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土地市场；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不断加快，对土地需求量逐渐增大，而且国家在经济可能出现过热的时候开始尝试采用土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本文采用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关系，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土地市场通过土地财政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机理分析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上收了大量财权，特别是将增值税的75%归为中央政府，并将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政府共享的税种。与中央政府采取上收财权同时进行的是下方事权，形成各级地方政府事权层层下放，而财权层层上移的情况。在这种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履行自身职责，必然会寻求扩大财源，这样巨大的土地收益成为了一个最佳的选择。巨额的土地出让为地方投资和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也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一是以低廉的土地出让费用招商引资，增加地区经济竞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和扩张；二是高价出让土地增加了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为地区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三是通过城市扩张促进了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土地市场发展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和支出。土地财政、地方财政收入和投资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关系。

（二）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三部门模型理论分析

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是用来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区域房地产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型。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DeniseDipasquale和WilliamC.Wheaton提出的。该模型将区域经济划分为三个部分：区域产出市场、区域劳动力市场和区域房地产市场（包括了土地市场和地上建筑物）。

1、区域经济均衡模型。一个区域的产出需求Qd是价格P的减函数，如图1所示。产出需要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房地产，且它们之间不具有替代作用。单位产出成本C=a1r+a2w，其中r、w分别为租金和工资，a1、a2分别为单位产出需要的固定数量的房地产和劳动力。房地产需求量和劳动力需求量分别为Kd=a1Q和Ld=a2Q，由于生产要素间不存在替代作用，所以需求量仅依赖于生产量Q，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如图2、图3所示。其中劳动力市场纵轴表示相对工资，即经过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工资。在图1中，如果产品的需求曲线已知，而工资和租金又决定了生产成本，通过图1可以求出总产出量。在图2、图3中产量又决定了要素需求，如果要素的供给已知，则可以求出要素的价格。如果这三个图相互符合，那么该区域经济就处于均衡状态。

2、土地供给量增加与经济增长。假设区域最初处于均衡状态，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1、P1、L1、K1、w1、r1。当土地供给增加时，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将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租金下降，如图6所示。在劳动力市场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下降，产出增加，如图4所示。产出增加使得要素需求量增加，要素需求曲线均向右平移，要素价格上升，如图5、图6垂直虚线所示，使得生产成本略有上身，但是仍低于初始成本。因为如果此时的成本高于初始成本，产量就会下降从而要素价格也会下降，生产成本必将下降。从分析可以得出，土地供应量增加，生产成本将下降，最终使得区域的经济产出增加。再次调整到均衡状态时的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2、P2、L2、K2、w2、r2。

（三）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理论分析

目前，根据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的普遍研究方法，利用生产函数来定量分析伴随土地市场发展而来的土地财政和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Barro、Davoodi的研究，描述内生增长生产函数包括三个变量：人均产出y，公共支出g，私人资本k。函数关系描述为：

y=f（k，g）①

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来源主要分为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主要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r，预算外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金f，所以

g=g（r，f）②

①、②式联立后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y=f（k，r） ③

把③式进行线性化处理，得到下式：

y=α+β1k+β2r+β3f④

式④中，y表示人均产出，k表示人均资本，r表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f表示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从④可以看出，人均产出的增长受人均资本、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影响，其中，后面两项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中，采用截面数据模型来描述上述分析如下：

yi=a+β1ki+β2γi+β3fi+εi⑤

三、实证检验和结论

（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现在做如下假设

一是土地市场发展和区域经济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二是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实证检验中的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土地出让金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

（三）实证分析结果和分析

1、用2008年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国有土地出让成交价款（土地出让金）代表区域土地市场发展水平，用各省和直辖市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结果，如表1所示。

表1表明我国区域土地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导致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需要土地供应的支持，包括生产用地、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需求都会催生地方土地市场的成长和发展；同样，由于土地市场的发展使得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从而带动地方基础建设和固定资产的增加并促进经济的增长。

2、各省和直辖市人均产出y、人均资本k、人均地方财政收入r、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f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代入上面的式⑤

yi=a+β1ki+β2γi+β3fi+εi

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截面数据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果：

yi=2.457416+0.314275ki+0.138452ri+0.071486fi

t-value8.41694476.321623.7516 7.54150

AjustedR-squared：0.984405

从模型检验结果可以验证假设②的成立即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结果显示，土地出让金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只有0.071，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土地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使用而对经济产生推进作用的，所以现实中土地收入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会更大。

参考文献：

1、钱瑛瑛.房地产经济学[M].统计大学出版社,2004．

2、吴灿燕,陈多长.浙江省土地财政问题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2009(3)．

3、张昕.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研究[J].建筑经济,2009(8)．

4、赵国玲.“土地财政”的效应分析[J].生态经济,2008(7).

第2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土地市场；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内生增长模型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不断加快，对土地需求量逐渐增大，而且国家在经济可能出现过热的时候开始尝试采用土地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本文采用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的关系，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土地市场和区域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

（一）土地市场通过土地财政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机理分析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中央上收了大量财权，特别是将增值税的75%归为中央政府，并将所得税改为中央、地方政府共享的税种。与中央政府采取上收财权同时进行的是下方事权，形成各级地方政府事权层层下放，而财权层层上移的情况。在这种事权和财权不对称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要履行自身职责，必然会寻求扩大财源，这样巨大的土地收益成为了一个最佳的选择。巨额的土地出让为地方投资和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也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一是以低廉的土地出让费用招商引资，增加地区经济竞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和扩张；二是高价出让土地增加了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为地区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三是通过城市扩张促进了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发展。土地市场发展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和支出。土地财政、地方财政收入和投资形成了环环相扣的关系。

（二）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三部门模型理论分析

三部门经济增长模型是用来分析区域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以及区域房地产市场之间相互关系的模型。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DeniseDipasquale和WilliamC.Wheaton提出的。该模型将区域经济划分为三个部分：区域产出市场、区域劳动力市场和区域房地产市场（包括了土地市场和地上建筑物）。

1、区域经济均衡模型。一个区域的产出需求Qd是价格P的减函数，如图1所示。产出需要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和房地产，且它们之间不具有替代作用。单位产出成本C=a1r+a2w，其中r、w分别为租金和工资，a1、a2分别为单位产出需要的固定数量的房地产和劳动力。房地产需求量和劳动力需求量分别为Kd=a1Q和Ld=a2Q，由于生产要素间不存在替代作用，所以需求量仅依赖于生产量Q，生产要素的供给曲线向右上倾斜，如图2、图3所示。其中劳动力市场纵轴表示相对工资，即经过价格指数调整后的工资。在图1中，如果产品的需求曲线已知，而工资和租金又决定了生产成本，通过图1可以求出总产出量。在图2、图3中产量又决定了要素需求，如果要素的供给已知，则可以求出要素的价格。如果这三个图相互符合，那么该区域经济就处于均衡状态。

2、土地供给量增加与经济增长。假设区域最初处于均衡状态，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1、P1、L1、K1、w1、r1。当土地供给增加时，房地产市场的供给将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租金下降，如图6所示。在劳动力市场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成本下降，产出增加，如图4所示。产出增加使得要素需求量增加，要素需求曲线均向右平移，要素价格上升，如图5、图6垂直虚线所示，使得生产成本略有上身，但是仍低于初始成本。因为如果此时的成本高于初始成本，产量就会下降从而要素价格也会下降，生产成本必将下降。从分析可以得出，土地供应量增加，生产成本将下降，最终使得区域的经济产出增加。再次调整到均衡状态时的产出量、价格水平、劳动力数量、房地产数量、工资、租金分别为Q2、P2、L2、K2、w2、r2。

（三）土地市场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的内生增长模型理论分析

目前，根据关于内生经济增长的普遍研究方法，利用生产函数来定量分析伴随土地市场发展而来的土地财政和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Barro、Davoodi的研究，描述内生增长生产函数包括三个变量：人均产出y，公共支出g，私人资本k。函数关系描述为：

y=f（k，g）①

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地方政府公共支出来源主要分为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主要是预算内的财政收入r，预算外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金f，所以

g=g（r，f）②

①、②式联立后生产函数表示如下：

y=f（k，r） ③

转贴于

把③式进行线性化处理，得到下式：

y=α+β1k+β2r+β3f④

式④中，y表示人均产出，k表示人均资本，r表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f表示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从④可以看出，人均产出的增长受人均资本、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的影响，其中，后面两项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实证研究中，采用截面数据模型来描述上述分析如下：

yi=a+β1ki+β2γi+β3fi+εi⑤

三、实证检验和结论

（一）基于以上理论分析，现在做如下假设

一是土地市场发展和区域经济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二是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

（二）数据说明

实证检验中的GDP、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土地出让金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

（三）实证分析结果和分析

1、用2008年全国31个省和直辖市国有土地出让成交价款（土地出让金）代表区域土地市场发展水平，用各省和直辖市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结果，如表1所示。

表1表明我国区域土地市场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导致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需要土地供应的支持，包括生产用地、住宅用地和商业用地的需求都会催生地方土地市场的成长和发展；同样，由于土地市场的发展使得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从而带动地方基础建设和固定资产的增加并促进经济的增长。

2、各省和直辖市人均产出y、人均资本k、人均地方财政收入r、人均土地出让金收入f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和《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2009》。代入上面的式⑤

yi=a+β1ki+β2γi+β3fi+εi

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截面数据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果：

yi=2.457416+0.314275ki+0.138452ri+0.071486fi

t-value8.41694476.321623.7516 7.54150

AjustedR-squared：0.984405

从模型检验结果可以验证假设②的成立即土地市场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结果显示，土地出让金的增加对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只有0.071，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土地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地方政府的直接投资使用而对经济产生推进作用的，所以现实中土地收入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会更大。

参考文献

1、钱瑛瑛.房地产经济学[M].统计大学出版社，2004．

2、吴灿燕，陈多长.浙江省土地财政问题实证研究[J].财经论丛，2009(3)．

3、张昕.土地出让金对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研究[J].建筑经济，2009(8)．

4、赵国玲.“土地财政”的效应分析[J].生态经济，2008(7).

第3篇

关键词：知识产权 网络创新 区域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7）03（a）-0215-02

熊彼特（Schumpeter，1942）首次提出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经济中，企业家控制和调整土地、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资料，从而实现最有效率的生产，这是经济发展的核心。然而，他人的模仿和使用企业家投入大量成本研发出来的产品，轻松分享企业的经济利益，会打击和削弱企业家创新的动力和信心。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显得特别重要。知识产权制度赋予创新和研发成功的企业对产品的专有处置权，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权力和优势，最终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获取足额经济租金。市场活力反过来继续刺激研究开发活动。熊彼特在创新理论中主要体现了两个方面的观点。第一是经济长期增长与静态配置之间的矛盾，第二是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依赖短期垄断的经济利益。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知识产权如何作用于经济增长，即为企业提供短期垄断地位。短期垄断的经济利益赢取了企业对创新和新技术的投资；而伴随着新技术普及应用和时间的推移，企业家继续投资更加新和先进的技术并形成新的垄断并获利，社会经济在此过程中也不断向前发展。伊利奇・考夫、王黎萤等、彭福扬等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激励和保护作用在技术创新中地位重要，但是要适度；过度和不足的知识产权保护均会阻碍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过度会造成市场中知识产权相关产品的价格提高，产品的销售和推广受挫，创新的速度减缓，创新的成本增加；保护不足则会造成企业创新利益降低，技术创新的热情降低。因此，知识产权战略制度和产品技术创新之间的均衡协调发展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熊彼特研究的基础上，学者倾向于认为创新主要包含五种形式。首先，创新指引进新的或经过改进的产品。其次， 创新指采用新技术。然后，指引入新组织结构。再次，创新指发现新市场。最后，创新也包括适用（Balzat，2002）。以上五种创新形式，都具有使生产力增长的潜力，并由此提高企业竞争力。

新世纪以来，人们对创新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入，普遍认为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动力，而技术创新的本质是依赖于广泛相关知识的积累和发展的创新过程（Fischer，2001）。安德森和卡尔森（Andersson和Karlsson，2002）从创新参与者相互作用的角度界定创新，即创新是公司和相关利益者相互合作和作用的表现，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生产者、承包商、顾问、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和大学等。

技术创新既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源泉。知识产权保护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是优化技术创新环境制度、激励创新和增加知识存量。彭福扬等（2012）利用2000―2009年我国内地28个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加大技术创新投入都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金永红和吴江涛关于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战略成为了主要的生产要素和创造性竞争的基础，是带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华鹰的研究表明，技术进步较资本和劳动而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可以明显地促进经济增长。冷民等研究认为，国家在制定创新体系和知识产权战略时要结合本国企业发展情况和发展需求，适应本国国情和经济发展实际。赵彦云和刘思明运用我国1988―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用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经济增长方式，实证检验技术创新（不同类型专利）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结果表明：1997年前发明专利对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而1998―2008年间发明专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远大于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即证明在现阶段我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期原创型创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技术创新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从而提高区域生产率和竞争水平，也可以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现代经济理论中，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地位越显重要。创新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增长的快慢息息相关。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实证层面检验了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例如，巴丁杰和汤德尔（Badinger和Tondl，2002）采用增长核算方法，对欧盟区域增长的来源进行了研究，验证了创新水平决定区域经济增长。

为了在区域内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在高新技术产业区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内存在的制度应该在两方面体现它的作用，即：降低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同时提高对创新的奖励。区域内包括企业、大学、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组织及其个人在内的各行为主体，不断交互作用与协同创新，彼此建立起各种正式或非正式、能够促进创新的和相对较稳定的关系，称为区域创新网络。在创新网络中，创新活动是一种群体活动、分散决策的过程，新技术、新需求或新想法产生于某一节点后，就会顺着网络的连线在整个网络中传递、反馈、交互循环、反复流动（ 赵慕兰等，1997） 。企业作为创新网络中的重要参与者，根据不同技术和信息整合和配置资源，并通过所处的创新网络进行扩散和外溢。在这个过程里，各个相关主体协调和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创新。

区域的创新网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界定区域创新网络时，首先是指区域内正式的合作网络。这些正式的合作网络主要是指区域内产业链条上下游各个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包括企业的产品服务设计、技术开发、生产制造、营销销售等）中行为主体与利益相关的主体之间建立的长期稳定的关系网络。例如，企业和高校（或科研院所）在技术开发与合作、知识扩散、产品设计等活动中形成的研发网络，企业之间合资、分包、战略联盟过程中形成的合作交易网络，公共事业单位、中介机构与企业之间合作形成的培训教育网络等。这些网络的共同特点是知识在其中的传递与扩散主要通过编码来实现，而且网络本身也可以通过有形的客观存在形式表现出来。第二，在区域创新网络中，还存在非正式（ 或非契约） 关系，即地方行橹魈逑嗷プ饔猛络，主要包括企业家之间、企业内部员工与高校或研究院所人员、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等非市场交易活动中建立的公共关系网络或个人间人际关系网络，企业中管理者、员工、专业技术人员、生产工人等内部各个层级之间的交流网络，区域内自身所固有的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建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关系。这些网络的共同特点是建立在非正式的交流与接触中、频繁交易或合作过程中彼此信任，相对比较稳定。在这种非正式的网络中，知识的扩散与传递一般是依靠非正式的交流或者大量频繁的合作交易而进行的。隐含经验类知识在这种非正式的网络中可以得到更加有效地扩散和传递（Saxenian，1994）。人力资本和知识产生的社会化过程也可以得到更为有效的推送，知识创新速率提高，区域竞争力得以有效地保存。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提出知识产权保护、区域网络创新的基本构架（如图1）。

传统的区域经济学在产业集聚、创新网络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在研究产业的空间活动过程中资金、劳动力，或者经济或产业的外部性，对知识、技术等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只停留在单要素分析和点状分析，而忽视了知识、技术、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在空间地域上投入与效率的网络复杂关系。而网络创新将区域经济内不同的行为主体和内外部环境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改变网络行为主体间关键要素研究网络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不仅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和“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的结合，也对揭示区域经济发展中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后续的研究将致力于网络中行为主体间的有效互动方式和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1] 金永红，吴江涛.企业自主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研究：以上海为例[J].软科学，2008，22（8）：60-67.

[2] 冷民.“中国制造”背景下的知识产权战略：宁波案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5）：28-32.

[3] 郑成思.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中的知识产权战略与策略[J].中国经贸导刊，2006（9）：32.

[4] 张平.国家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J].河南社会科学，2007，15（4）：52-55.

[5] 华鹰.我国地方区域性知识产权战略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6）：60-64.

[6] 赵彦云，刘思明.中国专利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实证研究：1988-2008年[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1（4）：34-48.

[7] 彭福扬，彭民安，李丽纯.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我国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24）：56-61.

[8] 伊利奇・考夫.专利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第4篇

关键词：地区差距；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经济增长趋同；CP模型；本地市场效应；DS模型；知识关联

中图分类号：F061.5；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6002009

近年来，我国经济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快速增长，经济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国内外学术界称这种现象为“中国奇迹”，然而与这种快速变化相伴随的是我国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深刻变化，而地区差距的扩大便是该空间布局变化中凸显出的重要问题。因此，如何缓解和缩小地区差距已成为社会关注、政府关心和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事实上，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作为人类社会中唯有的两个长久经受检验的经济特征事实（Knaap，2004），理论界也主要从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两方面作了分析与研究，也证实了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不过，这些研究不仅在理论基础上存在一定缺陷，在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发展方向上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基于此，笔者在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两者结合框架下对地区差距及中国地区差距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和总结这些研究的特点、进展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以期能为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及中国地区差距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仇娟东，曹 钢：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双维度下的中国地区差距一、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地区差距

1.缺乏空间维度的经济增长理论

以经济增长为主题的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1776），尽管他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增长的概念，但所强调的如何能够最适当地取得财富和达到富足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关于一国经济增长的理论。斯密明确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其对市场范围的强调说明斯密的理论考虑到了空间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随后，大卫·李嘉图通过将环境因素弱化为土地生产力的差异，有效地将空间因素从其分析体系中剔除（Ekelund et al，1999）。后来，马歇尔、萨缪尔森等人的研究主要以资源配置为主题，从而使空间因素进一步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

首次明确以经济增长为主题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长期经济增长是劳动、投资和技术进步的函数，然而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基本假设，终将使长期增长因劳动和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而消失，而长期的增长完全被“外生”的技术进步所决定。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并没有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子，地理因素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任何影响。随后，以解决技术外生问题而广为流行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在生产者之间的扩散以及从人力资本中得到的收益等，使得资本积累中的收益递减现象得以避免（罗默，2009）。显然，尽管这类模型强调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并没有分析知识和技术溢出的强度，从而也就忽略了空间因素。随后，Helpman（2004）将R&D理论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并认为有目的的R&D活动往往以某种形式的事后垄断作为奖励，如果经济中不存在思想枯竭的趋势，那么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不会停滞。可以看出，该分析已将地理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但仅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与地理因素有关，经济增长的内生化仅限于技术因素而没有拓展到地理因素，区位的作用依然游离于模型之外。总之，缺乏空间维度已是经济增长理论的明显特征。

2.经济增长理论中地区差距的研究

尽管经济增长理论缺乏空间维度，但却涉及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同绩效的分析，这些分析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趋同或收敛的研究框架内。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运行存在稳态，而经济增长便是向稳态发展的过程，这也就意味着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具有一致性的趋势。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物质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技术进步能力的差异等，会导致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长差异的永久性，从而不会出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所说的趋同现象，经济增长并不必然意味着趋同（巴罗 等，2010）。由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在经济增长趋同方面不同的预言，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量针对趋同问题的研究。具体来说，对不同经济体经济增长趋同性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始于Abramovitz （1986）和Baumol（1986）的研究。Abramovitz（1986）的研究证实了生产率水平和生产率增长速度之间的反向变动关系，不过该关系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左右表现显著，而其它时期却存在明显波动；Baumol（1986）基于1870—1979年麦迪逊（Maddison）数据的研究表明，工业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存在显著的生产率趋同现象，计划经济国家区域经济趋同表现得较为平均，而不发达国家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趋同趋势。可以看出，这两位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明显差异，从而也并没有对经济趋同现象是否存在给出明确结论；同时，其研究方法也存在样本有偏、度量误差等不足。不过，这些研究带动了关于经济增长趋同问题研究的快速发展。随着各国经济增长的不断演进和计量经济方法的不断成熟，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趋同问题的研究也更为活跃，也相继提出了绝对β趋同、条件β趋同、σ趋同、俱乐部趋同等多种“趋同”概念（巴罗 等，2010），对各地区经济增长趋同类型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也层出不穷。

3.经济增长理论中的中国地区差距

我国学者从多角度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同问题展开了研究。从研究方法来看，学者们分别运用统计指标法、横截面回归法、时间序列分析法、分布动态法和综列数据分析法（邹薇 等，2007），分析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增长的趋同现象。从所涉及的趋同类型来看，徐现祥等（2004）对我国21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表明，我国城市的经济增长表现出绝对β趋同和σ趋同，并且该结果是稳健的；林光平等（2006）的研究则重点关注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是否存在σ趋同情况，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各省区经济增长表现出了σ趋同；袁立科（2010）等人研究了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条件β趋同，即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的条件β趋同和三大地区之间的俱乐部趋同；彭国华（2008）等人的研究则表明了我国地区收入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从经济趋同形成的原因来看，学者们主要从地区发展战略与政策、地区特定因素、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要素市场扭曲等方面进行解释（刘夏明 等，2004）。可见，上述研究并没有对中国经济增长趋同形式得出一致的结论，从而也难以判断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具体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在经济增长趋同框架下的研究中，起源于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对经济活动的解释不同，学者们相继提出了多种不同类型的趋同形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趋同性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然而，这些研究较多地关注趋同形式，而对趋同原因、过程、机制的研究略显不足。此外，上述研究对经济体的空间相关性与空间互动的研究还显得较为缺乏，这也使得缺乏空间维度成为经济增长理论框加下地区差距问题研究的明显特征。

二、传统空间经济学中的地区差距

1.缺乏动态性的传统空间经济学

从传统空间经济学来看，德国古典区位论的代表人物Thü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9）分别提出了“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中心地区理论”“市场区位论”，并在区位选择、集聚的动力机制、经济的空间结构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们的研究存在缺乏空间结构形成的微观基础和内在机制的模型化问题（藤田昌久 等，2011），也一直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古典区位理论之后的相关研究中，Hoover（1948）将集聚经济划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局部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并提出了导致经济活动空间差异的自然资源优势、集聚经济和运输成本三个基本因素；Isard（1956）将区位问题表述为一个关于运输成本与生产成本的标准替代问题；Alonso（1964）推导了居民和城市厂商的租地竞价曲线和农业竞租曲线，进而分析了供求平衡中的地价和地块形状；Henderson（1974）将整个经济视作一个城市体系，并论证了城市规模与福利之间的平衡以及其决定的城市理想规模（藤田昌久 等，2004）。

可以看出，在传统空间经济学的动态演进中，研究者们逐步借鉴并使用经典的主流经济学方法分析区位、城市等空间问题，但这些研究均以匀质的空间为基础平台，从而在竞争性均衡中无法出现城市、专业化的区域和贸易，也无法真正解释区位选择问题；再者，在上述有关空间和区位选择的研究中，一般采用静态分析法和比较静态分析法，从而使地理因素在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形成中动态演化的特征不足，也使区位的选择和经济空间布局的形成具有瞬间产生的质疑。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缺乏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纳入经济模型中的理想方法（藤田昌久 等，2011）。需要指出的是，是否同时具备非匀质空间和动态性特征，成为区分传统空间经济学与新空间经济学的重要依据（刘朝明，2002）。

2.传统空间经济学中地区差距的研究

按照分析的基础理论不同，传统空间经济学框架下对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可分为CP模型和本地市场效应两类。

（1）CP模型与地区差距

Krugman（1991）所建立的“核心—边缘模型”（Core Periphery Model，简称CP模型）考虑的是一个两种要素（不可流动的农业劳动力和可流动的工业劳动力）、两个部门（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和垄断竞争的工业部门）、两个地区（南部和北部）的2×2×2模型，并假设农产品无运输成本，而制造业产品存在“冰山成本”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并不考虑运输成本， 但现实贸易中的运输成本又是客观存在的，从而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1952）创造了“冰山成本”的概念，并建议人们想象货物在运输途中“融化”掉了一些，最终只有一部分能达到目的地，损失掉的那一部分便是运输成本。 。在经济的演化中，受由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形成的“集聚力”和由市场拥挤效应形成的“分散力”及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作用，在运输成本足够低、制造业有差异的产品种类足够多和制造业的份额足够大等条件满足的情况下，制造业“中心”和农业“”的空间格局终将形成。可以看出，CP模型框架下对地区差距的研究主要强调两点：其一，集聚力与分散力的形成及其相互作用；其二，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作用。CP模型对“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快速推进和大都市迅速成长，而乡村地区人口锐减”等经济现象有着强大的解释力，从而在问世伊始就受到了广泛关注。后来，包括Krugman本人在内的诸多学者对CP模型进行了完善和创新，而以CP模型为基础的一系列类似模型也纷纷建立（Baldwin et al，2011）。

（2）本地市场效应与地区差距

在新古典贸易理论难以完全解释复杂贸易实践及新贸易理论缺乏经验证据的困境下，Krugman （1980）指出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存在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较大国内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也就是说，若某地对某种产品有较大的偏好和需求，那么该产品在该地区生产将进一步导致较大规模市场上某种产品的分布大于其需求，这就是著名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至于本地市场效应与地区差距的作用机制，库姆斯等（2011）指出，本地市场效应的生产函数假设：生产要素除了同质的劳动力之外，还包括属于全体劳动者所有的资本，从而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所获得利息仍归劳动者所有，地区差距也存在没有拉大的可能性；从模型结果来看，在短期，某地区需求的增加在导致产量增加的同时也引起平均成本的下降，该规模收益递增也将进一步提高厂商的盈利能力，从而那些选择市场规模较大地区的厂商较选择市场规模较小地区的厂商能获得更大的利润；但从长期来看，核心区对新厂商的吸引在加大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差异的同时，也加剧了内部厂商之间的竞争，这也就阻碍了厂商进一步向核心区集聚的趋势；这两种相反力量的共同作用就是“本地市场效应”的效应，而地区差距是否拉大则取决于上述两效应的合力。

鉴于本地市场效应这一概念在新贸易理论中的关键性，检验其是否存在便是一个重要问题。Davis等 （1996）基于OECD国家相关数据的检验，并未能发现本地市场效应；然而，在考虑到市场准入因素后，再次对日本和OECD国家的需求和产出数据的测算却支持了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Davis et al，2003）。随后，Schumacher（2003）、张帆等（2006）、Crozet 等（2008）分别研究发现OECD国家、中国、世界银行观测的25个国家等均存在本地市场效应。

3.传统空间经济学中的中国地区差距

（1）CP模型与中国地区差距

随着CP模型的完善与发展，以该模型为基础对中国地区差距问题进行分析的文献也不断出现。李杰 （2009）的分析表明：由贸易自由度提高带来的集聚力和知识溢出带来的分散力，对我国产业布局具有显著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该影响导致地区差距形成的机制。许政等（2010）分析了到大城市和大港口的距离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证明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与该距离之间的关系符合CP模型的预测，这也从另一侧面阐述了中国城市间的地区差距问题。此外，安虎森等（2010）运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分析了东部地区经济集聚、地区差距拉大等问题，并基于此给出了推动我国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可以看出，CP模型框架下中国地区差距的上述研究似乎都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上：地区差距的拉大引致减小地区差距的政策需求，而减小地区差距的重要措施则是限制引起地区差距拉大的熟练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向东部地区的进一步集聚，或者推动落后地区熟练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集聚。事实上，该逻辑是否成立还需通过相应的标准来判断：其一，集聚与地区差距是否存在临界点，即临界点之前进一步集聚将会拉大地区差距，而临界点之后的集聚反而有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那么在未达到临界点之前政策干预的必要性就值得商榷；其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并不意味着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善。进一步地，若经济活动的集聚对中心地区居民的福利增加大于对地区居民福利的损失，从而形成经济学中效率与公平的基本矛盾，在该情形下，是否进一步推动集聚还取决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藤田昌久 等，2004）。

（2）本地市场效应与中国地区差距

张帆等（2006）基于对经典模型改造的研究和实证检验表明，中国至少存在七个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而本地市场效应在中国各地生产和贸易类型的选择上起着重要作用，并建议产业布局时应考虑本地市场效应的分布而不是要素禀赋的分布。钱学锋等（2007）通过对本地市场效应相关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综述，发现该效应对不同规模国家的影响难以界定，而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战略发展举措应注重本地市场的发展。梁琦等（2012）提出解释地区差距的新视角，即异质性企业的区位选择，他们也主张落后地区通过技术引进、人力资本积累等措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范剑勇等（2010）的研究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促进产业集聚的同时不会扩大地区差距，并说明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可以兼容的，而该结论的进一步的推论则是加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的集聚，但同时要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外来农民工的做法。可以看出，上述关于本地市场效应与我国地区差距分析的结论并不一致，从而导致在“是否进一步推动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等政策建议上也出现了不一致。

事实上，上述基于CP模型和本地市场效应的分析，具有前提假定（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等）较为现实等优势，但是缺乏对“块状”特征形成中的动态性的认识，对知识经济时代集聚力与分散力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分析也显得较为缺乏（Fujita，2007），这些问题与缺陷也进一步导致了不同研究在地区差距问题治理上的思路也不同，因此全面、动态地认识及治理地区差距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视角下的地区差距

1.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维度的融合

Dixit等（1977）开发了垄断竞争模型（简称D-S模型），使得垄断竞争和收益递增能够顺利模型化；Krugman（1991）也基于此建立了前文所提及的著名的“CP模型”；随后，藤田昌久等（2011）借鉴D-S模型并结合冰山成本、动态演化和计算机运用，很方便地解释了经济活动的地理结构和空间分布是怎样在“向心力”和“离心力”这两种作用力下形成的问题，从而开创了被他们命名的“空间经济学”的研究。空间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以此来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何时得以维持”、“在不存在空间集中的情况下，对称均衡何时会变得不稳定”这两个基本问题，并通过这些问题的分析探讨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变动及其规律。当然，这些分析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它们依然属于静态分析，而核心与边缘的形成似乎是瞬间发生的（Ikeda et al，2012），从而并不适合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值得肯定的是该分析为将空间维度纳入长期经济增长分析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后来，在上述D-S模型和CP框架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探索了经济增长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的融合方式，并发展出一系列分析微观异质劳动者、异质企业与总体经济相互影响的经典模型，重新解释了现实中要素流动、经济集聚与经济活动的地理分布的关系。与传统空间经济学相比，这些模型与分析最明显的特征在于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体现了动态性问题，这也为传统空间经济学融入主流经济学提供了有效路径。具体来说，根据他们所关注的要素不同，有关这两者融合的模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类：（1）Baldwin （1999）等重点关注了资本的损耗与创造在经济增长及其空间布局决定方面的作用；（2）Baldwin等（2001）、Mori等（2005）、Fu 等（2012）重点关注劳动力因素在内生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区位选择中的作用，其中第一项研究以劳动力不可流动为基本假设，而后几项研究以劳动力的完全流动为基本假设；（3）Martin等 （2001）重点关注R&D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空间结构的影响；（4）Fujita等（2002）、谭成文（2009）则从劳动力因素和R&D因素结合的视角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及其空间结构问题。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均从最基础的生产要素入手研究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形成机制，从而具有牢固的微观基础，但其也存在缺陷，至少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对上述研究做出拓展：其一，上述研究对劳动力流动的假定往往处于极端状态（不流动或完全流动），因而可考虑向劳动力流动的中间状态拓展；其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溢出、信息外部性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Fujita，2007），可考虑将这些因素纳入分析框架。

2.双维度下的地区差距研究

在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简称双维度下），上述理论研究也涉及不同地区在均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率不同，从而也间接地引申出了地区差距问题。具体地，根据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双维度下有关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基于基本生产要素的研究。Faggian等（2009）、Gennaioli等（2011）基于对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区分，分析了不同类型劳动力对区域生产率的影响，进而分析了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分析表明：熟练劳动力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非熟练劳动有非显著影响；而Henderson（2003）、Brülhart 等（2009）基于跨国数据的研究则表明了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关系和“倒U”型关系。可以看出，关于以劳动力为例的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作用方向如何，这些实证研究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二是基于产业组织层面的研究。由于结论的不一致性及中间机制的不明确性等原因，一些研究开始直接检验产业层面的集聚对经济增长绩效的影响，如Brülhart等（2009）、Drucker等（2012），但前者的分析表明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并指出临界点大约为10 000美元；而后者则认为经济集聚并不是产业结构效率提升和经济增长的中间机制，重点在于培养有利于知识溢出和创新的内外环境。总之，从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双维度下地区差距研究来看，这些研究从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等）出发，逐步演化到从产业集聚层面直接检验集聚与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关系，但这些研究结论并没有达成一致，原因可能在于：其一，仅限于对劳动力、资本等单一要素的分析，而经济增长则是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而在建模伊始就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其二，各方面的研究要么从要素出发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直接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然而经济增长有其内在逻辑，从要素集聚、产业集聚到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也有其作用和传导机制，因此，只有在理论上廓清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进行更为客观、科学的实证检验。

3.双维度下的中国地区差距

总体上来说，在经济增长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对中国地区差距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但一些研究关注了不同要素的空间集聚，并分析了这些集聚与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关系，从而我们将其纳入双维度下的中国地区差距研究。张卉等（2007）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但不同集聚结构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不同。李胜会（2008）基于以CP模型为基础的LS模型的分析表明，核心—边缘结构下核心区的经济增长率往往高于边缘区的增长率，从而导致了地区差距，并以我国广东省的数据为例作了验证。何雄浪等（2012）则认为是地区间消费者偏好水平的不同决定企业与劳动力的流动方向，而发达地区则意味着消费者的偏好更加多元化。胡晨光等（2012）认为基于社会关系“嵌入性”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以及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双重分工，在集聚形成及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产生中具有重要影响。可以看出，上述研究在对我国地区差距形成的分析中，已经初步建立了“生产要素—经济集聚—经济增长—地区差距”的逻辑思路，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该逻辑形成的具体机制，并结合相应地区的实际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此外，双维度下的实证检验不足，其原因主要在于：其一，模型中的一些变量难以在现实中找到合适的表征指标；其二，空间经济学基本假设中的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征；其三，模型假设相对严格，但放松假设却造成模型难以处理，形成要使用真实世界的数据就必须修正模型但又无法修正的困境（藤田昌久 等，2011）。

综上所述，目前的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的融合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为借鉴、吸收、利用不同领域分析的优势，共同解决现实世界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很大方便，也为从更合理视角分析地区差距问题拓展了视野。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研究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用其对现实经济问题作实证检验还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如何改进模型进而进行实证检验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对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其结合框架下对地区差距及中国地区差距问题研究的文献回顾，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与启示：

第一，应该将动态性与空间维度同时纳入地区差距问题的研究框架。经过近年来的发展，经济增长理论对时间问题的处理方法已经较为成熟；而空间经济学则以经济活动空间“块状”分布为研究主题，且具有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等一系列较为现实的前提假定等优势；因此，若二者结合显然可以将时间与空间同时纳入研究视野，而近几年两个框架结合的一些建模也说明了二者融合具有可行性。总之，地区差距问题是在经济动态增长中逐渐形成的、在地理空间上表现出来的经济现象，从而从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视角有利于客观分析地区经济增长差异的内生形成机制，也是全面、客观认识该问题的理想切入点。

第二，进一步重视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等“知识关联”因素的作用。毋庸置疑，劳动力、资本等传统因素对经济增长及地区差距的形成具有显著作用，但技术进步、知识溢出等因素也是对经济增长与地区差距产生作用的更为本质性的因素（Fujita，2007）。基于此，在智力社会（Brain Power Socirty），经济空间分布的变化也必将与经济因素和知识领域的作用双重关联。因此，为全面理解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的内生机制，理想的思路便是将劳动力、资本及技术进步、知识关联等因素同时纳入分析框架。不过，这种处理方式无疑会放大模型的复杂程度，进而进一步加大实证检验的难度。目前，具备操作性的思路是在传统因素和知识关联因素中分别选择更为本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

第三，应对地区差距的演变方向做进一步的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及其结合框架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对于是否应进一步促进经济向“核心区”集聚进而推动“核心区”的进一步发展尚未得出相对统一的结论，也就是说，地区差距的发展方向如何还有待进一步分析。事实上，经济增长和经济地区空间布局的冲突所反映的是效率与公平这一经典的经济学矛盾，而该矛盾的解决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协助公共决策的整合框架。此外，空间经济学认为由资源禀赋、地理的天然属性等构成的“第一性”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现象，一些资源禀赋匮乏国家的快速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佐证，那么，目前的落后地区或“边缘”地区如何快速发展便是该框架下值得探讨的另一议题。

第四，进一步探讨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实证检验的方法。针对经济增长理论与空间经济学结合框架下实证检验不足的缺陷，进一步丰富二者结合视角下实证检验的思路主要有：一是进一步完善二者结合视角下的模型，按照既有利于反映客观经济世界、又易于实证检验的思路建模；二是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数据仿真技术，尽量使该技术能够反映客观经济世界，从而科学指导决策；三是进一步拓展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借鉴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理论，建立一整套包括空间数据统计、空间数据分析、空间数据建模等内容在内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方法。

参考文献：

安虎森，李锦.2010.适度的“政策梯度”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项[J].学术月刊（1）：7379.

巴罗 R J，萨拉伊马丁.2010. 经济增长[M].2版.上海： 格致出版社.

范剑勇，谢强强.2010.地区间产业分布的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J].经济研究（4）：207119.

何雄浪，杨继瑞.2012.企业异质、产业集聚与区域发展差异[J].学术月刊（7）：8289.

胡晨光，程惠芳.2012.要素优势与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J].学术月刊（5）：8693.

库姆斯，P P T 迈耶，J F 蒂斯.2011.经济地理学：区域和国家一体化[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杰.2009.基于空间内生增长理论的区域差异成因探析[J].南开经济研究（3）：87107.

李胜会.2008.基于空间经济学视角的地区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5）：3946.

梁琦，李晓萍，吕大国.2012.市场一体化、企业异质性与地区补贴——一个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新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1625.

林光平，龙志和，吴梅.2006.中国地区经济σ收敛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4）：1421.

刘夏明，魏英琪，李国平.2004.收敛还是发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争论的文献综述[J].经济研究（7）： 7081.

刘朝明.2002.新空间经济学：21世纪经济学研究的主题[J].中国软科学（3）：104108.

罗默 D. 2009.高级宏观经济学[M].3版.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彭国华.2008.我国地区经济的“俱乐部”收敛性[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2）：4957.

钱学锋，梁琦.2007.本地市场效应：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新进展[J].经济学（季刊）（3）：969990.

谭成文.2009.经济增长与集聚——新经济增长和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探索[M].北京：商务印书馆.

藤田昌久，J F 蒂斯.2004.集聚经济学[M].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藤田昌久，M P 克鲁格曼，A J 维纳布尔斯. 2011.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徐现祥，李郇.2004.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趋同分析[J].经济研究（5）：4048.

许政，陈钊，陆铭.2010.中国城市体系的“中心—模式”[J].世界经济（7）：144160.

袁立科.2010.区域外部性、对外开放与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收敛[J].当代经济科学（4）：4651.

张帆，潘佐红.2006.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中国省间生产和贸易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307328.

张卉，詹宇波，周凯.2007.集聚、多样性和地区经济增长：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3）：1629.

邹薇，周浩.2007.经济趋同的计量分析与收入分布动态学研究[J].世界经济（6）：8196.

ABRAMOVITZ M. 1986.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J].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2）： 385406.

BALDWIN R E. 1999. Agglomeration and Endogenous Capital[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253280.

BALDWIN R E，MARTIN P，OTTAVIANO G I P. 2001. Global Income Divergence，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Geography of Growth TakeOffs[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537.

BALDWIN R E，FORSLID R，MARTIN P. 2011.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ublic Polic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AUMOL W J. 1986. Productivity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721085.

BRüLHART M，SBERGAMI F. 2009. Agglomeration and Growth： CrossCountry Evidence[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4863.

CROZET M，TRIONFETTI F. 2008. Trade Costs and the Home Market Effec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309321.

DAVIS D R，WEINSTEIN D E. 1996. Does Economic Geography Matter for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DAVIS D R，WEINSTEIN D E. 2003. M Arket Access， Economic Geograph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 Empirical Tes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23.

DIXIT A K，et al.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3）： 297308.

DRUCKER J，FESER E. 2012.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 Analysis of Productivity in Thre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2）：114.

EKELUND R B，HéBERT R F. 1999. Secret Origins of Modern Microeconomics： Dupuit and the Engineer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AGGIAN A，MCCANN P. 2009. Human Capit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M]. Handbook of regional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eories：131151.

FU Y，GABRIEL S A. 2012. Labor Migration，Human Capital Agglome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473484.

FUJITA M. 2007. Toward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Brain Power Society[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4）：482490.

FUJITA M，THISSE J F. 2002. 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 Cities，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Regional Growth[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NNAIOLI N，PORTA R L，LOPEZDESILANES F，SHLEIFER A. 2011. Human Capit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HENDERSON J V. 2003. Marshall’s Scale Econom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128.

HELPMAN E. 2004. The Mystery of Economic Growth[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KEDA K，AKAMATSU T，KONO T. 2012. Spatial PeriodDoubling Agglomeration of a CorePeriphery Model with a System of Cities[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5）：754778.

KNAAP T. 2004. Models of Economic Geography： Dynamic， Estimation and Policy Evaluation[M]. Labyrint Publications.

KE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3）：483499.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 950959.

MARTIN P，OTTAVIANO G I P. 2001. Growth and Agglomeration[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4）： 947968.

第5篇

【关键词】 增长极理论 旅游业 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聚集效应

一、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增长极理论以地区内不均衡发展为基础主张，提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区位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或产业带动，主张选择这些地区或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和其它产业发展。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主要表现为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扩散效应主要表现为生产要素向转移。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极化效应削弱，扩散效应加强。

增长极体系有三个层面：①先导产业增长；②产业综合体与增长；③增长极的增长与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此理论框架下，经济增长被认为是一个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递进，有机联系的系统。增长极理论主张通过政府的作用来集中投资，加快若干条件较好的区域或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周边地区或其它产业发展。这一理论的实际操作性较强。

二、 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经济发展现状

2004年10月，第三届川滇藏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协调会在成都召开，川滇藏三省区在会上就发表了携手打造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合作宣言，旨在将香格里拉打造成世界级的旅游品牌。“香格里拉”包含了四川、云南、的大部分旅游区，三省区目前正在建立香格里拉旅游环线。川、滇、藏三省区将在各自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与环境保护、旅游资源开发、编制区域发展规划方面的联合与协作不断加强的情况下，重点将实施对旅游区范围进行总体规划等问题，并对“香格里拉”区域内的旅游区功能、基础资源、生态环境、产业选择等问题进行科学论证。选择重点地区先期发展特色旅游，联合推荐促销精品旅游线路，带动当地经济结构的调整。

据悉，2002年云南省旅游部门率先抛出“橄榄枝”，欢迎四川、等省区联手合作保护和开发香格里拉，四川省目前已率先投资49.3亿元打造川滇两省内交界处的旅游景区，并制定了一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则通过去年国际旅游交易会期间与云南在“茶马古道”的开发上进行了尝试，出台了“大香格里拉”计划。区域联合开发香格里拉的框架已经形成。2001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中甸县更名为香格里拉县，香格里拉县成了滇川藏三省区“大香格里拉”品牌的核心。巨大的品牌价值，不仅催热了当地的旅游产业，还有力地带动了当地各种产业的发展，香格里拉旅游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数据显示，去年香格里拉县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231万人次，较上年增长58%，实现旅游社会总收入20.3亿元。而迪庆州接待游客数量5年内从几十万猛增至200多万人次。香格里拉县去年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达8.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7.5%，占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4.3%。

三、 结合增长极理论分析旅游业对“大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1)拉伸旅游产业链，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发挥其产业集聚效应。旅游业是关联度很高、带动性很强的朝阳产业，任何单独的旅游企业或者单独的景区都不能提供完整的旅游产品，旅游产业是由一连串横向联系的企业构成的产业链，能为旅游者提供从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到全套景点组合。发展旅游业需要有良好的环境基础条件，相应的旅游服务设施配套、齐全。旅游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大香格里拉”区域内公共设施服务业、娱乐服务业、旅馆业、餐饮业、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等的发展。近一年来，自治区在“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境内，投入了6000多万元，对昌都强巴林寺旅游基础工程、八宿县然乌湖旅游景区等风景区进行的重点建设，扩大旅游服务设施总量，形成功能齐备、运作有序、服务规范的现代旅游服务体系。云南省在“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云南境内，投资500多万元，兴建了香格里拉县噶丹松赞林寺旅游服务站、小中甸扎文化生态苑安、德钦县佛山乡老西集镇市政容貌以及德钦县弦子节庆广场；昌都地区评审了2家三星级的宾馆、1家二星级的宾馆和8家旅游定点宾馆饭店，创办了地方性旅游文化娱乐公司，在旅游区开展地方民俗表演等传统文化娱乐节目，促进旅游企业规范化、科学化、多元化的经营体系的建立。

(2)创造就业岗位，缓解了就业压力，加速人才的培养。目前，三省区已开通了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互联网旅游信息服务，以“香格里拉”命名的旅游服务网站就有10多个，大大方便了广大旅游者。一年来，三省区相互协作，加强了旅游人才的交流，自去年5月以来，四川省旅游局为自治区培训了100名导游，为昌都地区培训了民族旅游管理人才10名。同时，旅游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有效缓解了就业压力，随着外来旅游人员的增多，丰富了当地的知识文化，带来先进的技术理念，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民的文化素质。

(3)带动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吸引外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旅游业具有特殊的低重心启动作用和明显的关联带动功能，尤其适合于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基础薄弱、城乡经济二元结构突出的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中，旅游业还是一个有助于改善投资环境、“让世界了解本地，让本地走向世界”的“先导产业”，是吸引境外人士来本地的主渠道，也是吸引外商从事经贸活动的重要媒介。大香格里拉区域旅游资源的丰富性与经济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性，决定了旅游业不仅应当是该区域的第一大主导产业，而且在带动本区域对外开放和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交流方面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因此，大香格里拉区域以旅游业的发展方式来带动扩大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是本区域应该走的最有效的途径。按照增长极理论由点带面，由局部带动整体的原则，在打通香格里拉旅游小循环的基础上，尽快把分布在川滇藏各个区位的高品位旅游资源串通起来，构建大香格里拉的旅游大循环，以形成对外旅游的竞争力。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走生态旅游之路，是大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选择。积极培育旅游业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对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殿廷.区域经济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马勇，李玺.旅游规划与开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曾德超.增长极理论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经济与管理研究，2005(12).

第6篇

[关键词]城市蔓延；精明增长；内涵式，策略

[中图分类号]TB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9 ― 0046 ― 02

20世纪末，美国规划界针对城市的无序蔓延，郊区快速扩展，致使城市用地不断扩张，进而产生城市交通阻塞、环境污染和破坏、侵占农用地、传统文化丧失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城市精明增长理论〔1，2〕。其目的是抑制无序的“城市蔓延”问题，促进城市再发展，保护城市资源与环境，科学合理地规划城市发展。精明增长理论是基于提高城市土地有效利用效率的基础上，提出控制城市扩张发展、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理念〔3〕。它通过采取不同策略对城市扩展的总量、结构、位置、方向、时序、政策和效率，进行理性的约束或引导，抑制城市的无序蔓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城市资源环境的有效配置，引导城市内部各要素合理的布置、分配和流动。当前，我国土地资源正面临着保护耕地、城镇发展、生态建设三方面的问题〔4〕，探索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科学高效集约利用，最终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成为必然。因此，在城市建设中利用精明增长理论，规划城市周边的自然资源、生态敏感区和城市发展区，老旧城区的土地填充式开发、再开发，从而扩大城市开发空间，是解决城市的无序蔓延问题有效手段。基于精明增长倡导的土地再开发模式，本文探索齐齐哈尔市劳动湖西侧老城区内涵式再开发的途径。

一、 概述

齐齐哈尔市是一座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古城，同时也是一个开发潜力巨大的新兴工业城市。中国一重、齐二机床、齐重数控、齐轨道装备等一批国家支柱企业在此落户，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在自然环境方面，齐齐哈尔生态环境优良，背靠大小兴安岭，地处松嫩平原腹地，境内植被良好，天然林资源丰富，嫩江沿齐齐哈尔市而过，湖在城中穿行，毗邻国家自然保护区扎龙湿地。齐齐哈尔城市坐落在嫩江冲积扇平原上，形成了城市周边为肥沃的农田。目前保护这些自然资源和城市开发扩展形成了矛盾。为此，齐齐哈尔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确立了城市发展规划目标为：建设“装备工业基地、绿色食品之都、滨水园林城市、生态旅游地、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发展总体定位。因此，探索齐齐哈尔市城市发展成为了齐齐哈尔各方面关注的焦点。

目前齐齐哈尔市采用了组团式结构城市发展模式，形成一个带状大气通透，道路通畅的沿江抱湖的中心区，四个卫星城区协同发展的格局。这就要求城市发展采取分区引导、集约和混合使用土地、废弃地再利用、老城区综合改造再开发利用、保护开敞空间和环境资源等精明增长措施，达到抑制齐齐哈尔市城市蔓延。目前齐齐哈尔因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使城区不断急剧扩张，需要利用城市空间精明增长理念，抑制开发新建城区，同时，通过采用填充式和再开发等手段，挖掘已建城区再发展的内潜空间，强化已建城区的综合改造和利用，形成齐齐哈尔城市内涵式发展的模式，为齐齐哈尔城市未来发展奠定基础。笔者认为精明增长理论包含着高效的内涵式发展理念，对于指导城市社区集约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该理念，探索了齐齐哈尔市劳动湖西侧已建的城区内涵式规划的策略。

二、 精明增长理论在城市改造中的应用

齐齐哈尔市劳动湖西侧、嫩江东侧、碾北公路以南、嫩江公园以北为扇形区域，简称该区为“湖西区”。该区域沿江环湖，自然环境优越。区域中心西侧为市政办公区，东侧为齐齐哈尔大学与之辉映。区域内既有城市行政管理服务中心，也有文化教育中心。该区域交通畅达，纵向有文化大街、党校大街、新明大街，形成强轴；横向有新江路、文化路、通江路形成横向交通辐射带。在“湖西区”内有新近建成的纯水岸等社区，也有如齐齐哈尔大学的家属和滨湖等老的社区，还有正在开发建设的林华小区和万达广场等社区。其中2000年前老社区较多。在老旧社区中，存在社区服务功能不全，绿地面积和房屋单元建筑面积较小、建筑节能较差，公益用房简陋、服务设施不完善等先天缺陷，以及社区日常管理制度不健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探索利用精明增长理论，改造老社区房屋建筑，挖潜老社区人文资源、充分利用依江面湖等自然环境，更新增加社区配套设施，使老社区经改造更新，达到道路通畅、环境优异，房屋节能保温，房屋结构安全、建筑面积适宜，社区服务设施完备齐全，环境优异的高品质现代城区，成为本文研究重点。

（一） 强化要素之间的沟通

“湖西区”的特点是以中华西路两侧的齐齐哈尔市行政区、和平广场、齐齐哈尔大学、实验中学、民族中学和朝鲜族中学等形成“湖西区”的行政文化教育中心，其他居民社区都围绕这个中心规划建设，同时中华西路是一条贯穿该区域东西方向的公共服务聚心主轴，并有劳动路和新江路与之横向配合，文化大街、党校大街和新明大街贯穿区域南北方向，形成的南北服务主轴。纵横交通形成扇形聚心畅轴的“湖西区”。

虽然该区域规划格局清晰，但目前该区域内存在大量的老旧的社区，疏通不畅，不能配合交通主轴形成有效的主轴辐射半径的效应，影响各类功能要素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具体改造措施如下：

1.基于目前该区域交通规划格局，在齐齐哈尔市总体规划的指导下，从保护和利用“湖西区”周边良好的自然景观资源入手，拓宽改造主轴两侧主干道，疏通次干道，以及各社区街道，强化交通主轴辐射半径效应，减缓主轴交通压力，形成文化聚心、要素交流通畅，主轴辐射效应明显交通网；2.强调旧城区改造与城市整体及区域发展相协调一致，要求对城市用地提出具体的再改造规划策略，完善区域功能要素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功能；3.有针对性地指导老旧社区、老旧街道改造建设，加强区域内外各类功能要素的沟通联系，提高社区服务品质，逐步形成交通高效、便民畅达，集约化的高品质社区。

（二） 老旧房屋整治的策略

老旧房屋改造是城市建设再开发，走内涵式发展，提升居民生活品质一个重要建设规划内容，同时也是抑制城市蔓延速度重要手段。目前“湖西区”存在大量老旧小区，其建设标准不高、设施陈旧、功能不配套。其中，老旧的房屋缺点主要表现在建筑面积小，房屋格局不合理，墙体、门窗和屋面保温性差，建筑给水、排水、供热、电气、通信、防水，供气设备老化，严重的影响社区居民生活品质。因此，基于该城市的总体规划，着眼于“人文科技、绿色节能、环境友好”的“湖西区”内涵式发展理念，以改善民生为核心，以优化“湖西区”人居环境、提高居住品质为目标，对“湖西区”老旧房屋进行改造。具体改造策略如下：

1.配合“湖西区”聚心畅轴交通规划理念，在现有小区规划基础上，重新规划老旧社区，坚持沿街建筑适度退让，拓宽并疏通街道，形成交通舒畅，强化交通主轴辐射半径效应。

2.基于现代建筑技术，加固房屋结构，改造建筑格局，增加建筑层数，以及增加相应的服务设施，形成建筑面积适宜，结构合理，设施完善的新的现代建筑。

3.基于城市的总体规划，沿江临湖地段坚持建筑合理布局，科学规划设计，形成完美的水滨建筑的天际线。

4.城市建筑的改造应绿色节能环保理念先行，强化建筑保温节能改造，坚持科学规划，连片老旧小区再开发，形成规模效应，严禁见缝插针式的新建单体建筑，合理把老旧建筑换成绿地，赋予社区新的生命力。

5、结合“湖西区”优越的自然环境，利用新的建筑材料和科学技术，如内外墙涂料、太阳能、屋顶绿化等措施，美化湖西各社区建筑，形成环境宜人，建筑与湖水、江水相映的高品质现代的“湖西区”。

（三） 服务设施改造策略

随着人们文化和生活品质的提高，居民对社区的服务设施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目前公共设施老旧和不完善已经成为老旧社区再开发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湖西区”服务设施规划改造策略如下：

1.以人为本，对“湖西区”老旧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再规划和再开发，改造和增添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形成完备的社区设施服务体系。

2.在设施配套建设中，要求地下地上的设施，如给水、排水、供暖、供气、供电、停车等服务设施，同时配套设施建设中重视小巷服务设施建设，加大主街辐射半径。

3.整体规划居民医疗、健康、养老、娱乐、停车位、购物、垃圾处理站、学校、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设施建设。

4.培育“湖西区”内文化、商业、医疗等服务行业发展，凸显该区域文化特色，增强区域内服务辐射动力效应。

（四） 环境保护及利用

“湖西区”依江面湖自然资源丰富，为了营造集约宜人的滨水人居环境，保护和利用沿江面湖景观绿化带，从而形成绿带绕城的环境。具体资源环境规划策略如下：

1.规划要求沿街沿路设置休闲绿地、拆墙透绿，形成沿街两侧绿树成荫，环境品质优雅的“湖西区”。

2.以中华西路为文化建设中心，为“湖西区”注入人气和活力，使之成为居民与“湖西区”生态环境交流的重要空间。

3.以文化大街、党校大街和文化-党校大街、新明大街和沿江沿湖，形成“湖西区”南北向的景观绿化带，构建“湖西区”绿色生态、人文生态，提升“湖西区”生活品质。

4.以景观公共交通规划图和绿带相结合，利用沿江面湖景色和绿带活动空间，加强片区绿色景观围合感，增强沿江面湖，主轴两侧绿化带空间形态的整体性，提升“湖西区”环境居住品质。

通过以上措施，使得该区域内公共空间中心，集中设置于中华西路两侧，强化主轴效应，服务半径更加合理，体现了区域内公共资源的集约化原则。通过对社区改造和服务设施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土地资源合理再利用，形成保护和利用“湖西区”周边优美的滨水环境，使区域内景观环境、公共设施得以高效利用，提升居住品质空间，创造集约化的滨水人居环境。

三、 结论

总之，基于精明增长理论，城市的扩展应走内涵式发展模式。通过再规划，再开发，改造区内老旧交通、房屋、环境等，营造集约的人居环境，实现内涵式城市发展理念，可抑制城市发展的无序蔓延。

〔参 考 文 献〕

〔1〕马强，徐循初.“精明增长”策略与我国的城市空间扩展〔J〕.城市规划汇刊，2004，（03）：18-19.

〔2〕刘海龙.从无序蔓延到精明增长-美国“城市增长边界”概念述评〔J〕.城市问题，2005，0（3）：67-69.

第7篇

关键词：国际贸易 区域经济 机制

一、国际贸易制度因素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从制度变迁、贸易政策、政府的行为等方面来研究制度因素在国际贸易过程屮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去探讨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性的因素。

第一，国际贸易通过制度变迁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使得经济增长。制度通过一种制度变迁对国际贸易及经济增长就必然会产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制度变迁可通过契约约定来减少风险；（2）制度通过创新来改变一国国际贸易的路径依赖。

第二，国际贸易的制度因素通过R&D溢出效应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不同的制度安排对国际R&D溢出的影响也不同，制度质量越高，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R&D溢出也更多，从而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制度通过影响国际贸易的R&D溢出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1）加强营商软环境状况来提高技术溢出的制度安排；（2）加强教育体系的建立促进一国的技术溢出；（3）建立知识及产权的保护体系促进一国的技术溢出；（4）制度能加强市场化程度达到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目的并以促进技术溢出。

第三，国际贸易通过制度的合约实施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对于合约实施制度对国际贸易及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介约实施制度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时主要分析制度与贸易的主体，阐述合约实施制度与一国比较优势。许多理论多从技术的差异、要索禀赋、规模经济导致的产品差异等方面来考察国际贸易。

第四，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度安排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国际贸易政策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过程中也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贸易的发展，各国对外贸易的干预措施也在不断加强，并影响国家的贸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在许多国家代替了自由贸易政策，各国均为自己的利益设置了关税和非关税障碍。

第五，国际贸易的政府行为影响经济增长。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为及其作用往往是被限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的，即使是国际经济行为，也只能理解为从一国利益出发，在一国范围内实施的行为。从政府行为的角度看，作为一种公共权力，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政府行为对国际贸易及增长的影响通常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相关。

二、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

第一，国际贸易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国际贸易既是商品在全球配置的重要手段，同时他也以货物为载体使知识和技术在国际上传递。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歩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这与传统理论中归结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增加不同，但是显得更合理。国际贸易作用技术进歩的载体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使得贸易国技术创新。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促进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机制。

第二，国际贸易从进出口贸易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经济学将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马车，可见出口贸易作为其中之一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第三，从国际贸易角度看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而作为作随际贸易而来的FDI来说，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国际贸易与FDI均是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的结果，是两种国际分工的具休农现形式。FDI和国际贸易及其结构之间的关系为替代关系、互补关系、跨时期转递关系和不确定关系。

第四，FDI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具有（1）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区域经济增长；（2）FDI实现技术外溢的途径。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体现在促进引入国的生产效率、管理能力、技术水平等方面，这些对经济增长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FDI实现技术溢出主要通过示范、竞争、关联、人力流动等方而来实现；（3）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促进经济增长；（4）FDI推动制度改革以拉动经济增长。

三、小结

本文探讨国际贸足进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分析，从国际贸易的制度因素、技术进歩、进出口贸易、FDI等方面，从理论上去分析和评判国际贸易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途径、机制，同时研究的重点多放一个国家内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性的研究上。第一，分析了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主要从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造成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性的机制來分析。第二，分析了进出口贸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第三，从国际贸易角度分析了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

参考文献：

[1]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项义军，《国际贸易》[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版.

[3]郝寿义、安虎森主编.《区域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第8篇

【关键词】价值 劳动 分配 区域经济

一、劳动价值论简述

劳动价值论贯穿于整个《资本论》，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基础，是马克思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也是理解基本经济制度的枢纽。马克思发现劳动价值论即创造价值的源泉，是在继承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论合理内核等理论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新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商品的二因素，即使用价值与价值。马克思第一次确定了是劳动形成价值，确立了决定商品价值的是抽象的人类劳动，指出价值量不是取决于个人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生产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第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具体的有用劳动，它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它又是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如果没有社会分工，就不存在劳动者之间交换不同，劳动的产品的问题。如果把劳动的外在形式升华，进行生产活动的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正是这种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

第三、马克思关于价值形式的论述。对于交换价值，马克思下的定义是：“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商品的不同的使用价值可以按一定的比例交换，是因为使用价值中存在共同的东西，就是劳动产品中都包含着人类的无差别的劳动，它不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而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交换商品，实质上是交换人们的劳动，以投入的一般人类劳动作为双方按比例交换的根据。

第四、“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价值的本质。劳动产品一旦成为商品，取得商品形式之后，“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二、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相关概念

（1）H.Siebert在《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与政策》一书中将区域作为一个中间性范畴描述，他认为一个区域概念介于无空间维的总量经济与定义为一系列空间点的高度分散的经济体系之间，它使得人们可对众多单个企业作某种程度的总量分析而无需对整个国民经济做全面的总量分析。然而这个说法十分晦涩，因此本文将采用陈秀山、张可云的定义，即区域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地区，它同另外的地区之间不存在边界和相应的经济上的壁垒。

（2）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区域内在一定时期内产品与服务总产出量的增加，可用国民生产总值等指标来衡量。长期以来，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是并不确切的。准确的说，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而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

（3）区域增长理论流派甚多，相应的阐释也不尽相同。其中主要有演绎的和归纳的、单一决定论和多因决定论等集中流派观点。由于各个流派期望区域人均收入趋向接近、区域不平衡加剧、区域极化过程趋向转变，还是期望区域经济演进式发展或者循环发展等等假设不一，导致不同的理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研究区域经济增长时，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特别是制度因素的影响作用，经济增长的内生和外源动力、区域社会环境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的作用都很重要，然而最重要的还是劳动力因素。

三、劳动价值理论与区域经济增长

马克思指出是劳动形成价值，并指出决定商品价值的是抽象的人类劳动，价值量并不是取决于个人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要进一步运用价值创造和财富生产来解释劳动价值论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还必须深刻理解生产力的概念。马克思说：“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劳动的生产力。”说明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和价值的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当生产力越发展，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商品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就越小，该商品的价值就越小。从社会商品总量来看，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生产力的发展与使用价值之间的这种关系说明，区域经济增长直接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动因，即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因素。所以，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创造实质要说明的是价值创造的源泉是劳动，也说明了劳动在区域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

对于现代区域经济而言，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创造价值间的互动关系是极为重要的。现代区域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区域产业发展和优化带来的，而产业发展又决定着劳动和就业发展，表明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创造价值问题实质是产业发展对劳动生产的影响。若从实证角度出发查阅相关文献能发现，考察中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发展与劳动创造价值三者间的关联性，结果必然会呈现出区域产业结构即经济发展状况会制约经济增长，通过产业的产出结构调整，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理论的实践才会得以发挥。既是区域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既制约了劳动创造价值，又是其限制了区域经济更快增长。

只有正确认识劳动在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配时的地位，明确总体劳动者与个体劳动者在生产劳动中的利益分配，才能更好的运用劳动价值理论促进生产和服务，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区域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第9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金融；理论；构建

一、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索

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探索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金融指标绝对模式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索、金融体系及结构变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探索、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探究。

第一时期：1993年King和Levine等通过西方计算学经济内容对金融指标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从四项指标开始对数据回归分析，证实了同期金融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呈正相关。除此之外，2005年Howitt对发展数据整合后了解到金融发展水平与国家经济增长率状况呈正相关。

第二时期：1998年，Levine在原有研究基础上排除了股市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认为规模只是其驱动因素。2004年Beck和Levine使用GMM技术对股票市场和中介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进行分析，证明了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的关系。随后Atje发现：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和金融中介机构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但股票市场作用较为明显。

第三时期：1997年Arestis和Demetriades认为金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技术效率从而改善经济增长。2002年Nourzad认为金融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改善了区域经济效益，并从金融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对成本监督的强化、对风险系数的控制、对经济规模的拓展、对服务交易的改善五方面内容对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Rioja和Valev使用动态矩阵分析，在上述基础上证实：金融与区域经济TFP（区域经济增长量）相关。

二、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体系构建

1.组织结构内容完善

组织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区域的主观能动性，要保证区域经济与战略状况协调一致，层次分明：（1）以央行为核心，形成商业银行联合组织。该组织要把握好区域经济动态，依照产业指标及产业发展趋势，对经济增长项目金融分配进行明确，形成银行统筹规范；（2）以区域市场为主体，形成特色金融机构组织。该组织要依照区域经济特征合理构建，要保证金融机构特色，吸纳资金，进行区域开发，平衡区域经济；（3）以金融机构分布为框架，调整区域组织布局。该部分内容要依照东部、西部、中部、北部等不同区域金融机制状况，形成针对性金融组织机构，降低经济风险。

2.中央调控政策实施

中央调控政策是提升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体系运行效果的关键。在该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人员要加大对区域性指标的分析，从区域经济状况和特征入手，对金融支持理论进行全面研究。该过程中可以建立区域货币政策，依照区域经济指标实施货币控制，建立横纵交叉的央行监管体制，完成货币兑换利率、回收利率等的控制。与此同时，在上述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人员还要充分发挥央行宏观调控作用，依照理论基础构建新的支持体系，确保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地发展。

3.区域金融合作规划

规划区域金融合作的过程中要实现从金融企业自身合作的规划和区域内金融企业合作的规划两方面完成。自身规划中要做好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调整企业产业结构，确保结构内容与区域经济协调一致；区域合作规划中要做好区域内经济协调建设，调整企业资源配置，确保资源与外部区域经济一致。要做到在原有金融核心基础上形成优质合作项目，例如建立区域信用体系、区域联合银行等，形成区域金融合作区，为区域经济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4.区域金融业务创新

在进行业务创新的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1）不断更新区域经营理念，从区域经济出发，形成全面化金融市场意识。尤其是在研发产品的过程中，银行机构要结合区域信息，坚持以客户需求为主，形成正确金融业务方向，从而提升经济质量；（2）在区域特色上融入创意元素，以动产抵押、开发贷款、担保贷款、联保贷款等多种区域性个方式提升金融服务水平。要不断改善信贷资金控制，将金融服务推陈出新，保证金融服务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协调，为金融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打下坚持的基础。

三、总结

金融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石，是保证区域经济宏观调控顺利进行的关键，在提升区域经济效益中势在必行。在构建金融支持喜爱的区域经济发展体系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坚持以金融控制为主体，丰富信贷投放，完成金融深化。要在保证区域性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不断转换金融事业，深入挖掘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完善发展体系，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益。

参考文献：

[1] 孙勇智.黑龙江涉农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第10篇

摘要：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文章对西方学者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区域差异问题所提出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和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作了评述。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第11篇

空间经济集聚区域金融发展理论分析

一、文献综述

国内不少学者关于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尹宗成（2008）用1978-2005年的省级数据检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动态均衡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巫俊飞（2012）搜集了苏南、苏中、苏北13个地级市1990-2009年间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从融资差异这一新的视角，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得出江苏省金融发展不平衡是导致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李林艳（2013）结合主流贸易理论透析金融发展对贸易失衡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建立一个流动性约束的跨时贸易模型进一步证明金融发展差异和贸易失衡两者间的关系。

关于区域空间经济集聚的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对相关的理论研究起步晚，且研究较少。陈得文、苗建军（2010）的研究表明了经济增长对区域的空间集聚存在门槛效应，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本地市场效应、交通基础设施、知识溢出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对我国区域的空间经济集聚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交通基础设施效应随着区域集聚水平的提高呈递减趋势。研究还进一步验证了对外开放对我国东部地区空间集聚的拉动效应。刘畅（2012）通过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问题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利用我国省级空间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得出结论，鉴于区域经济增长与集聚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统一的过程：区域经济增长决定集聚水平，区际经济增长差异是决定集聚水平大小的根本原因。任栋（2014）试图从劳动力流动层面解释经济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并进一步解释我国区域间产业结构升级的差异化现象，对于准确判断未来我国区域经济结构和布局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

在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相关理论，可以说明区域金融发展的提高能促进空间经济集聚的发展。

（一）金融的发展带动区域要素的流动

金融，是经济运行中各部门联系的纽带，是集聚和集中资金的杠杆，完善的金融市场，良好的金融工具对资金的吸附作用很大，资金这种特殊要素的流动，会带动并加速技术、信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提高各种要素的配置效率，从而会引导和配置各种资源在区域内和区域间流动。资本作为一种核心生产要素，其流动方向与规律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经济集聚差异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根据新经济地理学中影响经济集聚的离心力和向心力的理论菜单来看，生产要素流动的高效性能加强经济集聚，而金融本身的发展能提高区域要素的流动性，从而直接带动空间经济的集聚。

（二）金融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知识进展、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方面。而金融的发展能提高要素生产率、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进而带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

金融的发展提高区域内要素生产率。一方面表现在，金融在技术创新的源头为发明和创造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技术的进步，也就增强了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动力。另一方面，根据肯德里克和和丹尼森的研究表明，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是影响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这两个因素都需要在有效的市场中实现，而有效的市场不仅包括有效的区域商品市场和区域劳动力市场，而还包括完善的资本市场。金融发展促进资本市场的完善，从而有利于资源得到更好地配置以及规模经济发展降低生产成本。

金融的发展促进区域内产业结构的优化。金融对经济具有明显的结构调整功能，并通过这种调整产生经济结构重组的动力。一方面，在直接金融中，借助于股票、债券等直接金融工具的流动性，通过价值资本的流动带动其他生产要素在更广阔的空间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生产要素部门间转移和重组时所遇到的资产实物形态的部门转移障碍，从而消除了产业分割状况并有效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另一方面，在间接金融中，运用信贷和杠杆利率等经济手段，调控贷款方向，坚持择优扶持、区别对待的原则，对区域内继续发展和效益好的产业实施积极信贷支持，反之，加以限制。

区域经济的增长能扩大本地市场，促进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就业岗位的供给量等，从而加速各种要素向该地区集聚，进而加强该地区的空间经济集聚。

（三）金融本身作为一种服务，可以提升当地的经济福利水平

金融本身作为一种服务，可以通过不同的金融产品，帮助当地居民平缓消费、支援企业的生产支出、增强居民和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从而提高经济福利效益。伴随着经济福利效益的提高，该地区对各种要素的吸引力变大，从而加速空间经济的集聚。

由以上分析可知，金融的发展通过带动区域要素的流动、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当地的经济福利水平等方式促进区域经济的集聚，从理论视角揭示了区际金融发展造成金融资本流动，进而对空间经济集聚造成影响的作用机制。参考文献：

[1]尹宗成.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11）.

[2]巫俊飞.江苏金融发展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D].2012.

[3]李林艳.金融发展不平衡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影响分析[D].2013.

[4]陈得文，苗建军.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内生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究，2010（9）.

[5]刘畅.中国区域增长与集聚的实证研究[D].2012.

[6]任栋.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产业转型升级[J].人口与经济，2014（5）.

[7]马春文，张东辉.发展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39-40.

第12篇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先进技术、金融资本和劳动力已经超越了国界，成为新时期国际竞争的驱动力。特别是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新兴产业的兴起，不仅成为企业迅速崛起的主导力量，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本文基于发展的视角，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并提出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措施。

关键词：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 增长极 技术创新

伴随着世界科技与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舞台。斯坦福大学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学谱写了美国波士顿地区“128号公路”沿线的繁荣，它们不仅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而且也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也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问题。本文基于发展的视角，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旨在为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鉴。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梳理

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畴内，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是均衡的，市场竞争条件充分，资本和劳动力能够自由流通，就会促进区域经济之间均衡发展。但是，这种静态分析的方法无从解释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常这些地区并不具有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源禀赋，而市场力量的最终作用结果通常是加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究其主要原因，是忽略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规模效应的影响，并非完全充分竞争中的市场供求关系能决定资本收益。

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法国经济学家佛朗索瓦·佩鲁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极理论，试图从另一角度解释当代社会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和新经济的崛起。他认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创新并不是在所有产业均衡推进，总是倾向于集中在某些特殊的产业和领域，这些产业和领域就被称为“增长诱导单元”，也称为“增长极”。例如，斯坦福大学塑造了硅谷的神奇，MIT和哈佛大学谱写了美国波士顿地区“128号公路”沿线的繁荣，它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并对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该理论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他认为：“熊彼特片面注重私人厂商的作用，特别是大型私营厂商的作用。但是当局和他们的首创精神以及较小的、为适用于当地情况所作的创新也同样重要，不容忽视”。增长极既是创新的发源地，又是扩散源，当这种产业增加资本或者购买服务时，也会对其他领域产生连锁效应和推动效应，最终从区域间的不均衡发展到区域的均衡发展。

值得提出的是，自增长极理论提出以来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引来质疑之声不断。例如，1957-1966年期间，意大利为了解决南贫北富的地区二元结构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南部选取4个增长极典型区，建立了钢铁、石油化工、机械、金融加工、电机等“推进型”产业，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究其主要原因是：第一，理论有待完善。作为一种开创性的发展理论，该理论没有就怎样来确定推动型产业和适宜发展增长极的地点，推动型产业的支配效应即集聚经济的正负效应表现如何，增长极理论自身的数量、规模、内部产业结构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解决进行理论推演。第二，理论的可操作性不强。在该理论中经济空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无从考察任何空间中两个地方的各种物质流、资本流、劳动力流、技术流、信息流，从而也就无法找到增长极的支配效应、联系效应以及分配效应。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策略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企业、劳动力、技术和制度，这些因素是独立的，分别对区域经济发展发挥作用，但其交互作用和渗透作用则是复杂的。无论是从范围经济还是范畴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都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主体，而制度、技术和劳动力则是保障因素，以保证实现生产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企业是经济增长的载体，各种企业之间形成了强大的以地缘为基础的关系网络，包含忠诚信任、互惠双赢、竞争与合作的内在依存性，进而形成产业集群。集群内通过知识渗透和传递、人力资本流通、资本流通，形成区域优势与特质。基于上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依靠技术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是新经济增长的引擎，这一点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美国于1944年11月提出“将科学对战争胜利所起巨大作用的经验用于和平时期，使科学服务于美国战后的国富民强”的新经济政策，并且以斯坦福研究园为载体，大力发展产学研合作，塑造了硅谷的传奇和辉煌；成为各国纷纷效仿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在我国，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也应该高度重视技术创新的辐射作用和渗透作用，大力加强自主创新，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通过技术升级进行差别化竞争。

在现代社会，低成本竞争大幅度缩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加快了产品的衰退过程，促进新一轮的技术创新。即通过技术创新生产出在“性能/价格”或产品技术含量比竞争对手更具有优势的产品，以此来占领市场份额。《全球创业观察》研究报告表明，创业创新活动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创业创新活动水平的不同可以影响国家经济增长水平的1/3，可见，技术创新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资源枯竭城市和区域，发展技术含量高的企业，消化已形成的生产力，可以极大地降低经济社会的转型成本。

第13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

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第14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

第15篇

关键词：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研究

一、主要的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1．赖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使经济达到一定水平，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以取得长期的持续增长。不发达经济中，人均收入提高或下降的刺激力量并存，如果经济发展的努力达不到一定水平，提高人均收入的刺激小于临界规模，那就不能克服发展障碍，冲破低水平均衡状态。为使一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受到大于临界最小规模的增长刺激。

2．纳尔森的低水平陷阱论：以马尔萨斯理论为基础，说明发展中国家存在低水平人均收入反复轮回的现象。不发达经济的痼疾表现为人均实际收入处于仅够糊口或接近于维持生命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很低的居民收入使储蓄和投资受到极大局限；如果以增大国民收入来提高储蓄和投资，又通常导致人口增长，从而又将人均收入推回到低水平均衡状态中，这是不发达经济难以逾越的一个陷阱。在外界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走出陷阱，就必须使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

3．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各产业，从而冲破其发展的瓶颈。此论在发展中国家较有市场，原因在于它的三个“不可分性”的理论基础即社会分摊资本的不可分性、需求的不可分性、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以及外部经济效果具有更能说服人的证据。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资本缺乏是阻碍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因素，是由投资诱力不足和储蓄能力太弱造成的，而这两个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资本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存在恶性循环：但贫困恶性循环并非一成不变，平衡增长可以摆脱恶性循环，是扩大市场容量和造成投资诱力的一种必须的方法。

上述理论应用在区域经济中就形成了区域均衡发展理论，它不仅强调部门或产业间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的平衡（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理论的缺陷之一在于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对于一般区域特别是不发达区域来说，不可能具备推动所有产业和区域均衡发展的资本和其他资源，在经济发展初期很难做到均衡发展。缺陷之二，忽略了规模效应和技术进步因素，似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供求关系就能决定劳动和资本的流动，就能决定工资报酬率和资本收益率的高低。但事实上，市场力量的作用通常趋向增加而不是减少区域差异。发达区域由于具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更大的市场，必然对资本和劳动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从而产生极化效应，形成规模经济，虽然也有发达区域向周围区域的扩展效应，但在完全市场中，极化效应往往超过扩展效应，使区际差异加大。另外，技术条件不同也会使资本收益率大不相同，此时的资本要素流动会造成不发达区域资本要素更加稀缺，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显然是从理性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距离太大，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无法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非均衡发展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合理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二、主要的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简介与评述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论、不平衡增长论与产业关联论、增长极理论，中心—论、梯度推移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主要以倒“U”型理论为代表。

1．冈纳·缨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由于既得优势，这些区域就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发生空间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后区域更落后。基于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优先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以寻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循环因果造成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政府必须制定一系列特殊政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经济差异。

2．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该理论认为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在每一处，经济进步的巨大推动力将使经济增长围绕最初的出发点集中，增长极的出现必然意味着增长在区域间的不平等是经济增长不可避免的伴生物，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他提出了与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极化效应占主导地位，因此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涓滴效应将缩小区域差异。

3．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的增长极概念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经济空间，是以部门分工所决定的产业联系为主要内容，所关心的是各种经济单元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各部门，而是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部门，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显然，他主要强调规模大、创新能力高、增长快速、居支配地位的且能促进其他部门发展的推进型单元即主导产业部门，着重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推动效应。布代维尔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经济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包括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或地域结构关系。因此，增长极概念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经济意义上特指推进型主导产业部门；二是地理意义上特指区位条件优越的地区。应指出的是，点—轴开发理论可看作是增长极和生长轴理论的延伸，它不仅强调“点”（城市或优区位地区）的开发，而且强调“轴”（点与点之间的交通干线）的开发，以点带轴，点轴贯通，形成点轴系统。

4．弗里德曼的中心—论。在考虑区际不平衡较长期的演变趋势基础上，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划分为中心和两部分，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各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最初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起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替代，当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随着政府政策干预，中心和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该理论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关于二元区域结构随经济进入持续增长阶段而消失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5．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基础是美国的跨国企业问题专家弗农等的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并且在不同阶段，将由兴旺部门转为停滞部门，最后成为衰退部门。区域经济学者把生命循环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时间推税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传递，威尔伯等人形象地称之为“工业区位向下渗透”现象。

无时间变量的区域非均衡学派虽然正确指出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但不能因此而断定区际差异必然会不可逆转地不断扩大。因为各种非均衡增长模型片面地强调了累积性优势的作用，忽视了空间距离、社会行为和社会经济结构的意义。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理论动摇了市场机制能自动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传统观念，并引起一场关于经济发展趋同或趋异的大论战。但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提出之前，论战缺乏实证基础。他的研究使讨论向实证化方向迈出了有力的一步，倒“U”型理论也成为有时间变量的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代表。

6．威廉姆逊的倒“U”型理论。威廉姆逊把库兹涅茨的收入分配倒“U”型假说应用到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方面，提出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倒“U”型理论。他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无论是截面分析还是时间序列分析，结果都表明，发展阶段与区域差异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如图1所示）。这一理论将时序问题引入了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由此可见，倒“U”型理论的特征在于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依时间的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

纵观上述两类非均衡发展理论，其共同的特点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轨迹必然是非均衡的，但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二元经济必然会向更高层次的一元经济即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其区别主要在于，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均衡与增长的替代关系，因而各有适用范围。在关于增长是否不论所处发展阶段如何都存在对非均衡的依赖性问题上，这两类理论之间是相互冲突的。增长极理论、不平衡增长论和梯度转移理论倾向于认为无论处在经济发展的哪个阶段，进一步的增长总要求打破原有的均衡。而倒“U”型理论则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