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宏观经济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分析宏观经济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1．1经济信息推动宏观经济管理的发展

实践证明了在宏观经济管理发展条件下，如果经济信息能够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很好的应用，那么宏观经济的管理方式就会得到提高，变得更加的科学合理。我们可以通过在设备、人力、资金、产品等方面将经济信息得到很好的发展和应用，将两者紧密联系，通过对经济信息的合理应用，让宏观经济管理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进步。

1．2经济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决策的辅助作用

我们可以在经济信息统计整理的基础之上，对宏观经济的往常运行情况和当前的运行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剖析，从而预测未来的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然后对此进行分析和决策，制定出一个对应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案，加以实施和应用，这就造就了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决策的辅助作用。

1．3经济信息引导宏观经济管理发展

我们通过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可以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管理计划，但是还有可能我们并未充分的了解当今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而让我们的计划偏离实际，变得不科学不合理不实用。

2、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应用的缺陷不足

2．1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信息应用不充分

根据有关数据表明，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中，经济信息一致处于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能对经济信息进行充分的应用，那么宏观经济管理的发展必将得到促进和优化，也让宏观经济管理的质量提升，如果我们没有对经济信息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应用，制定了并不科学合理有效的方案，并且加以实施，则会带来非常大的损失。因此，只有对经济信息加以充分应用，才能减少宏观经济管理的决策失误。可以让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下得到很好的应用，并且让宏观经济管理得到很好的发展和提高。

2．2对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信息的认识不充分

人们对经济信息的认识不正确或是不充分，很容易影响经济信息在一个宏观经济管理方案中体现出来的价值。有些人只是把经济信息当做某些数据的参考信息，并没有认识到经济信息的重要性。此外，还有的就是人们对经济信息的认识不充分导致他们在采集经济信息时，并没有那么确切的方向和目的，因此可能导致采集的信息并没有那么科学合理有效，因而影响到宏观经济管理方案的准确性和有效性。甚至有些地区和部门根本没有利用经济信息，不能很好的让经济信息服务于社会。

2．3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信息类人才稀缺

由于当今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也进展很快，从而信息的更新速度变得很快。因此就更加需要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类的技术人才，来从事经济信息行业从而加速宏观经济管理的发展。但是现如今从事经济信息类的人员大部分都不是特别懂这个行业，他们都是一边做着一边学着，并不能为宏观经济管理行业的发展做出大的贡献。除此之外，由于信息更新的很快，所以我们更加需要那些能够把握一手信息，利用好信息的时效性，为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带来很大的利益。因此我们更加需要培养经济信息类人才对经济信息的敏感度，让他们抓住一手信息，把握信息的最前端，提出更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案。

3、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信息应用缺陷和不足的应对策略

3．1完善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的构建

当我们构建一个完善的、健全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就可以全面的把握宏观经济管理中的经济信息，这样我们在建立相对应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案时，就会有很充足的信息基础，也能够提出一个科学合理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方案。同时也高度有效的利用了经济信息，实现了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价值和地位，促进了双方的发展和提高。但是我们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构建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是和我们实际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相匹配的，两者要相互对应，这样才能保证两者的功能都能发挥至极致。其次是我们构建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是具有可靠性、全面性、经济性、独立性和独立性的，这样才能使这个夏天更加科学有效的实施和运行。最后我们所构建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必须是以我国现阶段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为切入要点，使之能够适应于当前的宏观经济管理形势。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构建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时，要注意经济信息的时效性、针对性、以及着重性。我们都知道信息都是具有时效性的，一个新的经济信息可能会立马之前的一个信息。这就要求我们在采集信息时一定要采集最新的信息。还有我们要注意要有针对性的手机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根据我们的需要去收集可靠的信息可能大大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最后我们还要保证我们收集的信息是最有利用价值的，因为各种各样的信息肯会混淆我们的视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避轻就重的去收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就能够节省时间，还可以增加系统信息的价值。

3．2让经济信息引导宏观经济管理目标

由于我们建立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是根据我们所收集的经济信息整理分析建立的，因此经济信息引导了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如果我们的经济信息不是科学合理有效的市局和资料，就会让整个宏观经济管理系统陷入一个误区。因此把握经济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系统的引导性，让科学合理有效的经济信息引导我们所建立的宏观经济管理信息系统目标，让我们的系统对整个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产生积极影响。

3．3保障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为了体现经济信息在宏观经济管理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我们要充分利用经济信息，因此，宏观经济管理的相关部门就要起督促和保障的作用，保证企业、部门等对经济信息的应用和发展，对那些缺乏宏观经济管理的部门和企业进行筛除。

4、总结

第2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统计方法；发展；思考

中图分类号：F222.3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7-00-01

很多人都不太了解什么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这里我们给出一个相对全面的解释，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是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指导国民经济运行为目的，对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过程进行分析的一种实证经济。在国际上，宏观经济这个词语第一次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由恩格斯提出理论知识，我们国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不断增加，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作用也越来越大。通过对宏观经济统计方法的分析，可以有效地制定经济政策进而实施宏观调控，刺激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内容

（一）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类别及特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事前分析、事中分析和事后分析；（2）状态性分析、规律性分析和预测性分析；（3）专题分析和综合分析；（4）定期分析和不定期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特点主要包括应用性、数量性、对比性、综合性、实证性五个特点，从真务实，用数据和事实说话，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宏观经济问题。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课题和内容

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按照经济活动来进行课题划分，可以划分为国民收入分配、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进出口需求、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分析、宏观市场运行等多个课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其现实背景的差异，宏观经济分析角度都会有不同的研究课题，描述我们宏观经济的变化过程、特征、以及变化规律等问题，揭示影响事物变化的关键因素，探索其因果关系，并积极的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供决策者选择。

二、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方法

（一）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是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分析方法认为各种变量在综合分析的情况下最终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就供给需求理论而言，均衡分析理论认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在一定的价格和数量条件下，这两种曲线就会达到均衡，这种理论在马歇尔将图形引入宏观经济学以后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非均衡分析方法是相对于均衡分析方法而言的，认为市场上的供求不可能相等。非均衡分析方法更加贴近生活，它认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信息的短缺和不对称以及信息成本的提高，所以市场的供需总是会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其中不完全竞争将是非均衡分析方法的研究重点。

（二）定性分析方法与定量分析方法

定性分析方法作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中的一个分支，由于其缺乏理论知识的基础，所以人们更多的还是倾向于定量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主要运用在金融领域，其中数学依据主要是计量和统计，在经济学中，常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又分为5小种，分别为比率分析法、趋势分析法、结构分析法、相互对比法以及数学模型法，在这5种分析方法中，比率分析法是所有分析方法的基础，趋势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法、相互对比法是分析方法的延伸，数学模型法则代表了定量分析方法将来的发展方向。

（三）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静态的分析方法主要是横截面分析，是相对侧重于分析经济变量的均衡条件，而动态分析则引进了时间维度，比如较为流行的时间序列分析，相对侧重于随着时间发展经济状况的发展，这两种分析方法都是不全面的，需要两者相结合来看待，以长泰县为例，不仅仅要对长泰县现有的经济状况、发展水平、发展特点以及问题作出分析，还要在时间维度上来作出整体把握，充分考虑内在条件和外在因素的双重作用，从而制定出相对的经济改革策略。

三、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有什么的意义？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1.研究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有利于把握证券市场的总体变化趋势，在证券投资领域是离不开宏观经济分析的只有把握住了整体的经济发展方向，才能把握证券的整体变动趋势；2.利用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来判断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这里的证券市场泛指整个证券交易市场，从狭义角度来说整个证券市场的投资价值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质量与速度的体现，当然对于长泰县这个小整体而言也是这样的；3.通过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掌握宏观经济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证券市场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息息相关，认真分析宏观经济政策，这样才能准确把握证券市场的运行趋势和价值变动方向，对投资者、证券业本身，乃至整个行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四、结语

在宏观经济学中，一方面在实证分析中，各类分析方法通常综合起来，多种分析方法共同作用，解决相关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实证分析方法也和规范分析方法相结合，实证分析方法为规范分析方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提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因此在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的时候，要用多种分析方法来综合考虑，研究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内容、方法以及意义。长泰县作为一个城市近郊县，在经济发展的今天，也要秉持宏观经济统计分析方法，制定严谨的经济发展路线，带动经济的腾飞，希望本文能对此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董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发展的基本问题[J].中国科技博览，2014.

[2]杨海琴.宏观经济统计分析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作用[J].现代国企研究，2016.

第3篇

目前我国的统计学在经济领域并未获得很好的发展，很多统计内容也并未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经济统计的重要作用并未得到重视。我国宏观经济统计的发展首先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实际的经验可以借鉴；其次，国民经济具有一定的整体性与层次性，想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统计是一项很困难的工作。因此，在我国经济统计分析的发展过程中，应明确统计分析的发展方向与地位，并采取措施弥补数据不足、质量低下等问题，实现统计学的独立快速发展，从而促进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完善。

2.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问题的解决措施

2.1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统计分析我国已经提出了创新型国家的建设目标，因此，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内容之一便是创新能力。它需要我们在产业创新、国家创新等方面提升能力，并作出科学的研究。目前，创新指数的应用影响、创新对就业的影响、创新对国家税收的影响以及创新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都已成为经济统计分析研究的重要内容，将科技信息数据融入到经济统计之中已成为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中之重，也是统计与分析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2.2产业结构高端化的统计分析产业结构高端化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宏观经济统计分析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们通过分析国内外的大量经济数据，对国家产业高端化的转型作出了统计分析，并研究了各要素之间的推动作用，提出了“三高一低”的产业结构高端化发展规律，即生产效率高、劳动报酬高、资金回报高以及能源消耗低。通过研究分析国家产业结构高端化的特征，发现产业结构高端化离不开创新与金融信息的支撑，这也说明了我国实现经济产业的高端化转型需要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信息化创新等方面作为支撑，同时，还应坚持绿色创新，发展新能源，以便实现产业能源的绿色、高端化。

2.3实现金融创新的统计分析金融体系与效率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金融改革与创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国才可以从容应对金融危机。目前正处于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过程，金融体系的创新与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保持金融创新，实现金融业与其他产业经营发展的链条关系已经成为非常复杂的经济难题，这对于宏观经济统计分析而言，既是重要的机遇也是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应做好对货币供求以及货币政策的金融统计分析，深入挖掘资本市场以及证券市场的统计分析内容，充分发挥现代统计学作用，进而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结束语

第4篇

关键词：跨国公司 国际法主体地位 可行性

一、全球经济复苏势头趋缓，有效需求增长放缓

受制于内生经济增长动力缺乏，全球经济不均衡复苏，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和财政压力等不利因素影响，201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GDP增速较上年放缓，显示出复苏乏力的迹象和信号。2011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未完全消除，世界经济难以进入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依然较为突出。美国经济复苏动力依然不足，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依旧低迷，银行放贷能力尚未复苏，以消费为主导的美国经济尚未有实质性好转。欧洲债务危机时有爆发，对本来疲弱的经济复苏无疑是雪上加霜。在财政重建和刺激经济的“二难选择”中，欧洲经济很难较快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日本经济在对美国和中国的双重依赖中有所恢复，但其受外部影响较大，未来仍有不确定性。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尽管回升势头较好，但在发达经济体整体增长疲软的情况下，高增长能否持续存在较大变数。总体而言，2011年世界经济将由前期超常规政策刺激下的恢复性反弹转向平稳甚至低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较紧。

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2011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增长动力，但在外需乏力。货币政策收紧和经济活动调整等因素的影响下，拉动社会总需求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增速将有所放缓。

就投资需求而言，2011年既有促进投资增长的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总体上投资增长将小幅放缓。有利因素主要包括：各地区在“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投资热情高涨；“新非公36条”等政策促进民间投资。不利因素主要是2009年为应对危机出台的刺激性政策逐步淡出；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拉动效应逐年衰减；房地产调控政策趋于严厉；财政支出重在结构调整，政策向保障民生领域转向。201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在2010年回落的基础上继续小幅下降，对经济增长贡献度减弱。

二、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或将企稳，外贸形势不容乐观

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呈现高增长趋势。1-11月全国出口名义增长33.3%，进口增长40.3%，而去年同期则分别是同比下降18.9%和15.7%，2010年出口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意识世界经济复苏，外部环境好于去年；二是2009年出口增长为负19%，出现低基数效应；三是稳定出口政策继续显效。

2011年，美国、欧洲、日本等我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需求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贸易保护注意趋势严重，人民币升值预期、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使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降低，我国对外贸易条件有所恶化，同时受上半年基数太高等因素影响，预计外贸进出口增长速度比2010年将有所放缓，贸易顺差也将减少，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有所削弱。

北非中东局势不稳，日本地震危害影响短期难以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不断提升，贸易摩擦增加，国内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这些因素导致出口增速放缓。生产商宁愿更多向本土市场供货，而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出口明显减少。许多国家采购商都认为今后中国工人工资将会大幅上涨，产能势必将会被压缩。从去年末开始已经有生产厂家出现供货推迟现象。相对于出口大幅下滑，对美欧的进口增速基本稳定，机电产品进口占比最大的日本呈现下降趋势，资源类进口稳步增长。总体来看，2季度外贸增速回落已成定局，贸易顺差仍将继续下滑。

三、物价水平居高不下，通胀压力明显上升

2010年全国消费物价水平不断走高，CPI由1月份的1.5%逐月回升到11月份的5.1%，达到28个月以来最高。预计2011年物价总水平（CPI）增长呈小幅回落的态势，且前高后低。总体看，导致物价下行的因素增多增强，导致物价上行的因素减少减弱，预计全年CPI增长2.5%左右。推动2011年物价上涨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压力依然很大，一方面来自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另一方面来自于国际粮价震荡和上涨在国内的传导。二是要素价格上升，成本推动型通胀成为主要形式，特别是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已成定势。三是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国际资本流入增加。与此同时，2011年经济增速将比2010年有所放缓，产出缺口缩窄，有利于坚强通胀的压力。趋紧的货币政策将逐步回收过剩的流动性，货币供应增长逐步回归常态，对通胀压力也有减缓的作用。

受经济运行惯性影响，2011年上半年CPI涨幅仍处于高位，5月份CPI同比上涨5.5%，创34个月新高。随着各项调控政策的逐步到位，下半年CPI涨幅将出现回落,全年通胀走势前高后低，呈现见此回落的态势。

四、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整体维持上涨局面

2010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延续着2009年以来的上升势头，但速度明显放缓，波动性加大，主要大宗商品价格回到了2008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水平。2011年恶劣的气候表现将导致北美、欧洲、南美等主要农业产区普遍歉收，使农产品供给减少。主要金属及矿产则受新兴经济体增长强劲的影响，需求将进一步走高。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不断地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输送资金动力。随着经济复苏和通胀蔓延，2011年主要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维持上扬趋势，但全球经济的总体复苏态势尚不足以支撑持续大幅上涨，其间可能出现较大幅度波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越来越占据了主导地位，主要国家也加大对市场投机的打击力度，在多重复合因素作用下，大宗商品短期价格走势判断难度将进一步加大。

五、 经济政策以紧为主，由宽松型向稳健型转变

货币政策取向在上半年以紧为主,2季度往后,政策调控的频度将有所下降,以寻求抑制通胀和维护增长之间的平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取向要积极稳健、审慎灵活，重点是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2011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抑泡沫、控投资、调结构、强民生。央行去年10月以来实施了包括加息和上调准备金率等一系列紧缩性措施，以回收过分充裕的银行体系流动性，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中长期来看，由于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日本地震后重建需求的支撑，中国仍然持续面临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参考文献：

[1] 王小广《2011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展望》，时事报告中心组学子专刊2011年04月

[2] 《2011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及政策:通胀形势主导预期变化》平安证券，2011年2月

第5篇

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十分迅速，从1978年至2012年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了10%。1978年，我国的GDP总量位居全球第10，而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GDP的比重也从1980年的2%增至目前的10%以上。我国目前已经由改革之初的低收入国家变为了中等偏上的收入国家。近几年来，我国对经济体制结构进行了一定的改革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2012年GDP总额超过51.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8%，人均GDP达到了6000美元。2013年，我国经济的预定增长目标为7.5%，截止第一季度，国内的GDP总额为118855亿元，同比增长7.7%，比去年同期回落0.4个百分点。

二、我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式分析

从第一季度的统计数据来看，我国2013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其中还蕴含着一定的内外风险。

（一）GDP增长速度放缓

2013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会受到投资高低的影响。尽管消费需求将继续不足，而且会在短期内受到继续下调的压力，但是也会手动相应政策的有利支持。随着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点由投资转向消费与就业，鼓励消费者进行消费。两者相抵，2013年的消费水平会保持与前几年的增长水平持平。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目前还较为低迷和紊乱，这就导致了我国的出口经济将继续走低。

（二）房市在此调整，房地产泡沫逐渐终结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主要是靠过剩的流动性及房价的大涨带来的刺激。流动性过剩是由于政策的过于宽松以及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大量储蓄有关。从数据上来看，2012年下半年的货币政策放松过度，应该加以纠正。房地产泡沫之所以越吹越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房价的不断上涨可以弥补购买力的缺口，并促使投资需求不断扩大。2013年下半年房价将重新调整，逐步进入熊市，进一步推动宏观经济的进一步下行。

第6篇

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经济周期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宏观经济形势如何就是指处于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即是处于繁荣阶段抑或萧条阶段,波峰抑或波谷。因此,判断宏观经济形势就很有必要研究经济周期及其阶段。分析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其实就是判断中国经济目前所处周期的阶段。

西方学者一般将经济周期分为两个阶段:收缩阶段和扩张阶段;波峰(peak)和波谷(troug)是周期的转折点。经济周期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繁荣(prosperity)、衰退(recession)或危机(crisis)、萧条(depression)、复苏(recovery或revival)。但是,在实践中要区分周期的四个阶段,或者说预测周期的波峰和波谷这些转折点,仍然是极其困难的,尽管经济学家们已经在运用复杂的统计模型来试图预测未来几个月或未来一二年的产量与就业量。

本文对当前中国经济周期的阶段的考察,拟从两个层次入手:首先是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这些工具主要是;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储蓄S与投资I的关系)、产出缺口理论、总需求一总供给(AD-AS)模型、IS-LM模型;其次分析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主要是:GDP增长率、失业率(the unemployment rate)、价格指数。

二、几种工具的综合分析

(一)产出缺口

运用产出缺口(output gap)的概念可以判断周期的不同阶段。产出缺口是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之差,即产出缺口=潜在的产出一实际的产出

当产出缺口是比较小的正值时,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这时出现衰退的迹象(也可能是复苏的征兆,这是假定为衰退)。随着产出缺Q的不断扩大,实际产出越来越低于潜在产出,于是,衰退日益严重,最后出现萧条乃至大萧条。萧条持续一段时间后,如果产出缺口逐渐缩小,意味着萧条和衰退程度不断减轻和缓和,实际产出朝着潜在的产出水平上升,进而步入复苏阶段。当产出越过潜在产出线、上升到潜在的产出水平上时,缺口最终变成负值。一个负的缺口意味着过度就业、工人超时点的工作和机器的超正常的使用率。这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

潜在产出的值很难估算,不过可以用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近似地表示。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比较大的正值,这时经济出现萧条。如果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产出缺口就是负值(绝对值比较大),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

潜在经济增长率也很难测算,关于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数值存在很多争论,一般认为位于8%-1%之间,显示了9年代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值。从中可以看出,199年实际GDP增长率(3.8%)远远低于当年潜在经济增长率(9.7%),差额达5.9个百分点,这说明199年经济处于萧条阶段,即当时的市场疲软。1991年,中国经济全面回升,实际经济增长率迅速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这说明1991年经济处于复苏阶段。1992年,实际GDP增长率远远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差额达4.5个百分点,这时经济处于繁荣阶段。1993年开始,实际GOP增长率不断趋向下降,1993-1995年,每年的实际GDP增长率不断靠近潜在经济增长率,产出缺口的绝对值不断趋向零,表明繁荣不断走向衰退。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又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经济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GDP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2年,产出缺口缩小,但依然是正值,这表明,萧条或衰退程度有所缓和,经济正在走出波谷,走向复苏和回升。

(二)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分析

周期的四个阶段还可以通过总需求-总供给(AD-- AS)模型来加以说明。AD-AS模型离不开潜在产出的概念,两者一脉相承。AD--AS图形(图象略)中, AS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长期总供给曲线 ASL与潜在产出线重合。 ASL不同于 ASs的垂直部分,ASs的垂直部分位于ASL的右边。ASL与ASs的垂直部分和陡峭部分之间的区域,即图中阴影部分,表示繁荣。ASs的完全平坦和相当平坦部分表示萧条。繁荣与萧条之间的过渡阶段是中间区域,表示衰退或复苏。

判断周期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是潜在产出线或长期总供给曲线ASL。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右边,即产出缺口是负值,经济处于扩张阶段;如果经济位于ASL的左边,即产出缺口是正值,经济处于收缩阶段。前文已述,1996年以来,产出缺口变为正值,并且不断扩大,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位于ASL左边,并且越来越远离该线,以致滑入萧条。这种转变,从 AD-AS模型来分析,是由于总需求的减少。当总需求减少时,AD左移至AD’,经济由处于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①过渡到位于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X),总需求减少主要是由于消费不足、投资不足或净出口减少所致。

1996年以来,总需求持续减少和不足。到1998年,总需求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进入2年,总需求全面回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9.3%,增幅比二季度降低.5个百分点,虽然降幅不大,但逐季下降。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8.7%,增幅比上月回落1.7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今年消费仍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力度,但不可能有更大的扩大,因为制约消费增长的因素顽固不退。这些因素主要是:(1)由于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持续缓慢。(2)下岗或失业人员继续增加,实际失业率不断上升,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很难增加。(3)消费环境、消费政策短期内很难有所改善。

2年前三季度,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仅比上半年提高.8个百分点,升势有明显减缓的迹象。11月份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和个体投资)同比仅增长6.7%,比上月大幅回落4.1个百分点,是2年以来增速最低的月份。投资领域中的主要问题还是老生常谈的民间投资,即民间投资的启动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因此,21年初,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失去动力,拉动经济的力度会减弱,刚一启动的投资很可能再次陷入收缩之中。

2年上半年对外贸易形势喜人,首次创下了半年进出口双双“超千亿”的纪录。其中外贸出口超高速增长,出口1144.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3%,各月出口增速均在3%以上。出口的高速增长与上年同期基数较低有关,也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好转、周边国家经济的恢复以及国家加大出口退税鼓励出口的内部环境。三季度,净出口由增转降,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5.4%,虽然增速仍然较高,但比二季度降低了11.9个百分点,增速回落的>！

通过对消费、投资、净出口的分析,可知2年上半年总需求确实明显回升,但三季度回升力度又趋小,四季度进一步趋缓。这表明这种回升相当乏力,很难持续,总需求不足的格局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结合AD-AS模型,这表明当前

中国经济仍然位于ASL左边。因此,当前中国经济很难说真正走出了低谷或萧条。 (三)IS-LM模型分析

尽管IS-LM模型受到批判,但仍然是理解宏观经济的首选工具。决定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乘数αG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b。在不考虑收入税率t的情况下,决定乘数大小的主要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MPC)。当前中国的IS曲线陡峭,这是由于现阶段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即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

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十分复杂,需要对企业分类分析。大体说来,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比较大。国有企业的投资对利率的弹性非常小的依据是1996年以来7次调低利率,但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国有企业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由来已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依然是旺盛的投资需求和欲望。国有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主要是由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综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可以大体认为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程度不高,即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相当小。

1998年以来,一定范围内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 (the liquidity trap)。所谓“流动性陷阱”又称“凯恩斯陷阱”,最早由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是指利率降低得很低时,货币的投机需求(the speculative demand for money)将成为无限的,这时,货币的投机需求曲线成为一条水平线,LM曲线也成为水平的。“流动性陷讲”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利率很低;(2)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无穷大。在现实生活中,这几个条件很难具备,因此“流动性陷院”从未真正出现过。就是美国3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也没有完全陷入流动性陷阱(但是LM曲线被认为是十分平缓的)。凯恩斯本人曾经声称,“流动性陷阱”的情形从未出现过。1998年以来的中国,并未真正出现流动性陷讲,但是,说我国经济已落入“流动性陷阱”的观点是有一定根据的,并非空穴来风,至少有助于宏观经济分析。199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流动性陷阱”的某些迹象,应当说是比较靠近“流动性陷讲”,因为7次下调利率,利率确实比较低了,再下调利率的空间已不大。体现在LM曲线上,LM并非水平,当前中国经济不处于“凯恩斯区域”或“萧条区域”,但是LM曲线比较平坦,比较靠近“凯恩斯区域”,位于“中间区域”与“凯恩斯区域”之间。 根据IS曲线和LM曲线斜率的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IS—LM模型形状是:IS曲线依然比较陡峭,不过高垂直尚有一定距离;LM曲线依然比较平坦。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仍然位于萧条或收缩阶段。

三、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

萨缪尔森(PaulA Samuelson)在他最新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依然宣称:总的来看,经济学家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失业率和通货膨胀(inflation),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高水平和快速的经济增长、高就业水平和低非自愿失业、价格水平稳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萨缪尔森的这个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此为参照。

(-)经济增长率

中国经济自1991年全面回升以来,一直保持超高速或高速增长率,远远高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但是,高速增长中又存在一个严重隐患:1993年以来GDP增长率持续下滑,1999年是下滑的第7个年头。按照“波谷—波谷”的周期划分方法,1991年以来的这一轮经济周期,扩张期是2年(1991-1992年),收缩期是7年(1993—1999)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仅为2/7,远低于以往历次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更远低于美国经济周期扩张与收缩的比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经济平均扩张期持续3.6个月,平均收缩期为14.4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1.58。二战后,平均扩张期持续55.3个月,收缩期大约为1.8个月,扩张与收缩的比率为5.12(陈乐一,2b)。由此可看出,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是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迅速提高。但是,9年代的中国,扩张与收缩比率却迅速下降,这无论如何不符合世界经济潮流。

二战以来美国经济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提高,尤其是1991年3月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繁荣,主要原因无疑首推高科技,即技术变革。中国近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两次繁荣(约1886-193年,1915-1931年),技术变革(相继以和电力的普遍应用为标志)起了决定性作用。经典研究认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技术变革。199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滑以及本轮周期扩张与收缩比率的迅速下降,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缺乏经济增长源泉——技术变革的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重在量的扩张,技术水平低,轻技术创新,靠资金大投入支撑。支撑9年代前半期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的超高速增长。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达到44.4%,1993年更高达61.8%。但是,1994年迅速降至3.4%,此后“一厥不振”,持续出现投资不足。靠大投入推动的经济高速增长一旦失去投资的支撑,其增长速度就会逐渐乃至持续下滑。因此,9年代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之高令世人瞩目,但增长质量和效率却令人忧虑。

2年上半年,GDP增长率跃升至8.2%,扭转连年来的下滑趋势,人们不禁为之一振。但是,三季度经济回升力度又明显减弱,当季GDP增长率为8.2%,并没有在二季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第四季度GDP增长率降至8.%。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份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产出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GD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鉴于此。我们必须寻找对其他变量的分析。

(二)失业率

失业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术语,乍一看,人人都懂,但是仔细想来,失业的内涵很难把据。西方学者对失业的种种定义,基本大同小异。综合比较这些定义,可以发现失业涵义的几个要素是:失业人员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

未被雇用但正在主动寻找工作。第三个要素是失业定义的重要条件,这样就排除了非自愿失业。尽管如此,失业统计中还是存在种种问题,政府公布的失业统计数据往往偏离实际。西方学者对失业成因的解释是:在每一工资水平上劳动需求量降低时工资并不相应地降低(Joseph E.Stiglitz,1993)。因此,失业可以归结为两个问题:一是工资调整的失灵,即为什么工资不降低;二是为什么劳动需求曲线往左

移动。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失业的这两个成因考虑的是短期因素,但是就长期来说,还存在另一个可能的成因:劳动供给量增加,即劳动供给曲线Ns向右移动。 我国劳动力市场非均衡的典型形式是失业,但是,我国失业统计相当混乱。失业与下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似乎至今不清楚,或者讳莫如深。“下岗”的含义是:职工离开原工作单位,但其劳动关系仍保留在原单位。照此定义,下岗是否就是失业?笔者认为,下岗就是失业,并且是失业的一种典型形式,因为下岗完全符合西方学者对失业定义的三个要素。下岗职工一般都在劳动年龄内,肯定具有劳动能力,已失去工作但正十分渴望得到一份新工作或回到原有单位。如此看来,下岗岂非失业?只是失业包括的范围更广,城镇隐性失业者和农村失业者不是下岗职工,但都应属于失业人员。

1979年以来,我国出现了三次失业高峰。第一次是在1979年,第二次在1989年,第三次从1995年开始,现在正处于第三次高峰时期。这次失业高峰的群体以中年人居多,并且集中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身上。真实失业率到底是多高,一直没有准确的数据。官方公布的失业率是3%左右,照这个数据,我国失业率很低,根本不存在所谓失业高峰。在西方国家,3%的失业率还低于自然失业率。但是,官方的3%仅仅是城镇登记的失业率,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城镇隐性的失业者、农村失业者都没有计算在内,试想如此官方失业率不知有何实际意义?在分析中,我们自然不能以官方公布的 3%作为我国真实失业率,真实失业率会远远高于3%。21年以来,下岗或失业人员还在继续不断增加。

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从长期因素来看,是人口总量过多,这是当时的人口政策造成的。人口总量过多自然导致劳动力总数(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过多。从短期因素来看,失业高峰是由于劳动力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总的说来,失业是由于劳动供给量远远超过劳动需求量,工资又不能灵活调整劳动供求(工资刚性)。

劳动需求量减少,劳动需求曲线左移,主要原因是产量下降,即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产量增加时,就业量也趋于上升;反之,就业量趋于下降。奥肯定律(Okun’s law)表述的就是产量水平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凯恩斯也认为,就业量和工资不是在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而是由产品市场上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决定的。凯恩斯的意思就是说,决定就业水平高低的是产量水平。就实证分析来说,产量水平与失业率确实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下岗和失业人数的增加,劳动需求量减少,表明经济增长缓慢,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处于衰退或萧条阶段。

(三)价格指数。

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物价波动是经济周期被动的主要现象之一,有些西方学者干脆就用物价变动来描述宏观经济景气变动。在我国,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价格指数越来越灵敏地反映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并且日益成为观察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的“晴雨表”。具体来说,价格指数最能判断经济周期的四个阶段。

前文所述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降低。即减速的物价上涨,甚至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这时经济滑入萧条阶段;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出潜在经济增长率很多时,价格指数上涨率攀升,即加速的物价上涨,出现通货膨胀,这时经济步入繁荣阶段,因此,物价上涨速度的加速或减速是判断周期不同阶段十分重要的参数。与此相对应,在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中,潜在产出线右上方的繁荣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高;潜在产出线左下方的萧条阶段,价格指数一般比较低。总需求曲线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减少,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降低;相反,AD’向AD移动过程中,产量不断增加,同时伴随价格指数上涨率不断攀升。

1997年1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1998、1999年两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从月度数据看,1999年全年各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与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上年相比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到4、5月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分别下降3.5%和2.2%,是1997年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月份。此后,各月同比价格的降幅开始稳步回落。生产资料价格自1996年4月以来,一直持续下降。1999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 4. 8%。1999年下半年,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幅度呈缩小趋势。

2年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并且呈现波动的特征。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7%,是1998年4月以来连续22个月负增长后首次正增长,3月份、4月份又下跌,5月又开始持续略有上涨,但是8、9月份的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2和、3个百分点。1月份与上月持平,11月份同比上涨1.3%,环比略涨.7%。2年上半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同比下降1.9%。三季度的商品零售价格同比下降1.3个百分点,降幅比二季度缩小.6个百分点,但8、9月份的降幅又有所扩大。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去年以来逐月回升,3月份实现正增长,4、5、6月份继续上扬。1-6月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9%。三季度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4.8%,涨幅比二季度增大2.5个百分点,其中8月份同比上涨5.1%,9月份上涨5.8%。

从走势上看,生产资料价格回升力度明显较大,但是,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的回升力度较弱,尤其是最近几个月,基本上是保持稳定。生产资料价格的逐月回升,是由于原油价格的大幅上涨及其连带效应,是成本推动型,而非商品供求关系的改变。总之,价格总水平至今还在低位运行,通货紧缩依然存在。承前文所述,这时,实际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至多只是出现了复苏和回升的迹象,并没有稳定走向复苏和扩张。

四、小结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分析,几种工具中最有价值的是产出缺口理论。1996年,实际GDP增长率开始低于潜在增长率,产出缺口变为正数,这是9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表明中国经济已经明显出现衰退或危机。1997年以来,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1999年达2个百分点以上,表明产出缺口不断扩大,衰退日益严重,以致出现萧条,陷入波谷。因此,1999年中国经济处于波谷之中。几个重要变量的分析,最有意义的是价格指数。价格指数与潜在经济增长率相结合,进一步证实了1999年中国经济已跌入波谷。AD-AS模型、IS—LM模型以及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也为1999年中国经济滑入波谷或萧条阶段提供了佐证。

第7篇

[关键词]国债收益率；宏观经济；主成分分析；通货膨胀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2-0084-04

一、引 言

2011年4月我国CPI同比上涨5.3%，食品价格上涨11.5%。根据美联储编制的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指数变化，2009年美元汇率贬8.5%，同时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全球储备结构数据，非美元储备资产占到近四成，2009年美元资产相对美元升值导致以美元计值的外汇储备余额增加。采用市场上常用的巴克莱全球债券综合指数收益率，2005年～2009年的年均收益率为4.8%。今年以来央行连续出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政策，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压力未减，货币政策“偏紧”，新股融资也相对密集，股票市场难以寻找良好的系统性投资机会。在这样的宏观经济紧缩背景下，债券市场尤其受到关注。通货膨胀和紧缩政策对债券市场产生什么影响？在加息周期中，债券的收益率是否受到影响？

学者们已经对影响债券收益率的因素进行了一些研究，如王一鸣和李剑峰[1]将宏观经济变量对收益率曲线的几个特征有如何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宏观经济变量更多的是对整个收益率曲线的位置有影响。谢海玉[2]发现受经济周期和通货膨胀溢价要求的影响，超长期债券的利率敏感性应弱于短期债券。蔡跃明和平新乔[3]分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的新型债券的相关性。王海灵和阚丽萍[4]分析了我国宏观经济因素对债券收益率的影响。庄哗[5]分析了宏观经济信息对中国债券市场收益率结构的影响。白丽健[6]研究了近代中国债券市场价格变动的成因。

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分析宏观因素对政府债券收益的影响。债券收益来自三个方面，债券的利息收益、资本利得和再投资收益。而到期收益率既考虑了利息收益，也考虑了资本损益和再投资收益。

宏观经济分析可以通过一系列经济指标的计算、分析和对比来进行。选取了8个常用的经济指标：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消费者信心指数（CCI）、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M1、汇率、利率、通货膨

胀率。

主成分分析在分析宏观经济对国债收益率的影响方面有其独特的优点。在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往往会涉及众多有关的变量。但是，变量太多不但会增加计算的复杂性，而且也给合理地分析问题和解释问题带来困难。一般来说，虽然每个变量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但其重要性有所不同，而在很多情况下，变量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从而使得这些变量所提供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重叠。因而人们希望对这些变量加以“改造”，用为数较少的互不相关的新变量来反映原来变量所提供的绝大部分信息，通过对新变量的分析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主成分分析便是在这种降维的思想下产生的处理高维数据的方法。

二、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

国债0213是财政部2002年发行的记账式（十三期）国债，期限是15年。由于该国债的剩余期限较长，其属于长期国债。而宏观经济增长对长期国债收益率的影响比较大。因此，本文研究宏观经济对国债0213到期收益率的影响。

一般来说，研究的区间长度越长越好，宏观经济中的某些因素对债券的收益影响大小越准确。但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可供研究的时间区间长度有限。因此国债季度期的到期收益率时间段为2004年6月至2010年12月，对应的宏观经济指标也是季度数据。

（二）宏观经济指标分析

分析用因子分析的可能性。通过使用SPSS软件分析，由表1可知KMO检验统计量值为0.656，说明进行因子分析的效果尚可，比较适宜做因子分析；Bartlett's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概率为

0.000

1. 确定提取因子数量

在确定可以用因子分析法后，确定因子的数量和方差解释，如下图所示。

下面利用方差解释表2提取主成分因子。提取的原则是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和特征根。

分析表2可知：第一个因子的贡献率为54.397%，第二个因子的贡献率为28.238%，前两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2.636%，说明提取前两个主成分可以解释原有变量82.636%的信息；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为4.352，第二个因子的特征根是2.259，其余因子的特征根均小于1，因此，选择提取前两个主成分。

2. 主成分表达式

再利用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和因子得分系数矩阵确定主成分变量。

由表3和表4得，主成分一为变量x3、x4、x5、x6、x7的线性组合，主成分二为变量x1、x2、x8的线性组合。用SA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各因子的特征向量，据此可以写出由标准化变量所表达的主成分的关系式为：

由表5可知，成分1和成分2不相关，因此，可以分别研究每个成分的影响因素，而不考虑二者之间的相关因素。

3. 因子解释

Z1是反映消费者信心指数（CCI）、国内生产总值（GDP）、货币供应量M1、汇率、利率的综合指标。其中货币供应量M1、汇率、利率都是中央银行宏观经济调控的货币工具。CCI反映消费者信心强弱，综合反映并量化消费者对当前经济形势评价和对经济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预期以及消费心理状态的主观感受，可以一定程度上衡量消费者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反应。而GDP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反应结果，反映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表现。综上所述，将Z1定义为宏观调控影响综合指标。

Z2是反映PPI、CPI和通货膨胀率的综合指标。PPI、CPI和通货膨胀率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定时期内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决定消费者花费多少来购买商品和服务，左右着商业经营的成本，极大地破坏着个人或企业的投资，影响着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对通货膨胀的分析有助于设立劳动合同和制定政府的财政政策。综上所述，将Z2定义是通货膨胀影响综合指标。

（三）线性回归分析

根据以上主成分关系式将8个宏观经济变量降低为两个综合指标变量，即宏观调控影响综合指标Z1、通货膨胀影响综合指标Z2。用Stepwise方法分别对国债0213的到期收益做线性回归分析。

分别绘制国债与主成分Z1和Z2的散点图（见图2、图3）。

通过观察图2和图3中的散点布局可以判断，国债0213的到期收益率与宏观经济综合影响指标Z1，通货膨胀影响综合指标Z2都有一定的线性关系。

下面我们用逐步回归方法对国债0213的到期收益率和Z1、Z2两个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表6所示：

由表6结果可以知道，国债0213的到期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影响综合指标Z2线性回归的负相关系数是0.62073，拟合优度为0.307。

通过表7结果可知，国债0213的到期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影响综合指标Z2线性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概率为0.04，在显著性水平α=0.05上该模型显著。

由表8结果知道，国债0213的到期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影响综合指标Z2线性回归的模型为：y1=0.554Z2，其中Z2的显著性概率为0.04。因此，国债0213的到期收益率与通货膨胀影响综合指标正相关。

近年来，由于经济过热，物价不断上涨，通货膨胀也越来越严重。而当期的通货膨胀率对同期的国债收益率影响较大，国债0213虽是长期国债，由于通货膨胀率持续上涨，通货膨胀的期限较长，其到期收益率也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在所得到的计量经济模型中，国债0213的到期收益率又受通货膨胀影响综合指标的影响，且影响果显著。

第8篇

案例分析教学法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案例分析教学法通过引入大量的案例改变传统课堂上“教师为主”的做法鼓励学生积极思考积极发言进而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今社会更加重视人才的创新实践能力，高校教师更应该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才能为社会培养真正合格的应用型人才。第三，案例分析教学法能有效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教师在提供具有契合基础理论的典型案例后鼓励学生们独立思考并形成自己的想法进而引导学生将自己的想法形成文字，以案例分析报告或者是以小论文的方式展示出来改变传统课堂上“填鸭式”的做法掌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二、案例分析法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案例分析教学法要取得显著成效，必须遵循一套科学程序进行规范操作。下面我们以经济管理专业为例，阐述案例分析教学法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①提前充分准备案例。在授课之前教师必须全面详细了解案例及其所要阐释的基本理论并就一系列相关问题进行充分考虑，比如何时导入基本理论和怎样导入基本理论弓l入该案例可能会产生什么教学效果巩亥案例提出了哪些关键性问题?用什么思路去解决这些问题?经管类专业学生可能会提出哪些问题?最终形成的结果与答案是什么?等等2周提前组织学生准备。教师首先根据经管类专业学生的情况进行分组厂般以同宿舍6人为一个团队，由宿舍长负责召集和工作分解内部与协调。然后介绍案例的主要内容并发给案例材料，要求学生课前仔细阅读熟悉材料，并对本小组讨论、分析、提问等内容形成文字写出初步的案例分析报告。

②案例初步分析。经过认真阅读和理解，经管类专业学生把自己分析的问题、观点及其理由形成初步案例分析报告，带着思考带着问题进课堂。教师针对某一专题进行理论讲解并引入具体案例进行案例初步分析理论联系实际加深学生对教学重点与难点的理解和把握。

③组织学生课堂讨论。教师在进行基础理论讲解和案例初步分析后，经管类专业学生结合本小组的案例分析报告在教师的指导下确定主题就若干问题进行思考讨论，或者课堂全体讨论威者推举主发言人其他同学做补充;或者采用更灵活的形式如安排学生充当不同的角色通过“小品式”演示、讨论来加深对基础理论的理解。在案例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要工作是在案例讨论前积极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由讨论、民主发言的氛围不宜过多干预讨论过程，只在必要时作启发性的诱导和提示。也就是说，案例教学过程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掌生在限定的主题范围内从真思考并积极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对案例进行多角度的讨论与探索从而启发学生思维焙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4]。案例讨论与点评。当讨论进行到一定程度后教师应针对案例及时进行分析和讲解毓理思维过程，比较各小组的表现并进行适当点评。指出讨论是否热烈、踊跃，问题是否分析透彻、深入等等为学生课后进一步完成案例分析报告指明改进方向。

④经验总结与推广。课程结束后教师应及时对案例教学的情况和取得的效果进行总结，发现不足之处并进行改进，进一步更新和完善案例。通过认真总结经验循序渐进、不断完善使案例分析法逐渐成为经管类专业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一种相对稳定的教学方法。

三、案例分析法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实施应注意的问题

要真正发挥案例分析法在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作用，须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案例要密切联系现实经济问题。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理论与社会热点的结合理论与现实经济的相结合。学生学习起来才不会感觉枯燥，而是和现实密切联系的，由此逐渐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在讲授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时河以结合地下经济、灰色经济等来介绍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方法的局限在讲授宏观经济政策时，可以结合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实际运行情况，引导学生思考在不同经济形势下应相机采取何种宏观经济政策。在讨论投资乘数发生作用的条件时，可以引入国内外的边际消费倾向并进行对比分析。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加的消费在增加的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是因为收入增加比较小，而发达国家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小是因为增加的收入比较多，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根据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并不能够说明投资乘数发挥作用的大小。通过引入诸如此类的案例，不仅可以拓展学生思维用所学经济理论分析现实经济问题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就是说，课堂中所引入的案例一定要具有时代性是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厂些过时的陈旧案例容易使学生产生老调重弹的感觉，无法提起学生学习的兴趣。第二教师要提前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犷‘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裸余时间教师要多关注新闻报道、热点话题、经济学专著等素材能够根据这些素材选取出契合相应理论的典型案例。这要求教师对现实生活有着较深刻的理解积累大量案例在课堂上能信手拈来。如“中国多次降息对居民储蓄及投资的影响”、“人民币应该升值吗”、“我国现阶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等案例不仅要与课堂的授课内容契合更要能吸引学生的兴趣与关注。其次，教师提前应反复审阅案例，对案例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案例本身可能并没有标准答案但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首先要有一桶水。教师只有自己先将问题吃透才能够达到引导学生、启发学生的目的。另外教师在课下要与学生进行积极的沟通做好案例教学的反馈总结工作。第三注重理论与案例的结合与促进。案例分析法作为宏观经济学理论教学的辅助方法二者相互结合相互促进，才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理论教学是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学生在对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掌握重点和难点内容达到大纲要求的教学目的;学生通过案例教学加深对理论知识内容的理解，并培养和提高自己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或许学生对案例教学的兴趣大于纯粹的理论教学但宏观经济学教学不能像M日A教学那样以案例教学为主教师不能只重视案例教学而忽视理论教学应当注重案例教学和理论教学的结合与促进。

四、案例分析法的实施应用效果

第9篇

多元统计分析作为经典统计学发展中的重要分支,对社会宏观经济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影响国民经济总体及其经济活动的状态。本文主要通过阐述多元经济分析方法的主要内容,探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状况。

关键词:

多元统计分析;宏观经济;应用探讨

统计学是一门收集、整理、归纳、描述、分析数据的学科。多元统计学作为经典统计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遵循了继承、发展的原则,在掌握统计学基本统计原理的同时,创造更多统计分析方法,使多元统计学合理应用到社会宏观经济的管理中,改善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一、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的主要内容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统计学在应用数学知识的基础上,逐渐与计算机技术相融合,利用计算机快速、有效的应用能力,将统计学所涉及的领域扩大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多元统计分析作为一种综合的分析方法,拥有多种统计分析的方式。其中主要包括了判别分析、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对应分析、因子分析等统计分析的方式。判别分析,是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主要分析方式。将多个不同的样本构造成为一个特别的函数,根据与样本相关联的量变的变化,判别分析出想要知道的未知函数属于哪一个所提供的样本。这种通过判断的方式寻找问题答案的分析过程就是判别分析。判别分析在社会中应用广泛,它涉及了医学、气象、图像识别等多种领域,用判别数据的方式促进社会的发展。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归纳、整理、避免重复的分析方式。为了简化复杂的数据,将多个可变量综合整理为一个整体,应用新组合的无关变量群体替换原有的相关变量的群体,经过层层组合,将多个可变量因素归纳成为少数的主成分群体,通过少数群体所凸显的主要问题分析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解决因多个相关变量互相干扰所带来的困扰。主成分分析适合解决综合性问题,将多个可变量数据组合成为一个综合的变量,逐层递减,逐渐减少可变量的数据,最终实现解决复杂问题的愿望。聚类分析,是一种较为直观的分析方式,根据它的名字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是一种将同类属性的可变量因素综合在一起的统计分析方式,将相同类别、相同性质,可以互相关联的因素,合理的归纳在一起,这就是相互整合的聚类分析。聚类分析作为多元统计分析方式中的一种,应用图表合理的展示所要分析的数据,相比较经典统计学而言,聚类分析更为直观、具体。

二、多元统计分析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实例

(一)判别分析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判别分析,作为一种判断式的分析方式,在宏观经济中应用广泛。在医学领域、气象预报中,判别分析是一种主要的数据统计分析方式。1、判别分析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案例判别分析对于医学领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下面将针对呼吸内科的应用案例,对判别分析的实际应用进行合理的解释。如果一个人的肺部产生阴影,那么可能产生的原因是肺癌、肺结核、乙肝、或者是肺气肿。在不知道具体患有什么病症的前提下,通过应用判别分析的分析方式,将多种可能含有的症状综合整理成为一个函数,然后通过患病者的患病状况,研究患病者是否含有咳嗽、咳血、发烧、体重减轻等症状,将患病者的患病状况视为一种可变的因变量,通过对因变量的统计分析,研究患病者患有哪一种肺部的疾病。通过这种判别式的数据统计分析方式,可以合理的分析出患病者属于哪一类的病症结果,通过对于因变量的分析,将患者想要了解的未知问题对应的寻找已知的答案,为医护人员以及病症患者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这种判别分析的方式,可以提高医护人员解决病症患者医疗问题的速度,为医疗事业提供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案,使真正患有疾病的人员可以在最佳的治疗时间进行医治,以延长患者的生命,再次用宝贵的生命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使仅仅患有肺气肿的人员,可以以最快的时间排除自己可能患有癌症或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为患者以及患者家人带来一份安心。判别分析对于医疗事业的影响深远,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判别分析可以提高医疗诊断的效率,用最快的时间诊断出患者的病情,为医疗患者提供最佳的治疗时间,促进中国医疗事业的发展。2、判别分析在气象预报领域的应用案例在气象事业中,可以通过提供多种可知的样本,例如阴天、雨天、晴天、多云、雾霾天等多种可能出现的天气样本,将多种天气汇集成的样本制作成为一个总体的函数,根据气象台所侦察到的多种数据进行合理有效的分析,对应的放置在已经知道的样本中,选择最适合的样本作为想要了解的未知函数,在判别分析的判定下,我们可以将所有的天气状态进行整理,根据气象观测中显示的风力情况,云层厚度等所有可变因素,预判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为未来生活的出行条件提供便利的因素。判别分析对于日常生活的影响十分的深远,它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态,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二)聚类分析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聚类分析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范围也是十分的广泛的,在社会生活的多种领域中都存在聚类分析的统计分析方式。聚类分析,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直接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它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变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灾害的预报,聚类分析也同样产生重要的作用,在预报洪水、地震、暴雨等自然灾害中,聚类分析的效果要比其他的统计分析效果好很多。作为多元统计分析方式中的一种统计方式,相对于其他的统计数据分析而言,聚类分析可以通过图表的展示,更为直观、明朗的呈现数据的变化过程。1、聚类分析对于城市居民生活状态的分析应用案例对于我国各个省份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状况,可以根据聚类分析的方式进行整理、归纳、分析。通过聚类分析的方式,可以首先将中国各个省份的城市居民生活状态绘制成为一个图标,将省份的名称以及城市居民的住房建筑物投资、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城市就业人数等多种与城市居民经济水平相关联的可变量数据显示在图标中。可变量数据经过整理后,再次简化数据,将数据进行标准化的处理,使数据的图表呈现方式更加直观。经过合理整理后,用聚类分析的统计分析方式,将相关联的样本进行分类,将中国各个省份分成不同的类别。通过聚类分析的方式,可以直观、清楚的将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图表的方式呈现出来,方便国家在宏观经济中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进行宏观调控,使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可以得以改善、提高。宏观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及经济运营状态,国家对于宏观经济的掌控及其调整,直接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多元统计分析作为一种统计、分析数据的方式,可以根据过去原有的陈旧数据,进行归纳、整理、分析,从现有的数据中,分析未来数据的变化过程,通过对于数据的掌握情况,可以改善社会中多种领域范围的发展状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由经典统计分析分支出来的多元统计分析方式也在不断的改善、提高。经过时间与实践的探索,多元统计分析衍生出主成分分析方式、聚类分析方式、判别分析方式、对应分析方式等多种分析方式,这些统计分析方式涉及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在宏观经济的应用中影响着社会中医学、科技、农业、电子科技等行业的发展状况,对社会的总体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精确的数据分析,多元统计分析方式满足社会发展中的多种发展需求,促进社会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提升。

参考文献:

[1]朱小梅.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应用[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20):5-6

[2]刘君一.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运用[J].时代金融(中旬),2015,(7):168

第10篇

关键字：宏观经济；离婚率；影响；非参数统计方法

一、引言

近几年来，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大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下的经济大发展,使得以婚姻为纽带联接起来的家庭关系承受越来越大的冲击。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可避免的社会贫富分化和社会分层所带来的生活压力严重制约了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建立；而另一方面，现代人对婚姻生活品质期望提高，许多人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又重新着眼于较高的精神追求，开始不满现实的"凑合婚姻"而提出离婚。离婚率逐年上升，给婚姻家庭生活蒙上一层阴影。

二、离婚问题研究现状

在国内，由于数据的缺失以及影响离婚率的因素不好量化，目前关于离婚率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文字叙述阶段，很少进行实证分析。进行实证分析的学者中大多数只就GDP对离婚率的影响进行一元回归，说明了经济的发展对离婚率有负面影响，方法比较单一；而另一些学者虽然尽量细分了经济的各个方面，但由于中国数据缺乏的问题只能采取截面数据进行研究，因此不能反映离婚状况的逐年趋势与经济发展趋势的关联性。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收集及处理

通过《中国统计年鉴》查询2001-2008年各省的离婚对数、期末人口数，并计算年平均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期末人口数）÷2；粗离婚率 =当年离婚对数÷年平均人口数；平均离婚率 为2001-2008年各省的离婚率的算术平均数。

（二）分析

从横截面来看，将我国31个省按经济区域划分[1]， 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带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西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2个省、自治区。其中经济发展程度由高到低为：东部>中部>西部。按照随机原则，在东部抽取8个省，分别为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中部抽取7个省，分别为：山西、吉林、安徽、黑龙江、河南、湖北、湖南；西部抽取8个省，分别为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广西。通过非参数统计分析[2]的kruskal-wallis检验方法，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省级之间离婚水平的是否存在差别进行检验，原假设为东部、中部、西部的离婚率无差异，备择假设为东部、中部、西部的离婚率存在差异，采用的数据为2001-2008年各省平均粗离婚率，以此消除偶然误差。

通过minitab软件，得出Kruskal-Wallis 检验结果，已对结调正的H值为4.65，P值为0.098。在10%的显著水平下，P中部>西部，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从时间序列来看，用非参数统计的Page检验方法来检验，在2002至2008期间，随着经济不断飙升，全国各省平均离婚率的的发展趋势是否也呈上升趋势。原假设为离婚率呈不变的趋势，备择假设为离婚率呈上涨趋势。算出数据集的秩 ，得出Person相关系数为0.8，Page检验的P值远远趋近于0，小于0.05，可见拒绝原假设，认为各省平均离婚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上涨。

四 、结论

综上所述，宏观经济与离婚率正相关，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对离婚率有负面影响。随着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转型,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化进程、经济的发达、居民消费水平,使社会和家庭聚合力大为弱化,因此离婚率与经济发展趋势相一致并不奇怪。而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更大的一个变化是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逐渐提升，许多职业女性的工资高过了其丈夫，可能也会令双方关系紧张，加之工作时间的增加相对缩短了夫妻双方沟通的时间，这也可能使婚姻触礁。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于婚姻质量、感情需求和爱情期望也有所上升，以前觉得能凑合的，现在就不能容忍了，也是导致离婚率上升较快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 周红.中学地理教学[M].2003

第11篇

关键词：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展望;综述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02-0059-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02.14

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背景下，2014年宏观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全年GDP增长率在为7.4%，略低于7.5%的经济增长目标，延续了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下滑趋势。一是经济增速连续跌破下限。进入2014年，我国第2季度GDP增速跌至7.4%，第3、4季度则继续下滑至7.3%，基本打破了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区间，全年经济增速创24年新低。二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尽显疲态。2014年2月，我国出口出现了-18%下滑，之后继续维持低位震荡，全年进出口增长2.3%，其中出口增长4.9%，进口下降0.6%;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30%已经回落到15.7%，其中，扣除土地购置款的房地产投资2014年11月以来已经进入负增长;消费虽然取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力，但消费需求也保持着一个逐年下滑的态势，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回落到10.9%。三是物价水平持续走低。2014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2.0%，其中2014年9月CPI跌破2%，连续4个月运行在2%的下方，11月和12月分别为1.4%、1.5%，创下近年来的新低。四是经济发展预期有所恶化。2014年7月份以来，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51.7%的高位回落到12月的50.1%，已经靠近经济强弱的分界点50%。经济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的指数从3月就一路下滑，从3月的62.7跌至12月的48.7。在2014年宏观经济在增速回落的过程中同时表现出一些可喜的变化。一是需求结构出现新变化，消费拉动力增强;投资结构改善，民间投资开始发力。二是第三产业占比超过第二产业，经济呈现服务化态势;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提升，“中低速增长、高就业”格局初现。三是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新兴产业加速发展;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关系更趋协调。正如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与挑战，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 2015年是新常态统领中国经济工作的关键年份，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年份，这一年将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增长动力、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全方位的转型切换。一方面是中国经济之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力量在逐渐弱化，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新的常态的经济驱动力还没有强大起来，再加上美元升值、全球贸易政策变动等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增强[1]，总体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

一、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风险

（一）发展速度换档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红利、全球化红利、城镇化红利的推动下，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1978―2007年均增长率高达9.8%，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瞬间急速下滑，从2007年14.2%的高峰滑落至2013年的7.7%和2014年年均经济增速的7.4%，2008―2014年比1978―2007年低一个百分点。顺应经济增速的下滑，中央政府做出了“增长速度换档期”的判断。增长速度换档切换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反应，但是在切换的过程中也存在换档的风险，这一阶段经济增长容易陷入停滞，近期我国增长速度连续跌破7.5%的下限，出现继续探底的趋势，预计2015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滑，突破7.5%～8%的区间波动，这一风险值得警惕。

（二）发展动力置换的风险

从旧的发展方式向新常态过渡，一个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动力的转换，但转换过程如果发生动力断档，那将会给经济造成断崖式下跌的风险。当前依靠要素投入为核心的增长动力在弱化，新的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还没有培育起来;依赖投资、进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新的以消费为主的推动力还在上升;旧的支柱产业在衰退，新的战略性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但其主导性、牵引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旧的经济增长点在多年发挥作用后在削弱，新的经济增长点小荷才露尖尖角。发展动力一旦青黄不接，经济可能出现失速风险。

（三）发展体制转轨的风险

不可否认，过去多年来，在赶超型的经济模式中国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推动经济增长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这套体制的缺陷，开始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过度依赖高投资和进出口的问题更加突出，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经济增长方式。但在经济“新常态”要求下，发展驱动力要从投资、出口转移到创新上来，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经济体制转型势在必行。体制转轨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程度差异较大，从而加剧了整个宏观经济形势的波动程度，这种体制转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波动很可能使经济发展出现断层，从而影响发展速度，而2015年恰恰是这样一个关键时点。

二、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六大挑战

（一）宏观调控效用递减

2014年我国面对经济持续下滑，通过微刺激来稳定经济增长，避免了大水漫灌，但连续刺激也出现了边际刺激效应递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统计，近几年贷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2003年到2007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73个百分点;2008到2014年，人民币贷款增速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提高0.47个百分点。基于投资在稳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计算社会融资对资本形成的作用，2002年1元社会融资贡献的资本形成为2.27元，2008年下降到1.98年， 2014年进一步下降为1.68元。这意味着通过增加社会融资来扩大投资的边际成本在增加，随着增量资产产出率的上升，等量投资的GDP贡献率在下降，这些都增加了2015年经济刺激的难度。

（二）金融“融而不通”带来的融资约束

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血脉，血脉如果不通，实体经济也很难有好的表现。近年来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融而不通、结构异化、脱实入虚、企业融资成本高企等现象，对2015年经济发展不利，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金融总量增速下滑。货币增速连续下滑，2014年M2同比增长12.2%，低于中国人民银行年初13%的目标。M1的增长速度更低，2014年仅增长3.2%。M2和M1增速之差已经扩大到9个百分点，意味着货币流动性下降，表明人们消费信心降低，投资信心趋弱。贷款同比增速是2005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2014年社会融资规模为16.46万亿元，比上年下降4.8%。货币发挥作用具有时滞，2014年连续出现的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低增长将会制约2015年的经济发展。

2.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从M2与GDP之比来测算，2002-2008年货币流通速度一直保持在0.61-0.67的水平，2009年以来则连续下降，2014年已经下降到0.52，这意味着同样的GDP需要更多的货币来实现。

3.融资成本高居不下。据统计，2014年我国贷款基准利率为6%，在11月22日贷款基准利率才下调至5.6%，远远高于美国的3.25%、欧元区的2.43%、日本的1.246%和英国的0.5%，高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根据调研，现在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平均在15%左右，甚至20%。

4.货币金融资源配置出现严重问题，突出表现在金融与工业经济的背离，中小企业融资难与大企业融资便利，国有企业融资便利与非国有企业融资难。我们一直在鼓励金融资源更多向中小企业与创新型企业配置，但目前金融体制下金融资源却更多向大型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领域配置。2014年上半年在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债券市场上，国有企业和城投平台发行债券合计占比高达87.63%，而民营企业仅占5.47%。金融体系存在的这些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将对2015年的经济发展形成较强的融资约束。

（三）房地产行业新常态化后的低增长

房地产一直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由于受刚性收入约束和库存销售双重压力，房地产投资很难出现20%以上的高增长，受市场力量的自身调节，未来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进入低速增长区间，行业竞争倒逼市场出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市场力量主导的自我调整。截至2014年11月，商品住宅施工面积50.49亿，商品住宅待售面积5.72亿平米，两者合计56.21亿平米，而过去5年年均商品房销售面积9.8亿平米，即使未来没有新开工建设，消化这56亿平米的供应就需要6年左右的时间。随着保障房建设加快，住房登记制度实施、房产税等将挤出部分存量房，这都增加了潜在供应。从需求面看，我国人口拐点正在出现，20～49岁的购房人口总量在2015年将达到高峰，随后进入下降通道，城镇化速度也有所减缓，2014年城镇化率已经放缓到1.04%，国内民众对房产的投资性需求在2015年将减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地产的投资意愿也有所下降。2001―2013年13年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其中住宅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19%。201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1-11月同比增长11.9%）、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增速、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及销售额增速、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本年到位资金增速以及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等指标全面回落，预计2015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速度还将回落，房地产投资将从超高速增长逐步降落到中低速增长区间，房地产行业逐步回到理性、常态、均衡的状态，适度、中低速、可持续发展将成为房地产行业的新常态。

（四）全球价格下行将给经济增加通缩风险

从国际上看，现在主要经济体基本处于低通胀环境，有些经济体正在滑向通缩。美国2014年12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月率创下3年来最大跌幅，欧元区PPI已经从2013年7月持续17个月负增长，11月CPI下滑至0.3%。在原油价格不断下跌的情况下，欧元区通胀仍然有继续走低的可能。日本的物价虽然在安倍经济学的推动下走出通缩，但目前仍然处在一个较低的通胀水平， 2014年11月日本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2.7%，但如果扣除4月份上调消费税的影响，其CPI仅有0.7%。全球低通胀环境通过国际贸易影响到中国的价格水平。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来看，近期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连带铜、铝、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于大宗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中国来讲，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使得中上游部门的通缩愈演愈烈，2014年全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下降1.9%，12月份同比下降3.3%，价格下跌将传导到下游消费品领域。展望2015年，有几个因素会对价格走势形成负面影响，增加通缩风险。一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带来的输入性通缩风险，2014年下半年以来石油价格暴跌将通过中上游部门向下游部门传导，这种传导效应将在2015年上半年出现;二是PPI连续负增长传导到消费品价格领域导致CPI继续走低;三是在美元升值背景下，人民币兑美元价格稳定导致人民币贸易指数持续上升，货币升值带来输入性价格下跌风险。在我国债务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通缩将使债务人处于一个更加艰难的环境，2015年要防止生产和价格、通缩和债务的恶性循环。

（五）就业出现阶段性萎缩

充分就业是各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把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下限联系起来，提出稳增长是为了保就业。近几年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持续下滑，但是就业展现出很好的态势，从2009―2014年，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在1000万人以上，但有数据表明就业市场上的岗位需求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从2012年以来，各年度第三季度的招聘人数在持续下降，2012年为461万，2013年448万，2014年为420万。2014年度相对招聘指数（报告期需求人数/往年同期需求人数的平均值×100）为101，处于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特别是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说明当前人力资源市场用工需求增长趋势在减弱。由于制造业升级和工业4.0等的冲击，未来制造业可能会转移出大量的就业人口，这部分人口可能会对我国就业形成巨大的压力。这意味着2015年我国将从原来第二、第三产业共同吸纳第一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转变为第三产业单独吸纳第一、第二产业对外转移就业人口，压力之大值得关注。

（六）企业“三座大山”的压力持续发酵

当前国内企业由于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的三重压力。首先，产能过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当前经济面对的突出矛盾。发改委披露2013年上半年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8%，随着经济增速逐阶下滑，产能利用率预计也会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针对当前需求，2014年我们有20%以上的产能过剩。其次，成本过高则在近几年一直威胁企业的利润。2014年1-10月，规模以上企业成本从年初85.18/百元增加到86.02/百元，这将意味着大多数企业认为未来6个月的成本与去年同期相比会上升。产能过剩导致企业价格竞争，收入减少;成本过高导致企业支出增加;一增一减之间企业利润减少，盈利能力下降，投资收益率也随之下降。第三，债务过重也成为当前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债务过重一方面表现在企业负债水平高，企业债务规模迅速扩大，杠杆率就会快速上升，据统计2012年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 2013年进一步增至109.6%，这一数值远高于德国的49%、美国的72%、日本的99%，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和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经济增速下滑，导致2012―2014年企业的杠杆率再度上升[2]。债务过重另一方面表现为债务成本高，从我们调研中发现，由于过高的融资成本，国内有很多民营企业陷入了债务黑洞和债务链条，形成了新时期的三角债。

三、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展望：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

面临宏观经济的三大风险和六大挑战，我们对2015年的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2015年稳增长的压力将更大。同时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央提出要“再接再厉、趁热打铁、乘势而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面临考验[3]。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我们认为2015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如何实现稳增长与促改革、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其政策要点在于两方面：一方面短期内通过稳增长为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打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另一方面长期内围绕促进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激发企业活力。

（一）服务改革这一主题稳定经济增长

当前不仅要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更要从改革的角度来看待稳增长，稳增长要致力于为重大改革和结构调整创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当前经济增长跌破底线的风险越来越大，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防止经济跌破底线和陷入通缩。

1.实施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近些年，我国一直秉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每年在稳健的总基调下有所差异。我们建议2015年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采用更加灵活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除了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的流动性。总理在达沃斯表示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不会大水漫灌，建议央行适当增加反周期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常规的货币政策仍然有空间的情况下，注重预调、微调，更好的实行定向调控。

2.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一是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激发企业活力。营业税改增值税自2013年在全国推广以来，2014年铁路运输、邮政电信业纳入， 2015年，营改增将改革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领域，在企业困难加大的背景下，政府可以适时启动结构性减税，增加企业利润，帮助企业渡过困难时期。二是扩大公共支出，初步构建福利社会基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通过减少政府和国有企业的盈余，每增加1%的财政支出，并平均用于教育、健康和养老，将使消费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1.2%。2015年实施更加积极、有力度的财政政策，加大对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驱动方向的政府性投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出，织好社会政策的托底网。将以公共支出的适度增加促进引导合理消费的制度建设。三是创新投融资方式，积极推进公私合营（PPP）平台。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9年，欧盟近1400个项目是通过PPP实现的，价值2600亿欧元。2015年我国新预算法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套上预算监管的“紧箍咒”，未来地方财政资金能够用于基础设施的部分不会有太大的增加，依据PPP模式，以政府出资和公共资源为依托，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鼓励更多的公私合作平台项目，使民间资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在市场原则下互利合作，不仅可以解决建设资金问题，还可以改善国家治理体系，增强社会凝聚力。四是适度利用地方债，有序化解债务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高度关注风险发生发展趋势，按照严控增量、区别对待、分类施策、逐步化解的原则，有序加以化解”。目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虽总体可控，但大多数债务未纳入预算管理，脱离中央和同级人大监督，局部存风险隐患。新预算法第35条和第94条，从举债主体、用途、规模、方式、监督制约机制和法律责任等多方面做了规定，从法律上解决了地方政府债务怎么借、怎么管、怎么还等问题。如何防范地方债务风险是2015年财税改革的重点，要进一步健全债务扎口管理机制，严控新增债务。继续扩大自发自还试点省份范围，启动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定价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举债的市场化约束，维护投资者权益和市场信心。

（二）围绕发展这一根本推进重大改革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2015年应尽快推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各项改革，推进更好发挥各类企业积极性的改革，推进资本、土地、技术、劳动力等各项经济增长要素相关的改革，使各项要素、各个主体能够释放新的活力来推动我国在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仍能保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

1.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降低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按照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抓住现在低通胀的时机，尽快推进水、电、气、油等价格改革，把凡是能由市场定价的都交给市场;强化政府市场监管职能，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消除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的各项地方规定，建立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

2.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当前对地方财政的改革将使地方政府渐次退出经济建设领域，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主力军的作用将更加突出，为此必须通过改革培育一个自主经营、公平竞争、结构合理的企业体系。通过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尽快制定中央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明确国有企业功能定位，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分类施策，提高企业市场化、国际化水平。

3.加快金融体制改革。要更好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此要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等金融价格改革，通过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利率市场化创造良好条件;推进金融机构改革，适当增加金融机构主体，促进金融机构间的有效竞争，以竞争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加快资本市场发展，创新资本市场融资工具，加快推进注册制改革，鼓励企业更多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要在金融领域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此要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加强对金融服务薄弱领域的金融覆盖，发展普惠金融。加快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为中国资本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创造条件，为此要提升对外投资便利性，建立支持企业走出去的金融服务体系。

4.加快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土地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多重角色，既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又是工商业发展落地的载体，还是部分人群的资产，也是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因此，要按照土地不同的角色和职能进行分类设计。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建立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通过市场配置土地使用权，鼓励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降低经济发展中的土地成本。探索试点农村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多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增加农民财产。

5.加快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创新的主体是人才，要完善职务发明、技术入股等相关规定，让创新人才在创新中得到应有的回报。创新的主力军是企业，要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使企业创新得到最大化利益;完善财税、金融、贸易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创新。其次是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使创新真正面对市场，面对经济发展主战场。深化科研院所改革，能放则放，能推向市场的就推向市场。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来形成企业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公开透明的技术交易市场，让技术走向市场，同时也让市场来引导技术创新。

（三）抓住企业这一关键激发其发展动力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当前国内大量企业因产能过剩、成本过高、债务过重而喘不过气来，很多企业既没有生产动力，更没有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帮助企业消减三座大山的压力，激发企业活力乃当前稳定经济增长甚至为未来保存增长活力的当务之急。

1.打通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消化企业产能。过剩产能的消化一方面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市场需求的扩大来消化。从市场需求看，一方面可加大力度开发国际市场需求，就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关产业链而言，目前仅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的缺口就达到8万亿美元，通过建立可行的融资方案，这些潜在需求可以转化为现实需求，从而为我国相关产业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深挖国内市场潜能，减少区域市场壁垒，通过打造无障碍的统一国内市场来消化过剩产能。

2.依法推进企业破产清算，消融企业债务链条。根据我们在地方的调研，很多债务链的形成并扩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该破产的企业没有破产，导致其债务雪球越滚越大，形成了数量众多的僵尸企业。僵尸企业的存在拖垮了债务企业，也拖垮了债权企业，不如迅速破产清算掉，这样债务企业的企业家也能轻装上阵，重新出发，而债权企业也能够拿回部分债权资金，结算自己的债务。

3.以“少取”、“减负”激发企业活力。在此关头，我们认为政府应当承担起责任，从现实来看，政府对企业的支持基本思路是 “多予少取”。多予，意指给资金、给项目、给行业准入、给补贴;少取则是实施结构性减税，减少企业负担。

2015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在中央提出“新常态”的判断后，我国将不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预计2015年我国在设定经济发展目标时，将进一步淡化经济增长速度，换之以弹性目标和发展区间进行管理，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调控手段予以应对。面对经济增速下滑，中央将坚持不进行大规模刺激，而是采取预调、微调等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予以应对。这种变化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发展效率，实现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从而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参考文献：

[1]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4）.

第12篇

一、政府采购特殊性质

了解政府采购特殊性质,是发挥其宏观调控职能的基础,从政府采购的概念中,可以归纳出它的以下三个特性:

1.与一般采购活动相比,政府采购最根本特点在于其特殊的采购主体——政府。由此决定了政府采购必然要体现政府偏好,实现政府职能,并与其它政府政策相互配合。这是政府采购发挥宏观经济职能的基础与前提。

2.与一般政府活动相比,政府采购中的政府,是作为市场交易中的买方。因此,政府采购必须遵循一般市场交易规则,强调公平、公开、有效竞争。政府采购既可以通过所购商品劳务来满足政府日常运行需要,也可以借助政府采购形式来支持一定产业、技术或项目的发展。市场交易的方式为政府采购发挥宏观经济职能提供了灵活、高效手段。

3.与一般财政支出相比,政府采购仅限于购买性支出,而不包括转移支付。政府采购中有一套规范性、程序化的法律制度、规则,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政府采购发挥宏观经济职能。

上述政府采购特殊性质,既为它发挥宏观经济职能提供了条件,同时也设置了不少制约因素,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以便扬长避短,正确利用政府采购中的宏观经济职能。

二、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

从各国政府采购实践看,政府采购的宏观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总需求管理、保护民族产业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

所谓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即在总需求不足时,加大政府采购;在总需求过大时,减少政府采购,以此实现政府的反周期调节政策。

这是使用较早的经济职能,但作为政府采购来说,这一职能的运用会受到下述因素制约:

1.受政府采购规模制约:一般而言,政府采购约占GDP的10%左右,占财政预算总支出的1/3左右,因此,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必须与其它政策手段配合才能凑效。

2.受政府本身职能限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采购的商品劳务,绝大多数是为满足自身日常运行之需,因此其数量、品种都是相对稳定的,难以随经济周期大幅调整,即使象基础设施那样的大型项目,也应当有一个长远的、稳定的规划,而不宜随便用作反周期工具。

3.受反周期政策本身效果制约: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非常复杂,往往既有需求方面因素,也有供给方面因素:既有数量方面原因,又有结构方面原因。象目前我国出现的经济增速下滑,就是由于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缺乏创新能力所致,如果用政府采购刺激需求就只能解决表面问题和短期问题。

综上所述,利用政府采购调节总需求,只能是政府采购次要的,派生的职能,并且只能配合其它需求管理政策使用。但政府采购对极少数重要商品的需求调节仍是有效的,如对重要原材料和粮食等少数商品就可利用政府采购来平抑市场,保证供给。

三、利用政府采购保护民族产业

许多国家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政府采购购买本国产品以实现保护民族产业目标。例如美国1933年的《购买美国产品法》,其宗旨即是保护美国工业、工人及美国资本。日本在贸易自由化之前,公开保护电信网络设备市场。可见,保护民族产业方面,政府采购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但政府采购这一职能的发挥,受到政府采购市场国际化、自由化的挑战。WTO于1996的1月1日生效的《政府采购协议》中就将国民待遇和非歧视性原则引入政府采购。该协议虽属诸边协议,申请加入WTO的国家可不必签署该协议,但是,发达国家都将《协议》与我国加入WTO其它条件绑在一起进行谈判。因此,我国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是迟早的事。其它国际经济组织如APEC、世界银行等也都有有关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规定。

面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压力,我国应采取相应对策,以期充分利用好它保护民族产业的职能。

1.尽快构建、完善我国政府采购体系。目前我国政府采购仍处于试点阶段,而各类国际经济组织开放政府采购市场的步伐正在加快。唯有尽快建立我国政府采购体系,才能首先在国内形成统一的政府采购市场,迎接政府采购市场国际化;才能发现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与劣势所在,并加以主动弥补;也只有建立起政府采购体系,才能规范政府购买行为,改变目前大量存在的机关、事业单位随意大量购买高档进口商品状况。

2.应尽量利用好发展中国家权利,在谈判中争取有利条件,在市场开放时间、开放产品品种,开放的资金门槛等问题上争取有利条件,延长保护期,扩大保护范围。

3.在政府采购具体操作设计中,应加强政府协调与指导的作用,并充分考虑我国市场化和工业化水平,做好各种政策配套工作,尽量使外企与国企在一个公平的起点上竞争。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是在想尽办法利用政府采购保护本国产业。如泰国法律规定,如本国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只要价格不高于其它国家产品的10%,则要优先购买本国产品;美国国防部、能源部、航空航天局的国内订货价格则明显高出国外订货,商业部也以国际收支为由优先采购国货。日本政府采购中的繁琐手续和长期形成的关系网,也使国外厂商望而却步。因此,利用政府采购保护民族产业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四、利用政府采购调整产业结构

政府采购可通过对所需购买的产品品种、质量进行选择,引导产业发展方向。但限于政府采购本身规模与职能,政府采购对产业结构的引导,应该将重点放在“市场失效”领域内,其典型就是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众所周知,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是一个充满风险同时又有着较大的“外部效应”的过程。一项技术创新,一般要经过下列主要环节:应用研究——技术发展——中间试验——市场化初期——产品改进和成熟——技术扩散。其中中试与初期市场化阶段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这个阶段投资多、风险大而且又不易引起政府和市场的关注。中试环节薄弱是我国技术创新领域一大难题。而美国公司发展高新技术,其研究成果经过中试进入市场的约占55%,正是政府采购在该领域大显身手。因为政府采购能解决中试与初期市场化中的资金需求问题,并降低个别企业的风险水平。调节总需求,保护民族产业都是政府采购传统经济职能,但近年来,西方政府已将采购政策重点转向刺激技术的发展和新兴产业成长方面。例如美国

西部硅谷地区和东部128公路沿线地区高技术产业群发展迅速,是当今世界技术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其成功关键即美国联邦政府的采购政策。近年来,美国政府利用采购法支持重要产业的成功例子还包括振兴集成电路工业,使美国重新夺回霸主地位。在克林顿政府的“全面经济计划”中,为扶植创新产品的初期市场,仅就计算机相关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就达90亿美元。

我国的科研与生产脱节现象非常严重。在每年近2万项相当水平的科技成果中,真正产业化的不足5%。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值占工业总产值30%左右,其出口占工业制成品出口额的30～50%,而我国这两项指标仅为8%和6%左右。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逆差持续扩大,占工业制成品逆差的80%～100%。长期以来,政府一直重视技术引进与技术开发工作,并投以巨资,每年采购国外软技术的费用多达40～60亿美元。但用于科研转化为生产力的资金数量极少。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过去一些鼓励技术创新的优惠政策也消失了。因此,目前急需从每年几千亿元的采购支出中,划出一块用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

结论

我国应加快构建政府采购体系的步伐,这不仅是加强财政支出管理的需要,也是利用政府采购进行宏观调控的需要。根据政府采购的性质,在利用其宏观经济职能时,应做到扬长避短,同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目前的采购支出中,要特别重视其保护民族产业和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职能的发挥,而不宜提倡一味扩大政府支出,从总量上刺激需求。

参考资料:

〔1〕《政府采购》楼继伟经济科学版1998.12

第13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率；资本形成率；技术进步

自1997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持续上升，GDP持续增长，中国的经济情况十分良好，为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多的经济商品的能力上升，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2003年为8472.2元，2004年为9421.61元，增速为11.21%。从2003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中国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但随之出现的就是居民消费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的急骤上升，这使得在2004年又开始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2004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倾向得到了控制，与之相对应，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也得到了控制。2006年上半年，两年来一直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通货膨胀压力已大大减轻，反通货紧缩压力逐渐显露，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在2004年8月达到顶峰后，从2004年9月开始进入收缩期，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率从2004年10月到达顶峰后，也从2004年11月开始进入收缩期，2005年CPI降低了0.6个百分点，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这些宏观经济指标又明显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处于萧条状态，即物价下降，基本上是国内需求不振的结果，但产出却实现了增长。根据宏观经济学一向把持续性大幅度的价格下跌及失业率上升判定为经济萧条，认为在这种状态下不会出现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反过来，如果经济确实持续快速增长，则不应该出现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失业率不断攀升。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上下，但是失业率却居高不下。目前，中国的失业率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高峰。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的失业率为8%―9％。失业人员中，包括700万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人员，70万待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面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况，似乎宏观经济学无法提供充分的分析。表1为国家统计局根据2004年经济普查的结果调整的1993年以来的GDP指数。

总的来说，GDP指数呈上升的趋势，而这一轮的经济增长中，投资与出口是所依赖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机制与美国不同，美国以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高技术革命，推动了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引发了巨大的投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带动了工资水平和就业率的上升，失业率不断下降；高新技术引致的高生产率与大量外资介入同时推动美国经济增长。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消费、投资和对外贸易。2005年，中国的这三方面需求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在供给基本保持了上年的增长幅度的基础上，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消费的增长率略有提高，以全固定资产投资反映的投资增长率略有回落，而由于进口增长率降低，净出口的增长率则有较大的提升。三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使社会仍然保持了旺盛的总需求。自2003年至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分别为27.7%、26.6%、25.7%，呈递减趋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2.9%，扣除价格变动之后，实际增长约在11%左右，比上一年同期高出2―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出现了上涨，但是自2004年9月开始回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2005年由1月的101.9下降到年末的101.3；在对外贸易上，2003年至2004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分别增长了34.49%、35.39%，达到了30%以上的持续出口增长（见表2）。

资本形成率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资本形成率是逐渐下降的，到1982年到达第一个低点―32.1%。这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片面地强调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的一种纠正。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又经历了一次起伏，这正好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第一个经济周期的标志。从此以后，在每一次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的加速总量伴随着资本形成率的提高，也就是说，资本形成率的提高拉动经济增长。2000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不断上升，由2000年36.4%增加到2004年的44.2%。与之相对应，这一时期的最终消费率则是持续下降的，从2000年的61.1%下降到2004年的53%。从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比例看，中国经济增长加速更直接的动因主要是来自于投资而非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价格自1999年上半年跌入谷底（下降0.9%）于1999年下半年开始缓慢回升，于2000年上半年达到局部顶点（上涨1.2%）后，又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回落，于2002年上半年达到局部低点（与上年同期持平）后，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再次反弹，尤其是进入2004年后，反弹力度不断加大，并于2004年一季度达到顶峰（7.5%），从2004年第二季度开始又回落，特别是进入2005年后回落幅度有所加大。投资比重的增加意味着生产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劳动所得比重下降，从而对居民消费产生影响。

由表3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资本形成率与消费率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要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最终消费率则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发展趋势看，世界平均资本形成率逐渐下降，最终消费率逐渐上升，中国出现了相反的现象，世界资本形成率从2000年的22.5%下降到2002年的19.9%，中国资本形成率同期从36.4%上升到39.2%。世界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77.2%上升到2002年78.6%，中国同期却从61.1%下降到58.2%。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资本形成率较高相对应，资本投资效率却呈递减规律。开放之初，中国每单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应的GDP接近5，至2004年固定资产单位资本产出达到了1.94，在20多年经济发展进程中资本投资效率基本上呈现递减趋势，也就是说，每生产一单位GDP中，将有更多部分用于投资，才能保证GDP的增长，投资效率是递减的。

中国资本形成率居高不下，形成了经济增长中“投资过热”综合症。“投资过热”有可能造成资源紧张、通货膨胀压力大及国内消费不足等。从1992年开始，中国能源程序生产总量远远不能满足消费需要，并且缺口逐年上升趋势。伴随着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紧张，长期看中国潜伏着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的危险，从2000年开始，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上升了5.1%，2001年、2002年有所下降，2003年上升4.8%，2004年上升11.4%，同时其他价格指数也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2004年工业品出厂价格上升6.1%，固定资产价格上升5.6%。而与之相对应，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虽然都达到了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分别为3.9%、2.8%，但仍然属于较低的水平，2005年，这一方面的价格又重新回落。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和需求拉动的通货紧缩并存，使企业的利润空间明显减少。

居民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92年的15%的水平下降到1995年的13%，1997年为12%，1998年为11%，虽然2001年增长到21%的水平，但2003年、2004年又出现了轻微下滑的趋势。投资过热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居民收入的相对份额并没有扩大，因此表现为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与投资过热导致的原材料及工业品出厂价格上升相反，居民消费不足将导致消费价格（包括商品零售价格）下降。

要使经济达到可持续增长，必须改变粗放经营的经济增长模式，即改变生产函数中的“收益递减”性质，代之以收益不变，或收益递增的前提，这就要求资本产出效率与人力资本等知识要素相结合，这样，生产率会因为人力资本等知识要素的递增而不会随资本规模的增大而递减。当前，由于中国现实情况，地方政府肩负着推动市场化的重要责任，它为市场发育创造条件，直接招商引资、经营资本，投资上项目，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而这种市场主体由于缺少产权约束而具有先天性的缺陷，并由此导致了当前的粗放经营，一味地追求GDP，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大量的、对于经济发展呈负面效应的开发区，堆集了很多货币的截子工程，铺摊子、上项目的重复建设，提高了GDP，但是GDP的物质结构并没有随之优化。所以，针对我国实际情况，具体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第一，技术进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和大发展，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经济发展是靠要素投入（资源投入）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包括一切非资源因素所起的作用）推动的。从理论上说，要素投入量的增长是有限的，而技术进步可以是无限的。所以在面临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必须从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化为集约型增长方式，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在现代经济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包括：生产要素质量的提高、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高规模经济、提高生产要素效率、改变经济结构与制度。建立在知识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之上的经济，强调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第二，投资效率。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消费、净出口增长相对稳定时，要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投资增长发挥了主要的拉动作用。然而，由于受资源和消费需求等的限制，投资增长速度也不能过快，超过了一定范围，投资就会过热，从而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如能源和原材料的紧缺、通货膨胀等。但是根据表2可见，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上升，投资的宏观效率，即资本生产率，是对资本的产出效率或投资效率的一种有效测度，资本生产率越大，表明资本的产出效率或投资效率越高；反之，资本生产率越小，表明资本的产出效率或投资效率越低。目前我国高投资增长是建立在低投资效率基础上的。

当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为正值时，收入分配可向劳动份额增加的方向变化，支出分配可向消费份额增加的方向变化，而且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投入较少和投资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生产率增长越快，经济增长质量就越高。当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为负值时，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投入较多，投资效率下降，经济增长质量下降，资本生产率下降越快，经济增长质量就越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大量资本投入，并且资本投资效率较低，因此这种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在长期的发展中，应提高单位资本产出效率，促进消费快速增长，适度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

2、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06[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第14篇

所谓一般均衡，是指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国家的居民、厂商和其他经济当事人，根据各种产品和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不断对各种产品的供求关系和各种要素的供求关系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使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内生产的各种产品或服务，在供给与需求上达到均衡，从而形成均衡的价格和产量。一般均衡体现在三个方面:1．消费者均衡。它是指居民以给定的收入所购买和消费的各种产品的数量，已使各种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它们的边际效应之比，在这种状态下居民实现了效用或消费者剩余最大化。各种产品的需求量和价格都将稳定在均衡的水平。2．生产者均衡。它是指厂商生产的各种产品的产量，已使各种产品的价格之比等于它的边际成本之比，达到这种状态后，厂商实现了生产者剩余，即利润总量最大化。这时若没有其他因素冲击，各种产品的产量和价格都处于稳定的状态，没有变动的趋势。3．劳动、资本和土地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达到均衡。各种要素的价格等于该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要素供给者和要素需求者的利益达到均衡。在没有其他因素冲击的条件下，各种要素的供给量和需求量都不会发生变动，生产要素就实现了最优配置。上述分析表明，消费者均衡实现后，所有居民实现了效用(即消费者剩余)最大化，他们不会再增加或减少任何产品的消费量。这时居民消费的最终产品的需求总量将稳定在均衡水平，不再变动。生产者均衡实现后，所有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增加或减少供给量都会使厂商们的利润受到损失。于是，各种最终产品的供给总量也将稳定在这一均衡水平。消费者均衡、生产者均衡和要素市场的均衡都实现后，最终产品的总需求量将等于总供给量，总产量GNP会稳定在均衡水平。我们以图1中的AD表示一国生产的各种最终产品的总需求曲线，以AS表示各种最终产品的总供给曲线。在E点各种产品的总供给与总需求达到均衡，价格水平为P*、总产量为Q*。在收入给定，且消费者对各种产品的消费偏好不发生变动，没有新产品发明的情况下，总需求曲线AD的位置不会变化。它既不会向左下方移动，使各种产品的需求总量减少，也不会向右上方移动，使各种产品的需求总量增加。在各种产品的生产技术条件不变，即没有技术进步和生产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AD的位置也不会改变，既不会向右下方移动，降低各种产品的供给价格，增加各种产品的供给量﹔也不会向左上方移动提高各种产品的价格或减少各种产品的供给量。在AD和AS都不变时，价格水平和总产量也都不会发生变动，价格将稳定在P*的水平，产量将稳定在Q*的水平。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一般均衡实现后，如果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的条件不发生变化，各种产品的产量以及总产量将不会发生变动。但是，如果出现了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方面的冲击，那么消费者的偏好将会发生变化，消费者对他们强烈偏好新产品需求量的扩大，将推动总需求曲线AD向右上方移动，从而增加实际总产量。另外，如果出现了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成本必然下降，总供给曲线AD将向右下方移动，从而增加实际总产量。关于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如何扩大总需求、增加实际总产量，本文第三部分将有专门的分析，而对生产技术的进步又如何增加总产量，笔者将另撰文解释，恕不赘述。对一般均衡理论应当有正确的解释。所谓一般均衡，实际上是指在充分竞争市场中，各种产品和各种要素的供给与需求，都要在相对价格的调整下走向均衡，从而形成稳定的最优产量和价格。它不能被解释为所有产品和所有要素在某一时刻“同时达到”供需均衡。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写到:“经济系统的一般均衡要求找到各种商品和各种投入品的价格，使每种商品的需求量等于供给量，以及每种投入品需求量等于供给量。一般均衡要求价格、工资和资本收益确保所有的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以及其他生产要素市场)同时出清。”［2］221斯蒂格利茨的这种解释显然不符合实际经济运行的经验。由于各种产品发明和成功进入市场的时间不同，以及人们对它们的消费欲望的强烈程度和供给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达到均衡的时间必然会不同。因此，所有产品和所有要素“同时出清”，“同时实现均衡”根本不可能。只要认真观察经济运行中的实际经验，就很容易验证上述结论。各种产品由于在发明和成功进入市场的时间不同、生产和供给条件不同、人们购买和消费欲望的强烈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它们将在不同的时间点实现均衡。而不是像斯蒂格利茨所说的那样，在某个时间点所有产品和要素的供给与需求在某一时间点同时达到均衡。哈耶克、希克斯提出，阿罗和德布鲁充分论证的“时际均衡”模型，对各种产品将在不同时间达到均衡作了恰当的解释。“时际均衡”模型把确定nt市场出清价格作为目标。它从任一给定的短期出发点开始，在基本时间t期内，n项商品的价格会使这几项商品的产量达到均衡。在此期间，不仅相同的产品在不同时间价格不同，而且资本也会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利润率。“时际均衡”在宏观经济分析方面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分析不同时期结构变动和总产量增长以及周期性波动等重大的宏观经济问题。

二、一般均衡与库兹涅茨定律

1971年，库兹涅茨在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同时，又出版了《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与生产结构》一书。在这本传世之作中，他通过对21个国家(其中14个发达国家和7个发展中国家)100—150年中系统的经济统计资料的分析，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发达国家现代增长时期的总体增长率和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都比他们在现代化以前要高得多，更不用说比欠发达国家在最近一个世纪到一个半世纪的总体增长率和结构变换率要高得多了。按人口平均的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与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之间的历史联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得到肯定的证实，而为欠发达国家的经验所否定”［4］360－361。上述结论可以称之为库兹涅茨结构变换和总量增长定律。它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生产结构变换率决定经济总体增长率。对不同的国家来说，生产结构变换率高的国家，总体增长率和人均产值增长率就高;反之，总体增长率和人均增长率则低。而对于同一国家来说，凡结构变换率高的时期，总体增长率和人均增长率就高，反之，经济总量和人均产量增长率则比较低。衡量一个经济理论模型是否正确的基本标准，就是要看该模型对经济运行的解释是否符合真实经济运行的实际，而符合与否，则要经过系统的经验数据的验证。库兹涅茨是现代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计量和统计方法的奠基人，是国家经济增长数量分析和研究的先驱者。他从21个国家100—150年间系统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和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显然是可信的。库兹涅茨定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应当沿着结构变动—总量增长的思路分析和解释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核心目标是分析实际产出总量GNP的决定因素和变动规律。实际产出总量是一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产量之和，GNP则是该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增加值之和。只有通过生产结构的分析恰当解释了一国生产的各种产品产量的变动规律，我们才有可能合理地解释总产量GNP，以及与之相关的总就业的变动规律和趋势。因而我们不能像凯恩斯学派那样用空洞的总需求理论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筙，来分析和解释总产量、总就业等宏观经济问题。遗憾之处在于，库兹涅茨并没有对生产结构的变换与总量增长之间关系做出系统的理论解释。本文则要运用一般均衡这一基本的经济学分析工具解释和说明，市场经济中的各种微观主体，即居民、厂商以及其他经济当事人，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如何不断地调整各种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关系，改变各种产品的产量，调整生产结构，从而促进一国实际产出总量的增长。

三、新产品发明、生产结构变换与总量增长

所谓生产结构，是指一国生产的产品的种类以及各种产品的增加值在总产值GNP中所占的份额。一国生产的产品种类的增加和各类产品在GNP中所占份额的变动，是该国生产结构变换的两个最基本因素。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是推动生产结构变动，以及总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而也是决定和影响宏观经济的最重要的变量之一。但是，时至今日这一重要因素并没有被纳入宏观经济学的分析体系之中。虽然索洛把技术进歩引入经济增长的分析之中，用来解释投资、储蓄和消费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总需求间的关系;基德兰徳—普雷斯特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用技术进步等供给方面的冲击解释总产量和总就业的变动，但是，他们所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指生产技术的变革和改进，没有分析新产品的发明和供给对总产量增长的独特作用。本文将分析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如何增加一国的产品种类，调整生产结构，增加实际总产量。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是增加一国产品种类的基本途径，也是推动生产结构变换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新产品发明、生产和供给一国生产的产品的种类增加，它的生产结构变换率会提高?在现代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以前的几千年甚至一万多年中，人类在其生产活动中的新产品发明很少，产品种类的增加非常缓慢，因而生产结构变换率很低，实际产出总量和人均产出量增长率也很低。进入资本主义之后，经济活动的普遍市场化激发了人们强烈的谋利动机。相当多的人把新产品发明和生产看成是增加个人财富的最有效的途径，从而使新产品的发明和生产迅速增加。自18世纪6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制度所焕发出来的强烈的谋利动机，催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新产品发明。这些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增加了英国、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产品种类，加快了生产结构的变换，提高了实际总产量和人均实际产量增长率。罗斯托在《经济发展的阶段》一书中，把汽车业的出现看成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里我们以汽车产业为例来分析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将如何改变生产结构，从而提高实际总产量和人均产量的增长率。出行和旅游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求之一。在19世纪末期之前的几千年中，马和马车是人们出行、旅游和运输的基本工具。1876年德国人奥托设计和制造出第一台汽油内燃机之后，欧美工业化国家的居民普遍向往能有一种更便捷的“不用马拉的车辆”。1886年戴姆勒在巴黎街道上把他发明和制造的一辆简陋的汽油车拿出来做表演。几乎在同一时间，德国人卡尔•本茨做了同戴姆勒一模一样的实验。接着，法国帕卡德—勒瓦索公司在戴姆勒专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造、设计出了性能更好的汽车。它在结构方面可算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汽车的原型:发动机装在车身的前部，车体上配有制动器、齿轮箱和传动系统。自此，汽车的发明和制造风靡欧美各国。19世纪末，法国的汽车产量遥居世界之首。但由于沃尔兹、利兰和福特等人的努力，美国的汽车业在20世纪初期后来居上，超过了法、德等欧洲国家。汽车这种新产品的出现促进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发达国家生产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一般均衡理论可以恰当地解释汽车这种新产品的发明、生产和供给上的冲击，如何改变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末欧美国家的生产结构，并带来了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和繁荣。

消费者均衡导致了汽车这种新产品以及与之相关的石油产品、橡胶制品的需求量的扩张和需求结构的变化。在汽车这种新产品未出现之前，人们已在食品、衣物等传统产品消费上大体实现了最优均衡。人们花在每一种传统产品上的每一元支出都带来了相等的边际效用，达到了最优均衡。最优均衡达到之后，人们在这些传统产品的消费上就实现了净剩余总量，即福利总量最大化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任何一种产品都使他们的净剩余总量受到损失。然而，我们应当看到，净福利总量最大化目标的实现虽是可喜的，但也存在值得忧虑的地方。因为当最优均衡达到时，人们将不再增加产品的需求和消费量，他们的净福利总量不会再增加。这也意味着总产量和实际收入将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市场出现一种人们更偏好的新产品时，才能摆脱上述困境。只要把钱花在汽车购买和消费上，就能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福利。居民在汽车和其他传统产品上的效用和价格方面的比较，激发了人们购买和消费汽车的强烈欲望，使汽车的需求量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末呈现迅速扩张的趋势。生产者均衡促进了汽车产量的增长和生产结构的变化。与任何能引起人们强烈偏好的新产品进入市场初期的情况一样，19世纪末期刚刚上市的汽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严重的供给不足的状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企业规模小。最初生产汽车的都是像戴姆勒、卡尔•本茨、沃尔兹和福特这样的发明者创办的小企业，生产规模小，产量低。其二，掌握新产品生产技术的有经验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员工少，生产效率低，产量小。其三，生产汽车零部件和组装整车的专用设备还没有出现，效率普遍较低，产量上不去。其四，最初生产汽车的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其资信状况使他们很难获得一般社会资本的支持，不容易从普通商业银行取得贷款，也难以在公开的证券市场上融资，因而增加产量缺乏足够的资本支持。上述的种种条件限制了上市初期汽车产品的生产量和供给量。迅速扩张的需求和相对于有限的生产及供给能力，使上市初期的汽车市场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之中，即S汽车＜D汽车，或S汽车－D汽车＜0，存在着巨大的供给缺口。这种供求关系必然会反映在价格与成本的关系上，使汽车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即P汽车＞MC汽车，或P汽车－MC汽车＞0，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额带来了正数值的利润。供给缺口越大，利润越丰厚。只要增加产量就能增加利润总量，这必然激励厂商努力增加汽车的产量，汽车业的产岀量大幅增长。同时，与汽车生产和消费直接相关的产品，如橡胶、玻璃以及石油炼制等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增长。1880—1948年这68年间，汽车、石油和橡胶制品的产值总共增长了近589倍。除了汽车及其相关的新产品之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无线电收发报机、电冰箱、电视机、空调等曾引起人们强烈消费欲望的新产品。这些新产品的产量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汽车等新产品产量的快速增长，使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生产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库兹涅茨把美国1880—1948年制造业各行业的产量在整个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的份额的变化，按开始期的增长速度做了分类统计。这份统计表反映了1880—1948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结构的变化。［4］362－364生产结构的变换体现在各种产品在全部产品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变动之中。1880—1948年68年中，美国38类制造业产品的总产值中，A类组(包括橡胶制品、汽车等13类产品)中的产值所占的份额从3．2%上升到35．6%，其中汽车分组(包括汽车、橡胶制品、石油炼制三个分组)的产值则从0．5%上升到19．4%;B类组(其中包括面包及糖果、纸、钢铁等7类产品)的产值从15%上升到26．3%;C类组(包括棉织品、服装、农机等9类产品)的产值份额反而从24．8%下降到22．0%;而D类组(包括面粉、米、纺织品、鞋靴、木材等9类产品)的产值份额则从原来的56．7%大幅降到15．2%。上述的产品种类和生产部门的分类尽管没有充分显示出新产品和新兴部门的产量份额变动，但库兹涅茨指出，A类组的产值份额的快速上升，都是新产品发明和重大技术变革的结果。

可见，新产品发明和技术变革是生产结构变换的基本动力。生产结构的高变换率带来了总体经济和人均产值的高增长率。在汽车这类新产品没有发明和生产之前，它的产量为零，在该国的实际总产量即GNP中所占的份额也等于零。在新产品发明和生产岀来后，这种新产品的产量就是该国GNP中的新增产量。如果某一时期发明和生产的新产品种类多、产量大，则这一时期的生产结构变换率就快，总产量和人均产量的增长率就越高。新产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包括两部分:一是直接贡献;二是间接贡献。所谓直接贡献，是指新产品供求达到均衡时累计的最大产量。在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未达到均衡之前，它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新产品的价格高于成本，P＞MC，P－MC＞0，有正数值的利润。这时，只要增加产量就能增加利润总量，厂商必然会增加产量。因而在供给不足时期，新产品的产量会持续增加。但是，当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时，价格等于成本，P=MC，P－MC=0，即利润率为零，利润总量达到最大化。这时如果再增加产量，则会使价格降到成本以下，P＜MC，P－MC＜0，即利润率为负，增加产量反倒会使利润总量减少，厂商将不会再增加产量。可见，供需均衡时的产量是新产品的最大产量。从新产品上市直至达到供需均衡期间的累计产量，是新产品对GNP增长的直接贡献。新产品对GNP增长的间接贡献，是指由新产品产量增加产生的乘数效应引致而来的传统产品产量的增加额。新产品产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工资、利息、租金和利润等收入的同步增加。在收入增加后人们不仅会增加对新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数量，而且还会增加一些传统产品的需求和消费数量。在新产品进入市场前，传统产品已经基本实现了消费者均衡和生产者均衡，其产量不会再增加。但在收入增加之后，传统产品需求量则会增加，当需求量增加时，这些产品的产量将随之增加。

由收入和支出增加和乘数效应而导致的传统产品产量增加，是新产品对GNP增长的间接贡献。图2可以解释新产品的生产和供给冲击所导致的生产结构的变动和GNP总量的增长。图中的AS为总供给曲线。AD为新产品没有生产之前所有的传统产品的需求曲线，同时也是这一时期的社会总需求曲线。也就是说，在新产品没有岀现以前，社会总需求曲线为AD，总产量GNP为Q。AD1是新产品的需求曲线。新产品的需求是社会新增需求量，因而在新产品进入市场后社会总需求曲线也就从AD向右上方移动到AD1的位置，这时社会总产量GNP将增加到Q1。AD2是新产品产量增加而产生的乘数效应所导致的传统产品的新增需求曲线。若把乘数效应考虑进去，社会总需求曲线将移动到AD2，均衡总产量将增加到Q2。新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上的冲击首先使一国的生产结构发生变化。在新产品没有出现之前的生产结构，GNP=OQ，其中，OQ表示该国各种传统产品所占的份额之和。新产品出现之后生产结构为OQ+QQ1+Q1Q2，其中，OQ表示该国各种传统产品所占的份额之和，QQ1表示各种新产品所占份额之和，Q1Q2表示乘数效应新增的传统产品份额之和。同时，新产品生产和供给上的冲击还导致了实际产出总量GNP的增长。新产品没有生产之前，GNP=OQ，其中，OQ表示各种传统产品的总产量。生产新产品以后，GNP总量=OQ+QQ1+Q1Q2。其中，OQ表示各种传统产品生产总量，QQ1表示新产品的最大新增产量，Q1Q2表示乘数效应带来的各种传统产品的新增产量。从对实际经济的观察和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均衡与非均衡是市场经济中任何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趋势。在市场经济中，居民、厂商和其他经济当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适应性调整，必然会使现有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的既定不变的各种产品的供给量，等于其需求量，达到一般均衡。在一般均衡实现后，每种产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每一种要素的价格将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每个生产者实现了利润最大化，每个消费者实现了效用最大化，而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源得到了最优配置。

第15篇

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式是相对于单方程计量经济学而言，它以经济系统为研究对象，以揭示经济系统中各部分、各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和系统的数量特征为目的，用于经济系统的预测、分析和评价。单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是用单一方程描述某一经济变量与影响该变量变化的诸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但对于经济现象复杂，诸因素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情况下，单一方程就不再适用了。本文以联立方程为研究对象，用不同的方法对3方程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进行分析，试图对各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二、模型简介

联立方程计量经济学模型估计方法分为两大类：单方程估计方法和系统估计方法。单方程估计方法是指每次只估计模型系统中的一个方程，依次逐个估计；系统估计方法是指同时对全部进行估计，同时得到所有方程的参数估计量。显然，系统估计法要优于单方程估计法。单方程估计方法以最小二乘法为原理的估计方法有间接最小二乘法（ILS）、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工具变量法（IV），又称为经典方法；系统估计方法主要包括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和完全信息最大似然法（FIML）。本文建立一个包含3个方程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借助IV、ILS、2SLS和3SLS进行估计。模型包含3个内生变量，即国内生产总值Y，居民消费总额C和投资总额I；3个先决变量，即政府消费G，前期居民消费总额Ct-1和常数项。容易判断，消费方程是恰好识别的，投资方程是过度识别的，因此模型总体是可以识别的。对于恰好识别的方程而言，IV、ILS和2SLS这三种估计方法是等价的。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样本期为1978～2013年。

三、模型结果估计

（一）对消费方程的估计。首先用狭义工具变量法估计消费方程。选择消费方程中未包含的先决变量G作为内生解释变量Y的工具变量，得到结构参数的工具变量法估计量，结果如表1的IV列表，从表中可以看到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不存在异方差。用间接最小二乘法估计消费方程。消费方程中包含的内生变量的简化式方程以及方程参数和显著性水平如公式（3）。其中，参数关系体系如上式（2）。由参数关系体系计算得到结构参数间接最小二乘估计值，如表1的ILS列。因国内生产总值方程的常数项不显著，所以导致间接最小二乘法的所有估计结果均失效，估计系数出现偏差。由上式计算得到Y赞t，替代结构方程中的Yt，再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变换了的结构方程，得到消费方程的二阶段最小二乘参数估计量，如表1的2SLS列。比较上述对消费方程估计的三种方法，结果表明：工具变量法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是等价的，但有微小误差；因间接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失效，所以无法进行比较。

（二）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投资方程。投资方程是过度识别的方程，需要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估计过程与上述对消费方程的估计过程相同，同时本文把Y赞t的平方项代入方程中，得到消费方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5）。从上式可以看出，模型中的常数项系数不显著，虽然D-W检验为1.178，同时怀特检验为0.001，表明存在较为严重的异方差，所以需要对上式进行调整。

（三）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方程组的估计。从上述的估计结果来看，需要对方程中的序列相关和异方差性进行处理，为兼顾序列相关和异方差，在模型中加入一阶滞后项解决序列相关性，对原数据对数化处理解决异方差性。另外，在估计方法上，以系统估计方法———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对方程进行估计。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前两个阶段和S2SLS相同，第三阶段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是广义距估计（GMM）的特例；考虑了方程间残差的协相关关系，比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更有效。同时，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还可以克服异方差问题。从上述方程的估计结果来看，方程的系数在95%的置信水平上均显著。消费方程的D-W检验值为1.456，投资方程的D-W检验值为1.757。同时，三阶段最小二乘法可以克服异方差问题。所以综合来看，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是比较好的。

四、结论

本文以一个由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总额、投资总额和政府消费额等变量构造一个宏观经济系统，运用工具变量法、间接最小二乘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以及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基于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对于结构方程中可识别的方程而言，三种单方程估计法是等价的，但当估计结果中有系数不显著时会造成估计结果无效。对于方程的估计，对数据取对数以及在方程中取滞后项可以有效的提高方程的估计效果，以解决异方差与序列相关性。另外，系统估计方法要优于单方程估计方法，在系数的显著性方面以及估计效果方面都表现优异。2、从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来看，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对消费和投资都会起到促进作用，但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这可能是由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所造成，即中国人更愿意把多余的收入用于储蓄，当消费达到一定程度增加幅度便较弱。另外，前期的消费对当前消费有促进作用，即消费存在着惯性。

主要参考文献：

［1］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软件Eviews使用指南（第二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