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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处于世界经济大形势之下,所以为了更加完善的认识中国居民消费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我们通过居民消费水平的国际比较、支出法核算的三大需求对GDP的影响等分为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居民消费问题并提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居民消费;三大需求
首先,从GDP的国际比较入手,在汇总《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年的数据后,分析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差距(见下图)。
2001―2010年各国GDP比较
从GDP数值方面分析,中国GDP的总体走势是上升的,但是同经济大国美国同期比较,虽然在增长幅度上占优势,但是总数值仍有极大的差距需要跨越;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仍是全世界GDP强国,尤其在2009年经济危机的时候,在世界平均GDP负值的情况下,我国仍然保持了92%的同期增长率。由上图可以看出,中国的GDP的发展情况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仍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我国2005年GDP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而且通过GDP增长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GDP在2001年到2007年一直处于快速增长阶段,但是,我们不得不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自2008年开始,中国的GDP增长率开始下跌,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优势,但是我们应当正视问题,从中找出原因来。
我国想要继续扩大GDP,加速国内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就要从宏观的方面看待这件事情。受金融危机冲击,美欧发达国家消费需求大幅下降,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出口增长,中国经济增长转向国内投资与消费需求的支撑,国际社会更对中国消费需求寄予厚望。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正式迈入3000~6000美元阶段,这也成为推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因素。但是,如何转型为以内需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我们仍需借鉴有关国家扩大消费的政策经验与教训,厘清各种认识误区和政策取向。所以,居民消费低已经成为中国不容忽视的问题所在,以下,我们就从不同方面分析居民消费问题。
1居民最终消费占GDP比重
我国居民消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际对比分析显示,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较低、增速较慢、消费能力较弱,消费结构有待优化升级。
2008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为353%,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而且,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我国居民消费规模较小、增长缓慢。我国居民消费支出总量在世界的位次要低于GDP总量的国际地位,增速要慢于GDP的增速。
自1995年以来,各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一直保持在55%~57%,美国的最终消费率则保持在60%以上,并在2001年后上升至70%以上;与中国同处亚洲地区的日本,其居民最终消费率也保持在50%~70%的水平。而中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则始终处于低迷水平,长期停留在50%以下,并自2004年起降至40%以下。
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而且其发展趋势也与其他国家相左。各国居民消费率均保持平稳甚至小幅上升的态势,整体居民消费率也保持平稳;而中国居民消费率水平则从2000年起步入下降通道。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消费呈现出水平低,同时发展趋势向下的特征。
2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
中国的GDP即使已成为世界第四,但我国人口众多,普遍收入不高,且巨大的收入差距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严重问题,所以有效市场规模也就大打折扣。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差距对需求的影响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收入差距是影响市场需求规模的重要因素。
在最终分配中,居民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的现象十分明显。经过收入再分配以后,200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594%,但仍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我国居民消费和储蓄比重分别为644%和356%,而主要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在80%以上,美英等国家更是达到了95%的消费比重,差距十分明显。
各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抑制消费支出。由前述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分析可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对居民消费的增长也有极大的影响。
3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和拉动
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分配机制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城乡之间的一道道资金、市场、技术、劳动力等壁垒,阻碍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交流,并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农产品市场难以扩张,农业生产难以持续增长,农民收入的增加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市消费品市场的等级在不断拉大,农村需求结构得不到提升,必然影响与需求有关的供给结构。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和拉动的中美比较对GDP增长的
贡献率%对GDP增长的拉动
(百分点)最终消费资本形
成总额净出口最终消费资本形
成总额净出口GDP
年均
增长
率%中国3920398021004604602401170美国80702980-980240100-030320
如上表所示,在初次分配方面,劳动者所得偏低、企业所得偏高的问题比较突出。2005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为417%,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在50%~57%。营业盈余占GDP比重为296%,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固定资产折旧比重为15%,低于日本,高于美国、英国、法国;生产税净额比重为136%,低于韩国,高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且由上表可明显看出,我国与美国的最终消费所占GDP比重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4结论
综合分析来看,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发展水平因素,也有发展战略因素;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体制和机制因素。应注重短期刺激和长期调整政策相结合,通过提高居民收入、调整消费结构、加大民生工程投资力度以及改革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差距、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等综合措施,充分挖掘我国居民消费潜力,提高居民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推进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性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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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的论文范文二:森林综合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的意义
摘要 将森林核算结果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目的是在传统经济核算中对森林的处理方法加以扩展,对森林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做更加全面的整体评价。
关键词 森林 综合 核算
在支撑当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等三大类产品中,生态产品已成为社会最短缺、最急需和大力发展的产品,提高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已成为林业部门极为重要、艰巨和迫切的任务。因此,必须及时开展森林价值及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客观地评价,林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所做出的贡献,准确地反映森林资源的变化和经济发展对森林资源的影响,反映森林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力,为国家制定促进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将森林核算结果纳入国民经济核算,目的是在传统经济核算中对森林的处理方法加以扩展,对森林及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做更加全面的整体评价。森林综合核算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要对森林自身的价值进行核算,要将其包含在国民财富之中,第二是要对森林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即森林的产出进行综合核算,并尝试与国内生产总值衔接起来。
一、森林总价值与国民财富
森林是一个国家所拥有自然资源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核算森林的总价值即森林的存量价值,并将其纳入国民财富。
1.森林总价值核算
原则上,森林总价值应该是森林所具有的全部功能的价值,包括提供物质产品的功能价值和提供生态服务的功能价值。但是,从目前核算所能够实现的程度看,森林存量价值主要是指林地和林木价值总和。
2.森林总价值对国民财富总量的调整
现有国民经济核算中,国民财富的核算对象是各种所有权确定、可以为其所有者在目前以及一定时期内带来经济收益的经济资产,其中包括各时期生产活动产出成果被积累起来形成的生产资产,以及一部分符合经济资产定义的非生产资产;而且,核算中以市场价格作为财富的基本估价原则,核算的是各种资产的市场价值。就森林主题而言,上述基本原则会在两个方面导致无法在国民财富中体现森林的重要性。第一,从内容而言,一般来说,人工林属于生产资产,可以包括在国民财富核算范围内,但天然林却有可能因为不符合经济资产的定义而被排除在国民财富范畴之外,即使包括在其中,也会仅仅作为非生产资产,与作为生产资产的森林割裂开来;第二,从估价方法而言,侧重于经济价值的估价原则无法体现森林的生态功能价值。因此,要在国民财富核算中显示森林的重要性,需要在核算方法上做以下改进:第一,扩展核算范围,使之包括所有森林;第二,将属于生产资产的森林和属于非生产资产的森林合并在一起,创建完整的森林资产概念;第三,延伸经济价值,使之包括森林的生态功能价值。
二、森林产出与国内生产总值
森林功能的实现在于它为人类和经济体系提供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产出,特别是森林生态系统服务。本项目研究创新性地提出并定义了森林产出概念,并尝试将其与反映国民经济最终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衔接起来。
1.森林产出的定义
森林产出是指依托森林和林木形成的产出,主要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为国民经济提供的森林物质产品,二是为社会提供的森林生态服务。
森林产出没有全部包括在现行国民经济核算的范围之中。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产出代表经济生产活动成果,一般是指物质产品产出以及通过市场提供给他人使用的服务产出。据此,森林生态服务不能作为经济产出,除非这些生态服务通过市场实现了其服务价值,比如通过森林旅游业实现的森林景观价值;当期林木自然生长也因为无法独立计算其产出量及价值而排除在外,只是笼统地用育林和森林维护活动中的成本投入作为产出替代。
即使是已经包括在其中的部分,森林产出也没有作为林业产出加以核算。在现行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由于林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相当一部分依托森林和林木形成的物质产品产出没有作为林业产出看待,而是被归纳到农业、畜牧业以及工业等部门产出统计之中了,比如各种干鲜林果、森林花卉、林间养殖等等。
可以说,森林产出是一个突破了现有经济活动产出计量的概念,相当于大林业(林业及其他相关产业)计算的初级林产品产出与森林生态服务产出的总计。
2.将森林产出与国内生产总值衔接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衡量一个时期国民经济生产最终产出成果的指标,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着核心指标的作用。由于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没有全面地反映经济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国内生产总值在反映现实经济活动成果方面具有很大局限性,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核算,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调整,得到所谓绿色GDP。
结合森林主题看,所谓GDP总量调整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将当期对森林资源的耗减价值作为经济活动成本从GDP中扣减,得到经济资源耗减价值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对GDP做减法。一般地,作为扣减项的资源耗减价值是指净耗减,即林木资源采伐量与其自然生长量抵减后的净变化,如果该净变化非负,即可认为不存在森林资源耗减,森林发展是可持续的。
(2)将森林提供的、没有被国民经济核算所认可的生态服务产出作为与经济产出并列的组成部分,尝试作为加项纳入GDP。
论文提要:本文回顾了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对我国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从理论与实践上总结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并提出开发一系列卫星账户、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改革与创新。
一、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贡献
从1953年SNA到1968年SNA、再到1993年SNA,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不断发展和完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是以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再生产为对象的宏观核算,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或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全面、系统的计算、测定和描述的宏观经济信息系统,是整个经济信息系统的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在理论与方法研究、制度建设、数据提供上取得了许多业绩,为社会繁荣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宏观经济方面,国民经济核算通过一系列科学的核算原则、核算方法、核算指标来描述国民经济运行过程,提供了关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系统、详细的数据,为党和政府提供了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和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国际关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数据是裁定我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应享受的优惠待遇的重要参考标准;在企业决策方面,国民经济核算为企业选择投资方向、进行投资决策提供了导向作用:在社会生活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反映了居民生活的数量和质量水平,也为居民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虽然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取得了较好的业绩,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随着现实经济社会生活的演进,现行国民经济核算还存在着许多新问题,有些地方仍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面临诸多挑战,必须不断地进行改革和发展、完善和创新,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缺陷
朱之鑫曾在全国统计局长会议上用“三个不适应”来概括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的局限:一是不适应党政领导部门的决策需要;二是不适应社会公众了解国情、认识形势的需要;三是不适应对外交流的需要。这些不适应是由于国民经济核算的局限性造成的,具体表现在:
第一,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日益受到挑战
1、忽视对环境和自然资源因素的核算。传统国民经济核算是以GDP为中心的核算,但在环境和自然资源核算方面日益显现其局限性。一是夸大了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率:二是没有测算作为未来生产潜力的自然资本的耗损贬值和环境退化所造成的损失,未能将环境和自然资源真正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中;三是因过度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损毁了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条件,使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难以为继。
2、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核算。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人体中的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人是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本质的因素,人力资源构成一国可利用的人力生产力的总体,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它具有资本的基本属性,是投资的结果,能够带来收益。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而且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只将教育支出中用于校舍等固定资产的部分作为投资,而将用在教师工资、图书购置等方面的开支不作资本处理;此外,人们用于健康等方面的支出,也未计为人力资本投资,因此在有关经济增长因素的核算与分析中,人力资本作用与贡献的核算,也就成为未来国民核算领域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新内容。
3、忽视对科技因素的核算。全社会科技投入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科技活动状况的重要标志,是制定国家和地方科技政策和发展规划、进行宏观管理的基本依据,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正与日俱增,对我国科技投入与产出进行科学、准确的测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具有紧迫性和新颖性。但传统国民经济核算除了在R&D核算及科技成果产出的直接核算方面取得进展外,在诸如如何深入描述科技活动与经济活动问的内在关系与规律,以及如何准确测度知识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等方面难以满足政府决策分析的需要。
4、忽视对地下经济的核算。地下经济又称隐性经济,目前经济学界尚未对其概念及核算范围形成公认的解释,一般认为地下经济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法的、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督的经济行为。联合于1993年推出新SNA时,正式提出各国应尽可能将地下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之内。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地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成分已在逐渐上升,地下经济已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成为我国较为棘手的经济问题之一,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将逐渐扩大,虽然近几年我国一些经济和统计工作者已经开始涉足于这一领域,但还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地下经济核算领域尚属空白。
在资金流量核算方面,忽视对金融虚拟经济的核算。虚拟经济的概念至今没有统一的认识,较权威的观点是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模式如成思危认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即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刘骏民认为,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运动有关的金融活动,经济系统是一个价值体系,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组成,虚拟经济是心理支撑的价格系统,实体经济是成本支撑的价格系统。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目前还仅仅处于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非常欠缺驾驭虚拟经济的经验。研究虚拟经济非常需要规范虚拟经济的内涵,界定统计范围,但目前国际上通行的SNA统计核算体系中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仍然是一片空白因此,构建我国与国际统计核算体系一致、遵循国际统计核算原则、与SNA衔接的虚拟经济统计核算体系迫在眉睫。第二,国民经济核算的及时性、可比性较差。
及时性是指统计核算工作要讲求时效,在规定的时间完成统计资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和上报的任务,及时满足各部门对统计资料的要求。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坚持及时性,一是要求及时收集核算信息:二是要求对核算信息及时进行加工处理,及时编制报表;三是要求及时传递核算信息,将编制的报表传递给使用者。在时效性方面,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分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因而不能提供有关每一个季度当季的国民经济变动趋势的数据,不能适应政府和社会公众及时了解经济运行情况的需求,而且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对外也不够及时,核算数据的收集、整理、周期长,不能满足各方面研究的需要。
可比性是指统计核算必须符合国家或国际的统一规定,提供相关可比的统计核算资料。可比性要求统计核算按照国家统一的核算方法、统一的核算原则、统一的指标口径进行核算,使所有核算单位的统计核算都建立在相应可比的基础上,从而使所有核算单位提供的统计核算资料能够相互比较,便于分析、汇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可比性较差表现在:其一,由于我国的不变价核算方法尚不完善,还没有提供不变价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产业部门和最终使用结构数据,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具体地了解不同年度之间可比的经济总量规模和结构变动情况以及国民经济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其二,由于我国不同地区之间国内生产总值核算数据的准确程度不同,地区汇总数据与国家数据之间的差距较大,因而不能很好地适应党和政府准确地了解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差距;其三,核算体系中指标的不完全可对比性,不能很好地适应对外交流工作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分类较粗、指标体系不健全、某些计算方法存在不可比性,因而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国民经济核算数据的要求。
第三,国民经济核算的服务意识淡薄。
受传统服务观念的影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部门对社会公众服务的意识很差。比如,国民经济核算各种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较复杂,除非是核算界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很难理解,这给国民经济核算知识普及和工作实践带来障碍;对社会数据的时效性和完整性重视不够,对国民经济核算概念、方法、指标口径及其调整、变化宣传解释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公众对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和准确理解这些数据的需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际社会也需要了解我国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不够。
三、构建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以应对挑战
面对上述挑战,国民经济核算有必要进行变革,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而建立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就是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内容更为丰富、具有更高层次、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核算体系,它涉及到国民经济核算、社会人口核算、科学技术核算以及环境生态核算等众多领域。
第一,开发一系列卫星账户,解决国民经济核算的全面性问题。设置环境、经济和生态卫星账户,向环境、经济与生态综合核算方向扩展,大力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提供关于可持续发展描述、评价的数据信息:设置知识经济卫星账户,向人力资源、科技信息和知识产权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知识经济和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数据信息;设置金融卫星账户,向隐性经济、虚拟经济、跨国经济及衍生金融工具综合核算方向扩展,提供关于实体经济规模与虚拟经济测算的金融数据。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领域的核算不仅内容繁杂、指标众多、计量单位各异,而且自成系统,缺乏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国民经济大核算体系的建立要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按照统一规范的概念和标准,把不同领域的核算体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核算体系。
论文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一、供需框架
为了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新制度经济学根据制度变迁主体的不同,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在这一领域成绩最为突出的是V·w·拉坦(VenronW·Ruttan)和林毅夫。v·w·拉坦应用他对技术变迁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制度变迁,将舒尔茨和诺斯等的理论推进了一步。
二、主体博弈
一般来讲,SNA供给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官方)。供给结构单一、成本巨大、投资期长,风险远高于收益。官方供给SNA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求,因而SNA在此具有公共品的性质。相比而言,SNA需求主体则不同,它由政府、企业、个人所组成。需求主体多元化,因而需求的利益目标(动力)不同(注:在此所言的需求利益目标,类似诺斯的术语“外部利润”):对政府而言,其需求目标基本为宏观经济管理和国际比较;对企业而言,其利益目标包括企业管理、经营的市场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以及企业家个人努力的社会实现;对个人而言,其对国民经济核算资料的需求是为了寻求完备信息,减少市场交易的环节和风险,即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增加其经济利益,实现其个人经济目标函数最大化。
SNA供给与SNA需求主体、目标既然存在上述差异,同时,SNA所具有的巨大信息含量和丰富的方法,使人们在考虑国民经济核算改革时,必须首先对SNA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引导机制加以重视。
三、基于需求缺口的变迁方式
由于需求主体多元化、需求目标函数多层次化,相对于供给主体的单一结构及目标函数的单层次化,就存在一个需求缺口,这反映在对SNA信息的总量及结构需求分布上。可以说,SNA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消除这种需求缺口。
消除需求缺口,从理论上讲应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减少SNA供给,二是增加SNA需求。然而对于SNA来讲,显而易见的是,政府的供给如果是理性原则下的行为,一般是增加而不会减少。由于公共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因而最好由政府来承担,在此政府不妨进行“垄断生产”。客观地讲,消除SNA需求缺口最好由增加SNA需求着手。潜在需求主体、目标的显性化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在SNA中的一种制度安排体现;并且,这种制度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古典经济学中萨伊定律(Say’sLaw)所描述的现象,即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政府可以通过特殊功能,扩大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及优势的宣传,以及安排相应配套的措施来进行SNA的强制性推扩,即强制性变迁。因此,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变迁,最主要的特点是强制性变迁。
四、为什么是强制性变迁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是维护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力工具,其作用就在于减少国家机器运行的交易费用。因此,以制度变迁为背景考察的这种制度,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强制性的特。
此外,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的认识,制度安排中“搭便车”的问题也是决定国民经济核算强制性变迁的原因。
国民经济核算公共产品性质的认识:
(一)国民经济核算是公共产品
这一观点最早是由邱东教授提出的。因为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的两大属性,即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在属性上就具有了公共产品最根本的特点。论文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变迁论文摘要:1992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3年,我国颁布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宣告MPS退出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历史舞台。文章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模式的变迁进行分析。
这一论述可以归结为两个理论:一是信息的公共产品性质;二是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制度安排的公共产品性质。作为第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信息经济学关于“信息作为一种商品”的研究,信息是商品的关键是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在这方面有杰出贡献的有萨缪尔森、海德和阿罗。信息是公共产品,自然以信息库出现的国民核算体系也就具备了这种特点;第二个理论基础,来自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产品,而这个公共产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
两种理论基础,决定了国民经济核算具有公共产品这一性质。所以,不管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还是单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国民经济核算变迁就应该是强制性的。
(二)解决制度安排中“搭便车”问题
所谓“搭便车”,是指某些人或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的行为。“搭便车”是产权经济学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他们看来,公共产品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之一。“搭便车”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可以简单地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这种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从而使创新者缺少激励。
五、较为一般的集体行动(注:此说法是为了区分统计与一般制度分析中的集体行动)
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诱致性安排,可能会是政府更看重的。因为,政府需要了解权力以外的变迁因素。在强调制度变迁主要力量的方面,国民经济核算变迁是强制性的;而在强调核算变迁的目标等方面时,这种诱致性变迁就更重要了。
诱致性变迁的主体一般是一群人或一个团体,通过诱致性安排所达成的变迁,其制度结构的稳定性也更高。这就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整个社会的市场应用结合更接近。而根据杨仲山的论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部本身是市场化的。
在改革初始阶段,政府的强制力是最突出的,其他经济主体的作用在这时是较难发挥的。因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改革的各种利益团体、利益个人可能会感到,这种变迁的起始与他们无关。他们作为个人的、集体的行动并不会影响改革的发生,但接下来情况就会有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为政府管理经济服务。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会增加对国民经济核算的需要,他们需要通过这种工具(或制度)提供的相关服务,来帮助自身增强竞争的实力。因此,各经济主体对国民经济核算信息、方法的需要会增加。而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对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本身来说,其实提出了国民经济核算的“宏观核算微观化要求”。
对核算信息与方法的大量需求,是目前核算体系的“外部利润”之一。由此,除政府以外的其他各经济主体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扮演一定的角色,起到相应的作用。而由各相关利益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就会形成有关核算改革方面的集体行动,以便使这项改革按照满足他们要求的方向去演进。他们会提出各种变革的具体措施,如变革现有的调查方式以得到更为准确的市场数据;对服务行业新的分类与核算;非正规部门活动进入核算范围;增加信息产业方面的新内容,等等。总之,集体行动会在国民经济核算改革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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