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与哲学的区别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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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价值情感说

[作者简介]罗爱武，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2008级政治学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7－0033－05

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曾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政治学流派之一，它是在批判传统政治学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又被称为“行为主义革命”。其“革命性”的总特征是强调政治学研究要摆脱传统政治学“哲学化”的研究方式，实现政治学研究的“科学化”。“价值中立”是行为主义实现其政治学研究“科学化”诉求的主要途径之一，也是其相对于传统政治学研究途径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一主张既是行为主义政治学派在二战后迅速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之一，但同时也是其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衰落的重要原因。要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派的这一戏剧性的发展轨迹，就必须了解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及其合理性和内在缺陷。

一、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理论基础

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主张是建立在休谟的“事实和价值两分说”与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情感说”理论基础上的。

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问题又称“是”与“应该”问题、“实然”与“应然”的问题，最早由英国哲学家休谟提出，他认为在以往的道德学体系的推理方式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思想的跃迁，即从以“是”或“不是”为连系词的事实命题，向以“应该”或“不应该”为连系词的伦理命题(价值命题)的跃迁，而这种思想跃迁是不知不觉发生的，他认为这种推理方式既缺乏相应的说明，也缺乏逻辑上的根据和论证。这个有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以及价值判断不可能独立地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的主张就是休谟问题。

逻辑经验主义运用语言分析的方法，根据意义证实标准，即一个命题是否有明确的证实真伪的方法，进一步指出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差别所在：有无认识意义。逻辑经验主义据此将所有命题分为有认识意义的事实判断和没有认识意义仅有情感意义的价值判断两类。有认识意义的事实判断对客观事实有所断定，命题本身有真假可言，这类命题又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分析命题，它根据本身所包含的那些符号的定义判断其真假；一类是综合命题，它根据经验事实判断其真假。而无认识意义的价值判断本身对客观事实没有做出断定，它只是个人情感的表达，命题本身无真假可言，“只表达道德判断的句子是没有说出任何东西的。它们纯粹是情感的表达，并且因此就不归入真与假的范畴之下”。这就是逻辑经验主义的“价值情感说”，这一观点认为价值判断纯粹只是情感和态度的表达，既不真也不假，是无认识意义的命题。

依据“价值情感说”，逻辑实证主义认为以客观地认识世界为目的的科学研究只能解答与经验相关的问题，只有事实问题才是科学研究可能解答的问题，回答事实问题的事实判断对经验事实有所断定，其真假可以由经验证据加以检验；而价值问题是科学研究无法解决的问题，它的回答对经验事实无所断定，只表达了某种情感和态度，无法用经验证据来进行检验。“科学告诉我们是什么，而不是应是什么。”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只能回答事实问题，作出事实判断，哲学和伦理学才试图回答价值问题，作出价值判断。

二、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的具体内容

根据休谟“事实和价值两分说”以及逻辑实证主义“价值情感说”，行为主义认为政治学研究应该进行“价值祛除”、保持“价值中立”。行为主义的“价值中立”主张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从研究对象看政治学应该研究政治现象的因果联系等经验事实问题，不应该研究好坏善恶等规范价值问题；从研究过程来看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应保持“价值中立”，不应将个人的情感、价值观等混入到研究过程中去；从研究结果来看研究者应只对结论作出因果事实判断，不要作出善恶价值判断。

第一，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所谓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在研究对象上政治科学应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科学应当只研究事实问题，而不应当研究价值问题。他们认为“科学是‘价值祛除’的……科学关心的是的问题，不是应该的问题；是经验的问题，不是规范的问题”。

传统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上着重关注的是诸如正义、善、自然法、自然权利、国家制度、国家起源、政治权力性质等等一些抽象的政治价值和政治理想，相对忽视了对社会政治现实的研究，从而削弱了政治学的应用价值。行为主义政治学派批判了传统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从传统的角度看，政治理论可以说就是政治哲学，它坚持并鼓吹自己仅只探求和理解美好生活的本质，或者只限于把握先人对此问题的看法。高踞于理论之特权等级巅峰的是道德分析，而不是严格的经验世界的分析”。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认为传统政治学局限于探讨一些抽象的“应然”问题，忽视研究现实政治的“实然”问题，这一研究对象的局限性使政治研究脱离了社会现实，对政治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今天政治学方面可以用来了解政治生活的知识非常不够，这种不足主要倒不是指显而易见的理想知识，而是指那种可以用手头的分析和研究工具来获取的知识”。行为主义认为摆脱这一困境的有效之举在于实现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转向：从执着于“应然”问题的政治哲学的探讨转向关注“实然”问题的政治科学的研究。

因此，他们主张摒弃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让政治学从传统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学研究“实然”的事实问题，把“应然”的价值问题留给政治哲学。卡特林(George・Caflin)认为政治可以被划分成三个部分，首先从原理上可以把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区分开来，但同时政治理论本身又可以分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两部分。在区分了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基础上，行为主义认为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学应放弃对价值问题研究，转向关注现实的政治事实问题。行为主义政治学家也纷纷提出了他们各自认定的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拉斯韦尔认为，从研究对象看“政治研究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伊斯顿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受权力分配和运用的影响下的价值的权威性分配的”。怀特(William・Whyte)主

张“政治学家应该对政治学感兴趣。他们应该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他们自己首要关心的应该是政治行为的描述与分析”。罗伯特・达尔则将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关于政治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他们各自的主张显然并不完全相同，但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他们的共性也是相当明显的：即都主张将政治学研究对象由抽象的政治哲学概念、法律、政治制度、正式的政治机构等转向非正式结构和政策实施过程，通过对可观察的政治行为的研究来解释现实的政治现象。

第二，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政治科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必须“祛除价值”或“道德上中立”，避免夹杂个人的政治倾向、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以免影响研究的客观性要求：不管研究者怎样去理解善与恶，他们在善与恶的冲突中要保持中立。对所有政治科学家来说，他们据以进行调查和讨论的共同基础，只能通过摆脱道德判断的过程或通过从道德判断中不断超脱出来的过程来达到，也就是说，道德上的价值中立是科学分析的必要条件。

行为主义政治学者认为政治科学是研究“是”的问题而不是“应该是”的问题，是研究“实然”的问题而不是“应然”的问题，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客观政治现象客观中立地观察研究以发现其中的客观规律。客观的政治现象是研究的对象，客观的观察、理性的分析是研究的手段，客观的政治规律是研究的结果。为了确保政治分析和结论的客观性和精确性(这既是科学的要求，也是科学的标志)，行为主义主张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应该保持“价值中立”，不应当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带人到研究中去，不应当去从事为特定人或社会服务的价值判断研究。如果某个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带入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个人的情感、价值倾向就可能会造成对研究结果的歪曲，这将有损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要求。如果某个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没能做到“价值中立”的话，行为主义政治学者就会认为这个研究者不是在就某一问题进行政治学的研究，而是在做伦理学的探讨了。“政治学的任务在阐明情况，而政治哲学则要为政治选择提供辩护。”行为主义认为政治研究不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政治研究只是陈述种种条件，政治哲学才会为各种价值进行辩护。换句话说，“实然”的研究不同于“应然”的学习，分析政治冲突的过程不同于评价政治冲突的后果。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不可引入个人的价值判断。早期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卡特林(G・Catlin)也曾经指出，政治学是一种纯粹的科学，除了出于严格的假设外，它绝不应涉及价值判断。政治学家不但必须区别价值判断与政治研究间的差异，而且必须注意价值判断闯入政治研究的危险。政治学家的任务在于不动感情地研究某些能够实现特定目的的条件并且客观地检验这些条件。研究过程价值判断的介入将使研究结果也成为一个价值判断，从而破坏研究的客观性要求。

第三，研究结论的“价值中立”。研究结论的“价值中立”是指行为主义政治学主张政治学家对研究结果应只作因果事实判断而不应做好坏善恶的价值判断。行为主义政治学家认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是有逻辑上的区别的，描述性的事实判断有经验意义，可以凭借经验和事实来断定其真伪性；而价值判断没有认识意义，仅仅是情感和态度的表达，其真伪性是无法通过经验研究来确定的，它们既不真也不假。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只有事实的判断才是科学范围之内能够做到的事情，价值判断超出了科学的范围。

因此，行为主义政治学家强调作为“科学家”，严谨的政治学家应避免作出价值判断，也不宜对价值判断发表意见，对一切重要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是政治哲学家的任务，政治哲学家才总是试图作出决定、提出建议、阐发道德标准、提出价值判断来估计政治行为和政治制度。卡特林明确提出政治学关心手段，政治哲学才关心目的。不管我们大家的选择或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愿望就是要达到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就必须了解采取什么手段最为有利，提供适当的有助于实现社会政治目的的手段的知识是政治科学的唯一的功能，而且只有政治科学才能做到这一点。奥本海姆(Felix・E・Oppenheim)同样指出政治学研究应该限于作出能够由可观察证据证实的客观事实陈述，价值判断仅仅表达政治学家个人的主观偏好，它不需要也不应该介入政治学研究中来。

三、行为主义政治学“价值中立”观的简要评论

作为当代西方曾经影响最大的政治学流派之一，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快速兴起和最终衰落都与其“价值中立”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自从“价值中立”主张提出以来围绕它的争论就没完全停止过，这一争议实际上并不局限于政治学这一学科范围内，而是围绕另一个范围更大的问题展开的，即社会科学研究中是否能够做到“价值中立”、是否应该做到“价值中立”。详细解答这一问题不是本文的主旨，仅就方法论这一层次而言，笔者认为行为主义“价值中立”主张应该说在一定范围、一定限度内是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问题就在于它把这一主张的适用范围过于夸大，超出了可能的限度，导致这一主张又丧失了合理性，从这一意义上说行为主义的衰落就具有了某种必然性。事实上，不仅对于政治科学，而且对于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来说，要完全做到“价值中立”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理的。

第一，关于研究对象的价值中立，行为主义提出这一主张，首要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对象局限于价值问题、忽视对现实政治问题研究的弊端而提出来的，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如果长期忽视现实社会问题的研究，对现实社会问题既不能指出理论上的解释之道，也不能提出实践中的解决之法，长此以往必将会危及该学科的“合法性”。从这一点看行为主义主张让政治科学从政治哲学中独立出来、政治科学研究应该关注现实政治问题，不容否认是合理的。同时，“价值中立”主张也开拓了政治学的视野，为政治学研究开辟出了一块相对独立的崭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正是在行为主义影响下，政治学的新交叉学科、新理论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生态学、政治人类学、政治系统分析理论、角色理论、团体理论、决策理论、精英理论等纷纷涌现，客观地说在促进政治学学科发展上行为主义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但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起点是现实社会问题，而现实社会问题往往是既包含事实问题也包含价值问题。虽然从逻辑上我们可以明确地对这两种问题做出区分，但在现实中这两类性质的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的，很难截然分开，因此，完整的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既研究事实问题也关注价值问题。如果说传统政治哲学在研究对象上强调了对价值问题的研究而忽视了对事实问题的研究的话，那么行

为主义政治学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强调了对事实问题的研究却又忽视了对价值问题的探讨，从这一点看行为主义“价值中立”主张的偏颇是很明显的。而且这一主张在研究实践中也带来了另一种与传统政治学相似的困境：在“价值中立”的旗号下，行为主义者往往过份关注细枝末节的政治行为，而忽视重大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再次造成了政治学研究与社会现实脱节的问题，这也是行为主义最终被后行为主义所取代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行为主义内部针对研究对象“价值中立”的主张，不同的声音也从没停止过，当怀特(William・Whyte)提出政治学家应对政治学感兴趣，而要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时，阿尔蒙德就曾批评说，对政治学而言，公共政策是首要的依据，在对政策的后果所作的分析中，政治学家的职责是要判断一种已被认为以某种方式将会导致公共利益的特定政策究竟是否真的有效，而在讨论这些“伦理”问题时，哲学家是缺少必要的知识与技能的，而政治学家只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就完全具有这种能力。因此，他认为政治学家不应把“伦理学”留给哲学家，在公共政策领域实际判别“善与恶”是政治学家的特殊职责。

第二，从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来看，行为主义提出“价值中立”是为了维护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尽量做到研究过程的价值中立是保持研究结果客观性的必要条件。但从社会科学研究过程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是不现实的，因为每个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研究活动是研究者在自己价值观指导下进行的选择，而每一种选择背后实质上都有一种价值判断：研究方法的选择涉及价值判断，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只有具有某种确定的方法论才能开展研究，这本身就涉及到认为这个方法是好的价值判断，行为主义主张政治学研究要实现“价值中立”，这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另外，研究对象的选择也涉及价值判断，任何一种学说必须把取材于有关社会生活的某些事实或事件看作是重要的，这种取材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判断。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客观性就不重要，研究过程就不要做到价值中立、不能做到价值中立。关于在政治学研究过程中如何做到“价值中立”，贝蒂・H・齐斯克的观点有一定说服力，他将整个政治学研究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课题的系统化；调研的设计和调研手段的发展；资料的搜集；对资料的分析和阐释。他认为在课题系统化阶段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选择那些最可能对自身的价值有所推动的问题，但“课题一旦选定(我们希望这一抉择既是在相应的价值基础上又是在理论重要性的基础上作出的)，其后的两个研究阶段的结果若要令人信服，就应该完全不抱成见”。也就是说如果说在研究的第一阶段研究者介入自己的价值观还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话，那么一旦进人研究的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即在调研的设计和调研手段的发展以及资料的搜集阶段研究者则必须保持价值中立，客观科学地收集数据，用这些数据来客观地检验理论假设，而不应带有研究者的偏见。如果研究者在这些过程中仍带有自己的价值观的话，那他的结论可能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科学的研究结论要求经得起经验证据的重复检验，那种通过选择性证据得出的有偏见的结论是经不起重复性检验的。这两阶段的“价值中立”是研究客观性的必然要求，是合理的也是必须做到的。但是如果要在研究的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就排除研究者的个人价值观则是不现实的。

第2篇

1.学科内教材内容的整合

（1）框题内教材内容的整合。在教学实践中，要熟悉课本内容，敢于调整教学内容，按教学内容内在联系大胆调整，让学生更易于接受。如在《关于世界关的学说》这一框题教学过程中，我对教材的内容作了一个先后秩序的小调整：课本原来先介绍什么是世界观，然后是什么是哲学，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包括联系与区别）。但我教学中是介绍完世界观后，接着讲授什么是方法论，顺势也把“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的关系讲了。我觉得这样学生更容易理解并记忆相关内容。因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关系密不可分。回头再讲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讲清世界观与哲学的关系，“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观点就自然水落石出，非常清晰了。另外，这节课对另一个知识点“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也作了个小调整：先介绍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对哲学发展有推动作用；然后再讲授哲学是具体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和反思，因而对具体科学具有指导作用。另教材中部分哲学原理与相应方法论并不对应，尽管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毕竟二者还是有着严格区别的。我们不能让学生把世界观与方法论混为一谈。应该让学生把不同的世界观与相应的方法论对照着学习。如教材讲“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后，再集中讲方法论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我认为，虽然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矛盾的重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尽管同属于两点论和重点论，但二者还是有着严格区别的，它们有自己相应的方法论。在这节课，我是做了调整和补充：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原理对应抓主要矛盾，统筹兼顾的方法论先讲，然后再讲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原理要求抓本质，不可忽视支流，最后才讲两点论和重点论。因为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这两个原理及其方法论是学生最容易混淆的，我们应该让学生能区分。

（2）框题间教材内容的整合。新教材是以生活逻辑为基础进行编写。以生活逻辑为主取代过去的理论逻辑为主，这一新课标的理念在平时的教学上我们应该按要求认真落实。但在日常的教学中，我们又要灵活处理好生活逻辑与理论逻辑的关系。首先，我们不难发现有的框题内容偏多，一课时讲不完；有的上一框题的部分内容与下一框题的部分内容是紧密相连的，此时我觉得应灵活调整教学进度和内容。如在《第九课 矛盾》的第一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有两个问题，一是矛盾的同一必性和斗争性，二是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教学内容既是重点又是难点，内容偏多，一课时难以完成。同时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与下一框《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可以把“矛盾的普遍性的特殊性”这一问题与下一框《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起讲，而《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的“主次矛盾和矛盾主次方面”则单独用一课时讲。

（3）课与课之间教材内容的整合。新课改理念下教学活动要求教师视教材为学习资料，在遵循教材处理“源于教材，以不拘泥于教材，要灵活地、创造性地使用教材，不能成为教材的奴隶”的总原则前提下，主张因地制宜，因生制宜地对教材资源进行合理整合和有效利用。为此，我在重新审视教材的基础上作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如讲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哲学讲的“物质”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我们教材没有在这里介绍什么是物质和意识，因而不利于学生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我在教学过程中对这个知识点作了处理，就是把第四课第一框题中“物质和物质具体形态”的内容提前到这课来讲。通过列举“水果和苹果、香蕉、西瓜”、“动物和猫、狗、牛羊”等的关系，让学生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理解哲学抽象的物质概念和具体物质形态的关系。这一处理，既有利于吸引学生的兴趣，又有利于形象、生动的理解抽象的知识点。

2.科际间教学资源的整合

所谓科际资源整合，主要是指利用政治与语文、历史、地理等科目的密切关联来提高政治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教学质量。

（1）政治学科与语文学科的资源整合。在政治课教学中，经常使用语文知识，如经常使用文学修辞语言，有利于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把深奥的哲理通俗化、把晦涩的理论形象化，以烘托课堂的气氛。如我讲到崇高理想的作用时，用“指南针”“发动机”“风帆”“灯塔”“路标”来形容，这是比喻法。讲“理想”时，我针对班上少数同学提出的“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的观点，我朗诵了著名诗人流沙河的现代诗《理想》。在教学中，若能适度加入唐诗、宋词、文言、警句、成语、俗语等文学鉴赏，并把文学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巧妙地融为一体，能提高审美情趣，烘托课堂气氛，增强感染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第3篇

关键词:农村学生　政治学科学术语言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现今学生能否使用规范语言答题,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农村中学,政治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既是教师长期忽略,也是学生所普遍欠缺的。

一、分析原因

1.政治学科的性质和农村中学的现实条件影响

政治课是一门既具有逻辑性又具有语验要求的课,对学生而言,其学术语言表达水平越高,其思维的逻辑性就越强。而政治学科强理论性、强抽象性的特点,使很多学生望文生疑。难理解,失信心,也就不会主动去学习政治术语。另外,政治课还是一门时事性非常强的课,提供的资料大多是当前发生的重大经济现象和社会生活问题,这就要求学生对当前的重大时事政治有所了解,并能运用其中的学术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由于农村中学实际条件的限制,除了少量有点过时的报纸外,学生再无其他更好的途径去了解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很难准确理解和掌握其中的政治术语。

2.政治学科学术语言所用的专业术语与日常生活语言或先入为主的其他学科语言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缺少广泛而真实丰富的语言体验的话。大多数学生都会在理解这些专业术语所包含的意义时面临困难。如,哲学中与经济学中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哲学与’物理学的“质量～运动”;哲学与日常生活中的“发展～联系”,哲学与逻辑学的“矛盾”等。

这些不同语域中的学术语言,很容易混淆,学生容易处理不当,使概念产生歧义,以致学生在实际答题中隐患无穷。

3.旅村学生相对较差的基础使教师降低了原有的要求

一般来说,留在农村中学的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基础较差,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农村教师在课堂上可能更多地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关心的是学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学术语言的运用。

二、解决方案

学生进入高中后,政治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政治学术语言能力呢?

1.教师自己首先要努力实现课堂语言专业化

政治教师在政治术语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教师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学科学术语言,要讲求课堂语言艺术,做到“言传身教”,在课堂教学中,切不可重理论、轻语言。在材料或课文分析与引述之后,还要让学生确认、描述出该章节重要的政治术语。

2.激发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从实际情况看,学生对政治课感兴趣与否,将直接影响着思维的积极性。如果教学总是一味的灌输,只会使学生感到厌烦。丧失对思想政治课学习的兴趣,自己在回答问题上。组织学术语言的能力也就不能得到有效的提高。只有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才能积极主动地在课堂上大胆地与教师、同学进行有建设性的交流与探讨。

3.创设环境,引导学生学习政治学术语言

教师应该创造环境或鼓励学生多接触社会生活,积极引导学生去学习这些新鲜活泼的语言。这样一来,常常训练。自然有利于学生提高答题精确度。

4.加强训练,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第4篇

关键词：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学科史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03-02

对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门学科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而不研究属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科范畴的具体问题，是理论与学科关系层面的探讨，或可以说属于学科史研究的范畴。对于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关系，从学科史的角度予以厘清，有助于合理界定两个学科的方位和边界、正确理解学科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人们更好地把握它们的发展变化与相互间影响。

一、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概念辨析

要进行相互关系的比较分析，首先需要考察学科的属性，即该学科是研究什么的。首先来考察政治学。政治学英文“Politics”一词源于古希腊语Polis（城邦）。西方政治学的创始人首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善”、 “正义”和他的哲学王理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西方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政治理论及其体系的著作，他倡导以个人幸福为最高政治目标的城邦政治论，使政治学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后大致经历了中世纪神学政治学、近代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权利政治学、20世纪以来现代意义的政治学等几个阶段，①有着悠久的历史。一般而言，政治“本质上是人们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1]政治学，则是研究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

“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IR）是国外学术界比较常用的词语。在英文《韦氏词典》里对它的解释是：“国际关系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关注的是国家间的联系并且主要关注对外政策”。从这一定义来看，“国际关系”的属性有三点：一是在学科上它从属于政治学；二是它的研究对象是国家间的关系；三是对外政策或外交是其关注的重点。“国际关系”不仅仅是指国际的政治关系，还涉及经济、军事、科技、教育、文化、宗教、卫生、民族、政党等各种联系。也有学者认为，“国际关系是超越国家界线的国际社会关系。进入世界近现代史的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以及国家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2]，“严格来说，国际关系的领域集中在世界上政府间的关系，但这些关系不能被孤立地理解。这些关系和其他因素（如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以及个体）是有紧密联系的；与其他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国内政治结构）也有联系；甚至与地理的和历史的因素也发生关联。国际关系学是交叠了几个其他领域的庞大学科。”[3]可见，国家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或主要方面。所谓“国际关系”，主要指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主要方面的联系；“国际关系学”，则可被看作是一门研究这些联系和及其规律的独立学科[4]。

二、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关联

19世纪，受西方实证主义思想学说影响，人们对政治学的独立地位、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有了较一致的看法，当时主要以国家政治行为、政治体制与机构、政治理论与原则、政治家的思想行为等为研究对象。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也产生于20世纪初，是现实国际关系发展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是人们对国际关系认识日益加深的产物，相对来说是新学科。

传统上，国际政治学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而国际关系学则是国际政治学的拓展。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世界范围内错综复杂的国家间矛盾的第一次总爆发，国际关系成为学者们必须密切关注的焦点。1919年，威尔士工业家戴维斯在威尔士大学资助建立了国际政治系（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Wales），并为国际政治专业设立了伍德罗·威尔逊讲座教席（Woodrow Wilson Chair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种设置标志着独立的国际政治学科的诞生[3]。显然，国际关系学（IR）最初是以国际政治学（International Politics）的面目出现的，并且被许多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看作是政治学的子学科。1949年在巴黎，各国的政治学者共同建立了“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协会确定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有五项：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党和政治团体、国际政治关系、社会舆论[4]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国际政治研究伴随着一系列特定刊物的出现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科领域和范式。这些刊物包括：《外交》（Foreign Affairs，1922）、《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47年）、《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1947年）、《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63年）、《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1964年）等，此外，英美国家都出现了国际关系方面独立的博士教程[5]5。20世纪50年代末，以国际政治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政治学成为政治学的三个主要分支学科之一，另两个是行政学和比较政治学。在学科史上，“国际关系”可以说是“国际政治”在空间范围上的延展，在时间上也存在一定的先后顺序。由于这种特征，使得“国际关系学”稍微偏离了政治学领域，与政治学的联系不如“国际政治学”与之紧密。但反过来说，国际政治始终都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重点，原因在于“国际政治”关系一直以来是各种国际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一类关系。

三、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不同

（一）学科生成、发展历程（学科史）的不同

政治学在古希腊时期就产生了，中世纪的政治学和其他学科一样，受神学统治。近代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学最终摆脱神学束缚，恢复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20世纪早期，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生成是20世纪的事，但这个过程几乎跨越了整个世纪。

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作为一种现象也有久远的历史。其实，不管是古代的城邦国家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只要有国家，就存在“国际关系”。“如果把古代学者的研究，诸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研究古希腊城邦国家间关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和中国记述春秋战国历史的典籍《春秋》、《左传》、《论语》、《战国策》等视为某种“国际关系”研究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了”[5]4。国际关系学到20世纪上半叶还不能说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可称为一门学科的轮廓。

（二）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的不同

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因此，它的视角通常会围绕政治关系，从政治行为、政治体系、政治文化等方面去阐释政治的本质，关注国家、权力、权利等核心概念，关注人类围绕这些核心价值所做的价值选择，关注对自由、正义、和谐等终极理念的追求；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背景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共同构成的一个特殊“社会”，这个社会没有中央权威，国家间的互动在本质上是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的研究不仅涉及政治因素，而且涉及军事、经济、宗教、文化、法律、生态、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其中关注较多的是国家的外交关系和外交政策。其研究对象非常复杂，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对于国际关系学都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它还涉及哲学、地理学、生态学、心理学乃至数学、统计学等众多学科，表现出十分庞杂的特点，但国际关系整体的运动规律仍是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①

（三）研究方法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都经历了传统研究方法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两个阶段。传统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的研究方法、历史的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法学的研究方法等；二战后初期，“国际关系学界大多数学者沿用政治学或法学的一些方法，注重对国家、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研究”[4]7。战后六七十年代科学主义盛行时期，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开始利用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铸造本学科新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学的方法、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系统分析方法、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行为主义的方法、数理统计的方法等等，统称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上的传统与现代两个阶段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共性。所不同的是，由于国际关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也表现出复合多样化的特点，更多地具有“科学主义的”倾向，研究的问题与政治学的课题相较更为现实具体，更多采用实证主义、定量分析的方法。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政治学学科的资料库。笔者以为，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存在根本性的不同。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工具，对于某一分析课题来说只要是恰切的就可以大胆采用。

四、结语

在学科发展史上，学科之间从属、分离以及综合是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表现。国际关系学传统上被认为是政治学的一个从属学科，但随着其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研究成果的繁荣丰富，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地位已经在人们当中达成了共识，大家都承认它有独立的理论体系、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学科目的与学科价值。

同时，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支撑的关系。国际关系学虽然研究的是一个类似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当中各行为主体互动的关系问题，但它始终离不开政治学所提供的关于国家、权力和权利等基本概念体系的支撑，以及政治学提供的价值规范的牵引。政治学也迫切需要国际关系学在这方面的成果来大量丰富政治学研究的资料与素材，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当天，政治现象常常是超越国界的。 总之，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相互支撑与相互分离是二者间关系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学科发展也会受这对矛盾运动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2]袁明.国际关系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美]Joshua S.Goldste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3.

第5篇

【关键词】学生；政治学科；学术语言

中图分类号：G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5-166-01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考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学生答题规范化的问题也日益显现和暴露出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中学，政治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既是教师长期忽略，也是学生所普遍欠缺的。

一、存在问题

在平时的教学中，几乎所有的政治教师都会提到这么几个问题：“他们写作业时，甚至连题目都看不懂！”“我看不懂他们的答案，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他们写了一大堆，但没有中心词”“他们了解材料要表达的涵义，但却不能找到合适的词句将之表达出来！”……尽管每个具体的答案可能都不近相同，但几乎所有的答案最终都会归于一个问题即——学生的政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太差。

然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大多数政治教师来说，他们自己在如何使用学术语言这点上也是完全不自觉的。对于很多政治老师来讲，老师只是关心学生懂了没有，忽略了对政治学术语言的掌握。只有当语言被怀疑是学生所存在的问题的内在原因时，它才成为讨论的主体。

二、分析原因

（一）政治学科的性质和中学的现实条件影响

政治课是一门既具有逻辑性又具有语言要求的课，它要求学生在政治课学习中，具有全面的素质。因此，平时要求学生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语言表达要清楚、流利、严谨，政治术语要准确。另外，政治课还是一门时事性非常强的课，提供的资料大多是当前发生的重大经济现象和社会生活问题，这就要求学生对当前的重大时事政治有所了解，并能运用其中的学术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二）政治学科学术语言所用的专业术语与日常生活语言或先入为主的其他学科语言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缺少广泛而真实丰富的语言体验的话，大多数学生都会在理解这些专业术语所包含的意义时面临困难。如，哲学中与经济学中及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哲学与物理学的“质量”、“运动”，哲学与日常生活中的“发展”、“联系”，哲学与逻辑学的“矛盾”等。

（三）学生相对较差的基础使教师降低了原有的要求

一般来说，留在中学的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基础较差，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教师在课堂上可能更多地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关心的是学生是否能懂而忽略了政治学术语言的运用。

三、解决方案

林德福尔斯曾说过“在如何观察和看待我们所教的孩子这一点上，存在着不同的做法。……但在语言领域，孩子们却是超级健康的有机体，如果我们给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他们会不断地茁壮成长。我们不应试图消除孩子们的语言“问题”，而应努力培养他们持续而突出的语言发展能力”。学生进入高中后，政治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政治学术语言能力呢？

（一）做好示范，教师自己首先要努力实现课堂语言专业化

政治课理论性强，也比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学用语，学生往往很难理解，由此失去学习这门学科的兴趣。因此，为了把课讲“活”，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政治老师们常常借助大量的笑话、故事、比喻、歌曲、影象资料等手段来激活课堂，这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是人们所称颂的。

（二）激发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浓厚的兴趣是一种巨大的动力，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思考力和想象力，驱使学生去积极思考、观察和研究。这样才能活跃课堂气氛，活跃思维，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表现自己的强烈欲望，从而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能力。

（三）创设环境，引导学生学习政治学术语言

伟大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政治课新教材时代感强，贴近生活，比如广告语言、宣传语言、新闻语言等，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或不少语言本身就是政治术语。它们既形象直观，也利于学生掌握。

（四）加强训练，熟练掌握，增强学生的自信心

俗话说：“熟能生巧”。要把政治专业术语变为学习的工具，变为灵活的答题语言，平时要求学生对语言进行反复练习是必要的。

总之，作为一名高中政治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一定要注意培养学生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才能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课堂效率的提高。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政治学术语言以及学术语言的运用能力，是每个政治教师应该做到的也能够做到的。

参考文献:

[1]国家教委.高中政治新课程标准.

[2]哈蒙德.教师应该做到的和能够做到的[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6篇

关键词：现代化理论；发展管理学；国家管理哲学；国家辩证发展逻辑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6-0127-02

一、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与现代化理论

发展是一个全面综合的概念，它一般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与以上方面相对应，在学科设置上存在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社会学。

一般认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是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20世纪五六十年展经济学所提出的资本形成、双元结构、进口替代等理论至今仍有其价值。而发展社会学着重于探讨社会结构的演进和发展，包括职业分工、社会流动、城市化等方面。发展政治学则探讨政治发展与传播、官僚机构、教育、政治文化、政党之间的关系，发展政治学一般采用比较政治研究的视野。

以上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与发展政治学大部分内容也包含在“现代化理论”这一框架下。现代化理论探讨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因而当然需要分门别类地探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发展甚至文化发展。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一方面，作为传统社会科学之一的管理学竟然对现代化或国家发展问题持续冷漠；另一方面，学术界在探讨现代化过程中也未引用管理学相关理论。

二、发展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体系

穆尔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高水平的技术和受过高度训练的专家、广阔的市场和细致的组织结构等。伊斯顿通过《政治体系》描述了政治生活的现代化。阿尔蒙德将现代化理解为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等。上述研究大多属于发展社会学或发展政治学。罗斯托提出，根据经济指标把所有社会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大众消费。以上研究属于发展经济学范畴。亨廷顿总结了现代社会的九个特点，主要是从发展政治学的角度而言。英克尔斯将现代人格认为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因素，这是基于社会心理学视角。此外，现代化理论中的结构主义、依附论等主要基于国际经济与政治的视角。

从上述文献可以看到，现代化或国家发展的管理学视角被严重忽视。管理通常被理解为通过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共同努力，既有效果又有效率地达成目标的过程。管理的要素之一是目标规划，这是管理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区别。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发展社会学大多采用一种演化的视角，而在管理学看来，现代化应该是一个明确的目标，并由此制定达到目标的方案、组织形式以及协调、指挥和控制的机制。管理的目标指向性也称为管理活动的有效性。管理的第二个要素是效率：管理不仅关注能否达到目标，还关注达到目标的效率。因此，管理学研究如何对计划进行优化、如何设计最佳的组织结构、如何实现最有效的协调和控制，这些对于一个意欲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至关重要。

由此看来，当涉及到国家发展或现代化这一主题时，我们应该引入管理学的视角，这一学科领域可以称之为发展管理学。发展管理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当然也可看成管理学或公共管理学等基础学科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发展管理或国家发展管理。

发展管理学的研究主题就是如何有效实现国家发展目标。它以国家发展为研究对象，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等内容。但与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或发展政治学不同的是，发展管理学强调国家发展的整体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规划目标。与管理学或公共管理学一般理论相比，发展管理学重在国家发展目标及其实现。从学科体系而言，粗略地说，发展管理学应保持传统管理学的框架结构，即计划、组织、领导、协调、控制；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发展的特点进行专门研究和细化，包括国家发展环境、发展战略制定、发展战略执行、国家发展优势和发展劣势、发展能力、传统文化与国家创新、发展协调机制、发展或改革中的冲突管理、国家发展中的组织转型、转型与改革领导、改革与发展进程控制等。从研究方法而言，既有实证分析，也有规范研究；既研究影响发展的因素，也必须提出相应的对策。

三、发展管理学与国家管理哲学

管理哲学就是关于“管理的本质、包含价值在内的要素以及要素间相互关系是什么”的根本性、系统性回答和“为实现管理目标怎么做”的根本方法。有关“管理的本质、包含价值在内的要素以及要素间相互关系是什么”的学说可称之为管理本体论。管理本体论中涉及到价值的部分可称之为管理价值论，而有关“实现管理目标的根本方法”的学说可称之为管理方法论。当然，如何得到上述系统性的认识，本身就值得研究，这一部分研究内容可称之为管理认识论或管理研究方法论。管理哲学是“是”与“做”的统一，是本体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统一。管理哲学可以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使用。一是普遍性层面，即有关一般管理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理论体系；二是具体的管理者和组织层面，这一层面上管理哲学指的是管理者或组织对于自身管理的根本认识和方法，处于该层面的管理哲学是可以进行实证分析的。处于第二层面上的管理哲学大多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

正如管理学以管理哲学为基础，发展管理学也以国家管理哲学为基础。国家管理哲学是对国家发展的根本性、系统性认识以及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整体性与根本性思路。国家管理哲学包括如下内容：（1）对于国家发展环境、目标、发展过程的根本性认识；（2）达到发展目标的根本思路和一般性指导原则；（3）根本性看法和根本思路的高度统一。

从国家发展哲学出发，发展管理学就不是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的简单综合，而是以发展环境、目标以及路径为主要对象的探讨。它当然会涉及发展经济学等的内容，但它的着眼点不是单独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发展，而是国家发展――正如企业管理的目标不指向单独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或市场营销一样。

四、发展管理学、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与国家辩证发展逻辑

发展管理学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必然与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企业管理学有很大区别。不同于企业，国家管理的传统、环境与制度非常重要，且以上三项皆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因此发展管理必然是基于本土的。基于此，合理利用本土传统管理思想就非常重要。对于中国发展管理学而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一项很重要的资源。

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非常丰富。笔者曾基于易经与西方动态博弈理论提出辩证发展逻辑的一套理论框架。以企业管理中的竞争与合作的一对矛盾为例，其典型四阶段博弈顺序为：第一阶段，甲企业选择竞争；第二阶段，乙企业感受到竞争的压力；第三阶段，甲企业提出合作的要求；第四阶段，甲企业选择合作。设甲企业的真实目的是合作，但考虑到第一阶段就向乙企业提出合作，反而可能会导致合作进程进展不顺利，因此在第一阶段时间点上，甲企业的目的和手段是矛盾的。笔者将企业战略领域中的这一类战略行为称为“策进”。

第7篇

[关键词] 农村高中学生政治学术语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考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学生答题规范化的问题日益显现和暴露出来。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高考考查学生的各种能力最终要通过学生在答题过程中以文字的形式反映在试卷上，而且越是能力测试型的题目，对学生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这需要学生根据平时学过的概念、原理，运用恰当的政治学术语言，去解释人类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经济问题、哲学问题、政治问题。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在农村中学，政治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既是教师长期忽略，也是学生所欠缺的普遍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

在平时的教学中，当我们几个政治教师谈到学生在政治学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时，几乎所有的政治教师都会提到这么几个问题：“学生在回答问题时，甚至连题目都看不懂――答非所问。”“我看不懂他们的答案，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杂乱无章。”“他们写了一大堆，但没有切中要害――无中心词”；“他们明白材料要表达的涵义，但却找不到合适的词句将其表达出来――术语欠缺”……尽管每个具体的答案可能都不尽相同，但几乎所有的答案最终都会归于同一个问题――学生的政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太差。

二、分析原因

第一、政治学科的性质和农村中学的现实条件影响。政治课是一门既具有严密逻辑性又具有严格语言要求的课程，它要求学生在政治课学习中，具有全面的素质。

第二、政治学科学术语言所用的专业术语与日常生活语言有很大的区别。如果缺少广泛而真实丰富的语言体验，大多数学生都会在理解这些专业术语所包含的意义时面临困难。

第三、农村学生相对较差的基础使教师降低了原有的要求。一般来说，留在农村中学的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基础较差，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概念和原理，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农村政治教师来说，他们自己在如何使用学术语言这点上也是完全不自觉的。他们很少去分析自己在传达特殊含义和达到预期反应与回答问题时运用的技能，也很少会有人去留意自己在表达语气和立场时选择了什么样的语言，在课堂上可能更多地会使用一些生活化的通俗语言；另一方面，对于很多农村政治老师来讲，只是关心学生懂了没有，但却忽略了学生对政治学术语言的掌握。只有当语言被怀疑是学生所存在的问题的内在原因时，它才成为讨论的主体。这就导致在农村的实际教学和日常训练中忽略了对学生政治学术语言的培养，造成了学生学术语言的缺失。

三、解决方案

学生进入高中后，政治教师如何帮助学生掌握和熟练使用政治学术语言能力呢？

第一，做好示范――教师自己首先要努力实现课堂语言专业化。政治教师在政治学术语言上首先要做好示范作用。政治课理论性强，也比较抽象，尤其是一些哲学用语，学生往往很难理解，由此失去学习这门学科的兴趣。因此，为了把课讲“活”，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治老师们常常借助大量的笑话、故事、漫画、影象资料等手段来激活课堂，这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也是人们所称颂的。但教师一定要牢牢抓住自己的学科学术语言，要讲求课堂语言艺术，做到“言传身教”，切忌顾此失彼，活了形象，失了本质。

第二，激发兴趣――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师生互动。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兴趣的提高，就能导致其积极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去，学术语言表达能力就不断得到锻炼、完善。从实际情况看，学生对政治课感兴趣与否，将直接影响着思维的积极性。同时，教师对学生的讲、议给予真诚的肯定，热情的鼓励，给他们成功的体验，让他们在教师真诚热情的评价中取得成功的喜悦，受到自尊的滋养，提高讲话的信心和勇气。这样才能活跃课堂气氛，活跃思维，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表现自己的强烈欲望，从而培养学生的学术语言能力。

第三，贴近生活――创设环境，引导学生学习政治学术语言。伟大的教育学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生活即教育”。政治课新教材时代感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密切，比如广告语言、宣传语言、新闻语言等，蕴含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它们既形象直观，也利于学生掌握。由于农村中学与农村学生的实际情况，相比于城市学生，可能缺少一点时代感，教师应该创造环境或鼓励学生多接触社会生活，积极引导学生去学习这些新鲜活泼的语言。

第四，熟能生巧――加强训练，增强学生的自信心。要把政治专业术语变为学习的工具，变为灵活的答题语言，平时要求学生对语言进行反复练习是必要的。同时，教师要强化语言运用训练，呈现一定量的材料，有选择性地让学生进行演练，训练中要起到画龙点睛的引导作用，要加大分析力度，评讲过程要注意点化语言运用技巧，鼓励学生大胆想象，敢于联系，善于否定。通过训练发现语言运用的薄弱环节，对症下药，作专题讲座或个别补救，逐步提高学生的政治学术语言运用能力。相信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学生对政治学术语言的运用自然熟能生巧，答题的信心自然也会增强。

总之，作为一名农村高中政治教师，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一定要注意培养学生学术语言的表达能力，才能真正实现素质教育的要求和课堂效率的提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学生掌握政治学科学术语言和熟练使用学术语言的能力，是每个政治教师应该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参考文献

[1]国家教委.高中政治新课程标准，2005（9）

第8篇

论文提要：本文运用后现代意义上的“差异”观和“差异政治”观，简要评价了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延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这两种观点是典型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的代表——它们从多元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为理解多级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但同时它们也过分彰显和强调了当今政治学中差异与冲突的固有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有辩证地理解政治文化中的“异与同”，用辩证的观点来审视文化、文明中的差异以及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才能真正科学把握纷繁复杂的世界政治图景，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一、“差异”与“差异政治”的内涵

差异，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早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就业已存在。它通常被理解为矛盾的一个要素，是矛盾发展过程中的最初阶段和表现，它处于二种尚未激化的矛盾状态。简而言之，差异就是矛盾或对立统一的幼体。

然而，在后现论视野中，辩证法“总是错误地解释差异，它是对谱系学的一种混乱倒置”。因此，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学者虽然也使用“差异”这一术语，但其内涵却是与辩证法迥异的。他们承认差异性，否认同一性，反对把差异最终归入更高的统一之中。尤其在德里达那里，“差异”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并常用“延异”加以替代。

“延异”(diferance)是德里达自撰的一个重要术语，是其锵构主义理论的奠基性概念。从词源上考证，德里达的“延异”是由“diference”(差异)演变而来。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学理论的两个基本原则：“任意性”和“差异性”。按索绪尔所说，语言符号都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自然或本质的关系。不仅如此，符号还有严格的区别意义的作用，即差异原则。语言是一种差异关系而无确切的意义系统，语义主要“撒播”在一连串能指的转换过程中，它是压抑差异或不断变动的结果。

索绪尔的差异原则，经德里达继承和批判衍生出了“延异”这一全新的概念。按德里达的说法，延异是“不再以在场(pres-ence)／缺场(absence)的对立为基础而构思的一个结构或运动。延异是差异、差异的踪迹和诸因素得以相互关联的间隔(spac．ing：)的系统游戏。这种间隔同时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没有这种间隔的产生，‘完整的’术语就不能指示其意义，就不能发生作用”。在德里达看来，延异至少有两种不同而又相关的意义：即它同时既指差异(todif—fer)又指延宕(todefer)。一方面，延异包含着“在场”与“缺场”之间的非同一性或差异；另一方面，延异既不是“在场”也不是“缺场”，而是指意过程成为可能的游戏，“在场”既与“缺场”相异，又延宕到“缺场”，同时“缺场”又延滞了“在场”。德里达认为“延异”是无法明确界定的，它必须避免概念化，否则它将会使“中心”与“根源”等含义重新进入“延异”之中。如此说来，“延异”是一个非在的存在，不管多么完美、独特或超验。它不控制任何东西，不主宰任何东西，不在任何方面行使权威。

概而言之，“差异”或“延异”是德里达用来借以消解现代哲学的一种后现代策略性用语，它具有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异性、非意义性和非真理性等内涵。

说到差异政治，就是指在后现代思潮中，用差异性原则或策略对当代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进行理解的一种方式。具体说来，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德里达的“差异”或“延异”、利奥塔的反对“宏大叙事”观作为哲学基础，以多元政治观和差异政治观为基线，反对建构任何类似于“启蒙理性”那样的大一统政治哲学，强调政治价值向度的多元化、多维化倾向。无论是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抑或后现代女权主义、黑人政治、族性政治等等，无不具有浓厚的差异政治色彩。

后现代政治观的首要目标是反对现代政治学中的宏大统一叙事体系，进而要求建立具有异质多元的差异政治观。这一差异政治观多从政治文化论研究人手，随着文化学研究视角的不断转向而形成并扩展。

当代美国政治哲学的代表罗尔斯在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一方面坚持了《正义论》一书中提出的“无知之幕”，即将人们用于选择权利的生活基础“虚化”；另一方面，针对哈贝马斯、“社群主义”等等的挑战，提出了所谓在诸差异的理解基础上的“交叉共识”观。这一观念，与哈贝马斯的以商谈交往为基础、以真理为内容而具有强烈重建现代主义愿望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从而成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

库恩指出，在世界上，各种不同民族的语言可以互相翻译，但不存在凌驾于众多语言之上的“世界语”。差异政治观对于自启蒙学派以来的现代政治学的“统一、宏大叙事方式”以及抽象统一的思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冲击，对西方“中心论”的政治观也存在着深刻的批判性。它强调多级主体性，并关注异质性，这都有助于当代政治学的思维范式由单一主体论向多级主体交往实践的政治学的转型，进而推动着世界多级格局的最终形成。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作为差异政治观的典型代表，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从差异性、多元性的文化、文明作为理解差异政治的切入点，将差异政治和多元文化、文明并置或联系在一起，从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理解差异政治的基础，从而为现代政治学进入后现代轨道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

二、帕依的“多元政治文化分析”

帕依认为，现代政治学一直将政治权力视为一种抽象的、统一的和总体性的存在。而实际上，现代政治学在基础方面存在着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重大差异。在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亚洲权力与政治学——权威的文化向度》等著作中，系统地考察了由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东西方关于“政治权力的本性及其运作”在理解方面的差异的史实，进而提出了政治文化差异观。他认为“那种追寻有关权力的一般特性的理论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因为在所有社会现象中，唯有权力是一种对文化细微差异都成为最为敏感的因素，它的多样可能性和界域总是由时间和空间来规定的”(帕依，1985)。

具体而言，他的差异政治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政治学基础观上，他反对现代政治学的抽象同一观，强调政治学基础的差异性。由抽象的人性和理性所导出的抽象统一的现代政治学，是非历史的和非辩证的：它将古希腊城邦的政治与现代国家政治都纳入到同一概念体系中加以抽象研究，所以是非历史的；这种抽象的政治观忽视了各种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主导性影响，所以是非辩证的。帕依看到了文化的差异对政治的影响，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及不同文化或不同政治之间的关系如何。若按博厄斯文化相对论认为，政治和文化一样，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然而此政治与彼政治、此文化与彼文化之间决不存在谁优谁劣的事实。

(2)其文化差异决定论。在探究政治差异的基础上，帕依认为，不同模式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政治观的差异。这是一种关于政治学理论基础方面的“文化差异”决定观，他指明了政治权力对于所属的文化差异的敏感性，认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中，由于人们的文化视野、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不同，对于权力等政治运作现象的观念就会不同，当然其评价合法性、合理性的标准也就不同。他通过对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的实地调查，亲身体验了不同文化中对权力和权威的“应是什么”、“实是什么”所作出的根本不同的回答。

(3)帕依还具体分析了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文化模式的文化机理，他认为，由于西方个人价值观主导性，决定了西方政治的民主制模式。而由于亚洲的群体价值观的主导性，相应地产生了权威主义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是从社会文化机体中“总和地”酝酿产生的。帕依从公众文化、社会心理、政治运作等多元视角对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产生的原因作了独特的分析。从公众文化层面来说，整个亚洲社会对于像权威和权力这样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都有合理而清晰的见解。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它们总是普遍深入地存在于政治文化的“集体经验”中，甚至内化于每个人的私生活中。在文化熏陶下的人们懂得必须对占有权力和处于支配地位的统治者以及其神圣权力本身顶礼膜拜，而在这种崇拜权力的活动中必然也使权威和权力的政治理念得到进一步的同化和加强，从而为权威主义政治模式打下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从社会心理学层面来看，亚洲人对权威的接受是满足其个人安全需要的手段。对他们来说，西方的自由和个性是“异在”的。而追求同一性就是追寻一个能隶属的群体，即寻找一个适合于己的家长制权威形式，使自己能隶属于其中，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从政治运作层面来看，亚洲后发式“赶超型”的现代化要求权力的高度统一，因此，权威主义的政治模式也是符合他们的效率观念的。帕依认为，考察亚洲社会内部诸文化模式的差异固然重要，但是考察其内部文化差异对于政治运作的主导性的影响更有意义。他认为，亚洲诸文化民族善于把握依顺性，并将之变成行为心理意义上的运作的能量释放——这是一种最具深刻意义的依赖性。通过“民族主义的亚洲形式”或由“种族的同一性”、群体的依赖性等因素构成了亚洲权威主义的新形式，而亚洲社会政治的运作则主要依赖于这种“权威一服从”的两极纽带。所以没有权威主义，亚洲的政治运作就失去了准则和模式。

总而言之，帕依一方面强调东西方文化差异所造就的政治差异的现实性，这对于消解政治观上的“西方中心论”，尊重各国政治价值观多元存在的现实，推进在承认差异和多元的前提下各文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对话与交往是有益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具体阐释亚洲政治文化何以不同于西方政治文化机理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概念，如“家长制”、“权威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由之所形成的具有依赖性的“权威一服从”式的亚洲权威主义政治模式理论，其科学性则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

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如果说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停留在比较政治学层面，那么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等论文中就将差异政治观应用于全球政治结构分析，以“文明”为单元建立起国际政治理论。从思维范式转型角度来看，亨廷顿完成了从单一主体观或抽象统一政治学范式向多元主体的差异政治观范式的转化。

现代政治学理论话语的核心观——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正义、国家法理等理念，以及整个政治学的思考方式和观视方式都源于l7一l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学家们援用的两大哲学公理——人性和理性，以及抽象的“一般观视方式”。它以单一、普遍、抽象的人性观构筑政治学的基础，以抽象的理性构筑政治学方法论，沿用自然法的宏大叙事结构，采用元理论和元叙事所产生的等级体系。由此可见，以启蒙理性为主导的现代政治哲学无疑是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单一主体性哲学，这一哲学视野的基本缺陷是单一主体中心性即抽象的人。抽象理性主义基础观、抽象普适方法论观念和具有严格逻辑与大一统的等级秩序理论叙事话语，遭到了后现代政治学的猛烈批判。后现代政治学以“多级主体交往观”为哲学基础，是无中心或多中心的，且没有可以制约主体的客观底板。因此，多级主体产生多级、多元视野，在彼此对话和交往中是开放和互动的。它只有游戏规则而无真理制约，主体间性是由差异的、异质的主体彼此交往而构成的。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浓厚后现代政治哲学色彩的“差异政治”观。亨廷顿在其一系列论文中一反传统的“西方中心论”，以多级主体差异政治观来勾画全球政治学。在亨廷顿看来，冷战时代是建立在以美苏为代表的西东两个集团各自“具有绝对权威和绝对真理性”的“单一主体性”的视野基础之上的。而现在，世界政治正进入一个全新阶段。需要有一个多级主体间的差异结构的全球政治观。亨廷顿认为，这种差异政治的基础在于差异性的文明，而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纷争，也不是民族国家之阿的竞争。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文明间的差异是差异政治观的主要源泉。文明通过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重要的宗教把人与人区分开来，不同文明的人们对一系列政治价值观的见解有着重要的分歧。这些文明差异是差异政治观赖以生存的“语境”，它作为历史积淀并非短期能够清除，因此它比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差异更为根本。差异并不等于冲突，但却是冲突，尤其是持续长时间激烈冲突的导因。世界正在变小，不同文明间(主体际)人们日益频繁交流强化了文明意识(文明的自我认同)，加深了人们对同一文明的认同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的意识，从而推动了不同文明问的差异甚至敌意的增长，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文明的寻根意识。经济全球化使得人们超越了原先民族国家和地方区域性的狭隘眼界，从而从“比较文明”的差异性角度追寻对“跨国界文明的认同感”。

亨廷顿还认为，西方文明的“中心化”迫使非西方文明的自我认同意识崛起、强化。这种文化特征和差异具有稳定性，因而它比政治、经济特征更难协调与变更。在阶级和意识形态冲突中，问题是“你站在哪一边?”人们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或改变之。而在文明冲突中，问题变成“你是什么人?”而这是既定的和不能改变的。另外，经济区域主义使文明内部的聚合力增强，也使差异文明的离异度增强。文明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政治(人权、正义、价值观等)、经济(贸易和发展权等)到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和观念的分歧，西方文明越是将自己的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作为“普遍价值观”进行推广，越容易激起来自其他文明的反对，文明间的差异必然演化为主体际政治冲突。

总而言之，差异政治观成为亨廷顿观察世界政治、建构全球政治学的基本范式。在亨廷顿的视野中，文明问的差异和冲突成为主宰全球政治的主范式，较之帕依的“文化差异决定政治差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是一次提升和发展，而且是一种朝向极端方向的发展。许多差异政治论者由差异必然性而导出了相互宽容、忍让、理解、尊重等后现代结论，而亨廷顿却将之推到另一个极端，强凋“冲突”主题政治论，无疑是重蹈冷战时期的“集体对抗”思维的覆辙，有悖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四、差异政治观之启示与误导

综上所述，无论是帕依的政治文化差异观，还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都将多元文化、文明与政治差异相关联，将政治的差异性、多样性归因于文化、文明的多元性，进而与现代主义的“普遍共识”相抵触，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差异政治观，成为后现代主义政治学的一种典型现象或典型形态。他们是借“文化”之异而强调“政治”之别，其内涵是通过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来揭示政治范式、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话语中异质存在性和差异性，由此导出多级政治主体问存在着一种异在(无统一范式)的交往关系。既然主体际的政治范式各异，因而就难以通约，难以将之再统摄到一个更高、更大的范式中并加以转换。

文化差异、文明差异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正如眼睛、鼻耳朵存在着差异，这是客观；但是眼睛、鼻子、耳朵之间决没有谁优谁劣的说法，这是主观。如前所述，文化差异、文明差异也是差异政治的形成基础，但是，多元文化、文明本身一定会冲突吗?差异政治一定是冲突政治吗?好比男人和女人也存在着差异，但是他们既可以相互成仇，也可以共同构建幸福美满的家庭，双方相敬如宾、恩爱一生。所以，古代圣人讲“牛饮水成乳，蛇饮水成毒”，也就是说，水到牛那里就变成珍贵的牛乳，水到蛇那里就变为有毒的液汁。文化、文明乃至政治的差异也像水一样，我们应该学会以善美的心态去应对它的存在。

第9篇

1.政治的生成与传播

政治貌似熟知，其实无法定义，因为政治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固定在哪种含义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曾说:“确切地说，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复杂的事物，很可能还是人类所遇到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备处理政治复杂性的技能，人们就会草率或过分地简化政治，这就是危险。公正地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确实都把政治简单化了。”①所以，认知人类的政治，需要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展开。从人类政治历史演变的“历时态”看，政治与国家、经济、社会关联。与国家关联的政治，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政治现象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即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因而，各种复杂纷繁的政治现象所体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中各阶级围绕着“国家”的统治权力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因此，从与国家关联的角度来认识、把握、研究政治，是贯穿人类几千年政治思想史的主线，直至当代仍然如此。与经济关联的政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还没有什么独立性，在很大的意义上政治生活就是他们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的社会生活。当人们的维持生活与生产资料的经济生活逐步凸显出来越来越具有独立意义的时候，人们便从与“经济”相对应的意义上认识、把握和对待政治了。应该说，在当下社会里，人们对于政治的认识更多的是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或者说是从与经济关联的维度来把握和认识政治的。与社会关联的政治，从社会维度对政治的认知和把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诸多领域混沌不分的早期，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是“社会”生活，这种政治、社会生活可能仅仅只是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而言。如果说，这可以视为从社会关联或意义上的“政治”，那么毫无疑义，这种界分是完全不自觉的。随着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突出及其对政治的制约，人们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认知和把握政治，而当人们能够自觉地从高于经济和政治本身的境界来把握政治的时候，实际上又是从“社会”的境界和意义上对政治的把握。这正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从国家、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所规限的政治，即政治的“历时态”生成过程，可以归纳为政治的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过程。这种过程既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历时展开过程，又是空间意义上的横向扩展过程。这种过程正是政治从无到有、从己到人、从私到公、从内到外、从一到多的通过“传播”这一根基性路径的生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在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特质”的基础上与政治的本质取得同一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没有不通过传播而形成的政治，正像不存在没有被统治者的统治者一样，即所谓的“政治即传播”。这种看法的深度与视角，可能不同于现在人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与解释，尤其是传播学学者对于政治传播本质的看法。我们没有具体展示所谓政治传播的历史形成过程。比如，在中国历史上从尧、舜、禹及上古时期《尚书》《左转》等所记载的“口传”政治，先秦诸子百家的“说服”政治，秦汉时期的“书刊”政治，唐宋时期的“进奏”政治，元明清时期的“特务”政治等;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的辩论修辞政治，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英法德的报业新闻政治，美国的宣导性政治，以及传播学创建后在传播技术与新媒体引擎下的说服政治、修辞政治、沟通政治等。在我们看来，展示这样具体的对政治的传播过程，在理论上并不能揭示传播的政治本质和属性，而只能展示政治是怎样运用传播来实现自己的。毫无疑问，展示政治是如何运用传播或者在政治范畴中讨论政治，无法说明我们上述的政治在“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步生成自己的规定性这一理论见解。所以，这种理论，看来看去，还是一种传播学，而不是政治传播学。

2.政治统摄传播

传播是一种交流，交流是一种过程，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在这里，实际上“信息”是传播的核心，比“流动的过程”更为重要，至少说二者同等重要。但传播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这种信息，即把这种信息当做一种既定的东西，认为传播的变化就是传播过程的发展，认为传播学就是研究这种过程之规律的学问。毫无疑问，传播的“过程”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越来越复杂，但是，研究者们把这种过程研究得更加复杂。打开现在任何一本传播学著作，浓墨描写的是过程。诸如线性的、非线性的、单向的、双向的、立体的、直接的、反馈的、系统的;还有所谓拉斯韦尔模式、神农———韦弗数学模式、奥斯古德模式、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德弗勒反馈模式、赖利夫妇模式、马莱茨克模式、鲍尔———罗克希依赖模式等等，纷繁复杂，眼花缭乱!说实在的，不仅仅是非传播学研究者们很难理解和消化，就是有些研究传播的学者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和消化。为了使问题回归简单朴素，我们也就不古今中外地往前追溯了，就让我们回到“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当年对传播的认识和研究上来。施拉姆确认传播的“人类社会特质”的基本思想后，认为传播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虽然之后他对“传播关系”“传播行为”“传播契约”“传播过程”等展开不断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与他对“信息”的认知是同一的。就是说，传播过程的展开与被传播之“信息”的生成扩展相互依托，是同一个过程。这一点，被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忽略了，注意力都放在了对传播过程的研究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传播学只看到传播形式而看不到传播内容的原因。事实上，施拉姆当年创建“传播学”时，首先研究了传播的内容———“信息”。在他《传播学概论》里专门有一节是谈“信息的性质”。他指出“信息是传播的材料”，那么，“信息究竟指什么呢”?他借用了香农和韦纳的思想，认为“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做信息。”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施拉姆接着所讲的大量的通过信息流动“减少不确定性”而形成“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信息的“社会性内涵”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换句话说，我们是要通过人的社会性本质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才能知悉“传播”究竟在传什么!这也是“传播”必须由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来说明的原因。施拉姆当年这种研究思路清晰易懂:“社会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在这些关系中，某些信息是共享的。我们要明确了解的一点是:人类传播是人做的某种事。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除非是传播关系中的人使之成为不可思议。讯息本身并无含义，除非是人使之有含义。因此，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②当我们认为，传播过程受制于所传播的内容，而传播的内容即“信息”的内涵是人类社会性本质的具体生成与展开的时候，传播本质中的政治要素便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传播的“使不确定性不断地走向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一个传播的内容不断地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政治化的过程。传播的社会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也是一种政治化过程，这是我们观察与探究“传播究竟在传播什么”的一种理论视角。其实，现实发生着的传播历史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2003年，法国学者埃里克•麦格雷出版了他的著作《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这部优秀的著作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西方传播理论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麦格雷提出了研究传播的“三个维度”:“要更准确地定义传播这个词，必须选取不同于空想家和诡辩论的角度，接受社会科学奠基人和继承者以不同方式发出的邀请，把传播看成一个我们永久居住的三维空间。……我个人赞同的表述是:传播现象是一个‘自然的’‘文化的’和‘创造性的’现象，三层意思的重要性逐层递增，分别对应的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政治秩序。”③关于三个维度的关系，麦格雷突出了他的“政治统摄传播”的学术思想:“把握上述三个层面、三个世界的关系，是传播研究面临的一大挑战。……传播首先是文化事实和政治事实，其次是技术事实。”④“客体、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是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传播学理论都是由几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的:人与人交流的功能化模型、对权力/文化关系的判断、统领全局的政治秩序观。……任何理论都是由科研预设以及意识形态、伦理观念和政治判断组成的。无视理论某个部分或多个部分事先已经纳入的观点，就可能冒倒退的风险。学术研究思潮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⑤可以看出，麦格雷在这里已经突破了社会学的视角，讲的是研究传播所应坚持的哲学和政治学立场，是从传播的社会本性出发超越了社会学本身。他据此非常推崇马克思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关于社会关系本质的理论，推崇涂尔干关于社会共识与社会整合的理论，推崇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理论。麦格雷尖锐批评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由于互联网、新技术和新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传播学研究的“技术决定论”的死灰复燃。他认为这种对传播的研究，偏离社会与政治的轨道，是传播研究的“回归客体”式的“不可能的倒退”。

二、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

在理解政治传播的内涵与廓清政治传播的边界时，还应该说清楚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的关系。现在，很多的研究自命为“政治传播研究”，而其实质是一种传媒的政治研究。现在的研究状貌，与其说是政治传播研究如火如荼，不如说是“传媒政治”研究如火如荼。有学者认为:“传媒政治是从传媒的视角研究政治和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传媒的一门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就它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来说，它指传媒与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律，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形式，是关于传媒的权力构成和权利分配。”⑥很明显，这种界说似是:传媒政治是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传媒，而无法达到从传媒的视角研究政治，从传媒是无法深入到政治的。这种情况下，是根本无法探求“传媒与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律”的。在我们看来，所谓传媒政治，已经是下沉到政治传播很低层面———以媒介作为传播工具———的一种具体的媒介研究，正像我们同样可以从社会、文化、经济、技术等角度研究媒介一样。如果非要给传媒政治寻找一个“归宿”，勉强可以归为“传播政治学”(如果能构成一种“学”)。当年麦克奈尔在她的《政治传播学引论》中已经非常明确把“政治传播”与“传播政治”做了区别:政治传播讲的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⑦，而传播政治指的是以政党等为主体的通过政治广告、政治公关等形式为自己的竞选而做的具体行为。媒介，只是其中一个角色而已。若再深究一下，在我们看来，政治传播，着力的是人类社会中政治与传播的本质性融合，它立足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政治生活。这种理解中，政治与传播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均居“本体”地位;而所谓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是立足于被工具化的传播，以单纯的传播为“本位”，研究传播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传播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与功能。因此，这种研究的着力点是“政治的媒介化”与“媒介的政治化”。最近出版的美国学者米兰•本奈特和罗伯特•恩特曼主编的《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虽然以“政治传播新论”作为副标题(这种标题误导了很多读者)，其实，正是一本研究“传播政治学”的著作。在我看来，作者在书中把“传播政治学”说得很清楚:“本书旨在探求媒介是如何通过影响信息交换，从而影响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的思想和行为的。”⑧这个“宗旨”准确地说明了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那么，为什么会把“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看得如此重要，作者声明道:“媒介化的政治传播已经在当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尽管传统政治的诸多形式，诸如挨家挨户式的游说、政党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开展等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也依然可以在没有媒体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政治讨论。但是很多的政治组织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多方面的运用，政治统治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步骤(诸如形成舆论等)是不可能以其现有的方式顺利实现的。”⑨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的差别在于，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与传播的地位及其关系。那么，这里的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是如何认识政治与传播的，作者在书中的观点是颇具代表性的:“在此，我们讲‘政治’宽泛地定义为社会中‘对价值的权威分配’。这里的‘权威’指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决策者借由其权威地位，依靠公民自愿分配或强制行使权力，以控制、管理社会内物质、服务、卫生福利、人身安全和其他价值的流动。毋庸置疑的是，在任何民主社会，从统治权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权力并不平等。因此在现代民主之中，传播顺畅与否是衡量权力大小与平等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通过传播，人们不仅能够使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或‘偏好’)为人所知，而且还能够了解政府的活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这些偏好。传播可能会掩盖政治决策者背后的动机和利益瓜葛，从而对社会中的权力和政治参与产生负面影响。但传播也能够通过促进公众参与政治决策，在这些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⑩将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区别开来，有利于回归政治传播的本原，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研究政治传播。

三、政治传播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在研究中，还有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它也往往与政治传播纠结在一起。从外部形态看，传播政治经济学比前面所说的“传媒政治”的研究对象要规范、系统，因此，说到传播政治经济学，人们似乎容易接受，而把“传媒政治”当作传播政治学，人们可能还不以为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研究中一个独特的流派。“这个流派完全有别于美国的实证学派，它着重分析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从而揭示传播与文化工业的复杂性，以及通过资本实现的传播与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瑏瑡一般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范式在传播学中的具体应用，或者说，支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范式是从政治、经济即权力和资本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现象的世界观及其研究方法。它被定义为并聚焦于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上。众所周知，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马克思。19世纪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核心的理论是唯物史观。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认定媒介及其信息传播是社会控制的一部分，把媒介的整个传播过程看做是一种包括传播资源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各环节以及宏观决策的经济活动，把所有的媒介产品当商品，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支配和控制的权力关系。归根结底，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关注大众媒介的所有权结构、所有制关系及其控制。到21世纪，跨国传媒集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垄断或渗透，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点批评指向。传播政治经济学貌似是对传播的一种“经济机制”的分析，然而这种分析却是从“政治视角”出发，或者说，这种经济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政治立场上。正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看到经济的政治意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每每得出的结论总是政治的。据此，它被命名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传播政治学便难解难分。对于传播的研究，当从“政治经济”的宽泛视角“浓缩”到独有的政治视角时，它就成为一种传播政治学。无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还是所谓研究传媒政治的传播政治学，其着力点都是对“传播”的分析，因而自然地被划归到纯传播学的“流派”。而政治传播，既不能说是着力于单纯的“政治”，也不能说是着力于单纯的“传播”，它着力的是“政治传播”。这就是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四、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

第10篇

【关键词】高中政治 ； 教学策略 ； 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27-0076-01

一、转变教学观念是首要任务

在传统的教学理念中，大家都认为，要想学好政、史、地这些文科课程，就必须下大力气去死记硬背，只有“背”得好，才能考得好。因此，目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更多的还是在延续着这样的教学模式，政治老师在课堂上首先是向学生进行各个知识点的解释，然后在剩下的时间里就由学生们自己进行背诵记忆。政治老师源源不断地向学生们进行政治理论知识的灌输，学生们不断地死记硬背的被动接受，实际上，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们一直处于被动的地位，很难发挥主观能动性。为了贯彻落实新课改的指导思想，提高高中政治教学的效果，改善高中政治课堂的教学质量，广大的高中政治教师首要任务就是要摆脱传统的政治教学理念，积极学习新的高中政治教学理念，用先进的教学理念来指导课程教学活动的开展，促进学生更有效地进行政治学习。

二、传授知识的同时注意传授方法

由于面临升学压力，高中学生要学习的科目很多，大部分学生的学习任务很重，因此分配给高中政治的课时比较少。在有限的政治课堂上，老师很难把所有的政治题目都完全仔仔细细地给学生进行一一讲解，也不可能做到将所有学生的疑难问题都一一地进行解答，因此，政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对学生们进行政治学习方法的教授，使学生们在正确的政治学习方法的指导下，开展自主学习，从而使自己的自学能力和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高中政治老师大多数都有多年的政治教学经验，在多年的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和反思，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政治学习方法，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知识的传授，帮助学生们正确理解各个知识点，但是我们必须明白，“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对学生们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要注重对学习方法的传授，从而可以在减轻学生学习负担的同时，还可以有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注重与实践的结合

理论性强是高中政治的一个十分明显的特点，因此高中政治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尤其是在哲学这部分。但是，这些抽象的政治理论知识目的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的，而是让学生们在对知识理解的基础上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所以，在课堂的教学过程中，高中政治老师一定要注重将理论和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

1.注重时事政治。

时事政治是高中生进行政治学习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时事评论方面的文章，可以大大的增强学生们的判断能力，并且在高考中，很多题目都是以时事政治为载体，让学生用学习过的相应的政治理论对时政进行深入分析。那么学生们如何有效的把握好对于时事政治学习呢？首先，高中政治老师在课堂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要尽量的多举时政方面的例子，引导学生们把时事政治与理论知识结合，逐步培养学生用政治理论分析时政问题的能力。其次，高中学生自己本身要积极和主动，毕竟政治课堂一起学习的时间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就需要学生们在课下自己还要多下功夫，多多的关注新闻，并试着用政治课堂上学的理论知识对事件进行分析。

2.广泛的关注社会现象。

各种社会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深层次的东西，如何去挖掘发现这些深层次的东西，对于个人的政治理论水平有着很高的要求。高中政治老师要多留意一些社会现象，以社会现象为基础，可以开展各类的课外时间活动，启发学生们自己去发掘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样，政治课就不再是干巴巴的理论，而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增强学生们学习的兴趣。

四、创设政治问题情境，吸引学生广泛参与

在高中政治课堂上，高中政治老师要鼓励学生们进行大胆的质疑，并勇敢地提出自己的问题，因为解疑的过程是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有效提升的最佳时机。高中政治老师在设置政治问题的时候，要以学生们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充分的利用好教材，设置出难易程度比较适合的问题，从而调动全体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使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在参与的过程中彼此之间进行探讨，交流不同的观点。在思想交流的过程中，学生们的思路得到很好拓展，可以帮助学生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各类问题，同时学生们也能够看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从而可以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优点，努力的克服自己的不足之处。通过交流，还使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有效的提升，学生的政治学习信心更加十足。

五、组织开展多样化的政治学习活动

1.组织多种多样的小型政治辩论会。

由于政治学科自身的特点，组织针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小型辩论会可以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比如为了有效调动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政治老师可以提前从学生们中征集辩题，学生自主进行准备，老师只是起到指挥性的作用，学生们负责整个辩论会的各项事宜。经过辩论，学生们的观点变得更加清晰，学生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的活跃，同时还加强了学生之间的协作精神。

2.开展政治小论文比赛。

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是政治课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因此，高中政治要想取得好的效果就必须紧跟时展的潮流，照本宣科只会使学生们的政治学习效率低下。开展政治小论文比赛，要求学生们更加深入的分析问题，同时还要组织好书面的语言。这对同学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高中政治课程与初中政治教学有着很大的区别，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对高中生政治能力的培养；同时政治学科本身有着自己突出的特点，抽象程度高，因此，老师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意引导学生们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广大的政治老师，要以新课改的要求为基础，积极的尝试课程教学方面的创新，发散思维，积极借鉴和学习，促进高中政治课程教学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第11篇

摘 要：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来源于教学内容的特殊性、教学形式的特殊性和职业前经验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教学方面的观念、知识和能力中，也体现在个人素质和管理、合作、研究等方面，分为必备、应有、可能三个层次。其对教师的教学工作、非教学工作和生活都有明显影响，应在此基础上制定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教育方案和专业发展方案。

关键词：思想政治学科教师 特殊素质 来源 影响

裴云，男，忻州师范学院政治系副教授；王子虎，男，山西省太原科技大学附属中学，中学高级教师；王鹃，女，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为什么要研究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

在研制《思想政治学科教师专业标准》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专业发展应该提出哪些特殊的要求。这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及其培养者、管理者、研究者来说都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发现，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素质的大量研究都主要关注一般素质，很少关注特质。关注特质的文献大多认为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个人素质方面应该有较强的思想政治素质，二是在教学知识方面应该有特殊的学科专业知识。除此之外，有学者提出“更强的德育能力”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①，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应该有“更强的德育为先的育人观”②。

总体而言，目前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的研究很不够，在认识上存在着忽视、窄化、泛化等很多问题。对教师特质认识不清楚，必然导致思想政治学科教师教育和专业发展的盲目性，影响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整体素质。因此，我们从概念、来源、内容、影响等方面对于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进行了探讨，希望增进相关教师和管理者在这方面的认识。

二、什么是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

“特质”一词在不同场合使用时有不同的含义。在本文中用于中小学教师素质的研究，是指某个学科（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的、区别于其他学科教师的、积极性的特殊素质。

学科教师的特质是必然存在的。每个学科（课程）的目标、内容不同，教学方式也有不同之处，对教师素质的要求自然不同。但是学科教师的特质也是有限的，因为所有学科（课程）的教学方式都有很多相同之处，在目标和内容上也有相同之处，不能因为强调特质而泛化特质。而且学科教师的特质是多层次的，因为学科的特殊性在教育工作的不同方面有不同表现。为了避免忽视、窄化、泛化等错误倾向，更好地确定学科教师的特质，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层次：

A．必备特质：其他学科教师没有，但是这个学科教师必须具有的素质。这些素质的形成与学科有紧密、直接的联系，主要体现在教学领域。

B．应有特质：其他学科教师也有，但是这个学科教师应该更强的素质。这些素质的形成与学科有直接联系，但是不紧密，主要体现在非教学领域的观念和知识维度。

C．可能特质：其他学科教师也有，但是这个学科教师可能较强的素质。这些素质的形成与学科没有直接联系，或只有少量间接联系，主要体现在非教学领域的能力维度。

三、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从何而来

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是由哪些要素决定的？在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的形成过程中有哪些主要的影响因素？通过研究，我们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教学内容的特殊性、教学形式的特殊性、职前经验的特殊性。

（一）思想政治学科教师教学内容的特殊性

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教学内容就是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下面我们从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三个方面对它的特殊性进行分析。

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性质：德育①和社会科学教育。多数人把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性质简单认定为德育课程，但是实际上一直存在其他认识，如规范性文件中就出现过“理论教育”、“社会科学教育”等表述，学术界也有“德育为主，德智交织”、“智育为主，德育为次”、“政治教育为主，社会科学教育为辅”等观点。本研究认为，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性质应该是“德育和社会科学教育并列”②。所以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应该既具有德育的素质，又具有社会科学教育的素质，而不只是两者之一。

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目标：提升思想品德，认识、适应和改造社会。作为德育课程，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学生的思想品德，这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因为很多教师和文件认为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性质只是德育课程，所以没有把认识、适应和改造社会作为核心目标。这是多年来对思想政治课程目标认识的重大偏差，导致了思想政治课程功能发挥的不足，也导致了社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滞后。“人们……对于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的教育，则一向容忍它的守成性，……政治教育也存在鼓励创造思维和更新知识的课题”。③毫无疑问，社会和社会科学也需要创新；对于社会来说，创新就是改造社会；思想品德课程培养创新型人才就是培养改造社会的人才。所以我们认为，改造社会也是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核心目标之一①，特别是在当今“创新驱动发展”和“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这个目标显得更加重要。因此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应该具有引导学生提升思想品德并认识、适应和改造社会的素质。

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内容：初中包括心理、道德、法律、国情；高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哲学。实际上所有的教育活动（包括课程教学）都包含着德育，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也要进行社会科学教育，但是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有着特殊的内容。从德育方面看，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要进行专门、集中、系统的心理教育、道德教育、法律教育、国情教育。虽然语文、历史课程中也包含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的内容，历史、地理课程中也包含着国情教育、政治教育的内容，但都是隐性、零散的。而心理教育、法律教育、哲学教育，只有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才有，其他课程几乎没有。所以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应该具有进行这些方面专门教育的特殊素质。

（二）思想政治学科教师教学形式的特殊性

每一门课程都会采用多种教学形式，其中既有大多数课程都常用的形式，也有其他课程少用而该课程常用的形式，还可能有其他课程不用而只有该课程使用的形式，后两者就构成了该课程教学形式的特殊性。当然这里的教学形式是指基本的教学样式，而不是具体的教学方法。

课堂教学方面。德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心理教育）在课堂教学中常用体验式教学，以培养情感和理解能力为核心目标；社会科学教育则常用情景模拟教学，如模拟政府、模拟法庭、模拟公司、模拟家庭、模拟学校、模拟社区等，以培养发现和应用能力为核心目标；社会科学教育和德育都常用辩论教学，以培养思维能力为核心目标。而这些教学方式都是其他课程比较少用的，例如，多数课程都不把培养情感作为核心目标，理科课程常用实验教学的方式培养发现和应用能力，常用变式训练的方式培养思维能力。

课外教学方面。由于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和社会能力，需要引导学生走向社会进行体验和探究，所以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应该是常用的课外教学方式，例如社会调查活动、社区参与活动、德育体验活动，而其他课程就很少使用这些教学方式。

学习评价方面。社会科学教育的学习评价方式与其他智育为主的课程基本相似，都是以专门的纸笔测试和操作观察为主。但是德育就有很大差异，因为德育效果是很难通过纸笔测试和操作观察来评价的，而要以日常的行为观察作为主要评价方式。

（三）思想政治学科教师职前经验的特殊性

职前经验是指思想政治学科教师承担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工作以前的经历和体验。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就是上学时的经历。因为基础教育是不分专业的，所有人的经验都相似，而且大学阶段不同专业的学习经验很难统一考虑，所以我们这里只讨论大多数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共有的经验——大学阶段学习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经验。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造成思想政治学科教师职前经验特殊性的因素主要是教育专业特殊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教育专业特殊实践、学科专业实践等四个方面的经验。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是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理想状态，或者说未来师范教育改革之后的状态，而不是现在的状态。当前的师范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存在很多问题，与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应有的职前经验还有较大距离。

四、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有哪些

按照思想政治学科教师专业标准的结构①确定了其特质的结构，即按照工作领域分为个人素质、教学、管理、合作、研究等五个方面，每个领域按照素质形态分为观念、知识、能力等三个维度。特质的内容主要是依据前述决定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的因素分析得出的，并按照前述学科教师特质的三个层次进行标记。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不同发展层次的教师来说，同一方面的特质也可能表现出水平的差异，但是如果再按照合格、熟练、优秀、卓越等四个层次进行划分，工作量非常大，现在还不能完成，所以我们在这里权且以“熟练”层次为例来进行分析，列表如下。

五、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特质有什么影响

从上面对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的分析可以看出，特质在教师素质的不同方面有不同体现，所以也有不同的影响。

教学工作。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的最主要影响是满足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程教学工作的需要，促使教师深刻理解课程性质，真正把握课程内容，采取适当的教学方式，实现应有的教学目标，使学生形成应有的学科素养。

其他工作。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对于教师在教学之外的其他工作方面（管理、合作、研究）也有一定影响。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可以利用自身特质从事与学科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如德育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党团活动的组织，做出比其他学科教师更大的成就。也可以在与学科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有一定间接联系的工作中，如学生管理、教师管理、校外合作、专业组织建设等方面，利用学科优势，打造工作特色。

生活方面。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特质对教师的生活也有一定影响。思想政治学科教师应该利用自身的学科知识从三个方面促进自己的生活。首先是提高个人和家庭成员的素质，如利用心理知识塑造健康心理、利用伦理知识树立高尚品德、利用文化知识发展兴趣爱好等等；其次是积极参与社会，如利用经济知识投资理财、利用法律知识维护权益、利用政治知识参政议政等等；从而呈现出与其他学科教师不同的生活特色。

第12篇

关键词：初中政治；参与性；培养策略

新课改的不断深化，为初中政治教学提出了更新的要求与挑战。相比于其他学科，初中政治内容比较枯燥、乏味，也存在一些属于成人的政治内容，对部分中学生来说比较困难，也不易激发其政治学习的兴趣与热情。因此，教师应精心设计问题，营造和谐的教学气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参与性，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与水平。

一、初中政治教学现状分析

当前的初中政治教育中，虽然人们对政治观念有一定的改变，但却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特别是一些学生，认为政治学习需要记忆的知识比较多；加之政治课堂教学的氛围比较沉闷，学生也不易产生学习兴趣，因此在政治课堂上的参与性不高。

政治是与时代关系紧密的一门学科，影响着学生世界观、情感价值观、人生态度等的构建，所以政治课堂是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阵地而存在的。而初中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思想品质等形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初中政治教师应坚守政治课堂的主阵地作用，做好思想指导工作，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调动其政治教学的参与性，提升初中政治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同时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二、初中政治课堂培养学生参与性的策略分析

1.明确教学目标，通过问题教学突出学生的主体参与性

新课标提倡学生主体学习地位的突出，所以初中政治教学中，应首先明确教学目标，使学生知道教学目的，并知道怎么努力去学。而问题教学法是当前比较受教师欢迎的一种教学方法，教师可依据教学目标，为学生设计一系列由易到难、逐步深入的问题，引导学生通过自主分析与思考获得答案，进而实现教学目标的要求。

比如，在“感受法律的尊严”的教学中，教师就可以立足于学生生活实际，设计典型的实例分析题并巧妙提出问题：“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什么是社会生活中的规矩呢？为什么要有规矩？法律与道德、纪律之间的区别？这些教学案例与问题应与学生的生活贴近，致力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发挥学生的参与性，促使学生主动进行案例思考，进而掌握所学政治知识，提升知识的运用能力，形成正确的认识。

此外，对于那些学生通过阅读就可以理解的教学内容，教师也可以设计提纲式的问题，引导学生构建阅读思路，并通过自主阅读与思考寻找问题的相关答案；而对于需要重要讲解的内容，教师则可以依据教学的重点与难点，设计一系列问题，引导学生抓住重点，突破难点，真正实现政治学习的高效性。

2.利用多媒体构建和谐的课堂氛围，激发学生的参与性

新型的电子多媒体技术为学校教育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初中政治教学也是如此。利用多媒体播放设备展示教学，能够从各种感官给学生形成刺激，从而激发其参与政治学习的兴趣与激情，并打开学生的视野，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教师的教学内容，提升了政治教学的效率。

例如：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播放2012年奥运会我国一些体育健儿的视频短片或图片，促使学生为中国健儿的出色表现喝彩，促使其感到骄傲与自豪，并树立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同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踊跃发言，说一说自己的感悟：成功需要自信、成功需要勇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答，但人生观与价值观却可以正确地树立。

这样借助多媒体的教学方式，图文并茂地呈现内容与效果，学生会比较感兴趣，进而产生参与积极性，在丰富初中政治教学的同时，为学生日后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

3.激发学生的自主参与、探究与实践能力

初中政治的理论知识比较重要，而对实践能力的培养也有一定要求，特别是在新课改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政治学习中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也非常重要。所以，初中政治教师应善于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和探究欲望，驱动学生积极进行社会实践，用更为广阔的思维去探究，去创造，结合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真正深化政治学习的意义。

例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积极引导从书本中的案例联想到生活实际中的案例，鼓励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去探究，并将实践结果在课堂中与教师、同学进行分享，教师可以针对学生的实践情况给予一定的分析与评价，进而极大地促进学生实践的欲望与参与性。

4.以时事拓展学生的思路与视野

事实上，政治学习并不是背诵一些理论知识就可以了，而中学政治仅学好理论知识也是远远不够的。政治教学应带有一定的时效性，促使学生关注国家时展中的一些大事，做出正确的分析与判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平与素质；教师也应加强自身时事概念的学习，科学地将时事内容与书本理论知识有机结合。

比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多看报纸、杂志新闻，经常观看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关注国外的政事，了解世界大趋势。在开拓学生的政治视野的同时，促使其形成自身的思维，进而提升其政治学习水平与效率。

总而言之，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率与效果。初中政治教师应立足于中学生的特点，灵活应用丰富多彩的科学教学方式与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与热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学好当前的政治知识，奠定未来生活与发展的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第13篇

高中政治课堂教学如果是在纯理论式教学方法的指导下进行，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课堂教学的枯燥性、机械性，无法很好的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更无法加强学生的独立思维、独立分析能力，这可以说是高中政治教学必须面对的一大难题。因此，通过在政治教学中引入历史情境可以提高学生对政治学习兴趣，调节政治课堂教学的气氛。引起学生对政治理论的关注，增强学生通过历史观分析政治原理能力，加深对政治学内容在头脑中的映像，提高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这是在高中政治教学中引入历史情境的必要性之二。

除了以上二点必要性之外，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注重历史情境的运用，还存在诸如：可以进一步的深化政治学习的效果，提高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正确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增强历史认同感、民族认同感；可以进一步的优化教学模式，改善教学方法，有利于教师加强教学研究，推进素质教育的开展等等。可见，在高中政治教学中有选择地、有质量地注重历史情境的运用具有众多的必要性，是提高高中政治教学效果值得进行研究与实践的教学方式。

一、高中政治教学中历史情境运用的内容

在新课标指导下的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对历史知识的运用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在内容上存在多样性，能运用到的历史情境包括众多方面内容.一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其中包括了社会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及其变革、社会阶级状况及力量对比、社会民族关系等等；二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文献，包括了思想文献、重要历史人物的著作、法律文献、历史条约等等；三是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运动材料，包括思想潮流、思想理论与观点、文化特征、思想文化运动代表人物简介等等。总之，可以运用的历史情境具有鲜明性、时代性、多样性、专业性等特征，这就为政治教学提供了众多的历史内容素材，也是政治教学中历史情境运用的前提与基础。

二、高中政治教学中历史情境运用的方式

高中政治教学内容范围较广，专业性较强，既包括经济学、政治学，也包括思想、文化与哲学、科学思维方式等等。因此，在教学中对历史情境的运用内容上应该有甄别，范围上应该有区分，引用过程中应该有所详略，不能千遍一律，更不能喧宾夺主。时刻要注重政治学科教学的主体性，历史情境只是必要的补充，“政治为主、历史为辅”，历史情境的运用只是一种方式和手段，达到为政治教学服务的作用。现结合本人多年的高中政治教学实践，就如何在政治教学中运用历史情境，做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探讨。

l.历史背景材料的运用。

高中政治课教学中的许多理论与观点都具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对一理论的讲解必然要牵涉一定的历史背景，因此，在教学中不失时机的引入历史背景材料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帮助学生了解政治现象、政治理论、政治观点的形成背景及历史条件，加深学生对教材内容的识记和掌握。上政治教学中强调历史背景的内容众多，这就使得历史背景材料介绍法在政治教学中的运用最为常见，也最有效。

2.历史变化发展观的运用。

历史是不断的变化发展与前进的，任何政治理论也有自身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在政治教学中，许多的原理与观点都有其“前生”、“今生”与“后世”，因此，运用唯物历史发展观分析政治原理，可以有助于学生掌握该原理的来龙去脉，并探索该原理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提升学生的探究能力。

3.历史原因分析的运用。

我们在分析任何政治问题的时候都要探求“前因后果”，因果分析法是常用的分析方法，高中政治教学过程中众多问题都有其历史原因的，对政治现象、政治原理观点的历史原因分析，可以提高学生对政治内容的理解，提高其分析辨别能力，有利于对教材知识的掌握。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历史原因的分析，帮助学生辨别历史的外在表像，让他们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出内在原因。

4.历史对比分析的运用。

人类的历史是不断的前进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现象可以表现出同的本质与内涵，相同的现象也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本质与内涵，我们必须对其加以对比分析，从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历史背景下找出其区别，总结出其中的普遍性，这将有助于进一步的分析政治现象，归纳出正确的结论与观点。

第14篇

[关键词]功利主义；政治道德；利他主义；后果论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8-0036-03

功利主义是西方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思潮之一，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许多理论和学说往往都是在回应和批评功利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后叶，功利主义对西方社会科学诸领域的影响是深远的，这如同功利主义的重要批评者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理论支配了当代政治哲学的理论纷争一样。罗尔斯就是在批判古典功利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他的分配正义理论的。自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时起，传统功利主义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以“正义”作为核心论题之一的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伦理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功利主义因其自身的逻辑矛盾以及缺乏指导社会实践的能力而似乎逐渐被时代抛弃。

本文认为，功利主义应当并且仅应当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而存在，那种综合性的功利主义学说只是功利主义在19世纪的早期形态，一种可以被称作政治功利主义――意即功利主义仅仅能够在政治领域确立其自身的合法性――的观念实际上在早期功利主义的理论逻辑之中就已经得到体现。功利主义在20世纪的衰落过程就是其逐渐背离政治功利主义的基本逻辑而由一种政治学说演变成为一种伦理学理论的过程。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即政治功利主义而存在，意味着作为伦理学的功利主义已经无法证明功利原则在个人道德领域所具有的正当性，而体现为政治道德的功利主义却能够发现其存在的合理形式。于是，功利主义在当代的复兴与发展就需要其重新回归政治。

把功利主义划分为两种主要形式――即作为道德哲学的功利主义与作为政治哲学的功利主义――不仅是进一步理解功利主义的需要，更是功利主义理论体系获得发展的必要前提，这两种形式可以分别称为伦理功利主义和政治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早在其形成之初的19世纪的英国就不是一种局限于某一特定学科领域的理论，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学说，它所涉及到的学科领域是十分广泛的，包括心理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神学等多个领域，但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现实的理论形态主要还是存在于伦理学和政治学之中，尤其是后者。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对这两种功利主义作出了明确的划分，并直接使用了“政治功利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就功利主义而言的‘我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观点是，‘我们’是指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按照效用原则而行动，甚至包括我们的个人生活(综合的道德功利主义)；另一种观点是，‘我们’仅指与我们相关的主要社会制度，也即是说社会制度应该按照功利主义原则而运作(政治功利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道德的狭义功利主义……的原则适用于罗尔斯所说的社会的‘基本结构’，而不适用于个体的私人行为。”英国法学家哈特(H.L.A.Hart)也认为古典功利主义可以看做是一种“既作为个人道德的标准又作为对政府批评标准的功利主义”，这实际上明确了功利主义是一种主要适用于伦理学和政治学两个领域的学说。

伦理功利主义属于一种广义的功利主义，强调以功利原则作为普遍性的个人道德准则；政治功利主义属于狭义的功利主义，它关注的是一般的政治道德，而不强调某种适用于一般个体的道德评价标准。金里卡在划分两种功利主义时提到的“我们”实际上就是功利原则的适用者，是受到功利原则约束的“我们”，也可以称为功利主义的道德主体，即功利原则的适用对象，或以功利原则为标准进行道德评价的对象。可以说，道德主体是体现两种功利主义差异的关键因素。伦理功利主义以具有平等地位的个人为道德主体，认为无论作为一般社会成员的个人还是作为政治管理者的个人都应该遵循功利原则而行动；政治功利主义以政治管理者(主要指政府及其组成人员)乃至整个社会的主要制度作为道德主体，这种道德主体区别于一般的社会成员，以推进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为其目的。道德主体的不同限定了政治功利主义原则的适用范围，并由此而演绎了两种功利主义的不同理论走向。

金里卡提出以主要的社会制度作为政治功利主义的道德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政治管理者作为道德主体的重要地位。主体与客体是一对不可分的哲学范畴，政治功利主义也同样存在着主体与客体两种构成因素。政治功利主义的客体就是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是功利原则所涉及到的用于分配的社会资源或物品，对这种客体的重视是各种类型功利主义的共同特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物质利益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是为边沁所津津乐道并为者所着重强调的一个基本事实，对这一基本事实的认可使得许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理论都不同程度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政治功利主义的道德主体包括社会的基本制度以及政治管理者，二者可分别称为结构主体和行为主体。结构主体属于静态的主体，它构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环境和背景，也是影响社会成员普遍利益的基本因素。结构主体体现的是规则的体系，因为制度就是各种规则的集合，而规则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使人们能够对参与到社会合作体系中的其他人(包括政治参与者)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期，这些相关的规则体现出了结构主体的静态特征。行为主体属于动态的主体，它是影响社会成员普遍利益的直接因素。行为主体体现的是特定规则的执行，即行为主体不是所有社会规则的执行者，而是那些特定规则的执行者，这些规则通过政府的权力而影响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行为主体对特定规则的具体执行本身就具有动态的特征，而动态主体的另一方面特征是行为主体在规则执行的过程中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以伦理功利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的综合性功利主义在其理论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理论困境，“最大幸福原则”或“功利(效用)最大化原则”带来的非正义问题是各种类型的功利主义所共同面对的。除此之外，伦理功利主义的理论困境主要还体现在利他主义和后果论倾向两个方面，政治功利主义则因其道德主体的特殊性而能够摆脱这两方面的困境，使功利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功利主义的“功利最大化”原则面临着普遍的诘难，尤其是关于分配正义方面的问题。典型的功利主义一般强调

社会利益总量的最大化，于是，对于一个社会整体来说，“原则上就没有理由否认可以用一些人的较大得益补偿另一些人的较少损失，或更严重些，可以为了使很多的人分享较大利益而剥夺少数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功利主义最大化原则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一个是允许以社会整体或多数人利益的名义去侵犯少数人的自由和其他权利，二是只强调社会利益的总量而漠视不同的分配方式所可能带来的社会不公，允许财富分配上的严重不平等，造成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帕累托最优”是传统功利主义分配方式的一种恰当解释，它不能解决满足的总量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合理分配的问题。效用最大化的结果不仅与自由主义的权利观以及人们的常识性正义观念相冲突，实际上也与古典功利主义的平等观相冲突，也就是说，“最大幸福原则”在逻辑上并不是功利主义的必然特征，这是人们需要对功利主义进行重新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边沁时期的功利主义并不是一种具有严密逻辑性的完整理论体系，原因之一是其创始人试图用一种简单明晰的原则来表达实际上要复杂得多的思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或者“功利最大化”的原则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最大化”甚至成为功利主义的标志性特征。然而，“功利最大化”并不能作为政治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其绝对化与教条化的倾向足以使这种理论基础陷入不可避免的逻辑矛盾。如果认为功利主义只能是以总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理论，那么就意味着功利主义只能停留在边沁的时代，并且对功利主义理论的发展所做的工作也只能体现在两个主要方面，或者是为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辩护和理论阐释，或者是在“最大化原则”的基本框架下为功利主义理论体系开枝散叶。功利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精髓是对社会成员基本利益的尊重，如果追求效用总量最大化的最终结果并不能够实现人们的普遍利益，甚至可能会危害到少数人的利益乃至其基本权利和人格的独立性，那么在逻辑上功利主义就没有坚持效用最大化原则的必要。金里卡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论证了使效用最大化的功利主义本身是缺乏吸引力的[5]，当代英国哲学家、法学家哈特将这种“最大化功利主义”称为“未经限制的功利主义”，西季威克也认为功利主义的最大化原则应该受到某种限制，他在《伦理学方法》中承认，“我们不得不用某种公正(或对这种幸福的正确分配)原则来补充追求最大整体幸福的原则。”这意味着一种受到限制的功利主义或者消除了最大化特征的功利主义仍然可以成为功利主义的一种有效形式。至于功利主义应当采用何种社会分配原则这一问题则属于功利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方面的内容，本文无法就此着墨过多，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政治功利主义的行为主体应当“尽其所能地”“增进”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

功利主义依赖于这样一个经验性的认识：每个人都追求(或有权利追求)幸福，而外在的(主要是物质的)利益对于人们实现幸福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经验性认识对于那种以个体的孤立存在为其理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者来说具有利己主义的引导倾向，适度的利己主义是这种个人主义的一个自然结果伦理功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传统，它的理论出发点可以看做是个人主义的，它肯定人们的适度利己主义倾向，如果伦理功利主义能够把这一观点贯彻始终，那么这种伦理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就不存在本质的区别，也没有超出古典自由主义的逻辑体系。但是，伦理功利主义基于“最大幸福原则”，它对个人道德的评价标准不再依据是否损害他人的正当权益，而要考虑是否促进了社会的普遍利益，道德原则的特征由消极的(否定性的)变为积极的(肯定性的)。这一由普遍的利己主义向普遍的利他主义的理论转向对于伦理功利主义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其理论的先天缺陷，这种转向一方面表现出了伦理功利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矛盾，另一方面使其理论面临着巨大的实践困难，它对人们提出了过高的、也是不合理的道德期望，与社会生活的自然事实相矛盾的道德要求必然无法也不应为平等的社会主体所普遍接受。

除了对人类福祉的关注之外，功利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的理论吸引力就是它的后果论，即道德规则和行为必须依据它们对社会成员的福祉的后果而受到检验。后果论与动机论的分歧属于伦理学范畴内的争论，对于动机论来说，行为的后果并不是道德评价的首要条件，因为并非每种具有价值的事物都由其效果来决定其价值，相反，任何事物都可能具有内在的价值。威廉斯在反对功利主义时提出“有一种行动无论其有何种效果都是正确的，”这在个人伦理道德领域对于支持动机论的观点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不过从政治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动机论的原则并不适用于政治领域。基于行为主体的差异，政治功利主义行为主体的行动后果是对其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性依据，无论他的行为动机如何，只要他造成了某种不利于社会利益的后果就应当承担一定的政治责任并得到否定性的道德评价，因此，后果评价与政治问责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上述分析，尽管古典功利主义并没有区分伦理的和政治的两种功利主义形态，但从功利主义的理论逻辑来看，功利主义应当是一种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学说，“现代政治的共同点之一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两种功利主义同样都是以促进社会普遍利益为目标，而社会的普遍利益与政治管理者乃至整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具有密切的联系，这就决定了政治功利主义比伦理功利主义在推进社会利益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功利主义的著名反对者B.威廉斯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尽管他认为把两种类型的功利主义截然分开是很困难的，但仍承认“个体公民在感情上真正具有宗教信念和反功利主义思想(如果不是这样，就太可悲了)，但是，世俗国家的政府必然是世俗的，它除了要履行对公民福利的真正承诺外，还必须运用一种最低限度承诺的决定体系。因此，功利主义几乎可被看成一种与政府具有密切关系的学说。”这体现了威廉斯排斥伦理功利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伦理功利主义甚至在人们的道德直觉上都是应该予以否定的，也就是说，功利主义应该主要被视为一种政治理论。

从历史的角度看，边沁时代的功利主义也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而存在的，功利主义伦理学始终处于_二种从属性的地位，功利主义的最终目标只有在政治领域才能够真正实现，即实现全体国民的最大福利是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主要通过政治的手段来最终完成的，而功利主义在19世纪英国影响最大的领域也当属政治领域，边沁在当时就是以政治改革者的身份登上英国政治舞台的。威廉斯承认，“功利主义的鼻祖主要把功利主义看成是一个社会和政治决策体系，并认为它为立法者和政治管理者的判断提供了标准和基础。这种学说显然与作为个体道德体系的功

利主义完全不同。”

然而，作为政治哲学的功利主义在约翰・密尔的学说中达到了一个顶峰，此后它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影响力日渐衰落，密尔之后的功利主义者大多不再关注功利主义的政治属性，而是热衷于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对功利主义进行研究，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就是对功利主义伦理学进行总结和发展的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功利主义作为一种伦理学理论在他那里更为精致和系统化了。功利主义在20世纪的伦理学领域形成了一个繁荣的局面，它的两个主要特征即功利最大化原则和后果论倾向既具有简单明了的优点又存在着诸多矛盾，这使其理论始终处于一种对各种批评的回应和反驳的状况中，体现出了一种明显的论战性特征。以斯马特(J.J.C.Smart)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行动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在伦理学中的典型形态，行动功利主义“是这样一种观点，它仅根据行动所产生的好或坏的整个效果，即根据该行动对全人类的福利产生的效果，来判断行动的正确或错误。”也就是说要通过行为的后果来评价行为的价值，而不考虑这一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斯马特是在伦理学中贯彻边沁主义最为彻底的思想家，其功利原则所面对的主要批评有二，一是好的结果可能因其行为本身的非正义性而受到道德质疑，二是功利原则的实践依赖于被称为“普遍化仁爱”的纯粹利他主义的基础，对他人的这种道德期望不能得到合理证明，也不具有现实性。以布兰特(R・B・Brandt)为代表的准则功利主义是为了回应行动功利主义受到的批评而出现的，但它又同时遭到了功利主义反对者以及行动功利主义的批评，布兰特强调人们的行动应当遵循那种能够带来好结果的规则，这被斯马特视为非功利主义的倾向，具有义务论的特征。

在西季威克使功利主义伦理学成为一种精致的系统化理论之后，功利主义的发展日益表现出伦理学化的倾向。在与功利主义相关的研究中，“很多文献，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功利主义，都把它当作一种关于伦理或个人道德的综合理论，认为功利主义旨在对我们的个人行为和选择给予引导和评价。”与功利主义有关的各种论战也始终在伦理学内部进行，而少数从政治学的角度对功利主义进行捍卫的论著也没有超出传统功利主义的逻辑体系。

功利主义在现代的伦理学化倾向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伦理学成为功利主义的主要理论战场，作为政治理论的功利主义趋于衰落和沉寂，这是功利主义伦理学化的基本特征。与19世纪的情况相反，这一时期的功利主义伦理学与功利主义政治学相比居于理论统治地位，功利主义伦理学具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它把功利主义的政治观念纳入到了伦理学的分析范畴中，认为政府的行为与个人的行为应当受到同样的功利主义道德原则的约束，对其行为的评价标准也是基本一致的，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第二，功利主义在20世纪伦理学领域尽管属于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但并未占据统治地位，它的基本观念常常成为伦理学争论的焦点。与自由主义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地位不同，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大多数观点并没有得到其他伦理学流派的一致认同，甚至可以认为，功利主义伦理学的理论地位是因为对其众多的非议乃至出现激烈的观点交锋才得以确立的。因此，功利主义在伦理学领域的兴旺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摆脱了传统功利主义所面临的那些理论困境。第三，功利主义伦理学发展到当代已明显走向衰落，从罗尔斯的《正义论》开始，西方学界在正义理论的研究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全面批判功利主义的热潮，无论不同的理论派别之间存在着何种分歧，它们大都承认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与社会正义是相冲突的。可以说，功利主义的主要思想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挑战，已经陷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处境之中。

总之，功利主义发展的伦理学化倾向标志着功利主义政治学的衰落，而从功利主义理论的目的来看，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与社会的基本制度以及公共权力密切相关，政治学的分析就始终应当是功利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研究方法，功利主义伦理学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其自身难以根本解决的，功利主义只有回归政治哲学的舞台才能够摆脱这种理论困境，从而真正实现功利主义学说的复兴。

参考文献：

[1][2儿加]威尔・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4：41，20

[3][英]H，LA哈特，功利主义与自然权利[A]，哈特，法理学与法哲学论文集[c]，法律出版社，2005：206

[4][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23

[5][8][12][加]威尔・金星卡当代政治哲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4

第15篇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出版于1983年。该书构思的框架很有意思。钱先生将学术视为嵌入在一定文化背景上的知识系统。他认为：“文化异，斯学术亦异。”由于中西文化的不同，形成了“中国重和合会通，西方重分别独立”的不同学术品格。在他看来，“五四”运动所导致的主要学术后果就是“专家之学”的流行。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中国的古代典籍渐渐沦为以西学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整理的经验材料，其效用无非是证明西方学术思想框架的普遍有效性。于是乎，哲学界遂有“不先读康德哲学，无可明朱子之思想”的说法。而在史学界，则流行“以西史作准绳，以国史作注脚”的风气。这里隐含着一种“西方独正”的学术观与历史观。

钱穆先生对此加以讽刺说，生在康德之前的朱子，已经预知后世西方会有一位叫康德的出世，所以事先就把自己的哲学弄得与康德相似，这真“可谓极人类之聪明至矣！”其对学术界那种盲目崇新崇洋风气的针砭，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为了矫正现代中国人独尊西学、盲目推崇专家的流俗学风，钱先生从中西学术之异出发，将现代学术的分科分为12目，包括中国的宗教、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音乐、艺术等等，一一还诸传统，通过对两者的参互比较，衡论短长，使古今中西的学术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联系，从而证明“中西新旧有其异，亦有其同，仍可会通求之”。

论本书的写作框架，《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这本书无疑有其长处。

对“五四”以来全盘的整体的反传统主义的知识恶果，对西方学术浅尝辄止生吞活剥的流弊，以及盲目推崇专家之学的荒诞，本书有着相当广泛的揭示。

比如对于古代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语，如钱著指出的，这其实是说古代君主尊礼士人，对有罪者不施肉刑而往往赐其自尽。时至今天，却还不乏学术界中人用“官官相护”来加以曲解。再如古代儒学原本有着“为儒即为政”的传统，但在近代中国三翻四覆的政治潮流中，自居为儒者的人早已经视政治为畏途，使往昔“治国平天下”的儒学，根本丧失了政治的维度。但反过来，如果我们以为在行为主义笼罩下的美国政治学系读过博士，研究过投票行为的人，作为政治家即可胜任愉快，那恐怕也是十分可疑的。

钱先生写作此书之际已经年届耄耋，无论从本书框架设计的要求，还是对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展的了解而言，显然都已经力有未逮，所以就全书具体论述的细部而言，不免瑕瑜互见，既闪现作者的灵光洞见，间或也杂有荒诞不经之说，如“通神术”等等。

本书在比较阐释的过程中，有时不免将学术研究的对象与学术理论本身加以混淆。对于学术的中西新旧之间，本书也往往缺乏细致的辨析。比如钱先生推崇中国传统的“通儒之学”，对现代的学科划分多有批评，视之为西方学术的不足。实际上，西方古典时代一样推崇“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 ），与其说这是中西学术的区别，不如说是由于现代性的登场给中西古典知识传统带来的共同挑战。他关于中西之辨的许多论述，其实不过是古今之别。所以，我们最好将此书视为一部学术散论或随笔，而非专门著作。

这样说并不是否认中西学术之间存在的差异。华夏文化的终极之物曰“道”，而西方文化的终极之物则是“逻各斯”，借用钱穆先生以前曾指出过的，中国人往往不大相信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本体界的存在，这一中西文化的核心差异，或许才是辨析中西古今的根本所在。

现行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是在19世纪实证主义的主导下，以自然科学为理想范式重新加以构造的结果。由于这一学术分科过于专门化，导致人类知识之源的日益枯竭，甚至可以说已经到了“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的地步。

经过几十年来对惟科学主义的不断批判和反思，这一建制即使在西方也受到强烈的批判质疑。如美国保守派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当年就要求回到古典哲学去。哈耶克则成立朝圣山协会主张打破学科壁垒，以实现知识的广泛交流。晚近华勒斯坦则认为，社会科学正在面临“已知世界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