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概念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危机的概念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1）定义：与地轴垂直，并环绕地球一周的圆圈

（2）特点：①指示东西方向（与地轴垂直） ②每条纬线都是一个圆（除南极北极两点外） ③不同纬度纬线的长度不相等（赤道是最长的纬线，越靠近两极越小）

纬线是与地轴垂直的线，沿着东西方向环绕地球一周，所有的纬度都是平行的，并与经线垂直。其中，赤道是最长的纬线，纬度为0度，整个地球沿着赤道向北和向南各分为90份，每份为1度。因此，南纬90度是南极，北纬90度是北极。我国首都北京位于北纬39度的纬线上。

2、经线

（1）定义：连接南北两极并且与纬线垂直相交的半圆

（2）特点：①指示南北方向（与赤道垂直） ②每条经线都是半个圆 ③经线的长度全部相等

第2篇

一、法学界通行的观点及其形成

什么是经济司法,它的含义和适用范围是怎样的?这是目前法学界有待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确定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对法学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近儿年间出版的法学著作,对经济司法概念内容的表述很不一致。有的作狭义的理解,认为是指人民法院适用经济法规审理经济案件的活动;有的作广义的理解,认为经济司法机构还应包括人民检察院的经济检察活动。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理解,对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大多主张不仅有经济纠纷案件和涉外经济纠纷案件,还有经济犯罪案件。如陶和谦主编《经济法学》(1983年5月版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对经济司法的概念表述为:“经济司法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经济纠纷案、经济犯罪案件和涉外经济案件进行检察和审理活动。”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教研室编写的《经济法讲义》(1984年11月版函授教材)认为是指:“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经济犯罪和涉外经济案件的司法机构及其职能活动。”高程德著《经济法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年5月版)认为经济司法就是指审理经济案件的机构、制度和活动。经济案件包括经济纠纷案件、涉外经济犯罪案件。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第二版的《法学词典》(增订版)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法学词典》(吉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山东大学法学系合编1985年1月第一版)对“经济司法”一词的解释虽然前者认为经济司法机关仅指“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后者认为“包括经济检察机构和经济审判机构”,但是认为经济案件中包括经济犯罪案件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根据有关资料可以认为,提出“经济司法”这一概念之初,曾经把经济检察机构和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理纳入经济司法的范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中强调要加强经济司法工作,在要求建立和健全经济法庭的同时,也提出建立和健全经济检察机构的要求。一九八O年八月八日《最高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关于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庭收案范围的初步意见》规定,经济审判庭受理的案件不仅有经济纠纷和涉外经济案件,把经济犯罪案件也列入受理的范围。这两个文件不仅是当时指导司法实践的法律依据,也是法学界将经济检察机构列为经济司法机关,将经济犯罪案件的审理作为经济司法活动的主要根据。经济司法工作创建初期,理论上诸多问题自有待于通过司法实践加以探索。一九八二年以后,在总结全国各地人民法院经济审判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重新规定,经济犯罪案件一律由刑事审判庭受理,经济审判庭不再受理。一九八四年三月第一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也将人民法院经济审判收案范围限定为各类经济纠纷案件,主要是考虑到:“这样有利于刑事、民事、经济各审判庭的业务分工,便于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经济纠纷案件门类众多,内容复杂,涉及经济、贸易、海事、科技等各个方面,专业化要求越来越高,审判任务日益繁重,从长远看,经济审判庭不宜承担经济犯罪案件的审判”(任建新同志在第一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这样,便出现了经济审判庭与经济检察机构收案范围不一致的问题。另外,还应当指出一点,根据有关规定,经济犯罪案件并不全部由经济检察机构直接立案侦查,有相当数量的经济犯罪案件(如走私、投机倒把案,伪造倒卖票证案,伪造、贩运国家货币案,伪造有价证券案,盗窃案,诈骗案等经济犯罪案件)是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但是以往的著述,多将经济检察机构与经济审判机构二者并列为经济司法机构,而将另一承担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任务的公安机关排除在外,这是不严密的,没有完整地反映客观实际。

二、经济检察从属于刑事司法,而经济司法是从民事司法分化独立出来的一个司法子系统

从经济检察机构的建立及其活动来考察,即可明了它是在刑事检察的基础上发展分离出来的,它依然从属于刑事司法,是刑事司法的组成部分。经济司法是从民事司法分离出来,成为民事司法的一个子系统。阐明这两个概念各自的从属,对于科学地确定经济司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国目前并未建立经济法院,而只是在人民法院设立经济审判庭的情况下,经济司法只能是指司法机关对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经济司法包括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司法机构、制度和活动。具体来说,就是各级人民法院的经济审判庭依照民事诉讼法程序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全部活动。经济审封庭的收案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已经作了重大调整,而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却未能对经济司法概念的表述作必要的修正,使之与客观的变化相适应。有的著作在讲经济司法机构时,把经济检察机构依然包括在内,而讲到经济审判庭的收案范围和审理经济案件的程序,却又不得不把经济犯罪案件排除在外和援用民事诉讼法的诉讼程序(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法教研室编著((中国经济法教程》1985年7月第一版)。有的学者虽然发现在概念中包含经济检察就会造成不可解的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也指出了经济检察与经济审判管辖的案件范围不一致,但并没有从如何确定经济司法概念上去探究,却提出要从“经济检察与经济审判如何进行配合”去探讨。这自然无助于摆脱理论上的困境(见江苏工学院《经济法总论》)。

第3篇

【关键词】网络;电子;精益;维修

一、传统维修模式存在的不足

对于各种类型的产品而言，维修性是产品在设计过程中的一个特有属性，尤其是一些较为复杂且精密的设备，只有确保它们的维修性，才能使产品的设计更加合理，也才能发挥出产品的最大使用价值。然而，在传统的维修模式中，对产品维修性的分析一般都是凭借物理样机来予以实现，这就导致了部分维修缺陷无法及时被发现，同时，维修性分析的自动化程度也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产品的定性分析，常常采用的都是手工方式，不但结果的准确性无法保障，而且耗时耗力，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此外，传统维修模式的工作过程归属于串行过程的范畴，这很难满足当前并行工程的要求，上述种种都造成了大量维修缺陷被带入到最终的产品当中，影响了产品的整体性能。为此，针对当前传统维修模式存在的不足，有必要探寻一种更加合理、有效的维修模式，这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现如今，网络、电子等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出了大量先进的技术和方法，不仅如此，一些理论的提出也给维修模式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基于网络、电子和精益理论提出一种全新的维修模式，下面就此展开详细论述。

二、基于网络的电子维修系统

长期以来，美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占据着领导者的地位，为了进一步巩固地位，并抢占更多的市场，美国多所大学联合，并在国家科研基金和一些大企业的支持下，推行了一项新维修系统的计划。在电子时代到来的今天，维修的概念、模式和过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需要在产品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其可维修性之外，维修与执行主体也正在从用户自行维修向供应商维修转变。目前，科学的进步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很多产品的科技含量都显著提升，如果这些高科技产品出现比较严重的故障问题，用户在没有技术支撑的前提下想要对其进行有效的维修难度较大，所以，产品制造与供应商应当能够为产品在全寿命周期内提供相应的维修技术与服务支持。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某大学的智能维修中心提出了一种基于网络的电子维修系统。该系统归属于智能系统的范畴，它以网络环境为载体，通过对产品使用期间运行状态的监测、诊断以及健康状况预测预报，来提高产品使用过程中的可靠性，并为产品提供维修服务。

（一）基于网络的电子维修技术优势

现阶段，随着电子商务的不断发展，使得诸多商务活动都可以借助互联网这一载体来完成，产品的制造、销售、使用以及维修服务也同样可以利用网络来予以实现。在网络当中，客户服务的性质发生了转变，其成为了一种增值服务，同时依托网络可以实行对部分产品的终身维修服务，从而实现了产品全寿命周期的管理与服务，这使得产品生产厂商以及一些服务公司逐渐成为产品的维修主体，他们通过开设自己的Web网页以及电子信息传输系统，并利用网络指导用户对产品的使用和产品维护，这不但延长了产品的使用寿命，而且还提升了产品的声誉。由于网络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借助网络对各类产品的使用、维护等信息进行收集具有独特的优势，具体体现在速度快、实时性高、不受时间和地域限制等方面。而产品的生产制造厂商利用网络可以有效提高产品的服务质量，进而扩大市场占有率，有助于企业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

（二）维修系统功能实现的关键技术

基于网络的电子维修系统具备远程监测、故障诊断、运行状态预测、产品耗能分析与评估等功能。想要确保这些功能的实现，需要应用如下技术：其一，基于Web的远程监测、诊断及控制技术;其二，无限范围的通信与网络技术;其三，产品在线及智能嵌入的监控技术;其四，产品自我修复技术;其五，产品使用效能评估技术;其六，远程数据采集或数据挖掘技术。

三、精益概念下的维修模式研究

精益理论是在精益生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将其视作为精益生产的指导思想，将该理论应用于生产实际当中，可构建起完整的精益管理模式。而精益维修的概念则是美国MIT提出的，自这一概念提出之后，便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与重视。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用户对产品各方面性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了生产出用户满意的产品，精益生产理念成为工业企业的必然选择。由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导致对精益生产理论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具体，并且业界对该理论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只有建立起一套可以面向全部行业的精益生产理论，才能进一步推动整个工业的发展和进步。大量的实践表明，精益生产这一理论适用于各个行业，在维修领域当中也同样适用。

（一）精益概念与精益过程分析

1.精益概念。在对大量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精益概念主要是对生产过程中各种浪费现象的分析，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多余生产的浪费，如过度生产等等;

其二 ，生产过程中各种等待造成的浪费，如零部件等待、人员等待以及作业等待;

其三，运输过程中的浪费，如产品、生产工具以及人员运输等等;

其四，处理过程中的浪费，具体是指各种原本不需要的处理过程;

其五，存储浪费，主要包括中间制品以及成品的浪费;

其六，废弃品的浪费，如废品和返工等等。

2.精益过程。比较典型的精益生产过程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其一，产品最高产量的确定;

其二，对产品的处理与流动过程进行详细描述;

其三，用可以达到的最短的生产时间对客户的实际要求进行计算;

其四，充分考虑加工设备最佳的布置规划方案;

其五，通过对以往客户的需要以及加工情况进行系统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设备生产条件进行全面改善。

由上述分析可知，精益生产所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尽善尽美，在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和废品率的基础上，实现提升经济效益和零库存的目标。从精益生产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它所遵循的是团队协作与交流的原则，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消除浪费现象。与传统的粗放式生产模式相比，精益生产一般只需要50%的劳动力、投资成本和生产时间，便可以完成生产任务。为此，可将这一概念引入到产品维修当中，借此来提高维修效率、降低维修成本、缩短维修时间。

（二）基于精益概念的维修模式

将精益概念应用到产品的维修当中，首先要明确其能够为用户提供何种有价值的服务，并充分理解产品维修过程中的人流、信息流和作业流。在不断的实践中发现，对产品进行精益维修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浪费分析，大体上可将精益维修中的浪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等待、运输、库存、修正、不必要的处理、行动以及过度生产等等。针对上述浪费情况，可以采取相应的精益措施进行解决。一般情况下，精益维修的具体步骤为确定维持运作的设备数量、用户形成的价值、关键工序描述、作业细化、明确维修浪费范围、建立控制体系、实施可视化与标准化控制。

（三）精益维修中的关键技术

在精益维修过程中的关键技术主要有以下几类：推动式作业、可视化控制技术、预先配套计划、过失评估技术、5S工具、RCM等等。进一步细化后又包括维修工具的组织与管理、库存零部件的使用与管理以及机械设备的组织管理等等。精益维修充分体现出了维修系统的高效性，通过这种维修方式，不但能够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还能提高工作效率。

四、结论

总而言之，在当前的网络时代下，对维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各大生产厂商可以基于网络这一载体构建完善的电子维修系统。同时，可将精益概念引入到维修当中，借此来解决传统维修模式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从而提高维修效率、降低维修成本。

参考文献

[1]张剑.基于蒙特卡洛方法的航空电子维修流程产能模拟及预测[D].上海交通大学，2011.

第4篇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

Sheldon首次提出了企业所要履行的各类社会责任（包括道德因素）需要与企业经营服务范围内满足需求的责任联系在一起；Bowen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为实现社会目标和责任所采取的行动和义务；Davis and Blomstrom提出企业追求利润同时有义务增进社会整体福利。

企业社会责任的维度研究：

温素彬和方苑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货币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方面；张兰霞等从股东、员工、供应商、债权人和政府五个方面研究企业社会责任。Carroll综合了学者们的观点，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对企业的经济、法律和慈善等方面期望效益的总和，企业应当履行其社会责任，即在创造利润、提高财务绩效的同时承担起对股东、债权人、供应商、员工和国家的责任。

国内外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的研究有三类观点：一是正相关关系。Aupperle et al.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发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着提高财务绩效。张兆国等采用系统GMM方法对中国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究，结果显着相关。徐光华和张瑞系统分析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演进过程并建立了相关模型，证明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显着正相关。二是负相关关系。>>>>>评审专家吐槽博士毕业论文：作者应该回炉深造

Yuhei et al.以ROA和Tobin’s Q为财务绩效指标对四大旅游相关行业进行实证检验，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李正以上海证券交易所2003年5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否提高财务绩效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负相关。三是无相关关系。Makni et al.以加拿大179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不相关。Mcwilliams et al.用KID指数衡量企业的财务绩效，证实企业的财务绩效与社会责任之间没有关联性。陈玉清等以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16个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和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探讨，发现两者相关性不显着。张川等以ROA为财务绩效指标对2007-2011年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发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不相关。

导致上述三类观点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1) 企业社会责任范围的界定不同；

(2) 企业社会责任的量化方法不同；

第5篇

【关键词】 肠易激综合征 肠黏膜 超微结构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including chalice cell， plasma cell neuroendocrine cell and mast cell in the intestinal mucosa of patients with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 and elucidate their possible effects on the pathogenesis of IBS. Methods Of 10 normal controls， 10 constipation predominant IBS (IBSC) and 10 diarrhea predominant IBS(IBSD)， biopsies were taken from the terminal ileum and ascending colon. Under electron microscope， we observed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including chalice cell， plasma cell， neuroendocrine cell and mast cell of the intestinal mucosa. Results In both colonic mucosa and small intestinal mucosa of patients with IBS， mucocysts and fused mucocysts were obviously increased in the chalice cells， of which the secretion was abundant. The neuroendocrine cells and mast cells were also observed in the mucosa of colon and small intestine， which were accompanied with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In 4 IBSD patients with history of acute infectious diarrhea， more plasma cells with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were found in the intestinal mucosa. Conclusion The ultrastructural changes of chalice cell， plasma cell， neuroendocrine cell and mast cell may have a potential effect on neuroimmunologic mechanism and visceral hypersensitivity of IBS.

KEY WORDS: irritable bowel disease; intestinal mucosa; ultrastructure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disease， IBS)由于症状的特殊性和治疗上的困难，经常给患者的日常生活带来较多的麻烦。迄今为止，对于IBS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近几年研究认为可能与精神心理因素、内脏感觉过敏、胃肠动力紊乱及肠道感染等多种因素有关[1]。本研究观察了IBS患者小肠和结肠黏膜杯状细胞、浆细胞、神经内分泌细胞和肥大细胞超微结构的变化，以便探讨它们在肠易激综合征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患者的选择和分组 严格按照罗马Ⅱ标准[2](本组病例取材于2006年6月至2006年9月，与最新公布的罗马Ⅲ标准比较，也符合其标准[3])，分IBS实验组及对照组。实验组又分为腹泻型和便秘型，腹泻型IBS 10例：年龄19-68岁，平均48.5岁，男4例，女6例，病程1-10年，其中4例发病前有急性感染性腹泻病史；便秘型IBS 10例：年龄18-65岁，平均46.3岁，男4例，女6例，病程1-10年；对照组10例部分为结肠息肉或息肉内镜下治疗后复查的患者，另一部分系便后滴血经结肠镜检查诊断为内痔出血者：年龄17-71岁，平均50.2岁，男6例，女4例。这些患者无任何腹部不适，无便秘或腹泻症状。各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方面比较均具有可比性。所有入选对象如实告知实验目的，并经患者同意。

1.2 标本采集 对所选病例分别进行电子结肠镜检查，并进入回肠末端，用活检钳分别钳取回肠末端及升结肠黏膜各2块，对照组标本同样取自于回肠末端和升结肠。标本不小于0.2cm×0.2cm×0.2cm。

1.3 标本的制备和观察 样品取出后切成1mm3的小方块，立即置于25g/L戊二醛固定液中4℃ 2h以上(固定液内含有0.1mol/L磷酸缓冲液、40g/L的多聚甲醛)，0.1mol/L磷酸缓冲液浸洗30min，10g/L四氧化锇固定液4℃后固定2h(固定液内含有0.1mol/L磷酸缓冲液)，0.1mol/L磷酸缓冲液浸洗1min，乙醇梯度脱水：300mL/L乙醇10min，500mL/L乙醇10min，700mL/L乙醇10min；700mL/L乙醇醋酸双氧铀快染2h或过夜；900mL/L乙醇10min×2；无水乙醇10min×3；环氧丙烷置换10min；环氧树脂Epon812浸透、包埋，聚合后做半薄切片1μm，美兰染色后光学显微镜下定位，瑞典LKBV型超薄切片机进行超薄切片70nm，醋酸铀、柠檬酸铅染色后，日本日立H600投射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拍照。

2 结果

2.1 IBS患者肠黏膜杯状细胞和浆细胞的改变 H600型透射电镜观察发现：与正常组比较，两型IBS患者结肠和小肠黏膜上皮均可见到杯状细胞内黏液泡和融合的黏液分泌泡明显增多，呈分泌旺盛状态(图1A)。4例发病前有急性感染性腹泻病史的腹泻型IBS，肠黏膜中浆细胞较多，浆细胞胞质内粗面内质网发达并有扩张，线粒体增多，便秘型患者未见明显的浆细胞及结构改变(图1B)。

2.2 IBS患者肠黏膜神经内分泌细胞的改变 正常对照组小肠和结肠黏膜上皮中较少观察到神经内分泌细胞，细胞质中内分泌颗粒少，无明显的空泡改变(图2A)。两型IBS患者小肠和结肠黏膜上皮细胞中可观察到神经内分泌细胞，呈锥形、上大下小、细胞核在上端、细胞质在下端、细胞质中充满高密度的内分泌颗粒，有的呈空泡状(图2B)。

2.3 IBS患者肠黏膜肥大细胞的改变 正常人小肠和结肠黏膜基质中较少观察到肥大细胞，胞质中颗粒密度较低，无空泡(图3A)。两型IBS患者小肠和结肠黏膜基质中肥大细胞胞质中充满高密度的颗粒和一些空泡，呈现活跃的脱颗粒状态(图3B)。

图1 IBS患者肠黏膜杯状细胞的超微结构改变(A)和IBSD患者浆细胞的改变(B)（略）

Fig.1 Chalice cells in patients with IBS (A) and plasma cell in IBSD patients with history of acute infectious diarrhea (B) (×4000)

图2 正常人肠黏膜的神经内分泌细胞(A)和IBS患者肠黏膜中的神经内分泌细胞(B)（略）

Fig.2 Neuroendocrine cell in normal people (A) and neuroendocrine cell in patients with IBS (B) (×4000)

图3 正常人肠黏膜中的肥大细胞(A)和IBS患者肠黏膜中的肥大细胞(B)（略）

Fig.3 Mast cell in normal people (A) and mast cell in patients with IBS (B)

3 讨论

近几年对于IBS患者肠黏膜细胞超微结构的改变有不少报道。国外的研究认为IBS患者直肠黏膜神经内分泌细胞、T淋巴细胞表达增加[4]。Kostiukovich等[5]报道，在激惹性结肠征患者的直肠，初期内分泌细胞增加，慢性期减少。国内邹多武等[6]报道了IBS患者结肠黏膜肥大细胞数量及超微结构的改变，并认为这种改变与IBS患者的肠道高敏感性有关。虞功清[7]报道了IBS患者结肠黏膜浆细胞、神经内分泌细胞及肥大细胞的变化。同时，认为与IBS患者的发病机制有关。但是，他们没有观察IBS亚型的差异。另外，小肠黏膜是否有这种改变国内外报道较少。我们观察了便秘型和腹泻型IBS患者小肠黏膜和结肠黏膜杯状细胞、浆细胞、神经内分泌细胞和肥大细胞的超微结构变化，因结肠镜取材范围有限，小肠标本多取于盲肠以上20-35cm左右的回肠末端黏膜。

因活检钳取材容易破坏表面黏膜结构，我们的实验未观察肠黏膜的上皮细胞、绒毛及隐窝结构。但是，虞功清等[7]在透射电镜下观察发现IBS结肠黏膜的上皮细胞排列整齐、形态正常、膜完整、细胞间隙紧密，但有上皮细胞微绒毛分布不规整、密度低而不均、长短方向不一等变化。

我们研究发现：与正常组比较，无论腹泻型还是便秘型IBS，患者结肠和小肠黏膜上皮均可见到杯状细胞内黏液泡和融合的黏液分泌泡明显增多，呈分泌旺盛状态。这种现象提示肠黏膜腺细胞功能处于活跃状态。肠道杯状细胞分泌的黏液具有很强的细胞保护功能，可明显减轻多种损伤因子介导的肠黏膜损害，肠道杯状细胞在受到炎性介质的刺激下，分泌明显增加[8]。本实验结果提示两型IBS患者肠黏膜可能存在某些不明原因的炎性损伤。

4例有感染性腹泻病史的腹泻型IBS患者，结肠和小肠黏膜中浆细胞多见，浆细胞胞质内粗面内质网发达并有扩张，线粒体增多。提示部分腹泻型患者胃肠免疫系统呈激活状态，感染后的免疫持续可能为主要原因。许多临床研究表明肠道病毒、细菌、寄生虫感染的患者，即使病原体被清除及黏膜炎症消退后，仍然出现肠运动和分泌功能紊乱，即IBS症状[9]。其发病机制有多种观点，其中肠道感染损伤肠黏膜上皮屏障导致肠功能紊乱的观点居多，部分IBS患者在发病前有肠道感染史，如细菌性痢疾，并有肠道菌群失调的表现[9]。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国内外的报道相一致。本研究结果提示肠道感染持续的免疫激活，损伤肠黏膜上皮屏障可能是IBS发生的原因之一。

我们研究发现两型IBS患者小肠和结肠黏膜上皮细胞中有较多神经内分泌细胞，呈锥形，上大下小，细胞核在上端近基底部或近腔面，细胞质在下端，细胞质中充满高密度的内分泌颗粒，有的呈空泡状；IBS患者结肠和小肠黏膜电镜下见肥大细胞呈活跃的脱颗粒状态，并见较多脱颗粒后的空泡，显示肥大细胞功能活跃及分泌活性物质增多，与国内外报道一致[57]。肠神经内分泌细胞如肠嗜铬细胞可分泌5羟色胺(5HT)，5HT的增加可通过脑肠轴的调节，最终可能影响胃肠道动力和内脏感觉[1]。另外，肠内分泌细胞还可分泌胆囊收缩素、胃动素、血管活性肠肽、生长抑素、P物质和内源性阿片肽等胃肠激素。胃肠激素除了对胃肠动力、内脏敏感性有一定的影响外，对胃肠道的免疫反应也有一定的影响[10]。肥大细胞是一种重要的肠道炎性细胞，肠道肥大细胞表面具有胃肠激素受体，某些胃肠激素可剌激肥大细胞增殖及分泌前列腺素、组胺、5HT、肝素和白三烯等物质。这些物质具有不同程度的致痛作用， 可能与IBS患者胃肠道痛觉敏感性增高有关[10]。

本研究发现IBS患者肠黏膜中杯状细胞、肥大细胞、浆细胞、神经内分泌细胞超微结构的变化。显示它们均处于高度功能活跃和分泌旺盛状态。提示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可能在IBS发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孙怡宁，罗金燕，兰莉，等. 替加色罗对结肠炎大鼠内脏敏感性的影响及其与结肠内P物质和降钙素基因相关肽表达的关系 [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 2007， 28(5):506510.

[2]Thompson WG， Longstreth GF， Drossman DA， et al. Functional bowel disorders and functional abdominal pain [J]. Gut， 1999， 45(suppl):Ⅱ43Ⅱ47.

[3]Longstreth G， Thonpson WG， Chey WD， et al. Functional bowel diseases [J]. Gastroenterology， 2006， 130(5):14801491.

[4]Somek RC， Menkins D， Hhornley JP， et al. Increased rectal mucosal enteroendocrine cells， T lymphocytes and increased gut permeability following acute campylobacter enteritis and in postdysenteric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J]. Gut， 2000， 47(6):804811.

[5]Kostiukovich SV， Anichkov NM， Ivanov VF， et al. Endocrine cells of rectal epithelium in health， in nonspecific ulcerative colitis and irritable colon syndrome in the treatment with prednisolone and salofalk and in the absence of treatment [J]. Arkh Patol， 2004， 66(4):2327.

[6]邹多武，董文珠，李兆申，等. 肠易激综合症患者内脏高敏感性与肥大细胞的关系 [J].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2003， 24(2):143147.

[7]虞功清，郑筱雯，邹伟民，等. 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结肠黏膜细胞超微结构的研究 [J]. 电子显微学报， 2005， 24(5):2326.

第6篇

关键词: 中西思维差异; 理性思维; 悟性思维; 精读课改革;

思维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 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在头脑中形成的概念, 运用这个概念对事物作出判断, 再运用判断进行推理, 这就是人们的思维过程. 人类的思维是有共性的, 但是由于各个民族的人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 他们各自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就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

哲学有两种基本的思维方式: 理性思维和悟性思维. 理性思维借助逻辑, 运用概念, 判断, 推理等思维形式, 探讨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 具有逻辑性, 抽象性, 客观性, 分析性, 确定性, 普遍性, 必然性等特征. 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理性主义思维. 理性主义注重形式论证, 表现在英语中即强调形态和形式结构. 英语用词造句成章最大的特点是采用形和法(hypo taxis),注重形式结构的协调, 让读者或听者分析其中的意义和联系: 词有严格的形式变化, 而且用词强调 “性” “数” “格” “时” “体” “态” 等的一致; 句子受严禁的主谓结构协调一致和“逻辑主语” 和“逻辑谓语”协调一致的原则, 多用常用关联词, 注重形式接应, 显性衔接(explicit cohesion), 以形式显示意义, 以形态变化制约句子结构, 注重语法关系和语义逻辑. 大量的句子虽然像大树一样枝叶横生, 盘根错节, 但从根本上来看, 结构完整, 主从分明, 环环相扣, 严谨规范. 语法和意义协调一致, 对语境的依赖相对较少. 语法和逻辑决定句义, 因此要正确理解句义和语义, 必须分析语言的表层如词的形式, 句子的结构和前后的逻辑关系. “西洋的语法是硬的, 没有弹性” (王力, 1984:141), 这个“硬性”, 体现了人的理性.

悟性思维借助形象, 运用直觉,灵感,联想, 想象等思维形式, 把感性材料组织起来, 使之构成有条理的知识, 具有直觉性, 形象性, 主观性, 整体性,模糊性, 偶然性, 或然性的特征;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虽然含有理性主义因素, 但比较注重直觉, 经验, 领悟, 因此在本质上属于悟性思维. 悟性思维注重直觉领悟, 表现在语言中就是重意会, 轻言传, 重心里意念而不是形式结构, 让读者和听者领悟其中的意义和联系. 词没有严格的形式变化, 句子不受严谨的主谓结构的约束, 少用或不用关联词, 摆脱形式的束缚. 句子富于弹性, 灵活多变, 注重意念, 多隐含意义; 讲究语义和语感的流畅, 言不尽意, 富有领悟空间. 要想正确理解语义, 必须从词的意义, 功能, 甚至段落,篇章和语境中去分析, 领悟体会. “中国的语法是软的, 富于弹性” (王力, 1984:141), 这个“弹性”, 体现了中国人的悟性.

思维与语言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 不论从思维的产生,发展历史来看, 还是从认识的逻辑过程来看,思维依靠语言表达, 且其形成也借助于语言. 另一方面, 思维也支配着语言,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 语言从属于思维, 是思维的工具, 思维是语言的思想内容. 如果没有语言, 思维无以定其形, 无以约其式, 无从证实. 反之, 如果没有思维, 语言也就不具备其诸多功能性和丰富性. 所以, 思维和语言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思维的发展和语言的发展也是相互联系的. 对于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而言, 十几年时间培养的汉语思维模式在英语学习中是难以避免的, 在英语学习中总会受到母语的负面干扰. 一部分学生不能主动的意识到两种语言由于思维模式不同带来的差异, 后果就是不能使用地道的英语表达, 甚至是完全照搬汉语思维模式杜撰, 产生错误的Chinglish, 造成交流沟通中的诸多问题.

英语专业的学生将要从事的工作大多和英语相关, 其中很多学生要从事直接和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人沟通的工作, 大量的不地道的英语表达势必影响沟通,影响工作. 所以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的英语地道水平的要求较之其他专业应高一些. 要满足这样的社会需求, 必须在英语专业的教学中进行适当的改革. 英语专业的精读课是英语精读作为英语本科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贯穿始终,集听、说、读、写、译于一体,综合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作为专业核心课程,它的教学体系对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类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力。所以这样的改革应当也必然在精读课堂中实现.英语专业精读课程分为两个阶段:基础阶段(一、二年级)和高级阶段(三、四年级)。在总体教学目标照应之下,不同学习阶段应要求不同侧重点,需有与之配套的教学体系。 一二年级重在打基础, 三四年级则加入专业课的学习, 所以, 提高学生对英汉差异理解的改革应该放在低年级的精读课中进行.

在英语专业低年级的学生当中, 由于不了解或不能有意识使用英语思维方式, 在他们的英语口语和书面表达中出现大量的不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 甚至是纯粹错误的中式英语.为解决以上所述问题, 笔者认为在精读教学中有必要加入英汉思维对比方面的内容, 使学生能够站在思维方式的高度思考两种语言的不同, 激发他们的兴趣和主动性, 通过对比研究, 更有意识的自觉地抵制母语的负面影响, 主动练习英语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学生各个方面的英语能力.为达到这个目的, 笔者提出几点粗浅的建议:

首先, 在精读课中要适当加入对英语本身发展历史的介绍. 英语的发展不仅仅受母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同时也受到其他相关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 诸如,拉丁文等. 这样学生才能更好的了解英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异.

其次, 在精读课中要有意识的介绍两种语言表达习惯的区别. 例如: 一些数量词在英语和汉语中的表达习惯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说 “一个面包”, 而英语当中则必须说 “a piece of bread”因为英语中的bread是物质名称, 是指用火炉烤出来的面制的食物, 而不是中文中的一个一个的面包. 再比如在句子的层面上:中文我们说, “门口放着一堆雨伞, 少说也有十二把, 五颜六色, 大小不一”. 而英语表达却完全打破了这样的句子结构和顺序, “In the doorway lay at least twelve umbrellas of all sizes and colors”. 同时, 基于学生表达中的错误, 教师还可以指导学生分析造成错误的原因, 使学生在口头和书面的表达中能够有意识的避免母语的负迁移.

另外, 在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后, 教师还应根据英汉语言的差异来设计相关的练习,通过恰当数量的练习, 加强学生对易出错的语言点的掌握.

最后,在教学方法上也可做出相应调整, 在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弱化词汇语法讲授, 进一步推进学生加强阅读, 努力让学生养成在阅读中体会中英文在思维方面和语法习惯上的不同. 同时, 教学中要积极贯彻交际性原则, 引导学生积极运用英语进行思维, 培养学生英语交际的习惯, 从而帮助学生培养英语思维能力, 这项能力的提高必然能够带动其他各项语言能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布莱尔，1987，《外语教学新方法》。许毅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何广铿，1995，《英语教学法基础》。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连淑能, 2010, 《英汉对比研究》。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刘长江，1996，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矛盾与对策。《江苏外语教学研究》。1996年第2期。

王力, 1984, 《中国语法理论》, 见《王力文集》第一卷,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作者简介：

第7篇

默克尔与法国前总统萨科齐理念一致：应对危机，首先要紧缩财政。但奥朗德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另外一种思路——靠增长战胜经济危机，用中国俗话说就是“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刚爆发时，人们对这场危机的认识远没有现在这么清晰深刻，大家采取以史为鉴的方法。工业革命以来，战胜经济危机的方法很多，包括紧缩财政、推动消费、开拓新的市场、投资拉动和调整劳资关系等，但最根本的，还是科技创新——以电气革命为核心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使世界摆脱了1857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战胜了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帮助全球渡过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济危机。

科技创新能够带来产业革命，继而创造大量的新经济增长点和新就业岗位，汽车、能源、航空、信息等各产业的诞生都大大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最终战胜经济危机做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的轮回告诉我们，重大科技创新往往是经济危机催生的。原因何在？因为在经济危机时，社会更加迫切地需要科技创新，背水一战，催生新技术从而形成新的支柱产业。

回到现在，自金融危机波及欧洲后，欧洲经济渐呈颓态，至2012年经济预计负增长。尽管欧盟一直声称采取稳定和增长两大措施，但在过去4年中基本以稳定为主。

今年，反对紧缩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认为仅靠紧缩会将欧洲经济带入死胡同，以增长应对危机才是硬道理。5月28－29日召开的欧盟峰会将主要议题定为增长，要求各国提出自己的增长计划。

怎样促增长，欧盟的意见正趋于统一，即注重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制造业，正是欧盟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突破口。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负责工业和企业事务的委员安东尼奥·塔加尼（Antonio Tajani）5月8日在欧洲议会上很直白地说：欧洲需要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由美国未来学家杰瑞米·里夫金等人最早提出。今年2月，里夫金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一书认为，2008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走向终结。为了救助这次经济危机，需要新的模式和能源通信之间的新交汇。这次将是新能源和互联网之间的结合。今年4月21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封面文章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来到。制造业正在走向数字化，新软件、新工艺、机器人和网络服务在逐步普及,这些技术使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尽管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尚存争论，但新能源技术特别是绿色能源技术、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新材料技术特别是节能环保材料技术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支柱。

深陷泥潭，欧盟愈加对制造业科技创新寄予期望。2011年10月14日，欧盟委员会公报要求着重制造业科技创新，提高竞争力，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公告指出，欧盟75%的出口额来自制造业领域的公司，这些公司的研发投入占整个工业研发投入的80%。

如何扶持制造业科技创新？欧盟要求改善企业运营环境，减少企业的行政负担；发挥欧盟统一市场的优势，创新服务方式，减少企业运营成本；扶植中小企业，特别是在金融方面给予其帮助。

另外，欧盟提出调整经济结构，向创新型知识经济转型；研发环保技术，促进资源节约型经济增长。欧盟筛选出几大重点领域，包括电动汽车、航空工业、机器人、纳米技术、先进材料技术和工业用生物技术等。这些高潜力技术未来的市场规模巨大，可创造大量工作岗位。

推动科技创新，风险投资必不可少。2011年底提出有关制定实施风险投资计划的建议；2012年，消除在全欧盟开展风险投资的法律和管理障碍；2013年以后，将在欧盟层面上启用新一代金融工具，以吸引更多的私人资本进入科技创新领域。

不过，目前欧元区及其重要成员国的制造业全面陷入萎缩状态。今年4月，欧元区制造业PMI终值为45.9，创2009年6月以来最低，其中制造业强国德国这一指标为46.2，为2009年7月以来最低。

第三次工业革命已引起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并展开激烈的竞争。在先进制造业领域，欧盟具有传统优势，但其劣势除了债务危机之外，还存在研发投入不足和教育水平不高的痼疾。欧盟研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不足2%；25－34岁的人群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不足1/3，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分别为40%和50%。

第8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会计规范

20世纪以前，会计的发展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序的、自由放任的状态之中，会计准则还属于一种非正式规则。20世纪初，随着经济业务的复杂化，会计职业界首先感到了会计管制的必要性，人们开始要求使用统一的会计规范。1906年，针对当时铁路行业对重置会计的滥用，美国制定了赫本法案（hepburn act），授权州际商业委员会为铁道业制定一套统一的会计制度，铁路业成为最早受到会计管制的行业。1917年，美国公众会计师协会（aapa，现已改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发表了现代会计的第一份权威性指南《统一会计》（the uniform accounting），标志着人类开始通过会计规范对会计行为实行管制时代的到来。

一、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

1929爆发了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票市场大跌价。几周之内，纽约证券交易所所有股票下跌了50%，大约260亿美元失去了，大体相当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支出的费用。通商，贸易流通中的交换手段被冻结，制造业的残骸到处都是，农民找不到产品的销售市场。成千上万的多年储蓄化为乌有。

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松散的会计实务和对创造性会计的滥用被指责为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为了响应纽约证交所的要求在大萧条中逐渐恢复公众和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公允性的信心，国会成立了sec，它有权规定财务报告编制中会计处理方法，并确保上市公司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这一机构先于确定gaap的主体成员之前就开始运作，可以看到政府对规范会计准则的急切心情。随后，sec着手组织会计职业界制定gaap，投票决定了依靠民间机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制定的制度，sec希望能够通过对其施加压力来影响会计准则。

二、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m.zubaidur rahman向该组织提交了一份名为《会计披露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吸取的教训》的研究报告，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一般特征、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区域内国家会计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会计审计准则质量较差、会计信息使用者忽视了引发金融危机的诸种要素，严重降低了公司和银行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会计在金融危机预警中应发挥的作用，提出各种有助于提高会计披露质量和透明度的建议：如风险集中与会计披露、衍生金融工具与会计披露、或有负债问题与会计披露等。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宣告成立，倡导在全球推出统一的会计标准，其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已在13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

三、美国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危机蔓延之初，会计准则一度成为千夫所指。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允价值条款。经济危机期间，欧美政治家、银行家们纷纷将矛头对准了按市价计算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认为正是这种会计方法导致了危机的恶化。2008年12月30日，sec向国会提交报告表示，公允价值条款不可废止，但应修改完善。随即，iasb计划推出与银行资产减记有关的减损支出披露准则，要求公司公布在不同减损模型下计算得出的公司资产价值有何不同。同时，iasb还拟于2009年开展对减损准则的全面修订，并有望在2009年内推出。

四、经济危机下对会计规范制定的反思

（一）需要客观看待会计规范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准则会对政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完全无偏的准则是不实际的，会计准则的改变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适时地调整准则可以在危机中提振市场信心，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当然，会计准则并不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可能靠它解决经济危机。正如80年代银行危机出现时，许多人认为这是70年代的会计准则15号公告的后遗症，它并未消除危机，只是延迟了危机。

（二）需要在危机中发现会计规范的缺陷

准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会计准则的局限性。如前所述，8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公允价值被认为比历史成本更真实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在这一轮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的缺陷暴露无疑。金融业的利润在经济形势好时，由公允价值计量的利润被高估，夸大了对经济的乐观预期;经济形势不好时，资产的市场定价往往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数据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不高，这误导了投资者，使他们对低迷的金融环境更加悲观。因而，公允价值会计只是通过财务报表提供公司各项资产要素的公允价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个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意味着公允价值会计反映的公司价值也是相对的。

（三）需要构建更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

会计准则实质是为了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而在危机中准则制定机构的立场很可能屈从于政治需要。为了防止在危机中出现“救火式”的准则，需要构建一个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简称cf）并作为准则制定的理论基础，使具体的准则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有助于fasb更能体现公众利益。从理论上讲通过cf的研究，逐步确立了会计准则制定的科学化思想，并使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化，财务会计理论研究的内容也更加集中，这样也避免了在每次经济危机中，会计准则都成为危机“替罪羊”的尴尬局面，帮助会计准则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权威。

参考文献

[1]亚洲金融危机的会计原因[j].

[2]黄平,简剑辉.经济危机与会计披露监管演进分析[j].财经论丛.

[3]王棣华,花婷婷.事件推动会计准则的完善[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9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会计规范

20世纪以前，会计的发展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序的、自由放任的状态之中，会计准则还属于一种非正式规则。20世纪初，随着经济业务的复杂化，会计职业界首先感到了会计管制的必要性，人们开始要求使用统一的会计规范。1906年，针对当时铁路行业对重置会计的滥用，美国制定了赫本法案（HepburnAct），授权州际商业委员会为铁道业制定一套统一的会计制度，铁路业成为最早受到会计管制的行业。1917年，美国公众会计师协会（AAPA，现已改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发表了现代会计的第一份权威性指南《统一会计》（TheUniformAccounting），标志着人类开始通过会计规范对会计行为实行管制时代的到来。

一、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

1929爆发了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票市场大跌价。几周之内，纽约证券交易所所有股票下跌了50%，大约260亿美元失去了，大体相当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支出的费用。通商，贸易流通中的交换手段被冻结，制造业的残骸到处都是，农民找不到产品的销售市场。成千上万的多年储蓄化为乌有。

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松散的会计实务和对创造性会计的滥用被指责为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为了响应纽约证交所的要求在大萧条中逐渐恢复公众和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公允性的信心，国会成立了SEC，它有权规定财务报告编制中会计处理方法，并确保上市公司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这一机构先于确定GAAP的主体成员之前就开始运作，可以看到政府对规范会计准则的急切心情。随后，SEC着手组织会计职业界制定GAAP，投票决定了依靠民间机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制定的制度，SEC希望能够通过对其施加压力来影响会计准则。

二、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M.ZubaidurRahman向该组织提交了一份名为《会计披露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吸取的教训》的研究报告，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一般特征、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区域内国家会计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会计审计准则质量较差、会计信息使用者忽视了引发金融危机的诸种要素，严重降低了公司和银行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会计在金融危机预警中应发挥的作用，提出各种有助于提高会计披露质量和透明度的建议：如风险集中与会计披露、衍生金融工具与会计披露、或有负债问题与会计披露等。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宣告成立，倡导在全球推出统一的会计标准，其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已在13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

三、美国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subprime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危机蔓延之初，会计准则一度成为千夫所指。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允价值条款。经济危机期间，欧美政治家、银行家们纷纷将矛头对准了按市价计算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认为正是这种会计方法导致了危机的恶化。2008年12月30日，SEC向国会提交报告表示，公允价值条款不可废止，但应修改完善。随即，IASB计划推出与银行资产减记有关的减损支出披露准则，要求公司公布在不同减损模型下计算得出的公司资产价值有何不同。同时，IASB还拟于2009年开展对减损准则的全面修订，并有望在2009年内推出。

四、经济危机下对会计规范制定的反思

（一）需要客观看待会计规范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准则会对政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完全无偏的准则是不实际的，会计准则的改变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适时地调整准则可以在危机中提振市场信心，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当然，会计准则并不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可能靠它解决经济危机。正如80年代银行危机出现时，许多人认为这是70年代的会计准则15号公告的后遗症，它并未消除危机，只是延迟了危机。

（二）需要在危机中发现会计规范的缺陷

准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会计准则的局限性。如前所述，8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公允价值被认为比历史成本更真实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在这一轮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的缺陷暴露无疑。金融业的利润在经济形势好时，由公允价值计量的利润被高估，夸大了对经济的乐观预期;经济形势不好时，资产的市场定价往往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数据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不高，这误导了投资者，使他们对低迷的金融环境更加悲观。因而，公允价值会计只是通过财务报表提供公司各项资产要素的公允价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个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意味着公允价值会计反映的公司价值也是相对的。

（三）需要构建更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

会计准则实质是为了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而在危机中准则制定机构的立场很可能屈从于政治需要。为了防止在危机中出现“救火式”的准则，需要构建一个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Framework，简称CF）并作为准则制定的理论基础，使具体的准则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有助于FASB更能体现公众利益。从理论上讲通过CF的研究，逐步确立了会计准则制定的科学化思想，并使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化，财务会计理论研究的内容也更加集中，这样也避免了在每次经济危机中，会计准则都成为危机“替罪羊”的尴尬局面，帮助会计准则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权威。

参考文献

[1]亚洲金融危机的会计原因[J].

[2]黄平,简剑辉.经济危机与会计披露监管演进分析[J].财经论丛.

[3]王棣华,花婷婷.事件推动会计准则的完善[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10篇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使得经济危机的风险因素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基于此定义，可以设计出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及其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地定义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前提条件。国内已有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混淆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产业安全、区域经济安全等概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再度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由于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着混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等不足，使它不能在国家关于经济安全的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混淆三种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不准确，这直接影响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两级评价指标的选择。

一、对已有定义方式的比较分析

学术界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尚未有定论，大致可以分为状态说、能力说等几大类。能力说侧重于动态评价，状态说侧重于静态评价。动态评价优于静态评价之处在于，它不仅着眼于今天，而且着眼于未来；不仅评价现在的能力，还可以评价未来的能力即潜力。缺点是能力只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手段而非国家经济安全本身，因为有无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或能力大小，还要通过国家经济安全的状态来检验，具有强大的能力，只是具备了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能性，不等于国家经济就安全了。例如，人们曾经认为美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是最强的，但2007年，美国却不能预测和阻止次贷危机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当然，从静态上说，能力表现为状态；从动态上说，状态也是一种能力。例如，现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良好状态是实现未来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之一。但未来国家经济安全是否良好，仍然不能用手段来证明。

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不仅是物质力，也包括变可能为现实的主观力，因此，评价能力难以得到比较全面的客观数据的支持，许多指标只能依靠主观打分。例如，关于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一个国家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1］的定义，其中，第二、三个指标就很难主要运用客观数据进行评价。而状态作为结果，大部分可以用客观指标来反映，从而使建立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容易，更能作出比较精确的判断，而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过程。例如，当我们对若干时间点的国家经济安全状态进行连续测度时，就可以得出某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变化的走势图，从而把握其实现或者受损的规律。但是，过程说依然以状态说为基础，因为每个测度点都是对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状态的评价。

二、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一级评价指标的再研究

虽然传统的状态说在国家经济安全定义方式上比较科学，但它在定义内涵的选择上却因为过于宽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状态说的多数定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2］，或者“指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内外诸要素的安全”［3］，这就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混淆起来了。没有国家经济发展的确没有经济安全，然而仅仅有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就有了国家经济安全。把国家经济安全等同于国家经济发展，其结果是，许多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换个名称就可以变成国家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反之亦然。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准确性。

国家经济安全也不是国家一般的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而是重大特别是根本经济利益没有受到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赵英认为：“能够提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来认识，并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甚至采取强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国家经济利益体系中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4］雷家骕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一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5］因此，如果把一般经济利益受损也列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就会因为漫无边际而不得要领，或者因为负担太重而影响其主要功能的发挥。

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主要是指那些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利益，而能够对它们构成严重威胁的莫过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这三个主要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重要一级评价指标。由于国家属于上层建筑，使得国家经济安全风险不仅来自于生产力领域，而且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郑通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个制度问题”［6］。

西方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把“自由在未来不会遭受侵害”［7］（P96）作为一个重要标准。经济制度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经济发展属于生产力领域，它涉及经济体制而不涉及经济制度。

2．经济

经济是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对内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对外主要表现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平等制定权、国际市场的自由利用权等。

首先，经济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又一种一级评价指标。因为当一国经济受到侵害时，该国经济往往仍然在发展甚至因为外资大量涌入而出现一时的繁荣。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史以及西方《剑桥中华民国史》关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黄金十年”的说法，主要根据就是这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但这十年恰恰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大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疯狂掠夺中国的十年，中国不仅经济而且政治都受到了严重侵犯，其间先后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的“”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盲目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一度取得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却付出了经济受到较大损害的代价。这些情况表明，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安全，如果一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不安全，就迟早会影响经济发展。

其次，把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也有利于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区域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区别开来。因为区域经济作为一国的地方经济，它的安全一般不涉及经济问题；非战略产业安全较少涉及经济问题，战略产业安全涉及经济问题但不能独自维护它。例如，应对国际经济禁运和封锁就非某个具体产业或企业力所能及，它属于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国防安全的范畴。再如，粮食和石油在产业安全的视角下，主要是一般商品，但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下却主要是公共品甚至是国防公共品。

3．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因为经济危机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暂时中断。经济危机风险状况指标还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稳定区别开来。国家经济出现不稳定并不等于经济出现危机。从两者产生的原因来看，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相对要多一些，但烈度要小；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相对要少，但烈度却要大许多。在两者的应对手段上，治理经济不稳定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法律等措施，而治理经济危机则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计划、行政等措施。在实现机构上，国家经济稳定主要靠宏观经济部门，而国家经济安全除了宏观经济部门之外，还需要有政治、外交乃至国防部门参加。

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在内涵上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处于可控状态。这一定义及一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使我们能够较好地把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区域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区别开来，从而为二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奠定基础。

三、国家经济安全二级评价指标的再选择

除了定义方式和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容易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相混淆，还同经济安全状况和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之间存在着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下面分别展开分析。

1．经济安全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经济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主决定本国经济发展方针的状态。

（2）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投票权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是否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

（3）重要海峡无危险通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程度。

（4）重要资源的外资勘探率和开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重要资源的状态。

（5）战略产业中的外资比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战略产业的程度。

（6）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它们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状态。

上述指标中，有效掌握本国战略产业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垄断程度指标相重合，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反垄断规范的对象不仅是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维护的是国内市场的竞争秩序，而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与国家经济安全不是同等的概念。因此，尽管美国先后颁布了《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哈特·斯考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等反垄断法，但仍然于1988年通过了修正《1950年国防生产法》第721条的《艾克森－弗罗里奥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又通过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再如，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指标相重合，但细分下去仍然是不同的。国家经济安全中的“自由利用国际市场”主要不是从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数额方面来评价，而是通过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等二级评价指标来判别的。而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二级评价指标更是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所没有的，因为从一般的进出口额上分析问题，能否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因素已经被抽象掉了。

也可以考虑将有效掌握自己的重要资源、有效掌握自己的战略产业、自由利用国际市场这三个指标合并，设立GNP（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综合性指标。该指标作为一国国民在本土内外的所有产值，可以较好地反映外资对该国重要资源、战略产业的控制情况以及该国国民在国际市场遭受歧视的情况，而GDP指标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2．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GDP负增长率。因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GDP负增长是其最重要的表现。

（2）采购经理指数、失业率。这两项指标可以进一步测度经济危机对企业和就业的损害程度。

（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率。这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因此，扩大对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成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

（4）财政赤字率。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各种扩大公共开支的措施，势必造成或者加大财政赤字率。相对于前几个指标虽然有时滞性，但财政赤字率提高却是经济危机发生后的普遍现象之一。

（5）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率增加、税收减少，一般会促使政府采取通货膨胀的措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一些已无利率可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行的所谓“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实施通货膨胀的委婉说法。

（6）物价指数。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后者是前者最为直接的结果。（7）金融资产缩水率。在全球化时代，虚拟经济迅速膨胀，经济危机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危机，因此，金融资产缩水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现象之一。

（8）贸易收支赤字率、资本收支赤字率。这两项指标对一些加工贸易型的国家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9）外汇资产安全率、外债偿付安全率。这两项指标可以测度经济危机对一些外向型国家的损害程度。

虽然上述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有一些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阈值是不同的。如果说经济发展的阈值是“微起微落”，经济稳定是“小起小落”，那么，经济危机则表现为“大起大落”。因此，在指标方向设计上，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正指标，经济稳定以正指标为主，而经济危机则以负指标为主。另外，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除了重合指标外，也有许多经济危机所不具有的评价指标。

四、小结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定义和评价指标的再选择，可以将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概括于表3。在表3的基础上，还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完整性与全面性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完整性指的是面面俱到，全面性指的是涵盖了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方面，但不是方方面面。表3中的二级评价指标不能说应有尽有，却涵盖了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主要方面。未来应根据国家经济安全实践的需要，进一步补充能够提高主要评价方面精确度的指标，但不应该追求面面俱到，因为“预警指标过多，不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延长预警周期，难以及时预警，而且还会降低预警效率，降低预警的可行性，难以达到预警的目的”。［9］

2．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如何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现在大致有两种确定多指标权重的方法：

第一，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采用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第一级评价体系的指标少，可以采用主观赋值法特别是专家打分法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权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未开放条件下，内源性风险大于外源性风险；在开放条件下，外源性风险则要大于内源性风险。因此，俄罗斯1996年10月公布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时，由于既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深深陷入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危机中，因此，24个指标中只有6个是外源性风险指标，其余都是内源性风险指标。

第11篇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使得经济危机的风险因素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基于此定义，可以设计出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及其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地定义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前提条件。国内已有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混淆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产业安全、区域经济安全等概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再度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由于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着混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等不足，使它不能在国家关于经济安全的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混淆三种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不准确，这直接影响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两级评价指标的选择。

一、对已有定义方式的比较分析

学术界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尚未有定论，大致可以分为状态说、能力说等几大类。能力说侧重于动态评价，状态说侧重于静态评价。动态评价优于静态评价之处在于，它不仅着眼于今天，而且着眼于未来；不仅评价现在的能力，还可以评价未来的能力即潜力。缺点是能力只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手段而非国家经济安全本身，因为有无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或能力大小，还要通过国家经济安全的状态来检验，具有强大的能力，只是具备了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能性，不等于国家经济就安全了。例如，人们曾经认为美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是最强的，但2007年，美国却不能预测和阻止次贷危机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当然，从静态上说，能力表现为状态；从动态上说，状态也是一种能力。例如，现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良好状态是实现未来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之一。但未来国家经济安全是否良好，仍然不能用手段来证明。

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不仅是物质力，也包括变可能为现实的主观力，因此，评价能力难以得到比较全面的客观数据的支持，许多指标只能依靠主观打分。例如，关于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一个国家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1］的定义，其中，第二、三个指标就很难主要运用客观数据进行评价。而状态作为结果，大部分可以用客观指标来反映，从而使建立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容易，更能作出比较精确的判断，而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过程。例如，当我们对若干时间点的国家经济安全状态进行连续测度时，就可以得出某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变化的走势图，从而把握其实现或者受损的规律。但是，过程说依然以状态说为基础，因为每个测度点都是对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状态的评价。

二、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一级评价指标的再研究

虽然传统的状态说在国家经济安全定义方式上比较科学，但它在定义内涵的选择上却因为过于宽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状态说的多数定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2］，或者“指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内外诸要素的安全”［3］，这就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混淆起来了。没有国家经济发展的确没有经济安全，然而仅仅有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就有了国家经济安全。把国家经济安全等同于国家经济发展，其结果是，许多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换个名称就可以变成国家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反之亦然。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准确性。

国家经济安全也不是国家一般的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而是重大特别是根本经济利益没有受到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赵英认为：“能够提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来认识，并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甚至采取强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国家经济利益体系中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4］雷家骕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一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的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5］因此，如果把一般经济利益受损也列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就会因为漫无边际而不得要领，或者因为负担太重而影响其主要功能的发挥。

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主要是指那些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利益，而能够对它们构成严重威胁的莫过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这三个主要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重要一级评价指标。由于国家属于上层建筑，使得国家经济安全风险不仅来自于生产力领域，而且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郑通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个制度问题”［6］。

西方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把“自由在未来不会遭受侵害”［7］（P96）作为一个重要标准。经济制度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经济发展属于生产力领域，它涉及经济体制而不涉及经济制度。

2．经济

经济是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对内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对外主要表现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平等制定权、国际市场的自由利用权等。

首先，经济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又一种一级评价指标。因为当一国经济受到侵害时，该国经济往往仍然在发展甚至因为外资大量涌入而出现一时的繁荣。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史以及西方《剑桥中华民国史》关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黄金十年”的说法，主要根据就是这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但这十年恰恰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大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疯狂掠夺中国的十年，中国不仅经济而且政治都受到了严重侵犯，其间先后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的“”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盲目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一度取得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却付出了经济受到较大损害的代价。这些情况表明，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安全，如果一国经济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不安全，就迟早会影响经济发展。

其次，把经济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也有利于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区域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区别开来。因为区域经济作为一国的地方经济，它的安全一般不涉及经济问题；非战略产业安全较少涉及经济问题，战略产业安全涉及经济问题但不能独自维护它。例如，应对国际经济禁运和封锁就非某个具体产业或企业力所能及，它属于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国防安全的范畴。再如，粮食和石油在产业安全的视角下，主要是一般商品，但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下却主要是公共品甚至是国防公共品。

3．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因为经济危机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暂时中断。经济危机风险状况指标还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稳定区别开来。国家经济出现不稳定并不等于经济出现危机。从两者产生的原因来看，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相对要多一些，但烈度要小；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相对要少，但烈度却要大许多。在两者的应对手段上，治理经济不稳定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法律等措施，而治理经济危机则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计划、行政等措施。在实现机构上，国家经济稳定主要靠宏观经济部门，而国家经济安全除了宏观经济部门之外，还需要有政治、外交乃至国防部门参加。

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在内涵上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处于可控状态。这一定义及一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使我们能够较好地把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区域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区别开来，从而为二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奠定基础。

三、国家经济安全二级评价指标的再选择

除了定义方式和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容易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相混淆，还同经济安全状况和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之间存在着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下面分别展开分析。

1．经济安全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经济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主决定本国经济发展方针的状态。

（2）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投票权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是否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

（3）重要海峡无危险通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程度。

（4）重要资源的外资勘探率和开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重要资源的状态。

（5）战略产业中的外资比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战略产业的程度。

（6）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它们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状态。

上述指标中，有效掌握本国战略产业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垄断程度指标相重合，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反垄断规范的对象不仅是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维护的是国内市场的竞争秩序，而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与国家经济安全不是同等的概念。因此，尽管美国先后颁布了《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哈特·斯考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等反垄断法，但仍然于1988年通过了修正《1950年国防生产法》第721条的《艾克森－弗罗里奥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又通过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再如，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指标相重合，但细分下去仍然是不同的。国家经济安全中的“自由利用国际市场”主要不是从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数额方面来评价，而是通过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等二级评价指标来判别的。而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二级评价指标更是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所没有的，因为从一般的进出口额上分析问题，能否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因素已经被抽象掉了。

也可以考虑将有效掌握自己的重要资源、有效掌握自己的战略产业、自由利用国际市场这三个指标合并，设立GNP（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综合性指标。该指标作为一国国民在本土内外的所有产值，可以较好地反映外资对该国重要资源、战略产业的控制情况以及该国国民在国际市场遭受歧视的情况，而GDP指标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2．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GDP负增长率。因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GDP负增长是其最重要的表现。

（2）采购经理指数、失业率。这两项指标可以进一步测度经济危机对企业和就业的损害程度。

（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率。这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因此，扩大对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成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

（4）财政赤字率。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各种扩大公共开支的措施，势必造成或者加大财政赤字率。相对于前几个指标虽然有时滞性，但财政赤字率提高却是经济危机发生后的普遍现象之一。

（5）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率增加、税收减少，一般会促使政府采取通货膨胀的措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一些已无利率可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行的所谓“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实施通货膨胀的委婉说法。

（6）物价指数。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后者是前者最为直接的结果。（7）金融资产缩水率。在全球化时代，虚拟经济迅速膨胀，经济危机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危机，因此，金融资产缩水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现象之一。

（8）贸易收支赤字率、资本收支赤字率。这两项指标对一些加工贸易型的国家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9）外汇资产安全率、外债偿付安全率。这两项指标可以测度经济危机对一些外向型国家的损害程度。

虽然上述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有一些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阈值是不同的。如果说经济发展的阈值是“微起微落”，经济稳定是“小起小落”，那么，经济危机则表现为“大起大落”。因此，在指标方向设计上，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正指标，经济稳定以正指标为主，而经济危机则以负指标为主。另外，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除了重合指标外，也有许多经济危机所不具有的评价指标。

四、小结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定义和评价指标的再选择，可以将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概括于表3。

在表3的基础上，还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完整性与全面性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完整性指的是面面俱到，全面性指的是涵盖了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方面，但不是方方面面。表3中的二级评价指标不能说应有尽有，却涵盖了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主要方面。未来应根据国家经济安全实践的需要，进一步补充能够提高主要评价方面精确度的指标，但不应该追求面面俱到，因为“预警指标过多，不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延长预警周期，难以及时预警，而且还会降低预警效率，降低预警的可行性，难以达到预警的目的”。［9］

2．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如何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现在大致有两种确定多指标权重的方法：

第一，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采用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第一级评价体系的指标少，可以采用主观赋值法特别是专家打分法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权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未开放条件下，内源性风险大于外源性风险；在开放条件下，外源性风险则要大于内源性风险。因此，俄罗斯1996年10月公布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时，由于既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深深陷入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危机中，因此，24个指标中只有6个是外源性风险指标，其余都是内源性风险指标。

第12篇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4］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5］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6］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7］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8］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9］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危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11］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12］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13］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14］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第13篇

Fan Liming

（Shaanxi Youth Vocational College，Xi'an 710068，China）

摘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各国的企业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最终决定了中西方企业文化在法制、道德、权力关系、信用、人事关系、环境等方面的差异。面对当前的经济危机，不同企业的应对表现无不与这个企业的使命、价值理念、经营哲学等企业文化要素密切相关。时值企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只有坚持和创新本企业的优秀文化、借鉴社会和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推动新的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革命，才会克服困难，化解社会经济的危机与矛盾。

Abstract: Under market economy, due to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national culture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which decide the difference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legal, moral, power relations, credit, personnel relations, environmental and other aspects. Facing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the response of different compan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mission, values, philosophy and other elements of corporate culture. When enterprises are facing a critical period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nly insisting on the excellent and innovative culture of the enterprise, drawing on the excellent social and national culture, promoting the new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nd new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will the enterprise overcome difficulties and resolve so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and conflict.

关键词： 企业文化 文化比较 金融经济危机 企业品牌的塑造

Key words: corporate culture；cultural comparison；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corporate brand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0-0108-02

0引言

目前的这场看起来由金融、石油能源的各种资源配置失调引发的次贷危机，只是一种表象。其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代社会发展停滞并得不到推动而产生的危机，其它都不过是现代社会在旧的科学技术基础上积累起的巨大社会生产力面临着崩塌的表象。所以，这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是历史的必然。因此，一旦新的科学发现和新的技术革命成为未来生产力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引擎和动力的时候，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才算真正结束，届时呈现给世界及世人的是新的社会价值体系。

1我国企业文化发展现状

企业文化成为一种研究和实践的领域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几乎同时也开始为我国企业所接纳。尽管企业文化从术语上看仍有一些歧见，但对其内容所揭示的本质已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企业所认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各国文化背景不同，各国的企业文化必然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甚至在同一民族条件下，企业文化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企业在全民所有、集体所有制形式基础上的企业文化，本质和形式基本是统一的、一致的。“鞍钢宪法”、“大庆铁人精神”等是企业的基本管理理念，“多、快、好、省”则是建设社会主义当作企业发展方向和经营手段。当时虽未冠之以企业文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发挥着企业文化的价值功能和整合功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这改革开放公有制形式在我国企业中比例越来越小，人们对精神激励作用的客观认识和对物质激励手段全方位的运用，使原有的“企业文化”由于未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而逐渐弱化了。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在引进外资、技术和接受新的管理理念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又被引入我国，成为企业彰显个性、代表企业利益的旗帜。而真正把企业文化作为整合企业内部资源、沟通外部环境及促进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还是在市场经济在我国确立以后。这时，企业已不满足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形象工程，简单模仿国外及在我国的外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一些形式，如热中于搞所谓的CI形象设计等，而是把企业文化与市场经济本质联系起来，把企业文化当作企业内部资源整合的手段、把企业文化当作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沟通的工具、更是把企业文化当作实现企业战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中、西方企业文化比较

中国与西方文化形成的历史渊源和地理渊源都有所不同。不论是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文化，还是早期古希腊、罗马西方文化都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征服和改变，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逐步摆脱自然状态的束缚，同时也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获得相应的权利和彼此的尊重，形成了如今的以注重自我权利为特征的人本位型伦理的价值观，并以此通过鼓励个人奋斗、创新竞争的核心价值概念，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而中国的文化、文明的形成与发生是在原始社会，以家族、联系为基础的宗法文化及政治并没有随以后的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出现而削弱或消失，反而成为以后两千年来中国“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核心政治的基础，自然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求仁”、“内省式人论”的基础。这种以家为基础，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基础建立和谐又绵绵不绝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从而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不难看出，东方文化走的是悟性发展道路，其非逻辑特性决定了它不适合学科化和学校化的传播方式，因而在大规模生产的工业化时代呈现出逐步衰落的状态。西方文化走的是理性发展道路，其逻辑特性决定了适合学科化和学校化的传播方式，因而主导了世界几百年的发展过程。

但不可否认，中西方都以几千年的各自特色传统文化贡献与世界文明，但也有其不好的糟粕及思维方式，阻碍着彼此间进一步交流与融合，阻止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因为企业的治理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更是国际化、市场化、民族文化相互融合背景下的产物。这些文化上的差异最终决定了中西方企业文化之间在法制上、道德上、权力关系上、信用上、人事关系上、环境上方面的差异。

3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文化发展影响

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对全球经济冲击，使得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对我国经济的负面作用将进一步显现。面对工业领域的部分行业、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不断面临各种困境，我国政府和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并也取得了出色效果。但我国的企业文化仍需要有一较长时间的适应与变革时期。一方面是这次金融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文化发展影响深刻程度则显得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企业文化发育度还不够；还有就是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文化发展影响冲击力度相对较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负面影响也将越来越显现。

3.1 本土文化影响力日益弱化，外来文化乘虚而入一般而言，当经济危机冲击实体经济时，相对文化及文化产业却是个机会。而我国的经济文化、企业文化却相反。去年年底中外两部电影《阿凡达》、《孔子》的先后放映所产生的直接对垒，票房比拼的巨大差距足以让人深思。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署名文章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最近中国发生几条令人很不自在甚至啼笑皆非的新闻，张家界乾坤柱改名哈利路亚山；湖北蕲春宣布韩国女星张娜拉为李时珍形象大使；山东发行孔子为主题的福利彩票。这些都说明在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中国在经济依然保持一定强劲发展势头，但一些企业和国民接受排山倒海而来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文化上显示出茫然无措。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正从本质上遭到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正从内容或形式上日益成为经济文化的符号；这也说明国人与企业对追求符合市场经济本质的社会文化需求的迫切性。这些都会对当前我国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长远的影响。

3.2 各种不同背景文化特别是不同层次文化的矛盾这次世界金融经济危机对我国企业文化发展影响莫过于丰田召回门事件。丰田召回门初看上去和我国企业文化没有关系，但仔细分析，却有相当大的关系。其反映的更深刻国际背景是：与经济危机相伴相生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和日本经济的衰弱；另一方面，这次丰田门其实也是亚洲文化与欧洲文化的冲突，更是亚洲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在法制、诚信及信誉善于西方文化的冲突。

引起丰田门的这些内部外部的文化因素，我国绝大多数企业都已存在，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和设法改变完善。我国企业管理者及公司员工从中应汲取的经验教训是：重视企业产品的市场反馈；重视企业产品质量管理；任何时候，绝不能忽视消费者的利益，否则必将自食其果。

3.3 “沙滩文化”难以抵御金融海啸的冲击尽管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及社会各整体行业面临结构调整、技术革新及新企业管理模式探索的社会发展阶段中，我国的一些企业都会面临生存与发展问题，企业员工也会为企业的前景及自身的生存前途担心。但这些并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在于改革开放而重组、合资发展起来的我国众多企业以及日益大量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正在成为我国现代经济的基础，而恰恰是这些企业的企业文化根基浅薄、企业理念和企业社会责任不成熟甚至淡漠。有这些企业构成的企业文化，无疑是一种“沙滩文化”。

4经济危机下构筑新世纪的我国现代企业文化

4.1 坚持科学理念，明确社会责任和坚定发展信心，客观应对困难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既是机会也是挑战。谁能解放思想、把握机遇，谁就能竞争中脱颖而出，勇立潮头。经济危机，企业文化的试金石。企业在自己的成长发展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危机中发展起来的，不经历风雨何以见彩虹。而这次经济危机更给了那些有理想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以重塑现代企业文化的良机。

4.2 抓住机遇，明确战略目标，完善企业管理企业总是要先有战略然后才有企业文化。对于先有战略还是先有文化的问题，就有些像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不好回答,但中国联想集团柳传志先生就通过自己的实践给予了明确的回答。他总结的这三个基本工作是这个顺序：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实际上，搭班子的工作就是组织、建设和形成有共识的团队。团队的确立就是战略的开始，只有通过战略，才能使企业的理念与使命得以实现。而战略的成功是以全体成员及整个队伍的成功为前提，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抓住机遇、明确战略目标，完善企业管理的基础。因此，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就是企业文化传播、影响、共享、内化的过程，是企业文化才真的形成和实现过程。

企业文化的建设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应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当企业面临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坚持和创新本企业的优秀文化、借鉴社会和民族的优秀的文化，才会力克当前困难，化解经济危机与矛盾。并通过培训、沟通等多种推广方式来支撑公司经营管理举措的实施以克服当前遇到的困难，化解经济危机；对影响企业发展的问题予以及时修正，形成有生命力的企业文化，消除公司推行经营管理措施的思想和文化障碍。因此，转变观念、增强企业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与社会科技的进步和企业的自主创新密不可分。只有这样，培育出得到社会市场认可的企业强势自主品牌，现代企业文化也就建立起来了。

4.3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这次金融经济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次绝好时机。它不但可以促进我国企业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我国经济运行质量提高以及促进总体经济运行更加有效合理。而且，可以一扫几千年来民族文化的颓废气，重塑民族道德新理念增强民族精神的凝聚力。转变经营观念、增强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与开展企业科技的进步与创新紧密相连。只有在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基础上进行企业品牌和形象建设成功了，现代企业文化也就建立起来了；另一方面要引导中小企业加强企业管理工作，引导和培育创中小企业的先进企业文化的形成，来提升中小企业的管理能力；准确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在经济危机中，把握好发展的有利因素和机遇，为企业构建学习型组织和一个切实有效的、以人为本、民主管理的新型的学习型企业文化氛围。

4.4 向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迈进是新企业文化的起点二十一世纪的企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文化的较量。那些有强有力企业文化支撑的企业获得发展所需的营养，公司的竞争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财富世界顶级企业中没有哪家公司没有形成自己的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竞争力。

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实践企业文化包括三大内容。一是把企业文化当作实现企业理念、诠释企业使命和肩负企业责任的舞台；二是把企业文化当作实现个人与组织机制道德及各种规章制度的桥梁与手段；三是把企业文化当作实现企业形象与品牌，沟通顾客与社会的有效纽带。以此为实践的基础，美国的微软公司员工以热情、忘我工作著称。激情的企业文化使微软成为世界软件巨人。同样，在Google几乎看不到有人穿西装、打领带，舒适、方便和体贴的工作环境，造就了宽松、舒适的企业文化，并使它一举超过了微软成为世界互联网的巨人。

全面地提升企业文化最重要体现在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上，体现在企业品牌的影响力上。因此，企业的品牌的不但包含的是技术，更主要包含的是企业文化。科技创新揭示了企业品牌的本质，一个品牌背后，体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才有可能形成市场影响力，才有可能被广大的消费者所接受。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企业CI战略的重要原因。坚持和吸收先进的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灵魂，也是企业向品牌化、标准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迈进而不断开创新的企业文化的起点。

参考文献：

[1]陈军，张亭楠．现代企业文化：21世纪中国企业家的思考[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2.

[2]刘开会.哈贝马斯对现代西方理性主义文化的反思[M].北京：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年会年会暨西方技术文化与后现代哲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

[3]刘金陵.重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N].常州工学院学报,2001-1.

[4]王永炳.重商利而轻文化的思考[N].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2.25.

[5]何德功.“召回门”凸显丰田危机管理漏洞[N].东京新华网，2010.2.12.

[6]何芳，袁宏.由雷克萨斯的召回看这一年的中国召回制度[N].中国汽车报，2005-02-01.

[7]陈晓.解析中国「劳工荒[N].香港中评社，2010.2.24.

[8]王天S.明年春色倍还人――金融危机下的企业文化建设[N].人民政协报，2009.12.18.

第14篇

摘要：如果“十二五”中期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危险可能会集中到金融层面。由于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0，而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等问题，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又拿出来做，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

关键词：经济刺激，生产过剩，金融体系，市场需求

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历来是由大的危机推动的，因此“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是推动中国进行大的体制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好动力，因为中国经济内部仍然蕴含着强烈的需求增长机制，通过调整就可以释放出来，并足以消除国内的生产过剩，足以对冲掉外部的需求萎缩，因此结构调整就是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所以，“无危机则无以促进调整，无调整则无以应对危机”应成为“十二五”的主题。

1国际经济危机将再度爆发

次债危机不是典型的传统经济危机，因为不论是商品还是资本，在今天的美国都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卖不出去和价格暴跌的是金融商品，所以这种由金融商品供给过剩的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历史新阶段，资本的运动方式与周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形式都已经具有新的形式。由于美国政府及欧盟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这场危机的爆发过程被拖延了，但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严重，即在危机爆发后累积的金融坏帐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所以我猜想，这场危机的爆发过程，有可能将采取反复爆发的形式，至少次债危机爆发以来被暂时冻结的金融坏帐到了冻结期满而必须清算的时候，就又会有一大批金融机构要倒闭，危机所导致的二次探底就会出现，而这个时期应该就是在2011年以后。如果2007年爆发的次债危机是到了两年后的2009年最严重，则由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所导致的中国外部需求的严重紧缩，就应该是出现在“十二五”中期。

金融危机也是“资产负债表式危机”，就是由于资产严重缩水导致负债无法偿还，迫使金融机构倒闭。美国要想从危机中走出来除了找到还债的资金来源这条路，还可以从提升资产价值以及出售这些资产来还债入手，由于美国的“新经济”概念和房地产概念先后都“臭了街”，提升原有资产的价值恐怕已经很难了，美国就得想办法创造出新的金融资产增长点。现在看，美国是想依托低碳经济制造出一个新的金融衍生品，但因为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都不配合，恐怕此路不通。

所以，美国走出这场金融危机的道路必然艰难又漫长，世界经济受其牵累也必然会在低迷中徘徊很长时间，新全球化的过程由此而被中断，世界经济随美国经济再度探底可能就发生在未来3年。因此“十二五”中期中国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外需紧缩期。

2中国生产过剩矛盾可能会波及金融体系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能够引导经济率先反弹，主要是靠了两条措施。一是以投资需求的剧烈扩张来对冲出口需求的急剧萎缩，所以投资在去年经济增长中的需求贡献超过了85%；二是靠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而这两个宏观调控措施又都是基于一个制度性机制，即国有经济的平台，包括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和以地方政府为投资平台的6万亿元投资贷款。因为非国有经济在危机爆发后都在进行投资收缩，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出手就不可能形成足够的投资需求扩张。由此，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就从2003～2007年平均的70%以上，变成了去年与国有投资的“倒三七”比重。

但在次债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生产过剩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依靠新一轮的投资扩张拉动增长，但是到了产能释放期，原有的生产过剩矛盾不仅不会缓和，反而是更加激化了。比如，现在认为中国5亿吨钢的产量已经过剩，但是产能已经达到7亿吨，而且还有5000万吨能力在建设中。

由于这一轮生产能力的扩张中改、扩建项目上的比较多，投资周期可能会比较短，如果是3年的周期，并且今、明两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5%，从2009～2011年的投资总规模也在76万亿元以上，即这三年的投资规模比2003～2008年这六年的投资规模还要大15%，所形成的产能规模之大可想而知。由于新的产能释放期应该是在十二五中期，即在2012、2013年，这可能正是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引起我国外需也再度严重萎缩的时期，因此可能又是一个“内外需紧缩双碰头”。

如果在“十二五”中期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危险可能会集中到金融层面，因为在这次投资扩张中使用了大量银行贷款。由于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0，而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和环保等其他问题，原来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又拿出来做，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这种明知大批项目还款能力有问题还大量提供贷款的情况，就是中国式“次贷危机”的隐患。

第15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不新鲜，每次危机都会有反思。但这次危机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这是一场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美国、欧洲、日本、印度等等，没有一个大的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

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最根本的逻辑是资本的无限累积，这意味着，资本追求增殖的冲动是盲目的、无止境的、以增长为导向的，而增长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需求，而是进一步的增长。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持续扩张，如果对经济危机无所作为，则市场不但有可能无法克服危机，而且可能走入危机不断扩大的恶性循环。如果采取干预措施，则在一个时间段内，市场能够走出危机、恢复平衡，然而，如果把各个时间段连成一部历史看，那么任何干预措施都不过是转换了危机形式或者转变了危机的空间或者推迟了危机的爆发时间。

之前的数次经济危机，通过向其它领域或者国家转移剩余资本，就可以得到缓解，或者通过金融手段，创造更多的期货市场，用未来的时间换取容纳资本的空间，也可以消除危机。而这次，似乎空间和时间的手段都已经不再有施展余地。所有推迟的问题，都会有集中爆发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