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的实施路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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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分工的深化，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层次化、专业化趋势，高职院校要谋求生存与持续发展，就必须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就必须教会学生懂技术、会操作、能应用。而这些操作应用能力在书本内是无法学到的，需要通过实践性教学来实现，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拥有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一、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及问题

（一）“双师型”教师来源单一

目前，高职院校引进人才基本局限在高校应届毕业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具有高学历的教师或科研人员的范围之内，使得具有高水平，但学历、职称相对较低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难以进入高职院校。由于高职院校教师来源相对比较单一，大多来源于高校毕业生，学历达标已不是问题，很多学校不乏硕士及以上高学历，但业务部门出身的教师较少，专业教师普遍缺乏专业实践能力和实际岗位工作经验，专业化、职业化程度较低。

（二）“双师型”总量不足，结构失衡

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总体比例偏低。另外，“双师型”教师存在结构性失衡现象，高职称教师中“双师型”教师比例较低。许多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的还比较低。数量还远不能满足专业教学需要，而且由于认定标准的偏差，大部分仅仅只是具备“双师”资格而已，真正称得上“双师型”教师的比例或许更低。目前，职教师资素质缺陷明显，要么能文不能武、要么能武不能文，匮乏文武全才的职教师资。外聘的技术人员深谙实践、擅长技术不擅长教学，校本的教师擅长教学、不懂技术甚至不清楚实践，所以我们的职教是在一条腿走路，培养的人才会是什么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培养真正具有双师素质的“双师型”教师迫在眉睫。

（三）激励机制不健全，教师积极性不高

长期的实践表明，“双师型”教师队伍水平的提高，必须走产学研一体化的模式，必须与企业先进技术和现代管理紧密结合。但从实际情况看，多数高职院校并没有从认识上、政策上、待遇上制定有效的措施予以鼓励和支持，这一方面使得专业教师参加企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公共课教师不注重双师素质的培养;另一方面，校企合作又缺少政策保障，缺乏校企合作培养“双师”素质教师的环境。

（四）“双师型”教师培养乏力

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培养中普遍存在重形式、轻质量，仅局限于满足上级评估指标的要求，满足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表面成就，片面追求教师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数量，参加技能培训的参与人数，而忽略了对教师职业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质量水平，使得高职院校的“双师型”教师培训流于形式，这和高职院校的发展、教师的成长、学生学习实践技能的愿望是相违背的。如：目前很多教师通过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业技能培训或参加高职院校实训基地的各类形式培训来获取“双师型”教师证书，这类培训，往往经过短短几天的培训，就颁发给所谓的骨干教师、“双师型”教师证书，完全以拿证为目的，费用高，实效性差，且培训项目本身针对性不强，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得不到提升。

（五）“双师型”教师职务聘任制存在误区

实行聘任制是我国高职院校教师任用制度上的重大突破。但现行的教师聘任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首先，岗位设置不合理，岗位职责不明确。普遍存在因人设岗、人浮于事的情况，冗员现象非常严重，以致于需要的人才进不来，极大地阻碍了教师的合理流动。其次，没有建立科学、全面的评价与考核体系。对教师的评价，仅以教师教学的绩效、科研成果的数量作为主要的参考依据，而对教师超出工作时间以外的劳动以及所创造的价值等方面缺乏科学、理性的评价。再次，人才引进与选拔机制不健全。

二、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路径探索

既然“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高职院校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核心，是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那么在面对当前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中的各种问题时，我们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改变这种情况，下面谈谈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具体策略。

（一）高度重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在高等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历程中，首先必须解决学校领导及教师思想中存在的传统观念。为此，应该树立如下正确的师资队伍建设理念：一是学术并重理念打造一支数量足够、素质精良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实质是体现对学生负责和以生为本的理念;二是特色兴校理念。特色明则学校兴，特点显则专业强，特长多则学生好。而要达成此目标，必须名师出高徒。教师艺高才胆大、学精才服人。三是质量第一理念。质量是高等高职院校发展的生命线。必须牢固树立以质量取胜的理念，通过打造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实现学校教育质量的稳步提高，不断提升学校的美誉度。

（二）规范教师选聘标准

要努力拓宽引进人才的渠道，改变单纯从高校毕业生中引进教师的做法，增加从企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人才的比重。对于紧缺型的高技能人才引进，可不受学历和职称限制，但是进入教师岗位之前必须参加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法规、职业道德修养等方面的教师岗前培训，并取得相关资格证书。对高职院校来说，教师从业标准应该变革。应突出实践技能和社会经历要求，其次重视师资培训，规定教师每隔一至三年重新深入企业参加岗位培训，贯彻职教终身教育的思想

（三）落实校企合作，加快“双师型”教师培养力度

目前，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大多仍停留在表面，校企合作的优势并未充分发挥，特别是在“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方面，这主要归因于政府政策引导缺位、校企合作立法不健全、专项资金欠缺等。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首先应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与支持校企合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其次，明确教师参加实践学时标准，引导高职院校重视教师参加实践，在教学安排上提供便利条件;第三，高职院校应建立校企合作专项资金，用于每年资助教师参与企业、社区挂职、顶岗锻炼。

（四）加大教师企业挂职锻炼的力度

实现教师假期生产实践和到企业挂职锻炼制度化。一方面，高职院校应当利用寒假、暑假期的时间，安排教师到企业进行岗位的跟班学习，事前做好计划，带着任务有目的地深入学习企业的业务流程、管理制度、岗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分析和总结教学如何满足企业生产和发展的需要，并与企业技术骨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可以选派有一定教学和生产实践经验、师德师风良好、有发展潜力的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从更高的层面上参与企业生产过程，深入思考和梳理教学与生产实践之间的差距，并将学习和收集到的有关成果和资料，应用于教学改革和教学活动中。

（五）完善双师素质教师培养和激励机制

要结合地区和院校的实际，制定教师学历进修、在职培训的奖励制度，出台双师素质教师聘用、考核评价、岗位轮训、继续教育和薪资待遇办法，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采取的措施：一是设立一定数量的奖励基金，奖励取得双师素质的教师;二是完善校内分配制度，拉开分配档次，提高双师素质教师的课时津贴;三是待遇分配时，重实绩，重贡献，重技能，向双师素质教师倾斜;四是大胆使用双师素质教师到重要教学岗位;五是在职称评定、学科带头人选拔、业务进修、国内高校或出国进修、交流访问、学术交流、评优评先等方面优先考虑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六是要建立约束和激励并重的考核机制，形成双师素质考核具体标准，要求限期达标。这样教师既有压力又有动力，促进双师素质教师队伍健康迅速地发展。

三、结束语

第2篇

关键词：“双师型”；校企合作；艺术设计；培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2-55 -03

引言

1998年国家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的“双师素质”内涵标准，即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是指专业课教师既具有高校教师系列职称， 又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如工程师、会计师、（高级）技师等。既要持“双证”（即毕业证、职业资格证书），又要有“双能”（即知识能力、岗位能力）。从国家对“双师型”教师概念的界定情况分析，高等职业院校需与企业合作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不断提高教学与人才培养质量。这不仅拓宽了高等教育的教学领域，加快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向企业（行业）渗透的进程，为高职院校和企业之间拓展了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一、利用假期下企业实践锻炼促进教师向“双师型”人才转变

经调研目前我国高职教师“学历达标”可能已经不是问题，很多学校不乏硕士及以上高学历教师，但高职院校多数教师缺少在企业或生产岗位工作的经历，动手能力和实践技能相对不足，这将严重制约我国高职教育教学水平，制约我国高职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国家规定高职院校在职专业教师必须轮流到生产企业一线锻炼，五年内必须有累计两年以上在生产单位进行生产实践的经历。青年教师必须有至少半年以上的实践经历，才能承担教学任务。

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的教师利用寒暑假或其他假期深入企业进行实践能力的锻炼与提升。在艺术设计相关行业和企业，教师将与企业一线的营销人员、技术员、设计师、设计总监、总经理、施工员等一起对平面设计、空间设计、动画设计、工业设计等项目进行调研、策划、设计与制作。从中积累知识与经验，实实在在地为行业和企业服务，为企业解决问题。假期中教师到对口企业顶岗，带着教学中的难题和困惑走向设计与制作的一线，既能熟悉企业的生产环节和操作工艺，了解最新的技术信息，又有机会向经验丰富的相关技术人员请教，开阔理论视野，提高教学能力，促进教师由单一教学型向“双师型”人才转变，是艺术设计专业教师走向“双师型”教师的有效途径。

二、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双师型”教师及时更新自身知识结构

考虑到社会对艺术设计行业的需求，按照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结合艺术设计专业设置现状和条件以及专业的鲜明特点，对该专业教师的知识结构做出新要求与新标准。

进入高职院校的艺术设计专业专职教师本身有着专业研究方向，但在实际教学安排中不可能所有的教学任务都是围绕着自身的专业，教师专业课和基础课同时承担，甚至跨专业授课的现象也很普及。因此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把“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纳入学校教育发展总体规划，建立继续教育的培训制度，开拓教师培训渠道，不断完善教师培训制度，拓展培训平台（ 如校企共同开发或实施项目、校内教学基本功培训、校企合作软件培训、高校相关专业深造、师资培养基地培训、出国访问考察等），同时还需加强教师的岗前岗后素质培训和相关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取，促进教师自身知识的更新与知识结构的拓宽。既努力提高教师的理论认知与素养，又努力提高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和实际工作经验，使他们具备实践动手能力和技术应用能力，从而不断提升其教育水平和执教能力。同时学校应该鼓励并创造条件让每个教师都能根据自己的年龄、学历、兴趣、研究方向制定出具体的培训计划，让教师获得与本专业相关的岗位证书和其他系列职称，加快“双师型”队伍的建设速度。[1]

三、着力培养 “双师型”教师队伍中的专业带头人

所谓专业带头人是指那些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深厚的学术造诣，在某一专业的前沿领域和实践方面有所造诣，具有突出学术水平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并善于培养青年教师的高职称人员。专业带头人是专业建设的领路人，是“双师型”教师队伍中的骨干和核心。学校要重视对专业带头人的培养，通过参与教学改革，国内外进修、科研课题等活动，保证各专业有1～2名专业带头人，从制度上保证他们履行职责，制定具体的任期考核指标，实行动态管理，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教学科研活动，鼓励他们在社会学术团体担任领导职务，提高他们在行业企业技术服务领域的影响力等，充分发挥他们的能量和作用，以此带动“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形成和整体水平的提高。[2]

以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系为例，该系艺术设计专业实行“青蓝工程”专业带头人为“蓝方”，青年教师为“青方”，每位蓝方教师每年带一到二名青年教师，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题研究等方面对教师加以指导，实施“传、帮、带”活动，帮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同时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的带头人，还配合相关企业指导项目实施，组织专业知识培训，到企业为兼职教师或企业一线人员讲解教学的方法与技巧。

四、提升兼职教师的教学规范，增加“双师型”队伍的活力

高职院校应建立“针对性强、方式灵活”的兼职教师“双师型”培训体系，提升兼职教师的职业教育教学能力。这既是高职教育办学特色的需要，更是不断充实“双师型”师资队伍新鲜血液的需要。兼职教师队伍一方面可以聘任高校教师中那些理论层次高，对学术前沿领域和生产一线熟悉的教师，他们会对提高职业院校理论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各专业特点，积极从行业或企事业单位、校外实习基地，引进既有工作实践经验，又有较扎实理论基础的设计师、设计总监等。由于不同类型兼职教师在专业水平、技能和工作时间上均有较大差异，校方对兼职教师应进行分类培训，比如客座教授的教学常以讲座等方式进行，其他兼职任课教师的授课往往兼有理论和实践内容，教学任务较重，应为他们明确教学目标，设计规范详细的教学方案供其参考，让他们发挥其专业优势。同时高职院校成立教学督导室，并在各系部选出二级督导员，同时聘请行业专家担任校外教学督导，及时了解行业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趋势，并对专业教学提出建议和指导。[3]

高职院校通过评选优秀、专业培训、课题奖励等方式激励兼职教师，增强其工作成就感，为他们提供专业发展的平台。如南京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系开展“优秀兼职教师”评选活动，当选的兼职教师除获得物质奖励之外，还可以参加学院组织的学术交流和培训活动，增强其成就感和归属感。

五、强化 “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的激励机制

当前高职教师特别是“双师型”教师仍然是按普通教师系列职称来享受福利待遇，走的仍然是“单行线”即专业教师评价模式。在此评价模式下，“双师型”教师所具备的技能与技术资格被视而不见，对其职称评定和待遇的提升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评价制度，对于非“双师型”教师来说，没有对他们成为“双师型”教师形成任何动力与压力。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使教师的努力得到充分肯定，使教师的潜能得以挖掘。学校应结合具体情况，制订对“双师型”教师的激励政策，通过激励将提高“双师型”教师质量水平转化为其本人的内在需求，使“双师型”教师标准成为专业教师自觉的行动和今后努力的方向。人事部门应参照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专业人员评定办法，着手研究、制定高职院校教学系列职称评定标准，与此同时，还要在工资、奖励、福利、津贴、进修、晋升、信任、荣誉、地位等方面采取个性化激励形式，最大限度地为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质量建设提供强大的动力源，保证“双师型”教师队伍的稳定发展。[4]

提高高职 “双师型”教师的待遇与地位，以稳定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增加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有效地激励高职教师，充分调动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重要工作。

六、结论

学校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高职院校与经济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开办多年，大都与当地企业有着较好的互动关系，并且在多家企业建立了校外实训基地。以基地为平台，以校企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依托，学校是理论教学基地，企业是实践培训场所，学校和企业是校企合作教育的两个基本要素，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实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宏观上的分工又有微观上的融合，其有机结合是校企合作教育成功的有效途径和保障。[5]

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是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内涵建设的重要形式，是教学改革与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必由之路。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主动为行业企业服务，行业企业人员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参与专业教学改革与评价体系。企业人员参与教材编写和实训基地的拓展，参与学校毕业设计、毕业答辩等工作。同时教师参与企业的广告策划与制作、新产品开发、展示设计与制作，帮助企业设计、研究、探索，解决在调研、策划、设计、制作第一线遇到的各种问题，既验证了自己的理论知识，又开阔了眼界，锻炼提高了实践能力，在服务社会，服务企业中提高 “双师型”队伍建设的质量。[6]可见，校企合作背景下高职院校艺术设计专业“双师型”（下转第45页）（上接第56页）教师队伍的培养是教师队伍内涵建设的重要模式。它将在实践教学环节，改善师资结构，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为艺术设计专业在职教师转化为“双师型”教师创造了良好条件。

参考文献：

[1]陈增红，周雪莉.关于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探索[J].职业技术，2009，（01）.

[2]王丽霞，刘金华，成玉莲.高职院校行业参与“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探究[J].科技创新导报，2010，（04）.

[3]李广坤.高职院校兼职教师队伍建设的思考[J].中国成人教育，2010，（08）.

[4]刘艳青，张磊，李敏.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指向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研究及实践[J].职业技术，2010，（04）.

[5]朱海燕.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及其举措[J].高教高职研究，2009，（11）.

[6]林杏花.国外高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经验及启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03）.总第203 期.

第3篇

TPR是Total Physical Response的简称，也被叫做全身反应教学法。TPR教学法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阿士尔（Dr. James J. Asher）提出，其理论建立在生理学（大脑左右半脑有不同的分工 ）、心理学（记忆痕迹）和教育学（情感因素在语言学习中的作用）基础之上，整合幼儿的听觉、视觉和感官，创造愉快活跃的课堂氛围，让幼儿在没有负担的情况下，自然的习得语言能力，培养英语学习的兴趣。

James Asher认为，右脑是缄默的，非语言性的，但是它可以通过指令做出适应动作来表达自己。通过让语言进入右半脑引起行为变化，学生很快就可以理解语言代码，当学生能够理解目标语的基本结构及其表示的含义时，他就作好了说的准备。在学习过程中，教师用目标语发出指令，先自己做，等学生能理解后，让学生完成动作，然后边说边做。开始，教师通过说跟我做游戏，让学生一起做动作，这样可以使学生理解指令与被期望的动作之间的关系，并准确作出相应的动作。然后，学生两人一组，先由一名学生模仿教师指令，另一名学生根据他的指令做出相应的动作。之后，两人调换角色，继续做练习。起初，指令较简单，往往是单一动作，然后，很快发出几个连续的动作指令，这时调动初学者的学习兴趣非常重要。

二、TPR教学法的意义

TPR教学法注重的是语言学习中的互动模式。因为学生在一个比较放松的环境中学习英语效果最佳，而紧张、急躁的情绪对于学习英语来说是不利的。教师应该尽量创造有利条件，让学生有机会多听英语。同时，要帮助学生明确学习英语的目的。每个学生从本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找出自己学习英语的真正原因和切实动机。进而，启发学生的学习自觉性，充分调动学生尽快掌握英语的主观能动性。TPR教学法的优势是强调身体的互动性、教学的生动性，以便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在游戏中学习英语、英语生活化，同时也可以更好地激发孩子对英语学习的浓厚兴趣。首先，它能够一下子就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学生参加活动，让他们在身临其境的实验体验中学习英语。教学的重点在于帮助学生理解英语、用英语交流，不在于纠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这样做有利于帮助学生消除紧张心理，让学生在一个不用害怕挫败的环境中学习。其次，它能够提供一个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的学习环境，使学生在多种多样的活动中、在循环反复的练习中学会英语。再次，协调学生的左、右脑，有助于学生的左脑发展以及语言学习的成效。学生通过听觉来吸收信息，是由左脑来完成的，而将这些信息用肢体动作表达出来是通过右脑来完成的。最后，主张以句子为教学单位，整句学、整句用，重视语言内容和意义，有利于培养学生实际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

三、双语教育的概念

英国著名的朗曼出版社出版的《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对“双语教育”的定义是：The use of a second or foreign language in school for the teaching of content subjects. （能在学校里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进行各门学科的教学。）而它所提出“双语教学”项目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包括：1.学校使用一种不是学生在家使用的语言进行教学。这种模式称之为：侵入型双语教学。2.学生刚进入学校时使用本族语，然后逐渐地使用第二语言进行部分学科的教学，其他学科仍使用母语教学。这种模式称之为：保持型双语教学。3.学生进入学校以后部分或全部使用母语，然后逐步转变为只使用第二语言进行教学。这种模式称之为：过渡型双语教学。我国学界对于双语教育也有不同的界定，有的学者把它划分为广义的双语教育和狭义的双语教育。广义的双语教育指学校中使用两种语言的教育。狭义的双语教育指学校中使用第二语言或外语传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学科内容的教育。就我国目前所实施的双语教育来看，基本符合狭义的双语教育的界定。在实施双语教学的过程中，我们采用英语（外语）作为教学语言，目的是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将学生的外语通过教学和环境，经过若干阶段的训练，能代替或接近母语的表达水平，掌握汉语和英语两门语言，成为汉/英双语人才。

四、学前双语师资培训的路径

双语教学要求教师用两种语言来讲授学科内容，同样的内容用英语来教的难度远远大于母语教学，因此对教师教学能力的要求也相应地较高。所以，学前双语教师既要精通幼儿教育各领域的知识，又要能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来使用。然而，目前的大中专院校还没有开设学前教育英语专业，还没有学生能胜任双语教学工作。因此，立足于学前双语师资的要求，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幼儿教育的专业知识；加强园本培训、重视教学反思，促进幼儿园在职双语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1.培养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的英语表达能力。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特点是：熟悉幼儿教育教学规律，熟练掌握幼儿教学方法和技巧。但他们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即：英语基础不好，英语口语表达欠流利，语音语调不够正确规范，对英语文化背景知识欠缺等。针对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的专业特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双语能力的培训：

（1）规范的语音基础训练。语音是语言的最小单位，一个人英语发音不准，就缺乏听音和辨音的能力，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同样也会影响自己口语的发展，自己说的话别人也听不懂，最终无法用英语和别人交流。除了要读对单词外，语音知识还包括重音、节奏、连读，失去爆破、清辅音浊化、意群停顿及语调。

（2）口语能力训练。英语口语的标准是流利和准确。口语用词要规范地道，语句合乎语法修辞和逻辑性。

（3）英语文化背景知识的掌握。掌握英语文化背景知识是学好英语的关键之一。因为语言和文化是密切相关的。语言离不开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了解某种外语的文化，就无法准确地运用这种语言。东西方人的生活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在思想、信仰、习俗、社会制度、道德标准、生活方式、人生观、价值观等许多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也在语言中反映了出来。

（4）教学组织语言的训练。学前双语师资要求教师能熟练掌握幼儿园一日生活用语（如入园/离园、早餐、早操、如厕、午餐、午睡、点心时间、吃药及看病）、教学各环节用语（如开始、介绍、检测、呈现、练习、表扬、布置作业、结束）、户外活动及游戏用语（如准备、记分、唱歌）、各领域活动用语（如音乐、美术、舞蹈、体育、游戏、计算）、课堂组织训练用语、课堂技能训练用语、交往用语、评价用语等。

（5）英语语言教育和其他科目的整合训练。学前双语教育是通过用英语教授其他科目来达到提高幼儿英语水平的目的。这就涉及到英语语言教育和其他科目的整合问题。幼儿教师要树立教育的整体观，站在幼儿园课程的整体角度上，根据课程的长期、中期和近期目标，统筹安排双语教育活动，使之融入到幼儿园整体课程中，成为幼儿园课程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最终要体现在内容、形式以及方法的整合上。其中内容的整合是教育整合的主要表现形式，要使语言领域的不同内容与其他领域的内容之间产生联系，双语教育内容的有机整合必不可少。

2.培养英语教育专业学生的幼儿教育知识及幼儿教育教学能力。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生的特点是：英语基础较好，口语流利，语音语调正确规范；但他们从事幼教双语工作也有明显的不足，即：不熟悉幼儿教育教学规律，不懂幼儿教学方法和技巧。针对英语教育专业毕业生的专业特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英语教育专业学生双语能力的培训：

（1）专门聘请相关专业的专家、教授以及优秀的幼儿教师，对专科以上的英语人才进行岗前培训，着重就幼儿教师必备的基本技能和基本知识进行系统培训。培训内容力求简明、实用。如：美术以简笔画为主；音乐以儿童英文歌曲为主；舞蹈以儿童健身操为主；基本知识以幼儿心理学、教育学的实际应用为主。

（2）组织进行教学方法的培训和研讨，积极引导他们进行教学方法、教学技巧、教学手段运用的创新设计和实验，要求双基训练和教学实际相结合。培训活动放在课堂上，采取教学、演示、演练等相结合，授课教师与培训学员教学互动的授课方式。这样更有利于学员感知和领悟所学知识，往往事半功倍。英语方面的培训知识包括：英语课堂管理、教材知识点教授、英语活动组织、英语手工课教学、教具制作等技巧。

（3）英语教学与其他教学相融合。指导学员上岗之后，如何多向其他教师，尤其是非英语专业的教师学习，观摩，如何吸收其他学科的教学长处，这是双语教学师资培训的又一捷径。

3.加强园本培训，促进幼儿园在职双语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教师的专业化成长一定是在教育实践中完成的，双语教师也不例外。为保证幼儿园双语教育的质量，幼儿园双语师资培训研究的着力点应定位于在职双语教师的培训上。

（1）引导幼儿教师树立科学的学前双语教育观念。我国幼教专家周兢老师认为：学前阶段是母语的口头学习关键期。而人的第二语言学习并不像第一语言学习那样具有特别的发展关键期，但第二语言学习会给人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应该承认英语对儿童语言发展和其他方面发展的价值，但不能盲目夸大英语学习的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目前并没有“均衡”的双语学习或者双语教育环境，为中国儿童的充分发展着想，学前阶段儿童的母语――汉语普通话的学习，应当毫无疑问地放在语言教育的第一位。因此，学前儿童的英语教育目标应当是：第一，培养幼儿英语学习的兴趣，提高运用语言进行交往的积极性。第二，帮助幼儿建立初步的英语语音感，增长他们的语言敏感性。第三，引导幼儿透过英语感悟不同文化的存在，从小获得文化多元的基本概念。

第4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两型社会；现状；设想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河北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其实是在中国强劲增长动力之上增加一个平衡器。对于过分依赖煤炭、工业偏重、环境容量有限、环绕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变唯gdp论的驱动模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来抓。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一）英国。低碳经济的先驱英国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5年英国建立了3，500万英镑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追加了104亿英镑的投资，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

（二）欧盟。欧盟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整体水平较高。欧盟碳市场（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交易体系，该市场目前不同类别的碳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参考价值的碳交易市场价格。欧盟通过碳交易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私营经济参与低碳转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为欧盟发展世界领先的碳技术筹措资金。欧盟还实施经济与技术援助在内的项目目标式战略，如积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建设。201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一份新的能源战略——《能源2020》，拟在重点能源领域实施更加细化的行动计划。

（三）美国。美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发力。美国政府的举措可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为亚洲低碳经济的倡导者，也在不断坚定着低碳发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确定了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目标。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项目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其中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即著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2009年4月，《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出台，旨在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五）韩国。韩国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明确了2009～2050年的低碳绿色增长总目标。以此为主轴，立法机构负责描绘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行政部门制定了阶段计划，韩国环境部新设“温室气体综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项旨在到2012年前达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计划；科研部门发展绿色技术及其产业，外汇部门发展“旅游”等货币资产项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项目大国。印度在《京都议定书》还未生效的时候，就看好并着手cdm项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cdm项目开发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cdm项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机制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此外，印度还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国内的减排行动，包括对煤炭征收碳税为清洁能源提供资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热带雨林为出发点，结合农业和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替代产业。如，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府牵头、14个政府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生物柴油生产与推广的政策与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内27个州，有23个州建立了研发生物柴油的技术网络。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

手的另一项拳头措施。国家银行推出各种信贷优惠政策，为生物柴油企业提供融资；央行设立专项信贷资金，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满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还大力号召和推动国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河北发展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优越。河北省处于我国第三经济增长极“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构成了闻名遐迩的“金三角”。借势京津辐射优势，构建河北低碳经济区，具有获得国家战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资源禀赋良好。河北省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改善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资源基础。

（三）前期基础坚实。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河北自2007年开始实施“双三十”工程以来，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经投产的风电装机规模居内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国第三；在光伏发电领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保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构成了建设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础，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保定市为首批开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试点之一；以“生态科技”、“创新”为理念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作为当今世界四种类型的低碳生态城市之一，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建设同样有助于低碳经济在全省范围内的崛起；河北在建筑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达标，唐山市新建建筑100%达到节能标准；在“节能减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建设唐山新能源汽车、张承千万千瓦级风电、保定中国电谷、宁晋晶龙等新能源产业基地作为2010年重要经济工作之一，为河北省的经济低碳化发展确定了方向。

但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动态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一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政策支持体系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和金融系统支持机制；二是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碳增长是刚性的，短期内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是主要难题；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将是长期制约因素；四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约；五是河北工业特别是钢铁、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高碳”产业特征明显，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业众多，单位能耗偏高，要彻底淘汰这些落后产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时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内改造很难，从而导致高碳排放锁定，构成潜在风险；八是人们低碳消费意识尚未普遍形成。

四、发展河北低碳经济的设想

借鉴与参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立足河北现状，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对河北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明确低碳发展战略。战略是行动的指南，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行动的总体安排。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点纳入全省总体发展规划，制定低碳经济的全面方案和行动路线，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同时，将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中，以制度形式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努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

第二，细化低碳支持政策。细化政策支持是落实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需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有关经济、环境保护和税务等部门密切协作，探索建立适应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支撑。

第三，开发低碳居住空间。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住宅已势在必行。建议引入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高耗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推进建筑节能材料的产业化发展。

第四，构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镇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控制私人轿车无节制增长；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交通体系；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同时，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培养居民“碳中和”理念。通过对“碳中和”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分解和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们深刻了解到生活中习惯和细节的改变可以起到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的作用，拥有越来越

重要的环保意义。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电小到玩具、书籍和摆设，都有无穷的改进空间，投入智慧就意味着减少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个人的积极行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汇聚为行为减碳的威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意义重大。

第六，先行试点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低碳转型的方向下，为了改革过程不可逆转，同时使改革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应当坚持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地区或行业来先期试点，先在局部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最后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五、结语

没有人会反对增长，因为这是繁荣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调整的是增长方式。置身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告别“竭泽而渔”的野蛮增长，倡导低碳转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对我们过往所保持的唯经济发展单一维度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也是为了迈向更为人道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必将成为影响未来若干年河北增长后劲的重要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1]如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策略[j].中国科技投资，2006.7.

第5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两型社会；现状；设想

一、引言

近年来，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问题，发展以低能耗、低排放为标志的“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河北在经历了过去若干年的长期经济高速增长后，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任务。近年来，中央强调“以人为本”走科学发展之路，建设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其实是在中国强劲增长动力之上增加一个平衡器。对于过分依赖煤炭、工业偏重、环境容量有限、环绕京津的河北而言，要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变唯GDP论的驱动模式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来抓。发展低碳经济，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路径和必然选择。

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

（一）英国。低碳经济的先驱英国早在2003年就率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5年英国建立了3，500万英镑的小型示范基金。2008年英国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案》，承诺到2050年将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降低60%的长期目标。2009年4月布朗政府宣布将“碳预算”纳入政府预算框架，使之应用于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在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产业追加了104亿英镑的投资，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布“碳预算”的国家。2009年7月15日，英国政府公布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国家战略。

（二）欧盟。欧盟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整体水平较高。欧盟碳市场（EU ETS）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交易体系，该市场目前不同类别的碳价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具价值的碳交易市场价格。欧盟通过碳交易实现两个目标：一是促进私营经济参与低碳转型；二是借由交易盈利为欧盟发展世界领先的碳技术筹措资金。欧盟还实施经济与技术援助在内的项目目标式战略，如积极支持清洁能源项目建设。2010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一份新的能源战略——《能源2020》，拟在重点能源领域实施更加细化的行动计划。

（三）美国。美国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一直在暗自发力。美国政府的举措可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是核心。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2009年美国绿色能源与安全保障法案》和《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的均旨在加大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在新能源、低碳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投入，世人有目共睹。

（四）日本。日本作为亚洲低碳经济的倡导者，也在不断坚定着低碳发展的步伐。2007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制定《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确定了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建设目标。2008年5月，日本环境省全球环境研究基金项目组了《面向低碳社会的12大行动》，其中对住宅、工业、交通、能源转换等都提出了预期减排目标，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和制度支持。同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政策，即着名的“福田蓝图”，这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正式标志。2009年4月，《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出台，旨在通过实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低碳经济。

（五）韩国。韩国2008年9月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的国家战略》，明确了2009～2050年的低碳绿色增长总目标。以此为主轴，立法机构负责描绘法律框架，2010年4月14日公布了《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行政部门制定了阶段计划，韩国环境部新设“温室气体综合信息中心”，推行一项旨在到2012年前达到年均能耗下降1%～6%的计划；科研部门发展绿色技术及其产业，外汇部门发展“旅游”等货币资产项目。

（六）印度。印度是CDM项目大国。印度在《京都议定书》还未生效的时候，就看好并着手CDM项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CDM项目开发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支持企业和中介服务机构发展CDM项目的政策。目前，印度在利用CDM机制方面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此外，印度还通过各种途径致力于国内的减排行动，包括对煤炭征收碳税为清洁能源提供资金支持。

（七）巴西。巴西政府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热带雨林为出发点，结合农业和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替代产业。如，成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统府牵头、14个政府部门参加，负责研究和制定有关生物柴油生产与推广的政策与措施。目前，全巴西境内27个州，有23个州建立了研发生物柴油的技术网络。金融支持政策是巴西政府出手的另一项拳头措施。国家银行推出各种信贷优惠政策，为生物柴油企业提供融资；央行设立专项信贷资金，鼓励农户种植甘蔗、大豆等作物，满足原料需求。除此之外，巴西政府还大力号召和推动国民的低碳生活方式。

三、河北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河北发展低碳经济具有明显的优势：

（一）地理位置优越。河北省处于我国第三经济增长极“京津冀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腹地，同北京、天津构成了闻名遐迩的“金三角”。借势京津辐射优势，构建河北低碳经济区，具有获得国家战略支持的良好前景。

（二）资源禀赋良好。河北省蕴藏着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资源，是改善能源结构，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资源基础。

（三）前期基础坚实。为缓解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努力构建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河北自2007年开始实施“双三十”工程以来，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发展新能源方面，河北已经投产的风电装机规模居内蒙古和吉林之后，排名全国第三；在光伏发电领域，河北省也走在了全国前列；保定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并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构成了建设低碳城市的良好基础，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保定市为首批开展低碳工作的城市试点之一；以“生态科技”、“创新”为理念的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目前已经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作为当今世界四种类型的低碳生态城市之一，曹妃甸国际生态城的建设同样有助于低碳经济在全省范围内的崛起；河北在建筑节能方面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省大部分城市新建建筑80%达标，唐山市新建建筑100%达到节能标准；在“节能减排”方面，河北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基本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河北省经济工作会议把加快建设唐山新能源汽车、张承千万千瓦级风电、保定中国电谷、宁晋晶龙等新能源产业基地作为2010年重要经济工作之一，为河北省的经济低碳化发展确定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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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发展低碳经济是一项动态的、长期的系统工程，当前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仍面临许多现实挑战。一是缺乏有效激励机制，政策支持体系还不完善，尚未形成稳定的政府投入机制和金融系统支持机制；二是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对能源需求呈快速增长态势，碳增长是刚性的，短期内跨越资源、能源瓶颈约束是主要难题；三是以煤炭等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将是长期制约因素；四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研发能力有限是最大制约；五是河北工业特别是钢铁、装备制造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比重偏高，“高碳”产业特征明显，低能耗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比重偏低；六是低效企业众多，单位能耗偏高，要彻底淘汰这些落后产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尚需时日；七是高耗能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以及个人大件耐用消费品在河北占有大比重，短期内改造很难，从而导致高碳排放锁定，构成潜在风险；八是人们低碳消费意识尚未普遍形成。

四、发展河北低碳经济的设想

借鉴与参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与实践，立足河北现状，积极寻找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对河北今后实现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明确低碳发展战略。战略是行动的指南，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行动的总体安排。将低碳经济发展作为重点纳入全省总体发展规划，制定低碳经济的全面方案和行动路线，形成一个可操作性强的低碳经济发展蓝图。同时，将二氧化碳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中，以制度形式来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努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模式的低碳转型。

第二，细化低碳支持政策。细化政策支持是落实战略目标的关键所在，有助于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需要省人大专门委员会、省有关经济、环境保护和税务等部门密切协作，探索建立适应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支撑。

第三，开发低碳居住空间。加强建筑节能技术和标准的推广，开发低碳住宅已势在必行。建议引入能效标准和标识制度；提高建筑节能标准，加大标准的检查、执行力度；鼓励能源服务公司对既有高耗能建筑进行节能改造；推进建筑节能材料的产业化发展。

第四，构建低碳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城镇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提高公共交通分担率，控制私人轿车无节制增长；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形成立体化交通体系；不断提高强制性的汽车燃油效率标准，促进汽车改善燃油效率；同时，大力发展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等低碳排放的交通工具。

第五，积极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培养居民“碳中和”理念。通过对“碳中和”这一理念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分解和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大力提倡，可以使人们深刻了解到生活中习惯和细节的改变可以起到减少碳排放、促进碳中和的作用，拥有越来越重要的环保意义。每一件生活用品，大至家电小到玩具、书籍和摆设，都有无穷的改进空间，投入智慧就意味着减少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个人的积极行动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就可汇聚为行为减碳的威力，对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意义重大。

第六，先行试点示范，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在低碳转型的方向下，为了改革过程不可逆转，同时使改革不确定性所引起的风险是可承担的，应当坚持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路径。可以选择一个或者几个特定的地区或行业来先期试点，先在局部取得经验，再逐步扩大，最后在全省范围内推广改革经验。

五、结语

没有人会反对增长，因为这是繁荣和福祉的基石，需要调整的是增长方式。置身在一个有限的世界，告别“竭泽而渔”的野蛮增长，倡导低碳转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是对我们过往所保持的唯经济发展单一维度评价体系的深刻反思，也是为了迈向更为人道和可持续的增长轨道，必将成为影响未来若干年河北增长后劲的重要因素。

主要：

[1]如明.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策略[J].中国科技投资，2006.7.

第6篇

[关键词]过渡期 碳交易 发展路径

一、过度期的界定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越来越突出。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过度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大量温室气体(GHG)。GHG大量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单靠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不可能解决的。国际间已经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寻求解决途径,从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到每年举行的公约缔约方大会,国际气候谈判已经推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政治、经济、环境等多个层面向纵深发展。

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即在2008到2012年的第一个减排期内,发达国家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国家减少8%,日本减少6%,俄罗斯维持在1990年排放水平。

2008-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第一个减排期,无论2012年中国是否强制减排,这个时期对于中国都是碳交易市场制度构建与完善的难得的缓冲期。南京林业大学的付玉在《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2007年6月)中将2008-2012年这个阶段作为中国碳交易市场成熟之前的过渡期来研究,初步讨论了过渡期的一些政策安排与企业策略。本文采用这一说法,将2008-2012年作为一个过渡期,初步地研究过渡期内中国碳交易市场建立路径。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现状

为了帮助发达国家完成减排任务,降低减排成本,《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 JI)和排放权贸易机制(Emission Trade, ET),其中CDM与发展中国家联系最为紧密。 中国目前的碳交易主要局限于CDM碳交易领域。

从2005年中国开始CDM项目以来,数据显示,截止到2008年2月,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获得联合国“核证减排量(CERs)”达3600多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居世界第一位,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基于清洁发展机制的碳市场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发现目前市场存在的很多问题。

第一,CDM项目结构严重不合理,没有达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CDM Bazaar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CERs绝大部分来自非二氧化碳、非甲烷气体减排项目占项目总数的57%,大大高于印度的34%;而来自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层气项目的CERs相当少。实施非二氧化碳、非甲烷气体减排项目只能带来减排量上的收益,很难引入先进的技术,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不明显。CDM碳市场的急功近利行为阻碍了一些资金密集型、减排量较少的能效项目、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发展。

第二,从涉及的部门来看,目前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针对家庭终端用能、交通用能和建筑用能等对象的CDM项目,尽管其总体减排潜力巨大,但因为其活动高度分散,单项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有限,在正规的CDM制度框架下项目交易费用较高,导致此类项目难以开发。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问题,目前平均一个CDM项目的前期费用都在10万美元以上,CDM项目主要集中在城市或者较发达地区,而真正惠及贫穷地区的项目较少,对就业的促进也不是很大。

第三,从交易方式来看,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减排额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些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公司或基金可以从中赚取利润差价。我们没有定价权。碳交易价格一直是由发达国家的中间商和购买减排份额的企业所主导。国际市场上碳排放交易价格一般在每吨17欧元左右,而国内的交易价格在8至10欧元左右。市场混乱,主体分散,议价能力弱,中国碳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相比差距不小。而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平台,整合各种资源与信息,形成合理价格,则被认为是一个更有利参与国际市场的途径。因为,建立碳交易市场,不仅有利于减少买卖双方寻找项目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还将增强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定价方面的话语权。

以上这些问题,实际上最根本之处就在于目前没有一套合适的碳交易制度安排,碳排放权交易渠道比较单一,没有通过市场去配置碳排放权。通过建立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 将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的规模化发展, 同时也将促进碳排放配额的出让方以更加低的处理成本和更成熟的污染处理技术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有利于环境容量资源使用的最大化。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经验, 在发展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为代表的基于项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同时,应积极准备成立基于配额交易的主体市场的建设, 利用市场化的手段配置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

三、过渡期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路径选择--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到2020年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到达顶峰。在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之前,做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承诺是非常困难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77国集团认为减排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与现实义务,坚决反对发展中国家过早地强制减排。这就决定了要解决中国碳交易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中国必须走自愿减排之路,力争在2012年之前建立起自己的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体系,促使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碳排放市场中,逐步增强国际市场中中国的声音,为以后中国减排期到来做好细致周到的准备。我国企业没有强制减排的义务,所以类似欧盟的ETS体系很难建立,但是这却有利于我国自愿减排市场的形成。

笔者认为要采取如下措施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环境能源交易所。

全国范围内交易市场的形成对于目前还处在启蒙阶段的碳交易最直接的意义是,提高中国作为卖方信息披露的能力,使得中国的卖方企业更多的了解国际市场的规则和国际买方。同时,也告诉国际买方中国的项目的位置和价值。从而降低交易双发信息不对称以及所带来的成本。尽早建立国内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为全面参与到全球市场做好准备,避免重蹈我国由于没有石油期货市场从而丧失国际石油定价权的覆辙。

第二,建立与完善与碳交易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保障交易的顺利实施。

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内,我国并没有明确的减排义务。这意味着,国内企业在理论上并不需要通过购买排放权指标来补偿自身的碳排放。在我国减排目标确定后,如何将数量极其庞大的所有企业囊括在一个统一的减排指标内,其操作难度不言而喻。此外,即便有部分企业愿意以自愿的方式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减排联盟”,确定自愿的减排指标,并在此约束上进行排放额度的交易,但这其中谁来监督企业的实际减排效果,以及企业减排量的起始标准,还需要明确的制度安排。政府应尽快推动碳交易机制的设计,完善交易场所、交易平台和交易产品等,理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关系,并且针对未来碳交易形势的发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机制的安排。

参考文献:

[1]《京都议定书》全文. 省略

[2]十七大报告.省略

[3]碳交易催建市场平台.上海国资,2008年07月16日省略

[4]魏一鸣. 中国能源报告(2008):碳排放研究 :P165-167

[5]苏伟.规划方案下的清洁发展机制. 2008年5月: P2-3

[6] 碳交易催建市场平台.上海国资. 2008年07月16日省略

第7篇

关键词：低碳城市；城镇化；环境承载力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117-03

目前，国内已有许多城市开展并尝试低碳城市的建设，一般都是按照框架论或过程论的思路来建设低碳城市，相比国内其他地区的城市，西部地区中小城市数目偏多，是未来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加上各个城市城市化水平、能源结构、经济结构、资源禀赋等等存在差异，因此西部中小城市需要根据自身城镇化进程的不同阶段选择适宜的建设低碳城市路径。

西部地区地域广阔，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城市的工业相对发展不足，其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尚且不足。随着近些年来西部地区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加上劳动待遇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回流到西部户籍地就近务工，促进了劳动力相对充足的西部地区的产业化进程。劳动力与产业的“双转移”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伴随着西部中小城市规模急剧扩张，同时带来了城市的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紧缺、公共服务成本高等多种“城市病”。低碳城市建设，正是解决城市从愿景走向现实的困境的重要战略举措。因此，将低碳城市建设置于整个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现实考量

（一）未来城镇化的重心是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

西部地区，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西部地区中小城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综合考虑人口、经济和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指除了西安之外，其他城市均为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狭义上根据城市人口规模，指在西部地区市区常住人口在100万人以下的城市，其中50万～100万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为小城市。依据2010年《中小城市绿皮书》标准，中小城市是指市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城市。由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西部地区城市共计88个，其中人口在100万以下的城市数共计53个，占据60.23%。中小城市在西部城市体系中数量大，在整个西部经济中占据比重大，而西部的城镇化水平相比其他地区相对落后，造成城镇化中的城市规模过小、城市集聚效应及扩散力不足等等问题。相对而言，西部地区资源要素比较丰富，经济不断发展，东部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逐渐向西部地区发生转移。因此，未来我国城镇化的重心将出现在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

（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产生的“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

一方面，伴随着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生产要素、人口资源促进了土地等资源的较高效率的利用，降低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主体――人类对环境资源的危害；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同阶段，由于人口的大规模聚集于各个城市，工业、建筑等等高度集中，能源和资源的消耗急剧增加，人们对生活质量、社会服务、公共设施等提出更高的要求，也会对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资源等带来更大的压力，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也会明显减弱。

（三）低碳城市是未来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新思路

城市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单元。过去的城镇化带来的一系列的“城市病”，实际上是传统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城镇盲目扩张等等。低碳城市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能实现西部中小城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由2008―2013《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中西部各省份综合能源消耗量不难看出，近些年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背后是能源的大量消耗，其中贵州省综合能源消耗量2008―2013年能源消费增长依次为4.2%、6.8%、8.1%、10.9%、8.9%、8.1%，四川省综合能源消费增长依次为7.13%、7.77%、9.62%、10.08%、4.46%、4.56%，广西省综合能源消费增长依次为8.3%、8.9%、11.9%、8.5%、6.6%、6.7%，这些省份这六年的综合能源消费增长几乎接近10%。西部地区由于目前所处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共同推进的发展阶段，其能源需求具有相对明显的刚性特征。当然，现阶段，任何一个地区都还无法做到控制减少碳排放的绝对量，而是根据城镇化所处的不同阶段，保证GDP增速大于碳排放的增速。

二、城市低碳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有的关于建设低碳城市的研究一般都是围绕两种思路进行研究，一是按照框架论从基底低碳、结构低碳、形态低碳、支撑低碳和行为低碳五个方面分析；二是按照过程论的思路来进行分析，从低碳生产、低碳流通、低碳消费、低碳循环利用整个过程来分析。现有的研究大多用层次分析法分析法通过设定目标层（一级指标），包括低碳经济社会、低碳社会发展、低碳资源环境，其辖准则层（二级指标）如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人口密度、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等十五个指标构成进行分析，其得出建设规划低碳城市的结论主要包括：产业规划、交通规划、“绿色建筑”规划和低碳技术等等。

当前，国内许多城市都已进行着低碳城市的建设，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已有的研究表明，城镇化背景下影响城市低碳转型的因素主要有六个方面：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因素、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政府规制。由经典的I=PAT模型可知，环境影响主要受人口结构变量、财富程度和技术因素控制。因此，本文立足于城镇化背景下，依据当前西部地区中小城市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中期阶段，提出影响低碳城市建设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支持、人口规模因素、能源强度和经济规模因素。

（一）政府支持

西部地区建设低碳城市，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需要当地各级政府主导，政府在低碳城市的建设中应发挥领导、指导、引导的重要作用。首先，政府需要制定低碳发展的目标，进而展开相应的科学城市规划，科学的城市规划是建设低碳城市的第一步。低碳城市建设规划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产业规划、交通规划和“绿色建筑”规划。其次，政府还要发挥领导并引导企业、市民共同参与低碳城市的建设。现实中高碳企业能耗高、污染物排放量大，对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完成负有特殊使命，需要采取构建低碳文化、研发应用低碳环保技术、加强节能减排人才的培养、完善节能减排的管理体系、加大节能减排投资、实现清洁生产方式的有效运作等战略措施。同时转变居民消费理念，提倡低碳消费模式。最后，政府还需及时进行低碳制度改革，加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顺利执行并监管低碳城市的建设。

（二）人口规模因素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就是实现人的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中，中小城市进入门槛相对较低，大量人口集聚西部地区中小城市，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城市对终端消费产品的需求会增加，加大了对城市交通的使用量以及对城市建筑的需求量，致使能源消耗量不断增长以及碳排放量增加。而城市市民是落实城市低碳的主要参与者，要为西部地区建设低碳城市发挥重要的积极参与作用。转变市民消费观念，倡导并实施低碳的消费理念，改变过去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大力提倡文明理性消费、绿色生活理念以及倡导家用技术革新，实现城市低碳发展。节能方面，居民尽量降低对耗能高的产品的使用量；减排方面，居民从日常生活细节做起，减少对含碳产品的使用，践行绿色环保的消费模式，积极为实现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能源强度

由2008―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2008―2013年贵州省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依次为0.37、0.6、0.63、0.73、0.65、0.65，四川省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依次为0.65、0.54、0.64、0.67、0.35、0.46，广西省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依次为0.65、0.64、0.84、0.69、0.58、0.66，这些省份这六年的综合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几乎接近1，大多高于0.5。近几年，西部地区个省份单位产值能耗也均在1～3之间。因此，能源强度方面的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低碳生产。按照能耗少、技术密集度高、产品附加值高等的原则，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第二产业“高加工度化”，促使高碳产业的逐渐退出、衰退和低碳产业的不断发展，大力提高第三产业比重。推动能源结构演进，改善区域能源消费结构，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和环保产业。同时，进行技术改进和革新，提高对现有能源的利用率，降低单位GDP能耗，另一方面，通过发现新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地热能等进行能源替代而降低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依赖。

（四）经济规模因素

西部地区大多中小城市处在工业化的初、中期，其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高度依赖物质、能源的投入，属于外延式增长模式，在此阶段，碳排放量一定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渐增长。西部地区具有天然的区域煤炭资源优势，煤炭资源型经济体系中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煤炭开采、洗选业及相关行业的发展，而这些行业往往为高能耗产业，且以消耗煤炭能源为主，从而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而低碳经济提倡的是碳排放相对量的减少，实际上是减少碳排放的增量，让GDP的增速远远大于碳排放的增速。因此，合理提高人均GDP的基础上，提高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加大第二产业的比重，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三、结语

西部中小城市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水平低、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在城镇化背景下要因地制宜地走出一条具有生态文明特色的低碳之路。从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已经开始低碳城市的研究与实践，但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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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侯景新，郭志远.低碳城市建设的对策研究[J].区域与城市经济，20011，（3）：49-51.

[3]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探索中国特色的低碳道路[R].2009.

[4] 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3）：14-18.

第8篇

一是明确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目标。研究提出我国2020年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明确2030年低碳发展主要目标和路线图。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安排部署我国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总体工作。继续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完成法律草案初稿。将节能减排降碳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级地方政府和重点企业，加强目标责任考核，形成转变发展方式的倒逼机制。

二是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加快发展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我国水电装机、核电在建规模、太阳能集热面积、风电装机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继续推进节能提高能效，加强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重点领域节能，实施重点领域、重点企业节能技术改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三是开展低碳发展试点示范。在6个省和36个城市开展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探索在不同地区尽快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有效路径。选择55个园区开展低碳工业园区试点，在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低碳社区试点，启动14个适应气候变化试点示范工程。建立和完善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编制并国家重点推广的低碳技术目录。组织开展氢氟碳化物削减重大示范项目。继续推进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示范工作。

四是加快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积极探索利用市场机制节能降碳的新路子，目前已全部实现上线交易。截至2014年底，7个省市试点累计成交量约1568万吨二氧化碳，累计成交金额近5.7亿元。印发《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加快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

五是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多边进程。认真做好联合国气候峰会相关工作，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推动达成2015年协议注入新动力。推动中美共同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各自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国际社会反响积极。

六是开展国际交流和南南合作。推动与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推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培训，推广绿色发展技术。搭建南南合作宣传合作平台。开展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的前期筹备工作。

七是加强宣传引导和公众参与。组织举办“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系列宣传活动，鼓励全社会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低碳行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4年度报告》，组织开展联合国气候变化利马会议“中国角”边会活动，宣传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开展“低碳中国・院士专家行”活动，为各地方低碳发展问诊把脉。

2014年，我国碳强度下降超额完成4%的年度计划目标，单位GDP能耗下降4.8%，取得“十二五”以来最好的成绩，这与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面对应对气候变化新形势新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更高的站位统筹推进相关工作，努力开拓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新局面。

第一，强化节能减碳目标责任。把能源消耗、碳排放强度、非化石能源占比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完善目标责任考核及问责制度，大幅增加考核权重，强化指标约束。开展节能和碳强度目标责任完成情况现场评价考核，接受社会监督。

第二，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坚决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加快建立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量及强度“双控”制度。强化能源资源节约，提高利用效率。加快碳交易和节能量交易市场建设，运用市场机制降低节能减排降碳成本。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煤炭清洁利用，提高天然气比重，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第三，深化试点示范。制定并完善支持试点示范的产业、财税、投融资等配套政策，深入开展低碳省区和城市、低碳工业园区、低碳社区等试点，研究开展低碳产业园区、低碳城（镇）试点，选择典型城市开展适应气候变化试点示范，研究提出相应的建设规范和评价标准。逐步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立法体系，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加快建成全国碳交易市场。

第四，推动达成2015年协议。我国将于今年上半年提出2020年后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积极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积极参加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推动各方加强行动、携手合作，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第五，广泛开展政策对话和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务实合作。加强与各方对话沟通，继续加强“基础四国”和“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协调机制，加强与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对话，增进理解和互信。启动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

第9篇

一、主要目标

工业污染治理取得新成效，按进度完成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等整改销号。巩固“散乱污”企业整治成果，建立“散乱污”企业“发现一起，整治一起”的长效机制，严防死灰复燃。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完成省、市下达的年度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目标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目标，工业绿色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积极淘汰落后产能，创建绿色制造示范单位。

二、重点任务

（一）扎实做好迎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

1.加快推进第一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反馈意见、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全面梳理各项整改任务进展情况，加快未销号任务整改进度，确保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整改工作。2021年12月前，全面完成2021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自查问题整改任务。

2.扎实做好整改任务后续工作。严格按照整改任务销号程序及要求，扎实做好已完成整改任务销号工作。认真组织开展已销号任务“回头看、回头查”，严禁虚假整改、敷衍整改，严防已整改问题出现反弹。强化举一反三、全面整改，进一步深化巩固整改工作成效，不断提升重点行业清洁生产水平，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3.认真做好迎接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全面梳理工业领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任务，切实做好督察前期准备工作。强化边督边改、立行立改，扎实抓好督察过程中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制定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扎实推进督察反馈意见整改任务。

（二）坚决打好工业领域污染防治攻坚战

4.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组织开展“碳达峰、碳中和”培训，编制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科学制定碳达峰目标和实施路径。引导各地因地制宜开展碳达峰目标分析研判，研究提出本地时间表和路线图。以钢铁、建材、有色金属、化工等传统高碳产业为重点，组织实施一批二氧化碳减排示范项目。

5.持续打好“散乱污”企业整治攻坚战。会同市级有关部门持续开展六大专项整治行动，加强日常执法监管，完善发现一起、整治一起工作机制。组织开展“散乱污”企业整治全覆盖“回头看、回头查”专项行动，严防已整治“散乱污”企业死灰复燃。注重精准甄别和分类施策，坚决杜绝整治工作简单“一刀切”。

6.持续推动落后产能退出。认真贯彻《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研究制定全市2021年度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方案，持续推动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化工、砖瓦等重点行业落后产能依法依规退出。进一步巩固燃煤小锅炉淘汰工作成果，加快推进非城市建成区燃煤小锅炉淘汰。

7.加强工业领域大气污染防治。加强重点行业日常监管力度，强化重点企业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实施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分级、差异化应急管控措施。牵头开展工业污染源污染整治专项行动，继续以化工、喷涂等行业为重点，深入推进超低排放和深度治理。指导推广使用低（无）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清洁原料替代。

8.落实重污染天气管控措施。认真执行《省2021年工业源大气污染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市2021年夏季臭氧和PM2.5污染协同防控工作方案》要求，旌阳区、经开区等重点区域要以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砖瓦等行业为重点，加强督促指导，做好预警、启动和响应，进一步强化重污染天气限产、停产等特别管控措施的落实。

9.全面推进河（湖）长制工作。认真落实河（湖）长制工作要求，全面推进河（湖）长制重点任务。制定目标清单、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扎实推进石亭江流域管理保护。组织开展石亭江流域工业企业清理排查专项行动，加快推动石亭江流域工业废水达标排放、水环境治理能力提升。

（三）深入推进能源资源节约

10.深入推进工业节能。严格落实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科学合理制定“十四五”工业节能目标，分解下达各区（市、县）政府。严格落实《省技术改造项目节能审查办法》，严控高耗能项目盲目上马。以钢铁、化工等高耗能行业为重点，加快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组织实施变压器能效提升计划，加快低效变压器淘汰力度，推广应用新型高效变压器。

11.加大节能监察工作力度。研究制定2021年工业节能监察工作计划，组织开展年度重点行业企业日常监察和专项监察。进一步加大重点用能企业工业炉窑和落后产能监察力度，加快淘汰不符合要求的工业炉窑和落后产能。深入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逐步扩大重点用能单位接入范围。

12.持续推进工业企业节能诊断服务。继续组织实施工业企业节能诊断服务行动计划，加强节能诊断服务第三方机构培育力度，面向机械、电气、电子、轻工、纺织等重点行业企业提供节能诊断服务和综合能源服务，全年力争完成20户企业节能诊断工作。

13.大力推进工业节水。严格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围绕“十四五”工业节水目标，突出工作重点，强化钢铁、化工、纺织、造纸、食品等高耗水行业节水载体建设，大力创建节水型示范企业。大力推进废水深度处理回用、非常规水资源利用。

（四）持续加强资源综合利用

14.加强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建立完善磷石膏产消台账，加强日常调度管理，确保全年全市范围磷石膏“产消平衡”。大力推进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建设，持续提升磷石膏利用能力和水平。加强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技术攻关，进一步拓展利用途径和产业链。

15.推进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企业）建设。充分发挥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企业）示范引领作用，推广一批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典型。借力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机构支撑作用，鼓励开展工业固体废物资源综合利用评价，推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项目建设。

（五）深入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

第10篇

陈及：首都经贸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丁力：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竞争力评估中心主任

澎：广州市社科院科研处处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GDP接近2万亿元，同比增长11.2％，与此同时，广东高技术投资扭转去年持续负增长的态势，有较大幅度提升，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初见成效。

广东要转变过去处于制造业低端的贴牌加工模式，摆脱对出口的过分依赖，实现产业升级换代，这是一个良好的信号。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广东应该更加明确产业转型的方向，迈出这一步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外部重压催生的选择。告别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广东能否继续引领经济浪潮，产业转型是绕不开的关键。

解放思想、完善法治是竞争第一步

问广东提出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将近两年时间，现在成果初显，但是转型的“阵痛期”尚未结束，广东率先提出产业转型有何内生性因素?

陈及从经济发展角度讲，产业会自然升级，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锋，但由于其经济一直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产业优势逐渐被劳动力成本、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抵消掉70在客观上，无论该战略提出与否，产业转移和结构优化是一个必然的进程。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个道理，从发达国家转移出去的产业，对第三世界国家也是梯度式进行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的智力、资本、技术和劳动力会支持更高级的产业结构；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滞后，经济体系、法律体系不完善，承接这些转移也有其合理性。珠三角的产业向粤东、西、北和内地省份转移，跟国际上的转移是由相同的力量在支配。如果广东政府对待产业能够顺应这种趋势，并且采取正确的措施，在制度上、法律上、财政上引导和支持产业转移，那么转移就会更加顺畅，这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适应是同样的道理。

丁力：珠三角的经济发展走到这个阶段，需要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再上一个新台阶，这不是一种被迫的决策。事实上，在政府提出“双转移”之前，珠三角就已经出现了产业转移，那纯粹是市场力量推动的结果。比如清远和河源，在政策出台前就已经因产业转移而获利。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使经济发展由要素依赖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通过提高自主创新的技术含量，来提升竞争力，而不是简单地从外向竞争转变为内向竞争。

彭澎：“双转移”战略刚刚提出，金融危机就出现L在危机的过程中，许多地方政府认为转移可以暂缓，但书记明确表示，转移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停顿，因为金融危机的破坏更加说明转移的必要性，哪怕转移有短期的阵痛也要坚持这个方向。但由于保增长的需要，后来又加了一个“双提升”的概念，也就是说有些产业可以不进行转移，但要就地提升。要么“腾笼换鸟”转移出去，要么就地改造，这就是广东转变发展方式的完整体系。

问：产业转型是发展进入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相对于其他省份，广东在产业转型方面有何比较优势?

丁力：广东的优势有三：第一，广东是全国率先发展的地区，先发展就能先解决问题；第二，广东有对外开放的优势，因为产业升级问题最终不是关起门来解决的，而要建立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第三，广东在解放思想上，走得比其他地方远，坦率地说，让干部群众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几个优势可以让广东走在全国的前列。

彭澎：广东的优势，首先体现在它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的市场观念比较强，企业和地方政府比较愿意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升级转型，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势；其次，广东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的力量比较大，行政干预力度相对要弱一些：再次，广东的民间财富积累得比较充分，对转型带来的阵痛和压力的承受能力较强。

要避免复归传统发展道路

问：到目前为止，广东的转型之路并不平坦，对传统路径的依赖是现实中最大的阻力，此外还有哪些制约因素?

陈及：广东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在意识上和政府的支持上没什么问题，但劳动力的匹配会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全国的高校、研究单位相对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广东在智力和技术支持上会有一些挑战。另外，广东要改变一些地方劳动力薪酬低、福利待遇差的状况，才能使经济发展跟社会和谐同步。

丁力：我们原以为最大的阻力是缺人、缺钱、缺市场，但现在看来最大的阻力是经济体制环境。因为靠技术创新为生的企业和靠廉价劳动力为生的企业。对社会、政府、市场的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文化改造是核心。一是硬文化，即制度文化，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机制体制的创新；一是软文化，比如诚信建设问题、遵纪守法问题。

问：有资料显示，2D09年广东高能耗工业投入加大，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下降，这明显偏离了预设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在转型的过程中，如何面对复归传统发展模式以保增长的“诱惑”?

陈及：长期以来，广东的发展主要依霏低端的制造业，这形成了一些路径依赖，如果不能及时扭转，恐怕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损害。

为避免重走传统的道路，政府应该意识制产业转移有一个转轨期，在转轨的过程中GDP的增幅会出现一定的下滑是必然的，所以地方官员要带头摆脱GDP崇拜，使得整个广东形成一种全新的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风尚，包括建立新的地方官员考核业绩的指标体系，配套推进实施，这样可以带来更强劲的发展后劲。

丁力：传统增长方式的复归，首先是因为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比如我们提倡生产节能型、低碳型的产品，但海外的订单不需要这些产品，金融危机后，一方面欧美国家对我们节能减排要求很高，但另一方面它们的订单，要的全是高碳产品：第二，尽管产品本身是节能的，比如说节能产品LED，但是生产过程是高碳的：第三，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这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做到的。我们需要大量的投入，但现在在生产环节上，只做了有限的改进和调整。比如原来很浪费，现在节约点；原来到处污染，现在收敛点，仅此而已。真正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节能减排的还比较少，所以我们不能过分乐观，问题的解决要比问题的提出困难得多。

彭澎：一些企业有惰性，认为小富即安，缺乏紧迫性，这就像是温水煮青蛙。所以，书记强调大家要看得长远，有些地方政府舍不得那一点点GDP，“鸟”不进来就不“腾笼”，患得患失的心态严重。

从去年到今年，由于保增长的需要，节能减排各方面都不理想，其根本原因是政绩考核体系的问题，GDP崇拜和高增长率崇拜严重。一个地方的考核体系要全面，像生态环境的保护、节能减排的要求、居民收入的增长都应纳入考核体系，这才能真正造福老百姓。这种观念转变过来了，双转移和双提升才能变成切实的行动。

问：要实现产业升级，增加自主知识产权，提升自我创新能力是关键，在产业转型的智力要素上，广东应该如何下工夫?

陈及：广东首先应该结合自身优势确定一个合理的产

业结构，鼓励企业研发，在财政上给予支持，使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减轻企业研发的负担；另外，可以借用外力，比如说建立研发平台，广泛跟国内外大型科研机构形成战略伙伴关系，实现利益多赢。去推动产品技术的研发，使广东在短期内能够克服自己的劣势，

彭澎：广东的科研能力相对北京、上海要弱一些，因为北京、上海有很多国家的科研院所，但在全国来看，广州也是一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集中地。广州和深圳比较，深圳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少很多，广州的技术能力较强，但产业化要差一些，深圳的产业高新技术台量更高，这说明在经济转型中应该以企业为龙头，把产、学、研联系起来，产是第一位的。

现在，一方面广东省在开展省、部、院之间的合作，来推动产、学、研的发展，希望两院和科技部能够为经济转型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借助“国家军”和海外力量，更多地引进海外的先进技术、专利和管理方法，让中心城区成为高端技术产品和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平台。

全球经济复苏是良好发展契机

问：广东省是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多项经济指标―直位居全国前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东产业转型的实现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您预计广东基本完成这一转型需要多长的时间?

丁力：通过研究日本、韩国这些走在我们前面的亚洲国家，我感觉转型周期难以预计，但绝对不是一两年就可以完成的。我的估计比较保守，我认为过去三十年我们是出道，还要再用一个三十年才能完成转型，然后再用三十年，我们才能赶超发达国家。

彭澎：现在我们看到的各种规划，比如《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预计在2020年完成。我觉得可能要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从明年开始实施，这个五年规划有一个近期的目标；第二阶段是到2020年整个珠三角要实现现代化，除了城市建设、收入水平外，还有产业结构更加高端，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更加繁荣。前五年是关键，这个华丽的转身很重要，转过来之后再发展就要容易得多，所以全省各地都应该要把这项政策强化下去。

问进入后危机时代，广东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第11篇

摘要 化肥过量施用造成严重的农业丽源污染和地力下降等问题，直接威胁农业可持续发展。从化肥施用对象、总量和增量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化肥施用现状，探寻化肥施用量持续增长的原因，提出农业化肥减量的可行路径和支撑技术：根据现行化肥施用强度的主要贡献作物确定可行路径，重点发展经济有效、操作简易、环境友好、与化肥减量路径匹配的适用技术：推进农业化肥减量管理制度改革，要从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政策创设、改善和推广节肥增效技术三方而进行。

关键词 农业面源污染：化肥施用强度；化肥减量路径：化肥减量技术

21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现了粮食生产“十一连增”，和农民增收“十一连快”，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在农业生产中，化肥作为外源投入，对促进农作物增产增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我国化肥投入对粮食产量增加的贡献率达到57%。伴随着粮食连年增产，我国化肥施用总量也从2000年的4146万吨增加到2013年的5912万吨，年均增长2.8%；化肥施用强度从2000年的265千克／公顷增加到2013年的357千克／公顷，年均增长2.5%，也远超国际公认的225千克／公顷的施肥上限。化肥施用面广量大、强度过高，造成了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和地力下降问题，直接威胁农业可持续发展。为此，国家高度重视化肥污染防治工作，2008年、2009年、2010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的6个中央1号文件都明确提到了农业化肥污染治理问题，“十二五”规划将节能减排目标由工业扩展到农业领域，将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列为“十二五”重点工作。2014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更明确提出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一控、两减、三基本”（农业用水总量控制；化肥、农药施用量减少；地膜、秸秆、畜禽粪便基本资源化利用）目标。科学种植、减量施肥能够减少农业投入，实现节本增效，防治农业面源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目前，关于我国化肥施用情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析化肥施用及其污染的现状，表明化肥过量施用造成严重的水资源、耕地等环境污染，分析施肥行为与环境质量变化之间的关系；二是剖析化肥施用量与强度持续增长的原因，主要包括政策原因（国家对化肥企业实施的“优惠+限价+补贴”等化肥产业政策以及对种粮农民推行的农资综合补贴等惠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化肥施用量的增加）、经济原因（农民作为追求收入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农作物价格、农资产品价格、家庭收入、耕作方式等经济因素变动会引起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农户化肥施用行为的变动，进而直接影响化肥施用量和强度）、技术原因（化肥技术监管难、测土配方精细施肥管理难等导致化肥利用率低、施肥结构不合理）；三是提出减少化肥施用量和强度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取消对化肥企业补贴的政策措施、对化肥征收环境税以纠正农民施肥行为的经济措施和推广测土配方技术应用的技术措施。

尽管现有研究对我国化肥施用现状、原因及其政策建议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主要从化肥施用总量的角度进行探讨，从农产品层面的分析有待进一步强化，且并未提出农业化肥减量的可行路径，对其支撑技术的研究也较少。本文从化肥施用对象、总量和增量的角度分析我国化肥施用现状，分解化肥施用量持续增长的原因，探寻在保障农业发展和治理面源污染的双重目标约束下农业化肥减量的可行路径和支撑技术。

我国化肥施用对象和增量来源

为讨论化肥的施用对象问题，本文所需化肥施用量数据通过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乘以作物种植面积得到。其中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数据来自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作物种植面积数据来自《中国农业年鉴》。对照两个数据来源，同时有化肥施用强度和种植面积的共12种作物，即稻谷、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甘蔗、蔬菜、苹果、烤烟、花生、油菜籽、甜菜，数据最早可追溯到1998年，最新为2012年。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本文计算得到的化肥施用量数据绝大部分年份（除2000年外）比《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化肥施用总量数据低1%～9%。本文主要讨论化肥施用对象和增量问题，对总量数据绝对值精确性要求不高，因此不对不同年份的化肥施用量进行调减处理。1998-2012年，我国12种主要作物的化肥施用量由3930万吨增长到5371万吨，年均增长2.4%。

化肥施用“五分天下”，蔬菜用量最大

1998-2012年，我国12种主要农作物的化肥施用量呈现“五分天下”的特征，也即蔬菜、稻谷、小麦、玉米、其他经济作物（包括棉花、苹果、甘蔗、甜菜、烤烟、花生、油菜籽、大豆），各占约20%，见图1。在所有作物中，蔬菜的化肥施用量最大，2012年为1214万吨，所占比重在23%上下；三大粮食作物中，稻谷、小麦的占比有下降的趋势，玉米的占比略有上升；其他经济作物中，棉花、苹果占比相对较大，在4%左右。

经济作物施用强度较高，粮食作物施用强度基本稳定

我国12种主要作物的化肥施用强度可分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苹果和甘蔗，这两类经济作物的化肥施用强度明显高于其他作物，其中苹果的施用强度在60～70千克／亩，甘蔗在50～60千克／亩；第二层次是蔬菜、烤烟和棉花，其化肥施用强度分别在40～50千克／亩、30～40千克／亩、30千克／亩上下；第三层次，甜菜、小麦、玉米施用强度均在20～30千克／亩，稻谷基本在20千克／亩上下波动；第四层次，花生、油菜籽的施用强度在10～20千克／亩，大豆在10千克／亩以内(图2)。整体上，经济作物的化肥施用强度明显高于粮食作物。

施用强度上升是化肥增量的主要来源，蔬菜对增量贡献最大

2012年，12种主要作物的化肥施用量比1998年增加了1440万吨，增长36. 6%。化肥施用强度上升是化肥用量增加的主要原因，对增量的贡献率为58.2%；作物种植面积变化对增量的贡献率为41. 8%。

分作物看，稻谷、小麦等7种作物的化肥增量都主要由化肥施用强度上升引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种植面积的减少，小麦的化肥施用总量增幅较少，但化肥施用强度上升导致的化肥增量为286.7万吨，超过了种植面积减少对化肥减量的贡献（209.8万吨）。单个品种对化肥增量贡献最大的是蔬菜，其化肥施用量增加609万吨，占增量的42.3%：其次为玉米，其化肥施用量增加457万吨，占增量的31. 8%。蔬菜和玉米对化肥增量的贡献总共达到74.1%，见表1。

农业化肥减量路径与支撑技术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仍然是各项涉农工作的核心目标，化肥减量工作也应当在此目标下开展。实际操作中，首先要明确农业化肥减量的对象，具体到作物，其次要合理利用相关技术，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化肥减量。

农业化肥减量的可行路径分析

无论从控制面源污染保护环境，还是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农业化肥减量都势在必行。农业化肥减量要从控制化肥增量做起。前面的分析表明，化肥增量主要贡献因素是种植面积增加和施用强度加大，其中种植面积反映了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从保障农产品需求的角度来看，控制化肥增量首先要控制由于施用强度上升带来的化肥施用量增加。因此，控制化肥施用强度是农业化肥减量的首要手段。

要根据现行化肥施用强度的主要贡献作物确定农业化肥减量的可行路径。首先，大类作物中，重点控制蔬菜、小麦、玉米、稻谷等对化肥增量贡献大的作物；其次，小类作物中优先控制苹果、甘蔗等施用强度高的作物；再次，控制小类作物中强度上升幅度较大的作物，如花生、大豆、棉花；最后，烤烟作为一种非必需、且不利于健康的农产品，在控制强度的同时，也应当限制面积。以2012年为例，12种主要作物的施肥总量为5370.8万吨，比上一年增加了86.5万吨。其中56.7万吨的增量来自于使用强度的上升；29.8万吨来自种植面积的变化。反之，如果能够保持施用强度不变，就可避免56.7万吨的增量。

农业化肥减量的支撑技术

化肥减量技术是指在不减少作物产量的条件下，通过一系列产前、产中、产后节肥技术的综合，减少化肥施用量，提高化肥利用率，实现农业节本增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科学研究表明，在采取恰当耕作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条件下，以更少的化肥投入也能获得更高的产量。

产前节肥技术。通过推广高效缓释肥、水溶性肥料等新型环保肥料，促进化肥高效利用。缓释肥是肥料养分释放速率缓慢，释放期较长，在作物的整个生长期都可以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肥料，突出特点是释放率和释放期与作物生长规律有机结合，从而使肥料养分有效利用率提高30%以上。水溶性肥料是一种可以完全溶于水的多元复合肥料，包括氮、磷、钾及各种微量元素等作物生长所需要的全部营养元素，作物吸收利用率较高，能够达到70%～80%。

产中节肥技术。通过改变施肥方式和肥料成分，减少化肥流失，实现化肥高效吸收，主要包括测土配方施肥、化肥深施、秸秆还田、水肥一’体化等。其中，测土配方施肥是根据作物的需肥特性、土壤的养分含量和肥料品种等因素，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富含氮、磷、钾及微量元素的施肥技术方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要坚持有机肥料和无机肥料相结合，确定氮、磷、钾以及其他微量元素的合理施肥量及施用方法。维持土壤肥力水平，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流失对环境的污染，既增加农作物产量，又减少化肥投入量，达到农业优质、高效、高产的目的，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间的相互协调。化肥深施技术是将化肥定量均匀地施入地表以下作物根系密集部位，使之被作物充分吸收，同时又显著减少肥料有效成分挥发和流失的技术。研究表明，碳酸氢铵、尿素深施地表以下6～10厘米的土层中，比表施的利用率相对提高115%和35%。秸秆还田技术是将摘穗后直立的作物秸秆，用于大中型拖拉机配套的秸秆还田机具直接粉碎、抛洒于地表，随即耕翻人土，使之腐烂分解作底肥，有粉碎翻压还田、覆盖还田等四类，还田的秸秆可以提高土壤肥力，进而减少化肥施用量。水肥一体化技术的关键是利用管道灌溉系统，将肥料溶解在水中，并进行灌溉与施肥，适时、适量地满足农作物对水分和养分的需求，实现水肥同步管理和高效利用。

产后化肥污染治理技术。主要包括面源污染防治技术和水体富营养化治理技术。其中，面源污染防治技术的关键在于吸收化肥中未被作物有效吸收的氮、磷等污染物，主要采用的技术包括生态沟渠、生化塘、人工湿地等。水体富营养化治理技术的关键在于削减水体中的氮、磷以及沉淀物中有机碳和氮、磷等负荷，主要采用物理化学技术和生物技术。

需要注意的是，要将现有农业化肥减量技术与路径结合起来，重点发展经济有效、操作简易、环境友好、与化肥减量路径匹配的适用技术。例如，目前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主要用于大田作物，对蔬菜等经济作物的应用较少。但蔬菜作为重点控制化肥施用量的作物，应该大力发展蔬菜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根据蔬菜类型和品种、生长发育、产量和测定土壤养分含量情况，确定施肥种类、数量、配比和时间。化肥减量技术必须建立在真实、合理、全面的调查和试验数据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现施肥的主要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尤其是设置一定数量的农民跟踪调查，使化肥减量技术的效果评估及改进建议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农业化肥减量的对策建议

我国现行化肥管理政策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化肥过量施用和农业面源的严重污染，制约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应当以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精神为指导，按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进化肥施用量和强度的“双降”。

完善农业面源污染防治顶层设计

化肥减量是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要将化肥减量纳入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乃至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中去。一是要在新《环境保护法》的框架下，研究制定“农业环境保护条例”或相关保护性条例（例如“耕地质量保护条例”），以法律法规的明确性、强制性和稳定性，为农业化肥减量目标的实现和现代农业发展保驾护航，使化肥管理有法可依。二是要将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将化肥减量作为重要抓手，建议“十三五”期间，国家层面出台“农业面源污染防治规划”，详细界定近期农业化肥减量的总体目标、激励和约束措施、相关主体责任等方面的内容。

加强农业化肥减量的政策创设

我国对化肥企业的“优惠+补贴+限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化肥过量施用的政策性根源。因此，实现农业化肥减量目标，既要调整优化已有政策，减少并逐步取消对化肥企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进一步提高对新型环保肥料、有机肥和测土配方施肥等的补助力度；又要加强政策创设，对化肥减量技术的研发、生产、推广和使用全程进行补贴，建立化肥减量技术科研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形成完善的农业化肥减量政策体系。

提升和推广节肥增效技术

化肥施用强度上升是化肥增量的主要原因，化肥利用效率下降是化肥施用强度上升的主要贡献因素。应不断加强经济有效、操作简易、环境友好、与化肥减量路径匹配的适用节肥增效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养分资源综合管理技术结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是提高我国化肥利用效率、降低化肥过量施用产生的生态风险和环境代价的重要途径。继续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尤其是在蔬菜种植中的应用。

此外，加快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对减缓我国化肥的过量施用具有重要意义。应该结合各地区资源禀赋优势，调整和优化各类农作物和各区域的农业结构，大力推进“化肥节约型”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进程。

主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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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由来实质

“再工业化”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提出，当时主要针对德国鲁尔、法国洛林、美国东北部和日本九州等重化工业区的产业改造和区域经济重振等问题。之后这一概念随着时代变迁不断丰富。80年代初期，“再工业化”的主要内容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换代。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再工业化”强调的是产业结构要向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要素和产品，以及服务于新市场以新技术创新为主的产业转型。而现在的“再工业化”是指通过政府行为复苏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重新重视和发展工业，包括改造提升现有工业和发展新工业的过程。

此次的再工业化战略与90年代的战略有很大的关联性。从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就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制造业发展的计划和法案，比如1990年的“先进技术计划”、1993年的“先进制造技术计划”、1997年的“下一代制造——行动框架”、1998年的“集成制造技术路线图计划”、2004年的“鼓励制造业创新”总统行政令、《2004年制造技术竞争能力法》。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意识到制造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过低带来的问题，提出了“振兴制造业”的口号。2008年联邦政府推出了旨在使美国经济重归实体经济的“再工业化”战略，2010年8月奥巴马正式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签署为法律，并推出《鼓励制造业和就业回国策略》，积极支持制造业回流，重振制造业竞争力并恢复在过去10年中失去的560万个就业岗位。与扩大制造业出口市场相应，联邦政府又推出了《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巩固美国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产品的领先地位。

美国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内容的“再工业化”战略，虽然基本延续了以往加强工业部门的要求，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了新的内涵：整个再工业化战略定位在高端技术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业领域，实现与新兴经济体的错位竞争；切入点是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重点发展的是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科技、医疗、环保、海洋和空间技术等新兴产业。“再工业化”并不是传统工业的简单复苏和回归，而是以数字制造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高新技术为依托，发展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实质是一场产业革命。

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现路径与实施效果

（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现路径

其一，出台法案或计划，从国家层面推动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特点是所有的相关政策基本都通过法案或者国家计划的形式颁布。在政府和市场之间，采取政府制定远景规划、落实法律规范，通过市场之手实施的路径，政府并没有过于干预市场主体的微观运行。具体的政策包括四类：一是直接救市措施；二是再工业化总体战略规划；三是新能源战略政策法规；四是战略新兴产业扶持政策法规。具体分类见下表。

其二，综合采取各种措施，落实再工业化战略。美国政府综合采取各种措施，落实再工业化战略。首先是明确产业定位。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没有面面俱到，而是基于比较优势，有所侧重，把先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作为再工业化的突破口，重点扶持新能源、先进材料、精密仪器、电子产品和运输工具等行业；对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采矿、钢铁、造纸等资源型行业，仅仅给予适当的贸易保护。其次是加大科研投入，鼓励科技创新。美国政府通过了《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等投入133亿美元，鼓励科技研发和创新。教育方面则向理工科教育倾斜，制定了专门针对产业工人的教育培训计划。第三是将中小企业视为再工业化的主要载体重点扶持，从加强贸易拓展、方便贸易融资和强化贸易规则三方面扶助美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其三，积极救助制造企业，夯实再工业化战略载体。金融危机暴发后，美国政府采取短期经济刺激和贸易保护相结合的办法，积极救助制造企业：一是积极救助大型企业，通过定向财政援助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紧急救援高盛等重要金融企业，缓解市场短期流动性问题，控制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同时对身陷破产边缘的大型制造企业如通用公司等采取政府直接救助的办法，确保其生存。二是吸引海外企业回归本土，利用税收优惠和政府扶持政策，一方面取消美国公司海外业务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为回归本土的企业和高端制造业提供土地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三是成立总统出口委员会，提出“国家出口倡议”，出台 “购买美国货”、“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帮助美国企业争夺出口市场。这一系列措施，使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制造业受到保护和刺激，挽救了深陷危机的经济和就业。

（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效果

一是制造业就业数据转好。据美国劳工部报告，得益于整体经济大环境好转、“弱势美元”政策、新兴经济体劳动力成本上升、美国能源价格走低和自给率不断提高等因素，2011年美国制造业共新增23.7万个就业岗位，扭转了延续几十年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趋势，标志着美国制造业就业形势开始转好并进入上升期。

二是制造业恢复增长。2011年、2012年制造业产量增长率分别达到4.5%和4%，均超过同期GDP增长率。出口方面，2008年美国制造业出口占世界比例为9.14%，2011年回升至9.89%。汇丰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美国制造业连续30多个月向好，而中国同期的数据则微缩。在美国制造技术订单（USMTO）方面，2010、2011年美国制造技术订单总额分别为45.3亿和55.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了80.5%和66.4%，2012年1月更是达到4.02亿美元，为近10年来单月最高历史纪录，这是长期结构性改进的迹象。

三是美国企业开始回归。例如，世界500强公司Caterpillar正在将海外的挖掘机产能挪回德克萨斯州，以便更好地匹配供应地和需求地。据波士顿咨询集团预计，在诸如运输、电脑、金属制品和机械制造等领域，美国有10%—30%的产品从中国进口，而到2020年这些产品全部可以在美国本土制造，使美国出口总值每年增加200亿到550亿美元。

四是再工业化没有对服务业产生挤出效应。美国第二产业劳动力比重近30年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从1990年到2008年，该比重降低至19.05%，平均每年下降0.37个百分点。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的四年里，该比重以更快的速度下降，2012年已降至17.27%。与此同时，美国的服务业劳动力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2008年为79.45%，而到了2012年、则上升至81.2%。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美国的再工业化的实现路径是升级制造业和发展新兴产业，这些产业自动化程度很高，其本身就业乘数不高，但对相关生产业就业乘数拉动效应却很强，因而产生了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但就业比重反而下降的现象。二是就业比重下降，而产值数据上升，说明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在进一步提高，这也验证了美国的再工业化不是传统制造业的回归，而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新产业革命。

三、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

（一）再工业化战略使中美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

过去美国制造主要集中在高端产品，而中国制造集中在低端或是高端产业的低端环节。现在美国实行再工业化战略，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重振制造业，大力发展新能源、生物工程、医疗信息、航天航空、电动汽车、纳米技术、环保等新兴产业，旨在通过发动新一轮技术革命，全面抢占未来制造业新高地。中国也先后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和“十二五高端装备制造业产业发展规划”，重点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通过升级产业结构，提升国家实力。

从两国制造业的重点发展领域和战略目标看，两国有很大的重叠性，新能源、高新技术是两国争夺的重点，目标都是为了抢占新一轮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的制高点。对这一点，美国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种种手段遏制中国，比如，美国计算机及电子产业在我国的投资存量仅占其海外投资存量的6.7%，信息产业仅占2.37%，美国还一直限制对我国出口和转让高新技术，对中国投资美国能源和电子领域也重重设限。因而，未来中美两国将由过去制造业领域的互补关系逐渐转为竞争关系。

（二）美国贸易保护措施严重影响中国正常贸易

美国为了推行再工业化战略，一方面大力鼓励制造业回流、发展新兴产业；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出口、限制进口，极力扭转贸易逆差。具体表现为：一是加大了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双反”调查力度。2010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337调查”，其中有19起涉及中国企业；2011年发起14起，其中有7起针对中国大陆企业；2012年发起40起，其中13起涉及中国企业。2012年美国对中国输美太阳能光伏产品、纺织品、铜版纸、彩电、钢管、家具进行了“双反”调查，并对相关商品征收高额关税，重创我国光伏产业。二是极力扼制中国高端制造企业开展经营活动。对中兴、华为这样的高端制造企业，以威胁国家安全为名展开多轮调查，限制企业正常业务活动；2012年9月奥巴马更是以总统身份直接出面阻止有中资背景的公司对美国4个风电场项目公司的收购。三是通过现货市场和汇率市场，提高中国制造业生产成本。以铁矿石为例，从2003年起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却没有相应的定价权，仅2004—2009年，我国进口铁矿石在6年内就上涨了7倍，为此多支付原材料成本7000亿元。这个数字是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的2倍，中国的损失不亚于美国海湾战争的支出。

同时，美国还在汇率方面极力逼迫人民币快速升值。据2010年人民币汇率压力测试结果，人民币短期内若升值3%，中国家电、汽车、手机等出口企业的利润将下降30%—50%，许多中小企业将因此亏损，进而引发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流向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东盟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目前这种产业转移趋势已经显现。

（三）再工业化战略将进一步显现美国对中国的技术优势

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在于成功对接国际需求并迅速融入全球产业体系，“人口红利”、“资源红利”仅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的基础条件，其核心还是“技术红利”。这种通过招商引资赢得“技术红利”的模式带来的后果是：首先，虽然中国在制造业总量上超过美国，但在增长质量上远远落后于美国。2010年美国制造业产出略低于中国0.4%，但美国制造业只有1150万工人，而中国制造业从业人数约1亿人，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38%，差距巨大。其次，美国制造除拥有众多世界品牌外，全球产业链的主导权基本控制在以欧美资本为主的跨国公司手中，中国制造更多集中于产业链低端或是某一细分市场中，承担的是“代工工厂”的角色。第三，中国制造所需的生产设备严重依赖进口——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投资2/3依靠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设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靠进口。

在这种竞争基础上，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将会进一步显现对中国的技术优势。无论是基础的钢铁、造船工业，还是技术、资本密集的飞机设计与制造、航天工业，美国各领域的技术均全面领先中国，甚至远超世界各国。再工业化战略中推广和应用的未来制造业的领军技术如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AI）、3D打印技术和新材料技术几乎全出自美国，而且美国已经形成产、学、研良性互动机制，未来中国产业发展要想赶超美国，弥补技术鸿沟是唯一选择。

（四）再工业化战略将倒逼中国经济转型

技术瓶颈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增幅空间，在没有技术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只能通过增加要素投入带动经济增长。中国“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行将耗尽，并日益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低的要素成本竞争。高端上不去、低端守不住，中国将失去经济增长的引擎和动力。更关键的是，虽然制造业对中美两国都至关重要，但中国经济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显然远大于美国。以2011年为例，中国制造业占工业的比重为86.94%，美国为74.65%，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为34.65%，美国约为11.49%。因此，制造业疲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远大于美国。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发达国家为应对危机纷纷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减少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中国原有的高储蓄——高投资——高产能——高出口——高外汇储备——高货币供给的经济增长链条因此被打破，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积压，产能过剩矛盾凸现，带来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中国多年来形成的外需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立刻转变，只能通过“出口转内销”策略消除库存，为此中国推出了4万亿投资以刺激经济。但这种扩内需的方案仍是在传统技术水平上对传统制造业的刺激，大幅度投资刺激经济不但没有去除库存，反而扭曲了供求信息，带动钢材、水泥等行业产能增加，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矛盾，并给中国带来金融危机的隐忧。同时，与新能源战略配套的全球碳排放、碳关税等技术标准的实行，将会给中国制造增加巨额的环境交易成本，从而使“中国制造”彻底失去国际竞争力。因此，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主动选择，也不是权衡成本的问题，而是未来是否有发展空间的战略问题，所以更为紧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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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篇

关键词：结构性减税；理论；路径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2016901

1结构性减税现状及必要性分析

1.1结构性减税现状

改革开放使得国经济持续增长，经济水平、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已经基本形成了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经济体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经济结构的相对不合理趋势已经日益显现。其主要有如下表现：产业结构不合理、国际收支顺差与经济状况不匹配、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资源和环境问题比较突出等。财政实力的增强是综合经济实力提高的直接结果，特别是对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的我国来说，足够的财政资金才能加强经济建设，完善民生设施。但是，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于我国的税收负担日益关注，虽然从不同统计口径来看我国税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在后经济危机大背景下，结构性减税成为决策层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因此，我们急需深入思考如何才能将结构性减税的改革落到实处。

1.2结构性减税必要性分析

（1）目前，中国的税收制度设计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其主要有如下表现在：上世纪末的分税制改革肯定了“双主体”的税制结布局形式，但在实际操作中，流转税收入相对于税收总收入的占比超过了2/3，而所得税的比重却不足20%，“两课”实际上是“蹩脚的税收”。（2）近年来财税收入的快速增长满足了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条件。2003中国的财政收入21715亿元，2012年财政收入达到117210亿元，2003年中国税收总收入为20466亿元，2012年为201200亿元，这表明，税收在最近几年的增长，远远高于GDP增长。（3）当下的经济放缓也提供结构性减税的必要性。2011年以来，国际经济低迷导致我国经济不景气，企业经营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宏观经济增长速度降解至8%左右，而我国多数地区的财政收入仍然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这无疑是对实体经济的摧残。因此，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手段降低宏观税收负担，是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释放实体经济活力的有效手段，它既是一个着眼于当前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的手段，也是从长远促进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政策选择。

2结构性减税的理论研究与路径选择

2.1结构性减税的理论研究

减税的政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末，当时有效需求不足，凯因斯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提出了在财政政策，减税和政府支出作为财政政策的主体。凯因斯主张：国家干预收入分配，促成公平的收入增加，消费偏好；另一方面强化投资控制，以确保充足的投资需要。以此干预投资，提高社会的需求层次，以达到充分就业和增加社会资本存量。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滞胀”出现的西方国家，凯因斯的传统理论一筹莫展，但供应学派的拉弗建议减税来增加社会积蓄，投资和劳动力，从而增添社会总供给，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近80年的税收改革的经验，在西方国家，由于施行“宽税基，低税率，少扣除，严格管理”，其结果是刺激了内需，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税收总额不一定减少，甚至有可能增加。

“结构性减税”于2008年底召开的国家经济工作部署会上首次提起的。2008年，为抵抗国际金融风暴的影响，国家推行“积极地财政政策和与之配套的货币政策”，“执行结构性减税政策，优化财政收支布局”。国内关于结构性减税的研究比较多，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1）关于结构性减税的内涵。安体富（2009），结构性减税的减税是特别重要税收政策，但不否认个别税种，影响性较若税种增税，但总目标是减少对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刺激投资和消费。高培勇（2009）研究指出，结构性减税的主体实质虽是减税，但拥有特别意义。既不同于全面减税，又不同于大规模减税，还不同于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关于结构性减税的功能。（2）关于结构性减税的功能，李新元（2009）认为，结构性减税是我国税收制度完善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3）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建议。刘蔡霞（2012）认为，结构性减税的政策应进一步加强，特别是低利润税的小企业，增加cAMP，资源税，财产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其他税改革应符合结构性减税政策，从整体的收入和支出入手，管理部门加强征管，实行结构性减税。但是总的来说，还没有文献将结构性减税和我国具体征收管理制度相结合。

2.2路径选择

（1）营业税和增值税在整个税制中的地位决定了“营改增”应选择“渐进式”改革方案。

在当前的金融系统原理的基础上，增值税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具体是75%由中央国有，25%归地方所有。全部的营业税额则归属于地方。按照最新的税制体系，增值税的征收由国家税务局负责，营业税的征收则全部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而增值税和营业税都毫无疑问的分别属于国税和地税的主体税种。2011年的国内增值税收入242666400万元，占总税收收入的27%。2011年全年的营业税税额实现收入136786100万元，占总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为15.2%。2011年“国内增值税+ 营业税”占货劳税的比重为70.5%，当期增值税（不含进口环节）和营业税额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0%。因此，“营改增”是目前的两个主要税的改革，也涉及两大利益主体即中央与地方；同时涉及两大管理机构即国税与地税，所以“营改增”是一个十分艰难、复杂的重大课题，在“营改增”方案的选择上必须慎之又慎。

（2）改革个人所得税，旨在进一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继而拉动居民消费。

由于目前促进消费的减税政策主要是针对汽车和住房这些单项消费品的刺激和鼓励，只能改变消费结构而并不能扩大消费支出，因此，要真正刺激消费支出，必须增加居

民可支配收入。从现实角度讲，目前虽然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的占比仅为7%左右，但作为直接税，对居民的微观实际收入却有着直接的影响，理应成为改革内容。为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制度，既要提高工资薪金的费用扣除标准，还是要增加税前扣除项目，逐步建立与综合相结合的混合税分类。

（3）改革资源、环境税制，加强经济结构调整。

我国之所以迫切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生产方式，就是要突破资源和环境对经济造成的两大瓶颈，因此，资源、环境税制必须纳入改革议程。首先要改革现有的资源税，将更多亟待保护的自然资源等纳入征税范围，同时在成品油从价征税的基础上，逐步对其它税目也采取从价征税方式；其次将现有的排污费改征环境税，增加税目，对传统能源的开发、利用给环境造成的影响以税收方式进行补偿，同时制定对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更为优惠的税收政策；最后，尽快研究对一些产业的碳排放征税，条件成熟时将其纳入环境税的征税范围。

（4）改革房地产税制，旨在优化税制结构。

改革现有的房地产税制，开征保有环节的物业税，既可以提高财产税乃至直接税的比重，并增强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职能，达到优化税制结构的目标，又可建立稳定、可靠的地方税体系，也可以解决很多在当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目前，物业税已经在几个大城市“空转”了多年，开征基础也已有所准备，条件趋于成熟。具体实施上，可以先将“空转”的城市变成试点，先对商业住宅和新购入的普通住宅开征，再逐步扩大到全国、全部物业。

3结论

结构性减税政策反映了不同税种、在不同时期的增加或者减少，但是，大口径宏观整体税负下降，并维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这一税负水平应与经济发展和同等条件下其他国家的税收负担水平相一致，确保增强经济活力与税收竞争力，加强规范政府分配行为。通过这种措施，积极改革和完善相关的税收制度，创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增进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巩固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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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培勇.税收激增源于征管水平提高[N].上海证券报，200610161.

[3]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课题组1关于当前实施结构性减税的若干政策建议[J].涉外税务，2009（4）1.

[4]财政部税政司12010年19月税收收入情况分析[EB/OL].http：//szs1mof1gov1cn/zhengwuxinxi/gongzuodongtai/201010/t20101028_3449501html1.

[5]贾康，程瑜.论“十二五”时期的税制改革兼谈对结构性减税和结构性增税的认识[J].税务研究，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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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波.宏观税负、产业税负与结构性减税政策[J].税务研究，2010，（1）.

[8]朱明熙.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何以失效[J].经济学家，2002，（1）：8084.

[9]吴坚忠，杨晓林.减税、降息、就业专家评说今年三大经济热点[N].经济日报，20000225.

第14篇

1.战略分析框架

1.1 系统分析法

从系统论的视角，交通运输系统既是一个实体系统，由基础设施网络、交通运输装备、管理控制系统、运输对象（旅客、货物）及其承运主体等要素组成；又是一个动态关系系统，由运输供给方与运输需求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因此交通运输系统可以表达为一个多元素的集合，即：交通运输系统={交通网络，运输装备，经济空间，运输组织，管理制度}。其中：交通网络、运输装备、经济空间构成了交通运输的实体部分，运输组织和管理制度决定了基于实体部分的复杂的运输供给与交通需求关系。

1.2 方法学

Kaya等人于1991年提出交通运输领域CO2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口、人均交通强度、交通工具能耗强度、单位能耗的含碳量。世界银行建立了ASIF方法学用于分析研究交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具体而言，交通部门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Gas）可分解为四个组成部分，即活动水平（transportActivity）、交通方式构成（modalSplit）、各种运输方式能源强度（energyIntensity）和不同燃料组成（Fu-elmix）。用数学公式可直观表述为：G=A.S.I.F。

2.战略思路与目标

2.1 总体思路

加快推进交通运输低碳发展，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交通运输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交通运输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以降低碳排放强度、合理控制碳排放总量的双控机制为核心，以加快推进低碳生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运输装备应用、集约高效运输组织体系建设、低碳科技创新与信息化建设、低碳监管能力提升为主要任务，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交通结构、推动低碳转型，深化改革创新、加强协调联动、倡导全民行动，加快建设以综合交通、公交优先、绿色出行、创新驱动、智慧管理为主要特征的低碳交通运输体系，为实现交通运输现代化、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2.2 战略目标

到2020年，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运输装备结构和运输服务结构进一步优化，现代化和集约化水平明显提高；全行业低碳发展意识明显增强，低碳交通运输战略规划体系、法规标准体系、组织保障体系、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基本建立，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低碳监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低碳交通运输科技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先进适用成果得到广泛推广应用，创新驱动能力明显提高。全行业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温室气体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基本建成符合国家要求的低碳交通运输体系。

3.战略路径

交通运输低碳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统筹部署推进，并在以下方面重点突破：

3.1 强化需求管理

交通运输需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派生性需求。交通运输低碳发展，不仅要不断提升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而且还要合理引导和促进降低经济社会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强度，强化运输需求的源头控制，变被动适应为主动服务、变支撑保障为先行引领。一是加快调整优化三次产业结构，降低高碳排放的重工业比重，大力提高轻工业、服务业比重，不仅可以降低单位GDP综合碳排放强度水平，而且也将促进交通运输货种结构的调整优化，从源头上削减运输服务需求的总量，降低单位GDP的运输碳排放强度水平。二是充分发挥交通运输对产业布局、城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以交通运输网络布局支撑和引领产业和空间的合理布局和战略性调整，实现都市圈同城化、城镇布局紧凑化，强化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发展（TOD）模式，尽可能减少无效运输需求，缩短客货运输距离，从整体上降低交通运输活动水平及其碳排放总量。

3.2 优化交通结构

交通运输低碳发展必须坚持以发展综合运输为战略统领，加快优化交通运输结构，着力构建节能低碳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一是按照“宜水则水、宜陆则陆、宜空则空”的原则，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加快发展水运、铁路等绿色低碳运输方式。二是要全面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发展地铁、BRT等大容量公共交通，大力发展自行车、步行等慢行交通，着力提高绿色出行比例，积极开展“公交都市”示范工程，多措并举加大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提升城市交通系统整体运行效率和低碳化水平。三是积极发展甩挂运输、多式联运等先进运输方式，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培育一批具备供应链统筹能力的龙头企业，提高货运实载率。四是加快优化交通运输装备结构。加快发展大吨位车辆、大型化船舶，积极推进节能与清洁能源道路客货运车辆、公交车、出租车、城市物流配送车辆、营运船舶的应用。

3.3 提高能源效率

交通运输低碳发展不仅要注重基础设施、技术装备的低碳化，而且也要注重加强运输组织管理、提高运输系统效率。效率提升也是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的重要实现途径。例如，在提高运输效率方面，通过有效的组织管理尽可能发展直达运输，在不超载的前提下，根据客货量合理配置车型，尽可能提高客货运输车辆的实载率，降低空驶率；在港口作业方面，通过尽量减少装卸与输送机械空转时间，优化作业流程、缩短输送距离、减少倒载次数等，提高装卸生产效率，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在城市交通方面，通过完善城市慢行系统、落实公交优先，吸引公众多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减少私家车出行，改善交通流管理，加强城市交通信号的智能化管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可以大大降低城市交通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在物流管理方面，通过加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建设，可以实现物流链各环节、各参与方的信息共享，提高运输组织效率，降低碳排放；在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上，通过加强综合客货运枢纽建设、统一运输装备标准，实现各种运输方式的“无缝衔接”，减少换装、换乘和无效运输，实现节能减排。

3.4 发展低碳能源

交通运输低碳发展必须大力发展替代能源、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快推动交通用能的绿色低碳转型。近中期应重点实施“气化交通”战略，大力推广天然气车辆、船舶；加快推进轮胎式集装箱龙门起重机（RTG）等港口装卸机械的“油改电”工作；深入开展铁路电气化改造；因地制宜地利用风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展清洁燃料专项行动，着力提高燃油品质。此外，大力支持推广油电、气电等混合动力汽车，同时积极试点应用纯电动、氢燃料电池等新能源车辆。远期，应大力推广新能源车辆，因地制宜研发推广第三代生物质燃料；积极探索风能、太阳能、核能等在运输船舶中的应用；积极研究探索应用生物质燃料替代航空煤油，等。

3.5 加强低碳创新

交通运输低碳发展要坚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一是组织开展低碳交通科技创新专项行动。重点是要切实加大低碳交通科技投入，着力加强物联网等信息化重大关键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突破低碳技术瓶颈，加快节能低碳先进适用技术和产品的推广应用，着力提升科技创新对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的驱动力和支撑力；加强先进适用的节能低碳技术、产品的研发与推广，尤其是集装箱车辆、大飞机、高铁、电动机车、专业运输船舶、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等运载装备，建立低碳交通关键技术与产品推广应用的信息沟通和共享平台、鼓励性政策和管理机制；加强交通信息化、智能化建设，大力推广智慧交通技术，如物联网、车联网、船联网、智能交通系统（ITS）、智慧公路、感知航道、公众出行服务系统、公共物流信息平台、城市公交、出租汽车和港口智能调度系统等技术。二是要切实强化低碳政策创新。重点是要建立稳定的低碳交通财政性资金投入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完善低碳交通财税、金融等政策，积极探索节能低碳投资担保机制，拓宽低碳交通融资渠道；积极探索差异化的车船使用税、通行费等政策，密切跟踪研究碳税、燃油消费税、资源环境税、能源资源价格改革等对交通运输领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制定新能源车辆购置与使用优惠政策，如政府采购优先选用新能源汽车，为新能源车辆提供道路行驶优先权、停车优先权和费收（如交通拥堵费、过路过桥费、停车费等）减免等，按照“高耗高排高税、低耗低排低税”原则制定汽车购置和使用环节的税收减免、贷款优惠政策；积极推进合同能源管理、领跑者制度、绿色标识、碳排放交易等市场减排机制应用；加强交通需求管理（TDM）政策创新，主要包括如限行限购政策、差别化停车收费、智能停车管理、交通拥堵收费、单双号限行、错时上下班措施等。

3.6 提升低碳能力

交通运输低碳发展必须加强低碳交通基础能力建设。一是完善低碳交通战略规划体系。强化交通运输低碳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快研究制定低碳交通与综合交通、绿色交通和智慧交通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宏观战略和长远规划。二是完善低碳交通法规标准体系。研究制定《交通运输节约能源条例》等法规，建立健全相关配套规章和制度体系，重点加紧完善营运车船能耗与碳排放的市场准入和退出、重点企业节能减排监管、节能评估和审查等制度；加强节能减排标准体系建设，抓紧制定港口装卸机械、工程机械等燃料消耗和碳排放限值标准，完善公路桥梁工程节能设计、绿色施工等技术规范，不断提高节能减排的法制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三是建立健全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完善交通运输能耗和碳排放统计监测报表制度，稳步推进交通运输能耗在线监测及平台建设，建立交通运输低碳发展指标体系、考核办法和奖惩机制。

4.结语

第15篇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污染避难所；双重差分；路径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4-0095-07

doi：10.12062/cpre.20170328

为了缩小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促进省份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999年国家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2000年开始，国家不断加大对云南、四川和贵州等12个省、市、自治区的政策扶持力度。根据官方统计，中央对西部地区的各类财政转移支付从1994年的640多亿元增长到了2013年的8 500多亿元，占全国财政转移支付总额的比例也从1994年的25%左右跃升至2013年的40%左右，西部大开发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可见一斑。不管从助推区域经济收敛[1]，或是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角度[2]，西部大开发战略所取得的成效得到了一致肯定，学术界普遍认为该战略通过大量的实物资本投资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但可能会给西部地区带来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而诱发了“污染避难所”效应。

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PHH），企业的逐利行为会使污染密集型产业逐步由环境规制标准较高的国家或地区转移到环境规制标准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以规避来自政府的环境监管，最终由这些国家或地区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即成为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避难所”[3-4]。在中国，由于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差距和产业极差日益扩大，一些东部沿海地区的大规模制造业以产业梯度转移的名义开始向西部地区迁移。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且对环境污染较严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污染密集型产业[5]。从主观动机来看，西部地区发展初期的社会环保意识和经济规模有限，受到分权治理结构和政绩考核机制的影响，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标准和强度的过程中产生了“逐底竞争”的行为[6]。从客观因素来看，丰裕的环境资源也诱导当地政府通过有动机地弱化环境规制强度来降低当地企业的“合规成本”，以期通过西部大开发带来的招商引资来保持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也使得污染密集型产业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来源，产业结构极其单一[7]。以宁夏为例，宁夏2004年外贸出口总额65亿美元中，以金属镁为代表的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额高达37亿美元，占全省外贸出口总额的56.9%。在生产要素流动日益自由化的今天，如果这种产业转移现象具有普遍性，那么作为承接地带的西部地区也就有可能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污染避难所[8]。

纵观现有文献，大多关注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和区域环境规制差异对污染避难所效应是否存在影响[9]，普遍忽略研究“西部大开发是否导致西部地区沦为污染避难所，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的影响主要通过哪些途径进行传导”，而本文则重点回答上述问题。本文的主要贡献为：在理论上，不同于以往研究关注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或污染排放的影响，本文关注的是该战略是否使西部地区承接了更多的污染密集型产业，从区域间产业转移的角度观察西部大开发战略是否带来了区域间污染转移；在方法上，通过双重差分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的有机结合，对西部大开发影响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内在机理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1研究方法

1.1双重差分法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ethod， DID）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效果评估。DID的核心思想是在t时期某项政策实施的条件下，选择一个不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对照组和一个受政策变化影响的处理组，旨在通过对照组和处理组在政策前后某个观测值变化量的差额来反映处理组受到的政策净影响，即政策实施的效果。

按照DID的基本思路，本文将西部大开发对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影响评估模型设定为：

RATEit=α+β1Y+β2R+β3（Y・R）+δZit+eit （1）

式中，RATEit表示衡量污染密集型产业区际转移的观测值，Y和R分别代表时间和地区虚拟变量。根据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具体执行年份，我们将1990至1999年的Y赋值为0，2000至2013年赋值为1；而根据“处理组和对照组非常相近”的原则[10]，我们选取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执行对象省份为处理组，R值取1，其余省份为对照组，R值取0。Zit是我们选取的控制变量的集合。所有系数当中，β3代表西部大开发对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影响程度。如果β3的估计值显著大于0，说明西部大开发显著地促进西部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规模的扩大，使西部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

考虑到西部大开发这种国家区域层面的重要经济政策在实际执行时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且政策效果的显现也是一个渐近的过程。因此我们引入被解释变量RATEit的一阶滞后项RATEi，t-1，构造成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RATEit=α0+α1RATEi，t-1+β1Y+β2R+β3（Y・R）+δZit+eit（2）

1.2路径分析法

为了同时分析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地区污染避难所效应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本文引入了路径分析法，试图厘清该战略在作用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究竟是直接诱发还是间接传导，以及各个中介变量的影响。路径分析是结构方程模型的一种特例，可以看作传统多重回归分析的扩展，通过分析变量间的协方差结构来定量地研究和解释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11]。反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主要工具是路径图，图中的每条路径皆代表不同的回归方程，用带单箭头的线表示路径，箭头离开的变量称为原因变量，指向的变量称为结果变量。路径分析法使用路较凳描述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强弱，xy的路径系数被定义为pyx=σxy/σy，其中σxy表示由于x的影响引起y的标准差，可以证明，路径系数在数值上等于标准化回归系数。

2变量构造及数据说明

本文以中国29个省份（剔除、香港、澳门和台湾，受数据获取影响，重庆并入四川）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使用的数据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年鉴整理和计算而得。

在分析中，采用的变量有以下几个：①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RATE）：以“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全国污染密集型产业总产值的比重”衡量。根据国务院2010年颁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本文将以下10个行业确定为污染密集型产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②环境规制强度（ENV）。鉴于我国SO2在政府环境保护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参考Cole等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SO2的集聚、排放都有重要影响[12]，本文使用SO2强度的倒数来指代环境规制强度。③劳动产出效率（LP）。我国目前产业结构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企业在选择投资区位时，当地的劳动产出效率是其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以劳均国内生产总值对其进行度量。④市场化程度（MAR）。为了体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核心思想，本文使用樊纲等提供的市场化指数来度量市场化程度[13]。由于该指数仅包括1997―2009年的数据，本文根据VAR模型将其数据预测补充至2013年。⑤交通便利程度（TRA）。发达的交通条件，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进而吸引企业进驻。本文使用地区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来衡量。⑥公众环保意识（PAEP）。公众环保意识的高低与接受教育的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所在地区的环境污染状况就越关心，也就越会影响地区污染密集型企业的迁入。本文使用6岁及6岁以上人口中的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人数占比来衡量。

3对西部大开发是否会引致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实证检验

在使用双重差分方法之前，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首先需要确认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制定对省份的选择是随机的，其次，政策实施前，对照组和处理组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变动趋势应保持一致。因而需要开展两个假设检验：①检验一：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省份选取是否随机。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制定的目的及背景来看，其对政策执行省份的选取并非随机的，而是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对口帮扶西部经济落后地区，促进国家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借鉴郑新业等的做法[14]，我们采用Probit模型来检验西部大开发战略执行省份的选择标准。我们将“是否为西部大开发省份”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人均GDP、GDP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占比作为解释变量。若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的系数显著为正，则不适于使用DID。检验结果表明，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的系数不显著，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对象的选择并没有以该省份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为标准，DID适用。②检验二：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处理前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变动趋势具备同质性。本文使用1990至199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各省份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的一阶差分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为处理组作为二值解释变量，研究两个分组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前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变化趋势的异同。回归结果显示，处理组在战略实施之前与对照组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同质性假设成立。

当数据类型是面板数据时，进行有效估计最常使用的是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而当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时，这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均是有偏的，我们需要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的计量模型即方程（2）的解释变量中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并且，方程（2）中的控制变量如环境规制强度（ENV）、劳动产出效率（LP）等既可能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变化，也可能是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变化导致的结果。因此，我们需要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来对模型进行估计。本文使用Blundell和Bond提出的系统GMM估计法[15]，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将水平回归方程和差分回归方程结合起来进行估计，将滞后水平作为一阶差分的工具变量，而一阶差分又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在系统GMM估计前，需对工具变量开展过度识别检验和序列自回归检验。

表1显示了6个不同的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第（1）列模型估计过程没有添加任何控制变量，可以看出关键变量Y・R的系数显著为正，代表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大开发省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考察系数的稳健性，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得到模型2至模型6的估计结果。

整体来看，所有估计模型的AR（2）的P值均大于 0.1，代表其均在10%的水平上接受原假设，说明各个模型的误差项均不存在序列相关。同时，所有回归模型的Sargan值均为1.000，接受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随着一系列控制变量的逐步加入，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系数仍然为正，但估计系数的值和显著性水平都大大下降，当所有控制变量都加入模型后，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大开发省份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论并不成立。被解释变量滞后一阶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其具有明显的滞后效应。

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前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随着它们的增强，会对西部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带来显著的降低作用。其中，环境规制强度越高，意味着政策环境对于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越不利，企业的产值自然也就随着下降。随着市场化指数的提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越来越低，当地政府“寻租”和“逐底竞争”的现象会大大减少，因此，污染密集型产业受政府保护的程度会明显减弱，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下降，产业产值比重自然也会受到负向影响。至于公众环保意识对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的影响显著为负，是因为我们使用一个地区人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代表该变量，教育程度越高，则当地的生产技术越先进，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越强

烈，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劳动产出效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污染密集型企业所在省份的劳动生产率越高，企业发展越能得到促进。由于目前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仍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与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是息息相关的。东部沿海地区凭借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和先天的地理优势，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等等方面相较于西部地区均处于领先地位，既吸引了大量优质的劳动力资源涌入，也通过FDI的大量输入显著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水平。因此，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成为了污染密集型产业留在中东部地区继续经营的主要动机，污染密集型产业更偏爱在劳动生产率水平高的地区发展。

交通便利程度的影响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说明交通便利程度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区位选择影响不大。虽然交通条件会影响企业的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等，但同前文所述，地方政府对于污染密集型a业的政策压力会迫使企业向落后的地区转移，而这些地区的交通便利程度往往较差。

4西部大开发对污染避难所效应影响效果的路径分析

从上面的表1可以看出，一系列控制变量加入之后，西部大开发战略影响系数的估计值和显著性水平都明显下降了，这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西部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下降主要是由控制变量的变化引起的。那么，控制变量的变动是否在一定程度上由西部大开发战略引致？对这一问题的验证有利于我们认清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

首先，本文通过DID进一步估计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环境规制强度、劳动产出效率、市场化程度、交通便利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这五个控制变量的影响（相关结果见表2）。可以看到，环境规制强度、劳动产出效率、市场化程度、交通便利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的系数至少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地区在这些变量上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呈现了扩大趋势。

由此可见，西部大开发战略虽然未能直接导致西部地区沦为污染避难所，但是会通过一系列控制变量间接作用于西部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此时，我们可以把这些实际发挥作用的控制变量看作处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污染避难所之间的中介变量，为了厘清各个中介变量对污染避难所效应究竟发挥了促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可以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使用路径分析法试图直观简洁地将整个影响过程展示出来，依然使用公式（2）中的关键变量Y・R代表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前文的5个控制变量分别设定为西部大开发战略与污染避难所之间的中介变量，并继续使用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指代各地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对于所有数据，本文均做了标准化处理。该模型拟合结果显示，“西部大开发污染避难所”和“交通便利程度污染避难所”这两条路径系数均不显著，并且模型拟合度指标显示RMSEA高达0.548，高于0.1的临界标准，说明该初步模型拟合效果不够理想。因此，本文选择剔除交通便利程度这个中介变量，并舍去“西部大开发污染避难所”这条直接路径。修改后的传导路径图可见图1，图中单向箭头代表因果关系，双向箭头代表相关关系。

修正后的路径分析模型拟合度指标显示，RMSEA为0.015，GFI为0.986，CFI为0.962，IFI为0.993，说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结果较为稳定可靠。图1中的数字均为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污染避难所效应的直接诱发作用并不成立，但会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劳动产出效率、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这四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西部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避难所效应产生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142）×（-0.042）=0.0060，通过劳动产出效率产生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228）×0.504=-0.1149，通过市场化程度产生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068）×（-0.672）=0.0457，通过公众环保意识产生影响的路径系数为（-0.043）×（-0.178）=0.0077，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对污染避难所的总效应为0.0060+（-0.1149）+0.0457+0.0070=-0.0556。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作为中介变量使得污染避难所效应有恶化的趋势，但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劳动产出效率的作用，显著抑制了西部地区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值占全国比重上升的势头，由于其路径系数在总效应中所占比重较大，因此有效避免了西部地区成为污染避难所。

5结论与政策建议

西部大开发战略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是否会导致西部地区沦为污染避难所？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本文选取了10个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部门，以中国各省份1990―2013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综合使用双重差分法和路径分析法，对西部大开发战略进行了政策评估，发现该战略并未促成明显的大规模污染密集型产业区域转移，产业转移滞缓现象较为突出。研究结果表明：①西部大开发战略没有导致污染避难所，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区域转移滞缓现象。②西部大开发对污染避难所不具备显著的直接效应，但会通过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公众环保意识和劳动产出效率传导出显著的中介效应。③虽然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市场化程度和公众环保意识传导的污染避难所促进作用，让西部地区具备成为污染者“乐园”的可能，但西部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产出效率起到了更明显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最终导致西部地区没有沦为污染避难所。但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深入，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劳动产出效率差距很有可能会渐渐缩小，导致其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抑制作用逐步丧失。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相应的政策涵义体现为以下几点：①西部大开发战略应提高当地政府对环境规制的重视程度。我国西部地区在环境规制强度上落后于东部地区，使得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具备向西部转移的可能，西部地区需要适度提高当地的环境规制强度，避免沦为污染避难所。②西部大开发战略应创造有利于环境友好型产业转移的市场平台。为了破解以大量资源消耗为代价的发展方式，应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避免地方政府对落后产业的保护。并且，要重视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积累对循环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通过加强科研经费配套和增加技术交流提升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③西部地区应正确对待来自中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既不可完全通过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进入来换取经济的暂时增长，也不要盲目抵制来自中东部地区产业的合理转移。我们应该认识到，适度的产业转移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西部地区应积极做好产业转移的配套工作，形成有利于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区域分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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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West China Developmen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rought Pollution Haven？

ZHANG Cheng1， 2ZHOU Bo1LV Muyan1LIU Xiaofeng3

（1.School of Economics，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2.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3.School of Accounting，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