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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理论建设以政治经济学为根基,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情况为出发点,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重要的市场理论,形成了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性制度。政治经济学由四点构成:即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这四条理论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要义,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西方经济学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是我国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和重要理论来源。
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主张一切经济行为都要通过市场来完成,需求、供给和价格要通过市场来形成。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体制虽然也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调节生产、消费,但是没有像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的那么重要,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在市场没有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资源配置不能按照供需的有效性进行流动,导致了经常性的物资短缺和相对过剩,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统筹好物资的分配,如何最大化满足国民经济社会的需要。但是这项工作却不像我们想想的那么简单,如何能在年初实现对经济的有效预期,如何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有效调配,这对于当时信息传递不太发达,计算能力比较弱的中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经济发达程度对比中发现,中国经济社会明显出现了落后,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西方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概念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对接最重要桥梁,也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样大背景下,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最为重要的理论构成。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开始完善市场主体,开始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消费市场逐渐形成,这三个市场的形成,使得市场进入了真正发展时期。
通过上图,厂商通过产品市场实现了产品的销售,家庭通过劳动市场实现了就业,资本市场是扩大规模,盘活已有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开辟新市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时,也帮助家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们的超前消费等。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竞争,一切都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竞争。西方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不是这样的,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厂商必然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投资领域来生产商品,很多厂家同时投入到同一个行业,必然会造成这个行业的生产过剩,也就出现了竞争,购买者对同样商品必然会对价格、质量、服务等做出不同的权衡,然后决定买那个,这就是竞争,在竞争的格局中,购买者处于有选择的地位,他有权利去选择购买那个商品,不买那个商品,有些厂家价格高,产品质量不好,服务差必然会被市场拓淘汰,这叫完全竞争市场,厂家都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吸取了完全市场理论和不完全市场理论,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针对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行业,采取国家垄断,实行国家独有,或者国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不足值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警惕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其学术成果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都值得学界的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制和成功经验帮助中国逐渐完善了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帮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和推广,同样,西方经济学通过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论到实践的论证,丰富了其研究视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市场经济研究者与实践者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完美的,是无懈可击,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看法是不能得到认同的,目前,西方经济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某些领域开始照搬中国经济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西方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危机,这种挥之不去的西方经济制度问题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无法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规避机制。另外,工会权利过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电视中,经常会看到西方罢工,导致航班延误、供水供电中断等,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西方市场经济有竞争性无排他性,是一种公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所谓无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谓有竞争性是一个人的使用减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无约束的时候会被过度利用。解决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偿使用。在现实中,此限制或收费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措施,诸如现在实行的排污限量超额收费的制度。在西方私权大于公权的市场格局中,国家有时候难以对其采取更为有效的调控手段,来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
三、中国经济学理论需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融合
关键词:弱势群体;高等教育;入学;预备计划
中图分类号:G64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2-0096-06
收稿日期:2012-02-01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主要国家民族教育政策比较”(ADA100008)。
作者简介:何倩(1984-),女,湖北鄂州人,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为了帮助长期以来在高等教育中处境不利的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民族学生,美国联邦政府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大学预备计划(College Preparation Programs)。这些大学预备计划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增加长期以来处境不利学生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所谓处境不利学生亦是指来自低收入家庭、第一个大学生背景的学生,以及拉美裔、印第安人和非裔学生[2]。大学预备计划通过开展大量的活动和项目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学生为升入大学做好准备。
一、问题
尽管过去几年里,美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已增长,但民族和社会分层仍然困扰着高等教育领域。一些来自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民族的学生的不利境地,直接导致了这类学生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生。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来自中上等和上等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大学的人数明显要多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这一现象在私立四年制大学中尤为明显:其中近60%的学生来自中上等和上等收入家庭,仅有17%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3]。而且,少数民族学生大学入学率远远低于白人学生。根据2008年统计的数据,大学入学人数中白人学生占63%,黑人、拉美裔、亚裔和印第安人学生分别只占14%、12%、7%和1%[4]。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同样也是少数民族学生。根据2007年的统计数据,18岁以下的黑人、拉美裔和印第安人学生中分别约有34%、27%和32%的学生来自贫困家庭;亚裔学生和夏威夷岛民学生中也分别有11%和20%,而相比之下,白人学生中只有10%是来自贫困家庭[5]。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少数民族和低收入群体学生的人口比例也将不断增加,这使得如何保护弱势群体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权益这一问题更为凸显。
二、具体计划与实施内容
20世纪60年代,联邦政府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增加低收入家庭等处境不利学生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比例。为了帮助弱势群体学生接受高等教育,联邦政府制定一系列的大学预备计划。虽然这些计划主要针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但由于许多少数民族学生都来自低收入家庭,所以这些计划也成为提高贫困少数民族学生高等教育入学率的重要举措。其中最重要且得到普遍认可的是TRIO计划和GEARUP计划。
(一)TRIO计划
TRIO计划旨在为低收入家庭,尤其是长期以来处境不利的学生提供学业上的补偿性支持[6]。而“向上跃进”(Upward Bound)项目则是TRIO计划中的第一个项目:1964年约翰总统签署的《经济机会法案》中制定了一些专门针对弱势学生群体的计划,其中就包括UB项目。随后在1965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中又在TRIO计划中增加了第二个项目“发现天才”(Talent Search)。为了帮助更多面临经济和教育困难的学生,TRIO计划又进行了扩充和改善,如今该计划已经增至八个项目。其中UB和TS这两个项目都是专门针对从中学向大学过渡中处境不利的中学生,帮助他们为升入大学做好准备。前者针对9~12年级的学生,旨在为这个阶段的学生提供阅读、作文、数学和科学等学科方面的教学辅导;而后者则是为6~12年级的学生提供与大学相关的信息,增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意识。
1.UB项目
UB项目主要针对那些低收入家庭和具有第一代大学生背景且未对升入大学做好充分准备的9~12年级学生。根据规定,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必须至少完成八年的基础教育。政府要求申请该项目的学生中必须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是来自贫困家庭并且是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其他的学生则可以只满足其中一项条件。UB项目每四年申请一次,并将大学校园作为该项目的主要场所(也会偶尔在其他社会服务机构或教育机构进行),为这类学生提供暑期补偿性辅导,在提高他们学业水平和增强升学动机的同时,增加他们上大学的机会。该项目具体包括以下内容:指导有关阅读、写作、技能学习等升学所需的课程;提供学业和资助方面的咨询和交流机会;让学生了解大学的课程计划和文化活动;提供辅导;制定导师指导计划;提供高等教育方面的信息;协助学生完成大学入学和助学金申请;协助学生准备大学入学考试;提供半工半读机会,让学生了解获得学位后的职业生活。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UB项目已从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活动组织松散的计划,发展成为如今活动目标、服务和评估方式统一、且组织紧密的计划项目。有研究表明,参加UB项目学生获得本科学位的比例是具有相同背景但未参与TRIO项目的四倍[7]。2007年全国的UB项目已增至774个,而且同年UB项目的中学毕业生中有77%的顺利进入大学[8]。
2.TS项目
TS项目主要是针对低收入家庭和具有第一代大学生背景且有潜力完成高等教育的11~27岁学生。根据规定,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必须已经完成最少五年的基础教育,而且参与该项目的总人数中也必须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学生是来自于贫困家庭并且将成为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此外,该项目还鼓励那些已辍学的高中生重新接受教育,完成他们的学业。该项目通过为这些学生提供有关大学入学机会、助学金、奖学金以及入学程序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为他们进一步升入大学做好准备。具体来说,该项目包括以下服务:提供有关学业、资助、职业或个人问题的咨询,包括为学生进入或重新进入中学和大学提供建议和帮助;提供职业探索(career exploration)和能力评估的机会;提供辅导;提供高等教育方面的信息;了解大学校园;提供大学生资助方面的信息;协助学生完成大学入学和助学金申请;协助学生准备大学入学考试;提供导师指导计划;为6~8年级的学生安排特别活动;为学生的家长提供交流机会。
根据2002~2008年统计的数据,参与TS项目学生每年的升学率都在77%以上。到2008年参与TS项目的中学毕业生中86.8%的学生向大学递交了申请,其升学率也达到了78.7%,其中85.1%的学生还获得了助学金[9]。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TRIO计划在增加弱势学生群体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联邦政府为该计划投入的经费也大幅增长,已由1997~98年的约4.96亿美元增加至8.73亿美元,其中用于UB项目已由原来的约1.79亿美元增至3.15亿美元,用于TS项目也由8 154万美元增至1.43亿美元。此外,研究还表明,学生参加这些项目的时间越长,他们顺利升入大学的机会也会越大。
(二)GEARUP计划
1998年在《高等教育法》修正案中,克林顿政府又增加了一项新计划――GEARUP计划,旨在通过为高等教育机构、地方教育当局、州教育当局拨款的形式来鼓励他们合作帮助那些来自社会经济地位低背景的学生为升入大学做好准备,并通过大学外展计划、早期干预措施、奖学金等方式提高他们上大学的意识和可能性。这也是联邦政府近年来制定的一项新的大学预备计划。与TRIO计划不同的是,该计划要求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合作,以共同提高这些弱势群体学生的成绩[10]。这种合作是基于一个重要的理念,即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经验(integrated experience),不仅增强他们升入大学的意识和期望,而且还让他们了解大学助学金方面的信息[11]。
该计划是联邦政府旨在鼓励各州政府开设大学外展计划和采取早期干预措施的唯一项目。同时,该计划还鼓励合作机构①也参与到该计划中。经过竞争性的筛选,联邦政府将为参与该计划的州或合作机构提供为期六年的拨款,这意味着该计划可以持续地帮助弱势群体学生,直到他们高中毕业。该计划主要针对7~12年级来自低收入家庭学生,其具体目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确保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在上大学中获得财政资助;为有辍学危险的学生提供学业帮助和辅助课程;让学生和家长了解接受高等教育的益处和有关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方面的信息。
获得拨款的合作机构必须为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早期干预活动,具体包括:提供全面的指导与咨询;为家长开展活动和提供相关信息,让他们更多地参与到学生的大学备考、大学入学和学业考试中来;提供有关大学申请方面的信息等。目前大部分合作机构都没有为学生提供奖学金项目,主要通过开设一些支持性计划来帮助这些学生群体[12]。与其他联邦计划不同的是,根据规定,这些合作机构必须为学校7~12年级中至少一个年级的学生群(student cohort)提供服务,而且只有那些获得“免费或打折午餐”的学生占50%以上的学校才能申请拨款经费。
获得拨款的州政府不仅必须开展早期干预活动,而且还必须提供奖学金。根据规定,州政府至少需将25%的拨款经费用于实施大学早期干预活动,同时将至少50%的拨款经费作为奖学金。如果州政府已通过其他方式为这些学生群体提供了奖学金,则可以将更多的拨款经费用于其他早期干预活动。与合作机构不同的是,州政府不仅可以像合作机构那样,为某个年级的学生群提供服务,也可以针对某个年级中处境不利的“优先考虑学生”(priority students)②。
GEARUP是一项综合性的计划。从服务对象来看,该计划不仅关注学生本身,还关注学校的改善和发展。从服务内容来看,该计划不仅为弱势群体学生提供支持,而且还为教师、咨询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提供职业发展的机会。此外,该计划还成功地推动了学校、地方教育当局、高等教育机构、州教育部门和企业及当地组织之间的合作,让他们共同来有效地提高处境不利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成绩。到2010年,全国共有42个州和167个合作机构参与该计划,共同帮助了74.7万名学生[13]。如今该计划已被公认为是提高来自低收入群体家庭和未有大学生家庭学生以及处境不利学生的学业成绩、中学毕业率以及大学入学率的有效途径。
由此可以看出,联邦政府实施的这些计划为帮助弱势群体顺利接受高等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这些计划只针对其目标群体,并无法为所有亟需帮助的学生提供信息和支持,美国许多州政府和一些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也设立了其他一些预备计划项目,来帮助那些未获得联邦政府资助计划资格且需要帮助的中等学生。这些补偿性的大学预备计划为弱势群体学生开设了绿色通道,借助各种手段为其提供支持和帮助。
三、主要特征
大学预备计划的核心宗旨是帮助弱势群体学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服务和支持。虽然这些计划服务的具体对象、活动的具体形式和实施内容等方面有些许差异,但其依然具有一些共同的原则与特征:
(一)完善的信息渠道
获取和掌握与高校相关的信息对于学生决定是否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结论在许多研究中都得以证明。然而,来自家庭贫困等处境不利的学生却很难获得这些重要的信息。其一,是由于这些学生的家庭成员也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经验[14],很难给他们提供参考信息;其二,他们大多数就读于大学相关咨询信息资源较为缺乏的高中[15],而且这些学生也很少联系所就读高中的咨询教师[16]。这些成为阻碍这些学生群体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潜在因素。由此,联邦政府提供的这一系列计划和项目,如TRIO计划中的两个项目都注重为这类学生群体提供有关高等教育方面的重要信息。而且GEARUP计划还非常重视家庭和其他社会网络在帮助学生处理信息和作出决定中作用,采用综合的方式来确保学生获得大量的信息资源,并且还有专门的辅导员在申请入学和助学金过程中为这些学生提供帮助。
(二)注重家长参与
研究表明,家长对儿童在学校以及整个人生取得的成就有着重要影响。当家长、学生与学校及辅导服务机构共同合作时,学生的学业水平会获得提高[17]。然而,许多弱势群体学生的家长都未接受过大学教育,这意味着他们并不具备所需的“大学知识”来帮助他们的孩子准备和进入高等教育。因此,为了让家长激励并帮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大学预备计划还为家长们提供信息交流的平台,让家长了解接受高等教育的益处以及有关高等教育财政资助方面的信息,从而提高他们对子女的期望,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也间接地增加了这些学生上大学的可能性。调查显示,大部分的大学预备计划都在努力地让家长参与其中,其中有69%的项目提供了家长参与部分,有22%的项目要求家长必须参与,如GEARUP计划中就有近50%的项目设有家长必须参与的部分[18]。
(三)有力的财政支持
家庭经济困难是阻碍这些弱势群体学生选择继续升学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受家庭条件的限制,很多学生都会因无法担负起大学的高额学费而选择放弃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继续接受教育。有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学生对大学费用比白人学生更敏感,尤其是黑人学生最为敏感。这是因为大学费用与家长的工资是息息相关的[19]。为了帮助这些学生消除这一障碍,联邦政府提供的这些计划不仅为这些学生提供了有关大学费用、助学金、奖学金等信息平台,让学生和家长准确把握可供选择和利用的有关学生资助政策方面的信息,而且还委派辅导教师专门协助学生申请奖学金和助学金,帮助他们规划自己的大学费用。此外,GEARUP计划明确规定,获得拨款的州政府必须将至少50%的拨款经费用作奖学金,而且每个学生最多可以直接从该计划中获得八百美元的资助[20]。
(四)形式多样的早期干预活动
学业成绩是决定大学入学资格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来自低收入家庭和少数民族的学生,由于受到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他们在中学教育阶段的学业成绩常常落后于其他学生。为此,联邦政府通过开展这些计划,为处境不利的这些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早期干预活动,如:从活动对象来看,有针对学生个人的,也有针对某个年级学生的;从对象范围来看,这些计划活动虽然都主要针对中学生,但有的是以初中学生为主,有的则主要关注高中学生,还有的则贯穿于整个中学阶段;从活动形式来看,这些计划项目不仅在课外为学生提供了直接的课程辅导,还为他们提供了个体化的指导和咨询,有的还利用暑期时期开展内容丰富的活动,让这些学生提前体验大学生活,增强他们上大学的动力和决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干预活动并不是取代学校的主要课程,而是作为一种额外补充性辅导,以提高这些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学习技能,让他们为升入大学做好充分的准备。
四、思考与结论
作为联邦政府补偿性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学预备计划在缩小教育差距、实现教育平等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些处境不利的学生群体也由此获得了更多的教育和发展机会。但同时,如何基于成本-效益原则进一步提高这些计划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如何协调不同计划之间的活动项目,在持续为学生提供服务的同时又避免简单地重复?这些问题需要未来进一步探索完善。然而,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这些计划仍然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
首先,为弱势学生群体提供基于需求的系统化的政策支持。在我国,也有许多弱势群体学生因信息不畅通、经济困难、准备不充分等问题而无法升入大学继续深造。虽然目前我国政府已经为贫困家庭学生提供一些助学金和奖学金计划,但是由于有些学生居住在偏远、贫穷的地区,他们无法获取相关的重要信息而选择放弃学业,而且这些贫困地区的学生所就读学校的教育质量很难保证,这导致他们很难达到入学标准。这种种外在的因素无疑成为一些有潜力继续升大学的学生的绊脚石。因此,为了解决这些教育不平等问题,帮助这些学生真正享有同样的入学机会,我国中央政府部门应该根据我国弱势群体学生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计划,并引导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服务和帮助。此外,由于教育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所以,应为这些学生提供持续性的系统化的活动,从而真正把他们顺利地送入大学之门。
其次,政府要重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虽然政府是推动教育公平的中坚力量,但是教育问题并非只靠政府单一的力量就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努力搭建多方参与的合作平台,借助于政策杠杆来鼓励中小学与大学积极开展合作,积极引导社区组织、慈善组织和企业等利益相关社会机构也参与进来。通过让中小学和大学合作,不仅有利于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和接受高等教育的意识,而且还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全面的学业支持和帮助。同时,由于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弱势学生群体来说,政府的拨款经费毕竟是有限的,积极鼓励社区组织、慈善组织和企业等利益相关社会机构参与,有利于拓宽大学预备性计划的资金渠道,为更多的弱势群体学生提供更持久的帮助和支持。因此,政府部门在解决教育问题的过程中,应重视发挥政府部门、学校、大学和企业及社会组织的集体作用,积极引导他们共同合作来帮助解决弱势学生群体上大学的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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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Preparation Programs for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in United States
HE Qian
一、本单元简介及设计总体思路
本单元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经济的基本结构和特点,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的古代经济从时间上来看跨度非常大,历经三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几十个朝代,所包含的知识量非常巨大。而如此大的知识量在一个单元分为四课内容进行讲解,在时间上很紧张,教学任务相对来说比较艰巨。要想顺利实现教学目标,这就要求,一方面,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的过程中要善于抓住重点,重视对知识点的梳理和进行系统化的讲解,使得知识点能够化零为整;另一方面,教师要指导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工作,指导学生积极利用自己之前学习过的知识以及身边的学习资源,做好充分的预习工作。
二、教学目标
(一)了解古代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了解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和理解手工业发展的特点;了解古代商业发展概况,认识和理解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的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探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的原因
(二)引导学生进行规律性的总结,使得学生在总结归纳的过程中提升多方面的能力
(三)通过学习,让学生领会和感受到中国古达的农耕经济,并对今天的发展有所启示
三、教学重难点
(一)教学重点
1.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概况
2.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3.农业在整个中国古代经济中占据的主体经济形式的地位
(二)教学难点
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在不同时期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内在联系。
四、知识点梳理
(一)发达的古代农业
1.早前农业生产的出现
(1)起源阶段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距今约一万年左右,耕作方式主要以刀耕火种为主要方法。
(2)商周时期的农业阶段
在农业工具方面以木制和石制的工具为主,如耒耜和石锄、石犁,出现了青铜制农具。这个时期的人们懂得了开沟排水,耕作技术大大提升。农作物种类变得更加丰富,人们逐渐开始了定居的生活。
(3)中国农业的独立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的农业发展自成体系,从而奠定了整个古代中国农业社会的基础。
2.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
(1)农具上获得了很大的进步
(2)耕作技术有了很大的提升
(3)耕作制度发生变化
(4)开始修筑水利工程,学会使用灌溉工具
3.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小农经济的特点
(2)小农经济的影响
(二)古代手工业的进步
1.素称发达的官营手工业
(1)冶金业
西周时期:青铜铸造是商周时代的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商代的青铜器多为大件的礼器,而西周的青铜器则偏重于生活用具。
春秋战国时期:创造了铸铁柔化技术,青铜铸造工艺出现了金银错新技术。
魏晋时期:北魏相州的军刀、百炼钢技术成熟、灌钢法发明。
唐朝时期:冶铸业普遍采用切削、抛光、焊接等工艺。
明朝中后期:以广东佛山为代表冶铁业生产规模扩大。
(2)纺织业
半坡氏族时期:产生了麻纺织业。
大汶口文化:丝织业获得了进步。
商周时期:斜纹提花织物、刺绣的出现。
魏晋时期:织造机构的设立,吴国的八辈之蚕、蜀锦的出现。
唐朝时期:丝麻织品遍布全国,丝织品种类繁多,并吸收了国外的一些纺织方法和图样风格。
明朝中后期:苏州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丝织业手工工场。
(3)制瓷业
原始社会:半坡的彩陶、大汶口的黑陶和白陶。
商周时期:出现了原始瓷器。
魏晋时期:制瓷技术趋于成熟,以南方的青瓷、北方的白瓷为代表。
唐朝时期:唐三彩,为彩瓷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南宋元朝时期:“瓷都”江西景德镇的青白瓷闻名海内外。
2.艰难经营的民间手工业
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手工业受到鼓励。
魏晋南北朝时期:遭遇摧残。
隋唐时期:得以恢复。
两宋时期:继续艰难发展。
元明时期:棉纺织品数量增多,民间手工业超过官营手工业。
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3.中国古代手工业享誉世界
(三)古代商业的发展
1.“重农抑商”下古代商业
“商人”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发展历程。
2.市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形成和规模;不同朝代对城市的管理方式;各个时期的主要大城市。
3.官府控制下的对外贸易
各个时期的对外贸易概况;对外贸易的范围;著名的对外贸易港口。
(四)古代的经济政策
1.土地制度的演变
不同历史时期土地制度的演变概况及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2.“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的概念、原因及影响。
3.“海禁”与“闭关锁国”
政策出现的原因、影响。
五、教学思路设计
由于本单元内容量较大,所需的教学资料众多,因此,在本单元,教师计划利用多媒体工具进行辅助教学,通过多媒体工具给学生在课堂上快速呈现课前搜集好的文字资料、视频资料、图片资料等,使得学生的注意力被充分地吸引过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课的过程中,对于一些基本的知识点,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提问的形式来进行教学活动。由于课前要求学生进行预习活动,因此,通过提问既可以检查学生的预习状况,又可以促进学生的思维活动,同时还可以节省课堂教学时间。由于有了多媒体工具的帮助和课前预习准备,课堂教学时间会显得比较宽松,这时候,教师可以选取一些适当的课题引导学生进行合作探究,以促进学生合作探究能力的发展和思维活动的进一步深化。
六、教学反思
本单元的内容量较大,且知识点较为松散,涉及的知识范围很大,如果单凭教师一人之力很难完成教学任务,因此,这课主要采取教师点拨,学生主体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包括课前的预习、课中的合作探究、课后的总结等等。对于一些理论性较强的知识,教师可以进行适当的点拨,这样,学生更容易消化,而一些较为简单的内容则要求学生通过主动学习的手段来掌握。
我国政府于2009年度明确了我国2020年的碳排放降低目标,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了社会发展以及国民经济中,进行了长期的系统规划。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学术界对低碳经济的研究非常积极,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的多所权威科研机构、院校都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比如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湖南大学、江西科学院等,不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都对低碳经济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面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二者之间的矛盾,加强低碳经济相关的理论与价值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低碳经济的产生背景。在全球气候变暖与温室效应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背景下,低碳经济被适时提出。英国政府于2003年发表了《能源白皮书》,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这是“低碳经济”概念首次被谈及,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热烈的讨论浪潮。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多个国家纷纷运用不同手段从多方面入手进行了一系列的低碳经济建设行动。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发表之后,尤其是“巴厘路线图”达成后,国际社会开始更加关注低碳经济的相关理念。可预见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的必然。
二、低碳经济研究概况。低碳经济的具体特征首先是经济性,低碳经济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机制与基本原则来发展;其次是目标性,发展低碳经济的目的是把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最后是技术性,通过不断地提升技术水平来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从目前来看,围绕这一目标,国际上已经开展了系统地研究,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碳减排的经济风险分析以及碳减排对策研究等。其中,不仅有理论的探讨,也有实践的经验总结,但是对于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探讨与总结。
三、低碳经济理论的经济学价值。低碳经济理论的经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促进了消费方式的转变。低碳经济有关理论能够化解“刺激消费”与“低碳经济”之间的矛盾问题。当前国际市场的消费主力军是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地区的居民,消费也从以往的生存需求而转变为享受性消费。如果未来仍然用物质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势必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于现有资源也会产生更大的消耗,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经济发展的毁灭性伤害。而低碳经济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方式的改变,低碳经济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物质消费逐步地转移到精神消费上来,让精神消费与智力投资成为新一代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二)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低碳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一些工具,如碳交易、碳期货、碳货币、碳贸易以及碳关税等。这些概念虽然还并不完善,但已经被纳入了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的重点内容。气候变化问题解决的复杂性,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对风险、不确定性以及贴现等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进行再次审视,需要重新界定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分析概念。
(三)完善了国际经济学体系的经济合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应该要纳入国际经济的范畴,以拓展国际经济学原有的狭义研究视角。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基础,而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活动,则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进一步延伸与应用,事实上国际经济学是研究怎样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平衡本国的国际收支,有效地建立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贸易与金融体系。国际经济学并没有将国际社会看作一个整体,而当前只有融合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国际经济学,才能实现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国际经济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5-0093-02
一、国际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及学习难度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国际经济问题。能够用所学理论解释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现象,是经济类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能力之一。传统的教学模式重理论轻实践,教学效果差,因此对国际经济学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国际经济学是以国际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是国际贸易理论及政策,主要探讨各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产生的原因、利益分配以及由此诞生的国际贸易政策。第二部分是国际金融部分,主要探讨由于贸易而导致的国际资本的流动、国际投资、汇率以及国际收支等。该门课程的知识点众多,需要良好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基础,这就降低了教学的趣味性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缺乏将理论知识用于实践的能力。案例教学法在很多课程的教学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因此,如何将案例教学法应用于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当中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二、案例教学法在国际经济学中的意义
案例教学法由美国的科普兰博士(Copeland,D.)于1910年率先在哈佛大学商学院中应用于实践,最早的案例教学法应用于工商管理专业。科普兰博士邀请了很多优秀工商管理的从业人员走进课堂,向学生展示在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科普兰博士要求学生利用管理学的理论知识结合实际问题,写出案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方案。案例教学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该教学方法由于其良好的效果很快在其他学科开始推广。根据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定义,案例教学法是指学生和教师互动,共同参与对某学科的案例或疑难问题进行探讨的教学方法。在案例教学法中,学生不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老师也不仅仅是现有知识的传播者,教师与学生成为平等的主体,共同参与课堂的教与学。案例教学法着眼于学生的创造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通过案例讨论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在国际经济学中实施案例教学法,主要能起到以下几点作用:首先,减少课程的枯燥性和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国际经济学知识点繁多、综合性很强,需要用到微观和宏观的分析方法,对数学、函数及图形要求较高。如果按照纯理论的教学方式,很多知识晦涩难懂,学生也只是热衷于记结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案例教学,让晦涩的知识变得更有立体感,有利于降低课程难度,丰富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主动参与意识。其次,案例教学有益于学生的“学”,提升教学质量。案例教学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方式,教师不再是填鸭式教学的主体,而是根据国际经济中的热点或特殊的现象,创建现实经济生活情境,用贴近生活的经济现象来引导学生自动融入积极讨论的课程教学中。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传播者,简单地告诉学生一些枯燥的理论知识,而是让学生自己去讨论、分析、总结和思考,以得出开放式的结论。事实上,很多国际经济现象并没有唯一的解释方式,可以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去理解同一个经济现象,让各种解释相互竞争,不要简单地下结论,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重要的不仅仅是学生学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如何学习。总之,案例教学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组织能力,提升学生查询资料和整理资料的能力,增强学生独立分析问题的能力和协调组织能力,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全面培养。最后,案例教学有益于教师的“教”,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在案例教学中,虽然教师起的是引导作用,但是如何引导好学生对国际经济现象的探讨并非容易。传统教学中,教师只知道可能理论就够了,但是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必须提前准备案例,对国际经济的热点和特殊现象要有高度的灵敏感。教师需要关注学术前沿,不断完善和更新知识结构。
三、案例教学在国际经济学中的教学实践
下面以动态国际贸易理论中的生产要素增长与国际贸易这一节为主举例说明如何在国际经济学中实施案例教学。根据动态国际贸易理论,如果商品的国际比价保持不变,一种生产要素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素的产品产出增加,而密集使用其它要素的产品产出减少(罗伯津斯基定理)。讲完这个理论后,可以结合“荷兰病”(DutchDisease)来加深对该理论的掌握。荷兰在上个世纪60年现了大量的天然气储备,生产资源大规模流入天然气相关产业,而传统的制造业因此大规模萎缩,这种一个行业大规模萎缩是另一行业大规模增长所带来的结果的现象被称为“荷兰病”。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沙特、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挪威、尼日尼亚、英国及澳大利亚先后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就是发现并新开发了自然资源的国家。其中尼日尼亚和印度尼西亚是两个典型国家。由于石油禁运,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国际油价暴涨,几乎翻了两番。尼日尼亚的石油贸易条件在1989年是1972年的7倍,尼日尼亚获取了大量的“石油意外收入”,其占尼日尼亚GDP比重的23%。由于意外石油收入的增长,尼日尼亚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支出,国内物价迅速上涨,国内其他产业竞争力迅速下降,比如农业出口量下降了67%以上,非石油行业出口下降了90%,石油行业的发达是以其他行业的亏损为代价,呈现出典型的“荷兰病”。印度尼西亚是另一个典型,印尼虽然像尼日尼亚那样获取了大量的意外的石油收入,但是并未出现“荷兰病”。引导学生查询资料,解释“荷兰病”原因,为什么印尼和尼日尼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局。学生最后的讨论结果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学生认为“荷兰病”主要发生在“享受”初级产品出口急剧增加的国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由于自然资源的意外发现或增加,获取了巨额的自然资源收益。其次,尼日尼亚发生“荷兰病”,是因为尼日尼亚在获取石油意外收入的同时,没有将获取的收入用于其它投资。最后,印度尼西亚之所以没有发生“荷兰病”,是因为印尼政府力争收支平衡,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将石油收入平衡用于其他行业。比如,资助灌溉系统、鼓励改良品种、改造农村医疗和教育设施,增加农业投入等。
总之,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在传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我们更应注重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及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案例教学法是对传统教学法的创新,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以后的教学中,更应该从案例的准备、案例报告的撰写与分析、案例教学组织形式的完善等多方面提高案例教学的质量。
参考文献:
[1]黄家骅.案例教学法在国际经济学课程中的应用问题[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综合版),2008,(02).
[2]许正松,万青.案例教学法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运用的探讨[J].皖西学院学报,2011,(06).
论文摘要:地缘经济学是冷战后出现的一种颇有研究价值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内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尚不深入,并且还存在较多模糊认识。文章对地缘经济学进行了视角和概念界定,简要地介绍了它的内涵,着重地分析了其理论特征,并联系中国实际谈了几点看法。
一、地缘经济学界定
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是在冷战结束后出现的颇有新意的国际关系理论。当然,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研究一国经济发展与地缘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关于国家利益、经济现象和地缘关系的科学”。还有看法认为,地缘经济学是基于地理因素考虑争取国家利益的战略或政策。爱德华·卢特沃克(EdwardN。Luttwak)强调“地缘经济学是一种战略,对军事对抗起缓冲作用”实际上,从目前地缘经济学的发展情况看,它既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还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它还远不是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探讨的主要话题,它需要“一个明确、规范的定义,特定的研究内容,可供证伪的假设,而这一切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地缘经济学又称“后地缘政治经济学”,具有显著的政策色彩,它强调地在有限空间内争夺相对受益的竞争性政策,可能引起人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的担心,使其发展陷人窘境;同时,从纯粹学术角度看,将地缘经济学拘囿于战略或政策层面是不科学的。因此,将地缘经济学称之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是恰当的。确切地讲,它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探讨的理论范畴。
1990年,美国国防部高级顾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战略专家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海湾战争前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地缘经济学理论。按照他的看法,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人了地缘经济时代。在1993年出版的《面临危险的美国梦——如何阻止美国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并在工业霸权争夺战中胜出》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政治和军事舞台转移到了经济舞台。国家间的竞争模式已经变为通过国家调控、参与来占领世界经济版图,提高目标市场的占有率。这种竞争新模式就是地缘经济学。美国兰德公司政治研究部主任所罗门指出,贸易、金融和技术的流动变化将决定地缘经济时代的力量现实与政治,抢先启动的区域性贸易集团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L5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亨利·诺(HenryR.Nau)在《美国衰退的神话》一书中提出“权力经济学”(Powernomics)概念,认为地缘经济时代的国家目标依然是权力,经济活动应该围绕权力开展。只不过,这个权力更多是以经济来定义的,例如市场占有率、金融、物价和就业机会等。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为地缘经济学。即便将地缘经济学定位于学科上的学者在对其定义时也跑不出三个因素:地缘关系、经济手段、国家利益结合上文,笔者认为,地缘经济学较科学的定义应是:以民族国家行为体为主导,以地缘因素为地理基点和政策辐射点,运用国家干预色彩浓厚的战略经济手段获取国家利益和权力,夺取地缘经济时代领导地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二、地缘经济学的理论内涵
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加强,各国面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问题普遍增多。而冷战的结束也为各国政治精英谋划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在政治、军事等“高级政治”的作用相对淡化的同时,经济、生态等“低级政治”的影响却愈加突出。决定一国国际地位的不再是武力,而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科技力量为先导的综合国力。过去的那种以对抗、冲突为主的竞争模式将让位于以协调、合作为主的非零和思维。但是,作为理性的自私的民族国家行为体追逐相对受益的本性不会因此改变。那么,民族国家如何在变换的时代特征下寻求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呢,这便是地缘经济学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冷战结束预示着地缘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和冲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全球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高级政治”让位于“低级政治”。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由于资源的稀缺,所有国家的本性还在于争夺相对利益。但是在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方式却是经济竞争取代军事竞争,“所有官僚机构发现的地缘经济作用的结果和由利益集团控制的地缘经济的结果,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案例中虽然各式各样,但是,从根本上讲,国家将按地缘经济的方式行事”。
(二)国际关系行为体增加,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争夺经济优势
企业、组织乃至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地缘经济中来,而且在地缘经济时代,它们将和国家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它们将以“地缘经济”的名义寻求来自政府的支持,如果它们是“朝阳产业”或“民族工业”,将更有可能获得支持。此外,国际层次的区域性国家组织、贸易集团、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也将在地缘经济时挥重要作用。地缘经济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将国民的生活水准提高到最高程度,而在于本国在世界经济中优势地位的获得及维持,其中,“竞争力”是最主要的工具。衡量权力的尺度是通过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获得的。凭借决定性技术优势占领未来市场的能力以及获得进入新兴市场的机会比控制实际领土更为重要。国家参与地缘经济争夺的方式是多样的,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财政金融政策、经济外交等。“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战争的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
(三)美日欧之间的竞争是地缘经济时代国家间竞争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是在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国际背景下产生的,它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认为世界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1)日本率领的环太平洋地区;(2)美国领导的西半球经济区;(3)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经济区。“在未来的竞赛中,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个。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位居领先,都会像英国主导19世纪,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为了维护美国经济和政治利益而重新制定贸易政策成了克林顿政府经济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减少日本贸易顺差,要求日本“自动出口限制”、“志愿出口配额”,甚至要求日本进行经济改革和体制改革。
(四)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实施地缘经济政策的能力,也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这样做
只有属于“世界事务的核心舞台”上的国家才有实施地缘经济战略的能力。因为只有这些国家之间才能真正摆脱传统战争的威胁,也只有它们才拥有实施地缘战略所必须的有效的官僚体制和行动能力。另一方面,处于“世界政治的死水区”的第三世界,它们担心更多的依旧是地区冲突、战争威胁等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它们或者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地缘经济战略,地缘经济不是这些国家政府考虑的问题。地缘经济学就其本质来说是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是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
三、地缘经济学的理论特征
(一)地缘经济学是经济/生态政治学的发展
经济/生态政治学(eco-politics)是根据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托国际政治经济学而产生的。代表性著作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海沃德·奥尔克教授所著的《全球经济/生态政治学》,其主要观点是:(1)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转向经济/生态政治学,目前迫切的任务是改革国际经济体制,调整国际经济关系,适应冷战后经济和生态政治因素增长的需要。(2)冷战后,军事威胁减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也相对削弱;战争不可取,实力不可无,经济与生态将成为实力的主要构成部分。(3)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有政治的和军事的,更包括经济的和生态的因素。以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安全体制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国际新秩序的主要内容。
地缘经济学的创始人爱德华·卢特沃克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地缘经济时代,国际关系从地缘政治学向地缘经济学发展。其理论主张是:(1)意识形态的差异已不如以前那样重要;(2)按地缘政治标准划定的对手或敌手,在地缘经济时代可能同时是贸易伙伴;(3)对全球的最大威胁已从核战争危险转向经济危机和生态破坏,国际关系中“低级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第一次明显地超过“高级政治”(军事对抗和核威慑)。这一转向“开拓了超越国界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时代”。可以看出,经济/生态政治学为地缘经济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地缘经济学采纳了经济/生态政治学诸多观点,它只不过在经济层面上的着墨浓厚了一些罢了。
(二)地缘经济学是新现实主义理论
新现实主义是在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仍旧认可传统现实主义所坚持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的冲突和竞争模式;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追逐的理性自私属性等基本原则。它纠正、完善了传统现实主义若干不合时展的缺陷,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义派别。它在强调国家行为体是主要国际行为体的同时,还点明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它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还说明了合作、协调获取绝对收益的可能性;它在强调军事安全攸关国家生存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安全对国家的至关重要性;最为重要的是,它发展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权力——安全观,认为权力不再是最终目的,权力是获取利益、保障安全的手段,这使其不再像权力政治那样极富进攻性而具有了某种自由主义式的协调性、融合性,为自身理论的发展开拓了视野。
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所有的经济较量都是国家利益驱动的。只不过,地缘经济学强调的是国家经济利益,它的实现表现在就业人口扩大、市场扩张和产品出新上。地缘经济学强调国家的经济权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为了本国的利益,国家要追求财富、权力、市场和工作机会,任何对本国国际经济地位进行挑战的国家对本国的经济安全都会构成威胁。地缘经济学认为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后主要是竞争和对立的关系,特别是经济上的竞争与对抗。地缘经济学尽管赞同非国家行为体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员,但仍旧把主权国家作为研究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要对象。可见,地缘经济学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指导的,它是新现实主义在经济层面上的变种。说的严格一些,地缘经济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新现实主义学派的一员。
(三)地缘经济学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论
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形态,又称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学术界在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存在多视角问题。罗伯特·吉尔平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或如最初所称的重商主义)是由近代政治家的社会实践发展而来,主张政治是重于经济的第一位因素,经济民族主义是国家建设最基本信条,它主张市场要服从国家利益,政治因素确定(或至少应该)决定经济因素”。肖夏娜·B·坦赛从政治主张角度认为“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的这样一种愿望: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本国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即还有一种观点从区域角度出发,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即为东亚国家或地区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和政治路线。陈峰君对东亚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国全民的核心任务;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杠杆作用,力图使之与市场经济有机融合为一体;在思想领域中利用东方儒家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简言之,倡导“经济兴国”。
上述定义存在明显失误。它们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第一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任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再像重商主义、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
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定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取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
地缘经济学要求国家运用公共权力推行战略经济政策,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培养国家经济竞争力,争夺世界经济优势。在强调国家干预这一点上与经济民族主义毫无二致。地缘经济学强调国际经济关系的地缘性。国家或地区间由于地域上的邻接性而产生地缘经济关系,当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些经济体就会汇合成新的更大的经济体并产生经济超常规发展现象。地缘经济学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三个彼此竞争的区域经济集团,它们之间的联系和运动将对世界经济的结构和性质产生深刻影响。地缘经济学的地缘性观点可以为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提供理论支持。地缘经济学强调更多的是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和冲突,关心更多的是相对经济收益,但它本身并不排斥合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地区之间由于经济产业结构、资源结构上的差异性,而通过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来共同促进发展,形成互补关系。地缘经济学的合作观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对绝对收益的认可。
四、地缘经济学的启示
(一)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的目标是抢夺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成功的希望则是在高科技领域
如果一个国家首先控制在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电子通讯和新材料等领域中的专利权,它将不会受限于传统工业产品的关税壁垒,在国际贸易中赢取较大优势;高科技经济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外溢效应不仅存在边际成本递减、边际报酬递增特点。还可以优化、升级国内产业结构,以乘数效应拉动国民经济健康增长。如果我国在高科技产出领域中,哪怕只在一个或几个方面占有主导权,带来的成果,则可以用滚动发展的办法推动中国经济走向繁荣。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发明高科技专利的科学家是否属于中国,而现今中国羁绊人力资源创新的最大障碍恐怕便是体制的臃肿,因此,民族富强和国家昌盛需要的关键步骤便是富有生机的制度及机制催生出的高科技人才。
(二)冷战后国际经济斗争直接表现为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在国际经济上的斗争,而实质是国家间、政府间、政策水平间的较量
地缘经济环境下,国际关系交又发展的现实使企业在经济竞争中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困难。当一个国家在选择某一生产领域作为国家发展的主导领域时,其他国家相关领域的企业在没有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就将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国际市场中的中国企业仅凭自身力量是难以有所作为的。中国政府的参与是必需的,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介入的范围与程度。也就是说,政府必须清楚哪些部门与活动可以调控战略与规划应该掌控,用什么手段来干预,通过什么途径来传递,怎样把握介入时机,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实际上,这里讲的是干练而富有成效的经济决策机制,纯粹的行政官僚机构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必须创建学习型政府并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专家治国队伍。
一、本科生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特点.内容繁多,教学时间紧凑经济学和管理类本科生在入学第一学期便需要学习微观经济学课程。目前各高校常用的初级微观经济学教材有曼昆著的《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萨缪尔森等著的《微观经济学》和高鸿业著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微观部分)》,这三本教材分别有22章、19章和10章,每本教材的内容均十分繁多,涵盖了微观经济学基本概念、消费行为、生产行为、市场分析、外部性,有的还涵盖了简单的博弈论、一般均衡分析等。而本科生一年级的学生由于入学时需要参加近一个月的军训,第一学期的学时被大大压缩,一般高校初级微观经济学的学时只有36个学时。在较短的时间内需要向学生教授如此多的教学内容,无论是给老师还是给学生都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数理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学采用了大量的数理分析方法,包括统计方法、图形和数理模型。经济数学、统计学等数学分析工具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微观经济学中也大量使用了这些方法,即使在初级微观经济学中也包括了边际分析、最优化方法等。这对于刚进入本科生一年级的学生而言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他们同步学习的高等数学中还未学习到极限、微积分等相关内容,很多知识无法用高中学习的数学知识进行准确的解释,对教师授课造成了一些困难。
.学生需求各异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于微观经济学的学习需求是不同的。大部分管理类学生在本科阶段只会学习初级微观经济收稿日期:2012—04一学,但是如果需要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同学需要掌握的则是中级微观经济学。初级微观经济学虽然与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章节是类似的,但是各章节内容的深度和分析方法都有非常大的区别。如果对这类学生只教授初级微观经济学的内容,那么将给这些专业的学生深造、继续研究生学习造成较大的障碍。
二、本科生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针对以上微观经济学课程和授课对象的特点,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本科生微观经济学进行教学改革:
.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不同层次的微观经济学课程大部分学校对于经济类和管理类的学生均开设的是初级微观经济学公共课,即经济类和管理类的学生均采用同一本教材学习初级微观经济学。由于经济类的学生还需要学习中级微观经济学,因此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要求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存在问题,但是对管理类的学生就会有学习与考察脱节的问题。因此,对于管理类学生而言,应该在初级微观经济学教材的基础上,适当将内容拓展到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上,要注意初级内容和中级内容的衔接。
虽然中级的分析方法和手段比较数理化、讲授内容也比较深入,但是可以以初级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的本质内容、内在核心解释给学生,便于他们今后自学和考试。
.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增强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微观经济学的内容繁多,概念也较零散,几大块理论之间的联系性也不算特别强。因此如何在较短的授课时间内,让学生全面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需要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打破老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可以通过情景教学方法讲授消费理论和生产理论,用案例分析方法讲授市场的结构,分析完全市场和不完全市场的特征,用参与式教学讲授初级博弈论的概念。同时还可以通过讨论课将课程中所学习到的各种原理用来分析国内和国际经济热点现象。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加强学生对各种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初步体会到如何利用经济学原理解释各种经济社会现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由于学时安排有限,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安排助教为学生的课程作业进行讲解和答疑,帮助学生在课下更好的学习和消化。
.尽量采用双语教学,与国际接轨微观经济学的大多数经典教材均是国外经济学家撰写,很多学校也采用原版教材进行教学。利用原版教材和双语教学的好处在于可以让学生知道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原始表述,这种表述比翻译后的表述更加准确,也便于学生以后阅读国外文献,同时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也可以加强对英语的学习。
.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灌输二十多章的经济学内容,利用单一的闭卷考试方法很有可能无法准确判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除了采用闭卷考试方法,还可以采用随堂测试、学生分组讨论、课程论文等方法多方面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
目前国际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类专业的主干课程,尤其在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金融学专业等均作为核心课程开设,笔者在国际经济学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课程内容结构不合理,交叉重复部分较多。国际经济学课程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其主要包含了国际贸易学和国际金融的理论内容,其优点是在国际经济学的框架下兼顾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的理论知识,确保体系完整性,但易导致的后果就是分别与这两门课程相互重复较多,且又有可能出现在教学中都不涉及的内容,课程内容结构不合理。且由于教材内容更新缓慢,加上教学方式等问题使得国际经济学课程内容问题进一步突出,严重影响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
2、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忽视学生的课堂主体性。目前,在国际经济学课程中主要采用讲授、讲解的传统教学方式,以介绍知识点、阐述理论为主。基本上形成了教师为中心、学生为对象的教师独角戏格局,忽视了教师和学生课堂教学双核心的主体地位,不利于学生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学生个性能力的自由发展。而课堂设计也围绕知识点展开,教学目标狭窄,导致学生的学习以死记硬背或者被动理解为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以“幼稚产业论”为例,学生只基本掌握其理论内容和产生背景,对于该理论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意义却无从谈起,分析流于表面。传统的教学方式导致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能力缺失,直接后果便是课程中极具现实意义和价值的国际经济问题演变成只需背诵和记忆,学生的理解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停留在较低水平。
3、偏重理论知识教学,忽视联系现实实际。教师在教学中多注重理论知识的讲解和传授,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这虽然有利于教师备课、讲授的进行和教学知识点的完成,但有可能导致学生过分依赖教材。而当前教材内容中涉及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理论更多采用模型分析,案例分析尤其是涉及中国的案例分析较少,使用假设条件严苛的模型假设较难解释复杂的国际经济现象。这些都将导致理论学习和实践分析的有机联系被切断,以教材为中心,使得教师在引导学生思考问题的思维能力被削弱,教师与学生的思维僵化,也不利于学生运用经济理论分析国际经济问题能力的培养,尤其是运用理论知识解释中国的国际经济问题。
4、学生学习兴趣不高,基础课程功底薄弱。由于理论课程本身较为晦涩难懂,学生学习兴趣有限。加上国际经济学课程内容的广泛和理论体系的庞大,具有非常强的理论性,并大量运用较为抽象的分析方法,教学过程中的模型和图示较复杂,假设前提条件繁多,通过建立纯粹的理论分析框架展开分析。这些对学生而言都易造成困扰,且由于部分学生基础课程功底薄弱,缺乏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高等数学等基础,普遍反映学习过程中推论过程复杂、逻辑分析偏多、课程难懂,对理论模型的经济意义难以理解,影响教学效果,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难以提起兴趣反过来更不利于教学效果的实现,两者之间出现恶性循环。
二、提高国际经济学教学质量的对策
1、多种教学方式综合运用,培养学生应用能力。课堂教学中应当注重参与式教学、案例式教学等方式的综合运用,改变过去传统教学方式教师只注重知识点的讲解和阐述的不足,将单向封闭式的课堂变成双向开放式的课堂。参与式教学是在双边教学过程中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合作、探究”为主要特征,强调学生以积极主动的状态参与学习的全过程,以提前告知课程教学讨论主题的形式,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查找资料、分组讨论等方式参与到教学中。案例式教学是将实际案例导入课堂教学,激发学生的探究欲,通过教师对课程内容相关案例的介绍,让学生尝试分析并解决问题。如,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部分,可以通过在课堂上以学生比较熟悉欧盟的发展为例介绍该知识点,并可提前要求学生搜集中国在近年来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建立自贸区等资料进行讨论。这些教学方式的灵活采用能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的自觉意识,激发学生自身的潜能和创造力,实现教学相长,帮助学生解决怎样学习的问题,培养学生应用能力。
2、正确处理与其他课程关系,合理设置教学内容。国际经济学是经济类专业其他专业课程的先修课程,与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货币银行学等课程相关程度较高且有内容重复,教师必须熟悉和了解教学过程中需要涉及的其他课程的内容,要教授给学生一点知识,自己必须具备大量相关知识,以更有效地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能力。对于可能有所重复的部分,可与相关课程老师充分沟通协商,在教学中突出本门课程体系中的重点部分,以避免两门课程对同一知识点的重复讲授,降低课堂效率。对于前续基础课程比较薄弱的情况,在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之前,应将涉及并利用的分析工具做重点回顾,譬如生产可能性边界、社会无差异曲线等,以避免由于基础问题导致的连锁反应。而由于国际经济的动态变化,教材内容更新的滞后,需要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充实教学内容,更新经济数据,以确保内容的完整性和时效性。
3、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现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极大提高了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另一方面也促使教学手段不断更新。在课堂教学上,采用集文字、图片、视频、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手段能极大地丰富教学形式,以弥补传统板书讲授形式的不足。在网络利用上,课程涉及到的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经济全球化等问题本身就是在实时发展动态变化的,借助互联网能改变从前坐井观天的局面,及时获知大量的相关信息。教师还可通过网络平台,将课堂教学中使用的课件、案例、习题以及相关文献资料及时提供给学生,极大地丰富学习内容,以弥补教材的不足。且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主动去探究感兴趣或更全面的数据资料,拓展知识面。
【关键词】高职院校;经济学基础;实践教学
经济学基础实践性教学,让学生深入领会和熟练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提高分析和研究经济问题的实际应用能力。掌握需求、供给与价格理论、弹性原理;理解消费者均衡的条件;领会生产、成本理论;理解厂商均衡理论、生产要素的分配理论;理解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掌握简单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货币需求、供给与利率的决定理论;理解IS—LM模型;领会财政、货币政策的种类及其手段。促进学生对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建立起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框架,为进一步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奠定理论基础。能够正确领会和理解经济运行的逻辑关系和基本规律,能够对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进行简单分析,具备初步分析问题的能力。
1.总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稀缺的资源有效地配置给有相互竞争的用途的科学。了解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必然性,理解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及其解决的问题,熟悉经济学基本概念,了解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2)教学内容。稀缺性与基本经济问题:生产什么产品,各生产多少?用什么方法去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分配?如何生产?生产可能性曲线与机会成本;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2.需求和供给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需求与供给的含义及规律;理解市场均衡价格原理,掌握价格分析方法;了解弹性的含义,掌握简单的弹性计算。(2)教学内容。需求:一种商品的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有购买能力且愿意购买该商品的数量。供给:一种商品的供给是指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有出售能力且愿意出售该种商品的数量。均衡价格;需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
3.偏好与效用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熟悉消费者的偏好;知道完全替代品、完全互补品、厌恶品、中性商品;了解效用的概念;理解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掌握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掌握无差异曲线分析法。(2)教学内容。欲望与效用;边际效用分析与消费者均衡;无差异曲线分析与消费者均衡;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
4.厂商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生产函数的概念;了解单一可变生产要素条件下的产量变化规律;理解生产的合理区域;掌握两种生产要素合理组合的无差异曲线分析法。(2)教学内容。生产与生产函数;成本收益与利润最大化;厂商均衡理论。
5.成本与收益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理解成本的含义;了解短期总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的关系;掌握短期成本的简单计算;了解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的区别;理解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目标。(2)教学内容。成本的含义;短期成本;长期成本;收益与利润最大化。
6.市场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四种市场结构类型及其特点;理解完全竞争厂商的特点;掌握完全竞争市场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厂商如何决定其产量;理解完全垄断厂商的特点;掌握完全垄断市场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厂商如何决定其产量。(2)教学内容。市场与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完全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垄断竞争市场上的厂商均衡;寡头垄断市场上的厂商均衡。
7.要素收入理论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理解生产要素需求的特点;了解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的决定;了结洛伦斯曲线的含义;掌握基尼系数的计算。(2)教学内容。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工资、利息、地租、利润;洛伦斯曲线与基尼系数。
8.市场失灵与政府垄断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掌握衡量收入分配平等状况的标准和收入再分配政策;掌握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了解收入分配的一般原则。(2)教学内容。市场失灵;解决市场失灵的对策;政府失灵论。
9.总需求与总供给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总需求函数,宏观生产函数,消费函数、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含义;乘数的含义与计算;IS曲线、LM曲线的含义;了解需求变动时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总供给曲线变动时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2)教学内容。消费函数、边际消费函数的含义;乘数的含义与计算;IS曲线与LM曲线的含义;需求变动和供给变动是国民收入与价格的影响。
10.失业与通货膨胀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通货膨胀的含义和类型;了解失业的含义和类型;理解通货膨胀和失业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了解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了解菲利普斯曲线。(2)教学内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含义和类型;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菲利普斯曲线。
11.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经济增长的含义;了解经济周期的含义;了解经济周期的成因。(2)教学内容。经济增长的含义;经济周期的含义和成因;增长核算方程;新古典增长模型中,人口增长对经济有哪些影响;经济增长的源泉。
12.宏观经济政策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了解财政政策目标;了解财政政策的运用;了解货币政策的含义;了解货币政策的运用;资本证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2)教学内容。经济政策:充分就业,价格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平衡国际收支。财政政策:财政的构成与财政政策工具,自动稳定与斟酌使用,财政思想的演变,财政政策在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充分就业预算盈余与财政政策方向,赤字与公债,西方财政的分级管理模式。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货币创造机制,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货币政策其作用的其他途径,货币政策在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债券价格与市场利息的关系。资本证券市场:股票和债券,证券的发行和流通,证券的交易与价格,证券投资收益及风险。金融衍生品市场:期货交易,垫头交易,期权交易,双向期权。
13.国际经济的基本知识实践教学
(1)教学要求。熟悉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组织;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有关倾销的基本知识;政府调节国际经济往来的措施。(2)教学内容。国际贸易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金本位制的优点,金本位制的不足之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货币体系的演进。倾销的含义,倾销的特征,反倾销的措施,倾销的确定。限制进口的贸易政策,鼓励出口的贸易政策,外汇市场干预,关税。
参考文献:
[1][美]哈尔·R.范里安著,费方域等译.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03.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面对飞速发展的经济,中国经济学家是否应当发掘经济学理论的新的生长点?新世纪中国经济学走向何方? 伴随着千禧年的临近,人们对于下个世纪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了种种预测。中国 经济难该头展,对于中国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同时,为中国经济学家提 供了难得的机遇。站在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学究竟该走向何方,中国经济学家能否实 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吗?
作为正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没有理由拒绝吸收人类经济思想的精华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学术研究,迫切需要学习和借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们的学术思 想。正因为如此,在1999年诺贝尔奖宣布结果前,中国众多著名科学家联合呼吁:“中 国科学家冲击诺贝尔奖是时候了!”六位著名大学校长认为诺贝尔奖相当于体育上的奥 林匹克金牌,中国科学家应该有志气、有责任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应该承认,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无论是哪种社会制度,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政府决 策和社会经济管理所依赖的力量。在中国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越来越需要经 济学家的智慧,需要他们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提供理论、方法及模型。中国改革开放二 十年的历程已经凝聚着一批经济学家的心血,他们的思想、学术及观点,已经或正在不 断地由“精神变物质”。
但稍加审视也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学家一直被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缺位而困扰,这个 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前,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 书(社会主义部分)》作为“经济学社会主义版”被接受下来,成为中国经 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理论范式。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大都 对西方经济学的新进展知之甚少,对新古典经济学也总是在当做批判对象时才提及。
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处于过渡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 应地引发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比倬面。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在某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 进展,但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方面,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 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 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另一 方面,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总体上还处于引进和介绍阶段。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已经给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难解之“ 谜”,向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挑战,这实际上也是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经济学 理论创新和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历史性机遇。只要众多的有志于此的经济学家共同努力, 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取得重大建树,并立足于世界先进行列是可以期待的。中国经济 学家应该把争取诺贝尔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经济学:变还是不变
从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逻辑看,社会实践的需要、经济运行与发展进程之间内在矛 盾暴露的程度、理论积累的深度,是经济学实现变革的三个客观的基本要素。中国经济 学研究落后于发展实践的现实,意味着经济学在中国将要实现理论体系和内容上的大变 革。但市场经济的实践在中国才刚刚全面展开,市场经济运行和发展进程中的许多矛盾 尚未完全暴露,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还交织在一起。对此,中国经济学家大致有两种意 见:
一是主张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糅进有关市场经济理论。我们认为这种努力 有可能在现有的状态下取得某些进展,但从基础理论本身的构建看,却难以取得理论体 系上的突破。
二是主张以现行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我们同意西方经济学应当成为研究 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但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历史沉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 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 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 推导出政策性结论,也势必在现实中碰壁。
长期以来,经济学对于中国都是一种外来的科学,无论是经济学还是 西方经济学,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然而,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 程,科学的外来性并不妨碍我们在吸收的基础上参与创造。我们不能重复那种照搬照抄 外国经济学的错误。有的学者批判了过去照抄“苏联范式”的做法,却又倾向于模仿西 方的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学也曾经历过这个时期,现在这个时期该结束了。当前,与国 际经济学的“接轨”的提法很时髦。有些人所谓“接轨”,实际上就是简单地把西方经 济学一套现成体系搬过来。市场经济体制要接轨,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是否也要接 轨,以及如何接轨,值得商榷。 我们的看法是,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 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 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 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这也是中 国经济学家能否为现代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关键所在。为此,除了对制度进行定位和 进行经济学分析外,重要的是应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置于突出位置。在这里,现代经 济学,特别是发展经济学所总结出来的市场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可以借鉴的,前 提是要恰如其分地把它应用于对中国经济的特殊分析中。
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家的首选
有必要强调的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是二战后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重 点。刘易斯、阿马蒂亚·森等人都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中国发 展经济学最伟大的贡献是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证了市场经济可以与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相结合。为此,中国有必要将“发展经济学”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建立“中国发展 经济学”研究基地,吸收全国有关人士进行研究和讨论,加强和加快研究成果的出版、 发行、翻译和外销工作。特别应当注意加强由国家派出中国发展经济学家代表团赴欧美 一些国家访问和讲学,重点应该访问美国科学院和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千方百计地将研究成果英译本转送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甚至有必要每年出面邀 请90年代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华讲学。
国别的经济学理论
原则上说,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无国界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学 ,世界上可能会出现100多种经济学。如果经济学有国界之分,在本国适用的经济学理 论,一旦越出国界,在别国就不再适用。那么,这样的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就值得怀 疑了。经济学之所以无国界之分,一方面是由于各个不同国家的经济学研究对象是共同 的,即都定位于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学采用抽象法研 究经济关系,抽象层次比较高,把经济关系的国别特征舍弃掉,揭示经济关系内在的本 质联系和普遍规律性。当然,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资料是具体的、现实的、具有国别特征 的,但这些研究资料经过经济学家的思维便不再具有国别特征。经济学理论除了分析分 工、货币、价值等这些最一般的经济关系外,也会从“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 际交换和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这些具体的经济关系。无 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已不是作为研究起点的那种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关系,因而已不可 能具有国别特征。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来看,他们获奖的理由,或是因为建立了一种新的分 析方法,或是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或是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但都程度不同、角 度各异地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独创性或奠基性的贡献。他们研究的范围从横的方 面覆盖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四大部分;从纵向上包括 了经济理论、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三个层面;从流派上涉及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 、瑞典学派、芝加哥学派、新古典综合派等欧美经济学众家之说。因此,“中国经济学 ”这一概念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明确经济学对中国的改革方向有一定意义,但不应使其成 为拉大与西方经济学距离的一个术语,必须避免其副作用。
经济学家要学会借鉴
凡是刚刚接触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年轻人最先认识的名字可能就是保罗A.萨缪尔森,他那本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撞开了多少年轻人追求市场经济学说体系的梦想。
我刚回国接受的第一个给香港某大学在大陆开设的MBA课程,就是用它的教材开设的经济学基础这门课程。今天回想起十年前围绕他教材的内容和学生一起展开的一场场讨论,以及在他的教材内容的启发下拓展的一个个中国经济的案例分析,至今还历历在目。虽然大师今天已仙逝,但是,他对经济学深邃的理解和敏锐的洞察力,永远会感染和他一样充满着对经济学的热爱的一批批年轻的学子。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同样后来获得诺奖的金融工学旗手罗伯特C.莫顿就是因为看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材和相关的论文,才决定改变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奠定数学研究方向,跟着麻省理工大学的导师萨缪尔森去一起去开创具有无限想象空间和潜力无穷的期权定价理论。
萨翁不仅通过他世界级的经济学教材在感染一代代具有经济学天才并愿意为经济学付诸终生努力的年轻学子,而且还以他伯乐识千里马的眼光带出了一个个成果享誉学界的精英。当莫顿向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顶级名校的提交的研究生入学申请,都因为他的学术背景而遭到拒绝后,正是萨翁以他自己扎实的数学基础认可了莫顿从事期权定价理论的研究能力,把他招进了麻省理工大学的研究生班,并接受他这样一个没有经济学科班背景的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助手。而且,在日后手把手地带他的过程中,让莫顿很快地在期权定价领域有了卓越的见识和成果,用萨翁自己的话说“他后来成为了我的老师”。每每想起这段话都让我对萨翁宽大的胸怀和教学相长的育人理念而感动不已。
萨翁爱才和学术探索的精神奠定了他经济学泰斗级的世界地位。他曾担任美国国际计量经济学会、经济学会的会长。1947年获得经济学学术定位最高的克拉克奖,1970年获得了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据说,因为他1947年出版的专著《经济学分析的基础》让世人知道数学解析在经济学分析中的重要性,所以,1969年创立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就是想以此对他把经济学带向科学的卓越贡献给予最高的评价。
萨翁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极其宽广,有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福利经济学、资本理论、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金融理论、人口经济学、经济学说史,也有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等偏重数理方法的贡献,正因为他研究的覆盖面如此广泛,才能写出世代相传的经典的经济学教材。
体现在新古典的价格理论领域,是他首先建立了消费者理论中的偏好特征,把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严谨的理论构建,从而使需求理论变得十分清晰和简练,为以后这个领域的研究指明了方向。另外,线性规划的动态体系的分析工具成功地在经济学问题的分析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从而使马歇尔短期和长期的比较静态分析形成了一套更为严谨的体系。还有他的最终商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之间不受消费需求影响的观点为一个当时还处于萌芽发展阶段的分析方法――产业联关分析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他的商品价格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论证打开了国际贸易要素价格均等假说的研究方向。他的金融资产选择理论为资产价格随机特征的分析指明了方向。
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他的乘数理论和加速度理论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当然,萨翁经济学的卓越性并不是在于他理论的完美程度,比如,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给后人留下了很多进一步发展和修正的空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将经济学的科学性以他一生在对各种问题的分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贯如一的严谨的论证风格,得到了彻底的展示。可以这样说,是萨缪尔森改变了人们对经济学的认识,甚至是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也是他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作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在不断探索它内在深奥的规律,并且把一次次的发现都应用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中。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坚持;走向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21―05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愈来愈高,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四大走向。
一、走向规范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客观性和历史继承性,经济学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和经验。为了更好地学习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也为了更好形成和完善中国经济学,宣传中国经济学,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经济学,必须通过交流、争论、分工,来实现知识的积累、体系的形成、理论的创新、理念的演进。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1.全面理解规范的内涵。
中国经济学要走向规范,必须全面理解学科规范的内涵,并判断在哪些方面还不够规范。经济学规范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学科发展的一系列的规则。一是学术自由的规则,保证任何一种新的观念和研究角度不受压抑;二是公平竞争的规则,保证在不同观念和理论的具体竞争(如争论,发表等)中,不受学术之外因素的影响。三是连续性的规则,保障学科在连续性基础上的有序发展。在这些规则下,更有优势的观念或理论就会被更多的人接受、继承和传播,而较有劣势的观念和理论就有可能被逐渐淘汰,或者居于非主流地位。第二个层面是指研究范式。一是研究的模式,包括学科的概念、语言与文字。在学科的研究、讨论中应使用本学科规范的概念、语言、文字。二是研究的方法,深入实际,并采取多元化的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揭示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规律。三是学科的组织方式,包括怎么样组织学术会议,论文的选用应依据一定的标准或程序,论文体裁应遵循一定的格式。研究范式是在平时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众多经济学家研究现实问题,慢慢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组织方式,大家都遵循它,范式便在此过程中慢慢形成、规范并指导以后的研究。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学科真正成熟的标志。第三个层面是指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进行严密的经验检验。中国经济学在第一层面和第三层面的规范相对而言做得比较好些,重点是第二层面的规范,即研究范式的规范更需要进一步加强。
2.走向规范不是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构建自己的体系。
我们需要有一个研究范式来规范中国经济学,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进行严谨的实践检验,但走向规范不是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构建自己的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经过长期观察、思考、体验和深入求证而形成的。这些理论命题的成立是有相当严格的适应条件的,但这些条件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可能并不完全具备。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不论是在传统高度集权体制下,还是在体制转型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所需要解决问题的理论,显然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使命。同时,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广泛,并且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学问题层次复杂多样;经济学并不存在一劳永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研究范式。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是阶段性的、相对的,是在不断研究问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西方经济学原有的规范,必然随着世界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体育竞赛的规范就是各种竞赛规则。这些规则虽然都是人为制定的,但却是得到体育共同体的一致认同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的规范,必须由世界经济学界的学者共同制定,一致认同,否则就不是共同的规范。如果仅仅把西方经济学的规范作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的规范,是不公平的。中国经济学的规范是在研究中国问题中形成的,也是在不断地同西方经济学的交流、争论中形成的。
3.规范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过程。
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国经济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形成的。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学的立学之本。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不进行理论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也才能使中国经济学不断发展,并且逐步规范。我们所讲的走向规范,是在创新中规范,规范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过程。
二、走向实际
中国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解说力和影响力。在中国经济学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学界并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结合中国的政治特征、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合理吸收和消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应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繁荣,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最主要贡献,是逐步地为中国找到了市场化、比较优势、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方略。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
1.面对中国经济的实践
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市场制度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过程,许多制度安排,经过长期的磨合,已经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在中国,我们的改革,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如果设计得不好,那后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比西方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
因而中国经济学家更需要立足现实、脚踏实地,不仅要有大刀阔斧的勇气,而且要有小心翼翼的谨慎。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企业组织形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农村家庭经营方式与农业资源、商品市场发展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加以概括和抽象,可以加深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2.面对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因而,中国经济学必须联系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征,全方位、多视角进行系统研究,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指导。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一方面要坚持继承中国传统优良思想,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充分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我们要发展符合现实的经济理论,建立起一套反映中国实际和与时俱进精神的学科体系。中国经济学既要面向我国国情,又要跟踪世界学科发展前沿。
三、走向开放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思维框架――的形成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次,我们需要一个批判的思维框架: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
1.坚持引进来
搞市场经济并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取得生存空间,不能不学习一直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在指导市场经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西方经济理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学?
自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理论界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引进了东西方各国的不同流派的经济理论。这种引进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还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理论的需求。因此,对国外经济理论引进的选择大多是受到了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在改革之初,对市场化改革目标的论证和对改革道路和方案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当时现成的理论资源――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这包括对“生产目的”的讨论,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重新肯定,以及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倡导。更有意义的是,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初步运用。在这之后,对经济理论界产生影响的,是东欧的改革理论。例如,科内尔的《短缺经济学》曾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改革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状态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理论的兴趣。接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进入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虽然在引进外来理论中,存在着对一些理论方法的简单生硬的应用,但随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有关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越来越把外来的理论作为自己的东西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整体中去。毫无疑问,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学要研究市场经济,还要进一步引进、学习、吸收有着悠久历史的专门研究市场经济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并融化到中国实际问题中,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2、坚持走出去
中国经济学在引进方面已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应当关注“走出去”。那么,应当如何“走出去”?
一方面,要加强交流。经济学如果画地为牢,将无以在世界立足。所以,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学向世界的开放以及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必须走出去。通过走出去,加强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形成不同国别的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教训。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也是难得的深入发展的机会。西方经济学是在研究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经济中产生和发展的;对于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并不理解,更没有深入研究,何况西方国家的国家调控市场与中国的国家调控市场,做法也不相同,吸收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将使西方经济学理论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要加强不同学科间的联系。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与这个特点相联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应用一门或几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原属另一门学科的对象,使得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方法的这种应用是通过研究方法的移植、渗透和融合实现的。跨学科研究的具体方法不少,但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并不是靠某一种现存的研究方法的简单的单独运用就能解决的。为此,必须通过走出去,加强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四、走向世界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一个与世界广泛对话的时代,是一个走向全球化的时代。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融入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之中。相应地,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并不完全相同。当前,与国际“接轨”的提法相当时髦。的确,市场要“接轨”,市场经济体制要开放,但是,关于如何建立、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却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做法,是很难“接轨”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积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推导出中国经济问题的政策性结论,肯定是行不通的。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与国际接轨,而有其具体路径。
1.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首先必须立足本土。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较好的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了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之一,作为科学,它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和一般的规律或原理;而作为社会科学,它又具有社会、制度、文化等特殊性,同本土化紧紧相连。中国面临许多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越是中国的,就越有可能是国际的。本土化不是对国际化的否认,恰恰是更高层次的国际化。当然,我们必须有全球意识和时代观念,对问题的回答,争取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条件下进行,把两者结合起来。从中国经济、文化背景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拿出创新性成果,形成新的定义、新的定理。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关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所提出的诸多质疑,采取本土化渐进的改革办法,把本土化、传统化的东西放在全人类、国际化的文明系列中加以定位,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发展之路。
2.立足经济,关注技术
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经济,但是,经济与技术是密切联系的。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正在改善人们生活,改变人们习惯,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对于研究经济学发展的人来讲,当然要懂得技术。如果不懂技术,将很难有突破,不利于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在过去的经济学中,对技术没有做更深人地分析,虽然也强调技术很重要,但是没有分析过它,没有分析经济生活的实现条件。未来的经济学家应是经济和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应当立足经济,关注技术。
如果新古典经济学的泰斗出面质疑在西方已经确立了近二百年的国际贸易理论,这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这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这是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2004 年6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战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西方国家重新反思自大卫?李嘉图以来的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在某些条件下,自由贸易可能对美国不利。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已经在美国的学术界、媒体、商界以及决策圈里挑起了一场大辩论。正像美国的商业周刊关于这场辩论的专题报道指出的那样,关于这种题目的辩论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它进一步指出,不论这场辩论的结果如何,有一点十分肯定,它必将对美国未来的国际经济政策有重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世界上积极推进以多边贸易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极为虔诚地信奉以比较优势为理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如果美国人对这一理论的信念发生动摇,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势必也要随之变化。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最重要前提之一是开放,即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如果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化,各国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势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美国的外包与中国的吸引外资可以说是代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趋势的最贴切的术语。换言之,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是全球化过程中释放市场力量的化身。我们现在必须开始严肃思考的问题是,无限制地释放市场力量最终可能带来的国际政治后果。当美国等发达国家大企业的外包做为一种长期趋势持续下去,或者说,当经济的全球化把全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劳动力市场,这对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将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从企业的角度看,通过转移生产基地,当然会降低成本,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问题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如何应对这种长期趋势? 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这肯定要导致强烈的政治反弹。 一厢情愿地指望,民主政体下失去工作机会的人,会简单地接受丧失比较优势的现实未免过于天真。
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即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基础,大量吸引外资,靠外资企业打开出口的渠道,以大进大出的贸易形式建立世界工厂,并以此带动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模式与以往的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所谓的东亚发展模式相比,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东亚模式倚赖本国经济制度支撑下的国际竞争力,它是以本国公司在高附加加值产品的研发和自主品牌方面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以其来扩大出口。而中国模式则主要依赖在生产要素,尤其是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来吸引外资,靠外资企业来扩大出口。显然,中国模式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压力更大。由于不需要靠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研发与自主品牌就可以参加全球生产链的国际分工,尤其是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分工,中国在迅速占据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迅速地向高附加价值的产业迈进。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指出,当中国和印度的廉价劳动力与高科技相结合时,美国就面临一个大问题。过去,美国等发达国家可以在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依靠他们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为本国继续提供就业。但是,当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仅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且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时,发达国家必然出现本国就业机会减少的趋势。这样一来,他们在国际贸易中不再有比较优势了。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发达国家构成巨大的压力,也对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工资构成巨大的压力。
中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由于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参加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国在实现与日本同等规模贸易时却远远没有获得日本模式下的回报。
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显然遭遇了外部压力,而且也面临效益欠佳的局面,这两者加在一起恰恰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所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自觉间恶化了长期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本来,中国理应取得更大的发展成绩。换言之,要取得目前的发展成绩,我们没有必要把国际环境恶化到这种程度。
从资本主义长期运动的角度来看这场辩论毫不奇怪。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战后的全球化过程进入了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新阶段。历史上,金融扩张经常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如发生在1870-1913期间的全球化过程,就是在国际金融秩序发生危机后逆转的。当今以美元本位制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秩序隐含了巨大的金融风险,而美元危机的现实可能性日益增加,这可能会再一次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逆转。前面提及的大辩论同样显示的是,国际贸易秩序可能也处于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
中国今天面临的国际环境在许多方面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十分相似:既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本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原因,而本国经济的成功却对既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又构成巨大的挑战。当时,日本的无为加剧了这个秩序的崩溃,而这个秩序的崩溃反过来又将日本经济推向泡沫,然后再推向停滞。从日本的教训来看,中国必须高瞻远瞩地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度来协调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来捍卫本国的根本利益。对此,我们必须对当前的这种发展模式给予及时的调整。
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作者简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