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概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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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运用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支付意愿（WTP）的调研资料，得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由此推断出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通过运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分别进行分析，发现，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DH模型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年龄、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均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当地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改善活动积极性的一些措施。

关键词 煤炭矿区；DH模型；支付意愿（WTP）

中图分类号 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03-013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3.023

煤炭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即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已成为影响煤炭资源可持续利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然而，矫正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性问题，制定相应的生态环境改善方案，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需要对煤炭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进行评估。

1 研究背景

由于生态环境本身具有的公共性，无法通过其市场信息计算生态环境破坏的价值损失，学术界通常选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作为评估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的方法。CVM一般通过研究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Willing To Pay，WTP），估计矿区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也就意味着，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WTP将直接影响矿区资源开发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估算，因此，有必要对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WTP进行分析。

对于CVM中居民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国内多采用多元线形回归、Logit模型、Probit模型等传统的计量分析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在分析CVM的调查资料时，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即对CVM调查中出现的零观察值不能进行合理的分析。在CVM调查中出现的零观察值可分为两类：①真正的零观察值（real zero），即被调查者对受访问题呈支持态度，但由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没有能力支付；②抗议性零观察值（protest zero），即被调查者对受访问题呈负面的态度，不愿意答复其心中的WTP，而选择了零支付，并非该环境资源对其没有效益可言。对于含有抗议性零观察值的CVM调查资料，传统的处理方式是先将抗议性零观察值样本删除，再对剩余下的视为合理的非抗议性答复样本进行分析。但删除大量抗议性样本，不但将缩小原有样本规模，更有可能引起抽样偏差（sampling bias），导致最终的估计结果的偏误。也就是说，原来的样本虽然是随机选择的，但并不意味着删除抗议性样本仍符合随机抽样的条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学术界采用了能够分析受限（censored）资料的Tobit模型［1-2］。Tobit模型假设所有的被调查者都愿意参与支付，即将真正的零观察值与抗议性零观察值均视为角解（corner solution）［3］。

然而，Cragg认为零观察值的由来，除了可能是角解之外，也有可能是被调查者对该物品的需求为零，也就是被调查者选择不参与该支付行为［4］。于是，Cragg在Tobit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双槛式模型（doublehurdle model，DH模型）。DH模型将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决策分为两个槛，即“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参与决策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的支付决策。根据Blackwell等［5］对消费行为的定义，消费行为是人们为获取并使用财货所直接参与的行为，包括在行为之前决定该行为的种种决策程序，可以判断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决策的分解，反映了被调查者做出参与决策和支出决策的先后顺序，符合被调查者在做出支付意愿决策时的心理变化。DH模型认为唯有在两个决策行为同时确立的情况下，才会构成一个完整的支付意愿决策。DH模型有两个优于Tobit模型的特点：一是Tobit模型将“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合并为一个支出决策，即Tobit模型忽略了被调查者的参与决策，而直接分析支出决策；DH模型将“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分为两个步骤分别进行研究，且可以比较影响“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因素的差异。二是Tobit模型假设所有的零观察值都是角解，而DH模型允许零观察值可以同时有角解与非参与的理由存在。而且相关的文献也已经论证了DH模型较Tobit模型对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决策更具解释能力，如Eulàlia［6］、吴佩瑛等［3］、Salvador和Pau［7］。

国内对于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李国平等［2］对陕北煤炭、油气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研究。该研究成果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得出了影响居民“决定支出多少金额”这一行为的因素，但没有考虑居民“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行为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因此，分析结果难以对居民支付意愿决定的决策行为做出较为全面的评价。

事实上，对于矿区居民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支付意愿的分析，需要将居民“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种行为分别考虑。矿区居民作为资源开采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的直接受害者，由于对生态环境治理主体认识的误区以及对治理效果的疑虑的原因，在接受CVM调查时，有可能会对受访问题表现出负面的态度，导致抗议性零观察值样本的出现。面对这种情况，DH模型为分析居民的支付意愿提供更为合理的方法，该模型能够对零观察值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更好的反映居民的支付意愿。

本文将DH模型应用于对矿区居民改善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的研究，并将DH模型和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判断两种方法对矿区居民改善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影响因素解释能力的优劣性。所运用的数据来自于2010年7月对榆林市的神木县、府谷县和榆阳区的调研。其中神木县、府谷县是神府煤田的所在地，该煤田是我国已探明的最大煤田，也是世界七大煤田之一；榆阳区横跨榆横、榆神煤田。这三县（区）的资源都以煤炭为主，并都已进入煤炭开采的高峰期，因煤炭开采引起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充分显现，调研价值显著。调查历时15天；调查组一行7人，包括4名博士研究生和3名硕士研究生；具体调研区域：神木县大柳塔镇、店塔镇，府谷县三道沟乡、庙沟门镇，榆阳区麻黄梁镇、牛家梁镇、小纪汗乡等；调查以户为单位，每户选取一名对家庭情况较为清楚，并长期居住在当地的成员作为被调查对象。

2 研究模型与数据说明

2.1 模型简介

DH模型是Cragg对个体消费行为进行研究时提出的，用于分析个体消费决策中两个不同阶段的影响因素［4］。DH模型针对每一个消费决策阶段，设立了相应的方程式与之对应，即一个是用来“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参与方程式（participation function），另一个则用来“决定支出多少金额”的支出方程式（expenditure function）。

DH模型的形式如下：

Di=αZi+vi vi～N(0,1)（1）

Y*t=βXi+εi εi～N(0,δ2),i=1,...,n（2）

其中：式（1）为第一个槛，即参与方程式；式（2）为第二个槛，即支出方程式。两个槛的残差项彼此是独立。Di为“决定是否参与支付”的虚拟变量，当Di等于1时，表示愿意参与支付；当Di等于0时，表示不愿意参与支付。Y*i为被调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额；α、β分别为待估计的解释变量系数；Zi、Xi分别为影响参与决策的解释变量；vi、εi分别为残差项。

只有当被调查者i的参与变量Di等于1时，且心中WTP的支出金额Y*i大于0时，该被调查者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额YDi将等于Y*i；而在其他情况下，无论被调查者i心中WTP的支出金额Y*i是正或是负值，被调查者所回答的WTP的支出金额YDi均为0，即

YDi=Y*i 当Di=1,且Y*i＞00 其他情况

（3）

结合式（1）、式（2）、式（3），将可能产生的四种消费决策组合，见表1。

2.2 基本数据

本次调研采用的CVM问卷由3个部分组成，一是矿区居民对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态度；二是为改善本地区的生态环境，当地居民的支付意愿调查；三是矿区居民的社会经济信息，如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家庭收入等。其中，对当地居民支付意愿调查的引导方式选择了开放式：开放式引导技术避免了其他引导方式因投标值的设定而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形成的偏差；被调查者长期居住于矿区，对煤矿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具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符合使用开放式引导技术的使用前提。在设计问卷时，对开放式引导技术进行了改进：询问被调查者是否愿意每年为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而支付一定的费用。如果被调查者回答“不愿意”，则询问拒绝的原因；如果被调查者回答“愿意”，则询问他的愿付金额，以及愿意支付的原因。

调查采用随机入户访谈的方式，共发放问卷580份，问卷全部收回，得到有效问卷535份，问卷有效率为92.24%。

2.2.1 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

调查的有效样本中，男性380人，女性155人，男性比例大于女性比例。被调查对象的年龄最小16岁，最大88岁，平均年龄39.78岁，被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21-60岁之间；文化水平以初中为最多，其次分别为高中和小学，大专及以上和未上学最少；职业以农民最多，商人、工人、学生也有很大的比重；家庭年收入主要分布于30 000元以下，占有效样本量的55.14%。

2.2.2 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态度

调查的有效样本中，大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本地区生态环境亟需治理，只有很少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当地生态环境的治理不急迫，其中：认为本地区生态环境治理非常急迫的有123人、急迫的有287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22.99%和53.64%；而认为不急迫和不必改善的有4人和1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0.75%和0.19%。从调查结果的统计来看，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有待加强，其中：表示自己对环境保护政策很了解和了解的有32人和94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5.98%和17.57%；而表示自己对环境保护政策知道一点的有245人、不了解的有164人，分别占有效样本量的45.79%和30.65%。

2.2.3 被调查者的支付意愿（WTP）

在被调查的535份有效样本中，有353份表示“愿意”参与支付，而且支出金额大于0。可以计算出，有效样本中，正支付意愿所占的比重为65.98%，即有效样本的支付率为65.98%。支出金额主要集中在100元及以下和101-300元两个档次。愿意支付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依次是：为了自己的生活环境更好；把良好的生存环境留给子孙后代；保护生态环境是一种社会责任。34.02%的调查样本为零观察值样本，原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依次是：家庭收入水平较低，没有支付能力；认为污染企业和政府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生态环境改善没有信心，担心生态环境治理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其中后两种原因导致了抗议性零观察值的出现。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榆林煤炭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支出金额估算

3.1.1 支出金额估算

根据调查资料，本文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8］对平均支出金额进行估算，该模型对开放式问卷和二分式问卷均有效。

首先计算被调查者中正支出金额的平均值：

E(WTP)正=∑AiPi=347.92元

式中:Ai为支出金额，Pi为被调查者选择该数额的概率。

其次，采用Kristrom的spike模型对平均支出金额进行修正，经过spike模型修正后的平均支出金额E(WTP)非负等于E(WTP)正乘以正支付意愿占全部支付意愿的比例，所以：

E(WTP)非负=E(WTP)正×65.98%=229.56元

由于选择零支出金额的被调查者心中WTP的支出金额并不一定为0，因此E(WTP)非负可被认为是其对支出金额的保守估计，E(WTP)正则认为是上限。综合以上分析，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

3.1.2 煤炭矿区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计算

根据张志强等［9］利用支付率对调查相关区域居民户数量的处理方法，结合矿区居民WTP支出金额的估计值，计算出榆林煤炭开采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

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平均支出金额×(居民户数×支付率)（4）

《陕西统计年鉴2010》的资料显示，榆林煤炭矿区共有居民912 568户，结合本次调研的支付率以及矿区居民WTP支出金额的估计，本文推断，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

3.2 榆林煤炭矿区居民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CVM研究通常选择一些常见的特征变量来研究影响WTP的因素，如收入、教育、职业等［11-12］。本文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并结合国内外应用CVM的研究，选定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人口数、性别、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所在行政区域作为解释变量（见表4）。本文运用Eviews 6.0软件对影响被调查者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DH模型和Tobit模型估计，结果见表5。

表5列出了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估计结果。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家庭收入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对其WTP的支出金额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DH模型中支出方程的估计结果相一致。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的两个变量在Tobit模型和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均不显著。除此之外，其余的变量均表现出了较大差异。其中，Tobit模型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性别、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均对其WTP的支出金额没有显著性影响，但这些变量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的估计结果中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另外，Tobit模型中，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WTP的支出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DH模型的支出方程中，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观察DH模型的参与方程，本文发现，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这表明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这一行为的影响程度非常的微弱。考虑到Tobit模型将“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合并为一个支出方程进行研究，同时DH模型的支出方程在估计过程中对有效样本量进行了必要的选择，本文认为，这些现象属于一种可接受的结果。如同Jones对DH模型和Tobit模型进行比较后所做出的结论，T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可能会存在误导的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变量的特征是在Tobit模型中所无法观测到的，或者说相同的变量在不同的方程中对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会有所不同［13］。鉴于此，本文根据Teklewold等［14］提出的建议，采用似然比值法来检验DH模型是否比Tobit模型在分析支付决策影响因素上更具有效性。似然比值检验可以通过下式计算：

Γ=-2×lnLt-(lnLp+lnLtr)～χ2k（5）

式（5）中，Lt、Lp、Ltr分别是分别估算Tobit模型、参与方程模型和支出方程的对数似然值，k是模型中独立变量的个数。假设：H0：采用Tobit模型估算。如果Γ＜χ2k，则接受原假设，采用Tobit模型估算；否则拒绝原假设，采用DH模型进行估算。

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根据式（5）计算得：

Γ=148.58＞χ2k=18.31

因此，拒绝H0，证明，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所以，本文采用DH模型来解释被调查者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

（1）参与方程式的估计结果表明，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受其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和所在行政区域的影响；但没有发现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人口数、性别、职业状况、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这些因素对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有显著性影响。其中，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该变量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越低，其更愿意参与支付，表明了被调查者渴望当地生态环境改善的愿望。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的两个变量PLACE1和PLACE2都对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且两个变量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榆阳区和府谷县的被调查者比神木县的被调查者具有更高的参与愿望。

（2）支出方程式的估计结果表明，被调查者“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受其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家庭人口数、性别、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的影响。其中，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分别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与经验判断一致。

被调查者的年龄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相对于年轻人，年纪大的被调查者更愿意留在当地继续生活，所以他们更愿意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出一份力。被调查者的职业状况也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论似乎与经验判断不符，但本文认为这一结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能的原因是：煤田开采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地的破坏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因此，农业生产从事者为了自己的工作和生存，更愿意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出资。

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也具有正向影响，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似乎也与经验判断不符，但结合参与方程式的估计结果，本文发现，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作为唯一影响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共同因素，反映了对当地生态环境的满意程度较低的被调查者的一种矛盾心理，即一方面被调查者渴望当地生态环境能够得到改善；另一方面，被调查者又对当地生态环境治理缺乏信心，而在实际的支付中选择较低的金额。这一点也是Tobit模型的结果所不能反映的。

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越多，其支付金额就越少；被调查者的性别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男性的支付金额比女性的支付金额少。

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被调查者对环境保护政策越了解，其支付金额越少。这可能与我国当前实行的生态环境治理政策有关，我国目前实行的煤炭行业生态环境治理政策主要遵循“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这种原则使得被调查者倾向于认为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者应该是污染者、破坏者。因此，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挤出”了对环境保护政策较为熟悉的被调查者的愿付金额。

通过以上对DH模型估计结果的分析，本文发现，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这与吴佩瑛等［3］的研究结论一致。

4 结 论

本文运用CVM对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支付意愿进行了调研，得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由此推断出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

通过运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分别进行分析，发现，Tobit模型与DH模型支出方程对被调查者支付决策影响因素的分析存在一定的异同。

运用似然比值法对两种模型在分析支付决策影响因素上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得出，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

DH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的两个变量对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年龄、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均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本文的政策含义也十分明显。第一，政府部门应该通过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确保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高效性和有效性，让矿区居民认识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治理性，从而增强居民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信心。

第二，进一步加强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宣传的力度，增强居民对保护生态环境意义的认识和生态环境治理重要性的认识。只有提高居民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才能调动他们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第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切实提高居民的文化水平，有助于增强矿区居民对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政策的理解力、对矿产资源开发引起的外部不经济性的认识力，进而提高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活动的积极性。

第四，本文的研究表明，家庭收入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重要因素，家庭收入低也是导致居民选择零支付的一个原因。因此，政府部门应当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鼓励和引导居民发展多种生产经营，提高收入水平；同时鼓励非农生产从事者积极参与到改善当地生态环境的活动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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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P Research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LI Guoping GUO Jiang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Jian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1, 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willing to pay (WTP) investigation data which took from residents in Yulin Coal Mining Area for improving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average amount of expense was between 229.56-347.92 Yuan(RMB) for each household in one year, the loss valu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of damage was between 138,220,900-209,486,900 Yuan(RMB). This paper used the DH model and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survey data, and found that the DH model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e Tobit model to analyze the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respondents willingness to pay. The results of the DH model showed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urveyor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was not the same as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s a negative effects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administrative area was a positive effect to “whether to participate the payment”. The surveyors household income, educational status, age, employment status, and satisfaction of loc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ere positive effect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The surveyors family population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y were negative effects to “decision expenditures number amount”.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ed som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urveyors positive activ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prove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收稿日期：2011-11-02

第2篇

现将敦煌公司生态环境整改成效复查复核结果和生态环境整治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生态环境整改成效复查复核结果

全面排查敦煌国际会展中心、敦煌大剧院现场，未发现有环境污染的情况。

二、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认真落实安全环保主体责任。根据集团公司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制定了“一实现、六控制、十杜绝”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环保工作目标，按照“四级控制”的原则，对安全环保目标责任细化分解，通过签订安全环保责任书，将目标责任层层细化落实到部门、班组和个人，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环保责任体系，共计签订安全环保目标责任书158份，为公司年度安全环保目标顺利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积极贯彻落实上级单位安全环保文件精神。及时转发学习国家、省上有关安全环保文件精神，严格落实了集团公司有关文件要求，全面深入做好当前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工作，有效引领方向，筑牢安全生产管理思想防线。坚持问题导向，抓主抓重全力做好安全环保工作，夯实安全管理基础。

（三）环保组织机构调整。结合公司人事调整实际，第一时间调整变更了公司安全环保管理委员会成员名单，为进一步做好公司环保工作提供了组织保障。

（四）广场绿化养护。绿化带内补种一批侧柏、香花槐、馒头柳、白蜡树、金银花等苗木。进一步优化了场馆周边环境。

三、大气污染治理情况

（一）生活锅炉排放。敦煌国际会展中心及敦煌大剧院共使用天然气锅炉8台，包括常压锅炉6台、蒸汽锅炉2台。天然气属于清洁能源，燃烧后只产生少量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符合国家排放标准。目前，供暖已结束，锅炉暂停使用。

（二）厨房烟油排放。敦煌国际会展中心中央厨房及基地员工餐厅的排烟机均设有排烟净化过滤装置，且运行正常，满足设施配置要求，日常油烟排放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目前，会展中心中央厨房未使用。

四、生活污水治理情况

敦煌国际会展中心及敦煌大剧院污水主要来源于生活污水、餐厅污水。敦煌文化公司共建有50 m3化粪池4座、4m3隔油池4座，用于污水预处理。预处理后的污水排入敦煌市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敦煌市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目前，系统设备运行正常，未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五、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情况

（一）日常办公及生活垃圾治理情况。敦煌国际会展中心及敦煌大剧院各楼层有垃圾箱若干，日常环境垃圾和项目垃圾每日由楼层保洁人员回收清理，并统一清运至B馆西侧房车营地垃圾存放区。由敦煌市城市环境卫生管理站集中清理至垃圾处理场，确保不发生环境污染事件。

（二）固废物治理情况。敦煌公司建立了固废物库房，完成库房管理制度的编写；制作粘贴库房管理标识牌并对库房进行制度标识牌上墙，对固废库房划分区域，对固废物分类别进行存储，建立物资台账及固废物移交明细台账，强制回收各部门生产经营过程产生及更换的电池、墨盒、硒鼓等危险废物，进行集中分类储存管理。目前，储量很小，正在联系有资质的第三方回收处理，确保固废物不违规外流造成环境污染。

六、布展垃圾的清理情况

在展会布展、撤展期间，每日督促搭建商、参展商及时对当日产生的施工垃圾和包装垃圾运送至场馆指定垃圾存放区，在布展搭建、撤展过程中安排专人进行监护，确保垃圾及时清理。目前，第四届文博会展览展会相关方案暂时未确定，布展搭建工作尚未开展，未产生布展垃圾。

第3篇

关键词：生态关怀意识 煤矿矿区 景观改造设计

中图分类号：TU9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9-0126-02

一 煤矿矿区环境景观改造设计研究的背景及现状

1.1研究背景

煤炭不仅是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源泉，但是在给人类带来一系列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的严重危害。无止境的采煤对环境造成很大的危害：露天煤矿让土地无法再使用，漫天飞舞的粉尘污染空气，洗煤后的酸性矿山排水会渗入河流中，造成水污染，产生对人体健康的不良影响。煤矿业城市的发展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城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突出，如果不对煤矿矿区进行相关的生态治理以及景观重建，很容易产生矿业城市的衰退。

1.2国内外城市煤矿矿区景观设计研究现状

我国煤矿矿区围绕着环境治理与生态的角度，大多建成湿地公园或者是森林公园。典型案例就是唐山南湖公园。改造前是130多年开采导致的塌陷，形成了占地32.54公顷的大水面。改造以生态修复为主，形成了集游憩观赏和水上活动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生态公园。它在景观设计上采用了生态湿地的方法，让采煤造成的塌陷地变成了旅游胜地。

国外我们所熟知的典型案例是德国杜伊斯堡景观公园，改造前是一个集采煤、炼焦、钢铁于一身的大型工业基地，改造后是以工业背景为主的大型工业旅游主题公园。园内保留了很多原有的工业设备并进行改造，将创意的景观改造方法引入到矿区景观设计实践中，保留了矿区城市的文化特色，促进了社会和谐与文明的发展。

二 煤矿矿区环境景观改造设计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2.1研究目的

通过对所研究的煤矿矿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分析和总结，基于生态关怀的角度，对煤矿矿区的景观改造设计提出自己的见解，来解决煤矿矿区工作和生活区域的改善和修复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2.2研究意义

煤矿矿区的环境景观设计研究具有社会意义。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大量煤矿矿区的存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引起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城市发展问题、安全问题等。通过景观改造和设计，可以改善社会问题，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避免矛盾激化。

煤矿矿区的环境景观设计研究具有生态意义。煤矿矿区的无节制开采，对环境以及工作和居住在此的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的矸石山，漫天飞扬的煤灰，土壤质量的降低，植被的污染与破坏，煤灰在风力、降雨等的搬运下，对水环境、大气环境造成污染，而且被污染的水和土壤中也含有很多重金属，有些污染日积月累带来的伤害甚至是致命的。煤矿矿区的景观改造设计，能够对原来遭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得到改善。

煤矿矿区的环境景观设计研究具有经济意义，在矿区环境景观改造设计之后，会带动周边农业、旅游业的发展，并且根据所在区域的功能需要，对废弃场地和矿区设备用创新的方法改造，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三 生态关怀意识与煤矿矿区环境景观设计的融合及相关研究

3.1生态关怀的概念

生态关怀指的是对构成大自然生态环境所有要素的一种关爱之情，在这次研究中我所认为的生态关怀，是通过生态景观的设计手段，来表达对陪我长大的煤矿矿区情感上的关爱，是一种故乡情感的寄托。

3.2生态关怀与煤矿矿区环境景观设计的分析

3.2.1人的情感关怀与煤矿矿区环境景观设计

煤矿矿区的景观空间是以人为主体的，在这个空间中，人们有不同于其他空间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所以在煤矿矿区进行景观设计，要从习惯出发，充分考虑和体现出人们对这个区域的情感关怀。根据不同空间不同功能划分，人性的需求、差异、行为习惯等，营造相适应的设施环境，使使用者能够在空间中感受到满足和舒适，最后感到愉悦，让工作和生活环境更加舒心。对煤矿矿区这种特殊环境的空间，要结合人们的情感关怀来进行相对应的生态景观设计。

3.2.2煤矿矿区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煤矿矿区环境景观设计须走生态路线

煤矿矿区特殊的工作性质，作业环境恶劣，环境污染很大。煤矿工人每天都需要在地下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空间工作，并且三班倒的工作制度让他们不能有规律的饮食和作息，每天的下井工作从地面进入矿井之后，由于矿石表面氧化、木料腐烂、凿岩、爆破以及装运等作业产生的粉尘和有毒害的气体，导致矿井空气成分发生变化，不同于地面，井下空气的变化，造成矿井作业环境恶劣，空气质量和气候条件很差，严重有害矿井职工的安全与健康。地下工作环境通过矿井通风与防尘可以改善，地面裸漏的煤场，植被的破坏，二次扬尘等，就可以通过生态景观设计的手法来进行改善。

3.2.3煤矿矿区的背景环境需要煤矿矿区环境景观设计中有生态关怀

几乎每年都会有煤矿事故发生，每天在恶劣的煤矿矿区工作，即使是微小的矿尘，也会产生爆炸，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和人员的伤亡，而且呼吸过多，会导致矽肺病，在矿区工作的工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矽肺病。在煤矿矿区的环境景观改造设计中，要融入更多的生态关怀。

四 以河南省平顶山市四矿为例

4.1四矿简介

平顶山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是典型的煤矿资源型城市。四矿，是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型骨干矿井之一，东与一、二矿相接，南与三矿为邻，西邻六、五矿。矿区东西长约2.5km，南北长约5.5km，矿区面积约12.7149km2。矿区北部以农业为主，零星分布有家庭养殖业。南部以生产区为主，占地面积约8×10000m2，生活区位于生产区的南北两侧，在四矿工作的人们几乎都住在南北两个生活区内。

4.2现状分析与问题

平顶山四矿经过了几十年的开采，为国家生产了大量的煤炭资源，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是在煤炭开采过程中，也产生了大量的问题，对工作环境和身体健康的危害非常大，而且矿区生产区南北两侧都是生活区，矿工不仅工作环境没有保障，而且生活居住环境也受到了污染。

四矿矿区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地面水下沉、错动下沉、水水污染、煤矸石占地及风化污染、植被破坏、二次扬尘等。这些都是无节制的矿业活动带来的后果，可以通过景观改造设计来改善矿区恶劣的环境。

4.3设计主题

从生态关怀角度出发，打造一个交叉重叠的具有多层空间层面的煤矿矿区环境景观空间，具有煤矿矿区的特色的空间体验，遵循工作、时间和空间的序列，创造一个自由随性的煤矿矿区关系景观网。不是单纯的景观或是单纯的矿区，而是一种景观和矿区完全融合的结构。满足人们工作和生活的需求，同时又是生态、煤矿文化、娱乐、运动、放松休闲相结合的开放性的场所。

4.4设计分块模式

4.4.1以矿区采煤为主的工作区

以煤矿矿区人们工作时共有的习惯需求为出发点，比如工作顺序会产生相对应的空间，进行景观设计，由需求进行分析设计相关的空间，解决习惯需求问题的同时也可以改善矿区环境。

通过结合景观设计，废弃煤矿资源再利用，使其产生新的价值。比如对煤矸石可以景观绿化，能有效遏制煤矸石对环境的污染，还能为草本植物和菌类生物的成活创造较好的微生态环境。绿化后的煤矸石山再加以改造创建，为矿区工人改善工作环境的同时，也可以转化为优良的旅游资源。将废旧建筑产生新的建筑价值，铁轨，拉煤车，井架等废弃物件形成新的景观小品等。在四矿办公楼前广场，是职工等班车的区域，矿区环境恶劣，粉尘严重，再赶上刮风下雨的天气，露天的广场无处躲藏，设计轻盈透明的等车空间，加上废弃铁轨和拉煤小车作为景观小品的装饰，让等车的时间也可以心情舒畅。

废旧的建筑空间改造翻新，可以为工人设计更多的公共空间，在工作之余带来一丝惬意，也可以开力煤矿矿区博物馆，介绍四矿的历史发展路程，煤炭开采知识，展示煤炭开采过程中发生的灾害事故图片，进行安全教育等；在安全的前提下开展井下参观游，组织前来的游客身穿矿工服，背矿灯，感受矿区工人工作环境，也带来了旅游效益。

4.4.2以矿区周边的果园、有林地以及水浇地为主的农业区

整个矿区后面是擂鼓台山，不同的季节田野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在农业区强化这种自然的感觉，给黑灰色的矿区增加亮点，并且可以改善矿区环境。

利用这些自然景观与人工景观，结合着矿区和生活区对其进行规划，加以适合煤矿矿区的绿化植物，形成各类休闲区，为整个矿区融入田园风光结合的生态景观设计，并且改善了周围住户的生活环境。平顶山目前还没有与煤矿旅游相结合开发的景区，兼具矿业旅游资源和农业旅游资源的景区，不仅可以吸引对矿业旅游有兴趣的游客和周边居民，还为需要接近自然、放松休闲的人们提供场所。充分利用煤矿矿区内及其周边的果园、有林地和大片水浇地等农业资源，比如开办特色果园、菜园、花圃等，让游客享受田园乐趣，开设自然生态农场，亲身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在感受完矿区文化之后还能体验农耕生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4.4.3以矿区南北方向居民楼为主的生活区

矿区的生活区和工作区紧挨着，受到地下采煤影响，原本一排排的平房因为地下煤空缺产生裂纹，导致不能入住已经部分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五层高的楼房。大部分之前的平房住户早已经习惯热络的邻里情，几乎都是住了四五十年的老邻居，楼房分淡了感情，大家还是还念平房时的热络。想通过景观设计，来帮助生活区的住户找回住在平房时的热络。给整个煤矿矿区关系景观区增添浓浓的人情味儿。

采用和工作区生活区一致的相呼应的景观形式，利用一些废弃的拉煤小车、铁轨等矿区元素，根据不同程度的塌陷地形，在地表上营造促进邻里间交流的公共生态空间，让空间来促进邻里之间的交流，给煤矿生活区带来活力。在居民楼围合形成的空地设计一块休闲广场，利用废弃铁轨，加上带滑轮的可推拉的组合椅，在广场中间设置浅喷泉，还可以净化小范围空气，为矿区职工提供放松惬意的生活空间。

五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