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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参与的重大海外战争中,除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其元气大伤外,无论一战、二战,还是冷战之后的几次战争,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都大有斩获,实力得到了增强。所以,许多分析家认为,美国此次对伊战争不会亏本。1991年的海湾战争,国际社会公认美国赚了钱。美国官方称,海湾战争总费用为610亿美元(换算成目前的币值约是800多亿美元)。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由34个国家组成,美国之外的国家派出的作战部队约占总兵力的24%,但它们支付了战争总费用的88%。仅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日本3国就承担了其中的484亿美元。美国实际在海湾战争中只花了70亿美元,不足全部战争费用的12%。
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使用高科技武器的战争,美国和北约至少出动了700架战机和20艘战舰。英国《金融时报》引述金融分析员的话说,持续了78天的空袭行动,估计耗费70多亿美元,每天大约耗资1亿美元。该报说,美、英、法承担了大部分的军事开支。当然,美国出“大头”,在3/4以上。
美国对阿富汗发动的反恐战争,两个月就告结束。这是一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单是军费,美国就花了100多亿美元。国防部没有公布官方版的战争经费,但它告诉国会,战争前3个月就支付了38亿美元。目前美军在阿富汗保留了8000名美军,继续搜捕和协助卡尔扎伊政府,每月需要数亿美元的经费。出兵阿富汗的国家还有英、法、德、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约旦等。在开战之前,美国并未承诺替这些国家提供军费。这些国家只好“AA制”自掏腰包。
那么,这一次美国攻打伊拉克会付出多少经济成本、又获得多少政治利润和战略利益呢?
美国的战争费用知多少?
由于计算者角色身份和计算方式不同,目前存在不同的战争费用版本。
一种是美国官方的计算。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米切尔·丹尼尔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称,他估计伊拉克战争所需费用大概在500亿至600亿美元之间,这远远低于此前白宫官员的估算。这一数字,比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的军费开支要少一些。如果按目前美元可比价格,当年的军费开支大约是80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不超过60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预算是建立在能够速战速决的预测基础之上的。如果战争拖延长达一年,战争军费开支可能将增加到1400亿美元。不过,这也仅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5%。
根据美国国防部预算部门的估计,美军计划从攻打伊拉克,打败伊拉克,占领伊拉克,重建伊拉克,以及从攻入伊拉克第一天起就必须开始的人道援助,总共将花费高达950亿美元之巨。这还不包括萨达姆在做“困兽之斗”时,对伊拉克经济基础建设所进行破坏的复原经费。
美国国会所进行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军费及相关支出将令美国纳税人在今后数年间每年承担约200亿美元费用。对战争的直接军费开支的预测只是预测军事冲突代价的一部分,事实上,冲突后的各项花费可能更惊人。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一份报告表明,维和士兵的人数将在7.5万到20万之间,维持和平的时间在5年到10年之间。如果按照目前在科索沃的美国维和士兵的花费——每人每年20万到25万美元,总额最少是750亿美元,最多是5000亿美元。
另一种是来自学界的计算。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诺德豪斯,在《对伊拉克战争:费用、后果和选择》报告中强调,对伊拉克开战的开销非常庞大。
首先是占领伊拉克和维和部队所需的庞大费用。占领伊拉克平均每年要花费170—450亿美元。如果战后的局势和阿富汗战后的局势一样敌对,这一数字可能还要更高。这还只是一年的费用,而战争可能“至少需要5年,甚至可能延长到20年。因此最保守的估计可达750~5000亿美元”。
根据诺德霍斯的估计,用于国家重建的费用可能达到300亿美元。如果马歇尔式的计划(又称欧洲复兴计划,二战后在德日推行的“西式民主”)在伊拉克实行,各种费用还要大幅增加。诺德霍斯估计,如果要使伊拉克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伊朗或埃及持平,且伊的半片江山都有待重建(考虑到伊10年来所受的制裁和空袭的可能)。如果按照联合国为黎巴嫩、东帝汶和波斯尼亚等地重建所作的估算标准,每个伊拉克人1年应该得到不低于1000美元左右的补贴,这样算来,重建投入应该在250亿美元一年,因为伊拉克人口大约是2500万。但伊拉克重建不仅缺少资金和基础设施,也缺少社会基础,因此应该至少将时间延长到6年,这将至少增加750亿美元。这样一来,伊拉克重建将从一般性重建所需的250亿扩张到近1000亿美元。
接着是对伊拉克甚至可能是其邻国的伤病员和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费用。考虑到其中的变量,这一数字很难确定,诺德霍斯估计有100—500万人将需要援助,按照1到4年的时间计算,这笔费用可能在10—100亿美元之间。
最后是这场战争对全球造成的损失。最重要的是它给石油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最坏的局面是:石油产量减少25%,而油价攀升到75美元/桶,天然气价格也将随之上升到3美元/加仑。美国每年用于石油进口的费用将增加到2000亿美元,由此带来的震动和通货膨胀可能导致美国出现经济萧条。诺德霍斯相信,如果不考虑给石油市场带来的震动或生化武器的使用,战争的损失也可能达到16000亿美元。
诺德霍斯总结说,布什上台以来已花光了美国本年度3600亿美元的联邦财政盈余,现在美国正再次面临财政赤字。令人担心的是,庞大的军费支出将扩大布什政府财政赤字,影响教育、卫生、就业培训以及其它多项社会福利支出;这仗一打下去,美国虽然赢得胜利,但实际的经济以及政治付出将难以估计。
在战争中亏本还是发财?
战争对美国经济间接的影响——一种普遍的看法是:世界经济连同美国经济一并会遭到重创。
分析家认为,美国消费者信心会因为对伊战争不断下跌,消费者开支是美国经济活动的重要部分,占了大约2/3,如果消费者不花钱,美国经济就迟滞不进,而美国企业因担心恐怖袭击而用于加强安全防范的费用大幅度增加,势必影响美国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
目前美国利息水平是40年以来的最低点,但是随着战争可能发生,经济势将受到更大打击。但经济学家担心,利息长期处于低水准,长久下去容易造成部分泡沫化现象。美国十分具权威的经济评议会最近对5000个美国家庭所做的调查发现,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正在加重。就业市场不佳和金融市场起不来,油价只升不降,以及战争不安情绪不断升高,与可能再出现的恐怖攻击威胁,令民众无心消费。
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经济学家洛奇认为,对伊拉克的战争可能会引起新的油价上涨,而对处于缓慢增长中的美国经济来说,这种石油冲击足以让它重陷衰退。如果油价从现在的每桶30美元涨到45美元,则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都要增加,对非能源类的商品和服务的支出也会减少。企业可能更加不愿意去投资,而投资和消费的信心都会降低。
石油产量上的减少会导致石油价格的猛升,在美国甚至世界范围内造成很高的通货膨胀率。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估计石油价格将会上涨3倍,高达每桶75美元(2002年平均每桶25美元多一点),每加仑汽油的价格因此将上涨至3美元。这样一来,美国进口石油的费用每年将上涨2000亿美元。石油价格的冲击和通货膨胀将使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持续两年半的时间,因此总额就成了5000亿美元。
一些分析家认为,这场战争带来的经济衰退可能让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下降2%~5%,大约是2000亿美元到5000亿美元(按现在的美元价格)。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认为,如果对伊战争旷日持久,美国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今后10年的经济损失将高达1.9万亿美元。预计本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将高达304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下财年的赤字更将高达3070亿美元。对伊动武所花费用,就算以最保守的400亿美元计算,对政府财政来说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不认为对伊战争会让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因为“倒萨”行动成功后,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会增加。达拉斯的经济学家考斯格罗夫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生产能够放开,那么短期内油价会降到每桶15至20美元,这对世界经济是个利好。德意志银行伦敦分行的石油市场分析家谢明斯说得更加明确:美国正与英国、日本就石油储备问题进行协调,一旦对伊开战,以美国目前近6亿桶贮存总量的战略储备,每天可以向世界石油市场投放420万桶原油,这不仅足以弥补由于开战造成的中东石油缺口,而且还可以大赚一笔。
事实上,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虽然沙特和科威特分别在战争中损失了600亿和400亿美元,但是由于海湾战争后的每桶原油比战前高出20多美元的价格持续了一年,这又使得它们从出口石油的利润中得到了补偿。照此分析,这次布什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完全可以一边打仗一边让全世界石油消费者替美国支付战争经费。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做到让军火和石油为战争埋单。再考虑到战后美国还可以从伊拉克获得巨大的战略与石油利益,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在此次“买卖”中绝不会亏本。
军火买卖也会在战后成为美国经济亮点。据专家估算,一架售价5000万美元的F—16战斗机,其利润在50%以上。近年来,借助实战展示新式武器的性能越来越成为美国推销新型武器的新方式。1991年的海湾战争,就是先进武器的展示平台。战争中大发神威的美国主战坦克、飞机、精确制导武器等,成为战后各国追逐的对象。在这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将使用最新的适合信息化时代战争的武器。例如,最新型的主战坦克M1A2,其数字化电子设备的比重达到90%。这些高科技新型武器,往往是其他国家的科研水平所达不到的,要想拥有就得找美国买。所以,一旦仗打完了,就会引来大批订单,美国只需要做好收钱的准备就行了,美国的军火商们又要大发一笔了。
战争费用不等于经济成本
伊拉克仍将存在,虽然萨达姆政权、萨达姆时代行将结束。美国“改造伊拉克”的基础就是仿照阿富汗的方式重新安排伊拉克的权力格局。这就是美国不惜血本要萨达姆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在国际政治学中,“民主”仍然是一个新课题,但随着实践中国际间交往的大发展,国际民主的诉求日渐高涨。理论上,各主流学派对国际民主少有论证,但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对国际民主“潜藏”的态度、诉求与“价值偏好”。本文旨在对国际民主进行学理层面的探讨,并不着重研究实践中的所谓“程序民主”问题。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主权上位,相对完善的程序层面的国际民主还很不成熟,它更多的是以民主价值“片段”的形式渗透在具体的国际事务和交往中。因此,本文将国际民主定义为一系列符合民主基本规范的价值原则,是一种“社会事实”或“社会存在”。相较于国内民主,国际民主的内涵与外延都更加丰富、宽泛。主权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个人都是国际民主的价值载体,主权的独立与平等、国家间的合作与妥协、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和协调以及人的基本权利等都可以看作是国际民主的价值体现。
一、自由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国际政治学发轫于自由主义,但其最兴盛的学派是现实主义。尽管越来越受到挑战,但可以说直到今天,现实主义依然保有其“超主流学派”的地位。对人性的悲观、对权力的争夺、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历史的循环论判断是现实主义坚硬的理论内核。分析其理论逻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现实主义否认国际民主的存在。作为“超主流学派”的现实主义是国际政治理论中、特别是现实中的主导话语,以至于在英语国家中流行“权力政治乃口语中的国际政治”的说法。[1]但要更全面理解国际政治、更准确地研究国际民主问题,我们还需要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对国际民主持乐观的态度,从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以及其中各主要派别的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点。
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民主的基本前提,可以说自由主义对国际和平以及对国际体系持续进步性的信心从来没有动摇过,相互依赖自由主义、制度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经济、制度、政体)进行研究,对于国际和平得出了殊途同归的结论。实际上,各派别在理论上对国际民主问题也都给出了自己的证明,只不过没有明确提及而已。相互依赖理论对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产生权力)的重新发现,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关系,小国(在某种情况下)亦可以形成对大国的权力优势,大国与小国之间在获得权力优势的机会上的相对平等得到了初步证明。全球化时代,“复合相互依赖”模型的提出更是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说明了在存在多元行为主体的世界中,经济等“低级政治”领域的国际互动越来越重要,军事的作用正在不断地减弱,各种非主权行为主体(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的治理作用日益凸显,世界事务中,更加广泛的参与和协调成为可能。“复合相互依赖”进一步弱化了现实主义权力、等级的话语,彰显了国际民主中平等、协调、参与的重要意义。[2]制度自由主义发现了无政府体系中的“市场失灵”现象,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并非由于现实主义所谓的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计较和对权力的欲望。而国际制度能够帮助国家解决这种由于信息缺失造成的困境,使各国之间互动的交易成本降低,让国际合作成为可能。相互联结的制度网络能够有效地制约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犯规行为”,实际上起到了保障中小国家权利的作用。共和自由主义最直接地探讨了民主问题,民主和平论集中地代表了其理论研究成果。尽管民主和平论着重于讨论国内民主体制与国际和平的问题,但其对民主的信仰、对民主价值的阐释却同样适用于国际领域。民主和平研究存在三个分析层次:单向国家层次(monadic)、双向互动层次(dyadic)和国际体系层次(systemic)。单向国家层次主要研究民主政体是否更具有和平性质;双向互动层次主要专注于文化层面的研究,认为民主国家比专制国家更容易满足现状;国际体系层次的研究是最新的发展,理论逻辑尚不清晰,但全球层次的民主与体系冲突之间的关系是其研究的基本问题。[3]虽然民主和平论是关于民主政体与国际和平之间关系的还原主义研究,但它认为国家内部民主的政治文化、行事原则、思考逻辑会不断地渗透到体系层次中去,并通过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地内化于其中。
另外,自由主义开始逐步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国际机制之所以改变,不是因为国家所宣称的客观利益发生了转移,或是由于权力分配的更动,亦非政府面临的制度化条件发生了改变,而是由于人们利益观念的改变——即由于行为者的学习所造成的。”[4]通过“学习”,国家能够对协调、合作等国际民主价值形成比较明确的认知,营造更加浓厚的国际民主环境。然而,自由主义所说的“学习”只是温特所谓的“简单的因果作用”。要发现国际社会的变化,更全面地看待国际民主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还需要建构主义的帮忙。
二、建构主义逻辑与国际民主
在建构主义的理论中,“观念”具有第一性,这样,“人”的位置就被极大地凸显了出来。在有人生存的世界上,不仅物质层面深深地印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而且整个世界也因人的存在而有“意义”,这并不是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但是,如果形容物质世界是一张“黑白素描画”的话,那么,正是观念、文化为它涂上了“油彩”。在温特的主流建构主义理论中,“国家也是人”,诸个人的共有知识或者说文化再造了国家作为“法人”或“团体自我”的观念,因此,国家某种意义上也带有身份、利益、意图等人的特征。[5]在建构主义的世界中,人和国家不再是主流理论(理性主义主流理论)所描述的物质的傀儡,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物欲“横行”的世界是决定论意义的,而观念的意义是给人们带来了变革的希望。现实主义看不到变化的可能,它认为“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这样,现实主义研究的就不再是真实的“规律”,而是在推导一套“应然”的结论。温特在说明“我们今天认为是国际政治‘常识’的内容”时写道:“某种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是利己的个体,因此国际体系部分地是一个自助体系;但是国家也相互承认主权,所以国家之间是竞争对手,不是敌人,国家有维持现状的趋向,这使他们约束自己的行为,在受到外来威胁时寻求合作,因此体系部分地也是一个助人体系,这与霍布斯面临灭顶之灾式的自助逻辑有着根本不同。”[6]在建构主义论证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国际民主发展的图景,各国从相互厮杀的恐惧中认识到了独立、宽容、合作、互助等国际民主价值的重要性,在不断的交往实践中,民主文化规范能够成为另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随着交往频度的提高、时间的持续,国际民主价值的内化程度也会增加,当越过温特所谓的“倾斜点”时,国际民主文化则会有质的提升,国际民主的价值内涵也会显得更加丰富、具体。
三、英国学派逻辑与国际民主
英国学派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中最具“多元主义”特质的一个流派,在英国学派的理论中,我们能够看到多种思想传统对它的影响。马丁·怀特总结出了国际理论研究的“3R”传统(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他认为单靠三种传统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足以理解国际政治学,只有把这三种都一并用上才足以理解它。[7]英国学派尽力避免在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中间“选边站队”,而是辟出了一条“中间路线”。这并不是说英国学派是各流派之间妥协的产物或是一个不同理论的“大拼盘”,英国学派有其独特的研究视角与领域,它把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看作是一个“社会”,我们从其论述中能够感知英国学派对国际民主价值潜藏的态度。
与英国学派理论内涵的多元性相一致,其在国际民主问题上的态度也同样呈现多元(矛盾或模糊)的特点。英国学派承认国际体系的特点是持续的无政府状态,但它更愿意把国际体系看作是一个无政府社会,其中存在着把各自独立的国家粘合成一个社会的各种共同价值,“秩序”与“正义”就是英国学派较为关注的两个内容。赫德利·布尔认为,“国际秩序就是追求国家社会或国际社会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行为格局”,这些基本目标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限制暴力的使用;条约必须遵守;国家相互承认彼此的主权。[8]他认为国际社会一直存在于现代国际体系中,因为维系秩序的共同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包括:共同利益观、规定行为模式的规则以及使这些规则发挥效力的主权国家。可以看出,英国学派认为国际制度(特别是宏观的宪法性国际制度,如主权制度)、规则、共同利益能够规约国家的行为并使国家尊重彼此的主权权利从而促进合作、达成协调(妥协)、规约战争、维护和平,这是秩序格局的基本要求;国家的独立、自主等建立在秩序格局之上的目标更是体现了国际正义的价值要求。从这方面看国际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规范与英国学派的理论内涵是相融的。然而,英国学派对秩序格局的维护还有另一层理解,即强调大国的责任与战争的作用。在英国学派看来,秩序具有本体论地位,它是国际社会的首要价值,是为实现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服务的,[9]大国之间的均势以及均势政策(包括战争),是国际社会追求秩序目标的重要制度或准制度。这样,小国的主权权利与合法利益荡然无存,强者统治的秩序不是将正义踩在脚下,就是披上了正义的外衣。在这里,英国学派接受了现实主义的逻辑,国际民主更是无从谈起。这与前面分析的英国学派和国际民主的高度相融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体现了英国学派矛盾、模糊的一面。对于秩序与正义关系这个根本问题,英国学派的早期观点相对一致,大致都认为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但秩序在一般情况下或是在与正义相抵触的情况下具有优先价值。然而从文森特开始,英国学派在涉及到人权的国际干涉问题上表现出与自由派国际主义合流的趋势。[10]英国学派的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个人的权利、人际之间的平等具有更基础的意义,世界正义应该优先于国际秩序,[11]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颠覆了学派前辈对秩序与正义的理解。也许在这些新生论家看来,世界主义民主或超主权意义上的国际民主在价值排序上也应该高于国际政治民主,“人权高于主权”代表了这样一种思考。应该说在英国学派内部就秩序与正义的关系并没有达成一致,国际政治学主流学派的国际民主逻辑因此在此问题上引申出来的对国际民主的价值定位也比较暧昧和模糊。
关键词 体育媒体 竞技体育 案例分析
美国娱乐运动节目网:菲尔普斯狂热席卷巴尔的摩。菲尔普斯现在拥有16枚奥运奖牌――其中14枚金牌。他使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过去一周熬夜守在电视机旁,看他打破Mark Spitz保持了36年的一届奥运会7枚金牌的记录。菲尔普斯的家乡巴尔的摩,几乎每个地方,从餐馆到零售商店,当然还有游泳池――人们谈话的主题都是菲尔普斯。一些NBAC(北巴尔的摩水上俱乐部)成员也在今天庆祝菲尔普斯的胜利,有人还在游泳,有的不再从事游泳了。对他们来说,很难想象曾经和他们在一起游泳的菲尔普斯,现在是北京最大的明星。Brooks说:“这是很奇怪的经历。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个经常和我们一起去吃披萨的普通家伙。迈克尔成长一直以Ravens(巴尔的摩足球队)为偶像,现在他是他们的偶像。”虽然媒体报道一直在介绍菲尔普斯有一个怎样的超人身体,适宜游泳的完美结构,当地运动员知道的是菲尔普斯付出了更多来获得成功,而不是遗传基因。事实是,没有任何花招,只有无数的练习。“你看他每天来每天走,确实有许多优秀特质帮助了他,但这是无数刻苦训练的顶点,”Goetsch说。在假期,大多数年轻人盼着礼物,但是NBAC与菲尔普斯和Bowman(菲尔普斯的教练)一起训练的游泳选手盼着开学,因为假期的练习尤其残酷。六年前的一个早上,Bowman让他的游泳选手在两个泳道上游完了10000米,花了两个半小时。对于NBAC的年轻游泳选手来说,观看菲尔普斯对他们自己的游泳是个激励,即使他们没有奥运梦。“我们以他的成就而骄傲,”12岁的Danielle Potis说,三年前她开始游泳,“这使你想要更快。” 星期日美国队以118比107战胜西班牙获得金牌后,LeBron James说:“这很可能是最伟大的奥运比赛之一。”这些金牌带来了太多的满足,美国队的成员们不只是获得了金牌,他们赢得了第一对手。他们没有统治比赛,他们进行了表现。如果他们不是面对这么艰难的决赛,他们的满足感不会那么强烈。“你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团结在一起的团队,面对困难并取得极大成功” Kobe Bryant说。James说:“如果不是由于我们的决心和意志,我们不会回到世界顶端。”如果不是由于西班牙的Ricky Rubio的技术犯规,这个比赛的结果将还是未知的,最后26秒给美国队另外两个任意球。
美国有线新闻网:菲尔普斯冲击奥运历史。星期二早上,美国游泳选手迈克尔.菲尔普斯获得第三枚奥运金牌,也是其职业生涯的第九枚,并打破了自己的200米自由泳世界记录。他在北京奥运会还有另外五个冲金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菲尔普斯更像他一直置身于其中的水:平静、镇定和清澈。只有他冲进水里时才开始兴起波澜。“我想做一些这一运动中其他人没有做到的事”菲尔普斯说。“还要看看历史最终是否选择他,但现在清楚的是他是我们见到的最好的游泳选手,”菲尔普斯的教练Bob Bowman说。Bowman从菲尔普斯11岁时就成为他的教练,“他很活跃并且从不停止活动,第一开始很难约束他,”Bowman说,“最为年轻游泳选手即使他很难控制,但当他比赛时,他很专注。”“我认为有些东西让我很专注”菲尔普斯说,“我总是梦想着成为奥运选手、成为世界记录保持者、成为职业运动员、成为金牌获得者,我知道我得专注于那些金牌并获得它们。”这一专注来自年复一年游泳池里的训练。每次训练他游将近四英里,并经常一天训练两次。就是这种强度训练占用了菲尔普斯童年的很多时间。“我想他错过了一些常规的事情,但我不认为他错过了任何事” Bowman说,“他会告诉你他得到的比他失去的好得多。”菲尔普斯同意,“我不会交换参加奥运会站在领奖台的机会,或者成为职业选手周游世界的机会。我永远也不会交换”他说。菲尔普斯找到了冲击奥运历史的时刻。游泳比赛在北京水立方结束了,但是迈克尔.菲尔普斯在这项运动中的偶像地位刚刚开始。菲尔普斯可能得到了全球体育迷梦想中的金牌,但他对于这项运动还有更大的计划。在赛后的一个采访中,菲尔普斯对ESPN说:“我希望改变游泳这项运动。我敬仰乔丹以及他为篮球运动所做的,并最终改变了篮球。游泳这项运动在很多方面改变了我的生活,我只是希望其他人也能成为其中一部分。”当菲尔普斯惊险的赢得100米蝶泳比赛后,他的队友Ian Crocker对他说:“你一定有天使之类的保佑”,菲尔普斯对ESPN说:“是的,有幸运的成分。每一件事对我来说都非常完美。”这个23岁的男孩来自巴尔的摩,经常被比作高尔夫大师泰戈.伍兹,就像伍兹一样,菲尔普斯拥有游泳史上别人没有的技艺,人们想要成为他,运动科学家想要研究他,而且他不喜欢失败。“对我来说,当我观看其他比赛,当我看泰戈、当我看费德勒,最好的运动员能在任何环境下竞赛。无论是什么情况,无论是什么压力,你总能克服前进路上的任何情况。乔丹生病时仍然得了60分,”菲尔普斯说。当被问及获得八枚金牌的可能性,以及他是否身体上可行时,菲尔普斯回答:“在我的梦想里,我一直想得到它。”
参考文献:
[1]黄璐.大型运动会真的太多了?[J].体育学刊,2012,19(1):7-9.
[2]黄璐.体育政治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当下维度[J].新闻界,2011,(2):11-13.
[3]黄璐.国际舆论导向下的中国唯金牌论[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9,24(4):341-344.
[4]黄璐.媒体政治建构奥运神话的宏观作用机制[J].体育科研,2010,(6):78-82.
[5]黄璐.体育政治传播学案例分析[J].新闻知识,2011,(11):41-42.
【关键词】迪士尼乐园 市场营销 政治障碍
一、文化障碍及克服
文化风险是跨国企业在跨国经营的过程中面临的一项相对较“软”的风险。它包含两种含义,一是这种风险不似政治风险一般,拥有诸如强制没收一样强劲的威力;二是这种风险有时对于刺激反应较慢,对于在此方面犯错的企业,改正的时间成本较大,因此更需要企业从始至终保持警惕。本案例中,根据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差异理论,在西方世界里,美法两国差异相对较大。因此更需要着重考虑以下问题。
(一)应当事前考虑的因素及防范措施。
1.产品形象的可接受性
由于历史(法国历史上帮助美国建国)和现实(现时国家地位)的原因,美国和法国都认为自己处于文化上的强势地位。这时,如果美方将自己的产品(或服务)不加改变的的强置于法国,就如同强行喂药的医生,不会被患者接受。
2.消费方式的差别
由案例所言,美国人习惯在乐园中消费多日而欧洲人多习惯一日游。
3.劳工状况
我认为,迪士尼公司大可以通过事前的准备进行化解以上因素。
首先,迪士尼可以通过一些类似“选秀”的方式试探法国人对于乐园的热情,扭转法国人对美国文化的轻视。奥运会的申办,可以被认为是可行的先例。凭借这个方式,迪士尼可以通过多个城市、国家的角逐,与各国人民的反应,判断出最佳的投资地点。
其次,如果迪斯尼确定把法国作为投资目的地,则应根据市场调查的方法,判断至少以下几个情况:1)目标客户的消费习惯(防止出现对周一消费者人数少的误判和对消费者多一日游的误判);2)当地劳动力情况(熟悉当地相关法律及工会状况和潜在员工的工作习惯,防止员工对原先组织设计的不适应)。
第三,根据以上步骤得出的结论修改计划,包括乐园的硬件设施、产品的提供以及对经典组织结构的变化方面。具体而言,迪士尼乐园可以将乐园的功能按照欧洲旅客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并将乐园分成数期建设或者开放(这与我国改革时“先试点后普及”是一个道理)。同时,在中高层管理人员中更多的吸收法方人员而不仅仅在底层招募法方员工。
(二)事中应考虑的问题。
1.文化协调
我认为,尽管迪士尼公司事先能够做一个更加详尽、谨慎的调查,小的问题依然不可避免。这时,应该充分发挥公司中的法方人员的作用,使得欧洲人的意见得以表达,也使得乐园的细节得到改善。我在网上看到了一片在案例截止的2004年以后的新闻,里面讲乐园方根据法国人的审美,给唐老鸭等卡通文物戴上了三角帽,穿上了法国传统衣服,这可以被看作是迪士尼“接地气”的一个表现。如果这样的改进能够在被批评后更快的做出,我想迪士尼应该会处在一个更加有利的位置上。
2.突发的文化公关
如材料所示,法国农民将拖拉机开到迪士尼乐园示威是因为美国对法国提出了关于农业的不合理要求。虽然迪士尼在此事件中并无过错,但乐园方显然也因此吃了大亏。我认为,在这就是由于迪士尼危机公关准备不足的原因了。
二、政治障碍及克服
与文化障碍相比,政治障碍就相对较“硬”了。这主要体现在相比于一家公司的力量,政治变动的威力实在是过于巨大。
因此,“定性”的判断十分重要。在案例中,迪士尼乐园选择了法国这个政治相对稳定的法制社会,在大的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的。
然而,在细节处理上,迪士尼还可以做的更好。例如,迪士尼可以通过分期建设的方法,拉长工期,从而防止法国政府改变态度。
另外,针对迪士尼被法国农民误伤的情况,迪士尼应该吸取教训,更多的使迪士尼本土化,在控股比例、管理层构成与企业形象上更多的吸收欧陆因素,以此增加法国以及整个欧洲的人民对于“欧洲的迪士尼”认同。
参考文献:
[1]曹艺凡,童锋.文化冲突背景下跨国传媒公司文化整合的路径——以迪士尼公司为例[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1,(10).
[2]刘杨.迪士尼乐园跨文化企业管理探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01).
[3]张秋艳. 从迪士尼乐园看香港与巴黎的文化距离——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出路[J].天府新论,2009,(S1).
[4]肖树青.迪士尼乐园经营现状的文化解读[J].商业时代,2010,(32).
(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高等教育国际化”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研究视野。在梳理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了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并归纳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关键词 :高等教育国际化;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4.034
伴随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文化多样化趋势的不断增强,世界呈现出全方位的密切沟通和相互影响,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这种沟通和影响下的必然产物,高校肩负起文化传承创新的新使命,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1 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
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并没有“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192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简称IAIE)在英国伦敦成立,其后协会着手创办了《Intercultural Education》杂志,专门探讨“跨文化教育”的问题。国外学者们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
(1)对跨文化教育必要性的论证。德国的克里斯托弗·乌尔夫(2010)教授曾指出:“对未来的人类而言,有必要在教育体系中引入以和平与社会公正为导向、旨在可持续性的跨文化教育视角”。
(2)对指导跨文化教育实践理论流派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理论流派有:①“文化变迁论”,指出“文化接触的作用和影响具有双向性”;②“文化同化论”,以1964年高顿的“ 同化七阶段说”、70年代美国社会学者葛瑞利的“同化六阶段说”最为著名;③“文化融合论”(20世纪初),主张“在互相吸收其他民族包括主流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部分地放弃或修正本民族的文化,将各民族的文化融合起来,从而共同创造一种综合的、新的第三种文化”;④“跨文化适应论”,即从个体的角度研究在对异文化适应中的心理反应和变化过程;⑤“跨文化交流论”,提出了文化交流的三种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不发达民族向发达民族学习,第二种是将自己的民族文化移植和普及到其他民族中,第三种是平等看待民族文化异同并能相互理解;⑥“多元文化论”(1915),主张尊重各阶层、各民族的文化,实现社会的多样一体。
(3)对跨文化教育在各国的实践现状研究。Slgrid Luchtenberg,Philip Hermans,Nektaria Paleologou, Mikael Luciak和Gabriele Khan-Svik,Rosa Maria Rodríguez Izquierdo、Abdeljalil Akkari分别研究了跨文化教育在德国、荷兰、希腊、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跨文化教育的建议。
1.2 国内研究现状
田雨、张荣华在论文中明确出现了“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提法。国内对“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探讨大部分都融入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中,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跨文化境遇”研究。这部分研究着眼于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将视野集中在多元文化背景给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带来的巨大影响。较具代表性的有:方国才;马进甫;许国彬等;马艳妮;李辽宁;邹磊磊等。第二类是对跨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研究。如:付用兰;林青;张荣华等。第三类是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跨文化教育实践的对策研究。如:李炳元提出,要“通过跨文化选择、协调、化解冲突和融合,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第四类是对国外跨文化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与借鉴研究。如:黄志成;陈正、钱春春;赵萱;彭静敏;徐斌艳等。
总的来说,“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研究相对不足。一是研究的系统性不强。分析跨文化教育的意义、目标、原则的论文较多,而系统地从实践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二是研究的深度不够。研究多停留在经验层面,尤其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跨文化教育研究多聚焦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层面,对于如何解决好大学生在文化碰撞、选择、融合中的思想深层问题少有涉及。三是研究的时代性不突出。从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去研究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问题的很少。
2 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特点
2.1 主动性与互动性统一
与“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经常相提并论的一个概念是“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家逐渐认识到两者的本质区别。多元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张非主流文化能被主流文化被动接纳,而高等教育国际化视角下的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提倡的是主动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是促进各种文化在社会中平等交融的一种动态过程,即在教育中主动关注不同文化的差异,研究不同文化对学生的影响,使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能够相互理解、共同学习;是通过教育活动在不同文化团体之间发展一种能够平等共处的生存方式。
2.2 民族性与融合性并存
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是引导大学生主动接受并理解文化差异,这要求教育过程既要强调民族性,又要兼顾融合性,也就是说我国的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要在保留中华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教育环境,发展新的教育途径来培养大学生的个性和品质。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带来的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人才流动性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我国很多优秀学生留学海外,给他国的民族文化注入了新鲜元素,同时,国外优秀人才也不断涌入中国,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2.3 主导性与自构性结合
一方面,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实施者应是学校。学校教育对推动社会先进文化发展贡献巨大,学校通过教学与实践,不仅教会学生了解自身文化,还教会他们了解他人以及世界的文化与历史,增强对社会的包容力。以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依然应该成为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另一方面,“每一代人对自己的文化都有一个重新发现和理解的过程,每一代人不仅学习自己的文化而且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开展大学生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落脚点正是大学生自我价值的构建,其核心是发挥学生对自身文化系统的调适功能,建立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同感、自信心和自觉性。
综上所述,充分了解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现状,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视角把握跨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才能更好地应对思想政治教育中文化价值观的碰撞与交融,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提升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
参考文献
1 克里斯托弗·乌尔夫.作为跨文化教育的教育:一场全球变革[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0(4)
2 王军.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综述[J].民族教育研究,1999(3)
3 李炳元.论跨文化教育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运用[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11)
4 简·奈特.刘东风,陈巧云译.激流中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 黄志成,魏晓明.跨文化教育——国际教育新思潮[J].全球教育展望,2007(11)
[关键词] 纺织品 国际竞争力
一、中国纺织品出口回顾
入世以来,中国纺织品出口额从2001年的168亿美元上升到了2006年的487亿美元。5年间, 纺织品出口额平均增速达到22.33%,远高于世界纺织品出口平均增速8.32%,世界市场占有率从2001年的11.4%增至2006年的22.3%,显示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但出口增速自2003年以来逐年回落,表明中国纺织品国际竞争潜力有下降趋势。
二、中国纺织品国际竞争力同主要纺织品出口发展中国家的比较
1.国际市场占有率比较
2004年至2006年,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四国占据国际纺织品市场前四席。比较来看,中国占据绝对优势,2006年国际市场占有率达22.3%,远高于印度的4.2%、巴基斯坦的3.4%和土耳其的3.47%。2004至2006年,中国纺织品国际市场占有率平均增速为13.9%,印度为2.65%,巴基斯坦为5%,土耳其为2.7%,中国占有比较明显的领先优势。
2.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比较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反应一国某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出口比较优势高低的重要指标,本文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的2004至2006世界贸易数据,分别计算了中、印、巴、土四国2004年至2006年RCA指标的变化。结果显示,中国RCA指数最低,纺织品出口比较优势略弱,原因是中国纺织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较小,相对于其他出口商品而言,纺织品出口比较优势较弱。巴基斯坦出口商品结构单一,纺织品出口占总出口的50%以上,所以RCA指数偏高(见表1)。
注:根据世贸组织 WORLD TRADE STATISTICS整理计算得出。
3.贸易竞争力指数(TCI)比较
贸易竞争力指数是一国某类商品的贸易差额与该国该类商品的贸易总额之比,反应该类商品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本文计算了2004至2006年中、印、巴、土四国的纺织品TCI。结果显示,巴基斯坦TCI最高,印度次之,原因是印、巴两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高,且两国国内资源丰富,对进口原料依赖小。中国TCI高于土耳其,由于中国国内纺织品原料工业较为发达,对进口的依赖小于土耳其(见表2)。
注:同表1。
4.出口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Index)比较
出口相似度指数可以衡量各国某类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程度,计算公式为:
SP(ij,w)=[∑Min(XKiw/Xiw),(Xkjw/Xjw)]×100
式中,Sp(ij,w)表示i国和j国出口到市场w的产品相似度指数,X表示出口,k表示产品。SP(ij,w)的取值范围为0~100,该指数越大,表明两国出口产品的竞争程度也就越激烈。
本文根据SITC编码中纺织品大类号65,将上式中的k取为SITC三位数编码,分别计算了2005年和2006年,中印、中巴和中土之间的出口相似度指数,结果表明中国和土耳其的出口相似度指数最高,并有进一步收敛的趋势,反应两国纺织品出口工业结构趋同,竞争日趋激烈;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出口相似度指数相对较低,特别是和印度的出口相似度指数呈现发散趋势,反应两国纺织品出口竞争结构开始优化(见表3)。
注:同表1。
三、中国纺织品竞争力提升须面对的问题及对策
1.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下降
根据美国WERNER国际纺织权威统计所报告,2007年,中国沿海地区纺织品劳动力价格为0.85美元/小时,内陆地区为0.55美元/小时,中国仍然具有极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相比,由于中国长期高强度使用廉价劳动力,劳动力供应相对减少,劳动力边际成本持续上升,劳动力成本已处于劣势,纺织品国际竞争力拓展空间开始受到限制。充分发挥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对策是逐步将劳动力密集型的纺织品工业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渐次向内地转移,充分利用内陆成本低廉的优势,减轻和延缓纺织品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
2.原材料进口依赖性强
中国是纺织品原材料生产大国,但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22%,可耕地面积仅占世界可耕地面积的7%,纺织天然原料存在资源供给瓶颈。同时,中国纺织品加工能力庞大,纺织原料纤维存在较大缺口,每年须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棉花和化纤原料。
相比之下,印度为棉花的净出口国,巴基斯坦净进口金额较低、中国和土耳其均为棉花的净进口国,但中国棉花进口金额远高于土耳其。由于近年来国际市场棉花价格和石油价格上涨明显,中国纺织品生产面临很大的原料成本压力。长远看,要有效地解决纺织品原材料供应的压力,必须依赖降低纺织品产量,通过“减量增价”从内涵上提升中国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
3.外部需求环境日益复杂
2006年开始,受能源价格上涨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疲弱的影响,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纺织品进口增速呈回落趋势,对中国纺织品出口造成负面影响。另外,随着中欧、中美纺织品协议2007年和2008年的相继到期,中国纺织品贸易将面临新的挑战,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贸易摩擦发生的可能性增加。
为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世界经济衰退,避开贸易摩擦和新贸易壁垒,纺织品出口企业应积极配合政府开展政治和技术交流,加强与进口商交流协作,共同应对国外贸易壁垒,同时应督促企业诚信经营,不从事非法出口或转动,减少贸易摩擦。同时,纺织品出口企业应积极开拓纺织品进口核心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降低出口市场的集中度,优化出口市场结构,分散市场风险。
4.人民币升值削减纺织品出口竞争力
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20%左右,给中国纺织品出口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成本压力。由于我国纺织品出口增长主要依赖生产要素低价供给基础上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导致低端产能偏大,附加值低,企业利润长期在3%~5%之间,难以适应汇率变化带来的巨大风险。
短期看,纺织品出口企业应通过缩短结汇周期、优化结算货币和开拓新兴市场来回避汇率风险;长期看,为扭转人民币升值给企业带来的经营压力,中国纺织品出口业必须淘汰落后产能,加大研发投入,通过提升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来降低成本,通过优化和提高纺织品出口商品结构来提高纺织品出口档次和价格,才能正真提升中国纺织品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参考文献:
[1]余文娟 李晓钟:中国与印度纺织品出口竞争力比较[J].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1)
[2]谷 任 吴海斌:汇率变动、市场份额与中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力[J].世界经济,2007,(3)
纵观中国房价国情,高房价的问题已经日趋在几乎每个人心中留下了根深蒂固地观念。针对于此现状,不少猜疑接踵而至,但是,不管原因如何,归根结底,政府应该为此买单。诸如,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的腐败不作为;从房产商层面来说,无疑是房产商老总的巧取豪夺;从国际层面来看,国外人士利用在中国发行外汇、股票等一系列衍生产品,借机寻找盈利机会;看似除了政府监管这一层面之外,还有别的其他原因,仔细分析,政府层面的责任不得不说是最主要的,同时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我们的政府在房地产价格的涨幅问题上究竟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或许,我们每位国人都应该熟知,政府利用一些宏观调控的手段,比如说,严格控制有关部门针对于房产商需要的土地这一固定资本,也可以施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有效地使银行的贷款利率降低,使得房产商的投资成本下降,从而起到房价有所缓和的状态。当然,以上的分析,只是一些\显的知识概述。本文主要是要从政治经济学这一角度,来对房价持续走高的问题进行剖析。
中国房价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
作为既是商品,又是生活必需品的住房,当前过高的房价问题,所带来的弊端也是日益加大的。这种现象,带有严重不健康的经济运行态势,而且还会使得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拉大,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导致国家社会发展不安定、不和谐。那么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中国房价的一直上涨问题,究竟有什么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呢,本文将针对此展开相关的论述。
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学,它主要是站在阶级的角度研究经济发展的脉络。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理论分为三大部分,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与高价房产紧密联系的,利润率、地租理论以及其他相关理论都在政治经济学当中有所体现。
房地产企业既然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那么不得不考虑的就是企业的成本,其中包括有成本价格理论、地租理论、以及利润率理论。通过分析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房价问题。从成本理论来看,在房地产构建中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折旧以及土地成本这些均作为不变资本,成为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然,除了不变资本,还有流动资本,包括沙土、钢筋等。因为当前煤、电、油等能源价格的提升,相继带来的连锁反应,使得原材料价格、运输成本的增加进而带来的建筑材料价格的提升。属于固定资产范畴的建筑设备折旧,在房地产价格中所占的比重不高甚至是下降。这个趋势,同样适用于前面所讲到的建筑材料这一成本所表现出来的趋势,随着中国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建筑材料成本依然是下滑趋势,印证了马克思曾说的:“随着劳动力水平的上升,带来的是与之相关的生产部门产品的价值降低,进而,生产费用减少。”但是,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建筑材料、建筑设备折旧都不是中国房价上涨的原因。
此外,成本学说还体现在可变资本中。房地产的价值是由建筑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期间,众所周知,我们国家为人口大国,所以不缺乏的就是我国的劳动力。现阶段,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农村地区,还留有大量的农民(作为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看似没有直接在房产生产资料上做贡献的,其实这部分人也在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建筑工人的劳动、设计人员的劳动,根据当前现实情况的分析,两者所占的比例在房地产价格中只降不升,在总体房价价格比重中几乎是不受影响的。所以由此可以得出,可变资本中的建筑劳动和设计人员的生产劳动也不是构成我国房价上涨的本质原因。
对于地租理论,土地成本费用要和建筑物机器折旧费连在一起进行计算考量的。而非是计算入无形资产,这样会破坏产权人在土地试用到期之日的重新购置。在中国,国家的土地所有者是国家。土地使用权出让的定义为:房产商以一定的资金形式向土地的所有者一一国家,交付一定的租金,来获取土地的使用权。并且土地使用权在房地产生产中被一次性使用完,所以也是一种固定资本的表现形式。然而,土地所在的城市、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用途等方方面面的条件决定了土地的地价款。换句话来理解,即为在不考虑房屋本身构造的前提下,土地价格的高低与所处位置的是否发达程度以及距离市中心的远近程度呈正相关的。由此,我们可以考虑到政治经济学中提到的级差地租这一概念,涉及与此的有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这一概念的涵义就说到了它是针对于绝对地租而言的一种相对概念。其中,中优等地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和劣等地农产品的社会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了超额利润。
从利润率角度来看,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利润率是资本主义企业,或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投资项目的相对收益。这一概念正是体现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利润率公式。利润率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利润水平的相对指标。研究分析利润率这一概念,对于明确企业的收支状况以及企业间的横向比较都具有不可多得的作用。回到房地产问题而言,作为一项特殊的商品,房产,开发商在投资房产时候,要求企业有更高的利润率。显然,利润率成为房产商衡量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之一,本身房产商有着房价的价格权,当风险来袭,那么,自然而然房产商对于利润率的要求程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
一般来说,房产商销售土地到下次再次进行土地购买生产都需要四至五年的周期。对此,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的是,任何企业只要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都是具备一定风险的,但是房产商往往每次都能顺利度过难关。其实,这正是周期的秘密。蕴含了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也是房产商进行投资的一系列周期与房产商实际运营操作之间的关系。
中国房价引发的相关问题
列宁说:“奴隶就是劳动工人把劳动果实交给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本身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充分说明了经济基础的重要意义,那么,经济无论对于国家而言,还是对于我们居民个人而言,都是必不可获缺的物质保障。此外,经济给国家、个人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如何协调政治与经济两者之间的关系,历来都是各个民族演进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
国家政治保护制度和官僚集团进一步瓜分人民财产利益的再分配政策,国家的这种强盗行为若换成私人,则称为“偷盗”,是违法乱纪的行为,要受法律处置的;人民被政府所管辖,我国政府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高房价还需要政府这个强有力的主体及时进行调控、管辖,否则不仅对国家经济发展还是人民带去的只能是愈演愈烈的灾难。
【关键词】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特征
一、我国国际收支的发展现状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3年3月末中国的国际收支为顺差,其顺差额度达到了1570亿美元,比2012年全年的国际收支顺差额减少211亿美元,由于2013年的国际收支顺差额仅为第一度的数据,因此目前还很难得出2013年全年国际收支的规模究竟如何,但就2013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规模有了增加的迹象,2005年以来,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额出现了逐年增长的趋势,由2005年的2274亿美元迅速增加到了2010年的5250亿美元,从2011年起,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有所减少,但是其规模依然保持在4000亿美元,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出现了急剧减少的情况,由2011年的4015亿美元,急剧减少到了1781亿美元,2012年比2011年减少了2234亿美元(详情见表1),那么,我国国际收支顺差规模的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国际收支中的哪一个项目的巨大变化引起了其巨大的变化呢?通过我国的国际收支结构变化加以诠释。
二、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分析
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达到了1570亿美元,其中有35.16%是依靠经常项目的顺差来实现的(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为552亿美元),64.84%是依靠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来实现的(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的资本与金额项目顺差为1018亿美元),纵观我国历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实现的途径,我们发现2006年至2008年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主要依靠的是经常项目的顺差来实现的,这三年中,经常项目对国际收支的贡献都在80%以上,2005年、2009年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旗鼓相当,经常项目占比多于资本与金融项目10个百分点左右,2010年、2011年和2013年资本与金融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远高于经常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资本与金融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率较经常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高出30个百分点,但是2012年却发生了自2005年以来的首次逆转,2012年全年的国际收支顺差均由经常项目实现,经常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高达109.43%,资本与金融项目却呈现为逆差168亿美元,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为负的9.43%(详情见表2),这样的国际收支结构在2013年的第一季度又一次的被改变,继续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的局面,而且是经常项目顺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小于资本与金融项目对国际收支顺差的贡献,这样的国际收支顺差的结构令人担忧。
从理论上来说,一国的国际收支应该表现为均衡,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国际收支总是以失衡而告终,但是各个国家都追求均衡的国际收支,为此,采取结构失衡但是总量均衡的措施,实现的途径大体有两种最优的选择,一种是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的搭配,一种是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搭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都希望通过出口创汇,因此较多选择第一种即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逆差的搭配,而发达国家出于充分占有有限资源的考虑往往选择第二种搭配即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搭配,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规模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其结构依然不是最优的搭配,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
三、我国国际收支特征分析
我国国际收支最明显的特征是国际收支中的两大项目――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共同实现双顺差,这样的局面仅在2012年有所改变,但是在2013年的第一季度又重新回到了长期以来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局面,最为关键的是,2013年一季度,我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552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659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273亿美元,收益顺差185亿美元,经常转移逆差20亿美元)、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高达1018亿美元(含错误与遗漏),然而直接投资的规模仅为294亿美元,由此推算,在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1018亿美元中绝大部分的资本流入是依靠非直接投资引起的,要么是证券投资,要么是其他投资,要么是错误与遗漏,这三部分的规模就达到了724亿美元(由于国家外汇管理局没有公布更加详细的子项目数据,因此无法准确罗列具体子项目的数据),无论如何,国外资本以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和错误与遗漏的方式流入我国的这724亿美元的资本相对直接投资都具有极不稳定的特点,其中证券投资和错误与遗漏中的国际游资随时等候市场动荡以获取高额利润,这部分资本是具有很大风险的,因此,2013年第一季度的国际收支结构不是非常健康的,应当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以免出现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的发生。
纵观历次全球或区域性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都首先起因于国际游资的炒作与袭击,被袭击国家的国际收支结构往往是经常项目顺差减少甚至出现逆差,而资本与金融项目呈现大量顺差,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入的规模很大,这些资本往往聚集在被袭击国家的股票市场或房地产市场,国际游资的大量聚集推高了被袭击国家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形成巨大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泡沫,巨大的泡沫形成后,国际投机家伺机袭击,大量卖出被袭击国家的股票和房地产,短期内形成了巨大资本迅速撤离被袭击国家的局面,带来的是被袭击国家的股市大跌、房价大跌,经济衰退、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一些列经济、金融危机。
四、完善我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对策建议
作为发展中国家理想的选择当然是经常项目保持顺差以获取有限的外汇资源,那么,经常项目的顺差只有依靠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逆差加以弥补和平衡,因此,我国应该继续保持2013年第一季度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中的结构即坚持出口大于进口,或者在增加出口的同时,加大进口能源、贵金属及资源性产品,化解贸易货物过度顺差所造成的贸易摩擦,充分利用外汇资源,减少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资本与金融项目中应该加大中国对外投资的力度,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鼓励居民个人海外投资,让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规模减少,特别是要减少海外投资者在中国的证券投资、房地产投资的规模,以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爆发。
与此同时,我国应当特别重视对外投资的发展与管理,主动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加快集团化、国际化的进程,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和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竞争力。我国一些条件成熟的金融机构也应当在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要求的前提下,顺应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和证券市场国际化趋势,逐步发展海外金融机构,开拓海外金融证券业务,积极尝试与国际著名金融投资机构合资共同发展海外金融证券业务,为我国的企业和个人到海外投资提供优质的服务,让我们的投资者投资有收益而不是承担巨大的投资风险,金融机构加大海外投资的技术水平,帮助我国的企业和个人合理的规避金融投资、企业投资的国际金融风险,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有更多的企业、个人愿意加大对海外投资的规模,真真实现我们的资本“走出去”有收益、无风险的最佳投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鼓励资本流出,使我国经济在融入全球化进程中保持均衡发展,实现国际收支结构的优化与改善。
参考文献:
[1]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2]高士亮.对我国国际收支失衡于政策调节的探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3).
[3]郑宝银.国际收支双顺差下的经济政策选择与调整[J].国际贸易问题,2006(12).
[4]舒芳.论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影响极其对策[J].中国商界,2009(7).
[5]孟亮.论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之根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8(4).
[6]张瑞凤,李玲.权必须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现状和对策[J].湖南农机,2007(11).
[关键词] 急腹症;急诊科;分诊
急腹症主要是指临床上常见的以急性腹痛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疾病,其发病原因主要为患者腹腔内脏器出现器质性病变和功能失调,或者患者腹腔临近器官、全身性疾病所引起的患者腹腔器官的疾病。具有发病及。病情严重和复杂的特点,需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急诊科分诊治疗可将急腹症患者进行分诊治疗,保证治疗的效果。本研究选择我院近年来急腹症分诊治疗的病例进行研究,现分析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研究选择2008年7月到2011年6月在我院急诊科进行治疗的急腹症患者1658例患者进行研究,按照治疗类型分为内科和外科患者,其中内科患者为675例,包括的疾病类型主要为急性胃炎、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肠炎、泌尿系统疾病和急性肠炎等,外科疾病患者为983例,主要包括疾病类型胆结石、急性阑尾炎、胆囊炎、急性腹膜炎、急性肠梗阻、泌尿系统结石和胃穿孔等。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愿意参加本研究。
1.2急诊分诊方法本研究急诊分诊方法主要参考国外学者的SOAP进行分诊和治疗。主要通过医生及护士进行疾病情况询问,包括患者起病原因、临床表现、年龄、体征、体征和严重程度。其中S为患者主诉症状,主要为医务人员收集通过患者主诉的所有临床资料;O为观察,即为医务人员通过观察了解患者的实际病情;A为评估,为医务人员通过了解患者病情的基础上做出的对患者疾病类型和严重程度的评估;P为医生通过自身对患者的评估后采取的专家分诊等分诊情况。
2结果
对研究涉及1658例患者中,外科患者为983例,占59.29%,内科患者为675例,占40.71%,外科患者分诊正确例数为915例,占93.08%,内科分诊正确患者为632例,占93.63%,分诊正确患者均经临床B超和X线检查和确诊,所有患者均进行有针对性治疗疗效明显,见表1。
表1研究人群急腹症急诊分诊治疗效果分析[n(%)]
3讨论
在急诊科对急腹症进行预诊和分诊是一个紧张而复杂过程,需要医务人员在短时间内进行正确的初步诊断,为急腹症的临床治疗提供保障[1]。因而对于急腹症分诊治疗需要医务人员有着较高的医疗水平,不仅需要扎实的医疗技术和知识,而且需要在短时间内对患者病情进行诊断和分诊,需要医务人员具备一看、二问和三查的技能。首先对患者疾病病情进行仔细的观察,尤其是患者意识不清楚、紧张和严重疾病的患者,不能够进行有效的交流时需要医务人员通过仔细的对患者疾病进行初步的判断,针对患者常见的面色苍白、皮肤潮湿、脉搏微弱和面色苍白等临床表现可进行针对治疗,观察患者特有的姿势、精神状况和卧床对患者疾病进行预诊,为正确分诊提供奠定基础。其次需要医务人员通过简短、重点的询问,了解患者的疾病史和现病史,了解患者发病前后的主要临床表现,对患者疾病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进行了解,对患者的疾病类型,如疼痛了性、疼痛时间和恶心呕吐情况有初步的了解。针对部分患者出现的腹部疼痛明显而疼痛部位多变的情况,急诊科医务人员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2]。最后急诊科医务人员应充分利用临床检查对患者的病情加深了解,通过血压、脉搏、呼吸和体温对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判定。应加强血常规、尿常规和生化检测在预诊中的重要性,了解疾病的诊断标准,例如通过血常规检查可有效的了解患者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的情况,进而了解患者是否出现感染。通过尿常规检查可了解患者血尿。尿蛋白等情况。为临床初步对患者疾病类型判定奠定基础,为以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提供保证[3-4]。本研究采取科学方法进行急诊科分诊治疗,研究显示内科及外科均分诊正确率较高,应加强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王丽萍.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急诊救治水平[J].中国急救医学,2001,8(2):122
[2]王丽华.现代急诊护理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94:132-133
在当前国内外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如何继续有效地运用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调控手段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其中宏观税负水平的合理确定则是关系到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运用的重要环节。在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的适度合理标准时,不仅要考虑到国际经济因素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应对当前世界新一轮减税浪潮所引发的国际税收竞争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我国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结合轨迹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
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收入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论文关键词:纺织品,竞争力
纺织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美欧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技术壁垒阻挠纺织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严重阻碍了我国纺织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正常发挥。面对新的国际竞争形势,必须认真分析我国纺织业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重新评价我国纺织产业在世界纺织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作用,积极探寻提升我国纺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佳路径。
1.国际竞争力含义与SWOT分析法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各国的竞争力相比较,其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世界各国对国际竞争力比较接受的权威解释是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对其的界定:“国际竞争力是一国或一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按宏微观层次的不同,国际竞争力又可分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运用SWOT法进行选择分析,就是将各种主要内部优势因素(Strengths),弱点因素(Weaknesses)、机会因素(Opportunities)和威胁因素(Threats),通过调查罗列出来,并依照一定的次序排列起来,然后运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运用这种方法,有利于人们对组织所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准确地研究,有助于人们制定发展战略和计划,以及与之相应的发展计划或对策。
2.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力分析
2.1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优势分析
中国纺织行业在国际市场上有着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按照波特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我国纺织行业。要素条件: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丰富而又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使我国的纺织行业通过低价竞争占领市场。需求因素:巨大的国际市场需求。纺织品属于日用消费品,全世界对于该类产品的需求量很大。相关产业:丰富的原材料资源。我国是个农业大国,棉花等纺织品的重要原料的生产都居世界前列。产业结构、战略结构和竞争:我国的纺织品出口企业大多采取低价竞争的策略。所以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具有相当的竞争能力,可以大规模占领市场。
2.2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劣势分析
中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劣势包括国际市场的占有率、竞争力系统、产品附加值、品牌、劳动力成本、企业规模、人才、科研、营销方面等几个方面。
(1)竞争力系数:由于中国入世,使纺织品进口限制措施大幅度降低,进口的迅猛增加不可避免,中国的竞争力系数也将有所下降,削弱了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国际竞争力。(2)国际市场占有率:随着配额的逐步取消,原先配额保护下的中国纺织品出口并不一定在竞争中取得较大优势,也并不一定能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因而使此项国际竞争力优势可能有所下降。(3)劳动力成本:近来明显的趋势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与周边纺织品出口国家及各发展中出口国劳动力成本增长不快的情况相比,中国在此方面的优势不再明显。(4)品牌:与世界名牌相比,中国缺乏名牌、出口档次低、创汇效益差的劣势显露无疑。(5)产品附加值:中国纺织品历来是以低价出口占据国际市场的,虽然出口量很大,但产品的附加值明显较低。(6)人才、技术、科研、营销:中国在生产人才、营销人才和技术人才方面显然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抗衡,在科研方面的投入和营销的渠道方面更是相差千里,使中国在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上劣势明显,后劲疲乏。(7)企业规模: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己经有一大批规模巨大、实力雄厚、具有很强竞争力的超大型纺织品跨国公司,形成国际市场上一种垄断力量。中国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小。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8)我国纺织企业核心优势的建立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2.3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力机会因素分析
(1)贸易自由化方面:废除《多种纤维协定》的有效执行和纺织品配额的全面取消,使得我国“长期受配额影响最大的国家”地位有了实质性改变。(2)国际合作方面:在劳动力资本负担不断上升的压力下,国外纺织企业纷纷到我国投资设厂,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客观上推动了我国纺织产业的发展;近年来,我国纺织企业面临较大的劳动力成本压力,加之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很多企业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投资环境相对较好的国家,如柬埔寨、越南、土耳其等进行直接投资设厂。
2.4我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力威胁因素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随着纺织业内部技术革命的发展,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基础上的我国纺织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面临重重威胁。(1)成本上升:随着国内工资水平的上升以及国际劳工标准的使用,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逐渐被淡化。(2)竞争者崛起:根据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我国现有优势仍属于低层次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来源于特殊的资源优势(较低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竞争者使用较低的成本也能够取得的生产技术和方法、发展规模经济等方面。(3)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制约:我国在“市场经济地位”上受到不公平待遇,纺织业仍将面临来自在发达国家各种非关税壁垒、反倾销和区域性贸易联盟体制等多种贸易保护手段。(4)产业结构升级受阻:生产过剩也易激化自相残杀的价格战,加速进口国向我国实施反倾销和保障措施。全球纺织品贸易摩擦仍是世界纺织业的焦点,但已趋向开放的全球市场也势必吸引更多的中国纺织企业加强发展步伐,提高产品质量和提升产品附加值以抢占更大的国际市场。
3.提升我国纺织品出口国际竞争力的建议
在全球资源组合的大环境下,提高产业自身的国际竞争力是产业全球化战略的根基。对于纺织业的发展,国家应逐步实现由贸易发展导向到国际竞争力导向的战略转变。
3.1产业集聚战略:我国纺织企业的规模普遍偏小、布局分散,不利于发挥整体优势。为了使我国尽快实现从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转化,就必须大力发展产业集聚。因此,资源要素的集中或集聚是发展我国纺织产业的一条有效途径,有利于纺织产业做大做强。
3.2集团化战略:纺织企业在必要时刻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通过股份制改造,实行资产重组,形成企业集团,获得规模经济优势,使其真正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力量。
3.3市场导向和市场选择战略:世界纺织贸易已形成三大消费市场和三大制造中心的基本格局。三大消费市场是以美国、加拿大为中心的北美市场,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市场和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市场。围绕三大消费市场分别形成了世界纺织的三大制造中心:一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东盟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二是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三是土耳其、中东欧和北非等国。纺织品的产销区域一体化越来越加强,形成了北美、欧洲和亚太“三分天下”的格局。
3.4核心竞争优势战略:确定先导产业是最重要的产业政策之一。有如下的产业选择战略可供选择:①以服装为龙头,带动相关产业的全面发展。②以丝绸为特色,让中国丝绸走向世界。③以化纤为基础,为纺织全行业提供服务。
通过以上各个战略的实施以达到提升我国纺织品出口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 配额纺织业国际竞争力贸易壁垒
作为一个传统行业,我国纺织业目前的总体状况是具有一定比较优势,也有很强国际竞争力。同时,我们也应认识到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中国目前的优势并不意味着优势能继续保持和扩大。相反,一些不利因素在配额取消后将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首先,国际市场的占有率。随着配额的逐步取消,世界各出口国之间将展开巨大的竞争。原来在人为分割的配额市场变成了完全竞争的市场。国际市场肯定是在变大,但在原先配额保护下的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并不一定在竞争中取得较大优势,也并不一定能扩大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因而使此项国际竞争力优势可能有所下降。近年来,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美国、欧盟等配额设限国家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下降趋势正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竞争力系数。配额取消后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将扩大,而由于中国的入世,使纺织品、服装进口限制措施大幅度降低,进口的迅猛增加不可避免,中国的竞争力系数也将有所下降,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纺织品、服装出口的国际竞争力。
虽然通过各项技术指标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在纺织品、服装方面有较大的国际竞争力优势,即使在配额取消后中国竞争力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但仍有理由相信中国与别国比较仍占有一定的优势,毕竟中国是最大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国,而且这种状态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
然而,在产品附加值、品牌、劳动力成本、企业规模等各方面,中国确实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明显,从而在国际竞争力的深度方面有较大的欠缺。
一、产品附加值
中国纺织品、服装历来是以低价出口占据国际市场的,虽然出口量很大,但产品的附加值明显较低。历史上中国出口纺织品及原料较多,产品的性质决定了附加值不会很高。随着近年来中国服装出口占纺织品、服装出口比例越来越大,服装的附加值仍然偏低,低于世界平均单价50%以上。1994年,中国服装出口世界第一时,服装平均单价在国际市场上仅为3.8美元,远远低于国际及国内市场的零售平均价格。德国、法国、意大利出口量不及中国,但出口价格是中国的3~4倍。尤其是中国在附加值远离于衣着纺织品的装饰用和产业用纺织品的出口较少且产品较低档,产品结构与国际产品结构不相称,使中国出口收益和国际竞争力方面不尽如人意。这种情况归根结底是由四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生产技术水平低,包括高档面料的生产、染整技术低等多方面原因;二是品牌缺乏、品牌效应低;三是设计水准不高、缺乏优秀服装设计师;四是加工贸易较多,占总出口值的42%,约60%的面料依赖进口。产品附加值低使中国在出口效益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偏低。
二、品牌
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出口历来缺乏世界名牌。“名牌战略”作为实现高附加值的有效手段,以及成为发达国家争夺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的有利武器。发达国家的名牌产品销售价值远高于非名牌产品。与世界名牌相比,中国的缺乏名牌、出口档次低、创汇效益差的劣势显露无疑。中国仅有少数的品牌,但在国际市场的声誉度和数量上无法与发达国家抗衡。
三、劳动力成本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近来明显的趋势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较快,与周边纺织品服装出口国家及各发展中出口国劳动力成本增长不快的情况相比,中国在此方面的优势不再明显。如印度的劳动力价格仅为我国的34%,巴基斯坦仅为我国的64%,这对中国的纺织品、服装国际竞争力有较大的影响。
四、企业规模
虽然中国已有少数出口一二十亿美元的大型纺织品、服装出口集团公司,但在企业规模和数量上仍难以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有一大批规模巨大、实力雄厚、具有很强竞争力的超大型纺织品、服装跨国公司,形成国际市场上一种垄断力量。中国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小,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姚穆就认为,目前正处于“全世界的纺织生产能力过剩”的局面,所以纺织行业今后要优先考虑的是做强应该放在做大之前。同时,整个纺织业链要做强。不仅是同一工种要联合起来,而且要想办法把生产链的上游、中游、下游连接起来,即纤维的原料、纺纱、织布、染色整理、服装等行业链要联合做强。
五、人才、科研、营销方面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 产业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
装备制造业作为我国“工业的心脏”和制造业的核心要件,一直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基本力量,早在2011年我国装备制造业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工业产值就已居全球首位。2014年初,总理在两会提到:“中国经济要升级,出口产品也要升级,我们不能总是卖鞋袜、衣帽、玩具,中国装备走出去要在世界市场上接受竞争的检验,提质升级”。所以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经济环境下,分析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探索如何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优势是紧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研究命题。
我国大多数学者都是通过2位数产业即大行业的数据进行市场集中度的计算。例如,白文扬和李雨(1994)测算了从1980年至1992年我国工业整体市场集中度水平,以及各不同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刘佳等(2006)通过对2002和2003两年装备制造业4企业集中度和8企业集中度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6个装备制造业子行业的CR8都小于20%,从而得出装备制造业属于原子型的市场结构类型。胡静寅(2009)通过对2002到2006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集中度的计算得出,除交通设备制造业外,其他装备制造业子行业的CR4、CR8都分别小于30%、40%,所以得出,装备制造业子行业大多属于低集中竞争型行业或原子型行业。通过2位数产业的数据进行集中度的计算往往造成结果比实际情况偏低,因为由于大行业包含的子行业的产业性质和产业特点往往差异较大,所以从市场和产业的界定来看普遍比较宽泛,由于2位数产业内的产品并不能满足替代性的要求,因此根据2位数产业数据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会低估装备制造业实际市场集中水平。目前国内学术界只有魏后凯及李绍东计算过4位数产业的市场集中度判定装备制造业市场结构。魏后凯(2002)基于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库及521个四位数小行业的数据计算中国制造业CR4并根据测算结果将28个制造业分为三大类:CR4加权平均值在15%以下的行业为低集中度行业,共有11个;CR4加权平均值在15%以上,30%以下的行业为中等集中度行业,共有11个;CR4加权平均值在30%以上的行业为较高集中度行业,共有6个。李绍东(2011)通过四位数产业数据考察了2007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集中度,通过实证得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市场集中度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整体处于中、高寡占型市场结构。
从总体上看,目前我国关于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的研究仍较为缺乏,所以本文主要根据集中度指标从产业角度、区域角度及纵向角度分析并权衡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
1.产业比较
本文基于样本来源的特殊性,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基础,根据行业代码选取装备制造业209个小行业的15多万个企业的原始数据作为市场集中度的计算依据。从表1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集中度水平不高,无论是CR4还是CR8都未超过30%,在七个子行业中市场集中度明显比其他子行业高的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说明大企业具有相对较强的规模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最低的是金属制品业,且CR4仅10.77%,说明市场竞争相对激烈,大企业竞争优势不明显。总的来看,第一,七个子行业市场集中度绝大多数偏低,说明前几名企业的规模优势不明显;第二,4位数行业存在CR8等于100%的情况,说明装备制造产业中存在企业数目不足8家的情况,例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潜水及水下救捞装备制造业和其他飞行器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农林牧渔专用仪器仪表制造业。若按照Bain及植草益市场类型的判断标准来看,无论是装备制造业还是子行业的市场类型都属于竞争型的市场(CR4及CR8都小于50%),说明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很激烈。
表1 2011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集中度
数据来源:根据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原始数据计算而得
2.区域比较
以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有关数据为基础,通过区位熵的集中度指标分析我国省际间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情况。通过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11年我国装备制造业β值超过1的地区只有10个省份,其中东部地区占6个,以上海β值最高(1.7314),其次依次是广东(1.5024)、北京(1.4625)、江苏(1.4417)、天津(1.0893)及浙江(1.0394);东北部地区2个,即吉林(1.1162)和辽宁(1.0093);中部、西部地区都仅有一个省份的β值超过1,分别为安徽(1.023)、重庆(1.5639)。装备制造业β值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科技水平较强的发达地区与沿海经济强省,例如北京、上海、重庆等,以及国家产业扶持政策明显倾斜的地区,如东北老工业基地,欠发达地区β值相对较低,产业没有形成较高的集聚度(如表2所示)。具有较高的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的省份与其他省份具有较明显的差异,这也印证了我国政府干预东部、东北部地区产业发展,并给予大量扶持政策与保护壁垒的遗留痕迹。
表2 2011年我国装备制造业地区产业集中度测算结果
3.纵向比较
对我国装备制造业集中度的纵向测度主要是采用空间基尼系数来分析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的十余年变化趋势。通过对2001年至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有关数据的整理与计算来进行比较。通过分析可知,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纵向变化历程可分三个阶段,在2000-2001年间,我国装备制造业集聚度呈平缓爬升特点,说明产业集中度较平稳变化;2002-2007年间,集聚度开始出现快速增强,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2.8%,说明产业集中度水平有了增强趋势;2008-2011年间,集聚度虽然也在增长,但增长幅度较小,甚至在2011年出现负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0.27%,说明产业集中度出现减弱趋势。总的来看,我国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度在2000至2007年间较高,企业有明显的聚集现象,说明由于这段时期产业发展前景良好,各种经济要素不断汇聚,提高了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效率,产业发展优势明显,出现这种结果可能是因为在进入21世纪初期,我国为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契机与动力,产业扶持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十一五”规划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发展战略”,都为我国装备制造业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奠定了基础。自2008年伊始,我国装备制造业集聚程度下降,说明这个产业在我国的分布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产业集聚发展,产业发展优势弱化,其造成原因可能是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装备制造业众多中小企业退出市场,只有那些资本雄厚或有先进技术保身的大企业仍留在市场中,造成产业整体发展水平明显下降,地方化程度不高造成市场分散而导致装备制造产业发展速度减缓,但是在国家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目的的一揽子宏观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下,推动了我国外贸稳步复苏,从而推动了我国装备制造业在2010的产业集中度达到历史最高(如图1所示)。
图1 我国装备制造业集中度变化趋势
4.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集中度指标的三种算法分别从产业角度、区域角度、历年变化三个方面实证测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集中度目前的情况。通过市场集中度指标得出我国装备制造业无论是整体还是子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普遍都不高,市场类型属于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市场竞争相对激烈,产业内大企业发展优势不明显。通过区位熵指标得出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中度发展不均衡,集中度较高的地区普遍集中在科技水平较强的发达地区或经济强省,以及国家产业扶持政策倾斜的东北工业基地。通过空间基尼系数指标得出十余年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度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参考文献:
[1]张红、王悦.基于CR指标集成的中国房地产产业集中度测算与比较[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5):630
[2]刘佳、李宏林、张舒.中国装备制造业市场结构:理论和实证――基于产业集中度的探讨[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6(2):17-19
[3]胡静寅.市场结构与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创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12):42-46
[4]唐晓华、霍晓姝.创新对我国装备制造业市场势力影响的动态研究[J].产经评论,2014(3):17-26
【关键词】政治程序 经济后果 利益均衡
一、会计准则的“政治程序观”与“经济后果观”的兴起
1.“政治程序观”。在无会计管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按照公司意愿生产的信息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博弈可能导致选择上的“囚徒困境”。因此,公司与投资者需要一个共同的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根据双方的利益制定会计信息生产的准则。从政治学角度看,会计准则制定权是权力主体通过制定会计准则,规范权力客体会计行为的一种能力。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体必然取得政治上的权力。谁拥有政治资源也就拥有了获得政治权力的基础。政府拥有生产资料,暴力工具等资源,与企业投资者、股东、债权人相比,有显著的优势。会计准则的实施需要有强有力的权威来保证,政府是最佳的选择。从经济学角度看,会计准则是一种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由此决定了人们不能像从市场上自主控制消费品一样控制会计准则的消费,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不可能通过私人方式达成协议,私人不能提供公共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从实践角度看,当今世界相当多国家的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政治因素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博弈过程有着重大的影响,甚至由政府部门直接颁布实施,“政治程序观”认为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程序,是政治化的过程。
2.“经济后果观”。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一般是指会计信息依据会计准则产生并提供给信息使用者,不同会计准则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分享和社会资源分配格局。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观”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和“技术观”相对立的一种观点。简言之,就是不同的会计准则和会计程序形成各个主体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美国的另一位学者Rapaport在《会计准则的经济影响》中也提出相似的观点。通常在有效市场下,只要公司对其所运用的会计政策做出充分披露,市场便会识破由会计政策变动所引起的盈余变化,做出敏感反应。但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不影响现金流量的会计政策最终会影响公司股价,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就是所谓的会计“经济后果观”。
二、对“政治程序观”与“经济后果观”的评析
1.“政治程序观”评析。我国基本会计准则制定以借鉴英美模式为主,具体会计准则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这与1990年前后的知识存量以及1992年以后国际化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关。谢德仁认为不论是1992年以前还是以后,中国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变迁具有供给主导型变迁以及政府干预的特征。陈冬华、陈信元以世纪星源的非货币易为例,对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定进行案例研究后发现,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会计层面的技术问题,还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杜兴强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当局几乎不参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公共物品,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只能由政府提供,这样可利用政府的强制性克服因“搭便车”造成的公共物品的短缺。在我国,会计准则的性质一直被界定为行政法规。政府确实能够弥补某些市场失灵,但是对于某些失灵,政府却是无能为力的。因此,在制定会计准则的过程中,该如何处理政府与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制定程序如何规范仍存在不少问题。
2.“经济后果观”评析。会计准则是一种微观经济政策,具有经济后果。许多知名学者从多角度对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展开了研究,一般认为会计准则对经济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公司财务报告的接受者的影响。面对不同信息内容的财务报告,股东将会做出不同的抉择。二是对搭便车者的影响。在公司财务报告公开后,那些并不是公司法定财务报告的接受者,可以无代价地取得公司报告信息。三是对报告公司自身的影响。报告公司为了取得市场的正面评价,而选择使得财务报告更“漂亮”的经济行为。这样准则就不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规范了。当制定中的准则会影响企业的净利润时,利益主体在参与准则制定过程中,必然努力消除这些影响,最后准则成为各利益主体能接受的结果。关注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要求制定机构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制定人员有广泛的代表性,制定程序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以实现准则制定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该观点显然忽视了与政治程序相结合,缺乏从政治角度来分析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两者如何结合,发挥相得益彰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对我国会计准则制定的启示
结合本文对两种观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是:坚持政府主导的在会计目标约束下的政治程序与经济后果相结合。
1.政府主导与程序民主相结合。在我国,会计准则的性质被界定为行政法规,法律对全社会具有最高约束力。立法程序应该彰显民主的理念,保障民众的参与权利,扩展民众参与的渠道或形式。因此,在准则制定过程中,应注重程序民主,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吸收更多的利害关系集团参与,使会计准则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与有效性。我国准则制定几乎淡化了经济后果,像听证会这样的公开程序,尚未进入制定机构的议事日程,从而制定的准则难免带有制定者的自身效用。为了维护各方利益,在准则制定机构中应该吸收各利益主体的代表,使公有制经济与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利益代表都有权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
2.加强会计准则制定的独立性。我国目前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是会计准则委员会,隶属于财政部会计司。只有加强准则制定机构的独立性,才能保证准则制定过程的独立性,制定结果的公正性。准则制定机构的独立性主要是人员的独立以及经济的独立,这就需要把准则制定机构从现有的行政体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运行的机构,吸引政府界、学术界、职业界等优秀人才来参与准则研究与制定。准则制定机构的经费应由政府财政部承担,但对准则制定的技术方面不干预,准则制定机构独立地从事研究、制定等技术工作。
3.体现各相关主体利益均衡性。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其制定过程必然引起各利益集团的关注,尤其是那些可能会承担不利经济后果的利益集团,必然会试图对准则的制定或修订施加影响,以迫使准则制定机构改变可能对其不利的规定。会计准则制定行为就是这种由政府、会计职业界、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基于自身利益,对制定中的准则实施各种政治策略的行为。目前我国对会计准则的研究大多借助于逻辑推理和主观判断,往往局限于规范研究,较少考虑经济后果。借鉴美国经验,我国也应对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开展实证研究,对颁布前的准则经济后果进行预测,考虑社会各界对准则的需求和准则实施的影响,以促进准则制定合理性,体现各相关主体利益均衡,增强准则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谢德仁.企业剩余索取权:分享安排与剩余计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2]陈冬华,陈信元.中国会计准则制定中的利益协调.会计研究,2003,(6).
[3]高筠燕,卢锐.会计准则制定:政府导向与程序民主.中山大学学报,2005,45(5).
[4]杜兴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对会计准则制定的态度及对策探讨[J].会计研究,2003,(7).
关键词:竞争力;比较优势;占有率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2-0021-04
1 引言
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从建国以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发展。航空航天器制造业长久以来被誉为制造业之花,是因为其的技术含量远远高于一般机械制造技术,因此其技术状况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科技综合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随着神五神六神七的成功,我国的航空制造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是我国综合实力的标志性成果。2002年中国正式实施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际标准,把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分为飞机制造及修理、航天器制造和其他飞行器制造三部分。根据我国颁布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分类目录》,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也是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航空航天器制造业更是关系国家安全 、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不仅在军用方面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商用和民用方面也是提高生活的科技水平的重要战略产业之一。因此,提高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
2 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体系
2.1 出口竞争力
关于产业国际竞争力,我国学者金碚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质可以这样定义:在国际间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一国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的更高生产率,向国际市场提供符合消费者或购买者需求的更多产品 ,并持续地获得盈利的能力。
(1)贸易竞争指数
贸易竞争指数是指某一产业或产品的净出口与其进出口总额之比。用公式表示:
TSC=(Ei-Ii)/(Ei+Ii)(1)
其中Ei为产品I的出口总额;Ii为产品I的进口总额。贸易竞争指数表明一个国家的I类产品是净进口国,还是净出口国,以及净进口或净出口的相对规模。贸易竞争指数为正,表明该国I产品的生产效率高于国际水平,对于世界市场来说,该国是I类产品的净供应国,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贸易竞争指数为负则表明该国I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低于国际水平,出口竞争力较弱;如果指数为零,则说明该国I类产品的生产效率与国际水平相当,其进出口纯属与国际间进行品种交换。
(2)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巴拉萨(Balassa,1965,1989)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指数,认为,国家在I产业或产品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可以用I产业或产品在该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与世界贸易中该产品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之比来显示出来,即:
RCAia=(xia/Yit)/(Xwa/Ywt)(2)
式中,Xia是国家A在产品I上的出口,Yit是国家A在T时期的总出口,Xwa是产品I在世界市场上的总出口,Ywt是世界市场上在T时期的总出口。这一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某一产品与世界平均出口水平比较来看的相对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以来被广泛采用。一般而言,若RCAia1,则处于比较优势,取值越大比较优势就越大。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类产品对这些工业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具有优势或市场占有率高,则说明该国的这类产品确实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这时,RCA指数可用公式表示为:
RCAkij=(Xkij/Xkij)/(Ykij/Ykij)(3)
式中,RCAkij表示在产品I上K国对J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xkij表示在产品I上J国对K国的进口额,∑Xkij表示J国对K国的进口总额,∑Ykij表示J国在K产品上的进口总额,∑∑Ykij表示J国所有产品进口总额。
一般而言,RCA>2.5表示该类产品具有极强的出口竞争力;1.25
2.2 市场占有率
(1)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定义为:
A国I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A国I产品出口额/世界I产品出口总额。(4)
该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或程度。一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大小,最终将表现在该产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在自由、良好的市场条件下,本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一样,都是对各国开放的。一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就可以反映出该产品所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大小。国际市场占有率越高,该产品所处产业国际竞争力就越强;国际市场 占有率越低,就说明该产品所处产业国际竞争力越弱。
(2)国内市场占有率:
Qi=(Si-Ei)/(Si-Ei+Ii)(5)
式中,Qi表示产品I的国内市场占有率,Si表示全国产品I的销售收入,Ei表示全国产品I的出口总额,Ii表示全国产品I的进口总额。
2.3 质量与附加值
(1)进出口价格比
同类产品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比较,可以间接地反映出一国产品的质量(附加价值)的差别。用公式表示如下:
价格比=出口商品单位价格/进口商品单位价格(6)
同类产品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比较,可以间接地反映出同类产品中出口品与进口品的质量或附加价值的差别。通过价格比这个指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出口商品的质量与国外商品的质量进行比较对本国而言,一种产品的进出口价格比越高。说明出口品的质量和附加价值高于进口品的质量和附加价值,那么该产品所处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就越强;反之则弱。
2.4 劳动生产率
市场竞争的实质主要不是数量的对比,而是效率的较量。劳动生产率是反映产业效益的重要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尺度之一。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丰裕的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产业的发展,乃至经济增长极为重要。并且,劳动生产率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素质的高低。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进行实证分析和国际比较。
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定义为:
A国i产业劳动生产率(元/人)=A国i产业增加值A国i产业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该指标反映的是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它作为衡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指标,研究的是产业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系。往往是产业技术进步越快,其产业劳动生产率越高,竞争力越强。为直观起见,我们用全员劳动生产率即各劳动者在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总额来反映产业的竞争力大小。其值越高产业的竞争力越强;反之则弱。
3 中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国际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3.1 产品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根据海关理事会(CCC)制定的《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六位分类法“HS2002”的分类,采用联合国统计署历年的《国际贸易统计年鉴定》(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各类产品海关数据的详细汇总,由各国海关提供数据)。主要计算了下列所示主要航空制造业产品:
88011000滑翔机及悬挂滑翔机
88019000汽球、飞艇及其他无动力航空器
88021100空载重量不超过2吨的直升机
880212102吨<空载重量≤7吨的直升机
88021220空载重量>7吨的直升机
88022000小型飞机及其他航空器
88023000中型飞机及其他航空器
880240101025吨≤空载重量<45吨客运飞机
8802401090其他大型飞机及其他航空器
88024020特大型飞机及其他航空器
88026000航天器(包括卫星)及其运载工具
88031000飞机用推进器、水平旋翼及零件
88032000飞机用起落架及其零件
88033000飞机及直升机用其他零件
88039000其他未列名的航空器、航天器零件
88051000航空器的发射装置及其零件等
88052100空战模拟器及其零件
88052900其他地面飞行训练器及其零件
84071010输出功率≤298KW航空器内燃引擎
84071020输出功率>298KW航空器内燃引擎
84091000航空器发动机用零件
对于劳动生产率及利润指标两类数据的来源,本文采用了由中国统计局编制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4》及美国《财富(Furtune)杂志历年公布的全球企业500强的财务数据。
为了保持数据计算口径的统一,本文计算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均来自于联合国统计属的comtrade.省略/网站。
3.2 出口竞争力
(1)贸易竞争力
从表5、6、7的比较优势指数来看,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航空制造业的优势很小,其中航空器发动机用零件类的产品表现最好,说明要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还有需要进一步的努力。
3.3 国际市场占有率
本文选用2000-2004年中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6位商品分类目录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来进行中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
表8给出了2002-2006年我国航空制造业出口的6大类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从结果可以看出,从2002-2006年我国航空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非常低,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1%以上的产品只有航空器内燃引擎、航空器发动机用零件。从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发展趋势上来看,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在浮动中都略有上升。
3.4 质量与附加值
为反映中国航空制造业产品相对于国外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产品质量的国际竞争力,本文计算了02至06年航空制造业的进出口价格比
计算结果表示,这6大类产品中,没有产品的进出口价格比大于l。说明我国制造的这些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低于国际一般水平。尤其是无动力飞行器的进出口价格比都非常低,有的甚至接近于零。
从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产品进出口价格比的发展趋势来看,零部件变化不大,航空发射装置及甲板停机装置及类似装置及零件06年显著下降,航空器发动机用零件逐年下降,其他的都在浮动中略有上升。说明我国的航空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普遍低于国际水平。
3.5 劳动生产率
本部分关于劳动生产率的数据表10表11为网上摘录特此声明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表10中数据偏老,2003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2.5倍,而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只达到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的60%,可见,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较低。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比率来看2000~2003年间,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从4.3万元/人提高到7.0万元/人,提高比率为162.8%,高技术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从7.1万元/人提高到10.5万元/人,提高比率为147.9%,而我国航空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从2.3万元/人提高到4.2万元/人,提高比率为182.6%。可见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劳动生产效率提高速度慢于高技术产业平均水平,也慢于制造业平均水平。
再看我国航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我国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的差距来看,2000年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占高技术产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的32.4%,到了2003年,该比例下降到40%,上升了7.6个百分点。相对于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2000年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占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水平的53.5%,到了2003年,该比例下降到60%,上升了6.5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航空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在不断提升。
4 结语
本文通过对中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在本文分析的21种6大类中国航空制造业产品中,没有一项产品的RCA指数大于1,说明我国航空制造业总体国际竞争力很弱,难以全面参与国际竞争。可见我国航空制造业虽然已经成绩卓著,但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先进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方面有待提高。这要求我们一方面努力研发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高科技转化能力和速度。
(2)从各项数据的表现可以看出,认识到不足的同时,可以肯定我国航空制造业正在逐步发展,某些产品已经初步具有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3)在产品层次方面,我国总体上技术层次还比较低、附加值也较低,这表明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科技竞争力与国际水平存在相当的差距,有待提高。这显然同样基于科技创新,更重要的是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
(4)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而且,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低于我国高技术产业平均水平及制造业平均水平。因此这从劳动效率的角度来看,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还很弱,需要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技术上的巨大进步已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是还需提高的地方依然任务严峻,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建议:
(1)改革现行中国航空航天事业政府管理体制,我国目前主要是政府主持投资的,这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集中,而适度的引住竞争,也许更加有利于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从而提高效率
(2)能够根据航空制造业总体发展状况,即使调整战略和相应的产业政策,支持航空制造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加快我国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的高技术产业化进程,进一步是指形成具有显著经济效益的支柱产业。
(3)在国际竞争中,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进步是一个过程,而过程中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是必要的,在进步的同时,注意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发挥比较优势,从而获得经济效益,将对我国航空制造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4)金融方面的的支持。这不仅包括产业发展所必须的资本投入及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还包括国际贸易中能有力提高竞争力的金融服务等,例如:在国际市场上购买飞机使用买方信贷或租赁经营已是惯例,为推动我国民机尽快批量进入市场,应该建立一个国内外用户都可以使用的买方信贷和租赁系统,这将对我国民机制造业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5)另外,我国航空制造业应该注意把握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努力在一些重要领域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能够不断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M],华夏出版社,2002.
[2]金碚.中国工业国际竞争力--理论 、方法和实证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