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心理学论文范文15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西方心理学论文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西方心理学论文

第1篇

西方心理学对自悯功能的研究，核心内容是考察自悯对负性事件的缓冲作用。具体来说，就是考察高自悯者面对负性事件能否采用更积极的应对方式，以及能否缓和负性事件带来的负面情绪。大量研究证明，高自悯者的应对方式确实更为积极，能减轻或使个体免受负性事件的伤害，在经历负性事件后遇到的情绪问题也更少。Leary等的研究表明，自悯对日常生活中的负性事件也有缓冲作用。Neff，Kirkpatrick和Rude研究了自我面临威胁的情景下不同个体的表现，结果表明，自悯与焦虑呈负相关，即使控制了情绪诱发前的负性情感水平，二者的偏相关依然显著，且自悯水平高低与负性情绪词的使用量无关。因此，当自我面临威胁时，自悯对焦虑情绪有缓冲作用，但并不是通过回避的方式实现的。在Neff，Hsieh和Dejit-treat的研究中，面对中期考试失败这一事件，高自悯个体更多运用情绪聚焦的应对策略，更少使用回避定向的应对策略。面临专业挑战时，个体的自悯水平越高采取的应对措施越有效，同时体验到的压力更少［11］。在自悯对创伤事件的功效方面，Sbarra，Smith和Mehl考察了自悯水平不同的个体在离婚后的表现。在初次访谈中，要求被试回忆前任30秒，然后再陈述他/她对离婚的看法和感觉，主试由此判断他们的自悯水平。初次访谈后，研究者对85%的被试进行了3个月的随访评估，随后还对部分被试进行了6或9个月的随访评估。结果表明，初次访谈的自悯水平越高，随后的日常生活中遭受的悲痛及与离婚相关的情绪侵扰越少。Vettese等人研究了自悯、童年虐待和情绪失调的关系，结果表明，即使严格控制了其他变量，自悯仍能调节童年受虐程度与情绪失调间的关系，自悯水平越高，由童年受虐带来的情绪失调可能性越小［13］。Thompson和Waltz关于创伤后应激症状与自悯的研究结果与前述研究类似，结果表明自悯与回避症状呈负相关，在经历创伤事件后，高自悯个体较少采用回避策略而允许创伤经历的自然暴露。除了心灵创伤，自悯对生理疼痛引起的消极情绪和悲观思维也有积极意义。Costa和Pinto－Gou-veia的研究表明，慢性疼痛接受度低的患者的自我批判、孤立感、过度沉迷的水平(自悯的反向维度)越高，相对地，自我友善、普遍人性感和正念水平(自悯的正向维度)则越低［15］。Wren等人也对自悯与生理疼痛进行了研究，被试为88名伴有持续性骨骼和肌肉疼痛的肥胖患者。结果表明，自悯水平越高，疼痛灾难化级别和疼痛障碍指数越低，即使控制了重要的人口统计变量，自悯仍能显著预测疼痛灾难化级别和疼痛障碍指数。总之，西方学者在自悯对负性事件功效上的研究结论是趋同的:自悯水平高的个体面对生活、学业中的负面事件，甚至是重大创伤事件都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较少采用回避的策略，同时，伴随负面事件出现的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也越少。

二、自悯与情绪调节

Neff等认为对情绪的调节是自悯的一大特征［10］，除了对上述伴随负性事件产生的负面情绪的缓冲作用外，自悯对更稳定的情绪特质也有调节作用，集中体现在减少消极情绪和增加积极情绪上。Raes选取247名非临床被试，以探究自悯能否对抑郁症症状进行预测。研究过程中分别对被试的自悯、抑郁症状进行2次测量，2次施测间隔时间为5个月。结果表明，自悯能显著预测抑郁的躯体及情感症状，高自悯个体在这5个月中抑郁症状减少更多/增加更少。Shapira和Mongrain的实验也佐证了这一观点，他们对被试进行了长达1周的自悯训练，在训练后还进行了一段时间的随访评估。结果表明，训练后6个月内被试的幸福感显著提高，训练后3个月内抑郁明显减少［18］。另外，还有研究显示，自悯与焦虑、抑郁呈显著负相关，Van－Dam等人的研究甚至表明，自悯对抑郁、焦虑的预测力远远超过正念［20］。对于培养女运动员的积极运动体验，自悯也有助益。Mosewich等人研究了年轻女运动员的自悯与自觉情绪(如内疚、羞愧、自豪等)、潜在不健康想法和行为(如害怕失败、害怕负面评价、社交体型焦虑等)的关系。结果表明，自悯水平高的年轻女运动员比自悯水平低的较少体验到羞愧、无罪羞愧的情绪，对社交体型的焦虑以及对失败和负面评价的害怕程度也更低。

三、自悯与人际交往

自悯中的普遍人性感成分要求个体将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不孤立割裂地看待自身的遭遇。这种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对待人、事、物更广阔的视角使人们更好地与人交往，发展出更好的人际关系。一般而言，高自悯个体与外界的连结感更高，而有社交焦虑障碍的个体自悯水平往往比常人低。Neff和Pommier的研究显示，相比于低自悯个体，高自悯者更愿意采纳他人观点，对他人更包容。在社区成人及冥想练习者中，高自悯者的移情能力、利他主义都高于低自悯者。因为高自悯者能认识到自己及他人的需求都是正当而有价值的，当在人际交往中自己的需求与他人产生冲突时，他们会更多地做出妥协，体验到的情绪混乱也更少。自悯不仅和一般的人际交往关系密切，与亲密关系也有重要联系。Neff和Beretvas试图研究不同自悯水平的个体在与恋人交往时有怎样的行为表现，研究招募了104对交往1年或1年以上的情侣，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量表测试。结果表明，自悯与恋爱关系的健康度、恋爱关系的满意度都存在显著相关，高自悯的个体对恋人更关心、更接受恋人，在恋爱关系中体验到更多自主性及与恋人的关联性;而低自悯个体则表现出更多的控制、支配，对恋人进行言语攻击，体验到的分离感也更多。

四、自悯与积极心理

目前，积极心理学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积极的情绪和体验、积极的个性特征、积极的情绪对生理健康的影响以及培养天才等方面。自悯同样与积极心理学所提倡的内容关系紧密。Neff和McGehee认为自悯不但与成人的幸福感相关，与青少年的幸福感也呈显著正相关。Neff，Rude和Kirkpatrick研究了自悯与积极心理功能及人格特征的关系，结果显示，自悯水平高者的幸福感、积极情绪、智慧及乐观主义、个人主动性、好奇心和探索性、宜人性、外倾性、尽责性等方面显著优于低自悯者［29］。此外，还有研究者对自悯与动机及目标设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Neff，Hsieh和Dejittrea认为，自悯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设定掌握目标，较少选择表现目标。Magnus和Kowalski关于自悯与女性自我决定动机的相关研究表明，高自悯女性选择运动更多是出于内部动机，而不是因为外部动机或社交体型焦虑等原因。为了深入探索自悯与动机的关系，Breines和Chen设计了4个实验，在实验1中，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最大的缺点，然后让3组被试分别用自悯、自尊或者不处理的方式来应对想象缺点带来的负面情绪。结果发现，相较于自尊组和控制组，接受自悯处理的被试增加了更多的积极情绪。实验2、3、4与实验1的处理方法相似，结果显示:自悯水平高的个体在违反道德后更愿意做出补偿或承诺不再犯相同或类似的错误;在一次失败后会更加努力学习以迎接后面的考试;对于自己的不足，高自悯者有更高的想要改变的动机。这4个实验从不同领域出发，探究了自悯对自我提升的信念、行为的影响，证实自悯的确可以增加个体的自我提升动机。

五、小结

第2篇

医院PACS/RIS建成后临床科室开具规范的申请单及电子医嘱，患者到影像科检查时首先由登记室对患者的信息进行统一编码，按照相应时间规定进行预约，并将此信息分诊到指定的设备，影像科医师对特殊影像学检查患者进行集中告知签字。影像技师通过排号和(或)叫号系统进行队列管理，按照病情需要进行检查，从工作列表中调取共享的患者信息，并将所得到的图像由影像设备传到服务器，PACS/RIS将患者的检查号与图像号进行关联，医师将资料传送至PACS/RIS，通过PACS/RIS立即上传给临床医生工作站，影像胶片由护士整理后分发给患者。所有的影像检查资料由PACS/RIS保存管理，具有3年以上的在线储存期，为后期调阅及质量控制统计提供保证。在检查申请预约分诊影像处理诊断报告质量控制统计的流程中，严格按照医院诊治规范进行信息化管理，通过医院信息的共享，保证医疗质量安全及服务水平的提高。

2PACS/RIS在医院信息化管理中的优势

将医学影像数字化，实现无胶片、无纸化管理是现代化医院建设的趋势，PACS/RIS作为医院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地提供医院临床诊疗过程和其他医疗相关过程所需要的医学影像支持服务，为医院改善医疗管理、工作效率和社会效益提供了信息保障。

2.1PACS的应用优势(1)PACS已经成为了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技术。PACS利用网络技术将医院的CT、CR、DR、MRI以及US等影像检查相连接，并将数字化的图像信息传送到服务器进行分类、归档和储存，依照医生的需求将相关影像提供到所需要的节点，使影像能够长期保存，信息能够共享，以及无胶片传送和存储。图像的多重处理支持多平面重建(MPR)；最大密度投影(MIP)和容积重建(VR)等三维处理能力。(2)将INFINITTPACSG3技术与原有青蓝mini-PACS技术相比较，其应用功能明显增加。通过原始数据的共享，在每个工作站均可完成图像的查询、显示及打印等操作。尤其是随着计算机性能的提高及医用显示器的应用，使每个影像诊断工作站均可进行CT图像三维重建及三维成像。同时INFINITTPACSG3还可对图像自动排序编码，在大规模体检时其优势凸显。原有青蓝mini-PACS继续保持运行，既可以保证原有数据在线查询也可以做为应急情况下临时替代方案。

2.2RIS的应用优势(1)检查申请管理。检查的工作站根据医生处理检查医嘱，医师的医嘱必须注明检查类别、部位依据等具体的检查方法。同时自动绑定费用，在完成检查后自动收费；支持Worklist功能；提供在医院信息系统中查询患者信息登记资料及交费情况。(2)分诊叫号管理。根据临床病情进行患者分类，依照先后顺序、急诊优先以及保证“绿色通道”的基本原则进行分诊，同时在检查室门口自动叫号。尤其是在电话预约后可以保证“绿色通道”为危重患者检查。(3)报告编辑管理。医生在书写报告前首先进行图像质量评片，然后依照患者分类，明确分配给各岗位的相关医生，保证急诊患者在半小时内拿到结果，对于危重病及传染病患者主动联系临床。出具报告前可调阅既往影像检查结果及相关临床电子病历，书写报告后交上级医师审核签字，必要时可以集体阅片或专家会诊讨论。(4)诊断模板。方便灵活的诊断定义模板可提高报告生成速度。同时与PACS/RIS研发部门取得联系，自动审核报告内容，避免出现栏目写错、部位误写及报告出现低级错误等情况。(5)查询管理。由于PACS/RIS对各环节精确至分秒，对登记时间、检查时间及报告时间均进行严格的时间管控和查询，当出现急诊报告等待时间过长的情况时，可以集中医师专门书写急诊报告，分类显示各检查部位、检查时间及检查设备的工作情况。(6)统计管理。依照查询数据统计出甲级影像胶片率、阳性率及临床符合率，进行信息化的质量控制。通过系统可以统计科室检查量、业务收入及胶片材料支出等进行效益分析。

3结语

第3篇

1.培养主动的学习态度

体会“要我学”与“我要学”的区别，初中生在学习上的依赖心理是很明显的，是“要我学”。升入高中后，高一年级的学生面临教师的教学方法改变，习惯依赖的套用“模子”没有了，家长辅导的能力也跟不上了，这时教师应注意培养学生主动的学习态度，要求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单元小结和及时改错，把有优秀学习习惯的同学树为榜样，让同学借鉴。

2.重视基础发展健全的人格

改变“一听就明”，“一看就会”，“一做就错”的学习误区。高中数学与初中数学相比，知识的深度、广度、能力要求都是一次飞跃。这就要求必须掌握基础知识与技能为进一步学习作好准备。如二次函数、参变量问题、三角分式的运用、空间与平面、实际运用问题等都是初中教材都不用的脱节内容，需要高中补救，查缺补漏，否则就必然会跟不上高中学习的要求。一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同学常轻视基本训练，不去认真演算书写，重量轻质，到正规作业时或考试时不是演算出错就是中途卡壳。教师在教学中要重视基础教学，帮助学生体会高中数学与初中数学知识的深度、广度的区别。多用“问”、“想”、“做”、“评”的教学模式，鼓励思考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发展健全的人格。

3.抓好学习中的各个重要环节

①预习——高中知识的抽象性、复杂性、综合性较强，这就给学生理解、记忆和掌握这些知识带来了困难。预习对自学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预习应该从以下几点做起：首先根据自己的时间、能力，每次预习应该有计划和明确的进度；其次预习要仔细认真，并结合课本例题和习题反思，加深对预习内容的理解。最后对预习的内容整理出条理性的框架，明确知识结构。

②课堂学习——众所周知，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在课堂，学科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特别是数学。所以要在课堂上学好数学知识，数学教学观念的更新才是使之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证，而听课是学习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在掌握知识的准确性、广度与深度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会听课。会听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带着预习时未懂的问题听课，全神贯注，尽可能把疑点在听课的过程中解决：其次，对于在预习中认为弄懂了的问题，主要听老师的讲解是否和自己的理解一致，纠正自己在预习中对一些知识的片面理解或错误理解。在预习中没有弄懂的问题，通过老师讲懂了或还有疑问，要在课堂上把关键的地方记下来。凡是在听课时发现预习中自己理解片面或错误的地方，或是理解深度不够的地方，都应作出简单的标记，课后要及时进行清理，完善对这些问题的新的理解。第三，注意有价值的问题，老师在课堂上提出的设问、提问，或自己在预习中、作业中、课外阅读中发现的有价值的问题，都应积极思考，并记住，然后加以解决。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还应注意发现与之相关的问题或更深入一层的问题，再思考。一个个问题的提出、捕捉与解决的过程，正是掌握知识提高能力的过程。

③练习——要学好数学，必须要做适当的练习。只顾看书，而不做适当的练习，是不可能学好数学的。练习之前要把课本上的知识弄懂。如果课本知识还存在困惑，应先复习课文，直至把有困惑的知识理解之后再认真独立的完成。在做题的时候要认真思考，注意与课本知识相联系，并注意解题的步骤规范性和表述条理性。如果在做题的时候出现“马大哈”的现象，这样会严重影响到学习的效率和学习的心情，进而影响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4篇

【关键词】社会心理学;危机;认知主义;本土化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通常划分为三个时期，1908年到二战为学科形成阶段;二战到60年代为学科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期开始，社会心理学研究遭遇严重危机，反省和试图消除这种危机构成70年代以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旋律。危机意识促使社会心理学共同体从研究主题的选择、主宰的方法偏好、理论模型的构造和研究的潜在假设等所有方面进行冷酷而全面的自我反思和检讨。西方社会心理学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全面的理智转型。或者说，在过去的20年中，西方社会心理学已经超越危机时期的苦闷，从研究程序、研究技术和理论构造到研究主题的拓展，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等各个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演化。

一、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

1、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是认知主义的危机

上世纪50年代后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及其主要成果，如人际知觉与归因理论、认知一致性理论、认知不协调理论、社会比较理论等。走的都是认知主义路线。因此，50年代以后的西方社会心理学就是认知社会心理学，所谓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更准确地说是社会心理学中认知主义的危机。

60年代中后期，受到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的范式论、现象学、解释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开始从某个个别的、具体的研究到核心认识论、方法论，对认知主义开始进行全面反省和深刻批判，认知主义在社会心理学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80年代末后现代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的兴起，以及建构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心理生态观的出现，昭示随着人们对社会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研究模式运用于重要的文化转向。

2、认知主义的危机是自然科学研究模式运用于社会心理学的失败

早期心理学以自然学科为自我发展的范式，在自然科学的统摄下，认知社会心理学长期以来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经验事实的积累”上，社会心理学纷纷遵照实证主义研究的范式：首先在观察基础上形成假设，再通过设计精巧的实验验证这些假设，得出的结论被作为规律性知识构成社会心理学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做的直接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小型理论爆炸性的增长，一本普通的大学《社会心理学》教课书通常要涉及四五十个形形彼此相互独立的理论;另一方面由于忽视基本理论研究，导致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内部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各种研究成果人言人殊，甚至相互矛盾……在诸多问题当中，使认知社会心理学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二、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

当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属于危机的前期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几乎所有的社会心理学家都被卷入危机，在其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代表不同的认识，发出不同的声音;二是人们在有关批判的对象、目标、观点、对危机的反应等任何方面都形不成一致的意见，学科研究完全陷入混乱。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正是这种反思的积淀。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具有两个标志：

1、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纷争

当代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危机，映射着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危机”本身就是以后现代文化立场审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结果。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首先意味着对认知社会心理学的全面解构：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目的不再是对人的心理的“治疗”或“改造”，而是促成对人的心理学差异与心理局限的“理解”，促进人的心理的解放。心理学的研究不再热衷于去“证明”一个理论的“真”或“假”，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理论根本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得到“证明”。后现代社会心理学致力于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人的心理做出“解释”。

这种新的研究模式强调以人与他人、他物（包括社会、文化）之间内在、本质的构成性为几点：（1）要求以“现实的人”取代“抽象的人”作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2）强调心理的文化意义，拒绝接受“文化特权”“西方优越”与“种族中心主义”，坚持以平等的原则接受一切文化与个体心理差异;（3）以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互动过程研究取代传统心理学的认知中心;（4）重视理论的前构性;（5）主张用语义学、解释学的方法作为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

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到目前为止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有关它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和发展所产生或将会产生的影响也众说纷纭。但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思想、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解释也标志着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重要的文化转型。

2、“文化的”社会心理学兴起

如果说作为当代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后现代心理学还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思想、观念形态，文化社会心理学则已经形成相对完备的体系，能够为文化转向提供更加翔实的研究资料。

从社会心理学学科内部的发展逻辑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试图消解认知主义危机的产物：从学科外部的影响来看，文化社会心理学是七八十年代印度、新西兰、土耳其等非西方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界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及这一时期其他相关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临床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心理学研究渗透的结果。与“认知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文化的”社会心理学的兴起意味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转变。

“文化的”社会心理学认识到人的心理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建构，在文化社会心理学中，文化与心理不再是两个相互分离、独立的要素，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心理是文化投射，是文化对应物。

文化社会心理学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视角，它颠倒了认知社会心理学的思维逻辑，将文化前置，将心理作为文化的延伸或对应物置于审视的地位。文化社会心理学要着重讨论的是，人的心理如何形成以及在何种程度是文化的表现？站在“文化的”立场，过去人们普遍接受的“西方”心理学研究模式不能被接受的，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文化社会心理学将研究重点导向心理学的“本土化”问题和个体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的“社会化”问题，强调对心理学的文化内涵的理解、分析。

三、社会心理学文化转向的意义

西方心理学一直对文化存在着忽略，这种忽略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个体主义倾向有关。个体主义把心理学的研究看成是个体心理的探讨。在意识与行为的研究中不是从个体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出发，而是从个体的角度，分析个体的内部动因和外在行为。这种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个体主义倾向排斥了文化因素的考虑，文化的研究由此为心理学家所忽略或拒绝。而文化的转向无疑对克服西方社会心理学中个体主义倾向有着积极的意义。

同时，西方社会心理学的文化转向可以促进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的紧密联系，而同本土文化紧密联系的社会心理学更符合社会的需要，因此更具有实际效用。传统的西方社会心理学由于把追求的目标定位在一般的、抽象的、普遍适用的心理科学模式上，不考虑特殊文化条件对心理学的需要和要求，因而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成为一种纯学术追求。因此，紧密联系本土文化的实际，考虑本土文化的特殊需要，研究本土特殊文化条件下的人的心理特征应该是全球心理学工作者共同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 王d，汪安圣.认知心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彭运石，林崇德，车文博.西方心理学的方法论危机及其超越[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6（24）49-58.

[3] 王小章.社会心理学：从“现代”到“后现代”[J].浙江社会科学，1997（2）.

[4] 郭慧玲.“危机”与“脱危”：西方社会心理学近期发展[J].甘肃社会科学，2015（2）51-54.

第5篇

【关键词】房屋拆迁现代制度经济学产权交易成本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

一、引言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扩张了传统经济学的解释力，已成为一种能更准确和全面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学工具。盛洪（1993）用两个词概括了其理论核心，一个是“产权”，即受制度保护的利益，产权制度既涉及对产权的界定，有涉及对产权的保护；另一个是“交易费用”，即指达成契约和保证契约执行费用。

众所周知，房屋拆迁工作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城市面貌更新及国有土地使用的合理布局等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拆迁工作又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于被拆迁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的不明晰界定，导致了拆迁补偿标准的确定机制不完善，进而降低了拆迁工作效率，严重增加了拆迁工作的交易成本，甚至引发了大量拆迁双方的矛盾纠纷，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措施，以图为建立健全房屋拆迁的法律法规，处理好加快城市改造、提高城市品位和居民生活质量与保护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关系提供借鉴。

二、实施拆迁行为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问题交互性质的认识将有利于人们更理性地判断某一行为的潜在收益和损失。科斯（1960）在分析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工商行为时深刻指明损害问题具有交互性质，即外部侵害不仅起因于侵害者的行为，也起因于被侵害者的存在，避免对受损害方的损害将会使实施损害的一方遭受损失，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因此，在分析拆迁行为给房屋所有权人带来损失的同时，更应考察不实施拆迁行为给社会净收益带来的损失，唯有权衡两者轻重，才能更好地理解实施拆迁行为增加社会总价值的战略意义。

实施拆迁行为给被拆迁者带来的损失方面，暂不考察拆迁者（损害方）对于被拆迁者（受损害方）是否补偿及补偿是否合理，需考虑的是由于城市居民的房屋往往是一个家庭的命脉，承载着太多的东西，当拆迁方实施拆迁行为时，大多数被拆迁者将只能选择放弃原来市中心便利的生活设施和交通条件，到城市边远地区购买一套住房，这使得居民蒙受了原有物业和物业区域内土地使用权丧失，以及因搬迁而造成的生活、工作、学习成本增加等损失。

此外考察不实施拆迁行为带来的损失，亦即实施拆迁行为带来的收益。由于拆迁制度的实施，我国许多城市实现了住房资金的良性循环，加快解决了住房困难，大部分危房、棚户、简屋得到了改造，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因此，拆迁行为是我国进行旧城改造和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另外，拆迁制度也使中国城市住房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镇住房以公有制逐渐转化为非国有为主，为房屋的市场交易奠定了基础。因此，比较实施与不实施拆迁行为的各自损失，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目前拆迁制度受到了一定的诟病，但是放弃拆迁制度而将城市更新重新放归私法领域也是不现实的。

为了更好地分析实施拆迁行为的必要意义，在此引入科斯（1960）提出的“合法的妨害”这一概念，即有些行为即使对别人造成了损害，只要该行为的当事人采用了适宜的技术降低了侵害，受到侵害的人也只能承认这些行为的合法性，即他们只能忍受。这是法律根据对整个社会的成本与收益的考虑，作出的对私有产权适当削弱的调整。于是，从提高社会净收益的角度出发，受侵害一方应当允许并接受“合法的妨害”，即人民群众应当对城市房屋拆迁行为报以支持和配合的态度。另外，由于相对于实力较弱的、分散的居民，拆迁方及地方人民政府显然具有谈判优势，这使得拥有“合法的妨害”权利的当事人，会降低技术的适宜水平，从而使侵害的程度提高。对于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的不予以承认及不明晰界定导致被拆迁者损失加重的现象，便是拆迁方提高侵害程度行为的具体表现。

三、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界定引发的城市房屋拆迁问题

土地使用权是宪法确定的私有产权，在涉及对这种私人产权的征收、征用、拆迁时，就应当考虑补偿。然而近年来，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拆迁往往只是对房屋进行补偿，不对土地进行补偿，有关土地使用权的补偿纠纷时有发生，从而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此外，不合理的法定拆迁补偿标准使得居民在缺乏合理依据的情况下根据自己喜好提出要求，一旦前人的要求得到满足，后人会以此为依据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致使拆迁方和地方政府承受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和财政负担。

1、城市房屋拆迁的本质及其所涉及的土地问题

为了考察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独立产权性质，必须理解什么是产权。阿曼・阿尔奇安（1965）指出：“在任何社会里，资源的个人使用权（即产权）都能得到解释，产权意味着对于其他人在资源使用方面做出的违背我意愿的选择的一种保护”。E.G.弗鲁博顿和S.配杰威齐（1972）认为：“产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指由物的存在及关于它们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应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些关系的成本。”

土地使用权虽然是不完全物权，但仍然是独立的财产权利，具有对世性的特征。土地使用权者直接和不特定多数人发生法律关系，也都可以独立地行使物权请求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也可以自主决定将该权利转让、出租或抵押，或在其权利上设定其他性质的物权。土地使用权人实施上述法律行为时，不受土地所有权人即国家及社会任何其它个体或组织的干涉。因此，土地使用权是其使用权人的一项独立产权。

尽管城市的土地按照宪法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但这些国有土地上建立了各种不同所有权的房屋，这些房屋是因为拥有国有土地使用权而存在的。城市房屋拆迁的直接目的在于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被拆迁人的财产价值构成不仅涵盖房产，更应当体现出土地的价值。从表面上看，拆迁似乎指向的是房屋，但其本质却是在公权力干预下的平等主体之间土地使用权的产权交易。基于土地使用权的独立产权性质，其流转交易应依法实行有偿转让，房地产开发及拆迁行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城镇拆迁费等相关费用，以平等协商、等价有偿的原则上取得土地使用权。

然而无论是相关法律理论，还是拆迁补偿实践，大多有意无意地偏离了拆迁的本质。长期以来，一些部门和单位宣称拆迁方产权人购买的只是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利用地方规章和政策无视、模糊以至于抹杀公民合法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产权，不能给予被拆迁方公正合理的拆迁补偿。因此，国有土地使用权产权的不明晰界定导致了对于受损失方不合理的拆迁补偿标准，进而引发拆迁交易成本急剧上升、致使矛盾纠纷频繁涌现，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2、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界定引发的拆迁交易成本上升

“交易成本包括事前发生的为达成一项合同而发生的成本和事后发生的监督贯彻该合同而发生的成本”（R.Matthews，1986）。樊纲（1992）对交易成本的具体成本支出内容进行了划分，本文所要分析的拆迁交易成本上升问题则主要涉及其中的议价成本，即为确定买者和卖者的真实要价而进行的讨价还价过程，此外还应包括因无法达成合同而产生的诉讼赔偿等方面的成本支出。

交易与交换，无论是物品的交换还是劳务的交换，说到底都是一种权利即“产权”的交换，也就是放弃对某一物品的产权换得对另一物品的产权。产权不明确，事实上从两个方面使交易成本上升，一方面是造成交易对象之间发生议价博弈，双方为追逐私利引起了“有形交易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模糊的产权会阻碍交换行为的发生，导致交易规模的缩小，使人无法通过交易行为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由产权不确定造成的效率损失，也被称为“无形的交易成本”。下面就有形和无形交易成本两个方面，对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界定引发的拆迁交易成本上升问题进行考察。

有形交易成本方面，假定拆迁方对其所致损失（包括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负完全责任，被拆迁方就没有任何理由修改他们的安排，因为对被损害权益的赔偿总是能够替代他们损失的市场价值。但是，如果拆迁方抹杀公民的土地所有权即不用负完全赔偿责任，他们就会坚持这一安排，这样轮到被拆迁方设法减少损失，采取与拆迁方进行议价博弈的形式。进而，在议价过程中，居民往往具有更高的博弈资本，由于一旦对某个地块进行拆迁，这个拆迁的程序是不可逆转的，政府和开发商无论投入多大成本都必须将这个工作完成，此时，居民就不会担心因为自己要价过高而使得开发商知难而退。因此，在后一种情形下即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的情形下，原先的拆迁补偿标准名存实亡，被拆迁方不合理地提高补偿要求，使拆迁方和政府承受了大大超出预算范围的有形交易成本。

无形交易成本方面，当拆迁双方就补偿标准进行议价谈判陷入僵局而无法达成拆迁协议契约，甚至引起双方法律纠纷时，就产生了无穷大的无形交易成本。即当我们以“机会成本”的观点来看该问题时，产权界定不清楚，事实上阻碍交易的实现，使任何交易成为不可能，事实上使潜在无形的交易成本无限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明确界定产权，不仅是减少有形交易成本的前提，而且本身也减少了“无形的交易成本”。对于我们分析的城市房屋拆迁问题带来的借鉴意义便是：承认并明晰界定被拆迁方应有的土地使用权产权，并为此建立公平合理的产权制度以保护公民的私人独立产权，将会大大降低拆迁过程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四、土地使用权明晰界定为被拆迁居民独立产权的意义

明确的产权界定，提供了人们进行一切交易活动的基础，它能有效减少和节约交易成本。进而，不同的产权界定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是不同的，换句话说，一种界定可能比另一种更有效率或更无效率，并且存在着最佳产权界定。盛洪（1992）认为，“谁的行动给他人的既定经济利益带来损失，谁就要负赔偿责任，这便是达到最佳产权界定的简化了的经济学规则”。

对于房屋拆迁问题而言，要达到最佳土地使用权产权界定，应当要从遭受利益损失的使用者的产权角度去考察，由于拆迁方的行为改变了既定的利益格局，为了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不受影响，必须负完全赔偿责任。即政府及有关部门应脱离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分离的思路，土地所有权公有化，并不意味着土地使用权产权的公有化，应当按照出让土地使用权的完全市场价格，将其基本或完全界定为居民的独立产权。唯有如此，才能以最有利于社会资源配置为目的的土地使用权产权界定方式，有效减少拆迁过程中因土地使用权产权不明晰所造成的有形和无形交易成本，使拆迁交易活动更容易、更顺利、更高效率地进行。

同时，不能执行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不能有效地加以贯彻和保护的产权，只是“口头”的产权。因此，为使界定产权不流于形式，还必须有效地保护产权，即能对破坏产权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裁。既然产权的概念本身是一个社会概念，是在人与人之间才能划定的社会关系，那么也就需要以国家机器为物质基础的社会契约方式加以界定和保护，而产权制度便是这样一种社会法律契约形式。E.G.弗鲁博顿和S.配杰威齐（1972）指出：“产权制度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和社会关系”。产权制度的价值，就是它所能避免的为争夺产权而付出的代价和因产权未定带来的资源配置的机会损失。因此，产权制度较之没有产权制度是优越的，有关拆迁立法和监督执行部门要在行政法规、地方规章和具体行动中真正明晰界定以及保护居民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加快建立起将土地房屋共同界为私人独立产权的公民产权制度，推动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工作更好地为城市建设服务。

五、对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对策性措施思考

1、以明晰界定被拆迁者土地使用权产权为基础对拆迁法规进行修订

国家应当尽快出台《房屋拆迁管理法》，确保城市政府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时，能够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而不是依据现行的行政法规。修订法规的核心任务是明确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属民事范畴，应遵循“有偿”、“公平”、“平等”的原则，充分保护被拆迁人依法享有的土地使用权产权，改变对依附于房屋所有权的土地使用权被无偿征收的不合理状况。

2、逐步完善土地使用权补偿制度

应当在《土地管理法》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增加对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补偿以及区位变动补偿的具体规定，这既是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的体现，也是市场经济中土地资源市场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通过设定较为科学完善的价格评估程序，合理确定被拆迁房屋及依附土地的货币补偿金额，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由于作价补偿时，必须考虑土地的价值因素，置换地段区位，应以合理的土地评估价，给予被拆迁人公正合理的拆迁补偿。因此，要全面推行市场化评估，拆迁房屋所依附土地的市场化评估要符合国家房地产评估规范的要求，紧跟动态的房地产市场。对于被拆迁房屋所依附土地和安置房屋所依附土地的评估，要参照同区位的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采用同一的市场化评估方法，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原则。最后，具体费用的计算标准和方法应该通过制定新的《行政征收法》以及相应的实施细则来加以规定和明确。

3、政府应合理定位并履行好自身职责

在土地管理过程中，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即土地所有者和行政管理者。实践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因为没有理顺这两种角色的关系，若要有效推进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土地使用权产权有偿转让制度，政府必须正确行使土地所有权和行政管理权职责。拆迁是平等主体之间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拆迁补偿应由双方当事人依法平等协商确定。除非涉及公共利益拆迁外，政府应保持中立。当然，由于土地的国有性，国家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存在管理服从的行政关系。但是如果政府能够严格区分其作为土地管理者与土地所有者的角色，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才不至于在实践中出现政府职能“越位、缺位、错位” 的情况。具体到拆迁补偿问题上，政府应谨守其财产所有人的中立角色，尊重土地使用权人的私人独立产权，做到“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让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自主谈判，无法达成协议的依法裁决；同时作为管理者，政府要把自己的工作定位在努力做好协调关系、制定优惠政策、提供信息等服务工作，做到不从拆迁中牟利，不充当市场竞争的主体，不与投资主体之间存在经济利益或亲缘关系，不搞暗箱操作，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因此，政府唯有成为超脱的居中管理者并努力践行上述职责，才能使其重新树立群众公信力，更好地推动城市房屋拆迁安置工作。

4、推行被拆迁人参与机制：对拟建项目的社会评价制度

城市发展项目是引致城市拆迁的动因所在，因此，必须要做好项目评价工作，把好城市项目审批关。然而现有的城市建设拆迁制度似乎在引导公众参与、协商、促进信息公开、减少负面社会影响等方面有所欠缺，在城市开发项目的规划和建设过程中，缺乏对拟建项目进行必要的社会评价，难以识别开发中存在的社会问题。通过对拟定项目进行社会评价可以在拆迁户与拆迁人之间建立一种协商机制，赋予拆迁户协商权、发言权，把拆迁户的意见体现在拆迁协议中，确保他们的利益不受侵犯，达到城市发展以城市居民为本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上下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R.H.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Law & Economics，1960．

[3] Armen Alchian.“Some Economics of Property Rights”[J]． Politico，1965（30）．

[4] 樊纲：有关交易成本的几个理论问题 [J]．经济学动态，1992（5）.

[5] 杨卫国、程承坪：所有权、财产权及产权新辩――兼论马克思所有制理论与现代产权理论的异同[J]．经济财政，2007（1）.

第6篇

一、什么是心理危机干预

g.caplan（1964）认为，当一个人面对困难情境，而他先前处理问题的方式及其惯常的支持系统不足以应对眼前的处境时，这个人就会产生心理困扰，这种暂时性心理失衡状态就是心理危机[2]。心理危机干预则是在发生严重突发事件或创伤性事件后采取的迅速、及时的心理干预，通过告知当事人运用合适的方法处理应激事件，并采取支持性治疗帮助个体度过危机，恢复正常的适应水平，防止或减轻未来心理创伤的影响[3]。一些学者认为，心理危机干预是一种短时的、急性的处理。但事实上，危机干预并不仅仅是短期的一种处理，而应该关注到危机发生前、中、后各个阶段的处理。

二、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紧迫性

随着社会压力的激增，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心理危机事件不断涌现，大学生自伤或伤人等危机事件时有发生。笔者自连续四年对某高校入学新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结果发现，新生心理状况逐年渐差[4]，级新生中存在中度以上心理困扰的学生比例达到16.52%，有自杀想法的学生占3.1%，而级的比例分别为13.2%及2.3%。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逐年呈下降趋势，且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逐年提高。因此，对大学生开展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至关重要。尽管高校心理健康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近年来大学生自杀及伤人的惨剧仍屡见不鲜，这与现有的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体系操作性不强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国内的危机干预模式多是由国外直接引进，如常用的belkin提出的三阶段模式[5]，对危机干预的建议多停留在观念上，尚未形成操作体系。因此，探讨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的对策，建立本土化、多层次、全方位的生态化危机干预模式非常必要且紧迫。

三、大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建构的探析

建立本土化、多层次、全方位的生态化危机干预模式，就应该从“个体—学校—家庭—社会”四个方面入手，以危机干预的全程观为基础，从危机评估到危机即时干预、后干预，最终建构发展性的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本文所提倡的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的建构思路见图1。

1．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评估模式

要预防心理危机的发生就必须建立危机评估系统。建立科学化的评估模式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1）建立整合生理、心理、社会指标的预警体系。目前对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评定，主要从认知、情绪、躯体和行为四个方面的主观特征来判定心理危机。这些指标较模糊，容易受干预者的主观影响，导致误诊。虽然，国内学者金宏章等人编制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心理危机测验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纳入了自杀意念指标，但大学生心理危机事件并不仅局限于自杀，还有冲动性杀人等因素，考察危机事件的维度不够全面，测验结构效度指标较低[6]。

具体应该将何种因素纳入预警体系中呢？笔者通过调查发现，人口学资料中的家庭经济、家庭结构、家庭气氛、重大创伤等因素能够显著的预测心理健康水平。同时，笔者在长期的危机筛查工作中，尝试着用量化分数的形式从自杀想法、自杀史、自杀计划、当前压力水平、社会支持情况、精神病性等几方面对学生进行危机评估，取得了较好的实效。由此，在建构危机评估指标体系时，家庭因素、自杀相关情况、压力、社会支持、精神病性等方面都可以纳入其中。建立一套整合生物、心理、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心理危机预警指标体系，通过客观、量化的分数对学生的心理危机性进行评估。

（2）建立动态的心理危机数据库。目前，大量的高校为新生进行心理健康测评，但大学新生带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入学心理档案的时效性和精确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存在问题。所以，动态心理档案的建立应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考虑。一方面，应该全面关注各类学生群体，不仅包含大一新生，还应关注毕业生、家族有精神病史的学生、曾患有抑郁症、强迫症、焦虑症、精神分裂症等心理障碍和有自杀倾向的高危学生。另一方面，建立多个施测点，采取分阶段的方式跟踪记录，对建档对象进行长期的跟踪调查，对高危对象进行定时施测与干预，全面了解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趋势，及时掌握其心理危机的变化，并进行必要的动态分析。

2．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干预模式

以往的危机干预重在即时干预，忽视危机前的预防及危机后的干预；重视危机的他救力量，而忽视危机的自救力量；重视教师的力量，而忽视同伴的力量。因此，危机干预应该从全程化、多资源的角度着手，关注危机的自预与后干预。

（1）自预模式。大学生自身力量的不足是危机形成的主体原因。因此，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形成和化解应该始终以大学生自身为主体，其自身因素在危机缓解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危机自预是心理危机干预的最理想、最有成效的手段，将心理危机化解于无形，才能最有效的帮助学生成长，最大限度保护学生，避免其受到因心理危机所带来的伤害。那么，应该通过什么__途径促进学生的自预呢？

一是通过心理健康课程的自我教育。心理健康课程无疑是快速、全面提升学生心理素质、提高其自预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心理健康课程

，向学生传授心理危机预防知识，教会学生学会情绪自我调节的方式，增强自预和帮助他人的能力，避免出现心理危机。同时，在心理健康课程中加强生命教育、压力和挫折教育，引导学生领悟生命的意义、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并使学生正确认识压力，勇敢地面对人生挫折。二是通过社会实践提升自预能力。鼓励学生参与社团活动，通过实践活动提升大学生自我了解和认识的能力，帮助其与人更好地沟通，学习积极解决冲突和压力的方法，在工作和学习中学会应急情况的处理和求助技巧。

（2）同辈干预模式。同伴之间的相互教育、相互支持和帮助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教育形式，同伴之间通过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交流，可以唤起共鸣，达到心理危机干预的效果。因此，在调动学生自身资源进行自我教育的同时，也应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同伴互助模式。在具体操作上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建立同辈监督机制，每个班均设立男女生心理委员，作为学生干部，由他们充当班级的心理健康保健员和信息员，向班上同学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并定期向学校反映班上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做到危机早报。另一方面，建立同辈支持机制，通过朋辈热线、朋辈素质拓展等方式进行同辈互助，发挥同伴对危机学生的影响。

（3）加强危机的后干预。目前，危机干预重点关注危机的即时阶段，对心理危机的后干预的关注不够。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是一整套联动的系统过程，危机的后干预必不可少。危机后干预有助于弥补目前危机干预机制的不足，丰富危机干预的实践，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及时的避免恶性事件（如自杀、凶杀等）的模仿效应。

一是建立对危机学生的后干预机制。曾经有过危机行为的学生是心理干预的高危人群。但是，许多高校对于危机事件发生后个体的善后工作还没有很好的开展，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手段帮助学生真正从危机事件中恢复过来。因此，应该针对有过危机行为的学生进行危机后干预，帮助学生恢复创伤前的认知、感情和行为的功能水平。

二是建立对危机学生周遭人群的干预机制。知悉或目睹学生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会对危机学生同伴带来强大的心理冲突，他们会对危机学生的行为感到惊讶、困惑、自责甚至恐惧，这种情绪会极大地影响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如果这种心理冲突得不到有效处理，会让他们习得危机学生使用的不良应对方式，也就是说危机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传染性”。目前发生在富士康公司的连续跳楼事件充分显现出这种“传染”的危害。因此，对危机相关人员进行及时有效的心理后干预非常必要。在危机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对他们进行哀伤辅导、班会、放松技术、个别辅导等，帮助周围的同学消除紧张恐惧心理，化解其因危机事件带来的心理冲击，防止其产生模仿行为以及对可能产生的心理创伤进行心理修复，并提高其处理类似心理危机的能力。

3．个体—学校—家庭—社会生态系统的危机预防与干预模式

当人们遭遇到各种心理社会刺激，特别是严重的心理危机时，往往需要周围人帮助他们度过危机。目前，很多危机干预工作重视学校系统内部因素，但常忽视家庭、社会等外部因素。其实，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是个系统、复杂的工程。一方面要重视学校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来自学生的家庭及其它社会因素的资源。如何有效地利用家庭、社会的力量，协调学校—家庭—社会的危机干预的作用，应该成为当前大学生危机干预研究的重点。

（1）家庭教育。高校应该主动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强化并发挥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首先，学校可以在新生普测时让学生填写家庭基本情况表，收集学生的家庭地址、家长的联系方式以及成长发育等主要信息，为学生建立家庭教育档案。其次，学校要向家长传输新的教育理念及危机救助方式，可以在每年新生报到期间，对新生家长开设家庭教育的相关讲座，开展亲子团体辅导等拓展性活动，使家长和学生在报到之初就形成学生的健康成长离不开家庭支持的观念。再次，对家长进行相关培训，通过各种途径使家长掌握帮助子女度过心理危机的教育方式，如在校园网、校报等载体上开辟家庭危机教育专栏、编制心理危机干预家长手册等，定期邮寄给家长。最后，在学生陷入心理危机的时候，要充分启动家庭支持系统，使危机学生获得家庭的理解和支持，坚定其度过危机的决心。

第7篇

关键词：心理学；被试选择；大学生；WEIRD

1.引言

西方学者在多年前已经对心理学领域被试选取问题展开探讨，发现了著名的“WEIRD”问题。“W”指西方人（Western），在心理学试验中被试大多为个人主义文化下的西方人；“E”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Educated），被试大多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在校大学生，尤其是心理学界所熟知的“大二学生现象”；“I”指工业化国家程度较高的国家（Industrialized），被试多来自相对发达的国家；“R”指被试大多数来自较富裕的家庭（Rich）；“D”指被试生活的环境民主程度相对较高（Democratic）。“WEIRD”问题的存在使被试不具备广泛的代表性，因此很多领域的研究者质疑心理学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认为心理学实验结果不具备生态效度，实验结论没有说服力。

Henrich et al.，（2010）对顶尖心理学期刊进行抽样，发现96%的被试来自西方工业化国家，68%来自美国；在那些来自美国的被试中，67%是心理学专业的本科生――也就是说，若随机拉出来一个美国大学生和一个来非西方国家的人，前者曾当过心理学研究实验被试的可能性比后者大4000倍。他们的研究再一次证明了心理学研究中“WEIRD”问题的存在。

随着中国心理学发展的白热化，中国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成为焦点。其中，由于被试选取问题导致的实验结果普适性问题也引起了很多争论。接下来，本研究根据郭文斌等人（2013）发表的“心理学研究热点及变化”一文中选取三个热门研究领域―情绪、决策、心理健康，探讨被试选取问题。

2.热门领域被试群体选取问题研究

本研究选取情绪领域、决策领域、心理健康领域2000年―2016年发表的引用量前五的非综述类中文文献，探讨其被试的选取情况。

2.1情绪领域

本领域引用量前五的文献被试情况如下：

1、大学生，年龄20～22岁，平均年龄20.3岁，男性8名，女性9名；

2、大学生，平均年龄 21.5岁，标准差0.61，男、女各40名；

3、留守儿童11～16岁之间，20名；

4、大学生，年龄21.04，标准差0.96，男43名，女78名；

5、大学生，年龄20.59岁，标准差1.2，男476名，女687名。

2.2 决策领域

本领域引用量前五的文献被试情况如下：

1、大学生，391名，其中外籍41名；

2、大学生，男15人，女18人；

3、大学生，年龄范围18-25岁，平均年龄21.36岁，标准差0.86，男30人，女58人；

4、大学生，平均年龄 21.3 岁，标准差 0.58，男、女生各 30 人；

5、大学生，平均年龄21.2，男72名，女70名。

2.3 心理健康领域

1、心理健康患者，平均年龄42±12岁，46名；

2、大学生，男生133名，女生222名；

3、大学生，300名，男生103名，女生192名；

4、年龄21-62岁，男1624名，女1099名；

5、医生，24-60岁，男170名，女158名。

从上述3个热门研究领域可以得出，情绪和决策领域多选取大学生为被试。而心理健康领域的特殊研究要求，根据特殊的心理问题选取特殊的被试群体。因此，西方心理学研究中“WEIRD”问题在中国较西方有过之而不及，只是根据中国现状略有不同。在中国，“W”问题成为“Y”，即黄种人；“E”依然是“E”，即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不可否认，现在出生并成长于城市的大学生数量远远大于来自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学生人数。有调查显示中国农村与城市人口比为7：3，而大学生中农村与城市人口比为3：7，所以“I”问题在中国，并没有发生改变；“I”问题的存在导致“R”在中国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被试大多是居住在城市，来自较富裕的家庭。由于“E”，“I”和“R”问题的共同影响，使得中国心理学研究者选取的被试群体接触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和文化的较多，导致到西方“D”问题在中国被试中也普遍存在。

3.原因分析

导致上述问题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人员多聚集在高校。这里心理学学科成立较早、学科学发展较完备、研究项目较多。同时，这些科研基地最易找到的被试必然是大学生。据观察，我国实验者（参与被试招募的多为研究生或博士生）在寻找被试时多在学校内部聊天群招募被试的消息或在校内张贴被试招募海报。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被试选择都存在很大的问题。由于地域偏差、文化背景偏差、被试年龄、被试文化水平等造成被试缺乏广泛的代表性。但是，由于实际情况的限制，大学生依然被大多数研究者视为研究人类本质的最佳被试群体。

虽然由于经费、地域、时间等因素的限制，导致被试选择方面存在诸多不便，但研究者需尽可能的降低此问题带来的影响，不能因为被试选择的原因而影响了实验的生态效度。如能消除或降低此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从长远来看心理学研究者不仅节省了经费、时间，更能提高心理科学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第8篇

关键词：临床运动心理学；内容分析；运动表现发展；运动功能障碍；运动功能损害；运动退役

临床运动心理学（Clinical Sport Psychology）是随着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应用心理学分支，于20世纪80年代萌芽于美国，本世纪初迅速发展并走向成熟。1988年，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USOC）建立了临床运动心理学家注册制度。2005年，美国大学体育协会（NCAA）召开了临床运动心理学家大会［1］。2006 年，首部《临床运动心理学》专著出版［2］。2007 年，《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Clinical Sport Psychology）创刊，为临床运动心理学开辟了专门的学术交流平台。2011年，临床运动心理学的东西方观点（Clinical Sport Psychology Perspective West And East）系列丛书出版［3］。

我国的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广大心理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已经积累了许多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旨在从基本情况、内容及方法三个方面对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进行分析与评价，以揭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现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为我国研究者提供参考，促进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进行分析。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一种对文献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研究技术，它按照一定维度对论文内容进行系统分类和评判，可提供学科研究状况的基本信息［4］。目前，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心理学研究

之中。

（一）论文取样

本研究从1981年至2010年的13个目标期刊中选出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680篇。心理学期刊包括《心理学报》《心理科学进展》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体育学期刊包括《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体育与科学》《北京体育大学学报》《上海体育学院学报》《天津体育学院学报》《西安体育学院学报》《武汉体育学院学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和《体育学刊》。

（二）内容分析的维度

本研究参照相关文献［5，6］，按照以下程序设计了内容分析的维度系统：（1）精读2007~2008年《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的全部文献，初步制订分析维度；（2）对2009年《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的文献进行试分析，修订分析维度；（3）征求相关专家对内容分析维度系统的意见，修订分析维度；（4）经过培训的研究组成员对2010年《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文献进行独立分析，分析者的一致性系数在0.83~0.86之间，说明该分析维度系统信度较高，可为研究所用。对评判者容易出现分歧的维度进行讨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内容分析维度系统由27个因素构成。

（三）研究过程

由研究者和经过培训且熟练掌握内容分析维度系统的6名研究生对论文进行独立的内容分析，每篇论文有两名分析者。研究者最终录入数据时检查分析不一致的地方，认真核查后加以取舍。

（四）数据处理

采用SPSS 17.0 统计软件对全部变量的频次分布进行描述性分析。

二、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论文的基本情况

1.论文首作者所属机构

表1.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首作者所属机构对比（%）

院（所）性质

中国

外国

体育学院（所）、体育教学部

91.7

34.3

心理学院（所）

4.9

37.4

医学、护理、健康学院（所）

0.9

12.1

其他

2.5

16.2

合计

100.0

表1显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首作者主要来自体育学院（研究所）和体育教学部，而心理学、医学、护理与健康学院（所）学者对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参与度极低，这与国外学者相对多元的研究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分析，这种情况多年来（尤其是2004~2010年间）未出现明显变化。这非常不利于临床运动心理学这门交叉学科的发展。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的建立与发展，需要更多临床心理学学者的参与。

2.论文的篇幅

对三十年来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的篇幅统计显示，平均每篇论文篇幅为4.21页，且多年来论文篇幅未出现明显增长趋势。而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创刊以来的论文平均篇幅为16.5页［7］。这可能是由于国内期刊对篇幅的限制制约着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成果表述的完整性，影响学术交流的深度。这一问题希望得到相关期刊的充分理解和重视，以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提供更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3.论文参考文献

对三十年来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参考文献的统计显示，平均每篇有9.63条参考文献，图1显示1995年起参考文献量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2006年开始平均每篇论文的参考文献量稳定在17条左右。目前，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参考文献条数不及美国《临床运动心理学杂志》论文参考文献（平均每篇文章参考文献为42条）［7］的一半。参考文献较少导致研究难免低层次重复前人的工作，提供给读者的新信息就相对较少，文章的质量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非常不利于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及学术交流的纵深发展。

图1.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参考文献发展趋势

（二）论文内容

1.研究领域

图2.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图2显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对运动表现发展的研究起步较早，在1994年以前占绝对优势。运动功能障碍研究和心理健康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增长，近年来出现与运动表现发展研究并驾齐驱的现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运动心理学学者对运动者心理问题的关注，已经逐渐脱离仅以高水平运动员运动表现发展为中心的情况，越来越关注普通运动者的运动功能障碍及全面的心理健康。

表2.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对比（%）

研究领域

中国

外国

运动表现发展

37.2

17.2

运动功能障碍

31.2

25.3

心理健康

22.6

21.2

运动功能损害

3.5

21.2

学科发展

3.2

13.1

运动退役

2.2

2.0

合计

100.0

表2显示，运动退役是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薄弱领域，与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相比较，我国临床运动心理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对运动表现的发展研究较多，而对运动功能损害的研究较少。运动表现发展研究较多与我国长期以来注重竞技体育发展有关。运动功能损害指运动员存在着明显的临床心理问题，引起其严重的情绪紊乱和行为失调，导致其无法投入训练与竞赛［8］。运动功能损害研究被忽视与我国运动心理学学者大都来自体育学院（研究所），普遍缺乏临床心理学训练背景有关。

2.研究的理论基础

图3显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一直以认知行为理论占绝对优势，但近年来出现理论逐渐丰富的趋势。这与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情况基本一致［7］。认知行为理论在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中占绝对优势，与认知行为治疗操作性强，更易于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有关。

图3.中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理论基础的变化趋势

（三）论文研究方法

1.论文类型

表3显示，与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相比，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类型以调查研究报告、文献综述和论述较多，而临床运动心理学的质性研究和实验研究的论文相对较少。这与国内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者大多来自体育学院（研究所）有关，他们在日常工作中深刻意识到临床运动心理问题研究的必要性，但由于普遍接受的是体育科学的训练而相对缺乏临床心理学的系统训练，所以，更容易进行调查研究、研究综述和理论性研究，而深入的质性研究和实验研究相对较少。

表3.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研究论文类型对比（%）

论文类型

中国

外国

调查研究报告

36.3

32.3

实验研究报告

11.8

15.1

测验研究报告

6.3

6.1

质性研究报告

4.8

19.2

质性+量性研究报告

0.4

2.0

论述

25.7

18.2

文献综述

14.6

7.1

合计

100.0

2.研究设计

表4显示，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病理机制研究与国外一样，存在过分依靠相关设计的现象，而更能确定心理变化机制的实验研究设计与质性研究设计较少。因此，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关于病理机制的研究设计有待进一步改善，以便更深入地揭示运动者心理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

我国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干预研究以文献综述为主，侧重具体介绍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实验研究设计较少，而国外临床运动心理学61.5%的干预研究主要通过实验研究来验证干预的效果。实验研究能为不同方法的干预效果提供充分的证据，有利于提高临床运动心理服务的科学性。因此，我国运动心理学学者应加强心理干预的实验研究。

表4.中外临床运动心理学论文的研究设计对比（%）

研究设计

机制研究（中国）

机制研究（外国）

干预研究（中国）

干预研究（外国）

描述性研究设计

16.0

第9篇

【关键词】中国化管理组织行为学教学内容

一、什么是中国化管理

组织行为学强调人的因素在管理环境中的作用，主要研究人的心理、行为对管理活动的影响，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管理课程，所以是各类管理类专业培养管理人才的专业主干课和必修课。

什么是中国化管理？很多学者指出，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中国人的信仰、价值观变得多元化了，但是中国人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中国人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思维模式，这些模式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所以，用别人的管理观念、管理模式来管理中国人有很多尴尬，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些组织反而是因此变得更加混乱了。所以，管中国人就要用中国化的管理。总结一些学者的观点，本人认为中国化管理就是尊重并理解中国独特的国民性格、思维模式、文化观念，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的基础上，保留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和文化主体性，以中国的管理思想与管理哲学作为指导，配合西方、日本等先进国家的成熟管理方式方法，中西结合，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

组织行为学起源于西方，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引入其教学至今，都基本沿用西方的体系。但东西方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环境、民族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使得我们在教学中照搬西方的理论与研究成果对我国的管理人才进行培养是基本背离现实的，他们所学的东西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各类组织中所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尤其是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着许多不同于西方管理发展中的特殊问题，这就更需要有中国化的组织行为学教学来满足培养应用性、实践性管理人才的目标。所以，对组织行为学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使之更加中国化，具有很强的改革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中国化管理研究取得的成果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已经有很多学者从事中国管理、东方管理的研究，从中国古代的著作中寻找、挖掘我国的传统优秀管理思想，并融合西方优秀管理文化，出版了诸多著作与论文，积累了大量成果。复旦大学东方管理创始人水教授的东方管理学研究，以“学、为、治、行、和”五字经为纲，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但东方管理学派并不只是研究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同时融合了西方管理学以及华商管理思想，出版了一系列的东方管理相关著作与论文，如《中国管理通鉴》（四卷），《中国式管理研究》、《东方管理学》、《管理心理学》；被称为中国管理之父的曾仕强教授，研究中国式管理30多年，出版《人性管理》、《超世纪大易管理》、《中国式管理》、《中国管理哲学的现代化应用》、《胡雪岩的经营管理》等著作，并致力于中国式管理的推广，进行了大量的培训，出版了大量的音像资料；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徐联仓教授，把自己的本土化心理学研究应用到管理实际中，并出版了著作《走出丛林的管理心理学》，里面有大量中国化的管理研究成果；另外，朱永新主编的《中华管理智慧：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研究》，于江山、王颖、许亚涛编写的《中国化管理》，黄涛编写的《归零：论中国化管理思想》等。还有上千篇关于古圣贤管理思想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基于中国化管理的组织行为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提供了指导思想与改革方向。

三、基于中国化管理的组织行为学教学体系与内容改革的一些看法

（一）课程体系改革的看法

1.教学目标：培养能深刻认识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科学管理中国组织的管理者。

2.构建课程体系的原则：①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要用辩证唯物的眼光看待每一个历史人物和每一个观点，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②古为今用的原则：学习古代组织行为学思想，就是为了给我国现行管理提供历史上有价值的思想和成功的范例，使我们在管理中少走弯路。③中西方双重管理文化结合的原则，把我国传统文化精粹中蕴含的大量珍贵的管理文化遗产同现代的管理文明相结合。④双重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内容体系时，既要为教学服务，又要为建立我国组织行为学学科体系服务。⑤双重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组织行为学思想的发展与管理实践的变化，有时是同步的，有时又是不同步的。因此，思想的发展与实践的变化要有机地结合起来。⑥核心概念与术语沿用现有的原则。经过几十年的教学，一些概念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同并被熟悉，沿用现有的核心概念与专业术语便于沟通与传播。

3.课程体系的构想

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基于中国化管理的组织行为学课程体系应从10个方面内容来构建。经营心理与管理、人性与管理、激励与管理、人际关系与管理、选才心理与管理、用才心理与管理、领导与管理、决策与管理、群体与管理、组织变革与管理。

（二）主要教学内容

经营心理与管理主要对著名历史人物有关经营心理学思想进行探讨、分析，并对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经营思维、管理思维进行比较。人性与管理集中分析我国不同时期的人性观对管理的影响。激励与管理集中对我国古代在管理中如何根据人的心理活动规律，调动人的积极性问题进行阐述。人际关系与管理集中分析、探讨我国古代管理者如何根据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协调人际关系。选才与管理部分对历史上各个时期成功的选才思想进行探讨。用才与管理集中分析、探讨古代管理者使用人才的心理与管理效果的关系。领导与管理集中分析、探讨不同历史时期著名历史人物的领导心理学思想。决策管理着重探讨历史著名人物的决策心理学思想。群体与管理主要介绍美国在群体管理中的相关研究成果组织变革与管理主要介绍我国和西方主要的组织变革技术，并分析组织发展与变革中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

第10篇

一、针对西方心理学史的学习态度问题，要高度重视学习西方心理学史的意义

毋庸置疑，西方心理学史的确是心理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但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目前西方心理学史教学并没有体现出其基础与核心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学校对西方心理学史课时安排太少。在我国，那些已经将心理学史列入专业必修课的大学心理学系，教学时数也最多安排一学期，一般不超过60学时，多数为40学时。这导致授课教师很难在有限时间内容把原本内容丰富多彩的西方心理学史知识系统地传授给学生，只能以高度浓缩的方式介绍给学生绍。其次，学生内心对西方心理学史的排斥。由于西方心理学史是一门理论性质很强的专业课程，不仅时间跨度大，而且分支众多，这使得一些学生错误的以为只要机械地记住西方心理学史发生的大事件就算完成任务了，甚至相当一部分学生不愿意主动学习西方心理学史，并认为学习西方心理学史意义不大。

在西方心理学史教学中，教师必须向学生明确阐述学习西方心理学史的重要意义。这些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有助于理解心理学的现在和未来。正如舒尔茨所说：“由于人的极端复杂性，若干世纪之前提出的关于人类本性的许多问题现在仍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提出来。因此，像心理学中那样的问题的连续性是其他各门科学中找不到的。这样，在心理学中存在着一种与过去更加直接和更明确的联系……现代心理学也是只有与其过去的发展联系起来时，它才是有意义的。”精神分析创始人佛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一书中指出：“我们对过去和现在了解得越少，我们对未来的判断就越不准确。”其次，心理学史为心理学提供了一种整合力量。正如心理学史家墨菲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要在分支繁多的心理学中找出统一性不论有多么困难，至少有一种统一性我们可赖以确定方向和透视，进行鉴别和综合，那就是历史的稳定的统一。再次，学习心理学史有助于提高理论素养。通过西方心理学史的学习，既能培养学生运用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能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最后，学习西方心理学史有助于历史思维的培养。历史思维是当代国外历史教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通过对西方心理学史学习使得学生能站在历史的角度上对西方心理学历史事实进行综合分析。

二、针对哲学与心理学的密切关系，要大力提升学生的哲学素养

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不同科学都是依其不同复杂程度缓慢而逐渐地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心理现象比天文现象、力学现象和生物现象更复杂，所以心理学分化出来更晚。在哲学心理学时期，没有独立的心理学家，心理学家大都由哲学家兼任，哲学给心理学提供了研究范围、具体观点和方法论，这为心理学最终分离出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虽然从1879年以后，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形成了一门正式的科学心理学，从表面看来，哲学和心理学的确分离开来了，但是事实上，从冯特的内容心理学一直到目前西方主流的认知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均有其产生的哲学背景，这主要源自于心理学研究对象和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关系密切，并且哲学决定着心理学研究的思路和途径。

在西方心理学史教学中，部分心理学专业学生由于没有扎实的哲学功底，对于一些基本的哲学常识一知半解，例如不理解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分不清一元论和两元论、不了解自由意志论等等。这使得他们在学习西方心理学史时，困难重重，无法抓住其精髓，并进一步导致他们对于学习西方心理学史极易产生挫折感和畏惧感，最终使得他们失去了学习西方心理学史的兴趣。所以，心理学专业学生要从西方心理学史中汲取营养的话，就必须拥有扎实的哲学素养。在西方心理学史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学生阅读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基本原理概论》等哲学著作，这既可以使学生很容易理解1879年之前的哲学心理学，还可以使他们在理解和把握各个西方心理学流派的产生背景、基本思想和理论观点时，也得心应手。

三、针对学生对浩如烟海的心理学理论一知半解，要加强学生对西方心理学原著的阅读

对于阅读心理学史原著的重要意义，E·波林曾说：“一个心理学家如果缺乏心理学史知识，便不免将现在看错，将旧的事实和旧的见解视为新的事实和新的见解，而不能估计新运动和方法价值。关于此事信仰，我不能不再提出。由我看来，一种心理学的理论若没有历史的成分，似不配称理论”。就西方心理学来说，我们完全可以用博大精深来进行描述，但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心理学海洋中寻找到有关人类意识和行为发展的规律，这其中不仅关涉到以什么样的历史观来对待的问题，而且，在考察、审视和解说心理学历史过程中，既可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也可以锻炼和积淀学生的理论素养。

历史赋予意义，原著给予精神。从古至今，众多伟大的中西心理学家为后人留下了难以计数的鸿篇巨著。这些心理学著作无不反映了作者深厚的人文、社会乃至科学上的底蕴，字里行间往往凝聚着心理学家对人类命运关怀的一种精神、心声和呐喊，这便是经典心理学名著长久不衰的魅力。所以，阅读心理学著作，需要我们用心来体会、感受和领悟，因为，心理学原著是心理学家心灵生活的结晶，我们不仅要学会阅读，更应学会倾听，其价值不在于给予我们多少科学知识，而是向火炬那样照亮我们内在精神世界。读原著的基本精道是“返本开新”：“返本”是“开新”的基础，“开新”是“返本”的目的及其升华。没有返本的开新，开新就会失去方向，就会变成毫无根据的胡说八道；没有开新的返本，返本就会失去目标，就会变成复古和教条主义。在西方心理学史教学中，一方面，教师要为学生开出必读的心理学原著书目。先让学生阅读西方心理学的理论与权威著作，包括查普林和克拉威克的《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波林的《实验心理学史》等，然后让学生阅读各个心理学流派经典代表作，包括冯特的《人类与动物心理学讲义》、艾宾浩斯的《记忆》、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华生的《行为主义》、斯金纳的《科学与人类行为》、佛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马斯洛的《存在心理学探索》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等。另一方面，教师要定期组织学生交流阅读心得。当学生完成任务后，教师一定要让学生提交阅读笔记，这会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为提高和丰富他们的理论素养奠定良好基础。

四、要从满堂灌的教学方法中走出来。加强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

在传统的西方心理学史教学中，采用的主要是灌输式教学，这使得学生只能被动地接收、输入并存储西方心理学知识一学生以概略的方式掌握在什么时代、由什么人、创建了哪一种心理学流派的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脉络。这使得学生完全变成了一个“容器”，变成了可任由教师“灌输”的“存储器”，最终使学生失去了批判意识，只能成为现实世界的适应者，而不能成为世界的改造者。正如弗莱雷曾经所说的，学生越是原原本本地接受强加于其身上的被动角色，就越是只能适应世界的现状，适应灌输给他们的对现实的不完整的看法。

所谓的教学是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双边统一活动。因此，西方心理学史的教学既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也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如果西方心理学史教学仅限于教师单一讲授，而忽视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使学生在枯燥的教学氛围中渐渐失去兴趣和热情。心理学史教学目的不单单是使学生掌握心理学知识，重要的是使学生养成心理学的一种观念、兴趣和信念。所以，在西方心理学史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把学生组织起来，参与到教学中来，将讲授法与研讨式相结合起来，尽最大程度激励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教师可以向学生布置并指导他们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学生在查阅资料、撰写研究论文过程中，掌握心理学研究技能和方法，这对于学生而言，是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研究习惯的养成；对教师而言，这是教学习惯的良性循环形成。

五、对西方心理学历史的教学内容有所取舍，要关注当前心理学研究新进展和热点问题

由于西方心理学史教学时间少，而教学内容繁多，因此，大多数教师在一学期的时间内只是简单介绍1879年以前的哲学心理学，然后把重点放在讲授科学心理学的发展上。笔者通过多年的教学实践，认为西方心理学史教学应该安排一个学年来进行。第一学期着重讲授1879年以前的哲学心理学和科学心理学的产生，旨在为学习科学心理学的发展打下坚实理论基础；第二学期着重讲授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各个流派，让学生掌握各个流派主要人物的心理学观点及其各个流派之间对立和传承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西方心理学史教学中，也应关注当前心理学研究新进展和热点问题。心理学的历史发展总是沿着某种特定的历史线索从过去延续到现在，并在未来不断地向前延伸。正是由于心理学的发展具有一脉相承的特点，我们今天学习的心理学总是与过去历史密切相关。但是很遗憾，目前心理学各个领域研究的新方法、新结论以及新趋势，例如当前认知神经科学、积极心理学、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智力等研究的难点和热点，还没有体现在西方心理学史教材中，这使得学生还无法很快掌握其发展走向，也使学生的目光仅停留在过去历史上，为历史而历史。相反，最应该把握的现实发展境况却人为忽略了，导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形成无法跨越的断层。学习心理学史的目的在于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如果只是单一地学习心理学史而不观照现实及未来，那么，学史就失去了根本意义。

参考文献：

[1]中荷永.心理学史与“核心课程”[J].心理科学，1996，19卷.

[2][6]E·波林.实验心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序言.

[3]杨莉萍.心理学史的双重意义[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6（4）：58-61.

[4]叶浩生.心理学通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

[5]郭本禹.西方心理学史[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7.

[7]石中英.教育学文化性格[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146.

[8][9]孟维杰.心理学史教学模式改革刍议[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1）：154-156.

第11篇

【关键词】本土心理学；取向人文性；文化契合性；范式多样性

所谓本土心理学，从广义上讲是一门描述及解释当地人心理及行为的学问；从狭义的讲是指“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当地人共同接受的）对某些心理学有关题目的看法、理论、猜臆、分类、假设和类比。同时，也包括内隐于当地社会制度的一些有关心理学的想法及看法。”

一、本土心理学的起源

一般认为，本土心理学的正式产生是以1981年希勒斯和洛克的《本土心理学》的出版为标志的。随后，1993年，本土心理学研究的代表尤科（Uichol Kim）和佰瑞（John W.Berry）出版了《本土心理学：文化背景下的研究和经验》一书。在20世纪90年代初，菲律宾心理学者维基里欧（Vigilio G.Enriquez）等人编辑出版了《东南亚一本土心理学：论文选集》。在中国，以台湾学者杨国枢先生于1980年宣读的“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一文为标志，本土心理学的研究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其他学者也陆陆续续的进行了具有本土色彩的研究。

本土心理学的产生是为了对抗心理学中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本土心理学的核心是将心理学的文化内涵多元化，打破文化的单极化。因此它有着广泛的思想、文化、社会和学科背景。具体来说，是因为对主流心理学的客观主义倾向和缺乏文化敏感性的不满。

首先，西方科学心理学从建立开始，就积极向自然科学靠拢，模仿自然科学的可操作性和可量化性，强调心理学的科学性和实证性。这一取向虽然带来了科学心理学的繁荣，但也导致了主流心理学中严重的客观主义倾向。心理学家对客观主义盲目崇拜，他们认为，只有采用客观的科学方法，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而本土心理学反对主流心理学的这种客观主义倾向，主张心理学研究的人文性。它认为，应该用质化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入细致地描述和解释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理和行为。

其次，西方科学心理学的客观主义倾向的做法，导致了其“去文化性”的这一特质的产生，而实际上，作为心理学研究对象的人是受其所处环境影响的。而西方科学心理学则忽略了这种影响。尽管西方主流心理学刻意模仿自然科学，去除心理学的文化性，但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现实决定了人的心理与行为必然要受到其所处的特定的文化传统、生态环境和个人经历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者认为，这种主流心理学的研究并不符合本地的实际，因此，他们需要发展一个针对本土文化的心理学，于是本土心理学应运而生。

二、本土心理学的特征

本土心理学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取向人文性。本土心理学聚焦于人的主观世界，而不是外显行为和认知等可观察分析的“客观事实”。即倾向于意向实在主义。把增进人的精神生活的幸福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目标之一。它从心理学的角度揭示出某一文化语境中人的深层意向和需求，使人们在理性层次上审视自我的人格、行为特质，达到与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表现出对人存在的终极关怀，具有很强的人文主义精神。

2、文化契合性。西方心理学也是一种植根于欧美文化中的本土性的心理学，但由于其文化的局限和方法的严格性，往往不能适用于其它文化和社会的本原现实中，对存在于其中的民众的心理和行为极易产生误读和曲解。因此，文化契合性就成了本土心理学的关键问题。本土心理学的文化契合性在应用方面表现为面向实际生活，例如，中国心理学家对人情、面子、关系、孝道、缘分等概念的研究；日本对对依靠的需要的研究；印度对分离、领导者的养育任务的研究等等。

3、范式多样性。首先是研究主题多样性。本土心理学不将研究对象限于一般的心理过程和机制，而是发掘出多样性的课题。本土心理学研究主题的多样性的另一个表现是对一般性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做本土性的解释，使一般性的心理和行为现象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就有了不同的涵义。本土心理学的模式和方法的多样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本土心理学主张现象学和质化的方法论及方法。认为采用的研究工具应是背景化和情景性的，要关注被研究者用来解释心理和行为的术语、系统性的概念。但需加以说明的是，本土心理学虽然推崇现象学的方法，但也运用经验的或实证的方法。因此，本土心理学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方法为中心。

三、中国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心理学家就开始推动心理学本土化运动。但由于受西方心理学的影响，及自身发展的不足，中国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仍停留在表面。

1、本土心理学与心理学的本土化概念的混淆。

有些研究者认为本土心理学与心理学的本土二者没有区别，是可以划等号的。杨中芳教授在《如何研究中国人》中指出：“本土化”是一个过程，一个由“非本土”的状态走向“本土”状态的过程。所以“心理学的本土化”是指将心理学由“非本土”的状态转换成“本土”状态的过程。而“本土”状态的心理学就是“本土心理学”。它是心理学本土化这个过程的终极目标和状态。因此，简单的将二者等同起来就犯了概念不清的错误。心理学本土化最终体现为本土心理学。

2、研究策略与方法难以实现本土化。

杨国枢教授曾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中国人；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们却变成了西方人。”在以往的心理学研究中，我们只是简单的将西方心理学的研究策略和方法移植过来，不管其是否符合中国人的心理都拿来研究中国民众。而且，本土心理学的本质是研究内容，基于本地区文化特色基础上的本地区、本民族人们的行为模式及心理特点等。我们将西方量表进行简单的修订后测中国人的心理。而这些量表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经济条件、价值观的基础上制订的，用这样的量表来研究与西方人文化、历史背景差异很大的中国人，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的心理学工作者大都受过比较系统的西方心理学教育，而且，西方心理学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研究方法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我国研究者很难突破西方的研究模式，走中国化的研究道路。

第12篇

一、资料筛选

本研究分别选取了德国专业期刊《教育心理学杂志》、《教育教学心理学》和《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杂志》以及中国专业期刊《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和《心理发展与教育》在2000—2010年所发表的教育心理学论文。鉴于教育心理学的多种解释，笔者综合各家观点提出了以下定义：教育心理学是研究教育教学情境中主体的各种心理活动及其发展变化机制、规律和有效促进策略的科学。本研究依据此定义对资料进行筛选、归类和分析。

首先，筛选的论文研究背景限定在教育情境中，指教育者、受教育者共同生活、实施教育、施加影响的具体场合，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环境；其次，教育情境中的主体包括施教者(教师)和受教者(学生)，所筛选的论文探讨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情境中的心理活动及其变化机制和规律；再次，教育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受教育媒体作用的制约。教学媒体作为承载和传递教学内容的介质，是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基于以上认识，本研究筛选出中国教育心理学论文964篇、德国教育心理学论文459篇，并采用主题概括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将所选论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教育主体的论文，既包括学生的知情意的发展及学生所采取的各种学习手段和策略，也包括教师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所采取的教学手段和教学策略以及所具有的教学效能感等；另一类是关于促进和制约主体发展的教育媒体和环境的论文，既包含促进学生发展的各类教育媒体，如教学图片、文本、电脑和电视等，也包括在教育教学情境中各种人为环境和自然环境对其的影响，如亲子关系、家教方式、学校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

二、研究比较

(一)研究取向

教育心理学从诞生就一直受到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主张用实证的方式对学习和教学进行研究。但要从心理学找到一个对教育实践具有普遍适应性的通用学习规律是徒劳的，因为通用的学习规律并未立足于真实、具体的教育实践。[1]德国教育心理学界对教育心理学学科任务的看法是“理解和改善教育现实”[2]，并提出了一个统摄教育心理学任务的“教育情境模型”，该模型有四大核心组成要素：学习者、对学习者进行教育教学的人、媒体和环境。[3]该模型与笔者提出的教育心理学定义相契合，拟作为本文对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近十年发展进行对比分析的依据。图1概括反映了中德教育心理学近十年的研究取向。

图1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取向比较柱状图

图1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取向比较柱状图下载原图

图1表明：上述四个研究主题清晰反映了“教育情境模型”的四个核心要素，因而可以得出中德两国近十年来教育心理学研究均凸显了教育现实情境取向；对于学习者的研究比例都超过了50%，均突出了学习者研究中心，但其中教育者、媒体和环境的研究又存在差异，体现了两国教育的现实需要和特色。分析发现，这种教育现实情境研究取向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实验室情境到教室情境的转变。传统教育心理学偏重在实验室环境中所进行的研究，人为地将研究结果同真实环境隔离开来，研究结果的应用价值有限，基于真实的教室情境的实验研究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弊端。通过真实情境中的课堂教学实验来揭示教育和学习的心理机制，使得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更具有生态效度和应用价值。[4]在德国教育心理学强调教育现实情境研究取向的同时，中国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基于教室情境的研究比例也从2000年的13%提升到了2010年的20%。从实验室情境到教室情境的不断转变，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和实际运用价值。

2.教育心理学研究与具体的学科科目相结合。“传统的教育心理学都假定一门学科所得到的原则和规律可被应用到其他的学科中”。[5]但这一观点日益受到教育实践的挑战，“为了更好地理解发生在教育实际情境中的认知，研究真实的学科学习任务受到了重视”，[6]同以往脱离具体学科而泛泛描述学习规律的教育心理学相比，与具体的学科相结合的研究体现了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情境取向。[7]这种状况在近年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如对于语言、数学和理化等具体学科的研究备受重视。[8]

3.个体、物理及社会环境因素在教育和学习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在维果茨基理论的影响下，许多教育心理学家认识到以个体模式研究认知和学习的局限性，[9]并逐渐意识到个体的心理活动与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性和不可分割性。[10]近年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对于学生合作学习、课堂提问能力等的关注都体现出了对整体教育环境的高度重视。

4.对学业不良学生实际学习状况及教育促进的研究。现代统一形式的教育不能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因而学生中学习困难者日多。[11]针对此种情况，中国研究者对学业不良学生的心理机制、认知特点、脑机制及干预策略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学业不良学生有效的教育指导。德国研究者则对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咨询及教育行为和训练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重视具体教育干预的策略方法和作用效应。

(二)研究主题

本研究以教育现实情境中学习者、教育者、媒体和环境为类别进行研究主题比较分析。从论文数量看中国多于德国，但绝对数量很难比较各自对各个主题的重视程度，因而我们采取各主题在分类中所占的比例这种更具说服力的方法来考察其异同。

1.关于学习者的研究主题。经统计，中国关于学习者的研究文献共618篇，涉及的研究点有44个；德国关于学习者的文献共265篇，研究点有24个。通过自下而上的聚类方法，将研究内容相近的研究点划为一类主题，共得到认知、动机、情绪、人格、能力、策略和制约因素等七个研究主题。认知主要纳入和学生学习有关的自我概念、认知表征、认知风格、记忆等；动机主要纳入与学习动机相关的研究点，包括学习动机、成就动机和目标取向等；情绪主要纳入和学生学习有关的情绪等的研究点，包括情绪、考试焦虑、学习倦怠等；人格主要纳入和学生学习有关的人格特征相关的研究点，包括人格、自尊、自卑等；能力主要纳入和学生学习有关的能力等的研究点，包括智力、高天赋、精细动作能力、读写能力等；策略主要纳入促进学习的各类策略相关的主题，包括合作学习、学习策略、学习时间等；制约因素主要纳入制约和促进学生学习的各种内外条件等，包括心理素质、学业卷入、人际关系、课堂参与等。基于此，本研究对中德教育心理学近十年来发表的关于学习者研究的论文进行分类统计。(见图2、表1、表2)

从图2可以看出：学习者自身的能力、所采用的学习策略以及学习认知过程，都占到两国学习者研究的65%以上。通过比较表1和表2发现，两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具有如下相同点：一是两国教育心理学家都比较关注自我概念、自我效能和归因等认知因素在学习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和结构；二是学习动机、成就动机和目标取向是两国教育心理学家的研究重点；三是考试焦虑以及学习过程中情绪的作用在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中都得到了体现；[12]四是智力在学习中的作用，包括对超常儿童的研究都为两国研究者所重视。此外读写能力在两国研究中也受到重视；[13]五是促进学生学习的策略研究在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14]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和与同伴的合作学习等无指导学习也都有所涉及。[15]

比较表1和表2还发现，两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也存在如下差异：一是学习认知研究中，中国教育心理学重视认知风格、学习过程中的注意和记忆、问题表征、内隐学习和内隐记忆等问题的研究，德国教育心理学则更重视自我概念、知识学习、思维训练等问题的研究；二是在学习动机研究中，中国的教育心理学重视成就动机和目标取向等的研究；德国教育心理学则更多地关注兴趣和目标取向等对于学习的影响；[16]三是在制约和促进学习的内外因素上，中国教育心理学较重视学习态度、学习疲劳、人际关系、课堂参与、学校和学习适应等因素对学习的影响，德国教育心理学则较关注学生学习满意度和辍学等因素对学习的影响。

2.关于教育者的研究主题。中国关于教育者的研究论文篇数为225篇，涉及的研究点为44个；德国关于教育者的研究论文篇数为88篇，研究点为16个。对各个研究点进行主题分类，共分为以下五类：教师心理，主要包含教育教学情境中教师心理各层面的状况对教学的影响，具体包括自我效能、教学能力、心理素质和人格特质等；教育方式方法，主要包括为促进学生学习，教师所采用的教学方法、教学策略，具体包括教学训练、教学干预、教学准备等；课堂教学，主要纳入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的知觉、行为等因素对教学的影响，以及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具体包括课堂信息知觉、课堂行为、教学评价等；教师职业，主要探讨将教师作为职业来进行考察的研究点，具体包括职业倦怠、职业生涯、职业认同及工作满意度等；家庭教育，主要纳入父母的各种教育理念或方式对于学生的影响等。(见表3、表4)

总的来说，中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对教师心理和教育方式方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考察，而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对教师心理的研究则将研究重心放在课堂教学、教育方式方法和家庭教育上；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在五大分类中的研究点更为集中，而中国的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面较广，研究点相对分散；中国教育心理学对于家庭教育研究的重视程度要明显低于德国。(见图3)

具体比较中德两国的异同发现：一是中国对于教师心理的研究偏重于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和教学动力，且对教师从人格到问题行为都有涉及，研究面较广泛；而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则对教师的自我效能感、跨文化处理能力、择业动机和教师形象等方面的研究更为重视；二是两国的教育心理学都重视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对学生的促进作用；中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集中于对教学策略、干预、训练的研究；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则更关注个性化教育方式的研究；三是两国的教育心理学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对教与学的科学评价上，中国的教育心理学非常关注教师管理课堂的能力，包括对课堂信息的加工，以及自己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等，德国的教育心理学研究重点则放在教师的诊断能力上，即教师对于学生的成绩评定等；[17]四是职业压力和倦怠是两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中国教育心理学对职业生涯、职业认同、组织公民行为[18]也较为关注；五是中国较为偏重对父母教学态度和教学观念的研究，德国对父母实际教育行为的考察较多。[19]

3.关于教育媒体的研究主题。教育媒体主要表现在通过何种手段向学生呈现信息，因媒体手段的不同，主要分为文本、插图、多媒体与计算机和网络等。中国教育心理学中关于文本、插图、多媒体与计算机和网络的研究论文数分别为34、4、9、12；德国教育心理学相关论文数分别为2、3、6、29。(见图4)

从图4可以看出，两国教育心理学对于四种媒介的研究都有所涉及，但是侧重点却不相同，中国教育心理学侧重文本作为媒介在教学或学习中所起的作用，德国教育心理学则对计算机和网络在教育学习中的作用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20]这也较为符合两国的国情，中国目前的学校教育多以文本形式进行知识的传递和学习，而德国作为发达国家，有发达的计算机网络教育，这也反映出德国借助计算机和网络来完成教学和学习活动的现实需要。

4.关于教育环境的研究主题。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不仅注重教育主体及媒介，同时也强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教育影响。其中，学校环境，主要纳入在学校内对学生学习产生影响的研究点，如班级环境、师生关系等；家庭环境，主要纳入各种家庭因素对学生学习发展等方面产生影响的研究点，如家庭收入和功能、亲子关系等；文化环境，主要纳入由于文化不同对学生造成影响的研究点。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近十年关于环境的研究对比见表5和图5。

表5和图5表明，学校、家庭和文化这三类主题在中德教育心理学中都有所涉及，两国都将探讨家庭因素在学生学习和发展中的作用放在首位，且所考察的内容也较为相似，主要为亲子关系和依恋、家庭条件和功能对学生学习、行为和心理的影响；其次是重视学校环境对学生学习和发展影响的研究；同时，文化在学生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了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的注意。

除上述共同点外，两国对于环境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第一，在学校环境中，中国教育心理学倾向于重点考察班级环境和师生关系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等；而德国则偏重于学校中的暴力和攻击行为的研究，[21]这也许与欧美各国近年来校园暴力事件频发的现实有关。第二，德国教育心理学界比较注重家庭条件和类型对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影响；[22]中国教育心理学界对该方面的研究则有所忽视。第三，两国跨文化研究也存在差异。中国在考察中西方文化背景差异对学生学业影响的同时，还结合中国多民族的特点，考察了汉族、彝族、哈尼族、藏族等民族间文化差异对于学生学习和发展的影响；德国这方面的研究较少见。

(三)研究方法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性质上可以划分为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种。实证主义是现代教育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最显著的共同点是实验室实验、教育情境实验和调查测量等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质性研究如深度访谈法、个案法、档案分析法等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占有一席之地。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呈现出多种方法综合运用的趋势，其中包括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的结合。如实验法和访谈法的结合[23]、实验法和调查法的结合[24]、问卷和访谈法的结合[25]等。第三个共同特点是开始关注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引进、运用，如脑生理方法受到关注。在统计方法上借助电脑进行数据的整理、处理和分析，如采用SPSS，SAS等统计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卡方检验和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处理。

总体来讲，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大同小异，对于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都折射出这样一个理念：方法选择运用取决于对研究问题能否有效解决，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是当代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选择时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教育现实情境取向是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最显著的共同特点，这表明两国教育心理学者在跟踪国际化潮流的同时，均能结合本国的教育现实开展教育心理学的研究；这种教育现实情境取向也顺应了当今教育心理学研究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基本要求和发展趋势。

2.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内容存在“大同大异”现象。“大同”指两国教育心理学在研究重点上都凸显了学习者中心这一研究主题，如对学生的能力、学习策略和学习的动机及认知过程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大异”主要表现为中国教育心理学较重视认知学习的研究，如学生对信息的表征、记忆、注意和内隐学习与记忆的研究等；而德国的教育心理学则更重视对学生学习自我品质的激发和培养的研究，如对学生自我概念、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和学习效能等的研究较突出。此外，两国教育心理学对教育现实情境的对待上也存在差异，中国重视一般教育情境，德国更重视具体教育情境。

3.中德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无大差异，都重视多种方法的相互结合。两国教育心理学研究既重视实验法、调查测量等实证研究方法，也提倡访谈、个案、典型行为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都较重视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强调用量化与质性结合来研究教育和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特点和规律。

(二)研究启示

1.教育现实情境研究取向是教育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必然选择。教育心理学是研究教育情境中的心理规律的科学。中德两国教育心理学2000—2010年发展最显著的特点是以本国教育现实情境为研究取向，把适应国际教育心理学的发展趋势与解决本国教育实际问题密切结合，在紧跟国际研究潮流的同时，特别重视联系本国教育现实需要和要求开展科学研究，如德国教育心理学家对于学生读写能力、自我概念、动机等方面的研究，对于家庭条件类型、父母教育行为等方面的研究，是结合德国现实文化教育和民族特点的科学研究；中国教育心理学关于汉语认知学习、学生心理素质培养等方面的研究也体现了这一特点。这充分表明了教育现实情境取向既是当代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教育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特点。

2.加强教育现实情境取向研究是中国教育心理学服务于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科学教育心理学起源于西方，跟踪国际研究主流是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心理学的他山之石。但跟踪并不意味着盲从，要在验证西方教育心理学理论是否符合我国教育实际的同时，找到本国文化教育和其他异质文化教育的共性和差异，从而更好地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服务。德国教育心理学的现实情境取向研究启示我们要建立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心理学，必须对教育现实问题准确把握，进行科学研究和深入分析，只有在鲜活的中国教育现实和独特且深厚的文化背景中探寻现实教育问题的根源，寻求其解决的途径和策略，才能真正构建对中国教育实际起指导作用的教育心理学体系，完成教育心理学服务教育现实的基本使命。

3.重视教育现实情境各要素的均衡研究。德国教育心理学在突出学习者中心的同时，对于教学者、媒体和环境等主题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教育现实情境中，学习者通过与教育者、媒体、环境的互动，才能使学习和教育得以发生并更为有效。因而在研究中过分强调其中某一点，而忽视对于影响和制约教育与学习的其他现实因素的考察，都难以揭示教育心理学现实情境取向的全部含义。相比之下，我国教育心理学家对教育者、媒体、环境的研究要薄弱一些，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加强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

4.重视家庭教育研究。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第一任教师。在教育现实情境中，父母的教育观念和方式、家庭条件和类型对于子女的学习和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德国在教育者研究主题中，家庭教育所占的比例为21.59%，而中国仅为5.33%；环境研究主题中家庭环境研究德国所占的比例为59.09%，而中国则为45.16%。即凡涉及家庭的研究中，中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比例都要低于德国。中国家庭一向重视子女的教育，但是对家庭教育的研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中国都弱于德国，这与中国人对教育非常重视的现实需要很不协调，值得深思，也迫切需要重视起来。

5.重视教育新兴媒体的研究。在当今的教育现实中，计算机网络等新兴媒体在教育中拥有的潜力不容忽视。在德国教育心理学关于教育媒体的研究中，计算机网络等新兴媒体研究占72.5%，而中国对其的研究比例仅占20%。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计算机网络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学习方式，而计算机在我国实际教学中的应用却停留在较低层次上。[26]计算机网络作为未来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手段，迫切需要我国教育心理学家认识上重视和研究上跟进。

第13篇

钟毅平教授长年致力于社会认知研究，成果显著。《社会认知心理学》是他继《社会行为研究——现代社会认知理论与实践社会行为》（1999）和《听障学生社会认知及其发展研究》（2007）两部著作后的又一部有关社会认知的力作。该书旨在解决这样一些问题，社会性知识如何在人们的大脑中进行构建，人们怎样理解他人，对社会信息如何进行推论并形成判断，如何预测他人的行为以及我们该如何反应。在本书的前三章，作者从整体上阐述了社会认知的概念和相关，并着重解析社会认知、社会认同、社会表征和话语心理学的内涵。除此之外，还介绍了社会认知的神经基础以及自动与控制加工、内部聚焦于外部聚焦加工。本书的后七章，作者对社会认知的中心议题，即社会知觉、态度、归因及归因理论、自我和社会认知、偏见、社会判断、情绪和社会认知，进行了详尽论述。纵览全书，钟毅平教授的《社会认知心理学》有着如下的特点和特色。

1 通俗易懂，流畅自然

心理学既古老又年轻。两千多年前，人类就开始探索自己的心理现象；19世纪70年代末，心理学从西方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科学。中国科学心理学的起步和发展比西方要晚、要慢，因此，很多心理学书籍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西方心理学内容，或对西方心理学著作进行翻译。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或其他原因，国内一些心理学著作有着严重的翻译痕迹，常让读者如同嚼蜡；另外，也有一些心理学著作，概念和条条框框过多，没有将内容阐述详尽，让读者深陷云里雾里。然而，在《社会认知心理学》一书中，作者克服了以上两个问题，做到通俗易懂，流畅自然。譬如，作者在解释什么是“社会脑假说”时，毫无深奥难懂之言语，寥寥几句便表述清晰：“包括人类在内的灵长类大脑内肯定存在着一个旨在认识和理解他人表情的神经机制，在社会交往中人会通过该中枢迅速处理与他人相互作用的各种信息……”作者在阐述“自我”的概念时，超越了抽象和晦涩，而使得“自我”的概念通俗易懂。在阐述图式及其对信息加工的作用、自我及自我表征、社会认知中的判断启发式、记忆中情绪的认知表征等章节中，无一不让读者感受到这种平实的表述和流畅的行文，从而更近一步走近并理解社会认知心理学。

2 旁博引证，结合自我

对于每个研究主题，作者介绍了大量经典的研究和实验。譬如，在论及“对应偏差”时，作者通过多个详实生动的实验例子来阐述三种对应偏差的经典研究范式，即琼斯和哈里斯的态度归因范式、罗斯等人的智力问答游戏实验以及行为者——观察者效应。当论及“刻板印象”时，作者引证了更多的实验范式，如泰勒的刻板印象激活扩散实验、泰弗尔的刻板印象经典实验等。除此之外，作者还介绍了大量新近的理论和研究。作者在旁博引证的同时，并没有机械地照搬他人观点和相关研究，而是在理解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研究经验和成果，形成了自己的观点。譬如，在阐述矛盾态度时，作者结合了自己“对乙肝患者群体认知的矛盾态度”的研究，提出个体对乙肝患者存在矛盾态度，即个体对某一客体同时持有的积极和消极态度，矛盾态度的加工是个体根据背景对预存性评价予以修正的过程。在阐述单纯接触效应时，结合了自己有关“刺激呈现次数和位置对纯粹接触效应的影响研究”，提出纯粹接触效应的获得是一个内隐学习的过程，被试在进行偏好选择时通常都是依据自己的第一感觉进行的选择。在社会认知的神经基础这章中，作者在引证前沿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认知心理学在对两对加工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研究方向作出了自己的总结。

1903年，George Gissing就说过，我们周围的世界是由心灵创造的；即使我们并肩站在同一块草地上，我看到的绝不会和你看到的相同。也就是说，人们对自我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存在着相辅相成的联系。近年来，自我与社会认知已成为当前社会认知领域的热门研究主题之一，也是我国众多知名学者研究的主题之一。在这期间，钟毅平教授关注于自我正面偏见、自我参照加工、自我的程度效应等方向，成果斐然，在国内外知名刊物《Neuroscience Letters》、《心理科学》等杂志上发表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在《社会认知心理学》一书中，与当代大多数社会认知心理学家的观点一致，作者认为自我具有个体自我与集体自我，身体自我与心理自我，内隐的自我与外显的自我等多重形式，即自我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概念，而是一个多重的概念。随后，作者就自我的结构和在记忆中的存储和提取方式，对多种相关网络模型、自我库模型、多重个样本模型、平行分配加工该模型等认知模型进行了细致阐述。娓娓道来之中，作者结合自己对自我研究的经验和理解，向读者呈现了自我研究的发展历程图和研究方向。

3 与时俱进，关注前沿

第14篇

回顾2005年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观念的更新是其中一方面，而音乐教育实践在2005年里更可谓多姿多彩。其中既包括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又包括高等音乐教育学科建设，还包括国际音乐教育交流等等……所有这些都为2005年的音乐教育增添了难忘的一笔。

教师基本功大赛显教师风采

2005年11月10日-12日，作为中小学音乐教师评价体系之一的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在广西师范大学举行。中小学音乐教师的基本功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即高尚的师德修养是教育基本功的核心，先进的教育理念是教师基本功的支柱，扎实的专业技术是教师基本功的根基。这次大赛由国家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主办。这次大赛既是加强艺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手段，也是一次全国性艺术教育教学的检查，同时又是各参赛学校和选手展示自身综合素质，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学校音乐教育观念的更新在这次大赛中尽显无疑。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国36个省（市）的144名选手分别参加即兴伴奏、指挥、舞蹈、器乐、声乐、钢琴和音乐欣赏笔试7个项目的比赛，各省（市）还组织了教师观模团参观比赛。

音乐院校学科建设方兴未艾

2005年，音乐艺术院校在实践方面主要体现在学科建设上。首先，随着音乐传播的学术观念的进一步巩固，学术研究与专业教育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为了适应当代音乐传播事业发展形势的需要，促进音乐传播事业的发展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教育，推动音乐传播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共同发起，于2005年5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召开“第二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这是继“2002年首届全国音乐传播学术研讨会”后，对音乐传播学科以及音乐传播现象的新发展做出的进一步的探讨与交流。会议议题主要围绕音乐传播学科建设与教育思考、音乐传播的形式与特征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播研究、音乐市场与艺术管理、音乐传播考察与媒介研究、音乐传播的文化思考及其它等六个专题来展开。

2005年11月21日-27日，第七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与第二届全国音乐心理学学术研讨会在广州星海音乐学院举行。美学会议从11月21日开始为期三天，会议按照不同主题分为中国当代音乐美学理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理论研究、西方音乐美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三个会场进行研讨。与会者针对音乐美学的学科建设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传统音乐美学、表演美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本次音乐美学会议既是一次思想碰撞的盛会，更是一次智慧绽放的盛会。它在与会代表们企盼的目光中开始，热烈的讨论中进行，丰收的喜悦中结束，并始终伴随着热烈的争鸣和对未来发展的憧憬。

音乐心理学会议从11月25日开始为期三天，上一届的音乐心理学的研讨会是2002年召开的，时隔三年，这门学科在我国快速发展，各地院校不仅提交了许多论文，而且新人辈出，显示了音乐心理学正在受到我国新一代人的密切关注。就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来看，我国音乐心理学领域所涵盖的内容也相当广泛：有音乐审美中的心理学研究、有音乐教育及教学中的心理学研究、也有音乐治疗的心理学问题研究等等。此外，本次会议还包括一批对西方当代音乐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研究。

第15篇

论文摘要：文化营销是六维营销的其中一个部分，作为竖立产品个性，赋予产品灵魂的方式，文化营销在现今时代显得更为重要。中国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国家，中国的消费者经受着传统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双面影响，如何满足这样的消费者，成为了企业面临的一个难题。通过分析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心理，为企业寻求有利的角度来解决文化背景下的营销课题。

一、文化营销和消费社会的含义

(1)文化营销。文化营销是有意识地构建企业的个性价值观并寻求与消费者的个性价值观匹配的营销活动。文化营销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企业须借助于或者是英语不用特色的环境文化开展营销活动；二是文化因素必须渗透到市场营销组合中，营销者必须综合地运用文化因素，制定出有文化特色的市场营销组合；三是企业应充分利用CI战略(企业形象战略)与cs战略(顾客满意战略)全面构筑企业文化。(2)消费社会。消费社会的特征主要有三点：消费社会商品十分丰盛；消费主义是消费社会的核心观念，“消费主义”观念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消费；不是为了实现人的价值，而是为了显示能够消费什么；消费社会的人被物所支配。

二、中国消费文化的现状

1.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消费文化。第一，中庸之道。大理学家朱熹认为，中庸就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这种价值观反映在消费者行为中，有四方面影响：一是含蓄的审美情趣，如喜欢淡雅的布艺等；二是强调“共性”，例如跟风购买等；三是反对超前消费；四是在做购买决策时，重视模糊思维。第二，注重人伦。人伦即是人类社会中以维系到的秩序的人际关系，是人们应当遵守的行为准则。中华文化强调以家庭为本伦，消费者在作出购买行为的时候，会从家庭，集体角度出发考虑，不仅仅是依靠自己的偏好。第三，面子主义。中国人爱“露脸”，厌恶“丢脸”。反映在消费行为上，许多消费不是为了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别人的评价，或者是社会的评价。

2.西方消费文化的入侵及影响。西方消费文化主要是以“消费主义”为主的一种文化，在很多方面都与中国消费文化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共同影响下，中西方消费文化的融合的产物——消费社会下的消费时尚心理诞生。消费时尚心理在现代中国消费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它的大前提是消费社会，也就是中国消费市场已经在逐步转型。消费时尚一般遵循着这样几个原则：循环原则——时尚可以卷土重来：从众原则——追逐品牌；求新原则——标新立异；价值原则——珍贵等同于有价值；常态曲线原则——发展兴起衰败；样式差异原则——地区、群体差异。就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式：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这种定式对于营销者，或者是产品的生产者来说，都是有很重要的启示的。　三、对企业制定营销策略的启示

首先，企业需要学会分类。作为一个大企业，需要掌握不同的群体的消费心理，各个击破；对于一个小企业，更好的做法就是有的放矢，专注于一个群体。其次，企业需要学会心理学在营销中的应用。(1)阿西实验——从众的利用。阿西实验证明了人的从众心理，也可以间接推算出中国人在消费时共同的“需要外界正面评价”的心态。这在中华消费文化中的体现就是对于品牌，时尚以及高精尖的追求，很多商家利用了这一点，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品牌，请明星代言，树立品牌价值。在企业的大型决策之下，单一的营销活动也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促销是最能利用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如果能智能一个由吸引力的促销手段，销售额必然会有很大的增长。(2)消费阈值——产品，价格的制定。每个消费者心中都存在有阈值。由于群体不同，阈值也就不同。年轻的或者是沿海、对于西方消费比较认可的消费者，可能对于产品范围的阈限比其他消费者更具宽容性，更易接受比较标新立异的产品。企业在制定销售品价格的时候，必须注意到顾客的阈限，在阈限内，便是营销者可以控制的价格，可以方便做许许多多的调整和策略。(3)营销者做主——新时代的营销心理。2002年，布欧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回家卡尼曼教授在其“前景理论”中，对传统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基本假设进行了反驳。其理论有三个结论：人们在做决策时，并不是去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人在心中为金钱建立了不同的心理账户：损失的痛苦大于获得的快乐，输赢取决于参照点，人们最终追求的幸福，而不是金钱。营销心理学必须强调，心理与行为是可以引导和控制。营销者可以影响消费者的感知。最后，企业加强对于消费者的关注，是企业关注消费文化的基础。任何一个好的企业，都应尽心尽力去做销售。

参考文献：

[1]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前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0)

[2]王建国.《销售与市场》，2009-03-17

[3]弗兰克莫特.《消费文化》.余宁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西方心理学论文范文

第1篇

第2篇

第3篇

第4篇

第5篇

第6篇

第7篇

第8篇

第9篇

第10篇

第11篇

第12篇

第13篇

第14篇

第15篇

扩展阅读

推荐期刊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西域研究

语文研究

精品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