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双减政策的看法和建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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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结构调整[CD15]作者简介：伍端翌(1986―)，男，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成都，610074 ）。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一、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的内外因素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开始加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不断创下汇改 以来的新高。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除不断受到美欧日等经济体联合施压的政治因素外，更 主要在于内外 经济因素的推动。第一，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储备资产过快增长，直接使外界产 生人 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第二，我国国内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间接引发了外部经济的不均衡 。据 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6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8%，我国不到50%。 ［1］根 据宏观经济双缺口模型：储蓄缺口（S-I）＝外汇缺口（X-M），当国内储蓄>投资，即S-I>0 时，过剩的产能和积压的产品只能转向海外市场加以消化，会加大贸易顺差，形成升值压力 。第三，我国长期奉行“出口至上”战略，政府出于政绩，企业出于生存而千方百计地扩大 出口 与招商引资，形成外向型经济粗放增长的巨大惯性。第四，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 果一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由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增长所驱动，其结果要么是国内通货膨胀，要 么是本币名义汇率升值。［2］唐旭，钱士春（2007）等人的研究结果 均支持该效应在我国的显著存在。［3］第五，2007年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因次贷危 机等原因 持续动荡，经济增速放缓，巨额贸易赤字有增无减。为防止经济陷入衰退，美国施行宽松 的 货币政策，利率下行加剧了美元贬值。美元资产吸引力的下降使不少资本开始撤离美国，重 新寻找新的避风港。第六，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加之国内劳 动力资源 丰富且成本低廉，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日臻完善，因此日益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和国际资本 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

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充分就业 、经济增长，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即国际收支平衡。为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外，还有汇率政策。20世纪50年代，英 国经济学家米德J.Meade提出“米德冲突”，认为单独使用一种政策工具要同时达到内外均 衡目 标，其结果必然是使决策者面临两难的处境。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打破这种看法，指出只 要恰当 地搭配使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就可以同时实现内外均衡。他提出并经弗莱明修正形成了 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我们分析在不同的汇率制度和不同的资本流动条件下的政策 搭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的是，经典M-F模型多用在对发达国家的分析上 ，至于对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其创始者蒙代尔先生也认为要谨慎。但笔者认为，随着我国 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经济环境将越来越符合模型的假 设条件，分析结果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Mundell-Fleming模型（以下简称M-F模型）由IS-LM模型推广而来，它由三条曲线及其对 应的三个方程构成，分别是：

1.IS曲线:SP（Y）＋T＋M（Y）＝I（r)+X+G，表示经济的漏出因素等于注入因素 ， 反映商品市场的均衡。式中Y代表本国国民收入，r代表本国利率；SP为私人部门储蓄，M 表示进口，二者均是Y的增函数；I为投资， 是利率的减函数；税收（T）、政府支出（G）、出口（X）视为外生变量。

2.LM曲线：Ms=Md=L(r,Y)，Ms与Md分别代表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L是货币需求函 数，货币交易需求是Y的增函数，投机需求是r的减函数。该曲线反映货币市场的均衡。

3.BP曲线：CA+K=X-M(Y)+K(r)=0,反映国际收支均衡。蒙代尔认为，外部均衡是经常项目、 资本与金融项目总差额的平衡。M-F模型作为一种理论研究视角，所探讨的是在纯粹固定汇率制度或完全浮动汇率制下的政 策组合，但现实中各国采用的汇率制度大多是介于这两种极端模式之间。我国从汇改以来实 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汇率水平波动幅度有 限（2007年5月18日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动区间扩大为0.5%）。为此，在分析问题时笔 者选用固定汇率制度模式近似定位。另外，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国际 资本流动对利率的敏感性较低，弹性较小。可以认为BP线比LM线更陡峭。［4］

M-F模型的作用在于：根据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决策者可以搭配使用手中的政策工具― ―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对这三条线进行移动，使之重新交于一点。该点对应充 分 就业下的国民收入，意味着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国际收支重新达到均衡状态 。

三、基于M-F模型的现行政策搭配探讨

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渐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宏观经济也 呈现出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GDP增长跨入9％区间且呈逐渐攀升之势；（2）社会部 分行业投资过旺，消费增长缓慢使银行存贷差逐年扩大。大量闲置资金滞留于金融机构内部 ，有效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3）国际收支顺差通过影响本国储备资产量，形成外汇占款 ，货币供给量快速增长。根据2008年6月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 8088亿美元（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也就6万多亿美元），占央行总资产的70%。过剩的流动性 ， 集中在商品市场，引发通货膨胀；集中在资产市场，会推高房地产、股市等资源类产品的价 格，最终催生泡沫损害实体经济。2008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比上年 提高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逐月攀升，分别上涨9 . 8%和6.9%；种子、仔猪、化肥、农药和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农产品生产价 格 同比上涨25.5%；此外，国际大宗商品继续提价进一步加大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1］高企的通货膨胀和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积累已成为宏观经济面临的两大难题。

从M-F模型出发，笔者认为，为重新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适宜在维持汇率渐进、有序、 小幅升值的前提下，搭配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与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政策取向由长期担负 的经济增长“发动机”功能向“稳定调节器”和“结构优化机”的功能适度转变。

如果政策当局采用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如图2所示，政府支出增加（或税收减少），IS 曲线右移到IS1，与LM曲线交于点A。届时，国民收入（Y）增加使进口增加，经常项目恶化 ；而资本项目反而因利率升高得到改善。由于假设我国资本流动对利率的敏感度低，资本项 目 的改善不足以补足经常项目的恶化，最终造成国际收支逆差（A点在BP线下方），本币有贬 值压力。而搭配紧缩货币政策的执行需要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抛出外汇买本币，相当于收 缩货币供应量，LM曲线左移到LM1。如果政策力度恰好合适，IS、LM、BP三线会重新交于 一点E。在新的均衡点，国民收入增加且利率水平上升。收入增长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速 度，整体利率上升有助于抑制经济过热。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 必须温和，否则（例如移到IS2）会同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起形成利率上升的合力。第二，利 率上升在调控经济过热的同时也可能会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但是，在我国仍然维持资本项 目相当管制的情况下，利率仅是引起汇率变动的因素之一。除投机资本外，外资流入更多是 因为看好我国低廉的资源价格、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优惠的税收政策。 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国内外利差的不利因素可以通过其他措施的搭配加以缓解和 弥补。我们应当抓住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不能本末倒置。

四、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政策搭配的侧重点与实施途径

社会上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利弊一直争执不下。不可否认，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既是严峻的 挑战更是难得的机遇。对于不善于从内部主动 进行转变的中国来说，借助于升值的外力与硬约束环境，变压力为动力，我们可以加快进行 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转换外贸增长方式，化解因顺差过大引发升值的恶性循 环，并着力推行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从源头上缓解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突 出问题的治本之道，也是运用政策工具搭配进行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一） 从紧的货币政策应侧重于总量调节和自身功能改善

克鲁格曼（Krugman，1999）提出了“三元悖论”思想，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能 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只能三者取二。［2 ］我国现在的发展趋势是逐步由固定汇率制走向浮动汇率制、由资本管制向资 本自由流 动的方向平稳过渡，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汇率起伏和国际游资的频繁冲击 。在现行结售汇体制下，基础货币投放量不能完全由中央银行主动控制，货币政策独立 性受到削弱；而发达国家常用的三大工具，却因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传导媒介缺乏市 场基础而效率低下。因此，货币政策取向的当务之急是改进自身功能，提高政策调控实力， 从总量上抑制经济过热。具体建议有：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强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 业务、再贴现工具的有机结合；灵活使用外汇掉期、货币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加快货币市 场――特别是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 改变现行的强制结汇制度；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等。

（二） 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侧重发挥结构引导与资源配置的优势

2003年到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约17万亿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10万亿元，年均 增长22.1%。2007年财政盈余占GDP的0.7%.在货币政策日益陷入被动的困境下，财政政策 大 有用武之地。我们应抓住财政增收的有利契机，灵活用好三大财政政策工具――税收工具、 支出工具和国债工具，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体制和结构问题。

1． 税收工具

财政收入上需要探索利用减税机制，降低经济主体的税收负担以提高其利润水平和生产积极 性。因此，应有效实施企业所得税合并政策，并加快增值税转型的推广。第一，“两税合并 ”将使国内企业总体所得税水平由33％下降到25％，这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空间，减轻因 升值造成的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提价和紧缩环境中利率上升而加重的融资成本 。同时，“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整体而言是增税，这有利于从税收、土地和融资方面减少 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变“招商引资”为“选商择资”，多引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的外资企业，对属于粗浅加工贸易和能耗高、资源占用多的外资尽量少引进甚至不引进，有 助 于扩大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实现我国从加工到制造再到创造的产业结构优化。［5］ 第二， 与生产型增值税不同，消费型增值税征收时对所有房屋、基础设施和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进 项税全额抵扣，既能消除重复征税，体现税收公平、中性原则，又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升级 ，参与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和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中去。

2． 支出工具

首先，稳中趋松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支出的适度扩张，但增加的支出――通过政府消费、 转移支付、政府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不应进入竞争性投资领域，而要更多地用于针对农 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及城市弱势群体等的公共服务支出。如前文所述，消费疲软、内需不 足是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深层次原因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 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缺位使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包括住房、养老、 失业、医疗、保险、教育等项开支）增加。如何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地区、行业和阶层 间的收入差距，挖掘消费 潜力，需要财政支出充分发挥引导功能。

其次，支出工具应与税收工具（主要是出口退税等）一道，共同推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 变。第一，可以采取降低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甚至征收出口关税的做法，减少能源、原材料和 高能耗的一般工业品出口，并适当运用降低关税、调节增值税等激励措施，进口一些可用于 改善国内教育、医疗设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节能、安全生产、排污环保事业亟须的各种 设备与技术，以及国内短缺的重要能源和资源产品。这样不仅能直接减少贸易顺差，而且为 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增强了风险抵御能力。第二，可以直接安排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企业研制新产品、新技术和进行技术改造，支持重点企业和重要行业科技投入，打造国际品 牌，重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3． 国债工具

国债工具的地位特殊，它既属财政政策，又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考虑充分发 挥它在两大政策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拓宽财政收入渠道的同时改善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 。第一，财政可发行专项国债，募集资金以购买中央银行富余的外汇储备。这样不仅可以直 接减 少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回收居民手中的流动性，而且可以丰富央行持有的国债资 产余额，改善其资产结构比例，提升冲销操作空间。2007年8月财政部开始分批次发行15500 亿元特别国债以购买外汇为中国投资公司注资，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第二，设立专门的投 资公司，财政参与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与管理，并结合使用财政支出工具，改善国际收支， 分散投资风险。第三，大力发展短期国债市场。短期融资工具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 要载体，而现有债券的种类、期限和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可以加大 短期国债的发行力度，既能改善央行票据日益捉襟见肘的尴尬处境，又能为财政省下一大笔 利息支出，这对于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以及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都是大有裨益的。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四季度、2008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3］唐 旭,钱士春．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动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分析［J］．金 融研究, 2007(5).

第2篇

一个月内两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在北京这座城市的治霾进程中，2015年12月注定要留下浓重的一笔。

12月7日18时，北京市应急办消息，于12月8日7时至12月10日12时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措施。这是北京首次启动红色预警，即级别最高的空气重污染预警。

根据2015年3月修订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依据空气质量预测结果，综合考虑空气污染程度和持续时间，空气重污染预警由轻到重分为蓝（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1天）、黄（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2天）、橙（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3天）、红（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3天以上）4个级别，空气质量指数在200以上为空气重污染。

前述规定明确，启动红色预警后，北京全市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公车整体停驶80%、地铁加开班次、建议中小学停课、施工工地停止室外施工作业……

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红色预警考验着信息传递的及时性、政策落实的执行力，以及多部门及周边省市联动的有效性等应急管理能力。北京又是如何应对这道综合考题的？

由橙警到红警

近年来，北京屡遭雾霾肆虐，仅2014年，共启动18次空气重污染应急预警，共30天，其中蓝色预警11次11天、黄色预警5次10天、橙色预警两次9天，但一直未启动最高级别红色预警。

当时间进入2015年，雾霾依旧困扰着在这座城市生活着的每一个人。

11月末，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雾霾，北京遭遇雾霾围城。11月27日晚间，环保部空气质量预报，称未来四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将现重度雾霾，建议空气重污染期间，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脑血管、呼吸道疾病等易感人群留在室内，停止户外运动；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同时，建议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小汽车上路行驶。

11月30日，《新京报》报道称，当日18时，京西南区域点PM2.5小时浓度达到945微克/立方米，17时该站小时浓度更是达到976微克/立方米。另外，京南区域点18时也达到了897微克/立方米。而据北京市环保局公开数据，截至当日下午4点，北京城区内多地AQI（空气质量指数）爆表，西直门、奥体中心、东四环、南三环等地AQI达500。

在此期间，北京了2015年首个霾橙色预警。

那几天的北京，对很多生活其间的人而言，心情和天气一样压抑――北京城笼罩在雾霾中，天空泛黑，能见度低。行走在外，空气中有呛鼻气味，人们大多戴着口罩匆匆而行。

12月1日入夜后受冷空气影响，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当日24时橙色预警解除。由“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到污染结束持续106个小时。据多家媒报道，环保部门表示，此轮污染是今年以来“最严重空气污染”。

但这才是刚刚开始，几天之后，北京再次遭遇雾霾。

12月5日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出现新一轮空气重污染。12月4日晚，北京市政府召开会议专题部署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在会上表示，大气环境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民生。各部门要检查反思以往工作中的不足，切实采取有效有力措施，不折不扣抓好工作落实，自觉接受群众和新闻媒体监督，打赢未来的空气重污染应对遭遇战。

为应对此次雾霾，北京市应急办于12月5日17时提前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指令，规定12月7日（周一）0时至12月9日（周三）24时全市实施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措施。

两天之后，即12月7日，雾霾预警从橙色升为红色。

为何从橙警升为红警？

据悉，12月5日17时，北京市提前橙色预警后，北京市环保监测部门会同北京市气象部门、国家环境监测总站以及河北、天津环境监测部门等，密切跟踪污染进程演变，每日加密会商研判，滚动分析预测。7日，根据对未来三天空气质量形势分析研判，预测本次重污染过程将持续到10日中午，10日午后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这种情况下，原来预测9日晚间可转好的污染天气，又延至10日午后方可转好。从7日0时起至10日中午，污染一共84个小时，已超过72小时（3天），符合红色预警启动条件。

有民众表示，本次红色预警从到启动只有13个小时，为什么没有提前24小时？

北京市环保局回应称，按照2015年3月北京最新修订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红色预警由北京市应急办提前24小时组织。而本次红色预警不是直接从无预警状态启动，而是在橙色预警基础上升级，此前的橙色预警已经由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提前24小时组织，12月5日17时橙色预警时，比启动时间提前了31个小时，符合预案规定。

另外，亦有民众心存疑问，11月末那次让一些地方空气污染“爆表”的“最为严重雾霾”，北京为何只启动橙色预警，而12月7日，却启动了更为严格的红色预警？

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此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北京市2015年3月修订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对预警等级启动的条件做了改动，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去除了污染程度，只考虑持续时间。按照预案，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3天（72小时）以上才“红色预警”，而上次重污染过程还没达到红色预警条件。

北京环境保护监测中心官方网站上的说明亦表示，上次重污染由11月27日开始，27日和28日两天是重污染状态，但29日至30日因为弱冷空气影响，有一段明显的改善过程。后来事实也证明，29日下午至30日凌晨，全市PM2.5浓度有一个明显的回落。虽然后期重污染持续至12月1日，但出现了中断，所以达不到持续72小时以上重污染的情况，不满足启动红色预警的条件。

但张大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也表示，目前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确有仍需完善之处。比如预测明天可能空气质量相对好转，但是今天的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是否能够启动更高级别的预警？他认为，预案确实缺少这方面的考量和划分。今后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考虑及时调整。

不难看出，红色预警的启动，需严格的监测、分析与研判，牵一发而动全身。

周边联动，全民应战

雾霾红色预警，包括强制性应急与建议性应急两大类措施。

某种程度而言，应急措施的具体执行情况，直接决定红色预警成效。在12月4日晚，北京市政府召开的那次专题部署空气重污染应对工作会议上，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就表示，各区、各部门要严格落实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各项措施，切实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终身追责，组成市级联合督查组，明察暗访，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直接曝光。

面对此次红色预警，北京市各部门具体分工如下：交通委负责及时组织公共交通运输保障，负责落实部分重型车辆停驶等措施；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要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停驶公务车辆及机动车单双号行驶和本市公务用车停驶的监管执法工作，加大对部分重型车辆违反规定上路行驶的检查执法力度，并通过北京交通广播、电子显示屏等媒介及时向公众告知空气重污染期间采取的交通管理措施；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要加强施工工地扬尘控制，全市施工工地停止室外施工作业；市经济信息化委要按照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名单，实施停产限产措施；市环保局要加大对固定和移动污染物排放源的执法检查；市城管执法局要加大对道路遗撒、露天烧烤、露天焚烧等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有媒体表示，北京是以最严格执法，应对重污染。

事实亦如此。各部门协作之下，2100家企业停限产，3500多个建设施工工地停止室外施工作业，8184辆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基本停驶。

在诸多红色预警应急措施中，与大多数普通民众联系最为紧密的，莫过于机动车单双号行驶一项。如何在限行情况下，保证市民顺利出行？为此，北京市交通委启动了一级应急运输保障预案――地面公交增加2.1万至2.5万运营车次，安排备班运力不少于150辆；轨道交通方面，增加临客客车应对客流增加，加开临列不少于备班运力的10%，同时在地铁外部加强引导，视客流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疏导、限流等措施。

除北京各政府部门的分工协作外，为应对雾霾，12月6日至9日，京津冀三地环保部门启动了环境执法联动机制，这是京津冀环境执法联动机制建立以来首次正式启动三地环境执法联动工作，区域内电力、钢铁、冶金、焦化、水泥等行业高架源为主要检查对象。

早在2012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洪峰曾表示，北京空气中“有24.5%不是北京产生的污染，主要是天津和河北来的，天津现在烧煤近7000万吨，河北烧煤2亿吨。”彼时洪峰就指出，应该建立国家层面的京津冀协调机构。次年10月，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小组（下称“京津冀协作小组”）正式成立，涵盖了北京等六省（市）和环保部等七部委，确定了重污染应急、监测预警、信息共享等工作制度。

除此次区域联合执法，如何建立重污染应急长效机制，也是“京津冀协作小组”一直考虑的问题。

2015年11月16日召开的“京津冀协作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京津冀核心区域空气重污染预报会商及应急联动工作方案（试行）》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提出，京津冀核心区域的北京、天津、唐山、廊坊、保定、沧州6市或将率先试点开展空气重污染预报会商和应急联动，当预测上述6市中至少有4个城市，空气质量未来连续4天及以上持续达到5级（含）以上重污染水平时，6市将共同提前启动实施各自的最高一级应急减排措施，以遏制区域空气中污染物的累积速度。

对雾霾而言，区域性联防联控虽是长期且复杂工程，但无论此次区域联动执法，还是建立重污染应急长效机制，无疑都表明，抗击雾霾不再是一城、一省各自为战，而成为跨区域的联合战役。

“红警”成绩单

随着持续三天的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正式解除，人们关心的是，前期橙色和随后的红色预警减排措施，最终成绩如何。

12月9日，环保部组织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十几家单位相关专家召开会议，探讨此次红色预警的成效及后续措施等问题。

北京工业大学环境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程水源表示，从数据上看，在北京市采取预警措施之后，污染物平均减排比例是30%左右，若没有采取这些措施，PM2.5浓度将会比现在升高10%左右。另外，他提出，对PM2.5的监测也表明，与机动车排放相关的硝酸盐含量的增长态势亦得到有效遏制。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则表示，通过用动态源解析技术对此次重污染过程各个阶段的污染来源进行评估发现，12月7日夜间至8日上午，燃煤源及二次源贡献较前日明显增大，扬尘源及工业源贡献上升。红色预警后，受12月7日夜间机动车用量减少及12月8日上午应急措施的影响，机动车贡献较12月6日有大幅下降，由32%下降至7%左右，说明应急减排措施对于降低机动车源贡献作用明显。

12月10日，北京市环保局此次空气重污染预警措施初步效果评估。据其介绍，6日下午，污染浓度开始上升，7日至9日维持重污染程度，10日8时开始污染物浓度出现明显下降，至10日中午空气质量基本全面达到优良水平。8日至9日浓度整体波动在200至300微克/立方米之间，积累速度减缓，没出现明显快速爬升，污染过程的峰值浓度比预计的偏低。根据初步测算结果，减排措施将日平均污染水平由严重污染压低至重度污染水平。

环保局同时表示，启动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的措施，极大减少了高峰时段的怠速排放，而机动车直接排放水平的降低，减少了向PM2.5的二次转化，对抑制污染程度进一步加重起到积极作用。据西直门北大街交通站的车流量观测结果，8日学院路地区车流量比前日下降7%至13%，全天平均车速提升近8%，尤其在早高峰时段，车速提升近1倍，减少了高峰时段的怠速排放，对空气污染“削峰”作用明显。

对普通公众而言，或许并不切实清楚这些具体数字。他们只是在雾霾散去时，望着由灰黄变成湛蓝的天空，深吸一口气，朝天空举起手机，按下拍照键。

这一次不全靠风，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参与到红色预警拉响后的反霾之战。因为没有全体市民的参与配合，特别是相关涉事人员的积极响应，红色预警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目标。因而，北京市委、市政府在12月10日红色预警解除后，发出了《致全市人民的感谢信》，感谢红色预警期间全体市民积极参与应急减排，为有效遏制空气重污染恶化作出重大贡献。

当然，红色预警亦如一次大考，对个人、企业、政府均如此。据统计，红警首日共查处违反单双号限行3690起，另查处黄标车违法4起，货车违法1943起。另外，仍有企业顶风排污，新华社就评论表示，防治雾霾还要更加注重日常督察执法。

在政府层面而言，面对这道考题，每一项应急措施，都考验着协调机制是否完备。比如，尽管移动等电信运营商第一时间发出短信，向用户提示红色预警相关措施，但仍有不少民众表示不知情。另外，关于中小学停课，很多家长呼吁，能否让中小学放假和单位放假结合实行，才不至于出现“孩子无人看管”等问题。

何时彻底告别雾霾？

然而，红色预警解除后，北京的蓝天并没有长久停驻。

12月18日清晨，北京再度拉响重污染红色预警――12月19日7时至12月22日24时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应急措施，机动车单双号行驶。此时，距史上首个红色预警仅11天。

北京市环保局应急管理处处长王斌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启动红色预警，并不代表空气质量逐步变差，而是因为红色预警启动门槛比往年大幅降低。

前述新修订的《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规定空气五级重度污染持续3天以上时，就可启动红色预警，而旧版应急预案中关于红色预警的规定为，未来持续3天出现六级严重污染。这表示，如今红色预警的门槛，相当于旧版预案的橙色或黄色标准。

王斌同时表示，数据显示，2014年全年重污染天为45天，截至12月18日，2015年重污染天为35天；今年前10个月，北京PM2.5累计浓度为69.7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1.8%，空气质量达标天数增加31天。重污染天数实为比去年同期减少。

即便数据如此，半个月连发两次重污染红色预警，很多公众仍会疑虑，北京空气究竟有多差？

不可否认，大气污染给政府带来巨大挑战。它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民生问题，亦是外交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在2013年6月中旬通过并公布了10条针对大气污染防治的措施，简称“大气十条”。而北京市政府继投资额超过万亿元的《2013-2017年空气清洁行动计划》后，又于2013年10月宣布了最新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其中包括部分工业企业停工停产，以及机动车停驶等应急措施。

这些举措无疑表明政府大气治理的决心。但最终结果如何？

11月9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北京市环保局曾联合《北京空气污染治理历程1998-2013》（以下简称《治理历程》）报告，对1998-2013年这15年北京的治霾历程进行了评估。

《治理历程》指出，1998年以来，北京连续实施多个阶段强有力的大气污染治理措施。北京市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年均浓度已经能够稳定达到现行中国国家标准规定的浓度限值4微克/立方米和60微克/立方米，NO2和PM10的年均浓度也已接近中国国家标准规定的浓度限值40微克/立方米和70微克/立方米。但是，PM10和PM2.5要达到中国国家标准限值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值、获得更大的健康效益，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评估结果表明，燃煤和机动车污染治理措施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环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陈健鹏看来，对政府治污减排工作需进行理性分析。陈健鹏具体解释，我国当前大面积雾霾的出现，是超大规模人口数量、较高人口密度、快速工业化进程、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高强度使用化肥、爆炸式增长的机动车、特殊地理和气候条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细颗粒物（PM2.5）被认为是雾霾天气的重要原因，其主要来源既有烟尘、粉尘、扬尘等一次颗粒物，也有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生成的二次污染物。

陈健鹏表示，考察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大气重金属等六类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趋势，可以发现随着过去30多年高速经济发展，总体上这些污染物排放总量呈增长的态势。比如，燃煤支撑了我国钢铁、电力工业高速发展，也产生了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粉尘污染。另外，大气中氨的主要来源是化肥使用和畜禽养殖。长期以来，为了保障粮食总产出，我国化肥的使用量并不受管制，其使用量不断提高，从1980年的1269万吨提高到2012年的5839万吨。

“实际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积极防治包括大气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城市空气质量常规监测项目指标向好。” 陈健鹏表示，如1997至2012年之间，113个重点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年平均浓度从145下降到83微克/立方米， 下降了约40%。二氧化硫年均浓度从20世纪90年代的100微克/立方米下降至2012年37微克/立方米。

然而，为何在常规污染物减排取得积极进展的时期，雾霾天气反而频发？陈健鹏表示，此前其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曾做出一项课题研究报告，指出尽管烟尘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常规污染物先后于20世纪80年代、2006年、2012年以来处于下降态势，但氨、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污染物排放仍处于上升态势，叠加起来，大气污染物排放正处于历史高位。而根据分析测算，未来5到10年，即“十三五”时期，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叠加总量会达到峰值，而中国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拐点”也将全面到来，即污染物排放量总体上将由上升转为下降。

“主要污染物排放拐点到来，并不简单意味着污染恶化的终点。”陈健鹏说，那很可能是环境质量状态进入下降通道、最为复杂的时期。“我们需要加大污染防治力度，使污染物排放尽快跨越环境拐点。而拐点之后，污染物总量实现大幅消减，进而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显著改善则仍是一个长期过程。根据我们初步测算，目前污染物排放总量水平消减50%以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才能显著改善。” 陈健鹏表示，借用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高世楫所长的话，当前大气污染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如果从积极一面来看，也可以大致判断当前至2020年这一阶段是中国环境质量实现稳中向好的关键时期。在污染物排放见顶、实现大幅度削减之后，环境质量才能得到显著或是根本性改变。”

陈健鹏同时表示，当前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实现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将是治污减排工作的主线。要推进这一过程，一是要完善环境监管体制，进而提高环境监管有效性；二是完善污染物减排的政策体系；三是推动环境司法专门化制度的发展，使环境污染事件可以进入司法程序，使环境监管与司法制度可以做到有效衔接。

关于何时可以彻底告别雾霾，在12月12日召开的“首届创蓝国际清洁空气技术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表示，到2020年，只有珠三角地区有希望达到现在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尤其是PM2.5达到要求，长三角地区希望能达到目前珠三角的水平；而全国污染最严重的京津冀地区有望达到目前长三角地区的水平。到2030年，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才有望达标，全国大多数地级以上的城市实现空气质量达标。

在郝吉明看来，到2030年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达标，意味着各种大气污染物都要大幅削减。初步估算，要实现达标，二氧化硫排放量要比2012年消减59%，氮氧化物排放量要比2012年消减71%，PM2.5的一次排放比2012年消减70%，VOC（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排放量比2012年大概消减45%。

郝吉明同样强调，当前污染物减排已进入深水区。“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经过前一段的消减，容易消减的已经做了，要进一步消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可能是一个攻坚期。”

对于如何真正告别空气污染，各方专家亦有自己看法。

在“清洁空气大会”上，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表示，地方政府应科学编制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报环保部备案，并向全社会公开。根据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王金南将全国城市分为空气质量已经达标的领跑城市、空气质量实现达标的达标城市、空气质量尚未达标的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恶化的恶化城市。在王金南看来，对于已达标城市，地方政府应该确保环境空气质量不恶化，并进一步改善；对于临近达标城市，地方政府应承诺在“十三五”末实现基本达标；对于污染较重的城市，地方政府必须尽快编制空气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确定最终达标期限。另外，限期达标时间表确定出之后，必须经当地人大备案批准，向公众公布，以此把环境质量负责制真正落实。

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马骏看来，雾霾问题是中国以重化工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公路交通为主的运输结构造成的。实现PM2.5减排必须使用经济手段，以改变投资者、企业和消费者的激励机制，促进结构调整。

2015年12月22日晚，北京市宣布解除红色预警。但是相邻的天津市在一天后宣布启动启动重污染天气1级（红色）应急响应，在全市行政区域内道路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管理措施。根据环保部22日会商研判的结果，23日至25日，重污染过程将自北向南逐步减轻。在北京空气质量逐渐好转时，京津冀中南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仍以重度及以上污染为主，污染最严重地区将出现在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鹤壁、新乡、郑州一线，首要污染物PM2.5达到或超过300微克/立方米。

因此，这不是北京一座城市在战斗，京津冀在同一片天空下，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第3篇

关键词：居民收入 通货膨胀率 利率 居民储蓄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43-03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居民储蓄也因此而不断增长。截至2009年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26万亿元（如图1）。对于巨额储蓄的存在，各方观点不一。积极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一方面支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再者，可以支持我国反腐败的进程，因为有关学者认为的款项是储蓄的来源之一（张力生,罗永进，2005）。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巨额储蓄的存在也给我国各方面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储蓄的增加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下降，迫使政府财政赤字、国家债务连年增加，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伸缩自如，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被削弱，仅能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发挥效力，而根据罗伯特・蒙代尔的政策指派理论，这又使得我国对内的经济调控功能被削弱；另一方面，储蓄的迅速攀升使得我国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状况又连年处于亏损状态，不能靠自身结余来补充资本金，而通过发行债券、央行贷款，毕竟不是长远之计。不但会造成银行债务的不断积累，而且会造成社会通胀压力。这一系列原因又增大了国有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行业的经营风险。

已有的储蓄理论将储蓄的变动归因于以下因素：利率效应，如Balassa(1992),Gvlfason(1993),Ogaki,Ostry和Reinhart(1995)等等；经济效应，如Carroll和Weil(1994),King和Levine(1994),Blomstrom,Lipsey和Zejan(1996),Paxson(1996),In和Doucouliagos(1997),Deaton(1997), Vanhoudt(1998)等等;收入效应，如Modigliani(1966),Gupta(1987),Rossi(1988),Edwands(1995),S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如Bosworth,Burtless和Sabellhaus(1991),Deaton&Paxson(1994),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另外还有通货膨胀效应、财富效应和国外储蓄效应等。这些理论主要与各学者所考察国家的情况相适应。具体到我们转型经济国家，则需进行具体分析。对此，本文考虑主要从居民收入、通货膨胀与利率三个角度来考察一下其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以期得出我国居民储蓄增长的相关解释。

二、理论分析

关于收入增长与储蓄增长的关系，众所周知，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在此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利率与通货膨胀变化对储蓄的影响关系。

（一）利率效应

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学界认为储蓄与利率之间存在简单的正相关关系。高利率可以使储蓄者增加收入，因而刺激储蓄。但在现代经济学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利率与储蓄的关系并不简单，存在利率对储蓄的相反作用，以至于利率对储蓄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含混不清的。

经济学家们做的大量实证分析似乎也证实了这些观点。在比较典型的实证分析中，伯斯金(Boskin)(1978)、萨莫斯(Summers)(1982)、吉尔法萨(Gylfasa)(1981)、巴拉萨(Balassa)(1989)等人认为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是正的，储蓄的利率弹性在0.3-3.4之间。在赖待(Wright)(1967、1969)、韦伯(Weber)(1970、1975)和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1990)的研究中，发现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是负相关的或者是含混不清的。

我国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利率对居民储蓄影响很大，而且是正的影响。如谢平(1993)，徐燕(1992)。在徐燕的实证研究中，发现1978-1987年居民储蓄对实际利率变动敏感，实际利率变化会导致储蓄额同方向变化。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不大。如刘尚希(1992)，张文中、田源(1990)。在张文中、田源的实证分析中，发现1979-1987年实际利率对居民储蓄的系数小于零但不显著，同期利率对城镇居民储蓄的系数大于零。张文斌(1991)对同期居民储蓄的研究也发现实际利率对储蓄的影响较小，相关系数仅0.56，且为负相关。

以上研究虽然针对同一时期的居民储蓄行为，但结论有较大差异。这与研究者使用的方法以及数据不同有关。但无论怎样，说明理论界早已意识到我国储蓄并没有十分完全地遵循“利多多储，利少少储，无利不储，负利减储”的简单逻辑。进一步探索储蓄与利率的关系，从理论上给予透彻解释，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实践，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通货膨胀效应

如同利率一样，现实生活中通货膨胀对于储蓄的影响也是多重的，既可能产生收入效应，也可能产生替代效应，或者，无论哪一种效应均不显著。

大量的实证分析显示出不同的结果。安格斯・迪登(Angus Deaton)的研究发现英国70年代高储蓄率伴随高通货膨胀率，未预料的通货膨胀对储蓄产生正效应；莫迪利亚尼(1970)年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对几个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储蓄率产生负效应；艾荷利勃(Aghevlib)等(1970)对41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发现这种关系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张文中、田源(1990)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实证分析发现1950-1978年间，通货膨胀对储蓄的作用为不显著的负效应，1979-1989年为不显著的正效应。

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较多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会抑制储蓄。普遍的解释是：当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时，人们会提取存款抢购实物，形成储蓄存款增长减慢，甚至形成负增长。显然，这种观点与居民提款购买实物，用实物储蓄代替货币储蓄有关。按照我国狭义的储蓄概念，储蓄仅限货币存款，实物储蓄未列入储蓄范畴，货币存款减少自然意味着储蓄的减少。如果按照广义的储蓄定义，上述观点应当改为：通货膨胀会使储蓄的结构发生变化，储蓄总额及储蓄率不受影响。因为，人们提取存款购买的实物，多为耐用消费品，或需要长时间消费的日用消费品之类，这些实物量的增加均属于储蓄的范畴。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对储蓄的影响比较复杂，取决于通货膨胀对实际收入的影响程度、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等多种因素。当通货膨胀率超过名义收入增长时，实际收入下降。人们为了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会降低储蓄。当通货膨胀的速度低于名义收入增长，实际收入保持增长，储蓄率可能不变其至提高。如果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低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程度，人们将会在较大程度上调整预期，并调整消费和储蓄，使通货膨胀对储蓄产生较大的影响，反之较小。

三、实证分析

在以上理论分析中，主要提及了与本文有关的利率与通货膨胀效应。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引入收入因素，结合通货膨胀与利率效应一并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问题进行分析。

（一）比率分析

1.数据选择。本文选取居民收入（Y）、通货膨胀率（Л）和实际存款利率(R)1978年到2009年的历年数据作为影响居民储蓄（S）变动的因素，分别从整体上及分阶段对影响储蓄各因素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

（1）居民收入（Y），选取国民总收入作为居民收入的代表变量；

（2）居民储蓄（S），选取历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作为代表变量；

（3）通货膨胀率（Л），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成历年通货膨胀率作为该变量的数值

（4）实际存款利率(R)，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代表该变量；

（5）存贷款利差（T），通过一年定期贷款利率减去存款利率而得。

2.数据分析。从居民角度来看，收入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条件下，收入的提高会吸引居民储蓄的增加。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存款的增长有利于激励金融部门积极揽储，扩大盈利资金的来源。利率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条件下，存款利率的提高会吸引居民储蓄的增加。而我国实际存款利率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显示是波动不定的，而且某些年份还出现过负利率。从这一点来看，存款利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存贷利差的扩大有利于激励金融部门积极揽储。据有关学者的观点，相对于存款利率而言，国际上一般通行的银行存贷利差大约是2个百分点，中国的银行保本利差则需要3个百分点（王晓芳，2000）。我国实际存贷利差1999年以前一直低于3个百分点，在1999年以后才开始大于3个百分点（如表1），如果说利差因素起作用，应该是在1999年以后。而我国居民储蓄在1999年以前及以后却一直在增长，这样看来，我国存贷款利差并不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率因素不是我国储蓄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图2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对居民储蓄增长率的影响也是变化不定的。在通货膨胀高的时候，储蓄增长率有增有减，而在通货膨胀率低的时候，储蓄增长率也是有增有减的。似乎通货膨胀率与利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都不是主要的。

（二）协整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有一定的协同效应，实际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并无一定的规律性，而是变化不定的。在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的通货膨胀与利率效应进行协整分析。

1.S、Y、Л和R的平稳性检验。本文利用Dickey＆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模型有三种设定模式，选择正确的设定模式十分重要。例如，对一个趋势平稳过程（TSP）来说，如果在单位根检验中选取了含时间趋势的模型设定模式，那么，拒绝单位根的可能性就很小。单整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可知，S、Y、Л和R的水平值均不能在1%（或10%）的水平下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我国1978―2009年度的S、Y、Л和R均可能是非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在1%（或5%）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应拒绝接受的假设，故一阶差分是平稳过程，可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性。

2.协整检验。单整检验已经说明，S、Y、Л和R都是非平稳序列，进一步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以避免虚假回归。通过VAR模型确定滞后阶数K=1。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因为LR=49.07>41.20（1%显著水平），所以分别拒绝零假设，即认为变量S、Л和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为LR=20.9967

S=0.0873+1.3229Y+0.1830π+0.3485R

（0.1224） （0.0597） （0.0826）

通过协整公式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收入效应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是明显且主要的正向关系，利率效应次之，通货膨胀率虽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效果较弱。可以理解为，当通货膨胀处于温和状态时，居民不但不会提出存款用于购物，反而会因为名义收入增长率快于通货膨胀率等原因增加储蓄。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看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收入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货膨胀和利率尽管也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行为的两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利率的影响要强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且实际利率与存贷款之差对储蓄均是正相关。鉴于以上分析，对于我国巨额居民储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维持城乡居民收入适度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城乡居民及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储蓄结构。因此需要维持居民收入的适度增长。比如，每年按照上一年的通货膨胀水平适当加一个比例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城市居民可以工薪阶层工资的适度增长为标志，乡村居民可以物价提高水平为基准的同时，不断减轻农民经济压力，适当给予补贴或政策优惠；加大支援西部力度，为西部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越的政策环境，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

2.保持适度通货膨胀水平。在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前提下，维护农民利益，减少收费项目，扩大商品供给；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限制，减少交通关卡，平衡东西南北物资的调运；居民收入水平维持适度增长，力求不低于通货膨胀水平；当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者；维护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信誉，严厉打击违规操作，银行资金挪用、偷盗以及相关诈骗活动，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把握好宏观调控工具，适度干预市场失灵现象；严格控制财政赤字，防止雪上加霜。通货膨胀水平保持在一定水平之内，是稳定我国居民储蓄、避免资金大量流出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进而才能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行。

3.加深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尽早实现由市场形成利率的机制。让利率的变动来调节储蓄的增减，充分发挥利率对储蓄的正面引导作用，实现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与应用；同时，完善对社会资金的监测手段，严厉打击社会游资的对市场操纵行为，维护我国市场的正常运行。

4.完善配套体系建设。积极促进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引进，增加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选择种类，形成居民资产的多元化，消化巨额储蓄；改善金融机构信贷环境，逐步完善银行与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机制，放宽信贷标准，鼓励居民进行消费信贷，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以便消化巨额储蓄，将大量闲置资金进行有效率的合理配置，避免资金的闲置，消化金融机构的潜在经营风险；适当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科技教育文化等公益性事业支出，在带动居民对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消费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减轻城乡居民各方面的经济压力，从而形成居民收入对储蓄增长的正面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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