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益贫性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市场经济的益贫性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北京地区 保本收益 理财产品 市场调研

（本文为北京联合大学“启明星”科技创新大赛资助项目，项目成员包括郭航，罗敏，高冉，张赛，匡虹桥，王斯婷，指导教师为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杨宜教授）

一、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通过对回收的400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发现：

性别比例：有178位男性，占样本的45%；有222位女性，占样本的55%。

年龄分布比例：有47人在21―30岁之间，占样本的11.75%；有153人在31―40岁之间，占样本的38.25%；有169人在41―50岁之间，占样本的42.25%；有31人在51―60岁之间，占样本的7.75%。

收入分布比例：有11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占样本的2.86%；有80人月收入在2000―5000元之间，占样本的20.00%；有165人月收入在5000―10000元之间，占样本的41.43%；有144人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占样本的35.71%。

受教育情况分布：初中及初中以下有22人，占样本的5.5%；高中或中专有38人，占样本的9.56%；本科或大专有225人，占样本的56.3%；本科以上有115人，占样本的28.64%。

以上比例基本符合样本控制要求。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产品现状评价结果统计

从被调查者的满意度来看，有79.5%的人认为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在收益、风险等方面一般，其次有9%的人认为很满意，有7.25%的人次之，认为不太满意，最后有4.25%的人感觉非常不满意。

（二）受调查人群对北京地区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投资预期

43%的被调查者对于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年收益率的预期为3%-4%，42%的被调查者预期在4%-5%，而预期收益在5%-8%，8%以上，或者对预期收益没概念的分别不超过总人数的5%。被调查者中，16%的人对银行理财产品能否获得预期收益很有信心，8%的人没有信心，71%的人半信半疑，还有5%的人不在乎。

被调查者在投资中对于风险，有23%的人偏好低风险保值增值，22%的人偏好高风险高收益，但是占据大多数的还是中等风险中等收益，比例为55%。

在调查中，被调查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的顾虑因子，程度由小到大为政策变化、不保本、投资风险大、起始金额高、自身对产品认知程度低、预期收益率低、流动性差。银行理财消费者的这些顾虑因素给银行设置理财产品和推广理财产品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被调查者在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时的困扰，程度由高到低为：银行理财产品设计复杂，难以理解；对银行及其产品市场的相关信息了解不及时，难做决策；购买时，不知买入多少合适；缺乏专业常识，不知如何选择；无法判断产品的可靠性；其他。

被调查者对理财产品的发行方关于理财产品标的物的关注情况为，20%的人从不关注，27%的人不怎么关注，21%的人关注度很高，32%的人仅在购买理财产品是稍做了解但之后并不会十分在意。

被调查者对不同特征的理财产品的倾向程度由高到低为信用风险小、起始金额低、收益率高、存期短、附加增值服务、购买人数多、新增产品服务，其中后三者对投资者的影响较小。因此，银行在向客户提供理财产品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信用，提高信用等级，减小信用风险，让顾客对投资理财提升安全感。

被调查者愿意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主要集中在1年以内，其中1个月以内的占19%，1-6个月的占50%，6个月-1年的占24%。而1-2年的仅占6%，2年以上的仅占1%。因此，为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消费倾向，银行应多投入期限为1-6个月的理财产品。

（三）其它相关因素的分析

被调查者在认购理财产品时，28%的人对宏观形势的关注度比较高，45%的人偶尔关注宏观形势，27%的人从不关注宏观形势。

被调查者中，52%的人倾向购买四大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17%的人倾向购买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理财产品，12%的人倾向购买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9%的人倾向购买外资银行的理财产品，剩余10%的人倾向购买其他类银行的理财产品。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方式，3%的被调查者主要通过手机购买，22%的人通过网上银行购买，占绝大多数的购买方式还是柜台认购，高达75%。

被调查者了解银行理财产品的渠道有广到窄为：银行营业厅宣传，理财人员介绍，户外广告，报刊杂志，亲朋好友介绍，手机广告宣传，电视广告，其他。

三、北京地区银行保本收益理财产品市场存在的问题及结论

（一）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相对其他品种理财产品所存在的问题

1、同质化现象较严重

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由于其保本的特征，需要较强的风险控制水平和较稳定的收益水平。同时，客户也会关注于该类产品的稳定收益水平。但是，这也带来了该类产品的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

首先，为了保证收益的稳定性，商业银行往往会侧重于选择风险性较小、收益性较稳定的投资产品作为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标的物。但这也带来了理财产品标的物较为单一的现象。北京地区保本理财产品的标的多集中于债券、信贷资产、外汇汇率上，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理财产品较为单一。

其次，根据本次调查的结果，保本理财产品的客户群体更倾向于1年之内的短期理财产品，对于期限大于1年的产品基本没有购买欲望。这一方面导致了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期限结构的同质化，另一方面也局限了商业银行选择更多标的物，商业银行会更加倾向于期限较短的标的物，加剧同质化现象。

最后，我国的保本类理财产品的客户对四大商业银行的认同度很高。而目前四大行的理财产品种类并不是很多，标的物、期限结构等较一致。而客户对于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较为丰富的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认同度不高，也使得同质化现象趋于严重。

2、存在营销问题

商业银行为了增加客户对于本行理财产品的购买意愿，会在理财产品营销过程中用带有诱惑性、误导性的言语渲染预期收益率，刻意淡化产品设计上的固有缺陷和投资存在的市场、利率、汇率、操作、流动性等风险。这使得客户对于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认知出现偏差，风险增大，对风险与收益缺乏正确认识，增大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营销风险。

（二）对北京地区银行保本收益理财产品市场的结论

1、客户满意度较低

从被调查者的满意度来看，有79.5%的人认为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在收益、风险等方面一般，其次有9%的人认为很满意，有7.25%的人次之，认为不太满意，最后有4.25%的人感觉非常不满意。认为很满意的比重不到10%，而认为不太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人群多于调查总数的10%。

从客户对于理财产品的预期收益看，16%的人对银行理财产品能否获得预期收益很有信心，8%的人没有信心，71%的人半信半疑，还有5%的人不在乎。

这显示出北京地区客户对于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状况较为不满，而对于银行承诺的预期收益，仅有不到两成的被调查者表示很有信心，七成的被调查者半信半疑，反映出客户对于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总体满意度较不甚理想。

2、短期与中等风险产品更受青睐

根据本次调查，被调查者愿意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主要集中在1年以内，其中1个月以内的占19%，1-6个月的占50%，6个月-1年的占24%。而1-2年的仅占6%，2年以上的仅占1%。大部分客户倾向于期限为1-6个月的理财产品。

另外，被调查者在投资中对于风险的偏好，有23%的人偏好低风险保值增值，22%的人偏好高风险高收益，但是占据大多数的还是中等风险中等收益，比例为55%。一半的被调查者的预期收益率为3-5%左右。同时，被调查者对不同特征的理财产品的倾向程度最高的是信用风险小。由此可见，客户很关心产品本身的风险状况，但是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倾向于中等风险中等收益的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收益较低的产品和高风险的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相对不受欢迎。

3、传统营销方式仍占主要地位

从调查数据中可知，传统的宣传方式（如营业厅宣传，理财人员介绍）对于客户的影响依然处于重要的地位，基于新媒体的方式影响较小。另外，传统的柜台认购方式是保本收益类理财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显示出该客户群体对于柜台认购的习惯性，但这也与银行关于其他方式的宣传力度不够、操作较为繁琐有关。

4、客户群体的理财知识欠佳

从对于标的物的关注情况、宏观经济的关注度、购买倾向三项数据中可以分析出，客户群体的理财知识总体欠佳，虽然对风险关注度很高，但是对于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理财产品风险的标的物，有将近一半的客户对其不关注。此外，很关注经济形势的被调查者也不足三成，绝大多数客户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意识淡漠。而对于理财产品的选择上，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倾向于四大行发行的保本收益理财产品，这之中有客户认为四大行信用等级相对较高的原因，但也显示出被调查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缺少详细的比对，选择的从众性和随意性较大。

四、对个人投资者及商业银行的建议

（一）对个人投资者的建议

1、在投资过程中保持清醒头脑，理智决策

相比于风险较高的股票、期货投资以及较为普遍的基金、保险理财方式，保本收益类银行理财产品越来越受客户青睐，但是这并不代表消费者在选择理财产品时就可以忽视产品背后的风险。在选择理财产品时，消费者仍然要关注相关信息，综合对比考量不同商业银行或是同一商业银行中不同种类的理财产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做出决策，降低本金受损或者是收益率降低的风险。

2、充实自我理财知识和技能，尝试多样化投资

消费者要在日常中注重理财知识的学习，避免盲目投资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同时，在理财知识学习的基础之上，尝试多样化组合投资，将理财的收益性和风险性进行合理控制，在较好的风控水平上获得较大收益。

（二）对商业银行的建议

1、加强市场调研，培养专业理财人员

高素质、专业性强的理财人员是商业银行开发理财产品、提高风险控制水平、及时发掘市场需求的保障，制定系统的理财人员培训计划是很有必要的。首先，可以精心挑选具备一定金融专业知识、懂得营销技巧、通晓客户心理的优秀员工作为理财候选人才，并在招聘新员工时注重相关的素质和专业性。其次，加强与证券、保险等行业系统建立横向联合培训机制，培养出一批专业性强、跨专业素养高的理财人员。

2、加强理财产品的设计与开发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同质性很强，且真正满足客户需求的理财产品不多。因此，银行要充分考虑目标客户对金融产品的实际需求，分析业务的发展前景，确定市场需求规模和市场定位，主动求变，通过增加产品差异性，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开展业务。

商业银行可以实行的差异化途径包括以下几种：一是产品设计基础资产的差异化，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将基础资产由原来的金融债、央行票据拓展到企业短期融资券、一般性金融债等，利用目前境外代客理财的政策放宽契机将资产组合的基础资产延伸到境外股票和结构性产品等等；二是期限多样化，合理配比收益率，实现多样化的流动性选择基础上的期限收益最佳搭配；三是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结合，引入外币理财产品，实现本外币产品联动。在不同的风险水平上打破固定收益的管理，实现收益浮动化和产品系列化。

3、跟踪客户的投资动向，提出合理化建议

商业银行应建立以客户利益为中心的企业文化，以非制度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位员工的行为，最终使得在实现客户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商业银行自身经营目标的实现。同时，还应实行分层化服务，按照资产总额、偏好和生命周期等变量对客户进行细分的同时也应该对理财经理进行分层，不同层次的客户指定不同级别的理财经理提供服务，实现以不同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多样化个性化服务。

参考文献：

[1]李建军，[美]Sara Hsu. 中国影子金融体系研究报告[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

第2篇

 

关键词：市场经济；非货币型；农村合作医疗；路径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困境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  

式不符合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货币筹资为基础的一种新型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式，客观上脱离了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由集体来承担，个人只承担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现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从集体经济的收人中扣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方投资，强调三方的责任，但在广大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筹资难度相当大，尤其是农民个人自筹的那部分资金。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由于其市场化程度低，集体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无力支持合作医疗的最低基金筹集。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个人来说，尽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参保金的数额不大，但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来说，经济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沟八梁一面坡，几年进不了一回城，一家几口人，叫他们每年拿出几十元现金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确非常困难。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很难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遵循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以收定支，保障适度，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总体原则是正确的，但相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而言，仍是一种“富人”保障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富人”才能缴得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穷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因收^过低，缴不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无法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国家给予的合作医疗待遇。但当“参合率不能轹时，强迫命令就出台了。“新合医”成了政府对农民施惠的代名词，农民成了被动的受惠者”。这不仅不符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般陛原则，而且在医疗公平性方面易于两极分化，富裕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多数贫困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同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自愿参加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群体，针对体制外人员侵蚀体制内资源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难以避免。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缺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依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了，集体经济组织基本解体，缺少集体经济支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资金筹集失去了这一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这个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从而直接导致了其运行的持续性难以为继。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  

1．市场经济发展落后，农民人均货币收入低下。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的生产收入主要来自各种农产品等实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农民直接消费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交通不便的影响，很难通过流通转化为货币来形成农民的货币收入。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人，其中西部l2个省区为1305万人，其人均年收入为668元。而他们的大量农产品却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出去而卖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烂在地里无人收购。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乡有一个叫木古坝山寨，那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到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l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  

2．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经济缺乏，实物经济普遍存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尺度，其作用应该是与实物经济的运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服务的，其总量和构成都应该与实物经济相适应，而不应该脱离实物经济独自运行。因为货币脱离实物经济而独自运行虽然可能使个别经营者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而且还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与实物经济的运行脱节，具有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运行轨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多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近50％为实物收入，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给自足为主。  

第3篇

一、两大支柱发展理论概述

斯特恩提出的两大支柱发展战略的逻辑主线是：通过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通过赋予人民权力，提高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能力以直接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以及直接为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两大支柱之间存在着互动互促的深层联系。良好的投资环境能促进增加人民获得更多机会所需改革的发生，而这些改革将赋予人民创造财富、掌握自我发展的能力。

斯特恩强调私人部门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以及如何赋予贫困人口权力从而促进他们参与经济增长活动。两大支柱发展战略的实质是一个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战略，倡导一种“亲贫”的经济增长，以实现真正的减贫。在此，贫困不仅指传统的收入贫困，还包括缺乏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缺乏基本教育和卫生条件的贫困人口根本不具备脱贫的能力。关注人类发展，如对人类卫生条件和人口寿命、教育和文化、人口规模和结构、性别平等以及社会关系等问题的关注，已逐渐成为发展的中心问题。但发展的最终目的决非仅限于此。对贫困人口而言，消除贫困意味着获得机会、权力和安全保障。斯特恩强调，发展是要“赋予人民塑造自身生活的能力”。因而，赋予贫困者自我发展、削减贫困的权力和能力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手段。

（一）改善投资环境

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不仅促进投资增长和经济发展，而且也是减少贫困的重要因素。斯特恩指出：动态的、良性的投资环境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和更有活力的企业经营，从而形成投资增加经济增长贫困减少的良性循环。这是由于好的投资环境能把投资外溢效应和互补性最大化。当投资环境改善时，现存的投资变得更有生产效率，投资回报率随之增加，企业也更具活力，从而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投资而不是投资减少。投资本身带来的收益可能拉动更多投资，激发与之相关的上游和下游产业的投资增加。这会充分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激励更多的投资者涌入。

中小企业对良好投资环境的需求尤其突出。私人部门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是贫困人口就业的主要渠道。此外，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都在包括农场在内的中小企业里工作。通过搞活城镇和农村的中小企业，政府就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的创收机会，并提高其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因此，发展私人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减少贫困至关重要。斯特恩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成功发展的经验说明：农业生产率和农村收入的提高往往与非农就业的增加齐头并进，可以产生极大的减贫效果。

（二）赋予人民权力

由于并非所有的增长都是“亲贫”的，斯特恩指出，“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贫困”这一良性循环并不会自发地形成。发展还必须强调“赋予人民权力”这一支柱。此处赋权的内涵远远超越了一般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指增加社会包容，即赋予贫困者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力。

对穷人的赋权和投资的重心是在于如何通过提供教育和卫生服务以及增进社会包容来保证贫困人口积极参与到经济增长和发展活动中。斯特恩强调，对教育、社会保障以及群众参与机制是第二大支柱中三项重点。首先有文化的劳动力队伍不仅能在良好的投资环境中不断提高产出效率，而且还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从而巩固减贫的效果。斯特恩还尤其强调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这将增强妇女参与经济、决策、管理和政治的能力，并能更深层次地影响到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运行。例如，实证研究表明：妇女受教育程度与人口整体健康水平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其次，社会保障被斯特恩认为是赋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的社会保障能帮助人们在面对经济动荡时做出正确的调整或者迅速从经济冲击中恢复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一国的对外开放会带来各方面的变革，正是社会保障使得这些改革更加平稳。第三，参与和融入到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中将为贫困者带来更多的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

二、两大支柱发展理论的积极意义和内在缺陷

二战之后，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经历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理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理论”以及世行倡导的以私有化、自由化为基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理论等的多次调整。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关于发展终极目标的认识也从20世纪70年代的“人类基本需求发展观”变化为阿玛蒂亚•森为代表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斯特恩在总结过年50多年发展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的基础上，试图提出一个新的、适应现实需要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既包含了许多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有不少内在的缺陷。

（一）两大支柱战略中的积极成份

1.该战略强调促进经济增长对于扶贫的基础性地位。这是对近年来世行形而上学地强调直接扶贫而忽视全面经济增长观点的重要修正。

2.该战略肯定了基础设施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认为这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世行以往片面强调政策改革等“软件”建设而忽视基础设施发展等“硬件”建设作法的一个改进。

3.该战略论证了教育在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妇女和女童教育的重要性，强调普及教育不仅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改善投资环境的必由之路，而且也是保证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并从增长中受益从而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

4.该战略提倡通过改善政府治理、实现体制创新的方式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改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经济自我良性循环具有重要意义。

5.该战略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国际援助机构应该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把握本国发展道路，制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应当说，这种舆论导向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是有积极影响的。

（二）两大支柱战略的内在缺陷

两大支柱战略不乏真知灼见，可以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制定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但该战略也有不少内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实现公平的、有利于穷人的增长需要第三大支柱，即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经济是发展经济学最容易引起激烈争论的领域。历史上，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来自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收益如何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公平分配。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信奉自由市场经济，主张限制政府干预，推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但不少发展经济学流派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市场失灵，因此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对外国贸易和投资进行干预和调控，以克服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发展。总的来说，以往的争论主要是围绕贸易政策展开，而今后的争论则将主要围绕投资、移民和技术转让进行。正如在国家范围内存在市场失灵一样，在全球层次也存在市场失灵。退一步讲，即使经济全球化能够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纯市场力量主导的全球化绝不能带来经济全球化收益的均衡分配。这一点从富国越富、穷国越穷这一简单事实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此外，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由市场自发力量及新古典放任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所主导，各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能力大大受到限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更易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这一点已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多次金融危机所证实。因此，在全球层次上，改进国际经济治理，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减少贫困的必要条件。今人遗憾的是，两大支柱战略在强调外部环境重要性、呼吁发达国家增加官方发展援助的时候，不能明确提出改进全球经济治理，为发展中国家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以从根本上在全球层次上抑制自由市场盲目自发的力量，改进全球化收益的公平分配。斯特恩崇尚自由市场经济，因此很难提出政府干预全球经济治理的战略。斯特恩的前任，世行原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约瑟夫•斯蒂格里茨也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但他却非常重视经济全球化治理，在不同场合强调：全球化，如果管理得当，可以成为减少贫困的强大力量。

2.实现公平、有利于穷人的增长需要正确平衡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而两大支柱战略对这一关系缺乏明确的表述。市场和政府的相对作用自亚当•斯密以来就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更是不同时期发展经济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斯特恩秉承了“小政府就是好政府”的新古典主义观点，在两大支柱战略中把政府作用限制在为私人部门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等两个方面。但从实践上看，东亚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除了注意为私人部门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外，不少政府还直接协调私人投资，甚至充当计划者和直接投资者的角色，为经济起飞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世行在其1993年出版的《东亚奇迹：公共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研究报告中也是承认的。

斯特恩断言：一国经济越开放，增长就越快。但需要强调的是，从东亚外向型经济成功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在实行开放的同时，广泛使用出口促进、进口限制及包括适度鼓励垄断的产业政策，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或者说，这些经济体在实行开放的过程中，政府非常注意采取保护手段，提高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并不是放任市场的自由发展。斯特恩把中国作为以开放推动增长、减少贫困的“成功故事”，但耐人寻味的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至今仍把中国视做“非市场经济国家”。

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缺乏一个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情况下，国家政府如何在促进经济发展，改善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作用，改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不足，仍是发展经济学必须研究的最重要课题。不能确定好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互补关系，就不能制订正确的政策来具体构建两大支柱。

三、两大支柱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工作的启示

按照两大支柱理论所支持倡导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赋予贫困人口自身减贫能力是最基本的扶贫方式。这些能力的获得意味着穷人首先要有机会获得教育和卫生服务、享受社会保障服务以减少和防范参加经济活动的风险并有权参与影响自身利益的决策。两大支柱战略特别论证、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此外，该战略指出，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没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无法有效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因为这类活动往往是风险与机会并存。总的来说，两大支柱战略的政策含义十分清楚：普及教育和卫生服务，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培育和解放生产力。从这种意义上说，两大支柱战略对于我国经济工作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要重视为私人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广泛培植税源，尤其是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增加就业，对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2.在继续大力支持科技兴国政策，注重教育、科教投入的同时，应从解放生产力的高度出发，不断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力度。

3.从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注重为穷人提供公共服务，充分认识到这些投入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一样，也是在通过“造血”的方式进行扶贫。

第4篇

低收入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普遍存在于任何地方和任何时期。无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富裕程度如何，总有一部分人处于收入相对较低的状态。低收入群体一般是指在一定地域和时段范围内，平均收入水平处于低端的一定区间的人群。本文所研究的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是指当今中国城镇中，在投资和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只能获得较低报酬或无报酬，因此导致生活质量、社会地位、主观感受低下的社会成员（较低报酬是指收入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经济社会转型期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出现及其范围的扩大，既有制度方面的客观原因，也有低收入者个人的主观原因；既有体制方面的宏观原因，也有企业经营方面的微观原因。

一、分配制度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逐步确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逐步形成。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城乡居民收入较大幅度地增长，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长足进展，城镇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相应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必须看到，收入分配领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一些行业收入水平过高，分配秩序比较混乱，这是低收入群体形成与扩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第一，分配秩序混乱。当前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领域中，很多制度不完善，监督调控收入分配的机制没有完全建立。换而言之，现阶段的分配秩序是比较混乱的。这是现阶段我国个人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紧要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垄断充斥市场，排斥竞争。有些部门和单位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而获得垄断利润，为其职工发放额外收入，基本分配失去控制。二是劳动报酬尚未完全工资化、货币化，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项目还没有完全独立于企业之外而实现社会化，因而造成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错位。三是有的行政机关把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商品化”，强行向服务对象收费或摊派，有些行政事业单位凭借行政权力获得创收收入，有些地方和部门把预算内收入转到预算外，造成预算外的分配失去控制。

第二，初次分配中劳动要素报酬偏低。我国现行的分配制度是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固然是正确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劳动是最主要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离开了劳动，其它任何生产要素都不可能自行生产出产品。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指出是劳动创造了价值，而其他生产要素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其他要素的所有者是分享了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广大劳动者工作在生产岗位的第一线，以自己的劳动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活动，直接创造价值和产品，企业中的初次分配和广大劳动者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劳动者既要获得必要劳动创造的成果，同时要获得按劳动要素分配的成果。我国多数企业中的劳动者工资偏低，不仅没有能分享剩余价值，而且还不能完全实现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劳动要素在收益分配中的作用逐步被忽视。

第三，再分配中低收入群体得到的转移支付偏少。我国政府在1997年正式开始实施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陆续出台了“两个确保”、“三条保障线”等重要政策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仍是相对落后的，再分配中低收入群体得到的转移支付偏少，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投入不足导致执行不利。二是社会保障补助资金分配仍然不规范。

二、市场经济体制方面

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我国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实践证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不仅符合我国的国情，也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必然选择。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市场经济同世界上其他社会现象一样，也是利弊共存的。市场的长处在于可以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调节经济活动，有效地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同时，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也容易造成经济失衡，导致资源浪费；市场规律的作用也会引起贫富差距扩大和出现两极分化等现象。不可否认，市场经济利大于弊，我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也是一种利大于弊的正确选择，但我们也必须客观对待“市场失灵”所带来的种种危害，这也是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

第一，市场机制作用导致优胜劣汰。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就是价值规律。在价值规律等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市场主体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展开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竞争自发地使一部分人成为强势群体，另一部分人沦为弱势群体。这主要是因为资源享赋差异，造成竞争的初始条件优劣各异。市场竞争的初始条件可包括经济发展状况、自然条件、竞争环境、个人天赋等，其差异势必引起东西部地区、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完善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必然会越拉越大。

第二，市场力量的作用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在收入分配领域，如果任由市场力量的作用，可能会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这是因为：《马太福音》说：“让富有的更富有，让没有的更没有。”，此话在控制理论中被称为“马太效应”，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首先，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劳动收入。因为收入水平越高的居民，越可能购买更多的质量更好的教育服务，从而越可能具有更高的劳动力素质，这样其寻找有利的就业机会的能力就越强，越可能找到和占领可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岗位；其次，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可能获得更高的资产收入。收入水平越高，投资能力越强，投资途径越多，选择有利的投资机会的能力越强，越能获得更高的资产收入。马太效应的存在进一步表明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是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客观原因。

第三，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具有滞后性。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和短期性，必须实行有效的宏观调控。从近十余年来我国经济运行及宏观调控的效果看，宏观调控对稳定我国经济确实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宏观调控政策所具有的滞后性。这种政策滞后性所导致的问题被称为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前期政策的滞后性影响了后续政策的有效性。我国城镇低收入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出现，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低收入群体不断扩大并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这其中也不乏宏观政策滞后的原因。目前，对于城镇低收入群体我国政府已高度关注，并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三、企业发展状况方面

目前，在我国工资性收入是居民家庭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职工所在企业的发展状况就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在经济、社会转型期，我国很多企业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落后等原因陷入困境，大批工人下岗失业，这是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一，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金融业、信息业以及众多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急剧上升。那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由于市场萎缩、资源枯竭、产品过时等原因而难以维系，因而导致大量的失业和下岗。1996年至1999年全国在职职工人数大幅度下降的主体来自于传统的建筑业、采掘业和制造业三大产业。

第二，产业技术进步的影响。随着科技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社会有机构成的提高，致使失业人数增加。以煤炭行业为例，近几年，加快了技术素质的升级，国有重点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2001年已达到73.5%，而技术升级与进步的必然结果也就是百万富余人员下岗的过程。

第三，经营管理状况的影响。中国企业市场竞争力弱，有技术和设备落后、资金短缺等原因，但企业管理的落后是主要原因。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的企业管理存在着很多问题。如管理方式和手段落后，管理思想和管理机制的落后，粗放管理，缺乏连续性、系统性。相当一部分企业正是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管理跟不上形势的快速变化，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在竞争中失败，使职工失业下岗并陷入生活困境。

四、低收入者个人情况方面

我国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形成除以上客观原因外，与低收入者个人受教育程度、思想观念等主观因素也是密不可分的。

第5篇

[关键词] 乡(镇)村 组织 开发资源 方式

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它一方面以村民居住自然区域为单元，协调管理村内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在村民与乡(镇)政府之间，起着上下沟通，传达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向乡(镇)政府反映村民的建议、意见和要求，支持和组织村民开发资源，发展生产、建设农村的作用。村党支部是农村社会政治生活的战斗堡垒，是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推行者。而乡(镇)政府是我国行政体系中的基层政权组织，肩负着贯彻执行国家政策法令、决议和命令，统筹管理辖区内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任，乡(镇)党委是农村发展的领导核心，对基层政权实行政治领导。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乡(镇)村党政组织是带领群众开发资源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对于土地、矿山、淡水、海洋、森林、草原和气候资源要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实行严格的耕地、林地管理制度，注重节水节能，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因此，在建立节约型社会的今天，研究乡（镇）村组织开发资源的方式，无疑对促进广大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一、引导――遵循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激发开发资源的活力

我国农村地域广阔，自然资源、经济、文化、科技、交通、电讯等条件极不平衡，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技术的差别相当大。国家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一方面运用社会主义机制，配置农业资源，另一方面采用一系列振兴农业、保护农民利益的宏观调控措施。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措施无疑为广大农民告别贫困走向富裕之路带来了大好的时机。然而，对于习惯自然经济的传统生产模式的农民来说，只有少数人能看清形势，敏锐地抓住机遇，迅速地富裕起来，而大多人由于素质偏低，信息不灵，对市场规律把握不住，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也缺少深入的理解，经济收入增长缓慢，有的至今未摆脱贫困。这就需要乡(镇)村组织的正确引导。这种引导不是空洞说教,只能是因势利导，用本地区或外地富起来的典型事例教育农民,引导他们推广多种经营，适度规模经营，积极调整农业产品结构等多种渠道，让农民尝到市场和政策的甜头,得到实惠,调动他们开发资源的积极性、主动性；扶持一批“能人”、“致富能手”干事业，起模范带头作用，让农民看到希望。通过培养典型，有效扶持，正确引导，从而激发农民开发资源的活力。

二、协调――整合多元经济成份,形成地域性市场竞争合力

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化，广大农村地区也出现多元经济成份，先后建立了不同的经济组织。不同的经济组织各有特点，存在着利益上的相依性和互补性，在某些情况下出现利益矛盾是不足为奇的，出现竞争也是必然的、有益的。乡(镇)村组织在维护各利益主体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协调相互关系，强化其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引导各类经济实体相互联合，在尊重其意愿的前提下，引导其进行利益整合，形成地域性市场竞争合力，这样，既有内部的竞争机制，促进各组织快速发展，又有以整体优势到国际国内广阔市场上去竞争的能力，从而不断拓展农村地区经济规模，充分地利用国际国内市场资源。农村资源开发中，乡（镇）村组织对各利益主体、各类经济成份的协调，不能采用简单的行政命令方式，只有在充分调查本地区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市场条件的前提下，引导各利益主体，采用不同形式的联合或合作方式，使他们共同利益都得到发展，缓化利益矛盾，在互补的基础上得到共同的发展。

三、控制――规范经济活动行为,保障经济发展环境

农民劳动致富的热情和积极性是应该受到保护的，乡（镇）村组织一方面要大力扶持引导其寻找适当的致富门路，另一方面要帮助农民了解市场规则，懂得遵循国家政策法令开发资源，教育农民懂得勤劳致富的深刻道理，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只会损害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乡(镇)村组织肩负着“两个文明”一起抓的重任，一定要教育引导农民，做开发本地资源的主人，还要在引导农民开发资源的同时，严格依法规范经济活动行为，维护市场信誉，讲求经营道德，遵循市场规则和国家法制，为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四、投入――用活国家农业投入政策,增强农业发展实力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最薄弱环节。因而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比较注重，但有限的投入如何发挥最大的效用，乡(镇)村组织起到关键性作用。对于国家的投入，一要做到专款专用，不允许挪作它用;二是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乡(镇)村组织如果能将其投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农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上去，就能产生强烈的增值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益。要将其与本地区投入结合起来，即国家投入、集体投入和个人投入相结合，按投入分配利益，国家投入就能产生聚财与启动效应，有限的投入就能办出大事来。对于使用国家农业投入的资金和物质，长期存在着消费性济贫与生产性治贫两种方式；对救灾特困对象，由民政系统发放衣食方面的物质救济是必要的。如果定期对贫困对象实施消费性救济，一则无法使之彻底摆脱贫困，二则可能养成依赖、等、靠、要、吃国家大锅饭的思想。最好还是将投入用于生产性治贫方面，帮助贫困地区或贫困户开辟生财之道，引导他们寻找新的生产门路，也就是投入到治贫的“造血功能”上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乡(镇)村组织创造性地采用有利于开发资源的投入方式，将会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特殊的推动作用。

五、服务――建立农村服务网络,提高农业科技含量

以农业为基础是国家一贯的政策，为了加强农业的发展，国家采取了多种手段，建立了多条农业服务系统，如农田水利、农业科技、电力机械、文化教育、交通邮电、供销金融等系统，它们都有服务农业、扶持农业的任务和责任。乡(镇)村组织既是服务农业网络的基层组织者，也是服务者与服务对象关系的协调者。乡(镇)村组织必须采取行政、法律、经济、思想教育等多种手段，让各行各业服务农业的措施落到实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农业的核心是政策服务，乡(镇)村组织要采取多种途径让农民掌握并运用各种富农利农政策，科学地开发资源，脱贫致富；运用政策的威力，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运用政策法律的规范作用，约束和引导农业服务行业的行为，使农业经济发展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服务农业的关键是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它包括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农业机械的普及，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民自身科学技术文化素质的提高，农民市场经济观念的树立与更新，市场信息的获取和利用水平的提高，市场机遇的把握等。如果提高了农业的科技含理，就会有效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让农民迅速地富起来。

第6篇

古人云：“苛政猛于虎。”何为苛政?大概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横征暴敛。即便是一个勤政爱民的皇上，如果在经济问题上前后失措，搞得一团糟，其害亦猛于吃人之虎。

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年代，尽管钱币已经在经济活动中流通，但人们支付薪酬的主要方式，还是以物相抵。从朝廷命官到佃户伙计，其俸禄薪酬都是以粮食为单位来计算的；一朝经济的盛衰，最终也是以粮仓充实与否为最终衡量标准。以粮为主的结果，自然是“民以食为天”。因此，粮价的涨落，关系到天下太平，是历朝历代大政统筹中的方向性指标。粮价涨，害民；粮价跌，伤农；粮价平，天下安。诚然，年成丰歉无算，粮价涨跌难免。但如果朝廷任由粮价涨跌而不作为，甚至是胡作非为，其结果，要么是民无所食，反；要么是农无所依，亦反。可见，，粮价失控亦可为之。

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到来，使“交换”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主要原因和目的，从而将人类社会推入了货币时代――人们所有经济活动的酬劳和支付形式，都由货币为之。于是，在现代社会中“民以薪为天”。但粮价涨跌的必然性及其关乎天下安宁的道理，却由现代经济中的通胀和通缩传承不变。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在中国确立，通胀与通缩也随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在所难免的常见病。然而，两种不同经济形势导致的结果，则较之农耕经济中粮价涨跌带来的危害更为鲜明惨烈。

通缩是工商业者和执政者的噩梦。货物滞销、市场萎缩致使经济呆滞。如不及时有效治理，必将导致整个经济的衰败。治理通缩的办法，无外乎放松银根、降低利率、减免税务、鼓励投资；直至国家政府出面直接强力干预，大把撒钱，大兴土木，已达振兴经济之效。凯恩斯主义被执政者们奉为治理通缩的灵丹妙药，中外皆然，道理便在于此。

但通缩导致物价低迷，形成买方市场，一时间成为广大消费者的利市；政府振兴经济的措施，激发就业市场扩容，平民百姓也可因此获益。由此看来，通缩之虎虽猛，其下口的首要目标却是有钱有势的大户。对于升斗草民，在短期内并非直接威胁。如果通缩能够很快地获得有效治理，百姓们反而可以前后获利。

通胀则不然，此虎吞噬的是天下百姓。首先，在货币经济时代，飞涨的物价使全天下百姓的劳动迅速贬值――薪酬不变，但能买回来的东西却大减。油盐柴米衣食住行病老学养统统涨价的结果，是物价寸涨，薪酬尺减。更有甚者，是一方面经济过热、市场繁荣，另一方面却物价飙升，入不敷出。两相对照，其痛难当。与其日夜煎熬，不如铤而走险。

其次，通胀实际上是一场全社会的劫贫济富运动。百姓持家过日子，勤俭为本，能省则省，将节省下来的血汗钱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而现代市场经济之中，商贾富豪的成功之道，离不开借贷钻营，资本腾挪。通胀袭来，百姓储蓄的血汗钱瞬间缩水，而借贷者则大发利市：一方面所欠债务迅速递减，一方面所持物业不断升值。其结果，是将百姓的储蓄挪入了富人的腰包。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社会公平不断式微的同时。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由此激发大规模社会对立与冲突。

再次，通胀使天下百姓信心崩溃。通胀之下，物有所值，钱有所失，因此引发抢购狂潮。购物恐慌之中，合理计划、量入而出等理性经济活动得不偿失；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等非理性经济活动则大行其道。“一锤子”买卖泛滥的同时，整体社会经济活动的信誉日益低落甚至荡然无存。其结果是人们对社会的“明天”失去信心甚至绝望。

在今天之中国，通胀之虎已然成型。去年年底以来，物价一路飙升。近来由于中东的乱局，国际能源市场上的油贩子们趁机哄抬油价，国内的燃油价格也应声而起，为已经相当严重的通胀“火上加油”，导致“超市”价格狂飙。近年来，政府一直力图稳定“房市”，尽管结果始终差强人意，但并未形成太大的社会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进出“房市”角力者，无外乎发展商、投资(机)客、富豪显宦以及挣扎的中产阶层。尽管“战斗”激烈异常，但并未切实危及支撑社会稳定的最根本群体――广大百姓，高“房市”下，他们仍然可以维持生计。但一旦“超市”失去稳定，涨价不止，便会立即切切实实地伤害到广大百姓，尤其是弱势群体，使其难以维持。百姓生活一旦无着，社会动荡在所难免。

第7篇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方，当它传入中国以后却面临了种种问题，其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困难。墨家所主张的“兼爱、交利”思想正能给我们以启示。它告诉人们在现实的功利世界，不要放弃道德目标，在思想深处实现内圣的理想。

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又不违背我国的传统文化。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

道德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约束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幸福、正义、公平等因素。因此，伦理道德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一种通过市场调节社会经济活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实现方式。构成市场经济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标一致的经济主体；第二，有作为市场客体的用于交换的商品化社会资源，有明确界定资源的主体条件和文化条件；第三，必须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第四，必须有对自然资源认知的科技条件，有对资源进行大规模利用加工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有超地域大规模交换的技术条件；第五，有保障产权、保障主体平等地位和进行自由交换、维护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尽力去追求个人自利行为效用的最大化，这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基本动机和目的。但由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演化成这样一种经济局面：为了竞争中占得优势，实现其经济价值目的，他们都各自必须也必定会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扩大自己劳动产品的市场化潜力，而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最终必定带来整个社会或市场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这样，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就达到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效果。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目标。

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种既合乎经济理性又合乎道德伦理原则的价值尺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

首先，市场经济活动应当坚持这样的价值原则，即功利主义所提出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主张，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你不仅应该考虑快乐的量，而且也应该考虑快乐的质；不仅应当考虑经验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虑到心灵的、精神的快乐和幸福。功利主义相信，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看待幸福和快乐，那么个人的算计理性就可能转化为社会的集体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经济效率也是市场经济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类目的性价值的直接体现。对于“效率”概念，伦理学上的理解认为，效率即是某种行为目的的价值实现。效率不仅意味着财富，而且也意味着社会美德。“美德”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有“成就”、“杰出”、或“优秀”等意思，而这些品质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效率。

最后，市场经济在分配过程中应遵循公正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不论人的出身、门第、登记、亲缘关系等，它只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市场以它的市场效率为第一分配原则。哪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付出的成本较低，同时具有价格优势，那么他可能获得的利润或效益就相对多。

二、墨学中的“兼爱”、“交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兼爱”、“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爱”学说是现代人类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价值，也为市场经济行为提供了道德依据。它的论证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方法，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会道德经验事实的理性分析或推理来寻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学说的宗旨，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原则。所谓“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还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会各等级、各成员之间的“和调”；“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夺，即“交相贼”。墨子把“交相贼”的原因归结为“不相爱”、“别相恶”。为了“兴利除害”，他主张用“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认为，社会成员虽然贫富有别、贵贱有等，但作为道德主体却是平等的。为天下兴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也是道德价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贵”，在于“义可以利人”。反之，“亏人自利”则“不义”。

2.志功为辨

墨子从强调功利出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这对范畴，认为对行为道德的评价，应“合其志功而观焉”。有将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的思想因素。动机与效果是一对有关道德评价的基本范畴。在道德评价中，应该如何处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墨子认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人们做事的动机是好是坏，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其善恶与否同时，也不可以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不闻不问，要“合其志功而观焉”。

3.兼以易别，以兼易偏

墨子在寻找社会弊端的病根时，指责了“不相爱”的道德现状。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爱”来代替“不相爱”：“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爱代替偏爱”的命题。他主张的“兼爱”之普遍平等的爱，及不分血缘的亲疏和等级的贵贱而给予无差别的爱。

三、“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中国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尤其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除了法律，我们还应该寻求一种人文精神，从思想上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种精神正是当今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所需要的。因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

(一)兴利除害与功利主义

在墨家的“兼爱”学说中，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这与市场经济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原则——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认为“交相贼”的原因是“不相爱”、“别相恶”，而事实上“别相恶”是由于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产生了利益冲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应该“兴天下之利”，因为只有当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真正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实现。这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是十分一致的，两者都主张义与利的兼容，认为人的个体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取向，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如果整个市场是“交相贼”的状况，个人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

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兴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种种令人瞩目的不道德行为：交易中的诚信缺失、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对环境的污染、传销行为的日益泛滥……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正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让市场的行为主体明白，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并不能真正的实现个人利益，即使实现了，那也决不是长远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证“兴天下之利”的情况下，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续地发展。

可以说，经济学提倡的重视效率，是相对于社会总体效率而言的。因此，评价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效率应看其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应把他的动机与效果相结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场主体行为的实际后果，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善恶与否。同时，绝不能采取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动机不闻不问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还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来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把动机与效果用以起来，做到“合其志功而观焉”。

(二)兼以易别与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别”传达着平等、博爱、民主的理念，这与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原则极为类似。

墨子“兼爱天下”的道德理想从根本上反对了“爱有等差”的思想，认为应该以平等的、无贵贱之分的爱来代替偏爱，表达了墨子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体现了他对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理想。这种保证社会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不管人是怎样的出身或等级，都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它反对不劳而获、无功得利。两者同时看到了社会财产的公平分配对整个社会的重大意义，

公平的分配原则对当今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优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努力寻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机制，来解决社会收入合理分配问题，从而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以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理想的和谐社会。

四、结论

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与市场经济的许多道德原则相一致。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兼相爱，交相利”更多地关注，它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的确立；有助于系统的建构和确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有助于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兼爱理论的阐扬可以作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创造性基础。

［参考文献］

［1］〔清〕孙治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第8篇

在此情况下，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目标。2016年7月20日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指出，“扶贫开发到了攻克堡垒的最后阶段”，为2020年实现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发出了动员令。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各地区在贫困问题上各有特点，现行模式下，仅仅依靠救济式扶贫不能彻底改变贫困人口的处境，要处理好经济开发扶贫与社会救助政策扶贫的关系，明确最低生活保障是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兜底性”制度安排，而扶贫开发则要侧重帮助有“造血”功能的贫困人口提高发展能力，实现脱贫致富。“一刀切”的扶贫政策并不能满足所有地区的政策需求，需要多角度，多领域探讨扶贫模式，因地制宜扶贫，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发挥各地扶贫的“十八般武艺”。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下面的扶贫模式是行之有效的。

“互联网+扶贫”。 互联网的应用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精准扶贫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互联网与大数据的应用一方面为精准识别提供了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是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的有效工具。扶贫工作的动态监管是一个难题，现在可以依据互联网和大数据实施有效的监管，通过建立扶贫信息大数据库，实现扶贫信息的全程信息化管理。这个扶贫信息大数据库不仅仅是对贫困人口的录入和建档，还可以进一步对数据背后的有用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及时掌握贫困人口的变化情况，也为进一步了解扶贫工作、开展扶贫研究奠定了基础。

“电商扶贫”。电商扶贫是“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依托互联网开展电商扶贫，汇聚扶贫资金，动员公益组织参与扶贫，为贫困地区农户打开的一条致富之门。随着农村电商的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链的不断完善，发展电商可以让农民通过在网上销售产品来提高收入，带动诸如农业、手工业、物流、网店服务等相关行业以及餐饮、住宿、旅游等服务业的发展，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创业机会。特别是为偏远闭塞的贫困村打开进入市场的大门，电商具有显著的效果。从近年的发展来看，电商扶贫不仅能够扶贫，更有利于精准扶贫战略的真正落实。

“绿色生态扶贫”。我国的贫困地区大多生态环境脆弱，其中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大多生态环境恶劣，自然资源紧张或是人口数量超过了自然环境所能承载的范围，存在人地关系紧张问题。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探索生态脱贫新路子，用生态扶贫带动精准扶贫，从开发式扶贫转向保障式扶贫。这些贫困地区在增加农户经营性收入的同时，通过生态补偿、生态保育制度增加农户转移性收入，通过区域特色的生态修复、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实现减贫脱贫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赢”局面。还有些地方雇用农民做森林养护员，由地方财政按月给农民发工资，使农民成为森林的守护者。

“特色产业扶贫”。贫困地区人口外流、进城务工现象较为普遍，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经济落后，产业缺乏，而小规模的农产品收入微薄，以至于一些贫困地区空心化，陷入贫困的缪尔达尔循环累积因果链。因而，鼓励贫困地区引入、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充分利用好贫困地区的自然禀赋，发展果蔬、中药材种植加工、畜禽养殖等a业，通过加大实施种养补贴力度，减轻贫困户的经济负担。

第9篇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起源于西方，当它传入中国以后却面临了种种问题，其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困难。墨家所主张的“兼爱、交利”思想正能给我们以启示。它告诉人们在现实的功利世界，不要放弃道德目标，在思想深处实现内圣的理想。

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又不违背我国的传统文化。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

道德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约束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幸福、正义、公平等因素。因此，伦理道德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一种通过市场调节社会经济活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实现方式。构成市场经济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标一致的经济主体；第二，有作为市场客体的用于交换的商品化社会资源，有明确界定资源的主体条件和文化条件；第三，必须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第四，必须有对自然资源认知的科技条件，有对资源进行大规模利用加工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有超地域大规模交换的技术条件；第五，有保障产权、保障主体平等地位和进行自由交换、维护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尽力去追求个人自利行为效用的最大化，这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基本动机和目的。但由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演化成这样一种经济局面：为了竞争中占得优势，实现其经济价值目的，他们都各自必须也必定会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扩大自己劳动产品的市场化潜力，而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最终必定带来整个社会或市场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这样，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就达到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效果。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目标。

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种既合乎经济理性又合乎道德伦理原则的价值尺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

首先，市场经济活动应当坚持这样的价值原则，即功利主义所提出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主张，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你不仅应该考虑快乐的量，而且也应该考虑快乐的质；不仅应当考虑经验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虑到心灵的、精神的快乐和幸福。功利主义相信，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看待幸福和快乐，那么个人的算计理性就可能转化为社会的集体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经济效率也是市场经济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类目的性价值的直接体现。对于“效率”概念，伦理学上的理解认为，效率即是某种行为目的的价值实现。效率不仅意味着财富，而且也意味着社会美德。“美德”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有“成就”、“杰出”、或“优秀”等意思，而这些品质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效率。

最后，市场经济在分配过程中应遵循公正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不论人的出身、门第、登记、亲缘关系等，它只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市场以它的市场效率为第一分配原则。哪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付出的成本较低，同时具有价格优势，那么他可能获得的利润或效益就相对多。

二、墨学中的“兼爱”、“交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兼爱”、“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爱”学说是现代人类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价值，也为市场经济行为提供了道德依据。它的论证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方法，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会道德经验事实的理性分析或推理来寻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学说的宗旨，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原则。所谓“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还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会各等级、各成员之间的“和调”；“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夺，即“交相贼”。墨子把“交相贼”的原因归结为“不相爱”、“别相恶”。为了“兴利除害”，他主张用“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认为，社会成员虽然贫富有别、贵贱有等，但作为道德主体却是平等的。为天下兴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也是道德价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贵”，在于“义可以利人”。反之，“亏人自利”则“不义”。

2.志功为辨

墨子从强调功利出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这对范畴，认为对行为道德的评价，应“合其志功而观焉”。有将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的思想因素。动机与效果是一对有关道德评价的基本范畴。在道德评价中，应该如何处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墨子认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人们做事的动机是好是坏，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其善恶与否同时，也不可以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不闻不问，要“合其志功而观焉”。

3.兼以易别，以兼易偏

墨子在寻找社会弊端的病根时，指责了“不相爱”的道德现状。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爱”来代替“不相爱”：“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爱代替偏爱”的命题。他主张的“兼爱”之普遍平等的爱，及不分血缘的亲疏和等级的贵贱而给予无差别的爱。

三、“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中国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尤其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除了法律，我们还应该寻求一种人文精神，从思想上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种精神正是当今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所需要的。因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

(一)兴利除害与功利主义

在墨家的“兼爱”学说中，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这与市场经济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原则——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认为“交相贼”的原因是“不相爱”、“别相恶”，而事实上“别相恶”是由于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产生了利益冲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应该“兴天下之利”，因为只有当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真正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实现。这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是十分一致的，两者都主张义与利的兼容，认为人的个体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取向，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如果整个市场是“交相贼”的状况，个人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

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兴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种种令人瞩目的不道德行为：交易中的诚信缺失、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对环境的污染、传销行为的日益泛滥……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正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让市场的行为主体明白，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并不能真正的实现个人利益，即使实现了，那也决不是长远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证“兴天下之利”的情况下，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续地发展。

可以说，经济学提倡的重视效率，是相对于社会总体效率而言的。因此，评价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效率应看其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应把他的动机与效果相结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场主体行为的实际后果，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善恶与否。同时，绝不能采取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动机不闻不问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还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来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把动机与效果用以起来，做到“合其志功而观焉”。

(二)兼以易别与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别”传达着平等、博爱、民主的理念，这与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原则极为类似。

墨子“兼爱天下”的道德理想从根本上反对了“爱有等差”的思想，认为应该以平等的、无贵贱之分的爱来代替偏爱，表达了墨子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体现了他对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理想。这种保证社会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不管人是怎样的出身或等级，都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它反对不劳而获、无功得利。两者同时看到了社会财产的公平分配对整个社会的重大意义，

公平的分配原则对当今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优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努力寻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机制，来解决社会收入合理分配问题，从而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以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理想的和谐社会。

四、结论

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与市场经济的许多道德原则相一致。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兼相爱，交相利”更多地关注，它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的确立；有助于系统的建构和确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有助于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兼爱理论的阐扬可以作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创造性基础。

［参考文献］

［1］〔清〕孙治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

［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第10篇

【关键词】飙涨;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存在问题;对策

近半年来,我国房市、股市飙涨:房屋销售面积迅速增长,房价快速飙升;全球股市亦在美股带动下一路盘升,衰退所造成的阴霾一扫而空,经济前景也俨然光明起来。但这只是虚象不能算真的复苏,而可能是新泡沫的到来。美元金融泡沫后各国印钞纾困的庞大金钱造成通胀预期而出现的投机潮。当前经济体系、生产与消费不振,失业及低度就业普遍,但另方面则是国际热钱更加泛滥,具有资产意义的股市房市、具有投机意义的期市汇市也变动幅度扩大。究其原因应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

1.实体经济

所谓实体经济是指用于描述物质资料生产、销售以及直接为此提供劳务所形成的经济活动,如农业、工业、商业与交通运输等。实体经济的稳定运行对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维护社会经济秩序非常重要,是财富的真正来源。

2.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是指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的持有和运动,既包括股票、债券、外汇等传统金融资产又包括由金融创新所派生和组合的各种衍生金融工具. 这时货币资本不经过实体经济循环就可以取得盈利,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

虚拟经济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高风险性。可分为客观风险和主观风险。客观风险指从过去数据中不可能完全准确地预测未来。主观风险来自于人们对预期收益主观估计错误。此外,内部交易、庄家操纵、信息披露不真实等违法行为的存在,也会造成虚拟经济的高风险。二是寄生性。虚拟经济系统是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的。它的寄生性表现在其运行周期大体上取决于实体经济的运行周期,但短期的背离是可能发生的。由于虚拟与实体两种经济系统之间联系紧密,在实体经济中产生的风险,例如产品积压、企业破产等,都会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失稳。而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例如股票指数大落、房地产价格猛跌、银行呆账剧增、货币大幅贬值等,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在市场经济中,实体经济已不可能脱离虚拟经济系统而运行。三是周期性。虚拟经济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出周期性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股票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和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这种周期性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向前推进的。虚拟经济总是处于膨胀、泡沫生成、泡沫破灭、紧缩或者崩溃这样一种循环运动中。

3.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

3.1 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

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3.2 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

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无论是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就成了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也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其能够能够得到发展。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第三,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

3.3 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原则

既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很好的处理,不然就会影响到它们的正常发展。一是均衡发展原则。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对整个市场经济有促进作用。这就决定了在它们的速度发展上、规模形成上、比例确定上、计划安排上,都应统一谋划相互兼顾。二是协调一致原则。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并将还会告诉我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形式或形态,它们各自的运行方式、经营特点、行为规范、内在要求、营销策略、服务对象等,都是不尽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就有极大的可能会出现或产生矛盾。其具体表现是,要么是实体经济脱离虚拟经济而独自发展,要么是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而“突飞猛进”。事实证明,后者是主要现象,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泡沫经济”。因此,为了防止和遏制泡沫经济的产生或出现,就必须要强调协调一致的原则。

4.目前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4.1 虚拟经济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

虚火上升的表现: 第一,企业利润增长很快,但是企业的利润并不直接来自于主营业务或者说在利润增长的同时,企业的竞争力在下降。第二,资产价格膨胀速度远远高于实体经济增长速度,目前的重要指标在于股票指数与房地产的价格指数增速远高于工业企业生产增速。深沪两地市盈率平均高达50倍以上。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为3%左右,国际贸易年增长率在5%左右,国际资本流动的年增长率在25%左右,全球股票总价增加了2.5倍。北京房屋的租售比在200-300之间,我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构成与国外相比,存在自有资金不足、过分依靠银行贷款的问题,房地产市场的绝大部分风险系在金融机构身上。目前全国房地产银行贷款依赖水平在50%左右,而部分大型城市开发商对银行信贷资金的依赖程度已高于80%。银行风险同房价上涨成正比例增加,一旦房价较大幅度下降,地产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同时高房价成为制约居民消费的障碍。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规模还会继续膨胀。

实体经济衰退的表现:一是就业减少,失业增加。二是居民预期收入减少,消费信心严重受挫,消费支出增长停滞,实际所得倒退,通缩日益严重。三是企业投资信心低沉,产业活动趋弱。

虚拟经济的规模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会导致:一是社会两极化,也是富者越富,股市房市投机日盛;至于贫者越贫,所得倒退,就业情况恶化,通缩日益严重。二是企业会放弃实体,走向投机。热钱流入,虚拟经济持续升温,最后实体经济因缺乏技术创新而失去竞争力,虚拟经济泡沫破灭,人民币贬值。三是实体经济在利用金融资本深化来追求规模效益的同时,开始放弃或者忽视技术创新与管理改进对收益的贡献。

4.2 税收政策:目前的税收制度对于实体经济的激励是负效应的,而对于虚拟经济则是正效应

中国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2007年1-9月,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占整体税收比重的达到51%。流转税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是直接的,特别是生产型的增值税对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起到了抵消的作用。

对于虚拟经济来讲,中国目前的税收制度是鼓励的。没有对资产增值征税,物业税没有出台,就不能对房产增值征税。对于股票转让所得,虽然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对此所得要征收20%的所得税,但是没有开征。

5.存在问题的对策

5.1 平衡虚实

国家推出防范风险新规控制房市股市泡沫,使其温和回升而非大幅波动,增强大家的信心,同时加快实体经济的复苏:增加信贷用于基础建设产业换代升级并购,刺激旅游餐饮汽车房产等消费。

5.2 调整税收结构

考虑开征房产物业税、资产增值税,提高股票印花税、烟酒税等。

5.3 “危”“机”并存

如果不是此次金融危机,人们也可能不会意识到虚拟经济不切实际发展带来的危险,更会迷信美国的金融体系、产品和美圆。而实体经济此时也可以冷静地进行反思调整。第一,并非所有行业都遇困,有些行业反而收益,如经济节能类市场:大娘水饺快餐、大润发超市、节能汽车电器、自助旅游省内旅游、淘宝网上消费等;第二,加快结构调整产业转型:这点深圳十年前就进行了,主动放弃污染大、附加值低的玩具制造、制衣行业,定位高端服务+现代制造+高新技术+深港一体化,拥有了华为、比亚迪、腾迅、深交所创业板等效益斐然的领先企业;第三,金融、汽车、石油等企业利用业内世界领先企业的困境,趁机并购,做大做强;第四,减持美元多元化外汇储备,探索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立亚元、人民币自由流通等新方案。

总之,在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回升态势还不稳定的情况下,股市房价如此高涨,让人担忧,必须有所警惕。

参考文献

[1]笔锋.《全球两层经济暗藏新泡沫》.《亚洲周刊》,2009-8-9.

[2]潘妍妍.《对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重新认识》.《经济师》,2008年第01期.

[3]解琳英,杨彦臣.《试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今日科苑》,2008年16期.

第11篇

一、价值的碰撞：营销理念对传统文化的挑战

营销理念，指营销人员所具备的本行业特有的人文认识与观念。传统文化，指前人创造的具有延续性的历史遗产。所谓延续性是有些文化创立以后逐渐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独立出来形成的一种跨社会制度、跨时代的意识形态，即它能够影响当代社会制度及今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传统文化的延续性，既包融着精华，又包融着糟粕。部分文化糟粕尽管失去了进步性，却仍然具有相当强的人文生命力。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的历史进程中，营销理念正向传统文化发起挑战，现代意义上的营销观念与传统民族文化进行着价值取向上的碰撞。

碰撞之一：市场意识向自然经济观念的挑战

市场意识，指社会公众对市场和商品的认识态度。在现代经济背景下，营销理念的首要内涵是参与市场、立足市场，以市场经济原则为营销行为的基础。这说明营销理念必须以市场经济规律为指针，才能推动营销事业，进而积累国民财富，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和向贫困挑战。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自然经济状态，至今很多地区仍然存留着小农经济意识。在农村，很多人习惯于躬耕垄亩，自养家禽，自植果蔬，以物易物，满足于单一结构的低水平生活消费。在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这种自然经济观念对于人们形成超越物欲羁绊的观念，提高道德境界，产生了积极作用。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这种自然经济观念有其重大缺陷：自然经济注重经济的道德价值而轻视功利价值，主张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等，会促使经济运行服从于伦理要求而失去市场运行的活力。事实上，很多人正是受到自然经济观念束缚，自发排斥营销理念中的市场意识，并进行舆论贬低和行为抵制，极大地制约着营销事业的发展。

碰撞之二：竞争观念向平均主义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是促成市场营销产生的重要因素。竞争观念是营销理念的重要内容。目前，企业营销手段日益增多，市场营销竞争程度不断加剧。而传统文化中与小农意识紧密相连的平均主义观念却时时升腾于现实生活，阻碍着营销事业的扩展。我国的平均主义观念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典型的如儒家主张的“有家有国者，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等，集中表现了平均主义和一味寻求实适的观念，阻碍人们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的培育，养成社会对“不均”和“不安”的恐惧心态，形成潜在的惰性，从而制约营销事业的发展。

碰撞之三：合法谋利意识向关系哲学的挑战

营销活动是按既定的制度进行的，营销利润分配有多种形式，而营销利润唯一源泉是公司利润，即营销网络中不存在通过人员争利改变既定制度的问　题，合法利润人人应该争取。而传统文化宣扬的“君子重义，小人言利”、　“君子固穷”、“君子之交谈如水”等　道德观念恰恰与其相停，使中国人过于　看重“关系”和“面子”。很多营销人　员唯恐伤及人和，不愿在亲朋中做业务，极大地缩小了营销市场范围，降低了营销效果。

碰撞之四：创业意识向中庸观念的挑战

很多营销人员承担着较大商业风险，恒久从事营销事业，并不断开创新　业绩。这对“抱朴守拙”、“养晦稻　光”等传统文化中的中庸观念形成强烈的观念冲击。

二、文化交融：营销理念与传统文化的整合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制度变迁中，营销理念也同传统文化发生着积极的相互影响，并形成文化上的整合。

整合之一：集体主义观念的共鸣

营销始终把关心爱护他人的集体主义观念置于重要地位。营销网络激励人们注重合作，在此之上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而盲目的绝对化的自由主义是为营销理念所排斥的。

像传统文化中的其他精华部分一样，集体主义观念不能独立于文化网络本体而单独作用于经济活动，而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连续地表现出来。经深，入观察不难发现，“以人为本”、“贵在人和”、“共惠共利”等传统价值观念和营销理念中的集体主义存在着精神上的稠合，共同推动了营销事业的发展。

整合之二：以诚为本观念的同一

营销倡导“诚实为本”的理念，不容忍通过低毁竞争对手、商业欺诈和弱　肉强食等手段取得业绩。传统文化也极力推崇“人无信不立”、“祟德尚诚”、“诚行合一”等观念，认为人们应坦诚相见，相辅而行，建立诚挚友善的关系。显然，营销理念与传统文化在此达成了同一。

整合之三：以仁爱为共同真谛

营销提倡参与者以爱心和关心作为营销网络的剂。营销制度普遍主张营销商应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使双方都获得精神和物质的享受，即双赢原则。而传统文化也大力提倡“仁”、　“义”、“敬天爱人”等儒家思想原则，并将其作为封建道德规范。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营销理念与传统文化共有的这种仁爱观念，能够相互推动，加速营销事业扩展。

第12篇

元谋是典型的热区农业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以来，以为核心的经营机制，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长期坚持党在农村的这一基本政策，是确保农村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下一家一户小生产的分散经营，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生产主体规模化、专业化的高效组织形式的需要，农产品卖难、农民增收难的矛盾十分突出。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日趋明显。面对这样的发展形势，县委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发展趋势后认为，农民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必须在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专业化、规模化和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切实解决农产品卖难、农民增产不增收和农村经济增长缓慢的现实问题。并以创新的思维，积极探索实践提高农民生产组织化程度的、以“协会、公司、经纪人”为组织模式，“好品种+订单”为经营模式的“农民联营经济组织机制”，以求有效地解决农民增收、财政增长难的突出问题。通过近三年的实践，认真抓好宣传引导和扶持措施的落实，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农民专业协会，是以农户自愿、平等、互利为原则，联合经营各自资源的自我服务中介组织。它以市场为导向，农户为主体，经济效益为中心，资本营运为纽带，适应农产品生产专业化、规模化的要求，依托自我教育、相互带动的组织优势，实施产销或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形成了新的组织模式和利益共同体，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和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的有效组织形式。协会充分发挥组织生产，提供服务的功能，将会员分散的资源统一规划利用，积极为会员提供专业高效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为会员农户统一购买种子，确定农药和化肥，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实现了根据市场、品种、播种时间统一种植标准和质量标准，既避免了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又使科技措施得到广泛的推广运用，产品生产的有效性、针对性和质量效益显著提高，为市场销售和增加效益打下良好的基础。

农民专业协会作为松散型的农民自我合作经济组织，还不能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因此，在进一步完善协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方式，帮助协会依法组建相应的公司，以公司作为市场主体，代表协会开展对外经营与合作，解决了协会无法解决的法人地位、融资签约、产品质量申报认证等现实问题。协会通过公司，使农产品生产、流通与市场紧密衔接，引导劳动力、资本、技术以及土地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沟通融资渠道，理顺与其它企业或经济组织的经营合作关系，使公司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地成为组织生产、服务农户、连接市场的龙头。在运作中，以协会为基础的龙头公司，深入进行市场调查，广泛收集市场供需信息，把握市场销售行情，千方百计开拓市场，建立产品流通窗口，构建安全稳定的营销网络。同时，竭力打造协会产品品牌，积极发展精、优、特和“人无我有”的专营产品，扩大生产经营品种，使协会及时组织会员农户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形成上接销售大市场，下连千家万户的生产经营模式，生产效益明显提高。

经纪人是活动于协会与公司间最为活跃的因素，是连接公司与农户的纽带。在实践中，我们把农村懂科技、能致富、敢于闯市场的乡土能人列入重点扶持对象，形成了一批在产业建设和市场营销中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有市场开拓经验，懂经营、善管理的经纪人，积极支持他们负责协会的组织领导和经营管理工作，担任公司的法人代表，以“好品种+订单”的方式，把公司开发引进的有市场需求，有比较优势，适合我县资源特点，能获取超额利润的优新“好品种”，按市场需求制定生产种植规划，以订单的形式落实到会员农户，会员农户按订单要求生产，公司按保护价确保收购，有效地化解市场风险，解除会员生产销售的后顾之忧。

在推行农民联营经济制的进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农民专业协会“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本着引导而不包办，扶持而不干预，积极为协会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促进协会健康顺利地发展。一是强化服务。县委政府要求全县各级领导干部、职能部门，要深入各个协会，大力宣传县委政府的产业发展政策，及时帮助协会协调解决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猓?胄男?Φ匚??岬姆⒄固峁┝己玫姆?瘛6?嵌苑⒄菇虾茫???┟裨鍪粘尚?飨裕?缁嵊跋炝Υ蟮男?幔?笆弊芙峋?椋?髁⒌湫停?俳?⒄埂H?乔惺底ズ弥傅肌R?罂萍肌⑴┮怠⑺??⑺?5壬媾┎棵牛???橹?こ碳际跞嗽保?镏??嶂贫ㄍ晟乒嬲轮贫群徒ㄉ璺桨福?怪?馨凑障执?笠抵贫裙娣对俗鳎?η笞龅阶榻ㄒ桓觯?晒σ桓觯??б桓觥K氖鞘凳?叻龀帧O匚???贫ㄏ路⒘斯赜诩忧颗┟窳???米橹?ㄐ?帷⒐?尽⒕?腿耍┙ㄉ璧木龆ǎ??徊矫魅妨伺┟褡ㄒ敌?嵩谛税旒际蹙?梅?袷堤搴兔裼?笠担?谧⒉岬羌恰⑿糯?С帧⑺胺鸭趺獾确矫娓?璧姆龀趾陀呕菡?摺N迨遣扇∮谐シ龀趾湍扇肱┮怠⒖萍伎?⑾钅孔ㄏ罘龀值确绞剑????┟褡ㄒ敌?嵘瓯ㄏ钅俊⒄?∽式稹A?枪睦?С执笾凶ū弦瞪?脚┟褡ㄒ敌?峁ぷ鳎还睦?С窒啬谛姓?乱档ノ坏募际鹾凸芾砣瞬牛?傻叫?峁ぷ骰蚣嬷埃?渥橹?⒋?觥⑷耸碌裙叵挡槐洹T谝陨洗胧┑姆龀窒拢??嘏┟褡ㄒ敌?岢氏殖隽私】涤行虻牧夹苑⒄故仆贰D壳埃??匾殉闪⒏髦峙┟褡ㄒ敌??1个,会员达2720户。其中，经济实体型20个，服务型10个，普及型21个。

农民专业协会“引导农民看、指导农民种、帮助农民销”，以“好品种+订单”的经营模式发展生产，带动了全县44026亩土地的生产和经营，有效提高了农村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促进了全县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去年以来，我们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协会紧紧围绕县委政府借“天然温室”打“天然牌”，做大做强无公害反季蔬菜、热带林果绿色产业的发展思路，紧紧抓住元谋被国家农业部列为全国首批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县的历史性机遇，以协会为龙头，大规模地在全县菜果生产中推行无公害生产种植，按市场需求对蔬菜的品种结构、种植结构和种植时令进行调整，取得了明显成效。去冬今春菜季，全县10万亩冬早蔬菜实现了量价同增，产量达到14万吨，产值达到1.74亿元，平均销售价格每公斤达到1.32元,比上年菜季增长了46.7%,农民现金收入中仅出售蔬菜一项就达到602元。有14个菜果品种获得了无公害食品认证，无公害品牌初步得到了市场认可。全县种植业经国家农业部专家组验收，被授予了“全国无公害农作物种植示范基地县和先进县”。

在取得无公害生产种植成效的基础上，我们以“协会、公司、经纪人”的农民联营经济组织为依托，大力发展贸工农、种养加为主体的龙头公司，扶持发展集农产品精深加工、冷藏保鲜、包装储运为一体的龙头企业，瞄准国际国内大市场，实现农产品的国际出口，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我们积极鼓励支持协会以公司为参与市场竞争和融资的主体，代表协会开展对外经营与合作，引进私营业主，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加工园区。目前，元谋能禹绿色食品加工园区内已有14家企业入驻建设并相继投产。其中，龙川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能够带动县内外5万亩薯类生产种植的加工型龙头企业；3家小香葱加工企业已经完成了组建企业集团的任务，带动群众种植小香葱近3000亩，产品获得了出口贸易权，并销往韩国、日本和新加坡，开始直接出口创汇；元谋与北京汇源果汁集团合作的蔬菜精深加工项目已进入了实质性工作阶段，项目报批、土地征用、厂房建设规划、引种试验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引进的上海恒通集团和昆明子元集团投资建设的印楝生产基地和印楝无公害农药加工厂，广东恩平汉忠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对虾、欧鲶鱼基地及饲料加工厂，海南椰林农业开发公司投资建设的精品香蕉出口基地正在加紧建设中。

第13篇

论文摘要：“因贫致病，因病返贫”已成为中国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属于完全货币化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实施完全货币化的制度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实施完全货币化的制度却相当困难。中央政府的大力货币资助只是一种外部力量，未能通过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地方政府，特别是农户本身的内因调动、激励其充分发挥自我力量，从而严重影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工作。因此，结合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具体特点，探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困境

1．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

式不符合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货币筹资为基础的一种新型农村居民医疗保障制度，这种完全货币化的筹资方式，客观上脱离了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市场化程度低的实际情况。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主要由集体来承担，个人只承担一小部分，而且一般不用交现金，而是以“工分”的形式从集体经济的收人中扣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采取国家、集体、个人三方投资，强调三方的责任，但在广大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筹资难度相当大，尤其是农民个人自筹的那部分资金。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由于其市场化程度低，集体经济不发达，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较少，有的地方甚至根本无力支持合作医疗的最低基金筹集。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个人来说，尽管每年不少于10元的参保金的数额不大，但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来说，经济落后，交通又不方便，七沟八梁一面坡，几年进不了一回城，一家几口人，叫他们每年拿出几十元现金来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确非常困难。

2．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中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很难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遵循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以收定支，保障适度，先行试点逐步推广的总体原则是正确的，但相对于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而言，仍是一种“富人”保障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富人”才能缴得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真正需要保障的穷人，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因收^过低，缴不起合作医疗保障金，而无法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国家给予的合作医疗待遇。但当“参合率不能轹时，强迫命令就出台了。“新合医”成了政府对农民施惠的代名词，农民成了被动的受惠者”。这不仅不符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般陛原则，而且在医疗公平性方面易于两极分化，富裕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满足，多数贫困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同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自愿参加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群体，针对体制外人员侵蚀体制内资源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难以避免。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缺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筹资主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曾在农村合作医疗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依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行了，集体经济组织基本解体，缺少集体经济支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资金筹集失去了这一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忽略了农村集体经济这个稳定可靠的保障基础，从而直接导致了其运行的持续性难以为继。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一)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特点

1．市场经济发展落后，农民人均货币收入低下。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民的生产收入主要来自各种农产品等实物收入，其中一部分由农民直接消费掉，剩余部分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交通不便的影响，很难通过流通转化为货币来形成农民的货币收入。据2004年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人，其中西部l2个省区为1305万人，其人均年收入为668元。而他们的大量农产品却因为交通不便运不出去而卖得非常便宜，有的甚至烂在地里无人收购。比如，在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的岳宋乡有一个叫木古坝山寨，那里的茶叶是绝对的绿色产品，可是1斤茶叶只卖到2元钱，如果拿到城市卖，绝对可以卖到50元以上。木古坝的1斤茶叶在城里可以换到l0斤杂交稻种子，城里的1斤杂交稻种子在木古坝却能换到8斤茶叶。

2．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经济缺乏，实物经济普遍存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尺度，其作用应该是与实物经济的运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服务的，其总量和构成都应该与实物经济相适应，而不应该脱离实物经济独自运行。因为货币脱离实物经济而独自运行虽然可能使个别经营者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而且还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与实物经济的运行脱节，具有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运行轨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多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近50％为实物收入，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给自足为主。

3．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更为严重。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约有5亿左右，占全部劳动力的70％，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几百万人，增长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的需求，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十分突出。据测算，根据现有的土地承载力，我国农业仅有1—2亿从业人员就足够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亟需转移。尤其是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剩数量更为可观，估计劳动力中有60％一75％为剩余劳动力。加快对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转岗技能培训步伐，以区域化带动专业化，在剩余劳动力中创造劳务品牌，铸造劳务名牌，并使创牌的触角不断向高技术行业延伸，从而促使剩余劳动力在劳务品牌形成中逐渐升值，增加农民收入，乃当前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劳动力劳务化的当务之急。

4．环境劣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同时并存。我国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虽然那里的自然条件恶劣，山高坡陡，水土流失严重，草地状况日益严峻，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率和土地产效率普遍低下，但是这些经济落后地区拥有丰富的矿产等自然资源。在全国已发现的160多种矿产资源中西部地区均有发现，特别是能源、金属矿产以及生物等资源在全国占有显著地位，其中45种重要矿产资源潜在总量约占全国的40％，开发潜力巨大。以陕西陕北贫困县为例，一方面，这些地区七沟八梁一面坡，生存环境恶劣；另一方面，这些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等资源。一般来说，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大多为这种情况。

(二)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

在任何一个经济体中，非货币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据美国经济学家估算，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中，非货币收入平均占收入总量的25％左右。根据我国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特点，要在这些地区推行货币化程度很高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可以探索建立非货币化的以实物合作为主的医疗制度，充分利用当地优势特点，从而使之“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其可能的发展路径有：

1．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土地资源丰富，就可以建立以土地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在我国现阶段，土地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广大农民的生活保障，土地作为保障手段对穷人尤其重要。我国土地资源分布很不均匀，西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土地等自然资源非常丰富，但海拔高，自然环境复杂，分散的家庭承包经营方式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个体农户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力度与利用效度，从而导致土地等自然资源对缺乏劳动力的个体农户的保障作用失灵。在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如果土地资源丰富，那么建立以土地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不仅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合理使用，提高经济效益，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农业规模2．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就可以建立以劳务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劳务合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种新型贸易方式，现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外汇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概念已逐步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我国部分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劳动力素质很低。这不仅表现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自然条件差、饮水不卫生、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从而导致市场经济落后地区部分农民的身体素质差方面；还表现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方面。在这样的“贫困——人口多+素质低一贫困”的恶性循环地区，现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仅起着外因作用，难以通过内因发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真正效用。拉文斯坦首创的“推拉理论”告诉人们，人口流动是“推力”和“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包括人口增长、低生活水准、缺乏经济机会等；拉力包括劳动力的需求、在新居住地改善生活的可能性、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优惠的劳动力政策等。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者在劳务市场上不停地交流和比较各种信息，做出流动与否的决策，对当事双方都有好处，劳动力富裕国家输出劳动力，可以减少潜在的社会经济压力；劳动力接受国似乎也从中找到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办法。因此，在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的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可以建立以劳务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合作医疗制度。譬如，政府高效担当起自己的服务角色，加强对国际劳务市场的调研，建立境外劳务信息网络，抢占先机，对外承包劳务市场，对内给予一定支持，建立劳务综合培训基地，每年甚至每个季度都挑选出一批劳动力进行对口的职业技能强化培训。达到培训要求的学员，如果能劳务输出，就可以为国家赚得外汇，政府按其赚回外汇的多少，给予其家人一定比例的医疗支付补偿金，其标准不低于现行合作医疗的保障标准；达到培训要求的学员，如果能在国内流动，流^地政府也可依据合理的标准，对其家人进行—定的医疗支付补偿金，以保持流人地一定的劳动力数量，从而解决“民工荒”的困境。这样，政府的外部力量不仅有利于通过内因长效激励流出地劳动力积极主动改善自身素质和技术层次，而且有利于农民增收和农村脱贫，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3．如果一个市场经济落后地区既无一定的自然资源，也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那么在这样的地区，只能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外援方式在当今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国外来看，非洲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非洲国家中有相当部分地区，自然资源匮乏，社会资源也不丰富，外部援助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其经济发展，同时也增进了这些地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医疗卫生方面，外部援助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20世纪末，肯尼亚，津巴布韦等国利用外部援助，有效控制了人口增长，肯尼亚妇女的总生育率由1977年的811个降至1993年的514个。赞比亚利用外部援助，解决了其西部省的大部分农村人口的饮水问题，仅1985—1993年，由援助而兴建的水井高达108眼，使2115万人从中受益。从国内来看，宁夏在总体上是一个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都相对贫乏的省区，但宁夏是在全国较早利用外援的省区之一，其实施的外援项目，无论数量、质量、效果等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使宁夏的生态得到了很快恢复，农民生活环境和医疗卫生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地区既无一定的自然资源，也无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在这样的自身力量相当薄弱的地区，实施现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难以为继，那么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乃其最佳选择。发展外援型合作医疗制度，争取外援、借助外力、加快发展，需要制定一套专门针对本地区具体情况的医疗卫生服务引进计划，同时，依据循证医学可知，大部分的疾病是与环境污染、营养不良和生活习惯不良直接相关的。因此，在利用外援时应将农村卫生的重点放在普及基本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将预防保健、基本医疗和健康促进等社区卫生建设结合起来，这样，农民的受益面最大，受益程度也最深。利用外援方式改善市场经济落后地区人口的健康状况，其关键在于强化政府牢固树立群众利益第一的观点，切实落实项目责任制，信守各项协议，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4．根据具体情况，也可建立以上三种路径的混合模式。混合模式的建立必须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遵循优势互补的原则，在结合当地丰富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劳动力等社会资源的基础上，有效利用外援，充分发挥三种路径的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本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混合模式中，可以合理发展土地、劳动力密集型农业技术，积极扶持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引进和改造，切实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水平，鼓励企业以农民医疗卫生事业为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基地和农户共同发展，实行农业从“土地——产品——加工——流通与销售——农民医疗卫生事业——农业的进一步投入”的规模化经营。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发展路径选择对策

1．非货币型发展路径选择应当遵循多样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农村情况复杂多样，因此在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时应遵循多样化和因地制宜的原则，不能搞一刀切。一是要充分认识建立非货币型发展路径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国农村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走非货币型发展路径的工程量很大。同时，我国各地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均衡，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应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多样的模式，以满足不同发展程度地区农民对医疗保障的需求。

2．选择非货币型发展路径应积极探索建立合作医疗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形式之一，是新时期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它既能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的支付能力，又能节约市场的交易成本，还能维护农民的自身利益。在市场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以非货币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号召发展合作经济，容易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也许这是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3．政府应把发展合作医疗型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列为非营利性组织，利用各级政府的扶贫资金给予支持。基于目前我国国情，卫生资源的投入能力有限，非营利性医疗组织应该在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非营利性医疗组织的发展，政府应通过引导、调控和支持等方式，为其发展积极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对这种合作经济组织在管理上也可采取招标承包经营的方式进行。2．市场经济落后地区货币经济缺乏，实物经济普遍存在。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和价值尺度，其作用应该是与实物经济的运行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是为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的正常运行服务的，其总量和构成都应该与实物经济相适应，而不应该脱离实物经济独自运行。因为货币脱离实物经济而独自运行虽然可能使个别经营者达到资本增值的目的，但对整个社会生产来说，不仅没有增加任何东西，而且还可能使社会资源的配置指向错误的方向。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的运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经与实物经济的运行脱节，具有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运行轨迹。市场经济落后地区多数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中近50％为实物收入，农产品商品率低下，以自给自足为主。

第14篇

精准扶贫是我国的新型扶贫理念与扶贫方式，文章描述了精准扶贫产生的背景和现状，针对实施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从政府与市场主体进行互动、在如何引导和强化市场主体参与扶贫方面做了具体的探讨

精准扶贫扶贫机制市场角度

一、精准扶贫实施的背景和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在解放我国生产力、推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逐渐拉大了我国地区和城乡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出现大面积贫困的同时，城乡贫富差距也开始凸显。与之相伴的是全国扶贫开发工作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整个社会的关注，经过长期对扶贫工作进行实践与探索，我国政府逐渐建立起一套成熟的扶贫开发体系和理论框架，并以此有力推进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解决了全国几亿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但自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环境的变化，传统的针对贫困地区整体经济发展落后，采取的以整块区域为瞄准而进行的“大水漫灌”的扶贫方式所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因此我国政府在对传统的治贫方式所取得的经验进行总结与分析的基础上，又提出精准扶贫这一具有更高精度的新的治贫思路。

自2013年精准扶贫这一概念被提出以来，经过几年时间的实践与探索，其内涵不断被丰富和完善，外延也不断扩展，已成为一套比较完善的扶贫理论体系。精准扶贫最基本的含义是扶贫政策和措施要针对真正的贫困家庭和人口，通过对贫困人口进行有针对性的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因素和障碍，从而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的。现今，精准扶贫一般用“六个精准”来进行描述和概括，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二、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主导扶贫模式的无法彻底消除扶贫的低效益状况

当前，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地方扶贫工作的方方面面，从精准扶贫资金的来源到扶贫资金的管理和发放都是如此。精准扶贫理念的提出与实施既是政府对我国扶贫工作起主导作用的一个重要体现的同时，也是我国政府对传统的政府主下的扶贫模式进行思索与改进的一次重要尝试。问题在于，政府主导下的扶贫不可避免存在资源的浪费和资金利用效益的低下。此外，在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的前提下，政府也无法保证精准扶贫在具体实施中确保“精”、“准”这两个重要指标能够完全实现。所以在传统的政府主导的扶贫模式下，如何保证精准扶贫这一政策确实行之有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2.政府“输血”式扶贫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无劳动能力人群的贫困问题

精准扶贫侧重于提高扶贫工作的精度，从而提高扶贫工作的效率，虽然对传统的扶贫模式有所创新，但相比传统扶贫模式在扶贫措施上并未有质的改变。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贫困是市场自发的资源配置的结果，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一个地区的贫困，都是由于一些先天或是后天因素导致其丧失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而导致的。个人竞争优势的缺乏或丧失导致了其找到满意工作的概率降低，并因此导致其家庭致富机会的减少或消失，劳动能力较高的家庭成员为生存而不得不迁徙到收益率更高的地区去寻求机遇，劳动能力较弱的家庭成员则被迫留守家园并成为当地政府部门的庞大的负担。同时，扶贫本身也存在类似“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即越到后来，剩下的贫困人口问题越难解决，或者解决的成本越大。经过前几轮帮扶，那些年龄相对较轻、有一定劳动能力或技能的贫困人口，通过推荐就业、发展种养业、三产服务业等途径，已经基本脱贫解困。而青壮年劳动力在此期间的大量外流，导致贫困地区的剩余贫困家庭多为老弱病残和妇孺等缺乏劳动能力和技能的人群，他们既没有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也不具备在短时间内转化为有效生产力的条件。产业扶贫以及项目扶贫模式对于这一部分人群的不适用又使得当地政府又不得不依赖于持续的“输血”扶贫方式来进行扶贫，即政府需要为其提供专门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并且对其中的大部分人群予以持续的特殊照顾，使当地贫困居民始终保持在贫困边缘之上。扶则不贫，不扶则贫，使得当地经济发展因此受到阻碍的同时，这一部分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也不断延续下来，继而成为现今精准扶贫工作的一个难点重点。

三、基于强化市场参与扶贫的对策与建议

1.用好用活“互联网”，构建贫困县域发展新优势

在市场经济中，导致一个地区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于缺乏竞争优势，但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世界变得扁平化，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低门槛使得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加入到这一轮新的产业革命，原有的因空间和资源优势而产生的利益分配格局在互联网产业的冲击下必然面临着重新调整和分配，而贫困地区只有在依附于互联网的新兴产业上提前布局，整合其优势产品，对接城市和农村两个市场，才有实现脱贫致富和弯道超车的可能。这就要求当地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合适的方式引入民营互联网企业入驻当地，构筑“互联网+农村电商”、“互联网+旅游”、“互联网+教育”等新经济发展模式，与精准扶贫的相关政策融合，以达到最终形成“互联网+精准扶贫”效果的目的。

2.政府与金融机构良性互动，大力推进贫困地区发展普惠金融。

地方政府需要提高扶贫资金的运作效率，合理分配扶贫资金，灵活转变扶贫资金的运作形式，引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共同参与扶贫资金的运营以替代对无劳动能力人群直接发放救助金的“输血”式扶贫。合理利用金融杠杆，有效发挥金融机构资金配置的优势，采取多样化的金融扶贫模式，要引导各金融机构结合自身优势制定专项支持措施，切实加大普惠型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金融机构联动，以精准扶贫建档立卡的数据为基础，以参与扶贫的企业和自主创业的贫困农户为重点对象，实现“信用+信贷”结合开展信用评级和授信工作，从而不断加大对扶贫企业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信贷支持力度。最终走出一条探索金融精准扶贫、金融支持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路。

参考文献：

第15篇

关键词：贫富观；贫富差距；富民

中图分类号：B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8-0061-02

贫富问题由来已久，先秦儒家文化的代表孔子就曾对贫富有过基本的解读。古为今用，结合时代需要对孔子贫富观加以研究，有助于现解决目前由于贫富差距而导致的社会问题。

一、孔子的基本贫富观

（一）对“贫”、“富”的基本态度

孔子思想虽以仁为核心，但并不否定财富，而是肯定取得财富是人的本望。孔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①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迅速崛起的时代，私有观念日益盛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空前强烈，个人的私欲被无限制放大，加之战争频发的大背景，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孔子提倡人们追求财富，也认为贫贱是人所厌恶的。但是孔子也提出：“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②可见孔子提倡的是见利思义，主张以正当方式取得的财富，反对以不正当手段摄取财物。

其次在贫穷问题上，孔子也表现出超然的洒脱态度，最典型的例子是安贫乐道。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他认为，贫穷不可怕，失去道德修养才堪忧虑。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③肯定富贵的同时，也对面对贫穷不抱怨的态度加以肯定和赞扬。

孔子对待贫富的坦然也为后来的儒家所继承，形成基本的儒家贫富观念。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④荀子说：“富则施广，贫则用节，可贵可贱也，可富可贫也。”⑤

（二）取得“贫”、“富”的方式

首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⑥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富有更多的是命数，具有命定性。这固然有其时代限制，但从孔子对于富贵的一些解释可以看出一丝不愿强求的意味。在《论语・卫灵公》里，孔子周游列国，在陈绝粮，随行者全都病卧不起。子路愤愤不平，问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答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其意思是，君子小人都有穷困之时，区别在于君子固守其穷，无所怨悔，而小人穷则丧失原则，放纵于行，以图改变穷困之境。可见孔子是反对以小人行径强求富贵的行为。

其次，正可谓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孔子赞成以正当的方式获得财富。孔子总是把财富与才干相联系，认为个人必须笃信好学、真才实干。“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⑦知识是服务社会的本钱，也是致富的本钱，先秦儒家一直倡导“依德致富”、“依能致富”。

第三，“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⑧孔子将个人财富和国家联系起来，追求国富民强，认为国家无道而自己富贵是耻辱。这就强调了国家对于个人富贵的重要性，孔子还提出了推动国富的相关措施。最后，孔子又说：“如不可求，从吾所好。”⑨意指如果富贵不合于道就不必去追求，那就还是按爱好去干事。可见这位圣人仍是以淡泊之心看待财富显贵，保持高尚气节。

（三）关于解决贫富差距问题

孔子曾从社会角度提出一系列国家制度层面的干预、调整手段。他主张轻徭薄赋的赋税政策，反对横征暴敛。《论语全译・颜渊》里，孔门弟子曾讨论减税问题：“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另外，孔子曾说过“敬其事而后其食”，⑩他鼓励按劳分配为主要的分配方式，反对靠垄断和特权谋求财富。

孔子重视民富而国富，不但要求从富民的角度处理好财政分配关系，而且对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分配亦十分重视。在财富的分配问题上，孔子主张均平相安，提出了著名的“均无贫”理论。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11 意思是说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否不在财富的多寡，而在于是否“各得其分”。这里的“均”并非绝对平均，而是“各得其分”之意，均则人心能安，安则无倾覆之患。可见在贫富问题上，孔子主张缓解贫、缩小贫富差距，追求共同富裕。

二、孔子贫富观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转型时期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这说明中国贫富差距的日益严重，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惠及普通民众。

贫富差距带来的危害已经反映在社会政治、经济各领域。经济方面，消费力的差距使得市场生产出现两极化，一方面是奢侈消费品的日益盛行，另一方面低端购买力不足带来的市场竞争恶化，使得假冒伪劣商品大量涌现，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实业发展停滞不前，金融、房地产等行业兴盛。贫富差距反映在社会就是行业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社会公共资源集中在富人手里，富人社会的话语权不断提高，甚至影响到社会公平、公正。贫者在就业、教育、收入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社会阶层固化就是贫富差距的衍生品。

而造成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社会体制方面亟待改革的原因，也有市场经济无可避免的后果。可以说，有些差距是必然的、合理的，有些差距则是可以避免的、不合理的。对于不合理的差距，通过何种方式加以缩小乃至消除，或许可以从孔子的贫富思想中找到一些启示。

（二）孔子贫富观的启示

1.实施富民政策，实现国富民强

孔子的贫富观的核心就是富民，就是要求当权者不断调整土地政策、减轻赋税等以达到国富民强。而近20年来，我们的政策是鼓励一部分地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但是现实中贫富差距很大的部分原因恰恰是由于先富的人群并未能发挥带动作用，反而由于财富的积累，资源的竞争，使得后者无法得到发展的空间。

从孔子的分配思想来看，首先，国家必须弱化权力在分配格局中的作用，合理调整各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实行按劳分配，才能降低社会矛盾的“燃点”，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就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按劳分配制度能够为“依能致富”提供物质保障，从而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其次，虽然不能实现绝对的公平，做到“均无贫”，但是应合理支配社会公共资源，做到资源共享，实现相对公平。“共享”旨在使中等收入者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的全民共享机制，不断推进共同富裕。要使贫富差距缩小，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使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不断增加，打破贫富“两头大”的格局，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财富财富分布结构，使中等收入者成为社会的主体。

2.努力抓教育，加强“富后文明”教育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2 努力发展教育，是治理贫富差距的有效措施。首先是落实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政府一方面在扩大教育总体投入时，在财政上可以按照资源分配均等的原则，基本保证同一地区、同一学区学生在实施义务教育上财政公平，对经济落后、欠发达地区无论在师资上、还是办学条件上，争取实现在同一地区、学区每个学生的公共教育经费开支上的差异不能与本学区的富裕程度相一致，以平衡各地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教育不平等问题。在教育管理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依法治校”、“依法治教”原则，严厉打击教育腐败现象，痛下决心治理教育的“三乱”现象，以实现教育的最大公平，以教育的公平弥合财富分布的不均衡。

其次，应注重加强“富后文明”教育。在先富地区，大力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教育活动，解决当前人们关于“富从何来、富后何去”的困惑，提高富裕人群的文明水准，引导先富人群做到“富不离道”，遵纪守法。同时推动他们帮助落后地区的开发和建设，带动贫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共同建设和谐美好有序的社会。

3.转变社会观念，倡导“依能致富”

在现行社会，依靠能力致富的风气逐渐被新一代淡忘，人们都在寻找致富的捷径，甚至出现了挪用公款、权钱交易等丑陋现象，而自食其力、艰苦奋斗的精神正在遭受侵蚀。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依能致富”的观念尤为重要。首先要引导广大群众端正态度，正确看待“贫”与“富”。在现代工业文明下，财富已经不再由天注定，知识就是最大的资源，人们可以通过知识和才能创造财富，改变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学习，学而优才“能”，“能”而优才富。其次，应肃清网络秩序，打击虚假新闻，不再以哗众取宠的方式引导社会舆论，宣传社会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致富典型，为“依能致富”精神的弘扬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总之，孔子的贫富观，是我们治理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精神资产，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直到今日，他对于财富的坦然淡泊之态仍然值得我辈学习，对于解决当代社会发展中的贫富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 释：

①②《论语・里仁》

③《论语・宪问》

④《孟子・滕文公下》

⑤《荀子・仲尼》

⑥《论语・颜渊》

⑦《论语全译・泰伯》

⑧⑩《论语全译・卫灵公》

⑨《论语・述而》

11 《论语・季氏第十六篇》

12 《论语・子路》

参考文献：

〔1〕唐忠新.贫富分化的社会学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2〕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