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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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近几年，各界对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及其影响的讨论越来越多，争议也较大。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不会因劳动力减少而在未来10年大幅放缓，人口结构的变动将如何影响投资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在如何看待本轮通胀性质的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刘易斯拐点）导致的工资上升将成为中国未来持续高通胀的驱动力。本文将分析和探讨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通胀、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可能影响。

劳动力减少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增长、资本存量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过去30年，我国经济增长平均达到10%左右，这其中有劳动力供给快速增长、高储蓄率支持的资本存量扩张以及生产效率提高这三个方面的贡献。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满15周岁不到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有9.2亿，比2000年的8.25亿增加了近1亿。据统计局人口专家预测，我国未来10年年均适龄劳动力资源将增加9亿左右，2013年以后，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有所下降，甚至会有负面的影响（图1）。

劳动力供给减少拖累经济增长的现象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存在，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尤为明显。但中国有一些特殊因素，增加了判断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不确定性。

一是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从经济供给的角度看，城镇化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边际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此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6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9.68%，比2000年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而在前一个10年，即2000年比1990年的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9.86个百分点。50%的城镇化率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同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在未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未来城镇化率上升的速度可能比过去10年有所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可能降低，近几年农民工供给趋紧就是一个迹象。

二是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我国文盲率从2000年的6.72%下降到2010年的4.08%，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力供给，而平均生产效率增加。这同时也意味着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改变过去依赖低端劳动力、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当然，在调整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可能存在技能错配的失衡。近几年，一方面有农民工短缺的现象，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较快；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工资较低的问题仍然存在。在工作年龄人口中，15岁到24岁之间的人数在过去10年增速明显下降 (图2), 而中学和大学入学率却有较大提高，其结果是低端劳动力中的年轻劳动力供给显著下降，但现有经济结构对低端劳动力需求仍然大，所以工资上升压力有所增加。与此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供给虽有增长，但受限于现有的经济结构，对此类劳动力需求增加不够快，工资增长较慢。

总体来讲，工作年龄人口的变动将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在未来5～10年内将显著放缓。城市化所释放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将部分抵消工作年龄人口总数下降的影响，但难以完全弥补。依据中金公司对中国经济生产函数的估算，考虑到劳动人口、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未来可能走势，“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在8%～9%左右，和过去10年平均10%的增长率相比显著放缓，“十三五”期间的增长率将进一步下滑。

工资上升不是长期高通胀的推手

人口结构变动影响经济的潜在供给和潜在消费需求，从而影响长期的平均CPI上涨率。若将年龄介于25～64岁之间的人口定义为生产者，而将25岁以下和64岁以上的人口定义为消费者 （此区间内的人口也可能参加生产，但其生产能力相对较小，储蓄能力较低，更主要是消费），然后计算生产者（储蓄者）与消费者数量之比（图3）。目前中国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比在120%左右，每100个消费者对应着120个生产者，潜在供给大于潜在消费需求。这一比例是在1995～2000年间才超过100%的，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短缺型转为过剩型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显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人口结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生产者数量大幅超过消费者，供给相对于需求变得比较充足，储蓄上升，支撑高投资，推动产能扩张。由此带来的结果是，通胀在过去10年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显著下降。

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在生产者多于消费者的经济体中，平均通胀率较低。过去10年年中国平均通胀率约为2.0%，而印度、巴西和越南的通胀平均分别为5.5%、6.9%和7.7%，人口结构的差异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2010年印度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约为80%，表明每100个消费者仅对应着80个生产者，而这已经比2000年75%的水平有所上升。巴西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在2010年刚达到100%，而2000年时仅为80%。越南的生产者与消费者比率目前是95%左右， 10年前只有75%。相比之下，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发达国家。过去20年，美国和英国的生产者显著多于消费者，而日本和德国处于这一阶段的时间更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通胀率显著下降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并非巧合。

当然，并不是说在生产者显著多于消费者的国家，其通胀始终处于低水平。过去10年，中国经历了三轮通胀周期，通胀的上下波动受经济周期（包括总需求和货币条件变动）的影响较大，本轮通胀主要原因还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外比较宽松的货币环境。从国内来讲，2009～2010年货币和信贷大幅扩张带来通胀预期和总需求压力，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升也造成输入型通胀压力，工资上升也增加了生产成本，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有部分抵消作用。退一步说，若没有总需求强劲和宽松货币环境的配合，企业把上游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空间有限。

生产者对消费者比率预计在2015年达到顶峰，然后缓慢下降。在相对长的时期内，中国的生产者人数都会显著超过消费者，是供给充分的经济。但中国与发达国家比，有一个重要差别，就是所谓“刘易斯拐点”对城镇劳动供给可能产生的影响。过去，农村富余劳动力较多，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城镇较低，造成低端劳动力工资低且增长慢。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近几年低端劳动力工资上升加快，对企业成本压力增大。从这个角度看，城镇化的过程远没有结束，“刘易斯拐点”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此造成的工资上升将推动中国通胀长时期处在较高水平。因此，工资的上升幅度长期内仍然要受到劳动力转移这一供给因素的制约。目前，有些分析用中国现在的情况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韩国相比，认为中国未来平均通胀率会在5%左右。但是，中国和日本、韩国的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当年这两个国家总体人口结构是短缺型的（日本当年生产者对消费者比率是83%，韩国当年的比率只有约60%），所以不能简单的比较。

从中长期看，还存在政策的通胀容忍度问题。过去10年，我国平均通胀率约为2%，但高点在8%。通胀是个周期性现象，上下波动较大，如果平均通胀率是5%，高点就会大大超过10%。基于社会经济现实，很难想象政策会容忍如此高的通胀率。通胀容忍度和人口结构也有一定关系，一个老龄人口占比越来越大的社会，对通胀的容忍度会降低。短期内，考虑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规模的不确定性，劳动力供给紧张有可能比一般预期要严重，也就是潜在增长率可能已经显著下滑。如果政策判断失误，还追求过去的高增长，通胀压力就会增加。从目前政策调控的力度看，这个风险在降低。

房地产泡沫是主要宏观风险

当经济处于过剩状态时，由于通胀温和，货币政策相对宽松，虽然可以控制消费价格上涨水平，却可能对资产价格有过大的刺激作用，也可以说，宽松的货币条件加上高储蓄率为持续的资产价格膨胀创造了环境。过去10年来中国房地产价格大幅攀升，不仅反映了持续扩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对住房的刚性需求，也是高储蓄率带来住房投资需求和宽松货币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我国社会总储蓄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35%左右，过去10年快速上升到近50%，主要原因就是生产者逐步超过消费者。尽管政府鼓励消费的政策可能使储蓄率未来几年见顶回落，但如果以上逻辑是正确的话，中国的储蓄率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维持较高水平。

同时，发达国家的经历也值得关注和借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达经济体受到的主要冲击是周期性的高通胀，导致政策紧缩，随后是经济衰退。过去20年，发达国家通胀温和，但资产价格泡沫和与之相关的金融危机变成导致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日本在1975～1980年间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其后15年经历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破灭。美国在1985～1990年间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其后15年多一点的时期内，经历了科技股和房地产两个泡沫的生成和破灭。中国是1995～2000年间生产者超过消费者，尽管不能简单地比较，中国过去几年房价快速上涨，偏离基本面确实需要警惕。

总之，未来几年的主要宏观风险来自房地产价格泡沫。政府应当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引导房价回到合理水平，如通过结构性措施引导储蓄流向生产性投资，发展金融投资工具，以限制房地产投资需求，同时增加住房供给。货币政策也应发挥作用，不仅要针对CPI, 也要顾及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波动。

人口结构变化推动金融脱媒

高储蓄导致的投资需求也体现在我国股市和债市市值的大幅扩大。过去10年，我国A股总市值从2000年底的47212亿元上升到2010年底的263138亿元，占GDP的比例从48%上升到66%，债券余额也有大幅增加。近几年，银行的委托理财业务也快速增长。央行最近公布的有关社会融资总量的数据显示，直接融资的比重在增加，而间接融资（银行信贷）的比重在减小（图4）。这种金融脱媒现象当然有政策的推动的作用，但和人口结构也有一定关系。过去10年，年龄在35～64岁之间的高储蓄人群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3%上升到42%。高储蓄人群所占比重上升，意味着整体投资的风险偏好增加，人们更多地追求银行存款以外的风险较高、回报也较高的投资工具。

第2篇

关键词：环境艺术设计；内涵；教学；知识结构

中图分类号：J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182-01

一、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内涵

环境艺术又被称为环境设计，关于它的学科对象研究和设计的理论范畴以及工作范围，包括定义的界定都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说法。按照生活层次的组织关系,环境设计逐渐分化,对不同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建筑、园林、城市……这种现代学科研究的分类是人们的认识由混沌走向明晰的演变结果,也是环境设计不断深化过程的表现。在国家学科目录中环境艺术设计属于艺术设计下的专业，其专业内容包含室内设计和外部环境设计，即以研究和设定室内空间、光色、家俱、陈设诸要素关系为目标的室内设计，和以研究和设定建筑、绿化、公共艺术、公共空间和设施诸要素关系为目标的环境景观设计。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建立以来的十多年中，环境景观设计借助于室内设计专业的母体迅速成长壮大，加之风景、园林、景观、建筑等专业学术内涵的渗透与融合，“室内”与“室外”由“环境艺术设计”逐渐走向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环境艺术设计也将从单一专业成长为以“环境艺术设计”为名称、由众多相关而又不同的专业组成的专业群。但从历史，世界上最早出现有意识进行绿地经营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当时经营绿地的意识非常浅显。

十六世纪以后，人类逐渐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发展，文学艺术思维不断进步，环境艺术环境的艺术性需要自然的要素，也需要人工的要素来实现。为打破传统上生活与艺术相隔离的状态，需要创造出一种能使观众有如置身其中的艺术环境。可以说随着审美主体欣赏角度和视点的变化，在静态和动态的发展关系中，环境艺术就会表现出多样变化的形式和形象,但总是以人为中心，以创造空间形态美为目的，将各种要素和艺术手段有机地结合和统一起来。

二、环境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定位

本专业培养的环境艺术设计师既不是单纯的艺术家，也不是单纯的工程师。这是因为环境艺术设计是融现代科学技术与艺术为一体，为人类创造新的、美好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一方面，设计师既要研究人在环境中的行为和需求，即人与物的关系，又要了解当代科学技术，还要熟悉施工工序，并且能判断市场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环境艺术设计的最终效果是以产品的形式展现给人们的，它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在教学中除了专业必备的知识体系外，还应该加强学生的市场价值观念，这是当前对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学进行知识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

环境艺术设计的产品以个性化、标准化的形式出现，但又必须体现出产品所具有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它是实用、美观、经济的三大要素的综合。因此教学中知识结构也必须是双重的、多元的。

（一）实用性要素的分析

设计首先是满足人对物质的需求，它是第一性的。精神需求是建立在物质需求基础上的更上一个层次的需求，也就是感官的需求，它是第二性的。

环境艺术设计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可使学生掌握解决设计适用性的基本方法。基础知识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制图知识，主要掌握设计施工语言；材料知识，掌握材料的性能、加工方法；加工工艺知识，各种机械的使用方法、加工工艺的程序和特点；人机工程学知识，研究人的生理特征，诸如人体尺度、动作分析、感觉分析等；计算机辅助设计知识，帮助分析、研究设计。除了要熟知上述的知识外，还需具备一定的数理化基础。

（二）文化性要素的分析

第3篇

关键词： 氢；亚微晶；照射影响

中图分类号：TG14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97（2012）0210142－02

0 引言

钛合金板材Ti-6Al-4V是先经过多步等温锻造，然后在650℃以下辗轧制成，微观上呈现亚微晶粒结构，晶粒大小为0.3μm，这种板材在板平面内各向同性并具有较强的基部组织，其室温下的屈服强度、极限抗张强度以及疲劳极限均是微晶粒板材的1.2～1.3倍。该板材在650～750℃时出现超塑性能，在750～800℃时用这种板材通过超塑成形/扩散连接加工过一个复杂的壳式结构，该结构具有高的微观结构一致性，扩散粘接质量很高。

1 氢含量对亚微晶结构合金塑性的影响

图1：形成亚微晶结构的合金Ti-6Al-4V（由电子显微镜观察得到）；图2：样品在温度为973k时，电压随材料变形而变化的情况，氢气浓度（%） 1）0.005 2）0.08 3）0.24

由图2可知，在通常情况下，Ti-6Al-4V经过两个阶段的硬化，软化以及稳定变形。对于Ti-6Al-4V-0.24Н和Ti-6Al-4V-0.08Н清楚地分成两个阶段而且开始时急剧硬化，曲线斜率很大。对于Ti-6Al-4V-0.005Н除了开始时急剧外，余下变形基本平稳。变形最后可达到500%-600%。至此，我们知道CMK结构含氢量少时，具有良好的可塑性。

图3显示，σB与σ0.2开始随温度上升而下降，但在923-973k的温度下变化不明显，此时合金具有超塑性。而且他们的最大值都在200-250K。而氢浓度对Ti-6Al-4V-Н的极限强度σB与屈服点σ0.2的影响开始时并不明显，但随着温度的升高越来越明显，达到923K时影响已经是原来的2-3倍。温度与变形极限δ的关系与温度与极限强度σB相反。从973-1023Kδ先升后降，而且含氢量越低，曲线越高。

可运用下面公式计算金属的限制系数。

2 电子照射对合金的亚微晶结构的影响

以下是Ti-6Al-4V在含氢量为0.24%的情况下照射一小时前后的变化：

2.3 合金在5723K照射后

1）起始样品；2）J=10uA/cm-2，T=523K；3）J=15uA/cm-2，T=573K；4）J=20uA/cm-2，T=653K；5）J=30 uA/cm-2，T>800K1）起始样品；2）J=10uA/cm-2，T=523K；3）J=15uA/cm-2，T=573K；4）J=20uA/cm-2，T=653K；5）J=30 uA/cm-2，T>800K

在图5中显示了温度跟氢气的析出亚微晶结构的Ti-6Al-4V有关联。这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因此单独进行了实验。在图五中显示了合金在电子照射前后的变化。进行了明场和暗场拍摄，并描绘了直方分布图，展现了各大小粒子所占的百分比。第一个分布图以计算得到粒子的平均大小为0.85微米，与后两幅照射后的比较易知，当Ti-6Al-4V受到持续的强光照射时粒子的大小将增大。但仔细观察2.1与2.2知道，亚微晶结构在523K的温度下受到电子照射是受到保护的，只是平均大小由0.85微米变为0.17微米。当温度升高为573K时，氢气的含量经过一小时的照射后减少为0.13%。但得到的粒子平均大小达到了0.21微米。接着进行的实验温度升高到653K，由图5的曲线4得到，氢气含量在照射后从0.24%降为0.17%，但平均大小已经达到0.8-1微米，这说明亚微晶结构已经严重破坏。在T>800K的状态下，图5曲线得到，氢气剩余量少于0.002%，但粒子平均大小变为10微米以上，合金已非亚微晶结构。

由此，得出最佳的照射参数为：压强低于10-4Pa,电压在0.5-40千电子伏之间，电流密度为15μA/cm2，温度为523K，照射时间小于一小时。可以先进行重结晶，再进行电子照射，以减少照射时间，减少对亚微晶结构的损坏。

3 结论

1）σB与σ0.2开始随温度上升而下降，但在923-973k的温度下变化不明显，此时合金具有超塑性。而且他们的最大值都在200-250K。而氢浓度对Ti-6Al-4V-Н的极限强度σB与屈服点σ0.2的影响开始时并不明显，但随着温度的升高越来越明显，达到923K时影响已经是原来的2-3倍。CMK结构含氢量越少，具有可塑性越强。

2）亚微晶结构在523K的温度下受到电子照射是受到保护的，只是平均大小由0.85微米变为0.17微米。接着进行的实验温度升高到653K，亚微晶结构将严重受损。

参考文献：

[1]Мазуровский М.И., Мурзинова М.А., Салищев Г.А., Афони-чев Д.Д.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водородного легирования дл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убмикрокристалл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 двухфазных титановых сплавах // Металлы. -1995.-№ 6.-С. 83-88.

[2]Грабовецкая Г.П., Мельникова Е.Н., Колобов Ю.Р. и др. Эво-люция структурно-фазов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сплава Ti-6Al-4V в про-цесс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убмикрокристалл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обратимого легирования водородом // Известия вузов. Физика. -2006. -Т. 49. -№ 4.-С. 86-91.

[3]Тюрин Ю.И., Чернов И.П., Кренинг М., Баумбах Х. Радиационно-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ный выход водорода из металлов.-Томск: Изд-во Том. ун-та, 2000- 263 с.

第4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 金融结构 货币发行量 “经济学”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学术界最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近期，央行坐视银行间市场出现钱慌，未循惯例予以救援，表明政府已决心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速，以求抑制乃至逆转加杠杆行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刘海影刊文指出这一举措的底线是“不发生财务金融危机”，压迫实体经济去产能的政策并未考虑到信贷扩张背后的制度性约束与实体经济根源，在没有纠正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之前对货币金融体系动刀，有可能导致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不可控的后果。

为了验证上述政策生效的可能性，笔者对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思路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陈述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的相关学术成就以及本文参考文献；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从理论上分析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

近代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主要有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围绕对新古典增长模理论完善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关于增长因素分析方面，舒元和徐现祥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设定1952～1998》中论证，制度原因是AK模型增长理论能够刻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解释。胡文国和吴栋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同时在设定经济指标时充分考虑了制度因素。本文中，笔者在以上理论基础上充分囊括以上指标并将试图将金融结构因素加进去。

国内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大约始于上一世纪80年代，大体可以总结为金融结构成分分析、金融结构定量实证分析和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这几个方面。其中，吴超在（2012）《我国金融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稳定性研究》中合理设定了金融结构效率衡量指标，反映了我国国家主导型金融结构的特点。笔者在本文中将金融结构影响视为制度因素之一，希望分析经济增长中不同因素影响程度，得出更合理的结论。

三、理论分析

（一）理理论基础

根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此处不详述）：

Y（t）=F（K（t），A（t）L（t）） k（t）=sf（k（t））-（n+g+δ）k（t）

L（t）=nL（t） A（t）=gA（t） K（t）=sY（t）-δK（t）

拉莫维茨（1956）和索洛（1957）等提出的增长因素分析表达式：

■-■=α■（t）■-■+R（t）

其中产量（Y），资本（K），劳动（L），劳动有效性（A），折旧率（δ），储蓄率（s）。

（二）传导路径

首先，金融结构通过资本投入变动影响产出。由索洛增长模型我们可以得知，储蓄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结构提供相对于耐用品等实物资产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分散投资项风险，满足人们预防投资动机吸引储蓄。当储蓄供给供给，引起储蓄供求均衡的变动，使得利率变动，进而促进投资变动，从而使资本投入K改变，进一步使产出Y变动。金融机构的运作状况和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效率高低，决定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着经济增长。

同时，金融结构通过“劳动有效性”变动影响产出。索洛并没有对“劳动有效性”具体含义将做出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A代表着研究与开发投入，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者人力资本的观点。但无论是研发或人力资本的积累，都需要投企业入大量的资本。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助于企业的外部融资同，同时强有效的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金融资源投向技术创新项目，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减低融资成本。

最后，金融结构通过增长因素贡献变动影响产出。金融市场的信号作用引导着资本流向技术先进的新型部门，从而促进实体经济产业升级。根据前文的增长因素分析公式，当K，A，s，g变动时，将引起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率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积累使得经济结构变动，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

四、结论

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通过借鉴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因素分析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金融结构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到模型中，建立了相应的模型阐释了央行抑制加杠杆行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传导机制。

参考文献

[1]舒元，徐现祥.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设定1952-1998[J].经济研究，2002，（11）.

[2]胡文国，吴栋.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2004，（4）.

第5篇

关键词：社会结构；历史唯物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化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95-05

作者简介：彭国胜（1977-），男，湖南隆回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2011级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结构乃是社会学及其相关学科中使用极为频繁，也极为混乱的概念。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可以使用诸如“社会系统、强制性合作伙伴、制度、整合和网络”等不同的术语来称谓社会结构，而且表现在即便是对社会结构一词进行诠释时，不同的学者也会侧重点各异。前一种做法大多散见于先驱者们的经典论述中，后一种做法则涉及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各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1]本文无意考察社会结构理论发展的整个历史脉络，而是仅仅比较几个富有代表性的社会学家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异同，以期深化对社会结构的认识。

一、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经典表述中。在此之前，马克思曾试图从黑格尔意义上的“伦理理性”出发，运用费尔巴哈意义上的“人性的存在——人性的丧失（异化）——人性的复归”这样一种人道主义的公式来描述和解释社会历史的运动过程，但后来的生活实践促使他对黑格尔的理论予以深刻的反思。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2]32-33

马克思的上述这段话不仅标志着他对黑格尔理论的诀别，而且比较完整地勾勒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既包含了静态的社会结构类型与构成要素，又包含了动态的社会结构关系与发展变迁过程，从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理论框架。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马克思把社会形态设想为一个复杂的由各种社会结构所组成的整体系统。在马克思看来，各种社会结构可被视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乃生产关系之总和，政治结构乃政治关系之总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乃文化关系的总和，社会整体结构则是人们的物质生活关系和精神生活关系的总和。

经济结构是整个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支配着社会其他结构的结构，因而是具有本源性的“元结构”。它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即我们通常说的经济子系统。第二种结构是政治结构，它包括政治制度与法律原则。政治结构服务于生产方式所规定的范围并由生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所决定，相当于我们所谓的政治子系统。第三种结构乃是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包括意识、价值、伦理、美学、宗教和艺术标准等，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文化子系统。不难发现，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结构不仅可以指客观实体间的具体关系，也可以指人为实体(如制度、意识形态等)间的逻辑关系。这就为社会结构的含义加进了抽象的内容。

2.社会结构的层次和相互关系。在马克思看来，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乃是构成整体社会的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三个层次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即经济结构处于底层、政治结构居中、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居上的等级制。各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

的，不过不同等级结构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所决定的。经济结构产生出一整套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法律、宗教、艺术形式等等。处于底层的经济结构对整个社会形态施加根本的决定性影响。然而马克思并不否认上层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对经济结构的能动作用，甚至肯定上层建筑的各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正如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所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起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3]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能够存在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需要。马克思没有用现代系统方法列出社会结构功能需要的一览表，但他已注意到社会结构的最基本的功能需要。他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4]

由此可见，社会结构最基本的功能需要就是物质生产。依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是所有社会形态得以存在的最基本的条件，但在特殊的社会形态中又有其特殊的历史需要。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维持社会结构的特殊需要就包括了资本的积累、市场的存在、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平均利润率、产业后备军的存在等等。 有序定向变迁。马克思认为，社会结构具备动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其变化发展的动力来源于其内部的矛盾运动。在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基础，而在经济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生产力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促使经济结构发生最初的变化，依次带来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变迁，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结构。这一系列变迁被定义为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呈现出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83马克思的历史进程观点实质是承认社会结构发展变迁的有序性和定向性。

在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蔚然成风的社会学初创期，社会结构概念的建构局限于生物学的移植与嫁接。孔德、斯宾塞和涂尔干等早期功能主义大师的有关论述，都直接反映了这种自然科学取向的理论进路。与强调现象及其功能层次的生物学取向不同，马克思的结构分析进路更为强调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层次，亦即人们在自给的生活和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早期功能主义在分析社会结构时集中于分析各种社会结构怎样实现社会系统整体的整合；马克思的模型则把分析社会结构各层次之间(特别是经济与非经济结构层次之间)的关系作为重点。早期功能主义倾向于静态共时性的研究；马克思的模型则倾向动态历史性的研究。早期功能主义忽视了因果分析；马克思的模型则指出了社会系统调节的最终原因：经济结构中生产力因素的变化。

二、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

二战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统治着整个西方社会学界。其结构功能分析模型，将社会结构概念发展成为一种宏大的旨在解释一切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帕森斯是从社会行动理论入手来建构其社会结构理论的。他认为结构由“行动者在一情景中彼此的互动而组成”。[5]26然而，“体系的结构在较新的情形中，不是直接借助行动来进行研究，而是作为在接近于某个已被描述和检验过的经验概括层面上的‘制度化模式’来进行研究。”[6]9“如果这些个人的行动体系的互动是持续不断而有规律的，这些社会关系就具有了某些可以辨认的、相对固定的特性或描述性方面。其中一个是结构性方面……”[6]840可见，在帕森斯看来，结构就是社会互动的制度化（稳定）模式。为解释这

一稳定模式，帕森斯将地位—角色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地位—角色是社会体系中，最重要的互动过程所包含的个体之间的关系的结构……也是行动模式化的互动关系中的参与，是最重要的社会体系单位。”[5]25“地位”乃是行动者所处之结构位置，“角色”即社会对这一位置的行为期待，它既是社会与个人发生联系之中介，又是众人分享之象征。[5]6不管互动中的个人怎样变化，角色互动作为社会模式化的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通过行动者之间的角色互动，社会结构就成了一系列相对稳定的、模式化了的成分之间的关系。

此后，帕森斯对社会结构予以了功能分析。所谓社会结构，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看，乃是具有不同基本功能的、多层面的次系统所形成的一种“总体社会体系”，包含执行“目的达成”、“适应”、“整合”和“模式维护”四项基本功能的完整系统。这个完整体系被划分为四个子系统，分别执行四项基本功能：“经济系统”执行适应环境的功能；“政治系统”执行目标达成功能；“社会系统”执行整合功能；“文化系统”执行模式维持功能。帕森斯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均衡的、自我调解和相互支持的系统，结构内的各部分都对整体发挥作用，同时，通过不断的分化与整合，维持整体的动态的均衡秩序。

帕森斯始终关注社会结构的本质——秩序。“秩序问题，是社会通过互动协调稳定的本质，秩序在这里所指的，是行动者在某种规范准则下的动机整合问题。”帕森斯相信，总体社会体系中的四个子系统之功能的充分发挥，关键在于社会拥有一整套整合其成员的共同价值体系。所谓共同价值体系，意指由一系列价值模式组成并已为众人所认同的规范体系。这些规范通过提供行为导向、依据和标准来约束行动者行为的边界，规范众人认同的准则，并通过价值内化来塑造行动者的人格结构，从而形成社会性的共识。

2.社会结构的层次与关系。帕森斯将社会体系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架构成一种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在信息方面，高一层次的系统控制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具体而言，文化系统控制着社会系统；政治系统受高一层次的社会系统的调控，同时又控制着低一层次的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的文化价值取向制约或规定着社会整合的规范性期待；而这些角色互动规范及作为社会整合机制的法律又控制着政治系统的运行与决策过程。政治系统受法律调节（政治活动不可超越法律），同时政府活动与决策干预与操纵着经济的运行。而在能量（资源）方面，低一层次的系统都在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能量条件”。总之，社会体系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互补的，各系统以如下方式交换着信息和能量：信息等级高的系统制约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对能量的利用，与此同时，低一层次的系统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这一框架也被称之为控制论的控制等级。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必须通过功能加以体现。社会结构能够存在必须满足“适应”、“目的达成”、“整合”和“模式维持”四项基本功能需要。在这四种功能性前提中，“适应”环境和“目标达成”是社会为了对付外部的环境而必须具备的功能前提，适应是一种手段，为的是达到实现社会目标这一目的；“模式维持”和“整合”则是社会为了解决来自内部的问题而必须拥有的功能性前提，而维持模式又是达到社会整合目的的基本手段。

4.社会结构的均衡与变迁。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内各结构之间的依存关系、内部的功能过程、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使系统结构之间维持相对稳定。即使社会系统的稳定由于外部或内部力量的作用而被打破，系统本身也能够利用适应性的社会机制来自行恢复均衡。帕森斯最关注的是社会系统的稳定、整合与均衡。其系统分析模型最终想解释的是社会系统何以能够依靠自身功能和调整来自动维持整合和稳定。因此，这一分析模型偏重于系统稳定性的研究。 森斯并无意否认系统的变迁。他指出，社会系统为了实现整合，其各部门必须时常调整内部结构及其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因系统内部失调而引起的调整即意味着社会变迁。帕森斯以“紧张”概念来表征社会系统内部的失调。紧张原指任何偏离规范而影响到社会整合的因素。帕森斯指出，紧张的结果往往会产生偏离行为，需要有效的社会控制机制来加以矫正。矫正偏离单位使其恢复原有功能或创造新单位以替代偏离单位的过程即是

系统的变迁过程。帕森斯引进结构分化的概念来分析系统的变迁。所谓结构分化，是指承担多种功能的单一结构转变成为承担专门功能的多种结构的过程。新分化出的结构不仅担负了原有功能，并且因专业化而提高了适应能力。此外，帕森斯还探讨了因“系统之间信息—能量的交换失调”而导致的变迁。一方面，信息或能量的过量输出或输入有可能改变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信息或能量的供应不足也可能引起系统内部或外部关系的重新调整。

可见，帕森斯企图整合各种分离的社会实体层次来形构社会结构。在帕森斯的笔下，三种结构概念的面向被独立地拓展开来，又被自然地串揉成一体：结构由功能体现；结构是互动关系模式；结构乃规范。同时，这三者是依靠中介变量“地位—角色”作串接的。

三、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

吉登斯希望社会结构的概念能够走出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对立，最终走向综合。他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主张以“结构的二重性”原则来取代主客观二元论。正如其所言:“我们必须从概念上把这种二元论重新构建为某种二重性,即结构的二重性,这一假设正是结构化理论的基础。”[7]40

1.社会结构的含义与构成。跨出主客体对立的两极化思维后，吉登斯以十分不同的思路对结构予以了界定。他指出：“结构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8]377“结构可以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但不是具体实践的外显模式，而是一些记忆中的原则。结构本身也不是具体的存在，它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它必须以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结构对于实践，如同语言规则对于说话行为的差异。结构恰似某种抽象的规则，它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8]17

根据吉登斯的观点，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它构成行动的内在因素，是潜在的、非具决定性的情境界域。作为行动的规范,规则为行动者提供相关的方法论与技术,被行动者策略性地加以利用。因而规则不仅仅是对行动的限制,同时也是一种建构性的因素。此外，与某一簇举动一一对应的游戏规则不同，规则乃是同社会实践活动相联系而存在的一系列相互连接与交错的规则群。资源构成行动的外在条件，是行动者开展具体行动的材料。吉登斯区分了两种作为结构要素的资源：权威性资源和配置性资源。前者指在权力的实施中的非物质资源，其源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是一种强加于人的能力；后者指在权力实施中所用的物质性资源，是一种强加于物的能力。在吉登斯看来，行动者在利用资源时,其实际上是拥有了权力,他们动用权力改变他人的行为,从而行动者具有改变社会结构的能力。规则和资源的不同组合形成不同的结构。其中，规则作为结构中相对稳定的部分有制约作用，而资源作为能量则是引发积极变动的力量，故而导致结构既有制约性又有能动性。[8]170“这样,吉登斯把社会结构看作是被行动者所用的东西,而不是到处挤压行动者的外在事实。在吉登斯概念中,社会结构充满了转化性和灵活性,它是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的一部分,是被他们用来在时空之中创造社会关系的模式。”[9]也就是说,社会结构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创造性两种品格,且这两种品格是融汇而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相信马克思那句话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们总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7]17

2.社会结构的类型与关系。在吉登斯看来，结构化特征就是各种规则与资源的转换与“束集”。社会结构性特征正是通过这些模式体现出各种形式的支配与权力。规则与资源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人类社会的构成就是人们依据一定的规则与资源在跨越时空上的组合，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制度类型。吉登斯主要区分了四种类型的社会结构特性，即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并做出了与马克思和帕森斯社会结构理论的不同阐释。在他看来，经济制度以配置性资源为主并且包含了权威性资源、解释性资源规则和制裁性规则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一种经济关系，属于社会经济领域；政治制度主要以权威性资源为主并包含了配置性资源和其他社会规则等要素，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法律制度以规范性规则为主并包含了权威性资源、配制性资源和解释性规范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人与人在运用规范来制裁中的服从与否的一种思想关系；符号秩

以解释性规范为主并包含了权威、配置性资源等要素，它所体现的是运用解释性框架来沟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一种意义关系，是社会生活中的符号领域。吉登斯认为这四种制度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中。

3.社会结构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结构的存在绝不能脱离实践。一旦离开实践，构成社会结构的规则和资源都会变成不能自我运作、不能腾空出世的抽象体。社会结构只有在实践中才会有动力，才具有灵活性。基于此种认识，吉登斯导引出了其著名的“结构二重性”观点：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是人类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吉登斯认为，其结构化所要解释的，既不像决定论（如马克思和帕森斯的社会结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强调社会结构如何决定人们的行动；也不像解释社会学和现象社会学所宣称的那样关注人的行动如何建构社会；其关注的焦点在于行动怎样在日常的生存条件下被结构化，以及行动的这种结构化特征又怎样由行动者本身的作用被再生产出来。社会结构意味着这样一个世界，即行动者具有其能动性的同时也受客观存在场景的制约。

4.社会结构的变迁。吉登斯认为,行动者及其行动都是能动的,因为行动过程是“充满技能的行动过程,而不是一系列机械过程”,行动者具有反思性监控能力。吉登斯据此提出了行动分层模式,主要包括三个要点:其一,行动的反思性监控。行动者留意、计算行为的后果,以便能够了解自己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通过反思性监控,行动者对其所做的事情和后果都有相当的了解。其二,行动的理性化过程。行动者对自身活动的根据始终保持“理性的理解”,从而具备了处理问题的“资格能力”。其三,行动的动机激发过程。吉登斯区分了理由和动机，他认为理由是行动的根据,而动机则是激发这一行动的需要。吉登斯的行动分层模式将对行动的反思性监控、理性化及动机的激发过程视为植根于行动中的一系列过程,表明行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流,是一个过程。在吉登斯看来,由于行动者“具有知识”，且这种知识是反思性的，从而使自我反思和相互反思所构成“相互知识”成为行动的内在因素。然而行动者在知识上的不完满，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行动的意外后果。正是各种“意外后果”的发生，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图把约束和能动同时纳入其社会结构概念。这种综合表明，他在方法论上欲走“中间派”道路，即试图在社会性（客体性）和个人性（主体性）之间寻求一个合适的双线交汇——二重性。他从时空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结构，从动态与静态两方面对社会结构予以了深入的分析，表现出了很大的创造性。正如黄平所指出的，吉登斯“对时间—空间关系在社会科学中的核心地位的论述，到目前为止，在人文地理学以外，除了海德格尔对时间的哲学论述和福柯对空间的历史考察，还没有哪位社会学家做过他那么深入而富有新意的挖掘”。[7]379但其综合借用的术语太多（不仅沿用了以往结构分析使用过的规则、系统、体制等概念，同时又加入资源、知识化、实践等术语），使得结构概念脱离了经验论的实证层次，导致人们难以在观察或思维中真正把握结构的范型。此外，其“记忆痕迹”等概念尽管为结构理论增加了弹性，但此类概念不把思想当成在场事物的一个模式，而是当成在场和不在场事物的交叉，并要求从表面现象推出潜藏在结构底层的符码意义。这不仅再次增大了发掘结构形构过程的难度，也使得结构的边界更加模糊、泛化和虚化。由于包罗万象而使结构概念复杂化，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淡化了社会结构概念最初的明确指向——秩序分析，导致其针对性和解释力明显下降。[1]此外，从吉登斯对“记忆痕迹”、“结构底层符码”等的强调远远大于其对“经验事实”、“表层结构”等的强调可以发现，他的“综合”明显偏重虽属宏观的但却是主观的一方，譬如他的“时空延伸”的概念，像是在宏观层面上操作，但其来源却是行动主体的“记忆痕迹”和“结构符码”。可见，吉登斯更加关注结构的内在于行动者,强调的是结构的可利用性,而非制约性，强调的是行动者的能动性，这与其消除二元对立的理论目标是相悖的。

四、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帕森斯和吉登斯的社会结构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在社会结构的含义上，三者均表现出了对“关系”的理论兴趣。在马克思看来，特定的社会结构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体现；对帕森斯而言，社会结构即制度化的社会互动

关系模式；根据吉登斯的观点，社会结构乃是规则和资源在跨越时空的实践中的组合关系——社会结构作为社会系统纵向上的一种虚拟关系，促使了无数具体的实践活动（包括在场与不在场的互动）跨越时空能持续进行，在横向上则体现为社会关系的模式化（即在场与不在场的整合）。但是，马克思和帕森斯眼中的作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现象的某种模式化”的社会结构，[10]是一种体现为人的行动的“外在之物”的实体性存在，并从根本上制约着行动主体的自由创造和能动性。而吉登斯眼中的社会结构并非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的“使社会系统中的束集在一起的那些结构化特性”，[11]它没有时空的边界，且必须以知识的延续（记忆）或实践的延续才能存在，因而只是能使某种构造性行为成为可能的虚幻的存在。

在马克思和帕森斯的结构理论中，社会结构存在层次的高低，并因此体现出不同的重要性。马克思把社会结构分成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三个不同的层次。这些层次构成一种塔式等级阶梯，即经济结构处于底层、政治结构居中和社会意识形态结构为上的等级制。这三个结构层次是相互关联的，但不同等级结构之间的关系都是由低一级的关系决定的。帕森斯把社会结构分成经济系统、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等四个功能互补的子系统。各系统之间存在着控制论的等级结构，并交换着信息和能量：信息等级高的系统制约着低一层次的系统对能量的利用，与此同时，低一层次的系统为高一层次的系统的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手段。在马克思看来，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是经济结构。在帕森斯眼中，最重要的社会结构是文化结构。吉登斯把社会结构区分为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符号秩序，并认为这四种结构不是独立的实体性存在，而是相互统一于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它们之间的差异仅在于规则与资源的互动以及组合方式侧重点不同。从吉登斯的理论目标而言，这四种结构是不存在高低之别的。但从他后来对“生活政治”的强调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更加重视政治结构。

在社会结构的存在条件上，马克思和帕森斯都表现出了对“功能”的偏爱。结构被看作社会关系的网络模式，功能则表明这些内在网络模式的实际运行。结构在这里基本上是作为一种描述性概念，其主要的描述职责通过功能去完成。但是，帕森斯对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更多的体现为一种静态共时性的研究；马克思对社会结构的功能分析则倾向动态历史性的研究。帕森斯的功能分析忽视了因果分析；而马克思的功能分析贯注了因果分析。吉登斯则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从“需要”和“功能”的关系的角度解释社会历史，这是一种历史功能主义思想。[12]二者均具有把社会历史划分为共时与历时、静态与动态的功能主义特色。所谓共时即取社会的某一“横截面”、以“拍快照”的方式研究社会结构，此时历时的角度被隐蔽，只是从静止、共在的角度进行研究；历时即动态的研究方式，就是研究社会如何随时间而变迁，但这种研究方式却又忽视了“共时”。从共时与历时、动态与静态角度对社会结构进行肢解，其最大的问题是割裂了“时间”与“空间”维度。在吉登斯看来，社会结构只能存在于跨越时空边界的“知识的延续或实践的延续”中——即组合规则与资源的社会实践中。

在社会结构的变迁动力上，马克思强调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内部矛盾；帕森斯强调社会结构的分化；吉登斯则关注行动者的反思性行动的“意外后果”。在社会结构的变迁方向上，马克思和帕森斯都可被视为进化论者。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整体结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结构分化的最终结果就是系统社会适应性的提高。二者均隐藏着吉登斯所谓的进化论观的“调试”的基础性概念。而吉登斯则强调社会结构变迁的偶然性——社会结构的变迁既有可能沿着进步的方向，也有可能走向倒退。

毋庸置疑，马克思、帕森斯与吉登斯均为社会学中社会结构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社会结构理论不乏共同之处，但更多地体现为差异和分歧。在他们的理论中，我们依稀可以发现社会结构概念的演变趋势：从外显可见的结构到隐蔽不可见的结构；从实体性结构到关系性结构，再到规范性结构，或者说，从现实性结构转向逻辑性的抽象结构。

参考文献：

[1]周怡.社会结构：由“形构”到

“解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之走向[j].社会学研究，2000，（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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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arsons,t.social system[m].new york:free press,1951.

[6]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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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anthony giddens.the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m].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1:92.

第6篇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当然不限于产业结构调整，它还包括所有制结构调整、地区结构调整、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内容。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质是国有资本分布结构的调整。从形式上看，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表现为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原有布局的变动，但就内容而言，它是国有资本的流动和再配置。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是由国家制定的，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是结构调整的战略决策主体。同时，国有资本是以企业为载体、配置于企业之中的，结构调整具体表现为企业的资产重组活动，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以下简称国有企业或企业）是结构调整的行为主体。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存在政府和国有企业两级产权主体，这是由国有资本经营中的委托―关系所决定的。

国有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其生产经营及资本运营目标一般来说有别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对于分布于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来说尤其如此。问题的实质是：怎样在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前提条件下，使国有企业资产流动重组的方向同政府结构调整目标保持一致？或者说，怎样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维护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发挥其在资本运营中的主动性和活力？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双重身份，由此，政府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中可以发挥两类职能作用。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政府的职能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通过行使这些职能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实现社会稳定和秩序，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公共产品。政府行使这类职能作用的对象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的，这些职能不仅为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为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宏观经济环境和社会条件平台。政府职能对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作用是基础性的，也是外部性的，是结构调整目标实现机制形成的非主要影响因素。

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政府的基本职责是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其中内含了推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的内容。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专职机构，负有对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进行规划、指导、监督和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有效的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机制的形成，首先，依赖于国资委制订（由政府批准）的结构调整规划和目标是否科学可行；其次，依赖于能否发挥国有企业在结构调整中的行为主体作用，保证结构调整决策与国有企业具体行为两者之间的协调、互动和趋同。这是实现国有经济结构调整预期目标的两个关键环节。

科学可行的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决策和规划包含如下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结构调整规划和调整目标要符合国民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国家产业政策和本地区实际，调整规划本身具有科学性；二是结构调整规划和调整目标要与企业的发展战略具有“兼容性”，两者方向一致或接近，调整规划本身具有可行性。为满足上述要求，以下几个问题十分重要：第一，在结构调整规划和调整目标制定中，应当采取自下（企业）而上（政府）的方式，一般应在企业提出发展战略或重组意向的基础上，由国资委依据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研究制订本级政府的结构调整规划。第二，所制定的调整规划和调整目标应当是方向性的、指导性的，要为企业的资本经营运作留有一定的余地空间，不能干预企业的经营自。第三，结构调整规划应当根据本地经济社会环境和企业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修订，实现经济结构的滚动调整。不仅国资委可以对规划提出修订意见，企业也可以提出修改要求，保持调整规划动态上的科学可行性。第四，调整规划既要有明确的重点目标，也要有统筹兼顾的考虑，使国有经济结构调整与推动科技进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相结合。

第7篇

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工业化;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00502

1 什么是二元经济结构

二元经济结构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来的,用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工农城乡之间的对立及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分化。“二元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由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组成,一是传统部门,劳动生产率很低,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是负数,剩余劳动力比较多,报酬极低;二是现代部门,劳动生产率较高,人数较少,工资较高。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2 二元经济结构的危害

2.1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业经济发展缓慢

由于国家长期在资源配置上的倾斜政策,农村投资比重小,农业基础设施不健全,造成长期以来我国的农业一直保持着家庭式的、自给自足的发展状况,农业协作程度低、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从而农业经济发展缓慢。

2.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内需不足

长期“亲城市,远农村”的政策已经严重影响了我过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无论从我国当前经济状况还是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扩大内需都非常必要。目前我国农村还不是能支撑工业发展的现实市场,我国农村居民现在仅能满足温饱,收入特别是货币收入过低,难以消化过剩的工业产品,农村消费配置设施落后也限制了农民对于工业品的现实需求。农村市场目前还只是潜在的巨大市场,而没有成为现实的巨大市场,农村市场目前状况无法支撑城市工业的高速发展。没有完善的城乡市场交换,城市工业发展就越来越脱离农村,宏观经济内需不足将导致我国经济无法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2.3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发展

城乡分隔政策导致的不合理的城乡收入差距虽然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城市居民的福利,但损害了农村居民的利益,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城乡分隔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隔,以城市局部利益为出发点的限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使城市职工享有与现有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的高工资,高福利,尤其是某些国家垄断行业的工资福利则更高,这抬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削弱了企业的产品竞争力。使得有些沿海企业过早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吸纳大部分城市居民就业的国有企业竞争不过民营企业,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

2.4 城乡二元经济不利于社会稳定

农民收入低下,来自农业的生产剩余减少,促使农民选择小规模的经营方式,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运做,也无法引进新技术、改良新品种、开拓新市场,这种恶性循环的农业投入方式使得我国农业非常脆弱。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则采取大规模,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单位成本低。入世以来,我国逐渐开放国内市场,这将对我国农业造成巨大冲击。从我国的具体情况看,多年来,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在宏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我国最困难的群体在农村,最多的隐患在农村,城乡差距的悬殊已成为产生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影响了社会稳定,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安定团结。

3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存在的原因

3.1 国家政策造成了二元经济结构

建国以后,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优先发展工业。一方面,政府通过计划或行政手段,来保证这一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服务与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核心问题集中在如何稳定,大量的获得农村剩余及将农村剩余集中有效地投入到工业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农村资源被大量以“剪刀差”的形式抽取到城市,以支撑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因为要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就受到不平等待遇。当时中国资本资金缺乏,外汇储备匮乏,资金动员能力也非常低下。为了确保原始积累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府部门人为地实行工农产品不等价交换,汲取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金积累。另一方面,为了尽量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实现低消费,政府又把农民固化在农业上。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城乡人口,经济与社会生活,人为的分割为两个相互隔离的部分。形成人为的城乡封闭的制度壁垒,城乡之间人口不能自由流动,两部分居民两种不同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广大农村被割裂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市与农村发展严重分化。直到今天,这种围绕“行政主导型二元经济结构”设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3.2 市场力量形成新的二元经济结构

农村收入水平低部分原因是农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当城镇居民的收入提高后,人们倾向于把增加的收入中的一个较小部分用于购买农产品,而把更多的资金用于购买其他商品。因此人均收入提高所产生的需求刺激,在农业中比在其他产业中小。于是在需求方面就导致了农村收入水平增长远低于城市。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资本拥有量提高,比较优势逐渐转向其他产业。相比而言,大量的现代工业部门集中在城镇,工业部门的行业利润率长期高于农业部门,所以城镇的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城镇居民的收入提高也较快。加之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我国的经济运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不断加强,二元经济结构的变动由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逐步向市场导向过渡。这个阶段,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城市消费的大部分项目的支出,如住房,汽车,电器,旅游以及其他一些服务业的消费项目与农村或农民没有太大关系,而使城市居民的收入很难回流到农村。即使是原来许多由农村或农民提供的食品,现在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国际市场的进口,城镇人口日常生活的大部分依赖于城市而不是农村。这时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联系出现了一种新形式的断裂,形成了“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经济结构”。

行政和市场等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使我国经济形成了恶性循环发展体系,使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目前尽管户籍制度的改革在不断向前推进,但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一种恶性的自加强循环体系,使得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持续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即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并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又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发展滞后又束缚着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使得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减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反过来加剧了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

4 转变二元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4.1 加快城市化进程,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城市化主要有二个方面,一是人口城市化,即农民工进入城市建设城市;二是农民生活方式城镇化,按照城市化的体制来建设农村,提高农民生活质量。这样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另一方面,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可以提高农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促进消费增长。加快城市化进程首先需要破除行政壁垒,制定吸引农民工进城的政策。其次应破除经济壁垒,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后,还应制定合理可行的城市发展战略,加快发展大中型城市,发挥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

4.2 协调工业化战略,促进农业现代化

建国初期的工业部门主要是制造业部门且被确定为国民经济的优先增长部门。制造业部门特别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成为工业化的基本内容,而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没被给予足够的重视。协调工业化战略是针对片面工业化战略的弊端提出的。协调工业化在以工业为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的同时,兼顾到了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协调发展,做到以工促农、工农共同发展,着力加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协调工业化战略能够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能够适应当前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村资源的整合和适度的规模化生产也有利于发展现代化的农业。

4.3 统筹城乡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在城乡发展规划、城乡资源配置、城乡产业发展、城乡基础设施、城乡社会事业各个方面做到统筹发展。加大财政对农村发展的扶持力度、对农村发展进行一定的政策倾斜。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科教、文化、卫生方面的投资,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增收。

总之,只有农村发展了,农民富裕了,才能增加国内的有效需求,也才能促进整个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形成一盘活水。所以,只有实现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二元经济结构才能真正得到改变,从而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阿瑟.刘易斯.发展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雷晓宁.我国城乡差距的质变及政策含义[J].重庆:改革,2005,(04).

[3]王郁昭.农民充分就业是走出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N].中国经济时报,2005930.

[4]任保平.加快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4,(6).

[5]杜小军,苌花荣.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持续存在并加剧的成因[J].商业研究,2006,(1).

第8篇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structural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第9篇

一、何谓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

（一）发展经济学。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概念界定众说纷纭，并不统一。本文采用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的解释：发展经济学是研究农业国家或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发展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发展经济学是指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和学说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其理论可以溯源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中涉及到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狭义的发展经济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农业国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所谈的发展经济学是指狭义的发展经济学。

（二）结构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的基本理论要素包括其发展观、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描述、资本形成理论、伪装性失业理论和国际经济理论。而指导这些理论的分析方法的对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1.对经济结构构成的分析：经济结构的构成在结构主义者当中说法不一，根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马颖和陈波的归纳分析，其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结构构成是指宏观意义上的整个经济各个部门的构成及相关变量，包括有关的经济活动部门和作为生产中主要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投资等变量；第二，结构构成是指按经济活动部门所组成的部门结构或者按某种需要来划分的经济结构。”[1]其中大多数学者运用第二种含义进行分析。例如W.A.刘易斯有关二元经济结构的分析。霍利斯·B·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即是按经济活动的部门结构进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钱纳里是按积累过程（包括投资、政府收入和教育三个类目）、资源配置过程（包括国内需求结构、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三个类目）、人口与分配过程（由劳动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转型、收入分配四个方面构成）这三个过程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的。其认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稳定的关系。”[2]2.对经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构主义方法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转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学派研究纲领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结构转型”亦称“结构变迁”(thestructuralchange)。它们被钱纳里定义为“需求、生产、贸易和就业构成的一组互相关联的变化，而“需求、生产、贸易、就业构成的各自的变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产生的资源配置格局转移的不同方面”[3]；赛尔奎因则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4]从钱纳里和赛尔奎因两人对“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的定义中可看出两层含义：第一，“结构转型”本身就涵盖了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而赛尔奎因的定义中提到的“各部门”实际上也是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结构转变”过程同“结构转型”过程是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结构转型”的作用因素，影响着“产业结构转变”。3．对经济结构与经济现象之关系的分析：结构主义者还透过经济运行中的众多变量，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他们看到了影响经济运行的诸多因素，指出，在一国经济中，劳动市场二元结构、农业、运输、动力、进出口等行业都被列举为结构刚性。如农业部门对价格激励做出的反映严重滞后于工业部门，往往会成为导致发展中断的瓶颈；运输和动力等基础设施部门中的刚性表现为生产缺乏伸缩性，对价格反映存在滞后性；这些部门还会因为投资不足而拉整个经济的后腿。

二、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方法工具例析

在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指导之下形成了具体的研究方法，著名经济学家霍利斯·B·钱纳里、M·赛尔奎因即在产业结构转型研究中倡导“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和“广义的结构转型”分析方法。以下通过对两种研究方法的概述，对这两种方法做出评价。

(一)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变方法。狭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主要指统计方法与投入——产出法。最早对产业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三个部门就业人数的变动入手，研究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不断缩小，工业部门先增大后缩小，而服务业处于部门不断增大趋势；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产业结构转变的两个基本方面。库兹涅茨对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进一步发展，他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一书中，指出了有关农业、工业、服务业这三个部门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关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别表示部门产出和国民总产出每10年的增长率，ai为部门某一时期占国民总产出的比重对10年前该部门占总产出比值的比例。通过分析一个世纪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各自占国民总产出比重的变化可以得出ai，再经过对国民总产出增长率进行估算得出各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进而描述各部门的变动趋势。该公式基本描述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变动趋势，为结构主义研究的精确化作出了贡献。

霍利斯·B·钱纳里将克拉克和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又作了进一步推进，在他与M·赛尔奎因1975年合著的《发展模式：1950——1970》一书对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结构变动作出广泛的统计上的解释。在该书中其除了使用传统的统计方法之外，还巧妙地使用了相关分析。他们为了创造一整套可以对更为广泛的可获得的数据进行度量的方法，专门设计了对包括积累、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内的10个基本过程进行描述的27个变量，以便分析与各国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产业结构转变。

钱纳里率先用投入——产出方法来分析产业结构转变，早在1959年，在他与克拉克合写的《产业关联经济学》一书中，就第一次运用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地论述了产业间的结构关联问题。这一分析方法共两个步骤：第一，用于投入产出方法来细化行业分类，建立起全面的产业结构转变分析框架，用以克服传统的统计方法在分析结构转变方面的缺陷。他们通过对中间产品使用比例wi和中间产品投入比例uj进行计算，将产业结构中的各行业细分为四种类型：中间产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产业(钢铁、石油制品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间产品投入比重低的产业(农林业、煤矿业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却偏高的产业(服装、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间产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产业(渔业、运输业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着产业关联程度的强弱。

（二）广义的产业结构转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纪60——70年代问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运用该模型讨论经济问题。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够对经济全面地加以模拟的巨大优势，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们以结构主义的假设，使之能按照结构主义表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问题。结构主义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响尚存，被新一代结构主义经济学家所继承。恰如新一代结构主义领军人物泰勒所言，结构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在于一个经济的制度以及各生产部门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配关系，在决定这个经济的宏观经济行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结构主义学家改变传统方法一般地分析产业结构的转变，而是从某一具体角度来研究包括产业结构转变在内的广义的结构转型。例如,CGE模型被用来分析短期内在外汇短缺前提下调节政策的选择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以说明宏观调节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联所在；CGE模型还被用来讨论包括货币、债券和分割的可贷资金市场在内的金融压抑问题,使其既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结构特征,又能解释市场不完善条件下各种替代机制的宏观经济学本义；而且，工资水平、生活状况、金融资产收益、资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纳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贸易条件变化对发展中经济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应。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尔曼——罗宾逊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在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CGE模型的基础上,建构了第一个结构主义CGE模型,讨论了韩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与广义的结构转型相伴随的收入分配问题。

三、对发展经济学经济结构主义方法的评价

结构主义方法产生于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之后，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早期新古典主义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战之后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会显现出许多不足。

（一）理论框架的粗糙。虽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为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理论框架过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结构思路更接近现实,但不如新古典主义方法那样严密。结构主义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陈述为特征，还远未达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显然是想建构能将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经济参数包纳进来的理论模型，但由于变量太多,致使理论框架显得过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结构主义框架此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结构主义所依赖的逻辑基础主要是归纳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据的逻辑基础主要是演绎法,故而这一方法从根本上很难达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结构主义方法的数学化形式表达难以包括所有影响经济运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约。

第10篇

作为一个战略目标，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早在十几年前就已在政策层面被提出。然而，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过去十年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善。但是，笔者判断，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结构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首先，在政策层面，“调结构”的内容已经逐渐从零散到系统，从概念到具体，进而有了量化的指标。其次，同时也是更为重要的因素，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表明，中国经济很可能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拐点。

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阶段，正处于与日本40年前和韩国20年前大体相当的水平。在达到这一发展水平后，无论日本还是韩国的经济结构都发生了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具体表现为，在生产结构上，工业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明显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开始快速上升；在支出结构上，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而消费的比重则快速上升；在收入结构上，企业利润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而劳动者收入的比重则在快速上升。

另外一个重要规律性是：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这些深刻的经济结构变化则表现为，相对较低的实际经济增长和相对较高的通胀率。

这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趋于成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由可贸易行业向不可贸易行业转移，进而导致经济整体的平均生产效率增长减缓，引发较高并可持续的通胀。因为，不可贸易行业（比如餐饮、运输）的生产效率增长通常会比可贸易行业（比如家电制造、电子信息）的生产效率增长更缓慢。

要让已经适应了可贸易行业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比如劳动力、现有基础设施）去适应不可贸易行业，需要花费较长时间和付出巨大努力。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经济整体的生产效率增长会倾向于减速，从而，若要实现与较前同一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应的通胀压力就会上行。

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这轮通胀，很可能是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相对较高通胀通道的开始：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平均每年的涨幅只有区区的1.9％；在未来的十年里，该价格指数平均涨幅肯定会更高，落到3％－5％的区间当属大概率事件。

货币应该是造成中国本轮通胀最直接因素。在2011年，我们 “迎通胀”的一个含义是，鉴于应对危机过程中超发的货币，通胀的来临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判断2011年应“迎通胀”，它的另一个含义是――即使本轮通胀由于货币政策的紧缩而告一段落，未来的通胀也很难回归到危机前的低水平。

诚然，通胀永远是货币现象。然而，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相对较高通胀通道的判断，并不是基于对货币增长速度预测而作出的。中国经济在总量层面所发生的深刻结构演变，在价格层面则表现为，不同行业和部门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其相对价格体系也将发生同等深刻的变化。

在理论上，相对价格体系的变化通过有些产品和服务（如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另一些产品和服务（如家电、服装）的价格下跌来实现。然而在实践中，由于客观存在的名义价格的向下刚性（亦称黏性），相对价格体系的变化则通常通过有些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较快，而另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较慢来实现。

在结构转型中，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更多来自服务业而不是工业制造业。同时，相对价格调整意味着，有价格上涨压力的行业，其产品和服务相对更多，从而对整体的价格水平（即通胀）形成上行压力。这样的价格总水平上涨压力，来自经济调结构的客观需要，也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

当然，价格总水平上涨能否实现，取决于与其相适应的货币环境。过紧的货币政策，固然会把通胀率控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它同时也会阻滞新的相对价格体系的形成和调整，从而不利于加速“调结构”。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中内在的价格上涨压力较大，过松的货币政策，更容易导致全面的通胀。

第11篇

西方最早认识到农村金融与农业增长具有紧密联系的是美国学者Joseph Schumpeter ，他们指出农村金融能够推动农业经济增长。此后，有更多学者认识到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对农业增长的促进作用，如德国学者Goldsmith提出农村金融影响农业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理论。    

Shan认为农村金融活动与农村地区经济增长存在双向Granger关系，其他来自于发达国家的样本数据也说明了农村金融与农业发展存在良好的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影响关系。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与其他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没有质的差别，是指剔除以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投人后所有其他要素所带来的农业产出的增长率，即“索洛剩余”，在一国(或地区)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起着越来重要的推动作用，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已经成为替代传统生产要素投人且贡献度持续不断提高o    

黄惠春选取江苏省发展水平不同地区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为研究对象，对农村金融市场结构及市场绩效进行了系统的比较评价和定量检验，为国内农村金融市场结构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的深人探究提供了新的案例依据。    

肖干和徐认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和效率与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呈正相关关系，并提出了提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政策建议。    

田杰、刘勇和陶建平研究认为农村银行业集中度的下降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增长，并提出通过降低农村金融机构设认的准人性限制条件，提高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农户贷款的审批效率，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发起设认农村商业银行等中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进人农村金融市场，增加农村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的分布数量，建认集中度较低、竞争水平较高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体系和完善相应的配套政策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12篇

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就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现代结构。

第一，城乡关系上最现实的问题是“三农”，这个问题相当突出而且根子很深；第二，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难点和重点在农村，也就是说，必须解决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这样一个实质，也可以说是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所要达到的目标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变二元结构，换句话说，统筹城乡发展最后要落脚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加大？就是因为我们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深刻背景和深刻程度。

这有三个理由：第一，历史的原因。各国普遍存在的历史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各国的具体情况虽有所不同，但二元结构是普遍的。第二，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其特殊之处，这就是中国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这个背景特别重要。当时我们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这是一个唯一正确的选择。但这个选择带来两大问题。第一，钱从哪里来，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重工业需要的投资从哪里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靠内部积累，这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让农民做贡献，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为工业化积累资金；二是让工人做贡献，实行低工资政策。第二，人到哪里去，优先发展重工业投资大，提供的就业岗位少，大量的劳动力没地方去，这就是限制农民进城就业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背景。在资金和就业难题的面前，走向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体制，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生活福利制度，从供给制度到社会事业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第三个原因，在近几年进入城市化加速过程以后，继续存在“城市倾向”。在指导思想上，在政策的设计上，忽视了统筹城乡发展，在有些方面扩大了城乡差距，甚至有损农民利益。

由这三个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我国三农问题相当突出，统筹城乡发展任重道远。

第二点：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关系

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浙江党政领导的一项重要决策。正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所以有必要讨论城乡一体化和统筹城乡发展是什么关系。现在，有许多市、县编制了城乡一体化规划，在这些规划当中，对城乡一体化的含义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已经看到的一个比较好的表述是“城乡一体化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条件下，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结构”。这样一个表述，它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我认为至少要讲清三句话：第一，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的“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第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逐步转变为现代结构；第三，目的是使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或者说城乡居民有相同的共享现代文明的基本权利。

按照这样的理解，在统筹城乡发展与城乡一体化关系的理解上，有以下三点值得关注。第一，在二者的基本关系上，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是手段，统筹城乡发展是一个过程，实现城乡一体化是目标，其核心是解决城乡居民多方面存在的“两种身份”，解决城乡居民的国民待遇问题。第二，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在统筹城乡发展最后达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当中，应该说是充满着公平的理念。但这个公平的理念不能离开效率，不能过度地损失效率来达到公平。第三，要研究和防止可能出现的一些倾向。可能会产生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简单化，例如编制城乡一体化规划，就把产业、生态等等都戴一个一体化的帽子。这个一体化到底是什么含义，如何来实现，并不是十分清晰。就产业来说，在一个县的城乡一体化中，一个县的产业能否一体化，如果一个县的产业是一体化的话，那区域的产业分工会怎么样？生态一体化，一个县是否是一个生态系统，还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里的一个部分？第二种可能产生的倾向是理想化。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城乡一体化，要有一个过程，从城乡不同水平、不同方式的社会保障做起，要考虑到国情，考虑到过程，考虑到条件。要有一个推进的时序。如果没有一个时序，在实践中，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困难，或者是要求过急，或者是做不到，或者是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第三点：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

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是增加农民收入。陈锡文主任讲的钱、粮、地、人、权五个字，钱是放在第一位的，也就是增加农民收入是第一位的。虽然统筹城乡发展的基础在于“发展”，发展的一个集中表现，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看，从公平的角度看，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大致算了一下，目前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大致是2.4:1，按的基数，到20__年，假如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每年增加8％，农民收入年均增幅提高到9％，比城镇居民收入增幅高1个百分点，到20__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3:1。如果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达到12％，比城镇居民收入增幅高4个百分点，到20__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9:1，接近1990年差距的水平。要达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水平，比如全面小康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5:1，现代化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1,距离尚远，谈何容易。因此，这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切入点。抓住了这个切入点,就抓住了重点和难点，抓住了统筹城乡发展的中心环节。

增加农民收入，至少要解决四个问题，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减少农民，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二，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业结构的调整、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第三，提高农民的素质，农民各方面的素质——文化、科技、劳动技能等素质的提高，使得农民具有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资本；第四，改善农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既要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农村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更要重视为提高农民素质服务的教育、文化、科技设施。

第四点：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在于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

统筹城乡发展的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个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包括产业的分工、产业相互之间的联系、

第13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环境污染;联立方程模型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数量一直高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外资(FDI)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基础性驱动因素。[1]然而,FDI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环境压力。作为强大经济引擎的FDI,其是否对中国的环境污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FDI影响环境的机理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无疑具有较大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FDI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研究结果也众说纷纭,相关结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有益论。Birdsall(1993)、Lopez(1999)等认为跨国公司通过向东道国传播绿色技术,从而有利于东道国的环境污染减少。[2]Porter(1995)、Kevin Grey (2002)、 Lyuba(1999)、David(2001)、Jeffery(2002)认为跨国公司建立和推广TNCs(全球控制),示范带动东道国企业实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使东道国环境得到改观。[3]邓柏盛(2008)、刘燕 (2006)、许士春 (2007)的研究也表明FDI对环境有改善作用;[4]二是损害论。较普遍的看法是东道国较弱的环境规制会吸引环境规制较高国家的投资,从而使东道国成为污染避难所。Zarsky (1999)Smarzynska(2001)、Kolstad(2002)等人的研究证实了“污染避难所”假说。[5]应瑞瑶、周立(2006)、吴玉鸣(2007)、温怀德等(2007)利用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生态环境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6]三是折衷论。该观点认为FDI的环境效应是复杂多维的,不能一概而论是利或弊。如Grossman和Krueger(1991、1995)、Keydiche(1993)、Runge(1994)以及Dean(1992)等认为,[7]应根据一国经济发展阶段、居民收入水平、环境政策等情况,辩证、动态的角度综合考察FDI对环境的影响。

综合上述研究文献,我们发现这些研究存在一些不足:(1)研究结论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这不仅降低结论的科学性,同时也使决策者无所适从。因此,非常有必要探讨这些结论不一致的原因。遗憾的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2)众所周知,经济-环境构成相互作用的大系统:一方面,经济增长影响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制约经济发展。现有研究中一般只考虑经济对环境的影响而对环境反作用于经济方面则较少考虑,建立的模型大多是基于经济影响环境的单向模型。这种忽视环境对经济的反作用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所得出的结论出现偏误(Dinda,2004);(3)FDI与环境污染之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规模扩大导致污染增加”的单一逻辑关系,还应该存在一个复杂的传导机制,比如,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Verbeke,2002)、收入效应(Panayotou,2000)和政策效应(Runge,1993)等。然而,现有研究对FDI具体通过怎样机制对环境产生影响并未做深入探讨;(4)既有研究大都侧重于从宏观层面整体上考察FDI对环境的影响,很少从行业层面来具体研究FDI对环境的影响。

鉴于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笔者在借鉴JIE-HE(2005)研究思路的基础上,[8]建立一个基于FDI―经济(产出、结构、技术)―环境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试图在以下方面进行新的研究探索:(1)采用联立方程模型,系统刻画各变量之间“双向”乃至“多向”的相互作用关系;(2)力图从规模、结构、技术和环境规制等方面探究 FDI影响环境的内在机理;(3)试图从产业层面来考察规模、技术、结构效应以进一步印证分析结论。

二、理论分析、实证模型及数据

(一)理论分析

1.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理论中生产要素主要包括物质资本(K)、人力资本(H)、劳动力(L),环境资源等被认为是取之不竭的而未予考虑。事实上,经济与环境构成相互影响的大系统:经济增长会影响环境质量,而环境(恶化)反过来也会制约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在本文中,环境(E)作为一种要素纳入经济产出模型:

Y=f(K,FDI,L,H,E)(1)

2.经济(产出、结构、技术)对环境(规制、污染)的影响。在众多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模型中,我们认为Grossman和Krueger的分析框架最为简洁、最具解释力。Grossman和Krueger(1991)创造性地将经济对环境的影响分解为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环境)技术效应。[7]据此,并考虑现实中日益突出的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可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表达为:

E=e(Y,S,T,R)(2)

其中,Y代表经济规模。通常认为,经济增长往往伴随导致经济活动副产品――污染排放的增加;S代表经济结构,因为,经济增长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变动对环境产生影响:当一国经济处于工业化阶段时,第二产业比重的上升将带来环境污染的加重。而当一国经济结构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时,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将带来更小的环境压力。Antweiler等(2001)利用格兰杰检验证明FDI是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原因。[9]这样,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可表达为:

S=W(FDI)(3)

T代表技术。FDI对环境技术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二是清洁技术的采用,三是技术的溢出作用。Lecchumanan等(2000)研究发现,FDI有益于一国的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一国的环境水平。Verbeke(2002)认为,技术进步会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使资源得以大量节约进而减少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FDI对环境技术水平的影响可表达为:

T=k(FDI)(4)

R代表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以环境保护为目的而制定并实施的环境标准、排污规定、治理费用投入等各种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的总和。当一国采取严厉的环境规制时,污染产业的比重降低,规制对环境产生正面的影响;反之,宽松的环境规制导致国内企业大量排污的同时,也会诱使国外污染产业转移国内从而恶化本国环境。一般来讲,伴随收入水平(Y)提高公众环境需求将增加,进而要求政府实施更严厉的环境规制。这样,环境规制的影响因素可表达为:

R=g(Y,E)(5)

3.产出对FDI的影响。根据投资意图, FDI有垂直型(vertical)和水平型(horizontal)之分(Copeland,2001),水平型FDI偏重东道国的市场潜力(我们用收入Y来表征),垂直型FDI则青睐东道国的劳动力等低成本(用工资W来表征)资源。这样,FDI的规模可表达为:

FDI=(Y,W,R)(6)

可见,FDI与经济、环境之间不是单向影响而是交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一方面,FDI与产出之间、产出与环境之间、环境污染(E)与环境规制(R)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双向反馈机制。另一方面,FDI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规制效应等途径影响环境。

(二) 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由上述分析我们知道,FDI、经济、环境构成互为反馈的大系统,使用单一方程无法刻画变量之间交错影响的复杂关系。受JIE -HE模型的启发,我们尝试将这些变量相互作用的关系组建联立方程系统。联立方程组具体构建如下:

lnEt=p10+p11lnYt+p12lnSt+p13lnTt+p14lnRt+x1t(7)

lnYt=p20+p21lnKt+p22lnLt+p23lnHt+p24lnFt+x1t+p25lnE+x2t(8)

lnSt=p30+p31lnKLt+p32lnFDIt+x3t(9)

lnTt=p40+p41lnTt-1t+p42lnFDIt+x4t(10)

lnRt=p50+p51lnEt-1+p52lnTt-1+x5t(11)

lnFDIt=p60+p61lnTt-1+p62lnWt+p63lnRt+x6t(12)

其中,下标t表示年份。式(7)为污染方程。在Grossman and Krueger(1991)将影响环境污染的因素分解为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效应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了政府环境规制因素;式(8)为产出方程。除了传统影响产出的生产要素外,环境污染变量E也作为一个要素被加入方程;式(9)为结构方程。我们选取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资本劳动比率 K/L作为解释变量,用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式(10)为技术方程。基于Antweiler(2001)的研究,我们将FDI作为影响技术的重要变量;式(11)为规制方程。它表明公众收入(Y)提高、环境污染的日趋严重,政府会加强环境规制;式(12)是根据传统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建立的方程。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我们在方程中加入环境规制变量R。

(三)变量选取以及数据来源

考虑到研究问题的专注性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以中国1988-2007年间的数据来考察FDI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我们以中国工业SO2排放量来代表环境污染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相应各期,单位为万吨。参考JIE-HE(2006)的研究,中国用当年工业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其初年(1988)排污强度乘积表征结构效应(S)。“排污强度始终为初年数值”的做法剔除了技术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这符合环境污染的结构效应定义。同时,考虑到污染重的企业一般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选用资本劳动比率(K/L)的变动来反映产业结构的变动。

影响产出的投入要素包括:(l) 国内资本存量(K)。数值设定为全国资本存量减去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差额。全国资本存量2000年的数据直接引用了张军(2004)的估计,[10]2000年之后的数据按照张军的方法计算后予以补齐;(2)外资存量F 及流量FDI。具有溢出效应和参与生产的FDI应是存量FDI。鉴于统计年鉴中所列FDI数据实际上是增量FDI,并非存量FDI。为此我们利用公式:Ft+1=(1-δ)Ft+ FDIt,将流量FDI换算为存量FDI,折旧率仍参照张军的9.6%.计算结果略;(3)人力资本H。陈钊等(2004)估算了中国各个省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2001年及以前的人力资本直接取自陈钊等的估算结果,[11]此后六年我们按照陈钊等的估算方法将其补足;(4)劳动力投入L。以各地区年末就业人员数来度量,单位为万人,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相应各期。

对于其它指标,我们用历年工业总值代表产量水平(Y),采用职工年平均收入代表工资水平(W)。鉴于完成投资额可真正反映政府在当地环境管理上付出的努力和决心,我们选取中国历年工业污染治理项目完成投资来代表该地区实际环境规制的宽严程度(R),数据同样来自《中国环境年鉴》。工资、产量、环境治理投资额等数据都统一按1990年价格进行折算。

三 、计量分析结果及其经济含义

广义矩估计方法(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 GMM)是将准则函数定义为工具变量与扰动项的相关函数,使其最小化得到参数的估计值。GMM方法允许随机扰动项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而且不需要知道随机扰动项的确切分布,所得到的参数估计量比其他参数估计方法更合乎实际、更稳健。[12]因此我们采用GMM方法对联立方程进行估计,下表是利用Eviews软件计量的结果。以下是对各种效应的具体分析。

1.规模效应。规模效应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增加将引起工业总产出的增加,工业产出规模的扩大将使污染排放增加。根据估计结果,FDI存量增加1%,工业总产出Y将增加0.22个百分点。而产出增加1%,会带来污染增加0.84个百分点。这样,FDI存量增加1%,最终导致污染排放增加0.185个百分点。

2.结构效应。FDI的进入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进而影响污染排放。 由式(6),结构变量S对FDI的弹性为负,说明外资流入导致中国经济结构朝清洁型结构转变,进而减轻了污染水平。具体地讲,FDI增加1%,将导致结构“清洁化”0.026个百分点。而产业结构每变动1%,污染排放将变动3.4个百分点。这样,FDI带来的结构效应为-0.084个百分点,即对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

3.环境技术效应。FDI的进入带来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诱致技术扩散会降低污染排放。具体地,FDI增加1%,将导致技术水平提高0.04个百分点。而伴随技术进步1%,污染排放将减少0.72个百分点。这样,技术进步引起的污染排放减少0.029个百分点。

4.环境规制效应。方程(1)中政府环境规制没有通过检验,说明了政府环境规制不力。造成环境规制效力不显的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官员处在“晋升锦标赛”体制之中,为了保持或提高自己的显示性业绩――GDP增长率,往往会放松环境污染以增强竞争优势。[13]方程(8)显示FDI的流入与规制强度正向关系,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设”一定程度上在中国存在。对此,World Bank(1997)指出,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环境质量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冲突。[14]这一问题同样反映在FDI领域,表现为各级政府为了发展本地方经济,不断降低环境标准以吸引外资进而带来环境质量的恶化。

我们将FDI通过经济规模、经济结构、技术和环境规制等渠道影响环境的机理进行梳理,并汇总整理为下图。从下图可以看出,FDI对环境污染影响途径中,规模效应最大(0.185%),依次是结构效应(-0.084%)和技术效应(-0.029%)。总的来讲,FDI每增加1%,导致中国环境在原有水平上恶化0.072%。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在FDI―经济―环境交互作用框架下建立联立方程系统,利用中国1988―2007年数据对FDI影响环境的机理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经济规模、经济结构和技术水平是影响中国环境污染的三个决定因素,环境规制对环境作用效果尚不明显。

2.FDI带来的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了污染排放,引致的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高减少了污染排放。具体表现为:FDI每增加1%,通过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环境污染增加0.185%。FDI通过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对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分别使污染排放分别减少0.084%和0.029%。总体效应是,FDI每增加1%,将使污染排放增加0.072%。

3.较为宽松的环境规制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污染避难所”现象在中国高速发展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可以得出这样几点政策建议:在未来发展阶段,要想改善FDI对中国环境的不利影响,一要着力调整FDI投资的产业导向,充分实现其正的结构效应;二要努力提升FDI质量,提高环境技术溢出的正效应;三要改进环境规制,避免“污染避难所”现象。

主要参考文献:

[1]Berthélemy, S. Démurg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o China. Revi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0,(4).

[2]Birdsall N, D.Wheller. Trade Policy and Pollution in Lation American: Where are the Pollution Haven? Journal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93(2).

[3]Porter M.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ironment competiveness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Economics Perspective, 1995(23).

[4]李惠茹.外商直接投资的生态环境效应问题研究及评述[J],生态经济,2007(5).

[5]Zarsky L. Havens, Halos and Spaghetti. Untangling the Evidence abo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OECD Conferenc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vironment, The Hague,1999.

[6]于 峰等.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环境效应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07(8).

[7]Grossman, G, and Krueger,A.(1991)“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BER Working Paper No.3914.

[8]Jie- 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Case of Industrial Emission of Sulfur Dioxide (SO2) in Chinese Provinces,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6.

[9]Antweiler,W,Copeland,B. (2001)“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10]张 军等.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0).

[11]陈 钊等.中国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基于面板数据的估算[J].世界经济,2004(12).

[12]李子奈,叶阿忠.高等计量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13]陈 刚.FDI竞争、环境规制与污染避难所,世界经济研究[J].2009(6).

[14]World Bank. Is globalization causing a“race to the bottom”in environmental standard? [R]. PREM Economic Policy Group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Group, 2000.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FDI Impact on Environment:Study on the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Zhang Xuegang1 Zhong Maochu2

第14篇

[摘要]根据批判实在论，本文认为解释学方法突出了实在的意义维度、解释活动的创造性和解释对象的有机整体性，在经济学方法论领域，这些对于克服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经验主义、封闭系统观和还原论等缺陷大有裨益，但它也有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等本体论缺陷。在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分层论、社会行动转化模型和解释性批判原理基础上，本文对解释学循环原理做出新的诠释和转化，由此提出批判实在论的经济解释学方法并初步探析了它的研究范围、基本内涵和方法意义。

[中图分类号]B026；FO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1-0048-07

一、经济研究为何要借鉴解释学方法

今天，当讨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时，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二分法似乎是不可或缺的逻辑起点。这种分野可以追溯到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自“边际主义革命”以来，剔除价值、伦理和意识形态的“经济物理学”一直成为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方法论隐喻，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其科学合理性主要通过实证主义得到论证。概括地说，实证主义认为一切真正的知识都基于感觉经验，要求在对事实的无偏见的经验观察基础上归纳推理出规律性陈述并根据经验观察检验其真实性。由于价值和道德命题的属性无法得到实证，所以它们同形而上学命题一样没有实际含义。逻辑实证主义进一步主张通过数理逻辑的形式化语言把所有的假设、规则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具有完全演绎能力的自足的体系，从而把社会经济活动作为一个整体的、严密的逻辑体系建构起来。证伪主义的猜想与反驳的“试错机制”也是基于上述二分法而言的，在检验环节上它与实证主义并无方法论区别。虽然它一度替代逻辑实证主义而为经济学家们所推崇，但正如布劳格评价的：“现代经济学确实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但它们经常在它们自以为是的实践中碰壁——它们所用的科学哲学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为特征。……现代经济学极少实践证伪主义；事实上，他们拥护证伪主义只是证明他们的天真纯朴，实难赞赏。”

经济活动或事件都镶嵌于某种情境脉络之中。对其量变和质变过程的揭示需要结合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等进行。也就是说，无论是定性分析还是定量分析，行为动机、事件的意义和价值判断等因素是无法割舍的。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命题既不能简单地被证实也不能简单地被证伪。实证主义让“经济学蹒跚而行，一只脚按照未经检验的假说行进，另一只脚按照不可检验的口号行进。”在这种情形下，经济学借鉴解释学（Hermeneutics）方法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作为一种哲学思潮，解释学仍处于争论和发展之中，拥有若干个分支流派。但总的说来，它认为社会科学具有预先解释、概念化和语言游戏等独特性。它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区别，认为社会科学的主题是阐明价值、意义、观念、规则等，主张通过研究多重意义结构和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获悉被解释者的存在，通过“视域融合”发现新的观念和意义。

解释学试图从另一个极端出发克服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带来的方法论困境。然而，它不仅没有超越实证主义的二分法，而且依赖于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否认在社会领域中存在客观的因果关系机制，进而否认基于因果关系机制解释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可能性。解释学因此有滑向唯心论的倾向。由于陷入双重的二分法，经济研究如何借鉴解释学方法仍面临一些方法论难题。笔者认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有助于克服解释学自身的方法论缺陷，促进经济解释学方法的发展。

二、解释学循环原理及批判实在论的批判

对经济学方法论而言，解释学的启示主要集中在解释学循环（Hermeneutics circle）原理中。解释学以理解为研究对象，是关于理解的自我反思和对理解的理解的哲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强调，解释活动是解释者的主体因素参与其中的能动的创造过程，解释者只有把自身置于特定的时空视域中才有真正的理解。在解释学循环原理中，首先，“此在”是自我意识的主体的存在。“严格地说，我们领会的不是意义，而是存在者和存在。意义是某某东西的可领会性的栖身之所”。其次，个别事物只有在整体的关联中才能被理解；同理，整体性只有在个别事物中才能得以展现。关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各种有意义的关联只有通过这个循环才能得以发现。再次，理解活动的完成依赖于理解的“前结构”，即一组在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决定理解的因素。“一切解释都活动在前已指出的‘先’结构中”。于是，解释学循环始终存在于“前结构”与解释者的“情境”之问，对文本的理解永远是“对于存在的在先理解”和“对于缘在结构特点的揭示”之间的一种往返运动。因此，解释学循环确定了两项任务：一是解释世界中的意义的关联是如何呈现给此在的；二是对结构的研究，这种结构构成了此在。

通过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论，解释学循环原理阐述了传统与理解之间的循环关系。伽达默尔扩展了“文本”的含义，文本几乎是覆盖一切的，泛指在时空中存在的任何能指系统，其中包括传统。我们会在传统的影响下去理解“文本”、认识事物，而且我们的理解、认知又会转变为以后再认识的传统，这种循环是不断延续的。为此，他为“前见”正名，即强调传统、成见、偏见或先入之见是人类知识中的一部分，在理解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前见’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基于理解具有“前结构”的观点，伽达默尔把“偏见”视为理解的一个必要因素，认为所有的理解都是基于某种视域而言的，个人理解不可避免地根植于某种偏见。偏见不是主观臆断，而是传统的一部分，是由历史文化决定的“视域”。偏见不是理解的障碍或局限性，而是把我们引向挖掘意义的正确方向。“个人的前见比起个人的判断来说，更是个人存在的历史实在”，因而成为“作为理解条件的前提”。他进一步指出，“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这样，他把传统与理解、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理解受制于传统，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创造性理解来自“视域融合”。

总之，解释学循环理论突出了存在（社会经济活动或事件）的意义维度、解释者的主观能动性和解释对象的有机整体性。这对于克服实证主义的价值中立、方法论个人主义、机械论和还原论缺陷是大有裨益的。但也必须看到它的两个根本缺陷。

首先，它和实证主义一样停留在经验本体论上，依据知觉或感性认识理解实在，把因果关系规律理解为经验规则。根据批判实在论，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实在”或“事实”可以被区分为重叠的但本体不同的三个领域：经验领域（指经历与现象）、实际领域（指事件或事态）和真实领域（指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前两者属于经验性的“表层实在”，第三者属于具有“超验效验”（transfactual ef-ficacy）的“深层实在”，即不能为人的经验所直接感受到的实在。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以下两种情形：一是指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的存在状态是潜在的，没有实际运行或没有生成实际效果；二是指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当事物进入一个由相关事物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之中时，它的基本力量、机制虽然已被释放或激活，但由于受其他干扰力量和机制的抵消，我们无法直接凭经验感知它们的存在。实证主义只承认实在的经验领域，把存在的本质等同于外在现象、事件或经验规则。同样，基于经验本体论，解释学也不能正确地处理社会观念、解释学循环与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次，它违背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原理。为反对实证主义，它采取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把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理解为思想观念的运动，把研究内容简化为关于主体关系的各种模态，因此实证主义仅适用于自然科学，不适用于社会科学。根据批判实在论，即使是在自然科学中，实证主义也是错误的。其根本错误在于坚持经验本体论，否认实在的真实领域，把在特定时空中生成的事件规则或经验定律视为事物内在的结构和因果关系机制。所谓的“实证”不过是归纳并验证事件所呈现的恒常的经验规则性。在自然科学中，实验方法掩盖了实证主义缺陷。实验方法建立了一个人工的封闭系统，把所有其他潜在的、起着抵消或强化作用的机制隔离出去，在此基础上通过事件规则回溯性地揭示事物内在的结构、力量和机制。所谓规律性发现，其本质是阐述某种结构、力量和机制，其条件是某种封闭系统。对规律的经验确认必须借助某种封闭系统，实验不过是借助经验的手段揭示某种超经验的实在罢了。显然，实证主义不能作为科学实验的方法论。在社会领域中，由于封闭系统几乎是无法建立的，所以实证主义方法论缺陷暴露出来了。解释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基于自然社会二分法来讨论实证主义的适用范围，认为社会科学不存在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结构、力量和机制，这不仅是对科学实验的误解，而且违背了人、自然和社会的统一性原理。

三、社会行动转化模型与解释性批判原理

批判实在论既承认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有着本体论上的统一性（类似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致力于揭示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结构、力量、机制和趋势），又强调社会科学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这种方法论立场体现在它的“社会行动转化”模型中。

该模型阐述了人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它认为社会和个人是具有本体论差异的两类事物或实体，社会存在既不能离开个人及其行为、意志和信念，又不能够被简单地化约为这些因素，社会领域具有更为复杂的分层性、突现性和结构的能动转化性等特征。存在着从社会到个人的不断社会化过程和从个人到社会的再生产和变革过程（见图1）。一方面，各种社会关系、结构、机制、制度等独立于个人而存在，与自然界一样具有客观实在性。相对于个人而言，它们总是先在的，是社会化的结果，是个人有目的的活动的约束条件。个人的能力、习惯、观念、信仰等要适应给定的社会关系和复杂环境，个人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这种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结构、力量及其运行机制的存在又依赖于个人有目的的活动，是人们再生产和变革的对象。通过个人的社会实践或对象化活动，社会关系、结构和机制等得以再生产和变革。社会变迁并不是由什么神秘力量推动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有目的的活动的无意识的社会后果。

对经济学方法论而言，社会行动转化模型有如下三个本体论启示。首先，社会经济关系、结构、机制的存在具有三个方面的依赖性。一是具有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依赖性。它们本身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结果，是人们再生产和变革对象，只有相对的自主性。二是具有对思想观念的依赖性。它们不是独立于行为者的思想观念之外的，而是本身就蕴含着行为者的利益选择、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描述的事实中的一部分，并参与到社会关系、结构和机制的再生产和变革之中。三是具有对时空条件的依赖性。它们只有时空上的相对持久性和局部有效性。这三种依赖性否定了实证主义的哲学基础。

其次，基于上述三种依赖性，经济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而且包括对信念、价值判断和意义的诠释。经济研究对象的内在构成要素是二元的。经济科学不仅要揭示现存的社会经济关系、结构、机制的质变，而且要解释与它们相关的社会历史意义。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复杂的因果关系，不能把信念、意义、价值等仅作为人文视域中的话题与经济研究剥离开来。它们也是经济研究对象的基本构成要素，是社会经济结构、机制的基本属性，是进行因果关系解释的基本内容。这正是社会经济结构、机制不同于自然界事物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批判建立在割裂“事实”与“价值”基础上的所谓的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的二分法。正如巴斯卡指出的，社会科学不仅要揭示现存的社会关系、结构、机制，而且要解释与它们相关的社会历史意义，通过对观念的批判和意义的发现促成社会经济结构的能动性变革。

再次，经济科学强调的是理论的解释力而不是预测力。在一个开放系统中，社会经济现象、事件是由相互联系的多种因果关系机制共同决定的，无法找到一个普适性定律，因此证实和证伪都会在经济科学中举步维艰。我们只能在一种情境脉络中解释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阐释社会经济关系、结构、机制的再生产与变革。

基于上述研究，批判实在论认为社会科学具有自然科学所不具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功能特征：解释性批判（explanatory critique）。社会经济结构、力量及其运行机制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对价值、观念、社会实践和情境脉络的依赖性。因此，对价值、观念和实践活动的发生条件、目的和过程等的诠释和批判是对社会科学实验与验证条件不充分的一种补偿。

解释性批判具有实践论含义。一般说来，经济学通过实验方法去验证一种理论假说的机会是不多见的。经济学家更多地是进行关于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力量、机制的解释性批判工作，通过引起人们的反思和批判，激发创新能动性，最终促使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解释性批判不仅要用事实证明某种被广泛接受的信念是错误的，而且要解释生成这种错误信念的深层次的结构性根源，进而在关于社会结构的观念批判基础上促使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因此，解释性批判既是一种理性认知过程，即从错误的信念出发回溯到社会结构、因果关系力量和生成机制；也是一种社会实践过程，即借助理论批判促成社会结构、机制的变革。这种实践论可以通过图2来描述。向右的虚线箭头表示社会结构、机制对人的观念、行动具有依赖性。向左的虚线箭头表示人们的观念、行动与社会经济结构、机制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社会结构、机制总是先在于个人的，是先辈实践的结果，个人受到既有的结构、机制的约束和塑造，这是人的社会化过程，这由向右的实线箭头表示。一旦人们实现观念上的批判，这种批判将转化为一种实践力量，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这由向左的实线箭头表示。

四、经济解释学方法的研究范围、内涵与意义

目前，虽然解释学主要是应用于语言学、美学、伦理学等人文领域的哲学方法论，但经过批判实在论的批判和转化后，它完全可以成为经济学系列方法中的一员，即本文所倡导的批判实在论的经济解释学方法。正如前面已经阐述的，批判实在论的本体论分层论、社会行动转化模型和解释性批判原理不仅批判了实证主义关于价值与事实的二分法，而且批判了解释学关于自然和社会的二分法，为经济解释学方法提供了社会经济本体论基础。

可以对传统的解释学方法采取这么一种转换：从作者与文本的关系转换到经济行为主体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并贯穿两个层次的理解。一是经济行为者对其身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理解，能动的社会大众是“读者”，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历史文化底蕴成为人们理解的“文本”。该理解是人的能动的反思和批判，蕴含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潜能。二是经济学对经济行为者理解过程的理解、对社会经济结构与人的能动性相互依存和转化关系的理解。经济学家是主要的“读者”，上一层次的理解变成了这一层次理解的“文本”。该理解体现在各种经济理论命题以及对它们的反思和批判之中。所谓的经济解释学方法就是对人类关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理解过程进行理解，发现和评价某种经济行为、事件的意义，为我们理解现实和激发创造能动性提供智力资源，并转化为社会经济结构变革的力量。经过批判实在论转化的经济解释学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把经济解释学定位在批判实在论的回溯（retroduction）的科学解释程序上。根据批判实在论的分层论和超验论，人们所能经验到的现象、事件、效验是开放系统中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要求经济研究是一种从经验到超验，从现象、事件到事物内在基本结构、力量、机制的回溯的解释过程。解释学所宣称的“前结构”或“前解释”虽然指向文化、意义、价值等精神形式，但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某种社会经济关系、结构、力量和机制。“前结构”是经验的表层实在，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力量和机制是超验的深层实在，这与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比喻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社会经济活动已经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描述而被人们观念化和评价，这些观念和评价已经成为人们理解社会经济活动的必需材料。对社会经济活动“前结构”的诠释是揭示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重要方式。另外，相对于某一代人而言，前结构虽然以精神形式存在，但也是先辈活动的遗产，具有相对稳定性，塑造和制约着当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这意味着经济解释学方法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阐释人的创造能动性及其在经济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根据批判实在论，社会经济活动被嵌入传统、惯例、社会制度、结构和机制之中。对社会经济活动这一历史“文本”的“意义”的理解、反思和批判活动正是人的创造能动性的集中体现，是行为主体存在的基本特征之一。一方面，人们继承现存的知识、观念、传统、伦理、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等，这是接受“前见”和实现自身的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人们总是在不断地改变“前见”，尤其是通过经济学的多元对话、反思和批判，促进多层次、多角度的“视域融合”。视域融合的本意是指，在“文本”作者的原初视域和解释者的现有视域之间的交织融合，形成一种既包容又超出文本与读者原有视域的新视域。借此，读者能够发现新的意义，从而提升理解的层次。这里可以泛指通过解释学方法促进理论研究的多元对话、反思和批判。当然，也要防止这种对话、反思和批判陷入后现代主义所说的“支离破碎”的世界。“视域融合”将是一种制度创新过程。

第三，把抽象的经济研究置于某种信念、伦理、价值观等文化背景之中，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生活基础，通过解释学方法构建经济研究的文化维度。奎因认为，陈述在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语言形式、内容和意义。科学描述是有理论基础的，不管是某种特殊理论还是常识，不存在理论上中立的语言。我们置身于奎因所说的“信仰网络”之中。面对要解释的社会经济“文本”，我们实际上已经拥有了一些先在的理解。经济学不可能从某种不变的纯粹的描述角度来描述社会经济活动，理论、信念、价值观等对正确描述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经济研究应当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理性的、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像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要对对象、现实、感性——人的感性世界——作实践的、总体的理解。

第四，与历史方法相结合。任何理论表达都具有指示性特征。对思想、意义的表达依赖特定的话语背景，而且经济研究对象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相对性与文化差异性。这要求经济理论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异质性、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批判逻辑实证主义和公理演绎主义数学形式化。揭示社会经济规律要从经验的、具体的、偶然的、历史的现象和事件人手，需要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过程。因此，解释学方法要以历史方法为基础。

第五，构建经济解释学循环。经济解释学循环过程由如下三个方面构成（见图3）。一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通过由历史、传统、文化、制度构成的系统整体理解特定的经济活动的意义；同理，通过理解部分实现对系统整体的理解。这要求经济研究者不仅具有系统论和有机主义思维，而且强调人的创新能动性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作用。该循环有机地整合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二是“前结构”与理解活动之间的循环。传统、文化以及解释者自身的体验、阅历、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等不可能保持中性的姿态，它们作为理解的“前见”不可避免地进入分析之中，从理论视角、材料取舍等多方面影响经济研究。三是在不同理论、方法的对话基础上实现“视域融合”，倡导经济科学具有多元对话、反思和批判精神。

在理论层次上，经济解释学方法有助于我们对国内外重大社会经济事件、社会经济思潮以及经济理论分歧的理解。譬如，如果我们把全球化、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秩序、国家战略利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等作为理论解释的“前结构”，把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等作为“文本”，那么我们将会做出有别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同解释。同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经济理论、社会思潮、价值判断、伦理观念等日趋多样性，这些“文本”是有其“前解释”或“前结构”的。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必然导致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利益群体的多样化以及各种矛盾的生成、累积和转化，这些因素构成“前解释”或“前结构”的核心。对它们的诠释正是批判实在论所说的通过回溯法揭示深层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力量和机制。

第15篇

关键词： 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9.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9-0119-02

近年来，安徽经济增长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情况来看，1995年安徽省的人均GDP为3 065.8元,经过12年的发展，到2006年，人均GDP值为10 044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1.28%，在此期间，安徽省的产业结构也在发生较大的变化。

一、安徽省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现状

（一）安徽省经济增长的现状

自1995年以来，安徽省人均GDP逐年在增加。1995年安徽省人均GDP为3 065.8元，到2006年人均GDP增长到10 044元。

（二）安徽省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

1.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变化趋势。1995―2006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起伏不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除个别年份下降外，大部分年份是呈上升趋势的。

2.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变化趋势。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较慢。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在1995―1999年之间是下降的，2000―2006年之间又呈上升趋势变化。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逐年上升。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构成整体上表现为“一、三、二”的变化趋势。

二、安徽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一）模型的构建及数据说明

1.理论模型

在分析安徽省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我们借用钱纳里和塞尔昆的相关模型,该模型的基本结构为:

lnχ=α+β1lny+β2ln2y+ylnn（1）

其中，x是表示三次产业结构的比重，y是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收入（人均GDP），n是总人口。

对式（1）分别就y和n进行求导，并分别乘以y和n ，可分别得到表示经济结构的收入弹性和经济结构的人口弹性，即：

（2）

（3）

其中式（2）表示经济结构的收入弹性。若观察期内人均收入（人均GDP）是增加的，（β1+2β2lny）的估计值为正则表示该部门比重上升，为负则表示该部门比重下降；反之则反是。式（3） 表示经济结构的人口弹性。经济结构的人口弹性γ的估计值表示总人口增加1%，该部门比重上升（γ为正）或下降（γ为负）γ个百分点。

2.指标解释及数据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选用的指标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用y表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用X1表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用X2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用X3表示，总人口数用n表示，第一产业就业量占全部就业量的比重用n1表示，第二产业就业量占全部就业量比重用n2表示，第三产业就业量占全部就业量比重用n3表示。所有数据均来自安徽省历年的统计年鉴，且指标值均通过相关处理。

（二）安徽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1.安徽省经济增长对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的影响分析

根据式(1)的理论模型，对安徽省1995―2006年的产值结构数据进行估计，解释变量是人均GDP和人口总数，被解释变量是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运用SPSS15.0统计分析软件，建立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为：

lnX1=63.113+4.587lny+(-0.276)ln2y+(-9.591)lnn

（4）

(1.896)(3.815)(-2.381)(-3.789)

R2=0.808F =16.885

lnX2=-13.678+(-1.913)lny+0.111ln2y+2.404lnn

（5）

(-0.806)(-3.12)(1.17)(2.987)

R2=0.517 F =4.274

lnX3=-55.543+(-0.662)lny+0.038ln2y+6.594lnn

（6）

(-4.779)(-1.576) (4.688)(1.486)

R2=0.957F =89.676

上述回归模型的各项检验均达到要求，说明模型是成立的。从式（4）回归结果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收入弹性为（4.587-0.552lny），我们将1995―2006年的安徽省人均GDP代入（4.587-0.552lny）中可知，在1998年后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收入弹性为负，且该值较小，表明随着人均GDP即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部门生产比重下降，但是下降速度不是很快。

从式（5）回归结果来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收入弹性是(-1.913+0.222lny)，将人均GDP数据代入(-1.913+0.222lny)中,从2002年开始，公式

(-1.913+0.222lny)的结果为正,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安徽省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逐步提高。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除个别年份有下降外，整体上是呈上升的趋势的。

从式（6）回归结果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收入弹性是（-0.662+0.076lny），将人均GDP数据代入（-0.662+0.076lny）中,从2003年开始，公式（-0.662+0.076lny）的结果为正,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上升。

2.安徽省经济增长对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变动情况是从另一角度分析产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对安徽省1995―2006年的就业结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运用SPSS15.0统计分析软件，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lnn1=-17.644+2.189lny+(-0.143)ln2y+1.013lnn

（7）

(-3.473)(-2.201)(-2.526)(1.205)

R2=0.977F=101.056

lnn2=21.284+（-9.737）lny+0.577ln2y+2.072lnn

（8）

(2.181)(-5.097)(5.303)(1.284)

R2=0.944F=39.393

lnn3=6.734+3.031lny+(-0.153)ln2y+(-2.622)lnn

（9）

(1.324)(3.044)(-2.695)(-3.116)

R2=0.988F=191.151

上述回归模型的各项检验均达到要求，说明模型成立。从式(7)的回归方程来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的收入弹性为（2.189-0.286lny）。从1995年开始，该值为负，表明安徽省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随着人均收入提高而下降。人口弹性为1.013，说明随着人口的增长，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也随之增加，这就使得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随人均收入提高而下降时其速度随着人口增长而趋缓。

式（8）的回归方程显示，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收入弹性为（-9.737+1.154lny），从2000年开始，该值为正，说明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从2000年开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人口弹性分别为2.072，说明随着人口的增加，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会随之增加。

式（9）的回归方程表示，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收入弹性为（3.031-0.306lny），该值历年都为正，说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随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一直在上升。人口弹性为-2.622，说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速度随着人口增长而减缓，从而形成了安徽省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并不是很大的局面。

3.安徽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安徽省的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除了1995年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大，其余年份，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主要还是依靠第二、第三产业形成。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从1995―2006年，安徽省的人均GDP是逐年上升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就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就业比重逐年上升，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产业结构随之发生了变换。

2.在1995―2006年间，安徽省的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上升趋势也是较为明显的，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是持续上升，整体呈现出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些特征表现。

3.安徽是农业大省，农业人口多，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工业则由于缺乏有活力的企业，产品竞争低，无法与外界形成有效的社会分工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第三产业虽然增长速度快,但是由于产出弹性小,与发达省份相比，第三次产业对安徽省GDP 增长的贡献率并不高。

（二）政策建议

1.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进一步降低农业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2.实现工业化仍然是安徽省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任务。

3.在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是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高级化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参考文献：

[1]田维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变迁与经济增长[D].安徽：合肥工业大学, 2006.

[2]王先柱,左理.宁夏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05,（9）:8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