期的忽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对于酒店管理这个专业而言,我们培养的是综合性的人才,学生进入工作岗位之后不是简单地铺铺床,叠叠被子,摆摆碗筷这么简单,还牵扯到服务人员、大堂经理甚至是高级管理人才。这些职位对人才的要求是全方面的、立体化的,要求从业者不光有较高的专业技能,更要有得体的言行,丰富的知识,完善的人格,能很好地处理人际关系。而这些显然不是精准的职业技能培训所能满足的。简言之,酒店管理这个专业相应的要求从业者有很高的智商和情商,而这些就要在平时的学习中,加强人文素养的培养,增加其潜在的素质与修养,最终增加其竞争力。而作为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言,在其人文素养方面的培养,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首先,在日常教学中进行渗透,职业教育相对来说教育时间较短,技能训练比重较重,就一般的职业学校来说,一般专业课程的比重要打到50%到70%之间,而开设的文学、历史、法律、美学、英语课程所占比重较少,相对重要的礼仪、心理学等课程也不多。而且这为数不多的课程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学生认为是“无用课程”,上课权当休息,真正对知识的摄取不足。而此类课程的老师也被边缘化,而且一般作为公共课老师的身份出现,对酒店管理专业认识不足,所讲授内容无法很好地与酒店专业融合在一起,容易造成课程空洞无物,晦涩难懂,课堂教学沦为“鸡肋”,教学效果自然无法保障。如何在实际的教学中将人文素养知识渗透进去是对我们教师的巨大考验。其实可利用一些真实有效的职场案例来渗透人文素质教育,让学生意识到人文素质的重要性;其次还可以一些专业课我们也应该适时融入一些文化元素,例如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深入浅出的使其成为职业人文素养的重要渠道,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例如在英语授课中,讲解各国不同的语言习惯、俚语等,让学生情景展示与各国客人的沟通;再比如在讲授酒店风格的时候,融入美学知识,让学生自己设计喜欢的酒店等。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有效调动学生积极性,融会贯通,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其次,增加学生实践,并严化考核制度。我们常说实践出真知,而且对于年轻的孩子们而言,他们自身也更喜欢动态的活动教学,对以后从事的职业也有很强的好奇心与期望值。所以我们在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增加实践课程,让他们自己去实践,并且教师制定完整严格的考核制度,让学生在活动中加强知识的掌握。例如如何接待不同地域、性格的客人,调度整个酒店的运行,如何对大型宴会进行掌控与协调等等。让学生意识到酒店管理工作的整体性与复杂性,也加强他们的职业认同感、使命感,同时也加强他们的责任心、协调能力、人际关系能力等等。而且在这个过程中鼓励学生表现,优点和缺点都完整的表现出来,老师严格把关,全方面提升学生能力。再次,光是教师和学生还远远不够,要在全校范围内增加校园活动,甚至真正的走入社会去参与实践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酒店管理相对其他传统技术专业而言,更多的考验的是人本身的技能与素质。所以作为学校而言,要建立良好的校园风气,陶冶学生情操。可结合专业特色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例如搞一些酒店项目调查、酒店科技文化服务、酒店管理专讲座等活动,也可以利用社会资源搞一些酒店勤工助学、学生青年志愿者等活动来提升学生的职业人文素养。教育最终是人的教育,酒店管理专业更是如此,所以我们教学中不能仅仅是技能的培养,把人当成是会工作的机器,而是积极地全面的培养学生各方面特别是人文素养方面的能力,争取把学生培养成高情商的综合型人才,这样才能真正走上“工匠大国”的道路,并能一直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王双伟 单位:周口市高级技工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