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特点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经济体制改革特点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评估方法

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特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突破性的，更是探索性的。需要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对改革试点的评估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细节突破性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促进改革有效突破已有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探索性需要基于流程和过程的动态评估，同时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公正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而对于这一改革进程中试点的有效评估更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首先，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是探索性的，需要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为改革政策的全面实施做好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部署了若干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试点工作。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是新时期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防范风险、提供示范。其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动态的，会面临各种复杂要素的关系和不确定。最后，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过程的，要经历试点前的准备、试点中的管理及试点后的经验总结等环节的全过程。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

1.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

由于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是探索性的，历时发展的思维成为必然要求，时间因素必须考虑。“针对研究设计中的时间问题，研究者有两种主要的选择：截面研究和历时研究，截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是对一个代表某一时间点的总体或现象的样本或截面的观察。历时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是一种跨时段观察同一现象的研究方法。”（巴比，2009）不可断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评估要拒绝截面研究方法，但是，可以肯定其更侧重于历时研究方法，关注互动过程。

因此，本研究主张选用“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策略进行评估。质性研究“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强调研究者与他（她）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研究问题受情境的限制”。质性研究者“强调研究的价值承载性质”。而量化研究“强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而不是过程。”（邓津，林肯，2007）侧重于过程的探索性改革试点工作，质性研究策略是最适宜的。

（1）扎根研究

在质性研究层面，以理论构建著称的研究方法是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扎根研究方法，“提倡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演绎可验证性的假设。”（Charmaz，2006）扎根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奠定了质性研究的根基（Charmaz，2006）。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给予了第三方评估有效的启发，及评估需要扎根于改革试点的过程数据进行评估。

（2）案例研究

案例本身是活动、事件或问题的集合，通常是按时间序列对能够反映活动或问题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的描述（Dooley，2002）。从而，案例研究强调一系列事件、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关注历时性、动态性数据（Eisenhardt，1989），过程性地对现象与情境综合分析，通过对案例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等之类的探索性研究。案例研究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对某一个体/群体/组织/事件等进行描述性、探索性或解释性的分析，理解情境下的动态过程（Eisenhardt，1989）。“案例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和揭示关系。首先，案例研究对情境的关注有助于解答‘为什么’的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聚焦于管理现象，进而有助于理解并应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其次，案例研究对过程的展示突出了历史因素和时间因素的重要性，有助于实践者进行过程设计。此外，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深藏于演化的、复杂的现象之后的各种关系，而截面式研究则难以挖掘这些关系。”（黄江明，李亮和王伟，2011，p.119， 引用Elsbach的观点）

改革试点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案例，运用案例研究的思想对其进行评估能够有效发现试点过程中的问题、经验、创新及其影响。

2.基于政策仿真平台的改革试点评估研究

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很大难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定量性对于提高我国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模拟改革试点政策实施效果，但是现行的政策评估工具门类庞杂，不同的政策仿真工具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通过资料收集，总结现行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仿真模型，归纳不同模型的适用条件及其应用领域，梳理不同政策仿真工具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政策仿真平台。

（1）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推动着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代表的政策仿真模型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现实问题中的广泛应用。例如，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财政改革政策分析，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货币改革政策分析。传统宏观经济仿真模型具有成熟的经济学基础和丰富的国外应用案例，如何将现有的政策评价模型与中国经济本身具有的独特性相结合，实现现有政策仿真平台的本土化是政策仿真模型在评估第三方应用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改革试点政策仿真情景设计。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财政也进入了新常态。以财政政策为例，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财政支出从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过渡，财税体制改革由局部试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如何全面反映中国经济固有特征以及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时代特征。要在归纳总结我国经济经济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得到的政策模拟效果的影响。

（3）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仿真模型的应用是保证改革试点方案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一方面要普及政策仿真平台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要确保政策仿真平台的合理应用，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政策仿真平台相应的政策辅助功能。但是政策模拟过程采用了大量的研究假设以及情景设计，均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如何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应用政策仿真结果，即为决策过程提供科学依据，又不盲从于模拟结果，是政策仿真平台在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课题重点研究政策仿真平台模拟结果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运用问题，明确政策仿真结果对于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意义以及局限性。

3.基于大数据理论与技术的试点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近几年来，评估理论与方法发展十分迅速。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方面，更加强调节能、环保、创新等价值导向功能；在信息融合和评估结果的应用方面，更加强调可信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面向证据不完全可靠、概率不完全可知条件下的证据推理规则等新方法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社会媒体、电子商务平台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和重要价值的大数据资源，这为基于大数据的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源，也为提高各类评估的时效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大数据资源既可以作为传统评估数据的重要补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传统评估理论与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数据资源，推动建立新的评估理论与方法。

新一代的交互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为第三方评估理论带来了巨大变革。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同样深刻影响着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方案的实施过程。对还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传统第三方评估理论及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新的评估理论及方法的产生。课题组在总结原有第三方评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创新原有评估理论和方法，为第三方评估机构适应时代变化提供参考。

因此，总结和分析国内外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应用方面已取得的进展，重点分析国内外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应用存在的差异，分析差异的来源及提高国内第三方评估效用的途径，总结现有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典型应用过程中存在的经验及教训，为我国基于大数据理论的第三方评估有效规避风险提供政策支持。重点研究在不同改革方案试点领域国内外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评估应用情况，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及国内实际情况，为我国全面、深入地推广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的应用提供建议。

三、结语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提出了诉求。要求第三方评估需要采用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并借用仿真平台和大数据技术进行有效的评估。

参考文献：

[1][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美]诺曼・K・邓津，伊冯娜・S・林肯.定性研究：1-4卷[M].风笑天，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Glaser， B， Strauss， A.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M]. Chicago： Aldine， 1967.

[4]Charmaz， K.C..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5]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14（4）：532-550.

[6]Dooley， L. M..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Theory Building[J]. Advances in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2002，4（3）：335-354.

第2篇

关键词：加快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刻都没有停息。从全党到全国人民都在高度关注并重视着这一关乎人民生活水平的改革事业。十的胜利召开，更是为全党全国人民送来了春风，它的胜利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针措施，报告中提到：要创新经济模式，要改变旧有的单一的经济发展方式，城乡经济要有机合理地结合，齐头并进，共同发展，并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富强国家的总任务和总目标的基本思路和决心不会改变。报告中的要求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建设事业改革的理论依据。

在我国实行改革后不久就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道路的不断摸索，人们逐渐认识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并且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完善的前提是发展多种经济模式，改变单一的经济发展方式，这是新型经济建设的理论目标和方向。那么，如何加快发展多种经济模式，改变单一的经济发展方式呢？这将是我们探讨并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为此，作如下阐述：

一、十报告中的“加快与完善”不是盲目性的加快经济建设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经济建设预期目标了，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指导下的加快，是秉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指导思想为契机而进行的，来不得半点马虎，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经济体制改革是实实在在和踏踏实实的改革，是依据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而正确、科学地来调整和加快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我们很清楚，改革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一帆风顺的，当遇到困难时不气馁，不向困难低头，尽快地寻找克服困难的措施和解决方法，并向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先进经验，找出差距，并依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方针，把握好正确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找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民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改革措施和路子，这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在经济建设的改革初期，我们也曾走了不少弯路，也吃过亏，受过苦，这又算什么呢。改革就是要在不断摸索中前进和认识自己，就是要在拨开重重迷雾后方得云开见日明。改革就是要踏踏实实、不遗余力，运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探寻出一条符合我国改革开放政策，适合我国经济体制建设的具有创新特点的新思路。

二、十报告中还进一步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也向我们进一步指出了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它的措施是发展多种经济方式。

通过对这一改革措施的研究和探讨，我们认识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多种经济方式，发现市场经济运行规律，适时调整经济改革举措，切实拿出好的措施，好的点子来，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推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向世人展示我国经济建设腾飞的崭新面貌和气象，用经济改革的成果说话，始终保持经济建设改革的高度热情和积极性。

第3篇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突破性的，更是探索性的。需要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对改革试点的评估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细节突破性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促进改革有效突破已有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探索性需要基于流程和过程的动态评估，同时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公正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而对于这一改革进程中试点的有效评估更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首先，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是探索性的，需要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为改革政策的全面实施做好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部署了若干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试点工作。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是新时期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防范风险、提供示范。其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动态的，会面临各种复杂要素的关系和不确定。最后，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过程的，要经历试点前的准备、试点中的管理及试点后的经验总结等环节的全过程。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

1.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由于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是探索性的，历时发展的思维成为必然要求，时间因素必须考虑。“针对研究设计中的时间问题，研究者有两种主要的选择：截面研究和历时研究，截面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是对一个代表某一时间点的总体或现象的样本或截面的观察。历时研究（longitudinalstudy）是一种跨时段观察同一现象的研究方法。”（巴比，2009）不可断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评估要拒绝截面研究方法，但是，可以肯定其更侧重于历时研究方法，关注互动过程。因此，本研究主张选用“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质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策略进行评估。质性研究“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强调研究者与他（她）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研究问题受情境的限制”。质性研究者“强调研究的价值承载性质”。而量化研究“强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而不是过程。”（邓津,林肯,2007）侧重于过程的探索性改革试点工作，质性研究策略是最适宜的。（1）扎根研究在质性研究层面，以理论构建著称的研究方法是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扎根研究方法“，提倡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演绎可验证性的假设。”(Charmaz,2006)扎根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奠定了质性研究的根基(Charmaz,2006)。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给予了第三方评估有效的启发，及评估需要扎根于改革试点的过程数据进行评估。（2）案例研究案例本身是活动、事件或问题的集合，通常是按时间序列对能够反映活动或问题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的描述(Dooley,2002)。从而，案例研究强调一系列事件、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关注历时性、动态性数据（Eisenhardt，1989），过程性地对现象与情境综合分析，通过对案例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等之类的探索性研究。案例研究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对某一个体/群体/组织/事件等进行描述性、探索性或解释性的分析，理解情境下的动态过程（Eisenhardt，1989）。“案例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和揭示关系。首先，案例研究对情境的关注有助于解答‘为什么’的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聚焦于管理现象，进而有助于理解并应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其次，案例研究对过程的展示突出了历史因素和时间因素的重要性，有助于实践者进行过程设计。此外，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深藏于演化的、复杂的现象之后的各种关系，而截面式研究则难以挖掘这些关系。”（黄江明，李亮和王伟，2011，p.119,引用Elsbach的观点）改革试点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案例，运用案例研究的思想对其进行评估能够有效发现试点过程中的问题、经验、创新及其影响。

2.基于政策仿真平台的改革试点评估研究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很大难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定量性对于提高我国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模拟改革试点政策实施效果，但是现行的政策评估工具门类庞杂，不同的政策仿真工具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通过资料收集，总结现行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仿真模型，归纳不同模型的适用条件及其应用领域，梳理不同政策仿真工具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政策仿真平台。（1）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推动着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代表的政策仿真模型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现实问题中的广泛应用。例如，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财政改革政策分析，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货币改革政策分析。传统宏观经济仿真模型具有成熟的经济学基础和丰富的国外应用案例，如何将现有的政策评价模型与中国经济本身具有的独特性相结合，实现现有政策仿真平台的本土化是政策仿真模型在评估第三方应用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2）改革试点政策仿真情景设计。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财政也进入了新常态。以财政政策为例，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财政支出从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过渡，财税体制改革由局部试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如何全面反映中国经济固有特征以及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时代特征。要在归纳总结我国经济经济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得到的政策模拟效果的影响。（3）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仿真模型的应用是保证改革试点方案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一方面要普及政策仿真平台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要确保政策仿真平台的合理应用，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政策仿真平台相应的政策辅助功能。但是政策模拟过程采用了大量的研究假设以及情景设计，均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如何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应用政策仿真结果，即为决策过程提供科学依据，又不盲从于模拟结果，是政策仿真平台在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课题重点研究政策仿真平台模拟结果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运用问题，明确政策仿真结果对于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意义以及局限性。

3.基于大数据理论与技术的试点实施效果评估研究近几年来，评估理论与方法发展十分迅速。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方面，更加强调节能、环保、创新等价值导向功能；在信息融合和评估结果的应用方面，更加强调可信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面向证据不完全可靠、概率不完全可知条件下的证据推理规则等新方法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社会媒体、电子商务平台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和重要价值的大数据资源，这为基于大数据的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源，也为提高各类评估的时效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大数据资源既可以作为传统评估数据的重要补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传统评估理论与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数据资源，推动建立新的评估理论与方法。新一代的交互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为第三方评估理论带来了巨大变革。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同样深刻影响着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方案的实施过程。对还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传统第三方评估理论及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新的评估理论及方法的产生。课题组在总结原有第三方评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创新原有评估理论和方法，为第三方评估机构适应时代变化提供参考。因此，总结和分析国内外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应用方面已取得的进展，重点分析国内外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应用存在的差异，分析差异的来源及提高国内第三方评估效用的途径，总结现有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典型应用过程中存在的经验及教训，为我国基于大数据理论的第三方评估有效规避风险提供政策支持。重点研究在不同改革方案试点领域国内外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评估应用情况，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及国内实际情况，为我国全面、深入地推广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的应用提供建议。

三、结语

第4篇

一、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体制改革总而言之是发展体制改革，改革实际上是发展的内容，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发展的目标就是改革的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该是改革的长远目标。

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也应该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发展的任务也应该是改革的任务。这样把发展与改革的目标与任务统一起来，就能更好地实现发展与改革的融合。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我们曾经概括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上面的分析，我觉得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可以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相―致，也就是说可以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生态文明一起，构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二、进―步解放思想

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做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是完美无缺的模式”。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需要对整个的理论体系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去把握，把中央精神和各地实际结合起来，要创造性的，不拘拟于个别的结论，这样才能更有利于指导我们解放思想。

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改革是探索创新的事业，群众是探索创新的主体，要鼓励探索允许试点，包容不同的选择，谅解实验的失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明年将要宣布建成，在这个体系建成之后。需要有一个适当的途径，继续鼓励改革创新。改革之初，我国有很多东西还没有立法。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还没有《公司法》，国家体改委制定了两个规范意见，就进行了股份制的试点。现在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完善起来，怎么进行改革创新是个问题。法律是不允许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那怎么办?我建议：第一在立法的时候就留下允许探索的空间：第二，法律体系形成以后可以在不违背法律基本精神的前提下，采取一些特殊授权的形式，允许一些地方进行试点、探索，就像早期允许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一样，否则，我们必然会一刀切、齐步走。

第5篇

（一）会计目标，即会计工作应达到的目的和要求

决策有用论与受托责任观两种观点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当代公司两权分离，管理层与股东形成典型的的委托——关系。委托方的一种即是股东，其最关注的热点就是资本的保全问题，关注其补偿与资本投入过程，目标是最大化的投资价值，而管理层对公司受托实行管理。在薪酬、业绩的压力下，常常追求的是企业规模，对会计信息进行操纵，而做虚假报表。委托方为达到其收益最大化，资本保全的目的，指出会计信息计量应以事实为基础，对所产生的经济事件进行真实的反映，而管理层为了对受托责任的践行情况进行反映，也对可验证的会计信息需求较高。因此，如何在我国体现受托责任呢？历史成本计量对于受托方和委托方都是能够接受的，中国的经济体制主要是国有经济，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最大规模的是国有经济，而两权分离形成的国企特殊的受托责任制，和一般的受托责任制有异。我国愈加重视的是如何经由分配资源，达到其调控宏观的目的，如何避免流失国有资产等。这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历史成本计量是必然占据主导地位的。

（二）政治经济环境的必然选择

从中国的社会制度角度来看，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来掌握经济命脉，由政府来调配生产资料，是在政府的计划管理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方案是“渐进疗法”，是依照国情按顺序颁布各项措施，而非是如“休克疗法”一般各种措施同时出台，这也是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符合的。后事之师，前车之鉴，国际上有着无数经济体制改革的案例。斯洛文尼亚、波兰历史上政府权力不强，不会对国家经济做出太多干预，有较强的国内市场传统，同时其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他们与西方国家联系密切，且受西方国家较大影响，因此，他们采取“休克疗法”令经济成功转型，迅速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乌克兰、俄罗斯中央集权，市场经济传统比较弱，长期推行计划经济，采用“休克疗法”后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协调，改革引起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中国的社会制度而言，会计信息首先要考虑国家需要是改革模式所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的经济颇具“杂糅”的特点，这也是我国会计目标双重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多属性会计计量模式的并存是最佳的选择。综合前文所述，表明了中国多属性会计计量模式的客观性和必要性，而这些年来我国科技的进步，会计人员素质的升高则使得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成为可能。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会计人员知识结构，学历水平，整体素质均在不断的提高。提高的能力，使得会计人员可以更好的对公允价值进行理解，研究分析其具体使用。综上所述可见，双重计量模式——以公允价值为辅、历史成本为主是中国当前情况下的现实选择。

二、我国财务会计计量模式未来发展趋势

（一）多属性计量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并存发展趋势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多属性计量模式在中国并存的事实，同时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可以知道，这样并存的状态还会在很长的时间持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用的是“渐近疗法”，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体为国有经济，推进其它多种所有制模式协调发展的改革，而且特大型国有垄断公司的改革一直难以真正的推动，能源、金融等行业垄断民营资本依旧难以进入。如此改革虽然有利于我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转，然而肯定会导致多重体制的问题。如此多重体制的产生也使得我国财务会计的计量应当采用的是多属性多元的计量模式，目前公有制最需要的是通过历史的成本所衡量的会计信息，同时以公允价值为计量的会计信息更被其它所有制所重视。当前经济体制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由此，我国财务会计计量模式也肯定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为辅，历史成本计量为主二者并存。

（二）多属性计量模式最终向现值计量单一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

第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速度不快，然而却一直在坚定不移的前进着。随着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改革的完成，全球一体化经济的形成，作为签订公平契约的重要前提，公允价值计量，必将成为会计计量的唯一选择。

第6篇

一、江苏深化改革面临的形势分析

十以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都对江苏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

国际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之间的竞争，将倒逼江苏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江苏经济开放度大、国际化程度高，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后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世界经济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风险因素增多，经济增长处于低速徘徊状态；二是发达国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布局，积极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三是在国际市场相对疲软的局势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磨擦和争端明显增多。江苏作为对外贸易大省，会受到更多的影响。这一方面与我们产业发展水平相关，另一方面也跟我们的经济体制尚不完全适应国际经济的竞争有很大关系，必须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新的突破，在与国际经济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上迈出更大步伐。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

一定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一定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大的瓶颈制约在体制机制障碍，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转方式、调结构就会落空。江苏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处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前沿，一方面，国际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往往先波及到江苏；另一方面，多年在发展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往往也会在江苏提前显露。这既对江苏深化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严峻挑战。江苏要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走在全国前列。

江苏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的目标，必须以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作制度保障

小康与现代化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状态，核心的和内在东西是人的素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联系，江苏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就包括制度的现代化，必须通过制度变革，理顺经济社会关系，为实现小康和现代化扫清制度障碍。

二、对江苏改革实践的历史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早期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经济改革

江苏多年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改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江苏以发展乡镇工业为特征，创造了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就是改革的产物。乡镇企业公有化程度低、面向市场调节、行政婆婆少，在当时情况下，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之前，江苏就在全国较早地形成了“三个为主”（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工业以加工制造为主）经济模式，经济总量全国第一，并且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

缺少系统配套和整体联动，江苏改革也有教训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体配套。从实践来看，江苏改革也有值得总结与反思的地方。一是在缺少上下联动的情况下，部分地区的改革单兵独进，结果陷于被动。典型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常州的综合体制改革，由于在机构和职能改革方面缺少顶层设计，下动上不动，常州撤并了许多机构部门，但上面的婆婆并未减少，结果下面与上面脱节，地方改革成了“孤岛”和“断线的风筝”，最后不得不重新恢复已经撤并的部门。二是随着改革涉及的既得利益越来越多，加之常州的改革教训，在一些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发展可以超前、改革不能超前”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了改革的步伐。三是开放带来的经济高增长，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弱化了改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近些年来，我们主要实行的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即通过大规模利用外资、大规模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因此，一方面回避了有攻坚难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形成了避开改革也能发展的表象。

三、江苏深化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策略选择

改革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很多，对江苏而言，在省级层面上，重要的是选择有江苏特色和优势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江苏改革和发展的新优势。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1）对进一步发展构成严重制约的领域，特别是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大障碍的因素，应该作为改革的重点领域；（2）关系民生的重要领域，改革与民生有很大关系，影响民生利益的重点，理所当然是改革的重点。（3）相对而言，磨擦系数较低，阻力较小，易于取得成效的领域。在重点确定以后，再找出其中的关键环节加以突破，提高深化改革的有效性。

遵循这样的原则思路，江苏深化改革拟选择这样几个重点领域：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理顺省市县关系；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建立平等的城乡关系。

在确定的重点领域如何深化改革？就是找准关键环节，选准突破口。

在深化所有制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民营权利与责任的界定上。民营经济是天然的市场经济，必须在市场经济中赋予重要的地位。否则，市场对资源要素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就难以充分体现。首先，要放开那些不必要实行垄断的领域，赋予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的权利，包括融资的权利、就业的权利、分配的权利等；其次，划定民营经济的责任边界，减轻民营经济的税费负担；再次，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督促民营经济守法经营，诚实竞争。

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职能和行使职能的监督约束上。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决定，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是处在重点领域、居于关键环节的改革。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改革是否彻底和到位。首先，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政府越位、错位和失位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政府缺少非常明确的职能定位，存在着较多的主观随意性。只有职能明确了，才能赋予政府的权力，进一步确定机构编制、人员以及政府运转的经费保障。这并非一般的大部制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约束政府的行为。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不可能无为而治。问题是政府的行为必须受到严格的规范。“有形之手”要将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要克服惯性，进一步从市场竞争领域退出，让“无形的手”充分发挥作用。对现有行政审批事项要进行清理、减少和规范；对政府行政的过程实行必要的全程跟踪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抓住了政府的职能定位和监督约束，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就有了基本保证，其他方面的具体完善也比较容易。

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理顺省市县关系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省与县事权和财权的划分上。认真总结已经实行的省财政直管县的经验，进一步推行全面的省直管县，并建立起一整套制度化的运行机制。最重要的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形成以县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在改革关键点的选择上，首先是准确划定省与县之间的事权，再依据事权划分财权。总的是扩大县级的权力，减少对县级发展的管理层次，应该由县里干的事让县里来干，并匹配必要的经济、行政权力，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其次，充分考虑江苏区域发展差异很大的情形，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对贫困地区的县，省里仍然实行必要的倾斜政策。再次，对省辖市，按照中心城市的特点，有独立性地发展城市经济，增强聚集和辐射能力。

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定价机制上。关键是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改变长期以来资源价格偏低，甚至无偿使用、浪费资源的经济发展方式。要以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最终消费等各个环节入手，调整不合理价格，完善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升级转型。要完善计征方式，将重要资源产品由从量定额征收改为从价定率征收，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要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健全矿业权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促进资源环境产权有序流转和公开、公平、公正交易。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建立公平收入分配秩序上。收入分配是从结果来看的生产关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利益关系，是改革最难攻坚的战役之一。目前，人们对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太高意见较多，从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收入过于悬殊。更严重的是，这种悬殊非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结果，相反是严重的分配不公。解决这一矛盾，核心是更加关注公平，建立良好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重视市场对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收入的初次分配，同时通过再分配建立最低收入保障机制和高收入者调节机制，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以内。

第7篇

    关键词: 企业会计管理体制 改革思路 理想模式

    会计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界定会计管理组织形式、划分会计管理职责权限、设置会计管理机构、实施会计人员管理的组织制度,它取决于经济管理体制,并属于经济管理体制的一部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会计管理体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施会计管理的机构和组织;二是规范企业会计行为的有关法律、准则和制度等规范体系。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会计管理体制类型。

    一是集中与立法管理型。所谓集中与立法管理,是指政府积极参与会计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进行,而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活动的管理中不占主导地位,只起着协助政府管理会计活动的作用。法国和日本是集中与管理型国家。

    二是自我管理型。所谓自我管理,是指政府对会计活动的干预较少,除某些必要的立法外,对会计活动的管理完全交给会计职业团体自行管理。英国、美国是自我管理型的国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不仅不利于会计工作自身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概况及主要缺陷

    世界各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因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而具有不同的特点。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占主体,会计工作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有其特殊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对会计人员的管理基本上采用由国家和企业双重领导、双重管理的体制。各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均是国家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经济关系比较简单,会计人员双重身份的矛盾,以及会计造假问题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企业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企业体制陈旧,政企不分,产权不清,这是窒息国有企业活力的根本因素,这也导致企业会计主体错位。企业管理不善,使得企业不能有效营运。在企业管理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会计人员进行的理财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强化会计管理已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在这种新形势下,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企业会计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存在。我国先后颁布了《会计法》、《公司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规范,但由于相关人员法律观念淡薄,仍然有许多会计违法案件,导致会计管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大量存在,在利益与法律冲突面前,会计人员出现摇摆不一的情况。

    2.对国有企业会计工作的管理有着一定影响等行政性管理、相关经济法规“政出多门”且彼此之间多有矛盾。财政部门、审计机关、税务机关、金融机关等国家机构都或多或少承担了一定的对企业会计和注册会计师监督和管理的职责,这种“政出多门”、互相推诿、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行政性管理已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国有企业会计内部控制建设不完善,会计监督机制不健全。由于企业内部会计监督人员的人事、工资等关系个人切身利益的权益掌握在企业管理者手中,企业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往往“印在纸上,挂在墙上”,以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失去了它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导致内部控制建设严重失控,滋生大量贪污、腐败等现象。

    4.企业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监督职能弱化、财经秩序混乱。会计管理力量薄弱,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加之外部监督不力,致使企业财会违法违纪、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严重,严重干扰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二、对我国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几种主张的主要评述

    关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

    第一种思路是实行会计委派制,即把国有企业会计人员从企业中独立出来,由政府向国有企业委派,强化会计监督。第二种思路是实行适度控制,政府对国有企业会计人员人事管理进行干预,国有企业会计人员的变更必须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适度强化会计监督。第三种思路是实行间接控制,即会计回归企业,强化会计管理,政府通过完善相关法规,对企业会计实行间接指导、控制。我国国有企业会计应采用何种管理体制,我认为,应从会计本质出发,结合我国国情来进行选择。

    三、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与理想模式的选择

    会计管理体制属于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根据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对一定范围内的会计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的方式、方法所做出的具体制度安排”。经济体制的整体要求,作为会计管理体制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内因,决定了会计管理体制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相符合,否则就会影响甚至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这就意味着,只有把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置于特定的会计环境中来加以研究,才能更好地衡量会计管理体制的先进性和效益性,才能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我认为,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应把握的基本思路是吸收其他国家会计管理体制和我国关于会计管理体制改革几种主张中的优秀成分和思想,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建立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会计管理体制,由政府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并充分发挥民间会计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具体来讲,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合理把握政府对国有企业会计管理的主导地位。首先,要强化会计法制建设,把会计管理引导到法制道路上来。会计行为合法与否是以会计法律制度规范作为判断标准的,因此,必须完善我国的企业会计法制体系,使对会计违法行为的制裁真正有法可依。其次,就是要维护政府在企业会计管理中的“主管”地位,使全国的企业会计工作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的大方向。

    2.健全会计监督体系,真正建立起企业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从而有效加强对会计人员和企业行为的监督和宏观管理。首先,企业自身要加强内部监督,注重经济事项的事前和事中监督,设立内部结算中心和内部审计机制,加大内部监督的力度。

    3.探索会计人事制度的模式,重新定义企业会计人员的“双重身份”,有效保障企业会计人员的合法权益。这是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目前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现阶段,可以尝试着分单位性质进行会计人员管理改革。

    4.鼓励民间会计职业自律组织和会计职业市场的建设和完善。除现有的注册会计师、会计协会外,还应在国家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建立自律组织,如从事企事业单位财务会计工作人员也应该建立一个自律组织,当然这些自律组织应当保持其独立性,不能被某些利益主体所驱使。

    5.强化对国有企业会计人员和民间会计行业自律组织的间接管理。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企业会计人员的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培养会计人员的自律意识,使其树立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奉公守法的良好风尚,积极主动地维护财经纪律,充分发挥其反映和监督的作用。对待会计行业自律组织,要鼓励其从职业的需要和事业的发展出发,制定一系列职业管理方针和标准,保证行业自律、公平竞争。政府要参与注册会计师等执业标准的制定,强化其职业道德观念和法制意识,规范会计行业自律组织的建设、完善和发展。

    综上所述,关于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应把握建立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政府型会计管理体制的基本思路,由政府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并充分发挥民间会计组织的作用,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只要使我国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适应经济、政治、法律等会计环境的要求,我们的改革理论就会真正产生指导意义,就一定能够为我国企业会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提供可操作性的理论支持,我国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必将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参考文献:

    [1]李端生.财会审问题综述.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4.

第8篇

 

农垦企业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在起步阶段实行的是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建立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不仅有交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而且充分的调动起了职工生产的热情，实现了土地的有效利用，为农垦企业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垦企业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向

 

农垦企业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兼具了农村改革的特点，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对农垦企业自身的特点有效结合，做到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上下联动及点面结合，确保改革的稳定推进。而且在改革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进一步对体制进行创新，在改革不断深入过程中将农垦企业打造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农业企业集团。而且在改革过程中还要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核心内容，以推进农场企业化及垦区集团化作为改革的主线。并做到以农为本，适度规模经营，有效的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将农垦企业打造成为国家粮食的主产区，同时还要加大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工作，打造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加快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业，使农垦企业在当前现代农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有效的示范带头作用。

 

促进农垦企业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深入的具体措施

 

进一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针对当前部分农场土地承包不完善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健全土地承包关系，进一步完善双层经营体制，确保土地承包合同制度能够得到有严格的执行，而且对于农场的土地，农场职工具有优先承包权和经营权，而且在承包过程中能够对土地合同承包期限进行延长，从而有效的实现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在农垦企业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过程中，还要进一步强化农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的利用现代化手段和技术来促进农场统一经营的实现，农场需要为家族农场生产和提供市场化信息，加快发展农场社会化服务组织，有效的提升家族农场组织化程度，确保农场整体服务水平和质量的全面提升。另外，还要对家庭农场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做好农场内的各项管理工作，加强对农场职工进行技能培训，提高职工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为农垦企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农垦企业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需要进一步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健全农业产业化经营机制，从而为农业经营体制改革指明方向。特别是在当前新形势下，农垦企业更需要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重视龙头企业的培育，建立各种专业化的合作经济组织，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能力，实现农垦企业的丰产增收，为农垦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首先，利用职工的身份田和招标田试点工作，将原农场职工的身体打破，加快其向社会人的过渡，使农场职工真正成为市场经营的主体。同时利用招标田将承包经营改为租赁经营，有效的调动起职工的积极性，打破了平均分配的格局，使一部分不愿意从事土地活动的人脱离出来，有效的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其次，抓好模拟股份制试点工作，利用农场控股、合资种田、统一管理、按股受益、风险共担的原则来进行农场土地经营。而且生产和产品销售上采取统一的模式，实现农垦企业的产业化规模生产，集约化管理。

 

重视农业机械化，促进农垦企业现代农业的发展。首先，进一步提升农垦农机装备水平。当前农垦企业需要落实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充分的调动起职工、企业及其他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并加大投入力度，根据自己农场的实际情况来及时购置和更新农机设备，确保农机设备的数量充足，进一步提高农机装备的质量，对农机装备结构进行优化，打造农垦系统现代农业示范区，并积极的引进新机具和新技术，加快新机具及新技术的推广工作，加快促进农垦企业农机化发展的进程。其次，加强科技创新，积极推动农机农艺信息融合。在当前农垦企业农机科技创新工作中，需要紧紧围绕提高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及资源利用率这一核心，充分的将农机技术与农艺技术、信息技术进行结合，从而有效的提高农垦企业农业机械化的科技含量。再次，强化标准化管理，进一步提高农机化工作质量。充分的结合各农场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机技术、管理和工作等标准，并构建农机化标准体系，做好落实工作，在农机工作的全过程中实施标准化管理，有效的提高农机化工作的质量。最后，加快体制创新，提高农垦农机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水平。继续深化农机经营机制创新改革，坚持多种农机经营形式并存，根据不同垦区、不同农场的实际情况，可采取多种经营形式，鼓励、引导家庭农场应用先进、高效、节能的现代农机装备。要充分发挥农垦农机化的优势，培育农机化服务产业，更好地发挥农垦农业机械化的示范带动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内外部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也使农垦企业发展面临着严竣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农垦企业需要深入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农业经营体制改革的创新，有效的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对于农垦企业的发展，国家需要加大扶持力度，各金融机械也要对农业改革给予适当的支持，加快推动农垦企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发展，为农垦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9篇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  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  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  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  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  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  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  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  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  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  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第10篇

财政体制作为行政体制的重要构成要素。伴随改革开放的脚步，我国的财政体制对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运行秩序逐步适应。强调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日益成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同时，我国的财政体制也存在很多问题，深化改革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财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财政预算

首先，我国预算编制方法上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难以准确反映实际情况，缺少统一政府收支，导致大量财政性资金运行在预算体系之外。其次，财政预算报告编制粗糙、财政预算执行工作透明度不高，导致有关部门和人员在资金分配和使用自由裁量权过大，人大不能完全发挥其监督作用

2. 财政收入

首先，财政缺乏对初次分配的调节手段，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其次，政府收入机制不规范，存在税收“缺位”和收费“越位”的现象，严重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

3.财政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依旧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和改善的过程中，受到传统计划经济财政支出结构的基本框架的很大约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一方面，财政资金供给范围不规范，使得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应当由财政供给进行调整时，政府难以进行有效的保障和干预；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结构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表现为，经济支出偏高，财政负担过重，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应由市场本身负担的所有支出归为自身职责，导致在财政支出上为经济建设支出费用一直居高不下，从而造成了财政职能的错位和市场经济建设对财政的过度依赖。其次，行政管理支出逐年上升，增长速度甚至高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和行政支出比重过高，对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步伐产生不利的影响。再者，我国的国防费用明显偏低。 中国国防支出的总体水平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国防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都很低。导致难以满足我国军队建设的需要，影响我国现代化国防建设的速度。同样，社会保障支出、科教文卫事业和农业支出虽然有一定增长，但仍然不能满足发展需要。

4.财政监督

首先，对财政监督工作认识不足，财政监督工作总是滞后于财政管理工作，导致财政监督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理解。其次，财政监督手段过于单一，我国的财政监督至今尚未建立一套对财政资金分配和经济运行全过程进行监管的科学机制，财政监督的作用远远没有达到期望水平。再者，财政监督执行活动不到位，降低了财政监督的效力。执法不严，惩治力度不够的现象普遍存在。最后，财政监督法律法规不健全。当前我国现存的财经法规制度不够集中，部分财经法规政策的出台与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同时，财政监督存在分工不明、职能交叉现象。内在分工的明确性和协调性差，导致工作效率较低，难以从整体上发挥财政监督应有的作用。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有效引领新常态的突破口。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抓住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切实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维护市场秩序

政府维护市场秩序，主要是着力维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供求交换关系和生产者特别是同行业领域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这两类关系的平衡。具体来说，就是需要促进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保障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实现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建设现代市场体系，进行权责明确、公平公正、透明高效、法治保障的市场监管。

2.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特点是，每个人独立消费这种产品或服务但不会减少别人对该种产品或服务消费的。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备条件，承担组织和保障这些公共产品或服务有效供给职能的只能是政府。

3.对收入分配的调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在合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政府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使得??民收入在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从而体现社会公平。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政府应对初次分配领域和再分配领域同时发挥调控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再分配领域，着眼于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同时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保障水平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4.调控宏观经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需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原因有4个方面：一是政府进行干预，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调节社会消费和投资，促使总供给和总需求趋于平衡，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二是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促使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协调平衡。三是政府通过适当的调控措施对市场失灵状态进行矫正。四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减少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可以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逐步吻合。

四、如何深化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需要积极适应发展新常态，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和发挥好政府作用作为突破口，在推进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实现宏观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实现宏观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同时也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加速深化国企改革，从而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改革在我国财政体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11篇

市场经济体制的延伸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改革步伐的加快，而且，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在我国农业生产管理的过程中，需要采取高效的管理措施，来保障农业体制改革的顺利完成。在实践管理中，要正视农业生产在我国整体产业链条中的重要地位，提高对农业生产及管理的重视程度，从而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落实各项基础的农业生产环节[3]。同时，还需要正确看待我国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联，在原有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逐渐将市场经济的发展特点渗透其中，强化农业集约型生产管理的总体效能，令其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中发挥出应有的管理作用。

二、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1.改革并实施管理体制，强化农业经济管理的独立性

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建设的未来规划中，管理体系的运行对于农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其剔除了传统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当中存在政府职能干预的部分内容，从而强化了在实际工作中的组织地位，这样一来，便可以在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协调之下，逐步增强农村农业产业项目的实际生产效能，形成农业经济管理的市场化调整机制，有利于农业体系当中资本的流通，促进农业发展。

2.将多种农业经济形式与农业改革相契合，构建符合时展的农业科技服务框架

对于农业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而言，将科技兴农、服务兴农等多种管理体制与实际产业项目相整合，鼓励多渠道发展农业经济，令其在政府以及社会组织的协调之下，积极引导国家非公有制经济的稳定发展。从具体的情况来看，科技手段在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中的融合，对于该领域改革来说十分关键，尤其是诸多规模化农业生产项目的执行，使得农业生产的效率及其质量有了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我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基地，都陆续引入了带有服务职能的项目，以及启动了相关的配套机制，从而激发出农业经济管理自身的优势及特点，实质上，这就是目前所能实际操作的农业经济发展与改革的有效策略，在执行的过程中，为未来我国农业经济的深入改革带来了启示。

三、结束语

第12篇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

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第13篇

一是集中与立法管理型。所谓集中与立法管理，是指政府积极参与会计活动的管理，这种管理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进行，而会计职业团体在会计活动的管理中不占主导地位，只起着协助政府管理会计活动的作用。法国和日本是集中与管理型国家。

二是自我管理型。所谓自我管理，是指政府对会计活动的干预较少，除某些必要的立法外，对会计活动的管理完全交给会计职业团体自行管理。英国、美国是自我管理型的国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不仅不利于会计工作自身的发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因此，我国国有企业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一、我国企业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概况及主要缺陷

世界各国的会计管理体制因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而具有不同的特点。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占主体，会计工作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有其特殊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对会计人员的管理基本上采用由国家和企业双重领导、双重管理的体制。各单位（特别是国有企业）均是国家行政部门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经济关系比较简单，会计人员双重身份的矛盾，以及会计造假问题并不突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企业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企业体制陈旧，政企不分，产权不清，这是窒息国有企业活力的根本因素，这也导致企业会计主体错位。企业管理不善，使得企业不能有效营运。在企业管理中，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会计人员进行的理财管理已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强化会计管理已是国有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在这种新形势下，现行会计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14篇

财务会计计量模式通过两部分构成，即计量属性与计量单位。计量单位就是指记账本位币的问题，我国一直是将人民币为本位记账币。计量属性就是指对被计量的对象的价值实行度量，不同的计量属性所计量的价值不一样。2006年我国最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规定：公司在把符合条件确认的会计要素入帐登记并列报于会计报表及其附注时，应该依照规定的会计计量属性施行计量，对其金额进行确认，会计计量属性主要涵盖：重置成本、历史成本、现值、可变现净值、公允价值。

二、我国对财务会计计量模式的现实选择

（一）会计目标，即会计工作应达到的目的和要求决策有用论与受托责任观两种观点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当代公司两权分离，管理层与股东形成典型的的委托——关系。委托方的一种即是股东，其最关注的热点就是资本的保全问题，关注其补偿与资本投入过程，目标是最大化的投资价值，而管理层对公司受托实行管理。在薪酬、业绩的压力下，常常追求的是企业规模，对会计信息进行操纵，而做虚假报表。委托方为达到其收益最大化，资本保全的目的，指出会计信息计量应以事实为基础，对所产生的经济事件进行真实的反映，而管理层为了对受托责任的践行情况进行反映，也对可验证的会计信息需求较高。因此，如何在我国体现受托责任呢？历史成本计量对于受托方和委托方都是能够接受的，中国的经济体制主要是国有经济，整个经济体系中占据最大规模的是国有经济，而两权分离形成的国企特殊的受托责任制，和一般的受托责任制有异。我国愈加重视的是如何经由分配资源，达到其调控宏观的目的，如何避免流失国有资产等。这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历史成本计量是必然占据主导地位的。

（二）政治经济环境的必然选择从中国的社会制度角度来看，我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由国家来掌握经济命脉，由政府来调配生产资料，是在政府的计划管理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方案是“渐进疗法”，是依照国情按顺序颁布各项措施，而非是如“休克疗法”一般各种措施同时出台，这也是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符合的。后事之师，前车之鉴，国际上有着无数经济体制改革的案例。斯洛文尼亚、波兰历史上政府权力不强，不会对国家经济做出太多干预，有较强的国内市场传统，同时其地理位置也决定了他们与西方国家联系密切，且受西方国家较大影响，因此，他们采取“休克疗法”令经济成功转型，迅速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乌克兰、俄罗斯中央集权，市场经济传统比较弱，长期推行计划经济，采用“休克疗法”后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协调，改革引起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就中国的社会制度而言，会计信息首先要考虑国家需要是改革模式所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的经济颇具“杂糅”的特点，这也是我国会计目标双重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多属性会计计量模式的并存是最佳的选择。综合前文所述，表明了中国多属性会计计量模式的客观性和必要性，而这些年来我国科技的进步，会计人员素质的升高则使得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成为可能。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会计人员知识结构，学历水平，整体素质均在不断的提高。提高的能力，使得会计人员可以更好的对公允价值进行理解，研究分析其具体使用。综上所述可见，双重计量模式——以公允价值为辅、历史成本为主是中国当前情况下的现实选择。

三、我国财务会计计量模式未来发展趋势

（一）多属性计量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的并存发展趋势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多属性计量模式在中国并存的事实，同时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可以知道，这样并存的状态还会在很长的时间持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用的是“渐近疗法”，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体为国有经济，推进其它多种所有制模式协调发展的改革，而且特大型国有垄断公司的改革一直难以真正的推动，能源、金融等行业垄断民营资本依旧难以进入。如此改革虽然有利于我国整个经济体系的平稳运转，然而肯定会导致多重体制的问题。如此多重体制的产生也使得我国财务会计的计量应当采用的是多属性多元的计量模式，目前公有制最需要的是通过历史的成本所衡量的会计信息，同时以公允价值为计量的会计信息更被其它所有制所重视。当前经济体制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由此，我国财务会计计量模式也肯定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为辅，历史成本计量为主二者并存。

（二）多属性计量模式最终向现值计量单一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

第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速度不快，然而却一直在坚定不移的前进着。随着资本市场的高度发达，改革的完成，全球一体化经济的形成，作为签订公平契约的重要前提，公允价值计量，必将成为会计计量的唯一选择。

第15篇

一、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我国已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进一步发展和改革面临一系列新矛盾、新任务的形势，我们党及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指导方针，标志着改革开放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七大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坚持改革开放有机地融为一体，为新时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刻认识“新时期”，正确把握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国发展与改革关系的一系列新特征，是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也为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这些体制机制障碍既有体制转轨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基础原因，但新的矛盾又并不完全由于“市场取向”不够这一原因，产生了复杂的表现形式。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趋突出，我国经济在迈上新台阶后，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上述问题对体制机制的要求，拓宽改革攻坚的层面，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二是改革开放推动人民生活总体上进入小康水平，成就伟大，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出现拉大趋势，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减少的同时仍有相当数量，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发展迅猛、农村相对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显然，深化改革要更加重视民生领域的制度创新，重视各种利益关系的统筹兼顾和利益关系调整的制度建设。

三是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协调配套的诸多新课题，医疗、教育、文化、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体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务。

我国进入新时期所呈现出的新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基础上的新矛盾，是生产力和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历史台阶后的新挑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在初步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经济体制改革所依据的客观情势在总体上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作为30年改革所集中针对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改革的渐进性特征又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协调性制度，不可能在以“转轨”任务最集中的改革进程中得到同步解决。因此，转轨取得初步成功后，解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一系列配套性协调性问题，就必然成为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内容，成为新时期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方向。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以建立科学发展观体制保障为重要内容，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方针的改革。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这标志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本来就是改革开放实践所呼唤的。党的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把改革开放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机统一，实际上明确了新时期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基本方向，为我们解决进入新时期面临的深层矛盾，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继续深化市场取向改革这两个方面，统一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经历从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转折。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标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转折。完善体制是继续完成“市场取向”为基础的“完善”，也包括更广泛和深刻的新内涵。既要“更大程度地”、也要“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实现市场配置资源，已经成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解决“更好”的问题，就是“完善”的问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必然包括更好地解决宏观调控与市场基础的互动问题，更好地解决城乡、区域之间改革发展协调性问题，更好地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与重视民生的配套性问题；更好地在体制上解决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市场机制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我国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还带有很大的初兴特点，市场机制本身也不可避免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通过“完善”体制，可以有效抑制其自发性和盲目性，更好解决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和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更好解决经济社会协调、城乡协调、区域协调问题，更好地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问题。从根本上说，实现新时期又好又快发展，还是要靠改革开放为动力。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与连续进行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是互动的关系，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市场取向的系列改革。市场取向，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继往开来的连续性。坚持改革开放方向，决不能离开市场配置资源这一贯通改革开放过程的体制性基础。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要着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有利于实现协调统筹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注重民生为重点的多方面制度创新。这些向纵深领域推进的改革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进行的，与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协调进行的。仅靠市场机制，固然不可能自发实现科学发展，还要解决一系列制度建设，但离开了市场配置资

源的基础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学发展。经过30年不懈努力，我国虽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一基础性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完成，一些重要环节仍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一些重点领域的改革仍然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来推进。已经实现市场机制的部位，进一步完善的任务也十分艰巨。例如健全和改善宏观调控、完善各类微观主体现代产权制度、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打破市场封锁等等。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必须与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相协调，而不能离开这一取向。这就体现了新时期改革向深度广度拓展的时代特征，体现了经济体制改革历程是承继的、连续的，又是适应发展新时期向深度广度的拓展。

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拓展和强调的新内容很丰富，其中，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系最密切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要更加重视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二是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三是建立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四是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以下对四个层面分别做一些简要分析。

二、更加重视市场基础上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

新时期深化改革要着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保障，体现以人为本的出发点，体现发展观、市场观与价值观的统一。这一问题，是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提出的，也要在市场取向改革基础上得到解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具有活力、动力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势，形成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市场机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带有利益即期性，如果不能驾驭其“自发作用”，将会对社会效益与公平正义价值产生冲击，这在市场经济形成初期和工业化加速期相交汇的阶段，可能助推经济、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产生积累。为此，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必须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基础上，高度重视弥补市场缺陷的制度建设，重视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既要保障效率，又要重视公平，当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建设。最重要的是重视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设，重视公共服务行业社会效益的制度建设，更加注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

围绕“重民生”为重点深化改革，是经济体制与社会体制相交汇的改革，也是新时期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之义。民生领域的体制都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紧密关联的，不可能离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要靠发展，但在特定条件下，发展并不一定能自动解决民生问题。从根本说，解决民生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实现公平正义，要靠继续深化改革。在这方面的改革，不仅仅是以提高效率，加快发展作为改革的直接目的，而是要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深化改革中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就业制度创新、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医疗卫生改革、教育文化体制创新、安居工程建设、直到加强各方面的公共服务等方面，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是新时期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要重视初次分配也要有公平观，综合处理好再次分配调节与初次分配制度的关系。再次分配是收入调节的主要领域，是以公平性调节为原则的，当然调节的深度以不损害效益机制为限，我国目前仍有进一步加大调节力度的余地。在我国现阶段，完全依赖再次分配调节是难以覆盖社会各方面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与完善，是伴随整个工业化进程的一个艰巨任务，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全国城乡范围到位的保障调节。在这个历史阶段，分配体制的改革必须重视初次分配领域的调节。实际上，群众对分配意见的直接感受也主要来自于初次分配领域。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这一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初次分配领域还是要确保效率优先，这很重要，只有可以促进劳动效率的体制，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但初次分配也必须注重公平，要以制度形式规范收入差距。提高劳动在社会收入中的比重，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和按劳分配的协调，要考虑分类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包括农民工最低工资制度。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关注点，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与农业、农民补贴，同时，适时研究农产品价格调控体制，稳定农资产品价格，合理调控农产品价格。

要高度重视就业制度创新。就业既是经济层面的事，也是社会层面、人文层面的事，体现社会的价值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从我国当前劳动力巨大压力的实际考虑，如果就业问题解决不好，仅靠扩大社会保障制度和再分配调节就难以支撑社会和谐与公平。在我国现阶段，发展既应当是可持续的发展，也应当是有利于带动就业的发展。就业问题既是长期压力，也是经济发展的当前现实压力，决不能因其长期性而忽视当前。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阶段经济社会转型的特定问题，不能仅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指标，而应当有发展战略选择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要大力支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要作为我国现阶段的重要发展战略之一，真正解决不利于中小企业、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这是带动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促进就业还要研究新思路。对产业工人、包括进城务工者，要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加强劳动保护；对某些产业，包括内外资，可否根据产业特征给予劳动力数量的适当外在调控。该破产、该下岗、该裁员的当然还要进行，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但国家应当扶持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职业培训教育、转业培训。就内外需就业结构看，我国在就业压力下，农民工的超低工资支持了超常规的低价格出口的持续增长，维持了扩大农民工队伍就业状态，但这部分就业的过低收入水平不能形成为相当的国内需求，制约了与经济增长相应的国内需求增长，反过来也会制约内需性就业增长，这是需要与扩大内需一并深入研究的。

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新时期改革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要防止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对社会保障制度重视不够，突出体现在政府性资金直接投资项目数额偏大，而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缺口又很大。今后确实要进一步提高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转移支付和财政支持。另一种倾向是脱离现阶段实际，对社会保障寄予脱离现阶段可能的期望，提出一些不可能在现阶段实现的口号，这同样是有害的。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几个核心问题是，一是尽可能扩大覆盖面。特别要更加重视城市低收入和低就业家庭，更加关注农村社保体系的启动建设。二是对养老医疗保障加大统筹体系建设。首先要提高统筹层次，养老统筹到省，医疗至少到市。其次要加快探索人口迁移所必需的社保转移，中央政府要在社保转移方面加强协调支持和监督力度。三要逐步增加财政投入。这里的投入并不能对应产出，而是政府的公共责

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基础。

三、形成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从总体上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阶段。面向未来，深化改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从推进生存型发展的需要为主转变为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加速发展为主的新阶段。其中，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加快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实现这一历史任务，必须在体制上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一关键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推动了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发展，但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面临很多矛盾。不解决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我国在人口多、资源不足情况下，就不能顺利地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进程。进一步深化改革，要着力于解决自主创新、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等方面存在的体制问题。对此，我国已经启动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设，出台了促进自主创新的系列政策，并正在加快解决涉及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体制机制问题。我国的工业化、信息化是在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下发展的，也是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展的，大量体制性机制性问题需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这是我国发展阶段的基础特征决定的。

党的十七大提出，新时期推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要着力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即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关键问题在新时期是一体互动的。一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目标，要着力实现二者的统一；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虽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内容，但关键问题还是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如果仅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采取一些权宜管理措施，那很容易走上行政手段主导的老路，从长远看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要建立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上。重点是要重视市场的约束机制建设。市场本身具有两个方面的机制：激励导向机制、约束限制机制。两个机制都健全，才能构成完整的市场机制，才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不能把市场机制仅理解为激励机制，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市场约束机制的建设，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宏观调控要起作用，没有市场约束机制就起不了作用，除非只用行政手段，那还有什么宏观调控?过去我们花费了很多的行政力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然不理想，问题在于体制、机制的角度研究不够。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使经济管理与市场机制相适应。例如资源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未形成、投资管理体制不完善、财税体制不健全等重要问题，要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加强市场主体自身的各项改革，强化市场主体内在约束机制。市场本身就有约束机制，但还要通过市场主体的内在约束机制的健全才可以实现。还要规范市场主体的外部约束，加强市场秩序与市场监管、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市场信息体系建设，正确发挥市场机制的约束作用。

政府“经济调节”也要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力求形成具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机制。增长方式粗放，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制约日趋突出等，这些问题确实不能够完全由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自动解决，这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做不到的，必须健全符合需要的经济调节制度。实际中，对部分高耗能行业投资过热、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等方面的调控办法更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这也是基于当前制度不健全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但我们应当努力建立基于市场调节，又不放任市场的经济调节机制。所谓带有制度属性的经济调节，即直接利用市场机制作用，对某些重要环节按产业导向意图设置制度性调节机制。一要探讨建立资源产权制度。解决资源浪费无节制问题，税费的办法、处罚的办法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事倍功半。根本的基础还是要建立资源产权制度，使资源形成产权约束。我国的矿产资源、城市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这是我们能够建立资源产权约束的制度基础。二是要尽可能在市场基础上设置经济调节的制度性节点。减排要探讨设立排污费用制度，排污必须列入企业成本，探讨建立排污权交易；节能也可以设置相应的制度，例如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要建立有效的价格分摊制度等等；促进节约利用土地，仅靠计划、项目、处罚也是不行的，关键是要规范土地市场，特别是对农村土地要建立与市场经济接轨的使用和流转办法。

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

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是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方面，工业化已经推动并形成强大的城镇化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经济经济结构体制没有相应转变，城镇化又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公布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56157万，占总人口的42.99％，其中包括进城务工农民，如果减去1.5亿经常性进城务工农民，城镇非农业人口比重变为30％。这一数据距离我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已达到88.3％的工业化参照数据相差甚远。可以说，我国工业化进程已经极大地开拓了城镇化空间，但城镇化的潜力并没有顺畅地释放出来，我们已经到了必须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阶段。二元经济结构是―个生产力发展阶段问题，也是―个体制问题。进一步深化改革，要在发展中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加快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进入新时期以后，统筹城乡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在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城乡关系已经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农民进城务工已形成巨大的规模，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城乡关系已经到了发生巨大变革的前夜，很多问题亟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放在改革向纵深推进的重要位置。

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必然要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而城乡二元结构也只能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逐步消除，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和延续，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发展阶段的产物，它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通过某项体制变革来即刻改变。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步伐已经滞后，在部分地区的农村，已经与城市经济密切交融，但在土地、落户等重要体制上，已经制约了进一步发展。从人口构成看，如果只看三次产业产值，我国第一产业早已在GDP的15％以下，似乎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我国就业人口大部分仍是农业人口，城市的工业产值在相当程度上是农民工创造的，但这部分工业对城镇化作用较小。这种情况给我们带来城乡统筹发展的复杂局

面。在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分治的体制会抵消我们提高农民收入的种种愿望和努力，阻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现金收入之比逐年扩大，1985年为1.8倍，2007年扩大到3.32倍。近年我国一直着力于提高农民收入，但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未能改变。这些说明，改变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的进程必须逐步展开。既要反对不顾生产发展条件，把改变二元结构和城乡关系理想化，也要看到，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到了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互动的阶段。有的体制已经具备了先行先试、局部展开的要求和条件。只有深化改革，适时出台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措施，城乡协调、工业化城镇化协调才能步入良性轨道。

要稳定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包括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发展要融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也必须得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要通过改革建立农村集体经济适应城乡一体化、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探索适应市场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当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涉及面很广，必须在稳定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进行探索，把握好稳定和改革的关系。

农村生产方式也已经蕴含深刻变革。有条件的地方正在促进适度土地规模化经营。没有适度的土地规模经营，就不可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不可能解放已经离土的农民，也就不可能解决我国城镇化进程滞后的很多矛盾。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从“有条件的地方”起步。目前看，“有条件的地方”最主要是大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在推进土地规模经营过程中，需要解决农民的权利保障、农民离土的权利置换、并逐步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方式，这就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奠定了重要基础。

已经到了必须高度重视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阶段。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大背景下，农村土地制度已经难以孤立运行于农村经济社会形态了，这是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问题之一，已到了非重视制度创新不可的时候。包括农民承包土地流转、农户宅基地确权与农民进城后的流转问题、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如何流转问题。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确实要保护耕地总量、保护农民利益，同时也要在逐步破解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相衔接方面积极探索，促进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要实现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转化身份的制度建设。基本内容是建立城乡能够对接的身份转化制度。只有让进城务工农民逐步转为真正意义的市民，与原有土地关系脱钩，才能实质性地缓解农村人地紧张关系、提高耕种效益，改善在乡农民生产条件，实现城乡共赢。转化身份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实施。农民工问题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将长期存在，但身份转化的工作也应当逐步推进。

要有一个统筹协调的城市化、城镇化管理机制。目前部门之间协调性较差，多元目标之间缺少统筹。例如空间布局问题，应当统筹我国主导各类空间布局的规划和法律体系的研究，是否可以规划生产力布局的主体功能区设计为主导，加入城镇化布局的考虑，统筹协调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规划、城乡建设规划之间的关系。新农村建设也要在农村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道路的模式统筹考虑，与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予以统筹协调。

五、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要把社会自律、基层自治机制的形成放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位置。这一任务在改革开放30年中已经触及，但并未提高到战略性、全局性改革任务的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新形势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必要把自律协调的社会运行机制的改革创新放到重要战略位置。

力求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机制，这既是社会体制，也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乃至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从经济体制看，如果不能有效形成社会自律协调、基层群众自治的机制，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就必然会过多地依靠行政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最终也就难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公民，在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运行中，也必然存在大量需要依靠一定机制及时解决化解的矛盾，各种利益群体产生后，也必然要求有序及时的利益协调机制，在法制的基础上由社会自身调节矛盾利益。可以说，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一定阶段后，发展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就是必然的选择。

形成以自律协调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机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基础。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体制转轨，进一步完善这个体制，当然需要政府改革的配套，宏观调控的配套等等，但这并不够，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社会自律协调机制的形成。可以说，没有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就不能顺畅实现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使很多本应在市场基础上由社会自律协调解决的问题维系于政府的干预，也必然不能最终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重要改革领域，可能是比政府行政体制更具有基础性的改革。不要以为社会自律协调机制只存在于社会领域，它的基础实际上在经济领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比如现在推出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要实现“四个分开”，“四个分开”显然是必要的，但实际操作在政府和中介组织的关系上缺少更为基础的前提，就是把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摆上更前置的位置。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来说，政府要把应该由社会中介组织协调解决的事项移交给中介组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在于市场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否已经具备条件，需要实现政事分开的中介组织目前是什么性质。可以说，社会自律协调机制没有改革到位，行政体制改革是不可能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