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定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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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教学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政治经济学出现被不断边缘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而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奉为教条，从而西方经济学大有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比如我们学院的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只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他专业只开西方经济学，由此可以管窥全貌。鉴于我院政治经济学教学不断弱化，师资力量萎缩，课程建设不足的现状，在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重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保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1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的区别。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在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次人们彼此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即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方面。当今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一是其研究对象体现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在一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把古典经济学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是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外，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是其局限与片面的地方。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它强烈阶级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对20世纪社会发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同时注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可以借鉴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刘教授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拓宽。在纵向上从资本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必然性，使学生更深、全面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横向上，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拓宽，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特殊范畴、一般范畴、统一范畴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也为学生的经济学思维、科学思维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把握上，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而主要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教学内容；围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展开，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则不一定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

2.2 教学方法方面

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实践性教学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实践相结合；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和讨论教学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思想主张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经济学教学中的“自我否定”现象。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同一经济现象运用不同经济理论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从而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问题。讨论教学法在促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去观察与分析现实经济现象，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方面很有帮助，讨论教学的目标、内容、过程控制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完善。

第2篇

【关键词】 方法论;实证主义;规范主义;证伪主

一、方法论的定义与作用

在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与发展进行具体而详细的描述之前,必须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定义和作用有一个清晰的说明。方法论的定义也不不是一成不变,随着经济学理论的进展而改变,甚至有人说是经济学理论的变化与发展而导致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的发展与变化。其实,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二者的关系其实是相互促进的。按照马克・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定义:“方法论这个术语有时是用来指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这就完全成为方法的同义词。然而,这个术语更经常地是用来指对论证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在经济学领域中用来指导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

关于这个概念可以追索到拿骚・威廉・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就一直在关心上述问题。关于方法论的作用问题,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一文中写到:“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一切道德科学的分支中,先验方法是唯一确定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后验方法或具体经验法,作为一种达到真理的手段,对这些科学来说是不适用。但仍能证明,后者在道德科学种仍具有重要价值,它不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是检验真理的方法,将因干扰项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到了近代,按照丹尼尔・豪斯曼的提法,经济学方法论的作用如下:“经济学的方法论”理解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而科学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部分,科学哲学因而是认识论。

二、归纳与演绎方法之争

归纳与演绎是任何学科都要用到的两大方法,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也不例外,对于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应用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在该书中,斯密即引用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例来说明他的观点,也采用了演绎的方法来分析得出他的一些重要的结论。在那个时代,数学本身的发现所处的阶段以及它在经济学的应用并不普遍,斯密所采用的演绎方法都是比较简单。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遵循他的这一“二重法”路线,尤其是经过詹姆斯・穆勒与大卫・李嘉图之后,经济学方法基本抛弃了斯密的综合法,转到所谓的演绎-规则路线上去了。李嘉图无疑是这一方法的杰出代表。这后来则导致了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归纳与演绎的激烈争论最突出的两次争论:一次是发生在18 世纪马尔萨斯的归纳主义与李嘉图的演绎主义之争;另一次是19 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归纳主义与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的演绎主义之争。此后,争论并未结束。

古典归纳主义认为:“科学始于观察,观察是建立理论陈述的基础”。归纳法是建立科学理论的方法。如果满足归纳原理的条件,从有限单位观察的陈述中归纳出普遍性定律是合理,科学理论发展是真实知识的积累和递增。经验事实是真实,归纳法也是合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知识是不会错。运用归纳主义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历史资料进行详尽的研究,得出他的劳动分工一般原理,用的就是归纳的方法,又运用抽象演绎法分析经济问题,提倡归纳和演绎二重法。马尔萨斯强调归纳法,他根据其掌握的某些史实,运用绝对稀缺等概念,归纳出了“人口论”。

传统的演绎主义者李嘉图在他的著作中所运用的演绎方法带来了结果的确定性,使得李嘉图的继承者们看到了将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像牛顿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的希望;另一方面李嘉图把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式直接运用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偏好被熊彼特称之为“李嘉图恶习”。在李嘉图之后“边际革命”更是带来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的先兆。亚当?斯密主张二重法,是看到了归纳和演绎的各自作用,注重归纳法的倾向性在马尔萨斯那里得到了强化,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提倡用抽象的演绎方法来建立理论体系。穆勒也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归纳法失灵,强调演绎法是惟一适用的方法,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又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二重法。可见,从斯密到穆勒,中间尽管经历了归纳法与演绎法的论战,但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归。

三、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

经济学方法论第二个重大的争论是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这二者的区别在J.N.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得到了首次正式的区分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其实历史上经济学人很早就开始了经济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反思。归根结底,这体现的是方法论上的质疑,即经济学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实证经济分析和规范经济分析的论战,由来已久。这场争论以哲学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之争为基础,是科学哲学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延伸,其实质是科学哲学将命题分析方法渗透到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结果。

这场争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首次有意识地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和“艺术”的区分形式表达了令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视野。在此之前,萨伊曾将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相比拟,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一样,是实验科学的一部分,并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区分将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等逐出经济学领域,他并未有意识地做出实际意义上的实证与规范的区分。在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那里,主张将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区别为“科学”和“艺术”形式。“科学”是一系列现实经济的真理命题,指实证经济学;“艺术”则是一组规范性的经济准则,指规范经济学。

西尼尔则直接指出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应该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议。这种超科学的伦理价值导向会不可避免地援引价值判断,带上利益主体的主观偏好,影响理论的科学性。讨论实证与规范的区分,不能不提到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休谟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人们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此命题在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之间做了一刀切的逻辑区分,被称为“休谟的铡刀”。其意在表明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分。其后经济学一直围绕“二分法”进行争论。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对实证和规范分析做了更深入的区分,提出经济学“三分法”,即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他认为,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系统化知识体系;规范科学可定义为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一类问题的标准的系统知识体系;而“艺术”,目标是产生出准则,是实现给定目标的规则系统,是为达到目的而遵循的规则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论述中的“规范科学”沟通了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桥梁这一提法,为由来已久的实证与规范之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此后,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接受了源于西尼尔和约翰・穆勒的“实证―规范”二分法,凯恩斯的三分法并未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和接受。

四、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

经济学的发展到了20世纪,特别是随着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兴起,引起了经济学方法上的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真正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导入经济学的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一书。认为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应当是经验上可验证的命题,对于应当加以验证的是经济学命题的假定前提还是其预言,没有明确的态度,到了本世纪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有关方法论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在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得出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所谓的“有意义”是指在理想条件下做出的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可以想象这个假说能够遭到反驳。萨氏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后来他由操作主义转向描述主义就更加表明了他的这种偏好,不过经济学家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解释性的描述力。弗里德曼则代表了一种被称之为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认为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对于理论的预测已经放宽到不仅可以对尚未发生的现象,甚至可以对业已发生的现象做出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缪尔森的更加灵活、更具有实用性。弗氏甚至提出,对理论的假设前提的检验是不必要的。假设前提的虚假甚至不是它的缺点,是实证经济学的必要与优点,这类假设在某一特定领域是虚假的,在另一更广泛的场合则是可以加以验证。

他的这一看法也不乏批评者,认为弗里德曼关于假定的概念过于笼统,并区分假定的不同类型,甚至没有区分初始条件、辅助假说和边界条件这三种假定。萨缪尔森认为,精确的预言并不是理论之有效与否的唯一贴切检验,检验假定并不比检验预言来得困难,检验前者所需的证据并不一定难得,其检验结果也并不一定更为模糊。检验假定的意图有可能产生重要的领悟,有助于说明检验预言所产生的结果。萨缪尔森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称之为“弗氏扭曲”,这种方法论实际上认为一种理论的缺点越多,理论就越好。他认为这是科学的堕落,任何一种精确的科学决不会采用这种方法论。但是经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其实无论是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或描述主义,还是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二者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差异,二人实际上分享着共同的问题背景,都是以不同的方式

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对所谓的防御方法论加以改造,使之免受假定不真实的指责。

五、结论

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对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借鉴才刚刚起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鉴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别,需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发展真正适合自己的理论,这其中是离不开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与研究。

一方面要认真扎实地研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方法论争论,了解其演变的历史,弄清其何以产生的根由、转向和结果,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我们理论思维能力和准确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了解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借他山之石,促进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才有可能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经济学方法论上寻找突破口也许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第3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基，很多理论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是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资本运作方式，同时促进了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是在今天，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步成为非主流经济学，而其自身存在的缺点却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批判。从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进行分析，对比与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进一步讨论其改进与发展的趋势。

1引言

关于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见解。现在以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往往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对其劳动价值论进行很大程度的批判以动摇其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经济学为庸俗经济学，由于其阶级本质决定庸俗经济学家要维护本阶级利益。对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效用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争论一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才算结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经济学逐步使政治经济学边缘化，而劳动价值论仅仅作为一种学说存在而失去其政治影响力。

看一种理论是否是正确的，主要就是看它对现实社会是否就有解释力。然而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却往往忽视了其现实解释力的学习，并且不能完善其中心内核—劳动价值论，以至于思想僵化，无法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一些本来可以对现实社会有解释力的理论或者被教条僵化，或者被现代的计量经济学所取代。以至于一直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逐步边缘化。

本文立足于回归政治经济学原本状态，从劳动价值论这一基础思想出发，对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做出客观评述，以确定其是否对现在生活具有解释力，是不是真的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是过时了。从而对其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2文献综述

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中外许多经济学家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有很多论述，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自觉站在某个阶级立场上，这样很多就没有了事实说服力。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了劳动价值观的缺陷:“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情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且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它决不会顺利的起作用。”

对于熊彼特的观点，张培刚先生在《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文中写到“我们认为熊彼特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两点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如果把‘假设条件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这一点作为反对的理由，那这也同样适用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其次，更加重要的关键一点倒是在于:所谓‘边际效用论’只是一种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而‘边际效用’作为一种生活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各个消费者千差万别，变动无常，要是把它作为最终形成价值和衡量价值的客观依据，不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发现熊彼特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劳动价值论的缺陷表现形式，张培刚先生站在否定效用论的立场上说明，效用论并不是优于劳动价值论，然而对于熊彼特提出的缺陷却没有否认。

伍装在《理解现代马克思经济学》一文中说到:“马克思经济学提出问题与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统一的，这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学范式，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证过，也从来没有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上驳倒过”

这里面提及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看到政治经济学其实并不是站在考虑个人的主观感受的角度分析社会，而是站在一个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的运作，来观察社会中的形形，人生百态。所以站在个人的主观角度或者支持，或者否认都是没有意义的。

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认为中国历史的基线先后推转50。年，包括明朝，这长时间的视界使我们了解最近中国所欲困难的遮蔽，同时也看清楚好多问题互相连锁的情形。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现在还有必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因为它产生时的情况和我国传播时的情况很相似，发展后在我国现在依然具有解释力，甚至比西方经济学更有解释力，而且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通过诸多文献的梳理，我们基本已经理顺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劳动价值论的缺陷，政治经济学该用何种分析方法，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3劳动价值论及其衍生理论的优缺点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以此为依据衍生了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包括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等等很多方面。我们将分析以上几个的缺陷，进而提出改进意见。

(1)商品的二重性的本身是社会现实的体现。

劳动价值是由价值产生的。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是商品中有一个内核一类的东西叫做价值(value)，而这个价值则是由劳动产生的。商品的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从这两点我们看出无论是价值论还是效用论都是对客 观世界的反映，尽管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设，无论是马克思的 完全竞争，还是效用论的理性人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 的，而它们反映的主要是可以代表一般情况的特定情形。而且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在对于一般情况的解释中，劳动 价值论更有解释力，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唯物状态，但是效 用论却陷人了一种为唯心的误区。不过在特定情况下的解 释力，价值论就不是很好，比如特定商品如古董，钻石，以后 再沙摸中的一杯水，在这类问题上，效用论更有解释力。

这样我们发现熊彼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题，而 第二个问题的劳动力同质也不算是问题。我认为真正要解 决的是生产要素问题。

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但是 这里面确实忽视了其他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土地。马克 思解释为资本和土地里面包括前人的社会劳动。这种解释 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解释力的。比如土地，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自然资源，马克思认为是对自然资源的改造中耗费了 大量的人类劳动，但是逆向思维，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大量 的人类劳动又如何承载?所以单纯的劳动产生价值是不准 确的，这里面应该包括其他的生产要素，我们认为是多种生 产要素共同作用产生了价值。

(2)货币理论的前提假设以及表现方式与现在实际情 况脱节。

马克思对货币的定义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金本位制的基础。但是其背后货币的本身便是黄金，即使纸币抑或其他东西都是一种货币符号，其实质是背后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黄金。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货币的前提假定就是黄金是货币商品。

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我们发现其实马克思的假设在当时的时代是有一定意义的。马克思所处时期，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由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黄金大量流人资本主义国家，而纸币的发行也是以纸币背后的黄金为硬通货。这一切尽管理论没有产生，但是事实上便是这样运作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将货币的本质进行阐述，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将当时的社会状况上升为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在当时是先进的。 然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对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却缺乏解释力。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都存在这很大的争议。不过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不存在劳动，也不是商品，仅仅有虚拟世界中一般等价物的特点，所以不能有价值，更不能说是货币。然而虚拟货币确确实实在当今很多领域充当着现实货币的作用，这是很难解释的。

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这样两个:第一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第二是现在的经济学家没能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将其精髓发展，而是教条套用。

当然，对虚拟货币的解释问题，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做的很好，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避了对货币的解释问题。

(3)流通中是否产生剩余价值依然无法解释。

马克思明确表示价值，剩余价值只会在生产中产生，即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生产前C=+v变成生产后的C=+v+m，m就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试生产的产物，并不是流通的产物，流通中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我们要考察马克思所处的时代。19世纪的时候，流通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就拿地产来说吧，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地产公司，所谓流通，无非就是货币由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商品则反向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流通并不产生剩余价值。(其实不然，交易费用的产生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即使在马克斯时代，流通依旧产生剩余价值。为了论证需要，这里假设交易费用为0）。

然而当今流通不产生剩余价值这个论点是很值得商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建立以后，流通包括很多内容。既有策划，市场营销，以及更多的销售网点。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包括很大的资本投人，很大的广告投人，很大的劳动以及土地投人，所以这里面产生的价值甚至高于生产产生的价值。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这里都产生很多的剩余价值。

4新历史角度下的改进

站在整体观和大历史观的角度上，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更在试图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其精神内核不是19世纪已经过时的理论，而是其中的方法，内在逻辑以及要解决的真实问题。这要掌握这一点，理论才会更加发扬。

与当今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发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变革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劳动价值论。只有内核变革完善，并且在整体性的思想下，马克思家政治经济学才会更加显示出其优越性。

诚如前文所述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没有与时俱进，很大原因是由于这个理论把劳动作为产生价值的唯一来源，这也许在19世纪是正确的，但是在21世纪必须要发生变革，为此我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改良中的劳动价值论，提出新价值论的观点。

我认为商品甚至物品种确实存在其内在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不是仅仅由劳动决定的，而是有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决定的。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决定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表示为:C=al+bk +ct，但是不同于萨伊定律，因为这里面依然强调的是劳动价值，其最终是客观表示而不是效用论。

这样很多由于现实条件变化，使理论过时的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比如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由于内部的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都可以形成价值，所以虚拟货币内部有很大的资本，则虚拟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又有使用价值属性，所以虚拟货币可以是商品。

还有上文提及的流通中产生剩余价值，由于流通过程中投人大量资本，土地，根据新价值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是构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然产生剩余价值。

5结语

第4篇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校在经济学教学和科研中一贯坚持政治经济学的主导地位，对一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非常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效。但毋庸讳言，近30年来，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在我国高校呈现出一种被逐步淡化、边缘化、萎缩以至被取消的趋势。在我国的许多高校，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课时越开越少，有些学校干脆取消这门课，只开西方经济学。有一些大学生听到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都觉得好笑，甚至一些经济界的人士都主张把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取代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笔者认为，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主导地位是不能动摇的，我国高校必须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其理由是:

1.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

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政治经济学是其中主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哲学基础之上，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哲学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发展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人类已经认识了世界变化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即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规律。用上述哲学的自然观去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中前进的。马克思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正是运用其哲学原理，以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和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党和国家才把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作为指导思想载人《》和《宪法》。这样看来，我国高校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核心必修课来开，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认为经济学只是为说明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社会主义制度所替代服务的，而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是要发展市场经济，因而经济学不管用了，要用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了的说法。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实际上永远是我们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经济理论。我们研究和考察任何经济问题都必须从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l1

2.西方经济理论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是不行的

“西方经济学”其实不是一个科学的名称，按照时下人们约定俗成的理解，指的是西方国家各个时期的主流经济学，当前特指美国各派的经济学说及其教材。说得直白一点，眼下在美国暴发的这场危机，从本质上说是美国政府近30年来加速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金融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近几十年来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有一个核心思想: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相信不受干扰的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新自由主义有四大主张:主张实行“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和国家干预的最小化。在金融问题上奉行的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各种资产价格是对该资产所代表的各种信息的完全反映，金融市场不可能产生泡沫。在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上，提倡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学者把新自由主义也称为“完全不干预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获得了支配地位，当时的里根、后来的布什、克林顿、小布什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一种经济理论，当它还是以一种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存在的时候，不管其正确与否，它对社会的影响总是不大的。而一旦被决策者所接受，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时，那它对社会的影响就大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金融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支配下，美国政府既大大减少了对市场、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废除了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允许商业银行涉足证券市场等;又允许私人金融机构涉足以前只有有政府背景的机构才能经营的业务。让金融资本拥有太多、太大的特权，甚至可以脱离物质资料而独立循环(俗称体外循环)，靠自身的流转实现“增值”(完全违背马克思关于资本只能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增值的原理)，当然只能形成泡沫经济。此次源自美国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演变成为一场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充分暴露了资本和西方自由经济理论的实质，使我们对资本的本质以及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等消极功能有了充分的认识，更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提醒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能搞市场崇拜、不能以西方的自由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建设。金融危机也使我们对资本主义西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局限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坚定了我们在高校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的决心。依据西方经济理论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能很好地规范经济活动的。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是美国，但由于美国是国际金融体系的庄家，在经济一体化条件下，损失的钱主要是别国的(包括中国)。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损害，远不止这些。所以，为了保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果，为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高校必须开设政治经济学。

3.只有政治经济学才能救“市”

所谓“救市”，就是挽救经济。危机发生后，美国在“救市”对策选择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焦点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与凯恩斯主义的较量。结果新总统奥巴马不得不放弃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推动一个总额为8250亿美元的直接救助经济实体(指资产阶级的大垄断企业)的刺激经济计划。与此相对应，我国的“救市”是以经济理论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国计划用两年时间，启动一个总额为四万亿元人民币的扩大内需计划，安排一半用于改善民生。这就是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救市”问题上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大胆地预言，从总体上看，从长远处考虑，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原因是以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政策只能以西方经济理论作指导。说到底，他们是在坚持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还是坚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之间作选择。退一步讲，即使他们的救“市”取得了暂时性的成效，也只能是治标，是治不了本的。因为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救“市”措施是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维护华尔街那些“肥猫们”根本利益前提下下的赌注。而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经济政策是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来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正如当代学者程恩富所说:“马克思认为，……从发展趋势上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财产公有制度比财产私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更能够促进经济公平和社会公正，这一点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知恰恰相反。”l2]说具体一点，我们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决定了生产目的，这就直接决定了我国政府调控经济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所以我国与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在救“市”的指导思想和效果方面是绝对不同的。“从本质上讲，我国‘救市’是通过‘救民’达到‘救市’的目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解决好民生难题，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同时，强调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将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发展、地震灾区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收人等工作同步推进，以解决过去在民生问题上的欠账。这些应对措施极大地解决了民生问题，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理解，又为成功应对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圈这一切，提高到理性的高度来分析，不能不归结于政治经济学的功劳。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要开设西方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不是万能的

按照传统观点，认为政治经济学包括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而实际情况是作为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政治经济学只是指资本主义部分，因为马克思在世时，世界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写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经济的运行机制也由原来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不可能为我们今天的经济运行勾画出一个理想的曲线图表来。就讲《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也是对18世纪处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论概括。按照哲学有关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关系的原理，任何一个真理性的认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对某一个特定对象的认识，只能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因而叫作相对真理。据此，《资本论》只能是巧0年前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近似的、不完全的认识，那些结论即使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巧O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突飞猛进，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后继者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还用150年前现成的认识去解释和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那只能得出不切实际的结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没有一种理论是万能的，政治经济学，它不可能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具体来说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一般规律，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寻求改变这种生产关系的动力和掘墓人，阐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客观必然性。马克思回答了人类社会演化和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但是没有回答一种社会形态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其经济运行的具体细节。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经济学，它的作用和功能也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150多年来，它起到鼓动人民起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公有制决定了我们的一切经济政策和经济行为必须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出发)，政治经济学的职能定位，也说明它不是万能的。

2.发展和繁荣中国经济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

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剧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崛起，也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市场经济，虽然二者建立在不同的所有制基础之上，国情也不尽相同，但从市场经济这一点看是相同的，都搞商品经济，都是社会化大生产，都要提高经济效率，因而在对经济现象的描述、经济机制的设计等理论体系方面应该有许多共性。西方的市场经济已经很成熟了，因为它有300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其设计并被实践证明了是比较成功的运行机制，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才刚刚起步，虽然自己也可以从头开始摸索，但要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当然应该选择研究和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和成果。这一点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就认真吸取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为我们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改革开放犯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西方经济学在帮助我们设计市场机制、用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税收制度、打破行业垄断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马克思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形成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在中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如果我们拒绝西方经济理论的借鉴作用，那就不可能在短期内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在国际贸易中赢得自己应得的经济利益。一句话，那就是放弃改革开放，坚持闭关自守，最后自取灭亡。要消灭私有制，必须先保留私有制;要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先承认多元化格局的存在;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先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没有诞生之前，牛顿的力学三定律被人们确认为经典力学，而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问世之后，牛顿力学三定律所描述的则只是物体在作低于光速运动时的一种特殊情况(牛顿力学只不过是物体在低速运动下很好的近似规律)。但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看到物体的运动，通常是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牛顿力学三定律仍然被现实世界的人们界定为经典。同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在世界没有实现大同之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而且会被那个社会形态确认为有意义的理论。即使将来实现了世界大同，我们也不可否认存在于不同社会形态的经济理论相对于那个社会形态的正确性，因为根据哲学原理，无数相对真理的涓涓细流，才能汇成绝对真理的大海，相对真理也是真理(任何一个相对真理都是对某个特定对象近视的、不完全的、相对正确的反映)。综上所述，无论从加快我国经济建设的角度，还是从创立马克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角度，我国大学的经济类专业，必须开设好西方经济学这门课。

三、开好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教学中要处理好两门课的关系，摆正好两门课的位置

不管在教学人数还是在教学课时及教学内容的安排方面如何处置，两门课的关系应该是:政治经济学是指导、是主流，西方经济学是参考、是借鉴。政治经济学以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客观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只有政治经济学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经济理论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当然我们讲坚持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是就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必须占据指导地位而言的。这里所讲的“指导”，是指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评价应以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不是说要用政治经济学去代替西方经济学。老师在教学中必须既要求学生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又不局限于要求学生坚持某一个具体的观点或结论，主要是要求学生坚持的立场和方法，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指导新的实践。在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问题上，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权威学者陈岱孙教授有一些中肯的论述，这里引用两段以表明笔者的观点:“作为一个整个理论体系，现代西方经济学不能成为我们研究制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但不等于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没有值得我们参考、借鉴、利用的地方，……当然，相反的，由于某些方面有可借鉴利用之处，便盲目地全盘接受，或者食洋不化，对于给纵然有用的技术手段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更是有害的”;ls]“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le]。

2.有关教学内容方面应注意的地方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内容广泛而松散的名词，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可以理解为西方国家的经济学者对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市场运行方式所作的理论概括，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经济学就是当代西方的市场经济学。其基本理论包括三部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现在本科使用的由教育部高教司组编、高鸿业任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它坚持了用经济理论为指导，坚持洋为中用，并且每章都加了评议，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而政治经济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一本既理论联系实际，又与时俱进的教材。目前，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西方经济学双重性质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既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因为它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造成的局限性，又因为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上升为理论，因而又有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我们在社会主义大学课堂里同时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有双重意义:其一是通过比较可以坚定对经济理论的信念;其二是通过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的成分来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从笔者了解的一些高校的情况看，两门课的权重比例有不合理(无论从课程种类、课时时数看，还是从学分看都这样)的地方;教学内容是政治经济学太单薄，西方经济学太厚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只讲教学内容，不加评议的情况，更严重的是讲西方经济学时只注重讲它的实用性，忽视了它的阶级性和局限性。比方说微观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宏观经济学中把工会视为垄断势力并把它视为工资—物价居高不下、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等，这些东西我们不但不能接受，而且要用的观点进行评议和批判。为此，笔者觉得，要适当压缩本、专科学生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内容。对本、专科学生应侧重多介绍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等基础知识，并注意用进行评议(每章课后的评议一定要讲)，而且要配套开设《经济数学》这门课程。

第5篇

【关键词】李斯特经济思想；来源；内容；影响

李斯特（List，F.1789-1846）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经济学家，保护贸易论倡导者，其经济思想直接影响了德国的统一和崛起。其代表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对李斯特经济思想的研究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从李斯特的经济思想中的保护贸易的思想，可以对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如何处理开放和保护国内市场的关系起到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李斯特经济思想的来源

李斯特经济思想来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德国当时的经济状况

英国古典经济学在李斯特生活的时代达到顶峰，在欧洲拥有众多的信奉者。德国经济学家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当作是唯一的真理，深信自由贸易是使德国摆脱落后的农业国状态的最优选择。而当时的真实情况却是：1815年欧洲恢复和平后，英国在欧洲大陆封锁政策期间积压的大量工业品开始向欧洲倾销。德国实际上处于内部分割的状态。由于缺乏坚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内不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无法实行统一的御外关税。李斯特“从自己祖国的实际需要，特别是1815年后德意志工场手工业的艰难处境出发”，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教导人们“对某一特定国家来说，在特定的世界形势下，如何通过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来获得幸福和文明”。他指责斯密以及其后的经济学家不强调经济生活中国民有机体的重要性，始终只是以整个人类社会利益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完全没有顾及各个国家的不同利益。他主张建立一种国民经济学，即“民族的立场出发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

（二）美国的贸易保护的理论和实践

李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鉴了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观点。美国经济生活的实际加强了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李斯特流亡美国其间正值美国贸易保护政策日益升级之时，他不但亲眼看到了美国新兴工业在保护政策庇佑下的蓬勃发展，而且亲身参与了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实行保护关税制度的笔战。1827年，李斯特以致美国一个工业家联合会主席的十二封公开信的形式发表了《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针锋相对地反对亚当·斯密地自由贸易信条。

（三）重商主义理论

重商主义晚期正是欧洲工场手工业发展的时期，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业，抵抗外国的竞争，普遍实行高额进口税率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对工业原料则不加限制，甚至以优惠税率鼓励输人。同时对那些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商品的厂商发放奖金或者补助金，以鼓励商品的扩大再生产和输出。这些措施都体现在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思想中了，但是根据实际情况作了补充和改进。

二、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内容

（一）国民经济学说

李斯特把经济学划分为“私人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而且又把后者分为“世界主义经济学”（或者“万民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认为政治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种“国民经济学”，即教导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特有的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以及研究如何使某一国家在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明和力量的科学。它的任务是正确了解各国当前的利益和特有环境，指导他们摆脱落后状态。只有基于民族国家立场，根据本国的国情以及它所处的国际形势，通过适当的保护制度，使国家成长为一个工业强国，才能为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创造条件。国民经济学不脱离具体的国情抽象地谈论和教条地坚持某个原则，如国际贸易的自由和限制，是随着国家不同发展程度和时期而变化的。

（二）贸易保护学说

李斯特认为只有两个国家在工业发展阶段上大致处于相等的水平时，才能从自由贸易中双赢。否则，自由贸易只对先进国家有利，落后国家必须采取保护关税政策才能发展“幼稚”的民族工业。如果国家在新兴工业创建初期不予以保护，脆弱的幼稚工业在强大的外国竞争压力下必然夭折，本国的民族工业将无法建立起来。李斯特主张贸易保护，但并不是反对任何的自由贸易，他认为保护政策是受本国具体情况决定的历史性政策，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保护和促进本国工业的发展。

李斯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在农业、工业、社会、政治和内政上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而仍然以农产品与原料向国外交换工业品，那么它在这些方面发展程度越高，得到的利益将会越少。在比它先进的工业国对它的优势竞争中，它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而这类国家已经具备了一切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必要条件和手段，可以把自己建成工业国家，从而在文化、物质、繁荣和政治力量各方面达到高度发展，只是由于还存在着一个比它们先进的工业国家的竞争力量，使它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碍。处于这样情况下的国家应当采取保护政策，这样有利于建立并发展本国工业，从而最终实现工业化。李斯特强调对工业的保护力度不应该一样，应当特别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门，即生产最重要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和对国家独立自主有着重大意义的部门。其它的部门可以适当让其参与国际竞争，从而提高其竞争力。

（三）生产力学说

李斯特的生产力概念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作为个人或者社会生产力意义上的那种生产力，而是“国家生产力”，它是由一国的科一学技术、国民个人素养、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和制度、自然资源及现有的物质生产条件等因素综合构成的。李斯特认为生产力比财富重要得多：“国家力量是一种动力，新的生产资源可以由此获得开发，因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价值更大，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国家财富并不在于交换价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产力的占有，正同一个渔夫的财富不再与占有了多少条鱼，而在于不断地捕鱼以满足他的需要的那种能力和手段”。李斯特用十分简洁的隐喻对比了交换价值与生产力，不仅用生产力代替了古典经济学的作为财富的交换价值，而且使生产力概念上升到国民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地位。

三、李斯特经济思想的影响

（一）为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奠定基础

李斯特认为个人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正如国家离不开个人一样，个人也离不开国家的力量。如果没有诸如国家的独立、安全、政治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个人力量的充分发挥的外部环境，也不会有国家的工商业的繁荣。同时，由于存在着私人力量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国防、治安以及其它公共品的提供，只有借助于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所以国家的作用是决不能忽视的。李斯特的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实际上也肯定了国家干预的重要作用。虽然他的保护主义只是当时德国实现工业化的权宜之计，最终的目的是抛掉保护主义这根拐杖，实现自由贸易。但是，在市场的力量不足以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时，或者说市场失灵时，他主张的还是国家干预。更何况，李斯特定义的生产力里还包括制度的因素，这更离不开国家的调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为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奠定了基础。

（二）历史分析方法使李斯特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

这种方法非常注重对历史事实的分析，据此来考察和检验经济学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论与历史经验，演绎与归纳，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说史的结合。他考察了英国成长为工业化强国的历程，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英国的强大与贸易保护的作用分不开。他还将经济按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分为五个阶段，并指出在相应阶段应该采取的政策，这些政策都是历史性策略。这些成为李斯特采用的历史分析方法的鲜明例证。这与“李嘉图恶习”直接相对，成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

（三）给制度学派深刻的影响。

在经济学说史上，他最先把国家制度和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看待的，强调在其它各方面都相同的情况下，一个政治修明、道德品质良好的国家和一个缺少开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国家，其生产力水平是截然不同的。这无疑为制度学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四）是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之一。

他是第一个站在弱势民族的立场上展开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的经济学家，并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他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若干在当今仍然极具价值的途径。比如主张关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落后国家争取工业进步，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利益，具有进步性，因而成为后来发展经济学的来源之一。

（五）生产力概念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视野。

李斯特第一次真正把生产力概念引人经济学，并且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他认为在长期内提高生产力比短期内的财富的增长重要得多，为了提高生产力而放弃短期的物质利益也是值得的。他用动态的生产力概念置换了静态的财富，把动态分析引人到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之中。他的生产力理论包含了私人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短期与长期的收益的区分的思想，从而大大扩大了古典经济学的视野。

李斯特的思想不仅影响力德国崛起，也影响了日本的崛起。深入研究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应该会对我国的崛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张乐.从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看李斯特的经济思想[J].经济研究导刊，2009（22）.

[3]余章宝.李斯特的经济理论及其贡献[J].厦门人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第6篇

经济现象间总是充满矛盾的，矛盾一词在生活中很常见。矛盾，它反映了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种特殊的状态，矛盾不是事物、也不是实体，它在本质上属于事物的属性关系。这种属性关系是事物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就是“对立”，正是由于事物之间存在着这种“对立”的关系，所以它们才能够构成矛盾。由矛盾自身的定义我们可以对应的得出关于经济矛盾的定义，经济矛盾应该是反映了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是经济现象的本质属性，不同的经济实体间相互对立相互作用的关系就构成了经济矛盾。

关于经济矛盾概念的理解

万事万物都具有矛盾，但是矛盾却不是事物自有的。经济矛盾是无法脱离主体意识单独存在的，它反映出了不同研究主体的阶级属性。政治经济学是矛盾演化的产物，经济矛盾并非是先验存在的，它是由代表特定主体利益的研究者在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中规定的，正是因为主体性的差异，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会从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中得出不同的矛盾方面。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实际上就是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探讨如何最有效的实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则要从劳动者的角度出发，规定现实中国经济矛盾，并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实现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要明确矛盾指的是作为研究主体的人，在对现实经济现象的分析中，规定出现象之间的矛盾。

不只是经济现象，作为矛盾的研究者――经济学家的思维也是矛盾的，由于立场和时代的变化，他们处在不断变化的矛盾中。在资本主义研究的代表中，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始终贯穿着一种自由的思想，运用大量的实证大量的比较进行研究，在这个时期资本主义还处于早期的发展阶段，社会上还有很多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资本主义需要自由，封建和集权专制严重压迫着资产阶级，遏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致力于批判研究，主张资本的自由竞争，深入分析经济矛盾。在资本统治全面确立以后，资产阶级摆脱了受压迫的地位，他们需要更进一步地发展，需要研究如何让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他们在对国家政策研究的同时引入了很多的衡量指标，效用就是最显著的例子。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批判的对象转为社会主义，但是由于自身处于统治地位，所以这个时候的批判只是一种形式，在本质上这更多的是一种辩护。从矛盾的分析也本质转到了表层，力求解决一些表层上的经济问题而不是经济矛盾。

矛盾分析的原则和方法

明确主义。现实生活中处理事情时，我们经常会提到要使用正确的方法、使用好的方法，在矛盾分析中，我们同样需要掌握正确的方法。“好”与“正确”是两个极其抽象的概念，到底何为“好”，何为“正确”，这就需要考量你的目的，根据最后想要达成的目的选择合适的方法，这就是正确的、好的方法，有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就是在批判方法与目的的不一致。经济学学术研究也是有目的的，研究特定问题时有具体的目的，但是这些目的都离不开一个总目的，这个总目的始终围绕着你的“主义”。“主义”也就是立场，它具体包含了两层含义，首先是“阶级”，其次是“利益”，你想要维护哪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当前迫切需要实现的利益是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站在劳动者的视角上，而劳动者目前需要的就是改善自身的生活，成为这个社会真真正正的主人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绝不只是为了国家，不只是为了经济发展，因此单纯地去研究社会如何发展这是不全面的，这或许就是“GDP主义”的弊端。劳动者在这个社会上还属于薄弱的一方，要始终谨记研究目的，探索当前劳动公有制的矛盾对立面，用批判的方法去除那些阻碍劳动发展的因素，实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

以正确的哲学观作为指导。哲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体现，社会变革通常是以哲学观念的变革作为指引的，各学科方法论的变革也开始于哲学的变革。哲学的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它是哲学方法论的具体化和表现形式之一。资本主义哲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早期有上帝论、之后是天命论，发展到最后形成了当今社会普遍认可的唯物论。后期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唯物观念的影响下，站在资本所有者的视角上，探讨如何提高资本所有者的权利，分析社会经济矛盾，对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使得社会变革前进。马克思明确提出自己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集成并发展了当时社会主流的唯物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刻反思，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哲学体系，在此基础上，用自己独到的视野分析经济矛盾，铸就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先河。马克思在从事矛盾分析时，既运用了经济学分析方法也没有脱离哲学方法论的指导。我们在之后的分析中，应该沿袭这一先进的思路，不要将二者完全对立，应该继续把他们统一在自己的研究中，形成具有深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用于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在实践辩证法的指导下研究经济矛盾。矛盾分析所用的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践辩证法，实践辩证法是以“唯人主义”为中心，要点就是处理矛盾。在主流意义上的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内容主要为客观规律，总结人类社会、自然界，研究其发展，总结其发展的普遍特性。在唯物辩证法中，人的中心地位被严重淡化了，人成为了客体不再是主体，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上，首先，对辩证法的来源存在误区，认为自然界是遵循客观原则发展的，人类在认识其发展的过程中从中总结出辩证法，这是不受人的意志的影响的；其次，对辩证法的主体认识错误，认为其主体是自然界，人只不过是从属于其的客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来源于自然界的，人类的思维活动也不能脱离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与此不同，是具有实践特点的，是对于传统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其出发点由自然界转向到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来，从现实的实践出发意味着从人类和人类社会出发，物质和自然界只是从属于人的，要在研究人的实践之后才对人类生存的物质条件进行研究。

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具有变幻莫测的特点，其内容丰富繁杂，不可能对其每一个内容进行细致的研究，为此，总结了以往时代对矛盾的研究，有建设性地提出了“抓住主要矛盾”的说法。这也就是说在对矛盾的研究中，要学会辨析居于主要地位的矛盾，同时要认清主要的方面。虽然矛盾的内容非常复杂，但是各个矛盾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是不同的，有些矛盾对于整个社会发展起引领作用，可以支配其他的矛盾变化发展，这就是主要矛盾。而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地位也不是相同的，会有其中一个方面从属于另一方面，受另一方面的变化影响，这就是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当然，矛盾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在一个时期居于主导地位的主要矛盾也可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演变为次要矛盾。

矛盾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

第7篇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

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

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

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

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

。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作者:刘廷兰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兴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难题二则[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05).

[2]王晓君.论“民族经济学”主要问题及解决思路[J].甘肃科技,2013(01).

[3]黄磊,李皓.民族经济学发展中的“二重困境”[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6).

[4]庄万禄,陈敏,马秀琴.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文社科版,2005(05).

[5]黄云.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与学理价值———以壮民族早期发展史为例[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6]王文长.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J].民族研究,2004(05).

[7]黄健英.论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J].学术探索,2009(01).

[8]施正一.施正一文集（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施琳.论中国民族经济学之路———发展轨迹与理论创新[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6(01).

[10]李忠斌.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宏观思考[J].思想战线,2004(03).

[11]邓艾,李辉.民族经济学研究思路的转变[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

第8篇

[关键词] 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机制 利益群体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2-0095-05

从政治学到经济学：IPE转型的背景思考

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之初，有着明显的政治学背景。按照海伦・米尔纳的总结，20世纪60―70年代诞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的是向传统国际关系研究提出挑战[2]。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两方面做出了贡献：

首先，提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区别于传统政治学所主张的、权力政治的核心是军事的观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下，军事力量并不总是被当作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手段[3]。

其次，回答了权力的来源问题。金德尔伯格和吉尔平的霸权稳定论[4]认为，70年代世界经济的萧条与美国霸权的衰退有关，这一分析为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转化搭建了渠道；而苏珊・斯特兰奇的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5]，则建立权力结构模型，进一步探讨经济要素与权力要素之间的联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试图分析世界机制与权力的关系，如依附理论提出“中心”与“边缘”的概念，分析资本主义体系“不等价交换”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6]；还有学者从国际机制的角度，分析跨国公司及区域制度如何对民族国家施加重要影响[7]。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把经济要素作为分析变量引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探索政治和经济的关联性。但是，无论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依附论或权力结构论，都以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对立为前提，学者们重视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此消彼长的转换关系，而缺少对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视角，在这一阶段开始有所体现。这一视角侧重国际力量(主要是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的相互关系。这一视角认为，国际经济环境是国家政策变化的首要或重要原因，国际经济制度对国内政治存在着重要影响。早在1972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就在《跨国关系和世界政治艺术》中指出了跨国关系和跨国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彼得・卡赞斯坦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8]中，把国际力量和国内政治结构结合起来。卡赞斯坦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他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奠定了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9]

不过，70年代开始出现的转型思考，直到90年代初，才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方面的原因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惯性力量，作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分支，早期IPE的研究几乎完全采用IR的模式。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便是以IR的三个研究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为IPE分类。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使得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学的研究顺利接轨，但同时也限制了学者们的研究思路。而另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整个七八十年代，国际环境的现实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苏联的解体和全球化浪潮的兴起，都是80年代末之后的事情。苏联的解体，使得传统的权力政治学、霸权稳定论逐渐失去了意义，而全球化浪潮又使得相互依存理论的解释力日渐苍白。

国际体系的经济权力分布、国际机制对国际环境的挑战，要求政治学者们必须倾注更多的精力关注经济领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IPE逐渐摆脱IR研究视角的束缚，而开始走上自身发展的路径。

9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关系现实对IPE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国际经济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全球化产生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开放经济政治(OEP)问题，除了发达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一步确保全球统一的开放市场之外，游离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提出了加入这一体系的要求。而研究开放经济政治，必须了解国内集团如何界定各自的物质利益(偏好)，这些利益(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机制所加强的。这一问题涉及到两个研究方向：首先是国际层面与国内层面的互动；其次是制度与利益的互动。

因此，IPE在90年代之后发生的转型，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不同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如何影响其政策选择。这一时期的IPE研究，可以通过多种分类方法来概括。除了丽萨・马丁所提出的立体2x2框架之外，海伦・米尔纳从研究议题的角度对IPE的成果进行了归类[11]，同样摆脱了早期单纯研究政治与经济相互转换关系的窠臼，体现出IPE学者从政治与经济、国内与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如果对90年代以来的IPE理论进行作简单分类的话，可以概括成外力研究(全球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内因研究(国内政治制度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以及内外结合研究(国际和国内行为的政策选择)这三类。

1.外力研究――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后果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突破了国际层面研究的孤立性。在政治学视角影响下的早期IPE学者们，按照体系论把国际和国内分为两个层次，国际层次孤立于国内层次之外，并被视作后者的结果。而在经济学视角影响下的IPE学者们，把国际经济体系看成国内政治变化不可忽略的因素。

总的来说，外力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思路又可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把国际市场一体化视作独立力量。国际市场一体化指的是“商品和服务贸易、生产的多国化以及金融资本流动”[9]，按照苏珊・斯特兰奇的分析，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是权力的来源，全球化的这三个特征正好具备权力转换的要素。在这一思路下，罗戈斯基提出国际贸易的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0]。他通过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分析指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11]。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如果多于其他国家，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该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他们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掌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第二个方向是研究国际规则和条例的制度性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国际规则通常被定义为“一系列用来界定权力和义务的行为标准”[12]。90年代中后期开始加强的全球化，使得国际组织、跨国企业等跨国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加。里斯-卡彭主编的《跨国关系找回来》[13]一书，正是这一研究方向的代表。而基欧汉和海伦・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则提出，国际力量通过“创立新的政策偏好和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4]这三种途径影响国内政治。

2.内因研究――国内利益群体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

这一研究思路是90年代IPE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因袭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与外力研究的思路相似，在考察内因的时候，学者们同样从联系价格和国内制度两方面探讨国内利益群体[15]面对国际压力的选择。国际经济一体化改变了国内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的机会成本，这些理性的国内行为体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政治联盟，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选择。

由内而外的思路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以下突破：①国内力量对国际力量存在“过滤”作用，而包括利益群体、国内政治结构等在内的中介环节是重要因素[16]；②国内力量的作用条件在于国内制度的变革。制度因素能减少或增加国际力量的影响力[17]，强政府-弱社会的国家与弱政府-强社会的国家可能接受国际力量影响的速度和大小就不完全一致[18]；③国内力量的作用方式包括改变社会行为体的政策偏好[19]。政治家、行政机构、执政党、官僚或立法机构都是IPE学者关注的行为体。特定的对外经济政策，总是使不同的国内行为体遭受不同程度的损益。行为体基于利益而重新结盟，改变或影响政策选择，对国家政治产生重要的影响。

3.内外结合的研究思路――国际国内行为体的政策选择

除了上述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的两种思路外，90年代的IPE研究还出现了第三种思路：从国内力量和国外力量的互动入手，分析内外结合的交互影响。不过，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取得显著进展的，只有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20]。

普特南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在国际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博弈。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总的来说，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对IPE理论转型的几点评价

理论总是希望对现实世界的现象做出解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路径去解释国际现象。90年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促使IPE发生了从政治学视角到经济学视角的巨大转型。国际化所导致的学术领域研究视角的转型，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确立了研究范式的独立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IPE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学科，但因为脱胎于国际关系学，早期IPE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都继承自国际关系学领域。自从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引入中国之后，中国的IPE学者也以此确立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21]。尽管这一框架具有简洁、实用的特色，而且与IR一脉相承，但是正如前文所述，这一框架使得许多IPE的研究成果无法纳入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古勒维奇的“颠倒的第二种设想”。在早期IPE的框架下，古勒维奇的理论被归类入“”研究[22]，原因在于古勒维奇提出了行为体的“物质利益”概念。

从90年代开始，有关经济利益、贸易政策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IPE理论中。IPE学者认识到，必须更关注经济领域；而经济学者也发现，研究经济政策必须加入政治因素。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IPE的研究范式突破了IR的领域，取得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地位。

其次，拓展了IPE研究的边界。学者们注意到，除了研究范式外，早期IPE研究的议题也都属于国际关系领域。海伦・米尔纳归纳当时的IPE课题为[23]：①国家权力机关对经济工具的使用(相对于军事手段)；②霸权稳定和美国的衰落；③国内政治的角色；④依存与发展理论；⑤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而随着90年代IPE的转型，学术研究的边界不断得到拓展。早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课题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第三个课题被拓展为“政治因素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相互依存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化研究所取代；而国际机制则逐渐成为最重要的IPE研究内容之一。尽管对一些学者来说，早期的五个议题依旧具有长盛不衰的魅力，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事实上已经拓展为分析国际与国内层面的制度利益，这就为形成新的政治经济理论范式打下了基础。

第三，需要进一步为打破研究壁垒而努力。不过，总的来说，尽管90年代以来的IPE转型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上都出现了巨大的突破，但是在缺乏简洁的研究框架指导的情况下，IPE的研究出现了多个“理论孤岛”。经济学家用政治学例子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政治学家用经济学模型来分析行为体利益，斯托珀-萨缪尔森模型和李嘉图-维纳模型之间的争论便在此例。前者认为要素是可流动的，而后者假定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两种不同的模型预测了不同的联盟模式和贸易政策。

因此，90年代以来IPE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思考是，如何打破这些理论孤岛，为将不同研究路径的理论连接在一起而努力。例如，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加强国际与国际层面互动的分析；如何打破利益分析与制度分析之间的壁垒，而使之出现可沟通的桥梁。

注释：

[1]苏长和.跨国关系与国内政治：导读//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2]Helen Milner.Reflection o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eds.Millennial Refel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623-636

[3]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5]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6]Andre Gunder 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Rev，ed.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9；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85

[7]R.Vernon.Sovereignty at bay：The multinational spread of US enterprises.New York Basic Books，1971

[8]Peter Katzenstei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omestic Structures：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76，30：1-45

[9]Geoffrey Garrett.Global Markets and National Politics：Collision Course or Virtuous Circl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8，52(4)：788

[10]Ronald 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E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7-52

[12]Krasner.International Regime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

[13]书中考察了跨国性规范和制度力量、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国内结构变迁的重要意义，并指出了跨国行为体影响国家政策的两个中间变量――国内结构和国际制度。国内结构决定了跨国行为体参与政治系统并且组建政治联盟来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和渠道；而国际制度的力量则受到双边协议、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约束。见：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14]基欧汉和米尔纳通过对工业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比较分析，考察了国际贸易和流动国际资本市场的扩张所形成的跨国经济力量。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结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55

[15]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约翰・鲁杰就提出，被体系理论所忽略的国内社会力量是研究国际经济秩序变迁时不可忽视的变量。见：John G.Ruggie.International Regimes，Transactions，and Change：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Stephen D.Krasner 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195-231

[16]杰弗里・弗里登的研究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见：Jeffrey Friden.Sectorial Conflict and U.S.Foreign Economic Policy，1914―1940.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8，42(1)：60-90；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沿袭古勒维奇的研究思路，引入中介环节的分析方法，分析国内政治如何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国际力量的影响。他们所引入的中介环节包括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行为体的利益、国内政治结构等。见：Andrew P.Cortell，James W.Davis Jr.How D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The Domestic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Norms.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Dec.，1996，40(4)：451-478

[17]这些学者把总统制、议会制等比较政治学的概念和思考方法引入对外经济政策研究中。伯恩哈德(Bernhared)和莱博朗(Leblang)对汇率制度安排的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典型

[18]杰弗里・弗里登，罗纳德・罗戈斯基.国际经济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分析性综述//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7

[19]Thomas Risse-Kappen.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Introduction//Thomas Risse-Kappen ed.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Non-State Actors，Domestic Structure，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5-7

[20]普特南认为，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赖并且是的，中央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见：Robert D.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ummer 1988，42(3)：427-460

[21]吉尔平从IR的研究范式出发，概括的IPE三种研究范式――以霸权稳定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以相互以来理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依附论为代表的――至今仍是国内政治经济学教材的经典分类。

第9篇

近几年，围绕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从未停歇，话题不断更新，层次逐渐深入，气氛愈加热烈。这是一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念碰撞，体现了政治经济学在新形势下要重新定位的努力。其中或众说纷纭，或针锋相对，种种纠缠不清的争论，多因两大理论体系相对独立，概念语言不通的缘故。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一味辩论的结果只能是似是而非，欲理还乱，无果而终。只有站在更大范围的经济学比较的基础上，才能看清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意义，从而理清思路，得到有价值的成果。

以最近争论的焦点“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为例。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辩题了，因为学界已经基本上肯定了“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观点。大家争论的只是，这个观点马克思已经说过了的呢，还是马克思没说但可以从他那儿引申出来的，还是马克思根本就是反对的。由此引发的另一个比较热闹的辩题，就是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大家都认为我国的私营业主是应该存在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争论的只是他们是否在剥削，这种剥削如何定性和定量，于是又去马克思那里寻找根据加以印证。

总之，学界对命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与目前的经济学大方向并无二致，差异的只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态度。这个态度，总结起来，又不外乎有三种：一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完全正确的，现在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疑惑，都是源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不够深刻的缘故，所以应该加深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一种认为劳动价值论的确有不足和偏颇之处，应该被发展和革新，其内涵和外延都应该进行新的拓展；一种则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坚持劳动价值论会走回阶级分析的老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所以它应该被否定或是束之高阁。

劳动价值论是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现在大家对命题的基本态度一致，却对分析命题的理论武器的态度出现差异，这只能说明对理论的整体把握和基本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在实际争论过程中，争论的核心也的确不断地追本溯源，大家都感到不搞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无法再讨论下去。于是如“什么是价值”、“怎样的劳动创造价值”、“非劳动生产力是否创造价值”、“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等问题又重新被提了出来，但是进一步的争论却没有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是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基本范畴和理论出发点相混淆的缘故。把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手段直接用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命题，自然要出问题，反之亦然。二

劳动价值论虽然博大精深，但它的核心就是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这个“劳动”还有许多的规定，比如“抽象劳动”、“生产性劳动”等，这个“价值”也有自己的定义，它的经典表述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我们就来看看实际争论中的一些情况。

首先是关于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有的学者说：

在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实际上不再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劳动是计划分配的……也就不存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而西方国家却从实际出发，不拘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认为第三产业也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使第三产业得到空前发展，所占比重已超过70%。……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与国际惯例接轨，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也采纳了三次产业的分类，也承认第三产业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跳出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凡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都视为生产劳动，都创造价值。[1]

这段论述的逻辑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三产业属于非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但实际情况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扩大，所以第三产业也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首先，这个逻辑的因果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就创造价值。在马克思严密的理论体系中，这只能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提高，创造了更多的价值，并且第三产业分割价值的比重增加了。其次，“国民生产总值”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从来都是以具体的货币来表达的，无法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来衡量。第三产业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并不能说明它创造了价值。最后，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与马克思所设想的也不一样，以之佐证，颇为牵强。这是想证明劳动价值论仍然正确的。再看另一种论述：

从今日展望，停留于原来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充分解释新的经济现象、市场现象与企业现象。在新经济条件下，传统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以及资本和传统技术不再稀缺，稀缺的是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经营创新及其载体或称人才。……仅从第三产业的不断成长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渐居首位看，所谓非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创不创造价值，多年来引起争论，确有其时代意义。否则，就劳动价值观，生之者寡，分之者众，主客易位，道理上说不通。[2]

这是想说明劳动价值论需要发展的。但是他的理由却很奇怪。难道某种东西“稀缺”了就会引起它的质变吗？技术不“稀缺”，就不创造价值，“稀缺”了，就创造价值了吗？“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仍然无法与“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直接相联。再看一个：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我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党政部门的劳动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主要理由是党政部门属上层建筑领域的范畴，它们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现在看来，这是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及其经济职能，其实党政部门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理应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劳动不仅创造价值，而且创造高倍数的价值。[3]

“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以及“经济职能”就可以证明一种劳动创造价值了吗？前一个证据明显与结论无关。“经济职能”也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它指的是对经济运行发生作用。影响了经济为什么就是创造了价值，还“创造高倍数的价值”？论者没有交代。就笔者所知，在马克思那里，非生产性劳动也对经济产生影响，可是它不创造价值。

可以看出，上述说法的逻辑漏洞都出现在同时使用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概念之时。并不是说不可以在两大理论体系间做沟通工作，只是做的时候要慎重，不能拿来就用，直接组接。否则，这样的理论探讨不仅不令人信服，而且没有意义。

其次，关于生产要素问题。如有的学者说：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的源泉。和传统的把其归结为人的抽象劳动，即与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力和脑力支出不同，我根据我的价值定义认为：价值源泉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界的结合，白手是不会起家的；另一方面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结合。并且，各种生产要素在不断增加，它们之间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最初由土地和劳动起主要作用，到资本、经营管理加入价值创造，再到二十世纪中期科学技术又加入，并且成为第一生产力。从而在新经济环境中我要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或财富论。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根据我对价值及源泉的重新认识，我进一步认为这些要素的作用不是平等的，在不断变化，从而我们又说新的意义上的劳动是价值主要源泉，这就是我的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4]

论文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来自

从生产要素的“比重和作用在不断调整”到“加入价值创造”的推理，也就是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为什么比重大一点，它的性质就会变化呢？很简单，因为这“比重”和“性质”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正如作者把“价值论”混同于“财富论”一样。在两个理论中，生产要素的“性质”本来就不一样，这与“比重”的变化无关。我们看到，为了确立数量可以改变性质的推理，作者不得不抹杀历史，提出资本、经营管理、科学技术以前从未“加入”的说法。这是想要改革劳动价值论的。

再次，关于我国私营业主的剥削问题。

有的学者倾向于不存在剥削或是剥削很少。如下列文字：

生产资料或资产作为商品生产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虽然不是同劳动相并列的价值源泉，但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也不能说毫无作用，至少它可以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所以，在现代条件下，所有者的投资所带来的回报，并不全是剥削，其中包含生产资料这种物的社会使用所带来的增值。……过去我国公有制经济内部的“投资饥渴症”、无数损失浪费等等，都同否认资产能够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有关。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谬误。[5]

资本对商品价值的形成“有作用”就说明不全是剥削，这也是一连串看不懂的推理。首先，“有作用”为什么就是“带来一定的价值”？后文说的清楚：“带来的回报”--这就对了，不是“价值”，而是“收益”，那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马克思早就澄清过，此与“价值”无关。其次，资本“代替人的部分劳动，发挥着同它所代替的劳动相似的作用”，因为劳动可以带来价值增值，“因而它的使用也会带来一定的价值。”依此推理，如果全部使用资本，没有劳动，价值创造照样进行。资本和劳动属于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是它们之间存在这么简单的替代关系，那就不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要素了。倒是西方经济学中大量的理论假设是基于资本和劳动可以相互替代。最后，“大量事实已经证明了”的是资本参与生产中的重要性，并不是资本本身可以“带来一定回报”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存在剥削：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二重性的理论，同样适合于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分析。

随即作者在引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我国的私营业主的劳动进行了分析之后，承认存在剥削，于是说：

经典作家曾多次讲过：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现阶段允许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企业剥削的存在和发展，显然不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远目标，但它却可以成为我们实现目标的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存在一定范围的剥削，但它并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漫无边际，而且这种剥削还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引导、监督、控制和调节。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公有制经济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制度不会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的剥削，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不能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同日而语。[6]

看起来作者十分正确，但细想却不知道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想说明这种剥削应该存在，那么那是我国的政策如此，不是劳动价值论证明如此。作者运用劳动价值论的结论只是承认了剥削的存在，所谓目的好，规模小，这些都不属于劳动价值论。整篇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劳动价值论正确，剥削也应该存在。我可以接受这两个结论，但不能接受这两个结论之间有因果关系。没有因果关系，这样的研究又有什么意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指导实践，现在变成了实践指导理论，生拉硬扯，结果只能是牵强附会。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以上只是择其要者，篇幅虽少，但其代表的态度却具有普遍性。为什么出现这些现象？我认为这与理论界的躁动情绪有关。政治经济学遇到了挑战，的确需要应战，但也要首先弄清自己的角色与性质。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从来就是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理论分工，更有不同的独立的理论框架和体系。政治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实证经济学，前者探讨的是公平问题，是人性的解放，后者探讨的是效率问题，是财富的增加。两者各有作用。以政治经济学指导营销，恐难如意，以西方经济学争取人类的自由平等，也是无力。三

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生产性劳动创造价值而非生产性劳动不创造价值，非生产性劳动的报酬是从生产性劳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再分配而来的，即从生产性产业工人创造的价值中分割而来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说非生产性劳动分割生产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有什么不正当。从理论上说，即使分割的比重到了90%，也与它是否正当毫无关系。既然如此，大家为什么要急着给非生产性劳动正名？

这是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价值”这个概念所包含的社会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创造的价值比分割来的价值似乎更优越。所有接受的人都有这种意识，那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里的确贯穿着这种意识。

换个角度来看。既然在理论上创造的价值与分割的价值同样正当，那区分它们还有什么意义？直接研究价值分割后的形态不是更简洁了当吗？马克思在年青的时候也曾试图像他人一样如此表述价值，但是他之所以后来发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又区分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都是为了导出剩余价值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就没有剩余价值论。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从价值的本质而是从价值的现象开始研究，以价值的最终呈现状态为研究依据，就无法区分劳动与剥削。换句话说，剥削的部分将很容易与非生产性劳动所得混淆在一起。西方经济学就是这么做的。当时的经济学家们对这一点也很清楚。马克思曾转引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说：“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7]当然劳动价值论并没有断言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也没有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但在这个理论中的确突出了生产性劳动的地位，从而特别反衬出了工人所受到的沉重剥削。

因此，劳动价值论是一种特别从社会公平价值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与之相反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特别从增加财富的角度进行判断的理论。现在学界很多人在争论的问题，是要用劳动价值论去谈增加财富问题。这也不是不能谈，只是不能移花接木地谈。在马克思那里，公平与财富的问题是他早在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解决的问题了。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可以高效率地增加财富，但人不是机器，工人仍在怠工，因为他们的人性得不到实现，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不会充分发挥。人类只有自由了，完全可以实现对象性的人性了，经济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那时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效率的经济学才会真正起作用。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求公平和平等，要求劳动创造的价值与报酬相当。因此，界定剥削和剥削量非常重要，这就需要区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

再进一步说，马克思所关注的对象比普通的经济学更高更远。他本来就是从哲学研究转入经济学研究的。他的哲学研究的是人性为什么受到压迫的问题，他的经济学也是为了揭示这个问题。他之所以要研究经济学，是因为他在研究哲学和政治的过程中发现，人性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要揭示的是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剥削和压迫的问题，剥削是经济问题，是生物性问题，压迫是政治问题，是人性问题。工人们被剥削走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吃不上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人性压抑的问题，是做人像做动物的问题。所以相对于贫穷，马克思更重视的是异化--人于动物性。之所以要反对剥削，因为那是异化的根源，是人性的大敌。

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性解放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人性的解放，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终关注是经济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个不同导向的学问，即是不同社会价值判断的学问，不能直接互通。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确有冲突，基本理论相悖，但那是因为它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研究领域里，对基本的社会价值判断不同造成的。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同一个窝里的死对头。他们之间的争论，只能是一种基本价值判断的争论，如讨论财富增长重要还是公平重要，或者剥削的标准和意义等等，而不应是各自理论体系中的某个具体问题，更不应用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解释另一种体系的概念理论，或是干脆相互混杂，因为从它们各自的理论范式中去看，对方的理论都大谬不然。

西方经济学的蛋糕理论就是说把蛋糕做大是至关重要的事，财富增长是第一位的，在此基础上再去兼顾公平，而他们同时又认为效率（增长财富）与公平平等是永恒的矛盾，所以是否存在剥削不是他们要讨论的问题，只要财富增长就完事大吉。政治经济学则是首先把公平问题放在首位，研究生产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首要的，而经济增长以及如何增长则不是它要探讨的主要问题。因而不管我们是搞何种经济理论的研究，必须能沉进去也能浮上来，只有我们跳出了圈外，用更高的眼光看待学科的立足点和局限性，才会更深刻地发现它们各自的意义，珍视它们各自的价值。

劳动价值论辩论之透析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是否还有用？当然。是否需要发展？当然。只是，讨论归讨论，发展归发展，但要沿着它本来的轨迹讨论和发展，不要僭越身份，否则只叫。劳动价值论既然指向的是剥削问题，研究的是公平标准，目标是人性的解放，那么在当代，在改革开放突飞猛进的今天，需要研究的事情还少吗？就像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的命题，实在没有什么意义，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服务业所得到的价值是否合理，有多少合理。像私营企业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也是早有定论的，需要我们研究的倒是剥削了多少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的是像马克思那样的量化的研究。至于剥削是不是对经济有利，也不是我们的课题，我们可以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说一声“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然后大声疾呼反对剥削。实际上，不仅是这些具体的研究十分必要，就是基本理论的推展也十分必要。但推展也要沿着原来的方向推展，研究在当代人性是如何受压迫的，为什么经济这么发达，人们仍然感到不自由？隐藏在那些丑恶和荒谬的社会政治现象背后的是什么样的经济根源？经济的不断增长为什么会带来新的异化现象？所以，我们要继承的是马克思在过去做过的工作。

社会需要各方面的理论，反对不平，关注人性是我们的任务。在我国，西方经济学可以用来指导经济，当然还需一边研究和创新，而政治经济学是我们用来把握整个国家方向的理论，因为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国民的幸福和未来的发展当然是比经济的增长更远大的任务。

注释：

[1]何伟《重新认识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2002年第1期第12页。

[2]沈立人《劳动价值论的理念创新与政策整合》，《经济学家》2002年第2期第23页。

[3]何炼成《深化对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经济学家》2001年第6期第47页。

[4]晏智杰的论述，张兴明《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探索--访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教授》，《北京大学校报》2001年12月。

[5]董德刚《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剥削现象》，《前线》，2002年第2期第13页。

第10篇

关键词：范式；范式转换；经济哲学；经济思想

“范式”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一个关键、核心的

概念。“范式”理论在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的同时，也在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引起了积极的回应。文章将利用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将西方经济思想的转换，从范式上作初步梳理并加以简要的分析。

一、库恩“范式”理论概述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著作中，库恩定义“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这一定义得到其他学者们的认同，并且在归纳了库恩在不同场合关于“范式”的多元解释的基础上，重新将“范式”定义进行了整合，给出了更为完整的表述：“范式是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式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科学的一种共同的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共同的方向。

库恩认为：在前科学时期，一门科学尚未形成范式，即研究者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观点、方法没有达成一致，各种学说争论不休。经过一个长时期的激烈论争，在该科学领域逐渐有一种学说得到公认，这时便形成了该学科的范式。范式的形成标志着该学科已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标志着该学科进入了常规、稳定、持续的发展时期。在学科的发展时期，学者们对该学科的基本理论一般不存在怀疑和争论，而只是争论和修正自己对范式的理解。在学科发展的后期，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实践的发展、研究对象和问题的变化，原有范式未被利用的逻辑空间越来越小，可供研究者调整自己观点的余地变得越来越狭窄，原有范式已很难解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人们开始对原有范式丧失信心，这时便出现了范式危机。在经济学领域，随着常规经济学过程的持续和经济生活的不断变化，经济生活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层出不穷，而在原有范式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中又很难获得合理解释，使原有范式理论的解释力下降，从而出现了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范式危机的出现蕴涵着科学革命的到来。在危机到来之时，人们在怀疑原有范式的同时，也在开始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寻求建立新的科学逻辑系统。也就是说科学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有一个动态的模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和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库恩认为：整个科学发展史就是遵循这样一个动态模式的周期运动规律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科学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必然有其自身产生、积累、发展、消亡的过程，即科学革命。简言之，科学革命的实质是“范式转换”，即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过程。库恩的范式理论，尤其是“范式转换”理论，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历史状态和内在发展规律，对人们理清所从事领域的发展路径以及把握其领域的未来走向都有启发作用。

二、从范式转换看西方经济学发展史

西方经济思想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然而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却只是在最近的二三百年里才真正形成。从这个角度考察，经济学被认为是一门年轻学科是有根据的。在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五次经济理论革命，分别由亚当斯密（1776年）、大卫李嘉图（1817年）、约翰穆勒（1848年）、艾尔弗雷德・马歇尔（1890年）和凯恩斯（1936年）发起。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主导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体现了库恩的范式转换思想，从而将西方经济学发展史分为了三个经济学范式：前古典经济学范式、古典经济学范式、现代经济学范式。

（一）前古典经济学范式

前古典经济学范式首先起始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古希腊是西方经济思想的源头，在公元前6世纪就开始探讨商品、货币、贸易和生息资本等问题。而古罗马则将希腊人的经济思想发展成为一些制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于财富或有价值的东西有一些直觉的观点和经验的论述，但并不真正涉及经济学含义的价值形成问题。形成于这个时期末的重商主义学派把货币看作是唯一的财富，但这种定性的规范是以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为根据的。他们认为经济体系中只有农业生产才会创造和产生财富，而其他部门都不会创造或形成价值，因此重农学派主张土地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此种经济范式在欧洲历史上最典型的封建统治时代非常兴盛。这个时代经济思想的核心是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并力求对逐渐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加以规范。

（二）古典经济学范式

1、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不认同重农学派的价值观。他认为重农学派的观点太过狭窄，不应该将当时已日益重要的工业生产排除在价值形成过程之外。因此，他修正了重农学派的观点，用比农业生产宽阔得多的逻辑外延来界定“劳动”概念并分析经济体系的价值形成。亚当斯密认为，凡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都会形成价值，所以财富的产生不单单局限于农业生产，而且也不局限于工业生产，甚至不局限于经济体系的生产过程。他建立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理论体系，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提出了“经济人”假设，把人的本性视为利己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同时他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创建了经济学最初的分析框架。

2、大卫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以后，经济学围绕斯密自由主义范式继续发展。一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成熟，大卫李嘉图把经济学抽象为一种工具，既发展了亚当斯密的体系，同时也走向了只注重逻辑推理的极端。另一方面，亚当斯密体系中的庸俗成分也获得了发展，并逐渐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独立出来。与此同时，亚当斯密范式不断面临来自现实的诘难。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历史学派都先后对斯密的自由主义提出了质疑。大卫李嘉图最早采用了理性逻辑演绎法，就经济学方法论而言，逻辑演绎就是利用一个抽象的理论结构，揭示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他吸收了亚当斯密劳动价值理论中的合理成份，抛弃了亚当斯密把消耗的劳动与购买的劳动混为一谈的二元劳动价值论。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或其所能交换的任何另一种商品的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种劳动的报酬的多少。”他创造性地解决了商品的价值构成问题，从而破除了“斯密教条”，此外他还坚持劳动价值论，并以之为基础，探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又通过分配关系的研究深化了劳动价值理论，使之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成熟的劳动价值理论。

（三）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也称为现代经济学范式。其代表人物有约翰穆勒、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和凯恩斯。

约翰穆勒代表的经济学范式。从1820年到1830年间，英国的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拥护和反对大卫李嘉图理论的斗争，争论的焦点是他的价值论是否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特别是能否以它为基础解释资本利润的存在及其合法性。争论的结果导致了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及其学派的解体。大卫李嘉图学派解体后，西欧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呈现出若干新动向。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提倡的经济自由主义虽然仍被推崇，但其理论的基础即劳动价值论已经遭到置疑，从中得出的劳动和资本相对立等一系列不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结论，已经遭到批判和抛弃。形势的发展要求提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对策，西尼尔、巴师夏和约翰穆勒经济学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并逐渐转向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约翰穆勒坚持，经济理论要成为科学，不但要有对经济世界中基本范畴的抽象，更要确定各范畴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后者往往产生混乱。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亚当斯密提出的但却缺乏系统论证的观点，提供了更细致的分析，并用生产、交换、分配等范畴对经济活动进行划分，重新安排了政治经济学体系，使之形式更加完备，论理更加充分。

（四）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范式

继约翰穆勒后，艾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完全竞争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背景，对边际革命以后的经济理论进行了一个最为全面的总结和综合，开创了当代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河。他强调经济学或经济思想的发展是连续的。在此基础上，马歇尔综合了前人的范式，尤其是调和了古典经济学和边际主义，把经济学理论重新整合到“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完成了经济学向新古典主义的过渡，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他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在实际上从经济学中取消了价值论。此后，西方古典经济学就沿着马歇尔所指出的方向不断发展。直到美国制度学派开创制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

（五）凯恩斯经济学范式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以“市场能够自动调节平衡”为理论支柱的传统经济学面对如此严重的“反常”一筹莫展，由于“反常”反复出现而又未能被消化，终于使旧范式穷于应付而陷入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凯恩斯进行了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又一次革命。他的经济理论范式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有效需求不足。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存在，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这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是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曾经的范式，供给总是能创造需求。第二，工资刚性。由于存在工资刚性，价格的变动是很迟钝的，不能适应需求不足的变化。而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工资和价格的变动都是迅速及时的。第三，市场无法自动出清。由于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工资刚性，市场就无法自动达到供需平衡，即无法自动出清，所以会出现大萧条。因此，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市场。

从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上，他的经济理论是从“总量”上来研究资源利用问题的，着重考察总体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注重总量分析、短期分析和非均衡分析。因而，他的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它有效地解释了大萧条，从而取代了旧的经济范式。

三、经济学中新经济范式替代旧范式的条件

范式危机的出现预示着经济学的范式转换革命即将到来。考察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到，在理论林立、观点纷争的经济学范式转换时期，能够脱颖而出最终上升为新范式的理论观点大都符合以下条件：

第一，新的经济范式取代旧的经济范式必须能够为经济学新的常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逻辑空间和理论空间并更加优越，使经济学的发展能够进入一个新的常规发展时期。

第二，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对现实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意义，只有能够有力地解释经济现实，并据以引申出更有效的经济政策，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第三，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更好地对经济实践进行总结，决定着一个经济学范式是否能够对现实经济活动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

第四，新的经济学范式必须同经济学知识系统之外的其他知识形态和思想形态的主流思想相吻合，特别要与一定历史时期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观点及其方法论相适应，这是因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发生在经济学思想的开放性逻辑层次上的。

从经济学发展演变历程看，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伴随着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性进展，通过对经济命题的完整阐述和科学推理，证明经济学发展的客观逻辑性，使之符合逻辑发展进程。可以预测，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必将面临更大挑战，唯有通过加强以范式为主要研究内容的经济哲学的研究，才能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促进经济哲学的成熟。

参考文献：

1、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九海.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探析[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5(2).

第11篇

[关键词]转型目标　横向的制度安排　纵向的制度安排　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66―06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中国实践的理论意义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方案。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关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热潮继续升温。在这些研究之中，外国观察家关于“北京共识”的研究由于将中国的经验赋予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地位而备受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论述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差别。首先，两者都将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视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将转型路径而不是转型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转型路径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指过渡完成之后出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对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之中却基本不存在对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传统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等两组因素来突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只能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之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地，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也仍有疑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有下降的危险。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才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学术界无意亦无力分析转型目标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转型路径研究。客观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与走向何种市场经济即本文所说的转型目标问题相比，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这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在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但是，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显在的，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全部内容。

二、交易形态与创新活动：市场经济的类型学分析基础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取得的进展，集中地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关于美日经济体系和美日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之中。相对而言，典型的美国企业(A企业)在劳动市场、制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流动的；而典型的日本企业(J企业)在上述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长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青木昌彦指出企业在上述三种市场中形成的交易惯例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对这些“风格化事实”进行整理。他认为A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彦证明两种信息结构都可能达到最优。图1所示的这一分析视角为市场经济的类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管理学家持续地对典型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行为进行比较。以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通过将产品建构的概念一产品结构(或工序)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引入组织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建构具 有模块型特征的产业(IT、软件、生物制药、金融等)之中，模块型的组织原则更易于促进竞争力的形成，而在产品建构具有集成型特征的产业(汽车、摩托、高级家电等)之中，集成型的组织原则有助于竞争力的形成。换言之，如表1所示，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集成型和模块型的组织原则高度接近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所说的理念型意义上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分析获得了具有实证基础的支持。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理念型意义上的美日企业的实践更接近模块型和集成型的组织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日企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已经达到极致而无法赶超。

欧美学者从制度互补性角度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豪尔和索斯吉斯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两种，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习前者的特点是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协调，而后者的特点是由制度对经济进行协调。类似地，阿玛布从产品市场的竞争形态、劳资关系、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五个制度领域出发，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将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基础型、亚洲型、欧陆型、社会民主主义型和地中海型五类，其中的市场基础型和亚洲型的代表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尔和索斯吉斯的研究尽管属于政治学领域，但是其研究团队将企业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区别在于德国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产业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企业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为通用的术语来表述，那么可以认为德国是法团主义，而日本则是企业层面的法团主义。类似地，阿玛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认青木昌彦的研究对其有重要影响而且将科技与产业特征这一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因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领域的这两项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补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业)方面与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其对市场经济所进行的类型化也基本上是对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美日比较的扩充和细化，没有明显超出前者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以比较制度分析和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类型学仍然是我们思考我国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时最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类型学最终指向是企业层面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形态和性质正在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核心变量。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从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出发，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体系化的整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现实选择

在第二节的语境之下，分析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时，我们将遇到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逻辑上不同于美国型和日本型市场经济；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的部分，是否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和第二节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节提及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将所有的交易形式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之内。近年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包括比较制度分析在内的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均将交易视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思路明显来自旧制度经济学。但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不是旧制度经济学家所列举的交易形态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认为交易可以分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给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产品市场中的买卖行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而配给型交易的典型则是判决和政策。另外，新旧制度派学都没有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市场纳入分析框架。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这些研究者将交易形态的形成视为自发的，忽视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康芒斯对交易的定义出发，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配给型交易必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业之间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

将康芒斯提示的交易类型和资源、土地市场中的交易统合进第二讨论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可以获得如图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从图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在以下方面获得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交易形态主要是市场进化的结果。而在我国，交易形态的形成可能是市场进化和政府介入双重影响的结果。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可能存在于资源和土地市场的交易之中。在我国，由于资源和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导这一市场之中的交易形态并影响交易所产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对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施加影响来获得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或实现对所得分配的调整。第四，依据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群之中，更有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各有不同。不同的先进工业国中往往存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往往只在同一类产业中发展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地域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有可能分别在集成型产业和模块型产业中都发展出与之匹配的组织惯例和交易形态并在这两类产业中都形成竞争力。第五，不同的产业群要求不同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与该产业的技术特征相匹配，而我国有可能形成国有经济致力于发展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交易环境的集成型产业，而民营经济在模块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格局。随着民营经济向集成型产业扩展，有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在研发人员的雇佣形态和某些关键性企业间关系方面引进国有企业的比较长期而稳定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换言之，在长期内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在特定领域向民营经济输出组织原则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从生产和分配、横向制度安排和纵向制度安排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分类。本文对横向的和纵向的制度安排的定义借鉴了康芒斯对交易形态的区分。所谓纵向制度安排指与配给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其典型是政府通过法律或政策自上而下的主导的制度安排，而横向制度安排指与交涉型交易和管理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

第12篇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第13篇

新成立之后，中国大陆界对待马克思理论的态度，非常惊人的相似于“五·四”运动之前国人对待孔子理论的态度——一儒独尊，一切以孔圣为准则，迷信、神化、反。

中国学的就在于这种反科学的“孔圣范式”，而非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也就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迷信、神化，一切以马克思为标准，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标准，并且把一切正确或被认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经济学，而一切不正确或被认为不正确的经济学理论都说成是非经济学的这种范式。近十年前，由樊纲先生《“苏联范式批判”》所引发的“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并没有找到中国经济学的正确路向。

马克思理论的“孔圣范式”不仅是中国（大陆）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阻力，也是中国（大陆）其他一切领域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即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经济学届的精英们，曾经发起过一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讨论，据称，这场讨论是因为樊纲先生的《“苏联范式批判”》而引发。

当时的背景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经济学理论远远落后于经济实践，理论界认为传统经济学理论（樊纲先生所称的“苏联范式”）严重束缚着我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这套传统经济学理论既不能指导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实践，也不能解释现实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同时，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间，理论界出现了大批与传统经济学理论观点不一致，五花八门，跃跃欲试，似乎想突破传统理论束缚的文章。

据资料显示，这场讨论的结果（比较主流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学的未来走向，要坚持以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理为指导，吸收西方经济学科学有用的东西，结合中国经济实践的现实，发展我国经济学。

实际上，经济学，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最终还是占绝对统治地位。这场讨论并没有为中国经济学找到正确的方向。

回顾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近二十多年，即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可以看到，我们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即上面提到的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九年的“准诸子百家”时期。这个时期，思想很活跃，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有重新诠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有照搬西方各流派经济学的，有诠释西方经济学的，也有自己“创新”自造的，甚至有非经济学的“经济学”观点的（比如用意义、管意义的价值概念解释经济学意义的价值等），五花八门，泥沙俱下。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九0年至二00一年之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大规模引进时期。其标志是市场经济理论的引进施行。这时期传统经济学理论，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被置之一旁。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大兴土木，到处修建新楼房，而其旁边的旧宗祠依然故我一样。第三个时期即是二00一年到现在所开展的“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时期。这时期是在市场经济理论大放异彩的时候，想起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就如广东珠江三角洲农村建起了大批新楼房之后，想起要用现代新的建筑材料翻新一下旁边破旧的宗祠一样（这只是翻新，重新装饰而不是推倒重建）。“劳动与劳动价值深化研究”的结果是重新确认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体系的地位。认为市场经济理论，即效用价值论体系理论，虽然在经济实践中大放异彩，但这并不，更没有动摇劳动价值论体系的统治地位，因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是相通的”，“劳动价值论隐含有效用价值论的意思”。昔日水火不相容，互为死敌的一对，今日认祖归宗，同为一家！这样便形成了经济学一山藏二虎的局面。似乎一个“价值”有两个答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事实上，这次的深化研究，对劳动价值论并没有得出更深刻、更正确的认识，而只是多了一些错误的演绎罢了。

从上面所述可以看出，不管哪一个时期，即使声称“苏联范式”被批判及抛弃，我国经济学主流都始终没有减弱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体系）的迷信和神化，我们始终没有摆脱传统理论的束缚，也没有摆脱樊纲先生所说的“苏联范式”的束缚。

二

我们很难想象，科学领域会有一种理论或理论体系，能有如马克思理论这么大的能耐，这样的神通广大，无论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或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无论是“地心说”，或是“日心说”。在我国（大陆）理论界，马克思理论，始终被看作是绝对的真理，是真理的标准，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它包罗万象，无处不到、无所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单是经济学，科学的一切领域都是马克思的天下。在大学教科书里面，就有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文学，新闻学等等，不一而足。似乎没有马克思就没有真理，马克思是真理的代名词。马克思似乎是神而不是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我们中国大陆比“孔圣”还“孔圣”。上个世纪“五·四”运动之前，孔子是我们的圣人，我们的一切言行都以“孔圣”言论为准则。“五·四”运动的目的是要结束封建，破除迷信，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结果却是“孔圣”送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还没有请进国门，“马先生”————已捷足先登抢占了地盘。后来，我们便一切以马克思为标准。一个外来的洋封建、洋迷信，替代了本国的土封建、土迷信。中国社会因此而封建依旧，迷信依旧。

于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象他的其他理论一样，日益被教条化，被神化。以致于我国经济实践，一度以劳动价值论为依归，实行错误的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

而事实上，无论是从实践方面，还是从理论方面来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都是一个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

几十年的经济实践已经证明，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个失败的错误体制。而这个体制正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要求下的结果。

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商品的价值量，完全由生产商品的劳动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所独自创造；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唯一来源，并且是工人剩余劳动所独自创造的。所以，要消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消灭劳动剥削，就必须消灭商品、消灭商品生产。因此，社会主义必须实行产品形式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计划体制。

因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如果没有剩余价值，无利可图，商品生产就不可能继续，就不可能存在。反过来说，只要有商品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会有劳动剥削，就会有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所以要消灭剥削，消灭社会经济的不公平，就必须消灭商品及商品生产。

既然商品与商品生产消灭了，社会经济实行产品经济形式，就意味着社会经济的调节手段是“计划”。因为商品不存在，市场，即市场调节，也就不存在，剩下的就只有计划调节。

所以说，社会主义产品形式的计划经济，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要求下的必然结果——不管马克思原著里面是否曾经给社会主义经济下过“计划经济”的定义。

有许多论者（包括上文提到的樊纲先生）认为“计划经济”是斯大林、是苏联教科书的“杰作”。而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罢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圣人”及“圣经”有错误——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本身知识的贫乏的话。

除此之外，对于劳动价值论的其他理论，我也没有看到苏联教科书的解释或演绎有什么根本性的错误，我只看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

政治经济学的根基及主干就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本人在《谈正确认识劳动价值论的根本障碍》，《价值难题新解》及《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错误》等文中已有较深刻的，在这里即不再重复，只作简单的介绍（当然，也有相当的一部分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提出过怀疑，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致命点）。

首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关于商品的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

商品价值，即交换价值，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或交换比例，它不是一个实质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就象物体的比重一样，根本不存在创造不创造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是创造财富，而不是创造价值。只不过价值也用于衡量财富的多少，作为财富的一种尺度。但价值并不等同于财富，价值和财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往往把二者混淆了。我们知道，“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也不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其实，一切生产力因素（即资源）都是财富的创造者。

劳动也不是唯一的价值因素，甚至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占有性，一个是有用性。商品的价值量由商品的占有性和有用性两个因素共同决定。劳动（劳动耗费）只不过是占有性的一个特殊而普遍的形式而已，并不是占有性的全部。所以，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价值因素，更不是唯一的价值因素。

其次，剩余价值理论也是错误的。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即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理论——的派生物。由于他的劳动价值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其剩余价值理论的正确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资本主义社会（或私有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活动，的确普遍存在着劳动剥削的情况，但是，劳动剥削并不是利润的唯一来源，甚至可能不是主要来源。因为上面提到“一切生产力因素，即资源，都是财富的创造者”，而所谓利润，实际上是资本家在经营活动中得到的净财富，即除去成本财富的财富净增长。所以，所谓的“剩余价值”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经济活动）的唯一目的或根本目的。

同时，劳动剥削也不是社会经济公平的唯一敌人，更不是最大的敌人。社会经济公平的最大敌人或主要敌人是资源的占有和消费（使用）的不公平。当然，劳动（劳动力）也是资源的一种。

再者，马克思的基本经济理论也是错误的。

本人的研究发现，左右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即基本经济规律，是“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原理）”，而不是马克思的“等价原则”。如果不考虑马克思“价值创造，价值决定”理论本身的错误，“等价原则”充其量也最多是基本经济规律，即“效用最大化·生产耗费最小化原则”，其中的一个小枝节而已。而实际上“等价”也只不过是“交换”的同义反复。因为“交换”本身就意味着“等价”。所以，所谓的“等价原则”几乎不值一提。

三

上面提及的三个，即“价值创造及价值决定（因素）” 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基本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根基及主干，也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根基。而这三大理论都是完全错误的，或几乎完全错误的。说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体系。

一个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几乎完全错误的理论（体系），如何去指导我们的经济实践和理论，并且还要作为（真理的）标准？

而就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体系）是完全正确的，它就能作为我们一切行动（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指南及标准吗？不是说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实践”吗？

马克思是百家中的一家，并且是“一家”而已，为何马克思理论能涵盖一切，为何以一家顶一百家？为何独尊一家而硬废其余九十九家？这不是严重反的做法吗？

所以，我们说，经济学的，实质上并不是所谓的“苏联范式”的问题，而是“孔圣范式”的问题，也就是那种“一儒独尊而百家俱废”，“一马独嘶而万马齐喑”，“一枝独秀而百花不放”的迷信、神化、反科学的“封建范式”的问题。

因此，我要在这里大声发问：中国经济学究竟应向何处去？马克思理论是应该继续“神化”还是应该转为“凡化”？我们是要迷信还是要科学？

：

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

第14篇

【关键词】 投资；预付资本；生产起始动力

新古典经济学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厂商“生产要素最小投入与最大产出”的问题之上，尽管存在诸多不足，甚至严重缺陷［1］，但不可否认其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具有重大指导作用。但社会再生产环节不仅限于单纯的生产阶段，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同样值得深入研究。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至今日阴影不去，世界各国尽管想尽办法，但成果甚微，英国伦敦街头的骚乱和美国占领华尔街的呼声都在为政策的无能为力进行着注脚。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并没有消失，但经济却陷入了泥潭，这显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要素投入产出范式所无法做出的解释，如何让厂商、让生产具备起始动力，似乎才应成为问题的关键，但这一问题恰恰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的。

一、问题的提出

日常生活中常用“投资”一词来表示市场经济下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辞海》中关于投资的定义是“企业或个人以获得未来收益为目的，投放一定量的货币或实物，以经营某项事业的行为”［2］。

百度百科中的词典解释是：

1、把资金投入企业或基本建设。叶圣陶 《坝上一天》：“群众提出修建海流图水库的要求，不用国家投资，群众愿意集中人力物力来修建。”

2、投入企业或基本建设的资金，泛指为达一定目的而投入的钱财。 《论十大关系》二：“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3］

不难看出，日常生活中“投资”一词被广泛的用作了厂商或某一主体开始生产或项目运作之前的一个经济行为，即资金投入。没有这个经济行为，生产或企业运行就无法开始。这与会计学或财务管理学中的“投资”概念基本一致。

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经济问题却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略，经济学中的投资概念并不包括上述含义，比如萨缪尔森认为，投资总是实际的资本形成――增加存货的生产，或新工厂、房屋和工具的生产，即只有当物质资本形成生产时才有投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其论断形成既具有偶然性，也具有必然性，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或许可以解释其根由（社会意识由经济基础决定）。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就是厂商的生产起始动力，投资在这里表示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马克思用“预付资本”这一概念来表示生产的起始动力，“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启了政治经济学对生产研究的序幕，也给予了厂商生产最初的启动力。

今天面对全球经济挥之不去的金融危机，西方社会原本奉为经典的理论已很难解释。生产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如何最小投入最大产出的问题，不是通过产权明晰如何发挥市场效率问题，问题的关键成为了如何让生产开始启动，让静止的生产要素开始运动。鉴于此，本文希望在此方面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二、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是不是起始动力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普遍使用了投资概念，但这一概念基于的是社会有效需求扩大对均衡收入的提高，与微观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并无概念上的重合。在高鸿业《宏观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了这种差异，书中写道：“在西方国家，人们购买证券、土地和其他财产，都被说成投资，但在经济学中，这些都不能算是投资，而只是资产权的转移”。［4］那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投资又是何含义？书中继续写道：“经济学中所讲的投资，是指资本的形成，即社会实际资本的增加，包括厂房、设备和存货的增加，新住宅的建筑等。”［5］

梁小民在其《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中采用曼昆的定义，所做的叙述与前者一致，“资本存量是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厂房，机器设备和其他耐用品以及居民用房。投资是用于增加或维持资本存量的支出。资本存量是存量，即在某一时点时的资本量的总和。投资是流量，即在某一时期内用于增加或维持资本存量的支出”。［6］

不难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投资与前文所讲的投资不论从含义和数量上都不是一回事。从含义上，两者角度截然不同，前者指的是目的在于形成社会资本而产生的社会需求，后者指的是厂商为了开始生产而投入的资金；从数量上，日常投资所指的资金投入既包括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部分，也包括不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部分，如为抵御风险的风险准备金或为增加自身信誉的闲置资金，并且形成社会资本需求的内容也并不全被日常投资所覆盖，原材料赊销和工资后付都不需要资金的投入，可见其在数量上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的投资既可能小也可能大。在宏观经济学当中，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共同组成了社会总需求，通过扩大投资可以实现社会总需求的提高。在这里，投资是指购买和因此生产资本货物――不会被消耗掉而反倒是被使用在未来生产的物品。

由此可见，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尽管关注了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有效需求理论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消除经济中抑制生产的因素，将经济领出衰退的泥潭，但其却是将重点放在了经济总量上，而对厂商的微观起始动力未加关注，这也正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长期受到诟病的原因――缺乏微观基础。微观基础的缺乏使得宏观政策的适用性不易明确，简单的套用（衰退就积极政策，繁荣就消极政策）常常事与愿违，不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常常发挥不了预期效果，经济现实与政策的适用基础常常并不相同，发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已成为许许多多凯恩斯主义学者的努力方向。

三、政治经济学预付资本的内涵

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关注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问题，政治经济学当中，预付资本是指资本家用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生产剩余价值而预先垫付的资本。资本家把资本预付出去时，是为了要重新得到它，并且，还要带来比原预付资本更多的货币额，即剩余价值。这里资本预付成为生产开启之前的首要环节，只有进行了资本预付，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才能按照生产的要求聚集在一起，预付为生产创造了条件，或者说是开启了生产。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它（货币资本）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社会总资本流通过程）的第一推动力”。［7］

同时，马克思对于他之所以选择“预付”这一概念也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在G―W―G’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购买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币。他拿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付出去。”［8］

马克思同时指出了预付资本的本质功用，货币一旦被预付出去就具备了获取剩余价值的作用，他指出：“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G―W―G’。其中的G’＝G＋G，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9］

为什么预付资本会具有这样的功用，能够开启厂商生产，马克思同样给出了解释：“很清楚，假如G-W-G’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么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100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10］马克思用短短几行字就道出了为什么市场经济社会会赋予预付资本获取剩余价值的权利，因为它承担了“风险”，并且这种承担风险的能力被社会、被生产要素所有者所认可，劳动力“愿意”被它雇佣、甚至为它“预付”自己的劳动，地主愿意给它出租土地，机器所有者愿意给它赁出机器。这正如农耕社会时，劳动力“愿意”给地主“预付”劳动一样，因为地主的土地给了农民以信心，他可以“放心”的给地主干活，因此在农耕社会有了可以保证产量的土地也就有了生产。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市场经济下厂商生产的这一基本过程，资本预付是厂商生产的起始动力，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四、宏观经济的关注要点：生产起始动力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分析为我们思考现实经济问题确立了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银行和股市等大机器时代财富积累的产物在经济中影响日趋重要，特别是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人类已经完全的进入了信用经济时代，货币彻底实现了纸币化和信用化过程，预付资本也由预付货币转变为了预付信用，取代重商主义者对黄金的信赖，市场信用的存在与缺失已成为了当今左右经济兴衰的关键。

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经济市场信心丧失殆尽，尽管各国政府多方弥合，但要素所有者不再相信谁能够承担风险。尽管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已实行两轮，国债上限一再放宽，但市场“预付”始终不能形成。机制上，一方面银行希望放贷，并且资金“充裕”，另一方面企业希望获取贷款，但银行并不认可其市场信用，货币市场表现为供需极度不平衡，因此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投机横行，并可能成为加速美国经济帝国倾倒的“游牧民族的铁骑”（谢国忠语）。谁能成为市场所认可的预付资本？中国以国家信用为依托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找到了这个市场认可的预付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但以外需为保证的实体经济衰退趋势明显，而市场信用并不认可消费内需，经济走向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则将筹码放在了金融市场上，结果事与愿违：2011年二季度美国GDP环比增长年率仅1.3%，低于市场预期的1.8%；7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滑，终值63.7，低于预期的64.0，也低于初值63.8；美国经济仍处于持续疲软状态［11］。

经济走向何去何从？2008年9月24日，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总理面对美国经济金融界知名人士，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说：“在经济困难面前，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12］一语中的，宏观经济的关注要点应从生产要素转向生产起始动力，金融危机并没有消逝生产要素，社会匮乏的是信心，信用经济的今天黄金已经不能再给我们强有力的生产起始动力，我们凭借的又将是什么？马克思给了我们起始，未来则需要今天的理论经济学者特别深入的思索和研究。

【注 释】

［1］ 比如不断被诟病的“资本悖论”问题已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摆脱的阴影，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帕西内蒂.资本理论：悖论［D］.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397-339.

［2］ 辞海(1999年版).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P1694.

［3］ baike.省略/view/7581.htm.

［4］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P527.

［5］ 同上

［6］ 梁小民.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P263.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3.

［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0.

［9］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72.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69.

［11］ 广发证券.美国经济数据周报省略/commons/yjbgContent.jsp?docId=954191.2011年8月1日.

［12］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新华网news.省略/world/2008-09/30/content_10135445.htm.2008年9月30日.

【参考文献】

［1］ 姚宇.基于组织要素的新古典经济学资本悖论新解［C］.《资本论》研究（第七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西安.2011.

［2］ 姚宇.资本、资金和市场信用概念辨析［J］.新西部，2009（10）.

［3］ 姚宇.虚拟资本下价值分配机理研究［J］.人文杂志，2010（3）.

［4］ 姚宇.生产要素关系的时代差异研究［J］.价值工程，2010（7）.

［5］ 姚宇.从要素制衡谈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J］.民办教育研究.2009（2）.

［6］ 姚宇.虚拟资本与美国金融危机关系研究［C］.《资本论》研究（第六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

姚 宇（1977-）男，经济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收入分配和经济发展.

本文得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本科生苏桢雅和赵佳欣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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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极引导教职工树立正确的公平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公平理论着眼于分配公平，即个人之间可见的报酬的数量和分配公平。在当前高校人事管理中，一方面要考虑程序公平。高校在制定分配政策时应尽可能地考虑决策过程公开化、民主化，遵循一致和无偏见的程序；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教职工树立正确的公平观。

综上所述，激励，着眼于激发人的潜能，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高校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要想达到科学管理，必须合理运用激励机制，使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达到人力资源的合理、充分的利用，从而促进学校管理绩效的提高。

【参考文献】

［1］ 王珊.论高校激励机制运行中的公平问题［J］.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5.02.

［2］ 岳敏.高校人才激励机制的构建［J］.财经科学,2003.03.

［3］ 张克勇.高校教师激励机制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3.04.

［4］ 杨秋艳.论高校管理中的有效激励［J］.西北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5.01.

［5］ 殷进功,汪应洛.高校教师激励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4.02.

［6］ 刘广林.高校人力资源激励对策研究［J］.高等农业教育,2006(06).

［7］ 王勇明.中国高校教师激励机制实证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07.

第15篇

说起经济伦理，无论国内还是国外，这种概念或者说这种思想早已有之。自从有了人类的经济活动，伦理道德也随之产生。笔者试图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诠释经济伦理的定义。第一个角度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和研究伦理道德问题，那么经济伦理可以这样定义：经济伦理是指研究规范经济学对各种经济制度和平等、竞争、效率等经济范畴以及个人、集体消费等经济行为的一系列综合价值判断问题的总和。第二个角度是站在伦理学的角度研究和分析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那么经济伦理指的是研究经济制度、经济秩序、经济活动、经济行为是否合乎伦理道德的前提和条件。经济伦理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变得越来越具有现实研究价值，国内外好多学者也开始研究经济伦理学这门学科的历史源头。其实经济伦理学如同政治经济学一样是个具有双重含义的双面性的学科，都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在国外，经济伦理这一概念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那个时候就把经济学和伦理学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了。在伦理学巨著《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说过这样一句经典的话：“因为很显然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以他物为目的。”很明显，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类的财富就是经济学的范畴，而人类的“善”才是真正的追求目标。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经济活动中的行为最终都会指向这种普遍而又特殊的善。

二、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的本质分析

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经济伦理做一个专门的、系统的专著进行论述，但是在他其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经济伦理思想也有比较深刻的分析和研究。他的著作中所研究的所有经济制度理论都渗透着经济伦理思想，充满了经济学的人类关怀。这是有别于像李嘉图那样在假设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永恒合理性和正确性的基础上进行财富与价值的一种完全抽象化的研究，也不像西斯蒙第那样完全把经济学范畴狭隘化，过多地从伦理价值上的人类主体出发，进行理论投射研究分析。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本质是他通过在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对资本主义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形态所有经济现象和本质进行分析，包括对诸如剩余价值理论、劳动价值理论、产权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流通理论、经济危机理论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后，落脚点还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来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基础和理论范畴进行批判，并对无产阶级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透彻而又科学的阐释，对人类给予最大的人文关怀，经济关系和伦理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所有的经济制度和所有权理论都深深地打上了伦理的烙印。马克思经济伦理思想在《资本论》中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他在这本书中始终没有放弃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关系深刻的批判和对无产阶级未来伦理命运的关怀，已经从早期的简单哲学理性发展到对全人类的关怀。通过科学而又严密的经济学分析和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这种矛盾也会引起伦理关系的变化。马克思在许多著作中，尤其是《资本论》中都表达这样一种思想，即经济研究必须有伦理关怀来引导，所以说从马克思经济伦理本质上讲，马克思的所有经济学著作就是伦理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