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减政策的看法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关于双减政策的看法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1.观摩学习课堂教学，加强教师结对互动

要更好地开展结对数学教学工作，实现双方学校学生对网络教育资源的和谐有效共享，可以先请乡村学校教师前往结对城市学校旁听教师的讲课活动，观摩城市教师如何利用现代化教育资源开展数学教学活动，学习更多先进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在听课活动结束后，再将城乡双方教师聚集在一起，针对数学教学的内容和方法展开详细交流。首先由上课的教师对自己课堂教学方案的设计想法进行详细阐述，加深在场其他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再由乡村学校教师对讲课教师的课堂活动进行点评。经过对教学活动的观摩学习以及双方之间的交流互动，彼此能够更加了解对方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也能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秀教学经验，调整教学形式，以确保结对课堂活动的顺利开展。例如，在小学二年级数学“搭配”的教学活动中，乡村学校教师通过观摩，可以了解到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会利用互联网设备设计开宝箱的游戏，且将学生喜爱的小猪佩奇卡通形象与游戏结合起来，瞬间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对游戏展开深入思考，并踊跃回答多种数字排列方法。通过课堂观摩和教学研讨，乡村教师能够学会和掌握更多先进的教学方法，教师的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也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以教师结对的方式来帮助和促进乡村教师更好地提升与发展。

2.打造数学同步课堂，共享课堂教学资源

城乡结对互动，除了教师之间的互动以外，还可以借助网络的神奇力量，打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空间壁垒，让城乡学校的学生实现课堂同步学习和互动，真正做到教学共享。这种创新性的结对课堂，充分体现出了“互联网+”下教育的优越性和便利性，既能让乡村学校的学生体会到城市学生的课堂氛围与学习方式，也真正做到了课堂教学的零距离，两个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展开互动交流，乡村学校的学生还能回答城市教师提出的问题，学生在这种趣味性的教学课堂中，也更有学习热情。例如，在开展“认识公顷”教学活动时，教师就可以借助互联网设备，打造数学同步课堂，乡村学校的学生可以通过大屏幕观看城市教师开展的教学活动，还能与教师进行对话，教师先询问两边的学生，都知道哪些面积单位，以及自己在生活中看到的1cm2、1dm2、1m2的物体分别有哪些呢？双方学生因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会说出许多截然不同的答案，城乡学生也能通过对方的回答开阔自己的思维。随后，教师在课堂上开展认识1公顷的合作探究活动，乡村学生在观看城市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以及学生之间的互动合作时，能够了解和学习到更多新颖的合作学习方法，在以后的数学课堂中，乡村学校学生也能更好地与教师展开互动交流，积极主动地开展合作探究活动，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有效提升。

3.结对进行教学研讨，提升合作课堂效果

“互联网+教育”背景下的城乡结对互动教学，要求学校和教师利用好手中的资源与设备，探索更加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先进数学教学模式，真正利用信息技术来促进城乡双方义务教育事业的优质均衡发展。为此，城市学校和乡村学校，还要积极利用网络视频技术开展结对教研活动，提升同步教研工作的时效性，促进结对教研工作效率的有效提升。例如，在开展线上同步教研工作时，首先由双方分别介绍本校该年段数学备课组的日常工作，包括如何制订教学计划、如何分配集体备课任务、如何命制过关卷和单元卷、如何开展特色活动、如何共享优质资源这五个方面的内容，如此一来，结对教师就会对双方的备课工作了解得更加细致深入。这一环节结束后，结对双方备课组教师，再针对单元测试卷的磨卷内容展开交流探讨，包括对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等主要内容的讨论。通过这种线上同步研讨的方式，双方学校教师能够在互相沟通的过程中，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研讨活动也真正做到了求真务实，契合教学新常规的工作要求，与会教师能够在研讨过程中，受到良好引领，提升自身专业素养，确保结对互动教学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网络视频技术为两校教师开展教研交流工作，构建了更加顺畅的渠道和平台，进一步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数学课堂教学差距，真正实现了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4.丰富同步课堂活动，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为了确保城市学校能够为乡村学校提供更加优质的帮扶服务，提供支援的学校要从本校学生和被支援学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开展同步数学课堂活动前，做好一课三磨工作。要组内进行磨课，其次教研单位内进行磨课，并借助互联网平台，实施高质量的同步数学教学活动。这样的互联网+数学同步课堂，能够为双方学校的学生提供更多互动的机会，大家在交流的过程中各抒己见，碰撞出更多的思维火花。例如，教师可以在数学同步课堂上，设计辩论式的两校学生互动任务。例如，在开展“观察物体”教学活动时，教师就可以为学生设计游乐园的生活情境，并在情境动画中融入加减法的问题，请两边的同学动脑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最后，双方学生可以列举出多种不同的解法，教师引导学生将这些算式列法进行归类，然后请两边的学生分别说说自己更喜欢哪种解法，这种解法叫什么，喜欢这种解法的理由。在双方的互动过程中，学生能够养成认真观察、积极思考的良好学习习惯，与此同时，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值得注意的是，教师还需要重视教学活动后的教学反馈工作。在同步课堂结束后，双方教师需要针对课堂教学的情况展开交流，在交流中反思学生在课堂上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课堂教学互动情况。通过课后的交流与反思，不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确保后续的同步课堂活动取得更好的成效。

5.拓展线上教学模式，拓展学生思维能力

为了更好地实现结对学校之间的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学校之间还可以利用天天智慧课堂进行网络直播教学，共享双方学校的优秀直播课例；还可以针对数学教学中实践性较强的内容，开展网络拓展课程共享活动。通过这两种结对互动的方式，能够确保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展开良好的互动，教师在一起观看直播课例的过程中，可以共同参与教学研讨工作，积极发表自己对课例的看法，并通过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双方教师在评论留言互动的过程中，也做到了互相交流心得和经验，能够更好地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学生们在一起观看拓展课程的过程中，可以共同钻研和探讨教学内容中的实践部分，以合作的形式来完成拓展课程中的教学任务，实现两校学生之间的更好交流互动，令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和知识视野得到更好的拓展。

6.组织线上交换课堂，实现两校互利共赢

为了更好地实现城乡教师之间的交流互动，让学生接触到更多教师的教学风格，城乡教师还可以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开展线上数学交换课堂活动。这种新的线上教学模式，可以让两校教师不走出校门也能参与精彩的教学研讨工作，实现两所学校互利共赢的教学研修效果。例如，在开展六年级数学同步课堂活动时，城市学校教师先为学生讲解一堂关于圆的知识的复习整理课，以“圆形是最美的图形”引出问题，为什么圆形最美，以此来激发学生的思考积极性，引导学生总结出圆形一中同长的特质，随后，教师为学生展示圆形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的照片，引导学生思考和总结圆形区别于其他图形的特质，通过这种授课方式，为乡村学生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学习体验，巩固学生的数学知识。紧接着，由乡村地区教师为学生们上一节“生活中的比”数学课，教师以生活中的照片为主线，串联起整堂课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在实际场景中理解和掌握比不同部分的名称和比值的概念。在两校教师默契的配合下，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也能充分展开互动，学生们有了更多不同的学习体验，思路得到了更好的拓展，城乡学生携手，共享同一堂精彩的数学课。

7.城乡结对话“双减”，开启数学教育新篇章

在“双减”政策的倡导之下，如何更好地推进城乡结对现代化教育工作的有效实施，成了城乡学校教师首要思考的问题之一。在“双减”政策之下，城乡教师可以开展双减同步课堂，展示全新的数学教育风采，不断拓展“互联网+”背景下的数学教育新思路。以“双减”背景下的数学同步课堂“什么是周长”教学为例，双方学校的教师首先通过教学研讨，深入把握两校学生的具体学情，在此基础上，教师们围绕“周长的认识和测量”“化曲为直”数学思想的运用、“有序数、同边相加、平移线段”数学方法的运用等内容，设计趣味化的数学教学方案，学生们在由两校教师共同构建的双减同步课堂中，体会到了更多学习数学的乐趣，数学思维得到了有效拓展，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数学知识经验和数学学习方法，真正做到了寓教于乐，减压力不减效率，减负担不减质量。基于“双减”之下的城乡结对教育活动，还要求教师设计更加有效的同步课堂作业管理模式。双方学校的数学教师，除了要做好前期的协同备课、中期的协同教学以及后期的协同反思以外，还要充分重视前置性作业、课堂作业以及课后作业的有效设计，并且充分落实和完善新的作业反馈策略，有效落实“双减”政策下的同步课堂作业设计。最后，教师还要在双减的政策背景下，做好数学教学“增”的工作，主要包括课前对学情差异的准确预见和深入分析、主教和辅教在协同备课时做好任务分配、准确预见同步课堂教学互动，只有做好以上“增”的工作，才能确保异地学校学生与教师“身在远，声相近”，体现出更加显著的线上同步课堂成效。

8.结语

城乡结对互动离不开双方的积极配合与共同努力，学校和教师应当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利用网络设备和网络教学资源，打造空中课堂、线上课堂、牵手课堂，探索更加高效的结对互动教学模式，加快实现教育公平，让每个学生都能拥有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参考文献

第2篇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经济高速增长正在以生态恶化为代价，环境的隐性债务日渐膨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全球国际气候立法研究第三次报告会上表示，中国对国际社会承诺的“2020年碳强度下降40%到45%”的目标不会改变，并且不附加任何条件。为此，在2011年10月底，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近期，试点城市之一的深圳碳交易市场将于6月18日正式启动，首批确定的重点碳排放交易企业包括635家工业企业，还有200多栋大型公共建筑。而其他试点省市碳排放交易试点预计在今年下半年陆续正式交易，试点中的上千家企业必须计量并公开企业碳排放量。

全球碳交易市场遭遇寒冬

碳资产，原本并非商品，也没有显著的开发价值。然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将温室气体排放权作为商品，用市场促进减排。因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排放总量，而发展中国家则区分于发达国家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拥有大量的减排空间。由此发达国家以资金或提供技术的方法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碳减排量，进而形成国际间的碳交易市场。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并且近些年在节能减排方面投入巨大形成了大量的减排量，成为名副其实的 “卖炭翁”。

不过，目前“卖炭翁”的碳可不好卖。记者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商Climate Bridge公司市场总监邱双平处了解到，清洁发展机制实现了中国和国际买家的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核证减排量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简称为CERs，是经过联合国核证后的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

“但国际碳价低迷，对由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CERs的市场需求造成了冲击，导致了碳信用额度严重过剩。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CERs的价格已经从两年前的每吨12欧元暴跌到了现在的0.25欧元。” 邱双平说。

邱双平不隐瞒地说：“现在所有的全球CDM项目已经全部停滞。一是，由于欧洲市场开工不足，开工不足必然导致碳排量减少。二是，各欧洲企业之前都获得了较多的碳排放配额，现在仍有盈余。三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在2008年到2012年第一承诺期内，需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5.2%。现在一期承诺结束，各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大幅度减排目标的设定上存在极大分歧，这里存在诸多的政治原因。所有这一切都导致碳交易市场的停滞。”

当记者问及Climate Bridge公司都有哪些CDM项目被迫叫停时，邱双平表示这个不方便透露。虽然CDM项目停滞，但投资兴建的水能、风能、生物能等项目仍然继续发挥作用。那么中国目前有多少个CDM项目呢？

CDM项目开发及政策研究专家、浙江大学副研究员丁海兵帮记者梳理了一下。截至2013年5月7日，联合国签发的CDM项目产生的二氧化碳减排量约13.08亿吨（当量），这些减排量来自全球发展中国家的6755个项目。其中，来自中国的1227个CDM项目贡献了超过60%签发量。而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高达4904项，其中到达联合国，成功注册3563项，获得签发的1227个CDM项目，仅约占中国总量的25%。

也就是说，由于国际碳市场持续低迷，买家很少介入后续的减排量购买，已经通过联合国签发的1227个项目，无法完成交割，签订的合同无法履行。

而且，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高达4904项。这些项目有一定的价值，因为它们经过发改委的严格审查。在未来的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中，这些项目是否能进场进行交易？这些需要国内碳交易政策进行创新，妥善安排机制，合理设计交易规则。

但同时，丁海兵也对未来的碳交易市场回暖表示期待，他说：“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开展碳排放权以及排污权交易试点，意味着我国产权市场上将兴起排污权的交易等活动。各地已经在积极筹建省市级的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摸索COD（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污交易，可以预见，将来强制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也将摆上议事日程。”

中国碳交易试点破冰之难

“ ‘计量’‘公开’，虽未有法律条款明文规定，但确实带有强制性措施的味道了。而7个试点所承担的控制碳排放总量（即排放强度）本身就是一大挑战。这就意味着能耗水平的‘封顶’，通常情况的经济结构是，能耗与产能产值几乎是成正比的。也就意味着经济总量或增量的‘封顶’。这与GDP带动就业、提升地方经济实力显然是有抵触的。”丁海兵表示。

丁海兵针对这7个试点给了记者一个形象比喻：“企业取得一定时期内‘合法’排放温室气体的总量。这个‘合法’总量即为配额，再将这些配额分到各个重点企业、单位。这就好像‘地方粮票’，也为构建全国统一的碳市场预留了政策空间，最终实现全国通用。”

这期间不乏很多具有前瞻性的企业。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北京飞广州航班，3小时消耗18吨煤油，排放57吨二氧化碳。国航通过北京环境交易所交易平台为这57吨二氧化碳买单。该款项将用于支持黑龙江省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和建设。

北京环境交易所碳交易中心主任王阳说：“如果说之前的碳交易都只是出于企业自愿减排意愿。那么现在7个试点政策的出台，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结到强制减排项目里，中国现在的7个试点，就相当于以前的英国，规定了强制减排量。但由于国际市场碳排放额大量囤积，造成有价无市的局面。国际买家在国内购买的大量项目无法持续。近期虽然碳交易量为零，但借此，生态建设可以从一个时髦概念落实到具象的市场行为，在节能产业及低碳建设上产生实质意义。”

丁海兵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在此次公布碳交易试点名单之前，很多省市已经在成立自己的碳排放权交易所或者能源环境交易所。但已经成立的交易所，多数以企业自愿碳排放交易、或操作CDM项目为主，罕有实质性的碳市场操作。围绕碳交易的尝试，还难以走出准备阶段，但已经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升温。”

把森林的生态服务卖出去

碳交易目前最常见的业务有风能、水能、生物能等。 而“碳汇交易”也是碳交易项目的一种。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涉及的业务范围却完全不同。“碳汇”一词最早出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是指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或机制。而森林碳汇，是其中的重要一项。通过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等措施吸收固定二氧化碳，其成本要远低于工业减排。

华东林业产权交易所成为全国林业碳汇交易试点平台以后，阿里巴巴、歌山建设等10家知名企业以18元/吨的单价购买了总量为14.8万吨的林业碳汇指标，成为国内第一笔规范的林业碳汇交易。通过购买林业碳汇，中和企业的碳足迹（碳足迹指一个人或者团体的“碳耗用量”。“碳”，就是石油、煤炭、木材等由碳元素构成的自然资源。“碳”耗用得多，导致地球暖化的元凶“二氧化碳”也制造得多，碳足迹就大，反之碳足迹就小）。但目前企业买多少碳汇，要不要买，都还属于一种自愿行为。

记者从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网站的主页上看到许多个人捐款购买林业碳汇的记录，在该网站的“我要捐款”栏目下则实时播出捐款人的信息。目前，个人捐款购买林业碳汇不属于碳汇交易的范畴，它更多地体现了个人的社会责任感，而不是经济行为本身。

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何宇说：“林业碳汇交易其实就是把森林的生态服务卖出去。林业具有多种效益，兼具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双重功能。林木每生长1立方米蓄积量，大约可以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

第3篇

（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税收政策。

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必须既要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也要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对现有不够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调整涉及到一系列的税收政策问题，例如，与转让土地使用权和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原材料等货物有关的土地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增值税的进项税额与销项税额的问题，同破产企业与被兼并企业有关的欠税问题和亏损结转的问题，兼并方或受让方按照国家引导的方向调整生产经营结构应给予的企业所得税鼓励问题，以及联营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的所得税重复征税问题等。与此同时，还应注重以下问题：1、破产清算是加速经济结构调整的一项重要举措，税收在原则上应该给予支持，但在实践中还必须注重防止“假破产，真逃债”，即一方面把债务包袱卸给国家，另一方面破产企业的原班人马和机器设备，却依旧交由别的企业整体接收的非法行为。

2、我国现行分税制体制中，对国有企业所得税，仍然按照企业隶属关系，将其收入分别划归中心和地方；对铁路、银行、保险部门的各种收入，也仍然沿用旧办法，全部按部门汇总缴纳给中心。这些办法，助长了在长期条块分割治理下所形成的“别人”的资产可以流入，“自己”的资产不得流出的错误思想，阻碍了存量资产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跨地区、跨部门的重组。

3、税收只有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非凡是大力促进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才有不断增长的税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正是在于后者会比前者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二）对投资和再投资的税收鼓励政策。

结合我国在投资结构和投资税收优惠规定方面存在的问题，专家们提出的政策性建议主要有以下各点：1、从我国投资状况看，存在着宏观规模过大，微观结构失调，不符合产业政策等问题。从财政状况看，在连年赤字的条件下，平均每年用于投资的税收减免，仍然高达百亿元。因此，今后我国对投资的税收优惠，应该加强总额控制，引导企业增加自身投入。2、在优惠方式上，尽可能减少采用增列所得税税前列支和免除增值税销项税额的做法。3、鉴于我国科技还不够发达，中小企业居多的实际情况，在投资税收政策上，不仅要给高新技术企业以积极鼓励，而且还要给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以大力扶持；不仅要给使用新科技成果的企业以鼓励，还要给从事科技开发的科研单位以更多的支持。4、由于投资方向在地区和结构上存在一些失调，建议对在西部地区并且又是生产中所短缺的资源开发，诸如原油、煤炭金属和非金属矿产品等资源开发以及农牧业等的投资，给予应有的税收鼓励。5、消费与投资是关系到社会需求与供给的一对重要经济问题，从我国实际出发，对一些税收政策作出调整，以采取引导消费、鼓励投资的政策为佳。6、修改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减免税规定，建议以项目优先取代地域性倾斜的政策。7、采取多种灵活有效的投资税收优惠形式。建议除现有的优惠税率和定期减免税以外，还可参考国外的税收信贷（即延期纳税）、税收抵免以及加速折旧等形式。

（三）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鼓励政策。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同第一、二、三产业一样，也是一种产业，一种非常重要的产业。因此，税收政策应该积极鼓励科技发展，非凡是要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化。专家们建议：1、根据国家有关科技立法，制订财税部门鼓励科技进步条例，使财税支持科技进步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的道路。2、税收鼓励应该遵守以下原则：服从国家科技发展计划的原则；不使被鼓励者产生依靠性的原则；同等鼓励的原则；财政承受能力的原则。3、凡经财税机关会同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企业和单位，答应其建立科技预备金，以便专项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培训的需要。4、中间试验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桥梁，鉴于其投资大，产品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品产品，因此，应该考虑给予优惠。

（四）关于对外开放与税收政策。

1、关于涉外税收政策的调整与完善。我国涉外税收政策，是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扩大而从无到有逐步形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完善之处，如：优惠项目、层次过多，范围过宽；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不平衡，向沿海倾斜；内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财政收入流失等。但这些可视为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治理经验的成本。专家们认为看问题不能只看成本，而不看收益。比如，就税收优惠与财政收入的关系来说，广东省的三个特区和众多的沿江城市是享受优惠最多的地区，也是生产力最活跃和收入增长最快的地区。从1993年起，该省的税收连续四年每年以100亿元的速度递增，增速居全国之首。所以，对两者的关系必须作辩证的分析。尽管如此，专家们认为对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应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对外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加强，总结经验，适当调整我国涉外税收政策。具体建议：（1）全面清理、归并现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使优惠政策更为规范、高效、简明和统一；（2）由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倾斜，转向产业与区域相结合，以产业优惠为主的政策；（3）在优惠方式的选择上，可考虑将现行以直接优惠为主方式改为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方式相结合的多种优惠方式；（4）逐步理顺流转税的非凡规定，统一进出口税收政策；（5）完善地方税的优惠规定。

2、关于税收国民待遇问题。由于对国民待遇的理解不同，在财税界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就是对外国人（包括外国法人，下同）给予本国人完全相同的待遇，因此国民待遇原则和涉外税收优惠政策是矛盾的，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就要取消涉外税收优惠政策。第二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是建立在非歧视原则基础上的，其基本含义是对外国人的待遇不应低于本国人，因而国民待遇原则与涉外税收优惠政策并不矛盾，国民待遇原则不排斥给予外国投资者高于内资企业的待遇。第三种观点认为，国民待遇与涉外税收优惠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统一的一面，二者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

（五）出口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是指一个国家对出口商品退还其已征收的增值税，使出口商品不含流转税。实行出口退税政策，能够使本国货物以不含税价进入市场，既能达到增强竞争能力，促进出口的目的，又能增强比较利益的透明度，达到互利的目的。它实际上是一种消除出口商品岐视的经济政策，体现了公平贸易的原则。尽管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存在一些矛盾，但我们不能“短视”，只盯住矛盾不放，而应积极加以完善。因此，专家们建议：1、遵循“规范、实效、简化、统一”的原则，逐步缩小退税率差异，体现公平待遇；尽可能缩短出口退税时间，减轻企业筹集困难；兼顾手续简便和监控严密，提高征纳效率；兼顾中心与地方利益，有利于退税政策的持久执行。2、按照全社会的增值税平均实际负担率，结合对某些差异的微调，确定一个退税率，定期公布执行，基本做到征多少退多少，使企业消除顾虑，放手经营。3、为了做到退税的横向公平，建议将现行出口分别外贸与生产企业按照进价与销价（FOB）计算增值税改为一律按照进项金额计算增值税。4、结合调整出口退税率和统一退税计算方法，建议将企业的增值税负担归集于“不宜抵扣率”之中（不宜抵扣率等于法定税率减出口退税率）。这样做的好处，是企业负担明确，便于操作治理。5、用税法约束出口退税时间。可以考虑在申请单位办齐出口退税手续后2个月退还税款，逾期由税务机关承诺按银行贷款利率给予补偿。6、建立职责明确、审核有序的出口退税治理系统。由日管机关负责审定出口退税的进项税金；出口退税必须在对企业的进项税金总额、出口收汇等凭征和应征税款额的严密审查以后进行。[page]

二、关于完善税制问题：

（一）关于优化税制结构：

优化税制结构是指，符合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需要的税制结构就是优化的税制结构。从世界各国税制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因而大都实行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流转税具有征收面广、收入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对我国基本适用，但目前流转税比重大，所得税比重过小影响了双主体的形成。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当前应合理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的比例，逐步加大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逐渐形成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

（二）完善税种

1、关于完善增值税问题：

（1）征税范围问题。一些专家认为，我国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的优化，要害不是要不要扩大到劳务领域，而是在劳务领域覆盖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在操作上主张循序渐进，分步互位。但在具体征税范围的确定上，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鉴于征税范围的扩大对地方财政收入和增值税治理规范的影响，以及现有征管能力的制约，先期可考虑对增值税扣税链条影响较大。也便于操作实施的交通运输业和建筑安装业纳人征范围。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应尽快将那些与货物交易密切相连，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关联度高，与增值税的规范操作抵触较大，治理上便于操作实施的劳务纳入征税范围。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将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扩大到全部商品和劳务的销售，解决现行增值税“链条”中断，混合销售界定不清待难题。

（2）选型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主张近期仍维持生产型增值税格局，因为它较好地体现了税收的财政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消费型可视为增值税改革的长期目标。

第二种看法，主张改现行生产型增值税为收入型增值税，答应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作为进项税金分年抵扣。

第三种看法认为，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增值税类型转换的目标模式，但根据我国目前的财政承受力，增值税类型的转换只能逐步过渡。当前，可以考虑将“消费型”增值税当成产业政策来利用，实行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费型增值税。具体设想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高新技术、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产业中采用“消费型”，将抵扣的资本物限定为技术、设备，旨在促进企业转换机制，并抑制投资扩张。转型期的收入缺口可以通过一些过渡性的安排予以缓解或弥补。比如，对固定资产的存量和增量可分别按年度分比例抵扣。对前者在规定的购置年限内答应部分抵扣，对后者一般当年抵扣的比例最低，往年逐步递增，直到全额抵扣。

（3）税率优化问题。第一，税率结构模式的选择。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强调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主张简并税率档次，认为单一税率结构可以有效消除“无税扣税”、“低税高扣”等弊端。一是维持当前的双税率格局，并且，双税率结构也符合世界潮流。第二，税率的量度调整。同世界上实行增值税国家比较，我国基本税率适度，可继续维持。但优惠税率有偏高之嫌，可考虑向下微调为11％。第三，弱化优惠税率累退性的技术手段。可以考虑在技术上设定一个征前扣除率（即基本税率与优惠税率的率差），同时在全部纳税环节统一执行一档基本税率。当国家在对适用优惠税率的纳税人征税时，除按照发票扣税外，再补扣一个设定的扣除率，从而保证抵扣和链条的完整，解决因优惠税率的应用而造成税负在纳税人之间转嫁的难题。[page]

（4）增值税的治理问题。汉前增值税治理方面的矛盾突出，税收流失严重，必须加大增值税规范化治理的力度。其具体办法有，第一，改进和加强发票治理办法。第二，整顿和加强银行账户治理并实行增值税税金结算专户治理。第三，赋予税务机关在异常申报方面的核定征税权，制定转让定价和利息、费用分摊的专门规定。第四，改革现行增值税制度简化“三附表”的填报内容。建立税务机关辅导后再申报的纳税辅导制度。

2、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问题：

（1）纳税人的确定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应当遵循国际惯例，以法人为纳税人。另一种意见认为仅以法人为纳税人是涵盖不全的。所以统一后的所得税应称为“经营所得税”，凡有经营所得的企业、单位和组织，均视为纳税人。

（2）税率的确定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比例税率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所得税率，它具有计算简便、透明度高和可促进企业公平竞争的优点，所以，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仍采用30％的比例税率。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可采用三种形式：一是比例税率，其税率可维持现有的33％或降至30％；二是三档累进税率；三是以比例税率为基本税率，制定三级超额累进的优惠税率，即10％、20％和30％。

（3）应税所得额的确定问题。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治理较乱，税基受侵蚀，税款流失严重。因此，要从多种途径探寻建立企业所得税会计的办法，如建立相对独立的由若干计税扣除标准组成的所得税会计制度，彻底消除企业财务制度对计税所得的影响，对实行计税工资办法的人员要有明确的界定，明确汇总纳税企业税前扣除项目的具体标准等。所以应同时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与企业财会制度完全分离的分行业税前扣除标准。

3、关于个人所得税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个人所得税已成为最具潜力、最有发展前途的税种之一。但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和征收治理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影响着其功能的进一步发挥，需要加以完善。

第一，改进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设计。以“分类综合所得税”取代当前的“分类所得税”计征模式，可将之视为改革的目标。但这种税制模式操作比较复杂，征管成本过高，近期不宜实行。目前只能在“分类所得税”模式下对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改进。基本设想：一是改进对“工资、薪金所得”课税的费用扣除方法，实行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使费用扣除标准与物价指数挂钩，同时，按纳税人生活费用支出内容不同分别设置基础扣除，赡养扣除、特定支出扣除等项目，充分照顾不同纳税人家庭状况的差别，使税收负担更公平合理。二是改进对“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的计算征收方法，在未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之前，可考虑先实行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的计征方法，以均衡税负，防范偷漏税。三是调整税率，简并“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的级次，并适当调低其最高边际税率，以更好体现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调整有关所得项目的适用税率，使非勤劳所得的税收负担重于勤劳所得的税收负担，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功能。

二、关于完善税制问题：

（一）关于优化税制结构：

优化税制结构是指，符合一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需要的税制结构就是优化的税制结构。从世界各国税制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实行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发展中国家因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市场机制不健全，因而大都实行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

流转税具有征收面广、收入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我国现行税收制度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对我国基本适用，但目前流转税比重大，所得税比重过小影响了双主体的形成。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当前应合理调整直接税与间接税之间的比例，逐步加大直接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逐渐形成以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

（二）完善税种

1、关于完善增值税问题：

（1）征税范围问题。一些专家认为，我国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的优化，要害不是要不要扩大到劳务领域，而是在劳务领域覆盖到何种程度的问题。在操作上主张循序渐进，分步互位。但在具体征税范围的确定上，有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鉴于征税范围的扩大对地方财政收入和增值税治理规范的影响，以及现有征管能力的制约，先期可考虑对增值税扣税链条影响较大。也便于操作实施的交通运输业和建筑安装业纳人征范围。另一种意见认为，当前应尽快将那些与货物交易密切相连，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关联度高，与增值税的规范操作抵触较大，治理上便于操作实施的劳务纳入征税范围。第三种意见认为，应将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扩大到全部商品和劳务的销售，解决现行增值税“链条”中断，混合销售界定不清待难题。

（2）选型问题。关于这一问题，也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主张近期仍维持生产型增值税格局，因为它较好地体现了税收的财政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消费型可视为增值税改革的长期目标。

第二种看法，主张改现行生产型增值税为收入型增值税，答应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作为进项税金分年抵扣。

第三种看法认为，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增值税类型转换的目标模式，但根据我国目前的财政承受力，增值税类型的转换只能逐步过渡。当前，可以考虑将“消费型”增值税当成产业政策来利用，实行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费型增值税。具体设想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高新技术、交通电力、能源等基础产业中采用“消费型”，将抵扣的资本物限定为技术、设备，旨在促进企业转换机制，并抑制投资扩张。转型期的收入缺口可以通过一些过渡性的安排予以缓解或弥补。比如，对固定资产的存量和增量可分别按年度分比例抵扣。对前者在规定的购置年限内答应部分抵扣，对后者一般当年抵扣的比例最低，往年逐步递增，直到全额抵扣。

（3）税率优化问题。第一，税率结构模式的选择。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强调增值税的“中性”原则，主张简并税率档次，认为单一税率结构可以有效消除“无税扣税”、“低税高扣”等弊端。一是维持当前的双税率格局，并且，双税率结构也符合世界潮流。第二，税率的量度调整。同世界上实行增值税国家比较，我国基本税率适度，可继续维持。但优惠税率有偏高之嫌，可考虑向下微调为11％。第三，弱化优惠税率累退性的技术手段。可以考虑在技术上设定一个征前扣除率（即基本税率与优惠税率的率差），同时在全部纳税环节统一执行一档基本税率。当国家在对适用优惠税率的纳税人征税时，除按照发票扣税外，再补扣一个设定的扣除率，从而保证抵扣和链条的完整，解决因优惠税率的应用而造成税负在纳税人之间转嫁的难题。[page]

（4）增值税的治理问题。汉前增值税治理方面的矛盾突出，税收流失严重，必须加大增值税规范化治理的力度。其具体办法有，第一，改进和加强发票治理办法。第二，整顿和加强银行账户治理并实行增值税税金结算专户治理。第三，赋予税务机关在异常申报方面的核定征税权，制定转让定价和利息、费用分摊的专门规定。第四，改革现行增值税制度简化“三附表”的填报内容。建立税务机关辅导后再申报的纳税辅导制度。

2、关于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问题：

（1）纳税人的确定问题。一种意见认为，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应当遵循国际惯例，以法人为纳税人。另一种意见认为仅以法人为纳税人是涵盖不全的。所以统一后的所得税应称为“经营所得税”，凡有经营所得的企业、单位和组织，均视为纳税人。

（2）税率的确定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比例税率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所得税率，它具有计算简便、透明度高和可促进企业公平竞争的优点，所以，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仍采用30％的比例税率。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可采用三种形式：一是比例税率，其税率可维持现有的33％或降至30％；二是三档累进税率；三是以比例税率为基本税率，制定三级超额累进的优惠税率，即10％、20％和30％。

（3）应税所得额的确定问题。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治理较乱，税基受侵蚀，税款流失严重。因此，要从多种途径探寻建立企业所得税会计的办法，如建立相对独立的由若干计税扣除标准组成的所得税会计制度，彻底消除企业财务制度对计税所得的影响，对实行计税工资办法的人员要有明确的界定，明确汇总纳税企业税前扣除项目的具体标准等。所以应同时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与企业财会制度完全分离的分行业税前扣除标准。

3、关于个人所得税问题：

第4篇

最近五年来，人民币汇率问题一直是国际经济界引人注目的焦点问题之一，特别是在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中，这个问题更具有特殊意义。在2005年之前，中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多是从对外经贸关系的角度来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直到2006年，当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以及国际收支双顺差成为国际收支失衡基本内容并且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必须认真对待的挑战性问题之后，实务界和理论界关于认真对待和多角度思考人民币升值压力及汇率政策调整问题的声音才多了起来。

由于汇率决定模型复杂多样而且还因为汇率理论的假说及其政策引申意义，至今难以找到一个可被广泛应用且能够被当成“主流认识”的具有广泛认同性的一致说法。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在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也自然要从多角度出发不受限制地进行思索，才有可能从中发掘更深刻些的理论内涵和更有利于中国长远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在目前形势下谈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国际收支问题，应当考虑以下问题：（1）怎样看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动机？（2）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严重低估？低估的背后原因是什么？（3）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能否做出更好的策略性选择？本文就上述几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愿望为何如此强烈

在众多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经济体中，美国无疑是愿望最强烈的一个。据我观察，在美国大致有四类人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表示了强烈关注：一是劳工组织，他们认为从中国大量进口工业制品影响了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就业；二是制造业资方代表，他们亲身感受了中国低价产品的竞争性威胁；三是一些代表前两类人的政治家，他们往往出于政治考虑以某些利益集团代言人身份发表施加压力迫人民币升值一类的意见；四是一些从一定的经济学理念和全球货币结构经济结构失衡角度思考问题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人民币币值的确存在严重低估倾向，如果人民币通过增加汇率弹性等手段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结果将有助于业已出现明显倾斜的全球货币结构和经济结构，当然也可以部分地缓解美国的贸易逆差压力。

2006年，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为7636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的逆差为2325亿美元在美国贸易逆差总额中占比大约为30%，这一高比例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最为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只不过许多呼吁人民币升值并指责中国汇率政策人士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一是在2006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3000多亿美元产品中，有2/3是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也包括很多的美国公司；二是中国向美国出口增速较高，与美国沃尔玛等大公司的低价采购行为推动有很强的关联度。2000年时，沃尔玛公司的全球零售总额只有1913亿美元，到2006年，这个数字已飙升至3500亿美元左右，沃尔玛公司多年来就一直把中国当成其最重要的商品采购市场，而美国市场在沃尔玛公司销售总额中的贡献率达80%以上，这说明，美国消费者也是便宜中国商品的最大受惠群体。尽管如此，要求人民币汇率扩大波动控制区间并允许人民币提高升值速度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其中，许多学者认为人民币币值确实存在严重低估现象及中国政府通过汇率政策的调整也能对世界货币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等意见，也的确值得重视。

二、人民币币值低估及其形成原因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只要它力图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非自由放任的汇率制度，就必然会面临一个如何确定汇率的问题。确定汇率实际上确定本国商品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相对价格。假若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充分（即按照马歇尔——勒纳条件，这个弹性的绝对值大于1），“相对价格”较低即本币币值采取低定价策略能够刺激出口并改善经常项目收支的状况，“相对价格”较高即本币汇率高估则会出现相反情况。

一般情况下，经济学家们总是用一价定律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来思考和解释长期的汇率决定问题。按照一价定律，同样的商品如果不考虑运费和贸易管制成本，它在不同的国家应该价格相等。由于一价定律考虑的不是单项商品，如果将两国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进行比较就生成了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的汇率决定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从逻辑上之所以能够成立，它背后的前提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即在贸易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因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等）价格会逐渐趋同。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本币币值的确定并不能简单地运用国际经济学中的主流汇率决定理论进行解释。通常，一国货币的汇率水平常常取决于它所选择的汇率制度及由国内货币市场、宏观经济运行及国际收支调节策略等多项因素决定。在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中，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均衡汇率模型，但对市场参与者和调节者有影响意义的永远是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形成机制或如何确定一定时期的名义汇率。

中国多年来的汇率制度名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以美元为钉住目标的固定汇率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将美元与人民币的兑换关系确定在1:8.28左右。直到2005年7月21日，中国才宣布放弃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而改为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根据市场供求允许人民币汇率每日在3‰的区间中浮动的新汇率制度，20个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升值约7.76%。尽管如此，国际金融市场仍抱有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中国的外贸出口势头仍然有增无减，国际上一些热钱仍然在想方设法钻进中国市场，在难以抑制的人民币升值预期推动下，资产（股票、房地产）市场价格也出现一路飙升的景象。所有这些，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到目前为止，被低估的幅度到底有多大？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这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就简单说清的问题。在一国实际汇率的分析中，现在理论界较普遍的看法是用实际有效汇率这一综合汇率指数方法判断一国的币值更有说服力。在这一方法的应用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都以消费物价指数为测算基础，其中，24个工业化国家还采取以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替换消费物价指数指标，其所得测算结果，同样能反映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根据专家的计算，中国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大体经过了3个阶段，即（1）1980～1988年，人民币名义汇率与实际有效汇率均呈现大幅同步贬值势头；（2）1989～199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稳定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大幅下降；（3）1994年至今，人民币名义汇率仅经历了相对较短时间的变动但实际有效汇率却出现了明显的升值。我们都知道，一国的名义汇率如果未发生变化，但实际有效汇率出现明显升值，就说明该国的货币币值存在低估倾向。

汇率决定理论极为精巧复杂，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直接用任何一种均衡汇率理论模型恐怕都难以获得对人民币币值现状及走向问题的圆满解释，但现有经济理论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简明的思考路径，这就是在不考虑决策当局偏好的情况下，从一些重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趋势中分析现行汇率是否已出现失调，然后从失调的矫正措施中去选取政策调节方法。

一般地说，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货币币值的提升总是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状况良好及由此产生的投资者预期改善等因素相联系。而一国经济的基本面又主要取决于在一定的开放度条件下该国的储蓄投资循环状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社会总需求和就业水准、贸易条件、政府财政支出水平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全和效率等等因素。这些因素如果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就会对经济成长产生合成推动作用，而中国在改革近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世界第一的记录也就是这些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结果。近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原来一些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已大大放慢了增长速度，美国自2001年以来也结束了持续近十年的强劲增长势头，欧洲经济虽然未出现美国经济那种戏剧性的涨跌变化但始终未出现过高成长奇迹，日本则刚刚走出经济不景气泥沼呈现低速增长势头，印度和俄罗斯虽近年来在经济增长率上亦有不俗表现但眼下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在某些方面还无法同中国抗衡。在相互发生作用的国际竞争环境中，中国不仅速度领先，而且在国民储蓄率、外汇储备增长额、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绝对额方面都名列前茅，并且，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中国至少在今后十年中也许还能继续保持增长领先地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政治安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主要依靠内源融资能维持10年以上的经济高增长预期的经济体，其货币就必须坚挺并出现明显的相对升值，从上世纪70、80年代德国马克、日本日元到90年代的美元币值变动史中都可以看出这个规律。同样，中国目前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也是这个规律在强制地发挥作用的结果。

第5篇

2010年,是“十一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全市城镇建立获得长足开展的要害之年。一年来，全市城建系统上下同心专心，连合奋进，克难攻坚，奋力拼搏，全力推进城镇建立治理等各项任务迈上新台阶。为客观估价成果，仔细总结经历，找准差距，进一步振奋精力，鼓舞士气，市人民当局决议召开此次城建系统年关任务总结会。今日，市人大刘跃明副主任、市政协陈晓红副主席也应邀参与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对我市城建任务的十分关怀和支撑。方才，各部分及区（县）的同志辨别作了谈话，并对实在做好2011年的任务作了亮相，我以为人人思维是一致的，看法是到位的，决心是坚决的。下面我就实在抓好2011年城建系统任务讲几点定见：

一、一定成果，找准差距，实在加强做好城建任务的决心和决计

一年来，我们紧紧环绕“东扩西控、南北充分、优化中间、完美功用、突出特征”的城市开展目的，以城市总体规划为指点，以完美城市功用、改善情况质量、进步城市档次为打破口，鼎力推进旧城革新，开拓建立新区，城市空间进一步拓展，城市根底设备愈加完美，城市情况分明改善，各项任务有序推进，具体超额完成了年度目的义务。

一是城乡建立大步推进。2010年，全市住房和城乡建立累计完成投资298.52亿元，占市当局明白总目的义务200亿元的149.26%（占新目的300亿元的99.5%），同比增进315%。个中：中间城区市政重点工程完成投资83.13亿元，占年度目的义务45亿元的184.73%（占新目的73亿元的113.8%），同比增进372%；小城镇建立完成投资103.71亿元，占年度目的义务65亿元的159.55%（占新目的97亿元的107%），同比增进91%；村庄整治完成投资16.14亿元，占年度目的义务10亿元的161%（占新目的15亿元的107%）；房地产开拓完成投资95.52亿元，占年度目的义务80亿元的119.4%（占新目的120亿元的79.6%）。城镇化率在2009年33.1%的根底上进步1.5个百分点，达34.6%。二是城乡规划效果丰盛。《市城市总体规划》曾经省人民当局同意施行。《前史文明名城古城维护整治规划》曾经市人民当局同意。中间城区根本完成重点区域详规全掩盖,节制性规划、建筑性规划力度进一步加大。三是城镇治理实在增强。以各类创立运动和国度卫生城市复检要求，扎实展开市容情况卫生、违法修建等专项整治任务。全国无妨碍设备建立城市创立任务获得国度反省验收组的好评，有望经过验收。市数字化城管系统建立已建立竣工。中间城区渣滓收运系统工程已完成。全市污水处置运转和渣滓填埋场建立积极稳步推进。袭击整治违法建立任务深化展开，违法违章建立势头获得遏制。四是环保任务扎实推进。以创模为载体，全力推进九大工程，顺畅完成“十一五”总量减排义务，增强集中式饮用水源维护，出力推进污染防治，改善区域情况质量，积极推进灵活车尾气检测社会化任务，情况监测程度分明进步，空气质量分明改善。五是疆土治理效劳进一步增强。《市地盘应用总体规划》曾经省人民当局同意，第二轮矿产资本规划正陆续同意施行。完成215个地盘整顿复垦开拓项目验收，上报109宗各类建立用地，35宗取得审批。完成52宗重点建立项目暂时用地，保证了急需开工建立项目用地。成功申报立项地质灾祸管理项目7个，全市出让地盘327宗，立案查处地盘违法770件。六是园林绿化稳步推进。加大中间城区绿化美化任务力度，精心营建节会情况，2010年我市取得“国度丛林城市”称号。七是人防任务延续争优。“十一五”时期，我市人防任务每年均取得了进步前辈，人防革新工程顺畅推进，“国防交通讯息数据库”进一步完美，完成抗旱救灾军队交通保证任务，完成五次火箭发射义务残骸落区平安防护任务。八是公积金工治理再上台阶。全年共发放住房公积金借款9.11亿元，借款总额为40.71亿元，借款余额为28.66亿元，完成借款余额增进方案义务2.28亿元的250.88％。九是国投、城投举债兴业，负重拼搏，城市公交治理扎实有用。

本年以来，特殊是依照“增比、进位、打破”的总体要求以来，我以为，成果的获得，起首是各级各部分以及全市城建系统干部职工通力合作的后果。特殊有两个“分明加强”，是值得我们总结的。一是效劳认识分明加强。依照“增比、进位、打破”的总体要求，我们的干部进一步强化效劳理念、提拔效劳质量。对重点项目建立和“十件实事”的审批效劳，各部分自动对接，上门效劳，开拓“绿色通道”，具体落实一次性奉告、网上审批、限时办结等准则，树立健全项目台帐。还，依照简政放权的要求，积极展开简政放权，提速审批效劳。如市环保局将有关审批事项下放到各县、区（市）环保部分。加速推进行政审修改革，展开行政答应项目清算，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缩短办结时限，对峙执行网上行政审批，起劲进步行政审批效率。二是行业治理分明加强。城建系统的任务事关人民群众的亲身好处，满是些核心、热点问题。城建系统干部职工在解放思维的还，毫不放松依法行政。在实践任务中总结了一些任务经历，增强了准则建立，完美了准则治理系统，各部分树立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准则标准，逐渐构成靠准则管人、按准则做事的任务机制。2010年接踵出台了《市无妨碍设备建立治理方法》、《市灵活车尾气污染防治治理方法》、《市袭击整治违法建立任务定见》等，市住建局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市2010年房产买卖与权属注销标准化治理任务的告诉》，市规划局制订下发了《市城市建立用地容积率规划治理暂行规则》、《市城市规划工程档案治理规则》、《市城乡规划局行政差错责任追查制》、《市国有地盘运用权出让的规划治理规则》、《市城乡规划局关于中间城区建立项目规划批后治理的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准则等。这些标准性文件的下发施行，对城建系统依法展开任务供应了政策司法支撑，对增强我市城市建立行业治理,标准城市建立行业行为,进步我市的全体城市建立程度和城市档次有着积极的效果。

当然，我们在获得较好成果的还，也存在不少差距和缺乏：一是解放思维立异任务思绪上还有差距。表现在项目标推进上有差距。省委、省当局指导到遵调研后，给的经济社会开展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开展时机，我们肩负的责任愈加严重，义务愈加艰难，任务的节拍和效率需求疾速进步。二是执行力还需进一步加强。任务中相互推诿，互不共同的景象仍然存在，在构成合力上还有差距。三是处理复杂问题的才能还需进一步增强。化解矛盾的方法不多，自动应对的认识单薄，靠前任务不敷，招致任务推进不敷幻想。四是团队精力和凝集力方面还有差距。干军队伍中任务作风不扎实、思维不不变、规律约束不严等景象仍然存在。

二、明白目的，真抓实干，出力推进城建系统各项任务获得新打破

2011年是深化施行西部大开拓计谋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也是施行“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开好头、起好步至关主要。环绕“增比、进位、打破”的总体要求，依照年均50%的增速，2011年，全市城乡建立方案完成投资520亿元，个中：房地产开拓方案投资160亿元；城镇建立方案投资156亿元；市政重点工程方案投资164亿元；新乡村建立村庄整治方案投资20亿元；乡村危房革新方案投资20亿元。城镇化率进步1.5个百分点，依照方才完毕的经济任务会的要求，全市城镇化率要到达36%，这就要求我们要在“十二五”时期，城镇化率年均进步1.8个百分点以上，到“十二五”期末城镇化率达43.5%以上，力争接近50%。环绕上述目的，各部分、县（区）要竭尽全力，真抓实干，出力推进各项任务获得新打破。

（一）出力优化城市规划，在城市建立框架上有新打破。在《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的指点下，加速各专项规划的编制，完美城市功用。编制完成《国度级经济技能开拓区总体规划》，完成中间城区近期建立规划；启动《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修编；加速旧城区具体规划编制，完成控规全掩盖，促进旧城加速革新建立，优化城市功用；加速新蒲新区、新舟航空港区、火车站片区、南白龙坑片区、董公寺片区等新区规划、具体规划编制，加速新区建立。各县、区（市）要在2010年新开工2平方公里新区的根底上，再开工建立2平方公里的新区。

（二）出力加大城建投资，在市政根底设备上有新打破。依据各部分和县、区（市）上报的项目计算：2011年城建交通系统有606个项目，总投资1539亿元，城建项目占90%以上。我们要紧盯项目，加大投资，做好子尹路南延线地道工程、万里路西片区坳上棚户区革新（含建工路北端）、老城军干所至市卷烟发卖公司片区革新工程、老城地狱浴、协台坝、原武警支队片区革新工程、石龙西路及地道建立工程、二号路及二号桥工程、湘江路片区革新工程、官井东路路途建立项目（含棚户区革新还房小区工程）、八五厂廉租房项目、官井南北地道复线工程、公租房建立、雨水路还房工程、凤凰国际还房工程等市政重点工程。具体完成新蒲新区、忠庄—龙坑片区及工业园区骨干路途和衔接中间城区的路网建立。施行子尹路南延线地道、石龙西路及地道等城市路网建立工程。强化污水、渣滓处置设备建立及运营治理，进步污水和渣滓无害化处置率。对峙科学规划、适度超前的准则，统筹抓好水、电、气、通讯、黉舍、病院等功用性根底设备建立。

（三）出力存眷民生，在保证性住房建立上有新打破。2011年是三年住房保证规划的最终一年，要具体完成省当局下达我市17914套（户）保证性安居工程义务。个中，开工建立廉租住房39.7万平方米/7945套、经济合用房13.3万平方米/1900套、公共租赁住房12万平方米/2000套，城市棚户区革新工程4669户，新增发放租赁补助1400户。要完成省下达我市的乡村危房革新44614户。要进一步标准廉租住房出售和后续治理任务。要应用国度加大公共租赁住房建立和城市棚户区革新的有利机遇，起劲觖决中等偏下收入坚苦户住房坚苦问题，积极改善城镇居民住房前提。

（四）出力增强城市治理，在提拔城市品尝和对外形象上有新打破。依照市委、市当局关于“六个领先”和深化推进“一建双创”任务的要求，深化“整脏治乱”任务，增强市容市貌的综合整治和专项管理，注重城市绿化“双基”任务，要把城市园林绿化任务延长到社区和楼盘寓居区。加速建立城镇数字化治理平台，进步城市治理信息化程度。增强园林的规划和建立力度，要进步绿化面积和层次，特殊是行道树的选种、规格都要仔细看待，要让适合当地栽种、树冠美好、有当地特征的大树、好树进城；在城市中间区，要应用山地建立一批供人民群众全民健身、休闲文娱、消夏乘凉的场合。稳固“国度卫生城市”、“国度丛林城市”创立效果，确保国度环保榜样城市、全国文明城市创立获得成效。

（五）出力增强情况管理，在生态情况维护上有新打破。中间城区情况空气质量优秀率要到达85%以上，酸雨频率节制在50%以下，城市情况质量继续改善。全市（县城）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在85%以上，中间城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坚持100%，出境断面水质达标率坚持100%。要积极推进乡村情况综合整治，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平安。全力推进总量减排任务，做究竟数清、状况明，实在抓好工程性减排、构造性减排、治理性减排三大工程的施行，确保“十二五”残局之年完成省当局总量减排目的义务。出力推进创模攻坚，持续施行创模九大工程，力争创立国度环保榜样城市。

（六）出力增强疆土治理，在效劳当地经济社会开展上有新打破。要仔细展开“双保”举动，进步地盘应用效率，科学布置新增建立用地目标，全力保证经济开展用地。要想方设法为工业强市、城市化带动上供应用地保证。要贯彻落实最严厉的耕地维护准则，树立耕地维护赔偿机制和鼓励约束机制，促进地盘节省集约应用。要增强矿政效劳，进步矿产资本开拓应用程度，实在加强矿产资本保证才能。要对峙“预防为主、防治连系”的方针，狠抓群测群防系统和监测预警系统建立，做好地质灾祸防治和地质情况维护任务。要起劲探究乡村地盘产权准则变革与建立的新形式，推进城乡一致地盘市场建立，促进疆土资本任务科学开展。

（七）出力统筹开展，在人防、公积金治理任务上有新打破。实在增强人防战备任务，加速06—1批示中间建立，持续抓好第二批重点县“结建”任务的展开和民用动力特种车辆查询计算任务，做好火箭残骸落区任务。2011年，估计归集住房公积金9亿元，住房公积金余额添加4亿元，发放住房公积金借款7.5亿元，借款余额添加4亿元，完成增值收益3870万元，供应廉租房建立增补资金1845万元。要依照“强治理、重归集、抓步队、树形象”的要求，抓好公积金归集和扩面任务，在确保小我住房公积金借款营业根本知足缴存职工住房消费需求的还，确保资金平安有序供给。

三、振奋精力，强化办法，起劲推进城建系统各项任务再上新台阶

本年城建系统任务义务重、压力大、要求高，两区一县当局、新蒲新区管委会和城建系统各单元，要积极自动顺应新情势、新要乞降新义务，自加压力，扎实任务，负重拼搏，开辟进步，狠抓各项任务的落实。

（一）早作布置，打牢根底。2011年的项目，一季度开工的，准则上元月份开工，二季度开工的准则上在4月份开工，立争一切项目都在上半年开工。2011年上半年要开工的项目，必需在一季度完成一切前期任务，下半年要开工的项目，必需在6月30日前完成一切前期任务。对曾经开工的项目，要抓紧推进工程进度，万万不克不及举办个开工典礼后就放置。各单元要晨安排、早摆设，早预备，争夺任务上的自动，为建立项目按期完成供应包管。

（二）明白责任，狠抓落实。2011年的一切重点任务和义务，要量化到分担指导、科室、要量化到人。执行指导在一线批示、部分在一线效劳、问题在一线处理的“一线任务办法”，确保组织指导到位，任务责任到位。部分班子首要担任人要与班子成员签署责任状，分担指导要与科室担任人签责任状，明白任务内容、责任人、完成工夫，年关依据完成状况严厉兑现奖惩。

（三）增强共同，重在执行。城市建立触及到拆迁安顿和地盘征用等，政策性强，事关广阔群众的亲身好处，任务难度较大，各部分要亲密共同，上下联动。在政策处置方面，要对峙属地治理为主，项目地点地的各级当局要全力支撑，自动承当征地、拆迁等政策处置任务，特殊是久拖不决已严峻影响工程施工的项目，要构成专门班子，限日完成，并把政策处置完成状况与年关审核、奖金挂钩。在工程建立方面，要对峙目的责任制，各建立单元（项目部）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目的明白、责任到人、严厉审核，包管完成工程进度。

（四）整合伙源，构成合力。完成本年的各项建立义务，需求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要有必然的规划与速度、气势和气氛，才干完成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开展。要勇敢启用有闯劲、肯动脑、敢干事、担任任的干部职工充分到城市开拓建立任务第一线，要精心选择施工步队。各单元、各项目部要上下思维一致、任务协调一致，构成众志成城干工程、专心致志办实事的城市建立，激起广阔干部群众关怀、支撑、参加城市建立的热情。

第6篇

石家庄市卫生局局长闻宏海表示，“该项举措，是该市卫生局为保证农民用药安全，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维护参合农民合法权益作出的大胆尝试，机制成熟后，将向社区推广。”

据悉，这是自2007年5月2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和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使用和价格管理的通知》以来，首家市区以行政手段发文，确保定点生产药品的优先使用。

定点药品为何难“优先使用”

一位业内人士在分析此问题现状时指出，实际上定点药品长期以来没有真正意义上获得优先使用权，其症结在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卫生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和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使用和价格管理的通知》中，只是要求城市社区和农村医疗优先采购和使用定点生产的城市社区和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的城市社区和农村基本用药不实行集中采购，直接入围候选药品目录供医疗机构采购。但文件中没有对医疗机构“优先使用”定点生产药品作出具体规定。众所周知，定点生产药品都是普药。尽管质量有保证，但相对于其他新特药利润空间很小，再加上定点生产药品受发改委最高零售价限制，在生产、配送、使用环节上可分配的利润空间就更少。

“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优先使用’如果只是国家的指导性说法，并没有实际的动力机制，很难做到。”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彦忻说，“药品不同于一般商品，价格越低销量越大。以药养医格局下的加价机制是逆调节机制，药品加价的空间越小，反而市场占有率越小。定点生产药品加价空间几乎为“0”，所以被排挤得几乎没有立足之地，百姓要享受到质优价廉的药品很难。”

据石家庄市卫生局副局长甄继革介绍，截至2008年石家庄市参合农民576万，参合率达92％，按平均每人每年82元计，其中药品费用占总报销比例的50％以上，药品报销金额为2亿多元。合理控制报销费用增长需要质优价廉的药品，农民的基本生活现状也迫切需要廉价药。实际上本次获得“优先使用”的只有8家企业提供的9种药品，原10家企业生产的18种定点药品中，有8种没有经过发改委定价，再加上七厘散不在《河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用药目录》(2008版)中。虽然这9种“优先使用”的药品与农民的用药需求相差甚远，但我们相信机制会一步一步完善，会有更多的企业加入第二批、第三批定点生产药品企业中来。

定点药品如何保供应到位

为了保证定点药品的正常生产和供应。6月18日，获得定点药品“优先使用”权的8家企业，在石家庄召开了“定点药品配送工作研讨会”。会议最终达成协议：在石家庄市原有药品配送的企业，保持原有配送渠道；没有配送渠道的企业，将统一借用华北制药在石家庄市的销售网络进行销售。

在石家庄市原有销售网络的双鹤药业，负责定点生产的3种产品中，只有二甲双胍在石家庄医药市场有流通，但销量很小。商务总监范淳坦言，“石家庄市卫生局这项政策出台后，双鹤药业最高层研究决定于6月27日开始加大氨茶碱的生产，确保石家庄市定点药品的供应，绝不会出现断货现象。同时，我们已与同样获得二甲双胍定点生产的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达成协议，由常州制药生产盒装药品，双鹤药业负责生产瓶装药品，这样购货单位便可根据用品剂量选择合适的产品。”他还提到，“虽然定点药品的利润很小，但只要销量跟上，企业还是很愿意做的。”

“受我国医药销售市场长期以来地域划分格局的限制，大连美罗中药厂有限公司生产的药品，在河北省销量很少，大活络丸基本没有。”负责终端销售的商务总监王凯说。石家庄市“优先使用”定点生产药品的政策，给大连美罗定点药品打入石家庄市场提供了契机。企业将借此机会加大产品的销售，为企业品牌的树立打下良好的基础。

市场垄断会不会借道而行

面对此举，有些业内人士担心，一旦机制成熟后会不会推广到全国?会不会出现新的行业垄断?以生产同品种药的非定点企业是不是就得停产?

甄继革副局长表示，“药品是商品，要符合市场运作规则，但同时也有其特殊性。保证用药安全，控制药费的过度增长，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我们卫生部门的职责，这8家药品生产企业是国家指定的，价格是发改委核定的，是符合老百姓需求的，我们就要采用，这样老百姓的利益才不会受到侵害。但利益之间的协调的确是我们目前力所难及的最大困难，所以这也是现阶段我们没有把该措施推广到社区去的主要原因。”

对于非定点药品企业有何看法，记者也进行了走访，但他们几乎都是避实就虚，不谈对“优先使用”的感受，言词中流露更多的是一种观望态度。只有石家庄市本土企业石药集团(非定点企业)中诺销售公司终端部销售经理李根波表示，石药集团生产的普药有150多种，所以这项政策的出台；对于石药集团的整体市场销量不会有影响。

医疗机构是否有难言之隐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石家庄市17个县市区有县级定点医疗机构68家，乡级定点医疗机构298家，村级定点医疗机构4944家，共计6213家。累计消费金额达4亿以上。

石家庄市卫生局农管办副主任刘铨奇说，藁城市县医院是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中的先进单位，各项新农合政策落实都比较到位。记者走访了藁城市县医院彭清江院长。对于此项政策的落实彭清江院长表示，通知要求从7月1日起统一使用定点企业生产的药品对于医院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以青霉素和阿莫西林为例，该院以前使用的有华药集团生产的也有石药集团生产的，都是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用药，又不能把石药集团的药退回去，所以我们只能等都使用完了，再履行这项通知。什么时候能使用完暂时还没有预期。记者随后又走访了邻近藁城市县医院的几家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答案基本相似。

面对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的态度，甄继革副局长表示，从7月1日起到8月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联席会议办公室将组织卫生、药监、物价、审计等部门对此项工作进行专项检查，并对检查结果进行通报，评定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现存非定点药品的正常使用时间。同时，卫生行政部门将对石家庄市所辖的17个县市区医疗机构领导班子进行考核，要求医疗机构季度内审核药品的使用情况，对违规操作的处方医生进行惩罚。必要时请纪检部门介入调查。

记者在走访调查中了解到，医疗机构对“优先使用”态度不甚坚决的深层原因，远非库存消化这一问题。“零差率”金额兑付拖延，医院“实惠”大减，一线医生压力大恐怕也是其原因之一吧。

“优先使用”最终要百姓受益

石家庄市“优先使用”定点药品的政策，可谓是开创了全国的先河。但值得肯定的是这项政策，是石家庄卫生事业贯彻“十七”大精神，对医改中提出的建立基本医疗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解决基层群众“看病难、吃药贵”，保障百姓用药安全方面作出的有益探索。

网上，多数评论专家指出，石家庄市的这项举措与北京社区医疗机构施行的药品“零差率”有共同点，都是为控制药品的过度加价做文章，最终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利才是目的。藁城市县医院一名前来就医的农民患者说，“我们没有文化，不管开什么药，哪个厂子生产的药，我们都听医生的，医生说能治我这病，我能买得起就买，让怎么吃就怎么吃。”可见越是基层的患者对医生的依赖越严重。

北市朝阳区大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较早施行药品“零差率”的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姚主任说，药品价格降低后，在经济上给患者减轻了很多负担。过去有好多家庭因为有病人在，整个家庭都被拖垮了。相信石家庄市这项政策的出台，也会惠及于民，“优先使用”和“零差率”两种方式都是为患者减轻药费负担的有效措施。

第7篇

应该说，目前市场的普遍声音是：短期反弹确定，但在国内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际金融动荡的双重压力下，趋势不太会就此出现反转。

业内人士普遍认同，短期反弹趋势已经确立。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表示，尽管宏观经济层面的一些数据还需要确认，但是整体来看，A股已经位于低估区间，市场借此次“组合拳”做出修正是在意料之中。

广发证券策略研究员武幼辉表示，同9月15日央行宣布“二率双降”不同，本次三项政策每一项都直接针对股市，政策信号强烈，并且每一项政策均有实质内容。其中，印花税调整为对卖方单边征收，旨在鼓励投资者买入股票，其节省的交易成本，即使以近期日均400亿的成交金额计算，1年也能达到大约100亿；汇金公司高调购入3家银行股，事实上是在充当部分平准基金的职责；国资委的表态，强调了央企股价稳定对于市场稳定的重要意义，也带有“平准”的意向，而后两项措施将给市场增加流动性。

中信证券则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汇金增持和央企回购并非某个时点政策，而是会根据需要持续性地发挥作用，其对于后市的支持作用不可低估。此外，目前沪深股市超跌明显，9月初以来A股指数的跌幅约为21%，9月17日前3个交易日的跌幅超过8.8%，动态市盈率仅12.2倍。因此，在利多政策和周边环境的配合下，A股市场有条件形成超跌反弹态势，政策“组合拳”有助于判定市场在1800点一线的中短期底部的形成。

至于反弹的力度，武幼辉表示约在10%至20%左右，中信证券也是如此判定。而平安证券首席策略研究员罗晓鸣则认为，在市场趋势和市场波动风险尚未消除以前，短线投资者可考虑在冲上2200点后适度减持。

趋势性反转并未出现

目前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是，10月份后陆续公布的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将会显示，企业盈利能力延续着前两个季度的下滑态势；市场持续动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阴影依然笼罩。在这种情况下，业内人士大多认为，目前还不具备趋势性反转的条件。“决定市场趋势的是经济基本面，而宏观面压力和企业利润下滑的情况不会在短期内发生扭转。”这是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分析师们在谈到后市走势时，出现频率最多的一句话。

武幼辉指出，反弹的持续性不会太强，趋势性反转并未出现。他表示，短期市场受汇金公司购入银行股刺激，金融板块将会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而从中长期来看，国内整个宏观经济大环境是没有变化的，行业景气度依然向下，国内经济下行趋势难改。

分析师们的看法是，如果国际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国外市场动荡得不到遏制，A股的反弹空间和反弹力度将会受到限制；而在国内，投资者对于宏观经济前景的看法持续谨慎，如果基本面持续不明朗，也将会制约反弹的空间。

不过，分析师们对于四季度的A股市场抱有较为乐观的态度。这种乐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十七届三中全会后转向的强烈预期。武幼辉就表示，“二率双降”其实已经是很明显的信贷放松信号，而通胀回落的速度超过管理层预期，也为四季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可操作的空间。而这些才是关系到A股长期走势的决定性因素。

综合来看，分析师们的观点是，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宏观调控方面的动向，以对后市行情做出正确研判。而在本次由“组合拳”带来的反弹中，低估值品种、银行及券商股、现金流充沛及财务指标较好的价值型个股，短线都有着一定机会。

反转需要解决根本问题

9月19日，在单边征收印花税政策的第二天中午，曾被散户誉为推动单边征收印花税最大功臣的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发表的看法是：汇金作用有限，大盘难言反转。

贺强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郑重提出，监管层需要考虑单边征收印花税提振股市。他的提案在今年均一一兑现，一是降低印花税税率，二是近期出台的单边征收印花税。贺强透露，就在前一周央行和财政部均对他关于印花税的提案作出答复，“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监管层对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决心。”同时贺强对于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能为中国股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到欣慰。“这也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该尽的责任。”

对于股市的问题，贺强表示现在行情只是反弹，还远没有实现真正的反转。“我们应该看到现在遇到的内外困境，比如未来国内宏观经济的走向仍然是不确定，而美国次贷危机也是一种分拆式的引爆，现在谈底部，谈大涨都是不冷静的心理，反弹可期反转难言。”

那么底部的最终出现会有何种信号？贺强表示底部的前提就是成交量不断放大，政策面配合。

对于监管层这次的救市组合拳，贺强赞誉有加，单一救市不能成效，政策组合拳效果更好。

贺强最后表示，股市燃眉之急过后就要解决存在的根本问题。从根本上解决股票的供求关系才是正道。“首先应该暂停股票供应，阶段性的停止大小非减持、新股、增发，非常时期应该用非常手段。其次增加股票市场的流通性，这次汇金公司入市，就是一个信号，但是汇金公司没有救市托市的责任，他的职责也不在于此，只有一只长效的、担负救市任务的平准基金存在，方可缓解现在的困境。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中国股市的根本问题，到底是什么力量把中国股市拖累到这般境地？

据调查发现，乘机袭入的“砸盘热钱”，大规模解禁的“大小非”，以及“偷偷摸摸”的定向增发是现阶段导致股指下挫的元凶。在这些元凶背后，更反映中国股市主导权的更替，中国股市游戏规则的重新确立。

“我们今年3月份时，就已经把股市的资金撤出来了，现在主要是寻找一些好的PE（私募股权投资）项目，改做长线投资。”一位深圳私募机构的副总经理李先生这样告诉记者。

李先生的行动并非特例。据了解，比他更早撤出A股、更著名的私募界人士是赵丹阳。今年1月2日，赵丹阳所领导的公司――赤子之心在网站上挂出了“致投资者的一封信”，宣布清盘旗下A股基金。对于为何选择清盘离场，这位中国阳光私募里程碑式人物无奈地告诉自己的客户：“以我的投资能力，目前在A股已找不到既安全又有投资价值的股票了。”

赵丹阳说出此番话时，上证综指是5300点。早在2007年5月份，他就已卖掉了手中所有的A股，只利用手中的资金打新股。因为当时他认为，3000点以上的A股已不具备投资价值。

时间仅仅过去5个月，赵丹阳的看法得到市场印证，飞流直下的股指最终跌破2000点。

产业资本PK金融资本

“赵丹阳的离开，表面上看是对A股估值的分歧，但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他看到市场的主导权已经发生变化。”一位总部在北京的基金业内人士表示。

由于监管部门最近严令基金公司高层不得发表看空言论，在他的一再要求下，记者暂时以A先生代表该人士。

A先生认为，当前的市场正经历股权分置改革后的阵痛。“证券市场是一个凭实力说话的地方，随着大小非陆续进入解禁期，手握两倍以上A股流通市值的产业资本，已经在事实上取得市场的主导权，尽管这种现实可能是在他们很不情愿的情况下。”

A先生解释道，由于管理层实行审核制，股改前的A股一直是稀缺资源。在这种背景下，谁的钱多谁就有话语权，即股价的高低取决于市场资金的多寡。而现在，面临未来3年中将凭空多出来两倍流通市值筹码，这个游戏规则发生了改变，即只要手中的货足够多，股价想有多低就有多低。

“这样讲并不是说产业资本要刻意做空股市，而是市场制度变化后的一种逻辑必然。”A先生认为，大小非解禁后，手握12万亿元市值筹码的产业资本，必然会以自己所处行业平均收益率进行持有与否的决策。以私募股权投资为例，市盈率通常在10倍左右。

目前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在20倍左右，明显高于产业资本的期望收益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抛售套现几乎是必然选择。来自深交所的报告也证实，2007年，深交所82%的大小非持股在解禁后套现。

“中国股市用了18年时间才使自己的流通市值达到现在的水平（约5.87万亿元），而它在未来3年到4年中要再承接12万亿元的筹码，压力之大可想而知。”A先生表示。

热钱吸筹意图长远

正是看到市场游戏规则已经发生变化，一些先知先觉的机构已经提前在股市上撤出。指南针公司研究员雷涛说，从去年10月中旬至今，基金通过专用席位已经在上交所净卖出1600多亿元；保险机构净卖出740多亿元，其中仅中国平安一家在市场上的净减持金额便超过200亿元。

“相对于整个基金业管理的两万多亿资产而言，我们的减持力度并不大。由于有监管部门的‘指导’，所以各基金公司都不敢卖得太急。但是，基金不做空并不等于其他机构不做空，据我所知，一些外资背景机构手里攒了很多筹码，准备砸盘后以更低的价格吸纳。”另一位基金经理告诉记者。

该基金经理所指的外资背景机构，既包括QFII这样的公开投资者，也包括通过非正式渠道进入A股市场的所谓“热钱”。这些外资背景资金，今年4月份时在3500点附近大举进货，目前正等待合适的机会出手。

4月24日，下调印花税的利好消息公布后的首个交易日，沪深股市跳空高开逾8%，数百只股票涨停。在随后的6个交易日里，大盘震荡反弹，上摸3786点。与反弹前的低点―4月22日最低点2990.79点相比，涨幅超过20%。

“4月24日下调印花税利好政策出台前，外资背景资金便已经提前获悉并在市场上收集到大量廉价筹码。不过，与以往不同，这一次他们并没有急于借利好出货赚短线利润，而是把相当多筹码留在了手里。”该基金经理向记者透露。

据资料显示， A股共有53家机构获得QFII资格，总计额度为99.5亿美元，累计汇入资金99.26亿美元，结汇约787.71亿元人民币。其中，49家QFII现持有的证券资产市值接近2000亿元人民币，是A股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不过，这并不是外资力量的全部，除了身处“阳光”下的QFII外，还有更多的资金（热钱）通过各种身份借道进入A股市场，这部分资金规模甚至远远超过QFII。

那么，热钱的规模到底有多少呢？由于热钱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和保密性，官方难以获得准确的数据，因此进入中国的热钱规模一直是个谜。在通常情况下，研究人员只能通过研究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项目（热钱规模＝外汇储备增量－贸易顺差－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方法进行测算。

按照这种方法计算：自2003年到2008年一季度热钱累计流入规模约有4175亿美元。若考虑到热钱还可以通过虚假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渠道进入，2003年至2008年6月份，热钱流入规模可能在6000亿美元以上，并且流入速度有逐渐增加的趋势。这些热钱有相当一部分流入到股市、楼市等投机性较强的领域。对于热钱的数量，业界分歧很大，也有专家说，热钱已高达1.75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截至2008年3月底的中国外汇储备存量的104%。

从几家证券营业部在上交所的席位交易记录中不难发现，这几家营业部一直以来被外界认为是外资机构开户集中地。他们分别是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上海陆家嘴环路证券营业部、申银万国上海新昌路营业部和中信证券专用席位。4月初至4月21日利好公布前夕，上述几个席位分别净买入125亿元、30亿元、26亿元。

这3家营业部在今年4月大盘反弹后并未趁机套现，而是继续增持。他们在4月24日至6月6日期间再度分别净买入17亿元、15亿元和9亿元。在6月10日至19日股市单边下行阶段，仍分别净买入2.1亿元、3.8亿元和10亿元。

从这3家营业部建仓品种上看，外资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平安、中信证券、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金融类个股。以上海陆家嘴环路证券营业部为例，该营业部在4月份净买入33亿元的中国平安，9亿元的中信证券，以及6亿元至12亿元不等的工商银行、招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兴业银行。此外，像大秦铁路、中国神华等大盘权重股也在他们的购买名单中，单只品种建仓规模在4亿元至5亿元之间。

“他们做空的目标位很可能就是在2000点左右。”上述基金业内人士透露。

国海证券在近期的研究报告中称，尽管PPI再创新高，但中国十几亿人的内生性需求仍是推动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即便GDP增速有所回落，宏观经济整体上也仍会保持良性发展势头。目前沪深300静态市盈率为21倍，2008年以20%的增速保守计算，动态市盈率仅为17倍左右，通过与H股比较，多数优质蓝筹股价已与国际接轨，具备较明显的估值优势。

市场估值将向实业资本价格靠拢

从去年10月中旬调整至今，上证综指、深圳成指相继“腰斩”，股市大底在何方？

面对这个并不比歌德巴赫猜想容易的问题，长城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勇认为，大小非减持将是市场重新构建估值体系的起点，中国股市面临阵痛。未来证券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将更多被实业市场上的资产价格所左右。“在二级市场参与主体增加了大小非股东之后，会拉低原有估值水平。今后，大小非股东在衡量二级市场的投资回报时，将会参照自己所处产业的资本回报率。”张勇是在今年7月份说出此番话的。

这个资本回报率是多少呢？记者从广发基金2006年的策略报告中了解到，截至2005年10月，国内各行业的资本回报率一般从7%至17%不等，对应的市盈率从6倍到14倍不等。如果以私募股权基金认可的合理回报率――10%计算，对应的估值水平为10倍市盈率。

张勇还表示，随着A股市场全流通，还将受到全球股市定价影响。随着二级市场与一级市场股价接轨、A股价格与H股股价接轨的陆续发生，势必引发A股估值与国际接轨。

张勇的预测正在变为现实。据统计，截至6月20日已有包括中国太保、中海集运、中国石油、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煤能源等在内的16只个股跌破IPO发行价，此后该数据在9月份更是被不断改写，破发的阵营也迅速扩大。

与此同时，A股与H股的接轨也在进行中。来自天相投资分析系统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20日已有5只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公司股价出现“倒挂”。其中，海螺水泥A股6月21日的收盘价为43.51元人民币，港股报收于54.7港元，A股较H股价格低9.77%，而中国铁建、交通银行、中国中铁、中国平安的A股股价较H股折价幅度也从2.92%至6.09%不等。当然与眼下的行情相比，此数据已经不足以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了。

不过，业内人士同时指出，就整体而言，A股与H股相比仍处于溢价状态，52只同时在沪深股市和联交所挂牌的个股平均溢价幅度为78.84%。这意味着，如果A股和H股价格真正接轨，前者还有56%的跌幅。

商品价格下跌才是中国股市最好支撑

中国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分析师王磊认为，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后，几乎全球市场都为其欢呼。道琼斯工业指数大涨2.5%，伦敦富实100指数大涨3.9%，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股指几乎都迎来了次贷危机以来难得一见的巨大涨幅。“两房”发行的次级债与国债的利差也大幅缩小，持有“两房”债的投资者一夜之间愁眉换笑颜。

不过，美国财政部恐怕高兴不起来，因为其要耗费的资金可能高达1000亿-200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的官方网站上解释其注资“两房”的3个原因分别是，维持市场稳定，保证按揭贷款可持续获得以及保护纳税人。

实际上，第一个原因才是最重要的，为“两房”注资是美国财政部无奈的选择。“两房”目前共持有5.4万亿美元的未清偿债务，约占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总额的40%，其发行的资产支持债券是全球主要金融机构曾经最青睐的投资品种之一。

2008年6月由于按揭资产质量的进一步恶化，“两房”危机爆发，其优先股和次级债分别被评级机构下调评级和置于评级观察状态。“两房”主要的资产并非次级按揭贷款，这也标志着次贷危机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按揭贷款危机”时期。政府对其机构―“两房”的注资也是应有之义。

目前为止，“两房”发行的最优级债券没有受到太大冲击，而次级债和优先股持有者由于可能面临不能完全履约还债和优先股股息难以保证而受到较大的冲击。庆幸的是，持有“两房”次级债和优先股的主要是地区型商业银行，金融市场受到的整体冲击还不大，而一旦优级债券评级下调，全球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将面临新一轮的资产减计风暴。

1998年，曾叱咤华尔街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因持有的未平仓合约全部违约而轰然倒地，那次风暴震动了整个金融市场，让美联储不但努力协调大型金融机构接管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还下调了基准利率以保证金融市场稳定。

而今，美国财政部对“两房”的注资高达千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世界排名第9的香港外汇储备的总量，救“两房”比救3月份被摩根大通兼并的贝尔斯通的难度要大得多。如此大额的支出也只有美国财政部才能吃得消。因此，财政部的注资也是及他人所不能及之事。

那么，如此大规模的挽救行动是否会改变目前全球金融市场的颓势和格局呢?

从对汇率的影响上看，财政注资挽救“两房”提高了投资者对相关美元信用债券的信心，使得资本流入美元资产，助推美元上升。与其相对，德国等欧洲国家债券价格出现下跌，欧元对美元汇率最低跌至1.405附近。

但是，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可能因挽救“两房”和减税而在2008年末上升至占GDP4%-5%的水平，这将接近美国财政赤字的历史最高水平，并将在长期对美元汇率构成压力。

除此之外，“两房”被救仍难以使美国金融机构资产状况得到改善。就在美国财政部宣布向“两房”注资的第二天，陷入困境的雷曼兄弟因韩国产业银行拒绝入股致使股价暴跌40%。这反映美国金融机构目前仍然十分脆弱，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继续下滑，资产减计可能逐步增加，全美商业银行的信用卡贷款不良率也将快速上升。资料显示，全美商业银行信用卡贷款资产减计比率(Charge-off Rates)已经由2007年2季度的3.85%上升至2008年2季度的5.47%，上涨速度超过了房地产按揭贷款减计比率的上升速度。

因此，“两房”被救其实只是让疲弱的资本市场得以喘息，未来的坏消息可能仍将接踵而至。

实际上，目前美联储留有的100个基点的减息空间也是用来防备金融市场及美国经济进一步恶化，分析师王磊预计2009年美联储可能再次采取减息的政策。

对于仅仅持有“两房”最优级别债券的中国金融机构来说，这次“两房”的获救让他们捡到了大便宜。

“两房”最优级别债券的信用风险利差已经大幅下降，流动性也得到了提高，这些机构相关资产的风险将显著降低。除此之外，我国外汇储备安全性和流动性将得到提高，应对宏观经济风险的能力将得到增强，而这是在国际金融市场风起云涌之时，保证我国国内金融市场稳定的有力武器。

同时，当前金融市场上形成的汇率、大宗商品价格、货币市场利率都在短期内出现了大幅变化，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已经进入到金融一体化的时代，这些关键的价格变化对各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目前，资本已经从大宗商品市场撤出，近期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受到了青睐。但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脆弱仍然是美元资产价格最危险的不定时炸弹，美元在这一阴影下不会持续走强。

王磊预计，欧元对美元汇率2009年内将在1.35-1.45范围内维持。这就意味着资本并不会持续回流至美元资产，前段时间大家担心的资本外逃不会在2009年底前发生。

实际上，根据统计机构调查，与除日本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近期出现的大量资本外流不同，中国正在继续吸引资本流入。

当海外资本市场为注资“两房”欢呼时，A股股指却岿然不动，这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并非决定于“两房”和国际资本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才是对我国股市最好支撑。

当CPI回落到可接受范围，宏观调控逐步减弱，而上游价格回落时，工业企业利润将会出现恢复性上涨。尽管中国面临外需下降的考验，但盈余的财政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将支持中国成为2009年经济稳定增长的明星。在资金与盈利的配合下，资本市场反弹并非空中楼阁。

中国经济的决定要素是PPI

股市的发展还是要靠基本面。我们说股市的趋势看基本面，超过基本面的下跌可能就属于技术层面或者说心理层面的因素了，所以心理问题或者技术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的政策，而经济基本面则有赖于宏观大环境的变化。

PPI才是决定中国股市走向的关键指标，PPI见顶后也就是开始出现回落的时候，股市才可能见底，但是股市的见底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在日本当年是9个月，在中国会缩短至3个月左右。

所以很多人看到CPI回落了，总认为大盘该涨了，但是须知决定中国经济的是制造并非消费，所以要看PPI，只有制造业好转了，中国经济才能走稳，别忘了中国的地位是核心制造国，其他主要服务业都是为制造业服务的。近日公布的PPI数据显示其已经开始在高位震荡，中国PPI理论高点值应该在10.6%左右，但是预计达不到这个值，因为油价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回落。未来1-2个月的时间PPI可能会掉头向下，就会有利于大盘的止跌企稳。

如果从现在的假设和逻辑来看，经济的企稳回升应该是在明年年中左右，到时候还要看具体的宏观数据。这一年对中国经济比较关键，经历了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后面必定有较大的发展，因为中国就看产业升级的情况。我们所走的经济道路和日本当年是一样的，都是工业化道路，论发展阶段，我们现在相当于日本的1965-1975年，可能更像1974、1975年的情况，日本在经历了1年的经济阵痛期后就重新走上了上涨的通道，不过我们现在也已经明显地感受到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速度在加快。

股市会有一个动荡的阶段，同时也会经受大小非的考验。专家认为，这两年的牛市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股改，股改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能引起市场如此大幅上涨的因素根本还在于基本面的变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我国在2005年7月进行了汇改，人民币走上了升值之路，加上前几年国内经济形势一片大好，股票出现了严重的低估，各种理由都支撑了股市的上涨。

第8篇

2015年6月18日，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指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补好扶贫开发这块“短板”。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5个多月后的11月27日至28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会后《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吹响了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

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十二五”时期，全省减少贫困人口656万人，但仍面临着“十三五”期间年均减少100余万贫困人口的巨大压力。

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

对此，贵州省委省政府把“大扶贫”确定为两大战略行动之一，坚定承诺：“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脱贫，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

战天斗地：前所未有的精气神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就是正视问题、解决问题。打赢这场攻坚战，关键还是在主观因素上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强大合力。

为了脱贫攻坚，省委、省政府团结带领各族群众鼓起劲来抓发展，弯下腰来拔穷根。

2015年的金秋十月，全省扶贫开发大会在贵阳召开，印发扶贫开发“1+10”配套文件；12月7日，全省贯彻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及落实大扶贫战略行动推进大会召开。不到两个月，先后两次召开扶贫工作会议，全省脱贫攻坚步伐加快。

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以上率下，带头深系点威宁自治县蹲点调研，与群众拉家常、话脱贫、谋发展；深入长顺县、台江县等基层一线宣讲脱贫政策，调研基层党建扶贫工作。他多次谈到，打赢脱贫攻坚战，要用心、用情、用力。脱贫攻坚是考验各级领导干部素质能力的主战场。

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孙志刚深入武陵山腹地，召开座谈会宣讲中央精神，把脉铜仁脱贫；走访湄潭、正安、安龙、望谟等地，专题调研脱贫攻坚工作。他强调，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为了脱贫攻坚，驻村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传递党的好声音，助力农村同步小康。

省委政研室派驻威宁自治县驻村干部在走访中提炼出看真贫、扶真贫的“四看法”精准识别体系：一看房、二看粮、三看劳动力强不强、四看家中有没有读书郎，精准甄别、确定扶贫对象。

遵义市选聘1433名能带动群众发展项目的优秀人才驻村任“项目书记”，占全市村总数的85.3%。“项目书记”共领办项目918个，带动实施项目1240个，可带富35万余人。

六枝特区邓连贵、邓连桥、邓连瑞“同胞三兄弟”相约驻村任“第一书记”。大哥当起维护和谐的“守护者”，二哥成为传授绝技的“好师父”，三弟成为引领脱贫的“特派员”。

大方县羊场镇“第一书记”谢雨石，走村串户，磨破了三双“走访鞋”，厚厚的两个笔记本记满了村情民意。

2015年，全省驻村干部累计走访群众980余万人次，帮助谋划思路点子25万条，办理好事实事35.7万件，争取帮扶资金35.1亿元。

“精神状态好，一好带百好。”在深山贫瘠之地，贵州以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心系群众、无私奉献的“扶贫精神”，激扬了一曲战天斗地、决胜贫困的铿锵之歌。

产业扶贫：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六盘水市盘县普古乡最边远的舍烹村，三年前还没有一条像样的通村路，地里种出的庄稼只能解决温饱，大量村民外出谋生。2015年，全村人均收入达11260元，是三年前的3倍，贫困人口全部实现脱贫。扛着锄头、镰刀的农民乘坐“考斯特”上下班，成为村里的一道“风景线”。

“这要感谢陶正学，感谢家门口的农业园区。”53岁的陶正能满脸笑容地说，返乡企业家陶正学成立的“贵州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示范园区”，让村集体资源以集体产权方式入股，让村民以资金和技术入股，激活了村里的农业。

近年来，六盘水市创造性地提出“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改革，把发展集体经济作为决战脱贫攻坚的重要措施。市扶贫局局长王成刚介绍说，“三变”改革，使六盘水的农民从旁观者向参与者转变，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实现了农民、村集体与经营主体“联产联业”“联股联心”。

用发展产业来发展生产、实现脱贫，已经成为贵州扶贫的基本经验。

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透露，“十二五”以来，全省累计投入产业化项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100亿元，实现总产值813亿元，实施到村项目4万多个，按照资源禀赋、市场导向和区域经济的理念，大力发展优质菜、果、茶、药、薯和牛、羊为重点的特色生态产业，形成了“东油西薯、南药北茶、中部蔬菜、面上干果牛羊”的扶贫产业格局。

“发展旅游有助于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有助于提升贫困群众的文明素质，有助于保护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陈敏尔在接受中国网专访时说。而乡村旅游，是贫困群众最现实、最直接、最有效的脱贫途径。

遵义市枫香镇苟坝村土陶传承人母先才是乡村旅游的直接受益者之一。他说，村里的旅游发展起来以后，他的陶艺生意越来越好。今年“五一”期间，每天都有2000多元的收益。由于客流量增多，他还必须请三四个帮工才忙得过来。原来一年的收入只有两三万元，去年的收入却超过十万元。

据统计，目前全省开展乡村旅游的自然村寨已经突破3000个，2015年乡村旅游接待人数达1.59亿人次，占全省旅游接待人数的42.4%；旅游收入705.9亿元，占全省旅游总收入的20%。带动社会就业287.61万人，受益人数超过577万人。仅“十二五”期间，就有64.7万贫困人口通过乡村旅游实现脱贫。

正如省扶贫办主任叶韬所说，产业最大限度覆盖了贫困地区贫困群体，帮助贫困群众“提了素质”“换了穷业”。

易地扶贫搬迁：从源头斩断贫困之根

贵州493万农村贫困人口中，大多数住在深山区、石山区、边远地区，且受教育程度较低。“难点就是这部分群众。”贵州省副省长刘远坤认为。

易地扶贫搬迁，这一被总理称之为“从源头斩断贫困之根”的举措，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剩下来的这些人”的生存与发展。

在绥阳县郑场镇卧龙村移民安置点“幸福港湾”，别墅式楼房坐落于青山绿水间，处处荡漾着幸福的气息。

“我们搬来一年了，我和儿子住一起，这里空气很好。”今年60岁的李梅美笑着说，在卧龙村边上就是“万亩金银花”示范基地。依托示范基地，他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农家乐户均年收入8万元以上。

易地扶贫搬迁成为贵州脱贫攻坚的一大亮点。“十二五”期间，全省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154万套，改造农村危房192万户，其中易地扶贫搬迁66万人。

同时，作为脱贫攻坚六大重点（易地扶贫搬迁、产业脱贫、绿色贵州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脱贫、社会保障兜底）之首，易地扶贫搬迁成为全省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1月14日，孙志刚强调贵州要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在精准上下足功夫，挂图作战、挂牌督办、逐一销号，坚决打赢易地扶贫搬迁关键一仗。

1月25日，省政府《贵州省2016年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实施方案》，明确围绕“建房、搬迁、就业、保障、配套、退出”六个关键环节，匡算总投资270亿元，确保今年全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45万人，其中包括30万贫困人口。

精准脱贫：贵州模式可复制可推广

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贵州咬定“精准”二字不放松，聚焦“两有户、两因户、两无户、两缺户”，坚持“六个精准”“六个到村到户”，瞄准贫困“病根”，实施“靶向治疗”，为全国脱贫攻坚探索了可信可行、可学可用、可复制、可推广的“贵州经验”。

――脱贫攻坚工作思路实现“三个转变”。扶贫方式由单个项目扶持向产业化扶贫转变；扶贫重点由一村一户扶持向区域性扶贫和扶贫到户并重转变；扶贫力量由部门扶贫为主向社会化大扶贫为主转变。

――全省精准扶贫机制基本建立。狠抓“33668”脱贫攻坚行动计划，以结对帮扶干部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培训到村到户、农村危房改造到村到户、扶贫生态移民到村到户、基础设施到村到户等“六个到村到户”和小康水、小康电、小康路、小康讯、小康房、小康寨等“六个小康建设”为重点的扶贫措施惠及贫困山区千家万户，“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贵州闯出了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特色产业的扶贫开发新路。凝聚各方力量、多重优势叠加的“毕节试验”，种草涵养水土、养畜增加收入、发展防灾避灾产业的“晴隆模式”，山地农业开发、种养结合、长短结合、以短养长、提高土地投入产出比较效益的“长顺做法”，以整村数村、整乡数乡、区域开发、连片推进的“印江经验”，因地制宜、整合资源、扬长避短的“威宁实践”，扶贫抓党建、党建促扶贫、脱贫奔小康、强化三支队伍建设的“迤那路子”；精准识别“四看法”在全国推广……

――脱贫攻坚在全国取得“六个率先”。率先推行“摘帽不摘政策”的“减贫摘帽”激励措施；率先以整村推进为基础，实行整乡、数乡、区域连片开发；率先采取“省领导联系、省直部门牵头负责、县乡组织实施”的集团帮扶模式，整合资源，整合力量，实施集中攻坚；率先出台《贵州省贫困县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法》，切实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率先实现驻村工作队对贫困村贫困户的全覆盖；围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率先开展遍访贫困村贫困户工作。

贵州实施大扶贫、大数据两大战略行动。在叶韬看来，“扶贫云”是“大数据+大扶贫”的耦合，是贵州脱贫攻坚、同步小康的必然选择。

第9篇

关键词：居民收入 通货膨胀率 利率 居民储蓄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12-043-03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态势，居民储蓄也因此而不断增长。截至2009年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突破26万亿元（如图1）。对于巨额储蓄的存在，各方观点不一。积极的观点可以总结为：一方面支持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再者，可以支持我国反腐败的进程，因为有关学者认为的款项是储蓄的来源之一（张力生,罗永进，2005）。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巨额储蓄的存在也给我国各方面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例如：储蓄的增加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下降，迫使政府财政赤字、国家债务连年增加，使得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伸缩自如，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被削弱，仅能通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发挥效力，而根据罗伯特・蒙代尔的政策指派理论，这又使得我国对内的经济调控功能被削弱；另一方面，储蓄的迅速攀升使得我国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不断下降，特别是国有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状况又连年处于亏损状态，不能靠自身结余来补充资本金，而通过发行债券、央行贷款，毕竟不是长远之计。不但会造成银行债务的不断积累，而且会造成社会通胀压力。这一系列原因又增大了国有金融机构乃至整个金融行业的经营风险。

已有的储蓄理论将储蓄的变动归因于以下因素：利率效应，如Balassa(1992),Gvlfason(1993),Ogaki,Ostry和Reinhart(1995)等等；经济效应，如Carroll和Weil(1994),King和Levine(1994),Blomstrom,Lipsey和Zejan(1996),Paxson(1996),In和Doucouliagos(1997),Deaton(1997), Vanhoudt(1998)等等;收入效应，如Modigliani(1966),Gupta(1987),Rossi(1988),Edwands(1995),S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如Bosworth,Burtless和Sabellhaus(1991),Deaton&Paxson(1994),Chmidt-Hebbel和Serven(2000)等等，另外还有通货膨胀效应、财富效应和国外储蓄效应等。这些理论主要与各学者所考察国家的情况相适应。具体到我们转型经济国家，则需进行具体分析。对此，本文考虑主要从居民收入、通货膨胀与利率三个角度来考察一下其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以期得出我国居民储蓄增长的相关解释。

二、理论分析

关于收入增长与储蓄增长的关系，众所周知，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在此我们重点分析一下利率与通货膨胀变化对储蓄的影响关系。

（一）利率效应

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学界认为储蓄与利率之间存在简单的正相关关系。高利率可以使储蓄者增加收入，因而刺激储蓄。但在现代经济学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利率与储蓄的关系并不简单，存在利率对储蓄的相反作用，以至于利率对储蓄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含混不清的。

经济学家们做的大量实证分析似乎也证实了这些观点。在比较典型的实证分析中，伯斯金(Boskin)(1978)、萨莫斯(Summers)(1982)、吉尔法萨(Gylfasa)(1981)、巴拉萨(Balassa)(1989)等人认为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是正的，储蓄的利率弹性在0.3-3.4之间。在赖待(Wright)(1967、1969)、韦伯(Weber)(1970、1975)和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1990)的研究中，发现利率对储蓄的影响是负相关的或者是含混不清的。

我国经济学界有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利率对居民储蓄影响很大，而且是正的影响。如谢平(1993)，徐燕(1992)。在徐燕的实证研究中，发现1978-1987年居民储蓄对实际利率变动敏感，实际利率变化会导致储蓄额同方向变化。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影响不大。如刘尚希(1992)，张文中、田源(1990)。在张文中、田源的实证分析中，发现1979-1987年实际利率对居民储蓄的系数小于零但不显著，同期利率对城镇居民储蓄的系数大于零。张文斌(1991)对同期居民储蓄的研究也发现实际利率对储蓄的影响较小，相关系数仅0.56，且为负相关。

以上研究虽然针对同一时期的居民储蓄行为，但结论有较大差异。这与研究者使用的方法以及数据不同有关。但无论怎样，说明理论界早已意识到我国储蓄并没有十分完全地遵循“利多多储，利少少储，无利不储，负利减储”的简单逻辑。进一步探索储蓄与利率的关系，从理论上给予透彻解释，无论对于理论还是实践，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通货膨胀效应

如同利率一样，现实生活中通货膨胀对于储蓄的影响也是多重的，既可能产生收入效应，也可能产生替代效应，或者，无论哪一种效应均不显著。

大量的实证分析显示出不同的结果。安格斯・迪登(Angus Deaton)的研究发现英国70年代高储蓄率伴随高通货膨胀率，未预料的通货膨胀对储蓄产生正效应；莫迪利亚尼(1970)年的研究发现通货膨胀对几个经济共同体成员国的储蓄率产生负效应；艾荷利勃(Aghevlib)等(1970)对41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证分析发现这种关系为不显著的正效应。张文中、田源(1990)对中国居民储蓄的实证分析发现1950-1978年间，通货膨胀对储蓄的作用为不显著的负效应，1979-1989年为不显著的正效应。

我国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较多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会抑制储蓄。普遍的解释是：当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时，人们会提取存款抢购实物，形成储蓄存款增长减慢，甚至形成负增长。显然，这种观点与居民提款购买实物，用实物储蓄代替货币储蓄有关。按照我国狭义的储蓄概念，储蓄仅限货币存款，实物储蓄未列入储蓄范畴，货币存款减少自然意味着储蓄的减少。如果按照广义的储蓄定义，上述观点应当改为：通货膨胀会使储蓄的结构发生变化，储蓄总额及储蓄率不受影响。因为，人们提取存款购买的实物，多为耐用消费品，或需要长时间消费的日用消费品之类，这些实物量的增加均属于储蓄的范畴。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对储蓄的影响比较复杂，取决于通货膨胀对实际收入的影响程度、人们对通货膨胀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等多种因素。当通货膨胀率超过名义收入增长时，实际收入下降。人们为了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会降低储蓄。当通货膨胀的速度低于名义收入增长，实际收入保持增长，储蓄率可能不变其至提高。如果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低于实际发生的通货膨胀程度，人们将会在较大程度上调整预期，并调整消费和储蓄，使通货膨胀对储蓄产生较大的影响，反之较小。

三、实证分析

在以上理论分析中，主要提及了与本文有关的利率与通货膨胀效应。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将引入收入因素，结合通货膨胀与利率效应一并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问题进行分析。

（一）比率分析

1.数据选择。本文选取居民收入（Y）、通货膨胀率（Л）和实际存款利率(R)1978年到2009年的历年数据作为影响居民储蓄（S）变动的因素，分别从整体上及分阶段对影响储蓄各因素的变动情况进行了分析。

（1）居民收入（Y），选取国民总收入作为居民收入的代表变量；

（2）居民储蓄（S），选取历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作为代表变量；

（3）通货膨胀率（Л），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成历年通货膨胀率作为该变量的数值

（4）实际存款利率(R)，采用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代表该变量；

（5）存贷款利差（T），通过一年定期贷款利率减去存款利率而得。

2.数据分析。从居民角度来看，收入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条件下，收入的提高会吸引居民储蓄的增加。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存款的增长有利于激励金融部门积极揽储，扩大盈利资金的来源。利率的作用主要是：在通货膨胀率既定的条件下，存款利率的提高会吸引居民储蓄的增加。而我国实际存款利率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数据显示是波动不定的，而且某些年份还出现过负利率。从这一点来看，存款利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存贷利差的扩大有利于激励金融部门积极揽储。据有关学者的观点，相对于存款利率而言，国际上一般通行的银行存贷利差大约是2个百分点，中国的银行保本利差则需要3个百分点（王晓芳，2000）。我国实际存贷利差1999年以前一直低于3个百分点，在1999年以后才开始大于3个百分点（如表1），如果说利差因素起作用，应该是在1999年以后。而我国居民储蓄在1999年以前及以后却一直在增长，这样看来，我国存贷款利差并不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主要因素。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利率因素不是我国储蓄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图2可以看出，通货膨胀率的高低对居民储蓄增长率的影响也是变化不定的。在通货膨胀高的时候，储蓄增长率有增有减，而在通货膨胀率低的时候，储蓄增长率也是有增有减的。似乎通货膨胀率与利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都不是主要的。

（二）协整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增长有一定的协同效应，实际存款利率与通货膨胀率对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并无一定的规律性，而是变化不定的。在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储蓄的通货膨胀与利率效应进行协整分析。

1.S、Y、Л和R的平稳性检验。本文利用Dickey＆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模型有三种设定模式，选择正确的设定模式十分重要。例如，对一个趋势平稳过程（TSP）来说，如果在单位根检验中选取了含时间趋势的模型设定模式，那么，拒绝单位根的可能性就很小。单整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可知，S、Y、Л和R的水平值均不能在1%（或10%）的水平下拒绝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我国1978―2009年度的S、Y、Л和R均可能是非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在1%（或5%）显著性水平下，ADF检验应拒绝接受的假设，故一阶差分是平稳过程，可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性。

2.协整检验。单整检验已经说明，S、Y、Л和R都是非平稳序列，进一步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以避免虚假回归。通过VAR模型确定滞后阶数K=1。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因为LR=49.07>41.20（1%显著水平），所以分别拒绝零假设，即认为变量S、Л和R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为LR=20.9967

S=0.0873+1.3229Y+0.1830π+0.3485R

（0.1224） （0.0597） （0.0826）

通过协整公式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收入效应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是明显且主要的正向关系，利率效应次之，通货膨胀率虽有正向影响，但是影响效果较弱。可以理解为，当通货膨胀处于温和状态时，居民不但不会提出存款用于购物，反而会因为名义收入增长率快于通货膨胀率等原因增加储蓄。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分析看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收入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货膨胀和利率尽管也是影响我国居民储蓄行为的两个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利率的影响要强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而且实际利率与存贷款之差对储蓄均是正相关。鉴于以上分析，对于我国巨额居民储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维持城乡居民收入适度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特别是东西部城乡居民及其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形成合理的储蓄结构。因此需要维持居民收入的适度增长。比如，每年按照上一年的通货膨胀水平适当加一个比例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城市居民可以工薪阶层工资的适度增长为标志，乡村居民可以物价提高水平为基准的同时，不断减轻农民经济压力，适当给予补贴或政策优惠；加大支援西部力度，为西部经济的发展提供优越的政策环境，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

2.保持适度通货膨胀水平。在稳定货币供应量的前提下，维护农民利益，减少收费项目，扩大商品供给；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限制，减少交通关卡，平衡东西南北物资的调运；居民收入水平维持适度增长，力求不低于通货膨胀水平；当通货膨胀水平较高时，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者；维护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的信誉，严厉打击违规操作，银行资金挪用、偷盗以及相关诈骗活动，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把握好宏观调控工具，适度干预市场失灵现象；严格控制财政赤字，防止雪上加霜。通货膨胀水平保持在一定水平之内，是稳定我国居民储蓄、避免资金大量流出流入的重要因素之一，进而才能维持市场的正常运行。

3.加深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尽早实现由市场形成利率的机制。让利率的变动来调节储蓄的增减，充分发挥利率对储蓄的正面引导作用，实现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与应用；同时，完善对社会资金的监测手段，严厉打击社会游资的对市场操纵行为，维护我国市场的正常运行。

4.完善配套体系建设。积极促进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引进，增加居民对金融资产的选择种类，形成居民资产的多元化，消化巨额储蓄；改善金融机构信贷环境，逐步完善银行与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信贷机制，放宽信贷标准，鼓励居民进行消费信贷，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以便消化巨额储蓄，将大量闲置资金进行有效率的合理配置，避免资金的闲置，消化金融机构的潜在经营风险；适当增加政府的社会保障，科技教育文化等公益性事业支出，在带动居民对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消费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减轻城乡居民各方面的经济压力，从而形成居民收入对储蓄增长的正面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王晓芳.中国金融发展问题研究[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2.郭英彤.我国居民预防性储蓄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D].吉林大学,2006

3.马双.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内生断点分析:1953～2005[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7)

4.杭斌,申春兰.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研究――基于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6)

5.杭斌,郭香俊.基于习惯形成的预防性储蓄――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9(3)

第10篇

(一)劳动力流动和通货膨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整体上存在二元结构，可划分为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其边际产出基本为零，该部门的劳动者获得生存收入，农业部门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很小。现代工业部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假设其情形与Gali等［4］模型一致。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且劳动无限供给。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特征，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伴随该过程的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的流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变量关系问题，必须考虑二元经济结构这个关键特征，而劳动力流动速度是反映该特征的核心变量。劳动力流动速度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影响价格水平:其一，劳动力流动速度变化会导致工业部门工资率变化，进而通过总供给而影响价格水平。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劳动力流动的主要驱动力是两部门收入存在的差别。劳动力流动速度越快，需求水平的增长速度也越快，两者成同方向变化。这使得价格水平出现上涨压力。由此可知，劳动力流动速度越快，工业部门工资水平增长率越快，经由供给使得通货膨胀出现上涨压力;同时，需求水平快速提高，也促使通货膨胀出现上涨。

(二)混合NKPCGali等［4］扩展了关于厂商定价行为的假设。假设垄断竞争厂商存在两种定价行为，一是前向型定价，即基准模型中的定价方式。二是后向型定价，即一部分厂商根据以前时期的价格来设定价格。这里假定比例为1－ω的厂商采取前向型定价，比例为ω的厂商采用后向型定价。

(三)二元经济结构的混合NKPC由于，实际边际成本与产出缺口存在近似线性关系:

二、实证检验

(一)计量模型依据(17)式，可以构建相应的计量模型:上面计量模型中包含通胀预期项πt+1，该项的数值显然会受到随机干扰项的影响，即解释变量与随机干扰项相关，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值不是有效的，故采用GMM估计方法。GMM方法不要求扰动项的准确分布信息，允许随机扰动项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是一个稳健估计量。GMM估计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选择最小距离的估计量，通过设定矩条件估计得出参数值，该方法是估计前瞻性计量模型参数的有效方法，且本文模型的数据样本数量为89，可以满足其样本数量要求。GMM估计方法的重要问题是工具变量的选择。工具变量的选择应满足两个条件:(1)工具变量与其替代的解释变量高度相关;(2)工具变量与随即扰动项不相关。本文的计量模型所使用的数据均为时间序列数据，按照常用的工具变量的选择方法，采用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作为工具变量。选择的工具变量数不小于被估计参数的个数，以保证GMM估计量可识别，常数项会被自动加到工具变量中。

(二)数据说明①本文选取1992年第1季度到2014年第1季度期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1992年以前，中国经济处于变革的前期，整体上仍具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特征，1992年至2014年期间，经济结构更接近于本文模型的假设情形。此外，年度数据的时间跨度过长，月度数据变化又过快，所以本文选用季度数据，这也是进行菲利普斯曲线模型经验研究的惯例。模型中涉及的变量有五个:通货膨胀率为被解释变量，产出缺口、通胀预期、通胀惯性(滞后一期通胀率)、劳动力流动速度缺口为解释变量。(1)通货膨胀率和通胀惯性: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环比。季度CPI环比指数为季度内三个月CPI指数乘积。(2)产出缺口:产出缺口以实际产出偏离潜在产出的百分比来表示，即yt=(Yt－Y*t)Y*t，Yt为t期的实际产出，Y*t为t期的潜在产出，实际产出=名义GDP/GDP平减指数。采用H－P滤波方法(λ取1600)将实际产出分解为趋势部分Tt和周期部分Ct，即Yt=Tt+Ct，趋势部分即潜在产出，产出缺口由CtTt给出。(3)通胀预期:目前通胀预期数据的估算方法主要有:一是调查数据方法。研究人员通过设计调查问卷直接收集消费者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势的看法，然后把这些对通胀趋势的定性估计进行量化，转化为可以使用的定量数据，如Roberts(1995)和文献［14］。而这种方法获得的数据的可靠性很难令人信服。二是采用适用性预期。常用的处理方式是以滞后若干期通胀的加权平均作为通胀预期的变量，即πet=(1－θ)∑∞j=0θjπt－j，其中θ∈(0，1)。该方法的使用以持续稳定的货币政策为前提。三是采用理性预期。该方法以t+1期通胀的实际值作为通胀预期，即Etπt+1=πt+1+ηt+1，ηt+1为理性预期误差。此外，还有以对实际利率的预测替代对通胀预期的预测，如利用金融市场上有价证券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的差别来估计通胀预期，如Fasolo和Portugal(2004)。云航等［21］将状态空间模型和Hamilton(1989)的Markov区制转移模型结合起来，在实际通货膨胀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整体系统下估算了通胀预期。该方法建立在分析通胀预期形成的基础上，是一种更为接近预期形成现实的方法，本文借鉴该方法估算通胀预期数值。(4)劳动力流动速度缺口:该变量指劳动力流动速度偏离稳态流动速度的百分比，vt=(Vt－V*t)V*t，Vt为劳动力流动速度，以非农产业(第二、三产业)就业在总就业(第一、二、三产业)中的占比来度量，V*t是劳动力流动速度稳态值。同样采用H-P滤波方法(λ取1600)，分离出稳态值，进而计算出该缺口。

(三)参数估计过程和结果分析1．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的是时间序列的宏观经济数据，为避免数据不稳定而导致计量模型参数估计出现偏差和伪回归，先对相关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本文对变量yt、πt、Etπt+1和vt分别进行ADF、PP、DF-GLS检验，结果显示yt、πt和vt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H0:存在单位根。而Etπt+1不能通过稳定性检验，为非稳定序列。进一步对Etπt+1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其ADF、PP、DF-GLS检验统计量分别为－5．513735、－5．623668和－5．550893，通过5%的显著水平的平稳性检验。Etπt+1的一阶差分为平稳过程，是一阶单整，即I(1)。2．四组工具变量检验根据计量模型，本文为内生变量Etπt+1选取的工具变量主要涉及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和通胀预期的滞后期。采用GMM估计方法，工具变量的选择较为敏感，工具变量集的微小变化可能导致估计参数的显著变动。为了增强检验结果的信服力，本文选取四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从表2可以看出参数估计值的变化范围及其稳健程度。λ3估计值的变化范围是0．40～0．45，λ1估计值的变化范围是0．33～0．40，λ4估计值的变化范围是0．18～0．20，λ2估计值的变化范围是0．0001～0．0009，这四个参数的估计值均表现出良好的稳健性，其估计值较为稳定，说明使用这四个变量作为通货膨胀的解释变量是适当的。通过对估计参数数值的比较，可以看出各个解释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程度上的差异，滞后一期通货膨胀的影响效果最大，其次是产出缺口和劳动力流动速度缺口，而通胀预期的估计参数相对很小，基本上不会产生效果。常数项的估计值变化范围很小，其绝对值小于0．04，说明截距点距离原点很近。相对于其他估计四组工具变量集的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GMM的估计结果是稳健有效的。

三、结论

第11篇

关键词:商业银行;资本约束;资本充足率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9-0009-06

2008年,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海啸横扫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大破坏力,使得对于目前金融监管系统普遍产生了质疑,其中三大支柱之一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更是倍受关注,特别是资本约束的有效性问题。我们既不能完全将次贷危机的责任推给资本约束,也不能姑息其在预防危机发生中的失职之责,需要全面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价。2009年伦敦G20峰会前夕,周小川行长发文明确指出资本约束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重要性,所以研究资本约束的有效性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资本约束有效性研究最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1988年《巴塞尔协议》颁布后研究开始全面展开。资本约束有效,一般指在对宏观经济和银行业的长期竞争力影响不大的情况下,资本约束提高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了其风险。本文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及风险、宏观经济和商业银行长期竞争力三个方面对资本约束有效性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全面评价了资本约束的有效性,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试图指出资本约束今后的改革方向。

一、资本约束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风险的影响

一般来说,在资本充足率管制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水平会有所提升。然而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高是否完全由资本充足率管制引起的,有多少是由管制引起的,因为其他因素也有可能引起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另外,还要看商业银行风险是否降低了,降低了多少。资本约束主要经历了主观资本充足率、客观资本充足率和《巴塞尔协议》三个发展阶段,不同时期的管制所带来的效果不一样,不同时期的学者对不同时期的管制效果的结论也不一样。本文根据资本约束的发展历程进行介绍。

(一)主观资本充足率标准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监管部门设计了一套ABC率制度对资本充足率进行管制,管制的主要形式是基于管制机构对个别银行的考察结果的主观资本标准,典型的办法是把同一组内(根据共同特征如资产规模分组)不同银行的资本―资产比率相互比较,促使资本比率低于同组平均水平的银行提高资本比率。

最先对该问题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Peltzman(1970),他对美国银行1963年到1965年的数据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商业银行投资的资本投资模式,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银行的投资行为并没有与监管部门颁布的标准相对应;二是政府部门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可能会削弱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最后Peltzman总结说,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制并没有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分支机构的设置产生影响。[1]

随后Mingo(1975)在Peltzman方法的基础上对原来的模型和数据进行了修正,采用1970年美国银行的数据,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2]Dietrich和James(1983)继续采用Peltzman和Mingo的方法采用美国银行1971到1975年的数据,并且增大了银行数量,得出了类似Peltzman的结论,他们认为Mingo的结论是受美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利率上限限制的影响。[3]

(二)客观资本充足率标准

1981年12月,为了迅速脱离这种管制的主观形式,给资本管制带来统一性和客观性,美国三个联邦管制机构宣布了专门的最低资本标准:除了最大的17家跨国银行以外,所有银行和资产少于10亿美元的银行持股公司(BHCS)的一级资本至少应为银行资产的6%;资产在10亿或10亿以上的机构应为5%。1985年,美国宣布全国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7%,地区性银行资本充足率为6.5%。对这段时期资本约束进行研究的主要有Keeley(1998)和Shrieves&Dahl(1992)。

Keeley(1998)采用美国商业银行业1981-1986年的数据进行研究,不过他的研究说服力不够,因为他不能够决定非管制因素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Shrieves和Dahl(1992)采用美国1800家银行1983到1987年的数据,利用考察管制资本标准影响外部股权注入商业银行之程度的双对数模式,分别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变化和风险变化两部分进行分析。研究结论显示,在资本约束下,资本充足率小于7%的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增加速度明显要大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平均每个季度要多0.14%。[4]

(三)巴塞尔资本协议

1988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颁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规定国际业务的银行,到1992年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并对相关方面做出了统一的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进入了一个新全球化的时期,而对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一步研究,而且研究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

Wall和Peterson(1995)采用不均衡框架考察资本充足性原则对大BHCS的影响,结论显示,在1989年大多数美国银行持股公司感受到很小的市场压力和几乎不存在的监管压力去调整他们的杠杆比率,然而当监管者在1990、1991和1992年提高监管压力时,大多数银行在这三年里都对杠杆比率进行了调整,并且在后两年的调整速度会更快。同时研究认为在任何时期,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实际变化是因监管压力变化和因市场压力变化两者间的较大者。[5]Jacques和Nigro(1997)对美国银行1990至1991年资本充足率管制有效性进行研究时,沿用了Shrieves和Dahl在1992年的研究模型,并进行了进一步发展。他们对风险的变化只采用了一个方程表示,对目标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影响因素分析也有所改变,对监管的压力的表示也不同。综合起来,Jacques和Nigro 认为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受这些因素的影响:银行规模(LNSIZE)、是否属于某个集团(BHC)、银行财务杠杆率(LEVD)、银行的盈利水平(INC)、RPG和RPL,其中INC是净收入与总资产之比。[6]Aggarwal和Jacques(1997)也是在Shrieves 和 Dahl(1992)模型基础之上对美国银行1991到1993年资本充足率管制的有效性进行研究。[7]与Jacques和Nigro不同的是,Aggarwal和Jacques撇弃了银行财务杠杆率(LEVD)因素,并且对监管的压力表示也不同,在分析管制所带来的资本充足率和风险水平压力时,他们可以将银行分为资本充足率很好、资本充足率达标和资本充足率不达标三种。因为面对资本充足率管制时,银行资本不足的银行为了逃避因为资本充足率不够带来的惩罚时可能会做出更大的反应。得到的结果与Shrieves和Dahl(1992)一致,他们特别检验了1991年FDICA法案和迅速矫正法案(Prompt Corrective Action,PCA)对银行业的影响,发现资本不足的银行比那些有更高初始资本的银行在提高资本比率的速度更快。

Ediz, Michael, Perraudin(1998)采集了英国银行业1989-1995年的详细数据,包括银行资产负债表状况、收益和损失状况等,在他的计量方法中运用了随机效果纵向回归模型。研究结果显示,英国实行资本充足率管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在不影响银行对资产选择的情况下增加了银行的稳定性。研究发现,在实行资本充足率管制时,资本充足率在监管最低标准附近的银行做出了较大的反应,并且大多数银行是通过增加资本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缩减信贷来提高自己的资本充足率。[8]

Rime(1998)认为很多文献集中于监管资本要求对于美国的影响,而对欧洲(除了英国外)银行的研究很少,所以,他验证了监管资本要求对瑞士银行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瑞士的大银行并没有比其他银行持有更高的资本比率,可能是因为大银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普遍地持有资本的比率不高,并且,有趣的是,虽然瑞士所实施的资本监管比美国和英国更为严格,瑞士银行业的资本比率对实施资本监管要求的敏感程度(为2.4%)低于美国银行业和英国银行业(分别为5.6%和4.8%)。这反映了瑞士银行业,尤其是小银行在一个相对流动性低的市场里,调整资本是很困难的。瑞士通过留存收益和发行股权的成本比调整资产组合的成本要低。[9]这与Aggarwal和Jacques(1997)发现美国银行中资本不足的银行更能降低其资产组合风险的结论是不一致的,这反映了美国的资产抵押证券市场发达为其调整资产组合提供了更方便的途径。

Ghosh, Nachane, Narain(2000)对1997到1999年印度银行研究发现,资本管制对银行行为的影响已经超过了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目标对银行行为的指导,更重要的是银行主要通过调整资本来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而非高风险贷款。[10]总体来说,印度资本管制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加强了银行的稳定性又没有影响到银行对贷款的选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资本充足率管制能够影响到银行的决策,高水平的资本能够有效地阻止系统性灾难,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第二,并没有发生像广泛的观点认为的,在监管的压力下,银行资产将大规模从贷款转向债券。银行资产组合在管制的压力下确实会发生一些变化,譬如像上述现象,但不显著。原因可能是由于经济处于高度发展阶段,对贷款的需求量较大。

Heid, Porath, Stolz(2003)考查了1994到2002年德国存款银行对资本和风险资产的调整。与前人相比,研究增加了一些对银行资本和风险资产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约束。研究发现: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调整资本的速度要大于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试图去建立一个合理的资本结构,通过增加资本金和降低风险资产;资本充足率较高的银行试图去保持他们的资本充足率,当资本增加的时候,会相应去增加他们的风险资产,然而当风险资产发生变化时不会去调整资本;资本充足率适中的银行基本上不会去调整他们的资本和风险资产。[11]

张强,武次冰(2007)分析了中国银行业从2002-2005年间的数据。分析表明:不管是资本充足情况较好的银行,还是资本充足情况不好的银行在资本约束的压力下都提高了资本充足率;资本约束促进了商业银行风险的降低。不过,这个效应正在减弱。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约束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其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风险能力也不断增强。从上述各位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1988年《巴塞尔协议》颁布后,在全球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次贷危机中大量银行倒闭说明资本约束降低银行风险的能力还待提高,各位学者也需要从一个更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二、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和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顺周期性在次贷危机中遭到了广泛的批评,认为资本约束对经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般学者认为,商业银行资本约束可以从间接和直接两个方面来影响宏观经济及经济周期。间接方面,资本约束可以通过影响货币政策传导,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宏观经济;直接方面,资本约束可以通过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而影响宏观经济。

(一)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

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是指资本约束引起的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变化,不同资本充足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目前在该方面的研究争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资本水平是否会对货币政策传导有影响;二是不同商业银行资本充足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如何。

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忽略,直到《巴塞尔协议》实施一段时间后。现任美联储主席Bernanke和Gertler(1995)首先指出了银行资本“信贷渠道”的存在及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他们将“信贷渠道”分为三个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通过借款者的财务状况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银行信贷渠道”主要通过银行贷款供给影响货币政策传导;“银行资本渠道”是指不同资本充足水平银行的资产风险度不一样,所以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也不一样。[12]Kishan和Opiela(2000)研究表明对于不同资本充足状况的美国银行,利率的变化引起他们信贷的变化是不同的,尤其是对中小银行来说。[13]Engler、Jokipii、Merkl、Kaltwasser和Souza(2005)利用奥地利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1997-2003年的数据,研究银行资本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文章采用了不平衡面板模型去研究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的存在。研究发现了奥地利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而对于扮演重要角色的资本,研究不能够去证实银行资本渠道发挥的效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传导存在影响。刘斌(2005)通过显性解的形式研究资本充足率对货币政策传导、信贷及经济的影响,了解资本监管与准备金管理对信贷及经济影响效果和途径的差异性,并为协调两者的关系提供建议。[14]

大多数学者研究表明,资本约束会对货币政策传导产生影响。不过也有些学者不这么认为。Borio et al. (2001)研究认为经济周期会影响到银行信贷的变化,资本充足性要求要远远小于经济周期对信贷的影响。

在得出了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可能会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后,学者们开始研究保持怎样的资本水平会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较大,关于这个问题,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Van den Heuvel(2001a,2001b, 2002a,2002b, 2003,2005, 2007)分别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长期对商业银行资本水平对货币政策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影响依赖银行资本充足状况;资本充足率较差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映要大于资本充足状况较好的银行;同时发现了“银行信贷渠道”和“银行资本渠道”的存在。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4)研究了资本充足状况不同的银行通过信贷对货币政策和GDP的影响也不同。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充足好的银行能够有效的抵御货币政策对信贷的影响,这和“银行信贷渠道”理论一致。同时,“银行资本渠道”也发挥了效应,尤其是对有大量敏感性缺口的银行。

也有学者认为不仅仅是高资本充足水平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 ,资本充足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对其有影响。Tanaka(2002)在理论上进一步分析了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非常严格或者银行资本充足性不好都会使货币政策传导弱化。Claudio Borio和Haibin Zhu(2008)就资本约束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进行了很好的综述和总结,大多数研究认为,资本约束会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资本充足水平较低的银行更能反映货币政策。

(二)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约束是否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二是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

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渠道是多方面的。Bernanke和Lown(1991)研究发现,资本约束将会影响到资本在银行间的分配,而资本在银行间的分配对宏观经济的活跃性有很重要的影响。Hancock和Wilcox(1997)采用一个关于包括家庭和商业实际资产借贷增长的银行资产组合调整模型去测量银行的资本压力、全国经济环境指标、该州的经济环境指标和其他指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家庭居民借贷,实际商业借贷更容易受到银行资本变化的影响,商业借贷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会更大。Peek和Rosengren(1997b)证实了资本约束这个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要大于贷款需求和借款者信用下降的影响。Hancock和Wilcox(1998)采用美国银行业1988-1992年的年度数据去检验在资本约束压力下是否小型银行(总资产小于3亿美元)的贷款供给减少会被大银行增加信贷所抵消。研究结果表明,小银行资本每减少一美元对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要大于大银行资本减少一美元,资本约束对中小银行贷款行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大银行的影响。G.Choi(2000)对韩国银行和宏观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韩国金融危机后实行的资本约束导致了银行贷款供给的下降,从而直接影响了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融资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对宏观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Chiuri、Ferri和Majnion(2002)使用1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论为:第一,资本约束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银行尤其是资本实力较弱银行的信贷供给,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大于发达国家;第二,对金融危机后实行资本约束的国家而言,这一负面影响更大;第三,资本约束对国外大型银行分支机构影响较小,开放银行市场将有利于减少管制的冲击。Hahn(2002)采用奥地利银行业1996-2000年数据,并用面板模型分析了资本充足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结果发现,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将会通过银行信贷影响宏观经济。我国学者刘斌(2005)运用中国16家商业银行实际数据,从分机构和总量两方面研究资本约束对中国贷款的影响,研究结果,资本约束对不同银行贷款的影响程度不同,资本约束对不同银行的贷款影响程度不同,特别是对于资本相对不足的商业银行,资本约束对贷款的影响程度较大。从总量数据来看,监管当局要求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一个百分点,使贷款下降2.6个百分点,使GDP增长率下降0.27个百分点,使GDP平减指数同比增长率下降0.25个百分点。刘澜飚(2007)借助于Peek和Rosengren的测算方法,通过计算和分析亚洲各国(地区)在经历金融危机后加强资本管制、提高资本充足率对该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时发现,这样的举措在经济低迷时期不但不会改善宏观经济状况,反而会恶化经济的发展。[15]

也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大。Heid(2005)通过建立一个能够准确反映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性影响的模型,研究发现虽然资本成本是不断变化的,但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十分剧烈。Deutsche Bundesbank Monthly Report(2005)对1994-2004年德国银行业的研究得出了与其他研究者相反的结论。研究发现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微弱,实证结果出现了与理论的背离。

从以上研究来看,资本约束会在短期内影响到宏观经济发展。但在长期内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研究结果还存在比较大的分歧。Blum和Hellwig(1995)从理论模型上分析了银行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可能会扩大经济周期。在经济衰退时,总需求下降导致对贷款需求减少,而资本约束进一步使银行紧缩贷款,从而影响生产投资和宏观经济,具有顺经济周期效应。Tirole(1997)用静态模型研究,同样也表明了由市场确定的资本充足率具有顺周期特征,这种顺周期特征在经济衰退期将进一步加重经济的衰退幅度。Gambacorta和Mistrulli(2003)的研究却表明资本约束有利于稳定宏观经济,减少顺经济周期效应,他们采用1992-2001年意大利银行业季度数据,解释了由于银行资本和风险厌恶,银行借贷对宏观经济影响的不对称性,发现资本充足性较好的银行相对来说顺经济周期性效应小。

从上述研究来看,大家普遍的结论认为资本约束确实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不过在其对宏观经济周期影响时,并不是所有学者均如次贷危机下大家所指责的那样认为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是顺周期的,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同样也具有逆周期性。

三、资本约束对银行业长期竞争力的影响

如果资本约束能够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风险,同时也不对宏观经济构成影响,我们也不能认定资本约束是完全有效的,因为资本约束还影响到银行业的长期竞争能力。关于资本约束是否会伤害银行的长期竞争力,许多学者进行过不同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与证券市场相比,是否降低了银行业在金融系统的影响力;二是是否影响了银行的盈利性。

(一)银行业与资本市场比较

银行业与资本市场竞争力的比较主要是研究,是否因为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规定和风险权重的扩大导致银行业相对于证券市场融资功能的下降。许多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资本的融通从银行逐渐转向商业市场和证券市场的趋势,但是很难去判断这种转变有多少是由资本约束引起的。研究者认为导致这种结果的因素还有:一是存款利率上限的变动;二是信息技术和金融改革的提高;三是增加了那些母国管制较松银行的竞争力。因此,我们不能就银行在不同市场占有份额的变化去判断资本约束对银行长期竞争性影响造成的。

有的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损伤了银行竞争力。Thakor和Wilson(1995)在理论上分析了资本约束对借款者融资的选择。研究认为,质量中等的借款者数量会因银行资本约束而减少,这是因为资本约束会提高借款成本和银行重组不良贷款的积极性下降,这些都会引起银行贷款需求减少;质量好且具有发展潜力的借款者更愿意选择资本市场融资,他们认为面对资本约束时,资本市场流动性更强。

也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提高了银行竞争力。Boot和Marinc(2007)分析了资本约束对银行业内部竞争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资本约束更有利于银行业的优胜劣汰,尤其是在对国际银行业的开放下。结论认为资本约束可以提高银行业整体水平,从另一个层面上来看,其提高了银行业与其他非银行业的竞争力。

同时,还有学者认为资本约束对银行竞争力影响不大。Arikawa(2008)对1980-2004年日本公司在资本市场和银行之间融资的选择进行了研究后认为,公司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进行融资选择时,主要依据公司在这段时期发展的机遇及所面临的风险。公司如果具有非常好的发展机遇且面临风险较低时,会倾向选择资本市场融资。相反,则会选择银行贷款融资。由于对于影响银行和资本市场间竞争力的因素太多,导致学者们研究结果各异。

(二)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

直接研究资本标准颁布后银行盈利性和银行业成长性的变化可能价值不大,因为在短期内,他们与宏观经济关系有很高的相关性。一个检验资本充足率管制对银行盈利性影响的方法是观察市场对管制的反应。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通过对银行股票价格进行研究来检验资本约束对盈利性的影响,在资本标准颁布前后很短的时间内对股票价格造成的影响应该不会被宏观经济和其他长期因素的影响。

Eyssell和Arshadi(1990)利用对主要事件进行研究的方法,发现这三个事件造成了股票价格的反常下降。这三个事件为:一是美联储颁布被提议基于风险的资本标准(1986年1月24日);二是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联合声明确定一个最低资本充足率的意图(1987年1月8日);三是巴塞尔协议的颁布(1988年7月11日)。这三个事件造成27个大银行股票价格的下跌,这说明较高的资本充足率标准影响了银行的长期盈利性。Madura和Zarruk(1993)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与Eyssell和Arshadi (1990)的研究方法相似。他们发现那些超级大银行股票价格会因为资本约束而下跌。

Cooper, Kolari和Wagster(1991)研究了1987年1月到1988年7月加拿大、日本、英国和美国四个国家27家大银行在12次资本约束条例宣布时股票价格的反应。研究发现,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银行股票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以美国最为明显,而日本银行股票价格变化没有明确结论。随后Wagster(1996)进行了更深一步研究,他将资本约束条例公告事件增加到了18次;增加了德国、荷兰和瑞士三个国家,银行数量也增加到了57家;并对模型也进行了进一步深化。研究发现,这七个国家每个在18次中最少有一次股票价格反应是显著的,但是整体上只有日本银行是显著的。

Cornett和Tehranian(1994)研究了银行面对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宣布的反应,是否银行会增发股票去达到资本约束要求。研究认为,如果资本充足率标准明显改变了银行目前的最优资本结构,迫使银行增发股票或者债券,这都会影响到银行的股票价格。然而,如果银行自觉地去增发股票或债券,说明银行所有者对银行前景不看好,若是因为资本约束,并不能说明银行前景不好,所以应该不会使股票价格下降。那么资本约束对股票价格的影响是十分不明确的。他们对1983-1989年美国176家银行的491次股票获债券发行进行了分析研究,对非自愿发行证券银行发行前60天股票的平均价格变化与那些没有发行的银行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由于资本约束导致的银行非自愿发行证券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要明显小于自愿发行;投资者对非自愿发行的银行预期要好于自愿发行。

Laderman(1994)利用Cornett-Tehranian的分析方法对美国商业银行在1989-1992年的44次证券发行进行了研究,这段时期刚好是美国资本约束完成时期。研究发现,一般的股票发行会让股票价格下降1.6%,而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股票增发会让股票价格下降2.74%。虽然这个反应比较小,并且也没有十分明显的经济含义,但它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投资者对资本约束会影响银行长期竞争力的预期。

尽管这些研究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但是仍存在一个问题,即是否投资者短期的反应造成的股票价格变化就一定能反应银行的长期竞争性。也有少数学者从理论模型上对其进行了研究。Boot, Dezelan和Milbourn(2000)建立了双寡头模型来分析资本约束对银行利润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不对称会加重高质量银行的负担,并指出管制仔细调整的重要性。Rime(2001)沿用Boot, Dezelan和Milbourn的双寡头模型(BDM)来分析资本约束对银行利润的影响。研究认为,资本约束对资本状况较差银行利润的影响要大于资本状况较好的银行;当银行在面对非管制金融机构竞争时,由于资本约束导致银行利润的减少程度明显要高于银行在与同样管制金融机构竞争或者是没有竞争时利润的减少。

四、结论

众多学者研究来看,实行资本约束比较有效的提高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降低其风险,尤其是在《巴塞尔协议》颁布后,然而次贷危机爆发说明资本约束在降低风险上还做得不够;在资本约束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上,学者的研究出现了分歧,部分学者认为资本约束是具有顺周期性的,也有学者认为其具有逆周期性,还有学者认为其两者都有;而关于资本约束对银行业长期竞争力影响,在影响银行与资本市场竞争上没有得出非常一致的结论,大部分研究表明资本约束会影响到银行盈利能力。综合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次贷危机,我们认为资本约束还可以在以下方面加强:

一是提高资本约束降低风险能力。次贷危机表明资本约束并没有很好的控制商业银行的高杠杆化运作,未能有效的监管表外风险。

二是降低资本约束的顺经济周期。虽然从理论分析资本约束确实具有顺周期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风险资产权重的重新设计或者其他政策与其配合来降低其顺周期性,让资本约束能够起到稳定宏观经济作用,缓解金融危机的产生。

三是建立有效的资本金补充渠道。众多研究表明,资本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损害资本约束的长期竞争能力,这主要表现在资本约束对信贷控制而造成的,如果资本金补充渠道更加丰富和有效,商业银行更容易获得资本金,那么银行就不会面临缩减信贷给其竞争力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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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历史上这种现象很常见，当大跌真的形成时，人们总是会给予市场更低的定位，这是很正常心理反应。市场就是宏观经济的写照，总是由繁荣――衰退――萧条――复苏四个阶段所组成。从8月份以后，我们看到了宏观数据已经显现出局部萧条，正在开始慢慢地影响市场，从而让市场从令人充满期待向彻底悲观转变。可以不客气地说，这个市场正在成为“绞肉机”。而这一切的缘由，均是因社会现金流紧缺，导致的“戴维斯双杀”。6月初我们提“戴维斯双杀”时，还有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但现在已经一步步走向现实。

今年市场的波动本质，就是与社会资金供应量有关。利率的双轨制，令民间利率大幅抬高，全社会的资金到底有多少都扑入了这个吸金洞无人可知。但用很正常的逻辑判断，当实业所产生的利润，无法支付民间借贷利息成本时，最后的崩盘是必然的结果。而这样的事，可能仅仅是因为区区几百万的追讨引发的崩盘。厦门融典37亿的崩盘，其实就是一个700万的债主，召集了十数人讨债，引发了一个37亿的盘子全线崩溃。

现在许多这样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涉及的面越来越广，如多米诺骨牌效应似地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出现。其背后所体现的就是，实业所生产的利润，已经远远不足以支付资金的成本。而大多数银行头寸都几乎放光，即使是高息揽储，也无济于事。此时民间借贷已经出现巨大风险，证券市场的风险同样也没有排除，房市的风险更是仅仅初露。这种情况下，以我个人的感觉反倒是待在大的银行里风险更小。而我们从现实中所看到的，却是仍然有大量的存款在向外流，证券市场如果没机会，向外流的只能是高息的民间借贷市场。跑了那么多老板，难道还不能让你有所惊醒？我估计今年“十一”长假将会有更多的外出度假不归老板的消息见报，而今年春节将会有很多人不敢在家过年。

尤其令我们关注的是，本届政府与下届政府处于交接期，中华文化决定了几乎没有人会去主动承担上一届所遗留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信贷的基本判断是，至明年年初前，信贷政策只会维持现状，不会有任何宽松的转变。比较糟糕的是，去年末与今年初发出的地产信托，大约到期密集时段就是在明年春节前后。所以，我们仍然可以认为，资金最紧张的时候还没来。基于这样的判断，我们认为原来预期四季度市场可能见一个重要节点的推测，可能要作相应的后移。

市场跌到如今，再作一次全面的复盘，市场的景象让我觉得很吃惊。大量的个股形态恶化，显现出一幅多头预期失败之后的抢跑踩踏。尤其是近段时间一批强势股的补跌，彻底击溃了多头信心，人们似乎正在进行着挤兑，更可怕的是下方几乎无接盘，除非是愿意以极低的价格在低位搏得抄底者的欢心。

我们从平均股价指数波动可以看出，权重股们的价格重心不断压低之后，已经达到一个相对的弱平衡区。而平均指数的持续走低，意味着市场全行业的个股普遍下调，资金的迁徙状态，从原本由权重股流出向普通股迁徙，转为进入全线溢出的状态。这表明当前的下跌，已经不仅仅是板块之间的交互波动问题，而是多头全面地溃退。

让人感到泄气的是，平均价格指数的波动状态表明，未来市场的平均价格可能向11.5元附近移动。如果是这样，粗略算一下市场平均下行空间还得有12.6%。而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主流的公募基金，仓位大多都降到了70%以上，更有一些比较敏锐的公募，实际的仓位已经降到了60%附近。也就是说，持有大盘蓝筹股的主流机构与做市值管理的阳光私募，基本已经减不动仓了，处于一种被动防守的状态。换句话讲，未来蓝筹股下行的空间将会比较小，它们会处于一种相对的弱平衡状态。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为平均价格指数提供负波动的群体，必然是一批无前景以及无业绩支撑的题材股，这里面前期的涉矿题材股将会是最易遭市场抛弃的品种。

更让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有一批做盘机构，它们的资金来源本身就是融资资金，这些机构的特征是与上市公司做“勾兑”以及用2005年之前的做庄思维。本身融入的资金就有一定的成本，当社会资金仍然不那么紧缺时，一切都相安无事，大家都按合同约定在融资期限以后再作结算。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温州民间借贷的事闹得凶，原来资金融出方半途变卦，宁可违约也要在短期之内拿到钱救急。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本来还仍然坚挺的股票，突然就莫明其妙地出现了砸盘。这种事历史上都出现过，有些数十亿企业在危机来临时，可能因区区数百万的债务，在一个预想不到的小概率事件上，令其庞大的资产瞬间化为乌有。本质的原因并不在企业本身主业经营，而在于它将资金杠杆用到了极致。

对于市场的总体看法，至今我仍然没有改变。但就各指数目前的状态，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原来我们认为唯一一个6月下旬低点上行有可能成为推动的指数创业板指数，也因再创新低而将这种假设给了。关于这点需要说明的是，此前的假设于操作上并无矛盾，本着预期只是预期的原则，在假设6月23日低点上行为上行推动的同时，完成了一轮上行行情的操作，而至8月30日下行之后，我们提出这个位置的楔型完成之后，以乐观的预期后面至少是一个扩张平台C。无论A是不是回避风险，所有的二－C都是要回避风险的。既然8月30日之后该方向是减仓的，就不应该在C段下行是否结束没得到确认前，介入该方向的操作。况且下行段未见日线级别背离，不能确认假设中的C结束，也不应该有任何冲动的想法。而今再创新低，表明此前的假设结构已经被，如果以僵化的思维看待前面的假设结构，必然是不可能得到好的结果。

第13篇

【关键词】农村；高校贫困生；家庭致困；对策

一、高校农村贫困生的基本特征

高校贫困生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是指在大学生群体构成中拥有教育经济资源包括学习性资源、生活性资源等相对匮乏，在社会竞争中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相对较少且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脆弱的特殊群体。

近几年，随着高校扩招步伐的加快，大学贫困生人数不断增加，贫困问题日益突出。据有关部门2002年的调查统计，在校大学生中，有学费、衣食之忧的贫困大学生有近300万人。其中，特困生占近10％，贫困生占近30％。并且这种贫困人数和比重呈迅速增长趋势，而在高校贫困生中，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根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北京8所大学来自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00名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有关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贫困学生中，有70％ 以上来自农村，其中又有57．6％的学生来自“经济落后地区”。根据相关的调查表明，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群体具有经济生活上的贫困性以及个人心理上的脆弱性等基本特征。

（一）教育经济资源的贫困性

绝大多数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家庭人均月收入较低，比如根据福建师范大学05级社会学研究生福建师大社会学研究所的各位研究生对282位就读于全国53所高校的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的随机调查，被调查对象所在家庭月人均收入超过1000元的仅占9.9%，大多数的被调查对象家庭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生活困难。这使贫困生在衣食住行方面受到了影响，为节省生活费，不少来自农村的特困生每天吃两顿饭，他们的生活常常被描述为“五个馒头过一天，一星期买一次菜，军训服装穿四年”。

在教育资源方面，大多数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对学习用书的购买非常谨慎，比如根据绵阳帅范学院学生现状调查研究课题组对四川8所大学的学生调查，51％ 的被调查贫困大学生认为学习用书能够借的，尽量借，60.2％的认为必要时才购买，只有11.1％的只购买专业必修课教材、大学英语、计算机，20.6％ 的认为不是必用书籍几乎不购买。

相当一部分贫困生在缺乏基本的学习、生活条件的情况下，感到巨大的学业压力，他们或者因四处奔波打工而无法保障应有的学习时间，或者因生活困顿而无法集中精力学习，致使学业受损，从而从根本上影响其长远发展，成为高校中的“多困生”。

（二）个人心理上的脆弱性

更为令人担心的是，经济上的重负往往使这些同学在心理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不少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上大学的费用是向亲友借债勉强支付的，他们在大学学习的同时，又对将来还债问题顾虑重重。因此，上学费用困难造成他们心理上产生很大压力。

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们容易产生自卑、抑郁、孤僻等心理问题，对自己言行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尽量减少与他人比较，将自己封闭起来。部分同学因此成为身心“双困生”，从不参与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人际关系冷漠，性格内向。其中有一部分贫困生甚至因家庭经济的过度拮据以及心理上的焦虑抑郁，而对未来迷茫悲观，感到前途无望，由此进一步引发了他们对社会及当前改革的态度看法等一系列问题。比如，有一部分的农村贫困大学生因为贫困和贫富悬殊巨大，而对社会持悲观、失望甚至否定的看法。

二、高校农村贫困生家庭致困的原因分析

(一)家庭成员文化素质偏低，缺乏劳动技能

我国现实情况是，农民教育文化水平低。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的比率最高，达42.8％，15岁以上文盲率为8.3％。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39.1％。相比之下，城市人口中，小学文化程度为23.8％，15岁以上文盲率仅为4.6％，初中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达65.4％。可见，农村人口主要由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甚至文盲的弱势群体构成。许多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家庭成员长期生活在农村，文化素质低，他们基本从事无法选择的传统农业劳动。由于眼界的局限和知识的缺乏，他们对现代科技的接受和理解能力较差，难以适应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的需要，难以通过不断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因此家庭收入增长的空间十分有限，这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

虽然有一部分贫困大学生的家庭成员来到城市打工，但由于文化水平不高，角色转换能力差，在非农产业就业屡屡受阻，他们只能干粗重、附加价值不高的劳动，赚取微薄的工资，难以根本改变自己和家庭的贫困状况。

(二)家庭人口负担重，人均收入降低

在我国农村，三口之家家庭劳动力比例高，家庭负担相对较小，此类家庭吸收先进生产技术，转变传统经营模式为现代经营方式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此类家庭也具有参与非农业就业、从事非农业经营的优势，家庭收入增长的动力高于其他类型家庭。

而农村中规模较大的家庭，多为三代或三代以上人共同居住，家庭劳动力比例低，照顾老人、抚养孩子的成本大，家庭教育和医疗支出高，这增加了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

根据安徽省计生委、安徽大学人口研究所安徽省高校贫困生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安徽省高校贫因生的58.7%都来自五口及以上人口的大家庭，其家庭子女数大都在三个及三个以上，占被调查家庭的56%。就全国情况而言，一些农村贫困生家庭确实存在着严重违犯计划生育政策，把大量精力和资金用在超生子女上导致家庭规模增大的现象。许多农村贫困生家庭兄弟姐妹较多，并且又在不同层次的学校就学，造成家庭经济负担过重。这说明，农村地区严重的超生情况，成为导致当今显性贫困生问题来贫困生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农村经济落后，难以承受高等教育的高收费

农业经济效益难以提高，农业经济难以和现代化市场经济并驾齐驱。农业停滞、农村贫困和农民贫困的“三农”问题，这是导致农村学生承付不起高等教育费用，引发贫困生产生的第三个深层原因。

虽然改革开放使不少地区的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就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与城镇相比，农村区域性贫困问题依然存在，有些地区经济增长缓慢，甚至仅能解决温问题。影响农民增收的一些长期性、根本性因素尚未消除，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98年为2.5倍，2002年为3.1倍、2003年上半年已经上升至3.7倍。

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年生均学费达到3500～4500元。显然，让贫困地区的家庭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对农村大学生家庭而言是巨大的负担。从2002年当年的学费占居民收入的比例看，学费水平已经超过了农村居民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的4倍，是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的71．65％。一些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边远贫困山区的学生，其家庭收入在当地可能还比算贫困户，但由于要支付昂贵的学杂费，导致贫困生比例的上升。

（四）突发事件的影响，丧失经济来源

由于自身抵御风险能力较弱，所以当意外情况出现时，农村家庭遭受的打击相对更大。家庭出现婚变、车祸、精神失常、争斗、火灾、重大意外赔偿等都可能使原本经济尚可的农村家庭陷入巨大的危机。当家庭成员患病时(特别是大病)，整个家庭将面临沉重的压力。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任由疾病折磨。部分家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家庭主要成员死亡、残废、丧失劳动能力或出走，以致于只剩下无劳动能力或只有部分劳动能力的老小成员。家庭经济无来源，挣扎在饥饿线上。如根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北京8所大学来自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00名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在造成农村大学生家庭贫困原因中，“单亲或孤儿家庭”占5.2% ，“家中缺少劳动力”占18.25% ，“本人或亲属患重病”占14.3% ，“本人或亲人遇意外事故”占5.8% 。这部分学生原本不在贫困生行列，但由于家庭突然遭遇变故，最终也被迫加入到该行列。

三、高校农村贫困生家庭致困的思考及解决对策

高校贫困生问题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高校体制改革而出现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它的解决应该依靠政府、社会、学校和学生及其家庭的共同努力。

（一）政府应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力度

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具有公共事务的性质，应该尽量扩大农村贫困地区受教育的领域和范围，提高农村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首先要加强对学校和师资投资，以确保基本教育基础设施和教师生活条件。对于农村职业教育实行学费补贴，让农民掌握更多的生产技能。也可以探索政府和个人联合担保的教育信贷，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条件。

要实现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的多样化，对孩子采取普通教育的形式，使他们有一个系统教育，这关系到未来孩子的前途，也关系到农村真正脱贫的进程。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都应高度重视农村初等教育的义务性如何实现，坚决清理对教师工资的恶意拖欠，更新设备，检查教学质量。对成人则应以职业培训为主，大力实施“阳光工程”，提高农村劳动力就业技能，提高劳动力就业和创收能力。还要举办各种形式多样、方法灵活的非常规教育，开阔贫困农民的视野，组织一些人到发达地区参观学习，激发他们脱贫致富的激情，使农村家庭的综合人力资本存量提升，提高竞争力，增加家庭收入。

（二）发展农村经济，消除贫困和控制人口增长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生问题的必由之路

为使广大贫困生安心学习，完成学业，国家教委和高校已逐步建立了奖学金、贷学金、勤工助学基金、特困生补助， 及减免学费等贫困生资助体系，社会和企业也为农村贫困生赞助了助学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问题。但由于国家和学校财力有限，用于资助贫困生的经费无法满足广大贫困生的实际需求，只能暂时缓解贫困生的经济压力。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生问题，必须抓住产生贫困生的根源，从源头上做文章，即必须加大发展经济的力度。在农村，要把发展农村经济、消除贫困和控制人口增长作为重中之重，唯有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同题，农村贫困生问题才会获得妥善的解决。

农村贫困地区人口多、经济、文化、教育落后，群众生活困难家庭致贫与过多生育往往互为因果关系，这种局面不仅严重制约了农村脱贫致富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妨碍了人口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应一方面抓经济建设，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尽快解决贫困地区群众的温饱问题，一方面抓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尤其要杜绝多胎生育。尤其是在计划生育工作落后，超生问题突出的贫困地区，要积极宣传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普及避孕节育的科学知识，引导农民尽快走上少生快富奔小康的富裕之路。

（三）建立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老年人口比例较高、家庭规模较大的家庭的贫困发生率较高，这类家庭致贫的主要原因是家庭负担较重，而且老年人口患病的可能性大，应加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根据需要与可能，在农村建立多层次的健康保障体系，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缓解和分担农户家庭风险。

多层次的健康保障体系应包括以下3个层次：（1）政府“购买”公共卫生服务，“购买”范围包括共27项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贫困地区农民年人均10元。资金来源:由政府全额负担。（2）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医疗应能满足大多数农民的治病需求，基本医疗的提供应与医疗保障筹资水平相适应，基本医疗服务内容应与经济发展水平适应。资金来源财政补贴（财政转移支付）和集体、个人、社会筹集。（3）贫困医疗救助：建立新的医疗保险制度，针对特殊的困难群体实行医疗救助，目的是解决少部分人群大病负担过重的问题。通过建立“大病风险救助基金”，对因病而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特困农户给予资金救助。资金来源财政补贴、发行医疗救助彩票、国际援助基金、慈善捐款、扶贫基金等。

（四）学校应建立扶助农村贫困生的综合资助体系

农村贫困大学生的交际圈子主要还是局限于家庭和学校。由于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到外地求学，远离家庭，与家庭成员的交流较少，家庭的支持显得鞭长莫及。因此，来自学校的支持将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发展起着巨大作用。

学校应建立起包括奖学金和学费减、免、缓及勤工助学、困难补助的综合资助体系，提高学生的支付能力，学生支付能力的提高，是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根本方向，也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对于高校来说，可在两个方面采取措施：给钱、给政策。

首先要拓宽奖学金渠道，努力提高、扩大奖学金、贷学金、贫困补助的发放量、发放面，设立贫困学生专项奖学金。设专门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农村贫困学生奖学金，鼓励农村贫困学生勤奋学习获得经济上的奖励。学校还可以考虑从收取的学费总额中提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建立农村贫困学生专项奖学金，让更多的农村贫困学生得到奖励，缓解家庭贫困造成的巨大压力。

其次要通过学生管理制度改革，让学生有机会、有条件通过劳动挣钱，勤工助学。目前，高校普遍认识到勤工助学的意义，开辟学校助研，助教、助管岗位；帮助开展家教等有偿服务活动；等等。这些措施都有较大的积极作用，有助于缓解大学生贫困问题。在此基础上，学校还应进一步改革学生管理制度。制定有利于学生勤工助学的政策。譬如，建立真正的学分制。按课程进行学生注册与管理工作，让学生能够自由支配课余时间，根据个人经济条件自主确定修业年限，边学习边工作；建立并完善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勤工助学中介机构，开展勤工助学信息咨询与服务。

（五）扩大社会支持网络，取得互利共赢

科学有效地解决高校农村贫困生问题应该依靠政府、社会、学校和学生及其家庭的共同努力。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社会支持网络的主体不仅应该有传统的政府、学校、家庭、亲戚、同学、朋友、老师，还应该包括一些社会团体，如各种社会公益组织各种基金会，各种社会服务组织，富于人道主义思想和博爱精神的实业家、富裕阶层的部分成员、慈善人士及善良、乐于助人的普通百姓。应充分调动这些社会支持网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为农村贫困大学生提供宝贵的经济援助，帮助他们克服家庭贫困的困难。比如高校可以积极、主动地面向市场，面向社会，密切与金融、工商企业的关系。通过学校的声誉与社会影响获取企业赞助，设立企业奖学金；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些措施是很有潜力的，因为企业通过赞助教育而得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有利于赢得市场，学生则能够得到资助和激励，有利于顺利完成学业，双方关系带有双赢的色彩。

【参考文献】

[1]李志霞，高强.大学贫困生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J]. 大庆社会科学，20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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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龙武安，黄梅.四川贫困大学生现状调查报告[J].科技资讯，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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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鲍东明．关注与期待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N]．中国青年报，2003-O3-1O．

[12]杨志恒．大学特困生心理健康状况研究[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0，(3)．

第14篇

【关键词】民族院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 评教 问题 对策

目前，我国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普遍实施了评教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普遍存在事前准备不足、事中执行不够、结果不公平等问题，为此，笔者结合30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经历，拟提出一些解决办法。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评教事前准备不足及其对策

（1）评教理论存在问题及其对策。目前，国外高校对教师评价主要存在两种理论：奖惩性评价理论和发展性评价理论。从导引的制度设计看，两者是评价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和利弊。前者强调甄别功能，以奖惩为目的，采用刚性策略，但却忽视教师的自我诊断、自我提高等。后者以教师可持续发展为目的，注重过程评价，注重柔性策略，但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某些教师的危机意识、竞争意识等。在实施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外高校采用奖惩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其中，越来越多的国外高校偏重发展性评价理论。由于种种原因，奖惩性评价理论几乎统治我国包括民族院校在内的每个高校。如某民族高校出台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修订）》就明确规定：“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奖优罚劣，全面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教师年度考核、职称晋升、岗位聘任、评优评先等提供参考依据。”因其管理和功利主义倾向导致“管理价值至上”，在实践中也面临一系列问题，造成教师和学生对价值认同困难，师生参与评教的主动性都较低，导致评教过程的形式化，学校、非领导教师和学生都很少从中受益，评教本身的教育意义严重缺失。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方案及实施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已经形成“整”非领导教师的情况，导致不少非领导教师“自暴自弃”，严重伤了“教心”。鉴于两种理论导引的评价制度不同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应兼顾两者并以发展性评价为主。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特别关注非领导教师和学生的利益诉求，保证使用理论的公正性、公平性。

（2）评教方案存在的不足及其对策。一是没有独立的评教方案。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方案主要包括评教指标体系及实施细则两个部分，或称“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独立的评教方案，致使其政治性、思想性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如某民族高校针对理论课、艺术体育技能课和实验课共设置三类评估指标体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指标体系统归理论课之中，导致标准绝对化、一表评N课。就笔者调研发现，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相关领导可能是理工科背景的原因，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殊性，认为没有必要建立单独的评教方案。第二，错误认为可以通过民族院校学院的院级督导弥补。第三，官僚作风作怪且有私心。一些相关领导私心太重，“两学一做”“做”得太差，不作为、懒作为甚至形成“合法腐败”。

二是现有评教方案存在诸多不足。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评教体系角度看，现有评教方案除重定量轻定性分析、语言表达含糊不清外，还存在两个重要不足。第一，评教目的迷失。不是为了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促进学生思想政治素质提升，而是专为教师“设套”，把学校与教师人为的对立起来。第二，评教内容不足。如某民族高校出台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修订）》提出：“课堂教学质量评估包括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水平、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等内容。”没有突出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色，如政治性、思想性、民族团结教育等内容，没有把党和国家最新方针政策“三进”纳入评教内容。因此，评教方案出现不公，操作就有问题，结果一定不公。

民族院校构建独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方案特别是评教指标体系，不仅非常有必要单列，而且能够单列。为了充分调动教师尤其是非领导教师、学生参与评教的主动性，必须赋予他们决策权，民族院校可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指标体系拆分成三个部分：一是校级指标，所有课程评估必须按指标对教师授课效果进行总体评价。二是院级、教研室指标，由学院和各教研室自行设定。三是自选指标，由教师、学生结合各自所教、所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每门课的具体特点，自己设计题目，提交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审核，通过后可纳入评教指标标体。同时，评教方案要定期完善，不要一个标准用到底。

二、评教主体构成存在问题及治理办法

有学者提出评教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博弈，表面上看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准确，实际情况是领导教师与非领导教师的博弈。如某民族高校出台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与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评教主体有两类：一是学生。二是学院领导、同行专家及二级督导员。既把任课教师排除在评教主体之外，也没有第三方的加盟。由于该校对除学生外的评教主体规定模糊，加上校级督导员、学院院外其他领导甚至校级领导只听课提建议但不打分，结果，“学院领导、同行专家及二级督导员”这些评教主体实际上被多数民族院校学院完全变成了学院领导、各支部书记、各教研室主任这些领导教师（以下称为院级督导），并全部握有30%的权重（学生70%）。同时，一些民族院校学院或明或暗地规定：教师是否得优一般由院级督导决定。如果每个教师的学生评教分数差别不大，最后结果就是院级督导实际上是学院领导说了算。这样，就形成博弈，形成该院学院领导与该院其他领导教师（各支部书记、各教研室主任）的博弈关系。结果，院级督导变成了领导评教、变成了官官相护，理论推导的结果与实际产生的结果出现惊人的一致，每个学期绝大多数优秀成为院级督导的囊中物，由此延伸的利益也基本上被他们占有。首先，学院领导大多数得优（一般是轮流）。其次，该院其他领导教师大多数得优（一般是轮流）。最后，只能牺牲非领导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的利益（极少数非领导教师因为实力或其他原因如与学院领导“走得近”也能得优）。院级督导相互讨好特别是示好学院领导有以下好处：一是换取以后获得评优的机会、获得校级名师、省级名师的机会。二是获得以后可能的更多好处，如职称评定（虽然规定由院级学术委员会实施，但其由一些学院领导、一些支部书记和一些教研室主任组成）、年底评优（由学院领导、各支部书记、各教研室主任投票决定）、由学院组织投票产生的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和教学课题、研究生各级各类课题和各级各类评优（学院领导、大多数支部书记和教研室主任投票）及其他诸多好处。评教主体出现不公，结果一定不公。

为了治理上述弊端，一是调整评教主体构成。办法一：增加评教主体。在学生、院级督导的基础上，增加教师这个重要的评教主体，采取每个教师每学期提交一份自评报告的评价方式，并给予相应权重如15%（把院级督导的30%减少为15%）。全面考察每个教师的课堂、课外教学和教学研究情况，促进教师课堂、课外齐发展。办法二：规定院级督导至少50%由学院非领导教师竞聘上岗，以尽可能保证公平公正。除教学副院长外，其他学院领导不能作院级督导，达成一种制衡。办法三：由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在校外聘请第三方评教。第三方只对学校负责，不能由学院联系，以免产生“猫腻”，不能只讲信任而不讲管理。信任产生不了公平，公平管理才能得到应有的效果。办法四：学生作为唯一评教主体，权重100%。大量研究文献表明，美国多数教育者对于学生评价教学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教学对象是学生，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参与者。由于学生每节课都在观察教师的教学活动，并能从教师的作业评定和考试评分以及它们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感受教师的治学态度，来自学生对教学过程及其效果的评价信息重要而独特，如果评价标准恰当并组织得好，学生的评价可以反映教学过程的真实情况。学生评价教学还可为多种目的服务，如改进教学、为判断教学效果提供依据、帮助学生选择课程和教师、促使学生对他们的教育活动进行思考、为领导者进行决策提供依据等。[4]在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中，把学生作为唯一评教主体，还可以尽可能杜绝腐败产生的环节。各级督导只听课提建议，但不打分。

二是如果院级督导维持现状，应规定领导教师每学期评教得优比例不能超过30%。或采取总分加减的办法，即每个领导教师评教总分减5分左右，每个非领导教师评教总分加5分左右，刚性避免或抵消人情分。

此外，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全校公共必修课，学生多、水平不一，而且是大课堂教学，领导教师掌握排课权，一般会把“好教”、“听话”的课堂或本院专业课堂等“优势”课堂安排在自己名下，为自己得优打好基础。因此，课堂选择应采取抽签的方式或领导教师最后选择的方式，以避免“优势”课堂被领导教师独占。

三、现有评教实施过程、结果的局限及提升措施

（1）现有评教方案实施过程存在的局限及治理。一是实施过程存在“交易”机会。某民族高校学院以前采取的是院级督导每人听1节课后就给被听课教师单独打分的办法，后改为院级督导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听1节课并讨论后再给每个教师打分。显然，后者更容易作。程序出现问题，结果自然失真。二是考核内容太窄，时间太短。目前，多数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院级督导实际上只是通过听1节课，就得出对该教师的评教结果，督导任务就算完成。显然，这样的简单督导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教师课堂教学的全貌，想全面考察教师教学内容的政治性、思想性更是不可想象，根本就不可能做到。因为教师再笨，也知道绝对不能在院级督导听课时“乱说”的。

为消除上述问题，各评教主体职责应该各有不同，各有分工。关于评教的内容，由于各评教主体的职责不同而有不同。学生主要评价教师的课堂表现，包括备课情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自己由此的收获等。院级督导除听1节课外，应更多地注重两个方面：一是通过调研尽可能全面了解学生对教师的真实评价。二是仔细阅读教师的自评报告并实地调研是否属实。教师自评报告包括备课情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外辅导情况、学生成绩评定情况、成绩册及试卷入库情况、教学改革、教学效果、教学课题和教学研究等各个方面。三方信息和资料相互印证，基本上可以比较全面的了解每个教师课堂内外教学和教研的真实情况。至于评教时间的安排，应根据各评教主体的分工不同而有差异。学生评教时间，最好是安排在该课结束后1周进行。院级督导评教时间应该是教师每学期第一课开始到成绩册上交、试卷入库的全过程。教师自评报告上交时间应在成绩册上交、试卷入库后1个星期以内完成，院级督导评分还是采取单独方式最佳。这样，各评教主体才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全面了解每个教师。

（2）评教结果存在问题及补救办法。一是相关信息公示、公开不足及对策。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结果既没有公示时间，教师也只能看见自己课堂的正式总分，查不到明细，也查不到其他教师特别是领导教师的评教结果。因此，加大评教结果详细信息公示、公开的力度，全面公示、公开学院所有教师每学期的评教总分、学生评教总分及院级督导评教总分，方便监督。

二是无申诉时间及改进意见。目前，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没有明确规定教师申诉的权利，没有给予申诉时间，也没有教师申诉的机会。鉴于保护教师申诉权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权利，应大力鼓励教师申诉（实际上这也是监督评教作弊的好机会）。民族院校学院、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对教师提出的申诉必须严肃对待，有求必应，全面深入调查，对错误的评教结果必须予以修正。

三是忽视“回头看”及对策。一说到高校腐败，自然联想到基建、招生等“硬”领域，就没人关注评教等“软”领域的腐败。仅就民族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评教看，早已不是一片“净土”。一些相关领导不放过任何可以腐败的机会，“雁过拔毛”，如果严查每个学期评教结果数据，就可以发现其中的诸多“猫腻”，“优秀”基本上成了领导教师的“专利”。人们常说：“老百姓最痛恨的腐败是身边的腐败。”同理，教师特别是非领导教师最痛恨的腐败也是身边的腐败。因此，应借“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东风，实施拍“蝇”行动，建议由民族院校学校纪委牵头，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中心负责实施，严查、严惩思想政治理论课相关领导评教过程中的不作为、懒作为、“抱团腐败”等歪风。一经查实，不仅取消所得相关所有利益，追回所得相关所有利益，并撤职，而且追究相关责任人的主体责任，并在党内依党规严肃处理。

参考文献：

[1]黄成林.国外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发展的研究及启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6）.

第15篇

事实上，上半年行业运行的种种迹象已经显示，企稳回暖的势头正在显现。但由于金融危机的余惊尚未尽除，再加上内外两个市场需求回振乏力的现实，以及-一些长久以来根存的结构性痼疾，人们似乎更愿意放大“危”的元素，而把今天的企稳回暖之“机”，理解成底部盘整下的震荡上行。

尽管针对当前的时局，多空双方还处在胶着状态，但两点认识在今天已成共识：其一，此次危机不可能绵延不绝，即使悲观者，也初步认定至少明年定有转机。其二，尽管当前局势复杂程度不可小觑，但最糟糕的阶段已过，逐步向好已成趋势。

由金融危机骤来之际时，人们对触底与否的惊慌失描，到今天抗击危机纲举目张，以及对复苏回暖的深度理性思考，前后截然不同的心态之变，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行业在成熟，企业在成长。

由此看来，无论是企稳势成必然的乐观论断，还是回暖尚需时日的审慎思考，都是一种特定时期下的成长经历，不跟风盲从，不刚愎白用，在判断中成长，在交锋中成熟，这对企业乃至整个行业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进步。

行业：大局企稳?

2009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延续；国际市场持续低迷，我国纺织行业面临的外部形势依然严峻。但是，得益于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决策和部署推动国内需求持续回升，以及对纺织服装出口退税率调整等政策的积极效果逐步显现，行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稳步推进，纺织行业经济运行已经从今年1-2月的低谷逐步恢复，二季度以来多项指标表明开始企稳回升。

生产增速持续回升。2009年1-5月，我国纺织行业5.17万户规模以上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13496.65亿元，同比增长5.21％，增速虽然比上年同期回落12.06个百分点，但较2月末已经提高了一倍。全行业大类产品产量增速较2月末普遍回升，其中化纤产量增幅已经超过上年同期水平。

出口仍处于负增长状态，但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1～5月，由于外需严重萎缩的局面仍在持续，我国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为604.2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1.13％，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26.44个百分点，累计降幅较1-4月扩大了0.97个百分点。但纺织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仍在提升，国际市场份额保持稳定。今年1～5月，我国出口纺织品服装在美国进口市场中所占份额提高了3.75个百分点；行业贸易顺差同比扩大11.58％，出口竞争力系数比上年同期提高1.22个百分点。

内销增长成为全行业企稳回升的主要支撑。1―5月，规模以上纺织企业累计实现内销产值10532.47亿元，同比增长9.42％，较2月底增速回升了2.79个百分点，行业内销比重也由上年同期的77.07％提高到了80.03％，内需对行业稳定回升的第一拉动作用不断加强。

运行质效有所改善。1～5月，规模以上全行业劳动生产率同比提高8.86％，比全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速高2.98个百分点。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432.48亿元，同比下降了0.14％，较今年1～2月的降幅收窄10.87个百分点，其中3-5月利润总额比上年同期提高5.06％。

投资扭转负增长局面。1～5月纺织行业500万元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累计完成投资969.29亿元，同比增长5.70％，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11.12个百分点，但较1～4月加快了4.09个百分点。

企业经营者预期有所好转。根据对全国173户企业的跟踪调查，87％的企业预计下半年产品订单(内外销)与年初相比持平或增长。33％的企业经营状况预期趋好，样本企业总体现金流状况有所改善。

目前纺织行业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行业出现的向好势头并不意味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必须看到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定、不平衡，风险依然存在。一是国际经济与贸易尚未走出谷底，外需前景并不乐观；二是国内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明显；三是行业内企业两级分化状况依然严重；四是广大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仍然较大；五是各种资源价格上行和最终市场降价的压力仍在加大。

今天，全行业还要按照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纺织产业振兴规划的部署和要求，把保增长和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全力以赴巩固国际市场份额。扩大国内市场与消费，加快自主创新、技术改造、优化结构的步伐，争取全年行业经济运行稳步回升的良好局面。

棉纺：回升基础不稳固

国家鼓励政策带来的投资大幅回升，产量增幅也略有增长，出口仍然在萎缩，国内市场原料大幅上涨，但纱布市场表现的传导作用未显现，利润持续下降，但降幅趋缓，利润率上升，全部从业人员减少的幅度逐步增大。

投资大幅回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棉纺织业1～5月累计完成投资248.3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13％。

纱布生产平稳，同比增速略有回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1-6月我国规模以上企业累计纱产量为1096.22万吨，同比增长9.40％；累计布产量为258.00亿米，同比增长0.16％。去年以来纱布月产量逐布降低，且同比增速持续下滑。今年1月开始生产再无法保持继续增长的态势。同比双双降为负数，纱的单月产量也降至最低。3月开始，纱布生产趋于平稳，月产量没有较大波动，同比增速亦开始小幅回升，但仍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布产量于6月恢复增长。

棉纺织品出口持续下降，五大市场皆为负增长。2009年1～5月我国棉纺织品及棉制服装累计出口237.07亿美元。同比下降12.51％，其中棉纺织品累计出口69.32亿美元，同比下降17.33％，棉制服装累计出日167.75亿美元，同比下降10.34％。去年6月我国棉制服装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且月出口量一路下滑，尽管在元旦左右略有好转，但春节后的5个月月出口量都明显低于历史水平，增长速度也一路下滑，受此影响，虽然去年下半年棉纺织品的出口仍有小幅增长，但是1月开始，棉纺织品出口连续5个月为负增长，且同比下降速度都远远高于棉制服装出口的下降速度，接近-20％。据海关统计，1-5月我国棉纱线累计出口20.22万吨，同比下降21.2％；棉织物累计出口24.03亿米，同比下降11.72％。我国棉纺织品5个主要贸易市场欧盟、美国、日本、东盟、香港地区，今年以来五大市场皆出现了负增长，中国棉纺织行业出口贸易的春天依然遥远。

国内市场原料价格上涨，纱布市场传导效应未显现。原料市场上，国内棉花价格的快速上涨与国际市场的价差逐步拉大，2009年1-5月我国共计进口了56.67万吨原棉，同比下降45.03％，进口的均价为10041元／吨(含关税、增值税和港杂费)；根据1-6月份CoflookA指数的平均值折合人民币为10071元／吨，低于上半年329级棉花2314元／吨，

低于国内抛储平均价格2883元／吨。纱布市场上，因下游外销单子不多，支持不大，而内销面料厂家库存压力增加导致上游量价下跌，进入4月初纱线价格趋稳，而坯布市场小幅回落再趋稳，之后都是平稳下跌的趋势。

利润仍然在下降，降幅趋缓，全部从业人员进一步减少。2009年1-5月根据国家统计局对11438户规模以上企业统计，主营业务收入为3517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35％，利润总额为11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5％，主营业务利润为32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7.59％。08／09的利润率较07／08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每年的2月份基本属于全年的最低期，但2009年2月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幅度较大，减少了0.47个百分点，到了2009年5月行业的利润率大幅上升，又开始重新回到以3％开头的时代。

从2008年5月开始，行业全部从业人数就处于逐步下降的态势，且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大，企业不断地挖潜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有些企业关停限产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化纤：复苏有望

作为国际关联度较高的中国化纤行业，自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以来，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今年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3项工业制造产品中，化纤产品利润降幅位居第二。然而在今年3月中旬后，化纤行业的运行情况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成为全纺织服装领域最为关注的焦点。

反弹迅速

2009年上半年，化纤行业运行情况较去年下半年明显好转，其中部分指标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企业开工在春节后逐渐恢复，特别是二季度，各行业开工率已达较高水平；大部分产品3月中旬后出现明显上涨行业经济效益和运行质量虽同比仍继续下降，但降幅比1-2月份快速收窄，3-5月份全行业共盈利26.7亿元。

据了解，1―5月份，化纤行业总产量1041万吨，同比增加7.83％，超过去年同期增速(7.4％)。其中涤纶834万吨，增长9.13％；锦纶48.05万吨，增长9.62％；腈纶增速达到7.81％；粘胶纤维7.33％，均比去年全年的增速有所提高。即使在国际市场需求疲软情况下，化纤产品仍净出口19.75万吨。化纤行业的平均产销率超过100％，为100.27％，同比提高2.08个百分点。

虽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化纤行业陷入了困难局面，投资者在当前形势下对行业发展也失去热情。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以及纺织需求的逐渐恢复，特别是3月份以来化纤的强劲反弹，人们对化纤行业的率先回暖，充满信心，毕竟这些数据都是行业好转的积极信号。

理性看待“回暖”

“目前，化纤行业的确出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但这不意味着化纤行业就已经开始回暖了。”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会长郑植艺表示，化纤行业80％以上的需求是纺织的需求，季节性比较明显。3、4月份是纺织季节性的反弹时期，此次反弹力度虽大，但也不足以说明行业已经走出危机。

对于反弹，他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原料价格平稳上涨的推动，作为化工料的源头，棉花、国际原油价格的稳步走高给化纤产品价格提供了一定的支撑。粘胶纤维三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对改善粘胶纤维出口局面起到很大作用；二、下游市场需求有所恢复，1～5月纺织行业实际完成工业总产值13497亿元，同比增长5.21％。化纤下游相关9大品种，除毛机织物外，其他7大品种1～5月份产量增速比1～2月增速均有明显提高；三、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国际原油价格由333.87美元／桶一路攀升至近70美元／桶，用6个月完成了历史上此区间28个月的变化(2004-2006年4月)，而同期涤纶产品价格下降25～30％。这说明在涤纶产品成本结构中，除原料成本外，加工成本和运行成本都大幅下降，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给行业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

“这种季节性反弹，从本质上讲，是化纤行业周期性调整的必然。这是本轮化纤运行周期触底后的反弹，还是行业回暖，需要进一步观察，必须理性看待。”郑植艺强调。

谨慎乐观下半年

“从上半年行情分析，3月份的季节性反弹仍然存在，受原料价格上涨及需求有所恢复的拉动，化纤市场基本呈振荡上行走势。但下半年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如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国家宏观政策、原油走势是否会发生大的变化，但在行业坚持采取自律措施的情况下，化纤市场应该已经渡过危机。”郑植艺表示，下半年化纤行业总体仍是振荡上行的走势，关键要看6、7月份下跌多少，8、9月份能涨多少。

在纺织行业总体形势有所回暖的大前提之下，化纤行业必将率先回暖。按照纺织行业“金九银十”的规律，8月底之前，化纤市场下游的订单将会逐步增加，对化纤的需求会再次增加，这对化纤的价格起到积极的支撑作用。预计今年全年化纤产量将达2500-2600万吨，有望增长4―8％；全年经济效益利润达40～50亿元，增长18-47％；全年运行质量至少与去年持平，有可能明显好转。

服装：转型发展

2009年，我国服装行业在内外需持续低迷的情况下，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了生产的小幅增长。尽管行业效益水平远远没有恢复到最好水平，但相比一季度有明显好转迹象。行业出口则令人堪忧，出口数量发生了15％以上的大幅度下降。

2009年一季度，我国服装生产大幅下降，二季度开始回升，国内消费需求逐步稳定且呈现回暖迹象，刺激了内销型企业的补库和投放新产品的热情。这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生产规模已近饱和，缺乏持续发展的余地，同时，江西、湖北、河北等内陆省份的生产增长则比较可观，大宗产品加工转移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中部地区各省成为我国新的服装加工基地迈出了第一步，中部省份服装生产量同比增加23.53％，占比比2008年同期提高了1个百分点。

从服装行业经济指标完成情况来看，2009年1～5月，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较2008年同期有所上升，行业处于恢复和转型阶段。二季度行业盈利能力继续回升，成本费用率和利润率两项指标增长明显。成本控制能力明显增强，劳动生产率继续以两位增幅提高，单位生产用工量同比减少了5.8％。

2009年二季度，行业整体营运能力较2008年同期略有下降，营业周期较2008年同期增加了2.07天，产成品周转天数和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分别增加了2.78天和1.51天。在市场疲软的环境下，产品和资金的流通速度都略显动力不足，但仍能与2007年同期水平持平。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尽管与2008年同期相比，行业发展能力的绝大多数指标均有一定下降，但在主营业务收入增速明显低于上年同期水平的同时，利润增速却高于上年同期水平，正说明行业的发展模式发生了改变，从规模扩张向效益扩张转变。

在投资上，行业投资建厂降温，投资技术改造和投资渠道建设升温。外商投资特别是港澳台资投资下降速度可观，

外商在我国服装产业链中的角色和作用面临转型。中部和西部地区投资活跃，梯度转移有条不紊地展开。

在消费市场上，2009年，国内市场服装销售开局形势不甚乐观，二季度开始好转。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2009年1-5月，服装类消费增长22.1％，增幅略超过2008年同期水平。

2009年上半年，再造终端优势、价格之战、处理库存、占领二三线城市是服装市场关键词。市场需求低迷致使价格再次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打折促销成为市场常态。价格低迷大大增加了新货投放的机会成本，很多企业选择以库存货支撑处于低位的价格体系。2009年上半年似乎成了服装行业处理库存之年。2009年的服装市场上，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市场成熟且饱和，品牌企业在稳定一线市场的基础上，开始发起了对二三线市场的猛攻纷纷布点开店。这同时，清理渠道，理顺关系成为品牌企业2009年关注的问题，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开始大力拓展自有渠道建设，或新建店面甚至分公司，分销仓库口，或将一些地区的销售收归自有。

针对市场下半年的展望，上半年压抑的消费意愿将在节假日得到一定的释放，市场需求实质回暖有望。同时，下半年面临秋季换季和新年消费两大促销季，下半年企业新款投放量将会增大，经过半年的准备，下半年的市场商品从款式、设计到加工质量都会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但是总量控制仍是企业最关注的问题，企业不会盲目增加商品投放总量，而是本着宁缺勿滥的原则向市场定量提供优质商品。

在出口上，根据海关统计，2009年1～5月，我国服装累计出口数量同比减少了17.19亿件，同比下降了15.22％，继2月出口数量负增长41.37％之后，3月出口数量微增0.91％，4月、5月份单月出口数量分别负增长16.24％和16.71％，2009年，我国服装出口创2006年以来单月出口最低值，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家纺：有待回暖

今年1-5月，受国际形势的影响，家纺行业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大幅回落，出口持续下滑，行业运营受到影响。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企业产销利等指标保持增长，利润率高于纺织行业平均水平。但协会选择调查72家行业企业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各项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可以看出，家纺行业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尚未见到明显回暖起色。虽然出口受阻的趋势未减，但以内销为主的企业仍表现正常，总产值、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等主要指标均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也让我们看到了行业发展的希望。

各项指标回落

2009年1-5月，统计中心提供的2439家家纺企业经济指标的完成情况中，工业总产值为642.84亿元，同比增长7.52％；销售产值630.96亿元，同比增长7.31％；主营业务收入617.42亿元，同比增长7.40％；出货值188.28亿元，同比增长-8.21％；利润总额24.86亿元，同比增长15.66％；应交增值税13.81亿元，同比增长4.11％；利润率4.03％。

但根据协会自行综合调查江苏通州市、海门工业园区、山东高密市等13个家纺产业集群，产、销增幅明显放缓。调查的72家行业企业工业总产值203.7亿元，同比增长-1.6％；主营业务收入205.89亿元，同比增长-2.45％；出货值62.45亿元，同比增长-9.60％；利润总额9.19亿元，同比增长-0.55％；应交增值税5.53亿元，同比增长-1.69％；利润率4.46％。

出口持续下滑

据海关统计，2009年1-5月家纺产品出口75.25亿美元，同比增长-11.95％，比2008年下降了26.26％；进口4.05亿美元，同比增长-12.31％。

出口金额前十个国家和地区为美国、欧盟、日本、阿联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香港、澳大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对这十个国家地区的出口金额55.44亿美元，占总出口金额的73.67％。其中美国市场出口金额同比下降17.44％、欧盟市场这一数字则下降了8.72％。值得关注的是吉尔吉斯坦的出口，今年1-5月出口金额同比增幅达50.96％，是我国家用纺织品出口的第六大市场。

出口金额排名在前五位的地区为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广东省、上海市。2009年1-5月前五个省(市)的出口金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78.65％，达59.18亿美元。排名前五名的省份中，平均出口增幅比整个家纺行业出口增幅下降多达1.13个百分点。

家纺行业1―5月运行特点和问题

从1-5月统计数据来看，国际市场仍然萎靡不振。金融危机造成全球性消费市场萎缩，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相继出现需求下降，外销订单减少且周期变短，市场预期难度增加，结汇风险加大，市场格局发生变化，国内市场压力加大，市场竞争激烈，行业面临新的调整。

出口进一步萎缩，同比增幅创新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2439家企业前5个月累计出口188.28亿元，同比下降8.21％；其中，5月份单月的出货值较上年下降了12.8％，较4月份多下降了6个多百分点。协会调查的13个产业集群出货值同比下降了8.15％，72家企业出货值同比下降了9.69％。

国际市场不景气范围扩大。受金融危机冲击，美欧市场继续疲软；日本市场最近订单减少，特别是单价较高的品种订单减少更明显，一些大型品牌营销机构受影响较大；澳大利亚、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由于受金融危机和汇率不稳定的双重影响，今年以来对这部分市场的出口出现大幅下滑。

产业集群产销同比略有增长，出口下滑，利润出现负增长。13个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仅增长了1.89％和O.71％；出货值同比下降了8.15％；利润总额同比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了2.05％；利润率为4.69％，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和统计企业的平均值。

企业面临较大困难。协会自行统计的72家企业中，有35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下降，占48.61％；有30家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占41.67％；有40家企业职工人数同比下降，占55.56％；有68家企业报了工业总产值，其中34家为负增长，占50％；有62家企业报了工业增加值，其中30家为负增长，占48.39％；有65家报了出货值，其中45家为负增长，占69.23％。

统计数据表现内销为主的企业表现好于外销比例大的企业。在自行统计的72家企业中，出口占20％以下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6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2.24％。其中，出口占10％以下的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4.02％，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7.74％。

毛纺：回升缓慢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毛纺行业至今未见明显回暖迹象。特别是主要国际消费市场需求仍无增长，内销市场疲软，导致行业经济效益下滑严重。下半年是毛纺产品的销售

旺季，随着国家政策的逐步显现，以及企业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预计下半年毛纺行业不会再有太大的下滑，将比较平稳。”近日，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理事长彭燕丽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形势不容乐观

据海关统计，今年1-5月份主要毛纺产品出口总额同比下降13.61％，高于纺织业出口总额11.13％的下降幅度，毛纺产品出口总额折人民币有效汇率计同比实际下跌16.79％。多数毛纺产品出现出口量和单价的较大下滑。1-5月份累计毛纺织、毛纺制品规模以上企业完成出货值同比分别下降17.44％和15.81％，均高于同期纺织业平均下滑12.62％的水平。

“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相应调整了政策，特别是三次提高纺织服装的出口退税率，使企业获得了很大的利好，但这些对企业来说并不是很解渴。尤其是在企业的传统产业改造、节能减排、项目审批上，各地政府落实不一致，使得一些中小企业受惠有限。”彭燕丽指出，在出口下滑严峻的同时，内销市场的拉动作用虽然有所显现，但回升速度较为缓慢，企业发展异常艰难。

据了解，今年1～5月份，毛纺行业规模以上的3836户企业共实现利润24.74亿元，同比下降14.32％，亏损企业亏损额高达9.41亿元，同比增长了16.09％，接近2008全年10.70亿元的亏损额，亏损面达到31％。总体来说，上半年全毛纺行业产销下滑严重，企业效益明显下降，形势不容乐观。

下滑趋向减缓

“从3月份开始，毛纺内销市场的比重不断提高，对行业运行起到了积极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出口利润下滑的速度也开始有所减缓，可以说，进入二季度后，行业运行质量有所好转。”彭燕丽表示。

全球经济衰退还在继续，上半年毛纺产品的主要国际市场需求也尚无增长，而1～5月份，规模以上毛纺织、毛纺制品、毛针织企业内销产值却同比分别增长了6.21％、14.66％和11.33％，内销形势初见好转，比重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1～5月份毛纺织行业和毛制品制造业实际完成投资同比均有较快增长，毛针织业投资由负增长也转向持平。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见，毛纺企业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依旧充满了信心。

据了解，1-5月份3836家规模以上毛纺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947.73亿元，同比增长4.97％。1-5月份全行业完成销售产值909.65亿元，同比增加4.13％。总产值与销售产值增速比1-2月份分别增加了4.28和5.40个百分点。

“虽然毛纺行业里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生产经营遇到了较大困难，但还是有不少企业，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积极扩大内销市场，在危机中寻找商机，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如鄂尔多斯、如意集团以及浙江湖州织里镇羊绒产业集群等。”彭燕丽介绍说。

触底反弹还是局部调整

从上半年的数据分析来看，二季度毛纺行业形势比较一季度有所好转，生产与销售的下跌情况有所减缓。但好转迹象究竟是行业触底反弹，还是局部调整尚不得而知。上半年国际形势仍未见好，特别是国际市场无转好迹象，行业是否真正回升仍需要时间来观察和见证。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短期内国家出台的政策不会有太大变化，尤其是在汇率相对平稳、原材料价格下降、优惠政策逐渐显现的情况下，企业也在加快着调整的步伐，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竞争力日益强大。”彭燕丽指出，下半年是毛纺产品的主要销售季节，而且国内市场现阶段仍较平稳，对企业开发国内市场很有利。

最后，她强调，面对当前严峻的形势，毛纺企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密切关注两个市场的变化，只有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不断开拓新的销售市场，才能促进内需，保证行业平稳渡过难关。

针织：稳步前行

“今年出口情况总体将与去年基本持平，对于下半年的运行情况也抱有信心。”中国针织协会理事长杨世滨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说道。随着1-5月份行业运行情况的统计表出炉，从统计中，我们也看到各项指标也在稳步回升中。

三大特点

经济运行情况统计显示，今年1-5月，针织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明显加快。其中河北、河南、江西、安徽、鲁南、四川、重庆等地区，在承接订单转移方面有着较大优势。2009年1-5月，针织行业规模以上企业累计生产针织服装48.33亿件，同比增长3.48％，增速同比提高0，15个百分点。其中河北省同比增长幅度最大，为82.50％，江西、河南同比增幅也达到了35.35％和11.11％，而这三个省份同时也挤进了针织服装产量前10名省份。“这些省份产量的上升。同时也传达给我们产业向中部地区转移的加快。”杨世滨表示。

除江西外，出口前十名省份中都为边疆或沿海省市。1-5月经济运行情况统计中，针织服装出口数量前10名分别为，广东、浙江、福建、山东、江苏、上海、江西、黑龙江、新疆、广西。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广西出口数量同比增速最大，出口数量、金额、单价同比增长分别为9.43％、102.1％、84.57％，更难得的是这三项指标增幅均为各省市之首。杨世滨分析，广西呈现快速发展局面，与加强和东盟合作有着密切关系。

对美出口数量大增，出口数量与金额同比上升了55.21％和28.58％。“这给了我们很好的信号与很大信心，说明美国经济在好转，美国市场也在逐步回暖，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在数量与金额都出现了大幅增长，但单价同比却下降了17.29％，这说明美国进口商在跟我们讲价，谈价钱我们不怕，怕的是没有生意的刚性下降，而这些都给了我们很大信心。”杨世滨分析道。

宁让价格，不丢市场

在对当前针织行业经济做了解读后，杨理事长还对今后行业的发展作出了具有前瞻性分析。在统计中，我们看到像江苏、浙江等地区虽然订单量及出口量有了明显上升，但单价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对此杨世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在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我们宁让价格，不丢市场。虽然让价后，短期内我们的企业的压力势必会加大，但我们手中的市场却没丢，而一旦经济好转后，复苏的脚步也会更快。”“1-5月份，针织服装出口第一、二大市场日本与美国在数量、金额同比中均出现了增长，尤其美国在这两项指标增长中分别达到55.21％和28.58％。除此之外，各主要出口市场单价同比也在增长(美国除外)，其中日本增长了6.25％、香港和吉尔吉斯坦甚至达到了33.77％和81.46％，这些都给了我们出口很大的信心，我预测，今年出口量与去年将基本持平，增长幅度大概在-1％到3％之间。”

国民经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力量。在当前情况下，虽然国家频频投资

用于基础建设等领域，到民间资本仍然脆弱；出口虽在好转，但还在下降。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担就压到消费的头上，在刺激消费层面，人口城市化无疑备受关注。“全国有1.4亿介于农村和城市的人口，扩大内需面临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与限制农民工进城定居的政策有关，所以首先要解决这部分农民工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向记者表示。对于N--问题，杨世滨也表达相同的看法“全国1.4亿农民工，加上家属可能有3亿人，如果这部分人口有条件在城市定居下来买房、租房，对于扩大消费需求有着巨大推动力，可以说人口城市化是拉动内需的最大亮点。”

丝绸：未出困境

当前，丝绸行业总体形势依然是比较困难，企业整体效益下滑。全球经济走势疲软，国际市场需求严重不足，导致长期以出口为主导的蚕丝绸行业各项经济指标持续回落，外需不足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萎缩仍将是未来我国丝绸工业出口面临的最大困难。

目前，丝绸行业继续在低位徘徊，仍未走出困境。

产量总体下降

在丝绸行业中，企业由于出口不畅导致的产品库存增加，流动资金不足等现象还比较普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亏损现象比较严重。企业信贷融资难的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而在内销市场，丝绸企业大多规模较小，产品研发投入不足，对内销市场的拓展进行缓慢，品牌建设滞后，抗风险能力较弱。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经协会校正)，1～5月份丝产量65723吨，同比下降6％，其中生丝产量50233吨，同比下降10.51％；情况稍好的是绸缎产量同比增加了21.94％，达到37588万米。

经济效益小幅下滑

2009年1～5月份丝绸行业亏损面达24.06％，高于全国纺织行业23.46％的平均水平。其中丝绸印染和缫丝行业亏损面分别达到34.38％、33.09％，是丝绸工业亏损最严重的两个行业。

全行业除丝制品制造和丝针织行业利润略有增长，丝织加工行业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外，缫丝、丝织和丝印染行业的利润均有18％左右的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对3520家丝绸工业企业统计，2009年1～5月，丝绸工业实现总产值608.46亿元，同比增长5.04％；主营业务收入562.38亿元，同比增长2.72％；利润13.77亿元，同比减少2.5％。其中缫丝加工实现利润2.1亿元，同比减少1820％；丝绸加工实现利润6.71亿元，同比减少0.59％，丝印染实现利润3009万元，同比减少18.06％，；丝制品制造实现利润1.79亿元，同比增加1.33％。与多数效益下滑的产品相比，丝针织制品情况较好，实现利润2.86亿元，同比增长了7.38％。

出口大幅下滑

丝绸行业是较为典型的外向型行业，丝绸产品的出口比例高达80％，丝绸企业也多以外贸加工型企业为主，因此受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非常大。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世界各国经济下滑，导致包括丝绸商品在内的消费需求萎缩，今年1-5月丝绸商品出口下降势头仍在延续，丝绸出口大幅下滑。在几个主销市场中，除了印度、巴基斯坦有一定涨幅，分别为10.8％、40.9％。美国作为我国丝绸商品传统主销市场，依然持续低迷，对美出口同比降幅达29.36％，对日本市场出口下降25.53％，意大利、香港和韩国的出口降幅也分别达到30％以上。整个丝绸商品出口呈普降格局，丝绸出口仍未走出困境。

蚕丝价格稳步攀升

尽管受到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但是蚕丝价格的回升，对于市场各方恢复信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促进蚕丝绸行业逐步回暖。

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秋蚕收购价格大幅下降，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冬季桑园弃管，春季蚕茧发种量大幅减少，据苏浙皖粤等地区初步统计，发种量降幅基本在20％-30％左右，生丝原料供应相对偏紧。2009年以来，受各方综合因素影响，蚕丝原料价格终于突破2008年的低谷阴霾逐步回升，截止到6月底国内干蚕和生丝(3A级)每吨平均价格较年初分别上涨31.18％和21.38％，较2008年10月蚕丝最低价时分别上涨68.29％和40.91％。当时秋茧价格降至500元一担，达到历史最低点。目前干蚕价格在每吨6万元左右，生丝(3A级)价格每吨接近19万元，如果丝价能维持在每吨20-24万将是一个更为合理的区间。企业仍然面对各项生产资料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盈利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蚕丝价格与成本倒挂现象亟待解决。

同时，也有一批支撑行业的民营丝绸企业在危机面前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由于产品附加值高，所受影响相对较小，抗风险的能力也不断提升；还有一批支撑行业的丝绸产品，如家纺产品、蚕丝被、丝针织等产品，在金融危机期间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市场需求，在风险中有较强的生存能力。

麻纺：仍在探底

2009年上半年麻纺织经济继续回落，主要麻类纤维、纺织及制品进出口全部负增长。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国内市场开拓尚未显效，麻纺织企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1-5月我国麻纺织及麻制品制造企业(规模以上)440户，同比下降1.79％，亏损户数达96户，亏损面达21.82％，同比增长0.77％其中，麻纺织企业345户，同比下降3.36％，麻制品制造企业95户，同比增加4.40％。麻纺织及麻制品制造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4.02亿元，同比增长7.59％。其中，麻纺织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87.26亿元，同比增长8.00％；麻制品制造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6.76亿元，同比增长5.49％。全行业实现利润总额3.26亿元，同比减少28.36％；其中麻纺织企业实现利润1.99亿元，同比增加5.43％；麻制品制造企业实现利润1.28亿元，同比减少52.20％。全行业负债合计124.56亿元，同比增加0.76％；其中麻纺织企业负债合计113.10亿元，同比增加2.38％；麻制品制造企业负债合计11.46亿元，同比减少12.84％。全行业出货值8.45亿元，同比减少14.46％；其中麻纺织企业出货值7.92亿元，同比减少9.68％；麻制品制造企业出货值0.52亿元，同比减少52.61％。

在固定资产投资上，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1~5月份，麻纺织业固定资产实际完成投资82008万元，同比减少1.83％；麻制品制造业固定资产实际完成投资11206万元，同比减少3.25％。

主要麻类纤维、纺织及制品进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2009年1～5月我国麻类纤维、纺织及制品进出口总额为4.28亿美元，同比减少15.75％；其中出口2.89亿美元，同比减少7.44％；进口金额1.39亿美元，同比下降29.04％。

从整体形势上看，麻纺织业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进一步扩大，麻纺织品出口需求持续

大幅减少，内需拉动的措施短期内尚未显效，2009年上半年麻纺织企业生产经营形势依然严峻；节能减排政策措施力度加大，麻纺织企业废水排放治理成本加重，清洁生产技术应用推广进一步加大企业经营负担；麻纺织企业用工多。劳动力成本压力明显高于相关纺织行业；中西部麻纺织中小企业融资难；苎麻纺织急待提升技术装备水平，缺少纺织机械制造业支撑，需要产业政策扶扶持。

针对当前的困难形势，行业将采取以下措施：麻纺织企业加快调整产品结构，加大内需适销产品开发，促进向下游产品产业链衔接，提高服用、家用和产业用麻纺织品的比重；继续巩固和发展麻纺织品出口市场，培育和拓展麻纺织品内销市场，推动麻纺织品牌战略；苎麻资源主产区加大政策扶持，稳定苎麻种植面积和原料价格，保护麻农种麻积极性；建议国家调整亚麻纤维进口关税税率，采取有效措施帮助亚麻纺织企业走出困境；推动苎麻纺织先进技术装备开发项目工作。

纺机：底部徘徊

金融危机导致的中国纺织产业困境给纺机行业造成了沉重打击。根据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对全国1020家生产纺织机械、器材企业的综合统计，纺机行业生产销售出现好转现象，但是乐观断定已经回暖恐怕还为时尚早。

据统计资料显示，截止到5月底，纺机行业主要经济指标与去年同期相比，生产销售小幅下降，经济效益下降明显。1-5月，纺机行业的产品销售收入、出货值、进口同比都呈现下降趋势，产成品存货增加，亏损额激增。

全行业完成工业总产值(现行价)218.67亿元，同比下降640万；产品销售收入为218.28亿元，同比下降5.20％，销售利润仅为2.45％。全行业应收账款为72.56亿元，同比下降11.38％，行业销售中的33.24％愿与赊销，而5月份以后的应收账款减少则源于市场萎缩状况有所改善。

纺机行业产成品为46.19亿元，同比下降0.20％，占流动资产平均余额的13.78％，同比下降0.07个百分点。在1～5月产成品分省占比中，江苏省占到27％，浙江为13％，上海12％。

在这1020家企业中，1～5月出货值为14.53亿元，同比下降47.70％，今年5月份出口假货之占工业销售产值比重达到历史低点。据统计，22个生产纺织机械的省市中有14个省市有产品出口。从产品出口总量上看，江苏省排在第一位。纺织机械产品出货总值占全部工业销售产值比重为6.75％。从分省市情况看，出货值占工业销售产值比重最高的是广东省，为24.63％，依次是上海市(20.40％)，重庆市(16.15％)。出货值排在前五位的是：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上海市、山东省，五省市出货值合计占全部出货值总额的88.94％。

1-5月，产品销售收入同比下降明显的省份分别为黑龙江省、山西省、天津市、上海市、北京市，同比下降都在40％以上。涨幅前四位的省市自治区为安徽省、江西省、新疆和甘肃省，同比增长在40％以上。从产品销售收入总量方面看，江苏省为73.02％亿元，占全部主营收入的33.45％，排在第一位。5月份纺机全行业产品销售率为99.86％，同比增长3.21个百分点。

据海关统计，2009年1～5月，我国纺织机械进出口总额累计为12.96亿美元，同比下降51.36％，其中出口4.52亿美元，同比下降34.55％，进口8.44亿美元，同比下降57.24％。从产品类别上看，针织机械出口占首位，出口总额1.99亿美元，同比下降1.20％，占出口总额的44.11％。织机一枝独秀，出口同比增长16.25％。从出口企业类型看，私营企业出口总额为2.24亿美元，同比增长7％，占出口总额的49.62％。从出口贸易方式看，以一般贸易为主，贸易总额为3.80亿美元，同比下降30.22％，占出口总额的83.95％。从出口的国家和地区看，1-5月，对印度出口仍然排在第一位，出口金额为1.6亿美元，同比增长30.12％。

在进口方面，从进口产品类别看，针织机械进口排在首位，进口总额为3.34亿美元，同比下降27.54％，占进口总额的39.59％。从进口企业看，独子企业进口总额为2.65亿美元，同比下降45.15％，占进口总额的51.15％，排在首位。从进口贸易方式看，仍以一般贸易为主，进口总额4.19亿美元，同比下降64.18％，占进口总额的49.62％。

纺织机械进出口同比依然为双负，但负增长的速度趋缓，依然在底部徘徊。

产业用：步伐加快

近年来一直保持热度的产业用纺织品在纺织行业整体不景气之时，依然保持了较为快速得增长，但是也受到金融危机一定影响，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是，由于产业用纺织品对外的依赖程度较服装和家用纺织品要小一些，出口型企业及时调整了产品方向，再加之终端产品在国内的消费还有一定空间，自今年3月份以来，部分企业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相比纺织产业其他分行业，产业用纺织品回暖步伐似乎更快一些。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1～5月我国规模以上非织造布行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64亿元，同比增加7.66％；资产合计307亿元，同比增加11.83％；实现主营收入159亿元，同比增加16.03％；完成出货值25亿元，同比减少8.74％。

1-5月份，全国非织造布产量合计为48.3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27.83％，产量主要集中在浙江省、山东省、广东省、江苏省、福建省、辽宁省。

非织造布产业的投资也停止了下滑趋势。1～5月份，非织造布行业实际完成投资额26亿元，同比增加47.54％。尽管投资有所回升，但是企业反映，融资依然是难题。银行一直从严控制，贷款规模压缩、利率提高、到期不转贷，企业希望政府更多政策支持，包括减税、贴息、注资、融资等。

从进出口情况看，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非织造布和产业用纺织品行业所受影响比2008年更为明显，国际市场情况更为严峻。1～5月，海关56、59章中所有与产业用纺织品相关的产品除絮胎、传动带外，进出口全部实现了负增长，其中进口减少27.74％，出口减少3.14％。非织造布进出口继年初首次出现负增长之后，继续呈现减少态势，出口数量减少4.03％，减少幅度有所缩小，行业出现回暖迹象，涂层布的出口量有所回升，帘子布和专门技术用途的纺织品出口数量继续大幅减少。

根据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对产业集群和部分大中型企业的调查显示，“回暖”趋势是清晰的，然而，“还寒”的现实状况也十分严峻。据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的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大量中小企业订单不足、减停产甚至关闭的情况仍然存在。在国家政策效果充分显现尚需时间以及全球经济危机仍未见底的情况下，仅靠企业自身的“减负”措施，很难在短期内真正有效地解

决行业所面临的根本性矛盾。

目前有几种企业表现出明显的增长势头。一是原来企业的产业链比较完整，比如福建鑫华，该公司具有聚酯瓶回收的涤纶短丝生产、非织造布生产以及后处理能力，且当地的箱包、制鞋行业发达，销售渠道畅通、稳定，因此，该公司在2009年仍能保持一定数量的增长。二是产品有较高技术含量企业，比如厦门三维丝，所生产的除尘过滤袋，原料全部是P84(聚酰亚胺)、芳纶、PPS(聚苯硫醚)等高性能纤维，企业解决了这些纤维加工中的技术难题，产品质量良好，目前仍能保持较高的利润率。三是产品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比如湖北环福，该公司用纺粘一复膜法生产的防护衣、保暖毯等产品在国际市场畅销，2009年有望达到1000万美元的销售额。

与这些企业相反，那些产品比较单一、对出口依存度较高的企业则陷入了发展困境，这样的企业在广东较多，约有10％的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而这10％的企业产能只占总产能的5％左右。一般企业的利润率都明显下降。在浙江、江苏、山东等地，一些企业几乎在零利润的情况下运行。

印染：低谷盘整

2009年1-5月，印染行业运行增速下滑的局面初步得到遏制，部分经济指标趋稳回升，但整体仍处于低谷调整阶段，特别是在国际需求萎缩的影响下，出口持续缩减、价格下降，经济回升还不稳固。

运行出现积极变化

1-5月累计产量、产值、利润、投资等指标与1-2月环比有所回升，运行曲线出现了翘尾，表明行业运行出现转暖迹象，但是增速同比仍有较大幅度的减缓，仍在低谷调整阶段。

产量走出负增长。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印染布产量经过2月、3月两个月的同比负增长，1-4月同比增长0.65％，1-5月增长1.41％，增速逐月提高。

产值增速小幅回升。工业总产值1～2月同比增长2.65％，1～5月增长5.12％；销售产值1～2月同比增长2.63％，1～5月增长5.11％。

利润小幅增长，利润率提高。利润1～2月同比减少14.19％，1～5月同比增长0.44％；利润率1～2月同比减少0.38个百分点，1～5月同比增加0.24个百分点。

亏损情况有所缓解。亏损面1～2月同比增加2.34个百分点，1～5月同比减少0.49个百分点；亏损企业亏损总额1～2月同比增加12.34％，1～5月同比减少0.42％。

投资增速小幅回升。实际完成投资1～2月同比减少11.70％，1～5月同比增加2.06％。

库存减少。产成品1～2月同比增加4,72％、占应收账款比重53.99％，1～5月同比减少2.67％、占应收账款比重52.57％。

出口量价双降

印染布出口数量1～2月同比减少23,81％，1～3月同比减少14.65％，1～4月同比减少13.01％，1～5月同比减少12.35％，虽然降幅逐月收窄，1～5月出口增速较1～2月份提高11.46个百分点，但是还是负增长超过10％，除美国外，对其他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出口均有不同程度的萎缩。印染布内销比例达83.52％，同比提高8.7个百分点。

需要重视的是，出口单价延续1～2月份的下降趋势，同比减少幅度达到5.10％，表明不但出口订单减少，而且产品价格普遍下跌，除附加值较高的棉混纺印染布外，其他四大类产品价格均有不同幅度的下降。由于经济下行直接影响消费者购买力，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多数企业为争取订单保住生产，只得降低产品价格，使企业利润下滑，出口仍面临严重困境。

政策效应逐步显现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我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为企业争取到一定的利润空间，对行业经济发展有明显促进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投资增速明显加快，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实际完成投资1～2月减少11.70％，1～5月增加2.06％。200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增值税转型改革，有利于减轻企业税负；国家多次调整纺织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缓解了外贸企业压力；连续下调整存贷款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规模以上印染企业利息支出1-2月减少6.40％，1-5月减少13.02％；财务费用1-2月减少2，65％，1-5月减少10.07％。

在此基础上，企业不断调整生产经营思路，加强内部管理，挖掘自身潜力，以化解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规模以上印染企业三费比例1-2月为6.44％，1-5月为5，34％，企业管理效率提高，降低了企业运营费用，有利于提高利润水平。

但在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一定时期内行业还将面临困难局面。预计2009年1～11月印染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印染布产量492亿米，同比增长2％工业总产值2078亿元，同比增长6％；实现利润59亿元，同比增长2％；出口98亿美元，同比减少10％。

样本调查

多重博弈下的企业心态

运行状况趋好，景气度上升，信心逐渐恢复，一份来自基层企业的调查样本，也正在印证人们对行业宏观形势的判断。

为了及时跟踪纺织企业经营现状和发展变化情况，时刻了解企业经营者对行业和本企业发展的信心，继2008年底首次开展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于2009年6月再次组织实施了企业经营者调查活动。调查对象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各专业协会、企业家联合会会员企业为主，调查累计发出问卷700多分，截至7月13日'收回有效问卷173份。调查涉及纺织工业各个子行业，173家调查样本中，棉、化纤纺织企业最多，占29.5％，其次是纺织服装企业，占11％。从样本规模看，大、中、小型企业分别占39.9％、51.4％和8.7％，分布地区上，东部地区企业占71.7％，中部占19.7％，西部占8.6％。

调查结果表明，今年以来国内纺织企业继续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订单减少现象普遍，资金短缺、融资困难、成本上升、售价下降等等问题仍然影响企业经营发展，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但是，从整体上看，企业的经济运行和景气状况与上次调查相比已有所好转，企业经营者的信心正在恢复。

颓势扭转

综合各项调查指标来看，企业今天的运行态势相比去年底已有明显好转，企业的经营活动显著回升，利润止跌回稳。

从样本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汇总数据上看，除了主营业务收入有所下降，并低于纺织工业总体水平外，其它指标反映出积极变化，企业总体经济运行状况呈现企稳和好转趋势。本期企业经营型业务现金流同比增长19.83％，而上次调查时同比下降26.36％，这说明今年上半年企业经营活动显著回升，本期利润同比增长0.32％，主营业务利润增长

0.1％，而上次调查时分别下降87.14％和92.35％，企业经济效益出现止跌回稳趋势。

调查的企业当中，绝大多数企业产销处于正常运转状态，平稳回升的趋势明显，但部分地区和行业企业困难，外销疲软。173家样本企业中，停产的1家，半停产的有11家，半停产的11家当中，有9家来自中、西部地区，10家是中小型企业，显然，中西部地区企业、中小型企业依然未能很好地扭转困局，当前压力依旧较大。

在生产量上，本期同比增加的企业占42％，略低于2008年底调查数据。库存量上，同比增加的企业占30.8％，持平的占36.7％，下降的占32.5％，库存情况相对平稳。从本期企业产品订货上看，订货增加的企业占34.1％，持平的占47.9％，减少的占18.0％。订货增加的企业比重比2008年底调查时的25.5％显著提高，东部地区企业本期订货情况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本期企业国外订货情况相比较差，与2008年底调查时比还有所恶化。只有19％的企业国外订货增加，而有39.5的企业国外订货减少。对于下期产品订货情况预计，有40％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将比本期增加，只有13.3％的认为将减少。显示出企业经营者对未来市场销售前景相对乐观。

在生产成本上，超过半数的企业本期企业生产成本同比上升，但远低于2008年底调查时的73.6％，表明今年上半年生产成本上升隋况有所缓解。本期原材料采购价格方面，3L9％的企业同比上升，人工成本同比上升的企业占比达到65.5％。产品价格方面，本期企业销售价格下降的企业明显多于价格上涨的企业，预计下期销售价格下降的企业比例显著减少。

在原材料供应方面，供应紧张的企业占比仅为9.5％，总体上看原材料供应比较充足。能源供应方面，只有2.4％的企业供应紧张，表明能源供应更加充足。

针对企业流动资金充足程度的调查，30％的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关于企业融资难易程度的调查，24.9％的企业融资困难，而中西部企业、小企业融资难的比重相对较高，国有企业融资情况也不乐观。这表明，虽然资金紧张、融资难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还有不少企业仍然受困于这一层面。

信心增强

随着企业运行态势的逐步向好，企业经营者压力与之前相比有所减轻，对本企业的经营保持着充足的信心。调查显示，对于本年度企业综合经营状况的看法，认为良好的经营者比重从上次调查时的27.9％上升为本次调查的33.3％，认为不好的比重从27.9％下降到16.7％，这表明企业经营者的压力比年初时有所减轻。针对下期本企业的综合经营状况，57.7％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将好转，远高于2008年底调查时的32.7％。只有16.7％的认为经营状况将下滑，这也反映出企业经营者对下半年经营状况好转有一定的信心。

对行业总体运行状况的看法，选择不乐观的企业经营者占45.6％，选择乐观的占16.6％，而上次调查时数据分别为64.0％和3.6％，这反映出经营者对行业总体经济运行信心不足的问题已有所改观。

企业经营者对行业何时企稳回升的预测，有54％的认为在明年，另有21.7％的企业家认为将在后年及以后。

这表明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行业在本年内还不能实现全面好转。

未来投资方面，有49.4％的企业经营者将增加明年投资，远高于上次调查的29.6％，显示出企业经营者对未来行业和企业发展的信心有所恢复。其中，来自家用纺织品制造和棉、化纤印染精加工行业的企业经营者中，有超过70％的将增加投资，来自中西部地区的企业经营者增加投资的比重远高于来自东部地区的企业经营者。

理性应对

对于当前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最主要问题的调查，有38，4的企业经营者首选“出口需求不足，订单减少”，这表明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外销下降是困扰企业的最突出问题；首选“资金紧张、融资困难”的占15.8％，说明这仍然是困扰企业的最主要问题之一；首选“销售价格下降”的占11.6％，表明外需不足造成内需竞争加剧，使国内外销售价格下降。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经营者选择销售价格下降的相对较多。

对今年上半年出口退税率上调的政策对企业的作用的问题，有30.9％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作用较大”，56.8％的选择“作用一般”。

对今年以来成品油、电价等价格因素对企业经营成本的影响幅度的问题，选择“增加10％～20％的”企业占17.6％，“增加10％以内”的占70.6％，“降低10％以内”的占9.8％，这表明今年上半年油价和电价上涨幅度不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