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生产经营分析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公司生产经营分析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多元化经营是企业发展的一种战略。是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企业成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外企业实现规模扩张、速壮大发展的重要措施。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把与地缘最接近东南亚各国的中国西南地区推到了东盟合作战略的前沿。中国政府为西南地区及西南地区企业积极参与东盟经济合作与竞争提供了系列的政策支持的同时，也积极鼓励西南地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兼并，将企业做大做强，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西南地区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企业如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东盟自贸区背景下，选择匹配自身的多元化发展战略，进一步壮大企业规模与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与企业竞争力，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值得我们思考。本文以2009~2013年泛西南地区制造业42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主成份分析方法得到企业发展机会综合指标，以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到企业生产效率指标，再借鉴Hansen[1]得出的“门槛模型”对研究的样本进行分组，进一步研究企业在不同发展机会下多元化经营与公司资本效率之关的区间效应，为我国泛西南地区企业实现规模扩张，提升企业竞争力寻找多元化决策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对企业多元化相关理论的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欧美资本市场。之后，随着研究的发展，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或绩效）关系研究成为了焦点之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多元化经营可以利用内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突破外部融资约束；帮助企业有效化解竞争威胁提高企业抗击外部风险能力；实现企业渠道、管理等资源共享，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即“多元化溢价”论（GrantRMetal，1988[2]；VillalongaB，2004[3]；WernerfeltB，1984[4]；BodnarGMetal，2000[5]）。另一种观点认为多元化经营会造成企业“多头管理”困难、组织协调能力下降、成本上升从而引起企业竞争优势变弱；还会造成企业内部有限的资源过渡分散，会导致项目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从而导致投资效率降低、增加企业经营风险，最终减少企业价值，即存在“多元化折价”（Wulf，1998[6]；Lamont，1997[7]）。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多元化”本身作为一种经营管理模式与企业经营战略而言，没有好坏优劣之分。认为如果多元经经营公司有支持多元化经营的成熟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多元化就能成功并增加企业价值，反之就会失败减少企业价值（Fauveretal，2004）[8]，这被认是企业多元化的“折中”理论。

总之，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多元化战略对企业绩效及企业价值的关系仍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其存在的原因主要是：（1）许多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是一个动态的、渐变的过程；（2）因中国上市公司会半盈余管理现象较为普遍，同时中国股市的短期投机行为较为严重，所以在已有研究中采用财务报表中利润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资产收益率ROA）及公司市场价值指标（如托宾Q值）来研究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企业价值的关系是否切实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3）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企业客观内外部经济环境、企业多元化经营前的自身特性及行业特性、企业发展各阶段都会对企业多元化经营前后的企业绩效与企业价值产生影响。因此，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充分考虑企业自身发展特征，利用我国泛西南地区沪深197家上市公司历时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估计分析，同时借鉴新古典经济学中应用较为广泛的生产效率函数的方法，考察研究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生产效率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基于西南地区面临自东盟自贸区带来的重大发展挑战与机遇，借鉴我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本文选取泛西南地区制造42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3年4年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同时为力求样本公司数据的可靠性，剔除研究其间被ST的上市公司，剔除数据缺失、数据异常的公司，最终得到197家上市公司4年间共788个研究样本构成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数据来源于网易财经网数据库及上市公司年报整理。

（二）模型与变量选择1.基本模型根据前文的分析，企业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根据目前学者研究的结果显示，并非具有一致性。因此本文借鉴曹廷求和孙文祥（2004）[9]、杨兴全和梅波（2008）[10]、连玉君和程建（2006）[11]等学者的做法，通过引入Hansen得出的“门槛模型”，依据公司成长性对样本公司进行分组，考察不同成长阶段企业多元化经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式中TFP为被解释变量，即生产效率；i表示公司；t表示年份；Xit为一组控制变量；HDit为解释变量，即公司多元化程度；G为公司成长性指标，也是门槛变量；γ为某个特定的门槛值；（I•）为指标函数，当括号中的条件满足时取1，否则取0；εit为随机干扰项；ui为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因素；α为系数向量；β1和β2为成长机分别小于和大于门槛值γ时多元化对生产效率影响的估计系数。关于门槛效应原理及估值方法因篇幅不再赘述。2.变量设计（1）生产效率（TFP）自索洛（Solow）[12]于1956年首次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概念后，该指标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相比ROA等易受人为操纵的绩效指标相比，生产效率更为客观。目前常用来测算生产效率的方法主要有非参数方法（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随机性参数前沿分析法（SFA）。DEA（DataEnvelopmentAnalysis）数据包络方法，是美国著名的运筹学专家Charnes，Cooper和Rhodes[13]于1978年创立，用来评价企业组织效率的一种线性规划方法。目前DEA的评价方法已成为评价企业生产经营、区域经济发展等效率的一种主流方法。因此，本文选取当年平均固定资产、当年的劳动力资本投入与公司其它投入三个变量作为投入变量；选取公司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平均存货增量之和为产出变量。因只测算样本单元的生产率效，因此，本文采用Charnes，Cooper和Rhodes（1978）创立的产出导向（Output-oriented）CCR模型进行估算。具体估算方法与工具可参阅魏权龄（2004）[14]、刘新绍（2012）[15]等文献。（2）成长能力指标为了客观、全面地考察公司的成长能力，本文借鉴张祥建、裴峰等（2004）[16]的研究中关于公司核心能力的评价指标以及刘新绍和张晓铃（2010）的方法，同时考虑数据的易取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择近三年总资产平均增长率、近三年调整后每股净资产平均增长率（AnAG）、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MBG）、近三年股东权益平均增长率、销售现金比、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这十四个指标来反映公司的综合性成长能力。为降低成长能力指标维度，剔除指标中的重叠信息，利用主成份分析法降维得到公司综合性成长能力指标G（即模型（1）中的门槛变量）。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得到6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5.19%，较好地代表了上述14个原始指标的信息含量。再以各因子的贡献率为权重造建反映公司成长能力的综合指标，得到门槛模型中的成长机会指数G（门槛变量）。（3）多元化指标目前测度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方法主要有熵指数法、Herfindahl指数法以及产品、行业个数法等，本文采用Herfind-ahl指数法来计算样本公司多元化经营程度。式中Pj为公司第j项业务的销售收入与总营业销售收入之比；m表示公司经营的业务个数。当HD（0<HD=<1）值等于1时，表明公司没有发展多元化业务，即HD指数越大，公司越趋于专业化发展；HD指数越小，公司越趋于多元化经营业。因此，在回归结果中，如果HD的回归系数为负，则表明公司多元化程度与生产效率正相关；若HD的回归系数为正，则表明公司多元化程度与生产效率负相关。（4）控制变量鉴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程度和研发投入对企业多元化程度、生产效率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以上四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a.公司规模（InSz）：以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b.资产负债率（RDA）：以公司总负债÷总资产来衡量公司资本杠杆程度；c.股权集中度（Ocd）：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d.研发投入（R&D）：以无形资产÷主营业务收入来近似衡量公司的研发投入力度。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首先，本文利用生产效率计算软件DEAP2.1（Coelli，1996）对197家样本公司的生产效率值进行了估算，其估算后的相关统计结果如下表1：利用得到的样本公司效率值为因变量（TFPit），同时放入4个控制自变量，对应门槛模型（1）式进行估值检验，得到的F统计量及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得出的P值、门槛估计值和95%的置信区间见表3、表4。通过门槛模型检验，我们发现，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相应的自抽样P值分别在5%和10%水平下显著。表明泛西南地区上市公司成长机会不同时，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生产效率有着不同的影响。同时通过对表4中单一门槛模型门槛估计值和双重双门槛模型第二个门槛估计值比较，我们发现，两个值很接近。为进一步检验双重门槛的显著性，本文剔除在回归中不显著的“资产负债率”和“股权集中度”两个控制变量后，再一次进行门槛回归，得到的P值见表5，得到的门槛估计值和95%的置信区间和表4结果一致。从表5可以看出，在剔除回归系数不显著的两个控制变量后，双重门槛显著性由原来的10%水平下显著变为5%水平下显著。但借助图1、图2绘制的似然比函数，我们仍不难发现，双重门槛中的第一个门槛值0.123的抽样误差相对较大，其门槛效应并不显著。但为了验证不同成长机会下，多元化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我们仍然初步将泛西南上市公司按成长性分为低成长公司（G≤-0.268）、中低成长公司（-0.268<G≤0.123）和高成长公司（G≥0.123）这三种类型。表6列出了各年份不同成长区间的公司数量，可以看出，4年中高成长公司占比仅约1/4左右，大部分公司处于中低成长。另外，各年份不同成长机会公司都发生变化，如果仅按成长能力的中位数（-0.076）来区分不同成长公司，显然是不合理的。利用（1）式对按不同成长区间分好组的样本公进行回归，用样本公司的生产效率TFP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不同成长区间的估值结果列于表7。

从估值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度并不理想，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太少。但这不影响我们对不同成长机会的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的判断。从门槛模型一、模型二均可以看出，高成长公司与低成长公司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生产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但相关性并不显著；而中成长公司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生产效率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而对于控制变量而言，高成长公司资产规模、近三年净资产增长率与企业生产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公司在高速成长期，企业规模的扩张能产生效好的规模效益。因此，高成长公司要利用公司成长发展机会，有选择地扩张企业生产规模，将企业做大。同时高成长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也与企业生产效率正相关，这与李伶俐（2011）[20]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理论上讲，提高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更有利于企业股东关注企业的成长与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相关决策效率与管理效率。对于中成长公司而言，净资产增长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均与企业生产率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研发投入则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因此，中成长公司首要的任务是努力提高主营业务收入，提高市场占有率、逐步稳健地增加企业净资产。同时，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创新企业产品，增加企业产品定价权，将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本次的实证分析检验中，低成长公司各变量均不显著。

五、结论

第2篇

论文关键词：“公司+基地+农户”，“订单农业”，产业化，存在的问题，政策建议

1、“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产生的原因

1.1、“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产生的背景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的比重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68%，但是农业的产值仅仅只有全国GDP的13%（2006年数据），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农业作为一个弱势产业、农民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农业作为一种产业有着不同于其它产业的特点，首先，体现在产品上，农业生产受到天气、气候、季节、土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农业产品的生产，而控制这些影响农业生产的外生因素又是极其困难的，农业的先天敏感性注定了农业产品很难做到规模生产；其次，农业生产面临着很大的市场风险，农民的生产活动往往远离市场，而且农业的生产周期又比较长，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很难接受到市场信号的指导，因此常常会发生收成好了，却卖不了一个好价钱，这就造成了“谷贱伤农”的现象时有发生；再者，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实行，这虽然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生产，但是这又引发了一个问题，就是农户过于分散，无法产生规模效应，形成产业集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扩大了农业生产的风险，使农民无法得到产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好处。

1.2、“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存在的理论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的分工需要各种合约来进行安排，有效的合约安排造就有效的社会分工，有效地社会分工会产生有效率的生产方式，而一种产业组织形式，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合约安排。根据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奠基人贝恩的理解，产业组织是指生产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它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样创造一种既能避免垄断的弊病，又能使生产者获得规模经营的有效条件。而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农业产业的研究中，重点就是探讨农业产业部门的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经济成果之间的关系（SCP分析框架）【2】，即在特定市场条件下，使农业的生产不仅能够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而且能够给农户带来稳定可靠的经济效益，同时有较强的能力抵御市场外部条件的变化给农户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美国、日本的农业产业之所以能取得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它们都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我国要实现农业产业化也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这种农业产业组织模式，既要体现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能够给农户带来切实可靠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符合中国的地少人多的国情，以及农村试行的的客观实际【1】。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照搬国外成功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实施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农业产业组织模式。众多实践证明，“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能够极大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我国农业实现产业化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

1.3、“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产生

正是由于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农业生产必须寻求一个更稳定和低风险的农业产业模式，“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因此孕育而生。“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采用“订单农业”的方式来指导农业生产，即龙头企业在农户进行农业生产之前就与农户签订产品购销合同，这就保证了农户产品的销路，无疑是给农户吃了一颗定心丸，大大的降低了农户的风险。其次，该模式中的公司往往对农业产品的需求量很大，需要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多家农户进行联合生产，扩大产品生产规模，这样就有利于形成产业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再者，在该模式中，基地作为公司与农户的“中介”，在其中充当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一方面代替公司负责组织农户的生产活动，并对农户的生产活动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另一方面，它也充当农户的“代言人”，一旦发现公司有损害农户的行为发生时，它会作为农户的代表与公司进行谈判，这有利于农户提高自己的谈判资本，降低自己的谈判成本，从而使公司的违约成本提高政策建议，降低了公司的违约可能。总而言之，“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是对传统农业生产的一种组织创新，使农户原本处于农业产业组织之中的弱势地位提到提高，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生产。

2、“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运行方式

2.1、“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在我国的发展

“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在国内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泰国正大集团在深圳建立了第一家合资饲料厂，至今在国内有100多家企业和合资分公司，它们围绕蓄、禽、水产饲料的生产和销售，建立了配套的种鸡场、养猪场以及多级技术服务体系，采取有中方联营公司和农户签约，向农户提供鸡苗、饲料、防疫药品和饲养技术，按预定的价格回收成鸡等方式，推动养鸡业的发展，带动饲料销售。20世纪80年代末，瑞士的雀巢公司与黑龙江省政府达成生产奶制品协议，建立了双城雀巢有限公司。此后国内一些加工企业争相模仿，出现了像四川希望集团、广东温氏集团等一大批大型饲料企业【1】。

2.2、“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运行方式

“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作为一种合约的成功必然有着它独到的优越性。农户作为农业产品最基本的生产单位自然希望能够进行持续稳定的生产，公司作为工业产品的加工生产单位自然希望能够获得持续稳定的原材料供应，而“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作为一种组织创新使农户的持续稳定生产、公司持续稳定的原材料供应都成为现实。农户在这个合约中得到了更有利的交易条件，如技术服务，公司在这个合约中不仅使处于自己产业链上游的产品供应得到了保证，并且降低了这个环节中的交易费用，使公司能够专心应对下游市场，扩大生产以提高市场占有率。

“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是以一个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农业公司为龙头，利用基地的作用把分散的农户集中起来，最终以合约的形式把农户和公司连接起来。农民负责生产，公司负责加工和销售，而基地充当二者的“中介”作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公司利用自身靠近市场信息的优势提前对农产品价格进行预测，通过与基地签订合约的形式确定本年度生产数量、品种及主要品质和技术指标。公司不仅与基地签订合约，也与农户签订合约。公司与基地以经济合同的形式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为了保护农户的利益，公司在合约中会指明一个最低收购价，这个最低收购价有可能低于当年农产品实际价格，也可能高于当年农产品实际价格，目的是当市场价格突然下降很大时，农户那不至于受到很大的损失，这对农户的利益起到了很大的保护作用，因此也被成为最低保护价。在生产过程中，基地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农户实行技术培训、物资采购、生产期间的日产管理或标准化的生产规程。待农产品收获之后，由基地根据公司与农户签订的合约，进行检验、收购，最后由公司进行最终加工和销售。

2.2.1、公司起主导作用

公司在整个生产经营模式中起着主导作用，正是公司对农产品的需求，才使得公司、基地与农户连为一体。公司作为一个对市场信息时刻保持高度灵敏度的生产单位能够把生产的各个环节有机的结合起来，并通过市场价格的波动来调整产品的生产，并且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来讲，公司通过自己的信息网络了解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品种、品质、规格等的需求，然后通过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将这些信息传达到农户和基地手中，引导农户合理确定产品结构和生产规模。公司作为一个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能够带领农户与市场接轨，实行专业化、标准化生产。公司通过农户集中生产的方式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从而使自己的生产成本下降，有利于扩大产品生产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形成当地的主导产品，并最终创造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知名品牌。

2.2.2、基地起关键作用

基地在这个生产经营模式中充当公司与农户的“中介”，对于“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这个合约安排的实施，基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基地一方面与公司签订合同确定本年度农产品收购的数量和价格，一方面负责组织农户的生产，确保产量。基地的表现形式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又可以分为农民专业协会、村级经济合作社和贸工农一体化企业，其中农民专业协会表现形式为农户一起共同开发、生产、经营，或就某一产品的生产技术进行交流、推广和学习，属于多功能的农民合作组织；村级经济合作社表现形式为农户共同生产和经营，实行民主决策制度、农户进退自由的原则，进行共同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民办、民管、民受益”的互经济合作组织；贸农工一体化企业是为了拉长产业链，扩展生产经营范围而介入了农业生产的贸工农一体化联合经营企业，为实现了纵向一体化的进行农业生产的企业，一般属于法人机构【3】。本文研究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第二种，这也是现实中存在最多的一种形式。基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基地是公司与农户之间的桥梁，充当了农业产业化链条中的断层，将农户与公司结合在一起，使产、销连成一线，降低了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交易费用，减少了市场风险。其次，基地有助于农业产业化的形成，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多家农户集中进行生产，有利于规模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实现规模效益。再者，基地的存在有利于农户提高自己的谈判资本，降低自己的谈判成本，从而使公司的违约成本提高，降低了公司的违约可能，是该合约安排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的有力保证，从长远来看，这对双方都有利。

2.2.3、农户起基础作用

农户是现代化农业最基层、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农户的职责是按照公司对农产品产量、质量、规格的要求进行生产，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免费论文。由于农业的特殊性，很难实现规模生产，一方面，虽然可以通过机械来部分代替农户进行农业生产，但是在一些农业生产环节中，至少在目前农户仍然具有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的决策主体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农户在农业生产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3、“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存在的问题

虽然“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作为一种组织创新有着很多内在优越性，给农业产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被认为是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形式，但是作为一种合约安排，它仍然存在它的局限性。部分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地区的农业产业的发展出现了停滞不前的现象，下面我们分析一下它存在的一些具体问题。

3.1、信息不对称

“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存在着信息和履约方面的缺陷。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合约理论认为，由于信息费用的存在且不可能降为零，这就导致了信息不对称的存在，所以合约是不完全的，也就是说合约存在着违约的风险。

从公司的角度来说，由于在“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中，公司直接面对市场，可以时刻掌握最新的市场信息，因此公司在与基地的合约中处于信息优势，而且每年农产品的交易价格一般都是公司确定。具体表现为，在市场价格低于合约价格时，公司存在强烈的压低交易价格的动机，另外，他也可以利用合约的不完全性，在合约制定时就向自己的利益偏移而去损害农户的利益，而处于信息劣势的基地和农户无法阻止这种行为发生。按照博弈论，当处于信息优势的一方能够遇见未来行为的结果时，如果预期的结果对己方不利，它就不会选择合作，或者利用自己信息优势地位去改变合约的某些条件，以使预期的结果对自己有利【4】。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有在预期的结果对自己有利时，公司才会选择合作，这就加大了合约的不确定性。

从农户的角度来说，由于大多数农户的法律意识淡薄，普遍缺乏长远意识，可能为了短期的利益而不惜放弃长期的利益。具体表现为：当合约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时，农户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可能虚报产量，以增加履约的数量，而增加的部分可以从市场中购买，以赚取合约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价；反之，当市场价格高于合约价格时，农户可能隐藏产量，以减少履约的数量，而将隐藏的产量按照市场价格卖出。这也加大了合约的不确定性【4】。

3.2、基地中介组织的不完善

在“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中，基地的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在市场化不断深入的今天，许多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仍然是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存在，无法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

在基地的内部构架方面，由于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实行农户进退自由的制度，往往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当合约价格大于市场价格时，农户觉得有利可图，便加入农村合作组织，一旦发现合约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时，便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马上就宣布退出农村合作组织，这就导致了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资产和成员的不稳定。这使得基地无法履行合同中规定的对农户的权力和义务，因此有些地方即使有基地的存在，但是当地农户还是“单打独斗”，基地的作用没有凸显出来。而且当基地一方违约时，公司即使向法院起诉政策建议，基地也可以以法律地位不明确为由不承担法律责任，这导致了基地的违约成本很低，加大了其违约的可能性【4】。

在基地的人员管理方面，由于基地成员的流动性和资产的不稳定性，导致基地很难在组织内部实行标准化管理、制度化运行政策，从而使基地服务农户的职能难以得到实现。由于基地几乎对农户没有实行任何约束性的制度，处于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农户往往都表现得很松散，农户之间的凝聚力很低，缺乏集体行动的意识，农户背离基地分配给自己的生产任务而自行决定生产的事情时有发生，这违背了基地最初组织农户统一进行生产的意愿。

因此，基地中介组织无论是在内部构架方面，还是在人员管理方面，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4、政策建议

为了在弥补“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制度缺陷，需要一定的制度优化安排，即在不改变该模式的优势的同时，对该模式存在的缺陷进行修正以避免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4.1、制度优化安排存在的理论基础

杨小凯—博兰德的专业化分工演进模型认为，人们对专业化水平有一个最优决策，所有人的专业化决策一起决定了当时经济的劳动分工水平，分工的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了分工的潜力，同时提高了交易成本。只有分工演进到一定水平并保持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人均收入的在增长率就会随着时间而不断提高，从而经济增长率的持续提高是有可能的【5】。

该理论认为，专业化分工在产业生产过程中扮演者很重要的角色，同时专业化分工存在着进一步分工的潜力，当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时，就可以使原有的合约安排更有利于产业的生产，在理论上，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分工可以进一步进行细化和优化，使之达到一个最优状态，这是“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制度优化安排存在的理论基础。

4.2、制度优化安排的具体体现方式

“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合约安排的完善。当合作将无限期地合作下去时，或者说任何一方的违约成本都高于其的违约收益时，任何一方追逐短期利益、背离合作的动机和行为都是不理智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会根据遵循经济人的假设，实施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于是就会选择履约，此时，合约能够长期稳定的持续下去。因此在“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合约中，应加强任何一方的违约成本，具体来讲，可以引入信誉度指标，公司可以给每家参与生产的农户的信誉度评级，一旦发现某农户出现违约的现象时，立即降低该农户的信誉度级别，采取不予再次合作或与之类似的措施，使农户的违约成本提高；同时基地也可以代表农户给公司的行为进行信誉度评级，一旦发现公司有损害农户的行为发生时，也可以采取不予再次合作的措施，使公司的违约成本增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当某个行业所面临的竞争变得激烈时，处于合约双方的违约成本就会提高，因此增强公司和农户的竞争意识也很重要。

完善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内部构架。基地作为“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中的公司与农户的桥梁，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针对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在内部构架和人员管理上的缺陷，需要政府、基地和农户的共同参与。首先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机构应当支持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要在关于建立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舆论宣传、政策引导和提供市场信息上下功夫，不断提高广大农户对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中必要性的意识，同时对于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信贷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措施。其次，作为农户来说，要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摒弃追逐短期利益的狭隘思想，科学合理的参与基地的相关工作。最后，对于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本身，一定要加强修炼自身的“内功”，在花大力气在完善组织的内部构架上，加强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人员管理，成立相关职能部门，在市场信息的收集、技术方面的培训、生产计划的制定等诸多方面对广大农户服务，尽最大可能维护广大农户的利益，在广大农户中凸显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作用。

增强政府在“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的作用。政府作为一种重要的外生力量对于农业生产模式的运行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农业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参与。具体来讲，政府要健全和完善农产品市场的市场竞争法规，进一步规范农产品市场，杜绝农产品交易过程中强势一方利用自身的优势压榨弱势一方的行为发生。同时，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发展，鼓励农业企业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进行一体化经营，带动当地经济的增长，使农户的收入得以增加。

第3篇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广西 柳州 545004）

摘　要：本文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对泛西南地区上市公司的成长机会、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的检验，发现：（1）成长机会存在门槛效应，即不同成长机会公司多元化经营会对企业生产效率有不同影响，存在非线性的特征，不能人为主观地将公司按中位数的分类方法去研究多元化与生产效率的关系；（2）高成长公司与低成长公司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生产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但相关性并不显著；而中成长公司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生产效率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3）高成长公司资产规模、近三年净资产增长率与企业生产效率呈正相关关系。而中成长公司的净资产增长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均与企业生产率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研发投入则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 ：多元化　门槛模型　生产效率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19-0080-05

收稿日期：2015-06-15

基金项目：本文为自治区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泛西南地区企业多元化战略研究”（ 批准号：201010LX568）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新绍（1974-），男，湖南涟源人，副教授。研究方向：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企业战略管理。

一、引言

多元化经营是企业发展的一种战略。是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企业成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内外企业实现规模扩张、速壮大发展的重要措施。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把与地缘最接近东南亚各国的中国西南地区推到了东盟合作战略的前沿。中国政府为西南地区及西南地区企业积极参与东盟经济合作与竞争提供了系列的政策支持的同时，也积极鼓励西南地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与兼并，将企业做大做强，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集团。西南地区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挑战。企业如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东盟自贸区背景下，选择匹配自身的多元化发展战略，进一步壮大企业规模与经济实力、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与企业竞争力，有效参与国际竞争，值得我们思考。

本文以2009~2013年泛西南地区制造业428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主成份分析方法得到企业发展机会综合指标，以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得到企业生产效率指标，再借鉴Hansen[1] 得出的“门槛模型”对研究的样本进行分组，进一步研究企业在不同发展机会下多元化经营与公司资本效率之关的区间效应，为我国泛西南地区企业实现规模扩张，提升企业竞争力寻找多元化决策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对企业多元化相关理论的研究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欧美资本市场。之后，随着研究的发展，多元化经营与企业价值（或绩效）关系研究成为了焦点之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多元化经营可以利用内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突破外部融资约束；帮助企业有效化解竞争威胁提高企业抗击外部风险能力；实现企业渠道、管理等资源共享，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即“多元化溢价”论（Grant RM et al，1988[2]；Villalonga B，2004 [3]；Wernerfelt B，1984 [4]；Bodnar GM et al，2000 [5]）。另一种观点认为多元化经营会造成企业“多头管理”困难、组织协调能力下降、成本上升从而引起企业竞争优势变弱；还会造成企业内部有限的资源过渡分散，会导致项目投资不足或过度投资，从而导致投资效率降低、增加企业经营风险，最终减少企业价值，即存在“多元化折价”（Wulf ，1998 [6]；Lamont ，1997[7]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多元化”本身作为一种经营管理模式与企业经营战略而言，没有好坏优劣之分。认为如果多元经经营公司有支持多元化经营的成熟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多元化就能成功并增加企业价值，反之就会失败减少企业价值（Fauver et al，2004）[8]，这被认是企业多元化的“折中”理论。

总之，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多元化战略对企业绩效及企业价值的关系仍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其存在的原因主要是：（1）许多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的分析方法忽视了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绩效是一个动态的、渐变的过程；（2）因中国上市公司会半盈余管理现象较为普遍，同时中国股市的短期投机行为较为严重，所以在已有研究中采用财务报表中利润指标（净资产收益率ROE，资产收益率ROA）及公司市场价值指标（如托宾Q值）来研究多元化与企业绩效、企业价值的关系是否切实有效还有待进一步研究；（3）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企业客观内外部经济环境、企业多元化经营前的自身特性及行业特性、企业发展各阶段都会对企业多元化经营前后的企业绩效与企业价值产生影响。

因此，针对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本文充分考虑企业自身发展特征，利用我国泛西南地区沪深197家上市公司历时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动态估计分析，同时借鉴新古典经济学中应用较为广泛的生产效率函数的方法，考察研究企业不同发展阶段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生产效率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和数据来源

基于西南地区面临自东盟自贸区带来的重大发展挑战与机遇，借鉴我国证监会行业分类标准，本文选取泛西南地区制造428家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3年4年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同时为力求样本公司数据的可靠性，剔除研究其间被ST的上市公司，剔除数据缺失、数据异常的公司，最终得到197家上市公司4年间共788个研究样本构成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数据来源于网易财经网数据库及上市公司年报整理。

（二）模型与变量选择

1.基本模型

根据前文的分析，企业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绩效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根据目前学者研究的结果显示，并非具有一致性。因此本文借鉴曹廷求和孙文祥（2004）[9]、杨兴全和梅波（2008）[10]、连玉君和程建（2006）[11]等学者的做法，通过引入Hansen得出的“门槛模型”，依据公司成长性对 样本公司进行分组，考察不同成长阶段企业多元化经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因此，本文建立了如下实证检验基本模型：

（1）

式中TFP为被解释变量，即生产效率；i表示公司；t表示年份；Xit为一组控制变量；HDit为解释变量，即公司多元化程度；G为公司成长性指标，也是门槛变量；γ为某个特定的门槛值；I（·）为指标函数，当括号中的条件满足时取1，否则取0；εit为随机干扰项；ui为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因素；α为系数向量；β1和β2为成长机分别小于和大于门槛值γ时多元化对生产效率影响的估计系数。关于门槛效应原理及估值方法因篇幅不再赘述。

2.变量设计

（1）生产效率（TFP）

自索洛（Solow）[12]于1956年首次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综合要素生产率）概念后，该指标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相比ROA等易受人为操纵的绩效指标相比，生产效率更为客观。目前常用来测算生产效率的方法主要有非参数方法（DEA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随机性参数前沿分析法（SFA）。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数据包络方法，是美国著名的运筹学专家Charnes，Cooper和Rhodes [13]于1978年创立，用来评价企业组织效率的一种线性规划方法。目前DEA的评价方法已成为评价企业生产经营、区域经济发展等效率的一种主流方法。因此，本文选取当年平均固定资产、当年的劳动力资本投入与公司其它投入三个变量作为投入变量；选取公司当年主营业务收入与平均存货增量之和为产出变量。

因只测算样本单元的生产率效，因此，本文采用Charnes，Cooper和Rhodes （1978）创立的产出导向（Output-oriented）CCR模型进行估算。

具体估算方法与工具可参阅魏权龄（2004）[14]、刘新绍（2012）[15]等文献。

（2）成长能力指标

为了客观、全面地考察公司的成长能力，本文借鉴张祥建、裴峰等（2004）[16]的研究中关于公司核心能力的评价指标以及刘新绍和张晓铃（2010）[17]的方法，同时考虑数据的易取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择近三年总资产平均增长率、近三年调整后每股净资产平均增长率（AnAG）、近三年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率（MBG）、近三年股东权益平均增长率、销售现金比、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主营业务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总资产周转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这十四个指标来反映公司的综合性成长能力。为降低成长能力指标维度，剔除指标中的重叠信息，利用主成份分析法降维得到公司综合性成长能力指标G（即模型（1）中的门槛变量）。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得到6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5.19%，较好地代表了上述14个原始指标的信息含量。再以各因子的贡献率为权重造建反映公司成长能力的综合指标，得到门槛模型中的成长机会指数G（门槛变量）。即：

G＝（Fac1×19.39%+ Fac2×16.39%+ Fac3×15.43%+ Fac4×14.63%+ Fac5×12.11%+ Fac6×7.24%）/85.19%

详细估值方法请参见张文彤（2004）[18]、刘新绍（2010）[19]等文献。

（3）多元化指标

目前测度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方法主要有熵指数法、Herfindahl指数法以及产品、行业个数法等，本文采用Herfindahl指数法来计算样本公司多元化经营程度。基计算公式为：

（3）

式中Pj为公司第j项业务的销售收入与总营业销售收入之比；m表示公司经营的业务个数。当HD（0<HD=<1）值等于1时，表明公司没有发展多元化业务，即HD指数越大，公司越趋于专业化发展；HD指数越小，公司越趋于多元化经营业。因此，在回归结果中，如果HD的回归系数为负，则表明公司多元化程度与生产效率正相关；若HD的回归系数为正，则表明公司多元化程度与生产效率负相关。

（4）控制变量

鉴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程度和研发投入对企业多元化程度、生产效率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因此本文选取以上四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a.公司规模（InSz）：以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b.资产负债率（RDA）：以公司总负债÷总资产来衡量公司资本杠杆程度；c.股权集中度（Ocd）：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表示；d.研发投入（R&D）：以无形资产÷主营业务收入来近似衡量公司的研发投入力度。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首先，本文利用生产效率计算软件DEAP2.1（Coelli，1996）对197家样本公司的生产效率值进行了估算，其估算后的相关统计结果如下表1：

利用得到的样本公司效率值为因变量（TFPit），同时放入4个控制自变量，对应门槛模型（1）式进行估值检验，得到的F统计量及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得出的P值、门槛估计值和95%的置信区间见表3、表4：

通过门槛模型检验，我们发现，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相应的自抽样P值分别在5%和10%水平下显著。表明泛西南地区上市公司成长机会不同时，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生产效率有着不同的影响。同时通过对表4中单一门槛模型门槛估计值和双重双门槛模型第二个门槛估计值比较，我们发现，两个值很接近。为进一步检验双重门槛的显著性，本文剔除在回归中不显著的“资产负债率”和“股权集中度”两个控制变量后，再一次进行门槛回归，得到的P值见表5，得到的门槛估计值和95%的置信区间和表4结果一致。

从表5可以看出，在剔除回归系数不显著的两个控制变量后，双重门槛显著性由原来的10%水平下显著变为5%水平下显著。但借助图1、图2绘制的似然比函数，我们仍不难发现，双重门槛中的第一个门槛值0.123的抽样误差相对较大，其门槛效应并不显著。但为了验证不同成长机会下，多元化水平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我们仍然初步将泛西南上市公司按成长性分为低成长公司（G≤-0.268）、中低成长公司（-0.268<G≤0.123）和高成长公司（G≥0.123）这三种类型。

表6列出了各年份不同成长区间的公司数量，可以看出，4年中高成长公司占比仅约1/4左右，大部分公司处于中低成长。另外，各年份不同成长机会公司都发生变化，如果仅按成长能力的中位数（-0.076）来区分不同成长公司，显然是不合理的。

表6不同成长区间各年份公司统计表单位：家

利用（1）式对按不同成长区间分好组的样本公进行回归，用样本公司的生产效率TFP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不同成长区间的估值结果列于表7。

从估值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度并不理想，可能的原因是样本太少。但这不影响我们对不同成长机会的上市公司多元化经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的判断。从门槛模型一、模型二均可以看出，高成长公司与低成长公司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生产效率存在负相关关系，但相关性并不显著；而中成长公司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生产效率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而对于控制变量而言，高成长公司资产规模、近三年净资产增长率与企业生产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公司在高速成长期，企业规模的扩张能产生效好的规模效益。因此，高成长公司要利用公司成长发展机会，有选择地扩张企业生产规模，将企业做大。同时高成长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也与企业生产效率正相关，这与李伶俐（2011）[20]的研究结论相一致。理论上讲，提高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更有利于企业股东关注企业的成长与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相关决策效率与管理效率。对于中成长公司而言，净资产增长率、主营业务增长率均与企业生产率效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而研发投入则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因此，中成长公司首要的任务是努力提高主营业务收入，提高市场占有率、逐步稳健地增加企业净资产。同时，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创新企业产品，增加企业产品定价权，将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本次的实证分析检验中，低成长公司各变量均不显著。

五、结论

本文用门槛面板数据模型对泛西南地区上市公司的成长机会、多元化经营与企业生产效率的关系进行的检验，发现：（1）成长机会存在门槛效应，即不同成长机会公司多元化经营会对企业生产效率有不同影响，存在非线性的特征，不能人为主观地将公司按中位数的分类方法去研究多元化与生产效率的关系；（2）高成长与低成长公司多元化经营对企业生产效率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中成长公司则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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