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建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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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与其他办案部门不同，社区检察不触及正向程序办案，那么它设立的意义在哪里？在于通过逆向监督实现检察职能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社区检察的设立初衷便是将检察职能在法治轨道上延伸。我们现在谈的创新思维、科技引领也都是为了更好地辅佐检察人员提升专业化能力和监督水平，将检察职能长效发挥。”

在10月26日召开的上海市社区检察部门“依托检察职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专项工作交流会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社区检察指导处谈剑秋处长对社区检察的释义简明有力。

2010年6月，上海检察机关开始探索派驻社区检察工作，把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到了基层。社区检察室是基层检察机关向街道、乡镇派驻的，在社区群众身边的检察机构。目前，上海全市已设立45家社区检察室，建立了由处、科、室三级机构组成的独立条线，也成为全国唯一一家有完整派驻基层检察部门机构序列建制的省级单位。并基本实现对全市公安派出所和街镇司法所监督的全覆盖，既监督派出所受理、立案等刑事执法活动，也监督监外执行。

当然，构成社区检察重要职能的还包括――基层职务犯罪社会化预防，以及依托检察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责应当是通过发挥检察权对行政执法权的监督制约作用，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良性运作，进而参与并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因此，社区检察部门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便主要集中在检察监督职能上。

“我们推进这项工作，要聚焦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利用社区检察室扎根基层的优势，着力发现问题，依托检察职能，积极开展前端治理和后端整治，立足监督定位，促进相关机构职能履行，加强法律服务，引导矛盾化解。”说这话时，谈剑秋的眼神透出坚定。“当然，我们承担了这份职责，开展了这项工作，就要与时代并行，不断探索创新，积极提升我们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其实，在基层设立社区检察室，本身就是检察机关检力下沉，延伸触角，依托检察职能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创新举措和有效手段。检察机关通过执法办案，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解决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的纷争矛盾，惩罚犯罪，引导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规范守法，就是检察机关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

在年初的条线会和专项工作会上，市院社区检察指导处就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做了新形势下的重点部署，提出了“适应改革发展，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加强内部联动，形成检察工作整体优势；把握监督定位，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着眼法治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的工作要求，各区社区检察科也结合检察建议回访监督或自选主题开展了专项工作。

10月26日，全市社区检察部门的负责人再次共聚一堂，交流探讨社区检察部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切入点和方式方法，如何更好地发挥联动融合作用，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真正有所作为，并展现更大成效。

融入基层，延伸法律监督的触角

社区检察工作的“社区属性”，不仅仅指检察室设在社区，或者能为地区老百姓提供多少法律上的支持，更重要的应该是主动融入社区建设，在灵活变通的专项工作中，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触角价值，发挥“监督触角”的作用。

这些年来，全市社区检察部门逐渐熟悉了街镇治理模式，检察室除了面向所在地街镇，更主动辐射区域内其他对应街镇。和各乡镇“稳定办”、“综治办”、街道“平安办”等机构建立工作联系，宣传社区检察面向社区开展法律监督、保障法律一体实施的工作职能，及时掌握社区治理状况。并且，在街镇综治中心、网格中心等窗口，公开设置社区检察职能介绍和联系方式的公告牌，通过窗口指引妥善处理和检察职能相关的涉法涉诉问题，及时发现法律监督线索。

“咦，奉城镇这几年好几个村书记都‘出事’了……”通过横、纵比对各种数据材料，奉贤区院社区检察科的检察官们发现，位处该区的奉城镇从2012年以来，50个村居就有5个村书记发生职务犯罪，都是通过手中权力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犯罪领域也集中在村级工程建设领域，比如协助政府管理村庄改造、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过程。

结合社区检察室近年来法制宣传进村居活动的开展情况，检察官们了解到奉城镇的基层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在对村干部的监督、教育和管理方面非常薄弱，大量村干部本身缺乏法制观念和廉洁意识，存在“你拿我也拿”、“不拿白不拿”的效仿心态，导致村干部腐败问题接连发生，甚至同一个村的多名干部相继发生问题。

经过研判，奉贤区院社区检察科锁定了村官职务犯罪的专项治理主题，并立即联合本院反贪、案管、公诉部门，通过网上办案软件查找历年案件，借阅卷宗材料，向案件承办人询问了解具体情况，分析查找专项检察的工作切入点。最终形成了有效的村级工程建设领域村官职务犯罪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同时与奉城镇纪委联合开展专项检察，并陆续走访当地党委、政府、案发单位等，从权力配置、权力监督、财务管理等方面分析案发原因，逐一找出管理症结，提出基层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章立制，堵漏防患，并对必要的回访也做了安排。

不仅如此，促进辖区综合治理，要从社区、村镇、基层、老百姓身边最常发生的问题入手。基于从检察建议回访监督中提炼出社会治理工作项目的经验，奉贤社区检察科强化了这项认知，主动加强了和街道各相关部门的联系，从派出所刑事执法监督、社区矫正监督，以及行政案件申请监督、受理等多种渠道，探寻其中常见、多发、影响地区老百姓生活和社会治安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并于今年，结合区域刑事案件，延伸开展了跨境赌博衍生社会问题、电瓶车盗窃防范等多个社会治理专项。“我们的主动拓展就想使社区检察工作变得更富有生命力，并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找到支撑点，充分体现社区检察的‘社会属性’。”奉贤区院社区检察科科长向记者介绍。

无独有偶。松江区院结合地区实际选择辖区工业园区的大型企业作为调研对象，会同街镇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园区及企业周边的综合治理工作，在专项工作的选择上也突出了贴近重点工作和现实需求。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心城区制造业溢出，松江制造业规模不断壮大，在大量外来人口导入的同时，社会管理和治安问题也日益凸显。全区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犯罪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其中发生在大型企业厂区及周边生活区的案件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其中，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商、长期位列上海市出口创汇榜前列的达丰（上海）电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丰公司”），更是长期受到刑事案件高发的困扰。坐落于松江出口工业区内的达丰公司，厂区和生活区占地达100万平方米，现有员工约4万人（高峰期时有近8万人），月入职、离职人员达两千人。据统计，2014年1月至2016年9月，在达丰公司厂区及生活区范围内，公安机关接到报警逾4500件。虽然治安情况有逐年好转的趋势，但像达丰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仍然是松江区治安和刑事案件的高发地，在松江工业区中也具有代表性。

针对这一区域特点，松江区院社区检察科将开展综合治理的重点聚焦于辖区大型企业，选取案件多发的典型企业，从分析案发原因、查找防控短板和制定针对性治理措施入手，探索社会力量和厂方合力推动厂区综合治理。尤其对达丰公司这样的松江出口工业区龙头企业，推动落实好“厂区+社区”综合治理工作，对带动区内其他大型企业完善综合治理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对促进区域社会治理也有积极意义。

松江社区检察科以推进达丰公司综合治理工作为重点，根据前期与相关职能部门达成的共识，发挥检察、法院、公安、司法、街镇和工业区综治部门等各自的职能优势，在预防犯罪法制宣传、劳务市场招聘监管、企业周边环境综治等多方面入手，推进“厂区+社区”综合治理模式，多管齐下营造企业发展和地区平安的良好社会环境，受到辖区内企业一致点赞。

无缝对接，源自内部联动

从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监督和监外执行监督中发现社会管理问题，是社区检察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和有效思路。通过加强和区院各部门特别是刑事检察部门的工作沟通，亦可了解到一段时期内区域发案特点和社会治理盲点、难点，并从区域内有影响、有典型意义的案（事）件中捕捉线索，由点及面挖掘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点。

2016年1月31日，闵行区临沧路某码头发生了一起事故，犯罪嫌疑人张某无证驾驶大型自卸货车运载建筑黄沙，在倒车时与行人廖某相撞致其当场死亡。区院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张某工作至今从未取得过驾照，所驾驶的货车系拆车场买来的报废车辆，经过鉴定，该车制动、转向、灯光信号均不合格，张某供称码头老板在明知其无证的情况下仍雇佣其工作了近三年。

由于闵行区毗邻黄浦江，水域面积较大，区内沿江码头较多。对于本案反映出的问题，闵行区院的检察干警第一时间联想到，类似情况也可能存在于其他码头，如果码头内无证驾驶情况不少，车辆又得不到及时监管，将对本码头安全生产埋下系列隐患……没有犹疑，闵行区院社区检察科立即派员与辖区内有沿江码头的街镇沟通，联合对码头进行抽样走访调查。经排摸发现，闵行辖区内共有39个码头，其中16个为私人承包码头，上述刑事案件中反映出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这些私人承包的码头内。

检察干警兵分两路，一边前往事发地深入调研，另一边将“私人承包码头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第一时间汇报给区院分管检察长和市院业务处。“码头堆场内无证驾驶车辆监管问题”专项综合治理方案也在市院业务处的指导下出炉。很快，辖区内码头数量最多的吴泾检察室被点名负责开展各码头的实地调查、找出问题症结，有针对性地开展综治工作。

为确定监管责任归属，干警们先后走访了市政建设养护公司（涉案码头的出租方）、安检所、交通委及航务所。通过梳理法条，最终确认了区航务所对码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负有安全监管职责。

之后，闵行社区检察科立即召开工作现场会，联合码头、区航务所等单位，通报专项检察情况，以案论法，制发《检察建议书》以促使相关责任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监管责任，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依托与本院办案部门的信息联动、案件筛查机制发现类案问题，闵行区院社区检察科还开展了法制宣传进村居、规范社区服刑人员纳管宣告、公安派出所受案立案等专项检察活动。

不得不说，以问题为导向，利用好立足社区的优势，单独或会同办案部门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既凸显了“社区检察”的检察特性，又能体现“社区检察”对检察办案工作的延伸，努力实现“打一案，防一片”，成效显著。

检察+科技：

法治思维糅合创新思维

不同于以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运作模式，社会治理将法治放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上。

第2篇

关键词：创新；社会治理

一、对社会治理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

党的十以来，就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这样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概念和重大任务。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基层单元，是社会治理的工作重点。国家治理必须突出民主与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法治公民一体化建设。

在我国，社会治理就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吸收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个人等多方面社会治理主体参与，通过多种管理手段和方法，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规范和管理的过程。按照十报告，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努力形成党政善治、社会共治、基层自治的社会治理良好局面。

二、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基层社会治理行政化、机关化现象严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单位人”大量地转变为“社会人”，社区成为我国社会服务和治理的新载体。然而，事实上我国社会管理整个体系中，行政部门的职能并未削弱，甚至呈现相反的倾向，在政府的职能没有彻底转变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部门仍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当成是基层行政部门，他们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和行政事务，社区居委会全部工作几乎都要接受上级党委、政府等各部门的监督和考核。

（二）基层社会治理忽视了社会组织的作用

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需要我们继续协调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兴盛是社会前进源源不断的动力，更是基层自治最直观的表现。从社会协同方面来分析，我国的社会力量还没有被充分地组织起来。随着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断发展，不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所代表的是利益诉求，不同的主体就有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途径，这样会有效的在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之前，通过诉求的合理表达以及协商的方式将矛盾化解，面对不同群体日益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公共需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但是，基层组织结构过分行政化、机关化抑制了基层社会力量与社会组织的生长和壮大，进而影响到基层社会组织服务和治理职能的发挥。

（三）基层社会治理所需财政资金的投入不足导致基层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

健全的基层服务体系必然包括政府、市场、基层自治三方服务体系，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往往不能适应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基层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在覆盖率和供给上依然处于老旧和供不应求状态，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的最直接原因是财政资金的不足。

（四）基层社会治理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

十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法律是社会管理最根本保障。然而，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国在社会管理的途径和方式总体相对单一，很多时候采取的是强制性手段和行政性手段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忽视法律规章制度的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快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及时作出对应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发展进程。

三、新形式下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社会化运营

在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时，要有效利用社会力量，使得社会上的资源得到较好利用，形成多方参与的良好局面，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共建机制、协调机制和市场机制。既要发挥出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加速要素流动上的作用，同时还要发挥出政府的服务作用，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和激励政策，有效利用社会性资源，让更多的企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

（二）组织化拉动

探索组织服务组织的工作模式。要对社区内的高端公益事业性组织机构和基础性组织机构进行必要扶植，常见的有社区组织发展中心、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等，让这些组织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特别是在策划公益事业、扶助社区组织和培训相关负责人等方面有明显的效果。要号召社会组织通过建立起公益组织孵化器的方式，给被孵化的社区组织提供必要的创业资源，帮助社区创立的公益组织更好地成长起来。

（三）多元化发展

社会组织服务要适应多元化的趋势，建立更多的社会组织类型，以此满足不同阶层居民对多元化生活的需要，从而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会组织建设中去，真正把社区当成“家”。此外，还要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联系。社区在发展社会组织时，要通盘考虑，突出重点，推动社区治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区内的社会组织要有“走出去”眼光，加强与其它社区的交流学习，让活动样式更加丰富，同时为广大居民参与活动搭建更大的平台，让社会融合力和多元发展格局得到有效拓展，让社区居民更好地融入社会。

（四）法制化监管

建立与社区组织发展相适应的法规制度体系，并加大和推进法制化建设的落实力度，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进行改善，帮助社区组织更好地发展。同时，还要加强自我约束机制的建设，让社区组织自我评估意识得到不断强化，内部监管得到有效加强，让社区在财政收支、社会捐赠等方面的信息更加透明。注重互律机制建设，加强社区组织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切实通过相互的交流、监督和合作，实现社区组织共同发展、全面进步。

第3篇

【关键词】基层 社会管理与服务 模式

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模式分析

行政主导模式。行政主导模式强调政府在社会管理与服务方面的主导作用，从多方面利用新的管理和技术手段来实现社会管理与服务创新，这种创新主要有政府内部机制创新和管理信息技术创新两种途径。

第一，政府内部机制创新。内部机制创新是指改变政府内部的职能与结构，通过理顺部门关系、优化组织结构、创新机制体制、强化业绩导向来创新基层管理和服务模式。

推动政府内部职能的转变。通过调整政府内部职能与结构，规范治理行为，提高管理和服务的供给效能。北京市清源街道办事处的参与式社区治理是政府内部机制创新的典型模式，其主要特点有三：一是转变街道办事处职能。街道办事处在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逐步转变为为社区服务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监督指导，实现了由原来的直接提供服务向为社会组织服务和提供服务资源的转变。二是推动社区服务中心从管理转向服务。社区服务中心从行政工作下派转变为与社区共同协作开展社区服务项目，承担服务项目管理的设计、咨询、监督以及项目资金使用的审计等职责，发挥沟通街道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桥梁作用，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角色转变。三是服务项目从政府制定到以社区需求为导向设置。服务项目根据社区特点并在需求调查基础上设置，由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街道部门以及社会组织共同参与评选，确定社区项目。

健全内部竞争机制和绩效考核。通过给政府部门以压力，改善其服务意识，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欧盟国家推出的适用于公共组织的通用评估框架（Common Assessment Framework，缩写为CAF）吸纳了全面质量管理、平衡计分卡和卓越绩效模式等企业绩效管理工具中的合理要素，并融入了公共管理的管理经验，成为公共组织绩效管理的先进工具。深圳市龙岗区2008年试点整体等效导入CAF，尤其是引入以公民为中心的导向，即以顾客群体确认的重要领域和组织能够改进的特定服务领域为基础，在职能转变、运行机制、工作流程、改进管理方式和建立政府与社会平等合作关系等方面，实现事务性管理向愿景管理、从局部管理向系统管理、从人治管理向法治管理、从定性管理向定量管理的转变。

第二，管理信息技术创新。目前管理信息技术创新主要是网格化管理和数字化管理相结合。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地理信息系统和无线通信等多种数字技术，将社区细划为网格，形成精细化的管理单元。为每个网格整合配置网格管理员、网格助理员、网格警员、网格督导员、网格党支部书记、网格司法工作者和网格消防员“七种力量”，并在基础数据平台基础上，运用移动智能终端，结合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各类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基础数据的动态更新，准确掌握网格内的基础数据、民情民意。

数字化管理实质是政务信息化系统的一部分，将电子流程管理与服务通过现代网络技术进行集成，对政府需要及拥有的信息资源、关键数据进行深层次挖掘、分析、利用和管理，以提升政府行政服务能力。

协同治理模式。协同治理模式是通过更新管理理念、方法和手段，形成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相结合的社会管理与服务新格局，以此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促进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能力的提升。根据基层组织内部创新的不同层次，协同治理大致可以分为管理组织协同化和运行机制协同化。

第一，管理组织协同化。管理组织协同化侧重于从组织架构方面创新基层管理与服务的组织结构，构建多元化的参与主体，实现组织目标的重新定位和不同组织之间资源的重新配置。浙江省慈溪市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就是管理组织协同化的典型。2006年4月，慈溪市率先在坎墩五塘新村创设了“村级和谐促进会”，以人际和谐为目的，以村（社区）为单位，由市镇两级党委政府引导推动，当地群众与外来建设者共同发起，把外来人口服务管理纳入基层自治范畴，解决村（居）两委会在外来人口管理上的缺位。随后，这一社会组织的功能由融合为主向参与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拓展，形成了以村（社区）党支部为核心、村（居）民委员会为主体、村（社区）经济合作社为支撑、和谐促进会为依托、社会各界群众广泛参与的基层管理与服务模式。

第二，运行机制协同化。运行机制协同化是为原来独立的社会管理服务的政府组织（包括“条”上的职能部门和“块”的综合管理机构）和社会组织建立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网络，形成资源共享、彼此依赖、合作互惠的组织结构和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协作的机制。义乌市总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就是运行机制协同化的典型。义乌市总工会通过与新闻媒体、律师事务所、劳动部门、司法部门、兄弟市县工会、高等院校等先后实现社会性联合。一是发挥工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的作用，建构工会工作体系。二是把政府管理的过程性与社会团体的互动性结合起来，形成“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

社区治理模式。从行政权力和基层民主变化的取向来看，社区治理出现了形式各异的模式。

第一，议行分设模式。议行分设是按照“社区自治、议行分设”的原则，将居委会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行政、服务和自治职能归位于自治组织，形成“议”与“行”的并立同行。其代表是深圳盐田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社区服务站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拨付的社会公益服务资金、购买社区服务的专项资金以及服务站开展低偿社区服务项目的自收经费。社区居委会则履行社区自治功能，由居民依法民主选举产生，其功能是充当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与居民之间的桥梁，将居民的权利要求转达给政府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并代表居民对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其经费来源于政府拨付的办公经费、资产的收益资金及向社区募集的资金。

第二，合作模式。合作模式是行政调控机制与社区自治机制相结合、行政功能与自治功能互补、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相整合、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互动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模式。

宁波市海曙区构建新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是合作模式的典型代表。2004年3月，该区政府出台政策，试行为高龄、独居的困难老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区政府以改革职能履行方式为出发点，将扩大社会参与作为重要内容，寻求与社会组织和社区之间的合作，吸引社会资源参与养老工作。政府主要扮演服务规划者和购买者角色，形成了“政府扶持、非营利组织运作、社会参与”的合作机制。“政府扶持”指区政府将购买服务的开支列入年度财政预算，向星光敬老协会购买居家养老服务。“非营利组织运作”指星光敬老协会负责项目运作。“社会参与”指整合和利用社会资源，一方面实施“义工银行”的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整合社会企业资源，将居家养老和社会企业提供的信息服务平系起来。

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的建议

各种模式的实践经验表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强化社会协同治理、增强社区治理能力等是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取得良好效果的保证。为了加强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下工夫。

推动社会管理与服务制度化发展。一方面，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是社会政策的发展和完善。社会政策的本质是通过政府的再分配以缩小社会成员初次分配差距，提高全体成员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水平。必须在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方面进行统筹规划，通过顶层设计勾勒出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的框架，与国家社会政策融为一体。

另一方面，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必须厘清政府、社会与市场的职能，将应当由市场、社会完成的治理功能交还给市场与社会之后，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部门建设，完善公共服务监管。其要件在于以组织方式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制度化的途径完善政府的服务监管、资源支持等职能。

增强社会组织管理服务能力。着力构建政府主导、资源激励、合作互补的新型社会组织培育和发展机制，解决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居民参与不足、多样化社会需求难以满足的问题。一是形成制度化、有序化的公众参与渠道。政府应释放社会空间，要寻求“信息相关”、“业务相关”和“需要相关”等协同的粘合因素，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合作治理。二是推进公共服务组织体系建设。三是强化社会工作体系建设，使社会工作者能融他们所具有的社会“管理职能”和作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行为”为一体。

明确社区服务管理目标。一方面要明确社区是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的落脚点，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要围绕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展开。另一方面要解决好基层服务管理与社区居民需求之间的矛盾，关键是以“服务”来强化基层的社会网络，加强邻里互助、增强地区归属感，培养互济互助因素，培育基于互惠主义的服务机制。

增强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一方面，政府要夯实基层组织基础，将资源下沉到基层，让基层真正有人力、有资源、有手段去为群众提供服务。另一方面，要根除基于政府提供服务管理资源的依赖性，着力解决社会资源动员能力匮乏的问题，其重要的路径就是使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自发组织起来，通过理性的集体行动破解政府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的困境，加强社会组织的资金筹集能力，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第4篇

基层治理弱化导致治理层面的稳定问题

当前治理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基层政权功能的弱化乃至丧失造成的,而非基层政府的权力过大造成的,这是目前社会各界容易对基层维稳产生误解的地方,一般认为维稳乱象乃是由基层政权的权力过大所致,其实不然,我在基层的长期调研发现,恰恰相反,正是基层政府的权力过于弱小而非过于强大,导致了治理层面稳定问题的大量发生。

进一步来看,为什么会有基层政权治理功能的弱化呢,这种弱化又是怎么样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呢?这一切乃由近期以来基层治理体系的瓦解和重构造成的。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基层治理体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基层政府的权力弱化、职能上收、财政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落实,成为所谓的“悬浮型政权”,因而,基层社会的大量矛盾和问题无法在基层治理体系内获得解决,而农民则要求更高层级的政府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形成越级上访和其他不稳定因素,形成了治理层面的稳定问题。就笔者在基层的调研来看,治理层面的不稳定因素是当前稳定问题的主要来源。

治理型不稳定问题构成当前农村不稳定因素的主体类型,治理层面的不稳定问题要求基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应该强化乡村治权,而不是进一步弱化之。正可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稳定问题从治理层面转向行政层面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由治理层面的问题转化而来,因为基层治理体系的弱化,问题和矛盾上移,群众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这就迫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之作出反应,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并逐步发展出一整套维稳工作方案和考核办法。

当前,维稳工作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县委书记大接访意味着以县为主的维稳工作体制已经形成,县委书记大接访实现了制度化、常规化,许多地方的县级局升格为群众工作部,成为副处级单位,而大厅则成为县级政府工作量最大的部门。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当前考核体制下产生的问题,严格的维稳考核机制使基层政府对稳定问题产生过敏性反应,将所有治理层面的问题均纳入维稳工作的范畴内,反而不利于问题在治理层面的解决。并且乡镇政府采取非正常手段处理稳定问题,同时,这种维稳体制也被少数人利用,他们利用当前的体制要挟基层政府,产生了一批以获取不合理利益为诉求的老上访户,基层政府疲于应付,真正合理的治理问题反而无法得到解决。

治理和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被“泛政治化”

从农民上访和的动机来看,以政治为直接目的的为数极少,绝大多数不稳定因素都是治理层面的问题,并在行政层面表现出来,对政治的直接冲击几乎不存在,当前基层社会的稳定问题以治理型不稳定为主要类型。但从客观影响来看,如果治理层面的问题处理不当,或者处理不及时,将会产生大量的越级上访和。就笔者的调研来看,在市县乡三级的不稳定因素,不管其主观诉求,还是客观影响,均表现为治理问题在行政层面的表现,到了省里,则会产生一些政治影响,一旦到了北京,稳定问题便脱离了治理和行政的逻辑,而进入到政治逻辑中去。

第5篇

江南夏月无闲人。6月30日下午5时20分，桐乡高桥镇越丰村，村养老服务中心3楼会议室，12名村民正在热议一件大事。特殊的是，议事桌上摆了两个桌签，一写“百姓议事会”，另一写“道德评判团”。这是怎么回事？

“G20杭州峰会马上要开了。老话说，打扫房子迎远客，我们越丰村位于沪杭高铁、高速公路边上，更应整治得洁净美丽，特别是沿线这几幢房子……”村党总支书记沈春雷指着墙边一排照片说。

“我们道德评判团前两天已找了五六户沿线人家谈过，他们非常支持。”

“我们议事会今天晚上再跟有关村民谈一下整治细节……”

“外立面整修请百事服务团联系专业设计，同时咨询法律顾问卜炳忠律师，道路沿线施工是否会有法律上的问题……”

咨询律师，是法治的表现；以评立德，是德治的手段；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是自治的方式――越丰村这场会议演绎的正是桐乡“三治合一”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所谓“三治”是指德治、法治、自治。在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看来，德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自治是目标。三者既相辅相成又相互依托，必须协同推进。

这一模式源自桐乡高桥镇，如今已在全省推广，成为我省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范本。

开门让百姓参政议政，变“知民”为“民知”

相较于GDP的增幅，身边的小事更能成为老百姓对政府的评价依据。一个桐斜路南段拓宽工程，让许多高桥人对当地政府竖起了大拇指。

贯穿高桥南北的桐斜路，在桐乡市高桥镇区段被卡了“脖子”，变得窄小拥挤。多年来，高桥镇党委、政府一直想拓宽桐斜路南段，无奈被征迁的个别居民要价过高，此事就此搁浅。近年来，拓宽工程再次被镇党委、政府提上议事日程，摸底中，有4户居民表达了店面安置的强烈意愿。这大大超出了现有的征迁政策，如果满足他们的要求，对其他老百姓不公平；如果不满足，征迁又将再次陷入僵局。怎么办？

高桥镇有一支百姓参政团。任何镇级层面的重大活动，都提交他们进行充分讨论。团员由两部分人组成：固定的和非固定的，双方各为10至12人。固定成员要求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比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非固定成员主要由利益相关者组成，给他们充分的利益表达权。

高桥镇党委、政府把桐斜路的拓宽工程先交由百姓参政团讨论。这条路要不要拓宽？如何拓宽？怎样的安置政策是合理的？会上，坚持要求店面安置的一两户居民遭到了众人的强烈反对。主流声音湮没了杂音，正面的力量得以彰显，小部分人的利益诉求服从了对大部分人的公平。

“自从高铁开通后，高桥从原来区位优势最差的乡镇变为相对较好的乡镇，全镇迎来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机遇期。在大变动的时代，有的人有点茫然，有点迷失。如何让老百姓理解接受党委、政府的决策，在全镇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变被动配合为主动推动，这是我们镇党委、政府琢磨最深的问题。”在时任高桥镇党委书记蔡立新眼里，高桥在谋求经济转型的同时，必须未雨绸缪谋划社会管理的转型。只有通过社会管理的转型，让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调整和解决，才能为创造经济奇迹提供保障。

高桥的百姓参政团，既是公共事务公开的渠道，也是镇党委、政府规范自身权力运行，“问需于民、问情于民、问计于民”的探索和实践。

“老百姓有的建议合情合理，是我们坐在办公室的人想不到的。”时任高桥镇党委副书记、高新区主任沈建良说，桐斜线改造中，有的村民十分敏锐地注意到按原来的设计方案，老百姓承包田里的水利灌溉既进不来也出不去，要求及时更改，“还好纠正及时，否则一场灌溉不畅引起的纠纷在所难免。老百姓的参与，让我们的决策更加科学，避免了因决策失误或者沟通不充分而衍生各类社会问题和矛盾。”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因为沟通而理解，因为理解而尊重，因为尊重而认同配合。高桥打开决策大门，把政府决策的运作置于“阳光之下”，给各种利益主体搭建了一个务实有效的协商和对话平台，既是一个基层政权对法治的诠释，也是让政府决策获得广泛社会认同和理解的有效手段。它拉近了政府部门与公众的距离，使发展共识多了、工作阻力小了。

把是非曲直交公众评判，变“治民”为“民治”

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改革新时代，乡村社会的传统在城镇化、工业化加速推进中进一步解体，村庄新的形态重组，城市文明观念与乡村传统观念冲突交融，该如何建构新的治理秩序？

“一个良序社会的形成离不开老百姓的自律。我们从前些年的文化建设中得到启示，通过树立身边的道德标杆，修民德、正民风、聚民心。”蔡立新说，连续五年，高桥镇以“慈孝”为主题开展文化建设，力求通过身边一个个父慈子孝的先进人物事迹感染人、鞭策人，构筑起全镇人民思想道德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高地。

社会生活中总有一些法律法规管不到、村规民约管不好的不良现象，事不大却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高桥镇在村级层面成立了道德评判团，把事情的对与错交由公众舆论评判，让老百姓自己教育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

“经你们这么一说，我真是羞愧难当！政府修筑圩堤是为了村民好，如果我再不同意，全村人都得戳我们全家的脊梁骨！”高桥镇越丰村，一场设在居民家中的道德评判会，让原本纠结于青苗补偿费过低不同意征地的两户农户解开了思想疙瘩。

在桐乡市启动的“三治合一”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以民间舆论作用于法律层面之外的道德引领，起到了抑恶扬善、正民心、树新风的积极作用。小区楼房的房前屋后和楼道内杂物乱堆乱放、毁绿种菜、绿化带内乱晾晒……在道德评判团的评判下，一些本已司空见惯的陋习得到自觉修正。

当然，道德评判成功的关键，还在于评判团成员的公正与威望。遍布高桥每个村的道德评判团成员纳入了社会贤达，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口碑良好的企业家等。他们在评判的过程中，充分运用自己的公信力，以及基于自身对农村社会的了解，综合考虑社会因素、人情世故和习惯等进行说情说理，总是让人心服口服。

据介绍，桐乡在高桥实验的基础上，从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培育社会组织等方面入手，在全市层面着手探索建立“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新型社区管理服务机制，以进一步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水平。

“我们的理解是，社会管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管理社会。社会肯定有需要管控的内容，但是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应该是社会自治、社会自我管理，让社会自身运转起来。而让社会运转起来，不是政府或社会单方面的事情，它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有效对接贯通、良性互动的过程。让老百姓自己来管理身边不和谐的事就是其中的一项探索。”桐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蒋惠玲说。

发动群众服务群众，变“管民”为“便民”

“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当越来越多的人聚焦在如何减少矛盾发生的时候，桐乡的决策层希望跳出矛盾看矛盾，以发乎于心的道德力量让人们不断修身养性，让社会充满爱。

发动群众服务群众，这是桐乡高桥探索新型治理模式的手段之一。高桥镇领导认为，服务传递温暖，温暖孕育和谐。

在高桥镇，每家每户都收到了村里发放的一张名叫“百事服务联系网”的卡片，上面印有治安安全、法律咨询、水电安装、电脑维修、婚庆礼仪摄影、殡葬用车等近30种服务项目的电话号码。

迎丰村村民张汉章在去桐乡的半路上汽车抛锚了。“我按卡上的联系方式打了一个电话，师傅很快就来修了，这实在太方便了。”他说，以前碰到问题都要去村里问熟人，处理一件事总要来回折腾好几次，现在有了这张卡就简单了。

卡片张扬着政府为民服务的诚恳态度。卡片的背后活跃着一个由村民组成的“百事服务团”，它分成两大块：一块是红色义工服务队，由村里的党员带领村民为村里的贫困户、独居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提供免费帮助，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另一块是以便民利民为轴心的专业，适当收取劳务报酬，相当于96345的村级版。

越丰村党总支书记沈春雷介绍：“其实看似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能对于村民来说却是一个棘手问题，有了这个‘百事服务团’，村民一个电话就能第一时间得到帮助。老百姓对村里的向心力更强了，对村干部也更贴心了。”

张汉章说：“以前村干部与我们村民的关系好像就是管与被管的关系，干部靠权力征服民心。现在更多的是以服务赢得民心，老百姓倒反而更服帖了，配合村里做事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2013年以来，随着“三治合一”逐渐下沉到桐乡的大地上，生长出强大而坚实的根系，从“树木”蔓延为“森林”。桐乡的基层社会治理样本，为当下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带来制度变革的探索意义。

第6篇

关键词：环保民间组织 公民社会理念 法律环境

一、环保民间组织存在的基础——以公民社会理论为视角

公民社会是一个来源于西方的富有包容性开放性并且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经过了洛克、卢梭、黑格尔、马克思、托克维尔、哈贝马斯等人的阐述。在当代它作为一种理念，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更侧重于公民的参与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公民社会理念有这样一些特点：它倡导多样性，生活方式、利益追求、社会文化都向多元化发展；它强调参与，不管是政治生活还是社会活动，都必须对公众开放，保证参与机会的均等；它不倡导占主导地位的行为者，各社会组织、公民团体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它既不片面强调对国家的制约，也不将国家权力理想化而轻视公民社会的力量，强调公民社会与政府应采取合作态度，共同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

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重要的结构要素，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也是公民参与发展的主要载体和形式，环保民间组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并且由于环境保护问题更需要全体社会公民共同参与的属性而显得益发重要。它使公民个人摆脱了原子化的状态，形成凝聚力，能发出环保声音；它贴近公民，深入基层，可以直接与社会成员进行沟通，有民主基础；它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资金基础，可以为环境破坏中的弱势群力提供支持；它一方面将政府的环境政策和信息传送给公民，另一方面也将公民的环保要求和建议传送给政府，以利于政府的环境决策；它处理问题方式多样手段灵活，其成员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环保组织的这些优势是其他机制不能代替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是当代公民社会理念以及治理与善治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的法律环境分析

具有一定的法律主体地位，是非政府环保组织生存并发挥作用的前提。我国非政府环保组织在各级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率较低，仅为 23.3%。导致这么多的非政府环保组织甘冒被取缔的风险而不进行注册的原因在于我国目前的社团登记制度存在如下法律障碍：（1）双层管理体制造成登记困难。《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申请成立社会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事实上，由于担任业务主管单位要承担很大的监管责任，又无利可图，而政府部门通常也不愿意为民间社团做业务管部门。导致很多社团无法找到业务主管单位，因此无法注册。（2）非竞争性原则进一步制约了非政府环保组织的登记，《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批准筹备：（二）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没有必要成立的；”这一规定进一步导致非政府环保组织登记上的困难。（3）对注册资金的要求更提高了环保组织的登记门槛。根据《社会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成立一个全国性社团至少需要10 万元资金，而地方性的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则需要 3 万元以上的资金。由于大部分民间组织的初始规模都很小，资金也非常紧张，恰恰需要通过合法登记后再逐步发展壮大，在成员数量、资金量方面的过高要求反而扼杀了很多弱小的民间组织。注册要求有很多钱，没钱就不能注册；而不解决注册问题，就无法争取捐赠。这也是非政府环保组织设立中的一个悖论。

三、对我国环保非政府组织发展环境法律构建

（一）以公民社会为理念完善非政府环保组织法律制度

公民社会的兴起为非政府环保组织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土壤。事实上，有些学者将公民社会与非政府组织视为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有关于公民社会的概念，学术界的观点各不相同，但目前建立在国家、经济、社会的三分法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定义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该定义将公民社会归纳为介于国家和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戈登·怀特认为：“它是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中介性社团领域，这一领域由同国家相分离的组织所占据，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成，以保护和增进他们的利益或价值。”中国学者张静认为，“公民社会是一个区别于国家建制的、自主的活动领域，它通过社会自我管制，达成相互联系并依存的整合秩序，以防止对社会自由的干预，公民社会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关切与参与，形成了和国家建制的对等监督力量……公民社会的核心部分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主张，它包含一组特定的权利和使权利可以实施的社会制度，其中制度是实现权利的保障。”尽管理论各有不同，但它都强调一个独立于国家或旧的宗族和封建纽带的个人行动自治空间，强调在尊重国家权威的同时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空间的存在，它包括人们非政府形式的政治参与所组成的公域和个人之间家庭生活、经济和文化活动形成的私域，由志愿组织等公民团体组成的公共领域成为公民社会的核心。从这两种不同的定义可以分析得出，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本组成主体。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尚末形成公民社会，而是处在“前公民社会”时期，但中国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已经为公民社会兴起提供了基础，也就是非政府组织兴起的社会背景。

（二）民间环保组织的登记管理制度的完善

1、要通过立法的程序来确定业务主管单位，减少环保社团寻找业务主管单位的困难。应当以法律的形式，将相关业务主管单位的权限、义务和责任制度化，使得相关业务主管单位必须成为进入该领域所有民间环保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以解决目前大部分草根组织找不到“娘家"的困境。双重管理体制是现行管理模式滞后的关键因素，它一方面为主管部门延续部门特权提供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也给市场领域内生需求设置了制度障碍。本文对改革双重管理体制的具体建议是：尝试单一登记、分类管理与登记备案制，逐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环保社团管理新途径。

2、实行单一登记、分类管理制度

为了解决双重管理体制带来的困境，本文建议在现行民政部门的社会组织管理系统基础上，筹建一个独立于民政部门之外、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社会组织监管委员会，并建立全国性的社会组织监管体系，将现行的业务主管单位以及其他各相关部门行使的对于社会组织的监管职能逐步统一。一方面统一协调各个不同政府部门之间围绕社会组织监管问题的关系、权责和利益，另一方面统一信息、统一政令，将我国境内的所有社会组织置于国家统一的行政监管体制和相关政策的框架内。也就是说，在现行的民间组织管理局基础上，成立独立的民间组织监管委员会，统一行使对民间组织的备案、登记和监管职能。

3、试点社团备案制度

第7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社区矫正作为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创新社会治理，内务司法委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调研，重点了解社区矫正工作在组织建设、工作对接、监督管理、教育矫正、考核奖惩等方面存在的现实困难和突出问题，并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鉴于近年来我市禁毒形势较为严峻的现实，内务司法委专题调研公安禁毒和司法行政部门强制隔离戒毒工作。针对禁毒工作中存在的成员单位履职不到位、戒毒硬件设施建设不完善、社区戒毒工作成效不明显、戒毒人员复吸率较高、禁毒宣传工作力度不够大等问题，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广泛宣传发动、营造浓厚氛围，打击防范并举、遏制毒情蔓延，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戒毒保障，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执法能力等五点建议。同时为进一步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检察室建设的意见》，发挥基层检察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能作用，内务司法委于3月份就全市基层检察室建设情况组织开展调研。通过实地察看、听取汇报和座谈交流，了解全市检察机关在加强基层检察室建设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撰写了调研报告，为4月份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市检察院关于全市基层检察室建设工作汇报提供了参考。

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5月14日，内务司法委联合代表工委组织召开了全市“查找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条文”主题活动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刘冬生主任，邵建华、沈利农两位副主任均对查找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常委会领导的重视支持下，内务司法委深入调研，几易其稿，协助常委会先后制订下发了《关于组织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开展“查找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条文”主题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做好“查找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条文”主题活动意见收集梳理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要求查找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指定条文的通知》等，确保查找工作规范有序运行。截止10月底，通过深入查找，全市各地、各单位上报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条文、事项共780余条（次），涉及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等200多部。内务司法委及时对代表、各单位查找出来的法律法规条文进行认真梳理汇总，对共性问题及意见较集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给予重点关注，并及时向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上报。同时在初步整理汇总过程中也发现一些涉及规范性文件方面的意见建议，已按规定转交常委会办公室及市政府法制办研究处理。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诉讼中的矛盾和问题，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司法机关及其公安、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和内在要求。人大司法监督的目的，在于督促司法机关完善内部监督机制，重点解决司法工作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带有共性的问题，促进司法公正。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法律部门，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公民权利义务的实现。为强化诉讼监督，规范执法行为，保障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内务司法委2014年就修改后的民事、刑事两大诉讼法在我市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了重点监督。

2013年9月，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一府两院”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贯彻执行情况的

报告，提出了加强宣传教育、更新执法理念等五点审议意见。为了解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办理落实情况，促进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更好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保障和尊重人权，10月份内务司法委对“一府两院”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审议意见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查，撰写了督查报告，为11月份常委会开展“一府两院”有关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贯彻执行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工作满意度测评提供参考。同时针对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健全证据制度，完善调解与诉讼衔接机制，细化审判和执行程序，强化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等方面作了较大改进的实际，为推进全市法院公正司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内务司法委于7—8月对全市法院贯彻执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情况进行了调研，重点了解全市法院落实相关规定、健全工作机制、提升执法能力的情况，以及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规范诉讼程序，健全办案机制等意见建议，为9月份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市中级法院关于修订后民事诉讼法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提供了调研参考。依法处理涉法涉诉，既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也是监督“一府两院”公正规范执法的重要渠道。在日常工作中，内务司法委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将案件的办理作为对“一府两院”工作监督的重要内容，加强协调配合，认真督办涉法涉诉案件，积极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注重规范工作程序，对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指定专人负责登记，认真研究处理。在做好当事人息诉服判工作的基础上，及时转交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部门办理，责成承办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报告件办理情况及处理意见，并及时回复当事人。此外，内务司法委还对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报备的26件特定案件进行了全面审查，尚未发现有明显的办案瑕疵。同时对《__市行政审批事项下放运行实施办法（试行）》、《__市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实施方案》、《__市加强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事中事后监督实施意见》、《__市地名管理办法》、《__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办法》、《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的若干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备案审查，未发现有违法、不适当等可撤销情形；还积极配合省人大内务司法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草案）》、《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促进条例（草案）》等拟出台的法规条例做好征求意见工作。

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把民生改善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应人民群众对基本民生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诉求，才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喝上安全优质放心水一直是全市人民的期待，为认真贯彻省委、市委关于“五水共治”的决策部署，4月14日，内务司法委主持召开了市七届人大内务司法专业代表小组第三次会议，专题研讨“五水共治”的法治保障问题。在实地察看平湖市新仓镇河道整治工程之后，内务司法专业小组的代表们，充分肯定“五水共治”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同时对全市治水工作中如何加强对巨额治水资金的监管确保不出问题，“清三河”过程中如何科学准确计算河道清淤隐蔽工程土方量，如何加强对治水工程的监管及工程建筑材料的质量监督，如何有效解决小微企业偷排污水和农村畜禽养殖排放污染问题，如何提高污水纳管率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如何完善政策法规加大对违法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如何提高市民水环境保护意识，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等问题，提出了依法治水，落实责任；全面发动，全民参与；整合资源，强化保障；主动介入，加强监督；健全法制，严格执行等五个方面的建议，得到了市政府肖培生市长的批示肯定。

近年来我市老年人口不断增长，养老问题已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群众迫切期待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去年5月，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了意见建议要求政府加以落实。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关于发展民办养老产业的若干意见》，跟踪了解政府整改落实情况，5月份，内务司法委就全市社会养老服务工作开展调研，通过实地察看各类养老机构，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了解全市社会养老服务的现状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加强改进的措施建议，为6月份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专题视察工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残疾人是社会的特殊群体，关心帮助残疾人是社会各界应尽的责任。在今年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部分市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建设市级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建议》，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作为重点建议由内务司法委协助常委会有关领导进行督办。内务司法委多次深入市发展改革委、市残联等部门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提出建议。8月11日，内务司法委协助常委会有关领导主持召开了代表重点建议督办会议。市发展改革委汇报了办理代表重点建议所做的主要工作及下一步打算，祝亚伟副市长表示市政府将加快协调配合力度，积极推进市本级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邵建华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要把办理好代表建议，作为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作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重要内容，继续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在常委会有关领导和内务司法委的跟踪督办下，市级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已被政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可望在下一年内解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社区矫正作为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创新社会治理，内务司法委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调研，重点了解社区矫正工作在组织建设、工作对接、监督管理、教育矫正、考核奖惩等方面存在的现实困难和突出问题，并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鉴于近年来我市禁毒形势较为严峻的现实，内务司法委专题调研公安禁毒和司法行政部门强制隔离戒毒工作。针对禁毒工作中存在的成员单位履职不到位、戒毒硬件设施建设不完善、社区戒毒工作成效不明显、戒毒人员复吸率较高、禁毒宣传工作力度不够大等问题，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广泛宣传发动、营造浓厚氛围，打击防范并举、遏制毒情蔓延，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戒毒保障，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执法能力等五点建议。同时为进一步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检察室建设的意见》，发挥基层检察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能作用，内务司法委于3月份就全市基层检察室建设情况组织开展调研。通过实地察看、听取汇报和座谈交流，了解全市检察机关在加强基层检察室建设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撰写了调研报告，为4月份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市检察院关于全市基层检察室建设工作汇报提供了参考。

第8篇

建立健全我国卫生评价制度

社会团体发展的前瞻与思考

加强智库研究建设新型智库

做好社会救助和慈善资源的对接

完善我国志愿服务体系的建议

“三社联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

用治理理念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几点建议

改进我国儿童安全保护工作的思路

徐州市街居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与对策

新常态下中国式邻避困境的解决思路

完善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政策体系

在完善制度中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民间公共资源的传统利用与乡村建设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基于近年来几起重特大事故灾难的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全面提升领导力

英国开放公共服务改革及其启示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加强国家安全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设计

运用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的有益尝试

县域社会协同治理的“田东经验”分析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微信谣言治理

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重庆城乡社区服务差异分析及政策建议

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构建的几点建议

引导新文艺组织和文化群体参与社会建设

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改革方略及挑战

扎实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我国社会发展展望

从台湾社区发展看社区网络治理的前景与挑战

社会风险与基层社区治理:问题、理念与对策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充分发挥关工委的独特作用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开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黄金时代”

中国合和式风险治理的概念框架与主要设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思考

清前期山东“义集”的兴起与地方市场治理策略

人口老龄化再认识及对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的建议

推进以社区治理为基础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实践

《国家安全法》颁行背景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公共应急管理法治化

推进公共安全体系系统化常态化法治化社会化建设

深圳市基本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客家家训——客家人修身处世创业持家的座右铭

第9篇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改制；对策

我国农村信用社目前存在一定的问题，作为合作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应主要为社员服务.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社的贷款利率高于其他商业银行，所以，农信社在这方面没有优势，这对于农信社的经营者而言确实难以把握，所以，信用社改革势在必行。

1.农村商业银行是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必然出路

1.1改制是农村信用社在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立足的必然选择

入世以来，我国经济逐渐同国际市场接轨，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也逐渐受到市场经济影响。随着近年来国家农业相关政策的出台，农村金融市场的广阔天地和巨大的发展潜力逐渐被其他国有商业银行，甚至是国外商业银行所重视，农村金融的多元化格局逐渐形成。而长久以来，农村信用社依靠自身网点优势和政策优势独占农村市场，虽然自身有独到的经验，但是由于缺乏竞争，各种问题也相当突出，服务意识淡薄、相关金融产品的不完善、配套设施不健全、服务环境和质量不高，这些都是众多问题中的突出方面，与其他经过长期发展完善的商业银行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只有通过改制来完善和修正相关问题，才能在发挥自身固有优势的基础上增强市场竞争力，在农村金融的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并得到长久发展。

1.2改制是适应“三农”发展的重要保障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经济的进步，我国农村社会有了很大转变。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水平和精神需求也逐步增长，现代化农业生产和现代化农村建设对资金和相关金融配套服务的需求也不断扩大，虽然国家在这些方面有着很大的投入，但是农村金融机构的扶持是不可缺少的，它比其他途径更加快速而有力。农村信用社多年来作为农民自己的金融机构，与三农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与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在农民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农村信用社向农村商业银行的改制不仅是自身质的飞跃，更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三农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2.农村信用社改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深入分析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要求继续发挥农信社支农主力军作用；坚持分类指导，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增强资本实力；坚持经营管理重心下沉，保持县域法人地位的长期总体稳定，减少行政干预；省联社要淡出行政管理职能，强化服务职能。总的来说，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的战略要求符合农信社改革现实需要。

2.1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中存在的问题

监管部门提出从2011年起5年内全面完成农信社股份制改革，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农信社改制组建为农村商业银行；不再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合行要全部改制为农商行。但从我国农信社改革历史看，农信社改革一直沿着股份制的方向在进行。因而，相对于产权制度优劣的争论，如何完善现有制度下的治理结构更为重要，如何完善金融结构的治理结构也是危机后讨论和改革的重点。目前在农信社改制组建为农商行需满足的条件中，除需满足资本充足率、拨备率、不良率等监管指标外，监管部门对股权结构也有明确规定。之所以对股权结构采取这样的规定，主要是借鉴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经验，通过提高法人股的持股比例来解决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问题，从而有利于农信社建立起真正市场化的经营机制。

2.2对省联社“淡出行政职能、强化服务职能”存在的争议

当前对于省联社行政职能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管人”，一方面，基层社的高管选聘虽然由省组织部门和省联社联合提名，基层社股东大会选举，但实际操作中由于采取等额或较小差额比例选举，导致基层社话语权较小；另一方面，省联社是由基层社入股成立的，但省联社的高管是由省委组织部任命或等额选举产生，基层社对省联社高管选举同样没有话语权。二是管“财”，即基层社大额财务开支需省联社审批。包括购置车辆、购买办公楼、网点设定装修等费用支出。三是管“大额贷款”。基层社一定额度以上的大额贷款都需向省联社报批。当前改革中，对省联社哪些职能应淡出、以及如何淡出仍存在较大争议。

2.3关于在改革中保持农信社体系完整的重要性

目前，省联社与基层社在管理机制、业务流程、后台建设等方面已形成一个较为完整行业体系，而从改革成效来看，这一体系也是适应农信社行业发展需要的。而在新一轮改革中，如果忽略体系完整的重要性，则有可能产生新的问题甚至风险。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保持县域法人地位的长期总体稳定，这一判断是符合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阶段和农村金融需求特点。目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农村经济仍以分散的、小农生产形式为主；同时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农户金融需求开始多元化，除用于农业生产以外，消费贷款、住房贷款、创业贷款、商业贷款等金融需求开始增加。对于分散的、多元化的、小额的金融需求，小型金融机构更具有灵活、快捷的优势。

3.对策建议

3.1由县级政府牵头成立强有力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协调机构，具体负责辖内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工作

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总调节人。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面广，需要深入研究，多方面推进。落实优惠政策的主要单位有国地税、财政、工商；改革方案的支持单位有县直各有关部门；参与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全过程的单位有人民银行、银监部门。这些单位多属于垂直管理性质，要想使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形成合力，就必须加强县级人民政府的督导作用。因此，必须成立强有力的县级农村信用社改革协调机构，扎扎实实地履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协调职能。

3.2明确分工，明晰成员单位在改革中的职责划分

农村信用社改革的优惠政策较多，涉及的单位和部门众多，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各成员单位支持信用社改革的具体职责。职责不落实，改革就不协调，优惠政策就难落实，也就难以实现农村信用社转换经营机制、改善经营管理、增强抗风险能力的目标。必须建立横向联系、纵向审批、各司其职的工作机制，切实支持辖内农村信用社体制改革工作。

3.3多方协调联动，全力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

要积极扶持，不要干预农村信用社正常的业务经营活动。在资金扶持方面，要积极引导各类涉农资金、财政预算外资金等存入农村信用社；在减免有关税费方面，凡是地方政府职权范围内能决定减免农村信用社相关税费的项目要尽最大可能予以保障；积极协调公检法司等多方力量以加大对农村信用社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力度。要优化环境，不要把信用社当成自己的第二财政。要防范风险，切忌插手农村信用社的人事安排。各部门要明确分工，认真履职，全力配合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为农村信用社改革落实好国家的优惠政策，不为部门利益使国家优惠政策打折扣；为农村信用社改革制定好配套措施，不为以往的改革思路限制；为农村信用社改革营造良好的环境，不为农村信用社改革设置障碍。

信用社是农村市场经济与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 中的阶段性必然产物，现阶段信用社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提高信用社的功能作用、服务水平以及政策给予支持与扶持，使其得以完善，对于稳定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振宇.农村信用社改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金融界网》，2011-08-23.

第10篇

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01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现状及其管理研究》（10CSH037），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甘肃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对策研究》（SKQNGG12015）。

作者简介：陆春萍，女，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博士（兰州730070）。

和谐社区建设是服务型政府进行基层社会管理和改革的重要目标。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中，需要有新的方式来维系与群众的关系，也需要新的手段来实施社会管理，因此政府广泛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中服务社区居民生活的社会组织，除具有社会组织的非政治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特点外，还具有本地性、基层性和多元化等特征。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包括社区服务、慈善救助、文化娱乐、调解社区纠纷等。社区社会组织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提供重要的社会服务，并成为群众和政府间的桥梁。①探讨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国社区建设，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

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也产生了单位制解体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家转变了原来由单位提供社会服务的体制，开始依赖市场化机制、社会组织、家庭、个人来提供，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在承担社会服务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角色。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区建设浪潮，引发了城市社会关系深层次的变化，为城市社会组织的重组带来了新的契机，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城市社区组织。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自治。所以，随着基层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社区主体正在发生着多元变化，社区治理由原来的政府包揽向合作治理发展，因此，在基层社区层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展开了广泛合作。许多城市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主要承担政府委托的工作，特别是针对社区治安稳定工作，再造了许多新型的社会组织。例如，许多城市社区建立调处社会矛盾的人民调解工作室②、和事老协会③、平安协会④等。这些再造的社会组织不具有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单纯的官办团体性质，也不是纯粹的草根社会组织，而是嵌入政府主导的治理结构中，帮助政府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政府通过资金项目支持、注册登记支持、办公场地支持等多种方式促使这类社会组织完成注册。

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两大分析框架是市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但不管是市民社会视角还是法团主义的视角，都不能充分地解释现代中国所发生的国家和社会的进化史。这两种脉络的发展与式微正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呈现一种动态发展的时间进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呈现互动、冲突、补充、妥协、共生和合作等多种角色，国家和社会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因此，非营利组织学者提出的国家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理论，⑤对解释中国基层政府公共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代表了一种“国家在社会中”的新思路，国家赋予社会行动者更大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增权”，并不一定削弱国家管制社会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运作良好的民间组织和制度可以构成所谓的“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进行合作，能够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社区。

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具有一些与政府机构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是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之一。这类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基层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这类社会组织的诞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是政府实行社会化治理的代表。因此，在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并与其形成合作关系，具体的合作模式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⑥政府在公共服务体系中充当资金提供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在具体提供服务时，政府求助于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伙伴关系。简单说，就是一种由政府提供资金，由第三部门组织提供服务，这种模式体现了社会福利社会化，⑦社区关系在民间与国家的“互构”中被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再造。

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的基础是政府对这类社会组织的信任以及社会组织本身具有的专业精神、服务的多样化和人性化、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它的中介功能。社会组织在实际行动中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在提供服务中展现的专业性和灵活性，填补了政府在提供具体服务中缺乏的空间。同时，社会组织承接了政府的委托-服务，也促使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的转换。此外，社会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和理念多体现了社会的公益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吸引和凝聚了有奉献精神的社会工作者，并扎根基层，有良好的群众口碑；社会组织的“以人为本”的专业化服务理念和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是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无法达到的，这些都是吸引政府与之开展合作的基础。

另一方面，许多社区社会组织也通过一系列行动策略积极向政府靠拢，寻求自身的合法化，建立关系资源，积极寻求政府的信任和认可，其扮演的往往是政府合作者的角色，而非压力集团角色。这些社区社会组织往往会在政府安排的政策框架下进行活动，但也利用国家权威或者政府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通过与政府保持亲密的关系寻求多样的资源支持。例如，利用非正式政治合法化身份⑧，借用国家权威或者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同时自我克制、限制组织规模，主动配合政府行动等。⑨并且这些组织在建立之初就宣称是非党派、非政治的，以做实事、平民化、扎根基层的工作策略打消政府对其的戒备，从而获取政府的信任。还有一些社会组织为了获得合法性身份，积极向政府靠拢，因为在民政部门注册为合法的社会组织就能拥有一个合法的接受捐赠资金的银行账户，而且能获得政府委托的社区服务项目，并且还能免税，因此，这类组织也频繁、积极地开展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但这类社会组织与国家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也损失了组织自由和独立性的增长，属于一种依附的自由。

三、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特点

中国政体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政体，公民社会是由国家来主导的，政府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倡导下创造出了各种社会组织，并主动培育这些组织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的实践。这些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发展自由度、资金等方面却受到诸多限制，运作过程呈现“准社会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用。社区精英的特点是社会基础广泛，是一种社会化的精英群体，具有草根性。这些人生活在社区中，与社区群众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能够充分理解和表达社区群众的要求，获得群众的信任。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佣非常符合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策略。许多社区精英退休前是国家干部，退休后从事社区服务工作，他们在退休前已经积累了广泛的与政府打交道的社会资本，退休以后他们仍然可以凭借以前在工作中的特殊身份对现在工作的推行提供便利。政府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通过吸纳新生的社会精英并重建国家—社会的组织联系将新的社会要素容纳到体制内，能够增强体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国家在增长自身的能力成为一个能促型的国家时，需要大量值得信任的社区精英。国家提供社区治理精英的公共身份，如给予这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等，通过公共身份的授予稳定其在社区的公共责任等。而这些社区精英本身就已经在社区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们的行动能够影响和带动一大片群众。政府在基层治理中雇用社区“能人”，有利于增加自身的治理基础。

第二，政府的宣传动员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吸纳的一些关键的社区精英的知识、能力以及与民众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民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与依赖。这些精英人物是动员组织资源的关键变量和资源运作的重要因素，是对其他民众动员的最好资源。所以，政府在对其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给予了他们较高的个人荣誉感，这一方面能够增强他们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能起到社会动员的目的。在社会矛盾调处中，许多优秀和模范的人民调解员成为这个行业政治宣传的代表，他们的事迹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法制在线”栏目，《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网”等知名媒体被做过专题报道。政府通过主动建立一些社区社会组织，并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扩大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提高其知名度，极力扶持并把它们打造成品牌，希望以此影响更多的群众。政府再造社会组织的建立是一种政府选择的结果，是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成立的相应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往往只是政府的附属物，它服务于党政管理社会的需求，通过这个组织，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的合法性资源。

第三，政府主导的“准社会化”运作机制。由国家主导的社区建设其实是国家从行政性的治理方式向社会性治理方式的转变。国家依托社会组织的民间性特点，实行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改造，使其成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合法中介。政府再造社会组织正日益被编织到国家法治的框架内，与国家的正式组织网络深深地勾连在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状态，其目的不是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治性，而是盘活和提升国家治理资源。因此，这类政府再造社会组织对国家行政机构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但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正是在社会合法性需求的状况下产生的，它的民间性、草根性等特点，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因此这类社会组织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运作方式。政府这种治理方式的转变体现在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如在社区建设中通过国家力量把许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参与过程。政府利用社会性治理手段，委托各类法人团体进行社区建设的各类任务，如人民调解工作室、慈善机构、社工组织等，把权力下放给这些专业的法人团体，采取鼓励发展社区民间组织的态度，推动社区治理手段的进一步完善。

四、对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建议

在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基础源自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草根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和特点表明，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的职能转变，同时加强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实质上并没有提高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自治性。在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往往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在具体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供给模式中往往选择官办的这一类社会组织，因为政府在这种购买服务模式下，资金的使用权就从原政府部门手中流向了第三部门，加之对第三部门公共资金的使用监管制度尚不完善，所以，政府必须选择那些让自己放心和信任的社会组织。许多社区社会组织并非独自成长的社会组织，而是由作为购买者的地方政府发起和倡导成立的社会组织，虽然此类社会组织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但实际上该社会组织变成了与政府行政性质类似的“次级政府”，名义上承接政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实际上的基本定位是随时接受政府下派的任务，而且对政府资金的依赖也很难发挥这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谈判能力，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这类社会组织实际上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延伸，国家权力在基层社区中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是一方优于或依赖于另一方，而是相互依赖并且是平等的，政府应放权给更多履行社会服务功能的社会组织，以实现政府管理公共事物方式的重大转变。政府要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应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放宽社会组织注册门槛。要吸引更多的草根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注册，要从制度上彻底改革以前的双重管理的管理制度，改进政府的工作效率，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地方治理的能力。此外，对于一些运作资金独立、筹资渠道多元化且常能获得境外资金支持的草根组织，要加强社会监督，因为这类社会组织以寻求独立为目标，避免政府的过多干预，力图突破“游戏规则”由政府制定、社会组织只能被动接受的状态，政府对这类组织应营造宽松的制度和社会环境，让其自然增长，但同时应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管。

第二，扩大合作领域。对于已经和政府有良好合作基础的社会组织，政府可以扩大合作的领域，不单单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领域，还可以扩大到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卫生健康、危机应对和灾后恢复等领域。政府出钱为民众办事要以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契约化关系为准，政府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我出钱，你就要为我办事”，要杜绝依赖和依附关系的产生。要完善捐助的免税制度和法律监控体系。同时，社会组织也需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建设，完善自律机制，要做到服务的专业化、项目的科学管理和财务透明等，并要吸引更多的专业优秀人才进入该领域，以提升服务水准。

第三，基层社区政府应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形成社区多元化合作治理格局。社区建设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合作治理要发挥整体合力的作用，要同社区社会组织、公私企业、居民代表等组成社区建设推进委员会，以推动地方社区建设，促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公私企业之间的合作，并且要鼓励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吸纳居民的意愿并积极促进多方交流。要在社区横向层面达成合作治理，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的新途径。其间，政府应大力培育与扶植社会组织，发挥其专业和灵活的服务功能，同时要让民众通过意见参与肯定自己在本社区的成员身份，从而增加其对社区的认同感。此外，只有让老百姓有选择服务的权利，才能促使社会组织和企业提高服务质量，推动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从而构建多方合作的均衡网络，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合作的治理模式。

第四，社区建设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区自治。这也是中央政府希望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的方向。社区民间组织在增强社区凝聚力，加强社区团结，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要不断促进社区服务社会化，逐步完善社区治理的组织网络，使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达成合作治理模式，并且社会组织要不断地主动追求自主性成长和释放。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既要有妥协、又要有坚持，妥协要妥协得有智慧、有策略，坚持要坚持得有理性、有原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双方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双向互动的权力关系。⑩保持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是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点。

注释

①陈伟东：《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区建设———以武汉市社区建设为个案》，《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②陆春萍：《转型期人民调解机制社会化运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③郁建兴、金蕾：《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④张小劲、李春峰：《地方治理中新型社会组织的生成与意义——以H市平安协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⑤[美]莱斯特·M.萨拉蒙著，田凯译，《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1页。

⑥王浦劬、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⑦张秀兰、徐月宾：《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⑧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第11篇

【关键词】法律监督；检察室；司法体系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9-129-02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现在的问题体现在，检察机关无法对基层执法活动进行有效监督，无法满足基层群众的司法诉求。而检察室作为延伸法律监督职能的一种方式开始逐渐兴起。在此背景下，笔者拟对检察室的意义以及检察室工作的规范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设立检察室的必要性

（一）设立检察室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的需要

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种监督权主要通过两方面来实现：一是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批准或决定逮捕权以及审查的权力；第二则是对诉讼活动，即刑事立案、侦查、刑事审判、刑罚执行以及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这些职能也就是法律监督的权力范围。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进步和法制的健全，社会公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日趋强烈，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多，而产生的大量纠纷又多产生在基层，导致来自基层的涉法案件大量增加。为了缓解案件急剧上升的巨大压力，社会上就迫切需要相应的法律监督机制来及时处理、纠正和监督案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检察室的设置就为基层法律监督权力的行使拓展了空间。检察室扎根群众中间，使群众能够直观地理解检察工作，便于人民群众反应与其利益密切相关不公正的现象，从而使检察机关及时掌握矛盾根源和基层社会活动的弊端，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监督工作，切实收到有监督和没监督不一样的监督成效。

（二）设立检察室是完善基层司法体系的需要

在乡镇（街）一级的司法组织结构中，有公安局派出所，法院派出法庭，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所，而检察机关则一直未在乡镇基层以国家机关的形式出现。检察室的设立则弥补了检察机关在乡镇基层司法系统的缺位，也使得检察机关与当前我国的权力配置相协调。同时也有利于与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共同构成乡镇（街）一级的司法体制，形成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基层政法工作良性运行机制。

（三）设立检察室有利于维护基层百姓的合法利益

在乡镇基层设立检察室，是法律监督工作向基层延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化检察机关社会责任的表现，是运用法律监督手段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重要举措；有利于及时发现积聚在基层的社会矛盾，发现基层矛盾中的违法腐败问题，及早解决问题，从而尽早化解社会矛盾；再次基层群众对法律的需求急剧增长，在乡镇基层设立检察室有利于为百姓提供法律咨询，增强群众法律意识；最后，基于广大群众对政法工作的不了解，设立基层检察室有利于百姓接触政法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听取众对政法工作的意见，及时改进检察机关的执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二、检察室的设置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检察室的设置类型不统一

目前，由于检察室仍然处在探索阶段，确立怎样的检察室仍然是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在摸索。就笔者所在的检察室而言，采用的是派驻检察室的形式，即检察院作为“本部”，向乡镇基层设立派驻检察室，其级别与检察院内设业务部门平级，受检察院“本部”直接领导。

由于情况各不相同，在全国范围内，检察室的类型也没有统一的模式。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检察室工作的不稳定。除检察室领导相对固定（笔者所在检察室的领导年轮岗一次）外，检察室干警则带有流动性，即人员不固定，工作分工范围相对模糊，造成工作上衔接困难。

（二）检察室与基层检察院内部机构的关系不明确

目前检察室与基层检察院内部机构主要存在两种关系，一种是下属关系，即检察室是某个职能部门的派出机构，检察室的人员和业务都归该职能部门管理；另一种是并列关系，即检察室是基层院的内设机构之一②。

下属关系的检察室缺陷在于，没有理清检察室的性质。因为检察室作为检察院在基层的代表，其职能是检察院的主要职能在乡镇基层的体现。因此，延伸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应是是整个检察机关的监督触角延伸和检力下沉。所以，检察室与检察院内设机构不应该是下属关系。

另一种并列关系则具有较大的优点，一是能在乡镇基层体现检察院的职能，二是检察室作为检察院的综合业务部门，方便基层群众、举报和表达利益诉求，同时可以直接联系乡镇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和人民法庭，而不会因为仅仅具有单一职能而妨碍检察院在乡镇基层工作的开展。

三、检察室机制的完善

针对上述问题，要使检察室真正发挥应有职能，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一）厘清检察室性质，做好人员编制

检察室应当具有独立编制。正如上文所言，检察室作为与检察院内设机构平行的部门，应到具有独立的人员编制。虽然检察室作为检察院在乡镇基层的代表，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检察权，但是检察室要面对乡镇基层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单一的检察权不足以应对基层社会发生的各种事态。这就要求检察室的工作人员要具备各种业务素质，体现出综合性的特点。给予检察室独立编制，有助于吸引或者督促检察室工作人员的综合发展，有利于稳定检察室的工作队伍③。

（二）划清工作范围，做到权责统一

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开展法律监督为检察院的第一责任，检察室也责无旁贷。但这种法律监督又不能仅仅体现在履行综合治理、法制宣传、法律咨询、犯罪预防等派生性职能。更重要的是，检察室应当担负起监督基层政府组织的行政执法和基层司法部门的诉讼活动的重任，这对于促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检察室要加强与司法所和诉讼服务工作室的协作配合，对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法律监督。确保社区矫正制度发挥实效，共同调处矛盾纠纷以及轻微刑事案件的和解；应当密切与公安派出所的联系，建立派出所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对立案监督、纠正违法行为等检察院重要职能予以体现；还应当应当加强与派出法庭的联系，对民事行政案件等进行法律监督④。

加强对检察室工作的制约。检察室虽然是检察院在乡镇基层的代表，其职能是检察院职能的延伸，但不是取代检察院本部的职能。因此，检察室的工作也应当收到相应的制约。这种制约体现在：1.在涉及具体业务工作方面，仍要由检察院相应的职能部门办理；2.密切联系群众，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听取群众对检察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各种方式，回应群众对检察室提出的利益诉求；3.检察室还要接受其他单位的监督，征求派出法庭、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以及其他基层行政执法机关的意见和建议，协助其他单位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立足检察职能，服务工作大局⑤。

综上所述，检察室是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的延伸，对促进检力下沉，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回应基层群众利益诉求，化解社会矛盾都有着积极意义。同时，检察室处于摸索阶段，机构配置、人员编制、工作职能范围、甚至检察室类型都不完善、不统一。因此，有必要在现有建设的基础上，逐渐完善检察室的设置，建设稳定的干警队伍，促进检力下沉，同时也要加强对检察室工作的制约，以便更好的履行检察室职能！

注释：

①郑红.发展乡镇检察室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思考[J].人民检察， 2008（22）.

②徐国平，汪泽文.检察机关乡镇检察室工作制度刍议――以乡镇检察室历史沿革为视角[J].景德镇高专学报，2012（1）.

③周光清，胡勇.乡镇检察室制度及其发展[J].国家检察官学报， 2013（5）.

第12篇

关键词：社区法官；工作机制；诉调对接；能动司法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072-03

社区法官工作制度是法院主动将司法资源下沉至基层，在辖区内的社区建立社区法官工作室，指定法官进驻社区，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的制度。法院派驻社区的在职法官称为“社区法官”，“社区法官”与“退休法官”、“社区法官助理”共同负责社区法官工作室的运行。自2002年青岛市北法院首创“社区巡回法官”工作制度以来，社区法官工作机制的探索已经过了十个年头。该制度使得法院与相关职能部门在职能上深度融合，形成工作合力，在社区搭建起矛盾纠纷化解的工作平台，把司法服务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和基层社区，探索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一、构建社区法官工作机制的理论基础

（一）契合能动司法的工作理念

美国法学家诺内特将法律分为回应型法、自治型法、压制型法3类。回应型法注重于法律、政策以及社会公认的准则引导，其功能是调整而非裁判，强调司法应在实质意义上回应社会需求，摆脱形式主义的束缚[1]。当前我国能动司法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将社会目标的实现作为司法的基本方向；二是把多重社会价值以及多元社会规则作为司法考量的重要依据；三是把调解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四是司法工作更加突出便民、利民[2]。社区法官工作机制就是要法官改变以往的办案方式，变“坐堂问案”为“主动服务”，要求法官走出法庭，走进社区，拉近法官与群众的距离，改变传统的当事人到法院打官司的单一矛盾化解方式，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作用，使得法院与社区（村）的基层组织共建法律服务网络，促使矛盾化解在基层萌芽状态。社区法官制度契合了当下能动司法的工作理念，生动诠释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工作宗旨，是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打造“无讼社区”的必然要求。

（二）适应社区协同主义的要求

德国学者贝特曼（Bettermann）于1972年首先在民事诉讼理论中使用协同主义的概念。随后德国学者瓦塞曼（Rudolf Wassermann）系统诠释了协同主义的概念，他强调民事诉讼应当由自由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强调当事人与司法机关的协同关系，要求所有诉讼参与者协同诉讼，共同化解矛盾纠纷[3]。在基层社区矛盾日益多发的背景下，吸收和借鉴民事诉讼中的协同主义理论，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纠纷。社区协同主义是强调法官、基层自治组织与当事人间的协同关系，要求各纠纷相关方相互配合，尽早化解纠纷。社区协同主义的纠纷化解理念是创建社区法官工作机制的理论基础，充分体现了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功能性质，是对社区法官制度的应然模式的理想思考。

（三）有利于实现诉调对接

诉调对接中的“诉”代表法院的司法程序，“调”代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调解程序。诉调对接的本质是实现矛盾的司法化解与司法外化解的有效衔接，实现法院与社会调解组织职能上的良性互动、作用上的优势互补[4]。当前，司法机关应当加大对民间调解工作的指导和支持力度，促使民间调解走上主体多元化、程序规范化、内容专业化的良性轨道。经过实践的探索，我们发现社区法官工作机制创造性地发展了诉调对接机制，将司法资源下移，使法官深入社区、贴近群众从而实现了从技术性法官到社会性法官的转变；社区法官工作机制注重培育社区矛盾自我消解的能力，实现了单纯依靠政府力量到依靠民间力量转变；通过派驻社区法官工作室，加大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力度，丰富了调解主体、规范了调解程序、提升了调解能力，提供了带有准司法性质的法律服务，实现了由基层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到具有普适性法律效力的正规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变。

二、和谐社会语境下该制度的价值分析

（一）有利于和谐社区的构建

社区法官参与和指导社会矛盾的化解是现代管理理念和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满足了传统治理和乡土社会的需求，交替体现基层社区的特殊需要。社区法官工作制度具有两个突出优点：其一能够充分依托乡土优势为社区服务。社区法官助理全部来自基层社区，他们或是社区干部或是有威信的长者，熟悉乡村的风土人情，便于开展工作；二是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官的专业优势，助推矛盾化解。社区法官依靠自身扎实的法律知识，搭建起法院与基层群众交流互动的平台，延伸了司法的触角，提升了影响力，有效降低了纠纷成诉率，使得纠纷化解更具权威性，有利于和谐社区的构建。

（二）有利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当代中国法律人普遍认同的法律文化大体上是舶来品，而广大民众尤其是基层群众认可的法律文化则是传统的，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张力导致当前我国司法改革举步维艰。”[5]在现代法治理念下，司法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一定的法律规则和程序，公正、权威、高效、终局地化解纠纷。然而社会公众在思想上尚不能完全接受法治意义上的程序公正理念，法律与习惯与情理时常发生冲突，加之司法部门权威不足，司法工作人员威信不高，“案结事不了”的现象经常发生。社区法官工作制度推行亲民路线，社区法官经常深入基层社区与一线干部群众沟通交流，有利于了解社情民意，增进与群众的感情，增强群众对司法工作的认同，法官在社区深入人心，司法公信力也在无形中得到有效提升[6]。

三、社区法官工作机制的具体设计

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出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公正、高效地化解矛盾纠纷，降低司法成本，方便群众诉讼，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人民法官为人民的宗旨理念。当前，构建社区法官工作机制需要明确社区法官的工作模式、社区法官的选任、社区法官的工作职责等。

（一）工作模式

当前我国社区法官工作模式主要有3类：一是以山东青岛市北区法院为代表的法官巡回开庭进社区，便利群众诉讼，这种方式在全国比较多见；二是以江西上饶两级法院和河南省法院做法为代表的聘请社会热心公益、熟悉法律且具有较高威信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基层群众作为法院司法协助员或社会法官，配合法院开展司法辅助工作或者作为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诉讼；三是以上海杨浦法院为代表的“青年法官巡回审判+退休法官进驻社区”模式[7]。

借鉴以上社区法官工作模式，笔者认为应当建立“法官驻点巡回审判+退休法官进社区+社区法官助理协理”的工作模式。“法官驻点巡回审判”是指法院派驻在职法官定期或不定期到社区法官工作室开展上门立案、巡回审判、指导人民调解、接受法律咨询等工作，为群众提供司法服务；“退休法官进社区”是指人民法院聘任的退休法官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进驻社区与社区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参与纠纷的排查和矛盾化解工作；“社区法官助理”是指法院聘任的热心公益、熟知法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威信较高的社区干部以及社会贤达人士作为法院的“社区法官助理”，积极配合社区法官开展司法辅助工作或者作为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诉讼，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3类主体中，退休法官与社区法官助理驻在“社区法官工作室”工作，法院在编法官定期或不定期到工作室开展巡回审判、指导人民调解、接受法律咨询等工作。

（二）人员配备

社区法官的选任是指对派驻社区的在职法官的选任。法官个人权威是社区法官工作制度正常运行的保障，社区法官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中人格化法官为核心类型，其表现关乎人民群众对法院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因此必须科学选配社区法官。社区法官应当具有以下条件：一是具有丰富的办案经验和熟练的调解技能；二是熟知民事法律规定，能够满足群众的法律需求；三是要有群众观念，乐于群众工作；四是善于沟通，能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信服的态度、认可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五是要有大局意识，司法工作中能主动服务于工作大局[8]。通过与各乡镇、街道签署《共建和谐社区协议书》，每个社区法官分包几个社区，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到“社区法官工作室”开展工作。退休法官及其他退休司法干部选任主要是聘请优秀的法院退休工作人员及其他司法干部，他们进驻社区，长期在社区工作。

社区法官助理是在社区法官及退休法官和司法干部的指导下负责民间纠纷调处并协助法官完成各项司法辅助工作的人员。社区法官助理是社区法官工作制度中三类主体之一，社区法官助理的选任事关社区法官工作模式的运行，因此科学选配社区法官助理至关重要。社区法官助理主要是选择那些热心公益、熟知法律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干部、基层调解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以及有威信的社会贤达人士。为了丰富社区法官助理法律知识，提升工作能力，应当对社区法官助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培训，由社区法官亲自指导，社区法官助理直接协助法官调处案件，培育法律素养与锻炼调解技能，提高纠纷化解能力，经培训考核合格之后颁发“社区法官助理”聘书，正式上岗，协助社区法官开展纠纷调处工作。社区法官助理制度使得诉讼与调解相互衔接，通过助理调解，法官指导，调判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有效调处纠纷，化解社区矛盾。

（三）职权划分

社区法官主要承担以下工作职责：（1）定期到社区法官工作室开展巡回审判、指导人民调解、接受法律咨询等工作，积极调处社区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2）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深入社区群众中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积极配合当地政府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事件，为事件的处理提供法律意见；（3）积极指导社区法官助理开展工作，通过跟班学习、联合调解、审查确认调解协议等方式提高社区法官助理调解水平和业务技能，灌输自愿、公正、合法调解的理念；（4）积极到社区开办法制讲座，开展送法下基层、进企业等活动，为群众提供细致周到的法律服务；（5）指导社区的人民调解组织开展工作，提升社区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促进社区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9]。

社区法官助理的主要工作职责包括：（1）处理社区法官工作室的日常事物，对要求解决矛盾纠纷的当事人进行登记、预处理以及预约社区法官；（2）接受社区法官委托，协同调解成诉的民事纠纷；（3）负责处理简单民间纠纷，在社区法官指导下，积极运用各种社区资源化解矛盾；（4）提请社区法官及时对纠纷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5）协助社区法官开展文书送达、案件调查、传唤当事人等司法辅助工作；（6）指导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开展工作。

四、相关配套措施的出台

一是确立相关配套制度措施。社区法官工作制度的实施需要与之配套的制度、程序或措施，结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两便原则以及新设置的小额诉讼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可以口头，法官可以利用节假日或者午间、夜间时间进行审判，判决书可以口头宣布，由书记员记载入卷，经当事人同意可以不受举证时限、审判程序的限制等等，从而赋予社区法官运用更加灵活、简便的司法程序的权利，降低诉讼成本。同时，要注意诉讼和调解的对接，避免调解阶段投入司法成本的浪费[10]。

二是明确社区法官的受案范围。国外治安法官一般受理小额民事案件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我国虽然也明确规定了人民法庭可以审理刑事自诉案件与民事案件，但在标的额和案件类型上没有特别区分。在社区法官的探索实践中，有必要明确社区中最常见的与群众联系密切的婚姻家庭案件、抚养、赡养、抚育、收养、继承、相邻关系、小额民间借贷、争议不大的人身以及财产损害赔偿等纠纷适用调解前置的程序，由社区法官室工作人员进行前置调解；同时还应赋予社区法官助理协助法院查询当事人、送达文书、协助执行等工作职权。

三是建立符合司法规律与国情的管理模式。社区法官工作制度是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工作的延伸，对于社区法官应当实行双重管理，一方面接受法院的业务指导与工作考核，另一方面深入基层社区与社区干部一道参与综合治理。为规范管理，结合社区法官工作的开展情况，应及时制定《社区法官工作规则》《社区法官矛盾调处制度》等具体工作制度，建议将社区法官工作制度运行所需的费用纳入财政预算，给予有效保障。

参考文献：

〔1〕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81.

〔2〕顾培东.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研究[J].中国法学，2010，（4）：22-24.

〔3〕瓦塞曼.社会的民事诉讼：在社会法治国家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务[M].东京成文堂，1990.118.

〔4〕胡博文.诉调对接展望[N].人民法院报，2012-5-18（8）.

〔5〕刘思达.当代中国日常法律工作的意涵变迁（1979 -2003）[J].中国社会科学，2007，（2）：90-105.

〔6〕林晔晗，邓爱君.社区法官叫“阿彪”[N].人民法院报，2010-3-3.

第13篇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整合人力资源，形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积极推进乡镇、办事处综治维稳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不断提高基层综治维稳部门抓综治维稳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为我市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服务。

二、组织机构

其它相关部门积极参与。乡镇、办事处综治维稳中心设在司法所，乡镇、办事处综治维稳中心由综治办、维稳办、办、公安派出所、法庭、司法所等单位组成。中心主任由各乡镇办分管政法综治维稳工作的副职兼任；副主任由综治办、维稳办、办主任和公安派出所长、法庭庭长、司法所长担任；专职工作人员从综治办、维稳办、办、司法所、派出所、法庭抽调干部集中办公。司法所尚无办公用房的由乡镇、办事处另行安排。乡镇、办事处综治维稳中心工作人员人事关系由原单位管理，工资按原渠道发放。各自业务工作以中心管理为主，原主管单位实行指导。

三、工作职责

1贯彻中央和上级关于综治维稳工作指示精神。制定本辖区综治维稳工作计划、方案、措施等，并负责组织实施。

2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切实承担牵头责任，充分发挥综治、维稳、公安、司法、法庭、等部门在联调工作机制中的作用，预防和减少重大矛盾纠纷和的发生。

3及时排查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开展“严打”整治专项斗争和重点治理工作。

4坚持“预防为主。专群结合”方针，加强治保会、调解委员会和治安中心户长等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健全制度，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5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大力抓好流动人口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禁毒、禁赌、网吧管理、学校和企业周边治安环境整治等工作。

6扎实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巩固平安社区（村）校园、路段、市场和平安单位、平安家庭创建成果，抓好长效管理。

7充分发挥公安、司法、法庭、工会、妇联、劳动保障等部门的作用。积极为辖区内居民开展维权服务，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

8指导基层社会事务协理员开展综治维稳工作。

9认真做好本辖区各部门、各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签约、检查、考核工作。对工作成效明显的进行表彰奖励；对存在问题的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对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严格实施领导责任查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建议。

10办理上级交办的有关综治维稳工作的其他事项。

四、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平安创建、调处、维权服务工作网络，依托乡镇、办事处综治维稳中心这一平台。努力实现工作对接，形成党政领导、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

1矛盾联调对直接到本级要求调处或其他部门转入的矛盾纠纷和群众来信来访。统一协调、统一督办、统一归档，综合运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等方法进行疏导化解。重大疑难或涉及两个以上部门、单位的纠纷案（事）件，由综治维稳中心直接调处或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共同解决。

2治安联防充分发挥综合治理的组织优势。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建立健全专群结合的治安联防工作网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治安联防行动。

3警务联勤统一组织安排综治维稳中心各组成部门及工作人员开展工作。落实值班备勤并纳入突发事件预警处置工作体系。一旦发生突发性或治安突发事件，能做到快速反应，依法妥善处置。

4问题联治定期进行治安形势分析。及时治安预警、预报。定期组织摸排、梳理辖区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确定重点整治地区、行业、部位，督促各职能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统一组织各种专项整治。

5平安联创围绕平安创建总体目标。广泛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基层平安创建活动。把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社区矫正、预防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防范和处理、法律服务和法律宣传等作为平安创建的重要内容，丰富创建内涵，增强创建实效。

五、建设标准

（一）硬件建设标准

1有办公室、接待室、档案室；

2有微机及其它办公用品；

3有规范的标牌、公章。

（二）软件建设标准

1上墙内容

1组织机构网络图；

2工作任务及职责；

3工作制度；

4工作流程图。

2相关台帐

1来信来访登记处理情况；

2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

3突出治安问题及重点整治情况；

4重点人员帮教及稳控情况；

5基层社会事务管理工作情况；

6其它有关资料台帐。

3实行标牌、印章、文书、程序、制度六统一。

六、经费保障

第14篇

关键词：数字化学习；整合资源；强化队伍；输送营养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玉山镇充分利用远程教育这一平台，开展基层社区居民素质提升工程。镇远程教育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全方位链接，并及时注入新鲜“血液”，全面提升各基层站点操作员素质，同时建立健全了“让干部经常受教育，使居民长期得实惠”的长效机制，远程教育这一基层助力器有效地推动了玉山镇学习型社区的建设，同时也有效地推动了党委、政府提出的“和谐玉山”建设。

一、整合资源，“建”平台

1.设备投入着重“早”

玉山镇按照“建、管、学、用”建设远程教育平台的要求，2006年1月，全镇26个社区（村）远程教育基层站点全部投入使用，建成覆盖全镇社区（村）的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通过链接省、市级教学服务平台，借助有线电视网和互联网进行教学资源和教育信息的传输，苏州市首批镇网上党校和社区教育网站投入使用，供社区（村）基层接收站点的社区干部和群众选择学习。在基层建立能实现“点播、互动、现场直播式”功能的用户终端接收点，村级建点率达到100%。

2.教学资源着重“广”

玉山镇依托有线电视网“村村通”以及社区教育中心、农村党员服务中心、党员活动室或其他现有的电教播放点，合理利用原有电教设备建成现代化远程教育接收站点。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走访，深入了解基层群众的需求，从党的政治理论解读、政策法规、实用专业技术等专题，及时搜索、筛选、下载，有目的地储备教育资源，精心创作课程，以便于基层查找。自远程教育教学服务平台开通起，建立终端接收站点的社区（村）全面开展教学活动，各人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和从业特点自主安排学习。基层站点每月至少开展两次远程教育学习活动，即“党员干部教学活动日”及“群众学习开放日”，在玉山镇学习型社区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3.课件储备着重“精”

玉山镇在创建成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乡镇的基础上，围绕“和谐玉山”建设，实施“333”工程，即充分利用“全国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江苏先锋网”、“昆山市民学习在线”三个政府确定的网站，镇社区教育中心专人有目的地下载课件并指导终端站点开展示范教学；重点建设玉山镇社区教育网站、玉山镇网上党校、玉山镇远程教育网站，三个网站各配备一名专业管理人员，精选适合本地特色的教学资源；教学资源注重“三性”，集思想性、知识性、实用性于一体，让基层了解最新的政策法规，浏览最新的时事报道，最适合的实用信息及市场销售信息等。信息技术的进村入户，满足了社区群众生产生活中的需求，丰富了他们的业余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培养了一批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技能的具有创业致富本领的新型社区群众。

二、强化队伍，“管”平台

远程教育作为信息时代基层学习的主要载体和工具，其作用日趋显现，教育的实施作用如何，队伍建设是核心。那么如何提升站点管理员、教学辅导员、技术服务员“三位一体”骨干队伍的素质，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网络平台的优势，玉山镇在组建队伍，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1.创新录用机制，注入站点管理员队伍新鲜血液

完善规章制度，用科学有效的制度保障工作机制的正常运行。远程教育是一种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势必要求站点管理员具备一定的电脑基础知识、因此我们对各站点的管理员进行严格选拔，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实施“人才反哺”工程，择优选取大学生，将工作踏实、乐于奉献、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的年轻技术人员吸纳进来，作为各站点的技术骨干重点培养。

2.强化学用实效，突出教学辅导员服务作用

熟练掌握现代远程教育的相关知识和终端接收站点设备的基本操作，了解终端系统的基本性能。根据现代远程教育节目播出安排和本地实际，合理确定教学辅导时间；按照教学要求，及时辅导，并进行必要的现场操作演示和答疑。及时了解市民在学习实践中的疑难问题，提高他们的应用能力。注意收集市民的意见或建议，并及时进行整理和汇报。强化服务意识，及时解答市民提出的问题。

3.创新培训机制，提升技术服务员队伍素质

为提高人员素质，玉山镇形成定期组织技术服务员集中培训机制。要求技术服务员培训熟练掌握学习终端接收站点设备的连接、卫星数据的接收、专用频道接收软件的使用、计算机软硬件等知识。定期组织技术服务员进行设备运行、日常维护、软件更新、故障排除等方面对技术的培训。每年社区中心组织培训不少于4次。培训班采取集中授课、实际操作、交流问答等多种形式。及时传达中央关于现代远程教育相关精神的文件、上级领导的工作部署，并邀请专业人员讲解节目播放、信息上传、设备保养维护等知识，重点向技术服务员传授与远程教育相关设备的安装和调试、远程教育程序软件的操作和使用等理论知识，同时安排技术服务员上机操作练习，教师进行专门辅导，及时让操作员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全方位，多维度、多层次反复探索实践。培训结束后，让技术服务员进行交流总结，对培训中出现的问题及一些重点难点汇总分析，进行培训效果的抽查，并对操作不合格的技术服务员进行了再培训。截至目前，95%以上的技术服务员都能够熟练掌握相关操作。

4.创新激励保障机制，激发“三位一体”队伍创新活力

坚持以人为本，鼓励干部到基层建功立业。对优秀的大学生村官实行“三个优先”的激励政策，即招录乡镇公务员时优先考虑，招聘事编人员时优先照顾，选任副乡镇级领导干部时优先关注。分年度表彰一批优秀的站点管理员，带动其工作的积极性，部分特别优秀的管理员，还可以破格提高政治待遇，延长基层干部的“政治生命”，稳定基层干部队伍，形成“留得住人、拴得住心、干得好事”的良好格局。

5.创新考核机制，提高“三位一体”队伍主动性

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工作奖惩，将远程教育工作列入年底考核体系中。远程教育2008年开始纳入社区（村）年终百分考核（占3分），与年终社区（村）分配挂钩。根据考核结果分为好、中、差三种类型，对表现特别突出的管理人员，再给予适当的奖励；对工作不到位的站点，给予批评教育，凡是工作懈怠、责任心不强，不适应工作的操作员，坚决调整。对于不规范的站点，进行整改，从而推进远程教育的责任感、紧迫感，激励站点操作员对远程教育工作开展的主动性，努力培养一批创新型的“三位一体”队伍。玉山镇姜巷村今年力争创建江苏省示范远程教育站点。

三、输送营养，“用”平台

1.输送“生命”必需营养，构筑思想教育阵地

利用远程教育教学资源的共享性，中央和省级下达的文件精神、提供的教学内容能够直接传达到基层，成为社区群众学习领会党的政策的直通车，为基层组织创先争优提供“生命”的必需营养。发挥远程教育“柔顺剂”作用，尽善尽美地发挥远程教育的传播功能扩大教育的覆盖面。有效地提高基层社区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进一步增强其服务于民的意识和本领，引导帮助基层组织明确工作目标，改进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水平，夯实党在基层社区（村）的人才基础，巩固党在基层社区（村）的执政之基。丰富的教学内容，通过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的理论，结合生动的案例，突破了传统的做报告、念文件等呆板的方式，更具有亲和力、说服力和感染力，有助于基层群众及时了解和领会上级最新的政策方针，提升思想觉悟。远程教育这一直通车，输送了基层群众“生命”的必需营养，构筑了基层思想教育阵地。

2.架设致富桥梁，激发内在动力

发挥远程教育“金钥匙”的作用，用先进文化武装社区（村）干部，以此提高社区（村）干部的业务水平，更好地发挥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作用。社区（村）群众享受到信息化发展的成果，视野开阔了，观念更新了，知识水平提高了，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

第15篇

创新发展经验之一：融合型的“和谐促进会”

慈溪市现有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之比几近1∶1，目前所有的村（社区）都成立了“和谐促进会”。“和促会”的建立，旨在探索新老市民社会融合机制，会员主要由村干部、优秀外来务工人员、社区保安、村民代表、出租私房房东、私营企业主等组成，协会受镇（街道）党（工）委指导，由村党支部（总支）、村民委员会、经济合作社管理和协调。“和促会”采用会员制的组织形式，会员通过促进会获得更多表达、参与、培训、决策的机会，这是一个信息传播、双向沟通、自我规范、社区认同的过程。

“和促会”是外来人口自主管理、新老市民共同管理，实现多元融合、一体发展与协同治理的发展模式。它通过民意恳谈会、议事会等形式组织新老居民共谋社区事务，听取意见与建议，加强居民与外来人员的交流，增进新老居民间的融合。它的优势功能在于为会员提供表达诉求和彼此沟通的渠道和服务平台，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创新民意表达机制，有效解决因诉求表达渠道不畅而产生的多种矛盾和问题，成为慈溪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

创新发展经验之二：互助型的“老年人协会”

“老年人协会”是各地较早成立的普遍性的社区社会服务组织，在提供社区养老服务方面普遍发挥着重要作用。慈溪市的“老年人协会”紧紧围绕社区互助优势，以自我服务激发参与热情，拓展服务功能，逐步形成了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能力。“老年人协会”成员由居委会主任、离（退）休干部代表、老协会代表、志愿者代表组成，目前“老年人协会”内部普遍组建了若干个为老服务组，为老年人推出了多种服务。如医疗保障组，提供医疗保健和健康咨询服务；文化教育组，提供文化教育和娱乐休闲服务；生活照料组，提供及时的生活照料服务；权益维护组，提供法律宣传和权益维护服务；养老保障组，提供养老保障等方面服务。

“老年人协会”坚持“以老养老”理念，实行自主养老与外部关注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以老养老”的理念更加突出自我服务，能够激发参与热情，提高老年人参与度，从而把社区中大量老年人的作用充分挖掘出来，提供更为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自身需求，这比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渗透性。

创新发展经验之三：监管型的“环保志愿者协会”

近年来，慈溪市陆续成立了一批“社区环保志愿者协会”，它是以社区环保志愿者为主要成员，以“绿色社区”、“和谐社区”、“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等创建工作为载体，引导和发动居民参与“人人守望、呵护绿色家园”环保专项行动，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协会通过开展植绿补绿、小区环境大扫除、拣拾白色垃圾等环保公益活动，通过定期开展污染源排摸和监督，引导社区内居民及单位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环保、节能减排、循环经济，营造绿色家园，在社区（小区）形成了更直接、更到位、更有效的环保自治监管队伍。

“社区环保志愿者协会”是承接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推动社区事务治理向社会化和专业化方向演进的协同治理发展模式。“环保志愿者协会”发端于社区居民，在发现需求信号、提供非规模化管理和服务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同时，它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便捷的渠道，通过协同社区居委会完成部分社会管理（社区卫生、社区环境等）职能，不仅增强了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而且也提高了政府的行政效率，节约了行政成本，在承接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中发挥了重要的协同功能，既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又促进了社区自治发展。

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创新发展的启示

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引导和积极培育。慈溪社区社会组织的典型案例和创新模式表明，具有公益性、自治性、微型性等特征的社区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基层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我市当前推动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任务。但总体来看，目前慈溪社区社会组织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仍面临着发育良莠不齐、功能结构简单、内部管理不够规范、资源整合有限等问题，这就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社区居民、社区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参与支持作用，共同推动发展的规范化和持续化。同时，要积极推广成功经验和创新典型，促进先进经验与区域特色相结合，不断创新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

强化社区社会组织自治和自主自律的能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是成为能够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拥有自主自律能力的自治主体。因此，当前社区社会组织要进一步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首先，要形成科学合理的社会组织结构，这是社会组织得以有效运转的基本框架和制度规范；其次，要形成专业化、精细化的组织功能结构，提高服务力，这是社区社会组织发挥职能作用的核心支撑；第三，要加大组织运营和宣传力度，扩大影响力，提高居民参与度，形成社区居民共同支持的发展氛围。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拓展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空间。政府在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中要加强引导作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更重要的是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让渡空间。政府要加强分类指导，比如对服务类的社会组织，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其提供服务项目；对维权类的要采取政策引导、法律服务和业务指导等方式；对社会事务类的要采取权随责走、费随事转、事费配套、政府购买岗位、购买服务和项目资助等方式。政府也要不断完善与社会组织管理相关的政策法规，健全社会组织管理的制度框架。同时，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领域里，政府更要积极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