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的劣势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人口老龄化的劣势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影响；对策
一、前言
我国是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降低，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大大加快，不到20年的时间便进入了发达国家近百年才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状态，成为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对我国很多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养老保险的影响尤为严重。由此可见，寻找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并探求解决该类问题的解决对策迫在眉睫。
二、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
针对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对我国养老保险共有如下几方面的影响：
1.提前退休的现象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带来巨大的冲击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条件的提升，提前退休的现象普遍增多，提前退休现象的产生无疑是导致养老保险金产生“赤字”现象的一大重要原因，那么提前退休对养老保险金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接下来，我将分条为大家阐述：首先，提前退休意味着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人数将大大减少；其次，提前退休意味着缴纳保险金的年数将大大减少；最重要的是，由于退休的年龄提前，因此等着领养老保险金的人的数量便大大提升，如此一来，便产生了入不敷出的现象，交钱的人变少了，领钱的人的数量却大大提升。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很多人都是提前退休，在家闲着觉得没事可做，所以很多人选择到其他工厂从事其他工作，由于不需要缴纳任何的保险，而且他们的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且专业技术比较纯熟，所以很多用人单位更愿意雇佣他们，而不雇佣年轻人，这样一来，便又少了一批缴纳保险金的人。由此可见，提前退休现象对于养老保险金有着巨大的冲击以及影响。
2.养老保险覆盖面窄、保障能力比较低
除了提前退休现象对于养老保险金的冲击以外，养老保险自身也具有一定的劣势，例如，覆盖面特别窄，保障能力特别低等等。我们都知道，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金只是针对于一些城镇以上的用人单位上，并未全面覆盖到每一位工作者身上，另外，养老保险金自身的收益比较低，且风险比较大，因此，很多人都不愿意去缴纳养老保险。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是不需要缴纳任何的养老保险金却仍然能够在退休以后接收到国家的退休金以及各项福利，例如，公务员，这样一来，便出现没有入账，却有一定的出账的现象，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养老保险金“赤”字的现象。还有部分的用人单位出现“一缴、一停、一返“的现象，这样一来，不仅减少了养老保险金的统集，更让人们对于养老保险金的安全性以及保障性产生了担心以及忧虑。且我们都知道，大部分的农村人是无法缴纳养老保险金的，这样一来，也突出了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比较窄的特点。
三、针对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养老保险金的影响的解决对策
针对上述所阐述的人口老龄化对于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可采用如几种解决方法：
1.提高退休年龄，改善提前退休对于养老保险金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阐述的，随着经济条件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提前退休，然而提前退休不仅会导致人口老龄化，还会对养老保险金产生巨大的冲击以及影响，因此，若想很好地改善这一现象，我们可以提升退休年龄，进而改善提前退休现象对于养老保险金的影响。首先，国家应该废除之前关于提前退休的规定，重新制定新的相关规定，不仅不要提前退休，还应该提升退休年龄，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增加缴纳保险金的人数以及年限，还可以改善退休以后从事其他工作进而降低年轻人的就业率的现象。除了要提升退休年龄以外，我们还应该仿照国外的一些国家的制度，将男女的退休年龄尽量拉平，进而从侧面起到提升退休年龄的目的，从而实现养老保险金的筹集。
2.扩大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积，提升养老保险金的保证能力
我们都知道，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十分发达，尚且属于转折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现象无疑对国家是一种伤害，为了更好地改善这一现象，而且正如上文所阐述的，我国的养老保险金具有覆盖面积窄以及保障能力低的劣势，因此，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扩大养老保险金的覆w面积、提升养老保险金的保障能力。首先，针对那些不需要缴纳任何保险金却同样享受退休金以及国家福利的单位要开始征程征收养老保险金，这样一来，便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拓宽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积；另一方面，应该想办法将养老保险金政策下放到农村，这样一来不仅可以大大提升养老保险金的覆盖面积，还可以让农村人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保障以及福利；除此之外，对于那些”一缴、一停、一返“的现象，一定要严格打击，进而让人民群众了解到我国的养老保险金政策是安全可靠的，消除他们的疑虑以及担心。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对我国的养老保险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及冲击，人口老龄化问题无疑成为全国上下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本文主要为大家介绍了目前人口老龄化对于养老保险金产生的影响以及冲击，并根据存在的这些问题提出了一定的解决对策，希望这些方法以及对策能够帮助国家以及社会很好地解决目前的问题。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正在试点和改革完善过程中，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养老问题的关注，相信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一定会日趋健全与完善。
参考文献：
[1]史柏年.退休年龄与养老金支付[J].人口与经济，2001（2）.
[2]崔少饮.中国社会保险基金的风险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1）.
第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日本；出口比较优势；RCA指数；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43/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2458（2013）03-0034-06
随着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和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的调查显示，2011年日本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23.39%，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地国家。人口老龄化能够通过影响日本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年龄分布、消费和人力资本积累对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发挥作用[1]。文章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变动情况分析的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的长期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探讨人口老龄化是否削弱了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从而为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提供借鉴和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中国已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至202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率将达到17.17%，至2050年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老龄化比率将达到30%以上。可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要面临严重地老龄化形势。伴随着老龄化而来的是劳动供给的减少和雇佣成本的上升，这对中国过去依靠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人口老龄化比率发展出口贸易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地冲击[2]。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认清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对中国这种依赖充裕的劳动力禀赋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大国产业结构调整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作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地国家，与中国一样同属于东亚地区，二者在经济社会的很多方面都存在共性，为我们研究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影响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成因
图1是日本1960年—2011年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人口老龄化程度用6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衡量（下同）。1960年日本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占5.73%，10年之后，该比重超过了7%，日本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继续加剧，至2005年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并维持至今。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年均增长率从之前的2.36%增加到3.10%，远高于同期0.17%的年均人口增长率。
图1 1960年—2011年日本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 据库。
形成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口出生率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从1960年的17.3‰下降到2010年的8.5‰，下降了超过一半，直接后果就是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二是人均预期寿命延长。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食物的极大丰富，使日本人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67.67岁增加到2010年的82.93岁，平均寿命的延长使日本社会老年人口增加[3]。
图2 1960年—2010年日本人口出生率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二）日本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1.劳动力供给不足
由于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日本社会同时面临着“少儿化”与“老龄化”两种现象。少儿人口作为潜在的劳动力供给人口，比率过低会减少劳动力供给数量，引起劳动力短缺[4]。从劳动力总量上看，1960年日本劳动力数量为4511万，之后呈上升趋势，至1998年达到顶峰6793万，之后呈下降趋势，至2011年劳动力总量仅为6261万人，具体见图3。作为生产投入的重要因素，劳动力数量减少不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投资，不利于规模经济的发挥，必然会降低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比较优势。
图3 1960—2011年日本劳动力数量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OECD劳动力统计数据库。
2.劳动力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不仅使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也使劳动力内部结构趋于老化。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定义，45岁及以上年龄劳动力为大龄劳动力。图4是日本劳动力年龄结构分布图，2011年日本老龄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为48.47%，远高于1968年的29.84%，且45～49岁、50～54岁、55～59岁、60～64岁、65岁及以上等各年龄段劳动力分布比重，均比1968年显著提高，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凸显。由于劳动力直接与生产挂钩，老龄劳动力分布比重高将限制行业生产率的提升和创新活动的开展。劳动人口内部结构老化会给生产带来3个方面的消极影响：一是劳动生产率随年龄增长而减退；二是劳动力老化使劳动力流动性减弱，职业变动少，不利于新技术革命；三是大龄劳动力由于身体素质下降、智力衰退，往往创新性不足，难以胜任行业竞争需求[5] 。这些不利影响会限制日本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开展。
图4 1968—2011年日本劳动力年龄分布结构图
数据来源：OECD劳动力统计数据库。
3.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
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高，政府在医疗、卫生安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也相对较高，而在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方面的支出就会相应减少，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效率的提高[6]。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也意味着老年抚育比高，个体劳动者的抚养负担加重，没法将收入更多的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和职业技能培训上，这些都对社会平均劳动效率的提高不利。70年代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4.39%，80年代为3.70%，90年代为2.40%，进入20世纪之后进一步降低到1.75%。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不利于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将限制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发挥。
图5 1971年—2011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OECD生产率统计数据库。
二、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现状及变动趋势
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进行分析后，本部分将利用3种出口比较优势指数分析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现状及变动趋势。
（一）出口比较优势指标度量
1.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是Balassa提出来衡量一国出口行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指数[7]。具体计算公式为：
（1）
其中，Xmt表示t年日本制造业的出口额，Xt表示t年日本总出口额，Xmwt代表t年全世界制造业出口额，Xwt表示t年全世界总出口额。RCA指数实际上是指日本制造业出口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与全世界制造业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之比。该指数大于1，说明日本制造业出口比重大于世界的平均出口比重，日本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指数小于1，说明日本制造业具有比较劣势。
2.Michaely指数（MI）
由于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并没有考虑进口的作用，尤其是在进口规模较大时很容易导致计算偏差，因此我们利用Michaely指数和净出口率指数同时考虑进口和出口因素。Michaely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2）
其中，Mmt和Mt分别表示t年日本制造业的进口额和总进口额。MI指数是指日本制造业在全部出口产品中的比重减去制造业在全部进口产品中的比重。指数变动幅度为[-1，1]，越接近于1表示越具有比较优势，越接近于-1表示越具有比较劣势。
3.净出口率指数（NEX）
净出口率指数也称为贸易竞争力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3）
NEX指数是指制造业的净出口差额占制造业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与MI指数类似，指数变动幅度为[-1，1]，指数为1时说明该行业只出口不进口，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指数为-1时说明该行业只进口不出口，贸易竞争力较弱。NEX指数与MI指数不同在于，NEX指数衡量日本制造业的净出口能力，而MI指数衡量日本制造业进出口在全国的相对位置。
（二）出口比较优势变动情况
表1给出了日本制造业1962年—2011年3种出口比较优势指数计算结果。首先，从RCA指数来看，在样本期内，日本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都大于1，日本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制造业约占日本GDP的20%、就业的20%、研发的90%、出口贸易的90%。尤其是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信息通信机械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比较优势最为明显，在1998年—2008年间3个行业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9.9%、3.8%和29.6%[8]。但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老龄劳动力占比增加，行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受到影响，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开始放缓，日本制造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1962年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为1.47，而到了2011年该指数只有1.29，可见，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呈下行态势。其次，从MI指数来看，该指数也大于0，说明在考虑进口因素后，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仍然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与RCA指数相同的是，MI指数也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下降趋势尤为明显。最后，从NEX指数来看，均值和变化趋势与MI指数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日本确实在制造业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但该比较优势呈下降趋势。
三、实证结果分析
在对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出口比较优势现状进行描述后，本部分我们将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二者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实证检验，考察人口老龄化是否削弱了日本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
（一）单位根检验
由图1 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口老龄化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速度明显加快，是一个存在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对结构突变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既要确定是否是单位根过程又要确定时间突变点，而且其分布也不再服从DF分布，需要对照着突变点发生的位置，查麦金农临界值表。因此，存在结构突变的单位根过程，研究过程复杂性大大提高[9]。
从人口老龄化序列变化趋势来看，这可能是一个含有均值和斜率双突变的单位根过程，我们将结构突变点定为1990年。在模型中加入阶跃式虚拟变量DL和渐进式虚拟变量DT对这种变化进行描述，得估计结果如下：
因为-5.44
因为人口老龄化序列存在结构突变，所以其单位根检验过程比较复杂，而对于不存在结构突变的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来说，过程相对简单，可以直接用ADF检验式进行检验，具体结果见表2。可知，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的水平值接受了单位根原假设，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值在1%水平上拒绝了单位根原假设，其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过程。所以，3种出口比较优势序列与人口老龄化序列一样，都是I（1）序列。变量的单积次数相同，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分别考察人口老龄化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的长期影响。
（二）协整检验
1.协整回归
我们利用EG两步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用人口老龄化变量分别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作OLS回归，具体结果见表3。可见，人口老龄化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人口老龄化加剧在长期对日本出口比较优势不利。人口老龄化变量每增加1个单位，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在长期将下降0.0192个单位、MI指数将下降0.0263个单位、NEX指数将下降0.0236个单位。下面，继续通过检验误差项的平稳性检验人口老龄化和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3个方程的AEG统计量分别是-3.87、-3.92和-3.58，查麦金农临界值表，协整检验临界值为：
C0.05=-3.3377-5.967/50-8.98/502=-3.46 （10）
AEG统计量小于麦金农临界值，说明人口老龄化变量和出口比较优势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协整向量分别是（1 0.0192）'、（1 0.0263）'和（1 0.0236）'。尽管人口老龄化变量和出口比较优势变量是一次非平稳的，但它们之间的特定线形组合却是平稳的。
2.误差修正模型
非平稳变量的非均衡误差是平稳的，说明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根据格兰杰定理，如果非平稳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则变量必有误差修正模型表达式存在。利用OLS回归中的非均衡误差（ t）作为误差修正项（ECMt）估计误差修正模型，具体结果见表4。可见，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并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当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变量和3种出口比较优势变量偏离均衡状态时，该经济系统在短期将分别以这种偏离的0.0507、0.0531和0.2503倍强度在下一期朝着均衡点调整。可见，人口老龄化加剧对3种出口比较优势的短期影响要大于对它们的长期影响，在短期人口老龄化对出口比较优势更加不利。
四、结论及启示
（一）基本结论
文章首先介绍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次介绍了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发展趋势，最后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1）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明显加快，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育意愿下降，而且科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以及物质极大丰富也使人均预期寿命极大地延长，这些因素都加剧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2）人口老龄化对日本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巨大地冲击。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使日本有效劳动供给不足，引起劳动力短缺，1998年之后日本劳动力总量开始呈下降趋势；二是人口老龄化使就业大军中高效率的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下降，老龄劳动力占比上升，影响了行业的创新性和流动性；三是人口老龄化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使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这些影响都对制造业的生产和出口不利。
（3）虽然日本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出口比较优势，但该比较优势呈现下降趋势。无论是只考虑出口的RCA指数还是既考虑出口又考虑进口的MI指数和NEX指数来衡量出口比较优势，日本制造业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随着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日本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开始下降。
（4）单位根检验发现，日本人口老龄化序列存在结构突变。1990年之前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平均每年增加0.2084个百分点，而在199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程度平均每年增加0.5456个百分点。而且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日本制造业的RCA指数在长期将下降0.0192个单位、MI指数将下降0.0263个单位、NEX指数将下降0.0236个单位。说明人口老龄化加剧对日本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不利，这一结果对于不同的出口比较优势衡量指标来说都是稳健的。
（二）对中国启示
1.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与日本不同，中国在较长的时间里都维持着较低的人口老龄化程度。196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只有4.00%，远低于同期日本5.73%和世界平均5.08%的水平，直到1986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才达到5.74%，与日本1960年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持平。但中国年均1.46%的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6。1998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
虽然说从程度上和速度上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都要慢于日本，但不可忽视的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加快。而且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效果的显现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大大提速。《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至2050年中国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老龄化比率将达到30%以上。
图6 1960年—2011年中国和世界平均人口老龄化变动趋势图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2.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
中国作为劳动力丰富、人口老龄化程度低的发展中大国，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贸易理论的指导下，在过去三十年中依靠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逐步提高，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尤其是最近几年，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向低老龄化的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转移的趋势。尽管中国目前可能并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但人口老龄化加剧必然会促使“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这对中国过去依靠丰富的农村劳动力和较低的人口老龄化比率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贸易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地冲击。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导致高效率的青壮年劳动力供给不足，另一方面，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工资面临着较强的上升压力。
在当前的人口年龄阶段下，维持中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要做到几下几点：（1），打破户籍制度，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让更多的年轻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降低大龄劳动力分布比重；（2），稳定房价，加快城市化进程，吸引年轻劳动力在城市安家落户；（3），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增加职业培训，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效率，抵消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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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按照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衡量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其人口结构即称为“老年型”。根据上述标准，甘肃省已经在2005年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并于近年呈现出老龄化进一步加快的趋势。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势必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应该引起我们高度关注和重视，深入分析研究该问题，提出应对措施并制定符合科学发展的相关措施，解决好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间的矛盾，进而促进甘肃省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一、当前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结构特点
自2005年甘肃省进入老龄化阶段以来，老龄化呈现出了以下特点：
（一）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
2006年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35%，2007年为7.49%，2008年为7.58%，2009年为7.59%，2010年达到了8.23%，逐年增长的数据表明了我省人口老龄化的速度稳中有升，人口老龄化趋势进一步加剧。近年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如表1
根据上述统计资料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来，0—14岁人口比重除2005年外，呈逐年下降趋势；65岁以上人口比重逐年上升，老少比越来越大，并呈现出加速状态。另外，由于人口增长惯性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综合影响，未来几十年甘肃省人口将出现总量持续增长、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迅速的基本态势，将迎来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发展趋势充分表明，今后甘肃省的人口不仅是数量过多问题，还交织着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
（二）老龄化程度城乡差异较大
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不平衡性具有两头突出的特点，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以及医疗卫生技术、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寿命得到大幅延长而表现出的城市人口超前老龄化。另一方面，在农村表现为青壮年劳动人口大量外流而使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提高。由于经济条件、生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城乡间老龄化进程呈现出不同步现象。
（三）甘肃省目前尚处于“人口红利期”
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这一时期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被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根据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发展数据统计，近10年全省0-14岁人口总量和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15-64岁人口总量和比重基本呈上升趋势； 6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比重呈逐年上升势头。国际上一般认可的“人口红利期”人口抚养比例小于50%，根据国际通用标准，现阶段甘肃省总抚养比不超过40%，尚处于“人口红利期”。本时期省内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人口负担系数最小；另一方面，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也使全省面临着较大的就业压力。
（四）老龄化现象超前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三者大致同步，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生育意愿并非是主动选择性的降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就到来了。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约1000美元。在国家老龄化的大背景下，甘肃省也呈现出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象，即“未富先老”。
从表2中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5年以来GDP总量与人均GDP两项指标虽然在不断上升，增幅也较快，但GDP在全国比重中不足1%，排列位次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位列第27。甘肃省在全国属于较为贫困的省份，在2005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为913美元，“未富先老”表现极为突出。
二、甘肃省人口老龄化形成原因
针对甘肃省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活水平、医疗卫生保健事业水平提高。随着全省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改善，使全省人口人均寿命得到不断提高。改革开放30年来，全省人口人均寿命已由原来的65岁提高到了71岁，老年人口逐渐增多，从而人口老龄化进程逐渐加快。
其次，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使甘肃省乃至全国生育率大幅下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孩子作为增加家庭劳动力，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作用越来越小；相反，由于生育、养育及教育孩子的成本不断上升，使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的不断下降加速了人口老龄化进程。
再次，甘肃省人力资源的全社会范围内的流动。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拉大，甘肃省内劳动力资源向全国经济发达地区流出，虽然也有从其他地区流入甘肃的劳动力人口，但综合双向流动来看，净流出人口为正数。从流出人口年龄结构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占绝大多数。针对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不同步的现象，乡村人口老龄化的加快与外出流动人口也有一定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甘肃省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流动，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出加速引发农村常住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老年人长期在家留守，造成农村空巢老人增多，使得乡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快。
三、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甘肃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给甘肃省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无论是从劳动力供给能力、储蓄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社会保障哪个角度考虑，越发庞大的老龄群体都向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具体而言：
（一）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
鉴于甘肃省目前的经济和就业形势，人口老龄化在未来若干年会导致退休年龄人口的增加并相对缓解劳动力供给压力，但如果老龄化速度过快，则会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从而影响全省经济的发展。另外，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结构老化，由于老龄人口对于新兴高科技行业知识的掌握程度较低，学习掌握应用新知识的能力相对较弱，难以适应现当代经济发展的要求，致使新兴高科技行业的劳动力有效供给减少， 阻碍此类行业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甚至与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发生脱轨，降低全省综合竞争力。
（二）人口老龄化储蓄水平的影响
美国经济学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在青年时期会更加注重储蓄，以备年老收入降低后的不时之需；进入老年后，则会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从整个社会来看，人口老龄化对储蓄意愿会产生减退效果，老龄人口的增加会带来总储蓄水平的降低。由于储蓄恒等于投资，对地区经济发展而言，储蓄减少相当于投资减少，从而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甘肃省虽然还尚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人口老龄化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在未来若干年，随着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省内储蓄率会呈下降趋势，影响全省投资水平。
（三）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消费在消费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引起消费结构及消费水平的变化。人们在进入老年后，对住宅建筑、自身教育学习、高端电器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量减少；对保健品、医疗卫生、休闲娱乐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人口老龄化带来了社会总需求结构的改变。近年来甘肃省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悄然发生变化，老年人在老年专用物品、保健费、医疗费及交际费等支出的比例显著提高，总量也增加了不少。
（四）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老龄人口的增多使得高素质劳动力有效供给降低，由于甘肃省的地缘劣势，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在甘肃省很难从兄弟省份吸纳产业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而本土大量较低素质劳动力却得不到合适的工作，劳动力素质与产业结构发展趋势的不一致成为甘肃经济长远发展的制约因素。另一方面，满足老龄人口精神和物质需求的产业在甘肃省却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比如家政服务、保健服务、医疗卫生服务、旅游、陪护、老年人专属用品等，面对突出的产业矛盾，甘肃省还未作出及时的调整。
（五）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
由于为数众多的老龄人口的出现，社会抚养的负担增大。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上升使得现行的养老保险发生困难，对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从下图可以看出，甘肃省自2001年以来，老年人口抚养比逐年增大，即青壮年劳动力的抚养压力不断增大，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抚养比会加速增加，这对甘肃省这个并不富裕的省份在社会保障事业上提出更加严峻的挑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数据库
四、应对甘肃省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几点建议
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只要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总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迟早要面对的现实、是不可避免的人口过程。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甘肃省经济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认真对待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这个阶段既然来了，我们应该做好周密的安排部署，将可能遇到的问题充分考虑清楚，并做好应对准备，从思想上战胜这个人口问题。
（二）加快甘肃省地区经济全面发展，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本手段。从目前甘肃省地区经济发展来看，传统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过程，会逐步被社会发展进程淘汰，产品竞争力的减弱会带来经济效益的递减，劳动者收入的相对下降，长久看来，社会保障资金的集资能力也会相对减弱。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大高附加值产业的投资力度，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是甘肃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根本途径。
（三）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在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保障体系过程中，要努力建立起全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全省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最终达到保障体系的全覆盖，转变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走上社保养老的新路。总之，应将城乡人口全面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突破过去只有城市在职职工才能够参加养老保险的高门槛。
（四）积极推进老龄产业的发展。老龄人口特殊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会形成一个市场广阔、潜力无穷的新兴产业——老龄产业。甘肃省在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后，相对滞后的老龄产业无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设施、产品、服务、娱乐、文化、生活等综合需求。如果甘肃省能够通过政策引导老龄产业的发展，研究和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完全可以把老龄产业作为老龄社会到来发展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环顾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发展现状我们会发现，人口老龄化并不可怕，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是达到相对富裕、文明、安定之后的必然产物。甘肃省作为我国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份，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面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加快经济发展步伐，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人民收入，从根本上解决老龄化社会带来的压力，真正创造出一个“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老龄化社会。
参考文献：
［1］袁静.江苏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对策探析［J］.人口老龄化.2008.1
第4篇
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指的是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比重减少，年长人口比重增加的社会动态，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与发达国家相比，由于我国医疗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的实施，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速快，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也大大快于发展中国家。由于老龄化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适应，我国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且城乡差别明显。
2.我国农村养老现状
（1）收入无基本保障
农村老年人大多无固定收入保障，大多仍靠劳作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不能积攒较多养老储蓄，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只能依靠家庭儿女帮助获得物质供给，据统计，城市老年人三分之二有养老金，而在农村这一比例只有4.6%，目前城市老人的在业率已经降到5%，但是在农村还有43%的老年人要进行劳动，因此我国农村老年人大多缺乏有力的经济保障。
（2）生活条件较差
农村地区社区、养老院等基础设施条件较差，且居住屋舍条件普遍低于城镇，由于劳动人口的迁移，农村留守老人不仅要继续耕作维持生计，并且常需要肩负照顾留守儿童的重担，生活条件得不到基本的保证。
（3）养老思想保守
传统思想对农村老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他们无法理解当前社会的新形势，也难以接受新的养老观念，认为住进养老院是不光彩的，依赖儿女养老，并且对于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缺乏充分的认识，在思维上不认同新型养老模式。
（4）医疗保障缺乏
因农村生产力水平低下，医疗事业缺乏必要的资金，并且因地理条件劣势，难以吸引到专业的医护人员，老年人因身体机能退化，对医疗的需求较大，农村地区的老年人难以享受到充分的医疗看护。
二、农村养老问题形成的原因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难以深入贯彻
新农保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依附于我国农村地区本身的经济发展，尽管基本覆盖各个地区，但仍然存在一些现实问题。
首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三大筹资模式并不平衡。新农保是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三个方面结合的筹资模式，但由于我国农民过于依赖政府补贴，使得国家财政支出压力过大，虽然已经实现了基本养老的目标，但政府负担却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潜在问题。
其次，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新农保的实施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比起城镇养老保险，农民在个人账户中投入不足，因而缴费能力和养老保险需求弱于城镇居民。
2.人口迁移加剧农村养老问题
由于我国城乡发展的差距，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获得的经济收入远大于务农劳动力，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已经成为趋势，老少分居、子女进城务工老人孩子留守的状况加剧，留守老人的大量存在使得传统家庭养老的作用被弱化。
3.养老体系法律不完善
尽管我国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加强养老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但各层次法律法规和制度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如很多地方政府的规章和全国性政策的规章冲突、地方性政策和部门间规章制度，加之相关监管尚不完善，致使养老体系效力在实施的过程中被削弱，难以发挥充分作用。
三、老龄化背景下农村养老问题对策建议
由于我国的国情和特有的农村特征，不能完全照搬国外已有的模式，应当根据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科学合理得建立一个适应农村现状的养老体系，保证现阶段国情下农村养老的实施。
1.提高对社保的认识
目前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很多农民没有足够吸引力，农村人口参保的效率低。
养老观念的普及可以说是落实养老政策的先决条件，在这种现状下，通过对政策的宣传，提高农村人员的参保积极性也就显得极为重要。
政府应当开展一系列活动，让农民了解相关政策，提高信心，完善认识，逐渐形成参保的普遍观念，从而使得农民的利益得到良好保护。
2.完善农村养老法律法规
政府作为规范指引社会的无形之手，对于农村养老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养老保障制度的实行过程中，对于相关部门要明确责任，保证政策的落实，并且通过对相应法律法规的完善对养老机制进行有效监管，确保养老资金能够落实到位。
第5篇
今年3月底，美国人口调查局了一份名为《老龄化世界2015》的报告。报告指出，2020年之前，5岁及以下儿童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将少于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将是首次出现。到2050年，老年人口在全球人口中的占比将攀升至15.6%，而5岁及以下儿童人口的占比会降至7.2%。很遗憾，这份报告的受关注度并不太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菲利普・泰特罗克，曾在其著作《专业政治判断：我们如何知道有多准确》中，讽刺专家们在预测未来趋势时，准确性并不比“猜”高多少。但人口问题是个例外。从罗马帝国的衰亡、玛雅文明的终结到西方殖民扩张，以及20世纪的动荡乃至21世纪初的阿拉伯变奏，都可以从人口变迁角度找到合理的解释。
撇开人口变迁趋势，去预测大国崛起或谈论权力转移，不会有太强的说服力。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有这样一个观点：规划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战略，如果不考虑人口趋势问题，就像不带地图或指南针航行在大海上一样，那可能是命运多舛的航海。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因素就是21世纪的地缘政治“地图”。 不均衡的“衰老” 规划未来数十年的国家战略，如果不考虑人口趋势问题，就像不带地图或指南针航行在大海上一样。
上述报告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世界正在“衰老”。但世界“老”得并不均衡，有的国家几乎是“一夜苍老”，有的则“衰老”得相对缓慢。20世纪初，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0岁。1950年，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中位数超过36岁。2015年，人口年龄中位数世界排名前十的国家，都超过了43岁。2050年，这一数值将超过51岁。
这波世界人口老龄化浪潮，首先发端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欧和日本。1980年，西欧、日本的人口年龄中位数分别是34岁和33岁。到2030年，这个数据将增至47岁和52岁，远超那时的世界人口年龄中位数33岁。
从另一个角度说，老龄化浪潮也由世界大国“引领”。如今称得上世界大国的8个国家（中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印度），人口都在迅速老龄化。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5》的数据，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在世界人口中占比是14%，上述8个国家除了印度，全部在这个比例以上。而且，这些国家“衰老”的步调也不一致（见图1）。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目前处于不太稳定或动荡区域的国家，老龄化程度普遍都较低（见图2）。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低的另一面是年轻人占比高。在人口学中有个叫“青年膨胀”的术语，指的就是年轻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高的现象。根据美国威尔逊中心学者伊丽萨白・麦德森的研究，30岁以下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超过60%的国家，出现内乱的可能性比人口年龄较为成熟的国家，会高出4倍。阿拉伯世界发生“造反”的，几乎都是较为“年轻”的国家。
影响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生育率，生育率较高的国家老龄化相对较慢。从数据来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所谓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国家，生育率都相对较高。比如2010年至2015年，上述国家的生育率分别是1.89、1.92、1.92、2.05、1.61。美国的其他传统盟国，除了法国（2.00），德国（1.39）、日本（1.40）、意大利（1.43）、韩国（1.26），人口生育率都要低得多。从趋势上看，这些国家的总人口规模基本都处于萎缩状态。但有数据显示，2010年至2025年，上述盎格鲁-撒克逊文明圈国家，人口总数将增长10%。
世界大国中，在人口问题上最具优势的是美国。还以上述8个世界大国为例，根据联合国预测的数据，2000年至2050年，美国的劳动人口（15岁至64岁）将增长31%，增幅仅次于印度（71%）。其他国家中除了英国（6%）是正增长，中国（-3%）、法国（-6%）、德国（-20%）、日本（-34%）和俄罗斯（-34%），均是负增长。但印度的劣势在于“衰老”得太快。这一时段，印度人口年龄中位数将从23.4岁增至38.7岁，增长15.3岁，是上述八国中增幅最大的国家，而美国是从35.3岁增至41.1岁，仅增长5.8岁，增幅仅高于英国（5.2岁）。 如何影响权力版图
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历史，人口的变化往往与帝国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孔子的“近者悦，远者来”，点出了人口增长对增强国家实力的重要性。17世纪法国军事学家塞巴斯蒂安・沃邦，甚至提出把臣民的数量作为衡量国王是否伟大的标准。如果简单地将这些视为农耕文明时代的过时理念，未免有失轻率。
从1700年到1900年，欧洲列强的人口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比例从20%猛增至40%。那个历史时段，也是欧洲的帝国巅峰时期。如今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人口数量从工业革命时开始快速增长。1820年，这些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例17%，1930年达到历史最高点25%。此后这一比例长期保持相对稳定;1980年小幅降为24%，2010年降至18%。至少在趋势上，发达国家人口变化曲线与其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分量变迁基本吻合。
在后工业时代，人口因素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影响丝毫未减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政治学者杰克・戈尔斯通认为，无论我们看待美国或欧盟的治理问题，还是金砖国家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事务上的影响，或者非洲、中东、拉美以及亚洲的治理和稳定问题，弄清人口因素带来的政治影响，都是不容回避的挑战。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理查德・杰克森，把人口变迁对经济和地缘政治权力的影响，比作流水击石，看似力量微不足道，但假以时日却能开山劈石。
经济和军事实力，被视为国家权力的双引擎，而人口则是这两个引擎的动力来源。人口的老龄化，将直接影响劳动人口的规模，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数十年劳动人口规模呈增长趋势的美国和印度，毫无疑问占有明显的优势。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中国，前景则不那么乐观。
不仅如此，老龄化还会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从而对政府在发展经济和军事方面造成挤出效应。财政上养老支出增加，政府在如何分配预算上的腾挪空间就会缩小。美国杜肯大学政治学教授马克・哈斯认为，人口老龄化对国际安全的主要影响，在于国家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会尽可能放弃与养老项目无关的大额支出，包括在科技和军事方面的投入。
根据人口老龄化趋势，有学者对部分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做过预测。如果要维持现有养老体系，2040年，日本、德国、法国、美国和英国的养老金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将会分别增长到27.0%、25.5%、29.3%、20.3%、17.6%。由此可见，在军费增长方面，日本、德国和法国，回旋余地比美国和英国明显要小。
人口老龄化对军费的构成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尽管1998年以来俄罗斯的军费都保持增长态势，但俄军费支出的很大比例用在了军队养老金上。目前俄军养老金在军费中占比高达12%，而美军这一比例仅为8%。从军队人员支出成本与武器采购和研发经费的比例来看，现阶段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的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分别是3.9：1、2.7：1、2.7：1、2.4：1。
中国2015年养老金支出约占GDP的7%，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15%。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养老体系的涵盖范围和完善程度，还远不及发达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军费未来的增长，自由度不会比美国大。如果考虑到军费基数与美国的巨大差异，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几个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实质性缩小与美国军事实力的差距，可能性并不高。加拿大皇家战争学院学者克里斯蒂安・勒普莱希特认为，中国和俄罗斯面临的严峻的人口挑战，使它们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越来越不太可能。 美国世纪第二春？
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1993年在谈及“美国例外主义”时曾说，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如果说当初她这句话是携冷战胜利余威表现出的傲慢的话，那么在人口问题上，美国的“例外主义”却是真实存在的。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在1950至2050年这一百年里，美国人口规模一直保持世界第三。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减少，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位置也将让给印度。但无论中国还是印度，在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上，都没有美国那样的优势。
近两百年来，美国人口在发达国家人口中的占比，从1820年的6%，增长到2005年的34%，2050年将进一步升至54%。这一人口变化曲线，与美国经济总量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占比可谓完美契合。1980年代初，美国与西欧经济总量基本相当，在发达国家经济中占比均为约37%。2050年，美国占比将上升到54%，人口萎缩的西欧与日本，将分别降至23%和8%。有美国学者注意到，21世纪中叶美国经济将重新在发达国家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正好是二战结束之初1950年的历史重现。
正是基于这一趋势，有美国学者认为未来百年依然是美国世纪。在马克・哈斯看来，全球人口老龄化不仅可能延续美国的霸权，因为其他主要大国都缺乏超越美国经济和军事优势的资源。由于其他大国与美国的差距可能继续拉大，这一趋势还会得到加深。他认为，尽管国际学术界与决策圈有诸多关于未来数十年中国将平衡美国权力的讨论，但社会老龄化及其对经济和军事的影响，使这种结果不可能出现。
第6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劳动密集型行业 投资 影响 成本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在分析和预测未来行业投资机会的发展战略时，要切实从人口老龄化这一基本社会形态出发，密切关注劳动力人口有效供给的诸多因素，进而联系到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相关影响。所以，本文将重点剖析人口老龄化如何间接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投资机会，并以宏观的视角给出解决人口老龄化阻碍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的有效对策。
一、近年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影响
专家指出：中国在2010年前后出现了人口的拐点，其中不仅包括劳动力的数量开始减少、结婚人口数量小幅度下滑，这些现象都集中体现为人口的老龄化。客观来看，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也是有迹可循的。首先，9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直接导致了生育率的降低，当那时出生的人口在2010年前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必然导致新增劳动力相比同期急剧减少，2014年前后进入结婚阶段的人数减少和新生儿数量的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50年代出生的人在2015年前后则进入了老年人的行列，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考虑：由于同期退出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数量高于新增劳动力人数，必然导致总的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所以，人口老龄化的“乌云”已经逐渐开始笼罩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体系。
二、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
（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成本上升。由劳动人口总量分析得知：2001～2009年劳动力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但由于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2009年之后劳动人口总量一直呈下降趋势，未来这种趋势将更加明显。所以，本文选取2009年及以后年度的数据进行研究。如以下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所示：
Y=β+αX
其中Y代表因变量：单位成本的变动;X为自变量：劳动人口总量，α，β为待测参数。将以上两个变量的各组数值带入模型进行spss操作。两个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983，双尾检验概率P值为0.000<0.05，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R Square）为0.967，表明拟合程度较好，故变量之间显著相关，根据观察Q-Q图得知：自变量X和因变量Y服从正态分布。通过对数据的观察2009年以后两个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于是，可以根据回归直线法得出两个变量之间的具体表达式。已知：α=β=，将下述表1中的7组数据带入已知等式，得出回归线形方程：y=12759.15-1158.38x，据检验无论是常数项还是解释变量X，其t统计量对应的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由等式可知：2009年及之后劳动力总数的下降必定会导致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劳动力人口每下降1亿，单位劳动力成本（工人月工资）将上涨1158.38元。
众所周知：成本率和回报率呈反比例变化趋势，结合未来劳动力发展趋势分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必然导致产业回报率不如人意的下降。企业都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宗旨，过高的劳动力成本必然会成为众多大型劳动密集型企业投资的最大顾虑。一部分投资者会持观望的态度，先进行少量适度的市场投资或者减小原有的投资规模，以免成本的上升趋势过快造成资金损失的失控局面。过去几年应对劳动力人成本上升通常采用两种方法：向低成本劳动力的区域和国家转移;增加自动化程度用机器替代人。
表1 2001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和单位劳动力成本（月工资）变动表{2}
数据来源：统计局相关网站。
2.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对比。由表2纵向来看：中国单位劳动力成本整体表现为逐渐增加的趋势;截止到2015年基本接近美国这样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他发达国家的成本变化并没有确定的规律可循，但数据起伏较缓。横向对比来看：中国工人单位的劳动报酬早已经超过了俄国、南非、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综合两方面数据分析，中国相比同样水平上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所谓的“性价比优势”已经荡然无存。“高成本低收益”的模式必然得不到外商的认可。虽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中国领先于俄国、南非、墨西哥等国。但是考虑单位劳动力成本以后，中国工人的“性价比”即投入产出之比就会明显处于劣势状态。和老牌资本主义强国对比不难看出：虽然中国工人工资比美国略低，但是劳动生产率却较之美国低出一大截。就2015年的数据测算：美国的产出/投入比为0.020，而中国只有0.005，这四倍的差距绝不是中国短时间内能够突破的效率难题。所以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产出/投入比率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竞争优势。随之，中国不同行业的出口量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表2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月工资）（单位：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相关网站。
3.产业向外转移。由可靠数据表明：2008年以前所有种类的劳动密集型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都呈逐年递增趋势。然而2009年以后数量却急剧下降，显然，部分外商向外转移的势头非常明显，具体转移速率计算模型为：Y=，其中，X1代表2009年及其以后各年度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X2代表X1之前一年度外商投资企业的数量。Y则表示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速率。经过数据的代入和测算得知：2009年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外商转移速率稳步加快，最大值为y=0.604。另外其他几种类型的外商转移速率不太稳定，但却一直保持转移的势态。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速率从2009年至2014年分别为：0.032、0.150、0.216、0.221、0.271、0.350，增长速率逐年递增。经测算2009年至2014年工资和外商转移双变量之间的拟合度即R2=0.942，调整后的R2=0.927，表明拟合度较好。故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为：Y=-0.5+0.486X，其中Y表示外商投资企业的转移速率，X表示各年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工资）。由方程式推算未来外商投资转移速率可知：单位劳动力成本每增加1万元，外商投资转移速率就将增长0.486。
结合现实情况分析得知：许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着眼于新的劳动力市场，“迁移”计划也被提到日程上来了。老挝、柬埔寨、越南、印度等工资水平低于中国但劳动生产率基本和中国持平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成为服装、鞋袜、皮具箱包、塑胶制品、玩具、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点。这样的发展趋势最终将导致中国的出口和经济增长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三、对策和有关政策建议
（一）应当全面放开二胎乃至取消计划生育，鼓励生育
从人口密度看，中国大陆的人口密度远低于日本、新加坡、韩国、意大利、荷兰、以色列、台湾、香港等很多国家和地区。这些所谓人口密度高的国家和地区不但没搞计划生育。反而还实行奖励生育的政策。相比之下，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的劳动强国，更应该抓住契机在劳动市场上注入新鲜的“血液”。另外，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国家必须维持一定的生育率，才能确保人口正常的“新陈代谢”，确保适龄劳动人口维持在恰当的比率，从而推动劳动密集型市场的有序发展。
（二）应当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高端，发展高附加值产品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一般位于产业链的低端段，产品附加值低，其在整个产业中分得的利润少，很少参与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只进行简单重复的生产。但是目前中国低附加值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而高附加值产业却因为需要研发投入和时间积累等因素发展滞缓。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突破外需下降和劳动力成本上涨等诸多制约因素的现实选择。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的方向是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的高端，即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的制造流程，提高现有产品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最终获得较强的竞争优势。结合目前情况来看：发展高附加值产品，在中低端产业快速丧失竞争力不断转移的背景下应当首先稳定企业成本，防止产业快速转移;然后鼓励部分有条件的企业进行提升附加值的产业转型，但前提是要计算好研发成本和转型周期以便进行科学有效的生产决策。
（三）应当大力发展机器人和人工智能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内涵不断上升，很多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度高的环节早已渗透了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新技术。未来，还应当大力发展机器人参与制造，参考目前机器人研发项目的成果，企业可以将一些大批量而且重复性较强的车间工作交给机器人来完成，不仅可以降低诸多偶然误差的影响而且还能明显的提高出产效率。有数据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逐渐成熟，高密度的智能机器代替密集型劳动力的时代已经来临。劳动密集与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有机结合，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最佳模式。发展技术含量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一系列的完美结合还能为电子和IT等相关产业带来巨大的市场需求。
四、结论
总而言之，人口老龄化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投资机会产生了众多负面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进而又导致了外商转移和出口困难等一系列间接影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不太明显了。对于越发严峻的老龄化形势，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必须应当做出相应的部署和安排，以保证有关产业继续发展。首先，应当实行二胎政策乃至取消计划生育。其次努力稳定用工成本，同时降低企业的非人口成本。例如：降低融资成本和税费也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另外，顺应人工智能的科技理念，发展高附加值产品也是必要的措施。
注释
①注：劳动力人口总量单位：亿人，单位劳动力成本单位：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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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薛蕊，苏庆义.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的方向[J].经济研究导刊，2014（6）.
第7篇
一、开封市养老服务业的背景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老年人口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当一个地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这个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开封市常住人口有4676159人，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有387239人，占总人口的8.28%，同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65周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08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
人口老龄化给开封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此外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存在养老需求与资源不协调、养老机构服务单一等问题。但同时，大量老龄人口也给开封市的养老服务业带了来广阔的市场。对于开封市来说，养老服务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探索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新途径。
二、开封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1.开封市的人口老龄化现状
由2014年河南省统计年鉴可知，2014年河南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百分比为9.4%。而开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百分比为10.2%。开封市的老龄化水平在河南省18个城市中占第七位，且高于全省水平，老龄化现状较为严重。
图2-1 2014年河南省各地区老年抚养系数对比图①
图2-1显示的是2014年河南省各地老年抚养系数。可以看出开封市的老年抚养系数高于河南省平均水平，每单位劳动力要负担的养老压力较重。
2.开封养老服务业的现状
截止到2014年，开封市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数21张，要达到国务院规定的到2020年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数35张至40张的要求，则需要近2万张床位②。因此，开封市的养老需求缺口极大。不同消费水平，各种服务类型的养老机构的进入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截至2015年底，开封市市共有养老机构151家，其中公办75家，拥有床位7935张，入住人数5658人；社会办养老机构76家，拥有床位9106张。③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开封市的养老机构公立与民办共同发展，良性竞争，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较高，并且呈现出不断发展的趋势；而且开封市积极进行了居家社区式养老模式的探索。养老服务业在朝着社会化、社区化和信息化的方向发展。
3.政府规划
开封市民政部门按照有关政策法规修订出台了《开封市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关于加快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等。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开封市提出了到2020年，全市每千名老年人拥有机构养老床位35张以上，90%以上的乡镇和6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立包括居家养老服务在内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的目标。开封市提倡着力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大力发展社区养老服务，重视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政府规划建立健全县、镇、村三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引导养老模式的居家社区化发展。
而在《开封“文化+健康养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中，开封市将养老服务业的规划与文化底蕴相联系，提出打造趣味乐居城市、尊老孝老城市等。充分依托开封市的历史文化，利用信息技术和智慧城市理念发展开封独特的“文化养老”模式。这是开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又一个新的方向与规划。
三、开封市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前景
1.开封发展养老服务业发展的优势
（1）开封市人口老龄化水平高
图3-1显示的是2009年-2014年开封市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河南省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可以看到，在2010年以后，开封市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一直高于河南省水平。不难看出，开封市老龄化水平较高，因此对养老服务业的需求必然较大。
（2）开封市良好的区位优势条件
首先，开封市素有“北方水城”之称，地处平原气候适宜，环境优美，公共设施完善，适宜居住。
其次，开封是八朝古都，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具有独特的吸引老龄人口的人文环境。
最后，开封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如图3-2所显示的开封及周边代表城市郑州和新乡在2010-2014年65岁以上人口数，可以看到在郑州的65岁以上人口不断增加，而且比开封老龄人口多。随着郑汴一体化的发展，开封与郑州的联系日渐加强，可以吸引大量郑州老龄人口在开封养老。
（3）政策优势
为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国家大力支持和发展养老服务业。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国家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河南省出台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意见》；开封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这些政策的颁布实施，给开封市的养老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开封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2.开封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劣势
（1）开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图3-3反映的是2013-2014年河南省各市人均GDP，可以看出在河南省的18个地级市中，开封市的人均GDP排13位，甚至低于河南省的平均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开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开封市老龄人口在养老方面的意愿支出额会较低，从而阻碍了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2）开封市养老服务业规模良莠不齐
截至2015年底，开封市共有养老机构151家。⑦而截止到2014年底，河南省城市养老服务机构有551家。⑧可以看出开封市的养老机构数量较多。但据实地调查，开封市的机构规模呈现出两极分化，床位在100以下的占多数，规模差距较大，且发展水平良莠不齐。
3.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方向
我国传统的养老模式是亲属抚养的家庭养老模式，但是由于早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大多数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即“421”的家庭结构。这一结构使家庭养老愈加困难，老人的养老成为难题。而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等养老模式给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些模式既能满足由人口老龄化催生出的巨大市场，又能使养老服务业良好发展。因此推行养老服务业的社区化与社会化已成为必然趋势。
因此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可以顺应这一趋势，推行社区化与社会化，在发展中不断完善自身。其要结合地产、医疗卫生、金融保险等多行业，实现跨行业整合。全面建立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信息为辅助，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中国式养老”服务体系⑨。开封市在发展这一“中国式养老”时，要注重居家、社区、机构的相互补充；同时要实施好医养结合工程；完善养老保险体系。
四、促进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养老服务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政府的大力号召和支持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需要改进之处。养老服务业有着很强的地区性，因此要不断探索符合开封市习惯和特色的养老服务方式。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封养老服务业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部分养老机构基础设施较差，因此要完善基础设施。二是，专业护理人员的缺乏，因此要加强对护理人员专业知识的普及，做到持证上岗，给老年人满意的服务。三是，大多数养老机构不能给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养老服务，因此，要关注老年人内心的诉求，满足他们的身心需求。伴随着新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等养老方式的兴起，养老服务业要想占据一定的位置，必须改进自己经营方式中的不足，积极发展和推广居家社区式养老模式。
政府在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充分意识到到养老服务业的重要性。我们对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1.养老服务业关系着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政府要认识到发展现代养老服务产业的必要性以及在养老产业发展中发挥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养老产业的发展。
2.同时政府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以便规范逐步兴起的社区居家养老等养老模式。
3.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减少开封居民的负担。政府可以通过医疗补助制度和医疗保险等方式来对养老机构的具体服务给予资金补助，扶持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4.除了政府的大力扶持外，还可以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促进养老服务业更好的发展，例如鼓励民办养老机构的兴建。加强对养老机构卫生环境方面的检查管理，改善开封市养老服务业发展良莠不齐的局面。
5.开封应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同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依托开封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发展“文化养老”，丰富老龄人口的精神文化生活，从而形成自己在养老服务业方面的特色。
注释：
①《河南统计年鉴2014》.
②河南省人民政府官网.政务信息，2014.
③开封网.2016.
④《河南统计年鉴2009-2014》.
⑤《河南统计年鉴2010-2014》.
⑥《河南统计年鉴2013-2014》.
⑦开封网.2016.
第8篇
论文关键词:农村 养老保障 建设 构想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问题的出现，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厂泛关注，但政府和社会对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权益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因此，保护这一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建立完善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农村养老保障的基本现状
1.家庭养老占据着农村养老保障的主体地位
目前，我国农民养老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仍然是以“孝文化”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自我保障和家庭保障为基础的养老模式。但是，这种养老方式随着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以及人口的老龄化趋势而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2.养老保险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
养老保险是指从1991年开始，民政部门有组织地对农村实行的试点养老保障模式，但是，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村老人享受到了这种养老保险。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是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缴纳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缴费情况。实际上，由于大部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滞后，集体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为农民缴纳养老保险，普通农民很难享受到集体的补助。因此，目前的农村养老保险根本不能解决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问题。
3.农民工以及他们家里老人的养老保障日益成为一个巫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相继涌向城市，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许多农村老人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照顾，而且还在继续地尽着本该父母尽的义务。另外，农民工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却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种种社会保障。农民工远离土地、远离亲人，却没有享受到起码的劳动福利保障，尤其是女农民工没有生育子女的福利保障，农民工子女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和经济条件的限制，不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接受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上的不公平让农民工子女在今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中更是处于劣势。如此艰难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使农民工没有精力去考虑，也没有经济实力去购买养老保险，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巫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4.养老保险基金过于分散，管理费用高
养老基金有县级财政统一管理，财务制度滞后，高素质的财务人员缺乏，数量太小并且还经常出现基金挪用的现象;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混乱，中间环节太多，关键时候资金不能及时到位，运营效率太低;农村保险业务发展缓慢，保险机构管理不合理，部分乡镇工作出现了断档;农村养老保障工作存在着许多制度层面和实际操作方面的问题，有待各级决策部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地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实际操作技术方面的提高。
二、加强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的重要意义
农村养老保障，涉及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直接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因此，加强农村养老保障建设，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较为健全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有以下四方面重要的意义。
1.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迫切要求
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而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严峻:一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情况下出现的一种现象;二是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城镇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三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未来发展趋势更加严重。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成为中国21世纪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因此，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节选)》中，明确提出要弘扬敬老风尚，营造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社会氛围;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增强社会的养老服务功能;实施爱心护理工程，加强医疗救助、家庭病床等面向老年人的服务设施建设。
2.有利于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老年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退出了劳动领域，又面临着身体机能的逐渐衰弱，如果社会各方面不能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养老保障，那么长寿对他们来说将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建立健全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就能为农村老人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实现对老年人的人文关怀。
3.有利于打破“养儿防老”的传统思想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尤显突出。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2001年全球人口达到61. 37亿，其中发达国家人口仅占19%，欠发达国家占81%，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1%。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并加以贯彻实施，而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是这一政策实施的难点和重点，由于农民“养儿防老”思想根深蒂固，二胎、多胎现象还普遍存在。因此，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为农民的养老问题提供制度保障，解除农民在养老问题上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促进人口工作的快速发展。
4.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
根据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预测，农村人口老龄速度以及老龄人口绝对数远远大于城市，这将是对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的巨大挑战。如果这些数量庞大的老年人享受不到相应的社会保障权益，要实现小康社会只能是一句空话，而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没有小康农村就没有小康社会。因此，要建立全面的小康社会，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就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加强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的构想
1、端正思想认识
目前，农村养老保障存在三种错误认识:其一，认为农民“有土地就有保障”，将农民承包的土地视为特殊的养老保障机制，进而忽略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必要性。事实上，农村居民特有的土地保障面对养老、失业、疾病等高速积累的风险正在弱化。其二，认为国家并未对农村居民有过社会保障的承诺，因而，也不应该像对待城镇居民那样给予社会保障，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养老保障，这种观点将社会保障看成是城市居民的专利品。事实上，政府是城乡人民选举产生的公共政府，农民当然应该从政府那里取得公共福利。因此，“无论是从社会保障制度天然追求公平的属性出发，从政府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属性与法定职责出发，还是从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出发，为农村居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都应当不是事先契约的规定，而是发展进步的必然。其三，认为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可以依靠商业人寿保险来解决，这种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因为商业保险的营利性，决定它更倾向于有较高收人的社会成员，农村居民收人水平显然还达不到这一水准。因此，端正思想认识，转变观念，就成了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建设的关键环节。
2.政府要高度重视
各级政府都应该认识到:经济发展是硬道理，但是，经济发展并不是工作的最终目的，经济发展仅仅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人的发展。各级政府应该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这一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把农村养老保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加大向广大农民宣传农村养老保障知识的力度。只有农民真正认识到了农村养老保障的重要性和好处并积极身体力行，农村养老保障工作才能在广大农村顺利开展，农民才能真正从农村养老保障中得到好处。
正如郑功成教授所言:“尽管国家不能按照城镇职工的办法来建立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但若对农村养老问题视而不见，则肯定会酿成巨大的社会风险。因为农村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客观的趋势，农村老年人对社会化养老保障的需求是一个客观事实。因此，国家可以重新研究面向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应对之策，却不应当停滞农村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在当今社会，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是老年人的权益，将农村养老保障建设视为一种负担的认识，不仅不符合社会保障制度的天然属性，而且也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相违背。纵观各国养老保障的实践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政府不能承担社会保障建设的全部责任，但是，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建设的责任主体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3.加强立法力度
立法先行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各国实践中表现出来的首要规律，所谓立法先行是指，先有社会保障立法，于后才会有社会保障项目的具体实践，是通过社会保障立法来确定社会保障制度。立法先行，既表明了政府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审慎而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是充分汇集国民或绝大多数国民在福利方面的意愿表现。目前，涉及到农村养老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婚姻家庭法》，这远远不够，应加快制定《养老保险法》，并在该法中对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另外，各级政府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政府、集体以及个人三方缴纳资金的具体数目，规定具体的缴纳方式，必须专款专用。如果哪方没有按时缴纳责任范围内的资金或者挪用资金，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农村养老保障建设要纳人法律轨道，让农村居民无条件参加社会保险，政府和集体也明确责任，从根本上为农村养老保障建设提供制度保证。
4、倡导和鼓励农民购买商业保险
商业保险又称金融保险，是相对于社会保险而言的，是一种较高的投资受益保险，较为富裕的农民可以购买商业保险。由于中国社会医疗保险运行时间短，个人支付的费用比较高，如果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人遇到一些大病就要背负大量的债务，而商业医疗保险就可以承担大部分费用。因此，政府应该向农民加大购买商业保险的宣传力度，引导农民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自己的老年生活储备基金，提高自我养老意识。
5.实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来到城市，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却没有享受到城镇职工所享受到的基本养老保障。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必将因为知识的贫乏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他们享受的待遇与他们作出的贡献不成正比，必将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平，这不符合我们国家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分配原则，最终必将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因此，让脱离了农业的农民直接享受城镇基本养老保障，是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6.建立社会化、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模式是指在不同的社会保障理念影响下，各国社会保障制度内容、水平、运行机制具有不同特点，社会保障模式事实上是由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发展决定的。”当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也应当遵循上述规律，既要坚持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原则，又要坚持与我国历史文化传统相符合的原则，同时还要坚持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要相一致的原则。因此，我们国家应该在农村建立社会化、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我们所说的社会化养老，是指农村的养老主要靠社会，包括国家、集体、个人和社会保险等方面，为老人提供经济保障以安度晚年。“建立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得以建立和持续发展的事实，应当能够打消中国对这种制度的必要性的疑虑。尤其是在进人老年型社会后，通过民主方式形成的公众意愿也会促使社会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得到改善。”目前，在我国建立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关键是要改变“个人缴纳为主、集体缴纳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由于农民经济生活相对贫穷，政府应该对农村养老保险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从长远看，这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未来发展的趋势和核心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
我国是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特别是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决定了我国只能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保障制度。首先，“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养老不仅给老人的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还有利于老年人享受天伦之乐，因此，家庭养老，现在以及将来都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主导方式。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随着人类由农业社会进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家庭赡养功能就慢慢脱离家庭而社会化。”囚我们不能把家庭养老作为养老保障的惟一依靠。其次，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老人，也不可能享受完全一样的养老保障，因为这种做法违背“效率优先”的原则，容易导致“平均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要积极建立农村老人的照顾服务体系。政府、集体和个人共同出资建立敬老院或托老所，并进行严格而规范的系统化、人性化的管理。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没有时间照顾家里的老人，可以适当出一部分钱放心地把自己的老人送往敬老院或托老所接受照顾。孤寡老人，根据具体情况可以由国家或集体出钱，把他们送往敬老院或托老所接受照顾。鼓励农民积极兴建合作医疗，改进农村医疗设备，提高农村医疗人员的综合素质，完善医疗服务网络，让农村老人看得起病，并且有病能及时得到救治，健康快乐地安度晚年。要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建立适合老年人生活的娱乐设施、健身设施及其他文化服务设施。
第9篇
一、SWOT方法介绍
SWOT是一种战略分析方法，通过对被分析对象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加以综合评估与分析得出结论。通过分析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将二者有机结合，以清晰地确定被分析对象的资源优势（S）和缺陷（W），了解对象所面临的机会（O）和挑战（T），从而在战略与战术两个层面进行研究，调整方法和资源以保障被分析对象的实行能够达到所要实现的目标。本文旨在利用SWOT方法分析我国发展商业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的策略优劣。
二、我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环境与资源分析
（一）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内部资源因素
1、产品组合
经营者要明确自己的产品能满足顾客什么需求，还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将产品的核心利益体现出来，提供给目标客户。
目前我国在售的长期护理保险产品通常与寿险、大病险结合在一起，护理费用的保障功能并不明显，且价格昂贵。而且长期护理保险的很多重要条款，在现在的产品中没有体现，如通胀保护条款。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出现较晚，市场非常小，市场知名度低。
2、目标市场
在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的大背景下，家庭核心化趋势明显，老年护理费用激增，广大工薪阶层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对老人的护理力不从心；而富裕家庭则希望老人或者自己得到较高质量的老年护理服务。面对各种各样的需求，保险行业要做好目标市场，面对某类有需求的人群。
3、行业规模与资源
“十一五”期间，我国保费收入年均增长24％，2010年保费收入达到1.45万亿元，总资产突破5万亿元，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新兴保险大国。大型保险公司拥有较多的财务、技术和营业网点及管理资源，拥有较大的客户群。
4、保险文化
保险从本质上说，是集合风险分散损失的风险管理手段，保障是其本质，体现其核心竞争力。我国保险业发展三十年来，前期过多地追求规模和保费收入，采取粗放式经营，保险业还存在不少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覆盖面窄；保险市场秩序需要继续规范调整；保险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保险业高素质专业人才匮乏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保险行业在人们心中的形象。
(二)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
1、竞争环境
站在保险业的角度，我国社保体系中尚无老年护理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并不保障长期护理的费用，所以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在此问题上无竞争关系。
2、经济环境
老年长期护理保险相关制度的确立或者是相关商业保险的研发，都要受到当前经济因素的影响。和保险相关的经济因素包括：经济周期，购买力，消费者储蓄和信贷情况，消费者支出模式的变化，通货膨胀，全球经济趋势等。
3、技术环境
保险业是信息密集型产业，信息化对于保险行业具有显著的支撑作用，是保险企业增进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环节。保险业应利用好当今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保险业信息交换和业务往来，建设各类信息系统，实现整个保险业信息共享。
4、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由各类消费者群体构成的一个人口总体，有其人口特征、价值观、信仰以及共同遵守所养成的行为规范。
(1)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
根据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我国2010年总人口13.7亿，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1.19亿，占总人口的8.87%。2010年，我国人均寿命达74岁。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为77岁；2030年，将提高到80岁。2050年，我国80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的21.78%。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因体弱多病需要经常照料的比例比65-79岁老人要高出4倍左右。长寿人口对老年护理的需求将与日俱增。
(2)家庭结构
2010年我国家庭户平均人数为3.1。核心家庭的老人护理问题使中年子女不堪重负。根据《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研究报告，2006年城市老年人空巢家庭比例占49.7%，其中单身老人独居户占8.3%，只有一对老夫妇户占41.4%。
(3)人口流动
当前，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中西部落后地区的青壮年人口大量向经济发达地区迁移流动，造成中西部落后地区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
(4)人口受教育程度
根据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2000年的3611人上升为8930人。受教育程度与保险需求成正比。
(5)养老观念
东方国家在养老方面注重家庭及家庭成员的作用，我国也一直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家庭小型化，空巢家庭增加，人们对社会养老、社会护理的观念开始认同。
5、法律环境
我国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社会保险法》，这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保障制度的综合性法律。1995年10月1日《保险法》开始实施，2009年修订《保险法》。2006年9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实施《健康保险管理办法》，首次提到护理保险，将其与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并列为健康保险的四大险种。
长期护理保险报案后，确定护理等级决定了之后的赔付工作。由哪个部门依照什么标准进行护理等级的确定，目前我国尚未有明确说法。市场经济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健全的法律和严格的执行监管机构。
6、护理事业的发展
2011年，我国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251万人，注册护士224万人，医护比为1.121。2010年，我国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1.79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1.52人。
2011年末全国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4.5万个，床位367.2万张，收养救助各类人员279.6万人。其中，农村养老服务机构3.2万个，床位232.6万张，收养各类人员182.8万人。
三、我国老年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SWOT分析
(一)单项分析
1、优势（Strengths）
保险行业有一定发展基础，拥有一定财务、技术、管理、客户等资源；保险行业有产品分销渠道基础。
2、劣势（Weaknesses）
精算资料缺乏，产品定价风险明显；产品不专业，缺少市场竞争力；保险业尚未回归保险本质，行业问题多，形象有待重新树立。
3、机会（Opportunities）
尚无功能相同的替代产品；国家经济发展，居民个人收入提高；信息技术发展迅速；老年人口多，人口老龄化问题严峻； 家庭核心化，空巢家庭增多； 人口由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显著上升；人们养老观念改变，接受社会养老、社会护理；保险意识增强；政策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视。
4、威胁（Threats）
保险行业信息化程度不高； 相关法律不健全；相关监管缺失；护理行业发展程度低。
(二)综合分析
1、优势-机会（SO）
在老年社会大背景下，加强老年保险产品的研发，这是战略思想；选择目标市场，开发不同的长期护理保险产品以满足不同收入人群的需求；利用发展迅速的信息技术，改变经营模式，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增强管理，吸引新消费群体。
2、劣势-机会（WO）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保险业要重视积累老年护理相关的重要数据；保险行业加强经营管理，降低经营风险；保险行业要利用好信息技术，加强与相关行业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3、优势-威胁（ST）
保险行业要加强信息化水平；借鉴管理式医疗，尝试管理式护理，保险资金参与护理业，提升护理质量，降低护理成本。
4、劣势-威胁（WT）
保险行业要回归保险本质，发挥社会管理作用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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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论文摘要:中国人口结构在人口年龄结构，城乡人口结构，出生性别结构和家庭人口结构四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地变化，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这种变化还会持续发展下去。因此分析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是养老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和得以持续发展的需要，更是保障我国公民养老保障权益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农村老龄化程度尤为严重;伴随城镇化率的提高和人口流动的加快，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不断减少;新生人口中男婴所占的比例持续增加，女婴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少，人口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四二一”的典型家庭结构越来越多，而且传统家族网络简单化，社会支持网络变窄四个方面。这些变化给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影响。基于人口结构的变化研究养老保障制度可以使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建设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1.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成为老年型。老龄化的加速导致国家和家庭养老保障负担加重，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上升，养老金支出占社会保障费用的比重快速提高。伴随着养老金的膨胀，以养老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一系列巨大的挑战和压力。
1.1赡养率提高，养老金缺口不断扩大
人口赡养率指的是赡养年龄人口相对于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近年来，由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加剧，我国的赡养率相应的不断上升。根据联合国人口统计司对中国人口的统计与预测资料显示，2010年后，将迎来老年负担系数迅速上升的时期;2010-2020年、2020-2030年、2030-2040年、2040-2050年间，我国65岁以上人口负担系数将分别增加5. 43,7.18,11.16和2.3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我国老年人口负担系数增长最快的时期是2030-2040年，其次是2020-2030年，这使养老保险基金将面临巨大的资金支付压力。根据辽宁大学《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城镇养老金收支均衡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如果按照现行政策不变，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赤字将在2016年后真正地凸显出来，在2035年至2040年达到高峰，每年将产生1 000亿元的社会统筹养老金收支均衡赤字。按照国家行政学院的研究计算，要应对2030年的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养老金压力，则战略储备资金至少要达到25 000亿元。
1.2农村老年人口缺乏社会养老体系的保障
长期以来，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集体养老是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方式。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养老保障格局即将受到严峻的挑战。
首先，家庭养老的功能正开始弱化。农村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核心化，老年人与子女分居的现象已很普遍，依靠子女照料养老产生诸多不便，家庭养老在时间和精力上都难以承受。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加剧，意味着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增多，但农民收入增长有限，家庭赡养能力并未同步提高，从而造成老年人口需求与家庭赡养能力之间的矛盾。
其次，土地对农民的养老保障作用越来越不明显。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政府大量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农民失去了大量土地，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此外，我国农业科技含量低，比较收益低，土地承载负担重。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投入偏少，来自土地的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再者，集体养老保障的功能有限。集体养老中的五保户供养作为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一部分，在保障五保户等特殊老人养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其供养范围极其有限。普通农村老年人并不能适用这种养老方式。
2.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对养老保障制度的影响
城乡人口结构变化的主要表现为城镇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人口不断减少。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外出务工，到城市去谋求发展。与此相随的是城市住房与非农业用地需求的迅速增加，大量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使农民沦落为失地农民。与日俱增的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给现行养老保障制度带来了诸多挑战，突出的表现为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问题和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
2.1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困境
首先，农民工的双重身份使农民工处于养老保障的尴尬境地。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并由此产生了城乡分割和地区分治制度，其中户籍制度是其典型代表。根据户籍制度，城镇居民要获得养老保障权益，必须凭借城市户口。显而易见，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他们是“乡下人”的身份，根本没有资格享受养老保障权益。此外，由于农民工具有双重身份，在身份上是农民，在职业上是产业工人，这使得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日益被边缘化。结果更加加剧了农民工的养老保障困境。
其次，法律缺失是农民工养老保障权益难以保障的第二个主要因素。到目前为止，社会保险法规政策中还没有一部综合的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全国性专门法律、法规或规章，全国性立法中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规定也很少，即使有也非常宏观，可操作性较差。另一方面虽然各地纷纷出台了不同的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险的地方性法规，但是这些条例和办法的层次太低，因而农民工的养老权益难以得到保障。更有甚者，有的地方还没有出台和农民工养老保险相关的地方性法规。
第三，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低。目前，绝大多数省份社会养老保险实行的是省级统筹。通过建立省级调剂金制度，由省级相关部门根据各县、市基金收支情况进行余缺调剂，并没有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养老基金的统收统支(陕西省除外)。当农民工在不同省份之间或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城市之间自由流动时，要转续养老保险关系，非常的琐碎复杂，所以大部分农民工会选择退保，导致自动放弃养老保障权益。
2.2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难题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土地占用也逐年增加。据估计，目前我国完全失去土地或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高达4 000万到5 000万人，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而从目前来看，我国还没有系统地针对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的研究。4 000多万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问题令人堪忧。
首先，补偿标准不足以保障失地农民养老。在我国，土地是农民千百年来赖以生存的基础，虽然土地的保障功能在减弱，但是土地还是维持农民生存和养老的底线保障。而现在，大量的土地被征用，用作城市建设和非农业用地。虽然国家对失地农民给与了补偿，但是，失地农民拿到的补偿费极其有限，按照当地的消费水平顶多能够维持几年，还有的失地农民拿到钱后大部分用于盖房、还债和儿女婚嫁，很快就“坐吃山空”。这样的补偿方式没有从长远角度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进行考虑，失地农民迫切地希望国家能够为其提供稳定的养老保障。
其次，失地农民素质低难以为养老提供保障。就业是生活的保障，也是未来养老的基础。但是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缺乏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劳动技能，当失去土地时，他们中年轻的那部分人不得不再次就业，然而，当前城市中也有一批等待就业的城市人竞争时，他们明显的处于劣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失地农民要么失业在家，要么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且工资不高的最脏最累的粗活，有限的收入只能维持眼下的生活，无法为养老保障进行储蓄。
2.3城镇化对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在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按照“五普”0.95%抽样数据推算，2000年的“乡一城”迁移人口中16-60岁人口占90%;有关调查显示，从年龄看，流动人口的年龄段集中在 20-25岁之间。在人口老龄加剧，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总数不断减少，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向城镇迁移，使城镇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为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带来了“养老金红利”。
从现收现付制度来看，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将会给城市带来“养老金红利”。基于保罗.萨缪尔森提出的“整体经济是个永动机”概念，阿沙夫.拉辛(assa frazin )和埃夫拉伊姆.沙卡(efraim sadka)认为，即使在移民可能是低劳动技能和养老金制度净受益者的情况下，移民的迁入也会使现存的所有收入群体和年龄群体的福利得到改善。由于城镇人口的老龄化，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现收现付制度下的养老金支付压力。而城镇化带来的数以万计的农民工，大部分正值壮年，正处于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期，并且还有几+年才会领取养老金，因此如果把这些人口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会给养老保险制度带来大量的“养老金红利”，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支付危机。但是，当前我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没有为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参保做好准备。城镇二元社会经济制度的限制，不完善的参保法律法规政策，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过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参保，不利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享受“养老金红利”。
3.养老保障制度对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的反思
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受经济结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习俗、心理情感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不论从经济因素考虑还是从观念因素分析，家庭在出生人口性别的选择上，偏好于男孩，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
首先，从经济因素方面考虑。当遇到经济危机或因年老或疾病等因素丧失劳动能力时，父母在身体和经济上都必须依赖于儿子，这种强烈的依赖性反过来强化了对生儿子的偏好。特别是在农村，一些农活被认为是只有男性才可以胜任。在政府不能提供足够保障的情况下，只有女儿的老人的境况可能就差些了。即便政府提倡社会养老保障，但由于执行不力，也使人缺乏安全感。儿子才是父母的靠山。所以，生儿子是必须的，“养儿防老”也成为他们唯一的理性选择。因此，归根结底，中国目前性别比失调问题的实质还在于“保障”二字，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治本之策是国家应该为所有公民提供同样的基本养老保障待遇。
其次，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传统的中国社会是靠家庭、家族和宗族来维系和整合的，强调家庭伦理观念。在经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虽然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但它在农村地区的地位和作用尚存。因此，排除父母年老对儿子经济上的依赖这种经济因素的影响，历史承袭下来的深邃的文化积重难返。传宗接代、养老送终的观念仍鼓励妇女生育儿子。俗语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中国人几乎没有人能够承受“断子绝孙”的痛苦，也没有人愿意做个没有儿子的“孤老”。传宗接代是驱使生育儿子的最主要动力之一。
4.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养老保障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我国实行了控制人口数量的计划生育政策，但该政策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比如那个年代出生了大量的独生子女，现在这些人都到了成家的年龄。两个独生子女相结合，就形成了典型的“四二一”模式的家庭结构，即一对年轻的夫妇需要供养四位老人，抚养一个孩子。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即逐渐趋向于小型化，对我国的养老保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4.1城市独生子女的养老压力
相比我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大多数的城市居民在年轻时都有自己的工作，所在的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都参加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纳了养老保险费，这就为以后的养老进行了储蓄也为养老扫除了后顾之忧。但是，排除经济因素的影响，城市独生子女也有较大的养老压力。一方面是城市的独生子女都要忙于工作，缺芝时问和精力照顾老人，而城市老人在养老过程中最渴望的是子女的情感关怀和精神慰藉;另一方面是随着家庭核心化和小型化的发展，独生子女在结婚后，多数都与老人分居，在照顾双方老人方面存在诸多不便之处。
4.2农村家庭结构小型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首先，子女的平均养老压力增大。在子女众多的情况下，子女之间可以协商分担养老负担。至于分担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①平均分摊。这种方式操作简单。子女相互协商或征求老人意见后.按照商定标准等量分摊老人的养老费用。②按子女的负担能力分摊。这种方式要求子女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实际状况确定负担程度。经济宽裕的子女可多出资。经济条件差的子女可少出资。③按子女年少时所受待遇予以分摊。这种方式以近乎公平的方式，按照子女年幼时从父母那获得的照顾和收益的多少分摊养老费用。而现在家庭子女的数量越来越少，不管以哪种方式分摊，每个子女分摊的养老费用都会增加，进而养老压力增大。
其次，子女养老缺乏约束。以前，农村中生育子女的数量较多，每个子女之间在对父母的养老问题上存在着相互制约的作用。这种作用也是对子女承担赡养老人责任的一种潜在的制约。而现在家庭子女的数量减少了，缺少了以前的那种相互制约，也没有制度的制约来保障农村的老人能够得到子女的赡养。再加上子女的数量就是一两个，如果他们都拒绝为养育自己的父母养老的话，那老人就有可能陷入生活的困境。
再者，子女养老的不便之处。以前是大家庭结构，子女结婚后和老年人住在一起，形成几代同居的局面，老年人又是家庭的最高权威。这就为老年人在家中养老提供了现实保障。如今，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子女结婚后都选择自己居住，和老人不在一起居住。而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这就使很多老人身边没有子女，造成子女为老人养老的不便之处。
第11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孝道文化；社会变迁；养老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3-0103-06
2013年7月1日，备受争议的包含“常回家看看”等“软约束”条款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颁布实施，有地方法院①根据该法做出了包括“至少每两个月到老人居住处看望问候一次，重大传统节日至少看望两次”等带有明显道德性和伦理性内容的判决条款。然而，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等这些原本属自然伦理的道德行为在法律的干预和强制下能否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呢？面对“银色浪潮”的汹涌来袭，亟须社会各界对法治化语境下如何平衡协调孝道传承问题予以审慎和理性对待。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以老年人群体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百分比作为划分标准而进行的定性或定量研究。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一般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以上，作为国家或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按照此标准，我国在1999―2000年间就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如果说20世纪是人口暴涨的时期，那么21世纪则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指出，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人，2020年将达到2.43亿人，2025年将突破3亿人。届时，我国不仅是一个老龄化社会，而且是一个高龄化社会，这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伦理和法律制度、经济结构及增长、国民收入分配、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2.老龄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面对无法逃避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新挑战，社会需要用新思维和新创造来正确对待。老龄化不是孤立的存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必将带来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动，从而直接对生产消费品的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它是与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相互作用的。老年人曾经作为社会变迁和发展的历史主体发挥过积极作用，也是老龄化时代到来的直接动因，但由于老年人群体拥有优越于青年群体的固态智力②，所以理应成为这种时代变化的受益者。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老龄化呈现势头猛、规模大、程度高、发展不均衡和“未富先老”的先天不足等劣势，面对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结构背景下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体人口不断增长带来的社会需求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现实问题，人口老龄化不仅对我国的人口养老能力、社会资源支撑能力、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等形成严峻挑战，而且也大大侵袭着以孝道文化为基本理念的家庭养老保障模式的传统文化土壤。
联合国《老龄问题维也纳国际行动计划》指出，尊敬和照顾年长者是全世界任何地方人类文化中不变的价值因素之一，它反映了自我求存动力同社会求存动力之间的一种基本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决定了人种的生存和进步。因此，妥善对待老年人群体是社会正义的要求，是群体反哺的必然逻辑，只有从人口、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和法律等多方面立体考察和实质应对日益突出的高龄群体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才能有信心迎接未来的挑战，实现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2009）》报告所提出的确保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日益老去的时候有安全和尊严相伴，并且在参与社会生活时还拥有作为公民的全部权利的目标。“生存还是毁灭”的“哈姆雷特式悲剧”让我们有必要认真对待传统孝道制度的现代法治语境构建。每一个人都是社会有机组成的重要部分，只有理性适应这种动态的社会发展范式，将老龄化问题融入社会常态发展轨道上，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良性互动的共存发展局面，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合理转化为社会新的发展机遇，才能真正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变迁与孝道文化传承的失范
社会变迁对生态环境、个人人格、社会发展模式、社会价值重构和制度建构等都会带来巨大影响。现代有关社会变迁的理论主要有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和以中国为代表的转型理论。③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社会变迁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性质上区分开来，而随着这种社会制度的改革和变迁，必然使社会群体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方面产生明显的“结构紧张”④，在包括个人主体地位评估、社会归属感认知和社会角色扮演等方面出现伦理或道德的失范可能。当前，中国的孝道文化在面临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这一重要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不仅受到功利主义的价值冲击，而且因为工业文明所内含的社会分工使得人们以传统家庭、家族为中心的人际依赖往转变为现代以个人发展为中心的人际相对独立性的交往，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传统家庭功能被大大弱化，让包括孝道伦理等的传统代际文化传承在空间上陷入了无法延续的困境。这种时代转型变迁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冲击必然造成各学科的研究范式危机。
1.社会变迁导致孝道文化土壤日渐贫瘠
第一，社会变迁对家庭和亲属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的特征是“靠天吃饭”、“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给自足状态是那时候的典型生活方式写照，孝道理念所倡导的“积谷防饥、养儿防老”是代际循环的主要衔接信条。然而，工业革命的出现将人类世界彻底改变，以机器社会化大生产为典型特征的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将传统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生产生活方式冲击地支离破碎，人的社会解放被引导为人类在一个物化世界中通过物、私有财产这个中介而获得的解放。⑤伴随该种经济发展与进化逻辑，工业化时代带来的另一个巨大的社会结构特征是“社会分工”。同时，这种社会分工也经由传统的机械团结走向了有机团结⑥，加之迅速增长的人口破坏了原有的“人口―土地平衡”，这种以市场经济为主要调控方式的社会机制导致了包括以劳动力为主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在传统村落和社会共同体方面带来的冲击就是传统的以家庭、院落和宗族为纽带的社会结构逐渐崩溃，而新的社会共同体尚未形成，老龄化的席卷与“四二一”家庭模式的现实，导致“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成为农村、城镇甚至城市中难以接受却无法否认的社会存在，让以封闭性区域和民间法约束为传统要件的孝道文化土壤渐显贫瘠，这种青壮群体缺位、老幼尴尬共生的孝道传承断层现实让自古以来的家庭养老机制功能渐显孱弱甚至失效，并极大地挑战着崇尚尊老爱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国人道德心理底线。
第二，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变迁导致人格变迁⑦。美国学者英克尔斯指出：“根据我的经验……我们在人们身上发现的东西，基本上反映了他们所在社会制度的性质……事实上，大多数研究个人变迁的人认为，个人变迁更多是由制度的现代性所引起的。”⑧现代工商业社会有其独特的经济形态与社会结构，长久生活其中的人深受这种时代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思想形态及行为模式，这些人格特征被他视为对现代化的反应。杨国枢在《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本土化研究的调查研究》一书中提出，个人传统性有五个因素：遵从权威、孝亲敬祖、安分守成、宿命自保和男性优势。而个人现代性也是五个因素：平权开放、独立自顾、积极进取、尊重情感和男女平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孝道理念所极力推崇和维护的五大因素受到了现代制度文明所倡导的新五大要素的挑战。可以说，集体无意识的民族文化是国人道德基因的形成本源，但在近现代西方思潮大力冲击传统文化的背景下，传统文化对工业化文明时代的影响渐趋式微，导致现代国人普遍带有传统性和现代性并存的特质，这既符合社会转型的特征，也与现代化社会的改革相一致。
2.现代社会老年人群体需求与权利保障制度现状
第一，老年人群体的权利诉求。老年人属于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各方面的特别关爱和帮助。根据的需求理论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可知，人的需要不仅分为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而且是分层次的。我国在总结摸索老年人各种需要的基础上，概括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教”这“六有”⑨需要。具体来说，曾经经历青壮中年的老人在步入老年时代时，其身心状态、承受能力、适应能力和抵御能力等都必然同步减弱，如果要保证老年人群体的生活幸福指数就必然需要以反哺或倾向性保障的理念予以特别对待。然而，人的需要不仅是物质的，而且还包括精神的，它既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又与个人自身条件具有密切关系。相比较国外老年人的3M需求，即物质需求（Money）、医疗需求（Medicare）和精神需求（Mental），我国老年人需求主要包括了经济保障需求、健康和日常照料需求、自由生活和发展需求、社会交往和亲情关怀、自我实现价值需求甚至养老模式方面的需求。
第二，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制度实施的现状。一是家庭保障模式渐趋式微，多元养老保障模式并存。家庭养老模式一直是中国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案，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受到直接冲击，各种老年人照护机构所构成的老年人照护体系随着时代变革开始形成，从目前国内现状看，主要有老年人福利院、敬老院、老年人服务中心、养老院、老年公寓、护老院、护养院和托老所等主要形式。概括来说，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是目前我国较有代表性的三大主流养老模式。除此之外，还有互助养老、异地养老、以房养老、护理学院经营养老和旅游养老等多元养老模式并存的复合养老模式。多元化养老模式的相继产生和发展虽迎合了部分老年人养老的多元需求，但由于大部分老年人更希望获得包括经济保障和精神慰藉等一般或基础性的养老需求满足，这也导致了目前多元养老模式存在的悖论――与三大主流养老模式所带来的明显福利主义色彩不同，多元养老模式更多是在深挖老年人群体市场，以老龄产业为导向建立起来的。从目前我国老年人财产占有、收入水平和老年人实际需求看，多元养老模式对我国整体养老问题的解决较难产生实质性影响。“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仍是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中心，‘养儿防老’的儒家孝文化在中国农村仍盛行。”⑩由于我国民众的个人资金承受能力有限，大多数的老年人养老问题还是以居家养老，即由自己的子女甚或亲属养老为主要模式。从制度层面讲，我国社会整体保障制度的实际落实和具体完善仍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是现有养老保障制度呈弱散状态。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社会互助和个人储蓄积累保障六大方面。其中，养老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核心组成，从我国当下社会养老保障的现状看，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养老保障体制尚不成熟，主要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三无”和“五保”供养补给制度等组成，快速的老龄化现实导致现行养老保障制度体系薄弱且分散。具体来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甚至“亚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地区间、行业间不均衡发展等现实，导致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难以统一和规范。从养老保险的覆盖面看，我国目前纳入基本社会养老保险的人群比例低于国际最低标准，且呈现统筹层次低、养老保险收支严重不平衡和养老保险转轨成本高等特点。同时，现有有关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医疗保障制度问题多多，存在社会补贴和救助制度权威性不够以及社会化养老机构不够规范等问题。我国现有老年人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是以政府、社会和个人三维一体共同构建的一道社会秩序安全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老年人权益的关注和照护，为积极维护老年人权益，相继颁布了一系列以养老权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规范的大部分条款均非专门针对养老目标实现而规定的，对有关如何养老这一系统性工程大多停留在实有权利的理论层面，可操作性不强，对老年人经济收入、居住方式、人际交往、医疗健康、社会参与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细节调整和规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更是鲜见，与西方成熟国家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如英国的3U模式（Universality、Unity、Uniform）相比，我国现有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仅分散而且效力层级不高。
三、现代法治语境下孝道制度体系的建构
毋庸置疑，无论社会如何改革和变迁，包括人的生老病死等自然规律是人力所难以抵抗或改变的，那么，面对不可能逃避和忽视的老龄化时代迅速到来这一全新的严峻课题，如何建立或设计一套现代制度体系，既可以较好替代传统社会孝道伦理互助机制，也符合现代文明价值理念要求，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创新性意识和创新性思维。
1.孝道制度法治化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必然归宿
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调整方式，市场经济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是以资本主义制度改革所创立的民主制度、权利本位和契约自由等重要的法权关系为前提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法治，社会分工的精细化迫使人类群体的区别分类，以此满足市场经济的不同需求，这种越来越高的规范性社会控制要求社会调整手段的法治化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
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传入中国，经济成为社会的“阿基米德”支点，这一切将中国传统宗法组织和儒家伦理冲垮，旧有的乡村构造也不断遭到破坏。而当血缘关系分解并且让位于氏族共同体、邻居团体和政治团体的结合体时，便产生了这一问题：政治团体的法律程序将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同一血缘团体或同一共同体的成员之中。随着社会的文明化程度加强，以血缘关系为表征的社会调整模式逐渐走向衰亡，代之以从人类团体的内部秩序中发展而来的法治型调整模式。虽然对传统孝道存有争议，但沉淀至今的却是其永不磨灭的具有人性普适性的人际互助本能品德。如何建立一个不分年龄和性别并使老年人能充分、不受歧视而平等参与的现代法治社会，对于增进老年人群体的生存尊严至关重要。基于此，政府需要进一步推进老年人养老保障制度的规范化、法治化和科学化的体系建设，明确以个人、家庭、社会和政府等主体的老年人养老责任体系，满足老年人急迫的现实养老需求，实现《联合国老年人原则》提出的“照顾”、“尊严”和“参与”等目标。要在政府主导下，以立法的形式，整合社会各类服务资源，确保服务提供的效率与效益，以实现生态文明社会共存共生的良性发展。
2.构建现代法治语境下的老年人养老保障多元制度体系
在当代中国，如何协调好传统与现代制度价值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转型时期社会老龄化这一新的时代挑战，不仅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已有的成熟经验，更应结合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包括二元社会结构等制度现状和传统文化的本土实际，科学、合理地设计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保障多元制度体系。
第一，孝道制度法治化理念的多元化逻辑必要。“老年人保障体系是一个复杂的保障系统，具有多层次性质的范畴较多，且诸层次之间还有伦理选择的问题。”相比较西方较为发达的工业文明，我国进入工业化文明的时间略晚，尚存在传统与现代历时性和共同性并存的问题。传统孝道制度的柔性传承和现代法治的刚性调整表面似有悖论冲突，也对如何构建平缓对接传统孝道理念的现代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从我国当前社会政治制度和经济实力现实，并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制度看，当前我们宜以“经济―政治”为分析框架，以安东尼・吉登斯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为基本指导理念，采取“‘补缺型社会福利’为主、‘制度型社会福利’为辅”，多种福利制度为补充的原则进行积极立法或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在政府、社会和个人责任分担方面，应以特别补贴为例外，以家庭和市场为基本保障原则，以权利义务对等为基本准则，贯彻“家庭养老为核心，社会养老为补充”的养老保障理念，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社会各方力量共同辅助的综合型养老模式。只有在个体无法满足其生存、照护和交往等基本需求时，国家才作为三维体系重要组成之一的部分扮演应有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具体内容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如果将来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到一定程度后，就应积极转换这一理念，从“补缺型社会福利”为主的理念转为“制度型福利”为主的理念，实现自助、互助和国家保障相结合的良性互动，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和政策，建立一套不断增加老龄人甚至全社会整体福利的全民福利制度体系。
第二，将孝道从家庭伦理提升为社会伦理，为孝道制度法治化提供可能。孝是超阶级或跨越时代的，孝道文化不仅在塑造国民性格和民族心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促进家庭稳定、社会和谐和国民道德素养的形成等方面均发挥了正能量传递的功能。随着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领域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阶段，理性认知中华民族传统孝道文化的价值，批判性地汲取有利于和谐社会关系建立的内容，创新传统孝道在现代伦理道德体系构建中的契合理念，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从政府的角度讲，一方面，应积极构建孝文化宣传和建设工程。要以家庭和社区为主阵地，以传统纸媒和现代网媒为中介，加强大型道德建设活动（如中宣办和中央文明办举办的包括宣扬“孝道文化”在内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自上而下的道德教化和自觉的道德践履。同时，应从娃娃抓起，强化对学生的德育教育，形成幼时灌输、长大躬行的伦理道德回归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利用其权力主体地位，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有关可以入法的孝道伦理道德规则予以肯定和落实，使传统孝道的继承和发扬真正走上法治化轨道。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讲，需要正确认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理性看待“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传统孝道观念，将养老院、敬老院和照护机构作为老年人养老方式选择的正常对接，合理矫正市场经济浪潮下的时代价值定位，强化个体的自律性，加强舆论监督和精神奖励，将孝道传承作为社会肯定性评价和个人正能量价值的重要因素，将孝道从家庭伦理提升为社会伦理的范畴，为养老社会化做好文化理念的铺垫。这不仅会避免遗弃、虐待老人等类似影射人性丑陋面案件的再次发生，同时还能让社会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尊老助老”的良好风尚，形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互助新气象。
第三，建立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复合型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的养老保障社会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和形成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养老基金筹资模式。我国现行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主要由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这三大支柱组成，三者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平面体系。但由于我国地区和行业的不均衡发展现状，导致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并不完善，尤其是单位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巨大。基于此，必须将我国社会保障水平评价指标的选择与加快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步伐结合起来，将国民享受社会保障经济待遇的程度、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问题及社会成员的覆盖程度一同纳入社会保障水平体系，构建起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在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现行养老保障制度模式经验的同时，必须结合我国国情实际，处理好国家、社会和个人在现行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中的责任分担问题。同时，需要区别和正确认识工业化风险和自然进化风险所形成的问题应对策略。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既是我国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阻碍，同时也为我国养老保障完善提供了缓冲的契机。传统的孝道仍然在继续发挥着代际互助的功能，并不会将所有的问题完全推给政府或社会。我们需要结合私人养老金计划、老年人医疗制度改革、老年人产业制度促进、老年人照护制度完善和老年人补贴制度等社会保障制度措施，并加强放开“单独”家庭二胎政策、推迟退休人员年龄制度、规范自愿型“以房养老”或“反向抵押贷款方式”政策的改革，采取重点突破、逐步推进的策略，最终建立较为完善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以最终有利于我国以审慎的态度和多元化手段共同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第四，建构以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多元养老保障法律制度体系。新的法律制度的出台是对一定社会现象出现和相应政策出台的终极呼应，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养老保险制度规范、高效运行的重要保证。“先有社会保障的立法，后有社会保障项目的实现，已经是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一条基本规律。”以宪法为前提，构建以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不仅是对老年人群体这一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的彰显，是社会“积极福利”理念的理性实践，更是落实宪法和法律公平公正原则的具体体现，是实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统一的必由路径。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看，我国《宪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刑法》、《婚姻法》、《继承法》和《社会保险法》等法律中都有关于老年人权益的条款规定，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各地方也相继颁布了包括关于推进居家养老服务、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管理、老年日间照料服务中心、养老援助服务、低保人群贷款缴纳养老保险、居家养老补贴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但总体来说，目前有关养老保障问题的立法不仅分散不统一，而且效力等级不高，构成养老保障制度核心组成的有关统筹层级，资金的筹集、运行和使用，区域和行业不均衡现状导致的制度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均频见纸端。这种形式上不统一导致的权威性不足和现实上不公正导致的实质硬伤，不利于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长远计，国家需要从基本法的层面制定包括《社会保障法》在内的统一性法律法规，有效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权威性，合理划分政府、社会和个人三维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实质改革现行养老制度在地域、行业和部门间各类标准不统一的现状，形成以养老保险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保障法》为龙头，《民办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法》、《养老金法》、《养老金监管法》、《老年残障和健康保险法》、《老年人保健法》和《老年救济法》等基本法为骨干，其他养老保障规范性法律文件为补充的全方位、多层次保障制度体系，以促进社会公平和建立全面保障目标之间的平衡。同时，针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应重点关注那些未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老年人，尤其是生活在农村中的老年人，他们在养老金的享有领域处于边缘地区，在生活和疾病等威胁方面缺乏充分的保障，因此，可以学习借鉴“加拿大援助计划”和“新加坡公共援助计划”经验，加大对该类群体在社会补贴和社会救助法律制度体系方面的健全和完善。
在我国这样一个既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又面临着较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更加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却正处在从传统到现代转型时期的现实国情阶段，必须在对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既要谨慎对待“民粹主义”倾向，又要高度重视和积极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挑战，科学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养老保障制度体系目标，用时间和空间的多维视角，从道德建设和法治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努力构建一套现代法治语境下有效传承和创新传统孝文化理念的制度体系，形成社会群体间的自我动态协调的立体生态系统，以在弘扬中华孝道文化、增强政治共同体信仰、更好地维护老年人群体权益的同时，不断促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
第12篇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旅游市场；老年人
一、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时代，2015年11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的《2015中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大中城市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达2.1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5.5%，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总量最多的国家。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对旅游市场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随着近年来人们收入的增加及养老观念的变化，参与社区活动、疗养、外出旅游等愉悦身心的活动日益受到老年人的喜爱。儿女孝敬老人的方式也从单一的送钱、送物，变得更为关注父母的精神需求，积极支持他们的旅游。虽然我国老年旅游市场有很大的潜力。随着我国旅游业的不断发展，老年旅游市场也逐渐壮大，老年人对旅游活动的认可也在不断地提高。据国家旅游局相关资料统计：2012年我国旅游业总收入约2.57万亿元，而老年人的旅游份额就占旅游市场的27%左右，由此可见，老年旅游市场是一个值得各大旅游企业开发的一个市场。
（二）消极影响
老年人的数量的增多，为我们旅游行业带来了更多的压力。目前国内还没有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吃、住、行专用设施。而且老年人对出游的条件要求也要高于一般旅游者，比如老年人旅行需要老年人专列，需要配备随行医生，出行前需要进行体检，购买人身意外保险的标准也较高，这而给旅游行业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三、我国老年旅游市场的专业化程度低
（一）老年团旅游线路不专业
到目前为止，我国老年旅游市场专业化程度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尽管旅行社早已每年都推出“老年游”项目，但是大多数老年人旅游的行程都并未经过特殊设计，行程过于紧凑，景点安排、旅游节奏都没有从老年人的需求和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老年人因身体条件的限制，不能参加运动量大的活动，他们更倾向于观赏性、知识性、休闲性的旅游项目，而现有的旅游娱乐活动也很少有适合老年人的活动，
（二）旅游服务配套设施不能满足老年人需求
由于老年人旅游市场是近几年才得到旅游企业的关注，所以很多旅游服务企业、景区、旅游交通服务企业在针对老年人的服务配套设施上不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比如道路铺设、线路设计、食宿、医疗、公共设施等方面，都是服务于一般旅游大众的，没有考虑老年人的需要。
（三）缺乏专业服务老年旅游团队的旅游人才
老年人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对导游的讲解水平和文化储备要求高，又因年龄的缘故，要求导游能够提供周到细致的服务。现有的导游队伍普遍都是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水平达不到老年旅游者的普遍要求，而有经验的老导游又因为老年团队旅游消费水平低、导游收益低、接待要求高而不愿意接待老年团队。
四、老年人旅游行为特征分析
从以上进几年老龄化人口的现状和目前老年旅游市场的状况的分析，我们得出老年旅游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性比较强，对活动的安排比较慎重
老年人由于身体素质的原因，所以他们一般较少选择一线探险、刺激等路线，而且出发前会对旅游目的地的进行尽可能的详细了解，并力求旅行社提前做安排。自然风光、传统文化、宗教旅游、寻根拜祖 、千里探亲都是老年旅游者最欢迎的旅游产品。
（二）以纯玩旅游活动为主
老年人的旅游消费支出基本上全部用于旅程中的吃、住、行、游、娱，很少用于购物。而其他年龄组旅游团购物支出往往占到整个行程总消费的50%。
（三）以团队旅行为主
老年人缺乏安全感，往往相伴而行，对旅途中各种活动的安排，要求以舒适、安全、高质量服务为标准。
五、抓住以上老年旅游的特点，总结出以下几条对策
老年旅游市场的特殊性，要求旅游企业必须对齐进行细分化的调研、设计和经营，要求较高的专业化，而不是只看到短期利益。
（一）开发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旅游产品
根据老年人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开发出对老年人适用性的旅游产品。如考虑到老年人的身体状况，旅游线路一般要节奏缓慢，景点少而精；老年人大多喜欢热闹，多安排参与者众多的项目，；针对老年人追忆往事的的心理安排一些怀旧旅游产品；鉴于老年人普遍关注养身保健，可以安排康复疗养型的旅游产品。总之产品是为老年人度身定做的，才会吸引更多的老年人。
价格因素是影响老年人出游的重要因素，不同收入者也会有相应的旅游需求和要求。可提供多种形式和不同层次旅游项目，实现产品高端化，出国游、豪华游等，在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以经济实惠为主，开发短途的，简单传统文化的观光游等。
（二）完善老年人旅游的各项配套的服务
和青年人不同，老年人出去旅游时更关注的吃、住、行这三项。由于身体原因他们的口味多偏向于清淡，营养，好咀嚼的食物，喜欢安静卫生的睡眠环境，交通上更加注重安全性和舒适性，要安排有丰富老年旅游接待经验的导游，出团时做好安全措施，而最重要的是旅行过程中的服务，对待老人要有耐心和爱心，真诚及时的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服务，让他们感受到身心愉快。
（三）提高老年旅游市场运作的专业化程度
有了专业的老年旅游产品和服务，这些还不够，必须建立专门的老年旅行社，或者成立老年旅游部，或在每个城市中建立一个老年旅游联合体，整合老年旅游市场，禁止恶性竞争，打造老年旅游品牌。
随着世界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会越来越大，虽然给我们旅游企业带来许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商机，只要我们积极探索，认真研究，将劣势转为优势，开发老年旅游市场，为我国创收更大的利益，而在为我国创造利益的同时，做大、做好、做精旅游市场，以点带面，再创奇迹。
第13篇
风险是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的一大现实问题。卢曼认为，所谓风险是指“损失或伤害的可能性”，具有不确定性和潜在危害性两个基本特征，当不确定性因素持续恶化，潜在危害性转变为现实危害性时，潜在风险问题就会转化为现实问题。风险也是当前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风险问题已经对养老保险制度衍化路径、目标理念以及发展过程等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依据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风险问题产生根源的不同，本文将其分为经济性风险因素和社会性风险因素两类。经济性风险因素主要是指那些因外部经济环境条件变化而可能对制度产生损伤的因素，包括财政收支失衡风险因素、运营管理风险因素及劳动力市场风险因素等。社会性风险因素主要是指那些由于社会文化条件变化而可能导致社会冲突及社会损伤状况产生的因素，包括人口老龄化风险因素、社会阶层分化风险因素、社会流动风险因素及社会转型风险因素等方面的内容。本文对经济性风险因素的分析重点在于“财”或“物”等因素，而对社会性风险的分析则主要是那些与制度实施密切相关的“利益人”，尤其是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群体，如农民工群体等。由于风险问题具有滞后性、间接性及隐蔽性等特征，风险后果常常可以预测，因此如能及时对影响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各种风险因素进行甄别并加以防范，就会对现有制度的筹资模式、养老资源配置结构、养老保险机制形成以及公众参与意愿等产生推动作用，进而提升制度的整体实施效果。
(一)经济性风险因素
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风险因素。现有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保险制度衍化而来的，最初针对的目标群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中具有正式职业身份的人群，实行企业单方缴费制，按照现收现付制模式对账户资金进行运营。但是近年来，随着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以及个体工商户及其雇工等非正式职业群体的不断加入，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养老金水平差距较大以及养老保险历史债务不明确等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养老保险财务风险不断加大。根据蒋云赟等学者的预测，如果维持现行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缴费标准不变的话，该体系将很快无法实现代际收支平衡。制度管理与运营风险因素。由于目前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尚未完全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与运营权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这种属地化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模式已经导致管理体制不顺畅，制度运营效率低下，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比较单一，投资回报率整体偏低。2013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的基金资产总额高达12415．64亿元，但基金权益投资收益率仅有5．54%，养老金投资主要流向银行存款、债券、信托投资等相对比较保守的领域，导致资金增值保值能力普遍偏低。此外，在属地化管理模式下，养老保险制度转移接续不顺畅、制度标准分割以及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程度低等问题十分突出，使得参保人对养老保险各项服务指标的满意度与总体的满意度水平都很低。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评价体系来衡量的话，在制度覆盖广泛性、可负担性、充足性和公平性等多个方面，现行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
(二)社会性风险因素
人口老龄化风险因素。按照联合国确立的人口老龄化社会标准，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3年中国老龄人口已经突破2．02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4．8%。《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规模将达到2．4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将升至17．17%;2050年时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4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至少将达到30%。人口老龄化水平风险因素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是十分深刻而久远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较高的老龄化水平将使现有代际间养老资源交换平衡关系发生断裂。维持代际间养老资源交换平衡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保持代际间人口比例的协调性。但是在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上升的情形下，代际间人口比例关系正在被打破。2005年中国城镇老年人口赡养率为26．2%，2013年已经上升至33．19%，黑龙江等省份甚至已经高达63．24%，远远超出国际通行的25%赡养代际平衡临界点。如果继续维持当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与缴费比例不变的话，当代人的缴费负担势必会被极大地增加。第二，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失衡状况将进一步加剧。根据马骏等学者的测算，在人口老龄化水平持续提高的背景下，2030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第三，养老金替代率水平将持续下降。如果保持当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增长率水平基本不变的话，人口老龄化水平的上升将会使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急剧膨胀，导致养老金支出规模不断加大，养老金替代率水平持续下降。社会阶层分化风险因素。自1980年代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社会阶层分化状况越来越严重。仇立平将中国现有社会阶层划分为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及管理者阶级。社会阶层分化加剧了各个阶层在养老资源占有方面的不均衡状况，进而使各个阶层在享受养老保障待遇方面的差别更加显著，导致制度的不公平性更加突出。总体上讲，当前中国公务员和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享受着比较高的养老保险待遇，退休后可以获得大约相当于原工资水平80～90%左右的退休金，足以维持比较体面的生活。而企业职工退休后仅能获得相当于原工资水平50～70%左右的退休金。由于企业职工的工资基数本来就比较低，因此他们领取的退休金数额也比较低，对很多退休职工来说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很难满足较高层次的生活需求，这种状况将对职工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性产生比较负面的影响。社会流动风险因素。社会流动是指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及不同职业人群之间的转化。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农业从业者向城市从业者身份的转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字，中国在1982年到2000年的18年间，有大约2.065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到城市。200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亿，2012年末已经超过2．6亿，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仅有4543万。农民工阶层的养老保险问题也因此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将农民工等群体纳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已经成为解决他们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但由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缴费标准较高、缴费期限长等问题，与农民工等非正式职业群体的实际收入状况尚有一定差距，导致大量农民工群体仍然被排除在制度之外，成为游离于正式制度之外的弱势社会群体。社会结构转型风险因素。社会结构是指某个地区或国家的社会成员在资源占有、组织方式及关系格局等方面的基本状况。社会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领域变革的重要内容，包括生产组织形式、社会心态、社会意识形态、人们的价值观念及行为等多个方面。陆学艺等指出，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受家庭结构小型化及少子女化等因素的影响，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已经趋于瓦解。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中国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仅有3．10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少了0．34人，而当年离开户籍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6139亿。家庭规模的缩小和人口流动速度的加快已经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产生了比较负面的影响。社会化养老保险取代家庭养老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状况下，如何为失去家庭养老保障的人群提供社会化养老保障已经成为当前制度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风险问题。
二、风险成因分析
中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风险因素产生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制度随着外部社会经济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相互博弈的过程。本文对养老保险制度风险问题根源的分析，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以社会文化环境分析为主，微观层面主要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为主。在制度实施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参保职工、企业经营者、政府管理者、社区组织、医院及媒体等多个利益相关者群体。依据不同群体与养老保险制度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和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两类。其中，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参保职工等社会群体，间接利益相关者群体主要包括社区组织、与制度实施产生间接关系的群体。本文在微观层面的分析中主要选择与制度实施利益关系最为密切、影响范围及程度最为深刻的政府、企业和参保者等群体进行分析，以此来探讨养老保险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养老保险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协调性
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诺斯指出，任何制度的产生及发展都与社会文化观念之间存在密切关系，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制度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能够通过影响人们的内在认知体系及社会认知氛围而对制度的形成产生推动或制约作用，制度规则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人们适应文化传统进而形成行为规范的过程。当养老保险制度与所处的环境相匹配并且能够与利益相关者群体形成良好互动关系时，制度就能够发挥最大效用。相反，当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不相适应时，制度的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长期以来，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家庭养老模式一直是中国国民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途径。这一模式与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结构大体上是相匹配的，“忠”、“孝”等伦理观念的存在是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能够延续的重要文化基础，老年一代对家庭财产分配和处置权的控制是其社会条件，代际间人口比例的基本协调是重要的人口条件。然而，在当前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情形下，制度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兼容性日渐突出，导致制度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各种风险问题也不断出现。
(二)政府责任的缺位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和个人短视等外部性问题，政府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干预显得极为必要。从政治角度来看，政府通过构建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缩小社会各阶层间的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进而维护政权的稳定。从社会角度来讲，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政府维护社会和谐的局面，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从经济角度来看，政府通过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控制能够有效地干预资本市场，调节资本市场规模，进而保持并促进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养老保险制度中经济方面的责任主要包括财政支付责任和运营管理责任两方面。在财政责任方面，政府不仅要承担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责任，而且还要承担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兜底责任。由于政府未能及时承担养老保险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型的巨大成本和个人账户债务问题，导致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根据《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报告》的预测，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已经高达18．3万亿元。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对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财政补贴，从2010年的1954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526亿元，但是与当前巨大的养老金缺口相比，仍微不足道。在基金运营管理方面，由于政府未能及时制定有效的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管理运营规则，导致由各个地方政府所掌握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效率整体偏低。在中央政府层面，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是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主要管理及运营机构，负责对庞大的养老保险基金资产进行投资运作和托管。由于投资渠道比较单一，投资方式相对简单，养老保险基金收益率整体上偏低，政府需要不断优化投资结构与比例，以此来提高整体投资回报水平。
(三)企业的“理性”决策
企业是制度执行的目标对象之一，也是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方及接受方，制度的实施只有在得到企业配合的前提下，才能得以顺利进行。企业参加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其长远发展。首先，企业通过参加养老保险制度，既履行了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树立了良好的外部形象，有利于增加社会声誉度，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其次，企业通过构建职工退休养老保障机制，有助于提高退休职工的生活质量，满足职工的多层次需求，使他们获得心理上的稳定感和安全感，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从而产生强大的工作动力，提高生产效率。然而，在制度实施过程中，由于各种类型企业的经营状况、利润水平以及职工工资水平差距比较大，基于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不同企业往往会选择不同的策略来参与制度。对于那些经济效益较好、养老负担较轻的企业，尤其是垄断型国有企业来说，往往会按照养老保险缴费的最高标准，即按照当地职工平均工资的300%缴费。而对于那些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雇佣较多青壮年劳动力、经济效益较差、养老负担较重的加工制造类中小私营企业来说，因过高的缴费会增加企业运营成本，他们往往会选择按照最低标准，即当地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60%进行缴费，甚至还会采取少报瞒报职工人数、减少缴费工资基数等方法来降低企业成本，这就使得养老保险制度风险互济功能被极大地降低，制度公平性目标受到很大影响。
(四)参保者的逆向选择
企业职工是养老保险制度最直接的参与者，他们持续的缴费责任是制度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从长远来看，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有利于以大数法则形式解决职工个体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的养老风险，保障参保者的老年生活质量。但从短期来看，由于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可能会对其当前利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导致逆向选择问题的产生。中国目前确立的企业职工缴费标准为本人基本工资的8%，如果加上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其他社会保险缴费项目，职工个人社会保障综合缴费水平将超过其基本工资的16%，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们的当前工资收入水平。对于那些工资基数比较低、自我保障能力较弱的职工来说，当收入水平的降低影响到当前生活质量时，他们往往会通过逃费、减少缴费，或者选择最低缴费标准等方式来规避制度。而那些工资收入比较高、自我保障能力比较强的职工则倾向于选择最高缴费标准来缴纳养老保险费。养老保险制度的本质是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养老能力，这一逆向选择会导致养老资源分配不公，削弱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能力，降低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加大社会整体的养老风险。
三、风险防范措施及政策建议
总体来讲，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目标的基本社会制度，较好地反映了权利与义务相对等的目标理念，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企业职工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责任，与利益相关者群体间形成了比较良性的互动关系，能够为企业退休职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强化对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风险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目的论视角来看，通过全面、系统地对影响制度运行的各种风险因素进行识别与判断，有助于政府及时了解制度实施对利益相关者群体如个人、家庭、企业以及社区等所产生的影响，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提高政治决策的民主程度。从冲突论视角来讲，由于风险具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功能，通过对养老保险制度风险问题的分析，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及时发现并识别制度潜在的风险因素，进而强化并巩固其正功能，减弱或消除其负功能。就目前而言，政府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来提高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抗风险能力。
1.强化养老保险资源分配的均等性。
政府要持续扩大制度覆盖范围，维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平等参与制度的机会;要不断地缩小不同职业群体、不同类型企业职工在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方面的差距。同时，还要顺应社会转型及社会阶层分化的新形势，适当调整参保条件和缴费标准，将农民工等新的社会群体纳入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范围，保障其平等地享有养老资源的权利。
2.尽早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风险，许多发达国家都为企业职工建立了多层次的养老保障体系。例如，英国为企业职工建立起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以及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等构成的“三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日本建立了“国民年金”与“共济年金”相结合的双层养老保障机制。我们应不断完善现有“三支柱”养老保险制度体系，出台相应的法律规范和税收优惠政策，以推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快速可持续发展。
3.强化政府财政和监管责任。
各级政府应持续不断地增加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投入，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同时，政府应充分拓展养老保险筹资渠道，积极发挥慈善事业、彩票事业等方面的筹资功能，拓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领域，以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并且要大力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领域。
4.加快养老保险法律规范建设。
要在引导人们的养老行为从伦理道德等非制度性规范向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规范转变的同时，高度重视传统家庭养老等非正式养老方式的功能与作用。加紧颁布《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规，从法律层面确立老年人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合法地位，切实维护他们的养老权益。
5.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
第14篇
【关键词】企业年金，商业保险，多层次养老保险
一、人口老龄化之痛
进入21世纪，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除了人口老龄化压力的影响外，我国养老保险账务上的缺口也是我国企业年金存在的问题。究其原因，一是我国采用现收现付的筹资模式，由于退休年龄过低、人们平均寿命增加，造成收不抵支。二是在任政府为提高声誉，拿养老保险基金补偿各方利益受损者，解决民生问题和社会经济问题。绝大部分地方的个人账户基金被当地政府挪用于发放当期养老金，由此形成空账。而企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险的补充在平衡财政收支上的作用也就越发重要。
二、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分析
1.企业年金的筹集模式
我国采用的是基金积累模式，它通过预提积累方式筹集保险基金及其投资收益，以便能够支付确定水平的、未决社会保险金给付的货币现值。其避免了现收现付模式中下一代为上一代人支付养老金造成的代际冲突，其以效率为导向，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其仍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通货膨胀下，预筹积累的养老金面临贬值的危险；在金融市场尚未健全的我国，如何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具有相当的难度；保险基金易受政府行为干预，若将基金用于弥补财政赤字可能会影响其支付能力。
2.企业年金的给付模式
我国采用的是确定缴费型（DC），是通过企业建立养老保险账户的方式，由企业和职工（多数仅指企业）定期按一定比例缴纳保险费，职工退休时的养老金计划水平取决于资金积累规模及其投资收入。就中国目前的投资环境来看，我国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较大，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DC模式发挥各种理论上具备的优势。并且我国在企业年金投资产品的限制上比较严格，对年金计划的收益也会产生一定的限制，因此DC模式下的年金计划会面临比较大的保值增值的压力。
3.企业年金的运行模式
按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我国企业年金实行信托制。所谓养老金信托是指养老金参与者通过缴费形成的养老基金，以信托方式管理，当受益人退休时，为他们提供养老金以保障他们的退休生活。
三、企业年金到底姓社姓商
1.商业保险边缘化
我国的企业年金市场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突出，企业年金市场将得到迅速的发展，我国中资保险公司理论上应该在这个领域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然而我国的商业保险公司却在拿手领域中被边缘化，我认为主要因为以下三点：
一是部委利益之争。企业年金涉及到财政部、人社部等几个部委的利益分配问题，还要兼顾到到地方社保的利益，由此看来，要让企业年金确定归属权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我国企业年金运营模式选择时的各家金融机构之争。由于银行在金融业中处于主导地位，拥有在资产规模、营业网点、客户方面的比较优势。所以在企业年金的信托模式下，银行拥有作为受托人的绝对优势。而在利益分配上，作为投资管理人的基金公司好处最多，自然也引得各家金融机构纷纷觊觎投资管理人这一身份。而商业保险公司在这样的比较优势中反而处于劣势地位。
三是我国立法的不完善，上述两大利益之争由于没有明确法律的规定一直没有解决，但由于企业年金涉及的利益方太多，并且其历史遗留问题也比较严重，所以要想通过立法来解决企业年金权限归属及具体运行问题实属不易。
2.商业保险公司的优势
无论是借鉴海外的经验还是结合我国国情考虑，建立捆绑式、一站购齐的专业化养老金管理公司是大势所趋，而最适合进行养老金管理的自然是保险公司。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保险公司具有较强的精算能力。精算技术能够确保为企业提供完善的企业年金计划设计，包括条款设计、融资测算、替代率测算和规划、DC/DB计划的选择等。
（2）保险公司在产品和计划形态方面可以满足企业年金业务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保险公司可以提供DC计划产品，也可以提供DB计划产品，还能够提供其他金融机构没有的丰富的领取期年金化产品，如即期年金、延期年金、生命年金等。
（3）保险公司在销售能力方面具有优势。保险公司有完善、成熟的销售管理机制；有完善的销售培训系统；有一支专业化、富有经验的销售队伍，了解客户的需求，具备为客户量身定制企业年金计划的专业素质；有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市场覆盖率非常强。
（4）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更适合退休金资产的管理。精算技术中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技术将更能保证退休金资产所要求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也能充分反映保险公司审慎投资人的投资理念。
四、多层次养老保险模式
我国目前实行三层次的养老保险模式，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家提出通过五个层次构建新的养老保险模式。
第一，由国家提供的费缴费救助型养老保障计划，为老年人提供最低水平的养老金。相当于我国的城乡最低生化保障制度。第二，国家举办的、以强制储蓄计划为特征的养老保险计划。它强调和鼓励劳动者的自我保障意识，在劳动期间为日后的退休经济保障提供资金积累和准备。第三，国家举办的以收入再分配为特征的养老保险计划。这就相当于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中的个人账户部分和社会统筹部分。第四，由企业建立的、国家予以税收各项政策优惠的补充养老保险计划，它强调与就业相关联和提供补充退休收入保障，作为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的补充，相当于我国的企业年金。第五，由劳动者个人和家庭建立的以自愿储蓄或其他方式建立的补充性退休收入保障计划，它能弥补国家举办养老保险计划之不足。这一层次需要靠商业养老保险形式来实现。
这五个层次不仅可以满足各个阶段人口群体的广泛养老需要，还能实现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融合，这也应该是我国养老保险改革发展的目标模式。
参考文献：
第15篇
[关键词]长期护理保险；演化博弈；政企合作
[DOI]10.13939/ki.zgsc.2017.09.080
1 引 言
长期护理保险的出现与人口老龄化趋势密切相关。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并且我国60岁以上处于失能、半失能状态的老年人约3500万人。老龄化对医疗保险的影响较养老保险而言更大。当老龄化对医疗保险的冲击使后者几乎难以为继时，就需要将老年长期护理从医疗服务体系中剥离出来，促进形成一项新的保险。
长期护理保险的实施需要多方的共同配合，这就涉及各方的利益以及行动对他方的影响。因此，本文试图以博弈论的思想及方法运用到本文的分析中，从博弈的视角解读长期护理保险实施中出现的问题，对政府、保险公司以及居民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对长期护理保险更为有效的实施，提供建议。
2 有关长期护理保险的博弈分析
2.1 居民投保难问题
假定居民的总初始财富为W。若居民投保，则政府采取基础保障水平，保障支出为G；若居民不投保，政府则需要采取额外保障水平，保障支出为g=G+R（R为居民不投保时政府额外保障支出）。
现在我们引入居民的效用函数u。设危险事故发生的概率为p，进入失能状态所产生的费用为C，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用I表示，居民需要支付的平均保险费用P表示，保险公司的给付为X，则当投保且进入失能状态时，居民的效用可表示为u（W1）=u（W-C-P+X+G），若未进入失能状态，则u（W2）=u（W-P），因此参加保险的期望效用为pu（W-C-P+X+G）+（1-p）u（W-P）。若居民未投保，则进入失能状态时，居民的效用可表示为u（W3）=u（W-C+G+R），若未进入，则u（W4）=u（W），此时不参加保险的期望效用为pu（W-C+G+R）+（1-p）u（W）。若按期望效用决策，则当居民参加保险的期望效用大于不参加保险时，他们才会投保。
通过比较上面的两个期望效用可知，我们只须主要比较X-P和R的大小，但同时，也应考虑到居民本身的可支配收入I。于是，居民投保与否主要取决于，可支配收入I和平均保费P的大小，以及保险契约决定的X-P与政府额外保障支出R的大小。只有当可支配大于平均保费，且差额较大时，且当X-P>R时，居民才会投保。
2.2 保险公司与政府间演化博弈模型
博弈双方为政府和保险公司，政府的策略选择包括是否支持，保险公司的策略包括是否开办。如果保险公司选择开办长期护理保险，而政府不支持时，由于公众对失能风险了解不足，公众很难选择自愿投保商业保险。如果保险公司不参与，仅依赖政府将长期护理纳入社保保障范围内时，政府财政压力巨大，现行经济条件下完全的政府保障难以为继。
对于参与者A政府：C1为政府支持保险公司开办长期护理保险的成本；H1为政府支持时的收益；P1为政府不支持时的损失。
对于参与者B保险公司：C2为开办长期护理保险的成本；H2为政府支持开办时的收益；P2为政府不支持开办时的损失。
θ1为政府对保险公司的外部效应系数；θ2为保险公司对政府的外部效应系数。
F为当一方参与而另一方不参与时所造成的社会服务成本。
δ为长期护理保险影响居民生活的权重系数。
在此机制下，令x为政府支持保险公司开办长期护理保险的概率，则1-x为政府不支持的概率。令y为保险公司开办长期护理保险的概率，则1-y为保险公司不开办的概率。
根据Friedman提出的方法，五个局部均衡点中O（0，0）和B（1，1）是演化稳定策略，分别对应于政府和保险公司的（不支持，不开办）和（支持，开办）两种策略。下图描述了双方博弈的动态演化过程。折线ADC是系统收敛于不同状态的临界线。在折线右侧ABCD部分系统将收敛于（支持，开办），在折线左侧OADC部分系统将收敛于（不支持，不开办）。具体演化路径和稳定状态取决于区域ABCD的面积SABCD和区域OADC的面积SOADC的大小。若 SABCD>SOADC，则系统以更大概率沿着DB路径（支持，开办）的方向演化；若 SABCD
SABCD=xD+yD2
影响区域ABCD面积的8个参数分别为P1、H1、C1、P2、H2、C2、F、δ。其中，当P1、H1、P2、H2、F、 δ增加时，区域ABCD的面积就会增大，系统将以更多概率向（支持，开办）演化。当C1、C2减小时，区域ABCD的面积就会增大，系统也将以更多概率向（支持，开办）演化。可以看出，当社会公众对长期护理保险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增强，一方参与而另一方不参与时造成的撤回服务成本越高时，越可以增加政府和保险公司选择（支持，开办）这一策略的概率。
演化博弈相位
3 政策建议
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已经对长期护理保险目前存在的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同时运用博弈论探讨了长期护理保险中的三方关系，对如何使长期护理保险更有效地运行，有几点建议。
3.1 改变政府的“后动劣势”为“先行优势”
通过前面的博弈论分析可知，居民投保是对政府最优的选择，此时，政府需要改变博弈中的“后动劣势”。对长期护理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进行界定。将基础护理从医疗服务中单列出来形成长期照料服务，交给社区或进行家庭养老。另外将一部分非治疗性的护理和康复服务划分出来，与上条合并为长期护理服务。这样可以减缓医疗资源紧张的问题。
3.2 建立政府与保险公司之间的良性互动
3.2.1 效率运营――保险公司运营，政府大力支持
保险公司在风险评估、数据分析、承保管理、服务体系等方面最具专业性，在运营长期护理保险方面有明显的优势。政府和公众应该给保险公司足够的信任，由保险公司运营，政府支持应该是最经济的选择。
保险公司应积极与医疗护理机构开展合作，借鉴国外经验、技术，获得更全面更详细的历史数据，合理确定护理等级准确定位目标市场。精算师根据不同产品特点，通过对被保险对象风险的分类，对保险产品赢利能力及可能的销售情况进行评估，结合公司的年度经营目标和中长期规划确定合理的保险费率。此外保险公司也应积极与再保险市场联系。
3.2.2 费率的补贴问题――税收优惠政策
长期护理保险社会外在效益大，时间跨度非常广，并且长期护理保险的成本不断上浮。最需要长期护理保险保障的群体也最难承担高昂的保费。这就要求政府加大财政与金融政策对长期护理保险发展的支持力度。财税和金融优惠政策在促M居民购买护理产品，支持保险公司提供护理产品，提高私人机构参与提供护理服务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灵活有效的税收制度对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发展是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分为两部分，对于保险公司，在国家财政较为充裕的情况下对于经营长期护理保险的公司予以一定的财政扶持或补贴等。对于被保险人，政府可以明确规定个人购买长期护理保险可享有纳税抵扣，企业为员工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保费可以作为经营费用在税前列支，在被保险人获得保险金的时候可以享有免税或者较低的税率。
参考文献：
[1]陈晓安.公私合作构建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国外的借鉴[J].保险研究，2010（11）.
[2]孙庆文.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演化博弈均衡的稳定性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3（7）.
[3]荆涛.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模式的微观分析[J].保险研究，2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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