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范围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纠纷的范围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 预警 干预 防范 医疗纠纷 作用

防范和减少医疗纠纷，尽可能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是各级医疗机构一个永恒的主题。近年来，由于人民群众法制和自我维权意识的增强，如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失误或过失、医患沟通信息不畅、或由于医疗技术及医务人员工作责任心等问题，以及医学科学本身的复杂性、多变性及不可预知性等方面原因，当医方医疗活动达不到患方所希望的结果，就容易使患者对医方医疗活动产生质疑，引发医疗纠纷。我院从2010年开展医疗危机预警和干预管理后，医疗纠纷明显减少，为医院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医疗纠纷原因分析

医疗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有5种：医疗技术原因、医务人员工作责任心、医患沟通、医疗服务收费及其他。2007～2009年发生医疗纠纷19例：医疗技术原因纠纷5例，医患沟通和医务人员工作责任心纠纷6例，医疗服务收费纠纷6例，其他原因2例。2011年1～12月发生医疗纠纷6起。技术原因1例，医患沟通和医务人员工作责任心2起，医疗服务收费3例。医疗纠纷发生率较采用危机预警和干预管理前明显下降。

医疗纠纷的预警管理

医疗纠纷高危人群的介定：凡是危、急、重症患者，术前患者，术后患者和经规范检查治疗疗效欠佳患者及既往有医疗纠纷史的患者均为医患矛盾高危人群，是医疗纠纷重点防范的群体，对上述群体应加强信息的采集。

医疗纠纷等级的评估：医疗纠纷共分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三个等级。在医患矛盾的初始阶段，由所在科室主任和护士长对发生的纠纷迅速进行风险评估，初步确定医疗纠纷预警等级，启动应急预案，化解医患矛盾。黄色预警：医方在医疗过程中不存在错误和过失，医患矛盾程度较轻，有演变成医疗纠纷的可能，若演变成医疗纠纷预计造成的后果轻微，经科室内调解问题即可解决，医患矛盾的原因主要是患者及家属对医方的工作不满意不理解，认为医方工作不积极、主动，对患者健康的恢复造成了影响。橙色预警，医方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患者及家属的不满情绪明显，演变成医疗纠纷的可能性大，一旦演变成医疗纠纷则较难处理，经科室内调解矛盾有得到解决的可能，但也有演变成医疗纠纷的可能性，若演变成医疗纠纷可能造成一定的不良后果。列为橙色预警的主要情形有：患者在较短时间内的正常死亡；患者病情短期内出现较大变化；医疗费用较高的病危、重大手术患者、疗效欠佳患者的重大抢救；开展新技术、新业务后出现的并发症、后遗症等。红色预警，医患矛盾严重，双方互不信任，极有可能演变成严重的医疗纠纷，医患矛盾虽然经科室尽力调解矛盾也难以解决，医方在医疗活动中存在明显的失误和缺陷，若演变成医疗纠纷将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红色预警的主要情形有：医方在医疗活动中存在明显的缺陷或过失，导致患者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严重并发症，引起患者或家属极度不满。

医疗纠纷预警处置：通过对医疗纠纷进行等级评估，根据评估结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将医患矛盾和医疗纠纷化解到最小程度，最大限度的维护医院利益和工作秩序，积极争取解决医疗纠纷的主动权。黄色预警处置：收集到医患矛盾的信息后，科室人员立即向科室主任或护士长汇报，科室负责人在接到报告后，立即调查了解详细情况，对医患矛盾和医疗纠纷原因进行分析，找出症结所在，并及时开会通报相关情况，提出改进工作要求，满足患方服务需要，同时科室负责人主动加强医患沟通，争取患方对医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化解医患矛盾，使医患双方达成谅解。如科室处理不当，医患矛盾加深，则预警级别上调为橙色。橙色预警：出现橙色预警情形时科室人员立即报告科主任、护士长，科室负责人在积极化解医患矛盾的同时，应在6小时内上报医务科护理部，医务科护理部在接到情况汇报后立即参与矛盾的处置，化解医患矛盾，防止医患矛盾升级为医疗纠纷，并及时将处理情况上报院办，如医患矛盾不能调解消除，则预警级到上调为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情形一旦发生，科室负责人应立即上报医务科护理部，医务科护理部在积极处理医疗纠纷的同时，及时上报院领导，在院领导的参与指导下，努力化解医患矛盾，积极争取处理医疗纠纷的主动权。

危机干预管理机制在防范医疗纠纷的作用

在医疗活动中由于医疗行为具有极强的随机性、人体具有的个体差异性和医术具有不完整性的特点以及患者维权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医疗机构在医疗过程中发生医患矛盾在所难免。事实证明只要提高危机管理意识，建立健全危机干预机制，加强危机风险管理，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防范医患矛盾，就能有效化解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为医疗工作的正常开展和医院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2篇

一方面，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和自由择业权，劳动者选择跳槽至其他单位从事自己最熟悉和最擅长的与原单位相同或相类似的工作是其行使劳动权和自由择业权的体现，也是其维持生计的需要；但另一方面，原用人单位作为商业秘密权利人，通过诚实经营和艰苦创业形成的技术秘密和经营信息又不可避免地要让其员工知悉，具有财产权性质的商业秘密权利也应依法受到有效保护。而劳动者尤其是掌握着单位商业秘密的高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跳槽并继续从事与原单位相同或类似的业务必然会侵害原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形成不正当竞争。从商业秘密保护的角度，又需要限制或禁止跳槽。

纵观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妥善处理企业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保护与人才流动之间利益冲突的有效做法，就是建立合理、规范的竞业限制制度。在竞业限制制度建立上，应充分考虑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纠纷中原用人单位举证的问题。 

一、原用人单位如何举证证明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笔者曾数起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纠纷案件，从笔者的经验而言，针对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举证，原用人单位一般需要举出两类证据，第一类证据：证明劳动者与原用人单位存在或曾经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第二类证据：证明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事实。而在这两类证据中，重点需要证明的是后者，劳动者是否存在违约行为或者说劳动者的就业行为是否构成竞业限制行为才是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纠纷案件的焦点。

（一）确定竞业范围

要证明劳动者是否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第一步是确定竞业限制的范围。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竞业限制的范围是“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1、单位之间的经营业务是否重合

    营业执照信息通常都会成为劳动仲裁、诉讼中的重要证据，通过比较两家用人单位在营业执照上记载的经营范围是否存在重合，可以证明两者之间是否具有竞争关系。但实践中往往存在着登记事项和实际经营事项不相一致的情形，而且登记类别是工商局划分的大类，因此，仅仅参考营业执照信息不一定具有准确性。在宁波小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安胜通讯技术有限公司劳动合同纠纷（2017）浙02民终286号）[1]中，二审法院认为除考察用人单位的工商登记业务外，还应当结合各单位实际的业务经营情况进行考量。因此，用人单位在举证时，应侧重寻找其与竞争对手在实际经营范围上存在重合的相关证据。

需要注意的是，竞争关系既包括同一行业的横向竞争，也包括上下游之间的纵向竞争。即使两家用人单位之间的经营范围和主要业务不重合，也只是说明用人单位之间不存在横向竞争，但实际有可能存在纵向竞争的情形，这也是作为原告的原用人单位需要重点挖掘的证据材料[2]。

2、劳动者从事的具体业务

    当前，市场上现有的企业规模膨胀迅速，跨行业或跨区域的经营现象屡见不鲜。以企业的经营范围作为竞业限制的范围过于笼统，未免有失妥当，且经常会被仲裁委或法院认定为是损害了劳动者的自由择业权。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竞业限制范围应仅限于该劳动者在原用人单位所从事的专门或专项业务,不包含劳动者未接触的单位其他业务,更不能扩大到原用人单位的所有业务范围。

（二）证明违反竞业限制的事实

确定了竞业限制范围，原用人单位则需要搜集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事实证据。一般来说，证明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证据有：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同行业）的劳动合同、入职登记表；新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证明；劳动者以新用人单位人的名义签订的工作合同；工资证明；新用人单位为劳动者缴纳个人所得税证明；劳动者在新用人单位的名片；劳动者在新用人单位网站、宣传册或单位其他载体上的记载；新用人单位其他员工的陈述，劳动者进出新用人单位工作场所的影像资料等。

上述列举的证据取证方式难简不一，笔者根据自身的办案经验总结如下：

劳动者与新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入职登记表以及工资发放证明（包括签收的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证据，由于是新用人单位保管或是劳动者私人保管的文件资料，对于原用人单位来说取证难度相当大，就算设法取得，也无法保证该类证据来源的合法性。

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个人所得税等证据，原则上此类证据除非劳动者主动提供，非用人单位及员工本人的其他单位或个人一般无法查询。当然，该类证据的取得可以申请裁判机构调查取证，有了司法机关的介入该类证据调取的难度大大降低，而该类证据在证明劳动者在其他竞争单位工作的证明力大。

劳动者以新用人单位员工的名义签订的销售、采购等合同；技术以及业务输出等方面的各类证据，此方面的证据的获取空间相较于上述两类证据要大一些，取证方式也更灵活，如有原始证据最佳，如果没有原始证据，可以通过电话公证、现场公证等方式进行证据保全。

劳动者在新用人单位的名片等证据。实物的名片可以直接获取，但是要证明来源。最好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联系等方式与对方商谈业务。如果对方的电子邮件有签名的设置，且有自动回复的功能，一定要及时保存。此类取证方式同样适用于新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在新用人单位的网站、宣传册、广告等载体上的记载。

就新用人单位其他劳动者的陈述等证据，一般是通过致电新用人单位，以洽谈业务、找人等名义，寻找劳动者的联系方式，并据此可以从侧面证明劳动者已经至该用人单位工作的事实。在通话过程中，应进行电话录音固定证据，保留通话记录。

在上述几类证据均无法获得或者无法作为有效证据使用的情况下，要想证明劳动者至新的用人单位工作的取证难度更大，一般只能采取“定点蹲守”的方式，即拍摄劳动者进出新用人单位工作场所的影像资料。有观点认为这类证据的取得会侵犯劳动者的个人隐私，对此，笔者认为，在公共场合的公共空间取得相应的录像，不构成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合法性并无问题。这类影响资料取证的难易，主要是取决于是否已知道劳动者新入职的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和劳动者办公或从事业务所在的地址。在该类影像资料的取证上，内容务必要清晰、切中要害，最好是记录下劳动者多次进出新用人单位办公场所并使用指纹打卡系统，或者其正常工作状态，当然，如果有公证人员在场最好。 

二、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举证责任的分配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原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如前所述，如用人单位起诉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应举证证明劳动者已至与原单位存在竞争关系的用人单位工作，或为其提供服务，或成为该单位的股东等情形。

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现实的问题是原用人单位在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纠纷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证明跳槽劳动者至与原用人单位存在竞争关系的新用人单位工作证据的获取并非易事。诸如前述证明劳动者新用人单位劳动关系的建立和存在的劳动合同属于内部私密性证据，原用人单位显然难于取得，而社保缴纳记录、住房公积金缴纳记录等证据往往需要申请人民法院协助调取。如果用人单位无法举证证明劳动者与原用人单位具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则需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而这样一种举证责任的分配虽是遵循民事诉讼举证的一般原则，本质上却对用人单位商业秘密权利带来可能的损害。

第3篇

【关键词】 精神病人；暴力行为；预防与护理

【中图分类号】 R473.7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8231（2011） 08-0667-01

精神科暴力行为是指精神病人在精神因素或精神症状的影响下，突然发生的针对自身和他人的暴力行为。暴力行为的发生，不但给病房管理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严重影响着病人及工作人员的安全。因此，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减少暴力行为的发生，是精神科护理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我们对住院精神病患者的暴力行为进行了调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护理干预措施，现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2006年5月――2009年5月，在我院住院的精神病人712例，发生暴力行为者38例，其中男28例、女10例，年龄最大59岁、最小18岁。

2临床因素分析

2.1发生率

发生暴力行为的患者占同期住院总数的5.34％。

2.2暴力行为的对象

38例病人中，伤工作人员19例（医生1人，男护工5人次，女护士13人次），自伤3人，其他患者16例。

2.3发生暴力行为常见的疾病

在发生暴力行为的38例患者中，有19例诊断为精神分裂症（50％），情感性精神病5例（13.16％），癫痈所致精神障碍7例（18.42％），偏执性精神病3例（7.82％），嗜酒所致精神障碍4例（10.52％）。

2.4发生暴力行为常见的原因

38例患者中，受精神症状支配的18例（47.37％），由于护理人员接触不当被激惹8例（21.05％），抗议制度约束6例（15.79％），意识障碍2例（3.95％），自知力缺乏4例（10.53％）。

从以上分析看出暴力行为多发生在新人院病情尚未控制的病人以及有意识障碍的病人。暴力行为的发生与工作人员的工作方式和态度有一定关系，这就为护理工作的重点和改进指明了方向。

3预防与护理

3.1暴力行为产生的原因

（1）意识障碍：当患者处于意识模糊或精神错乱状态时易发生暴力行为，其行为特点为无任何目的和准备，突然发生，一般半途而废，但也有造成严重后果者。（2）受精神症状影响：在幻觉支配下，尤其是出现命令性幻听时，患者就会执行幻听而产生暴力行为；受妄想支配，产生暴力行为的妄想常为被害妄想，关系妄想，妒嫉妄想，被控制妄想等。如患者认为某人要陷害自己，置自己于死地，为保护自己而先发制人，对被怀疑对象实施攻击。（3）精神运动性兴奋：患者极度兴奋，情绪激动，极易产生暴力行为。（4）强制治疗：患者不承认疾病而被强制住院，被隔离在陌生而严谨的防范环境中，患者不满甚至恐惧而产生暴力行为。（5）医护人员言语不当，在治疗与护理过程中，对于兴奋躁动患者的态度不冷静，言语不得当可能激发患者的兴奋冲动行为。

3.2预防

（1）要正确认识患者暴力行为是疾病的表现，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掌握患者思想动态，在接触患者时态度和蔼，言语温和，友善的引导，采取适宜而有效的措施，努力减少一切激惹因素。（2）努力改善病房环境，住院环境要适合精神病患者，减少紊乱及拥挤现象，活动室要宽敞，重点患者要集中管理，保持环境安静、整洁、舒适，空气流通，光线柔和，温湿度适宜。保管好危险物品，做好安全检查及交接班工作。（3）深人了解患者的病情，重点患者心中有数，及时发现潜在暴力行为，对幻觉妄想较丰富的患者，尽量避免触及其病理体验。有冲动倾向者，引导患者用适当的方式表达和宣泄，提高患者的自控能力。兴奋躁动患者适当给予隔离，避免相互刺激，护理人员避免单独接触患者。（4）护理人员加强责任心，加强心理护理，稳定患者情绪，鼓励患者参加集体活动，工娱治疗，使其精力得到有效的发泄。

3.3护理

（1）当患者发生暴力行为时，应迅速将其他患者与其隔离，以保护他们安全。如果冲动的对象是医护人员，应大声呼救，避免直接与患者发生冲突，用简单明确，直接的语言提醒患者其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制止患者的行为，同时用好言劝慰，答应患者的合理要求，尽可能说服其停止暴力行为。（2）当说服不了时可采用适当的方式约束患者，如保护性约束，安置隔离室等。约束时注意使患者舒适，不伤及患者或被患者所伤。使用约束患者观察表，经常检查约束带松紧度，防止过松脱开或过紧影响肢体血液循环，注意保护患者安全，防止被其他患者攻击。并做好基础护理和皮肤护理，预防褥疮发生。详细进行交接班。当患者安静合作时，及时解除约束。（3）妥善处理暴力患者和被伤害者的伤情，清理被损坏物品，整理环境。（4）心理护理：患者发生暴力行为后，给予适当的心理护理非常重要，让患者知道他被期望的行为标准，提高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使患者逐步建立起被社会接受的行为模式，指导患者重建自尊心和对别人的信任感，学会正确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情感，采用恰当的发泄方式，在情绪难以控制时，知道寻求帮助。

参考文献

[1] 李凌江.精神科护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45.

第4篇

作为一种赋权概念，可诉性并不等同于实有权利。简而言之，法的可诉性的内涵可以理解为应有权利或权利体系，它也是法律主体应享有的权利。何谓应有权利，就是由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是通过合法程序确立的法律原则公布的法定权利。应有权利转变为现实权利是需要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社会条件。我们通常可以将法的可诉性作为应有权利的前提，它也是法律规范设计应围绕的价值体系。法的可诉性从层次上来分析，可分为三层，一是法不可诉，简而言之就是司法并没有从行政中真正分离出来，即法律诉权未加规定;二是法部分可诉和阶段可诉，部分可诉和阶段可诉的关系是相互包容的关系;最后一个层次是完全可诉。

二、经济法可诉性

从定义上来理解，经济法可诉性是经济法自身拥有可以能够按照司法程序调解经济纠纷的属性，是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解决经济问题的锐器。当然，经济纠纷的主体也有权通过合法程序申诉，希望司法部门来解决经济纠纷。从经济法可诉性的对象上来看，它主要是经济纠纷。经济法的可诉性是经济法具备的能解决在经济生活中各类纠纷的属性，是当事人有权诉求于司法机关来解决纠纷的必要性和终局性。经济纠纷看似简单，实则复杂，这主要是因为它不易采用协商或是仲裁的方式解决，在行政执法中还要受到其正当性的挑战。从当前我国经济纠纷解决的大环境来看，完成排除行政执行来解决经济纠纷案件是不合时宜的。当然，司法解决具有公正独立、程序合规等优点而倍受当事人青睐。具体表现为它可强制那些不愿意介入的主体进入诉讼程序，使经济纠纷顺利解决而不受任何因素干扰，也可以利用强制手段使权益恢复到经济纠纷的原始状态，同时给予主体合法的强制保障，使得主体敬畏法律而履行义务。

三、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途径

在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经济法也得到了完善和发展，经济法可诉性也被立法者认同，并在法律与法规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经济法可诉性的第一个层次，而第二层次是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问题。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主要通过两个方式执行，一是部分可诉，二是阶段可诉。对于市场受规制主体来看，政府及其相关的职能部门的经济管理行为如果侵害了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经济主体可以依照行政法规和经济法相关条款启动司法程序，达到保护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的目的。从经济法可诉性实行的现实情况来看，只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开始试行，并未在全国范围里实行。原因是在制度还存在不少欠缺，比如查处经济违法行为的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中依法判断过多倾向于行政。

(一)行政前置、司法审查

根据我国当前的法律环境的现实，行政执法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其优势的发挥需要行政前置，这样有利于行政执法的主动性和快捷性真实落到实处，达到及时制止和处罚各类经济违法行为，从而避免更大的经济损失的发生。当然行政执法也存在诉权滥用的缺陷。我国经济法规定，经济违法的举报如果行政执法机关不受理，或是违反程序原则时，才可以提取经济诉讼。从经济法的发展趋势来看，法院的权限应扩展，审查的范围也不能仅局限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为。而应拓展到社会公共利益所有主体的行为。

(二)健全经济法法律责任

无论是法院，还是行政执法部门，它们均是作为经济纠纷调解的主体，其责任主要表现为对各类经济财产的制裁、经济行为的制裁、经济信誉制裁等。对于给国家、社会和个人造成非法侵害带来的损害，需要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主要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国家赔偿。

(三)创设经济公益诉讼制度

第5篇

关键词：区际法律冲突 社会制度 法系

目前，大陆地区关于处理涉港、澳、案件的相关法律规定有两个。分别是：1986年6月12日印发的《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和1987年10月19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除了该两规定外，没有其他规定。

而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关于涉港、澳案件也是关于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的规定。该规定对经济纠纷的范围以及法律适用规定如下：

关于案件的范围问题之规定

人民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属于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

1.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港澳同胞或在香港、澳门地区登记成立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2.经济纠纷争议的标的物在香港、澳门地区的；

3.经济关系的发生、变更或者消灭在香港、澳门地区的。

关于法律适用问题之规定

1.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诉讼程序方面按照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五编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

2.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在实体法方面，如果适用我国法律时，应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和涉外经济合同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条例、外资企业法等涉外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我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

3.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五条的规定，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或者外国法律的，可予适用，但以不违反我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为限。

4.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遇有我国和香港、澳门地区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法律有不同规定时，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从该规定关于案件的范围问题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尚未对涉澳身份关系等案件的处理，出台相关的法律解释。该规定关于法律适用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指涉港、澳经济案件，可以参照相关的涉外法律来处理。以该规定为背景，暂不讨论涉澳身份案件的法律适用，我们必须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是于1987年10月19日印发，而当时，香港，澳门并未回归。然而，现在情况是香港、澳门已经回归，目前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后，内地与涉港、澳纠纷是属于一国范围的内的案件，不能简单的参照涉外案件进行处理，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也未规定涉港、澳案件参照该法律处理。因此，在目前制定统一的区际实体法条件善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国应尽快该结合内地与港、澳、台的实际情况，制定统一的区际冲突法。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澳门与内地一些法律规范规定不经相同，因此就出现了法律上的冲突，其原因归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制度之影响

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占领澳门，澳门开始被葡萄牙强行租借，这也成为欧州国家在东亚的第一块领地。而葡萄牙在社会制度上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一制度影响下，对澳门的法律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以上关于宣告死亡的时间不同的规定以及结婚年龄与规定存在很大的差异。进一步分析，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澳门，由于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生产资料私有制，而由于生产私有制就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规范（上层建筑）来调整其生产关系。而大陆内地，在建国之初实行的是公有制，在改革开放后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制度。从而与之配套并调整在经济制度的法律规范与澳门的法律规范必然存在不同。一言以概之，两地之所以存在法律上的不同很大原因是两地经济基础之不同而决定的。

二.法系之影响

在澳门被殖民时期，由于殖民者葡萄牙的法律属于大陆法系，而中国内地，在建国后，废除了的六法全书，大部分法律取之于苏联，经过自己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系。而法系是具有不同法律传统的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它是一种超越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现象的总称。由于澳门属于大陆法系，而大陆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总称，大陆法系全面继承罗马法，吸收的很多罗马法的原则制度，实行法典化，法律规范的编排系统化，概括化，明确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强调制定法的权威，一般不承认法官造法，法学家在推动法律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对于中国内地，1949年10月1日建国后，不仅吸收借鉴了大量苏联的法律制度，而且，从现代中国法的传统来看，中国法的传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关于法的基本思想与社会主义各国尤其是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经验；②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③中国古代法的传统。所以，通过对比，内地与澳门分属不同的法系不难发现，由于二者法律体系建立之根源不同，二者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上必然存在不同。而当后，由于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此时，需要注意界定，一国两制不仅指经济上的两种不同制度，而且还赋予了澳门高度的司法独立权，即澳门对于发生在其领域内的案件享有司法终审权，此时，若一个案件同时涉及中国内陆与澳门地区，由于两地法律制度之不同，出现区域法律冲突，在案件适用法律作出判决时，就有可能得出相反地结论，从而影响到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总之，解决冲突最好的方式是统一实体规范的途径，它可以直接避免和消除发财冲突的发生，但这一步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的到的，许多年以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法律都在趋同、接轨，何况一国之内的各地区之间呢！因此，待时机成熟时，在我国四法域社会经济发展得更加接近、相互之间更加理解的基础之上，根据需要逐渐采用一些相同或类似的实体民商法规范，在一定领域里最终消除区际法律冲突也是有可能的。有些领域，由于与各地区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道德习俗有关，其统一的可能性很小，就不应强求统一，解决这些方面的区际冲突，仍要靠区际冲突法。

第6篇

1、经济犯罪类的案件由公安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

2、如果是民事关系中的经济纠纷，不属于公安关系范围，可以找仲裁机构。仲裁是属于民间组织，没有国家强制力做保障，依靠第三方调解，取决于当事人的合意，协商不成可以诉至法院解决。

经济纠纷：指经济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因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矛盾而引起的争议。它包括平等主体之间涉及经济内容的纠纷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发生的涉及经济内容的纠纷。

（来源：文章屋网 ）

第7篇

 

一、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分类

 

(一)综合经济法诉讼

 

我国的综合经济法诉讼学说从上世纪80年起始，这一过程中的主流依然是“大经济法”，其诉讼模式是依据不同的情况来分别处理，这一处理措施对当时的经济纠纷案件起到了积极作用，然依然有所不足，即综合经济法本身没有针对诉讼内容加以区别，导致部分纠纷无法解决，难以满足社会需要。

 

(二)独立的经济法诉讼

 

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市场中的经济纠纷案件也越发多元化，部分经济案件被独立，这使得当时的经济诉讼程序出现了独立经济法诉讼说。这一措施能够依据不同的纠纷类型，对案件进行科学合理的处理。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相对于综合经济法诉讼来说，对特殊性方面有了更全面的考虑，产生效果良好。但当前，我国既有的经济法体系导致诉讼制度、相关法律无法彻底分离，还难以完全实现独立的经济法诉讼。

 

(三)经济公益诉讼

 

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关于公益的经济纠纷案件也不断增多，其中呈现出的经济公益的诉讼范围、内涵成为了学者研究重点：即依据起诉人的诉讼，对侵犯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相应的制裁、审批。经济公益诉讼也同样对经济纠纷特殊性进行了完善，但经济公益诉讼完善性不高，多数属于个人利益的纠纷范围，局限性较大，对其完善就必须要更多的经济法理论支持。

 

二、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加以完善的必要性

 

(一)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理论依据

 

要实现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国家法律就必须要不断的补充和完善，特别是对于经济法来说，其中利益错综复杂，成为了案件纠纷重点。只有对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加以完善，才能够为其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首先，制定出合理的诉讼程序，执行科学的裁决，其判决结果才能被接受和认可，从而实现对经济领域秩序的维护;其次，现阶段的经济纠纷案件涉及到了国家、集体、个人多个层面，这必须要对其进行足够的重视。

 

(二)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完善的迫切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之初，人们对经济领域的概念不够清楚，导致制定的经济领域法律不够完善，市场上所引发的经济纠纷案件也未得到合理对待、处理。但伴随着市场发展，出现的经济纠纷案件在种类、数量上有了不同程度增长，还有部分案件是因为经济法本身、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本身的不完善性所导致，这促使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完善的紧迫性在不断提高。就目前来说，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仅需要包含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内容，还要涉及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等内容，这使得我国经济法内容更为复杂，必须要依靠更为完善的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进行处理，才能够为我国经济法发展提供助力。

 

三、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相关策略

 

(一)持续完善我国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

 

目前，我国现行的经济领域法律在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不断复杂化，这就需要对经济领域的法律进行持续完善。同理，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本身和经济领域法律之间是互相依存的：首先，在经济领域相关法律持续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对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进行更好的规范，树立起更为完善的立法观念，并且促进专门审判机构得以产生和持续发展，让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得到更为长久的发展;其次，随着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快速发展，其完善作用能够有效的弥补经济领域相关法律所呈现出的不足，更好的保障我国公民合法权益。因此，为了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必须要对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加以完善，两者的紧密结合发展，才能够保证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二)逐步构建完善的经济诉讼模式框架

 

现阶段，我国相当一部分经济纠纷都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加以解决，这就更需要持续的针对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加以完善，其中对经济诉讼模式框架的完善尤为重要，对模式框架的完善能够有效促进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完善。目前来说，主要存在的三种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在我国一定时期、领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是经济诉讼模式构建完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经济诉讼模式框架的完善，还需要更多类似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出现。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所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一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市场经济来对资源加以优化配置，但我国还以此为基础，实施了收入分配政策、宏观调监控政策，通过这些政策的结合能够有效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而也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存在，使得市场经济中所出现的经济纠纷更为复杂，只有构建完善的经济诉讼模式框架，才能够真正的确保各种不同的经济纠纷类型得到全覆盖，保证越发多元化的经济纠纷得到科学合理的处理，让广大经营者和大众能够真正的接受、认可经济裁决结果。

 

(三)学习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加以完善

 

从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看，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比我国更完善、更成熟，其在市场经济领域上的法律也更完善和成熟，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亦然。为了能够促使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得以完善，可以对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加以借鉴，这需要做好以下几点：

 

首先，目前世界上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其本身由于多方面因素，所施行的法律制度、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存在一定的差异，那么在对于这方面经验进行借鉴、学习的过程中，不单要学习到经济法责任体系的本质，还要了解其中的内涵，进而真正的让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能够学习到发达国家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的成熟经验，确保适合我国的市场经济情况;其次，国外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完善过程中，做出了多方面的完善与努力，在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中，务必要保证能够把握学习的重点，从而在短时间内对我国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加以完善;最后，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差异较大，在成熟经验学习过程中，不能盲目照搬、学习他国诉讼程序模式，应当要充分考虑当前国情，将成熟经验充分与我国国情结合，制定出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经济法责任诉讼程序。

第8篇

［关键词］经济法责任 基本特点 实现机制

在我国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中，经济法责任的理论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热点和难点，而且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着很多争议。所以进行经济法责任的理论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经济法责任理论是经济法基本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进行经济法责任理论研究，也有助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及其基本特点

在我国，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但是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从各个不同角度对经济法责任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致使经济法责任的含义在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通过对已有文献的研究，本文理解的经济法责任是指经济主体因其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或不当行使经济法中的权利而造成的不利后果，责任主体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经济法责任有其独有的本质属性，是其他法律责任所不能替代的。因此，我们只有充分的了解经济法责任的特点，才能科学合理地设计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通过对已有成果的研究和笔者自身的思考，本文对经济法责任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1）社会性。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法本身就是社会利益的产物，是国家用来调节和维护社会的经济秩序的法律；二是，制定经济法责任制度时，社会的公共利益是其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经济法责任不仅具有经济性，而且还具有社会性。

（2）双重性。我国民法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公民个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其法律责任的特点是倾向于对受害者的补偿，也就是法律责任中的补偿性特征，而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国家的利益，其法律责任则以惩罚性为主，也就是法律的惩罚性特征。由于经济法的本质主要用于是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使得经济法责任同时具有补偿性和惩罚性的双重特征，这也是经济法责任跟其他法律责任的不同之处。

（3）综合性。众所周知，当今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再加上国家的宏观调控。因此，为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规范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干预行为和营造公平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这就是经济法产生的原因。经济法弥补了我国现有民法、行政法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某些经济违法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多个法律部门的规定，使得其违法行为在民法、行政法等单一部门法律范围内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需要运用经济法综合性的角度才能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问题。这就是经济法责任综合性的表现。

二、我国现行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及其局限性

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是构成我国法律实施机制的四个基本要素。目前，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基本是借用我国民法、行政法中的实施机制，其自身还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实现机制。实际中屡禁不止的经济违法现象告诉我们，我国现行的这种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存在着很大缺陷。一方面，忽视了经济法本身独有的社会性特征。这使得经济法责任与其它法律责任不同，它是直接同社会利益相关的；另一方面，忽视了经济法责任形式与我国现有民法、行政法的法律责任形式的差异性。例如经济法责任在保护权利方面就是有别于民法、行政法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完善我国现有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过程中需要考虑到的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充分理解经济法责任的特殊本质，才能构建适合经济法责任特色的实现机制。

三、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的探讨

我国对宏观经济主体进行调节的主要依据就是经济法，其功能也是为了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构建全体社会经济成员普遍和谐发展的经济秩序。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是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

通常，我们所说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主要是指它的司法实现途径，也就是经济诉讼问题。我国现有的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中的经济主体规定了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关于经济主体的诉讼权则没有明确的表现，致使对经济法责任的实施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混同的现象。比如将经济纠纷案件错误判定为民事纠纷案件，或把民事纠纷案件错误的判定为经济纠纷案件，这也是我国现有经济诉讼理论不健全的具体表现。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纠纷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固定、单一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已经不能很好的解决现有的很多经济问题，因此，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综合性的去考虑问题，必须摆脱我国目前单一部门法律领域的那种固定、单一的法律责任实现机制，而应该根据经济法自身的独特本质属性选择使用或合并使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中某些好的实现机制，并运用民事、行政和刑事三方面综合性的角度来看待经济纠纷中的有关问题，只有建立这种复合型的责任机制才有可能彻底的、有效的解决经济纠纷中的复杂问题，也能给予经济纠纷中的受损害者充分合理的裁决和救济。

此外，诉讼机制是实现经济法责任的重要手段。因此，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经济法诉讼机制是当前完善我国现行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就是说，要完善我国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首先就必须先制定科学合理的经济诉讼制度。在制定我姑经济诉讼制度时，我们首先必须对我国当前政治、法律 和文化的特点有正确的了解，这是我们进行经济诉讼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其次，我们要充分理解经济法的特殊性。由于经济法调整对象是整个市场经济范围内所有的市场主体，使得其调整方法必须是综合性和多样性的，因此，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我们不可能设计一套标准统一、能适用于经济活动中所有经济纠纷的经济法诉讼制度，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根据经济纠纷异常复杂的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型的经济违法行为灵活的采用不同的诉讼处理策略。例如：如果是经济主体违反经济法的违法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而如果只是一般普通公众之间的民事纠纷，则按民事诉讼处理。但是，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已有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等三大诉讼机制并不能解决好所有的经济纠纷问题。一旦遇到现有三大诉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问题时，如果我们继续固执的套用已有的三大诉讼制度去解决复杂的经济纠纷问题，就会发现现有的诉讼机制有些力不从心了。因此，我们就必须在已有的诉讼机制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而设置一些特别的规定，创新原来那种单一固定的诉讼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需要。经济法自身的独立性决定了经济法诉讼机制也应独立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但这并不能阻碍它借用传统三种诉讼制度中的某些好的方法，因此，经济法诉讼制度应该多元和开放的。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同时，经济法责任也有别于其他法律责任，它具有独立性特征。因此，在研究经济法责任问题时，我们必须正视和正确理解经济法责任自身这种独有的本质属性，而不能将它与别的法律责任等同看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出科学、合理和有效的经济法责任实现机制，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金彤方.经济法责任理论探析[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2]颜运秋.经济法责任基本问题研究[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10).

[3]唐光丽.浅论经济法责任的基本特征[J],知识经济,2009，(2).

第9篇

我国经济诉讼的现状分析

由于经济法的学科体系受不同时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影响，再加上制度上实证法律规范的缺失、诉讼机制以及司法实践的诸多障碍，因而导致了经济立法上的迟滞，随之也就影响了经济诉讼管辖案件范围的确定，与这种不确定性相伴生的则是没有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目前，对经济纠纷的处理是借助于现存三大诉讼制度来实现的。而现有三大诉讼制度的实现模式，能否适应经济法的特殊性，体现其价值，发挥其特殊功能，已日益受到挑战。法具有可诉性的前提在于一套健全的诉讼程序能保证其实现。经济法在理念和制度体系上已形成基本共识，能够成为一门法律学科。然而，“经济法为满足经济性———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用公法的规制，同时也采用私法方面的规制。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1］(P33)，正是由于经济法是界乎公、私法之间和跨部门的综合性的法律，导致了“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的规范较多。［2］(P49)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律纠纷数量急剧增加，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假如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讼。类似于这些缺陷的大量存在，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一些弥补缺陷的诉讼制度来息诉;另一方面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是否建立独立经济诉讼制度之争。

当前学术界对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及评析

(一)学术界对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

现有诉讼模式的局限性以及所谓的“现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学术界早已是争得沸沸扬扬，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将这些观点大体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肯定说。以“独立经济诉讼说”和“综合经济诉讼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致力于建立区别于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的经济诉讼制度。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就以专著的形式探讨了经济诉讼问题，认为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将会应运而生”。［3］(P2)这些学者的理由是:一是经济法作为实体法客观上存在着需要之相配套的独立的经济诉讼法;二是实践中大量现存诉讼制度所无法解决的纠纷客观上要求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二是否定说。以“大民事”诉讼说和完全依附说为代表。他们的主张大致概括为现存的诉讼制度基本上是可以处理经济诉讼纠纷，“我国应建立‘民众诉政府’的民诉制度和‘政府诉民众’的公诉制度，通过正当且及时合法有效的途径，来处理包含有行政及公共因素的经济纠纷。”［4］(P53)这一学说的理论前提是认为经济法仅为民事法律制度或行政法律制度的一个分支。三是折中说。以经济公益诉讼说和特别诉讼制度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又有较大差异。前者认为“经济法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违反经济法，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要通过法院追究违反经济法、侵害社会公益行为的法律责任，就必须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诉讼制度上的变革。［5］(P85)后者认为“在现有的诉讼制度的基础之上构建一套与经济法相适应的诉讼制度，通过创设若干特别诉讼制度明确规定相关的诉讼程序把经济诉讼案件交由普通法院审理”［6］(P365)。前者的理由是:在经济法领域内，出现了大量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差异明显且与社会公益相关的案件而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却无法解决，进而产生了对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进行改革的需要。后者的理由如下:①特别诉讼制度并不影响经济法这一独立部门法的地位;②现有的诉讼制度经过改良可以基本满足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要求;③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诉讼制度资源，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7］(P85)这两种学说的共同点是在现有三大诉讼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

(二)对学术界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观点的评析

笔者认为，“独立经济诉讼说”这种激进式的做法很难协调好与三大诉讼制度的关系，如果建立，很可能在实践中产生的混乱。“大民事”诉讼说对法的性质及其社会关系的调整作“一刀切式”的划分，主张凡“刑”之外的法都是属于“民”，而不局限于“私”的关系或“私事”，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我国的许多制度是建立在我国现有的法律部门的划分的基础之上的，采用“大民事”制度与我国国情不符。“综合经济诉讼说”因欠缺对经济诉讼的特有属性及与其他诉讼的区别研究，因此，对经济法的诉讼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完全依附说与经济法学界所认同的经济法是区别于民法、行政法的一个独立部门法的观念存在实质性分歧，难以被学术界所接受。“经济公益诉讼说”的合理性在于指明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之处。经济公益诉讼的重要特征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因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公益受到侵犯时，可以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代表国家经济违法行为的侵权主体。该学说设定了较低的原告资格，设立了奖励制度等相关制度，从而体现经济法理念，适应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这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无法与三大诉讼制度并列的诉讼形式。其弊端主要表现在经济公益诉讼极易发生“滥诉”现象，避免“滥诉”现象的发生又必须对条件从严管制，那么其适用面将会变得非常窄。特别诉讼制度说是现行制度下的一种改良，这种模式既能满足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对其诉讼机制的特殊要求，又可以很好地与三大诉讼制度衔接，具有较大的可行性，最大可能地利用既有司法资源。它有以下优点:(1)恰当地将特别诉讼制度与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衔接，避免制度上的重叠，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又有利于降低制度成本。(2)巧妙地绕开纠纷类型性质的识别和诉讼程序选择这一难题，有利于实施。这一模式明显要比移植或重新建构一套诉讼制度在实践上更为可行。

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模式选择的探讨

(一)经济诉权理论的发展仍不成熟

大多数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规定的比较详细，但对权利救济的相关规定则极为稀少;使诉权的实现陷入困境。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行政机关经常参与司法事务，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行政与司法混同，这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相对人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讼，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则不能提讼。尤其是在宏观调控领域中，行为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因此，对于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往往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实体法的发展总是要引起程序法的发展，经济诉讼所解决的经济纠纷应当是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以及强制性规范所导致的冲突;而民事诉讼所解决则应是违反民事法律规范所导致的冲突。此外，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的特殊性也严重影响了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有大量的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并存的特点，尤其是偏好采用提倡性规范。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国家经济调节行为的指导性、提倡性的作用下经济纠纷产生的可行性减少，运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的需求并不急切，这对经济法的可诉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制度成本的增加

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并不为某一人的利益服务，它总是为一个群体所拥有。任何制度的兴替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是对本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进行改良和修补从而解决当前经济纠纷，我国若打破现有的诉讼制度进行重构，必定增加制度成本，此外，诉讼法学界亦未形成通识也影响了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那么，当前我国应该寻求哪一种最佳的经济诉讼模式呢?笔者认为，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不应该采取上述诸种模式中的一种，搞“一刀切”。毕竟，经济法在我国现在的历史背景下的发展以及经济法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了现在对经济诉讼模式探求应该是“博采众家之长”，所以，笔者建议:应该以特别诉讼制度为基础，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具体来说，当前经济诉讼模式的构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层次(见图1):首先，作为解决经济纠纷重要救济渠道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应明确规定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之间签订仲裁协议或在发生经济纠纷之后可以选择仲裁。其次，经济纠纷中的案件能由既存的三大诉讼法来调整的，则不将其归入经济诉讼的范畴。再次，值诉讼法修改之际，笔者建议，应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也许有学者会认为，既然股东派生诉讼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有违实体公正价值的，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列入民事诉讼法之中与前述分析岂不矛盾?值得说明的是，笔者认为，股东派生诉讼的性质是属于经济公益诉讼，但目前经济公益诉讼与既有的三大诉讼制度不能相协调，此建议是从归类角度出发，把经济公益诉讼划归到某一程序法的考虑。法律的核心理念是权利。“无救济就无权利”。因此建立一种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使缺损的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意义特别重大。［8］(P445)经济分析法学认为，决定法的内容和发展的因素不仅确实存在，而且不能在法的内部而必须在法之外去寻找。因而它主张去分析和研究现行的实在法中所内含和体现的经济效益问题。它认为，经济效益是法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法为之服务的目标，法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做出有效益的选择。法律的目的就是使行为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社会最佳效益。对于权利救济而言，一种合理的救济制度可以有效地配置各种救济资源，使其效用达到最大化，既可以满足社会对权利救济的潜在需求，又可以防止盲目寻求救济，从而节约救济资源。所以笔者认为，在经济诉讼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既能保证股东权利得以救济，又能节约制度成本。当然，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设立经济公益诉讼，只是适应当前需要，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制度配置不能给经济纠纷提供充分的救济时，独立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是有可能的。维护私人的权益始终是诉讼最根本的动力源泉。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受案范围包括以下9个方面:(1)环境污染;(2)消费者权益保护;(3)侵犯国有资产;(4)政府;(5)政府不作为;(6)侵犯社会福利;(7)侵犯平等权;(8)破坏社会公益事业(主要包括文教医卫等);(9)侵害其他经济公益等。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学者提出任何公众、社会团体、人民检察院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②笔者则认为应当由公民个人向法院提讼，法院经审查后通过一定期限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判决不服公告期限届满，由这些利害关系人推选一定数额的代表参加诉讼，不服一审判决的还可以提起上诉，终审判决以公告的方式公布，以避免以后他人针对同类纠纷再次提讼，另外，如果原告一方胜诉还应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这种方式的优点有四点:(1)既节约了制度成本又有效地防止了“滥诉”;(2)有利于防止单个公民因势单力孤难以与公益损害主体相抗衡，承担败诉的后果;(3)有利于防止公民在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提讼时，因检察院怠于行使或不予受理，导致公民申请救济途径无门;(4)以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可以使法院了解公众对此类公益损害案件的关注程度，还可以形成一种舆论压力，避免公益侵权的发生。最后，对于现行的三大诉讼法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仍不能解决经济纠纷的案件，人民法院内部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若干专门法庭如反垄断庭、反不正当竞争庭等来审理此类案件。

第10篇

关键词:民法基本行为差异;经济法界定性互补;法律原则差异;问题研究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法律原则差异

在经济的发展趋势下经济法与民法在法律原则的相互作用下，有着基本的行为叙事差异，其一表现在社会经济纠纷的行为判定，通过在不同主体下对经济行为的原则判定分析来审视法律责任主动方和被动方，以基本的法律前提为假设，在民事或者经济纠纷中来划定基本的主体责任。当然，只是单纯的依据法律条约来限定责任主体双方显得是不一而足的，还需要结合经济法和民法的基本概念对法律事实来进行限定，通过对已发生的既定事实来双方相互选取有力证据来支持彼此的法律立场和观点。但是在既定事实的定性方面民法趋向于主被动双方的基本民事权利的看重，而经济法更加注重是经济权利的界定和经济责任的判定，虽然在既定的法律事实当中，二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但是二者在法律的责任和权利判定的过程当中是相互依据的，是通过彼此的法律条款为相互依据，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来全方位的判定已发生的法律事实，保障法律原则公平公正。但是经济法和民法在基本的原则表现上还是有着极为突出的冲突的，一方面是法律原则出发点的不同，对于已发生的法律事实的责任判定二者相互冲突，另一方面是在法律取证和经济责任的划分上有着差异，一方面重视基本权利，一方面重视经济事实的法律依据，导致二者很难再某些细小的法律方面进行配合，严重限制了经济法与民法的界定性互补，导致二者有所一寸，又有所差异。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法律行为性

经济法与民法不仅在法律原则上有着极大的差异，在法律行为性的判定方面也是有着极大的差异的，其不仅体现在法律行为主体上的判定不同，同时也体现在法律精神的体现原则上面，通过在对既定法律事实的作用行为上判定来理清法律的集体差异，以法律双方彼此的相互作用来看待已经发生的法律事件，当然在不同的主体行为上，民法与经济法在行为的审视条款上也是有着不同行为原则的体现的，是根据在不同的法律发生情态下对法律的集中进行约束，满足法律责任划分的需要。当然其法律约束适用的范围是非常之多的，其理论情态对于社会经济的道德性制约一般是强力而附带影响的。经济法的理论价值相对于社会实际来说只是具有理论假设情景下的参考价值，对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经济犯罪案件和民事案件并没有明显的作用，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其经济法的主导形式完全是在理论假设的背景下实现的，与实际出入甚大，无明显的法律显现作用。因此，提倡符合于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叫经济法草案是极为重要的，经济立法必须是在经济改革或者是经济结构性调整前提下的做出的未来经济背景框架，它必须将市场经济的一切自然行为因素都集中性包括进去，为实际做出的经济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意志支撑，以此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平稳，保障市场经济的有效的运行。当然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经济法是宽泛而言的，其立法主体在做出法律出台之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的调查，将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切因素都要集中的考虑进去，汇总各个方向的汇报结果将制定经济法草案，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经济法的立法出台最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让经济法发挥实际的作用将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效的覆盖进去，而民法更多的体现在集中的社会行为约束和法律道德方面，更多关注于社会纠纷的合理化调解，法律的确权保障和对社会道德的关心，只有在社会纠纷当中合理的引进民法章程依据经济法对经济责任进行责任划分，才能有效促进两者的相互联系，提升二者的相互辅助关系。

三、经济法与民法的确权影响差异

经济法与民法在社会经济纠纷当中虽然有着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在集体性的纠纷确权方面表现的又有些不足，不仅体现在法律的集中影响力方面还体现在二者对于法律责任的行为约束上有着较大的迥异，在形成基本的法律化背景差异方面，二者法律权利共享会相互影响，没有集中的法律显现性，导致在事件的基本问题有着原则立场的矛盾，形成了基本的确权影响差异。当然，只要在法律的集中显性方面，协调好二者的相互适用范围，协调好二者的法律影响关系，就能避免二者矛盾的显现，确立基本的法律原则主体。

［参考文献］

第11篇

关键词:民法基本行为差异;经济法界定性互补;法律原则差异;问题研究

一、经济法与民法的法律原则差异

在经济的发展趋势下经济法与民法在法律原则的相互作用下，有着基本的行为叙事差异，其一表现在社会经济纠纷的行为判定，通过在不同主体下对经济行为的原则判定分析来审视法律责任主动方和被动方，以基本的法律前提为假设，在民事或者经济纠纷中来划定基本的主体责任。当然，只是单纯的依据法律条约来限定责任主体双方显得是不一而足的，还需要结合经济法和民法的基本概念对法律事实来进行限定，通过对已发生的既定事实来双方相互选取有力证据来支持彼此的法律立场和观点。但是在既定事实的定性方面民法趋向于主被动双方的基本民事权利的看重，而经济法更加注重是经济权利的界定和经济责任的判定，虽然在既定的法律事实当中，二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出发点，但是二者在法律的责任和权利判定的过程当中是相互依据的，是通过彼此的法律条款为相互依据，从不同的立场角度来全方位的判定已发生的法律事实，保障法律原则公平公正。但是经济法和民法在基本的原则表现上还是有着极为突出的冲突的，一方面是法律原则出发点的不同，对于已发生的法律事实的责任判定二者相互冲突，另一方面是在法律取证和经济责任的划分上有着差异，一方面重视基本权利，一方面重视经济事实的法律依据，导致二者很难再某些细小的法律方面进行配合，严重限制了经济法与民法的界定性互补，导致二者有所一寸，又有所差异。

二、经济法与民法的法律行为性

经济法与民法不仅在法律原则上有着极大的差异，在法律行为性的判定方面也是有着极大的差异的，其不仅体现在法律行为主体上的判定不同，同时也体现在法律精神的体现原则上面，通过在对既定法律事实的作用行为上判定来理清法律的集体差异，以法律双方彼此的相互作用来看待已经发生的法律事件，当然在不同的主体行为上，民法与经济法在行为的审视条款上也是有着不同行为原则的体现的，是根据在不同的法律发生情态下对法律的集中进行约束，满足法律责任划分的需要。当然其法律约束适用的范围是非常之多的，其理论情态对于社会经济的道德性制约一般是强力而附带影响的。经济法的理论价值相对于社会实际来说只是具有理论假设情景下的参考价值，对于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诸多经济犯罪案件和民事案件并没有明显的作用，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下其经济法的主导形式完全是在理论假设的背景下实现的，与实际出入甚大，无明显的法律显现作用。

因此，提倡符合于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叫经济法草案是极为重要的，经济立法必须是在经济改革或者是经济结构性调整前提下的做出的未来经济背景框架，它必须将市场经济的一切自然行为因素都集中性包括进去，为实际做出的经济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意志支撑，以此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平稳，保障市场经济的有效的运行。当然在市场经济体系下的经济法是宽泛而言的，其立法主体在做出法律出台之前，最重要的是要做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的调查，将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切因素都要集中的考虑进去，汇总各个方向的汇报结果将制定经济法草案，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经济法的立法出台最主要考虑的就是如何让经济法发挥实际的作用将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都有效的覆盖进去，而民法更多的体现在集中的社会行为约束和法律道德方面，更多关注于社会纠纷的合理化调解，法律的确权保障和对社会道德的关心，只有在社会纠纷当中合理的引进民法章程依据经济法对经济责任进行责任划分，才能有效促进两者的相互联系，提升二者的相互辅助关系。

三、经济法与民法的确权影响差异

经济法与民法在社会经济纠纷当中虽然有着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在集体性的纠纷确权方面表现的又有些不足，不仅体现在法律的集中影响力方面还体现在二者对于法律责任的行为约束上有着较大的迥异，在形成基本的法律化背景差异方面，二者法律权利共享会相互影响，没有集中的法律显现性，导致在事件的基本问题有着原则立场的矛盾，形成了基本的确权影响差异。当然，只要在法律的集中显性方面，协调好二者的相互适用范围，协调好二者的法律影响关系，就能避免二者矛盾的显现，确立基本的法律原则主体。

［参考文献］

第12篇

 在这一年的工作当中，法律中心在诉讼案件、非诉业务、合同审查、纠纷防范以及制度建设和业务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截至200*年12月1日共办理各类案件138件，其中诉讼案件62件，非诉案件76件；共审查起草各类法律文书185件；共清回欠款140余万元；根据集团实际需要依法出具各类法律建议书和法律意见书52份；根据集团内部“立法”要求代为起草规章制度8份；完成三项集团科研课题，发表业务研究类文章二十余篇；受理集团内外法律咨询数百起。

 一、案件总数138，基本与去年持平（去年136），诉讼案件62件（去年58件），略有上升，其中新闻官司17件，经济纠纷增幅较大达到19件，占诉讼案件总数的31％，其中劳动争议案件23起，同比有所增加。非诉案件76起，与去年持平。

 案件特点：

 1.案件总数及案件分布情况与去年大体一样，以新闻诉讼和经济纠纷和劳动争议为主，总体情况与去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法律工作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

 2.经济纠纷数量增加，表明集团多样化经营的深入发展急需市场准则的介入，但是今年19件经济纠纷案件多为经济欠款引发，类型单一且多为历史性纠纷，因为周期长的原因我方胜诉后往往执行困难，而我方被诉则情况相反。

 3.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反弹，这说明劳动人事制度仍然存在深层问题需要解决，仅仅通过个案的处理不能全面解决问题。23起案件中1起是物业管理公司所属人员产生的纠纷，1起为新闻大厦所属人员产生的纠纷，其他均为老报业发行公司产生的纠纷，这说明老报业发行公司前期的用工存在较大问题。上述案件除新闻大厦的案件正在处理外，其余的均作了妥善处理。

 4.非诉案件成为法律中心工作的半壁江山，非诉业务成倍增长，非诉纠纷和公司改制、注册等业务增多，个案的复杂程度明显上升，很多已经超过诉讼案件。法律咨询成为日常性工作的重要部分，受理集团内外各类法律咨询数百起。表明法律中心的职能已经由简单的处理纠纷转变为纠纷防范和全面服务。

 二、合同审查

 截止200*年12月1日，共起草、审查合同等各类法律文书185份，比去年同期（150件）增长23.33％，涉及标的额246，286.00（仅限于有标的额的和较易统计的法律文书）；涉及分社（记者站）、子报刊、物业管理公司、发行公司、信息产业公司、新闻大厦、办公室、物品采购部、基建处、计财处、审计处等我方送审主体。

 特点：

 1.在起草、审查法律文书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相关的招投标活动以及合同纠纷的和解谈判活动，体现了全面参与的原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报社（集团）的权益。

 2.继去年公布第一批合同示本后，今年又公布了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十余份合同示本，对集团各部门、单位规范签订有关合同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提高了签约效率。

 3.为强化监审力度，我们制定了《收查已审查合同一览表》，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着重对重要部门、重要事项的重要合同进行了跟踪收查。该项工作的开展，保证了《若干规定》的全面实施，开始逐步体现合同审查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清债工作

 今年清债办的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欠款的移交数量低、债权质量差，费用特别紧张。但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回款额达到了140万元，基本完成预定工作任务，减少了报社的损失，对报社相关部门的规范经营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法律建议和内部立法

第13篇

（一）民事诉讼很多学者主张经济诉讼实质上是民事诉讼，但通过对民事诉讼的研究不难看出，虽然民事诉讼涉及到了经济活动内容，但并不全面，很多经济问题无法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所以民事诉讼不能直接理解为经济法诉讼。

（二）综合经济诉讼综合经济诉讼概念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时期很多学者认为经济法诉讼是综合经济诉讼，其观念的核心理论是，经济法纠结中经济法需要调整的对象具有广泛性和多样性等特点，很多时候需要利用到多种诉讼模式较差才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但由于后期缺乏更加深入的研究，并没有对经济诉讼独特的内容给予区分考虑，因此，使得很多经济法纠纷解决陷入僵局，尤其是消费者保护领域，导致消防者权益无法得到良好的保护。

(三)独立经济诉讼独立经济诉讼理论是近些年经济法诉讼中最大的争议话题。有更多的学者认为经济法诉讼独立是未来经济法发展的必然方向，虽然当前经济法存在问题，但是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经济法诉讼独立是必然趋势，只有通过经济法诉讼独立才能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二、经济法诉讼独立的重要意义

一九八零年，我国开始逐步将经济纠纷案件从民事审判庭中分立处理，为经济纠纷问题处理，成立经济审判庭专门审理。但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期，经济体系和发展变化都十分迅速，经济改革的的迅猛发展与立法滞后性问题突出，因此我国于二零零年正式撤销经济审判庭，再一次将经济法诉讼纳入民事诉讼审判庭。这么做的主要理由是经济审判庭业务范围属于民商事领域，但是很多学者对此事抱有不同看法。因为该诉讼模式不能涵盖所有经济法纠纷，诉讼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完善和完整，只有承认经济法诉讼独立性，建立完善独立的经济诉讼模式，才能有效解决经济纠纷，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经济法诉讼独立具有重要意义，经济法诉讼独立性更符合当前我国经法发展需要。经济法诉讼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法诉讼的独立性特征，其他诉讼的应用，仅是经济法诉讼完善前的权宜之计。但经法高速发展的今天，其他诉讼法已经无法满足经济法诉讼需求，经济法诉讼独立势在必行。通过对传统的诉讼体系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体系中均有明文规定人要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但由于经济法诉讼的特殊性，经济法诉讼中维护的是整体经济利益，但是实际上整体经济利益就是由个人利益构成，所以任何人和组织都可以对违反经济法的行为提出讼，维护整体利益就是维护个人利益，经济法诉讼独立是促进人们维护整体利益积极性的有效手段。但是传统诉讼体系不健全，人与案件无利害关系便无法，便不能实现对集体利益的维护。

通过分析不难看出经济法诉讼独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只有通过经济法诉讼的独立性才能实现对整体利益的维护。传统诉讼体系中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和缺陷，很多时候使得经济诉讼职能无法有效发挥，当违法行为产生时，依靠传统诉讼体系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实际经济犯罪中可能涉及到个人利益及整体利益。想要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加强经济法诉讼的独立性，受害侧重整体利益时，一定要运用经济法诉讼来解决。另一方面，想要保障经济法诉讼的独立性，实现更好的监管经济，应设立独立的经济监管机构，以便于及时对经济违法犯罪进行处理，更好的保护整体利益。

三、结论

第14篇

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尽管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已有部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刑民交叉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从而构成刑民案件交叉。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相应的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

根据犯罪嫌疑的发现时间，这类刑民交叉案件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第一种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对于第二种案件，主要实行“先刑后民”原则，即民事诉讼暂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对于第三种案件，立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对于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争议较多。其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其一，在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上，是继续保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是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抑或其他？其二，“先刑后民”原则是否合理？应否酌情而定？其三，刑民判决的冲突问题如何解决？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是各抒己见，看法相异。下文主要围绕这几个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全文共6436字。

以下正文：

当今社会生活纷繁复杂，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案件，此即刑民交叉案件。我国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尽管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已有部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尚待解决。

刑民交叉案件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如同一行为主体实施了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都是基于同一行为主体，法律事实牵连，刑民案件交叉。又如不同行为主体对同一标的物分别实施了犯罪行为和民事侵权行为，侵犯了不同的法律关系，但诉讼标的物牵连，刑民案件交叉。又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或者侵犯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及差异性，决定了对同一法律事实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造成了公、检、法三部门对案件性质的认识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是刑事案件，有的则认为是民事案件，形成了案件刑民交叉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另外，如果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也构成刑民案件交叉，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这是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一、人民法院在审理刑民交叉案件中遇到的问题

1）、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中的有关法律问题

刑民交叉案件大概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第一种案件，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的民事损害赔偿问题；对于第二种案件，主要实行“先刑后民”原则，即民事诉讼暂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或者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对于第三种案件，立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对于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争议较多。

2）、刑民事判决的交叉拘束效力

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是两种不同的审判程序，具有不同的目的和各自独特的程序，因此两者判决本来是不应当相互拘束的。但是由于我长期坚持民事审判中的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作用，使得民事诉讼的构造与刑事诉讼雷同。民事诉讼在这种大环境下失去了她的独立性，而大都采用刑事诉讼的做法，尤其是在收集、审查、采纳证据的做法中。三大诉讼法证明标准的一致性，更是这种做法的外在表现。因此在我国三大诉讼法的判决具有相互拘束效力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在现代诉讼法理的发展中，民事诉讼的目的已经与刑事诉讼目的完全分开。民事诉讼的目的是解决纠纷，保护当事人的私权，主要关注的是保障私权。刑事诉讼的目的惩罚犯罪、保障人权，主要关注的社会利益。两者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些各独特的诉讼原则和程序，比如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上诉不加刑；民事诉讼中的处分主义、调解制度等。尤其是表现在证明标准上，大多数国家一般都采用刑事诉讼的“排除合理怀疑”和民事诉讼的“优势证据”。这些都为刑事判决和民事判决不具有相互拘束效力打下基础。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生效之前发现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1.人民法院作为民事经济纠纷而受理的案件，经审理不属于民事经济纠纷而有犯罪嫌疑的，应当根据民诉法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案件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在经济交往中，当事人往往为了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一方当事人的犯罪行为很少向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报案，特别是国家利益受损而当事人获利的案件。由于这类案件仅仅是有犯罪嫌疑却并未作出有罪判决，因此不应当完全排除民事诉讼。但是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笔者认为，简单地裁定驳回民事，不符合立法精神和司法理念。

根据《规定》的立法本意，人民法院受理民事经济纠纷的案件后，经审理发现有犯罪嫌疑，就应当属于刑法的调整范畴，而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条件，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也就是说，某一案件只要涉嫌犯罪就属于刑法调整而绝对排斥民事救济。对此，笔者认为，刑法与民法虽然都是保护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法律，但是二者在手段和功能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对公民权利保护的侧重点不同，刑事救济手段并不当然排斥民事救济手段，在刑法所不能实现的方面应该尽可能发挥民法的作用，对于仅仅有犯罪嫌疑的经济案件，不能驳回而应该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案件线索和全部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能在对案件进行侦查前决定案件是普通民事经济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如果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认为有犯罪嫌疑或者依法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及时将案件退回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案件继续审理。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犯罪嫌疑，经侦查终结，依法需要提起公诉的，将案件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关系来确定案件的审理方式，如果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不影响民事部分的处理，则可以将案件分开审理，如果影响民事部分的处理，只能按照“先刑后民”的原则等待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再对民事部分进行处理。

2.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有犯罪嫌疑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对于人民法院以民事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认为有犯罪嫌疑的，应当书面函告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接到通知必须立即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由于犯罪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影响社会的安定，因此，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一旦发现当事人的行为可能触犯了刑律，必须立即通知人民法院并说明相应的理由，人民法院必须裁定中止民事诉讼程序，待刑事侦查终结后，根据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的关系对案件进行审理，或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对刑事部分审理终结后，再审理民事部分。

（二）人民法院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发现的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

人民法院在民事判决、裁定生效后发现法律事实涉嫌犯罪，应当立即裁定中止执行并通知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并将案件全部材料和线索随案移送，经侦查终结，没有犯罪事实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结果告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继续执行原生效的判决、裁定。如果确有犯罪事实，依照刑诉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需要提起公诉的，且民事案件不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人民检察院通知人民法院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原生效判决、裁定，而不论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因为对同一法律事实，刑法上的处理方法与民法上的处理方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如对涉案物品，刑事上可能作为赃物处理，民事上则可能作为不当得利等方式处理；对于当事人的损失，在民法上可能通过赔偿损失的方法来弥补，在刑法上则通过追缴的方法来实现，然后根据案件刑事部分与民事部分的关系决定适用的审判方式。如果民事案件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权利和民诉法的处分原则，除非当事人有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之规定，即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规定的，不得撤销原调解书，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不变，仅就刑事部分单独审理。

三、为了更好地正确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1、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案件

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应遵循“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有利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刑罚制裁。目前相关的司法解释已为“先刑后民”原则提供了法律依据。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均明确规定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涉嫌经济犯罪时应及时移送侦查机关处理，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又进一步加以具体和明确。

“先刑后民”的主要做法是：以典型的合同诈骗案件为例，在合同相对方选择民事救济主张民事权利时，受诉法院应先按民事诉讼程序立案审理，审理中如果发现存在刑事诈骗犯罪嫌疑时，应先裁定中止民事案件诉讼，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合同诈骗犯罪成立，民事案件的审理应视刑事案件追赃退赔情况或者当事人是否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定。若刑事案件已追赃退赔给受害人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判决返还财产或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的，则民事诉讼程序应终结（由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裁定驳回）；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或者受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则应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再行恢复原来的民事诉讼程序，并依法就民事争议作出判决结案。在合同相对方选择刑法保护时，则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受害人也可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责令退赔或者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规定，则受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受诉法院此时依法应予立案审理。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并不影响其承担民事责任。追缴或退赔只是通过人民法院的公权力对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所给予的一种法律救济，如果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被害人有权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将“先刑后民”原则固定下来，有必要对《若干规定》作相应修改。《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建议修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或裁定撤诉；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应恢复民事诉讼程序。”《若干规定》第十二条：“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建议修改为：“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并送达当事人；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民事或裁定撤诉；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2、允许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选择提起“刑附民”诉讼

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提起“刑附民”诉讼符合刑诉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所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即经济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最高法院1980年7月16日批复规定：“关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办理，但应限于附带赔偿物质损失的民事诉讼，不宜扩大附带其他民事诉讼。”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害人对本《规定》第二条因单位犯罪行为造成经济损失的，对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审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2000年12月4日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上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因犯罪而遭受物质（经济）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合同诈骗中的受害方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减少讼累，及时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减少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3、合同诈骗中的受害人财产损失可通过多种渠道救济

合同诈骗中受害人的财产损失除了向法院提起“刑附民”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外，还有其他三种渠道：首先可申请公安、检察机关直接返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追缴的财物中，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不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应当及时返还被害人¨¨¨”第三百三十九条（二）规定：“对扣押在人民检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需要返还被害人的，直接决定返还被害人。”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体的解释（试行）》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被害人鸣确的，扣押、冻结机关应当及时返还。”从以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司法机关原则上应当直接返还。其次由法院刑事判决追赃。第三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

4、明确合同诈骗判决后的涉案财产由法院执行庭（局）执行

笔者认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决追赃或责令退赔，可由刑庭依职权移送本院执行庭（局）执行，追赃后退赔返还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在判决生效后由当事人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予以执行。理由：一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此类案件有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从性质上看，刑事追赃是一种对犯罪行为所生之债强制予以清偿的司法制裁措施，在本质上却属于民事范畴，因此刑事追赃判决与民事判决的执行并无不同；从目的意义上看，刑事追赃目的意义在于保障被害人财产权利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司法救济，与民事判决是相同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条已明确规定执行机构的职责，是专门负责执行工作，而此类案件的执行又属于执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执行此类案件有其法律依据。二是由执行庭（局）负责执行符合审执分离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三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有利于执行资源的优先组合。执行工作是一项专门的工作，执行庭（局）作为人民法院专门的执行机构，有符合执行条件的专业执行人员和丰富的执行经验，所有这些都是刑庭所不具备的。为此建议修改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第19条的规定，增加规定执行刑事追赃判决属执行庭（局）职责和业务范围，并明确该类案件由刑庭依职权移送。

注释

1998年4月19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

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

第15篇

[关键词]民间借贷；民刑交叉；先刑后民；民商先行

一、问题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号某银行与张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值得关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银行与被告张某某签订了一份《个人消费担保借款合同》，同时，张某某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等证明文件办理了抵押借款手续，向该银行借得人民币8万元。张某某的行为违法，被人民法院以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而该银行因索款无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被告张某某偿还借款本息合计10万余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已构成贷款诈骗罪，并已承担刑事责任。同时，法院指出，被告张某某的行为是以合同形式表现出的犯罪行为，而非侵权责任法意义上的一般民事侵权，故而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调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审判时，人民法院没有对本案被告进行追缴或者退赔，故本案不属于上述第五条规定可以另行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四十四条等规定，裁定驳回原告某银行的。这个案子矛盾的焦点反映了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时的法律程序和规范如何适用如何选择的问题。近年来，类似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渐复杂。虽然业内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依旧存在理论落后、立法缺失等问题。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应当一律选择“先刑后民”的处理原则？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为何？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拟从民间借贷纠纷出发对我国司法实践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适用和规范选择展开研究，以期能够找到较好调处此类问题的方法模式。

二、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间借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内涵

民刑交叉，有学者将此定义为：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既触犯民事法律又触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竞相要求适用之，从而产生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交叉竞合的案件[1]。笔者认为，民刑交叉的实质是民、刑法所调整的法律事实及社会关系的竞合。法规竞合虽然仅是一种立法上的现象，但当法律事实出现并违反竞合的法规时，就会产生规范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民间借贷纠纷是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从事非金融业务的法人、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货币及国库券的行为，这是一种借款合同行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间借贷市场逐渐活跃，随之而来的民间借贷纠纷也日渐增多。不容忽视的是，此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背后还经常笼罩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的影子，这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二）各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在处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调处模式：其一，以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国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经归纳，笔者认为，上述两种司法调处模式的运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径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称为平行式，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完全剥离，对刑事犯罪行为的规范和惩处由刑事诉讼程序解决，相应的，对于民事赔偿问题则依靠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二者互相独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顺序依附关系。实际上，英美法系国家主要采用这种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完全分离的平行模式，不允许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反映了一种纯正的平行关系。也就是说，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问题，民事问题由民事程序解决，刑事问题由刑事程序解决，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则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作出处理。2.大陆法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与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陆法系面对此类民刑交叉案件，选择采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模式，即在惩处刑事犯罪行为的同时附带地调处民事赔偿纠纷。特别的，在解决该类问题时，加设被害人自主选择权，也就是说，被害人既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中附带民事诉讼，亦可以选择在刑事诉讼以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从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与附带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异，价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国针对这一问题所构建的权利模式和诉讼程序也各有特色。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可以说两者各有侧重、各有优势，民刑并行式可以较好地在同一诉讼过程中具有强势地位的公权对处于相对弱势的私权的侵占；而附带式在节约当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所以说，上述两种模式本质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需要重点探讨的是在制度架构时对各自优劣的扬弃或保留。

三、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模式

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则。“先刑后民”的内涵是，在民事诉讼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应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换言之，在中国，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审理以前不得对民事部分予以审理。

（一）我国“先刑后民”处理方式法律规定

从历史角度追溯，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法律规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正文明确规定对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涉嫌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应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违法犯罪必须严肃执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再次强调了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的应及时移送的规定。接着，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存单纠纷案件中如何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作出了规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司法解释，进一步阐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机制。从我国上述立法沿革来看，立法者对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最终，上述规定要求，对民刑交叉这类纠纷的调处，须根据所涉及的经济纠纷或涉嫌经济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这一标准，分别采用不同处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时，需要适用刑事诉讼程序，即须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司法机关；反之，则将该纠纷独立分割开来，分别适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程序。也就是说，本文所讨论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标准时，才应当选择适用。除上述规定外，实际上“先刑后民”的原则也间接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发现，我国关于“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规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释中，甚至存在于被称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实并没有法律上的明确规定[2]，这实属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价值立场

纵观我国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法制观念，民刑不分、诸法合体是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随着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会变革中参照西方司法制度的产物。自古以来，我国就有着国家本位、义务本位的文化传统。可以说，我国现行的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是我国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在私权面前，强调公权优先在对刑事犯罪案件处理中，我国历来偏重采取刑罚手段予以调处即所谓“杀人偿命”，即使该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权利，立法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因为打击刑事犯罪是对已经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有效维护，是刑法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禁止性规范的最好诠释，是实现“杀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处理完刑事诉讼程序后，才允许被害人就其民事权利的受损提出民事赔偿请求，被害人首先要服从国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强调效率优先受各种客观条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达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远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将民事诉讼程序放置于刑事诉讼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诉讼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决，不仅可以节约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当事人的诉讼费用，也就成为了制度设计者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一方面，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一并解决的，这就极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机关的重复劳动，节省了司法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当事人来说，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减少他们重复出庭、重复举证等活动，减轻他们的讼累。殊不知，这样的效率、这样的双赢，付出的是损害当事人民事权利、违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这个更大的代价。上述法律逻辑的背后，实际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观念和以少数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国家本位主义。这已经极度背离现代法治对自由平等、尊重人权、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需要从根本理念上加以转变。

（三）“先刑后民”处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论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当性及合理性第一，该模式背离了现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权在私权面前的强势地位和优先等级，是国家本位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这样的思想并不符合现代法治社会的理念要求，因为公权和私权之间并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也没有孰轻孰重的差异。如果一味地强调公权的重要，则必然会忽视私权的自由与平等。第二，该模式背离了刑法的谦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法调控的范围和强度应具有有限性和适当性。刑法是社会防卫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调处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时，应当首先考虑采用其他法律进行规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或虽能调整仍达不到预期目标时，刑法才能谨慎地介入。因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在调处民刑交叉案件时，必须考量适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够通过民法矫正相应的社会关系时，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当民法已经不能有效发挥其调整作用时，才可以考量适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颠倒了这个顺序。2.实践中：“先刑后民”模式导致司法不公其一，该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诉讼程序。虽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个案件中，民事诉讼程序对其前置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现状。虽然降低羁押率目前已经是司法实务中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我国目前的刑事公诉仍然“几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惯性轨道上进行”[6]。故此，被羁押一方当事人的民事调查权很有可能会因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这必然会导致民事诉讼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虚置。其二，该模式可能导致当事人滥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导“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极有可能使得部分当事人利用刑事诉讼程序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逃避民事责任，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认，该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地方保护主义和个别政法部门与人员等滥用公权力干预经济纠纷开设了空间。其三，该模式可能给被害人维权制造障碍。若采用“先刑后民”的处理机制，那么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受害人的利益将难以维护。其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由于缺席审判制度建设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迟迟不能归案时，受害人应得的赔偿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案件中，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那么，该民事诉讼程序必须让位于刑事诉讼程序，此时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将长时间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补偿。而很多时候，被不法侵害后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经济上帮助的阶段，法律的权威也在这一次次的无能为力中不断消减。

四、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国现有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机制，参照大陆和英美法系各国对于此类案件的制度设计理念，笔者拟以民刑交叉和民间借贷纠纷的属性为出发点，从思路设计、改革路径两个角度为我国民间借贷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处理方式提出拙见。1.思路维新：从“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间借贷为契约自由的产物。民间借贷的最初原因仅仅是为了方便快捷地获取资金，从法律意义来讲，这是普通民众通过平等自由的个人权利扩大生产经营的权利。同时，民间借贷也能进一步助推我国经济的发展，这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发挥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此时，在司法体系的构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规范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让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权，这必将有益于真正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此外，当今时代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也处在改革的关键时期，可谓风起云涌、日新月异。纵观金融业相对发达的美国、西欧等国，大多都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备的金融刑法，来有效规范金融领域的违法行为，其在金融司法实务中，也尽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设置的民事行政手段来实现维护金融秩序和当事人权利这一本质目标。各国立法实践表明，弱化金融领域的刑事责任，强化金融领域的民事责任，是当代金融行业和金融立法发展的形势所迫[8]。与国际金融立法的重民轻刑倾向不同，我国对金融违法行为一贯采取重刑事责任的态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实体法被忽视。事实上，作为一种典型的民事活动，自然人间的借贷行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则，由此产生的经济纠纷很多时候依靠民事诉讼规则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调处。笔者认为，只有在极个别影响范围特别广、涉及金额特别巨大、对社会秩序破坏特别严重的司法个案中才需要刑事诉讼程序出手规制。如果动辄以刑罚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关系，既违背了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规则，也没有尊重金融市场的特殊规律。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能够将“民商先行”原则在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适用，实现公权救济和私权保护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和频率，更为难得的是可以有效消减我国目前在金融领域所采取的重刑主义原则，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兼顾。2.路径改革：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我国现行相关制度剥夺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顺序进行，如果刑事审判无法进行，民事赔偿也就化为乌有。故此，绝对的“先刑后民”显然违背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虑司法实务的现状及私权保护的现实需要，赋予权利人诉讼选择权，是解决民刑冲突的有效途径。诉讼选择权的创设，是秉着私权保护的理念，同时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机会。实际上，刑事诉讼案件无论是立案、侦查、，还是审判或裁决，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较长时间，而民间借贷融资的周期并不会很长，如此长时间的诉讼耗费的是民间资本的经济利益。选择民事诉讼，可以针对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积极达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现实的履行给付，这些举措都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9]。当然，这样的选择权也不应该是完全自由、毫无限制的。首先，选择权应该规定明确的适用情形。如果刑事判决的结果是民事判决中所涉及证据的必需要件，应该“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审理裁判必须依赖民事审判结果，则应该“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决互不依赖，而且案件比较简单，刑事和民事谁先谁后对诉讼效益等方面的影响也不是太大的情况下，当事人则应该享有完全的程序选择权。其次，选择权应该规定具体的适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质的特殊，为在制度层面防止可能出现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准或相互扯皮现象，需要有一个部门对案件性质的确认拥有最终决定权。分析我国目前公检法三个部门各自职责设定上的差异，不难发现，该种最终确认权的归属只能是法院，同时考虑权力的制衡性，需要赋予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一定的异议权。

五、结论

民间借贷更多时候体现的是私法属性，法律因注重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确定私有财产权优先原则。这是对财产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实现法律意义上平等保护的重要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平衡社会权利纷争的重要步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注重私有财产权保护和尊重的历史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转型升级阶段，政府鼓励广大民众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资金创新创业，民间借贷融资活动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起来的。基于这样一个特定时期和特定条件，面对民间借贷纠纷中存在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我们期望能寻求一种更好的制度构建，从而实现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优，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够得到最有效的解决，从而实现民间借贷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催化剂的有益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建国.刑事诉讼中的刑民交错现象及其法律规制[A].游伟.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7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3.

[2]陈虹.对“先刑后民”原则的几点质疑[J].学术探索，2006，（5）.

[3]伍跃华.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研究[J].法制与经济，2009，（1）.

[4]杨涛.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司法理念[J].法律适用，2003，（3）.

[5]胡启忠，胡业勋.金融刑法的控制要强调谦抑原则[J].人民论坛，2010，（29）.

[6]赵秉志.当代刑事科学探索（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2.

[7]陈灿平.刑民实体法关系初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54.

[8]胡启忠.金融刑法立罪逻辑论——以金融刑法修正为例[J].中国法学，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