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兽医学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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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版）》强调：“科学探究既是学生的学习目标，又是重要的教学方式”.根据初中物理课程所涉及的探究性课题的内容特点，可以把探究性教学分为：建立某种概念和规律的探究活动，观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探究活动，寻求内部结构和模型的探究活动，技术设计与创新的探究活动，与社会问题相联系的探究活动（包括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热点问题及科学技术史中的问题）等.

笔者结合苏科版《物理・八年级上册》“速度”一节的课堂教学设计案例，谈谈如何运用探究性的教学模式，“以问题为中心”从相互依存的物理量中构建新的物理概念.

2“速度”新授课教学设计案例

2.1教学分析

“速度”这个词在小学数学和科学课中就已经遇到过，但是当时比较关注速度的数值，对其单位未作要求.到了初中，以苏科版物理教材的编排体系为例，在学习物体的运动之前，学生就已经接触了声音的传播速度和光的传播速度，但仍然是关注速度的数值，对其单位也没有特别要求.总体来讲，学生在学习这节内容之前对速度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学生对速度并不陌生，但是仅仅局限于速度的大小，对为什么要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又是怎样来的并不清楚.

2.2教学目标

2.2.1知识与技能

（1）理解速度的概念，能用速度描述物体的运动.

（2）了解常见物体的速度和测量速度的一些方法，能用速度公式进行简单计算.

2.2.2过程与方法

（1）通过探究活动培养学生初步的观察能力、概括能力和实验操作能力.

（2）通过速度概念的建立，让学生了解研究问题和定义物理量的一种方法.

2.2.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养成主动探究问题、积极主动寻求解决方法的良好习惯.

（2）在探究过程中形成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增强学生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2.3教学过程

2.3.1创设情景，提出问题

运用多媒体展示如下情景：（1）猎豹追捕野鹿；（2）缓慢爬行的蜗牛.问题1：物体的运动有快有慢，如何比较它们的快慢呢？ 2.3.2合作学习，探索问题

学生独立思考、相互讨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方案1：相同的时间，比较物体运动的路程.

方案2：相同的路程，比较物体运动的时间.

问题2：生活中什么时候运用了方案1的方法？

赛跑、游泳比赛过程中，观众评判运动员运动快慢的方法.

问题3：生活中什么时候运用了方案2的方法？

赛跑、游泳比赛结束后，裁判员评判运动成绩好坏的方法.

小结1比较物体运动快慢的方法：相同时间比较路程或相同路程比较时间.

2.3.3活动探究，强化认知

活动1：比较纸锥下落的快慢

如图1所示，剪裁两个等大的圆纸片，其中一个圆纸片裁去的扇形的圆心角比另一个大，再分别将它们粘贴成两个锥角不等的纸锥.

问题4：将两个纸锥从同一高度同时释放，哪一个纸锥下落的快？

问题5：你是怎样比较纸锥运动快慢的？

相同的路程，比较纸锥下落时间的长短.

问题6：有没有其他比较纸锥运动快慢的方法？

相同的时间，比较纸锥下落路程的长短.

2.3.4认知冲突，深化探究

问题7：如果将两个纸锥从不同的高度释放，又该如何比较它们运动的快慢？

学生独立思考、相互讨论，并提出解决新问题的方案.

2.3.5建立概念，化解冲突

当纸锥运动的路程和时间都不相同时，我们运用“小结1”中的两种方法都无法比较纸锥下落的快慢，所以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也就是比较路程和时间的比值，即比较单位时间内纸锥运动的路程.我们把物体在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路程叫做速度，速度是描述物体运动快慢的物理量.

若用符号v表示速度，s表示路程，t表示时间，则速度公式可写成： v=s/t.

2.3.6冲突再起，再次攻坚

问题8：用速度来比较物体运动的快慢，实际上是比较物体在单位时间内所通过的路程，本质上是用了“小结一”中的第一种方法.有的学生提出能否用第二种方法，比如都取相同的距离1 m，看谁通过相同的路程所用的时间短，也就是用t/s来比较物体运动的快慢？

学生独立思考、相互讨论，尝试解决新的问题.

2.3.7教师引导，重视生成

当学生解决上述问题有较大困难时，教师应当适时点拨，提醒学生如果用这种方法来表示物体运动的快慢，比值越小运动越快，不如用单位时间运动的路程来定义速度更容易被人们理解.

2.3.8动手实践，学以致用

活动2：测量纸锥下落的速度

问题9：要测量纸锥下落的速度，你认为要测量哪些物理量？

问题10：你选用的实验器材有哪些？

问题11：实验数据的记录表该如何设计？

将实验数据记录在自己设计的表格中，并计算纸锥下落一段距离对应的速度（在学习下一节“变速直线运动”相关内容时，再指出该活动测量的实质是平均速度）.

3关于概念新授课教学模式的探讨

3.1案例评析

本节课教学设计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原则.首先，从贴近学生生活的情景切入课题，并提出问题.然后，让学生自己先独立思考、再讨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接下来，在具体的探究活动中，对学生提出的具体方案加以演练，强化已有的认知.紧接着，教师有意识地给学生制造认知冲突，将问题探究引向深入，为速度这一新概念的建立奠定基础.伴随着学生的思考、讨论，从而水到渠成地建立起速度这一新的物理概念来解决新的问题.然而，课堂教学并没有到此为止，由于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好奇心的缘故，又提出了新的问题.课堂教学又以新问题为新起点，将教学引向更高更深层次.

正是在学生认知矛盾的发生和解决、再发生和再解决的过程中，学生主动地建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灌输和接受.学生在探究中发现问题，在探究中建立概念解决问题，学生参与到物理概念建立的全过程，真正体现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是“编剧”、是“策划”、又是“导演”，是教学的主导.

3.2“以问题为中心”的概念新授课教学模式的实施策略

在中学物理教学中，与速度类似的概念还有功率、密度、热值、电阻、比热容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从两个物理量的依存关系中构建另一个新的物理概念，它所反映的本质与这两个物理量都没有关系.这种“以问题为中心”、从相互依存的物理量中构建新概念的探究性教学模式，整体的教学思路是从个别到一般再到个别、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在实施这种教学模式时，我们首先要结合学生的心理特点和认知水平创设合适的问题情景，围绕问题展开探究.实验后，应引导学生进行抽象的思维活动，帮助学生提取本质因素、澄清错误观念、形成对概念的正确认识和真正理解，并选择新的情景让学生应用概念，以实现及时反馈而达到巩固的目的.

第2篇

关键词：中兽医学；实践教学；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137-03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大潮的不断推进，高等教育由过去的精英教育，步入了“大众化、素质化”教育，高校教育质量日益受到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兽医临床教学，包括中兽医学出现了因学时被压缩而形成的教学内容多与学时少的矛盾；出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临床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等现象。如何培养出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中兽医人才，能够继承和发扬中兽医学的优势和特色，具有独立分析和解决畜、禽病证防治问题的能力，能应用中兽医理论和病证防治技术，开展相应的畜牧生产服务和科研活动，发挥中兽医学的实践医学特点，是临床兽医学及中兽医学教学改革的重点。通过我们不断实践和探索，以期达到教学目标与教学效果的统一。

一、明确教学目标，更新教育观念

中兽医学是动物医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临床课，实践性、应用性很强。课程要求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让学生掌握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特点的理、法、方、药俱全的中兽医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技能，并初步具备独立分析及诊治动物疾病的能力[1]。我校作为应用性的本科院校，教学主要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素质。因此，中兽医学教学目标是：学生具备一定的中兽医学基本理论及专业知识和诊疗规律及基本技能，便于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开展中西兽医诊疗的配合，为在兽医临床工作中更好地适应兽医职业发挥作用。中兽医与西兽医是属于两套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不能用现代兽医学的理论和观念去理解中兽医学中的概念和理论。系统学习过西兽医理论的学生，习惯现代兽医学的理论和观念，容易对中兽医学产生概念抽象、内容繁杂的感觉，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会有非常大的难度。笔者认为，若能把相对枯燥的中兽医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有机结合，将临床实例引入教学、带入课堂，会有力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对抽象的中兽医学概念不再感到抽象，理论教学也会由枯燥变得生动、有趣。中兽医学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服务于兽医临床，并植根于临床实践之中。作为一门实践医学，从前期的基础理论课教学起就要引入临床意识，让学生及早地形成中兽医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观念，明确学习目的和方法，以便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出学生的主体能动性。

二、优化教学模式，重视实践教学

受到中兽医学总学时的限制，实践教学的学时不足是个现实问题。为了有效地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我们在理论和实践教学的内容和方式上进行了调整和改进。课堂讲述时使用多媒体教学，尽量做到图文并茂；在中药材的识别上，采取开放中药标本室，将中草药在野外的生长形态制成系列图片等，供学生学习和鉴赏；对中药的炮制、有效成分提取等单个验证性实验的过程，采取播放录像、教学片等多种形式配合教学，让学生能以很少的时间就能掌握这些实验的基本原理和标准的操作规程。几年的实践表明这些方法行之有效，教学效率高、成效显著，有效弥补了总学时的不足，确保教学任务的完成。在临床教学方面，通过积极探索、拓宽思路，加强实践、促进教学，利用我校兽医院的有利条件，理论联系实际，充分发挥出我校的资源优势：一是结合理论课教学，有针对、有选择地把校附属兽医院的门诊病历介绍给学生，并且多渠道、多形式地让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到诊疗现场观摩、病历回访。让学生通过亲身观察和体会去验证课堂学习的理论，再把临床中的现象和疑问带进课堂。二是教师有目的地引导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对兽医临床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不但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也培养学生的临床意识和积极的探索精神。历经几届，学生反映乐于接受这种现身说教的教学方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更具有说服力，可增强记忆、拓展思路，有效提高对中兽医学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增强了中兽医学能够服务于临床、服务于生产的信心。

三、实践中实事求是，施教时有的放矢

中兽医学的医学体系具有鲜明的实践特点，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服务于兽医临床。中兽医的诊断治疗除讲究科学性外，还具有高度的经验性、灵活性和技巧性。中兽医实践教学的重点是临床，不仅要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更要注重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为此有人提出：临床实践与中兽医理论相结合、临床实践和临床思维相结合、临床实践和科研训练相结合、临床实践和现代教育技术相结合[2]。运用中兽医从事临床需要具备一定的中兽医理论、临床经验和操作技能，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处方用药。在开展中、西兽医配合时更需要两种医学知识的兼备，只有在中兽医水平和西兽医水平都很好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其各自所长、优势互补，取得理想的配合效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西医配合。有些人也曾学习过一些中兽医理论，临床上却不会用，不按中兽医原理进行思维，只对中草药的化学成分和某些特殊的生物学功效感兴趣。如在治疗病毒性疾病时习惯于把几种具有抗病毒作用的中草药合用或在使用西兽药的同时配合使用些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中草药提取物，误认为这就是中兽医，就是中西兽医结合。究其原因可能存在很多因素，但主要还是中兽医学的学习过程中缺少了临床实践的环节，或是这一环节教学过程草率、缺乏实效，未能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临床实践教学中还需要理清中兽医与西兽医的关系，充分发挥中兽医学的优势，否则也会影响教学效果。

1.中兽医与西兽医的关系。中兽医与西兽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各自的发展历程。临床上两种医学均能通过诊疗有效地为动物防病治病，显示两种医学理论体系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两者各具特色，共同成为现代兽医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中兽医的临床实践教学主要是依靠中兽医的理、法、方、药进行教学，临床上诊治动物疾病强调“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西兽医在临床上具有很多先进的检测手段，为临床诊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些也可以作为辅例证为中兽医的诊断、推理和临床效果提供验证，有助于中兽医的临床教学。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西兽医属于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兽医所阐述的观点、概念以及解决兽医临床问题时的思路和方法，遵循着自身理论体系的连续性、系统性。因此不需要处处得到西兽医的验证和解释，否则会对中兽医教学产生负面影响。

2.兽医临床与中兽医教学。中兽医临床实践教学是一个理论用于实际的学习和训练的学习过程，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针对具体病畜和动物疫情，运用中兽医的理论和技法分析疾病、防治疾病，培养学生用中兽医解决临床问题的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兽医临床实践教学要注重实效，对学生的接受能力和指导教师的临床水平应有适当考虑，病例的选取上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果病例选取得比较典型、得当且适合于中兽医技术的运用和发挥，教学过程就会变得顺畅，容易取得预期的教学效果。教学中由于指导教师自身中兽医临床水平的限制，临床上有些问题还不能很好地运用中兽医知识进行有效处理和解释，应当主动放弃，实事求是，不能勉强，以免影响正常教学。

综上所述，中兽医实践教学是中兽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课程目标的最终实现。优化教学模式、更新教学思路，重在保障质量、提高教学效果。中兽医临床实践教学形式特殊，任务重、难度大，对指导教师也提出了特别要求：除具备中兽医理论教学能力外，还需具备丰富的中兽医临床经验和能力。实现中兽医实践教学的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更应重视中兽医学教师自身的实践能提升。

参考文献：

[1]刘钟杰，许剑琴.中兽医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

[2]葛铭，于文会，王海彬.中兽医临床实践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探讨[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2010，8（2）：68-69.

第3篇

[关键词]野生动物医学 野生动物保护 兽医学 疫病防治

[中图分类号] G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5）11-0129-02

野生动物医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是兽医学和野生动物保护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以野生动物为研究对象，以野生动物疾病防治为研究内容。野生动物医学在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其研究生的培养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体系，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学科目录中还没有野生动物医学这个学科。野生动物医学研究生的招生培养需要借助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生物学等学科平台进行。

一、野生动物医学方向的研究生将成为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和野生动物救护领域的研究型或者综合型人才

野生动物医学的研究生教育是对动物医学、野生动物保护专业的本科生在野生动物疾病研究基础上作更高层次的培养。动物医学本科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主要学习的是动物疾病防治方面的基础知识及其在动物疾病防治方面的初步应用，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知识内容学习得并不深入。野生动物保护本科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主要学习野生动物保护、自然保护区管理方面的一些基础知识，对野生动物疾病方面的知识只作一个大概的了解。而野生动物医学的研究生就在要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将这两个不同专业体系的知识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培养既熟悉动物疫病防治理论又掌握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的跨学科体系的研究型或者综合型人才。

研究型野生动物医学研究生侧重对野生动物疫病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在对病原体特征进行深入研究后，结合发病野生动物的行为特征，提出疫情、疫病防控的综合措施。该类型的研究生要重点培养其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为将来野生动物疫病防治领域基础研究做人才储备。野生动物医学研究型研究生可按照科学硕士进行招生培养，鼓励他们继续进行博士学习，并最终将野生动物疫病研究作为其终生的职业。

综合型野生动物医学研究生要以野生动物保护具体工作单位或者特种经济动物养殖行业的需要为培养出发点，通过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提高基层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或者特种经济动物养殖者的业务水平，提升动物疫病防控和野生动物救护能力。该类型的研究生要重点培养其组织协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野生动物医学综合型研究生可按照专业学位硕士进行招生培养，要创造条件让他们多与相关生产实践单位接触，了解相关生产实践单位在动物疫源疫病防控和野生动物中遇到的问题，有目的开展相应的研究试验，以便将来在工作中解决这些问题。

二、野生动物医学研究生人才的培养

（一）对于研究生的培养，不再以教师传授基本的学科知识为首要任务。研究生授课体系应该具有培养学生的专业理念素养、自主获取知识的功能。对于野生动物医学研究生，应将科学的野生动物保护观根植于心，熟悉国际、国内野生动物保护行业的现状，使学生明白其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是服务于野生动物保护、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这个根本的大局，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人文意义。

（二）野生动物行业有其特殊性，在进行野生动物相关工作的时候会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作为野生动物高级人才，野生动物医学的研究生一定要熟悉与野生动物相关的国际、国内法律法规。适用我国野生动物和利用的法律法规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有重要经济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物一类、二类传染病》《进境动物和动物产品风险分析管理规定》《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三）野生动物医学研究生需要结合兽医学和野生动物保护学两个学科体系的知识进行培养，需要建立跨学科的课程体系。在培养野生动物医学研究生的过程中，课程体系应该围绕“野生动物疾病防治”这个核心点，建立“兽医学”和“野生动物保护”这两个课程模块供学生选择。本科为动物医学背景的同学应该选择“野生动物保护”这个模块中设立的课程，本科为野生动物保护背景的同学应该选择“兽医学”这个模块中设立的课程。但无论是“兽医学”还是“野生动物保护”模块中的课程体系，都不能简单的照搬各自本科专业的课程设置模式，也不能采用本科阶段的授课方式。

研究生要重点培养其自学能力，在课程设置和授课过程中不需要全面系统的讲述，只需要给学生点出各种课程核心内容即可，按照“师傅领进门，学艺靠个人”的观念进行授课。“兽医学”模块体系，可借鉴兽医学一级学科的分类法，分为基础兽医学、预防兽医学、临床兽医学三大综合课程。“野生动物保护”模块设置野生动物管理学、生态学、动物学这三大综合课程。

基础兽医学重点讲述怎样应用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知识阐述发病机制，诊断具体疾病，指导用药施治，通过例证法使学生掌握这几门课程的用途即可，而这几门课程系统的理论和概念，包括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可由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自学。

预防兽医学重点讲述病原体（微生物、寄生虫）在传染性疾病发生过程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可通过几个重要的疾病如禽流感、血吸虫病对野生动物及人类自身的影响来讲述。

第4篇

关键词：实验动物；实验动物医学；课程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4-0249-02

实验动物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科学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可重复性。实验动物在感染，特别在是隐性感染状态下，往往会从免疫调节、代谢产物调节和与宿主细胞间的相互作用等多个方面导致科学试验失败，或导致科学研究结果不准确和不可重复，造成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严重浪费，严重阻滞了实验动物行业的健康发展。作为我国最早开设实验动物专业的高等院校，扬州大学实验动物学系在实验动物专业设置、本科教学及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大量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本文结合扬州大学兽医学院实验动物学系近年来开设实验动物医学课程的经历，谈谈实验动物医学的研究范畴，课程开设的目的意义，课程内容设置、讲述重点及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一些体会，以期为更好地培养实验动物专业学生提供一些借鉴。

一、实验动物医学研究范畴

实验动物医学是美国兽医协会认可的兽医学范畴中的一个专业领域，其职责范围涉及作为生物医学业务活动对象的各种动物的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其中也包括探索尽量减轻科研用动物的疼痛或不适的各种方法，以及鉴定影响利用动物开展科学研究的各种因素。实验动物是指经人工培育和人工改造，对其携带的微生物和遗传、营养、环境实行控制，来源清楚、遗传背景明确，用于科学研究、教学、生产、检定及其他科学试验的动物。众所周知，标准化实验动物是获得可靠试验结果的有力保障和支撑，绝大多数重要的生命科学相关成果的取得都取决于以标准实验动物进行的动物试验，也正是动物试验推动了实验动物医学的发展，促使了科研工作者对实验动物病原学、流行病学、诊断措施和防控策略，以及病原感染对科学研究的潜在性干扰，逐步形成了实验动物医学的研究范畴。

二、实验动物医学的学习和教育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实验动物医学的发展历程较短，其发展主要伴随实验动物学的发展，也是实验动物学中微生物质量控制的延伸、丰富和拓展。目前，国内外尚未有专门的实验动物医学教程，实验动物从业人员对实验动物医学的学习主要依赖于继续教育、会议交流、通讯咨询、相关论文杂志、课题研究，以及通过从工作中学习或通过各类交叉学科的培训等方式，从而达到对实验动物医学相关内容的了解、理解和掌握，并进而推动实验动物行业整体健康发展，近些年来，随着生命科学的蓬勃发展，对实验动物质量的日趋严格，也加快了实验动物医学的发展，增加了实验动物医学再教育和自我提高的机会。

三、实验动物医学课程设置的目的和意义

为系统性建设实验动物专业课程，推动实验动物科学事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以实验动物主要易感病原为主体，以实验动物感染病原后的对科学研究的干扰为抓手，驱动学生深层次理解实验动物感染病原微生物对科学研究和生产检定产生干扰的危害性；促进实验动物专业学生深入理解实验动物微生物检测国家标准中规定的必须和必要检查项目的意义以及标准制定的依据；推动学生更好地理解实验动物的环境要求，实验动物设施，实验动物设施的建设及实验动物的饲料、饮水和垫料管理等授课内容；进一步明确实验动物标准化对生命科学相关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四、课程内容和设置

1999年，扬州大学依托兽医学院，在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国率先设置了实验动物学专业，经15年的探索和经验积累，已经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专业方向，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性人才，为我国实验动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实验动物学》是实验动物专业的主干课程，其主要讲述实验动物学相关概念、实验动物的环境与设施、实验动物遗传、繁殖与繁育体系、实验动物的饲养管理及常规实验动物等内容。因课时量限制，实验动物的微生物质量控制基本不作讲述。然而，近些年来全国实验动物微生物的质量检查结果不容乐观，实验动物群体如啮齿类动物感染重要病原的比例仍然较高，且经常能听到客户对实验动物质量问题的反馈，这已经对实验动物行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因此，为从实验动物微生物质量角度更好地掌握实验动物学的内容，及时发现实验动物的微生物和寄生虫感染，规避其影响科学研究的风险，减少人、财、物力的浪费，扬州大学实验动物学系于2010年开设了《实验动物医学》课程。由于没有参考教材，讲授内容主要依据《Laboratory Animal Medicine 2nd edition》和《Natural Pathogens of Laboratory Animals Their effects on Research》两本英文原版书籍，同时结合国外著名大学实验动物机构网站以及扬州大学实验动物学系的相关研究结果，自编了《实验动物医学》讲义。以啮齿类动物（大鼠、小鼠、仓鼠、豚鼠和兔）、犬及非人灵长类动物为对象，主要讲述病原特性、流行病学（重点讲述传播途径和易感动物品系）、临床表现、病理变化、诊断、防控，着重阐述病原感染对科学研究的干扰。目前，课程设置为40个学时，其中理论课24学时，实验课16学时，实验课程紧扣理论课程，实验课主要以病原模拟感染实验动物，从临床表现、诊断和对科学研究产生干扰等方面进一步掌握理论课程所授内容，较好地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五、教学体会

自2010年起，扬州大学实验动物学系自设了实验动物医学课程，坚持从英文原版书籍及原始文献中汲取营养，坚持不断修改教学大纲、完善教学内容；坚持以更好地掌握实验动物专业内容和技能为宗旨，从无到有，由点到面，逐步积累，初步形成了实验动物医学的课程体系，明确了授课的侧重点，有效地补充了本专业的授课内容，丰富了本专业的教学内容，拓展了实验动物专业的研究方向。我们认为，要上好实验动物医学这门课，首先要充分了解实验动物学这门主干课程，实验动物学课程是本专业的基石，充分掌握实验动物学课程内容，才能更好地有侧重点地阐述实验动物医学的相关内容；其次，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跟踪实验动物病原的研究进展，不断更新和完善教学大纲及授课幻灯，挖掘与本专业相关的经典案列，活跃课堂，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最后，坚持理论课和实验课相结合，理论课讲解概念、方法和基础理论知识，实验课以动物实验推动学生进一步理解理论课的内容，相辅相成。经过5年的探索，我们初步建立了实验动物医学课程的讲授体系，促进了学生对实验动物相关知识的掌握和应用，师生反映效果较好。

参考文献：

[1]隋丽华，范薇，杨敬，等.实验动物微生物、寄生虫抽样调查及分析[J].实验动物与比较医学，2008，28（4）：259-62.

[2]李厚达.实验动物学[M].第2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3]熊忠良，赵海忠，甘伏生.实验动物在兽用生物制品研究和生产中的应用[J].畜牧与兽医，2011，43（1）：84-87.

[4]James G. Fox，Lynn C.Anderson，Franklin M.Loew，Fred W. Quimby. Laboratory Animal Medicine 2nd edition[M].California：Academic Press，2002.

[5]David G.. Baker. Natural Pathogens of Laboratory Animals-Their Effects on Research[M].Washington：ASM Press，2003.

[6]McCaskey SJ，Rondini EA，Clinthorne JF，et al. Increased presence of effector lymphocytes during Helicobacter hepaticus-induced colitis[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12，18（13）：1459-1469.

[7]高正琴，岳秉飞，贺争鸣.首次从中国小鼠中分离到肝螺杆菌及其鉴定[J].中国共患病学报，2008，25（3）：210-213.

[8]Zhang Q，Xu X，Yuan Y，et al. IPS-1 plays a dual function to directly induce apoptosis in murine melanoma cells by inactivated Sendai virus[J]. Int J Cancer，2014，134（1）：224-34.

第5篇

关键词：兽医；生物技术；畜牧业

中图分类号：S81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230105

生物技术是门十分古老的科学，从很早以前人们就已掌握的发酵、酿酒技术到近代抗菌素的应用，说明这门技术伴随人类已经几千年了。直到现代，限制性内切酶的发现、基因体外重组以及分子克隆技术的建立给这门古老的科学带来了光明的前景。现在，生物学、医学、兽医、植物、环保等许多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者都在竭力使生物技术与各自所研究的课题相联系，并取得了很多令人鼓舞的结果。

1 生物技术在动物育种中的应用

在牲畜的日常育种中十分普遍的用到了生物技术，包括克隆技术、转基因、胚胎技术、DNA技术等，通过生物技术的应用能够改善分子的培育效果，对人工育种的措施加以改善，生物技术的运用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将动物的培育周期缩短了，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大大的减少了选择品种以及培育的时间，还有效的增强了育种的水平。

2 在饲料资源的开发中应用生物技术

不管是哪种动物的养殖，都离不开饲料，可以说，它和畜牧业的经济效益以及牲畜的成长息息相关，生物技术的不断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技水平的发展，也带动了饲料资源的研发。在饲料的研发工作中大量的运用生物技术，能够很好的提高饲料的营养成分，所以说，生物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减少由于我国饲料的短缺而导致的压力情况，为我国畜牧业的良好发展和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澳大利亚，有一些科学家们研发出了一种新型的首蓓，这种首蓓所富含的蛋白质非常多，将相关的基因去除后，能够作为一种高蛋白质含量的新型饲料。

3 生物技术在诊断和防治动物疫病中的应用

在防治动物疫病方面，运用生物技术培育的基因工程兽用疫苗与常规疫苗的生产相比生产周期更短，疫苗的种类更多，效果更强大，并且降低了由于残毒和污染而造成的生物污染的机率。常见的有预防禽痘病毒的活病毒载体重组疫苗、基因缺失疫苗、核酸疫苗等等。在畜禽疾病诊断方面，随着生物技术发展而产生的限制酶分析法、免疫印迹法、核酸探针法以及聚合酶链反应法等多种分子生物学的诊断方法都是畜禽疾病有效的诊断方法。

4 在净化畜禽环境中应用生物技术

因为养殖业大多都十分集中，所以畜舍中所散发的气味十分难闻还含有氨气等对人体以及牲畜有害的物质，因此，必须采取相关的措施对这种情况加以预防和制止。现阶段容易出现的肉鸡的情况，还有一些猪出现呼吸道疾病的情况都是由于畜舍内含有大量的氨气而造成的。科学家们从沙漠植物莫哈欠丝兰中提取的糖化合物，能够让舍内硫化氢、氨气、粪臭素等减少增强牲畜血液中含氧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使猪的生产性能有了一定的提高，也有效的减少了鸡出现腹水症的几率。

5 发展趋势

5.1 基因治疗的研究是未来动物医学乃至人类医学的重要发展方向

通过建立动物疾病模型分析和研究基因治疗各种层面上的问题，在兽医临床上的应用方兴未艾，通过对基因治疗的认知和利用促进兽医学临床研究的发展这一理念也相对成熟。采取何种方式去认识基因、如何合理利用基因，在基因治疗发展上显得尤为重要。

5.2 现代生物技术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生物制药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我国传染病威胁的评估结果表明，抗生素耐药性已成为严重问题。畜牧生产者广泛使用抗生素加速了新耐药菌株的传播，引发了一些人畜共患病，尤其是人类的食物传染病，并导致医疗保健系统重大的经济负担。所以，用生物类药物对抗生素进行转向替代并且改进控制手段（如疫苗接种和预防疾病）是畜牧业未来使用药物的准则，这对于兽药研制非常重要且又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

6 结束语

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我国对于生物技术的研发工作还相对比较落后，在饲料的研发以及动物的生产中生物技术的应用还不够成熟，然而，我国现阶段已经提高对生物技术的认识，相信以后在牲畜的养殖上生物技术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

参考文献

第6篇

关键词： 高职 内科 教学

动物内科病是一门重要专业课，也是动物医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动物内科病是临床兽医学的重要主干学科，也是兽医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动物内科病概念和理论较抽象，学生接受动物内科知识有一定的难度。如何结合兽医临床实际，结合高职高专学生实际情况，融入新的教学理念，运用先进教学手段，改进教学方式和方法，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就个人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总结谈几点体会。

1.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学生学习动物内科病的兴趣不高，主要有几个因素：首先，由于动物内科病实践操作性不太强，没有引起学生足够重视；其次，高职学生基础参差不齐，相当一部分学生逻辑思维、抽象思维能力不强；三是课程缺乏直观性，大多表现为抽象理论，学生难以理解，很多学生学起来感到力不从心。因此，要想改变对动物内科病学习的认识，就要充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消除学生对课程学习产生厌倦心理。激发学生兴趣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1问题导向法。依据课程教学目的和教学重点设计问题，每节课在讲授之前提出与新知识相衔接的问题，问题的选择要有一定的启发性和趣味性，让学生明白本节课要学什么和怎么学，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兴趣。

1.2组织课堂研讨。要充分认识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引导学生进行自由研讨，老师要积极参与，在学习研讨中提出一些难点，让学生思考并从中发现问题，从而让学生分析问题更为缜密，并从中感觉到解决问题的成就感。例如学习心力衰竭内容时，可以引导同学们总结一下左心和右心衰竭各有哪些症状。

1.3建立良好的师生感情。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尊重、融洽相处，对师生间的教学互动很有帮助。教师要把学生当朋友，主动关心学生，拉近师生间距离，让学生感受到来自老师的关怀，使学生获得学习兴趣，增强学习效果。同时教师应该不断学习，掌握扎实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的相关学科知识，不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自身素质和修养，才能获得学生尊重，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2.加强教学方式改革

2.1尽量选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动物内科病概念比较多，也比较抽象，学生难以理解。要学生掌握相关概念，就要设计一些感性问题，揭示动物内科病中的逻辑关系，使学生真正理解并能掌握。选择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讲解方式，学生比较容易接受。如果课堂上一味由老师讲、学生听，不仅气氛沉闷，而且学生容易走神。启发式教学方法能一步步启发学生思维，既复习学过的知识，又为后续知识学习打下基础。

2.2理论知识与临床实例相结合。教学中将书本知识和临床实例结合起来，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学习内科理论知识的意义，既有利于激发学生求知欲，又为以后临床工作打下基础。如讲到瘤胃积食时，可以联系临床上瘤胃积食的例子，提出引起疾病的原因；讲到有机磷中毒时，可以联系临床上出现的农药中毒现象及原因，加深印象。不仅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还启发学生用理论知识解决临床上的实际问题。

2.3丰富实验实训场所的教学资源。为巩固和增强动物内科病理论环节的教学效果，培养理论水平高、临床实践能力强的兽医工作者，可以考虑引进先进教学资源，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例如引进各种常见动物的仿真模型，建设虚拟实验室、数码互动实训室等实验实训基地，以丰富实验室教学资源并长期面向学生开放，学生可以利用闲暇时间去实验室，在直观形象的体验中强化学习和进步。

3.内科技能提高要循序渐进

动物内科技能训练重在经验积累，不可急于求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理论环节先通过理论知识解读，让学生理解各类内科病原理。实践环节可以先安排学生观看相应教学录像，然后由教师分析示教病例，进一步强化学生直观感受。实践环节安排上，让学生从简单病例过渡到复合病例，逐步提高鉴别诊断技能。内科诊断技能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建立在反复技能强化训练基础上，所以高职院校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如我院就组织了科技服务小组和动物医院实习等活动，培养学生学习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强化学生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综合分析能力。

如何提高动物内科病教学质量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改进的过程，在动物内科病教学过程中既要重视学生理论知识培养，又要重视学生实际综合分析能力锻炼，培养学生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强诊断能力，以适应兽医行业高技能型人才需要。

参考文献：

[1]刘焕奇，毕可东，王晓丽，龙英娜，巩清军.《家畜外科手术学》多媒体网络课件研究[J].黑龙江畜牧兽医，2008，（04）

[2]党荣敏.医学免疫学教学体会[J].黔南民族医专学报，2005，18（1）：59-60.

[3]裴竹英.多媒体技术在现代教学中的积极作用[J].山西医科大学学报，2003（5）：82.

第7篇

库恩之后，科学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1]。同时，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影响日盛，其“语言游戏”说强调，任何活动都植根于特定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从而受制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以此为背景，一场重估科学知识的形态的运动展开了，“作为实践的科学”观念开始取代“作为表象的科学”观念：科学是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对世界的表象。因此科学研究理应把科学活动本身作为对象，而对科学活动的考察本质上是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这种新的社会学不对科学做内在论考察，不局限于科学的独特的理性品质、认识逻辑、观念史。它也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而区别于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预设了不受社会污染的纯粹的知识过程和知识内容，把科学技术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仅把社会因素作为促进或阻碍知识过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取消了知识的内容和情境之间的区分，把社会因素作为知识的构成性因素，对知识的构造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大量富有启发的成果。

但是，科学研究最近二十年的发展表明，“或者社会科学精致得足以解释科学的内容但是整个社会的创制却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观社会学恢复作用但是科学的细节消失在视界之外。”[2]以布卢尔和巴恩斯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的利益分析保留了宏观社会学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对阶级利益等宏观社会变量的诉求并不能说明知识的微观构造。而柯林斯的争议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论等微观研究尽管在揭示知识的微观构造方面成果斐然，却缺乏宏观社会学的关注，不能宏观地说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这样的所谓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论研究”[2]。拉图尔采用的人类学考察方法似乎为打通宏、微观研究提供了途径。这种人类学考察把经验的案例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强调对知识的生产现场、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不仅追踪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微观构造，而且还追踪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的活动。拉图尔采取的人类学方法首先要求通过参与式观察取得科学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其次，运用“转熟为生”的策略，悬置以往的有关科学的成见，保持对观察对象的距离，单单从当下的科学活动本身出发构造对科学的理解；再次，这种人类学的方法还要求研究者对这种人类学构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关重要地是，要求追踪正在创制之中的科学技术而不是既成的知识和技术制品，这一点成为他考察科学的第一原则：“我们研究行动中的科学而非既成的科学和技术；我们或者在事实和机器被黑箱化之前到达，或者追踪重新开启黑箱的[科学]争议。”[3]我们不妨追随拉图尔，去考察科学活动本身，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学事实，看这种考察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二、构造自然：实验室生活

实验室是科学知识的典型的生产场所。拉图尔首先把实验室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实验室日常的知识生产活动，是“实验室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不过，“实验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围墙的具体的实验室，其扩展意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强调对实际的科学活动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学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确立的科学事实的前提下去重构科学的发现史、观念史。实验室研究也不同于对实验的研究，因为实验研究往往以提炼科学独有的方法为目的，而实验室研究则以科学事实的实际制作过程为目标，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学考察。实验室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适合于新视角下对科学活动本身的考察。拉图尔从1975年进入萨尔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两年的实地考察。

现在让我们跟随人类学家进入萨尔克研究所的实验室。实验室包括各种复杂的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室人员，科学文本。实验仪器构成一组组“铭写装置”（inscriptiondevices），铭写装置把实验材料转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争论之证据的铭写符号（inscriptions）(数字、图表、图像等可以呈现在文本中的符号)。典型的科学活动是，把实验材料联接或放入铭写装置，经过一系列规范的操作生成铭写符号，再根据这些铭写符号完成科学论文，提出科学命题或主张，参与科学争论，再依据争论的情况继续做实验，强化或修改命题或主张，直至特定的科学命题或主张变成事实。在上述观察中，首要的是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这个实验室的特别之处在于仪器——我们称之为‘铭写装置’的特殊配置。这种物质安排的至关重要性在于，作为实验室成员的谈论‘对象’的任何现象并不能脱离这种物质安排而存在。比如，没有生物测定，就不能说一种物质存在。生物测定不是简单的获得某种被独立给予的实体的方式；生物测定构成了物质的构造。...不仅如此，现象完全由实验室的物质环境所构成。人工实在——实验室成员用客观实体来描述——事实上为铭写装置所构造。借用Bachelard的‘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ique）这个术语，这样一种实在经由物质技术的构造而呈现出现象的外观。”[4]这表明，科学不单单是思维现象、语言现象或者对世界的理论解释，它本质上是一种物质过程，是对不确定世界的物质性介入，而正是这种介入构造出科学对象。玻尔认为对量子现象的描述不能脱离对实验环境的描述。实际上，这对十七世纪以来的实验室科学是普遍适用的。

拉图尔记录了科学家在日常的科学活动中的言谈并加以分析，对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过程做了考察。科学家的日常言谈表明，科学“证据”的接受很难说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而是做出判断的问题，同行间的协商问题。比如说某种肽的静脉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为效应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注入量，取决于科学家把什么注入量作为标准。拉图尔还发现，科学家对特定科学主张的评估往往不限于所谓纯粹的科学内容，而是包括研究兴趣上的侧重、职业实践的迫切需要、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间上的限制，乃至对科学从业人员的权威甚或人格的评价，如此等等。这些考虑直接影响到特定科学主张的接受和否定。“评估的丰富性使得这种构想——思维过程或推理程序同这些讨论发生于其中的实际物质环境相隔绝——变得不可能。”[4]。拉图尔从言谈分析中得出结论：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构造”[4]。“社会的”在这里并具有其在墨顿或布鲁尔那里的含义，只是表明区别于纯粹逻辑推理过程的微观构造过程。

拉图尔还从人类学角度进行了历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H））化学序列的确定过程，给我们呈现出科学事实的典型的构造过程。[①]1962年，“大脑控制促甲状腺素的分泌”已成为神经内分泌学界的公认事实。吉尔曼（Guillemin）认定这种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脑的一种新因子，他将之命名为促甲状腺因子（TRF），并认定它是一种肽，决定用化学分析方法确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时下丘脑因子的生理学研究颇有成果，却没有分析出下丘脑因子化学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种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着作用。因此，该决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径，没有它神经内分泌学照样会继续发展。尽管如此，吉尔曼1963年提出了确定新释放因子存在的14条严格标准，从而彻底地重塑了释放因子的研究领域。以前有关新释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张都被取消了。可以说，在这套研究标准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这些标准要求更精密而昂贵的实验设备和技术。日本、英国的竞争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进TRF的提纯方法。把一种馏分认定为TRF的根据仅仅是它能在生物测定中稳定地产生出与基线峰值有显著差异的曲线。到1966年，已能获得相当纯的所谓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实验都未能破坏TRF的生物活性，吉尔曼因此主张“TRF或许不是一种肽”。沙利（Schally）的团队采用了与吉尔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线，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新物质是一种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发现TRF含有His、Pro、Glu三种氨基酸，不过只占TRF总质量的30%。尽管存在着其他解释，由于沙利认可吉尔曼的权威，因此无视三种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结论：“TRF不是肽”。而这意味着研究方向将发生发生重大改变。其时，与TRF的生理学研究相比，TRF的化学分析无甚进展。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准备召开一个针对该领域的评审会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领域的资金分配，进而决定着TRF化学分析的存亡。吉尔曼的团队将会议拖延到1969年1月，在该会议上公布了他们独自做出的发现：His、Pro、Glu三种氨基酸占TRF总质量的80%；TRF是肽。分析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确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种氨基酸合成各种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较，看两者在铭写装置上产生的铭写符号是否足够相似。沙利的团队使用薄层色谱仪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学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的团队认为两种物质在薄层色谱仪上所产生的谱线的微小差异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原子水平的质谱仪才能最终确定TRF的结构。1969年9月质谱仪终于产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与天然TRF的几乎完全相似的光谱。争议停止了。此时，本体论转换发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上述过程表明TRF序列的确定不是单线的逻辑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的构造过程，而实验设备对不确定世界的介入在整个构造过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事实的“发现”不过是曲折的充满争议的构造过程的结果。只有在构造过程结束之后，科学事实的构造才变成“发现”，变成独立于构造过程的外在事实，构造过程本身以及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被掩盖了。当我们深入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知识的品质立刻发生变化：与其说知识是静态的表象，毋宁说知识是一个动态的构造过程；知识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现为对世界的型塑。就知识的静态含义而言，它不过是对型塑过程及其结果的记录，知识更多的是一种“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识。不妨给知识下个新的定义：何为知识，知识就是型塑世界的过程或能力。知识的力量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自然”的构造。TRF的构造史已经表明科学事实或者说“自然”是构造的结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说明科学事实的生产。“由于争论的解决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结果，因此我们决不能用这个结果——自然——来说明争论如何以及为什么被解决了。”[3]

三、型塑社会：实验室的扩张

上述考察的焦点是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问题是发端于“实验室研究”的考察知识活动现场的人类学方法能扩展到“科学、技术与社会”（SST）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吗？我们把“实验室”定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而实际上知识生产活动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围墙内的实验室，随着知识活动的实际展开，“实验室”的构造也随之扩展。拉图尔认为“实验室‘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区别恰恰是实验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行动中的科学”的原则自然会导向宏观层次的科学研究，导向对实验室的扩展构造、实验室在社会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会的力量的考察。在这种追踪中，总会发现有一部分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活动，同科学界、政府、生产部门、用户、传媒、公众保持着联系。一旦这些联系中断，实验室内部的研究工作将陷入停顿。这表明，对实验室内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区分是成问题的。这种区分把实验室想像为隔绝于社会的知识生产地，从中产生出纯粹的自然知识，这种知识随后毫无代价地扩散到实验室之外。这种成见掩盖了实验室的构造及其在社会中的定位，进而使实验室的力量神秘化。且来看个案例。[②]

19世纪末法国的农场发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为细菌传染病，而此前细菌学与炭疽病毫不相干。他在发生疫情的农场研究疫情，把兽医学的用语转译成细菌学的术语，比如说把“疫情潜伏期”转译成“杆菌的孢子”，从而把细菌学同疫情联系起来。其后，他排除了农场的其他复杂因素而把培养成的细菌病原体带回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实验室，他在这里可以任意地控制条件对杆菌做各种试验。他向外界宣称：“若想解决炭疽病疑难请到我的实验室来。”经过无数次试错，巴斯德偶然地发现了降低杆菌毒性的实验室条件，制出了炭疽病疫苗。这种疫苗在实验室中的小规模活牛实验中获得成功，如其所愿地引起了农场主、兽医、卫生学家等利益团体的注意。但是这并不能让这些群体完全相信巴斯德的实验室能控制疫情，因为疫苗在错综复杂的农场中的成功并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巴斯德需要在某个农场中演示其疫苗的有效性。实际上，有许多非控制的因素会导致失败。因此巴斯德需要把关键的实验室条件扩展到农场。巴斯德成功地与这些代表达成妥协，把农场变成了准实验室，巴斯德的“预言”实现了，在外界看来，实验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巴斯德实验室的疫苗被广泛地用于法国农场。由此，巴斯德实验室成为相关利益群体的强制通行点，巴斯德名垂史册，法国农业的面貌为之一新，兽医职业和卫生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巴斯德的细菌理论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关系。当巴斯德和卫生学者提出细菌——传染病的传染源——的概念时，他们并没有把社会看作是由穷人和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的，而是由传染病患者、健康的但是危险的细菌携带者、有免疫力的人、接种疫苗的人这样的群体组成的。他们给这些群体的界定加入了非人的行动者：细菌——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利益被制造出来，一种新的社会连带类型产生了。以前因为阶级对立而被视作阶级压制工具的卫生法令得以实施。

巴斯德的实验室重塑了各类社会行动者，转译了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关系，成了型塑社会的力量。我们可以从巴斯德的工作中提炼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首先，“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活动的结果。“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真正新的力量来自科学，而不是来自古典的政治过程。”[5]“既然[科学]争议的解决是社会获得稳定状态的原因，我们不能用社会来解释[科学]争议如何和为什么被解决了。”[3]布鲁尔的社会实在论用社会说明知识，其根源在于他仍局限于表象主义的窠臼，认为知识是以社会为中介的对客观实在的表述。而我们通过对知识活动的考察已经发现，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实在的构造过程。“描述（account）和实在不存在先天的（apriori）区别；...描述就是实在。”[6]其次，我们发现了科学力量的源泉——实验室。当巴斯德把病原体带回巴黎的实验室时，一个关键的转换发生了：研究场所由有着无数不可控因素的大规模的农场变成条件可控制的实验室，巴斯德可以在该实验室中任意地对病原体做各种试验。同时，实验室成果的应用并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把农场转变成准实验室。“既然科学的事实在实验室里被制作出来，为了使它们扩散开来，你需要建构它们能在其中维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贵的网络。如果这意味着把社会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那就这样做吧。”[5]似乎可以说，科学通过把社会转变成巨大的准实验室而型塑社会。再次，我们发现，实验室本身的构造也包含了农场主、农业协会、兽医、卫生学家乃至普通公众这些社会行动者。巴斯德始终在努力把这些行动者的利益同他的实验室联系起来，竭力让他的实验室成为这些行动者的强制通行点。可以想像，假如他的实验室未能成功地维持这些行动者的兴趣，或者他未能同他们达成把农场变成准实验室的妥协，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实验室制作就不会成功。可见，知识的成功构造以成功转译相关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并赢得其支持为前提，实验室不是封闭的实验室，实验室的构造必须纳入社会行动者。

四、科学自然社会的同时构造：走向行动者-网络理论

前述对科学活动的人类学考察已经揭示，“自然”和“社会”都是在科学活动中得以塑造，都是科学争议趋于稳定的结果。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不再有效了，因为这种分析框架有着预定的社会范畴和严格的社会/自然区分。以往的科学研究预设了“自然实在”或“社会实在”这两极。要么用自然来说明知识和社会；要么用社会来说明知识和自然；要么用“自然”和“社会”的杂交来说明知识。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所倡导的新的社会学研究框架试图颠倒说明方向，不再用预定的自然或社会来说明科学活动，而是考察科学活动如何重构着自然和社会。他们主张，如果不研究科学和技术作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情境同时发生的重构，科学知识和技术系统的发展就无法被理解。只有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才能把握知识活动的本质。“自然的”和“社会的”要素性质上不加区分的参与了知识的构造，同时作为结果被重塑。巴黎学派据此发展出所谓的“转译社会学”（sociologyoftranslation），又名“行动者-网络理论”。那么科学、自然和社会是如何构成无缝之网的呢？我们来看卡龙所做的著名的案例研究。[③]

1973年，EDF(ElectricitedeErance)筹划开发新型电车（VEL:electricvehicle），该计划不仅规定了新型汽车纯粹技术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这种汽车在其中运营的社会场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会运动中的城市消费者。这场新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内燃汽车。内燃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产生空气污染和噪音等副产品；私车还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此乃受批判的工业社会的消费模式。新型电车能拥有更优的性能/价格比，进而成为普通消费品。它还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计划时已经考虑了开发电化学电池的技术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统能装配改进过的铅蓄电池；其次，蓄电池和燃料电池能使电力汽车的时速达到90公里进而开拓更广阔的私车市场。EDF不仅界定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史和技术史，而且也对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项目规划里，雷诺汽车公司只负责装配底盘并制造车身。而雷诺汽车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EDF还寻求政府各部门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电车的法规，为对电车感兴趣的市政当局提供资助。还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们合作。EDF的电车计划还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电池、燃料电池、电极、电子、催化剂和电解液等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同等重要。蓄电池开发的失败同消费者的不合作一样对于电车的存亡是决定性的。电车的构成实际上包括了电子、消费者、政府部门、雷诺汽车、铅蓄电池、后工业社会等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该项目在最初几年里并未受到挑战，雷诺汽车公司似乎默认了这场新社会运动的不可阻挡性。但雷诺汽车在1976年对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对开发高性能电池的可能性、消费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战EDF的安排。在1973年时，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EDF实际上在建构一个世界，卡龙称之为“行动者-世界”或“行动者-网络”。所谓的技术对象VEL隶属于EDF正在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可以说，VEL本身的构造就是这个特定的行动者-世界的构造。“行动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会和技术对象如何同时被型塑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对行动者-世界做一说明。首先，行动者-世界的构成是异质的，既包括社会行动者，又包括非社会行动者。消费者、政府部门、制造商、蓄电池、电子等社会和非社会行动者共同构成了VEL，决定了它的技术内容。在卡龙看来，“不描述型塑技术对象的异质的和规模更大的行动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术对象。”[7]“社会的”不再意味着“外部的”，科学技术的内容渗透着社会因素，区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不再有意义。其次，行动者-世界是通过转译过程而被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预定的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动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说，雷诺汽车公司在EDF构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从新社会运动而降格为制造底盘和车身的厂商。在转译过程中，“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都发生改变。不过转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转译者的转译能力和被转译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诺汽车公司不?视谒贓DF所构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构自己的行动者-世界，进而瓦解了EDF的行动者世界，VEL也随之死亡了。技术对象的坚固性对应于行动者-世界的坚固性。再次，转译过程表明，科学技术的力量已体现在建构过程之中，因为科学技术的建构过程就是型塑社会和自然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成功建构就是社会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时，行动者-世界囊括了众多社会的和自然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科学的力量源，足以解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会的准实验室化”，科学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学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中已区分不出纯粹的“科学的”、“技术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内容，因为科学活动本身已经把它们结成无缝之网，“自然”和“社会”在这张无缝之网中被共同建构。

五、结语

对知识的生产现场进行人类学考察，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结果发现，知识生产把各种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因素纳入其中，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型塑自然和社会的过程，知识不是对世界的表象而是型塑世界的过程和能力；科学在建构一张科学、技术、自然与社会构成的无缝之网，也在这张网中被建构。在这种考察中发展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的浪潮把人类卷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其风险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知识的生产过程及力量机制的无知和失控。科学的人类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考察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知识与社会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寻求在降低知识社会的风险方面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知识社会中的知识活动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经验性研究。

注释：

[1]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65，p.267。

[2]B.Latour，OneMoreTurnAftertheSocialTurn...，inM.Biagioli(Eds.)，TheScienceStudiesReader，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1999，p.276-289。

[3]B.Latour，ScienceinAction，MiltonKeynes：OpenUniversityPress，1987，p.258，p.99，p.144。

[4]B.LatourandS·Woolge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64，p.159，p.144。

[5]B.Latour，GiveMeaLaboratoryandIWillRaiseTheWorld，inKnorr-CetinaandMulkay(eds.)，ScienceObserved：PerspectivesontheSocialstudyofScience,Londonand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Ltd.,1983，p.141-170。

[6]S.Woolgar，CritiqueandCriticism：TwoReadingsofEthnomethodology，SocialStudiesofScience，vol.11，1981，p.504-14。

[7]M.Callon.，TheSociologyofanActor-Network：TheCaseofTheElectricVehicle，InMechelCallon，JohnLawandArieRip(eds)，MappingTheDynamicsofScienceandTechnology，London:TheMacmilianPressLTD，1986，p.23。

[①]此案例参见《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Life）第三章“一个事实的构造：TRF(H)案例”。

第8篇

库恩之后，科学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1]。同时，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影响日盛，其“语言游戏”说强调，任何活动都植根于特定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从而受制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以此为背景，一场重估科学知识的形态的运动展开了，“作为实践的科学”观念开始取代“作为表象的科学”观念：科学是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对世界的表象。因此科学研究理应把科学活动本身作为对象，而对科学活动的考察本质上是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这种新的社会学不对科学做内在论考察，不局限于科学的独特的理性品质、认识逻辑、观念史。它也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而区别于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预设了不受社会污染的纯粹的知识过程和知识内容，把科学技术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仅把社会因素作为促进或阻碍知识过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取消了知识的内容和情境之间的区分，把社会因素作为知识的构成性因素，对知识的构造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大量富有启发的成果。

但是，科学研究最近二十年的发展表明，“或者社会科学精致得足以解释科学的内容但是整个社会的创制却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观社会学恢复作用但是科学的细节消失在视界之外。”[2]以布卢尔和巴恩斯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的利益分析保留了宏观社会学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对阶级利益等宏观社会变量的诉求并不能说明知识的微观构造。而柯林斯的争议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论等微观研究尽管在揭示知识的微观构造方面成果斐然，却缺乏宏观社会学的关注，不能宏观地说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这样的所谓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论研究”[2]。拉图尔采用的人类学考察方法似乎为打通宏、微观研究提供了途径。这种人类学考察把经验的案例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强调对知识的生产现场、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不仅追踪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微观构造，而且还追踪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的活动。拉图尔采取的人类学方法首先要求通过参与式观察取得科学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其次，运用“转熟为生”的策略，悬置以往的有关科学的成见，保持对观察对象的距离，单单从当下的科学活动本身出发构造对科学的理解；再次，这种人类学的方法还要求研究者对这种人类学构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关重要地是，要求追踪正在创制之中的科学技术而不是既成的知识和技术制品，这一点成为他考察科学的第一原则：“我们研究行动中的科学而非既成的科学和技术；我们或者在事实和机器被黑箱化之前到达，或者追踪重新开启黑箱的[科学]争议。”[3]我们不妨追随拉图尔，去考察科学活动本身，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学事实，看这种考察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二、构造自然：实验室生活

实验室是科学知识的典型的生产场所。拉图尔首先把实验室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实验室日常的知识生产活动，是“实验室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不过，“实验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围墙的具体的实验室，其扩展意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强调对实际的科学活动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学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确立的科学事实的前提下去重构科学的发现史、观念史。实验室研究也不同于对实验的研究，因为实验研究往往以提炼科学独有的方法为目的，而实验室研究则以科学事实的实际制作过程为目标，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学考察。实验室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适合于新视角下对科学活动本身的考察。拉图尔从1975年进入萨尔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两年的实地考察。

现在让我们跟随人类学家进入萨尔克研究所的实验室。实验室包括各种复杂的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室人员，科学文本。实验仪器构成一组组“铭写装置”（inscription devices），铭写装置把实验材料转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争论之证据的铭写符号（inscriptions）(数字、图表、图像等可以呈现在文本中的符号)。典型的科学活动是，把实验材料联接或放入铭写装置，经过一系列规范的操作生成铭写符号，再根据这些铭写符号完成科学论文，提出科学命题或主张，参与科学争论，再依据争论的情况继续做实验，强化或修改命题或主张，直至特定的科学命题或主张变成事实。在上述观察中，首要的是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这个实验室的特别之处在于仪器——我们称之为‘铭写装置’的特殊配置。这种物质安排的至关重要性在于，作为实验室成员的谈论‘对象’的任何现象并不能脱离这种物质安排而存在。比如，没有生物测定，就不能说一种物质存在。生物测定不是简单的获得某种被独立给予的实体的方式；生物测定构成了物质的构造。...不仅如此，现象完全由实验室的物质环境所构成。人工实在——实验室成员用客观实体来描述——事实上为铭写装置所构造。借用Bachelard的‘现象技术’ （phenomenotechnique）这个术语，这样一种实在经由物质技术的构造而呈现出现象的外观。”[4]这表明，科学不单单是思维现象、语言现象或者对世界的理论解释，它本质上是一种物质过程，是对不确定世界的物质性介入，而正是这种介入构造出科学对象。玻尔认为对量子现象的描述不能脱离对实验环境的描述。实际上，这对十七世纪以来的实验室科学是普遍适用的。

拉图尔记录了科学家在日常的科学活动中的言谈并加以分析，对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过程做了考察。科学家的日常言谈表明，科学“证据”的接受很难说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而是做出判断的问题，同行间的协商问题。比如说某种肽的静脉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为效应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注入量，取决于科学家把什么注入量作为标准。拉图尔还发现，科学家对特定科学主张的评估往往不限于所谓纯粹的科学内容，而是包括研究兴趣上的侧重、职业实践的迫切需要、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间上的限制，乃至对科学从业人员的权威甚或人格的评价，如此等等。这些考虑直接影响到特定科学主张的接受和否定。“评估的丰富性使得这种构想——思维过程或推理程序同这些讨论发生于其中的实际物质环境相隔绝——变得不可能。”[4]。拉图尔从言谈分析中得出结论：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构造”[4]。“社会的”在这里并具有其在墨顿或布鲁尔那里的含义，只是表明区别于纯粹逻辑推理过程的微观构造过程。

拉图尔还从人类学角度进行了历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H））化学序列的确定过程，给我们呈现出科学事实的典型的构造过程。[①]1962年，“大脑控制促甲状腺素的分泌”已成为神经内分泌学界的公认事实。吉尔曼（Guillemin）认定这种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脑的一种新因子，他将之命名为促甲状腺因子（TRF），并认定它是一种肽，决定用化学分析方法确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时下丘脑因子的生理学研究颇有成果，却没有分析出下丘脑因子化学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种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着作用。因此，该决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径，没有它神经内分泌学照样会继续发展。尽管如此，吉尔曼1963年提出了确定新释放因子存在的14条严格标准，从而彻底地重塑了释放因子的研究领域。以前有关新释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张都被取消了。可以说，在这套研究标准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这些标准要求更精密而昂贵的实验设备和技术。日本、英国的竞争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进TRF的提纯方法。把一种馏分认定为TRF的根据仅仅是它能在生物测定中稳定地产生出与基线峰值有显著差异的曲线。到1966年，已能获得相当纯的所谓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实验都未能破坏TRF的生物活性，吉尔曼因此主张“TRF或许不是一种肽”。沙利（Schally）的团队采用了与吉尔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线，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新物质是一种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发现TRF含有His、Pro、Glu三种氨基酸，不过只占TRF总质量的30%。尽管存在着其他解释，由于沙利认可吉尔曼的权威，因此无视三种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结论：“TRF不是肽”。而这意味着研究方向将发生发生重大改变。其时，与TRF的生理学研究相比，TRF的化学分析无甚进展。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准备召开一个针对该领域的评审会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领域的资金分配，进而决定着TRF化学分析的存亡。吉尔曼的团队将会议拖延到1969年1月，在该会议上公布了他们独自做出的发现：His、Pro、Glu三种氨基酸占TRF总质量的 80%；TRF是肽。分析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确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种氨基酸合成各种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较，看两者在铭写装置上产生的铭写符号是否足够相似。沙利的团队使用薄层色谱仪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学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的团队认为两种物质在薄层色谱仪上所产生的谱线的微小差异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原子水平的质谱仪才能最终确定TRF的结构。1969年9月质谱仪终于产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与天然TRF的几乎完全相似的光谱。争议停止了。此时，本体论转换发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上述过程表明TRF序列的确定不是单线的逻辑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的构造过程，而实验设备对不确定世界的介入在整个构造过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事实的“发现”不过是曲折的充满争议的构造过程的结果。只有在构造过程结束之后，科学事实的构造才变成“发现”，变成独立于构造过程的外在事实，构造过程本身以及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被掩盖了。当我们深入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知识的品质立刻发生变化：与其说知识是静态的表象，毋宁说知识是一个动态的构造过程；知识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现为对世界的型塑。就知识的静态含义而言，它不过是对型塑过程及其结果的记录，知识更多的是一种“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识。不妨给知识下个新的定义：何为知识，知识就是型塑世界的过程或能力。知识的力量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自然”的构造。TRF的构造史已经表明科学事实或者说“自然”是构造的结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说明科学事实的生产。“由于争论的解决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结果，因此我们决不能用这个结果——自然——来说明争论如何以及为什么被解决了。”[3]

三、型塑社会：实验室的扩张

上述考察的焦点是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问题是发端于“实验室研究”的考察知识活动现场的人类学方法能扩展到“科学、技术与社会”（SST）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吗？我们把“实验室”定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而实际上知识生产活动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围墙内的实验室，随着知识活动的实际展开，“实验室”的构造也随之扩展。拉图尔认为“实验室‘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区别恰恰是实验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行动中的科学”的原则自然会导向宏观层次的科学研究，导向对实验室的扩展构造、实验室在社会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会的力量的考察。在这种追踪中，总会发现有一部分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活动，同科学界、政府、生产部门、用户、传媒、公众保持着联系。一旦这些联系中断，实验室内部的研究工作将陷入停顿。这表明，对实验室内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区分是成问题的。这种区分把实验室想像为隔绝于社会的知识生产地，从中产生出纯粹的自然知识，这种知识随后毫无代价地扩散到实验室之外。这种成见掩盖了实验室的构造及其在社会中的定位，进而使实验室的力量神秘化。且来看个案例。[②]

19世纪末法国的农场发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为细菌传染病，而此前细菌学与炭疽病毫不相干。他在发生疫情的农场研究疫情，把兽医学的用语转译成细菌学的术语，比如说把“疫情潜伏期”转译成“杆菌的孢子”，从而把细菌学同疫情联系起来。其后，他排除了农场的其他复杂因素而把培养成的细菌病原体带回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实验室，他在这里可以任意地控制条件对杆菌做各种试验。他向外界宣称：“若想解决炭疽病疑难请到我的实验室来。”经过无数次试错，巴斯德偶然地发现了降低杆菌毒性的实验室条件，制出了炭疽病疫苗。这种疫苗在实验室中的小规模活牛实验中获得成功，如其所愿地引起了农场主、兽医、卫生学家等利益团体的注意。但是这并不能让这些群体完全相信巴斯德的实验室能控制疫情，因为疫苗在错综复杂的农场中的成功并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巴斯德需要在某个农场中演示其疫苗的有效性。实际上，有许多非控制的因素会导致失败。因此巴斯德需要把关键的实验室条件扩展到农场。巴斯德成功地与这些代表达成妥协，把农场变成了准实验室，巴斯德的“预言”实现了，在外界看来，实验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巴斯德实验室的疫苗被广泛地用于法国农场。由此，巴斯德实验室成为相关利益群体的强制通行点，巴斯德名垂史册，法国农业的面貌为之一新，兽医职业和卫生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巴斯德的细菌理论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关系。当巴斯德和卫生学者提出细菌——传染病的传染源——的概念时，他们并没有把社会看作是由穷人和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的，而是由传染病患者、健康的但是危险的细菌携带者、有免疫力的人、接种疫苗的人这样的群体组成的。他们给这些群体的界定加入了非人的行动者：细菌——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利益被制造出来，一种新的社会连带类型产生了。以前因为阶级对立而被视作阶级压制工具的卫生法令得以实施。

巴斯德的实验室重塑了各类社会行动者，转译了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关系，成了型塑社会的力量。我们可以从巴斯德的工作中提炼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首先，“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活动的结果。“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真正新的力量来自科学，而不是来自古典的政治过程。”[5]“既然[科学]争议的解决是社会获得稳定状态的原因，我们不能用社会来解释[科学]争议如何和为什么被解决了。”[3]布鲁尔的社会实在论用社会说明知识，其根源在于他仍局限于表象主义的窠臼，认为知识是以社会为中介的对客观实在的表述。而我们通过对知识活动的考察已经发现，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实在的构造过程。“描述（account）和实在不存在先天的（a priori）区别；...描述就是实在。”[6]其次，我们发现了科学力量的源泉——实验室。当巴斯德把病原体带回巴黎的实验室时，一个关键的转换发生了：研究场所由有着无数不可控因素的大规模的农场变成条件可控制的实验室，巴斯德可以在该实验室中任意地对病原体做各种试验。同时，实验室成果的应用并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把农场转变成准实验室。“既然科学的事实在实验室里被制作出来，为了使它们扩散开来，你需要建构它们能在其中维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贵的网络。如果这意味着把社会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那就这样做吧。”[5]似乎可以说，科学通过把社会转变成巨大的准实验室而型塑社会。再次，我们发现，实验室本身的构造也包含了农场主、农业协会、兽医、卫生学家乃至普通公众这些社会行动者。巴斯德始终在努力把这些行动者的利益同他的实验室联系起来，竭力让他的实验室成为这些行动者的强制通行点。可以想像，假如他的实验室未能成功地维持这些行动者的兴趣，或者他未能同他们达成把农场变成准实验室的妥协，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实验室制作就不会成功。可见，知识的成功构造以成功转译相关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并赢得其支持为前提，实验室不是封闭的实验室，实验室的构造必须纳入社会行动者。

四、科学自然社会的同时构造：走向行动者-网络理论

前述对科学活动的人类学考察已经揭示，“自然”和“社会”都是在科学活动中得以塑造，都是科学争议趋于稳定的结果。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不再有效了，因为这种分析框架有着预定的社会范畴和严格的社会/自然区分。以往的科学研究预设了“自然实在”或“社会实在”这两极。要么用自然来说明知识和社会；要么用社会来说明知识和自然；要么用“自然”和“社会”的杂交来说明知识。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所倡导的新的社会学研究框架试图颠倒说明方向，不再用预定的自然或社会来说明科学活动，而是考察科学活动如何重构着自然和社会。他们主张，如果不研究科学和技术作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情境同时发生的重构，科学知识和技术系统的发展就无法被理解。只有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才能把握知识活动的本质。“自然的”和“社会的”要素性质上不加区分的参与了知识的构造，同时作为结果被重塑。巴黎学派据此发展出所谓的“转译社会学”（sociology of translation），又名“行动者-网络理论”。那么科学、自然和社会是如何构成无缝之网的呢？我们来看卡龙所做的著名的案例研究。[③]

1973年，EDF(Electricite de Erance)筹划开发新型电车（VEL:electric vehicle），该计划不仅规定了新型汽车纯粹技术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这种汽车在其中运营的社会场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会运动中的城市消费者。这场新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内燃汽车。内燃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产生空气污染和噪音等副产品；私车还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此乃受批判的工业社会的消费模式。新型电车能拥有更优的性能/价格比，进而成为普通消费品。它还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计划时已经考虑了开发电化学电池的技术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统能装配改进过的铅蓄电池；其次，蓄电池和燃料电池能使电力汽车的时速达到90公里进而开拓更广阔的私车市场。EDF不仅界定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史和技术史，而且也对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项目规划里，雷诺汽车公司只负责装配底盘并制造车身。而雷诺汽车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EDF还寻求政府各部门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电车的法规，为对电车感兴趣的市政当局提供资助。还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们合作。EDF的电车计划还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电池、燃料电池、电极、电子、催化剂和电解液等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同等重要。蓄电池开发的失败同消费者的不合作一样对于电车的存亡是决定性的。电车的构成实际上包括了电子、消费者、政府部门、雷诺汽车、铅蓄电池、后工业社会等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该项目在最初几年里并未受到挑战，雷诺汽车公司似乎默认了这场新社会运动的不可阻挡性。但雷诺汽车在1976年对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对开发高性能电池的可能性、消费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战EDF的安排。在1973年时，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EDF实际上在建构一个世界，卡龙称之为“行动者-世界”或“行动者-网络”。 所谓的技术对象VEL隶属于EDF正在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可以说，VEL本身的构造就是这个特定的行动者-世界的构造。“行动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会和技术对象如何同时被型塑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对行动者-世界做一说明。首先，行动者-世界的构成是异质的，既包括社会行动者，又包括非社会行动者。消费者、政府部门、制造商、蓄电池、电子等社会和非社会行动者共同构成了VEL，决定了它的技术内容。在卡龙看来，“不描述型塑技术对象的异质的和规模更大的行动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术对象。”[7]“社会的”不再意味着“外部的”，科学技术的内容渗透着社会因素，区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不再有意义。其次，行动者-世界是通过转译过程而被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预定的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动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说，雷诺汽车公司在EDF构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从新社会运动而降格为制造底盘和车身的厂商。在转译过程中，“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都发生改变。不过转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转译者的转译能力和被转译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诺汽车公司不甘于它在EDF所构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构自己的行动者-世界，进而瓦解了EDF的行动者世界，VEL也随之死亡了。技术对象的坚固性对应于行动者-世界的坚固性。再次，转译过程表明，科学技术的力量已体现在建构过程之中，因为科学技术的建构过程就是型塑社会和自然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成功建构就是社会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时，行动者-世界囊括了众多社会的和自然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科学的力量源，足以解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会的准实验室化”，科学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学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中已区分不出纯粹的“科学的”、“技术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内容，因为科学活动本身已经把它们结成无缝之网，“自然”和“社会”在这张无缝之网中被共同建构。

五、结语

对知识的生产现场进行人类学考察，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结果发现，知识生产把各种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因素纳入其中，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型塑自然和社会的过程，知识不是对世界的表象而是型塑世界的过程和能力；科学在建构一张科学、技术、自然与社会构成的无缝之网，也在这张网中被建构。在这种考察中发展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的浪潮把人类卷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其风险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知识的生产过程及力量机制的无知和失控。科学的人类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考察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知识与社会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寻求在降低知识社会的风险方面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知识社会中的知识活动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经验性研究。

注释：

[1] 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65，p.267。

[2] B.Latour，One More Turn After the Social Turn...， in M.Biagioli (Eds.)，The Science Studies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9，p.276-289。

[3] B.Latour，Science in Action，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258，p.99，p.144。

[4] B.Latour and S·Woolger，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64，p.159，p.144。

[5] B.Latour，Give Me a Laboratory and I Will Raise The World，in Knorr-Cetina and Mulkay (eds.)，Science Observed：Perspectives on the Social study of Science， London and 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 Ltd.， 1983，p.141-170。

[6] S.Woolgar，Critique and Criticism：Two Readings of Ethnomethodology，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11，1981，p.504-14。

[7] M.Callon.，The Sociology of an Actor-Network：The Ca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In Mechel Callon，John Law and Arie Rip(eds)，Mapping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ondon:The Macmilian Press LTD，1986，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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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案例参见《实验室生活》（Laboratory Life）第三章“一个事实的构造：TRF(H)案例”。

第9篇

库恩之后，科学研究的视角发生转换:“我们都关心获得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关心科学成品的逻辑结构”，“要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就必须考虑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1]。同时，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影响日盛，其“语言游戏”说强调，任何活动都植根于特定的语言游戏或生活形式，从而受制于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以此为背景，一场重估科学知识的形态的运动展开了，“作为实践的科学”观念开始取代“作为表象的科学”观念：科学是一种介入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对世界的表象。因此科学研究理应把科学活动本身作为对象，而对科学活动的考察本质上是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这种新的社会学不对科学做内在论考察，不局限于科学的独特的理性品质、认识逻辑、观念史。它也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而区别于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墨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预设了不受社会污染的纯粹的知识过程和知识内容，把科学技术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仅把社会因素作为促进或阻碍知识过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取消了知识的内容和情境之间的区分，把社会因素作为知识的构成性因素，对知识的构造活动进行了广泛的经验研究，产生了大量富有启发的成果。

但是，科学研究最近二十年的发展表明，“或者社会科学精致得足以解释科学的内容但是整个社会的创制却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观社会学恢复作用但是科学的细节消失在视界之外。”[2]以布卢尔和巴恩斯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的利益分析保留了宏观社会学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对阶级利益等宏观社会变量的诉求并不能说明知识的微观构造。而柯林斯的争议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论等微观研究尽管在揭示知识的微观构造方面成果斐然，却缺乏宏观社会学的关注，不能宏观地说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这样的所谓社会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在论研究”[2]。拉图尔采用的人类学考察方法似乎为打通宏、微观研究提供了途径。这种人类学考察把经验的案例研究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强调对知识的生产现场、知识的生产过程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不仅追踪科学事实在实验室中的微观构造，而且还追踪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的活动。拉图尔采取的人类学方法首先要求通过参与式观察取得科学活动的第一手资料；其次，运用“转熟为生”的策略，悬置以往的有关科学的成见，保持对观察对象的距离，单单从当下的科学活动本身出发构造对科学的理解；再次，这种人类学的方法还要求研究者对这种人类学构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关重要地是，要求追踪正在创制之中的科学技术而不是既成的知识和技术制品，这一点成为他考察科学的第一原则：“我们研究行动中的科学而非既成的科学和技术；我们或者在事实和机器被黑箱化之前到达，或者追踪重新开启黑箱的[科学]争议。”[3]我们不妨追随拉图尔，去考察科学活动本身，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学事实，看这种考察能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二、构造自然：实验室生活

实验室是科学知识的典型的生产场所。拉图尔首先把实验室生活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实验室日常的知识生产活动，是“实验室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不过，“实验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围墙的具体的实验室，其扩展意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强调对实际的科学活动进行实时实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学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确立的科学事实的前提下去重构科学的发现史、观念史。实验室研究也不同于对实验的研究，因为实验研究往往以提炼科学独有的方法为目的，而实验室研究则以科学事实的实际制作过程为目标，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学考察。实验室研究采用了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法，这种方法适合于新视角下对科学活动本身的考察。拉图尔从1975年进入萨尔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两年的实地考察。

现在让我们跟随人类学家进入萨尔克研究所的实验室。实验室包括各种复杂的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室人员，科学文本。实验仪器构成一组组“铭写装置”（inscriptiondevices），铭写装置把实验材料转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学争论之证据的铭写符号（inscriptions）(数字、图表、图像等可以呈现在文本中的符号)。典型的科学活动是，把实验材料联接或放入铭写装置，经过一系列规范的操作生成铭写符号，再根据这些铭写符号完成科学论文，提出科学命题或主张，参与科学争论，再依据争论的情况继续做实验，强化或修改命题或主张，直至特定的科学命题或主张变成事实。在上述观察中，首要的是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这个实验室的特别之处在于仪器——我们称之为‘铭写装置’的特殊配置。这种物质安排的至关重要性在于，作为实验室成员的谈论‘对象’的任何现象并不能脱离这种物质安排而存在。比如，没有生物测定，就不能说一种物质存在。生物测定不是简单的获得某种被独立给予的实体的方式；生物测定构成了物质的构造。...不仅如此，现象完全由实验室的物质环境所构成。人工实在——实验室成员用客观实体来描述——事实上为铭写装置所构造。借用Bachelard的‘现象技术’（phenomenotechnique）这个术语，这样一种实在经由物质技术的构造而呈现出现象的外观。”[4]这表明，科学不单单是思维现象、语言现象或者对世界的理论解释，它本质上是一种物质过程，是对不确定世界的物质性介入，而正是这种介入构造出科学对象。玻尔认为对量子现象的描述不能脱离对实验环境的描述。实际上，这对十七世纪以来的实验室科学是普遍适用的。

拉图尔记录了科学家在日常的科学活动中的言谈并加以分析，对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过程做了考察。科学家的日常言谈表明，科学“证据”的接受很难说是逻辑上必然的推论，而是做出判断的问题，同行间的协商问题。比如说某种肽的静脉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为效应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取决于注入量，取决于科学家把什么注入量作为标准。拉图尔还发现，科学家对特定科学主张的评估往往不限于所谓纯粹的科学内容，而是包括研究兴趣上的侧重、职业实践的迫切需要、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时间上的限制，乃至对科学从业人员的权威甚或人格的评价，如此等等。这些考虑直接影响到特定科学主张的接受和否定。“评估的丰富性使得这种构想——思维过程或推理程序同这些讨论发生于其中的实际物质环境相隔绝——变得不可能。”[4]。拉图尔从言谈分析中得出结论：科学事实“完全是一种社会的构造”[4]。“社会的”在这里并具有其在墨顿或布鲁尔那里的含义，只是表明区别于纯粹逻辑推理过程的微观构造过程。

拉图尔还从人类学角度进行了历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TRF（H））化学序列的确定过程，给我们呈现出科学事实的典型的构造过程。[①]1962年，“大脑控制促甲状腺素的分泌”已成为神经内分泌学界的公认事实。吉尔曼（Guillemin）认定这种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脑的一种新因子，他将之命名为促甲状腺因子（TRF），并认定它是一种肽，决定用化学分析方法确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时下丘脑因子的生理学研究颇有成果，却没有分析出下丘脑因子化学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种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着作用。因此，该决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径，没有它神经内分泌学照样会继续发展。尽管如此，吉尔曼1963年提出了确定新释放因子存在的14条严格标准，从而彻底地重塑了释放因子的研究领域。以前有关新释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张都被取消了。可以说，在这套研究标准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这些标准要求更精密而昂贵的实验设备和技术。日本、英国的竞争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进TRF的提纯方法。把一种馏分认定为TRF的根据仅仅是它能在生物测定中稳定地产生出与基线峰值有显著差异的曲线。到1966年，已能获得相当纯的所谓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实验都未能破坏TRF的生物活性，吉尔曼因此主张“TRF或许不是一种肽”。沙利（Schally）的团队采用了与吉尔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线，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新物质是一种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发现TRF含有His、Pro、Glu三种氨基酸，不过只占TRF总质量的30%。尽管存在着其他解释，由于沙利认可吉尔曼的权威，因此无视三种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结论：“TRF不是肽”。而这意味着研究方向将发生发生重大改变。其时，与TRF的生理学研究相比，TRF的化学分析无甚进展。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准备召开一个针对该领域的评审会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领域的资金分配，进而决定着TRF化学分析的存亡。吉尔曼的团队将会议拖延到1969年1月，在该会议上公布了他们独自做出的发现：His、Pro、Glu三种氨基酸占TRF总质量的80%；TRF是肽。分析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确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种氨基酸合成各种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较，看两者在铭写装置上产生的铭写符号是否足够相似。沙利的团队使用薄层色谱仪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学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的团队认为两种物质在薄层色谱仪上所产生的谱线的微小差异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原子水平的质谱仪才能最终确定TRF的结构。1969年9月质谱仪终于产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与天然TRF的几乎完全相似的光谱。争议停止了。此时，本体论转换发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尔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发现”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上述过程表明TRF序列的确定不是单线的逻辑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的构造过程，而实验设备对不确定世界的介入在整个构造过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事实的“发现”不过是曲折的充满争议的构造过程的结果。只有在构造过程结束之后，科学事实的构造才变成“发现”，变成独立于构造过程的外在事实，构造过程本身以及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被掩盖了。当我们深入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知识的品质立刻发生变化：与其说知识是静态的表象，毋宁说知识是一个动态的构造过程；知识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现为对世界的型塑。就知识的静态含义而言，它不过是对型塑过程及其结果的记录，知识更多的是一种“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识。不妨给知识下个新的定义：何为知识，知识就是型塑世界的过程或能力。知识的力量的表现之一就是对“自然”的构造。TRF的构造史已经表明科学事实或者说“自然”是构造的结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说明科学事实的生产。“由于争论的解决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结果，因此我们决不能用这个结果——自然——来说明争论如何以及为什么被解决了。”[3]

三、型塑社会：实验室的扩张

上述考察的焦点是科学事实的微观构造，问题是发端于“实验室研究”的考察知识活动现场的人类学方法能扩展到“科学、技术与社会”（SST）水平上的宏观研究吗？我们把“实验室”定义为“知识的生产场所”，而实际上知识生产活动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围墙内的实验室，随着知识活动的实际展开，“实验室”的构造也随之扩展。拉图尔认为“实验室‘内部’与‘外部’的区别、‘微观’水平和‘宏观’水平的区别恰恰是实验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追踪工作中的科学家和行动中的科学”的原则自然会导向宏观层次的科学研究，导向对实验室的扩展构造、实验室在社会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会的力量的考察。在这种追踪中，总会发现有一部分科学家在所谓实验室“外部”活动，同科学界、政府、生产部门、用户、传媒、公众保持着联系。一旦这些联系中断，实验室内部的研究工作将陷入停顿。这表明，对实验室内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区分是成问题的。这种区分把实验室想像为隔绝于社会的知识生产地，从中产生出纯粹的自然知识，这种知识随后毫无代价地扩散到实验室之外。这种成见掩盖了实验室的构造及其在社会中的定位，进而使实验室的力量神秘化。且来看个案例。[②]

19世纪末法国的农场发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为细菌传染病，而此前细菌学与炭疽病毫不相干。他在发生疫情的农场研究疫情，把兽医学的用语转译成细菌学的术语，比如说把“疫情潜伏期”转译成“杆菌的孢子”，从而把细菌学同疫情联系起来。其后，他排除了农场的其他复杂因素而把培养成的细菌病原体带回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实验室，他在这里可以任意地控制条件对杆菌做各种试验。他向外界宣称：“若想解决炭疽病疑难请到我的实验室来。”经过无数次试错，巴斯德偶然地发现了降低杆菌毒性的实验室条件，制出了炭疽病疫苗。这种疫苗在实验室中的小规模活牛实验中获得成功，如其所愿地引起了农场主、兽医、卫生学家等利益团体的注意。但是这并不能让这些群体完全相信巴斯德的实验室能控制疫情，因为疫苗在错综复杂的农场中的成功并不能得到保证。因此，巴斯德需要在某个农场中演示其疫苗的有效性。实际上，有许多非控制的因素会导致失败。因此巴斯德需要把关键的实验室条件扩展到农场。巴斯德成功地与这些代表达成妥协，把农场变成了准实验室，巴斯德的“预言”实现了，在外界看来，实验获得了“奇迹般的”成功。巴斯德实验室的疫苗被广泛地用于法国农场。由此，巴斯德实验室成为相关利益群体的强制通行点，巴斯德名垂史册，法国农业的面貌为之一新，兽医职业和卫生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巴斯德的细菌理论与实践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社会关系。当巴斯德和卫生学者提出细菌——传染病的传染源——的概念时，他们并没有把社会看作是由穷人和富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组成的，而是由传染病患者、健康的但是危险的细菌携带者、有免疫力的人、接种疫苗的人这样的群体组成的。他们给这些群体的界定加入了非人的行动者：细菌——共同的敌人。共同的利益被制造出来，一种新的社会连带类型产生了。以前因为阶级对立而被视作阶级压制工具的卫生法令得以实施。

巴斯德的实验室重塑了各类社会行动者，转译了他们的利益和社会关系，成了型塑社会的力量。我们可以从巴斯德的工作中提炼出许多有意义的结论。首先，“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学活动的结果。“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大多数真正新的力量来自科学，而不是来自古典的政治过程。”[5]“既然[科学]争议的解决是社会获得稳定状态的原因，我们不能用社会来解释[科学]争议如何和为什么被解决了。”[3]布鲁尔的社会实在论用社会说明知识，其根源在于他仍局限于表象主义的窠臼，认为知识是以社会为中介的对客观实在的表述。而我们通过对知识活动的考察已经发现，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实在的构造过程。“描述（account）和实在不存在先天的（apriori）区别；...描述就是实在。”[6]其次，我们发现了科学力量的源泉——实验室。当巴斯德把病原体带回巴黎的实验室时，一个关键的转换发生了：研究场所由有着无数不可控因素的大规模的农场变成条件可控制的实验室，巴斯德可以在该实验室中任意地对病原体做各种试验。同时，实验室成果的应用并不是简单的传播，而是把农场转变成准实验室。“既然科学的事实在实验室里被制作出来，为了使它们扩散开来，你需要建构它们能在其中维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贵的网络。如果这意味着把社会转变成一个巨大的实验室，那就这样做吧。”[5]似乎可以说，科学通过把社会转变成巨大的准实验室而型塑社会。再次，我们发现，实验室本身的构造也包含了农场主、农业协会、兽医、卫生学家乃至普通公众这些社会行动者。巴斯德始终在努力把这些行动者的利益同他的实验室联系起来，竭力让他的实验室成为这些行动者的强制通行点。可以想像，假如他的实验室未能成功地维持这些行动者的兴趣，或者他未能同他们达成把农场变成准实验室的妥协，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实验室制作就不会成功。可见，知识的成功构造以成功转译相关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并赢得其支持为前提，实验室不是封闭的实验室，实验室的构造必须纳入社会行动者。

四、科学自然社会的同时构造：走向行动者-网络理论

前述对科学活动的人类学考察已经揭示，“自然”和“社会”都是在科学活动中得以塑造，都是科学争议趋于稳定的结果。传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不再有效了，因为这种分析框架有着预定的社会范畴和严格的社会/自然区分。以往的科学研究预设了“自然实在”或“社会实在”这两极。要么用自然来说明知识和社会；要么用社会来说明知识和自然；要么用“自然”和“社会”的杂交来说明知识。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所倡导的新的社会学研究框架试图颠倒说明方向，不再用预定的自然或社会来说明科学活动，而是考察科学活动如何重构着自然和社会。他们主张，如果不研究科学和技术作为其一部分的社会情境同时发生的重构，科学知识和技术系统的发展就无法被理解。只有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才能把握知识活动的本质。“自然的”和“社会的”要素性质上不加区分的参与了知识的构造，同时作为结果被重塑。巴黎学派据此发展出所谓的“转译社会学”（sociologyoftranslation），又名“行动者-网络理论”。那么科学、自然和社会是如何构成无缝之网的呢？我们来看卡龙所做的著名的案例研究。[③]

1973年，EDF(ElectricitedeErance)筹划开发新型电车（VEL:electricvehicle），该计划不仅规定了新型汽车纯粹技术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这种汽车在其中运营的社会场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会运动中的城市消费者。这场新社会运动把矛头指向内燃汽车。内燃机是工业时代的产物，产生空气污染和噪音等副产品；私车还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此乃受批判的工业社会的消费模式。新型电车能拥有更优的性能/价格比，进而成为普通消费品。它还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计划时已经考虑了开发电化学电池的技术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统能装配改进过的铅蓄电池；其次，蓄电池和燃料电池能使电力汽车的时速达到90公里进而开拓更广阔的私车市场。EDF不仅界定了后工业社会取代工业社会的社会史和技术史，而且也对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项目规划里，雷诺汽车公司只负责装配底盘并制造车身。而雷诺汽车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为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EDF还寻求政府各部门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电车的法规，为对电车感兴趣的市政当局提供资助。还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学家们合作。EDF的电车计划还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电池、燃料电池、电极、电子、催化剂和电解液等非人类实体，与人类实体同等重要。蓄电池开发的失败同消费者的不合作一样对于电车的存亡是决定性的。电车的构成实际上包括了电子、消费者、政府部门、雷诺汽车、铅蓄电池、后工业社会等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该项目在最初几年里并未受到挑战，雷诺汽车公司似乎默认了这场新社会运动的不可阻挡性。但雷诺汽车在1976年对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对开发高性能电池的可能性、消费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战EDF的安排。在1973年时，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EDF实际上在建构一个世界，卡龙称之为“行动者-世界”或“行动者-网络”。所谓的技术对象VEL隶属于EDF正在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可以说，VEL本身的构造就是这个特定的行动者-世界的构造。“行动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会和技术对象如何同时被型塑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对行动者-世界做一说明。首先，行动者-世界的构成是异质的，既包括社会行动者，又包括非社会行动者。消费者、政府部门、制造商、蓄电池、电子等社会和非社会行动者共同构成了VEL，决定了它的技术内容。在卡龙看来，“不描述型塑技术对象的异质的和规模更大的行动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术对象。”[7]“社会的”不再意味着“外部的”，科学技术的内容渗透着社会因素，区分科学的内部与外部不再有意义。其次，行动者-世界是通过转译过程而被建构的。行动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预定的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这些行动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动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说，雷诺汽车公司在EDF构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从新社会运动而降格为制造底盘和车身的厂商。在转译过程中，“社会的”和“非社会的”要素都发生改变。不过转译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转译者的转译能力和被转译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诺汽车公司不甘于它在EDF所构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构自己的行动者-世界，进而瓦解了EDF的行动者世界，VEL也随之死亡了。技术对象的坚固性对应于行动者-世界的坚固性。再次，转译过程表明，科学技术的力量已体现在建构过程之中，因为科学技术的建构过程就是型塑社会和自然的过程，科学技术的成功建构就是社会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时，行动者-世界囊括了众多社会的和自然的要素，这些要素构成科学的力量源，足以解释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会的准实验室化”，科学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学活动的行动者-网络中已区分不出纯粹的“科学的”、“技术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内容，因为科学活动本身已经把它们结成无缝之网，“自然”和“社会”在这张无缝之网中被共同建构。

五、结语

对知识的生产现场进行人类学考察，同时追踪创制中的科学和型塑中的社会，结果发现，知识生产把各种社会的和非社会的因素纳入其中，知识的生产过程就是型塑自然和社会的过程，知识不是对世界的表象而是型塑世界的过程和能力；科学在建构一张科学、技术、自然与社会构成的无缝之网，也在这张网中被建构。在这种考察中发展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科学的浪潮把人类卷入知识社会，知识社会是高风险的社会，其风险很大程度上源自对知识的生产过程及力量机制的无知和失控。科学的人类学和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考察知识的生产过程以及知识与社会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论平台，寻求在降低知识社会的风险方面发挥作用。我们需要做的是，对知识社会中的知识活动进行更广泛和深入的经验性研究。

注释：

[1]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65，p.267。

[2]B.Latour，OneMoreTurnAftertheSocialTurn...，inM.Biagioli(Eds.)，TheScienceStudiesReader，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1999，p.276-289。

[3]B.Latour，ScienceinAction，MiltonKeynes：OpenUniversityPress，1987，p.258，p.99，p.144。“有”版权所

[4]B.LatourandS·Woolge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64，p.159，p.144。

[5]B.Latour，GiveMeaLaboratoryandIWillRaiseTheWorld，inKnorr-CetinaandMulkay(eds.)，ScienceObserved：PerspectivesontheSocialstudyofScience,Londonand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Ltd.,1983，p.141-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