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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教学改革
政治经济学作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政治经济学出现被不断边缘化和被架空的困境,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政治经济学已经过时,而把西方某些学派、某些理论奉为教条,从而西方经济学大有取代政治经济学的趋势。比如我们学院的所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只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其他专业只开西方经济学,由此可以管窥全貌。鉴于我院政治经济学教学不断弱化,师资力量萎缩,课程建设不足的现状,在我院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改革中,重点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保证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效果。
1 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或方向的高度概括,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学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内容与方法的区别。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生把握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理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在物资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其次人们彼此之间也要发生关系。前者表现为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问题,也即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方面。当今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均脱胎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一是其研究对象体现在上述两方面内容的统一,即在一定的经济制度背景下研究资源配置问题。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把古典经济学中包括的制度分析即生产关系的内容剔除,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数学模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或经济运行机制问题。但是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下完成的,不同的经济制度其资源配置效率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把制度因素排除在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之外,将古典经济学庸俗化,是其局限与片面的地方。只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在它强烈阶级性的基础上,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现象的本质,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规律,揭示资本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并以此为理论依据,科学地阐明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论证,从而对20世纪社会发展产生了的深刻影响,这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
2 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方面
首先,在基本理论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同时注意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相结合,可以借鉴西南财经大学刘灿教授在讲授剩余价值理论时对教学内容的处理。刘教授在教授这部分内容时,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拓宽。在纵向上从资本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说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客观必然性,使学生更深、全面理解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横向上,结合当前经济现实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拓宽,提出了剩余价值范畴的界定问题,提供了特殊范畴、一般范畴、统一范畴三个问题供学生思考,深化了学生对相关概念的理解,也为学生的经济学思维、科学思维的建立提供了方向。其次,在整个教学体系的把握上,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部分而主要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教学内容;围绕揭示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而展开,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则不一定是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的唯一途径。
2.2 教学方法方面
在传统的课堂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采用多种实践性教学模式,比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将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实践相结合;还可以采用比较教学法和讨论教学法。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观点、思想主张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经济学教学中的“自我否定”现象。通过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为什么同一经济现象运用不同经济理论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解释,从而解决学生的学习困惑问题。讨论教学法在促使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与研究方法去观察与分析现实经济现象,锻炼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应变能力方面很有帮助,讨论教学的目标、内容、过程控制等有待于我们在今后的教学研究和实践中不断完善。
【关键词】 方法论;实证主义;规范主义;证伪主
一、方法论的定义与作用
在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与发展进行具体而详细的描述之前,必须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定义和作用有一个清晰的说明。方法论的定义也不不是一成不变,随着经济学理论的进展而改变,甚至有人说是经济学理论的变化与发展而导致的经济学方法论的的发展与变化。其实,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二者的关系其实是相互促进的。按照马克・布劳格在其《经济学方法论》中的定义:“方法论这个术语有时是用来指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这就完全成为方法的同义词。然而,这个术语更经常地是用来指对论证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经济学方法论是指在经济学领域中用来指导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
关于这个概念可以追索到拿骚・威廉・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经济学家就一直在关心上述问题。关于方法论的作用问题,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一文中写到:“在政治经济学和其他一切道德科学的分支中,先验方法是唯一确定或科学的研究方法,后验方法或具体经验法,作为一种达到真理的手段,对这些科学来说是不适用。但仍能证明,后者在道德科学种仍具有重要价值,它不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是检验真理的方法,将因干扰项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到了近代,按照丹尼尔・豪斯曼的提法,经济学方法论的作用如下:“经济学的方法论”理解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而科学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一部分,科学哲学因而是认识论。
二、归纳与演绎方法之争
归纳与演绎是任何学科都要用到的两大方法,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也不例外,对于这两种方法的结合应用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在该书中,斯密即引用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例来说明他的观点,也采用了演绎的方法来分析得出他的一些重要的结论。在那个时代,数学本身的发现所处的阶段以及它在经济学的应用并不普遍,斯密所采用的演绎方法都是比较简单。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并没有遵循他的这一“二重法”路线,尤其是经过詹姆斯・穆勒与大卫・李嘉图之后,经济学方法基本抛弃了斯密的综合法,转到所谓的演绎-规则路线上去了。李嘉图无疑是这一方法的杰出代表。这后来则导致了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归纳与演绎的激烈争论最突出的两次争论:一次是发生在18 世纪马尔萨斯的归纳主义与李嘉图的演绎主义之争;另一次是19 世纪德国历史学派的归纳主义与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的演绎主义之争。此后,争论并未结束。
古典归纳主义认为:“科学始于观察,观察是建立理论陈述的基础”。归纳法是建立科学理论的方法。如果满足归纳原理的条件,从有限单位观察的陈述中归纳出普遍性定律是合理,科学理论发展是真实知识的积累和递增。经验事实是真实,归纳法也是合理,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科学知识是不会错。运用归纳主义分析最早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历史资料进行详尽的研究,得出他的劳动分工一般原理,用的就是归纳的方法,又运用抽象演绎法分析经济问题,提倡归纳和演绎二重法。马尔萨斯强调归纳法,他根据其掌握的某些史实,运用绝对稀缺等概念,归纳出了“人口论”。
传统的演绎主义者李嘉图在他的著作中所运用的演绎方法带来了结果的确定性,使得李嘉图的继承者们看到了将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像牛顿物理学那样精确的科学的希望;另一方面李嘉图把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式直接运用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偏好被熊彼特称之为“李嘉图恶习”。在李嘉图之后“边际革命”更是带来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大量运用的先兆。亚当?斯密主张二重法,是看到了归纳和演绎的各自作用,注重归纳法的倾向性在马尔萨斯那里得到了强化,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提倡用抽象的演绎方法来建立理论体系。穆勒也认为在社会科学中归纳法失灵,强调演绎法是惟一适用的方法,但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又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二重法。可见,从斯密到穆勒,中间尽管经历了归纳法与演绎法的论战,但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归。
三、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
经济学方法论第二个重大的争论是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这二者的区别在J.N.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一书中得到了首次正式的区分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其实历史上经济学人很早就开始了经济学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反思。归根结底,这体现的是方法论上的质疑,即经济学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关于实证经济分析和规范经济分析的论战,由来已久。这场争论以哲学上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之争为基础,是科学哲学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延伸,其实质是科学哲学将命题分析方法渗透到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结果。
这场争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其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首次有意识地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和“艺术”的区分形式表达了令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视野。在此之前,萨伊曾将政治经济学和自然科学相比拟,认为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一样,是实验科学的一部分,并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区分将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等逐出经济学领域,他并未有意识地做出实际意义上的实证与规范的区分。在西尼尔和约翰・穆勒那里,主张将实证和规范经济学区别为“科学”和“艺术”形式。“科学”是一系列现实经济的真理命题,指实证经济学;“艺术”则是一组规范性的经济准则,指规范经济学。
西尼尔则直接指出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应该提出任何政策性的建议。这种超科学的伦理价值导向会不可避免地援引价值判断,带上利益主体的主观偏好,影响理论的科学性。讨论实证与规范的区分,不能不提到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休谟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人们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此命题在事实领域与价值领域之间做了一刀切的逻辑区分,被称为“休谟的铡刀”。其意在表明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分。其后经济学一直围绕“二分法”进行争论。
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对实证和规范分析做了更深入的区分,提出经济学“三分法”,即实证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他认为,实证科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系统化知识体系;规范科学可定义为关于事物“应该是什么”一类问题的标准的系统知识体系;而“艺术”,目标是产生出准则,是实现给定目标的规则系统,是为达到目的而遵循的规则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论述中的“规范科学”沟通了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科学”与“艺术”之间的桥梁这一提法,为由来已久的实证与规范之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此后,主流经济学家大多接受了源于西尼尔和约翰・穆勒的“实证―规范”二分法,凯恩斯的三分法并未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认同和接受。
四、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
经济学的发展到了20世纪,特别是随着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兴起,引起了经济学方法上的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争。真正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导入经济学的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一书。认为科学经济学所研究的应当是经验上可验证的命题,对于应当加以验证的是经济学命题的假定前提还是其预言,没有明确的态度,到了本世纪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有关方法论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论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
在萨缪尔森看来,经济学方法论中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得出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所谓的“有意义”是指在理想条件下做出的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并可以想象这个假说能够遭到反驳。萨氏所关注的是经济学的解释功能,后来他由操作主义转向描述主义就更加表明了他的这种偏好,不过经济学家应力求扩大经济学的客观解释性的描述力。弗里德曼则代表了一种被称之为工具主义的方法论倾向。认为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发展出一种理论和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做出合理的、有意义的预测,对于理论的预测已经放宽到不仅可以对尚未发生的现象,甚至可以对业已发生的现象做出预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要比萨缪尔森的更加灵活、更具有实用性。弗氏甚至提出,对理论的假设前提的检验是不必要的。假设前提的虚假甚至不是它的缺点,是实证经济学的必要与优点,这类假设在某一特定领域是虚假的,在另一更广泛的场合则是可以加以验证。
他的这一看法也不乏批评者,认为弗里德曼关于假定的概念过于笼统,并区分假定的不同类型,甚至没有区分初始条件、辅助假说和边界条件这三种假定。萨缪尔森认为,精确的预言并不是理论之有效与否的唯一贴切检验,检验假定并不比检验预言来得困难,检验前者所需的证据并不一定难得,其检验结果也并不一定更为模糊。检验假定的意图有可能产生重要的领悟,有助于说明检验预言所产生的结果。萨缪尔森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称之为“弗氏扭曲”,这种方法论实际上认为一种理论的缺点越多,理论就越好。他认为这是科学的堕落,任何一种精确的科学决不会采用这种方法论。但是经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其实无论是萨缪尔森的操作主义或描述主义,还是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二者之间并无实质上的差异,二人实际上分享着共同的问题背景,都是以不同的方式
来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即对所谓的防御方法论加以改造,使之免受假定不真实的指责。
五、结论
中国的经济学发展,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对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借鉴才刚刚起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鉴于我国的经济体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区别,需要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发展真正适合自己的理论,这其中是离不开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与研究。
一方面要认真扎实地研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方法论争论,了解其演变的历史,弄清其何以产生的根由、转向和结果,这无疑有助于提高我们理论思维能力和准确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也只有深入了解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借他山之石,促进我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才有可能推动我国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经济学方法论上寻找突破口也许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3]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基,很多理论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是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资本运作方式,同时促进了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是在今天,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步成为非主流经济学,而其自身存在的缺点却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批判。从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进行分析,对比与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进一步讨论其改进与发展的趋势。
1引言
关于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见解。现在以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往往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对其劳动价值论进行很大程度的批判以动摇其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经济学为庸俗经济学,由于其阶级本质决定庸俗经济学家要维护本阶级利益。对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效用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争论一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才算结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经济学逐步使政治经济学边缘化,而劳动价值论仅仅作为一种学说存在而失去其政治影响力。
看一种理论是否是正确的,主要就是看它对现实社会是否就有解释力。然而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却往往忽视了其现实解释力的学习,并且不能完善其中心内核—劳动价值论,以至于思想僵化,无法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一些本来可以对现实社会有解释力的理论或者被教条僵化,或者被现代的计量经济学所取代。以至于一直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逐步边缘化。
本文立足于回归政治经济学原本状态,从劳动价值论这一基础思想出发,对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做出客观评述,以确定其是否对现在生活具有解释力,是不是真的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是过时了。从而对其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2文献综述
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中外许多经济学家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有很多论述,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自觉站在某个阶级立场上,这样很多就没有了事实说服力。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了劳动价值观的缺陷:“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情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且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它决不会顺利的起作用。”
对于熊彼特的观点,张培刚先生在《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文中写到“我们认为熊彼特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两点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如果把‘假设条件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这一点作为反对的理由,那这也同样适用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其次,更加重要的关键一点倒是在于:所谓‘边际效用论’只是一种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而‘边际效用’作为一种生活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各个消费者千差万别,变动无常,要是把它作为最终形成价值和衡量价值的客观依据,不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发现熊彼特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劳动价值论的缺陷表现形式,张培刚先生站在否定效用论的立场上说明,效用论并不是优于劳动价值论,然而对于熊彼特提出的缺陷却没有否认。
伍装在《理解现代马克思经济学》一文中说到:“马克思经济学提出问题与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统一的,这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学范式,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证过,也从来没有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上驳倒过”
这里面提及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看到政治经济学其实并不是站在考虑个人的主观感受的角度分析社会,而是站在一个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的运作,来观察社会中的形形,人生百态。所以站在个人的主观角度或者支持,或者否认都是没有意义的。
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认为中国历史的基线先后推转50。年,包括明朝,这长时间的视界使我们了解最近中国所欲困难的遮蔽,同时也看清楚好多问题互相连锁的情形。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现在还有必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因为它产生时的情况和我国传播时的情况很相似,发展后在我国现在依然具有解释力,甚至比西方经济学更有解释力,而且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通过诸多文献的梳理,我们基本已经理顺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劳动价值论的缺陷,政治经济学该用何种分析方法,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3劳动价值论及其衍生理论的优缺点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以此为依据衍生了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包括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等等很多方面。我们将分析以上几个的缺陷,进而提出改进意见。
(1)商品的二重性的本身是社会现实的体现。
劳动价值是由价值产生的。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是商品中有一个内核一类的东西叫做价值(value),而这个价值则是由劳动产生的。商品的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从这两点我们看出无论是价值论还是效用论都是对客 观世界的反映,尽管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设,无论是马克思的 完全竞争,还是效用论的理性人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 的,而它们反映的主要是可以代表一般情况的特定情形。而且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在对于一般情况的解释中,劳动 价值论更有解释力,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唯物状态,但是效 用论却陷人了一种为唯心的误区。不过在特定情况下的解 释力,价值论就不是很好,比如特定商品如古董,钻石,以后 再沙摸中的一杯水,在这类问题上,效用论更有解释力。
这样我们发现熊彼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题,而 第二个问题的劳动力同质也不算是问题。我认为真正要解 决的是生产要素问题。
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但是 这里面确实忽视了其他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土地。马克 思解释为资本和土地里面包括前人的社会劳动。这种解释 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解释力的。比如土地,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自然资源,马克思认为是对自然资源的改造中耗费了 大量的人类劳动,但是逆向思维,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大量 的人类劳动又如何承载?所以单纯的劳动产生价值是不准 确的,这里面应该包括其他的生产要素,我们认为是多种生 产要素共同作用产生了价值。
(2)货币理论的前提假设以及表现方式与现在实际情 况脱节。
马克思对货币的定义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金本位制的基础。但是其背后货币的本身便是黄金,即使纸币抑或其他东西都是一种货币符号,其实质是背后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黄金。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货币的前提假定就是黄金是货币商品。
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我们发现其实马克思的假设在当时的时代是有一定意义的。马克思所处时期,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由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黄金大量流人资本主义国家,而纸币的发行也是以纸币背后的黄金为硬通货。这一切尽管理论没有产生,但是事实上便是这样运作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将货币的本质进行阐述,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将当时的社会状况上升为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在当时是先进的。 然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对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却缺乏解释力。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都存在这很大的争议。不过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不存在劳动,也不是商品,仅仅有虚拟世界中一般等价物的特点,所以不能有价值,更不能说是货币。然而虚拟货币确确实实在当今很多领域充当着现实货币的作用,这是很难解释的。
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这样两个:第一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第二是现在的经济学家没能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将其精髓发展,而是教条套用。
当然,对虚拟货币的解释问题,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做的很好,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避了对货币的解释问题。
(3)流通中是否产生剩余价值依然无法解释。
马克思明确表示价值,剩余价值只会在生产中产生,即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生产前C=+v变成生产后的C=+v+m,m就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试生产的产物,并不是流通的产物,流通中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我们要考察马克思所处的时代。19世纪的时候,流通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就拿地产来说吧,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地产公司,所谓流通,无非就是货币由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商品则反向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流通并不产生剩余价值。(其实不然,交易费用的产生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即使在马克斯时代,流通依旧产生剩余价值。为了论证需要,这里假设交易费用为0)。
然而当今流通不产生剩余价值这个论点是很值得商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建立以后,流通包括很多内容。既有策划,市场营销,以及更多的销售网点。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包括很大的资本投人,很大的广告投人,很大的劳动以及土地投人,所以这里面产生的价值甚至高于生产产生的价值。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这里都产生很多的剩余价值。
4新历史角度下的改进
站在整体观和大历史观的角度上,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更在试图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其精神内核不是19世纪已经过时的理论,而是其中的方法,内在逻辑以及要解决的真实问题。这要掌握这一点,理论才会更加发扬。
与当今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发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变革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劳动价值论。只有内核变革完善,并且在整体性的思想下,马克思家政治经济学才会更加显示出其优越性。
诚如前文所述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没有与时俱进,很大原因是由于这个理论把劳动作为产生价值的唯一来源,这也许在19世纪是正确的,但是在21世纪必须要发生变革,为此我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改良中的劳动价值论,提出新价值论的观点。
我认为商品甚至物品种确实存在其内在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不是仅仅由劳动决定的,而是有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决定的。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决定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表示为:C=al+bk +ct,但是不同于萨伊定律,因为这里面依然强调的是劳动价值,其最终是客观表示而不是效用论。
这样很多由于现实条件变化,使理论过时的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比如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由于内部的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都可以形成价值,所以虚拟货币内部有很大的资本,则虚拟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又有使用价值属性,所以虚拟货币可以是商品。
还有上文提及的流通中产生剩余价值,由于流通过程中投人大量资本,土地,根据新价值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是构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然产生剩余价值。
5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