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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 无形资本 财务战略 预算管理
作者简介:
蒋 冲(1977-),男, 江西广丰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罗 焰(1968-),女, 江西南昌人,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跨越,将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人们沉浸于大机器生产带来的高效,享受着化石资源带来的便利,通过暴力式的生产,将自然资源迅速转换成人类财富。而与此同时以“碳”排放为标志的全球变暖趋势和人居环境的不断恶化,使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低碳经济”应运而生。作为资源配置方式之一的企业,由于受碳排放配额的约束,在市场准入、税收政策和金融支持等方面颇受低碳化影响,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核心——财务管理活动低碳化倾向明显,企业面临的财务环境较之前发生了的很大变化,理财观念和理财实践亟待创新。
一、低碳经济背景下财务管理现状
( 一 )高碳化财务管理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企业存在的意义在于能使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组合优化,从而创造出比市场配置资源更大的价值。因此,在工业文明时代,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中心是如何挖掘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潜能,实现价值增值,表现为:第一,凭借信息和技术优势,企业获得地表和地下自然资源的使用权,通过现代化大机器生产将其转化为具有一般等价物形式的货币财富,并且通过财富的累计效应,加速这一自然资源到货币财富的转化过程。第二,资本作为驱动价值增值的原动力,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居于核心位置,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创新性、扩张性和掠夺性。资本之创新性、扩张性符合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而实现人类自由社会,进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解的原意(王国坛、王东红,2009),但资本的这种创新性和扩张性所引致的社会或环境负外部性得不到有效抑制,那么其掠夺的劣根性将暴露无遗。第三,劳动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劳动力的使用可以为企业带来未来现金流量,因此,其价值在于未来获取现金流量的能力。如何利用相对不变的劳动力价格,挖掘其价值创造功能,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杠杆效应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点之一。工业文明背景下的传统财务管理模式,基于片面的人类中心论这一伦理假设(王建明,1995),强调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创造价值、为人类服务,并进而实现人类社会自由发展的同时,却忽略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企业理财过程中,侧重于以未来现金流量为标志的价值管理,而在企业环境成本尚未完全内部化的软约束下,对化石能源的高度依赖成了企业财务活动的理性选择。但是,全球温室气体(CO2)浓度的快速上升,必将扰乱自然生态系统的各种因素(如海水温度、洋流以及太阳辐射)间的微妙平衡,终究影响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因此,建立在人类现代工业文明客观基础上的以高碳为特征的理财模式,越来越不适应企业、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低碳化经济和低碳化碳社会众望所归。
( 二 )传统财务管理模式的低碳化挑战与机遇 由地球生态圈碳失衡和化石能源的掠夺性使用而引发的低碳化思考,其特征主要是:(1)经济性。低碳化在关注碳排放绝对数量减少的同时,更强调提高碳生产率,即每单位碳排放所产生的GDP或附加值更高。低碳化应该是一个在不降低人们生活水准和福利水平下的帕累托改进过程,经济性不仅体现在以较小的碳消耗和碳排放获得较稳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同时,更体现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以较小的冲突换得长久的和谐共处。(2)创新性。低碳化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更是一种发展观念和发展思维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的自适应过程,相伴而行的是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是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而制度创新则是社会政治、经济和管理等规范的革新,是支配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更,是组织与其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重塑,二者的交互、有机结合是低碳化转变的保证。(3)阶段性。低碳化的阶段性目标主要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使气候变化不至于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基于经济社会低碳化发展的经济性、创新性和阶段性特征表现,企业的财务管理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既是对已有财务管理模式的否定,也是对现存理财观念、财务要素范畴和财务决策等财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既面临着挑战也存在着机遇,具体表现为:其一,理财观念的发展。公司财务管理的基本功能是有效培育、配置和运用财务资源,以实现公司价值创造与增值(李心合,2006)。财务价值是一个以未来现金流量作为衡量标准的经济学名词,在无外部性约束的条件下,财务网络对价值创造的支持体现在尽可能多的利用这种外部性来提高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其结果就有可能会导致“公地悲剧”的出现,财务管理的短期化倾向明显。而低碳化理念,是要将这种环境的外部性在理财过程中让其内部化,成为企业获取未来经济利益的一种显性成本,其实质则是从整体的角度考虑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实现,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财观念。低碳化是将可持续发展理财观念落到实处的一种具体方式和手段,有利于摆脱仅从资源配置单一维度出发而引致的财务价值增长的高碳化陷阱,进而从资源创造和资源配置双维视角考察财务价值增长的实现路径。其二,财务要素范畴的发展。资本是企业财务活动的基本要素,也是财务管理的核心内容(赵德武,2007)。传统财务管理将能够货币化的资本作为财务管理的要素范畴,旨在通过筹集、投放和分配等活动实现资本的价值创造与增值功能,为了规避货币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而导致价值确认上的风险,财务管理活动中倾向于使用有形或是有市场参照物的资本形态。但是,在低碳经济背景下,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枯竭趋势不可逆转,财务活动所涉的要素范畴必然要突破有形资本的限制,更多关注那些导致未来现金流量的无形因素对价值创造和增值的影响。财务要素范畴的发展,赋予了财务管理核心概念——资本更多的内涵,必然导致现有理财模式的变革,风险价值以及对不确定性的评价在财务管理中的地位将越发显得重要,财务管理柔性化发展趋势明显。其三,财务决策评价标准的发展。在筹资、投资和利益分配等财务决策中,常用的评价标准是价值相关性,也就是诸种财务决策行为最后对企业未来现金量的影响方向与影响程度。低碳经济背景下强调经济行为的可持续性,财务决策虽不能脱离未来现金流量的影响,但低碳化的约束使得企业必须在获取现金流量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权衡,或者说在伦理上企业在财务决策时必然需要遏制资本的过度创新而导致的掠夺性。因此,财务决策的评价标准面临着非效率性挑战。财务决策评价标准的非效率性挑战,并不意味着对成本效益原则的否定,也不表明理性分析原则的不合时宜,仅仅表明财务决策的效率性评价标准需要完善和发展,财务决策的低碳化评价标准在短期或局部可能带来低效率,但从可持续发展或全局来说抑或是一种高效率。
二、无形资本战略的财务视角诠释与意义
( 一 )无形资本战略的财务视角诠释 (1)资产与资本。资产通过不同资产形态的转化给人们带来满足是其效用或价值实现的主要方式。资本是一种依附于具体资产的权力,资本一旦投入就被抽象为一种为获取未来现金流量的权力,因此,增值是资本的天然要求,否则其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资产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创新,资本为了增值而创新,资产不具备扩张性,其存在的意义在于围绕着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在不同资产形态之间的转换,而资本极具扩张性,并且为了满足扩张的愿望敢冒任何风险。汪丁丁(2006)曾从“精神维度”解读资本的特征,认为基于资本所承载的累积效应,它能够把对剩余(利润)的追求转化为“意识形态”,即对剩余或净收益的崇拜。建立在公平、公正和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通过人们主观能动的劳动以实现通过对物的依赖摆脱贫穷与落后,进而通过以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为基本特征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来实现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因此,近、现代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本质上是以资本的运营和扩张为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张过程(徐大建,2007)。(2)无形资本。资本的使命在于增值,而资本本身不会运营,只有通过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才能运营,资本一旦人格化后实现资本增值的手段就会变得自利而且贪婪。通过暴力的方式开采自然资源,将自然资源转化成其投入资本的增值;通过对普通劳动者劳动时间的侵占,将劳动者维持自身和家庭所需要的劳动资料转变为投入资本的增值;通过制度安排,将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转嫁给信息弱势群体而实现资本的增值等。资本人格化的结果就是:以资本为核心,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要素实现增值以证明其存在的意义。伴随着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劳动权益保护的加强和信息技术的迅速普及等,资本通过简单、野蛮方式实现增值的空间越来越小,资本需要寻找一种文明的、可持续的载体重新焕发生命力。资本增值的源动力在于能激发人们不断通过创新将各种要素投入引起的未来现金流量变现,在低碳经济背景下与创新最匹配的要素是以技术和制度等表现形式的无形要素,这些无形要素依附于具体的资产形态,通过市场行为寻求价值的实现,这种以无形要素为载体,在经济活动中不断追求价值实现的权力就是无形资本。(3)无形资本战略。财务管理活动是在既定环境下,通过各种形态资本要素的组合,形成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期,并在实践过程中有效识别和占有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一种组织行为。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财务管理围绕着“创新”展开,在价值形成和实现过程中,智力、组织文化、渠道等无形要素的凝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财务管理的重心是如何挖掘、组织、协调这些以无形要素为载体的无形资本的运营,因此,低碳经济背景下应从战略高度确立无形资本财务运行的规律和特征。无形资本战略的核心就是通过无形要素的使用,创造出某种稀缺性和特质,并通过市场的认可进而获取未来现金流量的权力,如果无形要素在企业未来价值凝结过程中的稀缺程度越高,那么通过这种要素的占有而获得的对未来现金流量的要求权就越大。无形资本战略跳出了“就财务论财务”的狭隘财务观,强调无形资本在企业价值驱动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并通过无形资本价值转移的灵活性增加组织适应财务环境的弹性,保持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 二 )低碳经济背景下实施无形资本战略的意义 财务管理以价值管理为纽带,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的财务环境、财务决策依据以及财务评价体系等发生了很大改变,以无形资本为核心的价值链系统左右着财务管理活动的得失,为企业未来、长远和整体发展提供持续的财务动力,进而实现企业均衡现金流量、建立核心竞争力的财务目标。低碳经济背景下实施无形资本战略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相对于其它资本形态,无形资本的累积效应较强,边际资本价值不受递减规律的约束,通过无形资本的正向累计效应,增强企业对财务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企业财务竞争力。(2)基于无形资本财务循环的环境友好性,企业价值创造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利益与整体绩效,有利于创造并维持企业的财务优势,可持续发展能力强。(3)无形资本形成主体的多元化和产权交易的市场化,能有效缓解竞争的对抗性导致的效益损失,提高企业整体职能的协调性,进而提高企业的财务协同效应。
三、无形资本战略财务管理的发展与完善
( 一 )低碳财务理念的发展 理念是一种理性化的思维活动模式或者说理性化的看法和见解,财务理念是企业财务活动过程中形成的理性化思维结果,无形资本战略是低碳经济背景下财务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在财务核心概念、财务本质和财务目标等方面都有所突破。财务核心概念历来都是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曾有过“资金论”、“本金论”和“价值论”等诸多观点。“资金论”认为财务活动的基本职能是保证企业经营活动中资金运动的顺畅和均衡,甚至将“确保企业资金均衡有效流动并最终实现企业总体战略”作为企业财务战略目标;“本金论”认为财务活动是以垫支为前提的本金保值、增值活动,明确了本金与基金在资金运动过程中的本质区别,反映了财务活动的保值、增值特征;“价值论”认为财务管理是基于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管理的一种风险管理活动,较全面概括了企业财务活动的现状。上述观点虽然反映了财务管理的某一方面的特征,但未能揭示财务管理的本质,诸种概念不适合作为财务的核心概念。财务核心概念应该是能统驭整个财务概念体系的轴心,能够反映财务活动的本质,财务本质是在制度或环境约束下的财务效用最大化,财务效用在商品经济时代表现为以一般等价物表示的人们对物的依赖带来的满足程度。因此,将在物的维度具有天生累积效应,并在精神维度将对剩余的追求转化为“意识形态”的“人格化”资本作为财务核心概念较其它财务概念更能反映财务的本质。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财务环境的变迁引起了财务资源的柔性化转变,资本形态在环境硬约束下出现无形化趋势,无形资本在低碳财务概念体系当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基于财务核心概念体系,财务活动将资本作为基本的财务要素,通过筹集、投放、回收和分配等手段寻找和激励资本保值、增值的动力。低碳经济背景下以创新为特征的无形资本是诸多资本形态中最活跃的一种,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财务活动的基本目标应该是如何实现无形资本收益的最大化。根据财务本质是价值与权力相融合的财权流观点(伍中信,2006),财务活动过程中与价值相关的权力应该是统一的,但是无形资本的价值溢出效应使得在无形资本战略下出现价值与权力的非对称状态,因此,在 “财务目标集”中应该增加价值与权力统一的目标元素。财务活动过程中价值与权力的对称是指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形成与对其的要求权要统一,在以实物资本或是货币资本为主要价值驱动因素的工业经济时期,这两者的统一较容易实现,但是将无形资本作为主要的价值驱动因素后,两者的统一会存在很多干扰因素。
( 二 )财务预算管理的完善 无形资本战略下财务活动以无形资本作为中心,将各种资本形态有效组合,挖掘和发挥各种资本形态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潜力,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无形资本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外部性、不确定性和相对的垄断性等,无形资本战略相对于传统财务管理模式,更需要在财务预算管理方面进行完善。财务预算管理是在企业总体战略的指导下,按照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诉求,将企业各职能部门的责、权、利等关系进行量化的制度体系。无形资本战略下财务预算管理的重要性体现在: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确立无形资本价值创造的核心地位,保证了企业价值驱动的持续性和竞争优势的长期性;从权力配置的角度均衡其它资本形态所有者与无形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保证了企业价值的顺利实现;从风险控制的角度防范和降低无形资本的不确定性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影响,增强企业价值创造对环境的适应性等。财务预算管理以资本循环为逻辑起点,以价值链管理为参考依据,是企业推行无形资本战略的有效手段,在实践中财务预算管理的重点体现在:财务预算管理是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根据自身掌握的信息进行利益博弈的方式之一,预算目标是各方讨价还价的妥协结果,低碳经济背景下无形资本价值创造的复杂性、不确定性以及非标准化等特点,使得博弈过程更加反复,因此,建立有效、规范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是保证无形资本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要素之一,在企业的组织机构方面更趋向于网络化和扁平化,倡导沟通、共同参与和团队精神。在财务预算管理的方法上,以市场作为导向,通过作业基础预算增强预算的精准性、运用EVA等价值指标增加预算的价值导向、借助平衡记分卡等综合业绩评价改善预算的财务特性等,增加无形资本战略下预算管理的弹性,避免财务预算管理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在财务预算管理的执行上,密切关注无形资本的累计效益和溢出效益,围绕着无形资本的开发与储备,实时调整各资本预算的执行进程,并根据资源基础理论,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提高预算管理的执行效果和增强预算管理的战略实现意图。
四、结语
低碳经济背景下企业财务活动围绕着创新展开,创新的财务价值需要通过无形资本循环运动实现,以无形资本作为财务战略重点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无形资本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企业从战略高度挖掘无形资本的价值创造功能,通过财务上的优势建立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但是,财务环境的多变和财务活动的复杂性,特别是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价值计量问题,使得无形资本战略的实施面临诸多的挑战,因此,如何在动态中把握无形资本价值运动的规律,如何通过相对价值模型计量无形资本价值,以及如何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财务制度建设等是无形资本战略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本文系2013年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低碳经济背景下无形资本财务战略创新研究”(项目编号:GL1354)和江西科技大学科研项目(项目编号:KY2012SY0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鲍健强、苗阳、陈锋:《低碳经济: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变革》,《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4期。
[2]唐跃军、黎德福:《环境资本、负外部性与碳金融创新》,《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6期。
[3]李心合:《财务管理学的困境与出路》,《会计研究》2006年第7期。
[4]赵德武等:《财务管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关键词:双战略;河北省;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025-02
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都很低,实现生态文明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任务和压力都很重。就河北省而言,所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近年来,河北省已然成为环保问题的重灾区,而内环京津两大直辖市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河北省生态环境建设不仅关系着河北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着京津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然而,河北省以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重工业为主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造成经济与环境协调能力较弱的现实与需求之间出现极大反差。促进河北省本省乃至京津冀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借“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进一步拓展本省的发展空间都需要生态文明建设的脚步能跟上时代需求的节奏。
一、双战略协同条件下河北省自身建设机遇与生态文明建设问题
河北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着长期以来因产业结构偏重带来的严峻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因产能过剩需要化解的双重压力。自身不仅充当着承接京津地区部分产业产能的角色,还承担着缓解京津周边环境大气污染的重任。在面临区域性的京津冀一体化和全国性的“一带一路”p战略发展的条件下,仅靠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协同发展、产业对接,虽可实现部分经济发展目标,但无法真正解决河北省国企的产能过剩问题和生态建设问题。如何更好地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以缓解日益严峻的京津冀环保压力,同时能在国家大规模对外开放的“一带一路”战略中把握时机,顺利实现优势产能的海外转移、积极拓展国际产能合作;同时把增长重点放在国内,加强省内优势产业的转型升级是目前河北省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与京津冀一体化双战略是协同发展、相互支持的,利用“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化解河北省的过剩产能有助于打造京津冀地区的新生态格局,解决该地区的生态建设困境问题;另一方面,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有助于河北省的过剩产能以绿色方式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国家和本地区长远可持续发展夯实基础。河北省虽然不是“一带一路”规划的重点区域,但有自身的诸多优势可以顺利地借京津冀一体化战略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范畴之内。首先,从政策角度讲,河北省处于“一带一路”对京津地区政策支持辐射外溢的范围,京津地区特殊的地理和资源优势聚集都会给河北省发展新的开放型经济带来机遇。其次,从区域地理优势讲,河北省地处环渤海中心区域,是“一带”和“一路”在渤海湾衔接的节点地区。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推进,河北省必然会有与北京、天津的协同合作,作为一个整体,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
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条件下河北省发展生态文明的契机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是我国当前重大战略之一,河北省所处位置和现状决定的生态保障与生态支出功能,决定了河北省的生态环境建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直接关系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成效。
(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问题
河北省作为华北地区的农业大省和工业强省,处于环首都经济圈,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是近年来河北省在全国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排名中每年都名列前茅,污染程度之重,明显高于其他省市。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影响了人民的身体健康,而且对河北省乃至京津冀地区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自身形象建设带来了极大困扰。
目前这种环境现状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河北省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的,资源依赖型增长模式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成为罪魁祸首。河北省是传统的工业大省,产业结构一直以来都比较偏重,以传统型高能耗高排放为基础。就拿钢铁产量来说,连续十余年居全国第一,水泥和平板玻璃产量也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些产业对能源资源的先天依赖,决定了河北省经济能耗高、污染重、效益低等特点尤为突出,而且河北省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实际产能利用率不足2/3,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化解过剩产能是破解河北省可持续发展难题的必由之路。
此外,重工业占主体地位的经济结构导致资源消耗量非常大,河北省的能源消费量高达3亿吨标准煤,居全国第二位,其中煤炭消费占比高达90%。但同时,资源利用率却较低,导致碳排放量较大,这种以煤为主的高耗能、高排放的发展方式是造成雾霾污染的重要原因。同时,资源在利用后期的净化处理不尽科学和合理,新兴绿色科技在生态建设领域的开发和利用都处于初级和摸索阶段,远远落后于现实的需要。
因此,河北省生态文明建设任务非常艰巨,经济和科技实力在全国不占优势,生态建设压力却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在转变产业结构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双重压力之下,应充分把握京津冀一体化的历史机遇,实现新阶段新条件下的突破性发展。
(二)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中河北省建设生态文明的优势
河北省错过了太多的发展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河北省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河北省应该利用区域合作的机会,在与“一带一路”战略相融合的全球视野之下,从经济的、社会的和生态的角度考量,借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外向型经济发展优势,解决河北省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多种矛盾和突出问题,以实现长远发展。
1.从资金角度来说,2013年10月14日,财政部消息称,中央财政已于近日安排50亿元资金,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重点向治理任务重的河北省倾斜。这项举措对在发展与环保之间苦苦挣扎的河北省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种谁治理补偿谁的思路,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对推进本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意义重大。
2.从政策角度来讲,河北省应探索区域协同发展的新型合作机制,转变区域协作观念,以利益共赢为发展目标;建立多种跨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就生态环境建设相关领域政策问题深入探讨和研究,为决策者提供全面的技术政策支撑。
3.从思想观念角度来说,在恶劣的生存现实面前,我们应该从思想根源上建立起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保护意识,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河北省所面R的严峻环保压力促使广大民众逐渐提高自身生态素养,树立建设生态文明省的理念。
4.生态建设需要技术支撑。河北省传统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必须要以绿色科技为依托向绿色化、生态化转型。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要控制在大自然自我净化和可调节的范围之内。
三、“一带一路”战略给河北省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以其助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涉及国家多、投资规模大和产业链长、潜力巨大的优势,对于参与其中的各个成员来说,是进一步加深其对外开放程度的绝佳时机。河北省在新的国家政策条件和自身发展需要的背景之下,借“一带一路”战略,充分利用各种战略资源,在解决过剩产能问题的同时,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方面实现河北省跨越式发展,是新时期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的历史机遇。
(一)“一带一路”政策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一带一路”是一条绿色之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这一战略堪称由我国自主主导的一次规模巨大的对外交往战略,该战略中涉及与沿线国家合作发展的内容繁多,但几乎每项合作内容都潜在或者明显地与环境建设有关。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政府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任务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要求“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过程中,绿色发展成为判断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优势的新标准。
环保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是树立中国形象的重要途径,关注和做好环保工作,不仅有助于实现“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利益目标,还有助于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塑造和提升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以及发展理念等国家软实力。以往我国企业在国外投资合作的过程中,由于对当地文化和环保状况不够了解和重视,曾经造成一些负面的国际影响。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在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方面互通互利的同时,也应顾及当地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六十多个国家,国情与文化背景各有不同,“最大公约”可能就是环保目标。环保是各国共享共惠的产业。“一带一路”愿景里突出了要打造利益、责任和命运的共同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以及实现共建绿色社会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与主题。
(二)“一带一路”条件下河北省过剩产能转移过程中的环保责任
关键词:钢铁企业;碳排放;成本
中图分类号 F2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029-07
尽管世界各国在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上各有收获,但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后德班”时期的减排之路仍将面临严峻的考验。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钢铁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产业和实现新型工业化的支柱产业,总产量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钢铁行业的碳排放在工业碳排放中占有很大比重,且又是流程制造行业中消耗资源能源和产生污染排放的重点行业,减少碳排放是其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本文通过解析钢铁企业工艺流程中碳素流,构建碳排放成本模型,并深入其主要生产环节进行碳排放成本核算,为钢铁企业管理者开展碳排放成本管理提供数据,以推动企业实现低碳经济转型及持续发展。
1 碳排放成本基本理论
1.1 文献述评
作为全球气候变暖的首要因子,自20世纪90年代起,环境及生态工程领域的学者已经开始对碳存量和流量进行了核算,并采用物质流方法定量测度碳实物量。发展到今天,碳排放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关注。随着国际会计界对企业碳排放有关问题的愈发关注,碳会计将传统财务会计框架逐渐扩展到了广义会计学的相关领域。Anita E等普遍认为,当今地球生态危机背景下,碳管理会计是一种面向管理者提供信息,以供其在碳排放问题上制定决策的可持续发展会计[1-2]。碳管理会计的核心为碳排放成本的核算、管理和控制。然而,由于碳排放的无形性,给碳排放成本的核算带来了不小的难度,致使学者们不得不从各个角度对于碳排放和交易相关的隐形成本显性化问题开展多方面的研究[3-5]。Ratnatunga J等认为可以从“环境成本会计”和“基于生命周期的碳成本核算”两个角度进行碳排放成本核算[6];Lohmann L考虑了从成本效益的角度进行碳核算,并构建了碳交易机制下的碳会计框架[7];Dutta S等认为在企业的管理决策中,必须引入基于价值链分析的碳足迹[8];部分学者通过引入案例对实际产生的碳成本核算进行了解析;Kneifel J采用了基于生命周期的节能、碳减排和成本有效评估的方法对新商业大厦进行研究,并对碳排放成本影响进行了测量分析[9];KiHoon Lee针对汽车行业供应链管理中的碳核算进行了研究,认为通过反映产品中碳元素的流动将改善供应链中的碳绩效[10]。
近年来,我国对碳排放成本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11]。肖序等认为,应该从资源价值流的角度对碳排放成本进行解析,将外部碳因子引入碳排放成本管理和企业经营决策上来[12];张白玲等综合国际碳足迹测算标准与测算步骤,构建了以企业碳物质流测算为基础的碳会计核算体系[13];杨蓓等通过构建长短期碳排放成本决策模型,确定了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成本的最优结合点以及长期碳排放成本随碳排放量下降而相应减少的趋势[14];张惠茹等基于低碳经济的视角,对碳成本管理产生的背景以及内涵和计量进行了阐述,并认为战略成本管理的内容应积极扩展至碳成本的管理[15]。
从现有碳排放成本研究文献来看,多偏重于理论分析,缺乏可操作性的案例研究;现有研究还较多注重于碳排放事后补偿研究,而忽视了企业全流程的碳排放成本;比较注重于宏观、中观层面上的碳排放研究,较少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的碳排放成本分析。而这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1.2 碳排放成本内涵
环境问题的核心是减少碳排放量,以提高能源消耗效率。目前对于碳排放成本,全球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定义。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种不同的定义:一是从生命周期出发,认为是建立包括产品生产、制造、物流、使用和废弃而产生的有关碳排放代价及由此产生的补偿等方面的内容;二是认为是企业为预防、计划、控制碳排放而支出的一切费用,以及因超出既定的碳排放量而造成的一切损失之和;三是认为是企业在产品的生命周期过程中,为预防、控制、治理碳排放而取得预期环境效果和环境收益所发生的可用货币计量的各种经济利益的流出。以上定义均从不同角度入手,反映了碳排放成本的性质和特点,体现了成本费用与损失的本质特征,但其范围则在不同的层面上界定。有的界定于产品的生命周期,也有的界定于碳管理,还有的界定于超额排放量。这种不同的界定层面,形成了不同的表述。
为深入探讨碳排放成本,本文将碳素流抽象为碳排放成本的本质并以其为核心,深入其流程过程中各工艺环节,归集与其相关的能源、原料等含碳物质的运动中,解释其物质流与价值流“合二为一”的科学规律,来构建其概念定义。将碳排放成本定义为:为满足气候变化下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依据物质流与价值流互动变化影响规律,以碳素流过程为核心跟踪、描绘与其相关的能源、原料等物质在企业工艺流程中的不同时间和空间所发生的耗费,并将其货币化而形成的一种成本费用。
本文选取了流程制造行业的典型代表――钢铁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钢铁企业碳素流动的追踪分析,界定了其碳排放成本的和范围,构建基于碳素流的碳排放成本核算模型,并对企业碳排放成本进行数据核算和分析,以改善现行的企业管理政策模式。
2 基于碳素流的企业碳排放成本核算模型构建
2.1 碳素流动与价值流动的基本逻辑关系
在流程制造企业中,物质常以某种元素作为典型(如本文是采用的钢铁企业的碳元素)进行分析,追求物质流路线的不断变化。为研究流程中不同元素的流动规律,以及该规律对元素资源价值变化的影响作用,一般情况下,可选取流程中某一代表性元素C,探讨其流动规律及对应的价值变动率。现假设元素C是产品中的一个主要组成成分,可针对元素C绘制生产过程的元素流图,其中,R代表资源投入量,Pi(i=1,2,3...n)为第i阶段生产产品产量,Q i(i=1,2,3...n)为第i阶段废弃物的排放量[16],见图1。
根据上图的元素C流图看到,在企业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元素C将依次发生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变化,每一阶段的输出端由两部分组成,即有效利用价值(合格品价值)与废弃价值(废弃物价值)。流程制造企业在每一生产阶段都会增加新的价值(成本)投入,从而推动了元素C价位的不断提高;产品开始投入使用后,经过不断磨损,元素C物质价值逐渐降低,随之其价位也相应地降低。因此,根据此思路,绘制元素C价位的变化,见图2、图3。
在生产流程的不同阶段,元素C都被分解为流向下一阶段的有效利用与废弃排放两种物质成本,因此导致了其价位的不断变化。图2中可以看到,元素C的有效利用成本呈累计上升趋势;而在图3中,各阶段的废弃物价位在前阶段呈现累计上升趋势,但在使用废弃阶段则价位急剧
下降。这种依据元素C的物质流动所带来的阶段价位变化,是流程制造业碳排放成本核算的基础之一。
钢铁企业的碳素流与其排放成本是密不可分的。对钢铁企业制造工艺流程进行碳素流运行规律的分析,是为了更好地掌握钢铁企业生产流程中的碳排放源,并对企业进行碳排放成本的管理。碳素流既表现为物质流,也表现为能量流。从物质流的角度看,钢铁企业的碳素能源的最终形式是碳排放物,这与成本乃至周边环境负荷是息息相关的;而从能量流的角度来看,碳素能源是钢铁企业的主要燃料,构成能量流的主体[17]。因此,在核算企业某工序的碳排放成本流转的存量或流量时,可以成本会计逐步结转模式为基础,运用“碳素流分析”手法,以每一过程或节点的物质流动和能量流动计算碳排放流转成本。通过对单位工序流程的“流”分析,得到其实际碳排放量,并将资源流成本会计中“流”运动对环境系统的外部损害价值纳入核算体系,使得碳排放成本的核算更加合理完整。其主要核算与分析模型见图4。
2.2 碳排放成本核算模型构建
流程制造企业碳排放成本在企业连续生产流程或节点流转,按各工序碳素的流向含量划分,主要是原材料与能源成本、中间投入的人工成本,同时,资产设备的折旧以及相关制造费用等间接性费用也以此标准分配,从而形成产品(或在产品、半成品)的能源(碳)有效利用价值与废弃物价值(碳排放内部成本),可构建计算公式为:
其中,RVi为第i流程或节点的碳素流成本;RUVi为第i流程或节点的碳流的有效利用价值;WLVi为第i流程或节点的废弃物损失价值(碳排放内部成本);WEIVi为第i流程或节点的废弃物外部环境损害价值。结合钢铁企业的特征,以碳素流分析为标准,又可将后两类的价值分解为:
上式中,Cmi为第i流程或节点的原材料输入成本;Cei为第i流程或节点的能源输入成本;Cli为第i流程或节点的人工成本;Cpi为第i流程或节点的制造费用;Qpi为第i流程或节点的合格品碳元素含量;Qwi为第i流程或节点的废弃物碳元素含量。
流程企业碳外排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损害价值核算,可反映企业碳排放带来的社会成本,揭示企业对低碳经济和节能减排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目前来说,在国外已经建立起了比较成熟稳定的数据库进行分析,且在各种环境管理的业绩评价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其主要的方法包括基于端点模型的生命周期环境影响评价方法(LIME,Lifecycle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 based on Endpoint modeling),日本环境政策优先指数(JEPIX,Environmental Policy Priorities Index for Japan)和最大限界削减成本法(MAC,MaximumAbatement Cost method)等[18]。考虑到国内尚未构建适合流程企业的碳排放外部损害成本的
计算标准,在综合分析了以上几种方法的优劣基础上,本文引入了LIME方法。此法基于环境负荷物排放量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且包含范围非常广泛,目前已纳入投入(资源的消耗)和输出(废弃物的排放)的物质数量达到1 000余种,都能够将其转化为货币价值予以评价。因此,比较适合流程制造企业的外部损害成本计算。其碳排放外部损害成本的计算公式如下:
WEIVi=∑m,ni=1,,j=1 WEIij×UEIVij
(4)
其中,WEIij为第i流程或节点的j种环境影响废弃物排放量;UEIVij为第i流程或节点的j种废弃物的单位环境
损害价值。
根据LIME数据库资料进行计算后,可得出各物量中心的碳排放成本,并将成本连接起来可形成与其碳素流路线相匹配的资源价值流图。从该图中,可确定碳素流在各物量中心的成本与废弃物损失价值、环境损害价值等数据资料,可为低碳经济的现场诊断、分析与决策、成本损失控制,甚至为整个资源价值流路线的优化调整,都能提供有用的信息数据。由此可见,碳排放成本核算模型通过追踪产成品和半成品在各个工艺流程的变化,能够量化资源流程的各个因素,激励企业管理层在产品开发、包装设计、原料选择等方面尽可能节能减排,实现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赢。其将内部碳流价值损失(碳排放内部成本)和外部损害价值相结合,能够为企业确定整改的顺序提供数据支持,从而使得企业改善后的内部碳流价值损失和外部损害价值最小化,符合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发展的要求。
3 钢铁企业碳排放成本核算案例分析
现代钢铁联合企业是复杂的“铁―煤”化工生产系统,工艺流程相对复杂。本文以国内某大型钢铁企业为例,根据其工艺流程,探讨其碳排放成本核算问题。
3.1 钢铁公司工艺流程及物量中心的确定
该钢铁企业主要采用长流程生产工艺。根据单位工序“流”中的CO2排放量的特点,考虑到碳排放产生比较大的工序,并依据不同设备的运行情况,可将该公司的生产线划分为五个物量中心:焦化物量中心、烧结物量中心、炼铁物量中心、炼钢物量中心和连铸轧钢物量中心。其相关模型构建见图5。
3.2 各物量中心碳排放成本的计算
钢铁企业碳素流贯穿了企业全部物量中心,因此,可以通过现场记录和实地测量的方式对各物量中心的输入、输出数据进行计量,得出各物量中心输出资源的碳排放内部成本与碳排放外部环境损害成本[19]。
3.2.1 碳排放内部成本核算
依据该钢铁公司各工序产品的含碳能源、材料的耗用量,按照碳元素流向含量进行划分,计算出各物量中心的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和系统成本,并按照碳元素的损失率计算出碳排放内部成本,计算结果见图6。
3.2.2 碳排放外部损害成本的计算
钢铁企业的碳排放外部损害成本的计算主要是按照现场诊断的数据,计算各物量中心的CO2数量,并予以标准化,借鉴LIME模型进行汇总计算。结合本案例钢铁企业CO2的碳排放量数据,其外部损害成本计算结果见表1。
3.3 基于碳排放内部成本和碳排放外部环境损害成本的双维度分析
根据上述钢铁企业各物量中心的碳排放内部成本和外部损害成本计算结果,可以进行碳排放内部成本――外部损害成本比较分析,见表1。
由表1可知,该钢铁企业在炼钢环节的碳排放内部成本较小,成本为157 573元,而炼钢环节的碳排放内部成本最大,成本为312 179元,而在碳排放外部损害成本方面,炼钢环节的成本较小,成本为9 667.7元,连铸轧钢的外部损害成本较大,为351 087.41元。企业在制定改善方案时,可据此综合考虑企业的碳排放内部碳素流成本和外部损害成本。
在本钢铁企业中,碳排放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炼铁和连铸轧钢两个物量中心。其中,炼铁的碳排放内部成本最大,因此,降低碳排放成本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减少所需碳量,即降低还原比(焦比和燃料比),采用先进的技术,如高反应性焦炭技术和含碳热压球团技术;二是降低对碳的依赖,利用天然气等氢系还原剂,以及废塑料的再循环利用,促使其内部碳排放损害成本向左边移动,则可减少碳排放损失成本。其次,连铸轧钢环节的碳排放外部损害成本最大,企业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否则,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产生相应的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问题,在节能减排和低碳经济中处于被动地位。反之,如果企业能够未雨绸缪,通过改善工业流程、加大设备投资来减少碳排放量,短期内企业可能会增加成本投入,利润随之减少,但利润减小的幅度可能小于外部损害成本的减少,在越来越重视发展环境问题的将来,企业将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流入。
使之标准化;③上表中参照2012年年末日元对人民币的实时汇率为1∶0.072 44,LIME系数(元/kg)为0.125 28;④炼钢工序碳排放所占比例小,其原因主要在于其能量主要来自于热铁水。
4 结论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通过对流程企业生产流程中元素流的追踪,探讨了企业碳素流的物量计算,并借鉴价值流与成本逐步结转方法,对企业碳排放成本进行核算。通过“碳排放内部成本――外部损害成本”的双维度分析方法,开展综合分析评价,可确定每个生产工艺的节能减排潜力。此外,结合案例对钢铁企业碳排放成本进行了数据计算与分析,使得钢铁企业准确厘清自身的碳排放成本,从而改善企业耗能结构和能源介质,以达到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模式创新。将此方法应用于实践,无疑可对流程制造业开展低碳经济、追求经济效益与环保效果同步提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方法上的推广意义。
本文的未来研究方向将集中到以下几点:
(1)建立适合行业特点的碳排放成本核算模型。影响流程制造企业的碳排放因行业的流程结构、能源结构及技术装备不同而各异,各行业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设计碳排放成本核算模型,用以帮助企业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2)建立流程制造企业的统一的碳排放成本核算标准和评价指标体系。流程制造企业的生产运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针对企业的碳排放成本问题,必须从整个制造流程入手,借助先进的计算机仿真技术,进一步建立行业碳排放成本考核指标体系,以有利于控制企业的碳排放问题,使企业在后德班时代企业竞争中争取更多优势。
(3)与其他流程制造企业一样,钢铁生产与其他行业在产品、资源提供、污染物处理上存在许多交叉和联系,共建工业生态园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必然趋势。因此,未来的碳排放成本管理研究将会针对工业园区的碳素流与价值流分析,设计工业园区碳排放成本核算模型,为工业园区的节能减排提供重要的管理工具,从而满足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发展战略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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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产能过剩;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753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5)05007906
一、引言
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最早可以追溯到1976年,宁波和开封的两家工厂开始制造太阳能电池,这是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开端。1986年中国从丹麦进口了风电机组,随后不久进口太阳能电池生产线。但直到21世纪初之前,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都处于低速发展阶段,技术和工艺水平虽然有一定提高,但与国外相比差距仍然巨大。2004年是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转折点,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开始起草,2005年开始颁布施行,极大地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2004年至今中国风电装机规模增长了七十多倍,光伏装机规模增长了一百多倍。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带动了上游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并逐渐具备一定的出口能力,成为世界新能源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中国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不仅面临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技术、市场、产业和政策等问题,而且还面临国际市场上贸易摩擦增多、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经济合作受阻等瓶颈。提升中国新能源装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和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是破解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难题的关键,也是当前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相关研究
新能源装备主要包括太阳能装备、风能装备、核能装备、生物质能装备、海洋能装备和地热能装备,中国具有出口能力的主要集中在太阳能装备和风能装备,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领域。2008年国际市场环境非常有利于太阳能光伏产品的生产,特别是美国新能源政策带动了光伏产业的发展,大量中国企业快速进入这一行业,成为光伏产品的代工厂,还有一些企业在美国成立承包光伏发电项目的子公司。这一时期的国内研究多集中在采用何种商业模式来促进光伏产业的发展,刘仰焰和沈玉良[1]对光伏企业加工贸易生产控制模式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对光伏企业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上游多晶硅料件市场价格,而进口料件和出口光伏产品的模式更适合民营企业的发展。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仍有很多研究注意到光伏产业的潜在危机,孙广彬[2] 认为中国光伏产业存在企业规模偏小、低价无序竞争和自主创新能力低等问题。顾列铭[3]认为中国光伏产业缺乏核心技术,光伏产品约九成都依靠出口,过于外向的市场导向使中国光伏产业隐忧多多。
2012年7月德国光伏电池组件企业联合向欧盟委员会申请对中国光伏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从此中国光伏产业遭遇出口危机,2012年出口额同比下降三成,出口数量同比下降近一成,出口价格则同比下降三成。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分析中国光伏产品出口贸易现状与问题,邢章萍[4]认为应正视光伏“双反”。陈晓梅和孙梦溪[5]认为高额惩罚性关税引发了光伏产业困境,提出应引导光伏产业进行优化整合,提高产品竞争力,同时扩大内需,解决产能过剩。孟祥铭和隋欣[6]使用2008―2013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数据,基于CMS模型分析了中国光伏产品出口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市场规模效应一直为正,说明世界光伏市场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而出口市场结构效应存在波动性,主要是由于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市场过于集中,也表明中国光伏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下降。
中国风电装备的发展与太阳能光伏装备类似,十年前中国风电装备基本依赖进口,在风电装备发展早期,学者们多数在探讨如何实现进口替代。叶瑛莹和赵媛[7]认为中国风电机组国产化率太低,2003年国产化率为12%,风电机组的进口依赖过高导致发电成本和价格过高。刘家澄[8]认为中国不能长期依靠进口发电设备,必须走风电机国产化的道路,并对风电机国产化进程提出建议。这一时期也有学者担心国内风电装备制造业是否会受到国外冲击,施鹏飞[9]认为国外风电市场空间较大,外国制造商对中国市场暂时还无暇顾及,应抓紧风电装备制造企业的发展。随着中国对风电装备制造的持续扶持,以及大量国内风电装备制造企业的进入,2003年之后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业开始逐渐有竞争力,并高速发展,2010年培育本土风电装备制造业和降低风电成本的目的已经达到。
2011年之后中国风电市场发展放缓,风电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开始减速,这一领域的企业不得不积极开拓国外市场,不过此时世界风电产业也都进入低谷,风电装备制造业开始出现产能过剩。时Z丽[10]从风电的技术、装备和市场发展等角度总结了世界风电产业的进展,分析了2008年之后美国、德国和西班牙等风电大国政策的调整和支持风电发展的实际行动,认为中国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应及早准备,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周原冰等[11]对西班牙风电发展情况、电源结构和电网特点进行了介绍,分析了其在促进风电消纳和保障电网安全运行方面的举措,提出了推动中国风电与电力系统协调发展的启示和建议。2010年之后很多学者开始注意产能过剩问题,但对于“过剩”的概念仍存在分歧,王晓慧[12] 提出风电产业不能简单地定性为产能过剩,如果说过剩,也是相对过剩,更准确地说,是在较低水平上的相对过剩。王立国等[13]认为只是低端的风电装备出现过剩,他们建议发挥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的作用,加大行业发展专项研发投入,落实新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培养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理性投资观念,打造国内企业的成本和质量优势。
三、新形势下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趋势
国际能源有效需求不足、碳排放交易低迷和“双反”等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是否意味着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前景堪忧?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发展趋势如何,中国新能源装备的国际市场地位如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将有助于中国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发展路径的选择和产业升级的风险预测。
1新能源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国际需求不平衡
根据英国石油和天然气巨头BP的《2014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3年世界发电量约为23 127太瓦时,同比增长22%。可再生能源消费(包括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大幅度提高,从2002年的2409太瓦时增加到2013年的1 2343太瓦时,年均增长率达到15%,占全部电力消费的比重从17%提升到53%,远远超过了同期世界总发电量年均增长33%的速度。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快速增长与近年来各国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密切相关。面对未来能源供应不足的危机和环境污染,为了寻求稳定充足清洁的能源来源,世界各国都把发展可再生能源列为本国能源政策和战略的重要内容。
2013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新能源消费量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核能方面,欧盟和美国的核能消费量比较大,约达到200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核能消费量的687%,日本自2011年地震海啸核泄漏事件后的核能消费持续下滑,2013年仅为33百万吨油当量,比2012年下降186%。水能方面,中国处于领先位置,占世界消费量的24%。风能方面,欧盟和美国消费量相对较大,中国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2013年比2012年增长378%。相对于其他能源而言,太阳能、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消费量较小,欧盟表现尚佳,2013年其太阳能消费量为187百万吨油当量,比2012年增长173%,占世界太阳能消费量的662%,地热能和生物质能消费量为384百万吨油当量,占世界消费量的352%。其他经济体虽然基础薄弱,但也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2013年非OECD国家太阳能消费量比2012年增长846%,地热能和生物质能等新能源消费量增长91%。整体来看,虽然新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发展迅猛,但在世界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依然偏低,改善传统能源结构的作用尚未发挥。一方面,作为新兴产业,新能源产业尚无坚固的发展基础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可预测的外部冲击对新能源产业的发展造成了致命性的打击,并且这种影响不能在短时期内消除。另一方面,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不同消费水平也暴露了新能源产业发展进程中新能源技术及其导致的成本收益差异的重要性。虽然新能源具有清洁和可持续的良好特性,但在技术条件限制下的高昂成本,迫使大部分国家仍然依赖化石能源发展国民经济,中国有80%的发电量来源于煤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2世界新能源装备进出口额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2013年世界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总体呈下滑趋势,主要新能源装备进出口额包括多晶硅(含硅量不少于9999%)、光敏半导体器件(主要为太阳能电池)、其他非电热的快速或贮备式热水器(主要为太阳能热水器)和风力发电设备等。2013年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中国新能源装备进出口额2012年分别下降22%、25%、21%、55%和4%。2013年日本进出口额达到1396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23%,增加额主要来自于进口额的大幅增加,从2012年的484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66亿美元,增加了80%,其中部分原因是日本核能产业停滞和后退,使其不得不转向其他能源发电,2013年太阳能消费量比2012年增加了754%。国际需求不足仍然是新能源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此引发的新能源产业贸易摩擦冲突将会越来越多。2013年世界出口国受到反倾销调查的案例有283件,比2012年增长354%,反补贴调查为33件,比2012年增长435%,也是1995年以来件数最多的一年。尽管世界经济复苏在望,但财政悬崖和新能源出口市场补贴削减等仍然存在,金融改革尚未完成,金融风险、新兴市场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等相互叠加的经济下行风险已然出现。出于对新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重视和对市场脆弱性的担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对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造成了不利影响。
四、中国新能源装备的国际市场地位
1国际市场占有率低,国际竞争力弱,易受外部冲击
2009年中国风电装备出口额比2008年增长-284%,2010年继续大幅下降,年增长率为-626%,2011年转而上升5200%,2013年出口额几乎没有变化,增长率仅为01%。中国已经成为连续多年遭受“双反”调查最多的国家,除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外,与出口的新能源装备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不高和薄利多销的贸易政策也不无关系。制造优势是中国新能源产业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也导致了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过多集中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易受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表现为出口额增长率上下波动幅度很大和国际竞争力弱。中国多晶硅、风力发电设备和非电热热水器等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均低于10%。随着新能源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并没有快速占有国际市场,暴露了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偏低的事实。核心技术和技术创新缺乏,创新性复合型人才匮乏,难以获得多晶硅高端提纯、风机整机的研发与设计和关键零部件制造等先进技术,在关键环节受制于人。在核心技术和有效行业规制欠缺的情况下,大量企业涌入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形成了恶性的低价竞争,扰乱了市场秩序,危害了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政府扶持环境一片向好,但财政补贴、政策扶持工具与方法有时过于简单化和流程化,不仅降低了政策效果,而且容易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打击。
2结构性失衡严重,产能过剩和技术缺位并存,国内能源问题未得到有效缓解
2013年中国光敏半导体器件(主要为太阳能电池)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40%,成为新能源领域的领头羊,其他新能源产品则表现平平,徘徊不前。近些年,随着中国自主创新的增多,存在贸易逆差的产品逐渐减少,2009―2013年一些产品的净出口额从负转正。但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仍然欠缺,在相关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上与国外先进技术有很大差距,需要大量进口。2013年世界新能源企业500强中, 中国企业占据147席,但大都居于后列,前10名为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企业,前50名中仅有3家中国企业。从商品结构来看,出口结构与进口结构失衡,新能源装备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多,技术密集型产品少,加工成分大,附加值低,技术落后仍然是中国新能源装备的发展瓶颈,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因而也难以撼动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
从贸易区域结构来看,中国新能源装备的出口区域结构在2012年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风力发电设备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从2012年的390%突降到2013年的05%,对德国从2010年的53%下降到2013年的02%,对南非从2009年的不到01%增加到2013年的215%。多晶硅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从2011年的56%下降到2013年的09%,对法国从2009年的39%下降为2013年的02%。光敏半导体器件(包括太阳能电池)对法国的出口额占全部出口额的比重从2009年的26%下降到2013年的04%,对德国从2009年的351%下降到2013年的31%,而对日本则从2009年的20%增加到2013年的200%,对南非从2009年的01%增加到2013年的31%。中国主要新能源装备出口在欧洲市场和北美市场全线下跌,出口额大幅度下降,有的产品转向亚洲市场和非洲市场。中国新能源装备出口结构的变化,固然有经济危机和贸易保护的原因,但出口市场不平衡和对某一市场过于集中的特征,不仅增加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出口风险,在贸易条件改变的时候增大了企业面临破产和退出市场的概率,而且也增加了贸易摩擦的可能性。
从能源生产结构来看,目前中国仍以原煤为主要能源,2013年占能源生产总量的756%,相比2004年的771%,占比并没有大幅度变动。水电、核电和风电生产量在2013年达到37 060万吨标准煤,占能源生产总量的109%,仅比2004年增长约3个百分点。中国致力于发展新能源产业,在发展战略上相对偏重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出口份额,忽视了新能源装备在国内的应用,有体制的原因,如上网电价实施步伐缓慢和电力价格体制改革滞后等,这不利于传统能源结构的改善,不仅国内市场得不到开发利用,而且在输出清洁能源的同时把生产时所附带的污染和高碳排放量留在了国内。
五、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路径和产业升级风险
1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路径
产业升级存在风险并不是新能源产业安于现状的理由,只有升级到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阶段,才能保证产业长期快速健康发展。不同国家的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不同,升级路径和政策也不同,但主要是通过推动企业创新技术、产品、生产过程和功能以及拓展产业链等路径来实现。就发展路径而言,附加值和国际市场占有率同时提高是最佳选择。由于现实情况的存在,二者不能兼顾并且前者的难度更大,在过去十几年中,各个国家的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凸显了多种发展路径。
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比较优势,以在新能源装备中贡献较低附加值为代价,提高其国际市场占有率,随着新能源产业的成长和市场力量的增加,进入高附加值产业链。美国作为新能源产业的领头羊,一度在产业链中占据关键环节并贡献了高附加值,但随着其他经济体的参与份额增大,美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逐渐降低,这一特征也出现在在新能源领域领先的其他国家身上。如日本光敏半导体器件(主要为太阳能电池)的出口额从2003年占世界出口总额的36%降为2013年的12%。相反,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都有可观的提高。
二是发达国家在新能源产业的领先地位没有实质性受损,并且获得了新能源产品的真正价值。新能源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的是低碳减排、改变传统能源结构和应对未来的能源危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到新能源产业链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获得高附加值,而且在制造新能源产品过程中由于使用煤等高碳能源可能违背节能减排的初衷,存在高消耗本国能源为他国供给低价节能产品的负效应。
三是在致力于参与到新能源产业链的过程中,有些企业即便获得了较高的生产能力和出口优势,也并不一定能进入到核心和高技术含量环节,通过继续加大投资和收购兼并进入相邻环节往往是该产业企业进一步采取的措施。或者复制发达国家产业发展初期的路径,即进口产业发展相对落后的其他国家的中间产品和服务,提升其在新能源产业多个环节的主导地位。或者调整产业结构,更新产品目录,开辟国内市场,以扩大国内消费为目标,缓解国际市场上的产能过剩问题。
2新能源装备产业升级的潜在风险分析
提高生产率和附加值是摆脱粗加工、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和促进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式。在升级过程中,由于初始条件、外部环境、国际规则和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来相应风险。
一是新能源装备制造技术存在转让和自主创新双难困境。新能源装备制造业核心技术掌握在美欧日等国家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承接了价值链上的中下游环节,能耗高、劳动力密集和“加工厂”是处于该环节的企业的共性。与其他产业相比,新能源装备还有用清洁可持续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发展目标。因此,发达国家为了长期获得新能源产业核心技术的创新收益和新能源应用的环境收益,在技术创新、使用和转让方面设置诸多壁垒。然而,越不发达的国家在技术方面越处于弱势,研发能力有限,整体水平不高,需要更多帮助。另外,技术转让也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在产业的初始阶段得到迅速发展,但在中后期阶段易受到牵制,成为技术的跟随者,不利于自主创新。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文献引证分析报告,国外新能源专利引用次数是国内新能源专利引用次数的2―3倍,其中美国专利被中国引用的次数最多。在原始创新层面,国外专利具有集成创新性质,即通过整合不同领域的技术进行跨领域创新,中国的创新模式则更接近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基础相对薄弱,涉及领域较窄,局限于本领域创新。
二是路径依赖下发展模式转型存在生存风险。产业升级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中国新能源产业属于新兴产业,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在发展模式上走的是传统加工贸易老路子,利用制造环节的优势快速扩大生产规模,获得行业地位。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用长期效率换取短期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过于集中制造环节,市场开发、产品营销和应用等环节必然相对薄弱,高昂的转换成本和难以兑现的短期利益把新能源企业限制在低附加值的经济活动中,成为新能源产业升级的现实困难。这种发展路径附带的产能过剩负效应更使得企业无暇顾及长远发展规划。
三是产业升级过程中会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固有利益,而利益相关者将利用权利介入经济活动。在税收增长和政绩目标下,地方政府官员更为关注任期内地方经济整体发展、产业升级后的短期效益、当地就业、居民收入和社会影响,面对产业升级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风险,有可能通过改变政策支持内容和方式影响新能源产业升级。与新能源企业依存度很大的供应商和销售商等上下游企业,将会考虑产业升级后订单大幅度变化对自身经营的影响,都有可能阻碍产业升级。
四是产品功能升级产生的影响给市场结构带来风险。产品质量和行业标准提高后,企业生存、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条件自然发生相应变化。企业面临兼并、重组、破产和倒闭的风险增大,新企业进入门槛提高,如2013年世界新能源企业500强中,中国企业比去年减少24家。新能源装备国际市场占有率在短期内也会出现下降,进出口贸易总额出现下行压力。另外,市场经济具有系统性,某一环节的技术水平提高,但其他相关环节的创新相对滞后,企业需要重新配置生产要素和协调生产活动。
六、政策启示
积极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和升级,对一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增加国际市场上的进出口额可显著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但也存在潜在的风险。对于中国而言,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市场份额扩大和发展战略内在统一,并促进节能减排和能源结构转型。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下的“加工厂”模式,迅速增加了中国新能源装备的进出口额,提升了国际市场地位。同时,中国也意识到低附加值和环境效应问题,积极通过出台政策推动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链升级和延伸。但受技术水平和市场环境的影响,以及低附加值、产能过剩、贸易壁垒和体制约束等难以在短时期得到解决的客观问题,致使中国新能源装备制造业的未来发展之路成疑:积极扩大出口贸易规模的工业型发展战略与新能源产业发展战略是否长期一致?是否存在其他占优发展路径?基于此,可归纳出中国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发展的政策框架。
1创建和改善进入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价值链的前提条件和环境,避免产业升级风险
利用中国在新能源装备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优势、竞争优势、集聚优势和基础设施优势等,以互利共赢为原则,搭建与新能源领域领先企业紧密合作的贸易平台,优先鼓励和支持技术和技能合作。改善技术投资的环境,为人才引进培育开辟绿色通道,完善专利政策,保护技术创新,搭建专利技术、投资渠道、技术团队和生产销售团队之间的对接平台,突破技术成长初期资金、营销、管理和品牌等企业运营方面的限制,缩短技术与市场应用之间的距离。对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域的技术创新从技术含量、复杂程度和价值创造等方面进行细化分类,就其在产业链中的层次地位和关键性设定不同的发展目标、战略定位和政策支持。将技术升级与新能源产业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对技术的强烈关注可能致使出口份额下降和发展速度缓慢,因而进入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价值链的发展规划应以中长期为主,将新能源装备出口贸易的评价标准界定为价值创造的绝对贡献和关键性突破。
2构建国内生产能力,打造产业升级空间
立足于产业和经济的整体发展战略,促进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效益最大化,扩展其在促进产业发展、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的贡献。以新能源装备领域的领先企业为龙头,建立产业集群,促使中间产品和服务出口在集群内转移,制定有效的行业标准,帮助集群内企业提升技术和工艺标准,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和惯例,应对国际化的挑战。建设有助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服务平台和基础设施,支持和鼓励新能源装备技术领域的创业,适当放宽新能源装备领域的审批限制,设计全面系统的创业扶持政策框架。培育有效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环境,制定相关的价格操纵和垄断治理政策,分类制定资源税以提高稀缺资源利用效率。
3调整和协调进出口贸易和投资政策,提供法律和相关支持
新能源装备生产过程中进口瓶颈是产业发展的最大潜在风险,借鉴历史经验,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策制度和经济活动分别制定贸易投资政策,建立关键零部件贸易的预警机制和防范机制。增强国内企业与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议价能力,为其进入高附加值产业链的经济活动提供政策支持和配套措施,支持和促成集体谈判,增加制衡谈判力量。加强政府和企业双方面协调合作,规避、预防和有效抗击“双反”等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行为。设置新能源装备进出口贸易的法律法规培训课程,加强政策领域、法律领域和相关制度之间的协调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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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在人们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它关系到人们的吃穿住行。安全高效的畜牧业发展在我国目前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三聚氰胺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更坚定了我国政府把食品安全和发展绿色农牧业提高到了战略的高度,生物饲料正是国家食品安全战略中涉及的重要内容。在国家生物农业发展规划中,生物饲料的发展是优先发展主题。
发展生物饲料不仅是畜牧业发展和食品安全的保障,而且能大大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生物饲料可以替代抗生素,切断经过食物链乱用抗生素、激素等对人类健康的危害。过去几十年里,动物养殖过分依赖抗生素等药物,产生了诸多问题。动物饲用抗生素后引起耐药菌株扩散,对动物、人和环境生态造成严重危害,并引起动物菌群失调, 抑制动物的免疫力,继发二次感染,导致畜产品药物残留,影响人类健康。一些饲料加工企业和养殖户为了追求商业利润,大量使用激素、违禁药品,如瘦肉精和其它药物添加剂,这些物质残留在畜产品内,经食物链进人人体,也会导致一系列疾病如儿童早熟,成人肥胖。由于饲料中长期使用抗生素、超量添加重金属、砷制剂导致畜禽粪尿中含有相应物质,排放到农田、河流,导致生态污染也日益严重。我国农业部对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湖南、江苏、上海、河南等8个省、市、区500多家饲料生产经营及养殖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违禁药品检出率依然高达198%。这些问题已经危及到人类的安全,食物的安全和农牧业的持续发展。因此,从饲料加工和动物饲养环节,严格控制畜产品的品质和食品安全是21世纪我国畜牧业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生物饲料的发展促进人畜争粮矛盾问题的解决。据有关方面估计全世界每年约有纤维素资源1000亿吨,我国约有50亿吨,这些农作物秸秆大多数用作燃料和肥料,即使作为饲料的极少部分也多采用传统的直接饲喂的方法,消化利用率极低。若将秸秆、谷壳进行微生物处理,则可大大提高饲料的转化率和动物机体的消化吸收率。我国农业废弃物的干物质总量超过6亿吨,如果能利用其中20%作饲料,就可节省1000亿吨粮食,相当于我国“九五”计划提出的粮食增产500亿千克指标的1倍。据专家预测,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最高峰16亿时,粮食的总需求量为7.43亿吨,超过目前生产能力的50%,同时耕地面积进一步缩小,大约只有现在的80%。到2010年、2020年、2030年我国粮食原粮需求的38%、43%、50%将用作饲料。针对我国饲料资源严重短缺的现状,建立新型饲料资源开发与产业化示范的技术体系,提高我国常规和非常规饲料资源的开发利用水平,增加饲料原料供给,以缓解我国饲料资源短缺,是我们今后的主要工作任务。利用微生物发酵工程和基因工程等生物技术手段,筛选脱除有毒有害物质、提高蛋白质消化利用率的单一或复合菌株,建立节能型发酵工艺和装备,从而生产新型生物饲料。
今后生物饲料的发展仍是我国乃至全球饲料发展的重点,目前全球饲料产量已超过6亿吨。发达国家的饲料业已进入稳定发展时期,但发展中国家今后仍将比较快速的发展,全球饲料业仍将保持2%~3%的增长速度,这将带动生物饲料的快速发展。根据我国饲料工业的发展规划,2010年全国配合饲料生产能力需达到1.4亿吨,配合饲料产量1亿吨,浓缩饲料1000万吨,预混合饲料500万吨,饲料添加剂基本实现国产化,而我国饲料工业整体水平还达不到90年代末国际水平。
非常规饲料资源是指在传统的动物饲养中未作为主要饲料使用过以及(或)家畜家禽商品饲粮中一般不用的饲料。非常规饲料资源面广、种类多、量大,而且一般没有进行科学的、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在这个意义上,非常规饲料资源中有些可以称得上是有开发前途和利用价值的“新型饲料”。在我国,非常规饲料资源主要指作物、树木和家畜家禽生产过程的废弃物以及人们消费食品的加工下脚料等。
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常规饲料越来越满足不了畜牧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开发利用非常规饲料资源就成为解决饲料短缺的重要措施。对于家畜来说,非常规饲料资源(NCFR)是既有能量又有蛋白质的重要饲料来源(在2000年分别占到代谢能和粗蛋白产量的36%和26%),几乎与主要的农作物同样重要,后者在2000 年的贡献是将近42%的能量和39%的蛋白质产量。研究表明,以质量分数为45%的平茹菌糠代替等量的麸皮进行生长猪比较试验,结果菌糠组平均日增重504g,比麸皮组提高了1403%;又有试验用木薯制取淀粉后的渣渍转化的菌体蛋白饲料配以其他料饲喂猪、鸡,增重效果、饲料转化率接近于蛋白质含量为14 %~15 %的配合饲料;糖颗粒是玉米生产葡萄糖时的副产品,可代部分玉米等能量饲料,内蒙古赤峰地区的一些饲料厂在蛋鸡产蛋高峰料中添加量为13.5%,在肉仔鸡4 ~6 周龄料中添加量为12%,并用土霉素渣和酶化血球蛋白粉等非常规原料,养殖户反映效果良好,市场需求量大。因此,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加大对非常规饲料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将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非常规生物饲料的研究主要是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些学者或企业以农作物秸秆通过微生物发酵制成了鱼用发酵饲料, 并结合施肥和水质控制管理进行罗非鱼、鲢鱼等鱼类的养殖。结果表明,饵料系数为4,养殖效果良好,投入与产出比为1∶1.8。还有一些学者利用解氰、脱脂、脱酚、解碳、解磷和降解纤维素的多元菌株与谷壳、秸秆类农业废弃物和其它饲料配合发酵,生产秸秆发酵饲料,也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秸秆饲料的转化率,从而达到促进消化和生长的目的。这类饲料最大的特点是能量和蛋白不足,较适于母猪和节粮型畜牧业。此外,也有人把农作物秸秆(如麦秆、稻草、玉米秆、花生壳等) 生产成为鱼生物饲料;另一方面,利用农副加工废弃物开发的生物饲料即利用酒糟、豆渣、糖渣等以及水产加工废弃物等与其它原料配合,经微生物发酵加工而成的饲料。这些非常规饲料添加到畜禽日粮中,起到节约常规饲料,促进畜牧业生产的作用。非常规饲料资源面广、样多、量大,而且一般没有进行科学的、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在这个意义上,非常规饲料资源中有些可以称得上是有开发前途和利用价值的“新型饲料”。
非常规饲料资源对于家畜来说,是既有能量又有蛋白质的重要饲料来源,几乎与主要的农作物同样重要。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印度等都开展了以淀粉渣为原料采用曲霉和酵母联合生产菌体蛋白的研究;J.N.Nigam研究用菠萝罐头厂的废液为原料,利用产朊假丝酵母(Candida utilis)NRRL-Y900去除该废液中90%一95%的COD(化学需氧量)的同时,得到微生物蛋白; M.Ibrahim Rajoka用双氮纤维单细胞菌(celluomonas biazotea)发酵耐盐多年生的杂草来生产微生物蛋白并对其最佳发酵条件进行研究;法国利用黑曲霉将次等香蕉转化为高蛋白质动物饲料,经过48小时固态发酵后,产品蛋白质的含量可达20%,比原料提高了7倍;德国采用镰刀菌进行固态发酵甜菜渣,可获得粗蛋白含量为24%的蛋白饲料等等。
内蒙古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草原畜牧业基地,有草地8888万公顷,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6818万公顷,占全国草场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且有非常丰富的非常规饲料资源,资源面广、种类多、量大,而且一般没有进行科学的、大规模的开发利用。内蒙古得天独厚的天然草原构成了我国畜产品生产巨大的优势资源,大力推进内蒙古非常规生物饲料发展,提高生产水平,对推动农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增加农牧民收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推动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和生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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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屋建筑施工;节能技术;应用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各种资源能源的消耗也是极为巨大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为此我国提出了节能减排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从我国发展的基本情况来看,能源短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情况不容乐观,通过节能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的达到节约资源,提高能源利用率的目的,特别是建筑行业,因为施工中会消耗很多的能源,节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今在房屋建筑施工中应用节能的理念已经得到了业内人士的普遍共识,对其的研究工作在不断的深入。文章主要对房屋建筑施工中的节能技术的具体应用进行了探讨。
1 房屋建筑施工中采用节能技术的重要意义
建筑行业在改革开放的这些年中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一栋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不仅改善了我们的居住环境,也美化了我们的城市。但建筑行业由于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会耗费大量的能源,房屋建筑施工在建筑行业中耗费的能源是居于前列的。从另外的角度来说,我国在房屋建筑施工上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如施工技术不成熟、科学技术的研发力度有待于提高,这些问题都直接导致了能源的利用率比较低,很多不必要的浪费常常出现在施工中。如今能源已经出现了短缺的问题,所以在房屋建筑施工中应用节能技术是必要,也是必须的。在房屋建筑施工中应用节能技术能够使施工成本得到大大降低,还能够保证房屋建筑的整体质量,施工单位能够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还能够提高企业的整体形象,也有利于其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这对于企业的良性发展无疑是绝对的利好消息。此外,更为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能够提高我国建筑行业的整体节能管理,使节能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实现能源的科学利用,有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2 房屋建筑施工中节能技术的基本要求与原则
那么节能技术的内涵是什么呢?所谓的节能技术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来分析施工过程中的能源利用情况,针对能源消耗及浪费的具体内容,积极寻找可以节约能源的空间,以实现节能的目的。将节能技术应用在房屋建筑施工中主要要遵循两个原则:(1)科学降低能源使用量。(2)有效提高能源使用率。要想实现房屋建筑的节能要求主要是通过加强房屋建筑的密封性,提高房屋结构的热阻值等。
3 房屋建筑施工中节能技术的具体应用
3.1 房屋外墙施工的节能技术
外保温系统防水漏气、房屋保温层结构设置错误和建筑结构的裂缝都是会影响房屋墙体的保温水平的因素,这就需要我们重点关注这些问题。通常情况下,相比于内墙,外墙的保温效果要更加突出,但是在施工其所需要的施工材料和成本都比较高,并且粘结性较差,一不小心就容易出现渗水和脱落的现象。所以在外墙保温上我们着重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节能施工必须要以施工图纸规定的砖块排列方式来进行砌墙,施工人员要考虑到墙体裂缝与热阻等问题,采用整砖平齐法砌筑空心砖承重墙,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墙体的质量。(2)在保温材料的选择上要特别注意,现如今的保温材料有很多,主要包括聚苯颗粒保温料浆,它在技术上的操作比较简单,对于处理墙体开裂的问题比较出色。而另一种主要类型是蒸压粉煤灰添加气混凝土,作为比较新的保温材料,它的保温效果很好,是环保节能的绿色建材。(3)外墙保温施工中要以施工图纸的要求为根本出发点,将墙体外的杂物清理干净,在墙体两端或墙角处开始施工水泥浆砂铺砌厚度为5公分左右。铺砌完成后,处理好残留物,要将防潮和保温工作及时做好。
3.2 房屋门窗施工的节能技术
选择合适的门窗材料是门窗的节能施工首先要做的工作,这其中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材料的价格和实用性。通常情况下,铝合金以及塑钢材质的门窗所具有的导热性能要好于塑料材质和木质的;单层玻璃导热性能要好于双层的,这样看来选择塑料或木质的单框双玻璃门窗性价比更高一些,不仅能够实现节能,而且比较经济。门窗安装时要将工作的重点放在检查门框角的垂直度上,检查门窗的雨水渗漏性、空气渗透性和抗风压性,保证质量合格。为了更好的实现门窗的防渗水性,在框扇间进行密封处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用水泥浆砂填充门窗边界与墙体间的裂缝和交接处以及窗台等,使房屋的密封性更好。主采光房间要对窗体和墙体的比例和窗户的位置进行合理安排。
3.3 房屋屋面施工的节能技术
房屋屋面节能技术主要是考虑屋面板和防水层之间保温材料的设置,这就需要选择良好的保温材料,需要拥有较高的强度、较低的密度、吸水和导热性能较弱等特点。如今在市场上具有这样性能的材料并不少见,比如加气混凝土块、聚苯乙烯板、水泥沥青珍珠岩板等板状块,珍珠岩、炉渣、陶粒、浮石等散料加水泥的胶结料,岩棉、玻璃棉和废聚苯粒等袋装松散料。屋面反铺法是现阶段具有良好防水效果的一种施工方法,其是将防水层置于保温层以下,它的施工比较容易操作,而且成本比较低。将质量比较好的保温材料设置屋面结构中的反射层、隔热层可具有良好的隔热性。
3.4 房屋建筑中太阳能的利用
众所周知,太阳能是一种清洁的能源,并且可再生,所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青睐,在房屋的建筑中应用太阳能是很好的节能措施。太阳能能够提供丰富的电能和热能,人们的很多生活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通过利用太阳能的安全可靠、维护简单、操作方便和不应受外界环境影响的多重优势,可以将节能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4 结束语
通过文章的分析使我们充分了解到在建筑中应用节能技术可以说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有利于推动能源的合理利用,进而更好地践行能源节约的理念,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应进一步加大对房屋建筑施工中节能技术的科技投入力度,施工单位在能源利用上要有一定的规范制度。当然最为基本的还是要在施工安全和质量都能得到保障的基础上来加强能源的节约利用力度,进而打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建筑精品工程,让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能够更加舒适、安全,也为构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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