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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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黄河中游；水文变化趋势；气候变化

目前，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主要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开展气候变化趋势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对于寻找环境变化的适应对策、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黄河是我国的第二大河，其中，黄河中游是生态环境最为脆弱、水资源严重匮乏的地区，特别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黄河中游水问题更加突出。本文将以黄河中游为对象，对其水文变化趋势及其对气候变化的相应进行系统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价体系和方法、科学编制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促进流域内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

黄河中游是指黄河河口镇至花园口区间，由于流域内土层深厚，土质疏松，植被稀少，暴雨比较集中，水土流失现象非常严重。根据黄河中游地理位置、水文特性、气候特点及水文测站控制情况，将其划分为河口镇-龙门区间、龙门-三门峡区间、三门峡-花园口区间。综合考虑测站布设年份及地理位置，在黄河中游及邻近周边选取水文站4个和雨量站86个，对各站1955-2010年间气象资料、流量资料等进行收集整理。

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和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区域水文变化趋势及其显著性。对于水文序列，先将对偶值中xi

（1）

构建Mann-Kendall相关检验的统计量，分析径流变化的显著性，相关公式为：

（2）

式中，n为序列样本数（当n增加，U很快收敛于标准化正态分布）， =4p/n（n-1）-1， =2（2n+5）/9n（n-1）。

基于网格的水量平衡模型是根据物质守恒原理，在综合考虑超渗与蓄满产流和融雪产流特征的基础上建立的大尺度水文模型，见图1，该模型结构简单，参数较少，尤其是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有着相当的模拟精度。在模型中，只有4个参数需要率定，即土壤蓄水容量（主要用来控制水量平衡，取值范围一般为100-500mm）、地面径流系数、地下径流系数、融雪径流系数，后三个参数取值范围为0-1。经检验，该模型在黄河流域具有良好的地区适应性，本文选用该模型作为黄河中游水文对气候变化响应的分析工具。根据黄河中游产流特点，选用Nash-Sutcliffe模型效率系数R2和模拟总量相对误差Re为目标函数，对于模型参数的率定，主要采用季节模拟的方法。

图1 月水量平衡模型框图

二、黄河中游水文变化趋势

作为黄河中游控制性水文站，花园口站多年平均实测径流量为390.1亿m3，从该站年径流量及其5年滑动平均过程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年径流量有着较大的变化幅度，而且多在多年均值以上，之后变化幅度逐渐减小，进入九十年代，实测径流量呈现出持续性递减的趋势，年径流量过程总体呈现递减趋势。黄河中游多年平均实测径流量约为170.8亿m3，受到降水等因素的影响，中游南部水量相较于中北部来说比较充沛。

我们对黄河中游重点控制站各个年代实测径流量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表明，黄河中游水量主要来源于龙门-三门峡区间，而三门峡-花园口区间则是黄河中游的高产水区；龙门-三门峡区间径流量呈现递减趋势，且趋势明显，相对而言，三门峡-花园口区间递减趋势较弱。为了进一步分析黄河中游径流量变化规律，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和趋势分析中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对黄河中游的水文变化趋势及显著性进行分析检验，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黄河中游河口镇-龙门、龙门-三门峡、三门峡-花园口三个区间M-K值分别为5.13、5.22、2.15，检验统计量分别为-0.90、-2.16、-0.72，均达到了0.05信度的显著水平，其中以龙门-三门峡区间径流变化率最大。

三、黄河中游水文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

气候变化是导致黄河中游径流量减少主要因素之一，鉴于气候模型输出结果具有某些不确定性，我们采用假定气候情景方案研究径流对气候变化响应的趋势和敏感性。综合考虑我国未来气候变化可能趋势，假定降水量变化为±10%、±20%、±30%和不变，气温变化±1℃、±2℃、±3℃和不变，共有49种组合情景，根据径流敏感性定义，利用建立的水文模型对各种气候情境下的气候变化对径流的影响进行计算分析。

综合分析黄河中游三个区间的气温、降水与径流变化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随着降水量的增加，径流量也随之增大，而随着气温的升高，径流量随之减小；第二，径流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不如对降水变化的响应显著，当气温保持不变；第三，随着降水量的增加，气温对径流量的影响更为显著；第四，3个区域中，在径流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方面，以龙门-三门峡区间最为显著，三门峡-花园口区间最不敏感；第五，相较于径流对降水的敏感性，其对气温敏感性的区域差异更为显著。

四、结语

黄河中游水资源匮乏，且受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异的影响，水土流失严重，总体来看，未来水资源可能以偏少为主。本文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法和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对黄河中游的水文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并根据设定的情景，采用基于网格的黄河水量平衡模型评估不同区间河川径流量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得出结论：黄河中游径流量总体呈现递减趋势；气候变化是黄河中游径流量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降水的增加，气温对径流的影响更为明显。未来，我们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是气候变异引起的区域性、阶段性的极端极端干旱事件给予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高鹏.黄河中游水沙变化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响应[D].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育部水土保持与生态环境研究中心），2010.

第2篇

关键词气候谈判；路径趋势；德班平台；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9-0006-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9-002

近年来，随着国际权力分配逐渐趋向平衡、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国际体系处于深刻的变化和转型过程中，已经进行20年的国际气候谈判也进入了转折阶段。上世纪九十年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替代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抗，气候变化由单纯的科学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和发展问题，谈判进展缓慢。目前巴厘路线图谈判已经结束，发达国家希望通过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的竞争，淡化历史责任转嫁自身减排责任，继续维持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下一阶段的谈判将对我国的发展空间形成重大影响，我国必须从战略上高度重视。通过对过去20年谈判路径的回顾分析、审慎跟踪和研判国际气候制度发展走向，提出我国应有效介入到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体制的建设当中，提高我国的议程设置能力、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是我国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工作。

1国际气候谈判的路径和轨迹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20年来国际气候谈判形成了以《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为代表的成果，这个阶段见证了不同缔约方力量的消长、谈判集团的“碎片化”和国际减排机制的“退化”。2012年底达成的德班增强行动平台（以下简称德班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希望“拨乱反正”，使气候变化谈判回归到应有的轨迹上。

1.1议定书确立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强制减排机制，谈判集团逐步“碎片化”

议定书落实了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它规定附件I缔约方的二氧化碳（CO2）等6种温室气体的年均排放量在2008年到2012年承诺期内必须比1990 年降低至少5%。议定书还参考了各国的不同能力和国情差异，为附件I名单中的不同国家或区域一体化组织设置了有差别的减排承诺，以整体实现上述5%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议定书下不需承担此类强制性的减排目标，但附件I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以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别的合作减排。议定书标志着在公约框架下正式形成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首先制订总量控制目标，之后在附件I缔约方进行分解）、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次缔约方大会（COP4）上，一直以整体出现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出现分化：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自身排放量很小的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提出愿意自愿承担减排目标。这一分化对后续谈判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直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整体谈判实力。随着谈判的不断进展和关注角度、立场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小集团”越来越多，2012年达到14个之多；两个传统阵营之外更出现了“环境整体性”和“卡塔赫纳”两个“跨阵营”集团，谈判集团呈现“碎片化”趋势。

1.2《巴厘路线图》坚持已有减排机制但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有所增加

进入21世纪之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和排放开始快速上升，不满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极力转嫁责任开始呼吁新的减排安排。2007年底在巴厘会议（COP13）上通过的巴厘路线图是20年谈判的一个转折点。整体上，巴厘路线图延续了公约和议定书精神，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响应IPCC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要求全球立即行动起来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呼吁，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有区别的义务性质和履约方式定下了总体基调。但是，巴厘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MRV）的适当国家行动（NAMAs）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非附件I国家的履约义务开始增加。

1.3哥本哈根协议使现有减排机制面临挑战

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哥本哈根协议不仅首次在公约文件中认可了2℃度全球目标，更隐晦地提出了一个“统一的减排机制”，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自主提出减排/减缓目标，但对发达国家实施类似于议定书下的“三可”制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磋商和分析”。这种新的“自下而上的减排保证”（pledge）+“统一核查机制”（review）的全球减排机制逐渐显现，原有的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减排机制受到很大挑战并开始动摇。随后的《坎昆协议》将《哥本哈根协议》内容部分正式化，正式承认了2℃全球目标，2012-2020年间的减排安排框架基本尘埃落定。

1.4德班平台直指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安排

2011年公约大会通过德班平台，2012年多哈气候变化大会结束了历时五年的“巴厘路线图”谈判，从法律上确定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结束谈判，德班平台工作计划。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多哈实现了平稳过渡。从2013年起国际气候谈判将转入到以“德班平台”为主的“一轨谈判”，目标是到2015年底形成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protocol，法律约束力强）”、“其他法律文件（legal instrument，法律约束力未知但应该弱于前者）”或“经同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agreed outcome with legal force，法律约束力最弱）”，2020年生效实施[1]，气候变化谈判由此进入转折期。

2未来国际气候机制走向分析

为构建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将温升幅度控制在2℃之内，在过去20年谈判经验基础上，随着研究和谈判的进展，不同的设想纷纷出现。总体而言，这些构想可以大体划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以及两类之间的某种过渡形式。

2.1“自上而下”机制与“自下而上”机制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用来涵盖一系列不同的国际气候政策构想。从理论上讲，严格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包含很强的全球协调性、得到普遍认可和追求的总体目标、分阶段目标和时间进程表、共同遵守的规则机制（如市场机制）、严格的进度报告和核查机制以及遵约机制；“自下而上”机制则相反，没有或很少涉及到全球协调（或者所谓的协调仅局限在少数国家），各国自行安排相关行动，进展情况由国内核查制度来确定而不接受国际核查，也没有国际遵约机制约束[2-3]。总体而言，《京都议定书》是“自上而下”机制的代表（虽然它的覆盖面一直备受争议），而《哥本哈根》以及《坎昆协议》所确定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是一种近似的“自下而上”机制。

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一定时间段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总体减排目标和国别减排责任，并通过市场机制的介入降低减排成本。此外，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制定了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制度以及相应的遵约机制[4]。

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主张各国自主提出减缓目标和行动，接受略有不同的核查机制，无国际遵约机制。至于所达成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美国强调“对称性”（legal symmetry），即最不发达国家之外的国家都应该接受相同的约束力[5]。此外，美国一直努力将气候变化纳入公约外多边机制对话之中，并倡导建立了“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MEF）”、八国集团（G8）、20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等国际集团和组织也纷纷涉及气候变化议题，通过集团共同立场或国际组织决议对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机制形成影响[6]。通过这些公约外机制发挥影响和作用，也是“自下而上”机制的重要内容。

2.2主要缔约方关于“2015年协议”的总体立场动态

2013年4月德班平台第二次会议之前，各缔约方应主席要求就谈判内容提交提案。根据这些提案，主要缔约方对“2015年协议”的立场如下：

欧盟：以气候变化进程引领者自居的欧盟一直倡导建立覆盖所有缔约方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统一减排框架”[7]，并将其作为接受议定书二期的首要条件[8]。德班平台达成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下，以欧盟为主的部分发达国家接受了议定书二期，使议定书在法律上延续下去。2013年3月以来，欧盟开始就2020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广泛征求意见。在欧盟提案中[9]，欧盟重申2015年达成的协议成果应该是一个覆盖100%排放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同时，最不发达国家（LDCs）、小岛屿国家联盟、独立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AILAC）等众多集团与欧盟一样，支持制定新的议定书，甚至强调其在覆盖范围、减排强度、实施力度上均要超过《京都议定书》。此外，欧盟也认可各缔约方的减排承诺应该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确定，有所区别的“光谱式”（spectrum）多元化国家减排承诺是可以考虑的。

美国：一如既往，美国反对“自上而下”的减排安排，提倡“自下而上”的“光谱式”多元化国家减排许诺结构，同时，美国提出了“轴辐式协议（从中心向外辐射状，hubspokes）”概念[10]，即构建一个所有缔约方参与的、相对恒定的、包括关键设计要素的“轴协议”（hub agreement），围绕这一作为核心的“轴协议”，就细节问题达成一系列具体、可实施、不一定所有缔约方参与、便于修改的“辐决定”（spoke decisions），共同构成一揽子协议体系。“轴决定”强调国内的地区、企业、NGO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减排合作，并高度重视公约外多边机制的作用。“辐决定”游历于公约之外，既不要求所有缔约方参与，也不需要遵守公约原则，其参与行为体可以是国家之外的行为主体，实施内容也可以和现有的各种公约外机制紧密结合。

因此，未来减排机制的设计方面，欧美之间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欧盟以达到2℃温控目标为前提，提出自上而下分配减排任务，强调全经济范围和全体国家的参与，希望通过强有力的体制约束达到目标。而美国则提出减缓需要加强现实世界的力度（promote realworld ambition），2℃温控目标仅能作为参考而不具有强制力，减缓仍应建立在各国自愿性贡献上。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将成为下阶段谈判的主线之一。然而，这种分歧并不影响欧美在针对发展中国家时的“联合一致”，如强调全体缔约方、不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分法”等，矛头直指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排放大国。此外，澳大利亚提出了具有三层结构的新协定，中心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辅以各种有或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补充性条款和制度，并将国家时间表作为附录，该方案在某种意义上结合了欧美的主要观点，有可能弥补欧美之间的分歧，值得进一步关注。同时，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MDC）也在众多问题上保持了相对一致，正在成为气候谈判中一股重要力量。

2.3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决定公约下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发挥主导作用

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必须由全球行动来解决。已有科学认知告诉我们全球长期浓度目标越低，越要求更快的减排速度和更广泛的参与，而且越早行动相应的减排代价就越低[11]。尽管尚存不确定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总体上实现2℃温升目标很可能要求本世纪末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CO2当量上下，相应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到峰值并持续下降。“自下而上”的松散机制远远不能保证此目标的实现。议定书二期所覆盖的排放量占2010年附件I缔约方排放量的35%（全球总量的14%），锁定的减限排承诺相比1990年降低18%-19%，远远低于IPCC所提出附件I缔约方到2020年整体减排25%-40%的目标；即使考虑其它附件1缔约方和非附件I缔约方的自主减缓目标和行动，到2020年，距离实现2℃目标要求的差距仍有80-130亿t CO2当量[12]。这种趋势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扭转，全球升温将超过4℃[13]，人类可能面临不能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认真对待2℃共识，那么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机制才能为所有国家提供足够的互信并激励尽早开展实质性减排活动。

实际上“自上而下”机制（京都议定书）在过去20年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减排成效，引领了世界低碳发展潮流。首先，议定书激励、加速了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低碳产业和市场机制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新能源技术成为经济危机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就业的新领域。欧盟2009年通过了“Directive 20-20-20”，第一次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确定了强制国别目标； 议定书所确定的灵活机制为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国际法律依据，同样在议定书下承诺减限排目标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也都在排放权交易、碳税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尝试。第二，议定书促进了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截止2013年6月，在CDM执行理事会注册的CDM项目超过7 000个，签发的经核证的排放量（CERs）近13-6亿t CO2当量。欧盟成员国投资了超过50%的CDM项目，日本投资的项目个数超过10%。一些CDM项目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农村脱贫、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第三，大多数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国内整体排放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完成京都目标没有悬念。以欧盟为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渗入欧盟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之中，2011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比1990年下降17%，人均排放也在逐年下降。通过履行国际承诺，这些国家的低碳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其他发达国家缔约方通过参加灵活机制也基本能完成目标，而从来没有批准议定书的美国和退出议定书的加拿大，其2011年排放分别比1990年上升8.4%和17.4%。

2.4德班平台谈判下的其他关键问题

除关于德班谈判成果框架、原则和减缓这一系列焦点问题外，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的重大关切，是共区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也是目前谈判的关键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将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统一归为实施手段，以此形式与减缓、适应等问题并列，其旨在把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作为一般性实施手段，而弱化其作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支持承诺的实质。同时，发达国家强调私营部门在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义务转化成市场化行为，从而使发达国家免于承担其责任义务。在2013年4月的波恩会议上，几乎所有缔约方都不否认适应是“2015年协议”的重要内容，发展中国家认为适应行动应在现有适应机制基础上继续加强，继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失与危害问题在多哈会议突然升温以后，这一议题依然是波恩会议的重点之一，这一问题对推动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国家做出的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的长期资金承诺依然没有见到任何具体计划，相反，OECD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OECD国家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额呈现下降趋势[14]，绿色气候基金依然面临无米之炊。德班会议初步建立了以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为基础的技术机制，在多哈会议上技术机制谈判模糊触及知识产权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表示满意。波恩会议尚未就德班平台下的技术转让进行进一步谈判，但可以想象随着新技术机制在2013年全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更加复杂，发展中国家对该问题的谈判诉求仍将长期存在，发达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也很难妥协。

3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公约谈判进行的20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到世界第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更快速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2011年我国CO2排放占全球28.6%， 已经超过欧美之和[15]；1990-2011年我国的CO2排放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例超过60%，人均排放已接近部分发达国家。随着这种结构性力量的增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别是气候公约谈判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6]。

在公约谈判中，中美欧仍是决定未来谈判走向的三股重要力量，任何二者的联手都会对谈判格局带来极为重大的影响。对2015年协议的内容和形式，欧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欧盟虽然暂时同意从“自下而上”的“自主许诺+审评”模式入手，逐渐按照一定的标准提高各国减排力度，但其实际上追逐的仍是通过公约体制最终实现“自上而下”全球统一行动机制，这与美国的“去中心化”或“虚中心化”的松散机制立场仍有本质性不同。中国虽然还没有很明确地表示立场，但在避免国际气候变化机制对国家发展造成硬性约束这一点看，中美态度比较接近，这也成为奥巴马政府推崇气候领域“中美共治”的原因之一。

2013年4月在美国的倡议下中美签署《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认识到“气候变化危害和全球应对努力的不足”，中美两国应“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包括大规模的合作行动”，并承诺将在2013年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美国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始终居于首要位置，将气候变化纳入中美整体外交中是完全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由于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不仅在气候变化领域，在整个中国的外交战略上同样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世界低碳发展趋势看，欧盟倡导“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模式（议定书模式扩大化）也值得中国认真思考。

中国还没有将发展战略与气候变化大背景和全球经济技术发展大趋势密切联系起来。全社会对低碳发展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共识不够，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容和道路没有透彻了解和深入分析，“低碳”这个概念远远没有纳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地方打着“低碳”的旗号，走的仍是“高碳”的老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外促内应成为推动我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动力[17]。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美丽中国”，还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引导下逐步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与大国地位和形象相称的贡献。

4结论

从20年来国际气候谈判的路径和轨迹分析可以看出，气候变化谈判是一个复杂、多边和持续的政府间互动过程，既涉及到控制竞争更涉及到协调合作。国际社会力图通过合作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保证全球长期目标实现，但是各国对排放容量的竞争也在同步发展，竞争中合作贯穿气候谈判始终。整个过程见证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走势，不同阵营之间和内部的差异性和交互性增多，呈现出“碎片化”局面。发达国家极力逃避历史责任，发展中大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体量”和地位逐步发展变化，所承担的责任也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从总体上看，由于种种原因公约下气候变化谈判的进展缓慢表现不尽人意，使公众对公约机制产生一定怀疑[18]，“自下而上”的松散机制开始受到重视，弱化和偏离公约的趋势逐步显现，这对解决气候变化这样的复杂问题和全球长期目标的实现弊大于利。计划于2015年达成的关于2020年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新安排应该汲取前20年谈判的经验教训，坚持公约原则和框架，明确方向，形成公平有效的国际气候新机制。

从理论上看，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解决不外乎“技术解”和“契约解”两条道路[19]。前者只要求进行自然科学技术改变，人类价值或道德理念的方式改变可以是微不足道甚至无需提及的；后者则呼吁道德的限制作用以及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从20年公约谈判的进程来看，虽然议定书强调了“契约解”的重要性并具有强制法律效力，但不容否认国际社会的答案始终在“技术解”和“契约解”之间游弋，并偏向技术解。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市场驱动型社会，单纯倚仗技术进步和市场力量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进程。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公共问题，是属于全人类的问题，只有达成“契约解”，即形成一系列共同遵守并执行的法律制度，“技术解”才会真正发挥作用。中国应该站在战略高度，积极参与和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有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朝着更加合理、有效和有序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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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1国际气候谈判的路径和轨迹

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1994年3月21日正式生效，20年来国际气候谈判形成了以《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为代表的成果，这个阶段见证了不同缔约方力量的消长、谈判集团的“碎片化”和国际减排机制的“退化”。2012年底达成的德班增强行动平台（以下简称德班平台），在某种意义上希望“拨乱反正”，使气候变化谈判回归到应有的轨迹上。

1.1议定书确立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强制减排机制，谈判集团逐步“碎片化”

议定书落实了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它规定附件I缔约方的二氧化碳（CO2）等6种温室气体的年均排放量在2008年到2012年承诺期内必须比1990 年降低至少5%。议定书还参考了各国的不同能力和国情差异，为附件I名单中的不同国家或区域一体化组织设置了有差别的减排承诺，以整体实现上述5%的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在议定书下不需承担此类强制性的减排目标，但附件I国家可以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以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别的合作减排。议定书标志着在公约框架下正式形成了发达国家“自上而下”（首先制订总量控制目标，之后在附件I缔约方进行分解）、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温室气体减排机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四次缔约方大会（COP4）上，一直以整体出现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出现分化：环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影响，自身排放量很小的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提出愿意自愿承担减排目标。这一分化对后续谈判的影响越来越严重，直接削弱了发展中国家整体谈判实力。随着谈判的不断进展和关注角度、立场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小集团”越来越多，2012年达到14个之多；两个传统阵营之外更出现了“环境整体性”和“卡塔赫纳”两个“跨阵营”集团，谈判集团呈现“碎片化”趋势。

1.2《巴厘路线图》坚持已有减排机制但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有所增加

进入21世纪之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实力和排放开始快速上升，不满议定书的发达国家极力转嫁责任开始呼吁新的减排安排。2007年底在巴厘会议（COP13）上通过的巴厘路线图是20年谈判的一个转折点。整体上，巴厘路线图延续了公约和议定书精神，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既响应IPCC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要求全球立即行动起来大幅度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呼吁，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之间有区别的义务性质和履约方式定下了总体基调。但是，巴厘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MRV）的适当国家行动（NAMAs）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非附件I国家的履约义务开始增加。

1.3哥本哈根协议使现有减排机制面临挑战

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哥本哈根协议不仅首次在公约文件中认可了2℃度全球目标，更隐晦地提出了一个“统一的减排机制”，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自主提出减排/减缓目标，但对发达国家实施类似于议定书下的“三可”制度，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国际磋商和分析”。这种新的“自下而上的减排保证”（pledge）+“统一核查机制”（review）的全球减排机制逐渐显现，原有的发达国家“自上而下”、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的减排机制受到很大挑战并开始动摇。随后的《坎昆协议》将《哥本哈根协议》内容部分正式化，正式承认了2℃全球目标，2012-2020年间的减排安排框架基本尘埃落定。

1.4德班平台直指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新安排

2011年公约大会通过德班平台，2012年多哈气候变化大会结束了历时五年的“巴厘路线图”谈判，从法律上确定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结束谈判，德班平台工作计划。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多哈实现了平稳过渡。从2013年起国际气候谈判将转入到以“德班平台”为主的“一轨谈判”，目标是到2015年底形成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议定书（protocol，法律约束力强）”、“其他法律文件（legal instrument，法律约束力未知但应该弱于前者）”或“经同意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成果（agreed outcome with legal force，法律约束力最弱）”，2020年生效实施[1]，气候变化谈判由此进入转折期。

2未来国际气候机制走向分析

为构建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框架，将温升幅度控制在2℃之内，在过去20年谈判经验基础上，随着研究和谈判的进展，不同的设想纷纷出现。总体而言，这些构想可以大体划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类以及两类之间的某种过渡形式。

2.1“自上而下”机制与“自下而上”机制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用来涵盖一系列不同的国际气候政策构想。从理论上讲，严格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包含很强的全球协调性、得到普遍认可和追求的总体目标、分阶段目标和时间进程表、共同遵守的规 则机制（如市场机制）、严格的进度报告和核查机制以及遵约机制；“自下而上”机制则相反，没有或很少涉及到全球协调（或者所谓的协调仅局限在少数国家），各国自行安排相关行动，进展情况由国内核查制度来确定而不接受国际核查，也没有国际遵约机制约束[2-3]。总体而言，《京都议定书》是“自上而下”机制的代表（虽然它的覆盖面一直备受争议），而《哥本哈根》以及《坎昆协议》所确定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是一种近似的“自下而上”机制。

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规定了一定时间段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总体减排目标和国别减排责任，并通过市场机制的介入降低减排成本。此外，议定书为发达国家缔约方制定了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和核查制度以及相应的遵约机制[4]。

美国在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的“减排保证”+“审评”的机制主张各国自主提出减缓目标和行动，接受略有不同的核查机制，无国际遵约机制。至于所达成协议的法律约束力，美国强调“对称性”（legal symmetry），即最不发达国家之外的国家都应该接受相同的约束力[5]。此外，美国一直努力将气候变化纳入公约外多边机制对话之中，并倡导建立了“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MEF）”、八国集团（G8）、20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国际海事组织（IMO）、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等国际集团和组织也纷纷涉及气候变化议题，通过集团共同立场或国际组织决议对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机制形成影响[6]。通过这些公约外机制发挥影响和作用，也是“自下而上”机制的重要内容。

2.2主要缔约方关于“2015年协议”的总体立场动态

2013年4月德班平台第二次会议之前，各缔约方应主席要求就谈判内容提交提案。根据这些提案，主要缔约方对“2015年协议”的立场如下：

欧盟：以气候变化进程引领者自居的欧盟一直倡导建立覆盖所有缔约方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统一减排框架”[7]，并将其作为接受议定书二期的首要条件[8]。德班平台达成后，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压力下，以欧盟为主的部分发达国家接受了议定书二期，使议定书在法律上延续下去。2013年3月以来，欧盟开始就2020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广泛征求意见。在欧盟提案中[9]，欧盟重申2015年达成的协议成果应该是一个覆盖100%排放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同时，最不发达国家（LDCs）、小岛屿国家联盟、独立美洲和加勒比海国家联盟（AILAC）等众多集团与欧盟一样，支持制定新的议定书，甚至强调其在覆盖范围、减排强度、实施力度上均要超过《京都议定书》。此外，欧盟也认可各缔约方的减排承诺应该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确定，有所区别的“光谱式”（spectrum）多元化国家减排承诺是可以考虑的。

美国：一如既往，美国反对“自上而下”的减排安排，提倡“自下而上”的“光谱式”多元化国家减排许诺结构，同时，美国提出了“轴辐式协议（从中心向外辐射状，hubspokes）”概念[10]，即构建一个所有缔约方参与的、相对恒定的、包括关键设计要素的“轴协议”（hub agreement），围绕这一作为核心的“轴协议”，就细节问题达成一系列具体、可实施、不一定所有缔约方参与、便于修改的“辐决定”（spoke decisions），共同构成一揽子协议体系。“轴决定”强调国内的地区、企业、NGO等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减排合作，并高度重视公约外多边机制的作用。“辐决定”游历于公约之外，既不要求所有缔约方参与，也不需要遵守公约原则，其参与行为体可以是主权国家之外的行为主体，实施内容也可以和现有的各种公约外机制紧密结合。

因此，未来减排机制的设计方面，欧美之间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欧盟以达到2℃温控目标为前提，提出自上而下分配减排任务，强调全经济范围和全体国家的参与，希望通过强有力的体制约束达到目标。而美国则提出减缓需要加强现实世界的力度（promote realworld ambition），2℃温控目标仅能作为参考而不具有强制力，减缓仍应建立在各国自愿性贡献上。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将成为下阶段谈判的主线之一。然而，这种分歧并不影响欧美在针对发展中国家时的“联合一致”，如强调全体缔约方、不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分法”等，矛头直指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排放大国。此外，澳大利亚提出了具有三层结构的新协定，中心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承诺，辅以各种有或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补充性条款和制度，并将国家时间表作为附录，该方案在某种意义上结合了欧美的主要观点，有可能弥补欧美之间的分歧，值得进一步关注。同时，立场相近发展中国家（LMDC）也在众多问题上保持了相对一致，正在成为气候谈判中一股重要力量。

2.3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决定公约下的“自上而下”机制应发挥主导作用

气候变化是全球问题，必须由全球行动来解决。已有科学认知告诉我们全球长期浓度目标越低，越要求更快的减排速度和更广泛的参与，而且越早行动相应的减排代价就越低[11]。尽管尚存不确定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认为总体上实现2℃温升目标很可能要求本世纪末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CO2当量上下，相应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到峰值并持续下降。“自下而上”的松散机制远远不能保证此目标的实现。议定书二期所覆盖的排放量占2010年附件I缔约方排放量的35%（全球总量的14%），锁定的减限排承诺相比1990年降低18%-19%，远远低于IPCC所提出附件I缔约方到2020年整体减排25%-40%的目标；即使考虑其它附件1缔约方和非附件I缔约方的自主减缓目标和行动，到2020年，距离实现2℃目标要求的差距仍有80-130亿t CO2当量[12]。这种趋势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扭转，全球升温将超过4℃[13]，人类可能面临不能承受的灾难性后果。如果我们认真对待2℃共识，那么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机制才能为所有国家提供足够的互信并激励尽早开展实质性减排 活动。

实际上“自上而下”机制（京都议定书）在过去20年取得了不容忽视的减排成效，引领了世界低碳发展潮流。首先，议定书激励、加速了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低碳产业和市场机制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新能源技术成为经济危机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扩大就业的新领域。欧盟2009年通过了“Directive 20-20-20”，第一次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确定了强制国别目标； 议定书所确定的灵活机制为欧盟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国际法律依据，同样在议定书下承诺减限排目标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也都在排放权交易、碳税等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尝试。第二，议定书促进了减缓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截止2013年6月，在CDM执行理事会注册的CDM项目超过7 000个，签发的经核证的排放量（CERs）近13-6亿t CO2当量。欧盟成员国投资了超过50%的CDM项目，日本投资的项目个数超过10%。一些CDM项目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农村脱贫、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提高农民健康水平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第三，大多数承诺强制目标国家的国内整体排放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完成京都目标没有悬念。以欧盟为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渗入欧盟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之中，2011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已经比1990年下降17%，人均排放也在逐年下降。通过履行国际承诺，这些国家的低碳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其他发达国家缔约方通过参加灵活机制也基本能完成目标，而从来没有批准议定书的美国和退出议定书的加拿大，其2011年排放分别比1990年上升8.4%和17.4%。

2.4德班平台谈判下的其他关键问题

除关于德班谈判成果框架、原则和减缓这一系列焦点问题外，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的重大关切，是共区原则的具体体现之一，也是目前谈判的关键问题。很多发达国家将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统一归为实施手段，以此形式与减缓、适应等问题并列，其旨在把资金和技术转让问题作为一般性实施手段，而弱化其作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支持承诺的实质。同时，发达国家强调私营部门在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义务转化成市场化行为，从而使发达国家免于承担其责任义务。在2013年4月的波恩会议上，几乎所有缔约方都不否认适应是“2015年协议”的重要内容，发展中国家认为适应行动应在现有适应机制基础上继续加强，继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失与危害问题在多哈会议突然升温以后，这一议题依然是波恩会议的重点之一，这一问题对推动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和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发达国家做出的到2020年每年动员1000亿的长期资金承诺依然没有见到任何具体计划，相反，OECD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OECD国家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额呈现下降趋势[14]，绿色气候基金依然面临无米之炊。德班会议初步建立了以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为基础的技术机制，在多哈会议上技术机制谈判模糊触及知识产权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表示满意。波恩会议尚未就德班平台下的技术转让进行进一步谈判，但可以想象随着新技术机制在2013年全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将更加复杂，发展中国家对该问题的谈判诉求仍将长期存在，发达国家的立场和态度也很难妥协。

3中国的战略选择

在公约谈判进行的20年中，中国的经济总量增长到世界第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更快速上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2011年我国CO2排放占全球28.6%， 已经超过欧美之和[15]；1990-2011年我国的CO2排放增量占全球增量的比例超过60%，人均排放已接近部分发达国家。随着这种结构性力量的增强，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别是气候公约谈判中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6]。

在公约谈判中，中美欧仍是决定未来谈判走向的三股重要力量，任何二者的联手都会对谈判格局带来极为重大的影响。对2015年协议的内容和形式，欧美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欧盟虽然暂时同意从“自下而上”的“自主许诺+审评”模式入手，逐渐按照一定的标准提高各国减排力度，但其实际上追逐的仍是通过公约体制最终实现“自上而下”全球统一行动机制，这与美国的“去中心化”或“虚中心化”的松散机制立场仍有本质性不同。中国虽然还没有很明确地表示立场，但在避免国际气候变化机制对国家发展造成硬性约束这一点看，中美态度比较接近，这也成为奥巴马政府推崇气候领域“中美共治”的原因之一。

2013年4月在美国的倡议下中美签署《中美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认识到“气候变化危害和全球应对努力的不足”，中美两国应“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包括大规模的合作行动”，并承诺将在2013年建立气候变化工作组。美国在中国外交战略中始终居于首要位置，将气候变化纳入中美整体外交中是完全有必要和有意义的。但是由于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不仅在气候变化领域，在整个中国的外交战略上同样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另一方面，从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世界低碳发展趋势看，欧盟倡导“自上而下”的全球治理模式（议定书模式扩大化）也值得中国认真思考。

中国还没有将发展战略与气候变化大背景和全球经济技术发展大趋势密切联系起来。全社会对低碳发展的紧迫性认识不足，共识不够，对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容和道路没有透彻了解和深入分析，“低碳”这个概念远远没有纳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许多地方打着“低碳”的旗号，走的仍是“高碳”的老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外促内应成为推动我国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动力[17]。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美丽中国”，还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引导下逐步为全球环境保护做出与大国地位和形象相称的贡献。

4结论

第4篇

关键词：石笋 Heinrich事件 YD 驱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P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3（b）-0121-01

近年来，全球变暖问题及极端天气事件频发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气候的变化导致了地球表层的环境也随之发生变化，如海平面的变化，植被的更替，地形地貌的变化等。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一系列气候会议在全球各地就行。2012年11月27号到12月7号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在卡塔尔多哈举行。2013年4月29号联合国气候变化新协议在德国波恩开始实质性谈判，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问题上开展了工作。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对人类的生活环境及生产生活产生的影响很大。过去几十年来，许多科学家分别利用沉积岩、深海沉积物、冰川、冰芯、洞穴石笋等载体来研究全新世气候与环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了解过去的气候变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以及讨论其机制，对于我们认识气候的变化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更新世以来，气候突变事件时有发生，如HeinriCh事件、BA暖期、D-O旋回、YD事件、8.2 ka冷事件、中世纪暖期与小冰期以及20世纪变暖等等。洞穴沉积物由于对外部气候环境变化非常敏感，能有效地记录古气候变化，时间跨度较大，代用指标丰富等优势，成为近十几年来最有价值的气候历史载体，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国内外学者都利用洞穴沉（堆）积物及其所含化石恢复古气候变迁，例如利用石笋的同位素组成重建古环境、利用洞穴土壤中富含的孢子花粉来恢复古气候等。

1 石笋石笋古环境重建的原理

不同的地质载体采用不同的测年方法：对新冰芯采用数年层方法，对较老冰芯则采取冰流动模型方法计算年龄，但误差较大；对黄土和深海沉积物则通过古地磁测年；对珊瑚采用U系绝对年龄测试等。在石笋古气候重建中，主要是运用地球化学的知识。石笋是洞穴碳酸钙滴石类的一种典型形态，主要是含有饱和CaCO3的溶液渗入洞穴后，经洞顶裂隙渗水滴落在洞底或其他沉积物上形成极薄水膜，由于溶液中CO2分压远高于洞内大气CO2分压，溶液中的CO2逸出或水分蒸发导致CaCO3过饱和而析出沉淀：2HCO3-+Ca2+CaCO3+CO2+H2O。在这个过程中，气候、环境变化作为信号输入端，石笋气候、环境替代指标的变化作为信号输出端，滴水是整个信号传输过程的载体和动力。对石笋的气候、环境替代指标进行分析可以还原气候、环境的变化。即石笋在同位素平衡分馏状态下沉积，可以作为反映气候和环境变化的指标。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几年来，人们对于是笋的研究越来越多，利用了很多的代用指标，如温层，稳定同位素，微层等等，研究出了很多成果。但是利用石笋重建古气候主要是通过对其中所含的同位素进行分析即对碳氧同位素进行研究，其中碳同位素研究由于受区域因素的影响很大，其指代意义至今争议很大。然而你氧同位素研究最为最为成熟。

但现在关于氧同位素的指代意义也是有争议的，主要的争议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氧同位素指示意义是降水量效应，即季风强势是，降水量越大，氧同位素的值越偏负；季风减弱时，降水量越大，氧同位素的值越偏负。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证实了这种说法。另一种说法认为氧同位素的环境指代意义为水汽来源的反应，以亚洲季风区为例，亚洲季风区主要受印度洋水汽和西太平洋水汽的影响，一般认为氧同位素越偏负，指示的水汽来源很远子，在长距离的运移过程中发现多次的蒸发，下降，因此，重的氧同位素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下降，轻的氧同位素不断的聚集；氧同位素越偏正，指示的水汽来源很近，因此，重的氧同位素在这个过程中下降的并不多就到达了目的地。近十几年来，多数学者对对中国季风区研究，一般认为氧同位素指示意义是季风的强弱及降水量效应。

Winograd对魔鬼洞石笋研究认为，MIS5开始的时间与海洋和南极冰芯纪录不同，认为时间为147±3ka；依此，更新世气候的变化主要驱动机制与轨道因素无关（2001）。McDermott通过对Crag洞石笋，表明早全新世时段，气候的变化在北大西洋和GRIP冰芯记录具有区域一致性的特点。Fleitmann研究Q5石笋认为在全新世期间，季风区的降水量与格陵兰冰芯记录变化相似，认为该时间段内，季风的强弱与格陵兰冰盖的变化有关，冰盖变大时，反射率加大，气候变冷，季风随之减弱；冰盖变小时，气候变暖，季风随之增强；wang等研究巴西石笋认为自210 ka来，该区的湿润气候记录与其他气候记录一致，认为是热带复合带的南北移动影响，向南移动导致海洋大气系统快速重新组合有关（2004）。杨琰（2009）等通过对贵州衙门洞Y1石笋研究，重建了西南地区末次冰消期至全新世早期（16.2～7.3 ka BP）平均分辨率达9a的亚洲夏季风演化特征。Yuan研究董哥洞与葫芦洞石笋认为16万年以来亚洲季风变化一致，反映了气候系统间的关联（2004）。Wang等（2010）根据6根来自湖北山宝洞的石笋探讨全新世东亚季风的变化过程，指出全新世季风变化分为4个明显阶段，支持ITCZ的变化改变了地位地区季风强弱的变化。

本文着重sofula cave石笋记录与冰芯记录进行对比，分析2.5万年以来气候变化及驱动机制。

3 更新世以来石笋记录研究

Wang研究葫芦洞石笋认为δ18O 与GRIP冰芯中氧同位素记录的D-O事件有关。研究结果与覃嘉铭研究结果相同，认为氧同位素响应了降水量的变化，即冬/夏降水比率的变化。这为亚洲季风区降水强弱和格陵兰温度的变化之间见了联系。

汪永进等人探究南京汤山的石笋，建立了末次冰期中晚期（5.4～1.9 kaBP）中国东部古气候变化序列，发现了在该时段内，亚洲季风活动区域气候变化具有D-O旋回，记录与格陵兰冰芯相似，不同主要表现在，干冷的变化趋势上，中国季风区干冷的变化比它们明显，且相位差在1～2ka，认为可能主要与青藏高原季风强弱有关。

通过对比（图2）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石笋记录与冰芯记录有着很好的相关性和同步性，最典型的就是在10～11.5ka之间δ18O出现了明显的偏负情况，说明这一段时期气候急剧转冷，虽然九仙洞的石笋记录有所中断，但是从其变化趋势和他两根石笋的变化趋势有一定的相似性，再从GISP2的记录来看，在此期间冰心的δ18O也出现了急剧的偏负状况。初步分析，可能是此期间气候转冷，而对应的地质历史时期，在11～10kaBP之间发生了一次气候急剧转冷的事件，被称作新仙女木事件（YD），所以，石笋和冰芯记录也恰恰显示出了这一纪录。YD是末次冰期向全新世过渡的急剧升温过程中最后一次快速降温变冷事件，以北大西洋和格陵兰地区表现最为强烈。但是对于新仙女木的驱动机制之间有很多的说法，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Mercer认为由于北极冰盖坍塌的冰块汇聚到一起影响产生的，这个说法被许多学者的证明，其中Ruddiman利用深海岩心数据证明了该说法。杨怀仁研究发现，YD时期欧洲北美地区急剧降温与大陆冰盖在消融过程中却出现了短暂的扩张有关。Broecker认为是由于北极地区冰川融化，大量的淡水进入海洋，导致了北大西洋环流发生变化，即温盐环流发生了变化，循环的减慢甚至是停止导致该事件发生。目前对新仙女木事件比较流行的解释认为与北大西洋温盐环流变化有关。

图2显示，在15～17ka之间，三个石笋的记录再一次出现偏负的趋势，其中九仙洞的C996-1石笋，δ18O记录表现的最为强烈；sofular cave的δ18O记录也呈现出了一定的偏负状况，但没有九仙洞表现的明显，可能是由于该洞穴位于亚洲中部地区，受北大西洋环流的影响比较弱；Jerusalem West Cave 位于31。47’N，35。9’E，靠近地中海，其δ18O记录也偏负，分析可能是由于在冷期受西风带的控制再加上地中海的影响。从冰芯记录也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一时段，其后明显转冷，而对应的地质历史时期中，在距今16.8kaB.P.发生了H1事件。Heinrich事件以北大西洋发生大规模冰川漂移事件为标志，代表大规模冰山涌进的气候效应而产生的快速变冷事件.总共分为了六次，而本文所探讨的这一时段刚好处于H1时间的时间区间。在中国黄土和北美湖泊岩心等北半球的地质记录中均发现了该时期记录，说明该事件是北半球普遍发生的气候振荡事件。

对于Heinrich事件的控制因素的解释与YD事件产生的驱动机制相同，认为冰盖融化，淡水涌入海洋，海水温度和盐度均发生了大的改变，致使环流变化，致使北大西洋地区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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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

影响中国对外贸易的因素将出现重大调整

就影响外部环境出现重大调整的诸多因素分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关注。

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增速都将放慢。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明的预计，2010～2014年的年均增长率(4.2％)将比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4.7％)减少0.5个百分点左右。在国际贸易(包括服务贸易)方面，2010～2014年间预测的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5.6％)将明显低于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8.1％)约2.5个百分点。

所以，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的下降，将改变我国自新世纪以来外部需求不断扩张的状况，我国出口增长空间将有所缩小。

二是全球经济向再平衡方向调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美国采取了减少“双赤字”、提高储蓄率等政策，这些政策已开始取得了一定效果，2009年美国储蓄率开始由负转正，未来美国经济失衡的状况将进一步得到纠正，也会促使全球经济向平衡方向调整。

这种调整意味着，即使是世界经济摆脱金融危机影响恢复到正常的增长速度，但由于美国等原来经常账户赤字较大的经济体将大幅减少赤字，从而这些经济体的进口增速慢于经济增速。

因此，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调整，―方面使我国出口需求空间相对缩小，另一方面也会促使我国外贸长期顺差、内外经济失衡的状况进行主动或被动的调整。

三是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将出现新特征。由于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下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将出现上升的趋势。对我国而言，除受世界经济、贸易增速放缓而出现的普遍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外，还会因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受到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冲击。

过去几年，我国虽然遇到不少贸易保护主义威胁，但真正对我国实施的贸易制裁还是有限的。但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趋势加快，在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产品竞争力逐渐增强，对发达国家优势产业将形成越来越强的竞争，这种变化将对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造成实际损害，不但影响越来越多的工人就业，而且对发达国家核心利益造成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由于出口产品结构快速提升和竞争力加强，就和美国发生过严重的贸易战。因此，可以预计，在中短期内，发达国家和我国经济摩擦将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对我国出口的实际制裁也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在全球出口比重扩大，以及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仍会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与发展中国家传统出口产品之间的竞争也持续存在，预计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也会增加。

此外，以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安全和技术标准等为借口的形形新贸易壁垒也不断增加，这同样也将制约我国出口空间。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未来也会出现一些有利于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变化。例如，我国加入wTO时的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特保机制”)将于2013年底到期后终止，届时其他WTO成员方不能再运用此条款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另外，随着我国进口增加、贸易顺差减少以及对国际规则熟练运用能力的加强，我国对外贸易报复的能力也将增强，这也会迫使其他国家慎重考虑与我国的贸易冲突。

四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将减速。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依靠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自由化推动的，经过近20年的发展，除非有新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出现，否则经济全球化过程将趋于减速。

受此影响，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格局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一是从总体上看，国际产业转移趋势将放缓；二是发达国家在大规模向外转移制造业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工关系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对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转移；三是发展中国家内部有可能形成新的分工关系，这种由经济全球化放缓导致的国际分工关系变化，将对全球中间产品的贸易规模和流向产生影响，对我国加工贸易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除了外部环境出现重大调整外，内部环境也将出现重大调整。在此，有四个方面影响因素值得引起注意。

第一，我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我国将开始出现由劳动力大国向人力资本大国的转变。预计国内劳动力市场将开始出现“刘易斯拐点”，即原来长期存在的数量充足、工资较低、具有熟练技能、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供给将减少，我国、尤其是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将出现一个较快的上升期。近年来陆续出现的“民工荒”、企业最低工资不断上调等现象已经说明我国已逐渐进入“刘易斯拐点”，今后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快。另外，土地、资源等要素也将出现供给减少、价格上升的情况，对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出口扩张约束也越来越强。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国人才、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供给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以人才为例，预计未来掌握先进技术、具有先进管理经验的国际性人才也会越来越多地流入我国，将大大改变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面临的人才瓶颈。

总体看来，未来我国过去依靠低成本和大量要素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出口比较优势将逐渐削弱，而依靠高成本投入、技术密集型出口优势将开始形成，出口结构向高端升级速度将加快，这种变化也将促使我国由原来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出口增长方式，向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集约型出口增长方式转变。

第二，国内经济政策将逐步向扩大内需方向进行调整。下一阶段，我国经济政策将着重向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方向进行调整，以减少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

因此，对外向型经济有偏的鼓励政策将向无偏的中性政策转型，即逐渐减少对出口、外资的优惠鼓励政策，引导资源均衡地投向对内和对外经济部门，实现国内经济和对外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

实际上，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我国政策曾进行过类似的调整，但在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出口大幅下滑之后，为了稳定出口，部分政策又进行了回调。

预计未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消除之后，外贸政策还将按照上述方向进行调整，并且在环保、职工福利、安全标准等方面也会采取新的、更严格的措施。

第三，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新变化对贸易将产生很大影响。在我国经济出现“刘易斯”拐点之后，由于我国总供给曲线发生了变化，增加的超额货币供给不再会像过去那样，在带来产出(包括出口)增加的同时没有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转而会出现在产出增加的同时也会带来一定甚至较高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未来贸易账户将不会再出现长期、持续的顺差，

简单地说，贸易顺差增加要么会推动国内物价水平上升，要么会推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无论哪种情况，都会造成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最终导致顺差向恢复基本平衡的方向变化。

此外，由于近年来土地、能源、公用产品和服务、原材料等价格都开始不同程度的上涨，尤其是房地产价格更是出现了成倍的上涨，未来一段时间，这些价格将逐渐传导到生产成本上，使我国存在较大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因此，未来我国将可能由原来的国内低于全球平均通胀水平转为国内高于全球平均通胀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口产品价格将变得比较昂贵，进口产品价格将变得比较便宜，也会促使外贸向基本平衡方向发展。

第四，扩大进口因素不断增加。一是到2015年左右，我国人均GDP将由3000多美元增加到5000美元甚至更高，这是消费结构升级最快的阶段之一，我国对国内不能生产的高端消费品、或发达国家掌握品牌的奢侈品等进口增加；二是我国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制造业快速升级时期，对国外先进的高技术、装备等资本品需求在―定时期内仍会保持较快的增速；三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将使进口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将会使国内消费者增加对国外产品的采购；四是政策也会向有助于增加进口的方向调整，例如我国为减少过大的贸易顺差、缓解贸易摩擦，会采取一些主动增加进口的措施。

我国对外贸易中期变化的主要趋势

第一，对外贸易总体增速将趋缓。预计从2010年到“十二五”末期的2015年，我国外贸总量将继续保持增长，但增速逐渐回落。在这段时间，以美元计算的贸易额，将以平均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贸易年增速将略高于国内GDP增速，也将高于全球贸易增速4个百分点左右。

据此计算，2015年，我国外贸规模将达到约4万亿的规模，在此期间，我国将一直保持全球最大贸易体的地位。从时间分布看，由于金融危机后外贸将出珊恢复性增长，加之外贸增长的惯性，因此未来几年外贸增速将大致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第二，出口产品结构将加快升级。从中期看，我国出口产品向高端升级的能力将大大提高，有利于推动我国出口结构向高端的资本密集型、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很多对外贸易、尤其加工贸易是以代工方式组织生产的，由于我国不掌握设计、品牌、营销渠道等高增值环节，导致出口产品价格很低，未来我国出口产品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将大幅提高我国单位产品出口的价格和出口附加值。另―方面，由于国内成本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制造环节的出口将遇到较大挑战，其生产可能出现向中西部地区以致向海外要素成本更低地区转移的趋势，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占出口的比重将下降。

第三，加工贸易比重持续下降。加工贸易曾经在我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未来由于各项成本的增加和政策的调整，不利于加工贸易发展的因素将不断增加，加工贸易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外转移的趋势将继续加快，并最终导致加工贸易在全部贸易比重继续减少。我们预计，到2015年左右，加工贸易出口占我国全部出口的比重将下降到40％以下。

第四，顺差规模将明显缩小，贸易差额趋于平衡。下一阶段，受国际市场需求增速减缓、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出口增速将显著放慢；受国内工业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的影响，进口增速将有所提高。

总体看来，我国进口增速将高于出口增速，长期贸易顺差局面将得到较大改善，贸易顺差将减少，甚至存在个别年份出现逆差的可能性，预计到2015年左右，我国外贸顺差将大为减少甚至将趋于平衡。贸易顺差下降，将导致贸易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正转负，但也要看到，顺差下降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从而在―定程度上改善我国贸易的外部环境。

第五，我国与新兴市场和“金砖四国”的贸易将增加。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我国贸易多元化战略取得很大进展，但发达国家仍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占我国出口市场70％以上。

在中期内，一方面，从全球最终贸易产品需求看，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的经济增长率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前者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份额将会趋于上升，未来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地区结构也将发生变化，对发达国家出口比重将逐步下降，对新兴市场和俄、印、巴出口比重将上升。在进口方面，我国将加大从非洲、澳洲、拉美、俄罗斯等资源大国进口资源类产品。

另一方面，从基于国际分工体系的国际贸易中间产品流向看，亚洲区内有可能形成更为精细的生产体系，我国在亚洲生产体系的地位将发生变化。因此，下一阶段，我国可能由原来接受欧美日韩等跨国公司投资、在我国从事加工贸易生产、位于“雁行”模式中低端的分工体系，开始向对其他经济体投资、在其他国家从事加工贸易生产、位于“雁行”模式中高端的分工体系转变，相应的贸易流向也会由从发达国家进口上游产品、向发达国家出口最终产品的流向，向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中间产品的贸易流向转变，从而会使我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模出现较快上升。

第六，贸易条件将得到一定改善。未来我国进出口产品价格也将发生较大变化。―方面，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之后，由于这类产品需求收入弹性较大，加之我国逐渐进入技术、研发、品牌、渠道等具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以及我国影响国际价格的话语权增强，预计我国出口平均价格将会出现较大上升。

另一方面，我国对资源品进口虽然总量还会增加，但国内政策调整等因素将提高国内资源的使用效率，我国对资源品进口增速将可能趋缓，此外全球资源品价格在经过前一时期的大幅上涨之后，难以出现新一轮快速上涨。

第6篇

关键词 气候资源；变化特点；应对措施；宁夏石嘴山；惠农区

中图分类号 F326.1；P4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5-0263-02

农业生产依赖气候，又受制于气候。了解农业气候资源，特别是近年农业气候资源的变化趋势及气象灾害发生情况，对充分合理地利用农业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地实施气象防灾减灾措施、保障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2]。

1 主要气候资源及气象灾害

惠农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05°58′～106°59′，北纬38°21′～39°25′，位居中温带干旱荒漠区，属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全区年日照时数在2 884.3～3 146.0 h之间，特点是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无霜期长、昼夜温差大，适宜小麦、玉米、水稻、枸杞、蔬菜、油葵、薯类、瓜果等多种作物的正常生长。

1.1 农业气候的变化特点

农业气候资源主要包括光照资源、热量资源、水分资源等，多年来惠农区光照资源较为稳定，现主要分析热量资源和水分资源变化特点。

1.1.1 热量资源。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近10多年来，惠农区气温呈现上升趋势，有关资料显示，1986—1995年年平均气温为9 ℃；1996年以来年平均气温为9.5 ℃，温度较1986—1995年年平均气温增加0.5 ℃。呈现夏季炎热高温、冬季温暖、有效积温大幅度增加的气候特点。最热月7月平均气温为23.9 ℃，平均最高气温为25.7 ℃，极端最高气温达37.6 ℃。最冷月1月平均气温为-7.3 ℃，平均最低气温-10.9 ℃，极端最低气温-26.6 ℃。在80%以上的年份，全区≥0 ℃积温为3 954.7 ℃，持续天数260.1 d；≥5 ℃积温为3 774.6 ℃，持续天数220.6 d；≥10 ℃积温为3 460.6 ℃，持续天数181.5 d；≥15 ℃积温为2 873.9 ℃，持续天数137.0 d；≥20 ℃积温为1 702.7 ℃，持续天数73.3 d。热量条件可以满足一年两熟或三熟作物（如小麦后复种蔬菜、小麦套种玉米复种饲草等）生长积温需求。当然，热量的增加也使最热月气温攀高，干热风出现天数增加，对小麦生长不利。相反，这种高温气候对喜温喜光照作物蔬菜、玉米、枸杞、水稻、油葵等却十分有利。尤其是3月、4月、9月的气温升高，使无霜期延长，根据统计，按80%保证率惠农区近10多年来无霜期平均为202 d，比1986—1995年年平均增加24 d，对作物生长发育非常有利：一是春季蔬菜播种期提前，秋茬蔬菜生长期延长；二是增加玉米、蔬菜、枸杞、水稻、油葵等作物晚熟品种种植面积；三是有利于作物同化作用的增强和积累养分，有效提高作物品质。充足的光热资源为调整种植业结构，扩大种植喜温作物提供了优越的光热条件。

1.1.2 水分资源。水分是作物生命的基本因子，在光热资源满足的情况下，水分条件往往成为农业丰欠的决定因素。灌溉水和自然降水是农田水分的主要来源，降水量是衡量农业气候资源中水分资源的重要方面。惠农区久享引黄灌溉之便，灌溉用水基本上能够满足作物生长需要，区境内自然降水较少，种植业生产对其依赖性较小。惠农区年降水集中，雨雪稀少，气象资料显示，1986—1995年年降水量在95.2～269.9 mm；1996年以来降水量在75.7～209.4 mm，近10多年惠农区年平均降雨量比1986—1995年年降水量减少41 mm。降水主要集中在6—9月，占年降水量的70%～83%；冬季11月至翌年2月雨雪稀少，仅占全年降水量的3%～9%，春季3—5月占7%～15%。全年中又以7—8月降水最高，占年降水量的51%～60%。年降水量的多少，主要受夏季大降水过程所支配，一般而言，夏季出现几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则年降水量就较高，反之，就较少。惠农区自然降水年、月、日变化也比较大，多雨年份与少雨年份最大相差10倍，多雨月和少雨月最大相差12倍，一日最大降水量为70.5 mm。降雨量的分布不均，常引起全区洪涝和干旱灾害的发生，会给农业生产造成损失，但自然降水在调节气候、滋养牧草和林木方面却是一笔宝贵的资源。

1.2 主要气象灾害

惠农区有明显的主要气候资源优势，但由于气候带的过渡性和资源的变异性，也使得该区气象灾害频繁，常常对农业生产带来不利影响。对惠农区农业生产危害较大的主要有霜冻、暴雨、低温连阴雨和干热风等。

1.2.1 霜冻。惠农区轻霜冻初日平均日期是10月中旬，终日是4月中旬；重霜冻初日平均日期是10月下旬，终日是4月中旬至5月上旬。从气象资料记录来看，自1980年以来全区受初霜冻危害较大的年份有1980年、1981年、1984年、1989年、1991年、2009年和2011年，平均4.5年一遇；受终霜冻危害较大的年份有1981年、1989年、1993年、1997年、1999年、2004年、2006年和2010年，平均4年一遇。从气象资料看，近10年来霜冻天气在惠农区出现频繁，尤其2004年至今，8年内出现5次。霜冻对农业生产影响很大，有的年份可造成严重的减产甚至绝产。2004年的5月3日，惠农区出现重霜冻，部分未灌头水的小麦和玉米、马铃薯、油葵、蔬菜幼苗受害。其中以蔬菜受害最为严重，番茄、移栽甜椒尤为明显，有的田块不得不拆种或重栽。2009年9月21日凌晨，惠农区最低温度降至1.8 ℃（小于0 ℃为重霜冻，小于2 ℃为轻霜冻），达到轻霜冻指标，此次轻霜冻为1986年以来惠农区发生最早的一次，霜冻致使晚熟番茄植株死亡，未成熟青果（占21.75%）基本失去商品价值，14.01%成熟果实因受冻影响了商品价值。

1.2.2 暴雨。惠农区自然降雨少，但降雨较为集中。正是由于这种特殊降雨条件，区境内常出现暴雨（1 d降雨量在50～100 mm或1 h降雨量在16 mm以上）甚至大暴雨（1 d降雨量超过100 mm），对农业安全造成严重的灾害和损失。从气象资料记录来看，自2004年以来8年间，惠农区农作物受暴雨危害最大的年份有2005年、2006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8年中有6年受灾。2006年7月15—17日出现暴雨天气后，由于各排水沟系排水量有限，且受河水上涨顶托，排水不畅，造成滩、沟大面积积水，地下水位升高，农田地面积水深度达200 cm左右，400 hm2番茄因湿度较大引发的疫病普遍发生，经济损失极为严重。

1.2.3 低温连阴雨。低温连阴雨是惠农区的另一主要气象灾害，连阴雨经常与涝灾并行，有时也无涝灾，仅以连续阴雨寡照为主要特征。危害较大的低温连阴雨天气主要出现在冬春季、4月、5月。冬春季出现低温连阴雨雪天气，外界日照不足，气温较低，易造成温室作物发生病害，甚至遭受冷害，使作物叶片黄化，落花落果，同时由于地温较低，作物根系对养分和水分的吸收能力下降，植株生长缓慢，甚至停止生长。再者如果冬、春季普降大雪，2月、3月气温回升快，则会直接影响春小麦的适期播种。4月低温连阴雨会造成已播小麦、菠菜、韭葱等地块板结，影响作物出苗和幼苗生长，玉米、油葵、番茄等作物不能正常播种，部分低洼积水田块有可能推迟种植。5月正值惠农区番茄、甜椒大面积移栽和缓苗阶段，低温连阴雨造成田间积水，湿度过大，地温降低，使番茄、甜椒根系生长缓慢，不利于缓苗，严重的发生沤根，诱发疫病，土壤中过量农药（番茄种植前应用除草药剂进行土壤封闭）快速挥发刺激接触土壤的番茄茎基部组织发育出现异常，形成茎基部畸形，产生药害。在此期间菠菜易发生霜霉病，部分低洼盐碱地返盐现象加重，种植的油葵、玉米因田间积水严重易发生死苗现象。同时，连阴雨天气使农事作业无法正常进行，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进度。

1.2.4 干热风。干热风天气是惠农区春小麦后期经常遇到的主要农业气象灾害。干热风危害小麦主要是由于高温低湿的影响，植物蒸腾强度比正常条件下大1～2倍，叶片含水量下降，耗水量增多，根系吸水供不应求，植株体内的水分平衡失调，使细胞原生质受到损伤，电解质外渗量增加，叶绿素合成受阻，破坏了植株光合作用的正常进行，影响干物质的制造和输送，致使小麦千粒重下降，产量降低。惠农区的干热风通常发生在6月下旬至7月上中旬，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频繁。资料显示，1985年以前当地小麦热干风或青干仅为2年一遇，而1986—1995年达到热干或青干指标的天数平均每年为2～5 d，1995—2005年热干或青干指标的天数平均每年为5.25 d，2005年青干和热干天数达到了15 d。1985—1995年，惠农区主栽品种永良4号小麦千粒重平均为42.9 g，1996年至今小麦千粒重平均为39.7 g，小麦千粒重平均下降了3.2 g，由此造成小麦减产750 kg/hm2以上。

2 应对措施

气候变化是客观的，期望在短期内向主观方向改变是困难的，因而应以主动调整种植业结构来积极应对[3]。

2.1 发展多种形式种植，避免单一化

扩大生育期长、光能利用率高、增产幅度和增产潜力较大的作物种植面积，如玉米、枸杞、饲草、水稻和脱水蔬菜中的甜椒、番茄、芹菜、韭葱、甘蓝等，压缩生育期短的部分单种小麦及粮套粮种植面积，推行粮套菜、菜套菜模式，充分利用光能和热量气候资源，发展多种形式的间、混、套多熟种植，避免单一的熟制、单一的种植业结构、单一的作物品种带来的风险性，更好地适应气候过渡带的气候资源特征。

2.2 合理作物布局，增强农作物避灾保收能力

在作物布局上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实行粮经轮作、水旱轮作，实现区域化布局、标准化建设、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沿河一带地下水位高，水资源丰富，在干渠以西黄河金岸两侧，对低洼盐渍化程度较重、易涝不保收的耕地，以种植水稻、饲草作物为主，对地势较高的耕地，以种植蔬菜、玉米、油葵等作物为主；沿109国道两侧干渠以西、三排以东，耕地土壤肥沃、排灌条件相对较好，以种植玉米、蔬菜为主，增加饲草种植比重，盐渍化较重的部分田块种植油葵；沿山一带地势较高，地下水位低，盐渍化程度轻，大多属于砂壤土，应以种植玉米、枸杞为主，考虑发展酿酒葡萄生产，扩大保护地瓜果种植面积，合理利用贺兰山东麓地带较好的温、光、水资源发展名优瓜果生产，抓好生产基地建设，部分肥力瘠薄的耕地种植油葵。总的来说，除了考虑市场因素外，在各类作物布局上，均要考虑以利用光热资源、避灾减灾为要素，因地制宜，实行规模开发，批量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提倡蔬菜种植特别是扩大番茄面积需慎重。惠农区的耕地地势较低，地下水位相对较高，排水极为困难，生产季节如遇连雨天或大到暴雨，田间积水较为严重。惠农区的雨季正逢番茄采收期，此时期如遇集中降雨，大部分番茄田间势必大量积水，下部果实浸泡在水中，将使番茄出现大量死秧和烂果。从近几年气象条件看，除2010年冬春突降中到大雪外，2009年以来，连续3年在7月、8月或9月都有不同程度的集中降雨，番茄产量损失惨重。在此建议对蔬菜尤其是番茄的种植应安排在地势较高且排灌方便的田块，减轻雨灾带来的损失。

2.3 大力兴修水利，增强防灾减灾意识

把大力兴修水利作为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基础性配套工程来抓，做到旱能灌、涝能排，确保农业高产稳产。旱年的气候优势是光热资源丰富，这时应该适情补水，使光热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以达到明显增收的目的。而涝时则把多余的水分及时排走，有效缩短作物受害时间，降低危害。

2.4 利用气候预报结论，调整种植业结构

就作物安排来讲，生产中种什么，市场是主要的决定因素，但如考虑到能否丰收，那就是个气象问题了。如果能充分利用气候预报结论，涝年时能扩大耐涝作物面积，旱年时则多种耐旱作物，这种调整应该是合理的。目前，气象部门在短期气候预测方面已经有了一套相对较为成熟的方法，每年都要年、季气候预报，及时、准确地预报出可能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并迅速确定灾害发生的时间和区域，根据预报情况及时动员千家万户进行避灾、防灾和抗灾。如在霜冻来临前夕，采用覆盖、熏烟、灌水、设风障及喷雾等方法等办法预防；大力开展人工消雹和降雨，努力做好预防工作，尽量避免或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作物影响，确保农业均衡稳定增长[4]。

3 参考文献

[1] 李凤霞，苏占胜，黄蜂.宁夏扬黄新灌区气候资源在农业中的合理利用[J].中国农业气象，2000（3）：51-53.

[2] 冯海发，黎雨.中国农业结构调整研究与实践[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

第7篇

[关键词] NST；足月妊娠孕妇；脐带扭转；胎儿窘迫；母婴结局

[中图分类号] R71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6）01（a）-0122-04

胎儿宫内健康状况是产科医师最为关注的临床焦点之一，因胎儿监护不当导致胎死宫内并诱发医疗纠纷的案例并不少见[1]。随着多普勒技术在妇产科领域的应用，胎儿宫内安危监护手段得到较大的发展。妊娠晚期胎心监护无应激试验（non-stress test，NST）是在孕妇无宫缩、无额外刺激条件下于体外连续监测并记录胎心率动态变化，以评判胎儿宫用氧状况的一种检查手段[2]。其作为非侵入性胎儿宫内评估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级医院临床产科，其图形变化是早期发现胎儿宫内缺氧、胎儿宫内窘迫、评估分析胎盘功能的重要临床依据[3-4]，然而其存在一定量的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5-6]，因此合理分析、综合应用胎心监护至关重要。本研究对妊娠37周后NST无反应型产妇的妊娠结局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造成NST反复无反应型的因素，并总结分析相关因素对胎儿宫内健康状况的影响，以期为临床应对和处理该类胎心监护图形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9月～2015年8月因NST两次无反应入住深圳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待产的78例孕妇作为实验组，同时随机选取同期NST有反应的86例孕妇作为对照组。所有孕妇均满足下列条件：初产妇，孕周为37～41+6周，宫内孕，单活胎，头位，胎儿估计体重0.05），具有可比性。

1.2 胎心监护方法

入院时行NST，两组孕妇均采取侧卧位、坐位，应用电子胎心监护仪以3 cm/min速度走纸记录胎心变化，常规检查时间为20 min，如未出现满意加速则予振动刺激唤醒胎儿继续检查20 min，以最大程度减少假无反应型结果的出现，检查前48 h内均未应用任何药物。临产后宫口开3 cm时，行持续胎心监护。

1.3 NST判断标准

依据文献[7]对NST结果进行评判。NST有反应型：检查时间内出现加速>2次，且每次胎心加速在基线水平上≥15/min、持续时间≥15 s；NST无反应型：连续检查40 min仍未达到标准的胎心加速。胎心减速等异常图形的评判标准如下。变异减速：与宫缩无明显关系的胎心减速，恢复迅速；晚期减速：出现宫缩后胎心减速，减速幅度常>30/min，持续>2 min，恢复较慢；早期减速：与宫缩对称的胎心减速，减速幅度小。

1.4 观察指标

1.4.1 胎心 比较两组入院时NST与临产后持续胎心监护结果的变化趋势，观察两组孕妇临产后胎心异常图形的发生情况，包括早期减速、晚期减速、变异减速或其他异常图形。

1.4.2 母婴结局 观察两组孕妇阴道分娩、剖宫产、脐带扭转、脐带缠绕、羊水污染、新生儿窒息等指标的差异。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AS 9.3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用%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

2 结果

2.1 两组临产后胎心异常情况的比较

实验组临产后出现异常胎心图形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两组母儿结局的比较

实验组的阴道分娩率低于对照组，剖宫产率、脐带异常率（包括脐带扭转、脐带缠绕）、羊水污染率、新生儿窒息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NST试验中，胎心加速是良好胎心监护图形的重要表现，NST图形上反应的胎心率变化并不是单纯地反映胎心功能，而是多系统、器官共同作用的结果[8]。胎儿对心率的调控，受到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等自主神经的共同作用，当胎动或受到刺激时，胎儿交感神经兴奋并调节心率加快，表现为NST图形加速；副交感神经兴奋时可导致胎心率减低，两类神经正常交换作用时则呈现出胎心的变异与加速。胎儿宫内缺氧时，自主神经功能受抑，胎心率神经调控受抑制，此时胎心搏动仅受窦房结的节律调控，胎心图形表现出现加速、变异减少或缺乏，仅出现规律的窦性心率，为胎心无反应型[9]。当临床胎儿缺氧进一步加重时，可使神经、心脏功能严重受抑制，出现各类异常减速[10-11]。然而NST无反应型还受到胎儿睡眠期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尽力排除相关因素，并且选择NST连续监测40 min两次无反应型作为研究对象，最大程度地排除了假性无反应型。本研究中，实验组的阴道分娩率低于对照组，剖宫产率高于对照组（达到32.05%），且脐带缠绕、脐带扭转等脐带异常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30周时围生儿不良并发症显著上升[12]，脐带过度扭转可影响胎儿脐血流通畅性，使血流变慢，在严重扭转处甚至出现短时断流的严重危象，同时也可使脐静脉压力明显上升，胎儿胎盘血液交换减少，并出现NST无反应型胎心图形，当临产后子宫规律收缩，宫缩时子宫内血液明显减少，此时使原本已减少的胎盘胎儿血液交换进一步减少，胎儿处于严重缺血缺氧的危险环境可使神经、心脏功能严重受抑，致使胎心出现变异减少、晚期减速等典型的胎儿窘迫图形。王丽珍等[13]分析了7例脐带扭转患者，其中1例死亡，2例有明显的后遗症，分析病因时提出产前NST反复无反应型是脐带扭转的重要特点，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姚金艳等[14]对23例脐带扭转病例进行分析，其中13例胎儿发生死亡，进一步分析病因时发现，死亡病例中脐带存在血栓形成、管腔闭塞等病理变化。脐带过度扭转是造成新生儿窒息、胎死宫内或死产的重要因素，因此胎心反复无反应型孕妇临产后出现典型胎心减速，应考虑胎儿存在脐带过度扭转情况，应及时终止妊娠以避免新生儿窒息甚至死产等情况出现。

胎心监护的普及与应用，提升了产科质量，增加了围生儿安全，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剖宫产率[15]。本研究中，实验组有25例采用剖宫产终止妊娠，行剖宫产术指征中绝大多数为可疑胎儿窘迫，而对可疑胎儿窘迫的诊断依据，主要来源于对临产时监护中胎心减速图形的判断。本研究实验组出现规律宫缩后，有30例出现胎心异常图形，发生率最高的为变异减速。变异减速发生的主要机制与脐带受压有关，这与实验组脐带缠绕发生率最高相符合，而晚期减速、基线抬高等异常图形各4例，主要为脐带扭转所致，与脐带扭转的发生率也基本相符。实验组中出现新生儿轻度窒息6例，而无重度窒息出现，其原因估计是及时发现胎儿窘迫并及时行相关处理。

综上所述，足月妊娠NST反复无反应型孕妇临产后可出现以变异减速为主的各类异常图形，其剖宫产率以及脐带扭转、脐带缠绕、羊水粪染、新生儿窒息等发生率均高于NST有反应型孕妇，临床上应足够重视该类孕妇，及时发现宫内不良环境因素并处理，以改善母婴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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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高温与干旱：气候变化、水与经济》报告指出，人口增多、收入增加和城市扩张的综合影响将会导致对水的需求成倍增长，而水的供应则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

报告认为，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目前水资源丰沛的地区如中非和东亚都会面临缺水，而已经缺水的地区如中东和非洲萨赫勒地区缺水状况会进一步恶化。由于水对农业、人体健康和收入的影响，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到2050年可能会下滑6%。

报告还警告说，淡水资源减少和来自其他用途如能源和农业的竞争，到2050年可能会使城市可用水资源比2015年减少2/3。

报告补充说，缺乏水资源，可能会大大增加发生冲突的风险。干旱引起的粮价暴涨有可能激发潜在的冲突，迫使人口迁移。在经济增长受降雨量影响的地区，旱灾和水灾在国内引发了移民潮和暴力激增现象。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金墉表示，“缺水是对世界各地经济增长与稳定的一个重大威胁，而气候变化使问题更加严重。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管理好水资源，一些人口多的地区就有可能出现长期的经济负增长。但各国可以立即着手制定有助于今后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水资源的政策。”

更好的政策决策可以缓解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的负面影响，一些地区通过改善水资源管理有可能将增长率提高5%。

报告作者、世行资深经济学家理查德・达玛尼亚说：“希望还是有的，如果政府针对缺水问题提高用水效率，即便把25%的水用于价值更高的用途，损失也会显著减少，部分地区甚至有可能消失。改善水资源管理可以带来高额的经济红利。”

在世界上的极度干旱地区，需要采取影响力更大的政策来防止水资源的低效使用，需要实行更强有力的政策和改革措施来应对日益严重的气候压力。

报告列举出各种政策和投资，可有助引导各国构建具有水资源安全和气候韧性的经济，这包括改善水资源分配规划、采取提高用水效率的激励措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水的供应量和可用性。

关于前不久10位政府首脑任命的一个由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主持的高级别小组的消息，报告认为成立该小组的目的是动员采取有效行动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六，即“为所有人提供水和环境卫生并对其进行可持续管理”。

第9篇

一、气候变化对农业气候资源的影响

1、气候变化对光资源的影响

中国总辐射量在20世纪60―80年代呈减少趋势，90年代后有所回升，但总体呈下降势。1956―2002年间，全国平均年日照时数具有明显的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以后变化趋于和缓，减少趋势最明显的地区是华北和华东地区，黄土高原中东部下降也比较明显。辐射减少可能与火山喷发、城市和工矿业发展引起的空气污染物排放量有关，实际观测与数值模拟也表明气溶胶的增加导致直接辐射的降低，作物的光合有效辐射量随之减少，减少的趋势是渐缓的，冬小麦比水稻的减少趋势更明显。

2、气候变化对热量资源的影响

近50年，除四川东北部和南部地区的气温略有下降外，全国大部地区呈明显的上升趋势，气温升高最显著的地区是华北、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气候生长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趋势，平均增长速率为每年0.16天。近47年，全国无霜冻期以每10年3.4天的气候倾向率延长。东北、西北积温增加明显。未来各种排放情景下，以冬季的变暖最明显。区域分布为青藏高原增温最大，东北、西北、华北次大，其余地区则由东南向西北递增分布。CO2浓度增加越多对温度的影响就越大，温度升高幅度越明显。

3、气候变化对水分资源的影响

近50年，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变化?势不明显，但区域降水量变化波动较大，西部、华南降水呈增加趋势，华北、东北和西北东部降水呈减少趋势。华北每10年减少20～40mm，华南与西南地区每10年增加20～60mm。未来各种排放情景下降水变化分布基本一致，年降水增加显著区域为华北、西北及东北地区，长江中下游沿岸及其以南地区有小幅度增加。

温度升高，导致作物需水量发生变化。利用比较宏观和简化的内岛善兵卫公式发现温度升高对蒸发率的影响夏季大于冬季，北方大于南方。CO2倍增时，1月北方月蒸发率增加约 10%，南方增加4%；7月北方增加18%，南方增加约 10%。未来温度上升，在其他气象要素保持不变的情景下，华北地区不同作物的需水量对气候变暖的响应存在差异，其中冬小麦需水量增加最大，棉花次之，夏玉米最小，业已紧张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二、科学应对气候变化，保障我国粮食安全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规避极端气象和气候灾害风险，农业产业结构和种植制度调整将面临一个新的课题。气象观测年序列增长、气候变化或短期气候异常也迫使人们重新认识一个地区的农业气候资源，需要修改以往利用较少年数资料得到的气候资源的农业分析和区划结果；改变以往仅考虑热量和最低温时间来确定作物种植界线的做法，进而需要考虑气候变暖和变干的趋势给气候资源带来的影响。

1、优化我国农业种植制度

优化种植制度是适应气候变化最重要的且能立竿见影的技术手段。利用我国长时间序列的加密气象观测数据，分析我国以及我国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趋势，分析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可能影响，分析当前气候变化和未来气候变化对光、热、水资源重新分布和农业气象灾害分布格局的影响，充分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热量资源增加、复种指数增加等优势，规避高温热害、干热风、干旱等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因素，进而改进作物布局，科学的调整种植制度，趋利避害，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保证粮食生长的高产稳产。

2、调整作物种植结构（趋利避害）

合理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可以趋利避害，合理利用气候资源而规避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例如甘肃近些年玉米及马铃薯种植面积有所增加，小麦播种面积有所下降，调整了作物种植比例而提高了当地农民收入；而在洪灾多发的两湖平原，通过发展早熟早稻品种与迟熟晚稻组合搭配错开洪涝高峰期，部分实现了农业避洪减灾。可见合理调整作物种植结构可以减少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气候类型多样，应该开展适应当地气候变化的作物种植结构研究，调整种植结构，研究和探索适合当地气候条件的种植结构，促进农业增产增收。

3、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抗灾能力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开发高效灌溉和节水技术，扩大灌溉面积；强化综合防治气象灾害的工程设施建设，科学地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增强农业的生产能力和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第10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 水文水资源 适应性对策

中图分类号：P4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6-0280-01

引言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公众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气温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相关数据给出了全球气候变化的具体量化数值。1906-2005年全球地表温度平均上升0.74°C，温度上升的数值几乎是过去100年温度升高数值的2倍之多。相关数据表明，1961年到2003年海平面平均上涨1.8mm，但是近年来海平面的上升趋势明显加快，1991年到2003年平均每年的增高量高达3.1mm。同时，由于全球变暖而导致的水文地质灾害的出现率也显著增长。1991-2000年受到水文地质灾害的人员数量平均每年达到2亿之多，是战争伤亡人数的7倍，由水文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财产的损失程度也是以往几十年平均水平的数十倍。气候变化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全球性的显著特点。气候变化改变了全球的水循环，对水资源进行了重分配，造成了一些列的水资源问题，因此，必须将研究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视为治理全球环境的首要课题。

1 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现状

世界气象组织（WH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等国际组织率先于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了针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虽然气候变暖会影响生态和人类的健康已经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认可，但是，针对治理方面各国之间如何做到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涉及到了国际政治经济、能源环境等诸多问题，因而依旧存在很大的分歧。关于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研究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逐步引起国际水文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得到了国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逐步增多。国内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开展了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

2 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影响

2.1 对降水量的影响

通过20世纪全球陆地面上的降水观测资料可以发现，虽然全球陆地总降水量基本保持不变，但是各个区域内的降水量将不再保持原有的平衡。北半球中高纬度的陆地降水量显著增加，30°N-80°N降水量的平均增幅高达7-12%，而低纬度地带的降水量却明显减少，10°N-30°N的降水量减少了3%，南美沙漠地带和非洲北部的降水量减少幅度更大。分析我国近年来的降水量可以发现，我国近100年的年降水量呈现不太明显的年际和年代振荡趋势。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东北部、华北中南部、山东半岛、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等地区的降水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1950-2000年黄河、海河、辽河以及淮河流域平均年降水量减少量为50-120mm。而东北北部、西北地区、西南西部以及长江下游等地区降水均出现增长趋势。

2.2 对海平面高度的影响

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下，海水热膨胀，冰川不断消融，使得我国沿海海平面呈现整体上升趋势。1961-2003年全球每年平均海平面上升速度约为1.8mm/年，1993-2003年却高达3.1mm/年。上述数据表明，近年来海平面上升的趋势明显加快。由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海岸线内移、潮位升高等现象至极导致了沿海地区淡水的盐化和土地盐渍化。同时，海平面上涨使得海浪强度也呈现明显增强的趋势。

2.3 对冰川、径流和水质的影响

地球上有94.47%的水是咸水，而淡水资源还有68.7%是以极地冰川的形式存在的。气候变暖使得冰川急剧退缩，冰川径流发生变化，引起海平面上涨。自1550-1770年小冰期时代以来，退缩成为了冰川最主要的变化趋势。全球范围内冰川面积迅速消减，以阿尔卑斯1850-1975年冰川面积为例，其缩减比例高达35%，到2000年，缩减比例达到50%。

3 针对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适应性对策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下，研究水资源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也是极其有必要的。世界范围内对水资源的规划当中普遍忽略了对气候变化动态影响的考虑。为了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第一，节约利用水资源。目前我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已然存在用水严重浪费的现状。培养节水意识，不仅可以有效保护水资源的质和量，还可以减少废水、污水的排放量，对于建设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第二，以人水和谐为指导原则，积极防治水旱灾害。全球范围内水文循环过程的加快使得极端降水和干旱出现的频率显著变大，因此，我们应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原则，加强人与水的协调，完善洪旱治理和减灾的规划，加强对突发水灾的应急预案处理。第三，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相应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加强对水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建立可持续发展型的水资源管理机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都可以有效避免水资源的浪费。

4 结束语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我们应该积极采取相关措施，做到对水资源的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并且应该不断探索新的更有效的对策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金颖，韩正茂，王凤.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进展.《黑龙江科学》.2014年5期

第11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森林；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S718.5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气候变化的趋势为全球气温的升高，降水分配格局的变化，以及灾害性天气的增加，在20世纪，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约0.74℃，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预计将升高1.1～6.4℃ （IPCC，2007）。大兴安岭地区气温也有明显上升的趋势（唐国利等，2005），大兴安岭是我国地带性多年冻土的主要分布区，且位于欧亚大陆地带性多年冻土的南缘，多年冻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也十分敏感，已出现退化现象（金会军等，2006），这些变化必将对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生态系统带来影响。

森林生态系统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对于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气候变化与森林生态系统之间关系密切，气候变化将不可避免的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刘国华和傅伯杰，2001）。大兴安岭地区是我国典型的寒温带针叶林区，树种组成以兴安落叶松（Larix gmelini）和樟子松（pinus sylvestris var.mongolica）为主，阔叶树种有白桦（betula platyphlla）和山杨（populus davidiana），其山地地貌和植被共同影响大兴安岭的气候特征。

1 大兴安岭北部林区气候变化特征

大兴安岭地区气候变化特征与全球和我国的趋势一致，具有变暖的特征，气温增加幅度是我国最大的地区（唐国利等，2005）。近30a来，大兴安岭冬季增温更明显，降水总体变化不大，而多年冻土融深具有增加的趋势（吕淼等，2005）。对于大兴安岭北部漠河地区，近30a来气温增加了大约3℃，而年降水变化趋势不明显，但冬季降水具有增加的趋势（赵玉柱等，2012）。总之，大兴安岭北部气候趋于变暖，冬季降水有所增加。但由于大兴安岭为山区，气候具有垂直地带性特点，气候变化也具有山地气候的特征。

2 气候变化对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生态系统带来的影响

2.1 温度和降水对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

气温升高可直接影响森林的生理过程（Prenticeet等，1992），在冬季和早春温度升高下，一些植被物种会提早开花或放叶，这会改变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物种组成。当温度增加1℃，大兴安岭北部落叶松及针叶松林面积将缩小，当温度继续升高约3℃，阔叶林可完全代替落叶针叶林（钟秀丽和林而达，2000），有的研究也认为气候变暖会使北方森林带北移，大兴安岭会出现蒙古栎和椴树等阔叶树种（程肖侠和延晓冬，2007）。另外，温度增加也会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使土壤有机碳的矿化能力增加，从而对气候变化产生反馈效应（Pastor和 Post，1988）。由于降水的年季变化较大，降水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研究还相对有限，如果降水增加，则大兴安岭北部的森林中将出现红松树种（程肖侠和延晓冬，2007）。当平均气温增加4℃和降水量增10%时，大兴安岭的针叶林甚至可能会完全北移出我国，取而代之的是针阔混交林或中温性的草原（谭俊和李秀华，1995）。

2.2 多年冻土退化对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

在气候变化下，大兴安岭多年冻土退化显著（金会军等，2006），这也会对森林生态系统带来影响。在大兴安岭根河地区，多年冻土退化导致落叶松林倾倒，并且造成大面积的兴安落叶松死亡，倾倒林木蓄积量约为6 000 m3。而在漠河的育英林场，气候变暖下缓坡多年冻土湿地退化出现白桦入侵现象，白桦可作为入侵的先锋树种，随着白桦林的增长发育，兴安落叶松也会相继入侵，逐渐代替白桦。

2.3 气候变化对大兴安岭北部森林火灾的影响

林火是森林生态系统演替的一个重要环境因子，而大兴安岭地区森林火灾比较频繁。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带来的变化也会影响森林火灾的发生。大兴安岭北部是我国增温幅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可加快可燃物的失水，加强其燃烧性。另外，遭受过火灾及其它强烈干扰的森林对干早更加敏感，进而会导致林火有增加的趋势。

3 结语

大兴安岭北部已出现气候变暖和多年冻土退化的现象，这些变化会对森林生态系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其可以改变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组成，群落结构、影响森林演替方向及对森林的物质循环带来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的这些变化也会对气候变化产生反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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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1气候变化对农业资源的影响

1.1气候变化对热量资源的影响

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域温度呈现升高趋势，温度提升最明显的地区是华北、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在将来各种气体排放的影响下，以冬季变暖情况最为突出，这主要在于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多导致温度升高。1.2气候变化对光资源的影响

当前我国平均白天时间正在逐渐变短，减少幅度最显著的地域是华北和东北地区。辐射减少也许是因为火山喷发、城市建设和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等方面的因素影响，由于辐射的减少导致农作物的光合作用减弱，以至于农作物不能有效地利用光资源。

1.3气候变化对水分资源的影响

我国年平均降水量改变趋势不显著，但地区降水量波动很大，华北、东北和西北东部呈现出下降趋势。在将来各种气体排放的作用下，降水变化分布相对稳定，年降水增多明显地区是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由于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导致温度升高，进而造成农作物需水量增大，在其他气象因素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华北地区不同作物的需水量由于温度升高而变化的情况会有所不同，但越来越紧缺的水资源将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

2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发育的影响

温度是影响农作物生长速度的主要因素，温度的变化决定了生长期的长短。温度升高，其生长速度相对增加加快。据调查发现：平均温度增长1℃，水稻生长期平均减少7.6d。但温度增高对不同品种水稻的生长作用是不同的。温度升高对冬小麦影响最大的阶段是其生长前期，对后期的影响很小，导致春季生长期提前，拔节期影响最为显著，抽穗以后各生长期影响较少，冬季生长期和全部生长期显著减少。通过研究冬小麦的生长情况，在土壤不缺水的条件下，黄淮海地区秋冬季温度升高，播种期到开花期过程变短，开花期到成熟期过程有所增长，播种期到成熟期整个生长期的过程变短。总之，气候变化让农作物生长期变短，并且对生长前期的影响高于对生长后期的影响。

3气候变化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

气候变化对农作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量上，由于全球气候变化正负效应的不一性。当前主要解决办法是使用气候模型与作物模式相关联，对作物产量可能遭受的影响制定解决方案。在模拟未来气候环境条件下，温度增高，作物生长速度加快，生长期变短，不同品种水稻产量会受到不同的降低。温度升高造成小麦生长过快，生长期变短，春小麦产量降低程度也会高于冬小麦。由于不同地区未来降水量变化不同，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雨养冬小麦产量会有所增加，而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春小麦产量会有所降低。

4气候变化对品种布局的影响

在温度升高的影响下，人们可以通过改变种植环境、替换产量较高的中晚熟品种来解决产量问题，以确保产量的增加。在温度升高的影响下，在不考虑二氧化碳浓度增加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的基础上，东北地区玉米不同品种种植区域会呈向北移动的趋势，在受温度影响较大的区域可以考虑用中晚熟品种代替早熟品种，缩短玉米的生长期；干物质含量增多，能够提升东北区域春玉米产量。东北区域不同品种的玉米可种植区域呈向北扩张的趋势，小兴安岭能够播种极早熟玉米品种。所以，在温度升高的影响下，会利于喜温和晚熟品种的播种，进而能够增加作物产量。

5气候变化对作物生产潜力和气候资源利用率的影响

农作物生产潜力是判断农业气候资源状况的主要根据，其生产潜力的大小决定于光、水、温3种条件的状况和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据调查发现，温度升高对热量丰富地域作物产量的影响呈现为下降趋势，辽宁地区将来因温度升高超过了玉米生长的适宜气温，作物生产潜力呈降低趋势；但东北地区另外两省通过播种晚熟品种，使生产潜力呈上升趋势。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光、水、温3种资源的分配不均是导致生产潜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河北地区降水量逐渐下降，虽然光、温资源可以满足作物生长所需，但是冬小麦的产量在逐渐降低。将来气候变化明显限制春玉米的生产潜力，而降水量变化造成的影响会高于温度变化影响，降水量变化趋势对其影响作用会更加显著。当前全球很多地区农业气候资源利用率较低，我国光能利用率、热能利用率、水分利用率和综合利用率在全球仅处于中等水平。

6结语

第13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大海波水库；趋势检测；来水；用水；气候情景

中图分类号：TV1211；P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683（2012）05-0027-05

气候变化导致区域水资源产生变异，造成降雨、蒸发、气温等一系列气象要素的变化，进而影响整个区域水文循环。林而达[1]阐述了气候变化对农牧业、水资源以及其他领域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王宇[2]研究了云南气候变化的事实，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对气候变化引起的水资源问题做了大量研究工作[3-7]。气候变化不仅能导致降雨、径流发生变化，而且会加剧干旱发生的频率、范围和程度，从而影响水利工程的运行调度、设计标准和供水保证率等。本文利用研究区气象和水文资料，研究水库来水与用水的变化趋势，分析气候变化对水利工程存在的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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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篇

本文的主要数据源是年鉴资料(1992～2006)、公报资料(1991～2005)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1991～2005)。依据以上数据源，整合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8种影响，即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风雹、低温冻害、病虫害和火灾对农林牧渔业以及其他领域的直接影响。其中的小部分资料为量化非经济指标，参考了1991年以来《中国物价年鉴》的统计价格，先将直接从数据源中获得的量化非经济指标转化为与该时期价格相匹配的量化经济价值指标，然后将量化的经济指标与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取的经济指标按照以上的分类计算得到各种影响的经济损失，8种影响的直接经济损失总和即为气候变化的经济响应评估值。

2结果分析

2．1气候变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直接影响1991～2005年气候变化对农业经济的直接影响1992～2005年洪涝灾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在214亿～1159亿元之间，经济损失的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干旱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在102亿～603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风雹、低温冻害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24亿～90亿元、8亿～74亿元，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8亿～245亿元之间，1991～2000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4～2003年台风造成的农业直接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经济损失为3亿～58亿元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中国近百年的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近50年来气候变暖尤为明显。年均降水量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区域降水变化波动较大。主要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出现了明显变化。农业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最为敏感的领域之一。1991～2005年干旱、病虫害、风暴和低温冻害对农业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均呈现上升趋势，洪涝和台风的损失上升不明显。在未来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极端高温事件将增加，未来的干旱和洪涝灾害亦将增加。农业生产将更加不稳定，产量波动增大，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动，种植制度和作物品种将发生改变，农业生产条件将发生变化，农业成本和投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受气候变化影响，农业遭受的损失会更加严重。

2．2中国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响应1991～2005年洪涝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623亿～2551亿元之间，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干旱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02亿～603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现上升趋势1995～2005年台风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4亿～90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上升趋势不明显;1991～2005年风暴潮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亿～308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农作物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38亿～245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3年森林病虫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33亿～88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1996～2002年草地病虫害的直接经济损失在6亿～3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1～2005年风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亿～138亿元之间;1991～2005年低温冻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6亿～180亿元之间;1991～2003年森林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亿～17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上升趋势;1996～2002年草地火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0．06亿～1．25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1991～2005年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相当于当年GDP的1．08%～5．70%，比重呈下降趋势。GDP年际增长率呈下降趋势，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直接经济损失年际变化率呈上升趋势。在GDP增长过程中，因气候变化造成的直接损失显著抑制国民经济的增长，成为削弱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3结论和讨论

3．1结论以国家权威部门的统计资料为基础数据，分析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近15年来气候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加剧。1991～2005年期间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呈明显上升趋势;所占GDP的比重为5．70%～1．31%，呈下降趋势。在此期间，干旱、农作物病虫害、草地病虫害、风暴潮、森林火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呈现上升趋势;洪涝灾害和台风上升趋势不明显;森林病虫害和草地火灾呈下降趋势。2000年以来自然灾害的直接经济损失一直稳定在相当于GDP1．08%～2．05%的水平，气候变化对国民经济存在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3．2讨论

据《中国灾情报告》统计，我国每年仅气象、洪水、海洋、地质、地震、农作物病虫害、森林灾害等7大类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折算成1990年价格):50年代平均每年约480亿元，60年代平均每年约570亿元，70年代平均每年约590亿元，80年代平均每年约690亿元，90年代前5年平均每年约1190亿元，经济损失逐年增加。建国近50年来，各种自然灾害经济损失高达25000多亿元，平均每年造成的损失大约是平均GDP的3%～6%，财政收入的30%左右，是发达国家的数十倍。

我国GDP连续多年保持8%的高速增长，但各种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在逐年上升。1989～1996年，中国每年因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占GDP的比重在3%～6%之间，平均为3．9%。所不同的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不包括地震、赤潮、人为诱导的地质灾害和火灾等。1991～2005年由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932亿～3570亿元之间，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1．31%～5．70%，呈下降趋势。尤其在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之后，2003～2005年GDP保持13．96%、16．99%和33．55%高增长率的情况下，2000年以来经济损失一直维持在GDP1．08%～2．05%的水平上，直接经济损失对我国GDP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随着经济迅速增长而减弱。我国目前观测到的气候变化影响远不止上述8种，还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1．4～3．2mm•a－1，西北冰川面积减少了21%，冻土层减薄，最大可达4～5m，四川、青海和甘南草原产草量下降;20世纪80年代以来，春季物候期提前2～4d，海南和广西还发现珊瑚白化现象，六大江河实测径流量都呈下降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来，祁连山山地森林面积减少16．5%，林带上升400m，覆盖度减少10%，西南地区、三江平原和青海的湿地面积减少，功能衰退，气候变化对虫媒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洪涝灾害后，感染性腹泻，如霍乱、痢疾、伤寒、副伤寒等病例增加。这些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缓变性影响尚没有从经济的角度开展研究，若不采取应对和缓减措施，其中一些影响将给人类的生存环境造成致命的毁坏，功能的衰退或丧失造成的潜在价值损失可能也远超过直接经济损失。我国未来的气候变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与2000年相比较，2020年年平均气温将升高1．3～2．1℃，2050年将升高2．3～3．3℃;未来50年年平均降水量将呈增加趋势，预计到2020年，全国年平均降水量将增加2%～3%，到2050年可能增加5%～7%。未来100年，极端天气与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可能性增大;干旱区范围可能扩大、荒漠化可能加重;沿海海平面仍将继续上升，青藏高原和天山冰川将加速退缩，一些小型冰川将消失;草原承载力和载畜量的分布格局将发生变化;主要造林树种的分布发生变化;河流的径流量下降，平均年降水量偏少，以及海平面升高、冰川退缩、湖泊水位下降、湖泊面积萎缩、海水入侵、海岸侵蚀、冻土融化、河湖冰迟冻与早融、中高纬生长季延长、动植物分布范围向极区和高海拔区延伸、某些动植物数量减少、一些植物的开花期提前，冰川、珊瑚礁岛、红树林、热带雨林、极地和高山生态系统、草原湿地、残余天然草地和海岸带生态系统等仍面临适应能力有限的问题，容易受到严重的、甚至不可恢复的破坏危险，缓变性的经济影响随气候变化的加剧继续加重。未来加强研究其经济影响对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气候变化影响至关重要，但是评价难度也远大于直接突变性经济影响，需要各国给予足够的重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第15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生态保护工程；影响；应对措施

在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当中，气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在近几年来，全球的气候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这个问题在一定的程度上已经不仅仅是环境的问题了，同时也成为了政治以及经济的问题。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要尽可能的掌握气候变化的规律，对气象因子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重视，同时针对我国对生态保护的工作来制定合理有效的应对措施，有效的将气候变化给其带来的不良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从而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得到有效的提高。

一、气候变化的部分特征

研究气候变化的工作当中，我们对某地区进行了简单的调查，其中主要的表现特征为以下所述：

1.年降水量

我们调查的这个地区中，平均的降水量为396.3mm，其中过去的多年中最大的降水量为592.4mm，最少的降水量为198.9mm，其中最大的降水量为最少降水量的2.97倍。在这个地区，在其60年代的时候降水量比较多，平均每年为443.5mm，在70年代开始逐渐的减少，一直到80年代的时候，降水量已经达到了最少，平均降水量为349mm，从90代又开始逐渐的增加，几乎有达到了60年代的降水量，平均每年为425.6mm。虽然如此，但是在90年代后期的几年，平均降水量又出现了逐渐减少的趋势。

2.年平均气温

据调查，这个地区的年平均气温的变化如下所述，从50年代的后期开始，一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60到80年代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而到了90年代，开始呈现出迅速加快的趋势，在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其中每10年可以达到+0.72℃，高出了全国的平均值。

3.风沙天数

通常情况下，将沙城暴现象和扬沙的现象统一成为风沙现象。在调查当中，我们将这两种现象的天数相加就成为风沙天数。

据调查显示，这个地区每年平均的风沙天数为31.2天，大多数是出现在春天，之后是冬天，在秋天是最少的时候。当中沙尘暴的天数平均每年为6.5天，四分之三都在春天出现。

二、气候变化给生态保护工程带来的影响

在生态保护工程的工作当中，它的实行与气候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气候变化对生态保护工程的影响有利有弊。例如在一些地区进行防护建林的工程，出现了气候湿化的效应，气候湿化指的就是气温升高、降水增多的现象，那么在部分的地区当中，就会使当地的气候敏感度降低，但是同时，也会使部分地区的草原、森林发生火险的几率增大，所以在生态保护的工程当中要对气候变化给予一定的重视。

另外，在生态保护工程当中的草原生态恢复当中，气候的暖湿化效应也表现的非常明显。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我国西北的一些草原气候就处于暖湿化的状态，而在部分的北方草原的气候就是处于暖干化的状态中。在我国进行生态保护工程的过程当中，从2001年开始，部分的北方草原当中的生态环境恶劣情况出现了一定的回转，内蒙地区的草原之前产草量下降的状况也有效的得到了回转，现在草原的退化几乎处于小面积的退化状态，改变了之前大片退化的情况，虽然这样，当时在草原生态系统当中生物的多样性还仍没有得到恢复，所以说气候的变化给生态保护工程带来的是有利有弊的影响。

三、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

1.解决环境污染

在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当中，首先解决掉环境污染的问题是这项工作良好开展的基本要求。在具体的工作当中，最主要的是要减少二氧化硫、氧化氮等等相P的有害物质，最大程度的限制污染物的排放量。其次对各个城市的环保工作加大力度，制定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从而有效的控制其对环境的污染。最后要对生活以及工农业的污染进行有效的控制，构建新型的农村能源结构，禁止其以秸秆为主要燃料，采用风能等一系列的新能源，从而有效的控制气候的变化。

2.提倡循环经济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中，要提倡循环经济的发展，从而使我国资源以及能源的利用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提高，最大限度的使废物的排放量降低，改变传统的生产发展方式。

3.加强气候变化相关的各方面的研究

关注气候的变化，保护生态环境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进行深入的研究，建立适合我国生态保护工程的保护方案，加强对温室气体的减排方案的研究；加强生态保护工程与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入研究；加强气候变化对生态环境影响的深入研究等等，有效的控制气候的变化。

四、结语

对气候变化进行一定的重视，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了我们人类共同的责任。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之下，我国也成为了受到其影响最严重的一个国家。气候的变化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在这个过程当中，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合理的把握气候变化规律，对我国的生态环境进行全面的治理，从而有效的建设生态文明国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从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应该不断的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能力，保护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建造一个健康、安全、环保的生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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