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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北京地区 保本收益 理财产品 市场调研
(本文为北京联合大学“启明星”科技创新大赛资助项目,项目成员包括郭航,罗敏,高冉,张赛,匡虹桥,王斯婷,指导教师为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杨宜教授)
一、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通过对回收的400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发现:
性别比例:有178位男性,占样本的45%;有222位女性,占样本的55%。
年龄分布比例:有47人在21―30岁之间,占样本的11.75%;有153人在31―40岁之间,占样本的38.25%;有169人在41―50岁之间,占样本的42.25%;有31人在51―60岁之间,占样本的7.75%。
收入分布比例:有11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占样本的2.86%;有80人月收入在2000―5000元之间,占样本的20.00%;有165人月收入在5000―10000元之间,占样本的41.43%;有144人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占样本的35.71%。
受教育情况分布:初中及初中以下有22人,占样本的5.5%;高中或中专有38人,占样本的9.56%;本科或大专有225人,占样本的56.3%;本科以上有115人,占样本的28.64%。
以上比例基本符合样本控制要求。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产品现状评价结果统计
从被调查者的满意度来看,有79.5%的人认为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在收益、风险等方面一般,其次有9%的人认为很满意,有7.25%的人次之,认为不太满意,最后有4.25%的人感觉非常不满意。
(二)受调查人群对北京地区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投资预期
43%的被调查者对于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年收益率的预期为3%-4%,42%的被调查者预期在4%-5%,而预期收益在5%-8%,8%以上,或者对预期收益没概念的分别不超过总人数的5%。被调查者中,16%的人对银行理财产品能否获得预期收益很有信心,8%的人没有信心,71%的人半信半疑,还有5%的人不在乎。
被调查者在投资中对于风险,有23%的人偏好低风险保值增值,22%的人偏好高风险高收益,但是占据大多数的还是中等风险中等收益,比例为55%。
在调查中,被调查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的顾虑因子,程度由小到大为政策变化、不保本、投资风险大、起始金额高、自身对产品认知程度低、预期收益率低、流动性差。银行理财消费者的这些顾虑因素给银行设置理财产品和推广理财产品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被调查者在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时的困扰,程度由高到低为:银行理财产品设计复杂,难以理解;对银行及其产品市场的相关信息了解不及时,难做决策;购买时,不知买入多少合适;缺乏专业常识,不知如何选择;无法判断产品的可靠性;其他。
被调查者对理财产品的发行方关于理财产品标的物的关注情况为,20%的人从不关注,27%的人不怎么关注,21%的人关注度很高,32%的人仅在购买理财产品是稍做了解但之后并不会十分在意。
被调查者对不同特征的理财产品的倾向程度由高到低为信用风险小、起始金额低、收益率高、存期短、附加增值服务、购买人数多、新增产品服务,其中后三者对投资者的影响较小。因此,银行在向客户提供理财产品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信用,提高信用等级,减小信用风险,让顾客对投资理财提升安全感。
被调查者愿意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主要集中在1年以内,其中1个月以内的占19%,1-6个月的占50%,6个月-1年的占24%。而1-2年的仅占6%,2年以上的仅占1%。因此,为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消费倾向,银行应多投入期限为1-6个月的理财产品。
(三)其它相关因素的分析
被调查者在认购理财产品时,28%的人对宏观形势的关注度比较高,45%的人偶尔关注宏观形势,27%的人从不关注宏观形势。
被调查者中,52%的人倾向购买四大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17%的人倾向购买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理财产品,12%的人倾向购买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9%的人倾向购买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剩余10%的人倾向购买其他类银行的理财产品。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方式,3%的被调查者主要通过手机购买,22%的人通过网上银行购买,占绝大多数的购买方式还是柜台认购,高达75%。
被调查者了解银行理财产品的渠道有广到窄为:银行营业厅宣传,理财人员介绍,户外广告,报刊杂志,亲朋好友介绍,手机广告宣传,电视广告,其他。
三、北京地区银行保本收益理财产品市场存在的问题及结论
(一)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相对其他品种理财产品所存在的问题
1、同质化现象较严重
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由于其保本的特征,需要较强的风险控制水平和较稳定的收益水平。同时,客户也会关注于该类产品的稳定收益水平。但是,这也带来了该类产品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
首先,为了保证收益的稳定性,商业银行往往会侧重于选择风险性较小、收益性较稳定的投资产品作为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标的物。但这也带来了理财产品标的物较为单一的现象。北京地区保本理财产品的标的多集中于债券、信贷资产、外汇汇率上,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理财产品较为单一。
其次,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保本理财产品的客户群体更倾向于1年之内的短期理财产品,对于期限大于1年的产品基本没有购买欲望。这一方面导致了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期限结构的同质化,另一方面也局限了商业银行选择更多标的物,商业银行会更加倾向于期限较短的标的物,加剧同质化现象。
最后,我国的保本类理财产品的客户对四大商业银行的认同度很高。而目前四大行的理财产品种类并不是很多,标的物、期限结构等较一致。而客户对于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较为丰富的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认同度不高,也使得同质化现象趋于严重。
2、存在营销问题
商业银行为了增加客户对于本行理财产品的购买意愿,会在理财产品营销过程中用带有诱惑性、误导性的言语渲染预期收益率,刻意淡化产品设计上的固有缺陷和投资存在的市场、利率、汇率、操作、流动性等风险。这使得客户对于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认知出现偏差,风险增大,对风险与收益缺乏正确认识,增大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营销风险。
(二)对北京地区银行保本收益理财产品市场的结论
1、客户满意度较低
从被调查者的满意度来看,有79.5%的人认为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在收益、风险等方面一般,其次有9%的人认为很满意,有7.25%的人次之,认为不太满意,最后有4.25%的人感觉非常不满意。认为很满意的比重不到10%,而认为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人群多于调查总数的10%。
从客户对于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看,16%的人对银行理财产品能否获得预期收益很有信心,8%的人没有信心,71%的人半信半疑,还有5%的人不在乎。
这显示出北京地区客户对于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状况较为不满,而对于银行承诺的预期收益,仅有不到两成的被调查者表示很有信心,七成的被调查者半信半疑,反映出客户对于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总体满意度较不甚理想。
2、短期与中等风险产品更受青睐
根据本次调查,被调查者愿意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主要集中在1年以内,其中1个月以内的占19%,1-6个月的占50%,6个月-1年的占24%。而1-2年的仅占6%,2年以上的仅占1%。大部分客户倾向于期限为1-6个月的理财产品。
另外,被调查者在投资中对于风险的偏好,有23%的人偏好低风险保值增值,22%的人偏好高风险高收益,但是占据大多数的还是中等风险中等收益,比例为55%。一半的被调查者的预期收益率为3-5%左右。同时,被调查者对不同特征的理财产品的倾向程度最高的是信用风险小。由此可见,客户很关心产品本身的风险状况,但是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倾向于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收益较低的产品和高风险的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相对不受欢迎。
3、传统营销方式仍占主要地位
从调查数据中可知,传统的宣传方式(如营业厅宣传,理财人员介绍)对于客户的影响依然处于重要的地位,基于新媒体的方式影响较小。另外,传统的柜台认购方式是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显示出该客户群体对于柜台认购的习惯性,但这也与银行关于其他方式的宣传力度不够、操作较为繁琐有关。
4、客户群体的理财知识欠佳
从对于标的物的关注情况、宏观经济的关注度、购买倾向三项数据中可以分析出,客户群体的理财知识总体欠佳,虽然对风险关注度很高,但是对于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理财产品风险的标的物,有将近一半的客户对其不关注。此外,很关注经济形势的被调查者也不足三成,绝大多数客户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意识淡漠。而对于理财产品的选择上,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倾向于四大行发行的保本收益理财产品,这之中有客户认为四大行信用等级相对较高的原因,但也显示出被调查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缺少详细的比对,选择的从众性和随意性较大。
四、对个人投资者及商业银行的建议
(一)对个人投资者的建议
1、在投资过程中保持清醒头脑,理智决策
相比于风险较高的股票、期货投资以及较为普遍的基金、保险理财方式,保本收益类银行理财产品越来越受客户青睐,但是这并不代表消费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就可以忽视产品背后的风险。在选择理财产品时,消费者仍然要关注相关信息,综合对比考量不同商业银行或是同一商业银行中不同种类的理财产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做出决策,降低本金受损或者是收益率降低的风险。
2、充实自我理财知识和技能,尝试多样化投资
消费者要在日常中注重理财知识的学习,避免盲目投资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同时,在理财知识学习的基础之上,尝试多样化组合投资,将理财的收益性和风险性进行合理控制,在较好的风控水平上获得较大收益。
(二)对商业银行的建议
1、加强市场调研,培养专业理财人员
高素质、专业性强的理财人员是商业银行开发理财产品、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及时发掘市场需求的保障,制定系统的理财人员培训计划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可以精心挑选具备一定金融专业知识、懂得营销技巧、通晓客户心理的优秀员工作为理财候选人才,并在招聘新员工时注重相关的素质和专业性。其次,加强与证券、保险等行业系统建立横向联合培训机制,培养出一批专业性强、跨专业素养高的理财人员。
2、加强理财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同质性很强,且真正满足客户需求的理财产品不多。因此,银行要充分考虑目标客户对金融产品的实际需求,分析业务的发展前景,确定市场需求规模和市场定位,主动求变,通过增加产品差异性,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开展业务。
商业银行可以实行的差异化途径包括以下几种:一是产品设计基础资产的差异化,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将基础资产由原来的金融债、央行票据拓展到企业短期融资券、一般性金融债等,利用目前境外代客理财的政策放宽契机将资产组合的基础资产延伸到境外股票和结构性产品等等;二是期限多样化,合理配比收益率,实现多样化的流动性选择基础上的期限收益最佳搭配;三是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结合,引入外币理财产品,实现本外币产品联动。在不同的风险水平上打破固定收益的管理,实现收益浮动化和产品系列化。
3、跟踪客户的投资动向,提出合理化建议
商业银行应建立以客户利益为中心的企业文化,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位员工的行为,最终使得在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目标的实现。同时,还应实行分层化服务,按照资产总额、偏好和生命周期等变量对客户进行细分的同时也应该对理财经理进行分层,不同层次的客户指定不同级别的理财经理提供服务,实现以不同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多样化个性化服务。
参考文献:
[1]李建军,[美]Sara Hsu. 中国影子金融体系研究报告[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关键词:市场经济;非货币型;农村合作医疗;路径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困境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
式不符合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货币筹资为基础的一种新型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式,客观上脱离了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由集体来承担,个人只承担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现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从集体经济的收人中扣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方投资,强调三方的责任,但在广大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筹资难度相当大,尤其是农民个人自筹的那部分资金。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由于其市场化程度低,集体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无力支持合作医疗的最低基金筹集。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个人来说,尽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参保金的数额不大,但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来说,经济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沟八梁一面坡,几年进不了一回城,一家几口人,叫他们每年拿出几十元现金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确非常困难。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很难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遵循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以收定支,保障适度,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总体原则是正确的,但相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而言,仍是一种“富人”保障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富人”才能缴得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穷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因收^过低,缴不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无法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国家给予的合作医疗待遇。但当“参合率不能轹时,强迫命令就出台了。“新合医”成了政府对农民施惠的代名词,农民成了被动的受惠者”。这不仅不符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般陛原则,而且在医疗公平性方面易于两极分化,富裕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多数贫困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同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自愿参加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群体,针对体制外人员侵蚀体制内资源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难以避免。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缺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依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了,集体经济组织基本解体,缺少集体经济支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资金筹集失去了这一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这个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从而直接导致了其运行的持续性难以为继。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
1.市场经济发展落后,农民人均货币收入低下。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的生产收入主要来自各种农产品等实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农民直接消费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交通不便的影响,很难通过流通转化为货币来形成农民的货币收入。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人,其中西部l2个省区为1305万人,其人均年收入为668元。而他们的大量农产品却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出去而卖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烂在地里无人收购。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乡有一个叫木古坝山寨,那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到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l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
2.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经济缺乏,实物经济普遍存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尺度,其作用应该是与实物经济的运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服务的,其总量和构成都应该与实物经济相适应,而不应该脱离实物经济独自运行。因为货币脱离实物经济而独自运行虽然可能使个别经营者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而且还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与实物经济的运行脱节,具有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运行轨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多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近50%为实物收入,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给自足为主。
一、两大支柱发展理论概述
斯特恩提出的两大支柱发展战略的逻辑主线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通过赋予人民权力,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能力以直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以及直接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两大支柱之间存在着互动互促的深层联系。良好的投资环境能促进增加人民获得更多机会所需改革的发生,而这些改革将赋予人民创造财富、掌握自我发展的能力。
斯特恩强调私人部门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赋予贫困人口权力从而促进他们参与经济增长活动。两大支柱发展战略的实质是一个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战略,倡导一种“亲贫”的经济增长,以实现真正的减贫。在此,贫困不仅指传统的收入贫困,还包括缺乏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缺乏基本教育和卫生条件的贫困人口根本不具备脱贫的能力。关注人类发展,如对人类卫生条件和人口寿命、教育和文化、人口规模和结构、性别平等以及社会关系等问题的关注,已逐渐成为发展的中心问题。但发展的最终目的决非仅限于此。对贫困人口而言,消除贫困意味着获得机会、权力和安全保障。斯特恩强调,发展是要“赋予人民塑造自身生活的能力”。因而,赋予贫困者自我发展、削减贫困的权力和能力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
(一)改善投资环境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不仅促进投资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且也是减少贫困的重要因素。斯特恩指出:动态的、良性的投资环境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和更有活力的企业经营,从而形成投资增加经济增长贫困减少的良性循环。这是由于好的投资环境能把投资外溢效应和互补性最大化。当投资环境改善时,现存的投资变得更有生产效率,投资回报率随之增加,企业也更具活力,从而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而不是投资减少。投资本身带来的收益可能拉动更多投资,激发与之相关的上游和下游产业的投资增加。这会充分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激励更多的投资者涌入。
中小企业对良好投资环境的需求尤其突出。私人部门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是贫困人口就业的主要渠道。此外,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都在包括农场在内的中小企业里工作。通过搞活城镇和农村的中小企业,政府就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创收机会,并提高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因此,发展私人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减少贫困至关重要。斯特恩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成功发展的经验说明:农业生产率和农村收入的提高往往与非农就业的增加齐头并进,可以产生极大的减贫效果。
(二)赋予人民权力
由于并非所有的增长都是“亲贫”的,斯特恩指出,“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这一良性循环并不会自发地形成。发展还必须强调“赋予人民权力”这一支柱。此处赋权的内涵远远超越了一般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指增加社会包容,即赋予贫困者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
对穷人的赋权和投资的重心是在于如何通过提供教育和卫生服务以及增进社会包容来保证贫困人口积极参与到经济增长和发展活动中。斯特恩强调,对教育、社会保障以及群众参与机制是第二大支柱中三项重点。首先有文化的劳动力队伍不仅能在良好的投资环境中不断提高产出效率,而且还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从而巩固减贫的效果。斯特恩还尤其强调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这将增强妇女参与经济、决策、管理和政治的能力,并能更深层次地影响到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运行。例如,实证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与人口整体健康水平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其次,社会保障被斯特恩认为是赋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的社会保障能帮助人们在面对经济动荡时做出正确的调整或者迅速从经济冲击中恢复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一国的对外开放会带来各方面的变革,正是社会保障使得这些改革更加平稳。第三,参与和融入到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将为贫困者带来更多的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
二、两大支柱发展理论的积极意义和内在缺陷
二战之后,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经历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理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理论”以及世行倡导的以私有化、自由化为基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理论等的多次调整。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关于发展终极目标的认识也从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基本需求发展观”变化为阿玛蒂亚•森为代表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斯特恩在总结过年50多年发展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个新的、适应现实需要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既包含了许多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有不少内在的缺陷。
(一)两大支柱战略中的积极成份
1.该战略强调促进经济增长对于扶贫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对近年来世行形而上学地强调直接扶贫而忽视全面经济增长观点的重要修正。
2.该战略肯定了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认为这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世行以往片面强调政策改革等“软件”建设而忽视基础设施发展等“硬件”建设作法的一个改进。
3.该战略论证了教育在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妇女和女童教育的重要性,强调普及教育不仅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改善投资环境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保证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并从增长中受益从而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
4.该战略提倡通过改善政府治理、实现体制创新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改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自我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5.该战略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国际援助机构应该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把握本国发展道路,制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应当说,这种舆论导向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是有积极影响的。
(二)两大支柱战略的内在缺陷
两大支柱战略不乏真知灼见,可以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但该战略也有不少内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实现公平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需要第三大支柱,即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经济是发展经济学最容易引起激烈争论的领域。历史上,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来自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收益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公平分配。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主张限制政府干预,推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但不少发展经济学流派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市场失灵,因此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外国贸易和投资进行干预和调控,以克服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发展。总的来说,以往的争论主要是围绕贸易政策展开,而今后的争论则将主要围绕投资、移民和技术转让进行。正如在国家范围内存在市场失灵一样,在全球层次也存在市场失灵。退一步讲,即使经济全球化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纯市场力量主导的全球化绝不能带来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均衡分配。这一点从富国越富、穷国越穷这一简单事实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此外,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由市场自发力量及新古典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所主导,各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大大受到限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易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这一点已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多次金融危机所证实。因此,在全球层次上,改进国际经济治理,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必要条件。今人遗憾的是,两大支柱战略在强调外部环境重要性、呼吁发达国家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时候,不能明确提出改进全球经济治理,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从根本上在全球层次上抑制自由市场盲目自发的力量,改进全球化收益的公平分配。斯特恩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很难提出政府干预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斯特恩的前任,世行原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也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但他却非常重视经济全球化治理,在不同场合强调:全球化,如果管理得当,可以成为减少贫困的强大力量。
2.实现公平、有利于穷人的增长需要正确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而两大支柱战略对这一关系缺乏明确的表述。市场和政府的相对作用自亚当•斯密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更是不同时期发展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斯特恩秉承了“小政府就是好政府”的新古典主义观点,在两大支柱战略中把政府作用限制在为私人部门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等两个方面。但从实践上看,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除了注意为私人部门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外,不少政府还直接协调私人投资,甚至充当计划者和直接投资者的角色,为经济起飞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世行在其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公共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报告中也是承认的。
斯特恩断言:一国经济越开放,增长就越快。但需要强调的是,从东亚外向型经济成功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在实行开放的同时,广泛使用出口促进、进口限制及包括适度鼓励垄断的产业政策,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或者说,这些经济体在实行开放的过程中,政府非常注意采取保护手段,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并不是放任市场的自由发展。斯特恩把中国作为以开放推动增长、减少贫困的“成功故事”,但耐人寻味的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至今仍把中国视做“非市场经济国家”。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缺乏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情况下,国家政府如何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作用,改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不足,仍是发展经济学必须研究的最重要课题。不能确定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补关系,就不能制订正确的政策来具体构建两大支柱。
三、两大支柱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工作的启示
按照两大支柱理论所支持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赋予贫困人口自身减贫能力是最基本的扶贫方式。这些能力的获得意味着穷人首先要有机会获得教育和卫生服务、享受社会保障服务以减少和防范参加经济活动的风险并有权参与影响自身利益的决策。两大支柱战略特别论证、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此外,该战略指出,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无法有效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因为这类活动往往是风险与机会并存。总的来说,两大支柱战略的政策含义十分清楚:普及教育和卫生服务,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培育和解放生产力。从这种意义上说,两大支柱战略对于我国经济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要重视为私人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广泛培植税源,尤其是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增加就业,对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2.在继续大力支持科技兴国政策,注重教育、科教投入的同时,应从解放生产力的高度出发,不断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力度。
3.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注重为穷人提供公共服务,充分认识到这些投入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一样,也是在通过“造血”的方式进行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