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经济发展情况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全国经济发展情况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我受区政府委托，向区大常委会报告全区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今年以来，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区上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市委“迎难而上、止滑提速、加快发展”和区委“保持续、上水平、重民生、促和谐”的重大部署，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抓住国家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机遇，大力争取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以重点区域和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以现代服务业和工业园优势企业为重点，制定完善相关政策，确保产业转型升级和企业发展同步推进；深入实施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带头推进“两个加快”，保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局面，各项经济目标基本实现“双过半”。

（一）经济止滑企稳

着力抓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提档升级，国民经济运行态势平稳。1—6月，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1亿元，同比增长11.9%，超预期目标1.9个百分点。进一步加大财税征收力度，全面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全口径财政收入、税收收入继续位居五城区第一，经济发展质量效益不断提高。1—6月，全区实现全口径财政收入33.17亿元，同比增长8.9%，完成年度目标的52%；实现地方财政收入10.95亿元，同比增长3.4%，完成年度目标的53%；实现税收7.72亿元，同比增长1.7%，完成年度目标的51%，税收总量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达70.5%。

（二）城乡统筹步伐加快

按照统一建设、统一规划的思路，以产业发展优先为指导，对“198”范围内的行政区域进行了调整。优化簇桥、机投桥和金花桥片区“城中村”改造控规方案，累计签订拆迁协议212户，涉及房屋拆迁面积10万余平方米，目前已完成土地整理222亩。新居工程建设进展顺利，铁佛北二期和南片区b组团、江安河一期、南桥b区主体竣工，龙井一期和半边街a、b区开始产权初始登记，武顺路、华兴路等9条道路竣工投入使用。全面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对公行道、金雁路、晋吉南路等街区进行特色打造，种植树木1700余株，地被植物3400余平方米，疏通河道沟渠49处，拆除新增违法建筑4处，在市首次城乡环境综合测评中位居五城区第一。

（三）投资拉动作用明显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政府贴息、税收优惠、给予补贴等方式，拉动社会投资，促进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1—6月，全区58项政府投资项目实现投资19.52亿元，带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5亿元，同比增长23.7%，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176个区属重点建设项目实现投资60.08亿元。其中，58个年内拟竣工投产项目实现投资23.35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82%，桑莱特研发生产基地（一期）等6个项目已竣工；30个加快建设项目实现投资23.0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38%；56个促进开工项目实现投资11.34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9%，东方凯特瑞（二期）等16个项目已开工建设；32个前期准备项目实现投资2.33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39%。

（四）工业经济运行平稳

继续实施品牌战略，“卡美多”、“艾民儿”品牌分别荣获中国真皮鞋王（名鞋）称号；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获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支持，卡美多鞋业有限公司、彩虹集团分别获得国家和行业技术标准研制资助，西部智谷获得省重点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引导资金扶持，14个项目获市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资助。与金融机构签订银保合作协议，为博高科技公司等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努力缓解企业融资困难。截止6月底，270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预计实现增加值30亿元，同比增长12%，工业集中度达45%。全区工业企业实现税收4.93亿元，同比增长26.7%，占税收总额的17%，较20__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

（五）社会消费需求趋旺

全面落实各级消费刺激政策，不断提升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截止6月底，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6亿元，同比增长20.4%，超预期目标2.9个百分点。以信息软件、商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实现税收2.37亿元，同比增长27%，占三产业税收总额的11%，较20__年同期提高了2个百分点。

（六）招商引资扎实推进

增强承接产业转移主动性，突出上门招商和专题招商，先后组织开展了广州、东莞、深圳等小分队专题招商活动，日本安斯泰制药、美国德州仪器等2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我区。1—6月累计引进市外项目289个，实际到位资金44.59亿元，完成年度目标的61%；引进外资及增资项目12个，实际使用外资8273万美元；外贸出口47802万美元，同比增长29.5%，完成年度目标的51%。

（七）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加快 教育、养老等基础设施建设，半边街幼儿园、江安河小学、铁佛养老院主体竣工。实施“社保业务下沉”，区社保专网新增10个街道和27个社区（村）接入点，“15分钟服务圈”建设工程全面完成，截止6月底，参保人数达11.87万人，为27887人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554.83万元。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通过搭建创业平台、促进人才产销衔接、强化政策支持、完善服务保障等措施，多途径、多领域拓宽就业渠道，1—6月新增城镇就业人员5628人。积极鼓励大学生创业就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率先在街道、社区建立大学生就业服务站（点），与企业、高校合作共建大学生创业园，实训、创业、就业“三位一体”服务体系和“一区多园、一园多点”创业载体初步形成，目前已有397名大学生实现创业就业。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组织承办“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武侯区配套活动”；积极开展全民健身，在省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上夺得6个冠军；组织全民读书活动，与新津建立城乡教育互动联盟，向崇州捐赠图书13余万册、音像制品1.6万套（盘）。开展甲型h1n1防治，调查处置相关疫情32起，对180余人实施集中（居家）医学观察。人口与计划生育、双拥、统计、物价、保密、档案、老龄、妇女儿童等社会事业同步发展。

主任、各位副主任，上半年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来之不易，我本文来源：文秘站 们在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倍感珍惜。这是区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人大正确行使职能、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区人民辛勤付出的结果。但是，也应清醒地看到，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能回避的矛盾和问题：如投资结构仍需改善、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需增强、经济企稳向好的基础还须进一步夯实等，我们应高度重视并加以解决。

二、关于下半年经济发展形势的基本判断

下半年，全区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保持平稳发展的压力较大，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影响还未消除，二是房地产业全面复苏还有待时日，三是重大项目的引进还面临较大压力，四是土地市场不够活跃，对固定资产投资影响较大。虽然面临这些困难，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仍具备较好的发展基础，一是宏观经济形势企稳向好，二是区域比较优势仍然存在，三是人南科技商务、红牌楼商圈、198区域和工业园等重点区域具备加快推进的条件和基础，四是具有发展资源基础，下半年计划推出800—1000亩土地上市，将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总的来看，全区仍具备平稳发展的条件和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运行趋势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预计全区经济将总体上保持平稳运行的态势。

三、下半年主要工作措施

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多变，既给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又面临新的挑战。在下半年工作中，我们将努力巩固经济企稳向好的发展基础，充分挖掘积极因素，提高科学发展能力，着力在加大投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加快发展服务业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全方位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一）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增强发展后劲

坚持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发展重点及导向，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

一是加大投资规模。继续围绕城乡一体化规划，以城乡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为重点，加大政府性投资。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示范带动效应，采取多种形式提升社会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不断扩大投资规模，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二是加快项目建设。高度重视重点项目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加大推进实施力度，促进中小企业孵化基地、谢菲联二环路商业项目、利君（三期）等项目的开工建设；推动卡美迪鞋业研发生产基地（一期）、新希望大厦、西南成都物流中心等项目加快建设；确保it软件动漫创业产业园、锦江国际、核桃小区农迁房等项目竣工。

三是优化投资环境。下大力气抓好政策环境、服务环境、治安环境和市场环境建设，以环境建设促资金引进，引导资金投向科技含量高、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良性循环。

四是拓宽融资渠道。继续引导四川川大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彩虹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做好上市筹备工作。积极创造条件，为企业搭建融资平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畅通民间投资渠道。

五是加大项目储备力度。及时组织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带动作用的建设项目进行规划包装和方案设计，认真做好储备项目子库的建立和管理工作，为区域经济可 持续发展提供载体保障。

（二）解放思想，着力优化发展环境

加快体制机制创新，抓好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高行政效能，营造政府服务的比较优势。

一是进一步优化审批程序。充分发挥“试验区”建设先行先试的优势，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优化审批程序，进一步精简环节、缩短时限、提高效能。

二是进一步营造政策支撑环境。深化预算制度改革，规范非税收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健全公共财政职能，着力解决重点民生问题。继续落实各级政府出台的灾后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涵养税源。加强税收征管，深化增值税转型改革。

三是进一步加强土地要素保障。深入开展闲置土地清理，盘活土地存量，积极做好土地储备，加快实施土地上市计划。

四是进一步完善经济运行保障设施。进一步完善全区供电设施、加油（汽）站点布局规划，加快推进川藏路、沈家桥等4座变电站建设，增强能源保障能力，确保西部智谷、来福士地块、红星美凯龙二期等重点建设项目用电。

（三）加快调整，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充分利用当前城市化进程、工业化发展和居民消费升级加快的有利时机，增强城市功能，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一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发展生产性现代服务业，有序发展软件服务外包业，积极发展信息服务业，规范发展中介服务业，重点发展高端会务、咨询策划、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二是推进传统服务业提档升级。重点抓好“三大商圈”建设，优化整体布局。以武侯直销鞋城为载体，拓宽“成都造”女鞋销售渠道。发挥“武侯房产·人居典范”的品牌优势，加大商务、商贸等商业地产的开发比重。加快西南成都物流中心等项目建设，着力打造现代物流区。

三是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量。坚持“一区一主业”发展规划，以工业园区为中心，突出轻工企业总部业态。以骨干企业为重点，充分发挥利君实业、远大铝业、美丽点鞋业等企业在工业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带动作用，全力打造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企业群体。鼓励企业加大对重点工艺、重点环节核心技术的研发力度，积极与科研院校进行产学研联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转换。

（四）深入推进城乡统筹，加快新型城市化建设

一是加快农民新居建设。确保核桃小区农迁房、顺江村安置房、吉春苑、沙竹苑等项目竣工，加快武新花园、鞋都农迁房、西南物流农迁房、铁佛新居（南片区）、新苗新居（一期）建设，力争南桥新居（二期）、中汽物流农迁房、晋阳新居等开工建设，做好吉福新苑和江安河、铁佛、南桥、新苗、龙井村等新居配套设施建设的前期准备。

二是加快城市改造。统筹推进“198”区域、城中村改造和旧城改造，确保共和村改造工程竣工，加快机投桥、金花桥、簇桥区域城中村改造和“198”区域建设，力争实施龙江路十一街旧城改造拆迁和3508厂旧房改造。

三是加快道路网络建设。确保武侯大道及延线、聚龙路改造和七里大道改扩建、草金路40米段延伸线、货运大道a段（一期）、武侯大道下穿隧道建设竣工并投入使用，促进武青西四路及东西延线、武新花园片区路网开工建设，做好双凤片区、铁佛片区和七里片区路网建设的前期准备。

四是加快环境优化。严格执行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努力构建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继续深化垃圾集中清运处理模式，确保机投桥二道河截污堰、陆坝斗渠末端移动式污水处理站投入使用，进一步提高全区垃圾、污水处理能力。加快陆坝公交枢纽站前期准备，力争尽早开工建设，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

（五）注重民生改善，构建和谐武侯

一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继续实施义务教育阶段为农民子女免除“一费制”、低保家庭学生享受“两免一补”等政策。确保红专西路小学教学楼、江安河小学竣工投入使用，加快十二中改造工程，加快川大附小教学综合楼和武侯实验中学体育馆、食堂建设。

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增强适龄就业人员的就业能力。启动大学生创业园，促进大学生创业就业工作。深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完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突出抓好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医疗保障和社会援助。

三是发展文化体育等社会事业。继续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省首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全民健身质量。借助“非遗节”交流与展示平台，进一步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水平。深化全民读书活动，提升民众素质修养。继续抓好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全面推动消防、双拥、兵役、人防、物价、档案、外事、保密、统计和地方志编撰等工作顺利开展。

第2篇

关键词：东部沿海地带欠发达地区城市化

我国是世界上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最大的大国之一，不但存在着东西和南北间的大尺度地区差异，而且存在着省际之间中尺度和省内小尺度的地区差异。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东部沿海地带内部的地区差异也日益明显。东部沿海地带内部’过大的地区发展差距，不但有悖于共同富裕与社会公平的基本目标，而且不利于东部地区和全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确定东部沿海地带欠发达地区并探究其成因，对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东部沿海地带经济的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东部沿海地带欠发达地区的确定

(一)东部沿海地带的确定

我国东部沿海地带涉及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以及台湾、香港、澳门14个省、市、特别行政区；按经济类型，广西壮族自治区划人西部地区。但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选取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6省市作为研究区域。该区域涉及72个地级以上城市，陆域土地面积为66．86万Kmz，占全国陆域土地面积的6．96％。2003年该地带总人口为33506．79万，占全国总人口的25．93％。201)3年该地带CDP总量为59404．24亿元，是全国的50．6％；人均GDP为17729元，是全国的1．95倍。

(二)欠发达地区的确定

人均GDP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非常重要的指标。参考世界银行的通用分类标准，可将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分为高收入、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4种类型，分类标准如下：

――低收入类型是指人均GDP低于全国或区域平均水平75％的地区；

――下中等收入类型是指人均GDP为全国或区域平均水平75％-100％的地区；

――上中等收入类型是指人均GDP为全国或区域平均水平100％~150％的地区；

――高收入类型是指人均GDP高于全国或区域平均水平150％以上的地区。

为确定沿海地带欠发达地区，本文选用研究区域6个省市的人均GDP和全国2003年人均GDP两个尺度分别进行分类，并把低收入类型确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

以全国人均GDP(9073元)水平作为标准，从表l中可知，只有山东菏泽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占该地带地级以上城市总数的1．39％。显然，这没有反映出该地带经济发展差异的实际情况。原因就在于这个标准是全国标准，它不能真实反映东部沿海地带内部经济发展的情况，因此，为了更真实地反映该地带经济发展的差异情况，应采用沿海地带人均GDP标准。

以沿海地带人均GDP(17729元)水平作为标准，从表2可知，我国东部沿海地带共有15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占该地带地级以上城市总数的20．83％，即1/5多。这个结果基本符合该地带经济发展差异的实际情况。在这15个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山东省共有3个(枣庄、聊城、菏泽)，江苏省共有2个(宿迁、淮安)，福建省共有2个(宁德、莆田);浙江省共有1个(衢州)，广东省共有7个(揭阳、云浮、汕头、梅州、清远、河源、汕尾)。

(三)东部沿海地带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分布特征

分布相对集中，沿海经济欠发达地区可分为南北两片，基本处于我国京津塘、长三角和珠三角3大经济发达地区的隆起地带之间，并以山东省和广东省为主，这两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占到东部沿海地带全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66．67％。

从地貌单元来看，经济欠发达地区集中分布在丘陵山区和黄泛平原，生存条件和生存环境相对较差。大多处于省际交界地区。沿海经济欠发达地区多数位于省际交界处，远离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如枣庄、菏泽、聊城就处于山东、江苏、河南3省交界处；梅州、河源就处于广东、福建、江西3省的交界处。有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如枣庄。

二、成因分析

(一)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对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或地区而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条件是其经济发展的根本。良好的自然条件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有利；相反，恶劣的自然条件，将非常不利于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从分布特征上可知，这15个沿海经济欠发达地区要么集中分布在丘陵山区和黄泛平原，要么多数位于省际交界处，有的甚至还是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因此，它们的自然条件都比较差，并造成了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形成。

(二)社会经济条件方面的原因。自然条件虽然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但随着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经济条件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从社会经济条件来看，这15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三产比例不甚合理，具体如表3所示。

从表3可知，15个沿海经济欠发达地区中，有8个地区第一产业比重高于地区平均水平13．17％，占地区总数的53．33％。这8个地区中有7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78％，占地区总数的46．67％，占同类地区的87．5％。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虽成明显的“二三一”型，但和全国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仍然偏高，使得第二产业比重相对偏低，进而影响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三)人口文化素质方面的原因。人口文化素质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劳动者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有反作用。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对教育的投资就会相应提高，进而推动劳动者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提高。因此，人口文化素质方面的原因也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以山东省为例，2003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支出为6069．35元，其中教育消费支出为500．30元。而同期枣庄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4420元，为省人均的72．82％；菏泽是4571元，是省人均的75．31％。如果教育消费支出所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不变，则枣庄和菏泽城镇居民对教育投资的不足是非常明显的，由此而形成的经济落后也就不难理解了。

第3篇

关键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绩效评价；地区差异

中图分类号：F061.省略

一、科学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发展方式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增长与效益。因为没有发展也就无所谓转变，因此新的指标体系中应当包含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二是民生福利。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在于切实地改善民生状况［1］。三是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增长模式被证明是得不偿失的［2］。四是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过度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均衡的需求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上述四个方面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标，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

长期以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被量化和评价，是阻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构建科学的经济发展方式评价体系，是有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量化评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选取指标使其更科学地衡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体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标较多，如何选取绩效评价指标是衡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绩效的首要任务。沈露莹选取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的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内涵［3］。刘春宇和闫泽武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农业发展方式、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事业和民生、文化产业和对外开放等八个方面选取指标以构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4］。李志平和刘世奎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5］。以上研究所选取的指标尽管范围较广，但仍未涵盖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内涵的几个方面。二是如何选取科学的方法对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要有直接赋权法、专家评分法、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直接赋权法和专家评分法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测算结果的信度和效度难以把握。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的计算相对较为科学，有较强的客观性。

基于此，本文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标，构建科学发展理念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客观评价，指明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全国各地区所处的位置，并据此判断辽宁省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

二、经济发展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

为构建科学的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评价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我们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城市化率、居民消费水平、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人均教育投资、人均卫生机构人员数、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家庭人均收入、每GDP废水治理设施数、每GDP废气排放率、每GDP固体废物排放率、就业人员规模、资本形成总额、最终消费支出、电力消费量、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城镇登记失业率、投资消费贡献协调率、投资消费协调率等十九个评价指标构成我们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上述指标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指标数据均来自于各类公开出版的统计年鉴，数据均真实、可靠；二是上述十九个指标基本涵盖了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的内容；三是上述指标中许多指标具有相类似的经济含义，且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如地区生产总值与电力消费量、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等。基于上述特点，为了更好地架构起经济发展绩效评价体系以及对辽宁省经济发展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本文将采用因子分析法对上述指标体系进行分析。

由于上述指标中，某些指标年鉴没有直接给出或不具有正向性（越大越好），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前期处理。其中反映经济协调发展的投资消费贡献协调率与投资消费协调率分别反映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协调程度，以及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协调程度，两者越接近则越协调，即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相同则投资消费结构越协调。因此为将这两个指标变为正向指标，我们对其做一下处理为：

X

其中，I和C分别代表投资和消费，X为协调率指标，其在I和C越接近时越大，即投资消费结构越协调其越大，越失衡则越小。

由于城镇登记失业率、每GDP废气排放率和每GDP工业固体废物排放率三个指标为负向指标，即越低越好，因此我们对其取倒数Y*1/Y，从而变为正向指标，即越大越好。

此外，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和生产总值能耗两个指标的数据缺失，进行数据分析时，采用SPSS的相邻点的均值替换缺失值的方法对缺失值进行替换。所选用数据的来源为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三、指标体系的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就是利用降维的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具有在众多观测变量中寻求数据基本结构以及数据简化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基于主因子得分对样本进行客观绩效评价分析。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将原来的多个测量指标综合为少数几个能充分反映信息的公因子变量。在进行因子分析前，需要对指标数据进行信度检验，以验证被测特征的真实程度。借助SPSS16.0统计软件，首先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克伦巴赫信度系数法，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表明：数据经标准化处理后，克伦巴赫α值系数为0.807，大于0.7，说明可信度很好。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值为0.638，巴特利（Bartlett）球型检验显著性为0.000，符合因子分析要求（如表1所示）。

表1KMO和巴特利球型检验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因子。从表2可以看出，特征值大于1的主因子一共有四个，其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83.039%，其所代表的信息量已经能够比较充分地解释并提供原始数据所表达的信息。此外各观测变量的共同度也普遍较高，说明各观测变量基本均能被这四个主因子所解释。

表2主因子特征值及累计方差贡献率

正交旋转后主因子负荷矩阵如表3所示。

表3正交旋转后的主因子负荷矩阵

主因子民生福利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协调发展居民消费水平0.9520.199-0.0320.069城镇居民所占比例0.9490.103-0.086-0.049人均教育投资0.926-0.0410.2570.025农村家庭人均收入0.9120.295-0.0050.205人均卫生机构人员数0.906-0.1100.031-0.136城镇家庭人均收入0.8720.3280.0510.246人口平均预期寿命0.7440.392-0.283-0.066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705-0.1800.034-0.026城镇登记失业率0.5160.2890.2530.070地区生产总值0.2240.964-0.0440.042最终消费支出0.2280.955-0.0560.051电力消费量0.0580.9520.1260.047资本形成总额0.2120.950-0.0820.008就业规模-0.2380.873-0.1920.048每GDP固体废物排放率-0.021-0.0730.9690.034每GDP废气排放率-0.098-0.0960.9630.024每GDP废水治理设施数-0.353-0.011-0.5320.200投资消费协调率-0.019-0.091-0.0330.844投资消费贡献协调率0.1190.218-0.0170.825 注：所使用的旋转方法为方差最大法（Varimax）。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我们最终得到的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评价体系如表4所示。

表4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评价体系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评价

根据四个主因子的得分情况以及其方差贡献率，我们可以计算出各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绩效情况（因子总得分情况），如表5所示。

表5各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绩效评价

从表5可以看出，运用经济发展绩效评价体系，辽宁省总经济绩效在全国31个省份中排名第9，绩效得分为0.061，说明辽宁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整体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排在全国前十名之内。但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辽宁省与排在第8位的天津绩效得分0.168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而紧随其后的河南则与我们差距很小，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仍然需要大力推进。

在民生福利领域，辽宁省的绩效得分为0.275，全国排名第6，这充分说明辽宁省在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在经济效益领域，辽宁省取得的绩效得分为0.216，排名全国第8，与辽宁省在全国经济规模所处的水平基本相称。

在可持续发展领域，辽宁省面临的形势则较为严峻，其绩效得分为-0.247，仅在各省份中排名第17，处于全国中等偏下位置，这意味着辽宁省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没能将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控制在一个相对较好的范围内，辽宁省下一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着力实施节能环保的任务将十分艰巨。

在协调发展领域，辽宁省暴露出了更为严重的问题，从协调发展绩效得分情况看，辽宁省绩效得分仅为-0.749，为全国倒数第一。这充分反映了辽宁省近年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投资消费结构失衡问题，过分依赖于投资的增长模式，使得辽宁省经济结构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失调现象，这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和警觉。

从上述情况看，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短板在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较差，过度依赖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环境污染程度也较大；而在民生福利、经济效益领域则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因此，下一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心应当放在如何调整投资消费结构以及节能减排方面，切实改善辽宁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

五、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绩效的比较

为进一步认识辽宁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绩效在全国各省份中的位置，我们对全国各省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绩效进行了类型划分。以因子综合得分（即总经济绩效）为自变量，地区为因变量进行聚类，聚类方法采用组间连接法。为提高分类结果的准确性，分别按3、4、5类进行划分，结果表明按聚为4类的方法较为合理。最终得到各地区在四种类型中的属类情况，如表6所示。

表6 各类型主因子统计指标与代表省份

从表6可以看出，类型一的民生福利因子和可持续发展因子在四种类型中排名第一，其经济效益因子、协调发展因子排名第二，但与排名第一的差距较大，从总体上看，类型一的省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水平较高。标准差项反映同类型之间的差异，类型一中各省份在协调发展方面差异较小，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差异较大。类型二在各省份的优势在经济效益方面，但是该类型的可持续发展水平排名最后，标准差表明，该类型的各省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差异最小，表明山东和江苏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均较低。类型三的优势为协调发展因子，在各类型中排名第一，但标准差表明，该类型的各省份在协调发展方面差异最大。类型四中所包括的省份数目较多，多为中、西部地区，各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

从与全国和类型一、三的均值比较来看，与之前因子分析的结果相同，辽宁省的劣势在其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这也是今后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应着力改进的方面；在民生福利和经济效益方面，辽宁省具有比较优势，也是今后继续保持的方向。

六、研究结论

首先，本文基于全国三十一个地区的经验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构建了能够系统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既不同于以往单纯依靠经济总量的评价模式，也不同于基于缺乏客观数据支撑的主观判断方法，而是一个既全面又客观的全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体系。

其次，评价指标体系主要由四个分指标体系构成：一是反映民生福利发展状况的民生福利指标体系；二是反映经济发展规模和效益的经济效益指标体系；三是反映经济发展中节能环保绩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四是反映投资消费结构的协调发展指标体系。全新的评价指标体系表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兼顾上述四个方面，才能实现总经济发展绩效的提升。

再次，利用新的评价指标体系，本文对全国31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绩效进行了客观评价，结果表明辽宁省的综合经济发展绩效在全国排名第9，民生福利绩效排名第6，经济效益绩效排名第8，可持续发展绩效排名第17，协调发展绩效排名第31。这说明辽宁经济发展的优势在于民生发展以及经济效益，而亟待改善的在于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绩效。

最后，通过对31个地区经济绩效的聚类分析表明，辽宁省与天津、河北、福建、河南、并归为一类地区，总体处于第三个档次。与先进省份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而民生福利绩效和经济效益绩效则优于第二档次的省份，但低于第一档次的平均水平。

参考文献：

［1］ 课题组.危机应对、增长转型与科学发展［J］.财贸经济,2009,（12）:55-61.

［2］ 张泰.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若干思考［J］.经济研究参考,2008,（20）:2-6.

［3］ 沈露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0,（6）:74-84.

第4篇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2-0111-05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s regarding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2000 to 2009，the authors studie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both and found that the value of coordination in the west is the highest， the east lower， and the middle the lowest. However， the quality of coordination in the west is the lowest， the east higher， and the middle on average. The policies of high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areas should be designed accordingly.

Key words： higher education； regional economy； economic growth； combination of production， learning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在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出现了有岗无人、有人无岗的情况，突出表现为大学生的就业率不断下降〔1〕。因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拟就我国高等教育与东、中、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协调情况，根据2000～2009十年的统计数据进行研究。

一、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

1.指标体系的构建

文中数据源于2000～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国家公布数据。我们依据代表性、层次性、可比性、综合性等原则，构建了我国东、中、西部（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经济发展指标由人均GDP、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化率、消费率、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各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比重和人均地区财政收入等构成；高等教育指标由每万人本专科招生数、每万人本专科毕业生数、每万人硕士生在读数、每万人博士生在读数、平均每所大学在校学生数、每万人高校数、高校生师比、高等教育就业人口比重、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数、生均高等教育经费和国外主要机构收录论文数等构成〔2〕。

2.综合评价指标的确定

（1）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为了使2000～2009年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具有可比性，且尽可能全面反映各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笔者将10年数据通过SPSS 19.0进行分析，抽取累积贡献率达到90%以上的因子作为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见表1）。

表1中5个因子反映了93.825%的信息量，我们将5个主因子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作为综合因子得分权重，代入高等教育综合评价公式进行计算。

（2）确定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

采取同样方法将10年数据进行分析，抽取累积贡献率达到90%以上的因子作为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见表2）。

表2中5个因子反映了92.599%的信息量，我们也将5个主因子所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作为综合因子得分权重，代入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公式进行计算。

3.综合评价结果

表3为2000年与2009年各省和东中西部三地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综合测评值排序，反映的是各区域的经济与教育协调情况。但是，仅从等级差上观察协调情况，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比如，北京市高等教育评价值为0.8337，经济评价值为0.2616，若该市两项评价值与高等教育排名保持不变，但是经济排名下降（由于其他地区的经济评价值上升引起），则等级差将扩大，这是否说明北京市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就一定变坏了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取了灰色关联方法对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测评。

二、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测评

1.协调模型的选择

本文选取刘聚龙先生的灰色关联系统模型进行分析〔3〕，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分析不同系统行为序列之间的微观、宏观或几何拟合程度，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寻求不同系统之间的数值关系的一种方法，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4〕。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以时间为序列的动态特征，且已在大量的研究中得到证明。例如，李青合通过对华南三省（区）扩招10年来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日益明显〔5〕；中国矿业大学的樊华、陶学禹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协调模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发展经历了无序化到有序化慢速发展过程，1995年以后呈有序化快速发展的趋势〔6〕；朱迎春等采用协整理论，通过Granger进一步分析，得出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变量水平序列均为时间序列，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7〕。因此，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对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测评，能够从动态发展中把握协调性：灰色关联数值越高，说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越好；反之越差〔8〕。

2.协调性测评值

以时间为序，我们将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值作为灰色关联分析中的参考序列，将高等教育综合评价值作为比较序列，分别将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东中西部三地区的2000～2009年综合评价值带入模型，计算得到10年来各地区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灰色关系度，以反映二者之间的协调情况（见表4）。

三、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分析

1.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协调情况

从表4可以看出西部协调值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从区域内部来看，东部地区中海南省的协调情况最佳，达到了0.801785，但是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处于全国中下水平，因此，我们认为这样的协调是一种低质的协调。协调值最低的是浙江省，其值为0.558187，该省的经济发展十分靠前，但是教育水平与经济相差太大，协调性较差；与该省情况类似的还有福建与广东省，其经济发展超前于高等教育发展幅度较大。北京市虽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排名都很高，但从历年的发展来看，教育发展超过经济发展的适应水平，协调分析的值不高。

中部地区中河南省的协调情况最佳，协调值为0.723886，但是其教育与经济的发展水平都处于全国中等水平，也是一种水平较低的协调。协调值最低的是吉林省，其值为0.572961，该省的高等教育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从2000～2009年的发展趋势看，教育与经济的协调情况较差。

西部地区中，重庆市的协调情况最佳，协调值为0.764572，但其情况与中部的河南省类似，也是一种较低水平的协调。协调值最低的是青海省，其值为0.53707，由于经济政策对西部地区的扶持，青海省在2000～2009年期间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高等教育却长期处于全国垫底水平，其经济的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发展很不协调，协调测评值较低；与青海地区相反，陕西的高等教育长期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但是其经济的发展处在全国中等水平，二者也表现出不协调的发展状况。

2.东中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的质量分析

（1）划分标准。我们以协调度最高的海南省和协调度最低的青海省的数值为基础，将各省（市、自治区）放在三个区间，第一区间为0.713547～0.801785，属协调度良；第二区间为0.625309～0.713547，属协调度中；第三区间为0.537070～0.625309，属协调度差。同时，我们根据各省（市、自治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测评排名，将名次在1～10名之间的认定为协调质量高，名次在11～21之间的设为协调质量中，名次在22～31之间的视为协调质量低。由此，就有了协调度高低和协调性优劣两个维度的协调质量的分类（见表5）。

（2）各地区协调质量分析。表5中，从协调度高低来看，协调度为良（0.713547～0.801785）的地区其协调质量都在中低水平，东部有 颖焙秃D希胁坑泻幽虾桶不眨鞑坑兄厍臁⑽鞑睾透仕唷P鞫任校？.625309～0.713547）的地区，东部有北京、辽宁、上海和江苏，其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协调质量高；中部有湖南和江西，协调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西部的四川、贵州、云南、宁夏和新疆的协调质量低。协调度差（0.537070～0.625309）的地区，东部有天津、浙江和山东，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质量高，福建和广东协调质量中等；中部有吉林、黑龙江、湖北和山西，协调质量处于中等水平；西部有陕西、内蒙古、广西和青海，其协调质量低。

从协调性优劣来看，东部地区63.6%的省份的协调质量属于高质，中部地区87.5%的省份其协调质量属于中等质量，西部地区83.3%的省份的协调质量处于低水平。由此可见，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度属于中等水平，但其质量较高，中部地区的协调度中偏低且质量也为中等，西部地区的协调度中偏高但其质量很低。

四、结论与启示

1.结论

综上可见，我国的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情况有如下三个特点：

（1）协调程度不高。东部地区协调值为0.64680，中部地区为0.63690，西部地区为0.66202，最低的青海省仅为0.53707。

（2）协调质量差。即使是较为协调的地区，由于其高等教育和经济的发展水平较低，因而二者协调的质量并不高。所以我们看到，处于全国高等教育和经济中下水平的省份其协调值往往较高。比如，协调度最高的海南（0.801785），其协调质量属于差等。

（3）协调质量差的分类。协调度较差的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是经济发展超前于高等教育发展，集中表现在东部地区；第二是高等教育超前于经济的发展，集中体现在中西部地区；第三是由于政策因素的影响，为了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提升起来，政府采取了各种经济措施与扶持政策，使得一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大幅攀升，但是其教育却始终发展缓慢，因而协调度较差。

2.启示

第5篇

【关键词】 中部地区 经济发展质量 评价体系

在对经济发展的问题研究中，人们对经济发展关注的焦点集中在GDP统计量的变动――发展速度，却忽视了对经济发展具有实际意义的重要方面――发展质量。而对于什么是经济发展质量，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定义和评价指标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本文认为，经济发展质量是指一定时期内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发展的优劣程度，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有效性，即经济发展能够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程度；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即经济内部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状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即资源、环境承载经济长期发展的能力。基于此，本文从生产率质量、经济结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开发四个方面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来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全面评价（见表1）。

一、生产率质量比较

生产率是用来表示产出与投入比率的术语。我们认为生产率既有数量要求，也有质量要求，生产率数量是生产率质量的前提和基础，生产率质量是给定条件下有限资源的效率配置。生产如果仅仅是以总量增长为衡量的指标，忽略了资源限制性的因素，生产本身的意义则可能是破坏性的。为此，对生产率的考察既要从生产情况本身进行考量，又要对生产的环境影响程度进行测量。

从全员劳动生产率指标比较来看，2007年中部地区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00455元，不仅远低于东部和东北地区，而且也比西部地区少3192元；从投资产出效果系数指标比较来看，中部地区投资产出效果系数为1.88，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和东北地区，但却比东部地区差0.47；而从单位产出的废气和废水指标比较来看，大多数省份是农业省的中部地区，除好于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之外，两项指标值均普遍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这揭示出了中部地区工业经济活动生产率低下，投资效益不理想，工业生产污染重，排放高，环境破坏大（见表2）。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软件篇)2007》、《中国统计年鉴2008》。）

二、经济结构状况比较

从三产产值占GDP比重来看，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农业所占比重较大。2007年中部地区第一产业的比重为14.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3个百分点，而东部和东北地区的第一产业产值仅为6.9%和12.1%。二是工业化进程发展缓慢。2007年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比重为49.5%，略高于全国，但与东部和东北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调整空间。三是现代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2007年中部地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35.9%，在全国所占份额最低。从外贸依存度来看，中部地区的经济外向程度低，外贸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弱。2007年中部地区进出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10.9%，比全国低55.3个百分点，比东北地区少17.4个百分点，而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更大，甚至也落后于西部地区1.6个百分点。从城镇化率指标来看，中部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39.3%，比全国平均水平少5.6个百分点，仅比西部地区多2.3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任重而道远（见表3）。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数据整理。）

三、技术进步水平比较

从科技投入来看，中部地区科技人才流失严重，科技经费投入明显不足，不能满足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科技支撑要求。2007年，东部地区高校研究与发展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数占全国总数的比例为46%，西部地区占21.03%，而中部地区仅占全国总数的17.09%，远远低于东部地区所占比例，也落后于西部地区所占比例；东部地区高校研究与发展经费总投资占全国的比例为54.83%，西部地区占16.89%，而中部地区仅为14.26%，比东部地区低42.57个百分点，而且也比西部地区少2.63个百分点。从科技产出来看，中部地区科技产出水平与全国相比差距甚大，且差距还呈逐渐扩大的趋势。2001年全国人均技术成果成交额61.33元，比中部地区多33.85元；2007年全国达到了168.51元，比中部地区多106.49元。从全要素生产率（TFP）来看，我们根据新增长理论数学模型并结合我国及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实际，建立了动态生产函数，并实证分析了中部各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各省改革开放以来物质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均高于全国水平34.95%（山西45.28%、安徽40.74%、江西44.4%、河南46.67%、湖北46.7%、湖南45.9%）；全要素生产率均低于全国水平44.2%（山西30.82%、安徽27.97、江西25.19、河南19.81%、湖北27.38%、湖南27.20%）。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依然是依靠物质资本投入为主，发展方式为粗放型。

四、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比较

从教育经费投入情况来看，中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难以满足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群众对教育发展的需求。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07》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小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平均为1634元，而中部地区平均为1266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7%，其中湖北、江西和河南省三省均处于全国后5位之列；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全国为1897元，中部地区平均为1442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00多元；普通高中和所属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平均分别为1548元和3363元，分别相当于全国水平的69%和72%，其中江西和湖南两省甚至低于3000元。

从每十万人口中拥有大学生数来看，2007年中部地区每十万人口中拥有大学生数为1906人，而东部地区为2927人，中部仅占东部的65%；东北地区每十万人口中拥有大学生数也达到了2399人，也比中部地区多493人。从三产从业人员受教育分布来看，2005年中部地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文盲和小学的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初中则略好于全国，比全国水平分别高2.28（第一产业）、3.28（第二产业）、4.14（第三产业）个百分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高中的比重分别为4.31%、17.94%、24.86%，比全国水平分别低0.37、7.43、0.83个百分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大专的比重分别为0.19%、5.66%、20.38%，比全国水平分别低0.04、1.24、3.45个百分点，这表明中部地区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初中后教育严重滞后，特别是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短缺，不能满足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

五、结论

综上所述，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中部地区全员劳动生产率全国最低，工业生产对环境污染普遍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生产方式粗放；二是工业化程度还不高，与东部和东北地区相比差距较大，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城镇化进程缓慢，且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远低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也低于西部地区；三是科技投入不足，科技人员流失严重，自主创新能力弱，技术进步水平在全国处于相对落后状况；四是教育经费投入明显偏低，中部各省各级教育生均预算内财政经费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初中后教育发展也普遍低于全国水平，并已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短板，高素质人才状况很难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中部经济发展质量还不是很高，这不利于中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利于中部地区快速崛起。因此，必须要突破传统思维定势，创新科学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两大内生动力”，大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从而实现中部发展新跨越。

（注：本文系国家软科学《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贡献率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08GXS1B022。）

【参考文献】

[1] 周绍森等：中部发展与区域合作[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2] 王再文：比较优势、制度变迁与中国中部崛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第6篇

山西省的经济状况处于全国中下部，很多指标都处于全国范围内的第20位上下，相对落后；且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除采矿业的发展比较良好以外，其他行业的发展水平仍然比较落后；重工业在山西省的经济发展中占据非常主要的地位。

二、煤炭经济情况

山西省煤炭经济的发展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山西省一次能源的生产总量非常大，但却呈现出煤炭资源“独大”的现象，原煤占总能源产量的99%以上，水电与瓦斯所占的比例很小，而石油与天然气的产量几乎为零；山西省的煤炭消费水平位居全国第2位，其中重工业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始终不低于60%，最高则达到90%以上；山西省固定资产投资中，能源工业所占的比例最高，而从能源划分的角度上看，山西省煤炭采选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位居全国第1；山西省的煤炭销售量占据全国总量的60%以上，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山西省发展煤炭经济的代价便是环境的严重污染，固体废弃物的排量位居全国第3位、硫化物排量位居全国第4位、粉尘排放位居全国第2位，这些污染都主要来源于煤炭产业。总体上看，山西省的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在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产销量上也都相对较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山西省煤炭产业的产销量增长更加快速，但存在变动幅度较大的问题；山西省本地的煤炭产量与销量不协调，在为各地区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对山西省的环境造成了较大的污染与破坏。

三、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探究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需要两个根本性方面，分别为煤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煤炭生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中能够作为分析指标的主要有煤炭消耗强度和煤炭消费弹性。其中，能源消耗强度的计算公式为：能够反映出一个区域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能源消费的依赖性，还能够显示出该地区对能源是否充分利用，一般情况下，能源消耗强度越低，说明地区经济发展得越健康。煤炭消费弹性越低，说明该地区经济增长对煤炭消费的依赖程度较低，经济发展得越健康。另外，煤炭采选业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能够表现出煤炭经济在区域内部对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也能够反映出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拿山西省来说，煤炭经济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较大，但目前正在逐渐减弱中，从近年来的发展水平上看，山西省煤炭消耗强度的下降速度加快。同时，山西省的煤炭省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着山西省的经济增长，但与陕西以及内蒙古等同为煤炭生产大省的省份相比，山西省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经济的依赖性正在逐渐减弱。

四、结论

第7篇

对比先进地区探寻发展规律

纵观国内外，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经济发展存在许多显著的共性特征。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发达国家与拉美、东亚国家人均GDP相继突破了4000美元，日本、韩国和欧美发达国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了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变，经济普遍保持了十年以上的高速增长。

我国发展领先的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人均GDP于2007年率先超过4000美元，近年其发展呈现出经济增速放缓、结构优化、投资趋稳、外向拉动、科技创新提升等特点。2012年江苏、浙江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迈向了更高发展阶段。安徽从去年开始与这三省2007年以后经济发展轨迹呈现出部分趋同性。

经济发展由快趋缓

2005～2006年，江苏、浙江和广东人均GDP处于3000～4000美元阶段，三省GDP年均分别增长14.7%、13.3%和14.4%；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三省的GDP增速由快速趋于平稳，2007～2012年，三省GDP年均增长12.3%、10.4%和10.9%，比前期低2.4～3.5个百分点。安徽2010～2011年，GDP年均增长14%，到2012年人均GDP增长12.1%，比前期低1.9个百分点，也呈平稳放缓态势。由此来看，在外部宏观经济发展环境没出现积极变化的情况下，安徽下一阶段经济增速趋缓的可能性大。

服务业比重提升较快

2007年以来，三省二产比重持续下降，服务业比重提升较快。江苏服务业由2007年的37.4%上升到2012年的43.5%，浙江由40.6%上升到45.2%，广东由44.3%上升到46.2%。与三省相比，2007～2011年，安徽一产和服务业比重分别下降了3.1个和5.4个百分点，而二产比重提升了8.5个百分点；2012年，服务业比重结束了自2003年以来持续下降的态势，提升0.2个百分点。

投资拉动趋于稳定

三省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后，投资增速基本趋于平缓，2007～2012年，江苏投资年均增速在20%左右，浙江、广东在15%左右，低于以往年份。在支出法GDP核算中，浙江资本形成率由2007年的46.2%下降至2011年的45.6%，江苏保持在50%左右，广东维持在40%以下水平。从安徽来看，2003年至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达34.8%，2011和2012年分别回落至27.8%和24.2%，而资本形成率由2007年的46.4%提升至2011年的50.5%，尚处于上升区间。这表明投资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下一阶段，这一推动可能趋于稳定。

创新驱动由弱变强

2007年以来，作为经济发展前沿的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不断提高科技投入，2012年，三省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生产总值之比）分别为2.3%、2.04%和2.11%，高于全国，与2007年相比，年均分别提升0.13个、0.11个和0.17个百分点。2012年，安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为1.64%，与2007年相比，年均提升0.14个百分点。

资本集聚能力增强

江苏、浙江和广东三省上市公司分别由2007年的110家、154家和188家增加到2012年的236家、246家和369家，分别增加了126家、92家和181家，市价总值均超万亿元。相比较而言，安徽2012年为78家，市价总值0.48万亿元，分别比2007年增加25家、0.33万亿元。

保持经济活力难度大

在未来发展环境存在诸多变数的情况下，安徽要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并实现更高层次的超越，压力依然很大。

人均GDP居全国后位

近10年来安徽GDP和人均GDP增长较快。但从居全国位次看，GDP一直稳定在第14位，居中靠前，人均GDP一直居26位左右，中部地区末位，位次靠后。2012年安徽人均GDP仅相当于江苏的42.1%、浙江的45.5%、广东的53.2%。从全国各地竞相发展的势头及安徽人口相对稳定看，安徽人均GDP居全国后位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改变。

服务业比重偏低

人均GDP超4000美元后，产业结构出现新变化，服务业将上升为主导产业。2012年，安徽服务业比重为32.7%，低于全国11.9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9位，在中部地区仅高于河南。安徽人均服务业增加值9417元，仅为全国的54.9%，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差距占人均GDP差距的80%。且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看，安徽相当于全国的比例仅为43.8%。由此来看，安徽服务业发展差距相当明显。

城镇化水平落后

城镇化是安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近10年来安徽城镇化率居全国位次均在第23位左右，与人均GDP位次接近，在中部地区也仅高于河南。2012年安徽城镇化率比全国低6.1个百分点，比最高的广东省低20个百分点以上，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较大

根据历年来的各市人均GDP测算，2004年安徽地区差异系数为55.3%，2007年达到最高点67%，然后逐年回落至2012年的55.2%，地区间发展差异在近5年有缩小的趋势，但发展差异仍较大。而全国从2004年68.5%持续回落至2011年46.9%，差异逐年缩小，年均缩小达3.1个百分点。2011年安徽地区差异系数比全国水平高10.4个百分点，人均GDP最高的铜陵是最低阜阳的6.7倍。

稳扎稳打保持经济后续发展

继续保持稳健的增长速度

2010年安徽GDP增速达到10年来的最高14.6%，然后回落至2011年的13.5%、2012年的12.1%，今年上半年增长10.9%，增速持续快于全国和中部，表明目前安徽经济仍处在较快的增长平台上。未来应全面落实各项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积极加大有效投入，扩大有效需求，提高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化解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如产能过剩、内需动力不足等困难，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势头。

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大战略，更是下阶段安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推进新型城镇化，应重点放在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上，通过政府投入，各类投资主体进入，保障城镇基础设施与人民需求和承载力同步。在区域上，按特色定位城镇化目标，对中心城区，重点放在技术、资金密集产业上，更多的关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小城镇，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力争更多的小城镇纳入国家发展改革试点。

第8篇

【关键词】河南省经济现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产业结构 要素投入

一、河南省经济发展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而河南省地处中原地带，作为农业生产大省和人口大省，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逐渐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大省。至2011年，河南省工业总产值为30339.39亿元，位列全国各省、直辖市第五位。而依旧保持着“中国粮仓”的地位，至2011年粮食总产量为5542.5万t，稳居各省、直辖市第一位。河南省经济发展的成效显著，特别自“九五”计划以来，河南省地区生产总值自2988.37亿元（1995年）增至26931.03亿元，增幅十倍有余。然而在河南经济发展中长期出现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发展方式已经导致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2000—2011年的生产总值增速跌至全国第24位。因而在河南省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值得探讨。

二、河南省近年来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实证分析

（一）需求结构上依赖出口拉动增长，内需不足

由于我国一直以来实行鼓励出口的政策，河南省出口总额年年攀升，由此带动的经济增长是可观的，然而在2008—2009年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河南出口商品总额急剧下降，使得河南省生产总值增速在2008—2009年间亦明显降低，生产总值指数由2008年的112.1下降至2009年的110.9（上年为100）。

（二）产业结构演进太慢，产业结构依旧不优

首先，根据根据产业结构升级理论，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是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到第二产业为主导的过程，再到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并起主导作用的过程[1]。第一产业近年来增加值的增量与生产总值的增量之比稳中有降，但降幅很小；而第二产业虽处于主导地位，但自1996年来增幅亦十分有限；对于第三产业，近年来虽稳中有增但增幅甚微。

其次，河南省的工业内部装备工业极端落后，高兴技术产业发展缓慢，而低水平的一般加工业发展较快。一方面，虽然自2000年来，河南省科研内部经费支出由248024万元增加到了2011年的2644922万元，增幅近10倍，而全省专利授权数却由2000年的2766项下降至2011年的1279项。如不致力于提高各个企业及机构的自主研发能力及研发的资金回报率，单纯地追求产品产量的增加，将会导致企业的产品更新换代较慢、生产效率无法提高。这对整个河南省经济环境的稳定和发展是及其不利的。另一方面，一般加工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对于人口大省河南来说发展这类产业具有先天的优势。因而富士康、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以及蒙牛、哇哈哈等国内知名企业均纷纷在河南省境内建厂，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获得超额利润。短期内，这种现象能够增加当地务工人员的就业率，并且能够提高河南省产出产品的竞争力，有利于产品结构的优化，然而长期来看，这些企业挤占省内其他各当地企业市场份额，使得一些中小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使得其科研经费不足的情况更加严重，并且会加剧政府监管难度，影响省内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调整。

最后，在河南省的第三产业发展过程的内部出现两极分化，对于一些娱乐、享受、旅游等的消费业的发展过度膨胀，而生产业，如交通、通讯、金融、法律咨询、商务咨询、物流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很多[2]。以金融业的发展状况位例，近年来，河南省经济发展使得其金融业面貌焕然一新，但是与一些发达地区相比，虽然金融总量上差距不大甚至超过一些地区，但是在人均方面以及金融业对GDP的贡献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对于一个地区金融业发展状况的表示，笔者认为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衡量：（1）高级经济师娄永跃在其学术研究中曾提到[3]，一般研究一个地区金融发展情况所采用的金融发展指标为金融相关比率（FIR），由这个地区的存款加贷款除以地区生产总值便可以得到金融相关比率；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由人均GDP来表示。河南省人均GDP呈指数增长，而其金融相关比率自2003年达到最高值2.044453之后，进些一直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并在2008年达到2004年以来的最低值1.335877，近三年来虽然金融相关比率有所提升，此数值仍将呈现缓慢下降趋势。（2）从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对河南省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来看，十余年来，河南省内金融机构存款对生产总值的贡献几本持平，而金融机构贷款对生产总值的比值缓慢下降，可见金融业发展速度不及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加速度，也就是说金融业在河南省的发展已成为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短板。总之，近十年来河南省金融发展状况与其经济发展的指数上升的态势几乎相背而行，进一步鼓励并促进金融业以及其他生产性第三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加强对金融业等生产业的监管力度，是河南省优化产业结构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三）生产要素投入方面

河南省生产要素质量偏低，且要素组合不优，因而造成生产效率低；技术进步太慢，自主创新能力很低，因而造成工业产品质量较低。

从资金上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紧密相关，对于河南省并不例外。从我国GDP增长与广义货币增量上来看，1981—2012年GDP增长了接近96倍，而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840倍左右，自“九五”计划以来平均每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率达16.45%之多；对于河南省，在此年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107倍。我国经济的腾飞速度可观，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更是惊人。相比于发达国家来说，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年均增加率均在10%以下。货币供应量的激增能够拉动企业信贷额度，促进国内投资，以起到拉动GDP增长的作用，而与此同时，对于近年来CPI指数的持续激增，我国房地产泡沫现象以及我国股市在2007年以来的非正常性的波动等全国性的经济问题，货币供应量的激增难辞其咎。因而，政府应坚决控制货币超发问题。

从劳动力方面来看，河南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巨大，占比亦是全国最高，劳动供给量充足性满足了发展的需要，并为当地及其他各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过分地依靠资金和劳资投入推动经济发展必然不是一个长久且持续的发展方式。

因此，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致力于科技成分的投入应成为河南省各企业的改革发展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对于国企以及各个新兴中小企业。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国企的优势不再明显，至2011年，河南省非公有制经济以占据GDP总额的61.1%，且近年来此比例持续上涨，这对公有制经济地位的冲击是很大的。而作为省内传统的国有企业，本身已存在种种“弊病”，如：国家为了使国有企业能够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给予它们优惠政策，将很多国有企业改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公司被内部人士所控制的情况十分严重，在四百多家上市公司中，三百多家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度超过50%[4]，此类现象的发生严重阻碍国企招贤纳士，按照市场的规律持续、健康地发展，其作为市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企业”的经济学属性也无法体现。若不以研发先进的技术、招纳人才为基础去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来适应新时期的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那么其在市场经济的公平博弈中将难以生存；而对于新兴的中小企业，在无法以“规模效应”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的环境下[5]以及筹融资方面不具优势的形势下，发展其独有的专利技术，便会成为其生存之道。

（四）能源利用方面

河南省长期以来走的是能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的发展道路，使得我省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且面临资源枯竭的境地。

1.能源消耗量大。一个地区的能源消耗量与产出量之比可以部分地反映这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以下所述中的能源均包含：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进以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粗放程度。河南省能源消耗与产出之比与全国的情况相比之下有明显上升趋势。在1990年，河南省能源消耗与产出之比低于全国水平的40%，原因应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取得发展契机，其经济的增长对能源的大量消耗拉升了整个国家的能源消耗水平，而同期河南省的经济仍处于上升前的准备阶段，河南省地区生产总值为934.6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不及GDP的5%，因此其能源消耗与产出之比也是极低的。而在2000年此数值便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虽然在2001—2005年此比值略微下降，但近几年来，在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政策的有力支持下，我省经济的高速发展，引起其对能源的依赖度的提高，使得此数值仍然明显超过全国水平。说明河南省的经济发展的粗放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长期以来不惜以牺牲大量的能源来谋求经济上的增长。

2.能源无节制的耗费必然导致生态失衡。第一，2011年河南省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处全国第三位（排放量为303.59万t），因而环境治理问题迫在眉睫。第二，河南省作为我国粮食农业生产大省，农业产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大，而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是全国之最。2011年河南省主要农产品产量占全国8.96%，而农用化肥施用量占全国11.81%，平均每公顷施肥量半个世纪以来翻了百倍有余。大量的化肥施用，使得土壤和农产品中的重金属含量屡被检出。因此，应适当地对超额购入化肥的部分征收适度的税费，以降低肥料使用量；同时加大对农民的教育培训以及农业生态环境的投入，推动农业科技化进程，着力于发展生态农业，以实现农业生产与自然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W·查尔斯·索耶，理查德·L·斯普林克，刘春生.国际经济学[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Z].2006（03）.

[3]娄永跃.河南与重庆长期金融发展比较与启示[J].金融实践与理论，2011（06）.

第9篇

关键词：中国；旅游经济；区域特征；差异

近几年来，国家政府相继颁布了关于推动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计划的政策方针，由此可见全面提升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显得尤其关键，而且依据因地制宜的发展规定，各地方政府在开展旅游产业发展任务之际都务必要思考旅游资源禀赋空间差异、旅游经济区域特征差异等一系列问题。唯有深入地探究一系列差异性问题，清晰表明中国旅游经济区域的主要特征与存在的差异性，方能够科学合理地制定出符合中国、各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的旅游发展规划，完成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从而推动全国旅游经济区域的统一协调发展。

一、中国旅游经济区域特征存在差异的原因分析

（一）旅游资源禀赋因素。一般而言，一个区域的旅游资源禀赋情况能够直接关乎到该区域层面旅游产业的潜在发展能力，而且旅游区域的品位度、集聚度等禀赋因素都是能够直接激发起旅游者前来旅游的重要条件，旅游者一般会选择较高级别的地点当作旅游的目的地，可是在他们到达旅游地点后就会将更高级别的地点作为下一游玩的目的点。例如世界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称、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通过将以上旅游点的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区域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出中国旅游经济区域特征的差异性与旅游地的旅游资源禀赋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换而言之，中国旅游资源禀赋是国内各地方开发旅游产业的重要前提，是吸引旅游者前来参观的基础因素，其对旅游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关键的影响力量。就目前中国旅游区域发展情况而言，国内东部的旅游资源禀赋条件会胜于中西部区域，而且在国内十大旅游区域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当中东部占据的数额最多，与此同时国内十大旅游资源禀赋的区域也是东部占有绝大多数。中西部的旅游资源禀赋最主要涉及晋、豫等多个省份，而上述省市也是国内中西部省份当中发展较为好的一部分。中国省内也同样存在旅游经济区域特征差异的现象，例如江苏省，整体而言苏南的旅游产业发展情况会比苏北的要好，而江苏具备最优良的旅游资源禀赋主要集中在苏州，其次是南京、镇江、无锡，最弱的旅游资源禀赋区域主要是泰州、盐城以及宿迁，由此可见苏州与南京的旅游经济发展情况比其它旅游区域强，而发展最慢、最弱的则是苏北一带地域。总而言之，国内旅游资源禀赋情况是直接作用旅游经济区域发展的关键因素，地方政府与相关部门在制定旅游规划时，应当深入地研究如何结合旅游资源禀赋来发展区域旅游经济等问题。

（二）交通业发展因素。旅游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与该区域交通业的发展有所联系，旅游区域的交通便利程度是深入开发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并且是权衡该旅游发展区域的关键标志。而且经过实践证明，旅游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该区域的公路、航线等交通业务指标存在密切的相关性，据数据统计得出，中国全国旅游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十位的城市，普遍都是全国交通发展较为发达的前十位城市，其中中国东部的城市占绝大多数，云南、河南以及四川则是国内中西部旅游产业发展较为领先的城市，与此同时它们也是中西部省份当中交通业发展较为便利的城市之一。事实上，国内不少的中西部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情况不太好，对于有助于提高旅游经济发展的交通业也尚缺少一定的发展措施。交通便利程度与旅游经济区域发展程度所呈现的正相关同样也存在于省内，例如江苏省。众所周知，苏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较为发达、便利、快捷，其和上海的联系较为紧密，旅游产业的发展较为迅速，然而苏北一带由于交通网路发展不均衡，使得该区域内的旅游产业发展一直落后于苏南区域。由此可见，旅游经济区域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务必要依赖于区域的交通网络，多元化的航线模式与便捷、快速的高速公路已经发展为深入开发挖掘旅游景区、推动旅游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计划的条件。

（三）区域经济发展因素。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在推动旅游产业发展方面起到了供给作用，换句话说，经济发展越发达的地方，其能够给予旅游产业越完善、越齐全的基本设备设备与服务，并且根据数据统计得出，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程度和旅游产业经济发展程度呈现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对于全国旅游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位于全国前十名的省份，东部省份所占据的比例已经超过了百分之七十，中西部则只有河南与四川位列前茅，由此可见，国内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也直接影响了旅游区域的发展程度。与前两种影响因素相同，经济发展因素与旅游产业发展程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样存在与省内差异方面，纵观整个江苏省，苏南区域快速发展的经济推动了旅游产业全面的发展，而经济发展稍微落后的苏中或者苏北区域就因为缺少发达的经济业务而导致该区域的旅游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因此，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实况具有较强的紧密联系，科学有效地改变经济发展现状、提高经济效益必定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该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有效转变中国旅游经济区域特征差异局面的政策建议

（一）对于旅游产业发展落后的省份。第一，有效地提高城市内部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尽可能地缩短和发达城市或者区域之间的经济差距，适当地添置旅游酒店数量，根据发达城市酒店基本设备服务的配置情况，合理地提升区域内酒店的配置与服务质量，让尽可能多的酒店达到高质量水平，最大限度地展现该因素在旅游业发展方面的经济效益增长作用；第二，加大对旅游产业的资金投资力度，最大限度发挥旅游产业固定资产在旅游业经济效益方面所起到的收敛作用。除此以外，地方区域应当适当地开发旅游资源，增强区域旅游资源的质量，让其能够吸引更多的旅游者，从而逐渐有效地提高旅游经济区域的效益。

（二）对于旅游业发达的省份。第一，事实上部分旅游发达的省份会由于“回流效应”的影响，使得其重要的旅游发展区域阻碍了该省份对旅游业的发展项目，所以，如果旅游发达的省份在面临这一挑战时，应当慎重考虑是否继续将重要的旅游发展区域作为未来区域发展的关键措施；第二，加大宣传与推广扶持落后区域的旅游业发展，其实并不是指停止旅游经济发达区域的发展，相反地，应当选择科学恰当地的区域旅游合作形式，来突破地域、贫富、交通、政策等方面的约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旅游资源全面得到最优化的配置，激发旅游产业的新力量，从而不断缩短中国旅游经济区域特征之间的差距，逐步实现中国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计划。

综上所述，中国旅游经济区域特征之间的差异性主要受旅游资源禀赋、交通程度、经济发展三方面因素影响，而且不管在全国省份之间还是在省内差异上，以上三种因素与旅游业的发展都呈现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国家政府或者相关旅游部门在制定缩短旅游区域差距的旅游规划时，应当充分地考虑旅游发展区域的可行性，针对不同的旅游区域现状而落实相关政策，积极开展区域之间的旅游产业合作模式，让落后省份与发达省份共同推进旅游区域发展项目，从而达成中国旅游产业和谐发展，区域旅游经济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郭金海，韩雪，罗浩，任黎秀，陈晓文. 省域入境旅游经济的区域差异及发展模式[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05）

[2] 邹家红，王慧琴. 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以湖南省为例[J]. 社会科学家. 2009（06）

[3] 靳诚，陆玉麒，徐菁. 基于Theil系数的浙江省入境旅游区域差异研究[J]. 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02）

第10篇

【关键字】经济周期 地区经济周期 新疆 波动

一、经济周期与地区经济周期

在研究新疆经济周期波动情况之前，有必要对所谓的经济周期和地区经济周期做一简单说明。按照经济学界已普遍接受的观点，一般将经济周期看作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的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一种波动，一个周期是由很多经济活动的差不多同时扩张，继之以普遍的衰退、收缩与复苏所组成的。这种变化重复出现。”（韦斯里・克莱尔・米歇尔）据此，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周期是一个总量问题，不是区域问题。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将经济周期研究方法运用于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也正成为一个重点方向。这是因为，全国经济总量由地区经济构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要素禀赋差异，各地区会形成自身的特殊性，中央与地方之间、全国与区域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冲突的差异更加明显。针对一个国家的、一般化的经济周期理论，不能完全反映地区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减缓的趋势。因此，在全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地区性的经济周期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地区经济周期研究是对一个国家局部的、区域的、中观层次的经济周期波动进行研究，是研究全国总量下的局部分量问题。研究地区经济周期波动必须首先认清以下事实：一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离不开全国经济周期的影响和联系；二是地区经济周期不能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三是国家政策一般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是在全国经济（周期）既定的前提下，验证新疆经济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波动，并就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加以分析，希望对新疆经济发展有所裨益。

二、经济周期的划分方法及新疆经济周期划分

实际经济增长的周期过程并不都是完整的周期性重复，也不能将每一次上下波动理解为一个经济周期。对具体经济周期的划分最常见的方法是 “波谷―波谷法”或“波峰―波峰法”，也可分为直观判断法、趋势线划分法和中位线划分法等。本文主要运用以下两种方法，对新疆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进行研究。

1、直观判断法。即根据时序数据曲线和经济的周期规律，将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率较低的几个年份作为一些周期的起点或终点，增长率较高的几个点作为周期的峰值。对于一些不大的起伏，往往根据经验判断为某个周期中的小波动。这种方法划分经济周期的准确性跟判断者的经验有直接的关系。本文根据习惯上经常采用的经济环比增长率（这里即GDP年增长率）的变化情况，按照“波谷―波谷法”，可将新疆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九年间划分为九个小波动（见图1和表1）。

2、趋势线划分法。该方法在假定和承认经济变量在发生波动的同时还存在着趋势性变动，即经济变量围绕着一条趋势线上下波动。当经济变量的变动由谷底接近趋势变动线时，处于周期的复苏阶段；由趋势线到达峰顶的过程是周期的扩张阶段；再由峰顶回归趋势线的过程是周期的收缩阶段；由趋势线回落谷底的过程是周期的萧条阶段。该种方法的关键是要确定趋势线，采用不同的趋势线会有不同的经济周期划分。本文根据新疆经济的历史趋势值得出对新疆经济周期进行划分的趋势线，从而对新疆经济周期进行划分（又称趋势百分比法）。

首先利用SPSS对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Y（按可比价格，以指数表示，1978年为基期）进行曲线回归，结果为三次方曲线的决定系数Rsq最大，为0.9972，故选用三次方曲线进行拟合，得出29年间新疆生产总值的相应趋势值Y?鄢；然后求出各年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与其历史趋势值的百分比y（具体数据见表2），计算公式为：

y表示各年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的实际值对其历史趋势值的上下偏离程度（见图1，图2），根据“波谷―波谷法”可以将这29年的新疆生产总值的波动分为4个大周期。其中1978―1982年为一个周期（该周期为不完全周期，没有分析1978年以前的情况）；1983―1989年为一个周期，长度为7年（该阶段的最大值-1.02虽然仍在历史趋势线以下，但根据判断仍将该阶段作为一个周期）；1990―2002年为一个周期，长度为13年；2003―2005年为一个周期（该周期也为不完全周期，其发展仍在继续）。根据表1可以看出，其中两个完全的大周期又包含几个小的经济波动，如，第二个周期包含了3个小波动，第三个周期中包含了4个小的经济波动。

根据图2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四个周期的划分情况，同时能够纵观29年中，围绕着历史趋势线 ，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水平的变动情况。在1978―1982年第一个周期(未完全周期)内新疆生产总值从1978年超过历史趋势值27.23%的高峰下降到1982年的历史趋势线以下的10.2%；1983―1989年第二个周期内，新疆生产总值绝对量水平一直处于历史趋势线以下，即使在1986年峰位（-1.02%）的时候，也未达到历史趋势线的水平，说明新疆生产总值在这一周期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第三个周期（该周期包含4个小的经济波动）中，1990―1991两年为经济的恢复阶段，1992―1994年为经济的扩张阶段，并于1994年达到这轮周期的最高峰，1995年开始下降，到1998年下降到历史趋势线附近，完成这轮经济周期的收缩期，1999年下降到历史趋势线以下，进入衰退期，并于2002年达到谷底，随后在下一个周期内，2003年新疆经济围绕历史趋势值开始上升，到2005年上升到历史趋势线以上，目前仍处于上升趋势。

三、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

1、新疆经济周期波动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有较强的一致性。由图2可以较直观地看出新疆生产总值和全国生产总值各自围绕历史趋势线上下波动的大致情况。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波动趋势是大致相同的，即当全国生产总值的绝对值从高于（低于）历史趋势值的高位（低位）降到（上升到）历史趋势值的低位的过程中，正好也对应了新疆生产总值的绝对值从高于（低于）历史趋势值的高位（低位）降到（上升到）历史趋势值的低位（高位）的过程。进一步利用SPSS对新疆生产总值对其历史趋势值的偏离度与全国生产总值对历史趋势值的偏离度作简单相关分析，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857，表明两者显著相关，也证明了地区（新疆）经济周期是在全国经济周期的大环境下形成的，受到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和制约。

2、新疆经济周期并不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疆经济周期波动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但同时根据图2和SPSS的分析结果显示，两条曲线是不完全重合的，也并非完全相关。这表明地区经济周期并不完全等同于全国经济周期，即新疆经济的周期波动在受到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和制约的同时也具有一些自身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1）新疆经济周期的谷位和峰位均有升高的趋势。经济周期波动的谷位（或称深度，本文是指实际GDP偏离历史趋势值的深度）体现经济收缩的力度。谷位越高，说明经济收缩性越强，抗衰退能力越弱；反之，谷位越低，说明经济收缩性越弱，抗衰退能力则越强。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谷位由1982年的-10.2%上升到1989年的-4.79%，再到2002年的-4.36%，上升趋势明显，说明新疆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的经济收缩性变弱，经济的抗衰退能力增强。从图2中可以看出，新疆经济的收缩性要弱于全国经济的收缩性，但抗衰退能力则强于全国经济。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或称高度，本文是指实际GDP偏离历史趋势值得高度）体现经济扩张的强度，峰位越高，说明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越强，越具有活力；反之说明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越弱，缺乏活力。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峰位1986年为-1.02%（位于历史趋势线以下），1994年上升到7.07%的水平，说明在改革开放后的两个较完整的周期内，新疆经济在经济景气时期的扩张能力是逐步增强的，第三个周期比第二个周期更具有活力。从整体上看，新疆经济比全国经济更具有活力。

整体上来看，新疆经济周期的谷位和峰位的升高，说明新疆经济扩张有力，活力增强，且经济抵抗衰退的能力增强，表现出新疆经济发展趋势乐观的一面。

（2）扩张期占总周期长度的比重（周期扩张长度比）有下降的趋势，而收缩期占总周期长度的比重（周期收缩长度比）则有上升的趋势。扩张期是指从波谷上升到波峰的时间跨度；收缩期是指从波峰下降到波谷的时间跨度。一般用周期扩张长度比反映经济扩张的持续性，而用周期收缩长度比反映经济的抗衰退能力。新疆经济改革开放后的各周期中，周期扩张长度比有下降的趋势，而收缩期长度比有升高的趋势，说明新疆在改革开放后，每个周期中经济扩张的持续性降低，扩张能力有减弱的趋势，但经济的抗衰退能力增强。

（3）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渐趋平稳。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或称幅度）体现经济增长上下波动的剧烈程度。从图2可以看出，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要大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振幅，但前者又具有自身特点，即新疆经济围绕历史趋势线上下波动的振幅在刚进入改革开放后，从一个高位急剧下落到一个较合理的水平后，从第二个周期开始至今，经济周期波动的振幅变化不是很大，第二周期为8.42%，第三周期为11.43%，说明新疆经济的周期波动趋缓，经济震荡相对变弱。

3、新疆经济周期波动受国家政策影响。新疆经济周期波动，除了受其自身的条件的影响较大外，国家政策也是地区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国家政策对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全国经济整体规划的前提下所形成的新疆经济发展战略。在新疆经济整体战略规划的指引下，新疆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三次飞跃，正面临第四次飞跃。纵观这四次飞跃，对新疆经济的发展战略的定位（尤其是前三次）都是围绕农业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展开、围绕其自然资源优势逐步发展起来并形成了一批典型的以采掘和原材料加工工业为主的产业体系，属于典型的自然资源过渡依赖型经济。

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是近年来新疆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但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增长本身也存在着一定的负面性。首先，自然资源过渡依赖型的经济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在带动经济发展方面会起到比较明显的效果，但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在知识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资源性产业对地区经济的持续带动性差，受市场、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影响，产业发展相对不稳定，从而在新疆整体经济波动方面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在资源开发的产业链上，新疆基本处于最初级的上游，属于资源的最初级加工，新疆大量原料资源外运，对下游产业依赖度高，投资大、回收慢，效益低下，加上新疆非常有限的运输条件，一旦下游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定会波及上游产业，从而对经济发展波动会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

四、总结

通过上文对新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全国经济周期波动既定的前提下，新疆经济也存在一定的周期波动性。新疆（地区）经济周期波动性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很强的一致性，但又并不完全重合，表现出新疆经济的一些自身特点，如新疆经济的收缩性弱于全国经济的收缩性，但抗衰退能力却强于全国经济；新疆经济比全国经济表现出更多的活力，但分析显示，新疆经济的稳定性却低于全国经济。就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经济在其自身发展方面是不断进步和完善的，体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但其在与全国经济整体水平的比较中表现并不容乐观，反映了新疆经济还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潜力。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疆经济，新疆应结合自身资源情况，合理利用国家政策，如结合国家对新疆资源战略的定位，可在大力发展工业生产的同时，鼓励第三产业发展；改变新疆资源开发大多处于上游产业链上的状态，加大资源深加工工业生产，大力发展资源生产下游产业。

（注：本论文获“新疆大学世川良一”课题资助。）

【参考文献】

[1] 陈宪：经济学方法通鉴[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2] 唐立久、樊森：新疆经济发展战略定位与新型工业化之路.

[3] 刘树成：繁荣与稳定――中国经济波动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第11篇

关键词:河南;信息化;国民经济;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8-0052-03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总趋势,信息化水平已成为衡量国家、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实力及文明程度的标志,信息产业也成为带动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河南省信息产业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与此同时,河南省近年来的国民经济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那么,在当前信息经济的大背景下,河南省的地区信息化建设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信息化建设因素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相关性等,是十分值得关注和探究的问题。

一、河南省辖市信息化建设水平测度

地区信息化是以城市信息化发展为基础的。根据国家信息产业部所公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构成方案》①以及河南省的实际情况,我们利用信息化指数法(Index of information)对当前河南省各主要城市的信息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信息化测度指标的选择有一定的相对性,不同的地域或时期,指标体系的构建可能有所不同。为合理测度河南各省辖市的信息化水平,本文按照代表性、简便性、可比性和准确性原则,选择了以下五类建设因素共14项明细指标,共同构成图1所示的信息化水平测度体系。

基于以上指标体系,本文对2008年度河南省18个省辖市各项指标的数值进行了统计 。由于信息化指标之间不同质,为进行对比我们以郑州为基准,将各地市的指标值进行指数化处理。由于指标加权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和标准,而取决于如何判断各指标在信息化中的地位或作用,考虑到城市间同类指标具有可比性,为方便计算本文采用相同权数简单算术平均法来测度各省辖市的信息化指数。具体算法是:将郑州的各项指标值指数定为1,将各地市的同类指标值除以郑州对应的值求得该市各项指标值指数。然后将各项指标值指数相加除以指标个数,计算出该市各信息化因素标准指数。最后对各信息化因素标准指数进行平均,求得各地市的信息化发展指数。那么本文测度的河南各省辖市的各项信息化主体指数及综合指数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在河南18个省辖市中,地区信息化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多集中在豫北和豫西地区,如郑州、焦作、洛阳、新乡等。而程度较低的城市多集中在豫东和豫南地区,如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等。

二、河南省区域信息化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考虑到人口和其他自然因素方面的不同,本文选择人均GDP作为经济发展的对比分析指标。表2列示了河南18个省辖市2007年度人均GDP及其指数化处理后的指数,以及与信息化指数的对比情况。

可以看出,河南18个地市在经济发展上同样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地区间不平衡较为明显。其中仍然是豫北和豫西地区城市经济发展较快(如郑州、济源、焦作、洛阳等);而豫东和豫南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如信阳、商丘、驻马店、周口等)。这显示出地区信息化建设水平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我们不妨用人均GDP指数与信息化指数作如图2所示的折线图。

从图2可以看出,各地市GDP与其信息化建设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线性相关性。下面将信息化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而将人均GDP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

■=a+bx。利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参数a、b,则可得到:b=0.8395,a=0.227。于是得到回归方程为:■=0.227+0.8395x。对回归方程进行显著性检验,则有:r2=0.7156,r=0.846

α=0.005单尾tα(16)=2.12 t=6.347>2.12为显著。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显著性强。这说明当前河南省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其信息化建设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线性相关性。河南省各地市的信息化建设,正在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作用。按照现代经济学增长理论,可以对这种实证的现象和结论给出如下的一般解释:在信息经济大背景下,信息产业已成为带动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这种带动力量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作用。主要表现为信息产业不仅本身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发展速度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信息产业已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支柱性产业。如信息产业中的邮电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等,目前都已经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其发展规模和水平直接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其二是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间接影响作用。信息产业对各传统产业具有催化、倍增和优化作用。首先信息产业具有扩散效应(即乘数效应),当一种信息被利用后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反映,表现为当信息产品作为生产资料使用时,会提高使用者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产生第二层次间接经济效果,以此类推可产生更深层次的间接经济效果。这些间接经济效果的总和就构成了信息产业的扩散效应,使得信息产业间接为国民经济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要数倍甚至数十倍于信息产业自身的效益;其次信息产业对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优化传统产业格局、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也都发挥出十分重大的作用。

事实上,经济发展相对超前的日本和欧美地区信息化经历,也充分说明了信息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作用。在1990―2006年间,日本的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由3 000亿美元上升至32 000亿美元,增长了10.67倍,西欧由5 000亿美元上升到200 000亿美元,增长了40倍。美国所以能在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与其信息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也密不可分。目前,美国信息产业创造的附加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高新技术部门在美国国内销售和出口中已成为最大的部门,其产值占GDP的80%。

三、结语

自2005年以来,河南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发展态势,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全省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发展速度及各项指标在全国同行业中排名在第12位左右,信息产业已成为全省国民经济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而与此同时,河南近年来的经济也同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国位次稳步上升。仅总量上看,2005年河南GDP首破万亿大关,而2008年更达1.8亿以上,排在沿海发达地区广东、山东、江苏、浙江之后,连续几年稳居全国第五而中西部第一位置。GDP增速2004年至今基本平均保持在14%以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均生产总值2005年达16 012元,2008年更达19 593元。若按照国际经验判断,这标志着河南已进入了一个经济全面提速、工业规模急剧扩张的历史发展新阶段,也标志着河南在继续保持农业大省地位的同时,已进入了全国经济大省的第一方阵,确立了新兴工业大省的基本地位。但如果把河南的信息化建设放在全国的大环境下进行比较,则其差距仍然十分明显。我们以第三产业主要表征为新技术产业,根据2008年国家和河南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将GDP看做1个整体单位,那么河南与全国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指标的对比情况是: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例,河南为0.3而全国平均水平为0.4;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河南为0.29而全国平均水平为0.42;第三产业对GDP拉动作用,河南为0.29而全国为0.43。可以看出这三个主要指标,河南都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依靠高新技术产业对当前传统产业结构、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和调整,以实现信息化带动和促进省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河南仍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河南省统计局.2008年河南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2] 张颖丽,许正良.信息产业对国民经济带动作用度量方法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3,(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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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家统计局.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The relevant analysis between the area informationization level measure and the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Henan Province

Li Li-zhi

(He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engzhou450002,China)

第12篇

一、鲁粤经济成果及特点分析

现代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金融服务业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固定资产投资等一系列的资金注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体现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时期，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支持，以达到逐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2010年，鲁粤两省的经济继续保持着良好的运转情况，金融服务业对两省的经济稳定增长都产生了比往年更明显的直接影响，这在两省的金融服务业产生的增加值占两省的GDP中的比重可以明显的看出，同时也反应在两省的经济结构变化中。

（一）广东省经济运行情况

2010年，广东省的经济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全省年生产总值达45473亿元，比上年增长12.2%，是2005年22557亿元的2倍，先后超过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人均生产总值达46821元，折合近7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地区行列。财政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总收入达11842亿元，增长30.8%，是2005年4432亿元的2.7倍；金融运行平稳，2010年末全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达82019亿元、51799亿元，均比“十五”期末增长1倍以上。十一五期间，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显著增强。加快实施了“新十项工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五年完成58360亿元、年均增长17.6%，2010年完成投资16113亿元、比上年增长20.7%。省重点项目投资五年完成13020亿元。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415亿元，比上年增长17.3%，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经济效益明显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000亿元，比上年增长36.5%，是2005年的3.4倍。

（二）广东省产业结构调整新动向

在经济取得重大成果的同时，广东省大力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广东省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全国明显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连续三年稳居全国第二，有效专利总量、发明专利授权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中国专利奖金奖数及获奖总数均居全国首位，成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2010年全省35个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创历年之最。省部省院产学研合作深入推进，散裂中子源、超级计算中心、云计算平台等重大项目进展顺利，全国64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万多名专家在广东开展的产学研合作项目达1.5万多项。全国首个国家级区域专利信息服务中心落户广东，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3万亿元，是2005年的2.5倍。国家级高新区总数达9个，居全国第一。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由2005年的1.12%上升到1.8%，技术自给率由45.4%上升到65%。全面启动质量强省活动和省质量奖评审，38个国家级质检中心在广东，主导和参与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标准3860项。商标品牌建设成效显著。新增一批以两院院士、973计划首席科学家为代表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引进12个高水平创新科研团队和15名科技领军人才。率先开发工业设计师等260个新职业工种，成功举办职业技能大赛和工业设计大赛。广东省的以轻工业为主的自主创新形成的产业优势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在全国已经是一路领先。

（三）山东省经济运行情况及产业结构调整变化

在整个“十一五”时期，山东的经济发展进程也极不平凡，全省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省生产总值接连突破2万亿和3万亿后，到2010年达到39416.2亿元，年均增长13.1%，人均生产总值由“十五”末的2400美元提高到6000美元；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年投资额达到23279.1亿元，年均增长22.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211.6亿元，年均增长18.9%。2010年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总额的51%，消费拉动作用明显增强，投资结构大大改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趋于协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传统产业调整振兴成效显著，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35.2%。服务业发展提质增量，增加值所占比重比“十五”末提高4.3个百分点。

（四）山东省经济发展新特点

由于坚定不移地推进转方式调结构，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效益同步提高。通过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和兼并重组，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十一五”五年累计完成技改项目3.7万项，技改投资2.6万亿元。推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突出支持十大重点领域，着力培育“四大载体”，2010年服务业增加值达到14429亿元，年均增长13.4%。旅游业总收入突破3000亿元。在“十一五”时期，山东新开工铁路项目18个，新增运营里程438公里、在建3151公里，相当于100年来山东铁路通车里程的总和；新增高速公路1122公里，通车里程达到4285公里；港口吞吐量由“十五”末的4.1亿吨提高到9.2亿吨，一批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相继建成，对全省经济发展的支撑保2011年第12期中旬刊（总第465期）时代Times障作用进一步增强。近两年来，山东省迅速制定实施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21条政策措施，启动了8546个重大项目建设，采取鼓励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效遏制了增速下滑，实现了经济企稳回升。2010年又正确处理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成为全国少数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以内的省份之一，发展的协调性和内生动力增强。由于山东坚定不移地实施重点区域带动战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坚持把促进区域发展与培植产业优势结合起来，区域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2011年1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也是山东省在一年多时间内获国务院批准的第二个国家层面发展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起步顺利、开局良好，全区投资、进出口、地方财政收入增幅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鲁南经济带和日照钢铁精品基地建设的全面启动与扎实推进，使全省建设步伐加快。从全国来看，山东特别重视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了全省经济的协调发展，2010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过10亿元的县（市、区）达到70个，其中过30亿元的有11个。

二、两省信贷比例的结构特色分析

（一）两省金融的总体运行情况

两省的信贷规模和信贷资金使用，在总体布局上都是按国家的信贷政策规定，并根据两省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特点进行具体安排。到2010年末两省的资金运行情况大体是：2010年末广东省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82019.40亿元，比年初增长17.7％；各项贷款余额51799.30亿元，比年初增长16.4％。年末全省农村合作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9681.89亿元，比年初增长19.2%；贷款余额5883.66亿元，比年初增长18.7％。金融机构账面净利润1219.05亿元，增长43.9%。年末主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比例为1.9%。山东省2010年年末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41653.7亿元，比年初增加6483.1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存款余额11920.0亿元，新增1825.1亿元；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9773.3亿元，新增2549.6亿元。年末本外币贷款余额32536.3亿元，比年初增加5150.4亿元。对小企业贷款支持力度加大，小型企业新增贷款1321.7亿元，增长37.7%，增速分别高于大、中型企业23.6和13.9个百分点。对重点区域和县域经济信贷投放进一步增加。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新增贷款561.6亿元，占全省新增贷款的12.0%，比重提高2.9个百分点；县域新增贷款1748.4亿元，占全省新增贷款的37.0%，比重提高2.0个百分点。

（二）两省的信贷特点分析

两省的存、贷规模较大，特别是广东省的存款额已经超过82000亿元，遥遥领先全国其他省市。而两省自己的存、贷比例关系，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广东省的存、贷比例为63.15%，而山东省的存、贷比例为78.11%，高出广东15个点。然而，山东的存、贷款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三项指标总量，大体上分别相当于广东省的50.79%、62.81%、53.49%，全年实现保费收入相当于广东省的64.65%，资本市场的总体规模也大大低于广东省。这里面有经济总量的结构差异，还有开放政策实行的先后、引进外资的地缘特点、产业结构的区域性特色和经济结构历史布局等多种因素所致，综合反映到金融服务业上，有数量的差异，也有结构性的不同。更主要的是，广东省在金融inanceNO.12，2011（CumulativetyNO.465）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一直都是走在全国前列的，目前国内的所有金融创新品种，基本上都是源于广东省。特别是深圳，它承担了全国金融改革探路尖兵的角色，深圳银行业创新水平和服务深度，近30年来均处于全国前列。去年是深圳特区建立三十周年，三十年来深圳银行业取得了辉煌成就，银行营业网点从改革初期仅有的8个发展到目前1323个，增长超过165倍；从业人员从原来不足800人发展到目前5万多人，增长超过60倍。截至2010年末，深圳银行业资产总额3.5万亿元左右，贷款余额16808.12亿元，存款余额21937.89亿元，利润总额超过400亿元。深圳银行始终以开拓创新为“灵魂”，金融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各大中城市之首。据不完全统计，仅以近3年参与深圳市金融创新奖评选的银行创新项目就达200多项。相比而言，山东更注重传统金融服务行业的拓展和对经营实效的管理。山东省金融运行态势，集中体现在金融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和对“转方式、调结构”的支撑保障能力的进一步增强。近几年来，山东立足实际，开拓创新，初步开创了地方金融工作的新局面，表现出这样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一是坚持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强化了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二是贯彻调控政策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相结合，将金融工作拓展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三是坚持行政引导与发挥市场作用相结合，进一步提升了金融资源聚集能力和配置效率；四是坚持金融工作与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优化了区域金融资源布局；五是坚持推动发展与防范风险相结合，保证了金融业稳定健康运行。金融运行中的各种潜在风险因素得到较好管控，银行业不良贷款处于较低水平，高风险上市公司得到有效处理，保险业市场秩序进一步好转，对非法集资等金融犯罪活动一直保持着高压态势。在国家货币政策适度收紧的情况下，按照“力度不减弱、措施不松劲、成效不下降”的要求，积极引导和鼓励银行机构增加信贷规模，实现了信贷投放的稳定增长，同时大力推动银行业扩大表外业务融资，2010年全省银行机构累计开办表外业务融资规模达到9500多亿元，同比多增3000亿元，有效缓解了资金供求矛盾，成为年度融资工作的一大亮点。与此同时，山东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得到新的加强，特别是农信社银行化改革取得新进展，到2010年末已改制组建农村商业银行5家、农村合作银行20家。全省14家城市商业银行扩张步伐加快，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多家城商行在县域和异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城商行县域覆盖面已达到64%。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范围逐步扩大，目前已批准设立113家。一系列措施的开展实施，进一步加强了城乡经济的融合。

三、优化信贷结构与区域产业升级的对接

（一）信贷结构的含义

信贷结构是银行业自己的专业术语，但它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信贷结构的真实含意，魏国雄先生在《调整优化信贷结构是防范风险的重要措施》一文曾有如下表述：“信贷结构就是在信贷资产中各个组成部分的内在比例和相互关系，它反映银行在某一时期内的经营战略和风险偏好，是银行有意识、有目的的信贷经营活动结果。信贷结构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质的方面，它是指信贷资产中各个因素的分布状态，如资本占用、集中度、风险敞口、收益回报等，它揭示了在信贷业务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不断替代的规律及其相应的结构关系。二是量的方面，是指信贷资产中各个维度之间的比例关系，包括客户结构、行业结构、区域结构、产品结构等。”可见，信贷结构决定了信贷投资领域的类别和规模，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侧重点，从信贷结构中可以一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以及动向。

（二）广东省信贷结构特点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鲁粤两省银行业的信贷结构特点，决定了两省信贷资金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对接的特点。广东省在信贷资产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除了对一、二、三产业资金定向投资外，它在二产中的高新技术产业、三产中的消费服务行业，所投入的资金数额巨大。例如，为加快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根据省里部署确定的广东省现代产业500强重点培育项目：100个现代服务业项目、100个战略性新兴产2011年第12期中旬刊（总第465期）时代Times业项目、100个先进制造业项目、100个优势传统产业项目和100个现代农业项目，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名列第一、第二位，其重点遴选范围是金融、会展、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文化创意、总部经济和软件、下一代互联网、新一代移动通信、物联网、数字家庭、新型平板显示等新型电子信息产业，先进制造业、优势传统产业、现代农业等产业列在其后。2010年，在经济自身规律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策的推动下，广东工业产业结构继续进行了微调，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向产业高级化发展，均衡性、协调性有所增强。主要表现在：1.重工业比重提高，工业经济的重型化特征有所强化。重工业继续维持较高的增速，重工业的比重继续上升，全年重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2060.72亿元，增长17.9%；轻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8002.90亿元，增长17.2%，轻重工的结构由2009年的40.7：59.3调整为2010年的39.9：60.1。2.现代产业比重上升，工业结构向高级化演进。2010年，广东现代工业产业发展较快，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增大，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转型升级。高端电子信息方面增长42.8%，液晶显示屏增长47.2%；半导体照明方面，2010年LED节能灯产能继续扩大，生产各类电光源36.33亿只，增长20.5%。新能源方面，广东的风力发电引人注目，2010年13家风力发电企业共发电10.05亿度，增长37.2%。全年广东规模以上工业中先进制造业实现工业增加值9466.35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47.2%，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47.3%；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工业增加值4127.43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20.6%，增长18.6%。3.民营工业迅速发展，内源型比重继续提升。2010年，广东民营工业企业快速增长，成为拉动内资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广东19314家规模以上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10262.62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51.2%；33710家内资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9801亿元，增长20.2%，增速比外商投资企业高出5个百分点。民营工业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23.1%。工业增加值的内外源结构由2009年的47.3：52.7调整为48.8：51.2，内源型的比重比2009年提高1.5个百分点。

（三）山东省金融业发展对工业经济的影响分析

山东省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是地方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一个时期。尤其是在2010年，全省加快金融创新，优化金融服务，金融业呈现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业经济起到了巨大的支持作用。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03年起，山东省工业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一直在全国领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003年占全国利润总额的1/8强，居全国第一位，以后多年山东依然保持住了这个势头。到2006年山东省的工业利税、利润绝对额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位的同时，工业增加值的绝对额跃居全国第一位，增幅居全国第二位。2008年经济大省江苏的工业突然快速增长，但山东2008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6719亿元，实现营业收入突破6万亿元，实现利税6430亿元，几项主要指标仍位居第一。到了2010年，山东省省管企业全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0.89％，省管国企资产总额同比增长20.05％，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6.25％。其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在全国省级国资委监管企业中分别列第六位、第二位，而全部工业实现利税总额仍是全国首位。下表是全省2010年1月～11月工业经济效益的主要数据：由上表可以看出，前11个月全省工业利润总额5389.36亿元，利税总额8622.44亿元，分别增长37.5%和33.1%。全年两项指标的绝对额分别达到了6040亿元和9689亿元，位居全国首位。这说明山东的整体工业规模和经济效益较好，也印证了山东省金融业的稳步发展对于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2011年，山东省又明确了要进一步发挥好金融业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新思路。同时，加大对重点区域带动战略、经济开发区和县域经济的金融支持，以金融产业化为重点,进一步发展壮大金融机构，加快发展新型金融业态，大力推进产融结合的深度和广度,健全金融中介服务体系,努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第13篇

【关键词】新疆；资源诅咒；经济发展；采掘业

一、问题的提出

新疆具有得天独厚的煤炭，石油等矿产资源。按照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丰富的自然资源理应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丰富的资源非但未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反而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障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针对这一现象展开大量研究。1993年，Auty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一概念，其含义是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至此，对“资源的诅咒”国内学者（徐康宁，王剑，2006）以区域为比较样本，对我国各省区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分析，验证了“资源的诅咒”在中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立。国内许多学者（陈林生，李刚，2004；李义平，2005赵奉军，2005；郑长德，2006）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法，对自然资源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地区经济发展如避免“资源的诅咒”作了深入分析，表明，“资源的诅咒”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日益大的现实问题。

二、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分析

（一）全国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比较

本文首先在比较全国范围内资源的禀赋和各地平均经济增长率，验证了地区间资源诅咒存在诅咒的可能。本文对全国27（不包括直辖市和）省份的资源禀赋状况和经济平均增长率及其在全国的位置作了比较考虑到煤炭、石油、天然气三种矿产资源占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的绝对比重以及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本文以，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的产出为代表的资源禀赋状况。为方便比较取全国排在前五位和后五位平均经济增长率。

平均经济增长率≈[ln(GDP2009)-ln(GDP1998)]×100%/12，ln为自然对数符号，这里的GDP按当年价格计算；原煤、原油和天然气是1998―2009年间的平均产量。

表1给出了1998―2009年省际层面的自然资源产出和经济增长数据，过去近12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排名前列的大部分是资源缺乏的东部地区，特别是福建、广东和浙江这几个省份，虽然不具备资源禀赋优势，但经济增长率却保持相当高的水平，超出全国平均增长率约2―4个百分点。资源丰富的辽宁、新疆，山西等省份却增长较慢，经济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自然资源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二）新疆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

有关资源诅咒的理论在省际层面得到了验证，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资源的诅咒”效应是否在新疆区域层面显现？

自然资源涉及的内容太多，种类也是千差万别，本文以采掘业部门的产出水平代表自然资源的总体禀赋状况。在中国的行业统计口径下，采掘业中包含煤炭、石油、天然气、金属和非金属矿采选业等与自然资源直接关联的细分行业，这些行业的多少完全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可得性，因此，当地采掘业产出水平可以最大限度地反映自然资源的综合禀赋状况，为方便比较选取原煤，原油，天然气产量。用人均居民可收入的增长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下面是新疆近十年的原煤，原油，天然气产出情况（见表二、表三、表四、表五）。

自2000年起我国矿产资源产品价格出现了上涨情况。从2001年开始，采掘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同期生产资料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新疆采掘业的投入加大，产量年年创新高，采掘类行业的收入迅速增长而与此同时新疆居民平均收入增长却没有表现明显。采掘业的产出加大固然能带来经济的增长，然而在新疆并没有表现居民人均收入随着资源开采的强度加大而大幅增长。“资源诅咒”的效应在新疆区域基于收入增长的层面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

三、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发展的传导机制

新疆作为资源丰裕其经济发展为何落后于资源贫瘠经济体？影响新疆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有区位条件、历史文化传统、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等客观原因；又有区域发展观、人力资本状况、科技水平以及法律和制度基础等主观因素。新疆的主要自然资源削弱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国家政策和自然资源产品特征导致区域利益发生转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实施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和对资源产品实行价格控制等政策导致区域利益发生转移。开发方面实行“强化东部，战略西移”的战略地位。国家加大了对能源基地建设的投资力度。在政策引导和巨大投资的推动下，采掘类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大量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新疆是资源的主产地，在“西气东输”等国家大型项目极大地支持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但时至今日，采掘业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新疆经济的同步发展。其原因主要是：一方面，计划经济时期，在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指导下，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实行严格的计划开发，直接无偿占有了资源收益；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源市场发育不完善，加之长期以来国家对资源产品实施限制型定价，使得新疆长期低价输出能源产品，又只能高价买进消费品和其他工业品，因此，使得本应该属于新疆的经济发展的利益转移到其他地区。

2.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和初级化引发“荷兰病”效应

长期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造成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单一化和初级化特征明显，从而引发“荷兰病”效应。产业结构单一化和畸重程度严重。此外，在重工业内部，煤炭等采掘业与原料工业一直占绝对比重，最近20年正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制造业作为工业化时期技术创新与企业家成长的摇篮，其衰落必然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打击。资源部门生产扩张、传统制造业的衰落和新型制造业发展严重不足，再加上长期以来产业结构的单一化和初级化，必然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也错失了发展新型制造业的良好时机，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和有力支撑，使发展水平始终处于全国落后状态。

3.制度弱化导致寻租和腐败

长期以来，由于市场体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国的资源产权制度安排存在严重弊端。尽管国家对矿产资产资源权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为国家所有，但所有权在经济上并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地方政府和各级资源管理部门行使事实上的所有权，在实际开采过程中，资源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相混淆。一方面，国家产权制度的虚置或弱化，使得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个人政治和经济利益，利用手中职权大肆进行“政治寻租”。

四、避免“资源的诅咒”的政策启示

工业化和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加大了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在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中资源价格回升和需求量加大，新疆资源丰裕地区将面临良的发展机遇，有可能改变以往经济落后的地位。但是如果继续采取过度依赖资源的经济发展模式，又会落入更加严重资源的陷阱”。新疆在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怎样摆脱“资源的诅咒”，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1.加强制度建设，设立资源基金，增强经济体的抗风险能力

由于资源行业管理体制落后，行业进入门槛低，因此一旦资源价格回升，市场需求加大，大量资本和劳动力纷纷投入资源行业生产，推动资源富集区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增加。而资源价格一旦回落，市场需求减少，其经济发展便陷入困境。实践证明，资源依赖型地区经济发展缺乏自主增长能力，其经济发展随着资源产品价格的波动而发生波动，抗风险能力极差。为降低地区经济发展的脆弱性，需要借鉴国外经验，设立资源基金。具体做法是：设定一个合理的资源价格，如果市场价格超过此价格，基金收入增加，以此来防止增加的收入转化为预算支出，制约政府投资扩张；如果市场价格低于此价格，基金收入的一部分进入政府预算中以稳定预算支出，以此抵抗由于资源价格降低造成对经济体的冲击，从而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需要一系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为保障。

2.鼓励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实施产业多元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比较优势的市场运行会强化本已单一的产业结构，因此，在资源还未枯竭之前，必须由政府主导，遵照市场运作规律，积极寻找并发展接续产业，实施产业的多元化。特别是要大力发展机械制造、医药、环保产业等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旅游、金融、通讯服务等第三产业，以此增强经济的活力和潜力。对于政府来说，必须抓住当前经济形势良好的有利时机，制定各种限制和优惠措施，限制高能耗行业发展，积极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荷兰病”必须防患于未然，以此避免“资源的诅咒”。

3.加快各项制度的制定与完善，从制度根源上减少寻租和腐败

要从根本上减少寻租和腐败行为的发生，必须加快推进矿业权制度改革的步伐，制定规范产权的法律制度，从法律上保证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得到实现；明晰矿产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制定与完善资源税征收制度，理顺资源产品价格，使资源价格确实反映资源破坏与环境治理成本；针对可能出现腐败的环节制定完善的监管机制和惩罚机制。制度的设计固然重要，但要发挥制度本身的效能，更重要的是保证各项制度的有效执行。只有这样才能为资源产业的有序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从源头上制止寻租和腐败行为的产生。

资源绝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加大对教育的投资，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提高政府管理效率等都是避免“资源诅咒“有效措施，只有合理地利用、管理自然资源，资源才能起到支持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深入了解自然资源削弱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及早采取措施避免“资源的诅咒”，是我国自然资源丰裕地区的政府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Auty R M.Industrial policy reform in six large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J].World Development，1994,22:11-26.

[2]Sachs J，Warner A.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R].NBER Working Paper,1995:5398.

[3]Sachs J,Warner A.Fundamental sources of long-run grow[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7,87:184-188.

[4]徐康宁,韩剑.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差距的另一解释[J].经济学家,2005(6):96-102.

[5]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6(1):78-89.

[6]王闰平,陈凯.资源富集地区经济贫困的成因与对研究[J].资源科学,2006(7):159-165.

第14篇

一、旗县域经济发展现状评析

（一）经济发展整体水平参差不齐

2002年82个旗县域中，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万元以上的有19个，其中最高的鄂托克旗达到1.91万元，不低于6000元的有23个，低于6000元的有40个，最低的只有人均2400元；人均财政收入450元以上的有19个，其中最高的满洲里市达到1325.42元；不低于260元的有23个，低于260元的有40个，最低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80.7元；其中有4个旗县不足100元。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在2580元以上的有21人，最高的东乌旗达到4879元，不低于2000元的有20个，低于2000元的有41个，最低的只有845元。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内蒙古旗县域经济的现状。客观评价，旗县域国内生产总值不仅同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也同域内区位、资源、土地、交通、投资及其它社会因素有关，不足以完全反映旗县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和发展水平。但人均经济总量是能够基本反映旗县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

（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明显

旗县居民大多数生活在农村牧区，这部分居民的收入从一个侧面反映旗县经济的发展水平。现实的情况是，内蒙古旗县域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明显，实现农村全面小康目标的基础条件薄弱。2002年全区82个旗县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呈现出明显的差距。从总体来看，人均收入超过3000元的有8个，占全部旗县的9.75%；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有15个（全国平均水平为2476元），占全部旗县的18.29%；高于全区平均水平的有11个（全区平均水平为2086元），占全部旗县的13.41%；其余48个旗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全部低于全区平均水平，占全部旗县的58.55%，其中有21个旗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足1500元。

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城乡交融、谋求城乡统筹发展并共享建设成果的社会，而不是城乡分割发展的社会。内蒙古作为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的欠发达状况尤其突出，这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与难点。

（三）整体经济发展仍有差距

内蒙古旗县域经济已经取得长足发展，成为全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但从现实和发展来看，整体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仍然不足。由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心、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等部门连续四年进行的“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中，内蒙古列全国第20位之后。全国县域经济100强中，始终没有内蒙古旗县入选。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重要的是其整体经济实力，即经济规模。只有拥有足够的经济规模，才能全面提升地区的经济竞争力，进而取得经济协调、健康、有序的发展。

（四）部分旗县“西部特征”明显

内蒙古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从目前情况看，全区有49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38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区平均水平，有38个旗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区旗县域平均水平。全区只有3个旗县人均财政收入达到或超过全区平均水平，有38个旗县低于全区旗县域平均水平。与全国及发达地区相对差距十分明显，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欠发达特征突出。

锡林郭勒盟有9个旗县工业增加值没有超过亿元，占其全部旗的75%。从全区82个旗县工业化程度来看，旗县整体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仍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突出表现为大多数旗县工业化水平还相当低。82个旗县中，只有18个旗县进入工业化阶段，占全部旗县的21.95%，其余64个旗县尚未进入工业化阶段，仍处于农业经济时期，占全部旗县的78.05%。在进入工业化阶段的18个旗县中，县级市有7个，占总数的38.9%。在地区分布中，鄂尔多斯市有6个旗县进入工业化阶段，占33.3%。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可逾越的门槛。从现阶段看，内蒙古旗县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迈入工业化道路门槛仍需加倍努力，任务十分艰巨。

二、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路径

(一)民营经济方向

广东、浙江等地的发展经验表明，是民营经济造就了一批富县强县。民营经济是百姓经济，是富民经济，是强县强市经济。

(二)特色经济方向

我区县域经济已经逐步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块状经济特征，如和林县的养殖业和五原县的油葵产业化。

(三)园区经济方向

经济增长点在园区、发展竞争力在园区。去年我区各旗县园区基础设施迅速发展，建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园区，园区经济在县域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且增势强劲。

(四)配角经济方向

县域经济所拥有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较少，它不可能在很大的产业领域与对手展开竞争，也很难形成以自己为中心、外部为之配套的大型终端产品和龙头企业。因此，它应更多地寻找和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

三、实现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措施

（一）加强区域经济的规划与协调，统筹谋划区域内与县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明确定位分工和发展方向

不仅是放在本区域范围内进行空间生产力、重大产业和社会事业项目、重点城镇建设等方面的规划和布局，而且应当跳出地区谋划，置身于全区、全国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和统筹。

（二）加大对县域经济要素的供给和投放，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重大支撑

一是政策要素的投放。市县两级应对现行的各级各类优惠政策进行全面梳理，不能兑现的予以取消，能兑现的明确操作部门、操作路径、确保到位，以维护政策的严肃性。此外，政府各工作部门还应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政策规定，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冲破种种不合时宜的思想阻碍，放开手脚、放低门槛、放宽政策、放活机制，促进各类要素向县域集聚迸发活力，促进一切能为县域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二是各级政府应加强与各金融机构的沟通协调，探索建立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创新信贷方式，如存贷挂钩放款、授信放款等，解决银行惧贷、惜贷的问题。同时，建立各类扶持引导资金，把更多的社会资金导向县域经济，积极向上争取“星火”、“火炬”、“两高一优”等专项贷款和贴息资金，努力缓解县域资金投入不足的矛盾。三是人才要素的投放。这是县域经济的治本之策。目前，县域人才状况是数量极少且在加快流失，“孔雀东南飞，麻雀也在东南飞”。由于人才瓶颈，许多有一定技术含量的项目无法在县域落户。政府应高度重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问题，制定和采取更灵活的人才政策和措施，把急需的人才引来、留住、用好，加快本地适用型人才培养，为县域经济乃至全市经济提供更有效的人才服务。同时，进一步重视对教育的投入和新生劳动力培训，有条件的地区提前实现普及十二年教育，没有条件的地区通过挂钩帮扶、智力扶贫、教育扶贫等形式，把帮扶的重点放在贫困生的助学上，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有效提升，推动群众致富和县域经济发展。

第15篇

【关键词】DEA模型；区域经济；效率评价；投入产出分析

1.引言

规划期为2009-2020年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对于辽宁省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利于完善我国沿海经济布局，促进辽宁沿海经济的发展，也必将进一步增强辽宁省和东北地区的总体经济实力。但是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也必然要立足于全省的合理规划发展中来，各地区合理均衡发展了才能更好地促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根据《辽宁省2012年统计年鉴》数据，2011年辽宁省GDP达到17500亿元，在全国各省中排名第7，属于全国经济强省。然而，从中也可以看出，辽宁省自身经济的发展在地域上并不均衡。从经济总量来看，2011年，辽宁省各地区生产总值中，沈阳和大连远远领先于其它地区。GDP最高和最低的地区间差异达到10倍以上，显然地区间差异过大。因此，有必要研究如何提高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效率，以促进辽宁省各地区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评价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率，应该综合考虑该地区的资源、环境、就业、人口等因素。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发展效率问题的研究较多，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和随机前沿分析（SFA）方法。

金怀玉和焦立新（2010）采用数据包络的分析（DEA）的方法，对安徽省2006年和2007年的17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效率进行了分析[1]；陆玉双和葛久研（2007）运用DEA模型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2]；续竞秦和杨永恒（2012）运用SFA方法，对2010年我国省级能源效率进行了评价，并比较了DEA与SFA方法在地区能源效率测量中的异同[3]；蒲勇健和罗巧利（2012）将Monter-Carlo模型和SFA模型结合了起来，以2004到2008年的数据对我国20家信托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率进行了评价[4]。

本文采用DEA分析方法，对辽宁省各地区的投入产出情况进行了分析，从而可以了解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效率情况，同时，也可以找出不同城市的投入产出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为非DEA有效城市的经济发展提出建议，以期促进辽宁省整体经济发展效率的提高。

2.DEA介绍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以相对效率概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由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于1978年开始创建。通过对经济系统的投入和产出比率的综合分析，DEA方法可以对经济发展生产前沿面上的规模有效性和技术有效性进行评价。所谓效率，从本质讲，就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竞争力、投入产出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总称。技术效率反映在给定投入的情况下被评价对象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而规模效率则反映了被评价对象是否在最合适的投资规模下进行经营。如图1所示，以函数图形的形式给出了单投入单输出情况下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具体含义[5]。

从表1可以看出，在辽宁省所有14个城市中，有9个城市的综合效率值达到了0.8以上，均值为0.833，说明辽宁省各地市的经济系统总体效率较高。其中沈阳、本溪、辽阳和葫芦岛的综合效率值为1，表明这四个城市的属于有效的决策单元，而其它的城市为DEA无效决策单元。综合效率最低的为营口和铁岭，分别为0.655和0.65，表明相对于其它城市来说，这两个城市没能充分合理的利用现有的资源，造成投入产出效率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