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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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青少年 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表征 民族认同感
1 研究目的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五千年的积淀，价值意识里具有强烈的感彩，它是国家认同心理的深层源泉，每个民族成员在这种特定文化背景中在潜移默化中逐渐构建了价值观念。作为一个多民族大国，文化认同始终是中国政治家维护国家安全统一的战略主题，历史长期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多种文化并融一体的民族文化，不同边缘民族在文化变迁和文化适应的过程中，透过文化记忆的重组与建构，最后都被同化为中国人。社会表征理论是近20年欧洲社会心理学最具影响力的本土化理论，该理论界定了群体认同的符号边界，个体内化了本群体的某些社会表征就必然形成群体的社会认同。同一社群共享一种认知结构后会促进一种亲密情感及群体的一致性。由此可见，文化的认同功能在多民族国家显得更加重要，且文化认同是可以跨越民族的。这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反映了对其认同状态，它也与中华民族认同感不可分割的。
2 研究方法
自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表》，秦向荣编制《中华民族认同感问卷》，本研究发放问卷300份，实际收回问卷292份，回收率为97.33%。同一被试同期进行中国传统文化表征问卷与中华民族认同感问卷，为了平衡顺序效应，有一半被试先做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表征问卷，然后再做民族认同感问卷；而另一半则相反。根据测谎题筛查被试有效数据，将《中华民族认同问卷（EIS）》中测谎题重新赋值，求出测谎项总分范围在0-5之间，根据这个分数来确定剔除被试数据的标准，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74份。主要统计工具为spss11.5和lisrel 8.3，对研究做项目分析、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
3 结果分析
3.1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量表各个项目分析
研究分析出各项目具有良好区分度；切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α＝0.8272，一致性良好。中国传统文化社会表征的三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是：“文史文化”是0.7420；“民族文化”为0.7264；“思想文化”是0.6893，分量表有一个维度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其他维度的信度较好。
3.2中华民族认同量表项目分析
分析得知中华民族认同量表的信度量表总体的α系数为0.715，该问卷具有可接受的信度。按照秦向荣所做因素分析，量表分为四个“认知维”、“情感维”、“评价维”和“行为维”。
3.3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总体状况
采用单样T检验方法，将平均分与得分中点94.5进行比较，青少年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平均分118.41，标准差为10.355。得分显著高于中点，总体看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感都比较强。
3.4社会表征与中华民族认同感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对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作总体积差相关分析，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存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r =0.467*（*表示 p ＜0.05）。文史文化”和“思想文化”分别与“认知”、“评价”、“情感”和“行为”维度具显著正相关。“情感”维与“民族文化”没有相关性。
回归分析：一元回归方程分析显著，中国传统文化可解释中华民族认同感21.8％的变异。
随后逐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民族文化”没有进入回归方程，“文史文化”与“思想文化”可联合解释中华民族认同感52.8％变异量（表6）。“思想文化”层面的预测力最佳，解释量为61.5%，“文史文化”的解释量为22.5%。中华民族认同感= 0.615*思想文化+0.225*文史文化
4 分析讨论
研究针对社会表征应用功能即中国传统文化认知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影响作用。研究首先证实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感状况呈积极正向认同，结果证实社会认同理论，通常个体会以偏好的态度看待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非常有必要，但对这方面的实证研究非常匮乏，将传统文化认知置放于民族认同中作以观照，除了“民族文化”与“情感维”无相关，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各维度与中华民族认同感其他维度两两呈正相关。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表征中的“文史文化”、“思想文化”和“民族文化”都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正面因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程度较高，中华民族认同感程度也就越强烈。一直以来关于文化的定义颇有争议，但是不可以忽视概念本身的三个主要特性：（1）历史性；（2）群体性；（3）影响性。中华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的相关已被证实，但不排除其他因素作用的结果。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可以预测中华民族认同感21.8%的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的三个维度中，“思想文化”和“文史文化”进入回归方程进行解释。其中“思想文化”的系数达到0.615。文学著作、思想智慧、道德风尚等项目属于“思想文化”维度，一直以来，中国节气和爱国主义精神被提倡，这些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最精华的内容。“思想文化”对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影响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昭示着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有径可循，传统文化的教育应立足于核心部分，即“思想文化”的教育力度加大才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根本。“民族文化”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其项目更多是与我们生活内容息息相关，如民族衣饰、传统佳节、特色食品、典型物品以及风俗习惯等等，青少年对于已经融入生活中的传统文化，有可能产生笼统无分化的情感。“民族文化”与“情感维”不具有相关性，而“情感维”又恰恰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核心部分。对于青少年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培养，不能仅仅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风俗民情的晕染，当生活成为一种习惯，其中民族情感凸显性的内涵就会减少。对于青少年的思想教育需要通过必要手段，从文化的特性去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结构也许会更精确。
参考文献：
[1]方文.欧洲社会心理学的成长历程.心理学报[J].2002，34(6).
[2]Durkheim E..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In R.A.Jones(eds)， Emile Durkheim: An introduction to four major works[M].Beverly Hills，CA: SAGE Publications Inc，1986.2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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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朱小芳.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表征及其与民族认同感的关系[D].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
[6]秦向荣.中国11至20岁青少年的民族认同及其发展[D].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5.
第2篇
关键词：民族服饰；地域文化；风格
地域的差异性是诸多文化来源的起因，从古至今中国服饰是人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折射，不同地域传统文化的熏陶所形成的多元化社会意识的结晶，因而也就必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服装地域风格、民族文化特色。在曲折漫长的人类社会文化产生和发展中，服饰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得到了几千年的积累和沉淀，由于受到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制约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观念。
（1）传统服装中以图形表现地域文化
所谓世界语的传播就是指人类交流活动手段的另一种方式，在有语言障碍的问题下，借助图形语言达成某种共识。图形是设计师设计思想的体现，也是设计作品的具体表现，同时进一步地影响着人们对服饰文化的感性判断力。文字可以被图形用来作为辅助以此来表达文字的具体含义及内容，在服饰上使用具有地方特点的图形可以强化服装形象的作用，这种视觉语言，表现力极强。每个民族的图案风格，都能体现出这个民族的历史，图案纹样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有源可溯，这是与各民族的生产和经济密切联系的。土族服饰文化纹样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刺绣。土族妇女擅长刺绣，其民间刺绣种类较多，彩线的运用、颜色搭配都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盘绣是土族独有的刺绣技艺，迄今尚未在其他民族出现过。最早在青海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大量彩陶中发现，象网文、圆点网纹、波纹、涡纹、锯齿纹、菱形纹、回纹等这些纹样在土族民间刺绣中应有尽有。
（2）传统服装中以色彩表现地域文化
色彩在传统服饰设计中是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和构成要素，能够激发人类的各种联想和情感，某些特定的颜色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体现。地域色彩的设计要点一是具有独一无二的本土识别标志，二是具有地域色彩象征色来感染人们的情绪。白衣民族是朝鲜民族的爱称，自古就喜欢白色是朝鲜民族的传统，白色象征着纯洁、善良、高尚、神圣，同时也自称“白衣同胞”。随着朝鲜纺织工业的发展，如今朝鲜女人们穿用的衣料颜色更是绚丽多彩、不拘一格，但短衣长裙这一传统民族风格久久不变，因为它符合朝鲜美女的审美心理，充分反映了朝鲜女人温顺、善良和勤劳淳朴的美德。朝鲜民族服装的结构独具一格，笔直的袖筒与下摆、袖肚的曲线形成鲜明对比，极少的装饰，体现了“白衣民族”的古老袍服的特点。这与相隔万里的傣族妇女相比之下大相径庭，傣族多用白色、嫩黄色、水红色、天蓝色、浅绿色、肉色为服饰主打色。她们的统裙却又是深颜色的，色彩为墨绿、正红、大紫、细花、大花等。二者相配十分和谐。
（3）设计者要从创新观念的角度进行思维，运用我国的文化特色进行现代服装设计、建立品牌形象
现代服饰设计的构思是一种创新性的思维活动，是融分析、研究、发现、创造的复杂过程，设计师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经验、感觉、借鉴、综合分析等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通过服装设计构成的元素表现主题，努力创造品牌特有的地域性文化。纵观国内的服饰品牌，文化特色类的设计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宝黛坊”、“贝依洛沙”、“梅里裳”、“裂帛”等著名品牌，他们作为历史文化和地域性的产物，不但声名远播而且在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不仅是经典名牌，而且一直致力于发扬传统文化的魅力，其设计风格长期影响着市场上的同类商品，也反映出地域文化特有的强大吸引力。在服装设计中恰当的表现地域的文化特色首先就应透过其形式之实把握其精神之真，更多的关注传统地域文化，将其文化内涵化为自我修养，在设计中自然地体现，传承超越本源，从形式上重构升华，赋予整个服装设计以更高的文化格调，使人能够在设计的美感中，体会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深邃的传统地域文化精神。
人类对于传统审美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从而在现代服装品牌中尊崇民族风俗习惯和生理感觉是设计与探索的主要原则，同时在崇尚个性的时代也使得地域元素得到最大化延伸。“为传达而设计”的信念对设计师而言高于一切，设计的根本的宗旨是以“人”为本，设计师的义务与责任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
中国是衣冠大国，中国的民族传统服装可谓万紫千红、万古千秋，作为民族识别依据来讲它是中国地域文化的一种表象特征和直观载体，也是体现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前提之一。
服饰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民族研究中，民族服饰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有哪一位民族学工作者会忽视服饰的重要作用呢。由于服饰是人类文化的显性表征，在直观形象的服饰及其质料、形制、色彩、结构上面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因而服饰的考察和研究在民族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中国民族学概论》一书对此指出：“我国民族的服饰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不仅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有别，而且同一地区的民族也各不相同，甚至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亦各有特点，但又掺杂了互相影响的因素。服饰内容的丰富，形式的优美，不仅具有工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历史文化的缩影在很大程度上给与了人们创作的源泉与启发，反之，人类艺术的结晶也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以中国服饰起源与中国原始文化是形影不离的是同步发展的。（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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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诸葛铠，许星.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5] 苏日娜.少数民族服饰[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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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关键词：广告 民族文化 融合
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1
前言
在经济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广告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在市场上占得一席之地，是离不开广告的。因此，企业为了在市场中居于不败之地，整合各种媒体的优劣势及自身的问题，会选择利用报纸、杂志等一系列平面广告来加强企业的竞争力。在广告设计中，大量的应用中国元素的部分，这样既不背离传统，又符合现代社会人们的要求，既继承了中国文化优秀的部分，又结合了现代先进的东西，使传统与现代设计得以结合。
一、传统元素的定义
中国传统元素包罗万象，无论是宫廷美术还是民间美术无非是文人画还是宗教画，经过历代的画家、艺人、工匠等创作实践，积累了大量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表现形式。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到殷商时期的青铜，从战国时期的器皿、帛画到汉代的雕塑画像石，从唐宋的绘画到明清的瓷器 ，以及民间广为流传的剪纸、木版年画、建筑、纹饰、戏装、面具等等，充分体现了或恢弘灵巧，或简约或精致，或工整或粗放或热烈或娟秀，或质朴或奢华等多种手法。无论是逸笔草草的国画笔墨还是板刻结圆的装饰图案；无论是造型夸张的民间剪纸还是色彩强烈的木版年画，这一切无不为现代广告设计提供着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图式语言。
所谓“传统民族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包括其他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系统。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渊源和传承下来的客观存在的文化遗产。类似于中国书法、中国结、京戏脸谱、皮影、甲骨文、文房四宝、剪纸、风筝、等等都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由于品牌设计和广告沟通的需要，大量传统民族文化元素被应用到现代广告设计中，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广告文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改变
从广告对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及从对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影响程度来看，现代广告更具有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并因此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现象，即广告文化，可以说广告本身就是文化。民族文化概括的说一个民族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它指的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所形成的民族语言、生活样式、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世界观、价值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时代文明，广告不仅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人类的经济社会、文化社会、乃至政治社会也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无庸置疑广告文化是一种民族文化，一种社会文化。广告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人们共享社会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不断被传送、强化和公众接受社会文化教化的过程。实践证明：广告文化是一种强有力的经济文化或是企业文化。
任何企业文化总是与该民族的文化存在着一种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它总是附着于民族文化的机体之上。尽管当今经济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但文化却是多元化的，每个民族的文化因其独特而各具存在的价值。中国企业文化是在当代经济管理领域中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形成的一种管理模式，是一种与民族文化血肉相联的文化模式。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部分，广告在推销商品传播广告信息追求商业利润之时也展示着时代文明、民族文化，这种带着明显额的时代文化和民族文化烙印的广告文化，对人们起着“潜移默化”的功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商战中，广告作为竞争策略和武器在繁荣市场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正发挥着补课替代的功能。如何对待与利用这一丰厚的宝贵财富则是现代企业、现代广告人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由此可见，成功的广告作品应做好“文化”这道大餐，如何找到广告创意与传统文化内涵的契合点是关键。
三、传统民族文化及其向现代广告的渗透
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广告人要善加利用广告创意。如果能从商品世界深入到传统文化深厚的土壤中，为广告灌注积极的文化内涵，构建新的价值取向，实施合理的广告策略，显然是十分重要的。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逐渐沉淀下来的最为可贵、理当珍视的东西。在漫长的5000年中华民族文明形式与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独有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信仰模式和审美趣味已逐渐深入国人的头脑。成功的广告往往蕴含深厚的民族文化意蕴。同时也是时代进步文化的一面镜子。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比如传统文化中的恪守信用、重义守信、爱国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表现仁者情怀的“以人为本”“厚德载物”等观念浸润历代有识之士；表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家国同构”“尊老爱幼”成为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这些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四、全球性给现代广告和传统民族文化带来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广告逐渐从中国走向世界，广告宣传则应顺应时代潮流，体现跨时代、跨民族文化的融合趋势。有人断言“人们的品位和偏好都在趋向统一化，由于任何地方的人群都因为相同的原因而需要相同的产品，因而企业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使用标准化的主题统一广告，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
可口可乐公司的广告主题词为“无法抓住那种感觉”，在日本等地改成了“我感受可乐”，在意大利改为“独一无二的感觉”，在智利则改为“生活的感受”，强调个人的情感体验与细腻感触。由此可见，广告必须了解并反映当地的文化，广告元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文化的时代痕迹。因此广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在需求多样化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简单告知式的广告已成为历史。广告人都千方百计地把各种各样的观念、情感渗透在广告作品中，可以说，广告文化是移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的，而且一种文化对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现代的广告不可避免的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碰撞、冲突或交流，常常带来不同文化的相互借取，并导致文化的繁荣和昌盛。任何一种民族文化，它都具有继承性、稳定性和流变性，随着市场经济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民族文化的稳定性将会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只有更具有开放兼容的胸怀才能在世界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广告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求异，追求现代气息和时代精神的广告宣传必然或多或少的改变着一些传统文化，推动了文化的发展。现代广告要不断培育、提炼并发展具有时代特色又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企业精神和经营理念，切实建立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具有活力与独特民族精神的广告文化，把中国的广告带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 王受之.世界平面设计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
[2] 李砚祖.视觉传达设计的历史与美学北京.【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常兆玉.中国元素要略北京.【M】法律出版社
第4篇
【关键词】民族文化；传承；机制研究
文化是人类适应生存环境的社会成果，为人的社会群体所共享，包括人类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并形成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创造的文化。所以，文化与民族密不可分，其表现具有民族性。什么是文化传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认识。从定义学的角度来看，文化传承最核心的问题应该是文化的民族性。所谓“民族文化传承”，即文化与主体的有机结合，通过主体间的符号传递与认同纵向交接的过程。民族文化传承机制是指民族文化在纵向交接与传播的过程中受到群体生存环境与文化背景差异的制约而形成的具有固定的、强制性的特点的文化传承机制，这种传承机制是确保人
类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的关键。本文研究的民族文化传承机制包括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内容、方法、形式因素间的互动结构及其影响。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民族文化传承现状
贵州作为多民族聚集的省份其传统民族文化丰富多彩，有苗族花鼓、芦笙、刺绣；布依族的竹竿舞；仡佬族的蹦蹦鼓；水族的水书等。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文化发展的冲击下，这些璀璨的民族传统文化渐渐被侵蚀和边缘化，逐步走向衰弱，甚至消弭。
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民族文化的多元性，纷纷倡导与关注少数民族文化，不少学者呼吁并身体力行的加入到抢救、保护贵州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行动，以求尽量避免传统文化丢失和工业文化急速进入所造成的文化断裂局面，积极寻找与传统民族文化相契合的生长点。
（一）从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容来看
黔南、黔东南州拥有丰富多彩的传统民族文化，是贵州省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大州，这里有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资遗产项目15项19个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40项，是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地区。因此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容在该地区显得更加多样化，不仅包含民族歌舞、民族文字语言如芦笙舞、反排木鼓舞、苗文、水书等，还包括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民族手工艺等具有观赏价值的游戏活动。如苗族的花鼓、侗族的打陀螺、骑高脚马、等这些传统的体育项目，既有一定的娱乐观赏价值，锻炼了学生的身体，又使得一些传统的具有文化价值的活动得以保护与弘扬。
然而，在多样民族文化面前，学校教育传承内容比较浅显，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还是以国家教育局制定的教育文件为主，民族文化教育内容尚且没有形成固定的教育体系。
（二）从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来看
民族文化的传承应以传承人才的保护入手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民族文化的传承人才越来越少，要拯救民族文化，首先要拯救人才，保护传承人才，充分发挥传承人才的作用。丹寨民族高级中学，为了传承吹芦笙技艺，请民间艺人到学校任教，给入事业人员编制，教学校有兴趣的教师吹奏芦笙，学校学生可以选修芦笙课。这些做法都让我们看到民族文化传承的美好前景。
但就传承的主体来说，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是，民间艺人大都文化程度不高，缺乏教学经验，因此工作效率不高、教学效果也不理想；二是，学校师资力量薄弱，学校教师大都不能胜任这项教学工作，勉强可以的教师因为教师职称与精力问题大都不愿意花太多心血在此项工作中；三是，但对学生本身来说，其大部分学习精力还是花在基础课程上，因此真正了解民族文化深层次内涵的学生并不多，这影响到在学生群体间民族文化自信心与民族自觉的树立，不利于民族文化传承的长远性发展。
（三）从民族文化传承的方法来看
民族文化传承的方法主要课程开发、课程教学、实践活动这三种。从学校内部看，这三种方法是相辅相成，共同传承民族文化的。
凯里市第三小学自主开发了以“家乡――我成长的摇篮”为主题的校本课程，该教材图文并茂，在内容和形式上符合小学生认知特点和心理需求，并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争做小小接班人”的活动。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和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培养了学生的民族情操。三都鹏程希望学校自编了水语教材，以日常生活用语为主，使水语走进课堂。平塘县把牙周陶艺编制成乡土教材引入课堂教学，有效地传承民间艺术，培养后继接班人。瑶山民族中学举行每年一次的陀螺竞赛，并代表学校、次参加省、州、县的比赛获得好的名次。
这些地区自编教材内容上单一、流传不广、编写内容欠规范并且实践活动主要是以课外活动为主，这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如牙周中学的牙周陶是以课外兴趣小组的形式进行，瑶山民族中学的陀螺竞技也是在每周一节的体育课上进行。这些活动大多是以课外的形式开展，时间有一定限制，因而学生参与活动连续性与目的性不强，没有形成文化凝聚力；另一方面，文化课程没有纳入考核内容，学生的活动积极性波动比较大。
（四）从民族文化传承的形式来看
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场所。地区各校都积极宣传，大力营造浓厚民族文化氛围。在校园设计和规划上有意识地吸收当地民族文化特色，如建造民族墙、文化长廊展示民间传统习俗和民族体育艺术等。学校的校歌、校训、校服的设计，校门、楼道、教室、办公室、 宣传橱窗等的布置和装饰都体现了苗族特色，具有苗族文化风格，展现着苗族风情，营造出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让每个学生在校园的每个地方都能感知到民族文化的魅力，这些都对学生们培养民族文化情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但学校并不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唯一途径，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仅靠学校这一传承途径是远远不够的，据调查，民族地区家庭父母大都在外地，家庭民族教育非常缺乏，且家长多关注于孩子学业成绩，对民族文化传承方面认知不到。
二、民族文化传承机制问题归因分析
（一）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
为了避免在单一教育评价体系的不足，需要推行新型教育评价体系，在对考试课程进行考核的基础上增加对民族文化特色课目的考核。在现当代学校教育中由于对基础课程的应试教育化，导致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忽视，在传承内容上就显得简单与随意化，没有形成统一的教育体系，教育内容与少数民族生活相疏离，忽略了民族文化传承的环境适应性。
（二）“民族文化传承”支持系统的不完善。
“民族文化传承”的支持系统包括经费支持、智力支持、师资支持、课程资源支持等子系统，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缺乏来自政府部门的专项经费支持，各地区自行其事，零敲碎打，未能形成统一而完整的民族文化教育体系，缺乏一以贯之的激励政策，也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指导。在一线从事民族文化教育的老师未经过相关培训，许多学校都是其他任课教师（主要是音体美教师）兼任民族文化传承课，各学校各自为战，没有连贯性，没有共同的理念和协作措施，校领导重视就开展一阵，更换了领导或者形势发生变化，民族文化课程就停开了，老师也习惯于按常规完成教学任务，不愿意费心开发民族文化教育资源。
（三）对本民族文化自信心的缺乏
文化主体的文化心态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内在因素，良好的民族文化心态对族群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是族群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对族群文化自信的缺失是族群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内在阻力。因此，文化主体对本族群文化的自信还是自卑的文化心态，关系到族群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前调查情况表明，当地很多年轻人虽然在自己的族群社区穿本族群服装、说本族群语言，一旦出了社区却不愿意穿自己的族群服装、说自己的族群语言，有的甚至不愿意对外人说自己是少数民族。这是由于对本族文化和审美观念的信心缺，造成盲目的不自信。
（四）学校内部要素配合不够，校际间沟通待加强
学校内部要素间理论与实践的脱离，关于如何处理好民族文化传承与现代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有许多相关理论研究作指导，但在现实中学校在开展民族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并没有很好的以这些理论为指导，而是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摸索前进。另一方面，以学校为单位的内部要素“各自为政”。学校民族文化课程与实践活动等的开展各自是在某个活动或几个学校有“特色”的体现出来，零碎分散，没有形成体系。
三、民族文化传承校内外互动机制构建
（一）建立“多元化”评价标准，丰富民族文化传承内容
建立符合少数民族教育内容与标准的考核体系。把民族文化课程相关内容纳入考核中。改革学校的教学制度及方法，探索发现适合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特点的教学方式，积极发挥教师与民族文化传承人的积极互动学习作用。在学校教师评估方面，采取绩效评价与民族文化教育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促进民族地区教师对民族文化教育的积极性。对民族地区进行教育改革，适当降低民族地区民族特长生入学门槛，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学习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二）完善民族文化教育的支撑体系
关注多元文化形态中个体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等特点，将培养不同民族创新精神和内源性发展动力视为己任的多元文化教师，与多民族社会基本要素的密切配合与交流互动，为个体发展而且为族群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民族地区多元文化课程建设提供了汲取活的教育资源的途径。教育行政部门和民族宗教委员会等民族工作主管部门共同组织实施、监督评价，做好分工与合作，从总体规划到日常管理给予保障，还可以邀请民族文化研究专家参与民族教育师资的培训，共同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的元素，突出乡土性、民族性、实践性，将学校教育与民族文化教育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三）以文化主题为基础推动民族文化传承
实现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必须选择适合学校教育的传承方式，即培养文化主体的创新精神，找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在丹寨民族高级中学的教育中，蜡染艺术教学不可能取代教育，也不可能改变现代教育体系中以班级授课制为主体的授课方式，但可以采取第二课堂的形式，让民族文化作为现代知识的必要补充，在第二课堂上，学生真正在生活中学习，培养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积极性，这样接受民族文化会更有意义。同时，也可以利用多媒体、网络等现代媒介为学生展示与蜡染艺术相关的资料，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传统传承方式与现代教育手段密切配合，也可以很好的培养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
（四）建立校内外因素互动机制
学校可以在办学理念中融入当地民族文化特色，在突出学校教育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发挥本民族文化的优势。采取多种学校教育形式，例如：建立民族文化特色学科、开设民族文化学习班、丰富民族传统文化选修课程等。在突出学校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要注重家庭和社区对民族文化教育的辅助作用。一方面，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互相结合，可以使民族文化具体化，在日常生活中对民族文化教育有着潜移默化的效果，这就很好的弥补了学校民族文化教育的抽象性。另一方面，学校教育又以系统性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观念弥补了家庭和社区教育的不足。故，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作为校内外教育民族文化传承的网络，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共同促进地区民族文化传承。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也可以采取相应措施鼓励地区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例如：在就业竞聘中适当纳入对民族文化的考量，特殊岗位对民族地区实施优惠政策，从而促进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教育对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视，提高民族地区群众对民族文化传承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2] 滕星.“中华少数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与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J].民族教育研究，1996（4）.
第5篇
本文先从城市形象设计对其文化的影响为切入点，再强调其重要性与二者之间相结合的必要性。最后强调如何将二者结合，既能体现出传统名族文化在城市形象设计中的重要价值，又能使城市形象设计成为传统名族文化传承与推动的依托。
关键词：
传统民族文化；城市形象设计
一、城市形象设计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影响
传统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文明历史长河中的代表性文化，不仅承载着先祖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凝聚的智慧，也对身为子孙后代的我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形态产生着深远影响。传统民族文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独特意义的文化符号体系，有着极高的艺术与审美价值，已经逐渐改变了先前的地域属性与状态，不再局限于小范围的传播。随着传统民族文化在当代城市文化建设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如何通过当代艺术与设计观念进行重塑，并作用于城市的品牌经营与形象建构成为了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当下，国内一批根植于本土文化、同时又兼具国际化视野的艺术家和设计师，正试图通过新的视觉语言将传统民族文化推上国际舞台；在表现本民族文化精神的同时，更以中华民族的身份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因此传统民族文化也由地域性与民族性的传统意识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主流文化大潮，肩负更加重要的使命。对传统民族文化的弘扬不仅应该得到每一位有使命感的设计者和艺术家的充分重视，更应该通过对城市形象的塑造，使城市经营者充分了解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并参与其中；尤其是在传播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更需要深入剖析其与当代设计理念的结合，并准确表达民族情怀的内在动因，让更多的人关注且去继承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作为城市形象的底蕴根基，从根本上影响着城市形象的外在气质，而城市形象作为体现一个城市精神面貌最直观的视觉符号，对传承和发扬传统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构建良好城市形象的重要性
城市形象涵盖范围较广，涉及城市理念、城市行为、视觉识别等多个相关领域。良好的城市形象不仅能够反映一座城市或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更能反映城市的独特性。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域环境的差异造就了城市独特的文化特征，使其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良好的城市形象，从表面上看反映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民生活水平，从更深层的意义体会，是对城市文化的映射；正所谓“相由心生，”表象身后其实是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支撑。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一座城市综合实力除了政治、经济等硬实力外，城市形象作为软实力也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良好的城市形象不仅体现一个城市的文化根基，更能呈现出一个城市的综合审美观念及综合文化水平。
三、传统民族文化与当代城市形象设计结合的必要性
传统民族文化属于城市形象内在的精神支柱，是高度凝练的、体现本民族价值观与世界观的智慧结晶；城市形象将这种精神物化于外在，作为表象体现出区域民族文化与智慧。城市形象设计的表达必定要以本民族文化精神为母体，传统民族文化也势必要以城市形象为依托，其原因如下：
1）内在的民族精神与外在的城市形象不能相互脱节。在处理民族文化与城市形象的关系上，内外统一是基本原则。诸多城市在城市的定位与形象设计上与内在精神不符，甚至完全脱节。这使得城市形象的传达与民族文化的特征不相符，且严重违背了设计的基本原理。
2）民族文化与城市形象的合理结合有利于提高城市综合竞争能力。城市本身在拥有独特的自然人文资源的前提下，已经具备了形成优质城市品牌形象的条件，这为城市综合竞争力提供了硬性条件，而民族文化所带来的附加经济值与形象价值提供了软性竞争力。重视文化价值有利于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民族文化作为综合文化的重要根基，是城市形象设计的灵魂所在。
3）民族文化与城市形象的结合是传承和发扬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社会的发展是城市新旧更迭的换代过程，它不仅体现在人口上的交替，也体现在文化不断的传承和发扬中。人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文化传播中会有一定主观性；传统文化在被当代人传播的过程中，综合了个体主观意识和个人判断，因此会颇有偏差，这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自然现象。从另一角度也可理解为是传统民族文化的升华。在民族文化不断被升华的同时，城市形象作为文化的重要承载物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感觉、思维及观念；认识在不断提升，形象也将随之改变。所以城市作为文化载体，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及表现形式，可以传承民族文化同时也成为发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
四、如何在城市形象设计中体现传统民族文化的价值
首先，应深入了解一个城市民族文化所蕴涵的精髓，使其在之后的实际规划与设计中能够有据可依。根据对一个城市民族文化的深入挖掘与理解，可以准确定位其城市形象进行着手设计；如我国广西桂林因著名的山水与悠久的历史文化被定位为：山水生态历史文化名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因闻名世界的自然优势被定位为：草原明珠之城。
再次，根据传统民族文化价值所定位的城市形象，选择有代表性的视觉元素，根据不同视觉符号选择不同载体进行表现。如草原文化色蒙古包与呼伦贝尔市区中的建筑设计相结合，给予人鲜明的视觉冲击与身在此城对草原文化的强烈感受；但要防止出现生硬且不贴边际的元素可视化或与建筑不适宜结合的情况，这样导致传统民族文化的价值不能以正确的方式传播给受众人群，且适得其反。在我国多数城市规划中，经常会发现不土不洋，毫无特点的地标性建筑，这些都背离了正确的以文化为核心的设计原理。也就是说，通过文化元素与城市建设的适当结合，可以营造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这不仅突显了城市的文化特色形象，同时彰显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6篇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民族传统体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4-0092-03
前言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如在《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一文中从积极与消极的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姜明，文格西则着重从消极的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并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策略；朱晋元从儒家、道家、佛家等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角度论述了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有关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还有很多此不在赘述，这些研究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按照佛教的理论“事物依因缘而生，依因缘而灭。事物的产生并不依仗于一个因缘，而是依仗于众多的因缘，其中直接的因缘或许是可以计数的，而间接的因缘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的，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探察可以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因此，本研究的进行是另辟溪径，运用系统学理论，把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纳入到一个系统中进行论述，进而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以充实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建设。
1 研究路径
要弄明白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就要把二者放入一个逻辑结构中，把二者及二者的相互关系放入一个系统中进行分析，从繁琐复杂的点滴信息中理出一个线路来，进而进行论述，得出研究结果。概念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特征，是判断、推理和论证的基础，是关于某一事物思维的起点，是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所以，要进行这样的研究，首先必须对核心概念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也即要弄清楚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什么是民族传统体育？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了哪些影响？
2 核心概念的厘定
2.1 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研究动机、研究方向不同，所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总有一些特别关键的点是所有的研究学者都没有、也不能丢弃和省略的部分。首先，在时间意义上来讲，一般是指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在1840年以前。中国处于地理上的封闭状态，其文化形态一直处于天朝上国的民族情怀之中；其次，是指中国社会以农业文明为主的农耕经济。中国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与文化的发展脉络，决定了中国社会自夏商以来直到近代都是以田亩农桑为主的小农经济体系；再次，中国的社会制度是以伦理宗法观念为主的皇权氏族承袭制度，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是大一统的帝国思想。商朝后期诸侯争霸，列国纷争，又被称为春秋战国时代，经过几百年的起起落落最后由秦朝统一了中国，确立了中国的大统一国家观念，秦朝以法家的严密律令管理人民，最终秦朝传二世而亡，最后由刘邦统一中国，中国社会进入到了汉氏王朝，刘氏以儒家的伦理宗法观念结合法家的律令来管理国家，被称为外儒内法思想，经过汉朝四百年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强化，与稳定的社会制度，从此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和宗法观念；最后，在具体的文化上，中国文化在它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家、佛家思想为主体，以法、兵、阴阳等家为互补的传统文化形态，其中，儒、道、佛常被称为中国的主流文化。
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给中国传统文化一个基本的定义。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1840年以前的、以中原地域为核心，包括流传至现今及历史中国版图上的所有的中国文化，主要是以儒、道、佛思想为主流，以兵、法、阴阳等家为互补，包括伦理观念、道德价值、人生理想、文学艺术、生活习惯、科学技术等等包罗万象的非自然内容。
2.2 民族传统体育
同理，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学者们的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研究动机、研究方向不同所下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也不尽相同。可以肯定学者们给予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观念的立体性、时间、空间的不同性，总能发现民族传统体育的不同特征，进而给予不同的概念，赋予它不一样的价值和特性。
第7篇
一、草原文化的现代性问题
（一）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多样化与本土化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与此同时，近几十年来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在文化方面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断增长，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感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再次出现。关于“国学”“草原文化学”“蒙古学”研究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各民族有识之士对寻找文化根源和传承文明的焦灼心理。内蒙古各族学者把丰富和发展草原文化作为重要的历史使命，积极开展区域文化研究，深入探讨草原文化的历史命运、发展差距、文化变迁、现代转型、未来走向等诸多问题。
（二）发达与欠发达之间的矛盾。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造成了人们对文化交流、发展模式的理解体悟上的差异，特别是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地位落差，可能加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对立情绪。我们不能漠视各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及由此引起的种种极端行为，但也不能过分强调这一冲突和碰撞。实践证明，各类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差异，只能在文化自身发展和交往中不断克服和缩小。为此，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重新审视。一方面需要在总结草原文化现代化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更为切实合理的文化理论，以期对这一问题获得更加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认真思考草原文化现代化之路所面临的困境及不足等具体问题。如此，才能真实地回答传统文化能否现代化、传统文化中哪些包含有现代性的因素和向现代化转化的可能。
作为主流文化重要成分的草原文化既要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又要融入世界先进文化的建设潮流中，就必须对世界先进文化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加以思考，参与到未来人类的世界性共同价值建构活动中。同时，也需要在世界先进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全球视野来审视草原文化，这样才能更好地挖掘其中的现代性。我们应该立足于草原文化发展的实际来汲取现代文明的营养，丰富和发展草原特色的新文化。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来看，都没有完全否定传统文化，而是在科学合理地评价基础上积极提炼和梳理了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当今，人类文化的趋同性、单调性、重复性色彩日益加重，强势文化日益成为主流文化，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并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保持和发展本土文化显得尤为迫切。
（三）草原文化面临的挑战。虽然草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进入新世纪以后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如果说草原民族过去主要面对的是大自然的挑战，到近现代之后则主要面临当代强势文化及现代文明的冲击。这对草原文化的提升和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一定意义上说，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民族文化的优化和选择过程。面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几乎每天都要对各类文化要素做出选择，进而不断适应或融入主流社会的发展进程。经过100多年的社会变迁，再加上自然条件及人为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北方草原传统游牧社会由游牧――半农半牧――农耕――城镇四种经济文化类型依次更替，游牧的蒙古人随之也完成了两次经济社会的转型，即从游牧人到定居者，从定居者再到城镇居民的变迁。在这一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下，大部分农牧民走上致富道路的同时，也有一些农牧民永远地失去了赖于生存的耕地和牧场。他们在保护生态环境、稳定边疆地区、服从国家利益、实现三化（城市化、工业化、产业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然，草原社会的被动变迁是由于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社会的发展、现代化步伐的加快、文化的变迁及外来文化的冲击等，直接造成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文化变迁。近代以来，汉族移民及农区、半农半牧区的出现，使内蒙古地区农耕文化、工业文化、城市文化圈不断扩大的同时游牧文化圈也明显缩小。仅以使用语言为例，草原民族在传承民族文化与普及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场所、行政管理、经济交往、通讯联系等方面对于媒介语言的选择就充满了矛盾。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速，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在为自己和子女未来进行设计时，都会更多地考虑发展前途和切身利益。这些情况充分反映了少数民族在文化认同与选择上出现的感情与理性之间的矛盾冲突。
面对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对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的巨大挑战，草原传统文化只有两种选择：或接受挑战，勇于创新，走出困境；或被主流文化融化，失去文化个性和主体自我。实践证明，草原人民只有抓住历史发展的重要机遇，才能迅速缩小和弥补发展落差，借现代文明之力改造和提升传统草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迅速缩小发展阶段上的差距，从而以超常规发展和追赶发展等形式，大踏步走进前列。
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发挥后发优势和潜力，进而对草原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创造性转型，这是草原文化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所在。为此，草原民族一方面要在困境中积极探索发展模式，不断克服欠发达文化的种种不足；另一方面，应继续保持草原文化的旺盛生命力和持久创造力。为了尽快实现草原文化的现代化目标，我们必须站在现代文明的基点上，大胆创新，兼收并蓄，超越文化自我的精神境界，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塑造，从而树立新世纪民族文化新的“草原形象”。
二、草原文化的现代价值
注重对文化内在价值和意义的挖掘与传承，是草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道，也是体现草原文化的首要价值之处。从草原文化的发展进程来看，既要充实和丰富主流文化，又要保持和弘扬草原特色的文化个性。为此，必须在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前提下继承和弘扬草原文化中的现代价值。纵观草原民族的历史发展不难发现，草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文化的多样化价值、开发价值、思想价值、产业化价值等比较突出。
（一）草原文化的多样性价值：文化的多元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2006年内蒙古和蒙古国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开创了不同国家、跨境民族、同质文化联合申报的成功范例。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北方少数民族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游牧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且还积极吸收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合理成分，在与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吸纳与交融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了北方草原文化的独特内涵。社会经济形态的多样性，民族文化成分的复杂性，语言文字与的多元性，思想意识的开放性，呈多元互补之态势，从而形成了以草原文化为主干的区域文化。没有哪一种文化像草原文化这样具有鲜明的多元整合的复合性特征。因为，草原地区不仅先后经历了狩猎文化、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工业文化、城市文化等不同经济类型文化，而且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区域文化与民族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机结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多样、多极为一体的复合性文化。
草原文化是文化多样化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具体体现，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源泉，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世界最珍贵的人类文化资源和遗产之一。为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在保护草原地区自然形成的文化、生物、植物多样性的同时，也要及时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物、古籍文献、名胜古迹等。保护并开发内蒙古丰富的文化资源，精心打造我区文化品牌的“草原形象”，做大、做强民族文化产业，实现民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不仅是建设民族文化强区的必由之路，也是保护中华文化多元格局的需要。
（二）草原文化的思想价值：从相关研究成果来看，草原文化有三种比较突出的思想价值。一是草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思想，为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带来全球范围内生态失衡与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而历代草原民族“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念，被公认为是对此难题的解决有所贡献的思想智慧。“人与自然和谐统一”论的最深刻含义就是承认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它启示人们：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息息相通，人的生命活动与生命状况直接与自然状况有关。因此，人应像爱惜自身一样地善待自然，不能破坏侵害自然，人应与自然保持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协调关系。二是草原文化的精神价值。自古以来，草原地区出现了大量反映人类顽强不屈、开拓进取精神的典型文化现象。不屈不挠、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之所以生生不息地被传承下来，就在于这些文化精神中寓有鼓舞人、激励人或感化人、升华人的思想价值。草原文化的思想价值是草原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核心成分，是文化价值的提炼和浓缩，对草原地区的发展进步有着重大意义。内蒙古学者在认真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提炼和概括草原文化的核心理念：即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精神面貌：即热爱故乡、崇尚英雄、豁达包容、开拓开放、求真务实、坚韧顽强；价值体系：主要包括人与自然关系上体现的价值观、人与社会关系上体现的价值观、人与自我关系上体现的价值观、人格理想与价值目标关系上体现的价值观，以及精神内涵、思维模式等。这些人文精神无疑是草原民族在现代化建设中应当继承的宝贵遗产。三是草原文化的生态伦理价值。草原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在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形成了诸多至今看来仍然十分卓越的伦理思想。这种思想以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万物，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谐共处为核心，充分表现在游牧民族的生命观、自然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观中。以崇尚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基本精神的草原文化，不仅蕴涵着深刻的自然生态思想，而且也体现出以关注自然万物的生存和发展为鲜明特征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与当代生态伦理学所阐述的思想具有很多相同之处。其显著特征在于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尊重自然、爱护自然，与自然相互依赖、和谐共处中延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虽然草原民族生态伦理思想还囿于朴素的思想伦理范畴，系统性和科学性不强，但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足以给后人以诸多有益的启示。
（三）草原文化的开发价值：近年来，内蒙古以草原文化为标志的民族文化大区、民族文化强区建设，其思想的启迪性、教育性和巨大的凝聚力，在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日益彰显，草原文化已成为内蒙古软实力的突出标志。一系列支持全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极大地解放了内蒙古的文化生产力；先后实施完成了以文化艺术精品生产、“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内蒙古文化资源普查项目”和文化硬件建设为标志的“十大文化工程”等，实现了内蒙古文化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草原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日益紧密，成为助推内蒙古科学发展的引擎。
草原文化以其历史的原创性、浓厚的民族性、广泛的群众性、博大的开放性、强烈的进取性以及纯朴的自然性日益受到世人的广泛关注，中外游客纷纷到内蒙古来观光旅游，为的就是亲身感受一下千年草原文化的独特氛围，寻找精神的家园。内蒙古所拥有的这些珍贵人文资源是我们的巨大财富，也是建设民族文化强区的“文化资本”后盾。与此同时，草原题材的文学、歌舞、音乐、纪录片、美术、动画、传媒（电影电视剧）等作品的响亮问世，不断感染和影响世人的精神世界，从而有力地提升了内蒙古文化软实力。为此，在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草原形象”，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无穷的艺术魅力。在今后文化策略的调整中，我们必须不断完善、丰富和创新草原文化产业，并迅速提升民族文化的“草原形象”。
第8篇
[关键词] 传统文化 城市 环境设计
环境艺术设计是为人创造生存和生活空间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行为。环境艺术由许多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是一个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由物质形态要素、意识形态要素以及技术形态要素、艺术形态要素所构成。而城市环境设计又是这些要素的综合体现。换言之,即可理解为:城市是有文化,有品格的。而城市的文化与品格,又是国家和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体现,传承与发展。
一、中国现代城市环境现状
1.城市环境设计
城市环境设计包括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室外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等。城市规划的原则是考虑城市原有的基础和自然条件,有方针有计划地规划发展。目的是创造满足城市居民共同生活、工作所需要的安全,健康,便利,舒适的城市环境。建筑设计包括建筑工程设计和建筑艺术设计。建筑是人工环境的基本要素,建筑设计是人类用以构造人工环境的最悠久,最基本的手段。室外设计泛指对所有建筑外部空间的空间进行的环境设计,又称风景或景观设计。公共艺术设计是指在开放性的公共空间中进行的艺术创造与相应的环境设计,公共艺术设计的主体是公共艺术品的创作与陈设。
建筑是城市文化的体现。建筑的类型丰富多样,而实用,坚固和美观,是构成建筑的三个基本要素,它们是目的,手段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三者关系的最高境界为“美”,既文化与精神的统一。
2.中国现代城市环境设计现状
建筑、室外设计和公共艺术设计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的城市建筑和城市发展一样迅速,但这种轰轰烈烈,欣欣向荣的迅速发展掩盖不了伴随而来的另一个现实――中国的城市与建筑正在失去其自己特有的文化与品格――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中国现代城市环境现状,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
第一,建筑迅速发展与环境设计间的矛盾。建筑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民用建筑与商业建筑的快速发展,忽略了建筑本身和环境的综合设计,如道路,公园,绿地等,发展迅速但城市环境并不谐调,使得人文居住环境恶化。
第二,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矛盾。现代的城市建筑,用“日新月异”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为了展现“现代”精神,为了跟国际接轨,一座座古老的、具有民族传统的建筑正在悄悄的迅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克隆”般的一座座高楼大厦,清一色的西化,从建筑到装修,到室外景观设计,本土的、民族的东西少之又少。许多艺术上的等外品被大量炒作、模仿、克隆,成为视觉上的污染、环境中的败笔,造成建设性的破坏,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土地等资源。城市没有文化内涵和文化特色,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是孪生的兄弟姐妹。一样的摩天大楼,一样林林总总却又拥挤不堪的街道,一样的少的可怜的却又修剪的整整齐齐假模假式的绿地,一样说不清看不懂的不中不洋的街头雕塑……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一个城市的品格的象征。而一个国家的城市文化则是其国家和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体现、传承与发展。而这种以牺牲民族文化为代价的“现代”化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而如何谐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每个设计师的不客逃避的责任。
二、中国传统美学与中国现代城市环境的关系
1.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建筑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存与抗争中积累下来的艺术心理与审美意识的积晶,是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洋溢。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无不体现着传统文化精神。老北京四合院房屋独立而又相互呼应的整体设计,暗含了儒家美学思想的“和”;苏州园林的移步异景更是把传统美学的“天人合一”体现到极致。总地说来,传统的美学在建筑中的表现为朴素的哲学之美(和谐之美)和强烈而浓郁的艺术之美(自然之美,形式之美,装饰的艺术之美)以及地方风情的民族之美,淳朴的实用美和自然的生态艺术美。所以说,中国传统建筑是中国美学的体现,中国美学引导了中国传统建筑,二者的完美结合,给我们留下了举世瞩目的民族建筑之瑰宝。
2.中国现代城市环境设计中的问题和走向
中国现代城市环境设计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民族文化和人文化的缺失,导致城市规划建筑西化、单一,没有民族、地域特点,城市文化大同,没有自己的品格和特点。而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民族文化在建筑中的传承和发展消失!所以,如何在城市环境设计中传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化和精神,这不仅关系到建筑或公共艺术生命力的展现及其存在的价值,更关系到城市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是值得我们当代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应该着力反思,探索和必须改变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妨以传统美学来指导城市环境设计。
首先,根据地域、自然、民族、经济等因素合理定位城市文化,保护城市特有的民族地域特色,包括建筑的特点,生活习惯,民族风俗,本土文化,公共艺术等,因地制宜,人文的、艺术的设计规划,使城市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文化魅力;其次,建筑设计要考虑建筑文化,建筑文化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我这里所指的是建筑风格和精神――即民族精神。建筑不是单纯的艺术创作,也不是单纯的技术工程,而是两者密切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设计。建筑设计不仅要满足人们对建筑的物质需要,也要满足人们对建筑的精神需要,中国的建筑就要体现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完成建筑这一载体对民族文化与精神的传承,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第三,将审美与道德观念结合在一起,以公共环境设计倡导健康公共精神,让人们在审美的同时受到道德的感染,建立和谐公共精神。公共艺术是现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和精神。经济的发展引发人们对文化的诉求,唤醒对艺术化的回归,即人文。当今社会,经济已不再是衡量一个城市发达与否的唯一标准,文化逐渐成为城市的核心要素,以文化内涵为核心的城市文化氛围已成为表现城市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公共艺术所铸就的公共精神、人文精神,所陶冶的艺术灵魂,都不仅仅是属于艺术家个体的生命存在,而是在用各种公共艺术的符号语言对公众说着一个意义世界,构筑着一种精神生命的屏障。
现代城市环境可以说是一个城市文化的代表,是城市内在的文化,是城市底蕴的标志。所以,我们要正视公共环境、公共艺术上的问题,认真解决,达到人与环境的和谐。
参考文献:
[1]崔伊飞.中国传统民居建筑艺术与美学.山西建筑,2008,(10):71-72.
第9篇
一、关于黄帝文化
黄帝文化不仅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也是探讨精神家园建设的重要契机。研讨会在黄帝文化方面主要讨论了黄帝文化的特色、现代价值和精神内涵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志琴研究员认为黄帝文化具有强烈的生命和生活意识，“中华民族对黄帝的尊崇，实际上尊崇的是生养、培育中华民族的生命之基，所以中华文明初始的象征不是神庙、金字塔那种固定的建筑实体，而是有生命的，鲜活的人中之杰――黄帝。从传说时代就以现实生活而不是神物灵异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色”(《人文初祖的现代意义》)。山东经济学院王继训教授指出黄帝文化具有很强的文化象征、情感纽带和精神感召作用，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导向力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黄帝与中华文明的导向力》)。
西北大学刘宝才教授认为，“黄帝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精神和创新精神，是黄帝时代历史特征的总结”，“现有的黄帝文化的各种资料的性质不完全相同，与黄帝时代的关系不完全相同，未必全都反映黄帝时代的历史真实。作为观念史的黄帝文化，它既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联系在一起，又与五千年来的中国文明史联系在一起，在黄帝时代以来的五千年间得到不断丰富发展”(《黄帝文化论纲》)。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教授通过对历史典籍的考察辨析认为，“黄帝的传说产生于北方，黄帝族的活动范围没有超出黄河流域”，在梳理黄帝形象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揭示了浙江缙云黄帝文化以道教文化为核心的本质，并强调拜祭人文初祖的活动不能走上背离人文主义精神的道路(《黄帝与黄帝文化的南迁》)。
二、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研讨会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取得一系列成果。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王俊义教授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乃是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民族精神，通过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载体和标志予以集中反映，呈现于民族大家庭之中，既有益于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弘扬，又便于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端正学风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西北政法大学赵馥洁教授认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民族共有的精神支柱、精神根基和精神寄托，是民族的‘安身立命之所，。具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乃是一个民族具有主体性的深层内涵和核心标志。民族精神家园是由宇宙意识、价值观念、道德情怀和思维方式所构成的精神系统，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并非只建设共有的‘精神’，而是包括了培育这种‘精神，的载体，‘家园’也就是实实在在的环境和氛围”，从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社会(国家、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角度强调了精神文化所凭依的载体的重要价值；“‘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包括中华民族56个民族在内的‘共有’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共有的精神财富。它不仅仅指从56个民族精神中抽象出来的都具有的精神财富，也应包括所有民族和地区多元文化中优良的精神财富”(《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陕西师范大学杨恩成教授认为，“不能把‘民族精神’框范在一个狭窄的范畴内，忽视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多民族性和多元性。这是我们谈守护民族精神家园的出发点”，坚持和弘扬“以和为贵”的民族精神(《谈民族精神家园的内涵及其现代意义》)。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陆栋先生认为，“精神家园是获得身心自由、张扬生命意义的目标和归宿；精神家园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一种诗意的存在”，“精神家园其实是一个心灵转化的过程，是一种开放和追求，一种安顿生命的体验”(《文化・教育・师道――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要素的若干思考》)。清华大学程钢副教授认为，“家园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它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温情与相互理解的精神家园”(《经典阅读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特征。周伟洲教授认为主要包括民族性、多元一体性、包容性、创新性及时代性(《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西北大学方光华教授认为天人合一、顺乎人性、和而不同构成了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理论框架，关于文化经典的重新诠释是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革新的主要方式，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形式主要是教化，目的是塑造人的道德(《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理论的主要特点及建设经验》)。
关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践途径。首先是强调教育的价值。西北大学张岂之教授认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基础是现代公民文化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应该加强教育的普及和提升(《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教育部原副部长周远清先生强调“在高等教育中，弘扬中华文化特别要加强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相和谐的建设，它是大学教育的历史使命”，着重“培养学生的和谐文化思维、和谐文化观念与和谐文化精神，用和谐文化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引导学生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弘扬中华文化是我国大学的历史使命》)。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张俊相教授主张弘扬“大学之道”，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的人文道德精神，建设高等学校的精神家园(《弘扬“大学之道”，建设高校精神家园》)。西北大学李浩教授认为大学文化、大学精神、大学校园建设等概念在我国理论界早于民族精神家园概念提出，它们在神圣性、包容性、开放性、仪式性与创新性等方面为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学精神探索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启示》)。陆栋认为教育要贯穿中国文化的精神，“将中国文化的理想与人才培养的实际相结合，培养出有民族文化自觉和现代文化素养的人”(《文化‘教育・师道――对民族精神家园建设要素的若干思考》)。程钢副教授认为“传统经典可以作为知识的核心与媒介，从而促进多元一体的成分之间达成文化的共识，最终推动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经典阅读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建设》)。浙江大学何俊教授、陆敏珍副教授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理性化的，但经验性依然在发挥作用，区 域性的自足平衡系统仍然存在，它们对解决精神家园建设的问题具有深刻的影响(《网络状中国传统社会及其现代转型》)。
其次，突出文化认同与现代性反思的意义。周伟洲教授着重指出加强宣传教育提高民族自觉的文化保护意识、正确处理各民族发展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辩证关系等(《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则认为要继承和发扬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相统一的优良传统(《中国史学：中华民族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等。湖南大学肖永明教授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应当立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重视兼容会通、体现时代要求(《关于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几点思考》)。中国艺术研究院任大援教授从文化自觉角度阐述了精神家园建设的具体思路，从古代儒家注重道德自觉的伦理本位出发，分析建设共有精神家园的有用资源，重点论述了儒家实现道德自觉的道德实践方法，即学以明伦的伦理实践、效法天地自然的情感实践、养气立志的君子人格实践的现代价值(《精神家园建设与文化自觉》)。北京语言大学李庆本教授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化与传播对象国之间的关系与解决途径(《中华文化传播对象国的文化政策研究报告》)。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佘树声研究员、西安佛教研究中心韩金科研究员通过对殷商、西周、东周出现的伦理认知和伦理观的比较，认为当时氏族家族血缘纽带关系伦理认知发展到了顶峰，并且促使非氏族家族血缘关系伦理认知和伦理体系产生，构成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百家争鸣自由学术环境的观念基础，形成了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与政治伦理的历史框架(《春秋战国时期民族精神的建构》)。
关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义。河北经贸大学武占江教授从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重新反思理性与信仰、义与利、理与欲的关系，认为“重新构建精神家园是挽回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幸福的必要手段”(《精神家园与人的尊严》)。暨南大学范立舟教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研究能够强化民族凝聚力，促进全球华人在价值规范和思想品性方面的共同观念，培育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广阔胸襟，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新型文化体系提供思想保障(《天下归心：中国传统文化之认同性问题研究》)。学者们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带来了民族文化的全球性传播，加速了民族文化的交往与碰撞，使民族文化的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和突出。没有对民族精神的自觉，民族文化将可能被全球化的浪潮所淹没。
三、关于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系
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之间的联结点是研讨会的一个重点和难点，研讨会在若干问题认识上有所突破。
强调文明的传承和革新。张岂之教授认为，黄帝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是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体现了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有机统一，黄帝文化与继承发扬民族精神的关系是“源”与“流”，“实质是‘继往’与‘开来’。推陈出新、继往开来是学术生命力的表现，如果没有创新，就会使文化失去活力；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否定继承，又可能迷失本原。‘继往’同‘开来’相互联系，‘推陈’与‘出新’是辩证的统一”(《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
突出信仰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总建筑师张锦秋教授认为“黄帝陵是中华儿女共同景仰的圣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之中，黄帝陵已成为海内外华人公认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标志之一。继续做好，不断完善黄帝陵的保护与建设工作对弘扬中华文化、激励爱国热情、增加民族凝聚力、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完善黄帝陵的保护与建设，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鉴教授重估黄帝信仰的价值，认为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时期的共祖，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和中华早期文明的集大成者，在他身上凝聚着整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在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今天，在中国人由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时候，深入认识黄帝信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解读黄帝文化的内涵和精神，并发挥黄帝文化在团结各族人民、振奋民族精神、推动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就成为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和参与的重要工作。”他认为“黄帝信仰是将祖源认同与文化认同合为一体，不单纯是血统的探源，同时也是文化的寻根。黄帝信仰整合了民族的统绪，使中华民族之中各个民族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归属，起到了巩固中华共同体的作用”，“突显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开启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先河”(《文化学的视野：黄帝信仰与中华民族》)。
彰显黄帝文化的现代意义。赵馥洁教授认为，“经历五千年之久的‘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历史记载、神话传说、文物遗迹和祭祀活动构成的黄帝文化中积淀和凝结着丰厚渊深的精神价值内涵。自古以来，对黄帝的历史探索和历史纪念总是与弘扬这些优秀精神价值融合为一体的。黄帝文化中蕴涵的精神价值，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包括赞美文明创造的人文价值、崇尚“惟仁是行”的道德价值、追求统一和谐的社会价值理想、奋力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价值(《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陕西历史博物馆杨东晨研究员从天下为公精神角度阐发和梳理了关于黄帝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研究，认为“黄帝精神是原始社会发展到社会即将转型、物质达到史前丰富阶段的产物，也是上承‘三皇’下启‘三代’之重要时代的精神结晶。其以土地为根发展经济、以民生为本创造发明、以和合为纲建立古国的精神，可以综合概括为‘天下为公’的伟大精神，亦可泛称为‘黄帝精神”’(《弘扬黄帝为公精神，建设民族和谐家园――兼论黄帝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内在关系》)。
揭示黄帝文化构建精神家园的历史过程。宝鸡文理学院高强教授认为，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普遍认为黄帝是人们的共同远祖，这种祖先认同的趋势为战国时期的黄帝崇拜现象、秦汉时期的大一统局面、为华夏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观念基础和心理基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黄帝起着构建共同心理的重要作用”(《黄帝与中华民族》)。台湾明道大学李增教授认为黄老之道，“以《老子》之道为先，《黄帝四经》在后，老子之道着重在玄虚，《四经》之道在落实”，它们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黄老之道比较与对中华民族精神之贡献》)。南开大学张荣明教授认为秦汉是中国中古政治信仰的创立期，通过比较分析，揭示了政治信仰从实到虚以及与政治理性的密切联系(《秦汉政治信仰建设及启示》)。
四、关于中华文化
研讨会对中华文化的丰富性、深刻性、现代性也作了充分揭示，特别勾勒了中华文化 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方面的积极意义。
关于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涵。张岂之教授认为“中华民族复兴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复兴，缺一不可。经济上的贫困，人民生活如果没有持续的提高，没有普遍的富裕，就无力支撑民族的发展。而单纯经济上的提升，没有政治和文化与之协调发展，也无力塑造一个伟大的民族”，主张将中华文化与民族的兴旺发达联系起来考察，突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这是新时期弘扬中华文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主轴是精神文明，包括中华文化的特有精神内涵和当代人对待民族精神家园的价值取向(《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一点理解》)。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认为儒家学说是一种“成人”之学，教育人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以“修身”为中心的“成人”学说具有鲜明的实践特性，也是儒学的生命力与现代性所在(《儒家学说的实践性格》)；他在学术发言中深入分析了古代祭天礼所体现的丰富文化内涵，包括报本观念、效法和遵循天道的意识、以天德要求自己的以德配天思想，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天道与人道关系问题做了新的阐发。西安交通大学钟明善教授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有两个主要观念，即阴阳对立统一观念、易和变观念，并且体现在书法艺术的创作理论与实践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与书法艺术》)。华中师范大学刘固盛教授认为“道家的生命关怀精神，是道家思想的精髓部分，在现代社会尤具特殊意义”，主要体现为以平等、主体、至上的原则珍视、安顿、关怀生命，既重视现实的形体生命，又主张回归自然，保持精神生命的自由，以获得生命的圆满与超越(《论道家的生命关怀精神》)。
关于中华文化的特点和价值。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具有多元一体、变异性和稳定性的基本属性，是“由众多民族融合形成的汉族与其他古今众多少数民族长期文化交融的结果”，构建和弘扬现代中华文化必须高度重视和坚持保护中华文化(包括构成其基础的各个民族传统多元文化)，合理地、可持续开发和利用中华文化中各民族多元文化的遗产，推动思想和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
关于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相互关系问题。赵馥洁教授认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途径是弘扬中华文化，特别是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中所蕴涵的优秀精神价值”(《黄帝文化是构建民族精神家园的宝贵资源》)。周伟洲教授认为“中华文化应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根据和基础；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文化，特别是其中优良的精神文化的升华和重新构建”，中华文化发展、创新的过程即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展、创新的过程(《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陕西师范大学朱士光教授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论述中国传统文化在建设生态文明中的重要价值，认为在黄帝时代就已有“天人和谐论”的萌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发掘了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蕴藏的丰富的保护自然、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结合历史地理的变迁讨论了环境生态破坏等问题，强调生态文明是世界上一切文明的共同基础，确立俭朴节约的生态伦理观与生活习俗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途径。建设生态文明也是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保障和内容(《从天人和谐论到建设生态文明的伟大实践》)。
关于学风建设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关系。王俊义教授指出，端正学术研究领域中的风气，是展开学术研究与发扬民族精神的重要保障，强调精神家园建设必须依托学术研究，注重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科学性(《端正学风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
第10篇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视野下，现代经济发展推动着各地区经济模式转型。经济模式的转变，必将引起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模式的变迁。文化顺应现代经济发展而作的文化调试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潜移，这种文化在潜移过程中会与固有的传统民族文化产生新的冲突。如何在城市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在现代化经济模式大行其道的当下，找到保持传统民族文化的新途径，在发展经济、保持传统文化之间寻找新的平衡，达到既发展民族经济又保持传统文化的双赢目的，这不仅是理论层面的问题，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经济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首先，现代经济的发展会对以民族传统文化背景为基础的民族产生深刻影响，其结果是促进民族经济适应新的社会经济背景而发生经济形态的转变，民族经济形式的转变同时会导致民族文化调适、转型，从而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新的文化诞生。这是现代经济对民族文化主要的影响。“各个民族的文化意义就在于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动力。”［1］民族文化的变迁与转型是为更好地适应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转变。“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它们非迅速发展不可，由于它们面临的不仅有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2］在现代经济环境下，融入较先进文化，不仅是保留自身民族文化的需要，也是促进本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避免淘汰最有效的手段方法。以农牧为主的达斡尔族人过渡到农耕与畜牧混合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例，达斡尔人的传统民族文化，如“罕拜舞”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形态。新“罕拜舞”保留了原始舞蹈中农耕狩猎的舞蹈动作，结合了现代人的特点，发展成为老少在广场能够健身的大众化舞蹈，成为传承达斡尔文化的重要载体。鄂伦春人从单一狩猎向农耕文化转变，他们走出山林，放下心爱的猎枪，开始农耕生活。而农耕之余，发展起来的桦皮画艺术则将对山林的留恋留在了方寸之间，传统文化以新的形式存活在当下生活中。这些文化模式的转变一方面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使之更快适应社会整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对于民族文化来讲，伴随着新经济而产生的新文化，是一种文化的进步。
其次，混居经济对文化影响是促使文化模式的趋同，其结果是淡化本民族文化，共同形成新的大文化。从现在我国民族分布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在空间上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显著特点。从全国范围来看，主要是和汉族杂居相处，就某一局部地区而言，主要是少数民族之间或同时与汉族混杂居住。”［3］在黑龙江地区，混居是本地区特别鲜明的居住特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黑龙江有54个少数民族，朝鲜族以黑龙江中、东部牡丹江及周边地区为主散居地;满族主要散居在哈尔滨双城周边地区;蒙古族主要散居在黑龙江靠近的西部地区;人数较少的赫哲族居住在同江、抚远紧邻俄罗斯的边界地区。散居的民族在居住的具体村落中又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态势。各地朝鲜屯、回民村、蒙古民族乡镇多是民族人口相对多的地区。由于各民族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提倡的，问题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那些人口少的民族在其他民族影响下很难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散杂居地的不仅经济发展模式要相互影响，文化也处于相互融合的态势。要想保留住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必须有自己特色的经济产业。因为这种经济上的强大并带有本民族文化基因的文化是能够随着经济发展得以延续的。但是，那些人口规模小、本民族的消费群体在逐渐减少的民族在文化与经济转型中面临着更多文化基因的丢失。如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都是由于人口过少，在周围强大的汉、蒙、满族经济文化的影响下，经济、文化都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文化传承举步维艰。缺乏经济发展目标的民族文化保留是艰难的，民族文化丧失了本身具有的文化特点，致使本民族文化淡化，随之而来的是与主流文化的趋同。
再次，地缘经济是衡量外部经济对民族文化影响的重要标志。空间距离是民族传统文化保留的重要尺度。经济越不发达，距离中心城市越远，民族文化的遗存保留就越加完好，受到城市化经济冲击的影响越小。地缘经济的辐射强弱，地缘优势对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以齐齐哈尔梅里斯达斡尔聚居区为例，在接近市区的区政府附近的达斡尔族村齐齐哈村，达斡尔人居住的建筑与其他汉族人的建筑模式已经看不出有任何区别，唯独在建筑上保留了开西窗户的习惯。而当地的汉人在建筑时也采纳了西窗建筑风格，除此之外，看不到一点有达斡尔族的建筑风格的民居。而远离城市的偏远卧牛吐、莽格吐民族乡还保留着相对完整的民居。此外，汉民族经济发展，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逐步融合，其原有的文化特点逐渐淡去。少数民族要想在社会上生存，必须要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这里汉文化与其他民族问题的交流是相互的，彼此相互影响着的。总的来说，汉文化由于处于文化的主流与支配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其他民族的发展自觉不自觉地向汉文化靠拢，与汉文化接轨。因此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也自觉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制约着文化，经济的变化造成了文化潜移，在与外来文化接触中导致民族传统的改变。
二、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首先，传统文化模式的滞后性，制约着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相应的文化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而经济模式的转变，要求文化相应转型。当出现经济文化不同步问题时，原有文化将失去存在基础。以黑龙江鄂伦春涉猎经济发展困境与鄂伦春原生态山林文化为例。当20世纪初期，大小兴安岭均有鄂伦春猎人的身影，他们或以“乌力楞”(同一父系的人们或几代子孙组成的集体涉猎组织)、“阿额”(由3～5人自愿组成的临时性生产组织)、个人为主，进行涉猎活动。但到了195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人告别了驰骋山林的生活，分别在黑河瑷珲区新生乡、逊克县新鄂乡、新兴乡、塔河县的十八站乡、呼玛县的白银纳乡和嘉荫县乌拉嘎镇胜利鄂伦春民族村建立了5乡1镇的鄂伦春新乡村，开始了定居的生活。生产方式也由涉猎为主转向农耕为主。这种变化导致了以山林文化为主的文化形式，如桦皮文化、涉猎文化由于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变得淡化乃至逐渐消失。“由于完全脱离了传统的渔猎生活方式，伴随生活方式而生的传统文化也随之断裂，处于濒临衰亡的边缘，现代的鄂伦春文化几乎被汉化。”［4］对于文化来说，原来伴随经济发展模式的传统文化逐步变迁、消失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对于经济来说，这种过时的文化因为很难适应新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羁绊。因此，要改变原有的文化模式，进行文化调试，这样才能使文化与经济和谐共进。#p#分页标题#e#
其次，民族文化中的一些消极落后的习俗与心理等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导致行为方式消极，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以黑河市瑷珲乡新生乡为例。在1984年开始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鄂伦春族有42户承包了土地。到1985年，42户鄂伦春人共承包土地1665亩，人均22.5亩。实际情况是，在1984～1995年，全乡鄂伦春族只有10户种了部分土地，有20户将土地转包给他人，5户分到土地后既没有转包也没有耕种，而是出现了“弃农归猎”的现象。［5］这种怀旧的习惯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对民族文化的保持固然有一定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不与经济发展合拍的文化传统毕竟是文化进程中的阻碍，这种消极的因素极大地制约着民族经济发展，使民族经济在原有的圈子里循环，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
再次，在现代化人际关系交往模式转变过程中，文化意识中的原始习惯定式对新变化的不适应，造成了民族心理的调适困难，影响着经济发展。如:鄂伦春人中的“乌力楞”氏族组织中实行绝对平均分配，即使是氏族内部劳动技能差的人也能够得到基本乃至最好的物质保障，面对现代化竞争意识加强，一部分鄂伦春人显得无所适从。固守传统、缺乏积极发展新经济等思想观念，加之骨子里民族性格中的耿直因素，使他们很容易与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模式合不上节奏。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对新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处于一种茫然状态。内心深处对驰骋大自然的留恋，使他们对农耕文化或更进步一些的现代文明产生纠结。
第11篇
民俗旅游是指人们离开常住地，到异地去以地域民俗事项为主要观赏内容而进行的文化旅游活动的总和。广义上说，民俗旅游涵盖了民俗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等。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高品位、高参与的文化旅游，具有地域性、文化性、参与性和神秘性的特征。
二、民俗旅游的现状分析
（一）民俗旅游资源丰富，发展迅速
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丰富，许多旅游项目都包括了民俗的内容，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尤其突出。随着对民俗旅游的重视，我国民俗旅游发展迅速。1995年国家旅游局把民俗旅游作为一个主题提出，推出了“民俗风情游”；2003年提出“中国烹饪王国游”主题；2004年推出“中国百姓生活游”主题，虽然这些主题没有明确指出是民俗旅游，但民间艺术、烹饪、百姓生活明显属于民俗旅游的范畴，说明中国民俗旅游的开发正慢慢成熟。一些城市也开发出一系列的民俗旅游项目，如深圳的“中国民俗文化村”、云南滇池山麓的“云南民俗村”、北京亚运村附近的“中华民族园”等。
（二）民俗旅游的发展区域经济
随着我国民俗旅游资源的逐渐开发，也带动了各地的经济发展。民俗旅游是利用本地区、本民族所特有的优势，如民族建筑、民俗风俗、民间歌舞、风味食品等加以开发利用，吸引游客的。可以说，这种旅游的投入相对较少，而回报也快。近年来，不少地区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民俗旅游活动，为经济贸易、商业发展开辟了市场，带动了当地的区域经济的发展。2004年，“十一”旅游黄金周期间，北京市民俗旅游火爆。据统计，民俗旅游共接待游人9.4万人次，同比增长52.4%；实现旅游收入456.8万元，同比增长130.7%。又据2006年春节期间，全国假日旅游部际协调会议办公室的春节黄金周第2号旅游信息通报显示，春节黄金周民俗旅游正进入。
三、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一）过度开发破坏民俗旅游资源
民俗旅游近年来的发展迅速，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发展，某些地方为了获取眼前的经济利益，不顾后果地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民俗文化资源。长期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
（二）外来文化使民俗文化的特色日渐消失
民俗旅游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当地的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一般来说，具有较独特的民俗文化地区，其地理环境往往具有相对封闭性，可以说，正是这种封闭性造就了该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然而民俗旅游的开发恰恰是以破坏这种封闭性为前提的。前来观光的旅游者大多代表了一种强势文化，而民俗旅游地代表着一种弱势文化，在相互接触中，强势文化往往将弱势文化同化，使民俗旅游地的特色渐渐消失，这是对旅游地传统民俗文化的侵蚀。
（三）旅游人才匮乏
旅游业作为以服务为产业的主要构成因素的特种行业，其从业人员既要数量多又要素质高。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相对落后，旅游人才培养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培养机制不健全，人才匮乏，导致经营管理效率低，服务质量不到位等问题。
四、民俗旅游的发展策略
（一）坚持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开发原则
民俗旅游资源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这些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只顾开发而不注意保护，民俗文化资源最终也是会枯竭的，最终随着民俗文化的消亡而走向消亡。因此，保护民俗文化资源实际上也就是在保护民俗旅游业。在民俗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充分认识到民族文化在民俗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把民俗文化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协调起来，有效地开展各种民俗旅游项目。
（二）保持民俗旅游的民族特色和真实性
在民俗旅游开发时要重视民族特色，发挥自身的优势。一是应积极发挥民族风情、传统习俗、民间艺术、宗教信仰等民俗文化遗产，使民俗旅游的民族性、地方性、区域性特点展现出来；二是尽可能把各民族的传统艺术与民族特色和自然资源融为一体，将自然风光与民俗风情、历史文化等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有机结合，从而增强旅游资源的吸引力，丰富民俗旅游的内涵和生命力。
（三）正确认识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首先，民俗文化是动态发展的，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其次，民族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并非完全对立，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排斥外来文化，面对外来文化，民族文化可以采取包容、积极的态度，在选择中借鉴，在扬弃中吸收，在创新中发展，从而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最后，在民俗旅游开发时，应增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心和认同感，认识传统文化的不可再造性和独特价值，不能以牺牲民族传统文化来发展经济。
第12篇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明显加快，新一届政府的发展思路是通过城镇化来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事实证明，城市化进程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确实存在一定影响，加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显得非常必要。
1．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该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进行合理规划
将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相关程序让社会各界知晓。韩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进行了合理规划，让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这样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借鉴。城市化进程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冲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随着城镇化建设的逐渐深入，这一问题将体现得更加明显。在对某一地区进行城镇化建设之前，应该先对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承进行摸底，搞清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情况。在城镇化建设的具体过程中，对于那些承载少数民族集体记忆的传统民居、宗教建筑、公共活动空间要给予保护，能不拆迁则不要轻易拆迁。尽量保留这些文化遗产的原貌，使得少数民族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不会感觉文化的断裂以及原有社区结构的破坏。在制订城镇建设规划时，一定要保证能够比较原貌地保留少数民族文化。有些少数民族的居住模式以及生产模式，决定了他们一旦搬迁到城镇后将会出现诸多不适应。因此，对于这些少数民族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一定要协助少数民族在新的城镇社区完成社会文化适应。通过重建社区文化，使新的社区文化能够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稳定以及逐渐走向共同富裕。例如，一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与草原结下了不解之缘，草原对于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的生活与草原息息相关，一旦让他们定居搬入城镇之后，他们的生活将变得极为无助。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地政府部门应该采取相关措施，通过一定的手段让这些草原牧民在城镇化进程中加快文化适应。对于城镇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前期规划，一定要通过媒体宣传等多种渠道让社会各界知情。对此，有学者指出:“一是要通过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方式进行广泛的宣传，使广大民众了解当地民族文化存在的状况和对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使其增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意识。二是应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列入教学大纲，通过学校教育的力量，让少年儿童从小就了解本地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形成自觉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并通过教育的方式传习民族民间技艺。”当文化心理与结合之后，宗教情感与民族心理都成为展现民族特性的标志，反映了该民族的喜好与心理素质。加强对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与规划，让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城镇化的相关步骤以及文化保护的具体措施，对于消除他们心中的隔阂，增强他们的自觉性具有重要意义;还有利于集思广益，采纳社会各界多方意见，促进文化保护工作不断深入。例如，在进行民族社区的城镇建设时，部分人员可能对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太了解，他们在建设布局中，可能没考虑到少数民族的特殊情况。通过相关宣传与安排，可以促进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对于民族社区的城镇建设提出宝贵意见，从而可以加快民族社区的建设，使其在城镇化建设中既能够突出民族特色，也不失科学规划与社会监督。
2．加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
一定要在经费投入以及法律、法规的制定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对于已经出现的文化消失或文化破坏问题，一定要加强搜救、保护。在此方面，相关经费投入是必须的。民族地区一些政府职能部门要从当地城镇化建设经费中，抽出一部分作为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经费。在经费来源以及使用过程中，要加强有效监督，避免挪用、挥霍浪费等现象发生。当前，我们在民族文化保护过程中，还有一部分政府部门常常将经费不足作为不进行文化保护的借口，这种现象不仅存在，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因此，各级政府部门一定要高度认识到城镇化进程中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要具有从事民族文化保护的战略眼光以及决心。文化保护资金的来源渠道可以不断扩大，应该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吸收民间资本，尤其应该发挥少数民族民营企业的积极作用，通过吸收部分社会捐助，扩大文化保护资金来源。法律、法规的制定也是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就无法对重要的文化设施、文化遗产、文化产品进行强制性保护。例如，文化保护资金的使用、文化传承人生活的支持、文化传承空间改建等都会因为资金不足出现问题。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完善，能够很好地保证少数民族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生存权益、文化权益、发展权益。促进少数民族文化权益的法律保护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部门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全面参与。对此，有学者指出:
(1)明确保护对象，针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情况进行分门别类的保护，并适当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倾斜。
(2)在法律保护目标的选择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传承并重;传统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文化发展并重。
(3)在法律制度建设上，要维护全国性立法和中央的权威，地方性文化法规建设在文化法律保护体系建设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4)多部门法并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注重采用知识产权法律来进行保护。因此，我们能够看到，加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保护工作从法律、法规制定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及可行性。
3．加强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契机
通过民俗博物馆、民俗村、民族文化传承基地等机构的建设，开展文化保护及其研究工作。韩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是一步一步进行的，以建设民俗村、民俗博物馆等作为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要举措。这一工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韩国的文化保护，这种指导思想也可以用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老一点的民族社区将会拆迁，在原址要建设一些新的城镇社区，这种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原有社区文化的传承以及社区功能的发挥。与此相适应的是我们在城镇化建设中，应该保留一部分历史悠久且具有代表性的民族社区，将其建设成民俗村，在该建筑群旁边重新建设一些楼群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居住需要。在民俗村与民俗博物馆的建设中，我们可以向韩国借鉴一些经验，国家可以出一部分资金补偿少数民族在民俗村内部传承其原有文化。当前我国许多地方尽管也建成了一些民俗村或民俗博物馆，但是从其发展思路来看，往往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有关。这些民俗村的建设，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活力与源泉，似乎与少数民族的现实生活严重脱离，没有生活气息以及现实意义。民俗村内的一些展品多为从各地收购的民间工艺品或者已经失传的生活用品。尽管这些文化展品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但是其生活气息已经大打折扣，让人感觉不到少数民族生活的现状。因此，在城镇化建设中，如果要建设一些民俗村，完全可以更加生活化、现实化，将少数民族当前生活中的一些物品、工艺品等作为展品提供给大家。也可以将民俗村直接建设在一些传统的民族社区，让人们通过参观、游览来了解当地的民族文化。此外，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民族文化的保护，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切入点，扩大文化保护的面，提升文化保护的力度。对于那些因为城镇化建设而面临消失的民族文化，民族地区的相关政府部门，一定要具有保护文化遗产的高度责任感，采取多种措施予以保护。从资金补偿、科学管理、舆论监督、技术支持等角度，对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发掘保护。
4．加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可以采取保护与开发相结合
通过发展旅游业来推动当地的民族文化保护。发展旅游业是提高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非常重视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例如，韩国在高速发展过程中，旅游业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到韩国旅游的游客，常常流连于韩国的一些文化遗址或民俗文化展览中，通过这种直观感受，加深了对韩国文化的了解与认同。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旅游业与民族文化保护开发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台了很多政策、法规来推动本国的旅游业与文化保护之间的有机结合。例如，济州岛近年来成为韩国旅游观光的一个热点城市。济州道的有关政府部门在发展当地旅游业的同时，非常重视城镇化与乡村文化保护的关系，使得发展旅游与保护民族文化达到了一定平衡，既不失发展旅游业的机会，也能够保护当地的原生态文化。这些经验措施，对中国城镇化建设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是具有很多借鉴意义的。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无论人文景观，还是民族传统建筑、民风民俗、宗教文化、民间工艺等都能够成为发展当地旅游业的宝贵资源。在城市化进程中，通过城镇建设，对不同的民族村寨进行规划与重建，应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重点从发展旅游业着手。旅游业作为一种绿色产业，对于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不会造成污染，而且能够解决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谋生问题。这样一来，不仅能够提高当地的城市化率，也能保证少数民族群众不会因为拆迁、安置而导致生活来源丧失等问题的发生。发展民族旅游业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都非常显著。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相对富裕的村民能够体会到传统民族文化作为旅游资源的重要性，就会自觉地投入到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中。当地在旅游业方面所取得的经济收益，也能够为当地的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促进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与当地城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不仅需要一定的机制与政策支持。民族地区相关政府部门应该做好科学规划、舆论宣传以及教育引导等工作。只有将这些工作做到实处，才能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带动当地的城镇化建设以及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
5．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民族文化，要通过学校教育、扩大宣传
让整个社会成员参与到这一系统工程中来。城市化是我国未来国家发展的宏观目标，也是我国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未来几年里，我国的城镇化率将会有更大提高，很多人的身份也将面临着转变。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很多人的身份将由村民、牧民转变为市民。与之相适应的是身份转变之后，人们的观念、道德、文化心理等都将发生变化。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不同的民族文化都蕴育了社会控制、道德监督、舆论指导等功能。这些精神文化产品与许多物质文化形式一样，会对展现民族属性、维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产生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尤其从青少年抓起，使他们在学校教育或者社区教育中，从小就对民族传统文化产生深刻认识，以民族文化中的精髓作为精神动力，指导个人成长与社会化。在相关学校教育中，要融入一些城镇化与民族文化保护的理念，使得少数民族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深刻理解传承文化的重要性，从自身做起，为保护民族文化贡献一份应有力量。对于那些已经通过城镇化改变了居住环境，个人身份也已发生变化的少数民族群众而言，要通过宣传教育，使他们尽快适应个人身份的改变。还应当通过技能培训，使他们具有一技之长，在城市社区中不会因为生产、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出现生活困难的情况。在那些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而且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的地区，当地各有关部门不论领导干部还是社会各界，都应该形成一种保护民族文化、尊重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这些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靠相关部门的宣传教育，更需要政策支持、法律保障等作为保证。只有在大家齐心协力地努力下，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与当地的城镇化建设才能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出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既能够提高当地的城镇化率，也能够形成一种文化动力，推动当地的长远发展。
二、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几点思考
城市化进程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将会随着我国城市率的进一步提高而逐渐显现出来。从未来我国的发展来看，城市化率的提高将成为必然趋势，对于伴随着城镇化建设而出现的民族文化消失、文化遗产破坏、民族社区断裂等问题应当高度重视，并且通过采取相关措施来将这些问题解决好，对此我们应该具有这样几个认识。
1．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
可以向韩国等逐渐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且保护工作做得比较好的东亚国家学习，从这些国家借鉴一些经验，用以帮助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韩国、日本及港、澳、台地区都经历过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以及如何保护传统文化的问题。他们在此方面制定过相关政策，出台了一些适合本地区现实状况的法律、法规，一些先进经验都值得我们在未来的发展中处理好城市化与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国家逐渐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文化不但没有因此而消弱，反而可以通过相关措施使得文化传承之路更为通畅，文化保护的力度更加强大。
2．认识到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尤其是对于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作用。民族文化是单一民族国家或者多民族国家维系长久发展潜力的精神内核，如果没有民族文化作为支撑，没有建立在共同文化符号之上的精神家园，那么城市化进程将是空谈。城镇可以建设得更加漂亮，人们的居住环境会更好，但是如果没有强大的民族文化对人们进行精神感召，并且对一些人的社会行为进行约束，那么再好的城镇都不会长久。城镇建好之后，住在里面的人们可能因为没有良好的文化传统，而将无所适从，无法安居乐业，并会引起诸多社会问题。从韩国等国和地区的经验来看，一旦将民族文化保护得很好，反过来会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国家在未来发展中的强大动力与软实力。
3．处理好城市化与民族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
就要有所取舍，不能因为保护民族文化而拒绝城市化;也不能因为城市化，而放弃保护民族文化。事实证明，城市化进程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必将经历的重要阶段。因此，任何人都不能阻止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但是，对于个别相对稳定的民族社区、民族文化传承而言，城市化进程似乎又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促进民族地区的现代化，还能够使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丢失很多民族文化中宝贵的东西。从韩国、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些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忽略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扬;反而更为积极地进行民族文化的保护。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将会随着一个国家逐步实现现代化而体现的更为明显。民族文化中优秀的精神文化，例如伦理道德、审美观、人生观等都会成为推动一个国家向前发展的精神动力，也就是通常所讲的软实力及核心竞争力。
4．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要注意到
处理好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共有文化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城市化进程中，不能单纯保护汉族传统文化，而忽略少数民族文化，反之亦然。我们国家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各个民族都创造了一系列灿烂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拥有的宝贵财富。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一定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都要给予重视、保护。只有这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才能得以形成，才能够为我们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精神动力。
5．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文化保护，不仅仅是政府行为
第13篇
关键词：旅游产业；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保护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281-01
一、民族音乐与旅游产业的互相作用
（一）以民族民间音乐的魅力带动旅游文化
我国的土地辽阔，民族众多，有着丰富的民族音乐文化资源，许多极具有民族地域风情的山歌、小调以及在山间劳作的劳动号子等民间音乐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及从事音乐的专业人士纷纷前来采风，寻找灵感。它是生活和情感的双重复合音乐类型，不仅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抒发，更重要的是当地百姓生活的真实反映。
众人皆知的歌曲《彩云之南》就是以中国本土音乐为最根源的元素，体现了浓厚的云南本土民族文化，委婉动人的曲调以及完美的声音演绎唱遍了大江南北，歌曲所描绘的人文景观使听众心向往之。《美丽的西双版纳》一曲更是家喻户晓，民歌中的小调亦是如此，生活在乡间的一些年轻人用他们本土的器乐拨动出动听的声音，唱情歌，表达爱意，音乐中承载着民俗文化，旅游业将这些小调再现于舞台，变换表演形式，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也变相成为了动态的音乐传承。诸如此类的音乐数不胜数，在民族音乐的视角下，旅游的景观也被赋予了一种内涵文化与气质，提升了旅游城市的品位形象。
（二）旅游文化对民族民间音乐的促进作用
民族民间音乐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它存在于同一个文化圈，而且是在较小的范围、地域以内进行反复的传播，慢慢沉淀流传下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信息技术的应用，传播的途径多样化，民族民间音乐也应冲出自己的文化母语区，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创造出了良好的条件与空间。是那些即将灭绝的或失传的民族音乐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作为旅游产业，特色的旅游产品是吸引游客至关重要的因素，民族音乐不仅是历史的文化遗产，也是很好的旅游资源。
二、旅游业发展中与民族民间音乐保护出现的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的要求也在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认识到地大物博的中国所蕴含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内涵，特别是很多的文化遗产正面临着经济的冲击和严重威胁，甚至有濒临灭绝的迹象。“文化旅游”也同时成为旅游业的新热点，因此，重视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平衡旅游开发与民族音乐传承保护是我们应面对的至关现实的问题。
三、旅游开发过程中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
（一）提高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意识
人们常说：“民族的东西是独特的，文化的流传是久远的。”同时，我们必须得承认，民族音乐是生存在一个共同体当中的，它的文化是无形的，只有通过有形的人的行为方式才能得到体现，离开了人，民族音乐与文化也就毫无意义。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只有对其自己的文化有充分的认识与深刻的体会，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洋溢本民族的自豪感，才会乐于去挖掘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笔者认为引发人们对文化的思考，启发当地群众百姓对本民族的文化认知与文化自觉，增强自信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二）注重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双重统一
民族音乐文化由各地不同的传统文化组成，一些经济严重落后的少数民族，只有着重经济价值的民族音乐旅游开发才能有条件保护民族音乐，有了物质的保障，才能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实现社会价值。因此，有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统一，是民族音乐顺利得到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手段。
（三）顺应时代的新形势，传承与创新并存
世界的瞬息万变、高速发展并不会让传统文化全部消亡，而是给予了文化一个新的环境与定位，音乐与生活在内容、形式形成新的共生关系。同样，民族音乐的传承也需要顺应时代的步伐，成为现代知识的载体，在原来的基础之上不断扩展。毕竟没有任何单一的文化传承能够永久性的成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对于民族音乐资源的旅游开发同样既要保留民族音乐的原样性，又要符合时代的审美要求，不断发掘本土音乐。
四、结语
民族音乐为旅游宣传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应，但随着传统文化的没落，逐渐丧失了它本应有的基础，民族音乐也需要保护与传承，旅游产业的迅猛发展，两者紧密结合，相互互动，既保留了民族音乐在原生态的文化中的原型，使民族音乐得以传承，又使旅游产业得到了更大的发挥空间，提升了文化品位与内涵。当然，也看到了问题的存在，但笔者相信在文化消费成为必然的趋势下，旅游产业更加会担负起民族音乐传承与保护的重任，两者结合的前景将更美好。
参考文献：
[1]吴飙.论旅游开发与民族音乐传承保护.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3.
第14篇
关键词： 跨文化理念 多元文化 民族教育
一、跨文化与跨文化理念
跨文化是一种动态性的概念，指的是文化团体间的互动关系，主张对话交流和相互尊重。
跨文化理念的核心价值是接受并欣赏文化差异；尊重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各文化均有其特性，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非主流文化也应受到应有的重视。跨文化理念超越了多元文化观，主要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是促进各种文化在社会中平等交融的一种动态过程，使来自不同文化的学生能够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学习。
二、跨文化理念关照下民族教育意义的构建
（一）促进人类群体交流合作的民族教育文化使命
跨文化理念视域下的民族教育的首要选择，是将目标指向促进人类各群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当下世界性的跨文化图景之下，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倚靠人为的或先天的文化壁垒而孤立地与世隔绝，面临的是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交流与沟通。学校教育中对这一文化使命的渗透便是从目标、内容、途径做出相应的设计。例如，培养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力，即塑造学生在跨文化图景下关于多种文化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观念、知识和技能[1]。
（二）传统与现代相融共生的民族教育文化选择
美国学者沃尔特认为，没有接受本族文化教育的学生固然可能产生疏远感和无根感，但缺少主流文化教育的学生将会失去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性的机会[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中指出：“如果各国想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他们就必须清楚他们过去是谁，现在如何，最后想要变成什么样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他们的未来。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根，它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历史蒙昧时期，每一个社会都要尊重它的传统。一个民族必须了解自己的价值系统、信仰和其他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对于各民族成员认识自己、彼此相互交流至关重要。”[3]因此，在跨文化理念视域下，必须关注民族教育的民族性、地域性及面临文化选择时的矛盾性和双重性，强调客观、辩证地对待自己的文化，强调传统文化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的新发展[4]。
三、跨文化理念下课程体系资源开发
跨文化理念下课程体系构建以尊重各民族文化平等为基准，有目标地实施平等教育，将跨文化理念作为一种指导思想运用到民族文化课程构建中，使学生获得学业上的平等机会，满足所有学生发展的需求。
首先，大力开发民族文化课程。民族文化课程的开发要拓宽视野，不要局限于现有单一的民族文化课程。高校可以开办少数民族大学生感兴趣的民族语课程、民族体育课程、民族手工艺术课程等选修课程，满足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学习需求。
其次，丰富民族文化课程内容。民族文化课程内容的选择要在吸收主流文化和国外先进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区域化的改革和创新，并突出本地区的民族特色，如在民族历史、文学、体育、艺术、美术和音乐等课程中融入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特色内容，体现民族语言、风俗、服饰、饮食、艺术特色，丰富民族文化课程的内容。
最后，民族文化课程开发和内容选择要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贴近学生生活，符合学生兴趣，适应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环境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同时要分析目前民族高等教育的成本与效益、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等，让民族高等教育的发展看到希望的曙光。
四、学校教育与学校外教育联动的制度变革
民族教育除了现代的、制度化的民族学校教育外，还大量存在其他种类的教育形态。这些不同类型的教育形态与民族生活融为一体，在民族教育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至今仍然对民族人才的培养、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产生着深远的、不可替代的影响。不少民族早在现代民族学校教育系统创立、推行之前就有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传承和创造这些文化只能是与其民族文化相适应的民族教育。[5]所以，民族教育具有与普通教育相同的基本要求和育人目标，但同时具有更为宽泛的领域及不同的特殊性和独特的发展规律。当前许多挂牌的民族学校，名义上是民族学校，但除了在办学经费上有相应的政策倾斜外，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民族学校培养民族人才的真正内涵。调查发现，在西部的一些民族学校，虽有少数学校补充了部分乡土教材作为教学内容，但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相关的内容却并未被纳入学校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如何体现民族特色，如何实现服务当地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是当下民族教育发展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由此，提出跨文化理念视域下的民族教育发展，就是要构建一个和谐的、多元共生的空间场域，一个有助于系统内部各因素互动与整合的教育环境。民族教育这个环境的和谐，包括教育自身的和谐，即教育内部各要素如课程、教师、学生、校园文化之间的和谐。具体而言，跨文化理念视野下的民族教育应充分认识到各民族的传统教育习俗，对其在当代的文化价值与教育功能展开深入的研究，并纳入现代学校教育体系，寻找出一种传统与现代对接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孙杰远，徐莉.人类学视野下的教育自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6.
[2]陈时见，朱利霞.一元与多元：论课程的两难文化选择[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报告[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34.
第15篇
关键词：宗教认同；民族认同；朝鲜族；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067-03
一、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概念与内涵
“民族”（nation）在西方文献中指的是拥有固定领土的群体并在纵向与横向上联系一体化。它“以共同的公民权利和具有一种或更多共同的集体意志为特征”[1]，通常表示政治实体。在中文语境中，“民族”的含义因其针对对象的不同而富有不同意义，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即中华民族，是以中国各民族的整体或共同体为对象，具有一定政治寓意；其二即56个民族。“民族”一词使用非常广泛，在中国较为特殊的政治背景下具体代表“中华民族统一体”与少数民族两个概念。本论文提及的“民族”即为上述第二种含义，是统一的中华民族内部的多元的各民族。
民族认同是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之一，学者普遍认为民族认同并非是凭空想出，而是伴随着民族互动的发展后天形成，未有与外族接触的经验不可能产生民族认同。还指出：“民族是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才发生民族的认同”[2]7，即民族差异是民族认同在互动过程中的基础。
“民族”存在双重内涵，即少数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两种，前者指的是以民族多元化的“多元”形式存在的中国56个民族在各民族立场上的认同，后者指的则是各民族对中华整体的认同。“这种总体的民族认同，是客观存在的民族整体利益与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在民族意识中的反映，不是主观上规定出来的”[2]301。
宗教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它并非仅指人脑中的感情与独立精神，亦是实现群体凝聚及其广泛活动的方式手段，以与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相适应的文化现象反映出其社会意识的本质。宗教的组织和制度则是宗教思想信条化、宗教行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结果，是宗教实体的集中表现，对规范、引导与凝聚宗教行为、活动、意识等的作用不可忽视。简而言之，宗教即是以社会意识与文化现象共同构成的一种社会体系。
宗教认同是指社会中的个体将自己定位为宗教群体中的一分子，对该宗教群体产生归属感与信赖感。“从文化形态学角度来说，宗教认同结构可分为宗教内认同和宗教外认同两部分：内认同强调社会成员在心理、观念、精神等方面对宗教文化的评价及实践，内隐性较强；外认同强调社会成员在行为、语言、物质生活等方面对宗教文化的评价及实践，外显性较强”[3]。
宗教认同的过程伴随着宗教内在化与宗教社会化，宗教内在化指通过学习将宗教规范内化为自身信念、使信徒结合宗教观念重新进行自我认识的过程，宗教社会化是指宗教群体成员适应该群体并使其行为活动符合规范后重新界定自身身份的过程与途径。个体获得宗教身份的过程，也是实现宗教认同的内在化与社会化的过程。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抽象的意识形态，需要民族作为其载体进行具象化的影响与作用。民族不同，其承载的宗教也存在异同，当同一宗教在不同民族传播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其宗教认同的主体便以个体形式向民族群体转变，并组成跨民族的群体使得宗教获得实体性质。在某种程度上，宗教认同能够成为推进民族认同的助力，民族认同也能反作用于宗教认同。
二、朝鲜族基督信仰的现状
20世纪初，朝鲜族已经基本从朝鲜半岛迁入完毕，主要聚居在中国东北三省，经过百年移民历史与身份变化，形成了现今拥有本民族语言、饮食习惯和文化风俗特征的中国朝鲜族，其文化的独特性也在中华文化大背景下得以发展，民族身份也能较好地保持。
东北三省的朝鲜族信徒较多，而其中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朝鲜族主要聚居的地区，全国40%的朝鲜族聚居于此。至2012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户籍总人口为218.6万，其中朝鲜族人口数占总数的36.5%，达到79.8万。“朝鲜族没有全民信仰的民族宗教，曾经产生过萨满教，天道教”[4]等，但是影响不大，现已都消失。反之，外来宗教在朝鲜族社会中的传播与影响较为广泛与迅速，其中以基督教为最甚。
基督教由早期移民从朝鲜半岛流传到东北地区。20世纪初期，来自朝鲜的传教士陆续在延边传教，基督教开始发展。1958年，成立“延边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到“”前延边地区有5处教堂，信徒1 181人，牧师2人，传教士6人。“1979年恢复政策以来，1980年恢复延吉教会，由一些老信徒参加宗教活动”[5]。“1979年，有一些美籍韩人开始向延边朝鲜族传福音”[6]，中韩建交后受韩国基督教的影响，90年代基督教的发展较快。近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信徒人数（五大宗教）总共有6万到7万人，其中基督徒有3万多人（朝，汉族各占一半左右）。全州有220多个教堂，除了个别城市教会之外（最大的有3 000人左右），都是30到60人的小教堂。延边地区的教会，还存在着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即：延吉市有21个基督教堂点，其中4个纯汉族教会，剩下的都是朝鲜族教会（其中两个教会有汉族礼拜）。对于朝鲜族基督徒来说，作为朝鲜族的民族身份始终伴随着基督徒身份。
三、基督信仰在朝鲜族身上的表现
基督教作为外来宗教在朝鲜族社会中的传播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与民族文化产生碰撞、冲突或融合，具体表现有三点：
1.基督教的思想内容与朝鲜族的文化形式的融合
民族语言文字和歌舞是朝鲜族融合基督教思想的主要文化形式与载体。《圣经》使用朝鲜文字以及日常宗教生活使用朝鲜语是其当地教会与基督信徒将宗教思想与民族文化有效结合的表现，如此，不仅博得了人们的情感认同，还有助于民众更好地理解一种外来宗教，更加直接和相对精确地表达宗教感情。基督教强调众生平等、泯除种族差异，期望彼此友好与相互尊重。站在与各民族间的交流角度上看，朝鲜族并不以朝鲜语为唯一选择，存在兼通汉语及其他民族语言文字的可能性。经访谈结果得知，现阶段的延边朝鲜族民绝大多数能使用汉语进行沟通，但基督信徒于教会生活中仍以本民族语言文字为主，保持着朝鲜民族基督教的特殊性。由此可以看出，基督信仰有利于对朝鲜族语言文字的维护与保持，而朝鲜族语言文字有利于团结基督教徒群体、强化宗教身份、增强凝聚力以及推动基督教在朝鲜族社会中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除语言文字以外，歌舞亦是朝鲜族思想文化的载体，尽管形式多种多样，但均是赞美现实生活的美好，其中也包括与宗教相关的舞蹈形式，如朝鲜族有名的僧舞、巫舞便是受佛教、萨满教影响。在基督教传入后，这些舞蹈由于从前消失等原因而重新结合基督教思想内容进行改变或创新。在接受基督信仰与融合的过程中不难看出，基督教的传播并未对朝鲜族民族歌舞文化造成冲击，相反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基督信徒文娱生活的需要。
2.基督教的伦理与朝鲜族传统伦理相调和
伦理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规范，基督教伦理则是以人与神的关系为基础建立的。相比之，朝鲜族的伦理是其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基督教传播过程中，朝鲜族基督教徒较好地缓解了二者冲突并实现了二者的有效调和。
社会伦理方面，基督教主张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与朝鲜族遵从的“长幼有序”存在相悖之处。经访谈结果得出，朝鲜族基督教徒在辈分问题上仍与朝鲜族民相同，他们还表示尊敬长辈也是基督信仰中“爱人”的表现。另一方面，男女地位问题也是二者社会伦理调和的重点。基督教偏向男女平等，朝鲜族受儒家思想影响主张男尊女卑，朝鲜族基督信徒以女性居多，但处在教会领导层的男性则多于女性，并且女性教徒在职位上有所限制。在这一点上，朝鲜族教会给出的解释是男女分工不同并不影响男女地位平等。尽管朝鲜族的性别观念不太符合现代社会潮流，但其基督教会将男女地位在民族传统文化上的差异转为宗教生活中男女分工的区别。这样，朝鲜族原本的民族认同不但未被弱化，相反还得到了加强。
家庭伦理上主要以夫妻关系为主，基督教倾向于夫妻双方属于平等个体，朝鲜族的夫妻关系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夫为妻纲”保持一致，于此处的文化冲突较为明显。在朝鲜族基督徒实际生活中，传统的夫妻地位差异依旧存在，但由于基督思想的影响在这方面相较于非基督徒程度轻。
总体上，朝鲜族基督信徒在伦理方面实现了基督教伦理观念与民族传统伦理观念的调和。
3.基督教信仰与朝鲜族的风俗习惯相融合
选择结婚对象对每个个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朝鲜族基督徒在择偶问题上对自身民族身份与宗教身份这双重身份的认同程度不同，大多数年轻的朝鲜族基督徒希望在同样拥有双重身份的群体内部实现婚姻的选择。经过调查，这一群体的多数对伴侣身份的认同顺序为：朝鲜族基督徒、其他民族基督徒、朝鲜族非基督徒、其他民族非基督徒（程度由前往后递减）。
朝鲜族基督徒婚礼地点均设在教堂，婚礼进行时要敬拜上帝、感激上帝恩泽，这一点有别于非教徒。然而，传统文化的身影依旧存在，结婚办宴席必不可少，朝鲜族基督徒会邀请亲朋好友参加，不论其宗教身份，并且在时间上是同步的。
这一点上便会遇到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吸烟喝酒等习惯上的相异之处：基督徒不吸烟不喝酒，而非教徒则可能保持着基督教传入前朝鲜族社会爱饮酒以及抽烟等习惯。究其原因，是朝鲜族本身喜酒易亦醉酒。基督教并未明令禁酒，但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都认为酗酒是陋习，所以延边朝鲜族基督教都非常强调戒烟戒酒，他们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则是因宗教身份分桌而席。
四、基督教对朝鲜族民族认同的影响以及启示
在有意识层面，基督教是具有很强的排他性的宗教。在基督教的本土化过程中，并没有吸收原始宗教的因素而进入他们当中，只是把民族内部的神话故事加以基督教化。其结果是从上把民族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信仰基督教的人，一部分则是非基督信仰。在对自己民族的认同上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则较为明显，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群体来说，宗教认同比民族认同重要得多。
在无意识层面，基督教对民族认同却有强化的作用。这些基督教会是民族的教会，而所谓民族的教会是指同一个民族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民族文字过宗教生活。“虽然这朝鲜族中那些不信仰基督教的群体不理解这些文字含义，但也知道是自己民族的文字，并认同是自己民族的文字”[7]。这也是民族认同的一种方式。
宗教身份并没有弱化或消解民族认同，相反，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不仅并存，而且互相强化。其影响有三：
第一，基督教是外来宗教，在朝鲜族社会传播的时间不长仍未成为朝鲜族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而民族身份是基于其悠久的传统民族文化之上的一个固有的身份，大多数朝鲜族在接受基督教以前，已经认同朝鲜族社会，基督教身份则建立在民族认同之上。人们理解异文化时也总要依靠其原有的文化。因此，朝鲜族基督徒在建构宗教身份时，也必然会借助其原有的民族文化，所以不会完全脱离朝鲜族的民族认同。
第二，对于朝鲜族来说，基督徒这个宗教身份尚未获得朝鲜族社会的普遍认可。因此，朝鲜族基督徒在界定自己身份时，如果想在朝鲜族群体范围内找到归属感，也不能完全否定朝鲜族传统文化。所以，就算从这种工具主义的角度考虑，朝鲜族基督教也不能完全否定朝鲜族的传统民族文化。
第三，宗教身份建构之后，信徒就会将宗教认同利用到对民族传统身份的强化上来。基督教具有一套解释系统，朝鲜族教会就利用这种宗教的解释系统，用宗教的意义系统强化民族的某些传统，使得一些民族传统上升到宗教认同的层面。这有利于保留族群的民族认同，强化了一些不与宗教观念相抵触的民族传统。
宗教既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又能加强群体的凝聚力与规范性从而推动其在特定条件下成为民族共同体；民族共同的文化生活和宗教相互调和、相融、促进，宗教亦是民族文化传播与扩散的方式和手段。宗教与民族的多重关系可能导致碰撞与冲突，但也可能推动和谐进程的发展。因此，可以利用宗教与宗教认同推进整个中华民族认同的实现，建议如下：
第一，宗教社会化。宗教的社会性应该体现在宗教的公民意识中，即构建一种真正能够体现公民国家特征的公民新宗教，这样可以使有生命的、独一无二的信徒在宗教觉悟与自我认知上得到真正的社会性落实，用社会化的方式将民族认同资源重新进行整合，真正地遵从现代社会法则，亦能与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意识相结合。
第二，吸取宗教对促进民族文化发展与弘扬的益处以及强化民族认同的经验，克服外来宗教对传统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二者关系调和较好的民族范例，根据各民族实际情况对进行选择性吸收，以此成为中华民族认同目标实现的重要一步。
第三，以宗教为纽带，加强各民族之间联系与交流，扩大民族文化传播范围，促进文化“多元化”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实现。如文中提到的，朝鲜族基督徒在择偶方面的主要原则是高于民族身份，也即是教会所说的灵魂比肉体更重要。以此为契机可利用宗教调和民族文化差异，加深民族羁绊；也可促进文化包容性的发展，有助于加速整个中华民族认同进程。
宗教作为民族关系的一种精神力量，能在拥有相同宗教身份的群体内部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同时宗教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能够超越地域界限进行广泛传播。它能够成为民族矛盾与对峙的导火索，也能成为维系民族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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