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014-06

作为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必然会随着中国化而出现中国化问题。不过，经济学的中国化与哲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有不同之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但经济学有着自身内在的逻辑与结构，还面临着西方经济学的挑战，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远远大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中国化需要解决其与一般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及中国实践等的关系问题。只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价值。

一、一般经济理论与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那么有没有一般性的指导具体经济活动的经济理论呢？如果有，经济学与一般经济理论是什么关系？如果没有，经济学可以成为一般经济理论或经济学基础理论吗？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看，存在着一般性的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等理论，因为应用经济学不存在阶级性的问题。当然，研究者对应用经济学涉及的一些基本经济概念可能还存在争议，但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否则应用经济学就无法得以教学和研究。这说明，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经济学理论，具体应用领域的经济理论存在普遍性，不区分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经济活动。但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领域，对于是否存在普遍性理论的问题，各界对此争议很大。不仅者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看法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内部也有不同看法。这种情况并不限于经济学领域，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也都面临着同样问题，越是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越是有争议。但不管如何争议，人们在一定时期和阶段里还是大致接受了某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并用这些概念、理论和方法观察和指导社会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范式。范式不是永恒的，范式中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而出现突破，最终被新的范式所取代。但在旧范式还没有被取代之前，虽然存在各种争议，人们还是基本遵循了旧范式的基本规定。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在一定时期里也会有一定的范式，这些范式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取决于社会对某种理论的接受程度，范式形成后就会成为各种活动的研究基础。

从经济学研究和指导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现代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范式。虽然这一范式的表述并不完全明确，许多基本问题还有争议，但是经济研究和经济决策依据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方法是存在的。这是经济决策的需要，也是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需要。存在着一定的范式，也就等同于存在着被广泛接受的具有一般性的基本理论。在这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是什么？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是不是要增强经济学在这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地位，或是由经济学为主导创立一个新的范式？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不过，从现实和理论上看，马克思经济学只能说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流派，难以成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一方面，社会接受经济学的程度有限，只有一部分人接受和运用经济学理论去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在经济学理论的部分领域作了分析和探讨，没有形成指导经济活动的系统理论体系；此外，传统经济学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虽然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分析有意义，但难以实现对经济决策的具体指导。

事实上，经济学不是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尚未成为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历史定位和自身逻辑也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的范式。但是，这些并不影响经济学的理论价值。经济学作为应用性学科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而不是批判经济现象，况且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主要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众多的资料和条件。经济学应该坚守一些领域，但不等于要占领所有领域。如果要求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成为一般性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就要吸纳各种经济思想和理论，最终既可能失去经济学的理论本色，也可能在思想和内容上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经济学不可能摆脱现有的经济学概念体系，在现有概念体系下要独创一套思想理论体系是十分困难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得到重视，但这不等于说要用经济学取代一般性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其理论贡献和社会影响决定的。只有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学，才能充分发挥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最终形成真正在理论上有说服力的中国化的经济学创新思想。

二、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学

在经济学中国化或经济学的创新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许多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都存在明显的分歧，但不能因存在这些分歧而否定对方。从理论层面上看，不管是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当前还没有哪一种经济学理论已经穷尽了经济问题而成为真正完整的理论体系，各种经济学说和流派存在观点不一致是正常的科学研究现象。即便经济学在方法上有科学性，在经济问题的本质分析上更深刻，也不等于说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现象的研究就没有价值。从实践上看，经济活动十分丰富，不同研究者的角度不同，运用的方法和手段不同，得出相悖的结论也是正常的，科学的研究正是需要从不同角度去探寻真理。此外，不能把西方经济学中从现实经济运行合理性的角度形成的经济学理论，都一味地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理论并加以批判。由于发达国家经历了长时期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所以应用层面的经济理论来自发达国家并不奇怪，而且很多应用性理论并没有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一些与资本主义制度直接关联的、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也不能单纯地将其与政治立场挂钩。西方经济学中许多内容只是对西方社会的现象描述，可能不深刻，但在现象层面上又是西方社会实际存在的。西方经济学没有对西方经济社会作过多的分析和批判，而这正是经济学的任务。

如果把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加以否定和批判，那么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要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就无从获得，对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更是只能通过自己的长期摸索才能把握。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基础也许是资产阶级，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总是要面对经济现实。经济理论是用来解决经济问题并指导经济决策的。西方经济学不是单纯为了对抗经济学而产生的一种学说，而是为了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中确实有为其社会制度辩护的一面，包括为其自身思想的价值进行辩护，但不等于说西方经济学就可以漠视经济实践的需要而成为纯粹的制度辩护理论。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正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也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动力。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就无法较快地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依旧是中国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中，虽然也可以逐步总结和归纳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而且可能存在许多曲折的过程。因此，在对待西方经济学上也应该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否定在前，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学习和借鉴在前。当然，在所有理论面前都不能盲从，而是要根据实践情况和需要加以分析和判断，这才是对待理论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对所有的理论都适用。

经济学要发展和创新，其动力既来自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也来自于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交锋与碰撞。坚持，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定位好自己的理论，在学习和借鉴其他理论中发展自身。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根本问题的看法上是对立的，经济学正是要在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这更需要对西方经济学采取科学的态度。经济学批判西方经济学，不等于彻底否定和取代西方经济学。在具体的微观领域，经济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创造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的新体系。西方经济学在微观领域所做的研究要早于经济学，总结的内容要比经济学更全面，不能因为这些结论是西方经济学做出的就要另外创立一套不同的理论来代替它们。

三、中国实践与经济学

经济学之所以要中国化，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而传统的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些新课题，这就要求创新经济学，从而必然会使经济学实现中国化。但是，中国的实践有没有提出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否用传统经济学和经济理论都无法解决，必须要在理论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呢？

应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确实给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课题，如，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的关系、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的性质和作用、股份制的公有性、按劳分配如何实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融入全球市场带来的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学的传统体系中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对经济学进行创新和发展，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才能很好地解释并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但是，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看，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能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理论和创新呢？学界对此并没有共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到底是一种理论创新还是一种体制转型的模式，在经济理论上有没有独特意义，或者独特性能否促使一种新的理论诞生？当前理论界也没有充分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在经济学理论上没有重大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传统经济理论内还可以解释，那么这种实践的创新意义可能更多地是对经济学而言的。依据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是一种后发优势的表现，并没有突破前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总结，只不过中国在经济手段和资源使用上更加充分和灵活而已。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确实具有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所没有的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这在起飞阶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很难说这是一个可以持久运用的超阶段性的手段。中国在转型中有许多特殊性和复杂性的一面，但这些特殊的一面并不必然指向一种新理论的诞生。创新理论必须要有实践验证，还要有逻辑证明。

中国实践加上经济学的主导影响下，中国经济理论确实会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也可能会形成经济学中的中国流派或学派，但是中国流派或学派的经济学即便存在，也不能说就可以取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唯一指导思想。一种思想唯一化也就走向了绝对化，失去了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中国的实践再特殊，也依旧要遵循经济规律；西方主流经济学再有问题，也是人类长期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中国的经济学可以吸收三者的营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实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或流派，但不等于说可以抛弃西方经济学而成为完全创新的理论体系。正如杨瑞龙所言，“经济学的现代化既不是纯粹的国际化，也不是纯粹的本土化，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四、经济学中国化的体系与价值

经济学在中国承担的任务有两项：一是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二者应该是经济学中国化理论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部分是合在一起的，后来由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两部分之间观点发生了矛盾：资本主义部分是批判市场经济的，而社会主义部分又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所以最后导致两部分分开写作。但从经济学的统一性来看，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部分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在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二者观点不同，可能导致经济学的两难境地。

传统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要用批判市场经济的经济学传统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传统经济学理论是难以承担这一任务的，而要创新和发展经济学，首先是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相对成熟的经济理论。有些内容并不是西方经济学讲过了经济学就不能讲，因为市场经济在具体操作层面是相似的，理论不过是经济实践的总结。西方经济学可以研究，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加以深入挖掘，不能有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当前国内编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材就试图把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实践经验结合市场经济理论加以阐释，较好地发挥了经济学对中国现实经济的理论指导作用。当前许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材也是从微观个体和企业讲起，分析市场交换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在市场体制下的运行机制，并且对宏观调控和国际经济关系作了较全面的分析。这样的教材虽然有模仿西方经济学教材形式和内容之嫌，但是结合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对现实经济问题作了理论分析，提高了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入宣传与研究是有价值的。

当然，许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教材还没有很好地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思想加以转换，这些教材往往直接借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而对《资本论》等经济学经典著作中对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分析没有提炼和概括，没有从经典著作中吸收营养，这样就很难保证在的立场和方法下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进行全面理解和阐发，也就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运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因此，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性论述中提炼、转换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是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任务。

同时，我们不仅要挖掘马克思的市场经济思想，还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经济思想中与现代经济发展存在矛盾的内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科学地理解和运用这些思想。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要从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方面的统一需要角度加以转换，克服经济学体系中的矛盾，重新构建经济学体系的新框架，体现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价值。如，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创造与价格形成的矛盾问题，应该承认传统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现实商品交换中的价格形成存在着与经验相矛盾的地方，过于教条地坚持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就很难使学生理解现实市场中价格形成中的供求关系，这会使劳动价值论思想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小。我们只有把劳动价值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深入认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和作用，认识其科学性。劳动价值论在具体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反映了社会变化的复杂性，而不能说明劳动价值论失败了。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理论抽象，是舍弃现象的波动，发现事物变化的规律。劳动价值论虽然对商品生产中劳动耗费量的判断十分困难，因为对劳动耗费量的评介不是简单地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劳动耗费量的价值评价与社会习惯有关，也与劳动的历史变动有关，但是依旧可以得出：在商品交换中等价交换的基础是劳动耗费相等。

马克思在论证资本占有剩余价值时，列举了许多计算事例来说明资本收益完全来源于对这个企业的工人的剥削，但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通过对平均利润的分析说明，不仅借贷资本、商业资本，甚至生产资本的收益都与企业的工人创造的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工人和所有劳动者为社会创造价值，而资本家和地主则瓜分剩余价值，是整个资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的剥削。扩大对创造价值的劳动范围的认识可以更有力地证明，单个企业的资本利润不是完全来源于这个企业的直接劳动的工人。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可以看出资本家对工人的直接剥削，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商品生产劳动是一种社会劳动，劳动的社会性不仅体现在劳动成果是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且体现在个体劳动是社会劳动整体的一部分。只从个别企业劳动耗费来分析商品价值量就会发现，商品实际销售价格中所含有的价值量与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劳动耗费有很大差异。虽然不能用商品价值量减去工人工资和生产资料耗费而得出资本收益，但正是这样的现象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是阶级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表现的就是阶级矛盾。

第2篇

民办院校的学生普遍学习方法不恰当，不会灵活变通。有的学生学习很用功，上课认真听讲，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恨不得都记下来，做笔记也很仔细，布置的作业也认真做。如果按照上课讲的，这些学生都能够掌握，但如果稍微做一下变通或把几章的内容结合起来综合运用，就显得力不从心了。针对这种情况，就要求老师有耐心，多讲讲其间的联系，另外在授课的过程中要注意经常回顾以前的内容，使学生不至于顾此失彼，边学边忘。工科的学生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他们强一些的是遇到关于数学方面的问题不会像其他专业学生那样害怕甚至回避，而且相类似的问题一点就通，掌握得好的学生甚至不用讲自己就能理解。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很多很杂，无论哪类高校，大部分学生都会觉得很费力，对于民办院校的工科生来说也一样，因此有的学生就会产生惰性，尤其是一些家庭条件好的学生，据笔者了解，这类学生无论学什么课程都有惰性，他们认为上大学混个文凭就行了，有毕业证更好，没有也无所谓，学位证压根就没想过要拿。因为他们的父母早已经把他们毕业以后的事安排好了，这样他们学习更没有动力。

西方经济学教学体系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都开设了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该课程作为一门外引课程,同时也是经管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其主要研究内容是西方国家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与基本问题,其中的许多理论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差异很大,常常会使学生有种“所学非所用”的感觉，尤其是工科的学生。同时,西方经济学又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它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形成,并且常会用到大量的图形和数学论证,让学生感到抽象枯燥难以掌握。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尽量使学生能够感受到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乐趣。

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是比较严密的，笔者认为在授课时首先应当介绍该课程的理论体系，使学生对其有初步了解。另外应当注意对于工科的学生讲授的内容应当有所侧重，不用什么都讲。在介绍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首先由供求定理引出其核心理论———价格理论，其次分别介绍决定价格的两大微观经济主体———即居民或家庭的消费行为理论及企业供给行为的决策过程。企业的决策过程从两方面入手分为生产论和成本论，要注意使学生明白这两个理论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否则学生很容易混淆。再次引导学生思考连接两大微观主体的纽带———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根据几个标准可以把市场成分为四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在此基础上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最后指出市场不是万能的，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状况，这时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从而介绍微观经济政策。

在介绍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以国民收入为核心，首先从国民收入概念开始，介绍国民收入的界定及核算方法，在此基础上，讨论国民收入的决定；其次，利用IS-LM模型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同时对均衡利率的决定进行分析；再次，从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两个方面，仍借用IS-LM模型，论证财政或货币政策的运用组合方式以及政策效果，落脚点同样在国民收入；剩下的部分不用介绍太详细，主要介绍失业与通货膨胀、国际经济学的部分内容即可。

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体会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雷诺兹就提出，要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欠发达经济分析。他指出：“人们把西方经济学的工具应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时，很少会发现这些工具是完全适用的或完全无用的，一般是经过适当的改造有些用处。”因此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能够仅仅讲授原理，更重要的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原理相结合，使学生能够具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工科的学生，他们接触经管类的课程有限，帮助学生利用有限的经管知识分析解决现实的经济社会问题，是每一位给工科学生讲授西方经济学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针对民办院校工科学生的特点，应有不同的侧重点

一方面，西方经济学对于工科学生来说，一般作为选修课或者考查课，(如笔者所在学校就作为考查课)，对学生需要掌握的内容要求不是很高，因此，在授课过程中也不需要什么知识都讲，主要讲解最重要的知识，另外，这门课的课时通常也不会很多，经常是不够用，这就要求教师把握重点，把重点讲解清楚、透彻。另一方面，既然该门课是考查课，学生会产生不重视的态度，学习起来自然也不“上心”，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上心”是教师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吸引学生。如案例教学法、视频讲解结合法、画图法等。同时也要多介绍该课程的前沿理论，使学生对现实世界中的经济问题更感兴趣。

(二)采用适合的本土化案例教学

第3篇

现在我们要明确，只有一个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而不是两个。政治经济学是惟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课程，西方经济学是作为吸收、借鉴的部分。西方经济学作为体系，作为学派和学术名著来介绍，我们还是需要的，需要专门的向学生介绍，但是不要突出它。

二、重视指导学生掌握经济问题研究的方法

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方法为实证分析法。那么，教学时，怎样引导学生运用实证法去探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呢？

（1）课堂教学时，要从经济学的理论层面切入，引导学生弄清楚经济变量的科学定义。

比如：何为经济学？答案是：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某种社会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和合理利用稀有缺资源的学科。上述对经济学的简单定义，却蕴含着多层含义：A.因为资源稀缺而引发经济问题，如果资源丰富，经济学则没有产生的土壤；B.由于资源的稀缺带来了两大经济问题，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问题，由此引导学生去了解和掌握这两个基本问题；C.解决经济问题与基本经济制度有关，不同的制度之下，解决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方式是不同的，这样引导学生去了解有哪些类型的制度及其特点；D.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稀缺资源配置和科学利用稀缺资源的学科，学生一旦了解了经济学的上述基本定义，就会激发其了解经济学产生、发展、演变等过程的欲望。

（2）教学时，注意设置假设条件。

假设是理论产生的土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假设，理论就不可能成立，至少不能完全成立。在此前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大都习惯于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满足于记忆现成的答案，却茫然不知假设的重要性。所以，高等职业学院的教师在教授经济学课程之前，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下列问题：三角型的三个内角和是多少度？因为这是小学生都能迅速准确回答的问题，所以，高等职业学院的很多学生对自己的大学教师提出这样简单的问题深感迷惑，因而往往不敢直接回答，而是在思考。如此，教师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事实上，180度是有条件的，即平面上）。通过与过去知识的联系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学经济学不是背概念、原理或结论的。

（3）关注理论的表述方法。

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用文字、表格、图形或函数关系来表述。在既往的学习中，数学与经济等理论是分离的，也许一个学生数学学得很好，但对于经济他可能不太清楚。比如，曲线的斜率表示什么？它表示不同变量变化之间的关系，正斜率越大，表明横坐标的变化比纵坐标的变化速率要慢，即横坐标的变化对纵坐标的变化不够敏感，或者说是缺乏弹性的。教师可让学生回忆自己所学的数学知识，并对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诸多变量之间的关系产生联想，从而创造性地用几何方法分析更多的经济问题。

三、改造教材

目前，高等职业学院现有的教材，既要构建经济学基础理论，又要借鉴经济学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和马克主义理论研究成果，这便要求我们适当改造原有的经济学教材。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鼓励学者们在下列几个方面的研究：

（1）鼓励众多的理论研究学者从多个层面研究和写作政治经济学教材；

（2）鼓励众多的理论研究学者自选专题研究经济学

第4篇

一、数学与理论的科学性

众所周知，数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起源于古希腊，两千多年特别从牛顿时代以来，数学及其具体应用-----自然科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认为，能充分应用数学的学科或领域等价于科学，数学所显示出的人类理性能力、根源和力量在诸多自然科学领域也似乎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自然使人们猜想，为什么不能把数学方法应用到社会学科领域去寻求其真理呢？西方经济学也许正是这种猜想的一个主要结果或实验。数学究竟能给经济学带来什么呢？在进一步分析经济学中数学的意义之前，我们应先来概略了解一下几个数学基础问题。

1、数学是什么？

简单回答这个问题是十分抽象的。例如若干著名学者认为，“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数学“是研究抽象结构的科学“。“数学是结构及其模型的科学”。等等。数学在理论上的概括和科学的实际发展中，一般给人们的印象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数学的特点可归结为更高度的抽象性、更严密的逻辑性和更广泛的应用性。因此，说数学是一切科学的根本基础，是科学的皇后，是十分自然的。

稍具体说，首先，数学概念是抽象的典范，几乎它的所有基本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是找不到的，例如，点、线、面；自然数、实数、虚数和四元数等等；它们是抽象的，又是深刻的，极其奇妙地、精确地刻画自然事物的某种基本特征。其次，数学是严密逻辑推理的象征，其方法论的核心是演绎法，即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进行演绎推理；其实质含义是，若公理为真，则可保证其演绎的结论为真；从逻辑上看，演绎法是清晰、合理和完美的，由数学推出的显然是毋庸置疑的正确结论。最后，由上面两点，数学应用的广泛性是不言自明的。

人的认识是无止境的，由于数学在科学发展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自然要进一步问，数学是绝对真理吗？亦即数学的抽象性是绝对无误的吗？数学的严密逻辑性是绝对可靠的吗？数学应用的广泛性是无限的吗？稍考察一下数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人们在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2、数学的真理性问题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之前，数学的发展是顺利的，人们对于数学的真理性是确认的。特别是十五～十八世纪，数学的顺利发展达到高峰；这一时期一大批数学家同时在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做出了惊人的成就，如哥白尼、开普勒、伽里略、笛卡尔、惠更斯和牛顿等。他们从许多方面证明了自然界的一些现象与数学定律相吻合，最突出是牛顿力学；所有这些极大地加强了数学作为绝对真理的信念，人们相信上帝设计了宇宙，而数学的作用就是揭示出这些设计。

然而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非欧几何的提出和集合论中悖论的出现，使整个科学界震动，它迫使数学家们从根本上改变了对数学性质的认识，以及数学和物质世界关系的理解，由此引出数学巨人之间关于数学基础的新数学方法而展开激烈的争论。如由弗雷格、罗素和怀特海为代表的逻辑主义认为，逻辑法则是一个真理体系，而所有的数学是可以由逻辑推导出来。同一时期，以克罗内克、鲍莱尔、彭家勒和贝尔为代表的直觉主义却认为，从逻辑原理所推导出来的东西，不比直觉感悟的更可信，数学可能是从经验开始的，但并不真正源于经验，而是来源于心智（经验只是唤醒心智）。第三大派系大卫·希尔伯特领导的形式主义认为，数学实际上是一些形式系统，各有各自的概念，各自的公理，各自的推导定理的法则，以及各自的定理，把每个演绎系统发展起来，就是数学。最后是以策梅罗、弗兰克尔为代表的集合论公理化学派，他们把解决悖论的方法寄托于集合论的公理化，即对所容许的集合类型加以限制，同时又使它们有充分的性质作为一切数学分析的基础。

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这四种彼此独立、不同的关于数学基础的方法已形成并相互对峙，人们再也不能说某一个数学定理已证明了，这时还必须加上是依哪个标准它才是被证实了。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数学是相容的吗？除了直觉主义认为人的直觉能保证相容性外，这个问题对于数学和科学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和严峻。然而1931年著名数学家哥德尔得出了震惊世界的两个结论，其中对于数学基础问题研究具有毁灭性的结论是：任何数学系统，只要它能包含整数的算术，其相容性就不可能通过这几个基础学派（逻辑主义、形式主义和集合论公理化学派）采用的逻辑原理而建立。另一个结论也可称作“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它断言：不仅数学的全部，甚至任何一个系统，都不可能用类似哥德尔使用的能算术化的数学和逻辑公理系统加以概括，因为任何这样的公理系统都是不完备的。哥德尔的结论实际上表明，我们使用的任何数学方法都不可能借助于安全的逻辑原理来证实其相容性，亦即表明数学结果的绝对确定性和有效性已丧失。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歌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是对排中律的否定；即有些命题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证伪，而又有意义。

3、数学的有效性

现在数学已发展这样一个阶段，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形式主义和集合论公理化主义，它们都有着某种不同的哲学基础，而难以形成某种共同的基础。而这似乎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数学；亦即数学并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严格的逻辑结构；它也许是一个人造体系，是一系列经过逻辑筛选、抽象和组织、是某种人所公认的非凡的直觉；这些直觉是我们的感觉器官、大脑和外部世界相结合的产物。任何一种数学或其分支都只是提供了某种可用的理论，根本意义上说数学也是一门自然科学，任何为其寻求绝对基础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当然，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与任何其它实验科学相比，数学作为一种精确而有效的思维方法，相对来说是最为广泛和深刻、有效的；其作用也更为基本、更为重要。例如，在其它科学的历史发展中，都曾经发生过若干次根本性的变化，而在数学中，大部分逻辑和经典分析已使用了许多世纪（虽理论上存在某些深刻的问题），现在仍然还适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学又的确不同于其它科学，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准经验知识。

数学在自然科学的应用中为什么能得出非凡的实际结论？为什么那些长而复杂的纯推理过程（纯推理是独立于经验的）能产生意想不到而又准确的结论？现在并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一种解释是，人类试图从复杂的自然现象中猜想（提炼）出某些简单的系统，其性质能用数学来描述，正是人类这种抽象化能力产生了对自然令人惊异的数学描述。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种成功是有条件限制的，例如，数学成功的领域主要是物理世界或无生命的物质，其方法论是把物理世界用长度、质量、重量和时间等简单概念来刻画，也许由于其行为是可重复的，因而用数学描述是有效的。另一方面，其代价是牺牲自然世界的丰富性；数学只能是描述了自然某些简单化了的方面和过程，决不是全部。另外，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生物学等领域，数学的有效性就非常不明显了，这自然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性质和复杂性所决定的。

如何认识数学的真理性问题，如何看待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有效性问题，如何理解数学在社会科学等领域中的作用问题，等等；这类的问题大都属于哲学的范畴；虽然实难形成确定性结论，但通过学习和思考得到的有关认识，对于我们学习和认识西方经济学是十分有益的，能使我们的看法更加深刻起来。

二、经济学中数学应用意义的初步思考

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国富论》起的二百多年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而较严密的理论体系。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的理论形式、研究方法是公认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我认为这实际上表明，数学作为一种理论信念、方法论和研究手段，十分明显地体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特征中。下面具体展开谈一谈。

1、经济学能成为一门科学吗？

提出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经济学和一般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根本差别吗？二是西方经济学是如何具体进行科学研究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某些自然科学成功发展的历史似乎明确告诉人们，一门学科要想成为一门科学，起码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要有坚强的科学信念，即坚信其理论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或研究对象客观规律性；二是数学方法要成为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不可分离的。众所周知，经济学是研究关于人类行为的学科，而人类行为是很难简单看作是客观的。因此，西方经济学首先要解决其研究对象的客观性问题。

西方经济学在讨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往往引用最多的著名论述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在其名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他指出“一门实证科学……是关于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系统的知识体系；而一门规范科学(或称管理科学)……关于应该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标准的系统的知识体系……。”这一观点把经济学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同时强调实证经济学作为整个经济学基础的重要地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在其著名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指出：“从原则上说，实证经济学是独立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判断的。……。简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可以是一门‘客观的’科学，这里‘客观’一词的含义完全等同于任一自然科学上的定义。”西方经济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模仿自然科学及方法的信念是十分坚定的，仅从其内容和研究方法看也是有效的。这一点从许多基本概念及思想就可见一斑，例如效用、边际、理性经济人、均衡、最大和最小原则、需求定律、理性预期等等。从方法论看，这些基本概念设定的一个核心思想是避免或消除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从而使其研究能得到确定性或“规律性”的东西。又例如，“均衡”作为西方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和思想，是从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演变而来，实际上“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并不完全等同于“均衡”思想，原思想更深刻、更复杂和更宽泛得多，“均衡”是对其的简化，即去除其不确定性部分，形成某种确定性或新的明确信念。“均衡”似乎给我们更多的是某些确定性的结论或信念；（在某些非常严格的假设条件下）如供求定律、均衡价格的存在性、一般均衡、局部均衡、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等等。“均衡”是什么？是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或基本状态吗？我认为，“均衡”是一种精巧的理论构思，更是一种“科学的信念”，在解释和理解某些常规经济现象时是有分析力的，但更重要地是希望符合一般科学研究特征的要求。

如果我们期望（或假设）把人类经济现象能够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或者说具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则西方经济学的确是有成效的和富有智慧的。因此，经济学是否为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信念问题，或者说其信念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把人类经济问题转化为科学研究的问题，光有信念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具体的思想、创造和方法；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也就是要解决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基本思想及其假设。

2、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思想及其假设

按传统流行的科学观，一门学科达到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看它能否充分运用数学方法，西方经济学认为这对经济学也应是对的。另一方面，经济现象与自然现象又非常不同，它是一种与人、人类（文化、政治）历史进化、人与人关系等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因素有关的、比自然现象更加复杂、不稳定的现象。把这样一种现象人为地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并达到数学能运用之，的确需要坚定的科学信念和具体的研究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确定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基本假设及其思想。根据作者的初步认识，西方经济学中基本假设及其思想可概括如下：

（1）注重静态忽略动态。如“均衡”思想，强调静态均衡状态（特征）是一般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及其在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而忽略实际经济运行过程及其不确定因素的分析。西方经济学相信任何经济运行过程是围绕均衡进行的，均衡是实际运行轨迹的中心线；均衡是客观的、确定的，即使实际经济运行可以是不稳定的但最终总是收敛于均衡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西方经济学研究中不考虑诸如历史文化、人际制度等复杂、易变的动态因素；着重研究静态的物与物、人与物的关系，而不考虑人与人的关系。例如，“均衡”这个概念没有历史、文化和制度的差异涵义，象一个物理定律（均衡概念及思想实际上来源于比较静态力学的研究思想）；又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假设条件“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也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反映。

（2）强调理性拒绝非理性。实际经济中，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如历史的、文化的、进化的、心理的和经济的等等因素混合其中；简言之，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科学（数学）的力量主要在于理性分析，而对非理性等的分析是无力的，理性等价于逻辑和确定性而排除不确定性。西方经济学自然也不能例外，在分析人类经济行为方面，可以说极端地相信和强调理性因素在人们行为中的作用，而完全避免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例如，西方经济学中的若干基本假设：理性经济人、效用的量化、生产者和消费者只追求最大利润和效用、生产者和消费者具有完全信息（知识）、供求定律、理性预期等等，十分明显的反映了这一思想；这些有关完全理性的假设在经济学中的核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3）追求确定性避免不确定性。自然科学的成功及其信念就是其理论在一定时空内的确定性；从方法上讲，上面两点的思想及有关假设的具体作用，实际上也是追求经济理论上的确定性，亦即为其理论的数学应用作信念及方法上的准备。另一方面，在具体研究中，则进一步表现为追求理论上确定性的形式，亦即分析、结论的几何和数学模型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得到这些确定性的形式又需要具体满足各种数学方法正确运用的种种假设条件，哪怕是完全不现实的。例如，有关均衡的若干假设、市场上存在充分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以保证他们都只是价格的接受者、生产要素和商品的完全可替代性、供求曲线的设定、边际概念等价于导数、变量之间某种形式的“线性型”关系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假设等。

总之，可以理解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学的科学信念，方法上必须引入数学思想和方法，亦即演绎法：从创造性假设出发──经逻辑推理（数学推理）──得到确定性结论。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学中演绎法（数学）成功应用的关键，是巧妙和创造性地构思其演绎的前提──假设条件。我认为深入认识和理解其主要的假设及其思想，是认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及其数学意义的关键所在。

3、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方法论意义

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西方学者认为，十九世纪其思想基础是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证实主义”，而二十世纪则是“证伪主义”；“证伪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核心思想是彻底反对归纳法而推崇演绎法，而数学是演绎法的典范。我认为演绎法及其思想在经济学中应用的方法论意义，简单说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创造假设、数学推理、检验理论。下面稍稍展开谈一下。

（1）创造假设条件是理论假说演绎推理的关键和必要条件。确立假设条件一个最基本目的，就是要创造性地简化现实经济现象的复杂性,从而确立现象间联系假说的核心结构，并建立演绎推理确定性的前提。一般来说,不同假设下所形成的分析思路、分析范围和分析方法往往是不同的；不明确提出假设条件,理论本身将显得含糊不清,无法形成理论讨论中的共同规范,往往会造成对同一理论认识和理解的不同,容易引起理论基本概念的混乱,这将阻碍理论研究中科学探讨统一基础的形成。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中往往包含了其理论假说演绎的大前提；这里所谓“大前提”即是理论假说或假设条件的核心；它实际上蕴涵了理论假说的基本思想、主要结论和演绎的最终前提。应指出的是，根据“证伪主义”的思想，所谓“大前提”的形成是研究者“自由创造”的结果，而无需什么严密的逻辑推理或经验事实依据；实际上，不同理论或学派的主要思想分歧或创新，往往表现在其演绎“大前提”的不同。因此，我们应特别认识到假设条件在经济学中的方法论意义。

（2）演绎法的典型推理形式是数学推理。数学推理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其前提（即假设条件）应十分确定和严格的；经济学中的假设条件往往确立了逻辑推理的“大前提”及其变量间的具体数量关系、演绎方向等；西方经济学中演绎推理的基本过程可简要概括为：提出假设条件(大前提)------逻辑推理(数学推理)------结论(并检验结论)。根据演绎法的特点,如果推理的结论不正确或通不过检验，则问题一定出在假设条件部分，而与逻辑推理过程无关；因为演绎法中,结论只是其假设条件(大前提)必然的逻辑结果，逻辑推理(特别是数学推理)一般是不会出问题的，这正是演绎法逻辑清楚或简单的科学方法论意义所在。这个意义告诉我们，任何经济理论存在问题是肯定的，也是十分明确的，即问题肯定在假设条件中，理论的发展或创新在于对原有假设条件的修正或创新。

（3）理论的可检验性是演绎法的目的。“证伪主义”判断理论科学性的唯一标准是看理论是否具有可证伪性或可检验性；一般来说,假设条件和数学推理将使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明确具体、变量之间的关系数量化、以及保证逻辑推理过程的严密性，最终将保证理论结论的具体明确,亦即具有经验的可检验性（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检验方法是计量经济学），从而保证了其理论假说科学性的主要特征。值得指出的是，按照证伪主义思想，就一般经验科学而言，演绎法意义上的检验是检验理论的结论，而不是检验其假设条件。但就经济学来说，是检验假设条件还是理论结论或是都检验是有争论的，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社会科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演绎法或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应用具有科学方法论上的意义，是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信念的必然结果，它的研究思路、体系和研究方法应该说是按科学研究的要求来设计的，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技巧水平。当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有（根本？）差别的，自然科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也应有差别；我认为这个差别集中反映在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上，或者说可以从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及其思想上去认识。另外，确立假设条件本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创造过程,按照“证伪主义”的思想,理论核心假设的提出是一种大胆的猜想、“自由创造”或某种非理性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没有什么逻辑的方法可循。但在西方经济学中，科学的信念和数学应用的条件，实际上对其基本假设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其基本假设的思想是尽量去掉不确定性因素，而经济学中的任何事实又渗透了人们心理变化的不确定性；在处理更加复杂经济社会现象的面前，数学的威力仍在吗？因此，在我们分析了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科学意义后，还应更深入地思考另一方面的问题，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限制又在哪里呢？

三、经济学中数学应用限制的初步认识

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有效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方法论问题。我认为其关键点在于，如何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差异，以及怎样认识数学有效性的深度和广度；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问题。虽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很难说理论上会有什么最终定论，但某种深层次的思考和了解，将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目前仍存在的某些基本问题有所理解。

1、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

一般性讨论已告诉人们，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确有某些根本性的差别。与自然现象根本不同在于，社会现象中人及其关系在经济事件实际过程中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影响在自然科学中也存在，但影响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如果不作某种严格的假设，这种差别将限制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经济分析将最终归结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心理学的等方面的分析。因此，如何认识这种差别及其性质，是认识经济学中数学应用限制大小或性质的关键。下面稍展开分析：

分析之一：两种现象演化过程的客观性不同。在观察自然现象演化过程中，人和自然现象演化过程（主体和客体）是明显分离的，除了人的观察和认识可能有（某种相对固定）偏差外，自然现象演化过程本身相对来说是一个客观过程；简单地说，其过程是一个客观事实直接连接着下一个客观事实，与人的观察和认识无关。而在社会现象演化过程中，由于其过程本身参入了有思考能力的人，人与社会现象演化过程不能明确分离开来，亦即人不能独立或脱离自身来观察自己；简单地说，如若以事实为起点，事实经过人的思考产生认识或决策，进而影响到人的行动，而人的行动结果形成下一个事实；这里一个事实并不直接连接另一个事实，事实本身不是客观的，而是参入了人的观察或认识，亦即事实与人的思考是相互影响的（这种现象有人称为“反射”现象），这时主客体是合二为一难以明确分离的；因此，我们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演化过程很难说是一个客观过程，其不确定性因素是显然存在的。

分析之二：两种现象演化过程的科学特征不同。自然现象演化过程客观性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相对来说，在人所能控制的范围内（或在相同的条件下），其现象演化过程是可重复的或可控制的，这实际上是产生科学研究和确定性知识的基本特征。而社会现象的演化过程则完全是一个不可重复的历史过程，亦即人们在其研究中，无论利用多少人为的条件（总是有限的）来刻画条件相同但时间不同或地理不同的两个实际社会（或经济）状态，都是不准确和客观的，有时甚至是差别巨大；历史事件是不可重复的！这突出地表明，历史的、文化的、制度的和心理的等因素复杂作用、进化的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也表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远甚于自然现象。

分析之三：人的认识偏颇性对研究对象的影响不同。众所周知，人对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亦即总是存在偏颇或不完全性，但这种偏颇对我们所考察的两种现象过程的影响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于自然科学来说，由于其现象过程的相对客观性，人的认识或偏颇相对来说不可能影响现象过程（事实）本身，亦即这里人的认识或偏颇和其现象过程实际上分别属于两个相互隔离的空间，客观过程能不断纠正认识上的偏颇；也正因为如此，自然现象或事实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既是扮演着可观察的独立现象，又实际上扮演着独立而客观标准；亦即相对来说，人的认识或理论的正确与否可以通过与现象或事实的对应得到客观地检验或确定；因此，这种研究结论才可称之为确定性的和科学的知识。而对于社会科学来说，由于其现象过程的非客观性，即人的认识或偏颇渗透了现象过程本身（事实）之中，事实和人的思考两者是互相影响而不断变化的；因而造成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本身的不确定性或非客观性，例如，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学中缺乏象自然科学中那样无可争议的假设或概念；这种状况下的研究方法和结果很可能是，要么是确定性的而脱离实际，要么是不确定性的而失去科学研究的意义。

我认为，以上的初步分析反映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之间差别性质，也是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限制的深层次原因。

2、常规事件与历史事件

我们自然想到，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有效性可能受到限制，怎样来认识这种限制的大小呢？又怎样来认识经济学的实际作用呢？我认为认识和区分社会经济现象中所谓“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的含义是十分重要的。

（1）常规事件和历史事件。社会经济现象（事实）中参入了人的思考（为）因素，事实和人的思考（行为）相互影响，不可分离，这里的事实相对而言失去了其客观性；因而我们说经济（社会）事件相对来说更具有不确定性；当然这并不能认为，经济（社会）现象完全无稳定性、无研究意义，而是要着重指出它与自然现象的重要差别；这里历史学研究及其内容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一般历史学研究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是描述和分析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即所谓“历史事件”，从时间上衡量，“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长度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只占很小一部分；而其余大部分时间中所发生的相对稳定、普通的事件，我们则可称之为所谓“常规事件”，但它并不是历史研究所描述的主要对象。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照来看，可以简单地说，所谓经济中的“历史事件”部分主要对应于较大经济波动时的波峰或波谷时期的经济状态，或者说是指那些远离“均衡”时的经济状态；而经济波动其余部分相对较稳定时期，或者说那些较接近“均衡”时的经济状态则对应于所谓“常规事件”部分。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事件”和“常规事件”的区别本质上是不确定性和确定性、非理性和理性的区别。

（2）经济学与“历史事件”。值得指出的是，“历史事件”在人类历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是历史进程重要的转折点，也是难以事先认识和预测的。同样，经济（社会）现象中的不确定性也主要突出地反映在其所谓“历史事件”中，简单地说，即指较大经济波动中的波峰和波谷部分（较大经济波动转折点的某一邻域），目前的经济学或经济数学模型对此的解释或预测是十分无力的。经济中“历史事件”的形成，实际上是人们思考或认识的偏颇逐渐加强（或非理性作用突出），并不可遏制地、不断放大的结果，亦即实际事实与参入者的偏颇不断相互影响、一致偏颇（或非理性）行为的程度积聚放大最终导致崩溃（突变）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不确定性（或非理性）特别显示在波峰和波谷的形成上。这一过程的典型例子在金融证券市场上是十分常见的，也许目前科学方法对此的解释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对这一过程的形成，均衡的力量或均衡思想的解释力是微不足道的，更不用说去预测它了。

（3）经济学与“常规事件”。当然，社会经济中的不确定性不可能总是激烈地表现出来；一般来说，在“常规事件”时期，人们的偏颇及行为相对处于稳定（或较理性的）状态，与实际状况比较接近；这时，人们的总体偏颇状态不会形成某种变化的趋势，人们的思考及行为与实际状态的相互影响处于稳定，不确定性或非理性的程度相对较小或相互抵消。这时“均衡”经济学的确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或者说在“常规事件”条件下或某种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意义是显著的。但我们应注意的是，由于“常规事件”本身的稳定特征或属于经济现象中常规部分，使得这种解释力的实际意义和重要性骤然变小。这里出现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主要是“常规事件”还是“历史事件”呢？西方经济学显然是选择了具有较好确定性特征的“常规事件”作为其研究对象和经济本质特征的，而把“历史事件”作为例外加以处理。

3、检验经济学的困难

众所周知，自然科学真理性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理论能相对其对应的客观事实得到检验，这种检验不会因人的认识或理论的不同而改变，也不会因研究者的不同研究动机而改变；其基本原因是这里的“事实”是唯一的或客观的，通过这种检验而得到的理论（或知识）是科学性的保证。然而，对经济学的检验却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经济学及其实际预测无论正确与否，它们都会对人们的思考和行为产生某种影响，特别是有重大实际经济意义的预测，可能会对预测的事实本身产生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亦即经济学预测的事实本身并不是唯一的或客观的，是可以变化的，这样的预测成功或失败似乎并不能客观地说明其理论的正确或错误。在经济学的检验中，在用什么“事实”作为检验的共同标准问题上，实际上缺乏一致和明确的认识。

其次，自然科学中，数学方法预测成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所谓“有条件预测”，亦即相对而言，其预测的假设（或前提）与其预测的结论之间是逻辑或直接（客观）的关系；或者说，在相同条件下预测过程是可重复的或多次有效的。我们已知道经济学预测不存在这种“有条件预测”的特征；在实际预测过程中，预测的条件（假设）与其预测结论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的干扰，尤其在经济波动的转折点时更是这样。经济学中的大量不同理论学派或预测模型之所以可以长时间地同时并存，是因为与自然科学不同，某个模型的某次成功预测并不能表明其理论的正确或有效；同样，某个模型的某次失败预测也不能表明其理论的错误或无效；因此，经济学的检验意义是有限的。

最后，在任何科学研究中，研究者的研究动机主要有两种类型，可分为追求真理和追求功利的动机。在自然科学中，无论研究者的动机如何，检验研究者成果的标准是唯一的----客观事实，来不得半点虚伪的东西。而在经济学研究中，由于检验的标准可能是不确定的，不正确的动机、错误的理论或预测也可能取得“成功”，因为它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而影响到经济现象本身或所检验结论的形成；如果加上政治和个人利益等倾向的影响，某些研究结论的偏颇性将十分突出，再利用经济学“科学性”分析声誉的影响，短期内使实际状况达到某种检验目的的要求是完全可能的和有效的；这种检验破坏了科学检验的客观性。

总之，经济学的检验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检验具有较大的差别，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这一问题的存在也是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一个主要限制。

四、小结

以上从不同的方面，初步探讨了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意义及其限制，应该说还是十分粗浅的。总的来说，我认为经济学中数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纯理论的信念统一和理论体系完美的结构上。因此，西方经济学对于我们进入经济学领域能够起到基础知识和技术的作用，学习经济学不可不了解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另一方面，对经济学中数学的意义也不应过分夸大，特别是在实际应用时，要深刻认识经济学的局限性。举一个例子，在实践意义上，经济学中数学的作用很类似计算机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的作用。在某些方面，例如计算机在解决那些被严格限定的问题（如逻辑问题、国际象棋等）方面，的确具有超人的能力；但如果它面对大量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决的那类问题（诸如辨认一张面孔、一种声音，或在拥挤的人行道上行走等）时，可能会一筹莫展。因此，许多时候，经济学上的优美数学结构和确定性结论，一用到具体实际中往往会感到无用武之力或失效；特别是，数学在认识类似“历史事件”的经济问题时，其实际作用可能是十分有限的。

第5篇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第6篇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发展；认识；把握；探索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7－000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尤其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经济学也伴随着中国经济建设一路成长。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初步基础。随着改革向纵深领域的发展，中国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构建一支完整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推动中国经济理论走向成熟，让理论更好地对实践加以引导，成为中国理论界和实践部门的共识。在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问题上，笔者认为，首先应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现状，进而挖掘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在此基础上遵循规律，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途径，发挥理论的前瞻性和指导性作用，解决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难题，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不断发展、繁荣。

一、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一）中国经济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就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看，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首先，中国经济思想源远流长，但却从未形成系统和逻辑的经济知识积累过程。无论与的经济体系还是与西方经济学体系相比，中国经济学都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其次，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理论。随着经济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大批的经济学者运用经济理论认识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化的经济理论。第三，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国经济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现代化建设的大规模展开，大批的经济学人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制度变迁中，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证分析、案例解析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提升，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第四，中国经济学是在不断吸收借鉴世界经济理论成果基础上成长的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后，大量世界经济学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大批的经济学者通过各种形式吸收和借鉴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成果，丰富和发展中国经济学，形成了开放的经济理论。

（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获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学研究开始出现一些良好的开端，研究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规范性提高。随着经济学知识的普及，理论研究的深入，中国经济学在专业语言、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研究规范性有了很大提高。第二，应用性增强。经济学是一门致用的科学。中国经济学正在摈弃对西方经济研究的简单移植，立足于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走向基于中国问题导向的研究模式。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很多需要研究的新特征、新问题，中国大批理论工作者从实际中研究问题，从理论高度上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目前已经形成了一批根植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的很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的成果。第三，实用性增强。经济学不是挂在嘴边的术语的堆砌，而是实用的科学。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在于可以通过指导政策的制定，通过每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发挥理论的作用。2008年在发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在经济理论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举措，平稳渡过艰难时期，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可见中国经济学的实用性有所增强。

（三）中国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当然，中国经济学研究还存在许多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如：基础性研究和理论前沿研究还很缺乏；数据不完整和信息不透明制约了量化研究；专门研究机构的研究和实际部门的研究没能有机地融合，等等。此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迫切需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为经济建设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支持，而与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相比，中国经济学的创建与发展还远远落后于实践，尚不足以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因此，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选择怎样的路径来构建并完善中国经济学体系，成为摆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界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把握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内在规律

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理论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它本身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同时，它的发展也具有内在独特的规律性。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必须在科学认识中国经济学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遵循其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中国经济学要坚持经济理论的指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经济学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中国经济学要想取得新的进展，首先必须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以经济学理论为“行动指南”。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出现了形形的经济理论“过时论”，一些人认为经济学已不能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良方。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能全面、准确、科学地理解经济学，并不善于在新的实践活动中丰富和发展它。经济理论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之所以这么说就在于它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中国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要想实现发展，不仅要在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还要不断地在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丰富和发展经济理论，用发展了的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要立足中国经济现实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特殊的文化传统与民族传统，都有其特殊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应立足本国国情，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国情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经济学必须面对中国经济现实，为支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速工业化进程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当前，中国的经济现实是：第一，中国的经济实践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的。第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且发展不均衡。第三，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制度的特殊性、国情的特殊性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要求中国经济学要着眼中国现实，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明确注释。这种注释应该是建设性的，而不是滞后的；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本质的，而不是表面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秉承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提炼和归纳出相应的中国经济学范畴、规律和理论体系。

（三）中国经济学要在兼收并蓄中丰富发展

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在构建过程中会遇到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这就需要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充分吸收和借鉴世界经济学理论的有益成果，包括现代经济学的精髓。现代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它既经过了实践的检验，又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并为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方法论空间，这无疑对中国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需要吸收和借鉴现代经济学中的有益成分，特别是利用其方法论上的优势。实践一再告诫我们，盲目信奉一种理论，把其推向终极地位，同时打击其他理论和思想，如盲目推崇西方经济学，或对西方经济学的持绝对排斥态度，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应该是开放、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它的构建和发展需要处理好坚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地位与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成分之间的关系。

三、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

创建科学、系统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是诸多中国经济学理论工作者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中国从理论界到实际工作部门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成熟的理论来源于成熟的实践，中国特色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系统工程，目前中国的经济建设仍处在发展和进行之中，因而不可能寄希望于在短期内形成完善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但理论上的个别突破是可行的也是必然的，这一点点的突破会逐渐构筑起中国经济学的宏伟大厦。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至少应从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和研究方式等方面入手，从中探索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对中国经济学者来说，需要立足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基础上，既能熟练地掌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还能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将两者运用到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中，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经济学研究提供科学的研究方法，奠定可行的知识基础。在研究方法上还应注意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在准确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经济学数学定量分析方法，为经济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以此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此外，在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上，应鲜明的反对用西方范式理论来取代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理论体系的言论，提倡借鉴范式理论的合理成分，把范式理论纳入马克思逻辑体系之中来共同构筑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拓宽研究视野

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推动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研究视野的拓宽。一是要从单纯的理论研究拓展到对现实经济改革和实践的提炼和总结上。加强调查研究、实证研究、案例研究，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实证分析、案例解析的基础上，通过归纳、总结、提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二是要从对国内研究拓展到国际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工程，要完成这一工程，就需要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大胆地研究和借鉴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组织和管理市场经济运行的成功经验，汲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发展有益的东西。三是要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性视野的经济学专门人才，使他们从国内走出去，置身于国外的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中，融贯中西经济学知识，以中西结合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推动经济理论发展。

（三）应用创新研究方式

在研究方式上，要实现四个结合：一是在研究中要将经济学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理论相结合，以经济学理论为魂，以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为体，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用。二是在具体经济问题研究中要将国内研究和国际研究相结合，既立足本国实情，从国内实际出发，又结合国际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组织和管理实践中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三是要将古今相结合，在经济学研究中，既充分注重现阶段经济理论的应用和发展，同时，还要继承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宝贵资源，促使其为当代经济研究所用。四是要将传统的经济研究手段与现代先进的科技研究手段相结合，通过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案例解析、量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在研究中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机结合，从而为中国经济问题提供更为科学、准确的理论支持，更好地为中国经济理论的构建和发展所用。

参考文献：

[1] 黄丽珠.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N].金融时报，2007-01-22（5）.

[2] 张旭.社会科学方法论系统与中国经济学结构构建[J].学术月刊，1999，（8）.

[3] 覃巍.略论中国经济改革、现代经济学发展与中国经济学建立[J].广西大学学报，2007，（8）.

第7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案例教学 运用

西方经济学是一门专门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社会科学，一般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来讲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它的重要性也日渐显现，被国家教育部规定为财经专业十门核心课程之一。从我们多年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实践来看，我们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同学反映该课程涉及的众多概念、原理对他们来说晦涩难懂。究其原因，可能和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高度抽象和我们传统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认为，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所沿用的是一种教师讲、学生听，靠教师向学生灌输的应试教学模式。这样的教学模式使这门课程成了空洞的理论，已经严重影响到学生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而案例教学法在工商管理类课程教学中的成功使我们认识到可以把该教学方法移植到《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本项目旨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1 案例教学对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1 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西方经济学作为一门外引课程，其研究内容主要是西方几百年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与基本问题，许多理论与我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差异很大，常常会让学生有种“所学非所用”的感觉。同时，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并且它的每一个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形成的，加之常常会用到大量的图形和数学论证，让学生感到抽象枯燥且难以掌握。因此，有必要寻求一种中介载体，将西方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以一种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学生，而案例教学在这方面有独特的作用。因为经济学案例往往是以现实经济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的，其中不乏一些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足以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吸引他们主动思考、积极讨论， 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1.2 有利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关键之一。传统的应试教育是以“灌输式”、“填鸭式”为主的教学方式，教师机械地满堂灌，学生被动地听，其后果是学生只是靠死记硬背学习经济理论，考试一旦结束便统统忘掉，无法形成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而案例教学则与之不同，案例教学往往是让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学生置身于事实环境中，主动对案例进行分析、判断和归纳总结，锻炼了其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还可以通过讨论或辩论的方式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临场应变能力和集体协作能力等诸方面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有助于解决所谓“黑板经济学”和高分低能的问题，有助于培养技能型、应用型的人才。

1.3 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

案例教学给教师提供了新的教学模式，同时使教师面临着更大的挑战。首先，教师要不断地根据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寻找和编撰恰当的案例，这就需要教师不仅有扎实雄厚的理论功底，还要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较强的敏感性，并对理论知识的实际应用有深刻认识。其次，案例教学也对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提出了挑战。在案例教学中，教师充当着“导演”的角色，必须对讨论的问题和具体的实施方式做出统筹安排，此外，还须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做好组织工作，使案例讨论或辩论能够有序进行。最后，还要通过书面报告或其他形式及时对案例教学进行总结。这些均有助于教师不断提高教学、科研水平。

2 我国经济学案例教学尚处在起步阶段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学教育最发达的国家，许多影响深远的经济学教课书都有配套的案例教学资料。如平狄克的《微观经济学》和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在哈佛商学院，平均每名主讲教师有一名研究人员配合工作，包括案例的收集、调查和编写，并且定期出版案例集供教师选用和交流。我国经济学教育中的案例教学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大多数高校认为案例教学法只是一种教学方式，是教师个人的事，既没有相应的经费和人力投入，也缺乏组织上的支持。教师由于缺乏财力、时间去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编写工作，加之又不计工作量，直接打击了教师教改的积极性，客观上限制了案例教学法的应用和推广。

二是选取的案例质量不高，本土化案例库建设滞后。许多高校在案例的搜集、整理与分析等方面相当滞后，有些甚至直接采用报纸、杂志甚至传记文学的内容，将原始材料不作处理直接拿到课堂上来，缺乏对经济学的专业性审视和洞察，因而也难以做出专业化的分析和评价。有些在案例的选择上以国际案例为主，认为通过学习先进国家的成功案例，就可以结合理论知识研究国内的经济发展情况。但是这些取自国外、直接翻译的案例，因社会背景和文化差异等原因，不能反映我国的实际，应考虑国际视野与本土背景的结合，因此应该更倾向于国内的案例。目前虽然国内各有些高校已经自己编著了案例教材，但并不理想，缺乏经典案例，而且案例更新也跟不上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三是案例教学法的引入对《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师业务素质，包括专业知识、教学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因为案例教学法本身决定了教师在上课时，不能简单就内容而讲内容，而应对所讲的内容追本求源，通过了解案例的时代背景，掌握案例所涉及的理论知识点和案例分析要达到的目的以及为达到目的应该采用的手段与方法等。由于理解的偏差，在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认为案例教学就是把案例介绍给学生，做简单的分析总结。也有的教师把案例教学与教学举例混为一谈，单纯为吸引学生兴趣、增强理论的说服力而引用案例。有的教师角色定位不准确，过分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了自身应用的“导向”作用。部分教师认为案例教学没有标准答案，应实行开放式讨论，追求热烈的课堂气氛，让学生百家争鸣，甚至允许跑题。还有些教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对学生讨论中的片面言论或错误之处急于纠正，对每个学生的发言都给予评点，学生怕说错，在发言时有顾虑，致使一方面打击了学生发言的积极性，使其不能自由地、充分地展开讨论，另一方面使学生们过于关注教师的评论，不能很好地吸收他人长处，达到相互启发的目的，此外，使整个讨论过程屡屡被打断，教学环节不能流畅进行。

3 实施案例教学的措施

3.1 积极筛选合适的本土化案例

案例教学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案例。必须从我国、国外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提取现实案例，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实践性和时效性;要与课堂讲授的内容紧密相关，使学生在所学理论知识的指导下自由思考、互相交流和产生思维的碰撞。

案例要尽量本土化。国外案例教学的实施早于我国，也积累了一些好的案例资料，但是，教师应尽可能地采用本土案例。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学生必须熟悉国内经济发展历程，积极地用所学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去剖析个案，有利于提高分析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为日后主要在国内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奠定良好基础;二是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在文化、制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只有首先明了国内的经济环境与实情，才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外的经济发展经验并加以借鉴。当然在国内案例占主体的情况下，国外案例也可适当讨论一些。由于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开放度逐步提高，因此也需要了解国际经济环境，但国外案例在讨论之前教师应给予必要的辅导和提示，如国外的文化背景、体制等与我国的差异[3]。

3.2 积极引导学生适应案例教学

引导学生课前积极准备。在未完全进入案例教学之前，学生要熟悉相关理论、知识及相关技能，并学会运用已学过的多学科知识，从多个角度对问题加以分析和判断;还要有语言表达与心理方面的准备，特别是心理方面的准备。当面对的是刚刚接触案例教学的学生时，最好先由教师对案例分析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必要的引导，同时介绍如何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案例相结合的具体方法，引导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当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分析能力，初步掌握了案例教学的方法时，可采取课堂讨论的方式进行。

引导学生课堂表现与参与。在案例教学中，学生的课堂表现与参与是至关重要的。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老师和全体同学面前发表自己的看法的确需要鼓足勇气，需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碍。有时，由于缺乏、甚至没有学生主动、自愿的发言，使案例教学变得十分被动和尴尬，强制提问代替了自由发言，课堂讨论变成了老师的自问自答。因此，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踊跃发言，是案例教学又一成功关键因素。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和参与的积极性，教师的合理组织至关重要。如教师要有亲切、热情乃至奔放的语言和形体动作，以此感染学生;要善于营造一个平等的、民主的、宽容的、人性化的课堂氛围，使学生消除紧张感。可以组织圆桌讨论，而不要一个人在讲台上讲，让学生感到平等亲切。可以组织模拟真实场景进行演练，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可以采用奖励的方式，对于积极参与的同学给予小小的物质奖励，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3.3 多种途径提高西方经济学课程师资水平

《西方经济学》的案例教学对授课老师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拟从三条渠道使老师要更多的去接触社会，了解经济的真实运行过程[4]:有计划地选派担任发展经济学教学任务的教师到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挂职锻炼，以提高教师实际工作能力和胜任案例教学的水平;分期分批地组织经济学教师去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统计部门、财政、金融部门调研;积极开展高校与科研单位联合办学，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的办法，聘用经济研究院所的科研人员为高校兼职教师。

参考文献

[1] 黄玲.案例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运用研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5(6):99-101.

[2] 林权，李庆南.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法探悉[J].时代教育，2008(10):65-66.

第8篇

一对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再认识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争论由此产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对“生产方式”的解释：一是“生产关系说”，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说”，三是“生产的技术方式说”。对此，许多同志指出，如果按前两种意见来认识“生产方式”，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规定就存在着逻辑上的毛病，而马克思是通晓逻辑的。如果按第三种意见来理解“生产方式”，那么，《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的技术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样一来，上述规定虽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但它却同马克思的下述论断发生了矛盾。马克思讲：“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2]生产的技术方式是一个生产力的范畴，不属于生产的社会形态，因而不能列入《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最近，吴易风教授在他的《论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了“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教授认为这一原理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关键”。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也就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3]。吴教授将人们所熟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拓展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的确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认识。并且，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解释，即“即”与“也就是”后面的内容，仍然使人感觉到它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定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资本主义条件下”是否可理解为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否可理解为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以生产资本的形式相结合，从而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呢？如果这样，那么，生产方式等于生产关系。如果这样，这岂不是也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狭窄化了吗？

因此，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作何理解。

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是从多种含义上使用的。但是，从《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角度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范畴，其含义是确定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存在和发展采取资本经济的方式。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1章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含义作了明确的论述。马克思讲：“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却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4]。这个居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中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指的是什么呢？紧接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两个特征。”[5]“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6]“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二个特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7]很显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的自行增殖过程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就是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与生产力的关系时指出：“这种为了价值和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像较为详细的说明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包含着一种不断发生作用的趋势，要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就是把商品的价值，缩减到当时的社会平均水平以下。力求将成本价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的努力，成了提高劳动社会生产力的最有力的杠杆”[8]，在论述资本经济方式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关系时，马克思指出，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条件下（即在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分离、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条件下），资本经济会把这种所有制再生产出来，并且不断地再生产出由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马克思讲：“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生产条件的这种一定的社会形式为前提，那末，它会不断地把这种形式再生产出来。它不仅生产出物质的产品，而且不断地再生产出产品在其中生产出来的那种生产关系，因而也不断地再生产出相应的分配关系。”[9]很显然，我们决不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得以运动和实现的物质载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之间只能是一种“相适应”的关系。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更明确地说，对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作进一步的考察。

马克思讲，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10]。这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11]。这就是说，首先，资本是一定量的价值，它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为前提，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12]，在历史上，“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3]。因此，资本具有历史性。“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14]

其次，价值并不必然就是资本，只有当商品流通同时成为以增大自身为目的的价值流通时，才会有资本的存在。历史地看，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资本形式。“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15]

第三，资本的存在并不必然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要使资本支配社会生产，从而成为社会生产的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独特生产方式，还必须具备一系列条件，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二者的分离反映了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对生产者与劳动者分离的客观要求，即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其人成为生产者，劳动力的所有者成为劳动者。能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的所有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也能使、也必须使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从而使联合劳动者成为生产者，劳动者个人成为直接劳动者。在二者分离的前提下，要实现他们的结合以生产物质产品，劳动者的劳动力既可以采取商品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其他的形式（比如计划配置下的劳动力）。在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权存在的前提下，劳动力只能采取商品的形式。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充分条件，但绝不是充要条件。在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情况下，生产者要进行生产，只有到市场上去购买劳动力并将其并入生产过程才有可能实现，“G-A发展到什么程度，G-Pm也发展到什么程度”[16]。从而，资本也在什么程度上支配社会生产，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取代以直接或间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的社会生产。因此，劳动力成为商品是产业资本产生、从而社会生产的资本经济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

第四，资本是一种财富的存在形式或一种（社会）生产的发展方式。历史上出现过的物质财富的存在形式，有自然形式、商品和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17]与财富的存在形式相适应，人类社会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资本经济等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方式。自然经济以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商品经济以交换、从而交换价值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则以价值的不断增殖为社会生产的目的。资本经济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但是，它的以追求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运动会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商品经济成为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使资本经济成为商品经济的内在灵魂和本质。资本生产方式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8]

第五，资本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它并不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资本不是物”。它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发展方式，的确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是，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进而资本的所有制不同，资本所体现的经济关系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资本只追求在价值的运动中增殖，并不要求价值为什么会增殖，或价值增殖的源泉是什么。要探寻价值增殖的源泉，必然涉及到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关系。在任何社会，价值增殖的源泉只能是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但是，不同的剩余劳动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却能够使资本体现不同的经济关系。很显然，资本究竟体现哪一种经济关系，这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私有制决定了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生产资料的联合劳动者所有决定了劳动者个人生产、联合劳动者整体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最后，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同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完全视做同一的东西，这在认识上还有其他根源。当生产资料普遍地以资本的形式存在，并且归于它的私人所有者资本家，由此，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取得了一种历史的存在形式。资本的所有者天然不是资本家，但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正是由于资本家天然是资本的所有者，人们在观念上自然也就会把资本的所有者等同于资本家，从而将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进而将资本要体现一定的经济关系等同于资本必然体现某一经济关系，即雇佣工人生产，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关系。

二对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初步分析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古典革命”，使资产阶级有了第一个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法国的魁奈及布阿吉尔贝尔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具有这样一种特征：他们把经济制度下阶级关系的研究同既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过程，诸经济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加以结合，把经济制度本质的分析与既定制度下经济运行过程数量的分析结合起来[19]。亚当·斯密在其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发现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论述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原因、条件、途径；另一方面也初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这种研究。但是，萨伊、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勒赫等人则在“通俗化”的形式下，将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制度本身的分析与对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分析割裂开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于既定制度下资源配置过程及其变量的研究。最具代表意义的是约翰·穆勒于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教科书，在该书中，穆勒一方面尽量维护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另一方面主张国家调节收入分配，改善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称之为“没有生气的混合主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以门格尔、杰文斯、瓦尔拉、帕累托、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完全抛弃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身及其运行机制的古典经济学传统，使经济学成了一门以论证市场机制能够使资源有效率配置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他们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认为价值决定于个人的心理过程。在此基础上，他们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在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他们相信市场力量能有效地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起均衡的力量。其中的杰出代表是1890年出版的马歇尔所著的《经济学原理》。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他在1932年发表的题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文中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罗宾斯的这一定义既代表了自边际革命以来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经济研究对象的认识，也符合当时西方经济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实际。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这一规定发表以来，先后遭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但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在其所著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基本上接受了这一规定。比如说，最近出版的萨缪尔森所著的《经济学》（第14版）和斯蒂格利茨所著的《经济学》都延袭了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萨缪尔森讲：“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20]斯蒂格利茨说：“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稀缺是经济学的一个显著的现象：因为资源稀缺所以选择是必要的。”[21]尽管二人在遣词造句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他们二人在经济学研究对象认识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包含两层基本的含义：第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说是社会用稀缺资源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第二，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或者说社会用什么样的技术方式和社会制度（体制、运行机制）来配置稀缺资源，以解决这个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或者说体制）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其方式不同，效率也不一样。“不同的社会面临着通过各种可供选择的经济制度而发生变化的需求，同时，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可以用于配置稀缺资源的不同机制。”[22]

如果我们把资源配置问题看做是社会生产问题，那么资源配置方式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它研究一个社会组织生产的方式和方法。萨缪尔森等人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经济，而资本主义经济天生就是市场经济，资源配置问题主要靠市场经济这种体制方式来解决。因此，他们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市场经济的研究上，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尽管萨缪尔森列举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等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但它要论述和证明的却是市场机制对于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他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所做的事情。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管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不外乎在于论证市场经济是如何配置资源、发展社会生产的。当然，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只是在市场经济、在经济体制层面上研究资源配置方式、社会生产方式，并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制度层面上探讨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问题。他们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当做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许多同志探讨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据此而认为，西方经济学把生产方式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实际上，西方经济学时时处处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

三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的共同之处和对立性

我国学者在比较、分析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时，一般都揭示二者的对立性，很少分析二者的共同性。其实，只有在弄清二者共同性的基础上，才能说明他们的对立性。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西方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配置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表面看来，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社会生产在价值自行增殖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就是资本经济方式，或者说社会生产的市场经济方式。

那么，资本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知道，资本经济是社会财富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它以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为前提，以价值的不断自行增殖为目的。它的存在和发展，它追求价值增殖的运动又会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市场体系的形成。市场经济就是“借助于市场交换关系、依靠供求、竞争、价格机制、组织社会经济运行，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和人的利益的经济，简言之，在市场调节下运行的经济。”[23]“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方式，这种经济运行形式通常叫做市场经济。”[24]“市场经济是一种私人和私有企业制定关于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决策的经济。价格、市场、盈利和亏损、刺激和奖励的一套制度解决了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25]“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资源私有，经济决策高度分散。……，这个制度是通过内在联系的市场网络和价格协调的。”[26]“今天，市场的概念包括如何进行交易的场合，尽管这些交易未必完全符合村镇市场。……，所有这些交易过程都包括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里。”[27]由此可见，一方面，资本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经济；另一方面，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实质和灵魂，市场经济是资本经济的外在表现。因此，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相近、相通、相同之处就在于此。

可见，无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更确切地讲，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他们都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研究资本经济，都把资本经济看做是人类社会生产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方式。换言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因其生产目的有别而可区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资本经济、计划经济（或者叫做别的什么经济）等，资本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在这里，之所以列出了资本经济，而不讲市场经济，是因为资本经济在生产目的上有别于其他生产方式，而市场经济并不能表明其生产方式的目的何在。卫兴华教授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差别性所引出的理论思考》一文中指出：至于说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而言的，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表面上看很对称，很清晰，但经不起推敲。试问：市场经济难道不与自然经济相对立吗？难道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互不相关的两回事吗？如果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商品经济为什么就不与计划经济相对立呢？卫教授是对的。因为，尽管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等范畴都是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概括，但这种概括的理论层面是不一样的。要使我们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划分清楚明确，必须坚持标准的同一性，而最常用的标准就是社会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依然存在着严格的对立性，具体地讲：

第一，马克思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且研究与此相适应的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暂时性的同时，揭示了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的历史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西方经济学并不研究资本主义私有制，相反却把它作为研究市场经济的既定前提。他们虽然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体制方式，但却试图证明它是配置资源的一种最有效率的方式。由于他们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同市场经济看做是不可分的，因而，试图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永恒性，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产生的各种矛盾。

第9篇

关键词：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创新

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是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基础。长期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中受苏联范式的影响，恪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忽视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时代变迁，新经济的出现，“使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社会经济形态，虚拟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新模式，网络经济成为新的经济运作方式”，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使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变化。因此，在新时期和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必须在坚持理论指导的前提下，适应时代变迁，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第10篇

[关键词] 抽象法 李嘉图恶习 经济学研究方法

一、引言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政治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而演变的。它的创始，不仅形成了系统的学说体系，也形成了系统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虽然不成熟、不完善，但却涉及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并以其曲折、缓慢的演进，开创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进程。探讨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解释经济现象、研究现实经济矛盾，以及不断创新理论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英国“经验主义”及法国“唯理主义”背景下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选择

英国是经验主义的思想故乡和基地，从中演化出了近代科学的基本方法，即归纳法。在经验论哲学的影响下，“英国古典经济学先后走过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然后从象中的具体达到一些简单的抽象规定”，配第走完了这条道路，他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时期采取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的研究和叙述方法的典型代表；“第二条道路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过程是由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完成的。

唯理主义以法国作为阵地和大本营，以笛卡尔为其代表人物，对应的方法论是演绎法。同样，唯理主义在李嘉图这里也发挥到了极致。

三、关于李嘉图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争论及为“李嘉图恶习”正名

李嘉图是古典方法的集成者和完成者，也是新古典方法兴起的转折点，从此，英国经验主义归纳方法论被法国理性演绎方法论取代了其经济学主导方法论的角色。“经济学方法论从此而进入了唯理化、数理化及偏重于逻辑演绎证明的时代”。但是，西方经济学家对于李嘉图方法论的批判却从来没有停止过，熊彼特把李嘉图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应用于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的倾向称为“李嘉图恶习”，认为李嘉图的理论“是一种绝不可能被驳倒的、除了没有意义之外什么都不缺少的理论。”科斯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综观对所谓“李嘉图恶习”的各种批判的观点，争论的根源是李嘉图那些远离现实的假设。关于假设问题，尤斯凯利・梅基在《假设问题的重新定向》中就曾指出，“经济学上最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现在是、以后仍将是被称为理论及其假设的现实主义问题……问题通常是：这种假设（‘也’）是非现实主义的还是（‘充分’）现实主义的或者说如果它们是其中一种而不是另一种，这在本质上是否事关重大。”研究假设问题的通常方法是用抽象术语解释它，并探寻一般性的回答。一般来说，它常被看作是这样的问题，即一个已知的经济学理论的假设是现实主义的还是非现实主义的？更具体一点，比如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直到今天仍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它是否应该加入现实主义假设？现有的理论和假设是不是应该更现实些？关于这些问题，弗里德曼认为：“真正重要的、意义重大的假说被发现都有一些假设，这些假设是关于现实的不准确的、描述性的表述。总的来说，理论的意义越重大，假设就越是不现实的。”笔者同样也认为，科学家（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自己没有把对非现实主义假设的严重依赖当作判断理论或定理不科学或不成功的一个充分理由。相反，它是最著名的科学理论普遍存在的特点，这些理论都包含非现实主义的因素。

既然我们已经考虑到假设的不可避免的非现实性，我们就可以并且应该为“李嘉图恶习”正名。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它是非现实主义的，因为它是不完全的。它是非现实主义的并非因为它包含的假设大多是虚假的，而是因为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所带来的贸易利益是无法被直接观察到的。这些非现实主义假设拥有同样的目的，即消除或抵消次要因素而将决定贸易模式的核心力量分隔出来。

四、结论

既然“经济学理论是用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逻辑体系”，那么我们就可将理论的假设是否现实的问题暂且搁置起来，而专注于对新现象的分析或对旧现象的新解释。经济学是用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检验那些依照某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一致，就是不被证伪的，这个理论暂时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摒弃。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仍旧是当今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它仍旧没有被证伪。所以，为“李嘉图恶习”正名是必要而且应当的。

参考文献:

[1]杨建飞:科学哲学对西方经济学思想演化发展的影响.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121～122,139～140

[2]吴易风: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8～39

[3]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7～105

[4](美)约瑟夫・熊彼特著杨敬年译: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

第11篇

一、经济哲学的源起

经济哲学这一新兴学科的起源与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三次重要论战关系密切。

第一次论战的一方是以李斯特、罗雪尔、克尼斯等为代表的德国旧历史学派以及19世纪70年代后继承和发扬他们观点的以施穆勒、布伦塔诺等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他们强烈批判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认为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世界的描述远不符合复杂多变的现实经济世界，而过分强调对财富的追求是一种片面狭隘的利己主义动机，更批判性地指出以“经济人”概念为基础的抽象演绎法必然得不到符合实际经济过程的经济理论。而论战的另一方则是以门格尔、庞巴维克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他们针对历史学派的批判展开了积极有力的回击， 坚持认为对个人经济行为及其动机的有效分析才是研究并掌握整个经济过程的本质与规律的必要前提与基础。双方唇枪舌战，论战非常激烈。1883 年， 门格尔发表了《经济学和社会学问题》反驳历史学派的批判并对其历史归纳法提出批判；同年， 施穆勒发表了《政治社会科学》与门格尔针锋相对；1884年，门格尔发表《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历史主义的错误》再次予以回击；1888 年， 布伦塔诺发表演讲批判“经济人”概念；1889年， 庞巴维克发表反批判言论， 对历史学派的伦理主义经济学提出指责… …最终，关于经济学的科学门类问题也卷入论战之中，奥地利学派认为“边际革命”使经济学成为一类严密的科学，历史学派则认为经济学绝对不可能成为科学。

20 世纪30、40 年代进行的第二次论战将经济学学科性质作为争论的焦点之一。穆勒认为依据经济理论做出的判断要想达到精准度并获得验证必须排除各种干扰因素， 否则这种判断只能是一种预测指向。1932 年，罗宾斯发表《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一场反对证实法而张扬证伪法的浪潮。罗宾斯认为对经济理论真理性的检验是经济学方法论的基本问题，并阐述了“正确性”与“实用性”的区别，他认为“正确性”是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推导过程，而“实用性”则是从“特殊”环境下的反应出发的，能经受住检验与证实的经济理论才是可取的。1937年，萨缪尔逊发表《经济分析基础： 经济理论的实用意义》对罗宾斯观点提出质疑， 认为这是一种“关于经验材料的假说”。 1938 年， 哈奇森发表《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原理》主张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应用证伪法。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经济理论应具有可证伪性，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应朝向经验自然科学。

20 世纪7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滞胀和现实经济活动中原菲利普斯曲线的销声匿迹打破了经济理论界的宁静与祥和。随着“第二次经济学危机”的到来，第三次论战拉开了大幕。一些经济学家又一次将矛头指向了“经济人”，伴随随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壮大，“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假设成为群起攻之的目标。经济学应不应该涉及价值判断、经济学应该如何发展、经济学可能如何发展等都成为了此次论战涉及的问题。1973 年， 海尔布伦纳发表《作为“非价值”科学的经济学》批判传统二分法，肯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别并对经济学应注重非价值分析的观点提出质疑。同年，缪尔达尔发表言论提出为加强经济分析结果的真实与客观应将价值判断作为其前提条件。

在近百年的唇枪舌战过程中，研讨与反思的范围早已超出了经济学研究本身，而正是这种激烈的思想碰撞，批判与反思促成了经济哲学的产生。

二、经济哲学研究的意义

对于经济哲学的研究包含了经济学与哲学的双重意义。

第一，经济哲学对于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方法上的指导意义。在西方经济学论战当中可以看出，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急需一种专门的哲学理论为其提供方法论支持。然而无论是唯理论哲学、经验论哲学，还是实证论哲学、证伪论哲学等都没有以人类经济世界作为反思对象。而经济哲学正填补了这一空缺，它从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反思出发，其哲学理念为构建经济理论体系打下基础，观念上指引经济理论发展，方法上引导经济理论逐步完善。但目前我国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已明显不适应我国当代经济的发展，而以对经济学反思为基础的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发展是有困难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哲学必须相辅相成，是我国经济哲学与经济学共同走向成熟。

第二，经济哲学对于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性把握， 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于现实中经济现象的辨识水平，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从而超越肤浅的经验认知层面。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思维模式都深深的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一时无法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导致了许多经济思维与行为上的误区，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哲学在观念上的牵引作用能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传统经验束缚，提高我们对经济世界的认知。

第三，第一哲学是经济哲学的基础，经济哲学是对第一哲学的丰富。经济哲学与第一哲学一样是以对思维进行反思的方式确定人对存在的观念与行动，从而求得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到达对必然性的认识。但二者反思对象不同，第一哲学是对整个人类世界存在的反思，而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反思。第一哲学与经济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互为条件的。经济哲学必然以第一哲学对人类整个世界的总体把握为基础，它无法脱离第一哲学的根本特征而独立存在；而第一哲学对于整个世界存在的反思， 又是以经济哲学为媒介和条件来进行的，缺乏对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认识， 就难以对于整个人类世界进行反思。因而，第一哲学的发展是经济哲学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与基础，而经济哲学的发展是对第一哲学补充、丰富与延展，有利于更好地研究第一哲学。

第四，经济哲学研究对哲学的升华大有助益。马克思在《资本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已经揭示出哲学与经济学不可割裂的渊源，他说：“探寻社会的奥秘， 要回到顽强的经济事实之中”。他的研究实现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革命。然而其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发扬，在前苏联教条主义的哲学研究思潮的影响下，多年来我国对哲学的研究成果也收效甚微，对经济哲学的研究，将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哲学的精髓，更深入地了解哲学的经济观。

三、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必要性

只有哲学方法论的牵引才能使经济理论发展完善。因而经济哲学研究可以规范显示经济生活中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第一，经济哲学研究对解答我国目前的热门经济问题，制定正确经济决策是十分必要的。面对我国经济体制转型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增长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之间的协调问题、传统价值观念与新兴经济活动之间的矛盾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片面追求利润导致的诚信问题、产权问题等都需要哲学的理论指引与宏观上的把握，指导我做出正确的、全面的、有方向性的经济决策。

第二，经济哲学研究对提升人们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认识与理解是十分必要的。计划经济虽已远离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但它留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余毒”却多年来难以清除。倾向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思维体系、人生观、价值观依然在处于市场经济浪潮中的人们脑海中“作祟”，它干扰了我们对于经济世界的正确认知，导致了诸如争抢所谓的“铁饭碗”等许多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经济行为的出现。而目前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本身并不是没有缺陷的，它对经济活动的引导也会出现偏差，而人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并没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往往固守以往的经验作出判断与决策，而单凭经验是无法适应多变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会导致经济活动的偏差，这正是人们对市场经济体制缺乏深刻认识，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经济的表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理性经济必须要有哲学理性的指导。因此，研究经济哲学，理性地认识市场经济，才能从总体上把握住市场经济发展方向，提升对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水平。

四、我国经济哲学研究存在的不足与逐步完善

就目前我国经济哲学研究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点不足：

第一，经济哲学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我国很多学者对经济哲学的认识还很模糊，只有一些哲学家对其产生了兴趣， 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只注重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把经济哲学看成是哲学的“自我推广”，并没有认识到经济哲学是对人类经济世界的总体把握与深刻反思。而西方经济学界则已十分注重哲学与经济学的相互渗透，几乎每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都可以称得上是“包罗万象”的社会学家。

第二，并不重视的经济学范式及理论基准等的研究。缺乏对经济学范式的研究，导致产生了一种顽固的思维定式，忽视前提条件而对西方经济理论全盘接受；缺乏理论基准研究导致对经济问题的判断力失准。然而目前多数经济学书籍仍然很少涉及经济学范式等的研究。

第三，教学领域的哲学和经济学存在严重脱节现象。以本科教育为例，绝大多数高校哲学课只讲哲学及科学哲学的基础知识，经济学专业则以经济学传统理论为主。经济学与哲学的姻缘关系被生生切断，更谈不上对经济哲学的涉猎。无论是经济学专业还是哲学专业的学生都对经济哲学的研究领域与作用知之甚少，可见经济哲学未来发展面临的困难。

在我国经济哲学发展的道路上，要注重培养经济学家的哲学素养，要积极参与经济哲学的热烈讨论，要深入研究经济学范式与理论基准，要促进哲学与经济学的互相渗透影响，实现经济哲学对我国经济社会牵引与指导。

第12篇

反对人民币快速升值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的一位人士评价说，有着哈佛教育背景的樊纲，对中国宏观经济有比较系统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运行遇到的挑战日益加剧，决策层需要樊纲这样的学者能给出独立、有见解的建议。

“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他是中国学者中最早对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学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对历史上的一些争论进行系统整理的经济学家之一。”一位央行现任货币政策委员评价说。

对于自己的任命，樊纲解释说，自己是一个比较均衡、比较专一的人，一定会对得起新角色赋予自己的使命。

这一任命也使人们重新关注他的一些观点。

在汇率问题上，樊纲认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中国的最佳选择。他反对人民币快速升值，也不认为国际失衡问题完全应由中国承担责任。而对于投资与社会总需求问题，樊纲则表示，当前中国经济出现了骤冷的苗头，投资增速下降过快的现象要引起警惕。他认为，目前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最大矛盾在于：如果为缓解流动性过剩而采取继续加息的措施，将刺激境外资金流入，从而再次加剧流动性过剩的状况；而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而降低货币市场利率，又将导致境内银行收益的进一步收窄和贷款冲动的进一步加大。

在樊纲看来，经济学就是研究如何趋利避害、如何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的一门科学。它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行为与现象，甚至包括形而上的道德范畴，比如诚实。他认为，社会提倡诚实，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美好的品质，还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运行是建立在每一个公民都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将是最低的。

“京城四少”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对樊纲有很高的评价。“当时，演讲、在外面兼职几乎成为了一种时髦。”钟朋荣说，“而樊纲1987年回国后却一直专注于学术研究”。

在经济学家异常走红的今天，樊纲却一直躲在“书斋”里做他的学问。这让很多人都难以理解。

“我想揭开‘中国问题’之结，想用自己所学、所‘悟’的一些东西去尝试一番。”谈及此事，樊纲显得十分平静，许多问题已经在他脑子里转悠了许多年，很难停下来。

这几年，樊纲基本上是在“书斋”中度过的，学术成果“井喷”而出。其间，他与刘伟、钟朋荣、魏杰一起被称为当时经济学界的“京城四少”。

他在1989年写的博士毕业论文《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现已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部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受到了广泛重视；他的早期论文《灰市场理论》亦于1991年荣获中国经济学的最高荣誉孙冶方奖；1992年出版的学术名著《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过程的经济学分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体制变革的性质、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冲突、改革方式的选择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为改革阶段的中国社会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

樊纲与其他三人一起成为中国经济学界中的“黑马”。1992年，他被破格晋升为社科院研究员，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3年成为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世界商业评论》评选的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经济学家”中，樊纲的名字赫然在列。樊纲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出色的理论阐释者，他的《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奠定了他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

“土插队”

开始的时候，樊纲刚刚通过了小学六年级的毕业考试，一年半后“就近分配”进了中学，又一年半后就“初中毕业”了。其实当时没上过什么文化课，数学学到了正负数，英语学了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万岁），字母念到第8个（H），然后就是上山下乡。樊纲与经济学相逢为时很晚。

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这就决定了樊纲不能参军，不能作为工农兵上大学，事事都要排在别人后头。1969年，樊纲远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呆就是六年。

在一切能尝试的希望都已经破灭之后，樊纲一生当中第一次自己独立做出一个重大选择：以“投亲靠友”的理由，转插到一个堂哥所在的河北省北部的围场县农村。

从一定意义上讲，当时的转插是选择了下坡路：到村里后第一天参加劳动，就是推小车拉土，那是属于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式的木制独轮车，两千年来未变的生产方式与兵团农场的拖拉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冬天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晚饭一般只是玉米粥，五点钟喝完，七八点钟人就开始饿得发慌了。没有了经济收入，要靠家里接济，没有了同学、好友，唯一的亲戚即堂哥还远在50里外的县里，他闯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经历了一生中最为沉重的孤独。

但是，虽然他仍在边远的山沟沟里，毕竟河北离北京近了点，而且农民们和县里的干部们不像兵团首长们有那么强烈的关于子弟的概念，对城里来的“有点墨水”的知青，总会给点特殊关照，加上堂哥上上下下的关系和在县里帮他使劲，不到一年的时间，樊纲被借调到县文化馆，专职搞群众文艺的创作。有了读书写字的条件，樊纲感觉自己多少有了点用武之地。

1977年，樊纲在一个公社铸铁厂作为县文化馆的创作人员体验生活时，从收音机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当晚就赶回县里与亲友商量。这一年他考上了河北大学经济系，自此跨进了经济学门槛。

“洋插队”

“最难忘的两大经历，是土插队和洋插队，即下乡与出国。知青下乡，那时候完全是两眼一抹黑、没有出路的生活。我们在国营农场开拖拉机，后来到农村干活，推的小车还是木头轮子的，上千年前也是用这个。出国则是震撼，学术上知道了经济学之大、之广、之深，去人家的超市，才真正明白我们的经济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樊纲说。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樊纲以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访问研究员的身份赴美留学。

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后来的经济学家，却也当过一段不太合格的学生。

樊纲为自己预定的目标是要多上点课，学习知识，因此从一开始就到哈佛大学去旁听研究生的课程。樊纲虽然在大学里就比较扎实地学习过西方经济学原理课程，硕士研究生读的也是西方经济学专业，基本原理都已掌握，但跟起来仍然吃力得很。当时，他并非是正式注册的学生，可以不读书不做作业，甚至可以不去听课，轻轻松松当一个访问学者，四处走走，增长些见识，写些东西。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这样在似有压力似无压力、似学非学之间溜掉了。

直到后来，当他决定不留在美国谋职而是回国之后，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在课堂上系统地学习当代经济学理论的机会，这个机会失去了，再学可能要费不知多大的劲也不一定真正能学通，樊纲才下了一定要“学进去”的决心。

第13篇

关键词：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均衡假定；凯恩斯主义；工具主义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53―06

一、导言

自从《通论》出版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对于该书的基本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的批评，始终没有停止过。一方面，在凯恩斯学派内部，以英国罗宾逊夫人为首的凯恩斯派和以美国萨缪尔森为首的凯恩斯派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大论战；另一方面，新奥地利学派、货币学派等不停从外部抨击凯恩斯主义，特别是包括货币经济周期(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内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不管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rianism)如何提出各种各样的价格粘性理论和消费函数来弥补其微观基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评之一)，通过建立各种通货膨胀模型来解释经济滞胀(来自现实的挑战)，他们始终回避其均衡假定给其理论带来的非真实性，坚定地从凯恩斯那里得来的储蓄恒等于投资的均衡假定的基础上构建和修改其理论，而固执地置科尔内(或译科奈尔)、贝纳西等人对他们所采用的均衡分析方法的批评于不顾。张建平在其《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也对凯恩斯《通论》中的投资恒等于储蓄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虽然他看到了凯恩斯在论述投资恒等于储蓄的论点时的一些逻辑错误，并得出了储蓄等于零等结论，但他的批评并不是很彻底。而凯恩斯主义在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也再次让我们反思其科学性。本文拟从凯恩斯主义的“投资恒等于储蓄”假定为例来说明其在逻辑上存在的矛盾和与常识的冲突，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反思以均衡假定为理论基础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科学性，进而希望对推崇进行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政府和推崇在均衡假定基础上构建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者有所启发。

二、均衡假定的逻辑错误和与常识的冲突

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以来，宏观经济学逐渐成为一个比较系统而相对独立的学科，后人将凯恩斯的短期经济增长模型进一步长期化为外生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纵观其理论构建，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均衡。但是，正是这个假设将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引入了歧途，对于原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新凯恩斯主义、哈罗德-多马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而言，它都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硬伤。

也许有人会说，宏观经济学就是因为市场在短期内不能自动实现均衡，以均衡为基本理念的微观经济学不能很好地对此给予解释才产生的，怎么会假定市场能够自动实现均衡呢?为什么说假定储蓄等于投资就意味着市场能自动实现均衡呢?

这要从凯恩斯在其《通论》中对投资I和储蓄S的定义说起。凯恩斯在文中认为：

“所得等于本期产品之价值，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那一部分产品之价值，储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只要大家同意这些用法(这些既与常识不悖，又与传统相符的用法)，则投资与储蓄自然相等”。

上述关系用公式表示为：

“所得=产品价值=消费+投资

储蓄=所得-消费

故储蓄=投资”(即I=S)

这三个等式就是著名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方程。不管是后来希克斯和汉森建立的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新古典综合派的AD-AS(总供求)模型，还是哈罗德-多马建立的G=S/C的经济增长理论、索洛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都隐含了这个假定。而且这个命题被后人称为是一个恒等的公理，表示为I=S。可见，凯恩斯的思想影响之深远。

在凯恩斯看来，“所得等于本期产品之价值，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那一部分产品之价值，储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既与常识不悖又与传统相符，故将这几个命题作为他的理论基石，其推导的结果是“投资与储蓄自然相等”。

但在凯恩斯的这个逻辑推理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或错误：

第一，把市场不出清这个问题给假定掉了。

“所得等于本期产品之价值”中的“本期产品之价值”与“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中的“本期产品”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从实际市场价值――即成交价格的角度来说的，后者是从实物的角度来说的。二者当量不同，岂能比较?更不要说相等了。如果后者一定要与前者相比较，“本期产品”就应该表述为“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两者都以价格为当量，方能比较)。当产品在市场上没有卖出去时，其预期的市场价值显然没有得到实现，从价值量的角度讲，前者(本期产品之价值)就要小于后者(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二者之间的差值就是存货的预期市场价值，即：

存货的预期市场价值=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本期产品之(实际市场)价值

凯恩斯在此显然将“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和“本期产品之(实际市场)价值”等同起来了。这实际上等于假定：生产出来的产品的预期价值都能在市场上得到实现，产品没有过剩――即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社会也就能相应地得到多少收入。这其实就把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市场不出清――生产过剩这个问题给段定掉了。如果没有产品(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的过剩，如果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社会就能得到多少收入，那么宏观经济学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凯恩斯在此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

第二，把消费品和资本品混为一谈、偷换了必要的存货储备与过剩的存货之间的概念。

“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那一部分产品之价值”中的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构成，根据常识用数学等式可以表示为：

本期产品(的预期市场价值)=本期投资(的资本品的市场价值)+消费品(的市场价值)+存货(的预期市场价值)

凯恩斯武断地认为，“本期投资等于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按照我们对投资和消费的常识，本期产品中没有被消费的产品包括本期的资本品(其中包括有过剩的资本品，即资本品存货)和本期过剩的消费品(即消费品存货)。凯恩斯的这一论断意味着存货也是已作投资的资本品，即过剩的消费品和其价值未得到实现的资本品都是投资品。凯恩斯在此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1)将资本品与消费品混为一谈，这显然与常识相悖，(2)偷换了为了正常经营的需要而作的必要的存货储备(这是一种投资)与过剩的存货之间的概念(没有投入预期价值能带来增殖的生产的资本品存货岂能算作投资品?)。

这一论断的错误之处可以用以下算术式之间的矛盾来说明：

凯恩斯认为，“本期产品中未作消费之用者”(凯恩斯认为就是投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凯恩斯认为就是储蓄)。

即　投资=储蓄　(1)

(1)式的左边=投资=本期产品-未作消费之用者　(凯恩斯的观点)

=过剩的消费品+资本品　(常识)

=过剩的消费品+过剩的资本品+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　(常识)

即投资=过剩的消费品+过剩的资本品+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　(恒等变形)　(2)

(1)式的右边=储蓄=所得-消费　(凯恩斯的观点)

=已售本期产品市场价值-已售消费品的市场价值　(常识)

=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的市场价值　(常识)

即储蓄=已作投资用的资本品的市场价值　(恒等变形)　(3)

由(2)式和(3)式得投资≠储蓄　(4)

则(1)式和(4)式矛盾。

凯恩斯在其通论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矛盾，正是在于他混淆了资本品与消费品之间的区别、偷换了为了正常经营的需要而作的必要的产品储存与产品过剩之间的区别，即(2)式所示的荒谬论断。

如果存货都成了投资用的资本品，那么当经济出现过剩导致经济危机时，政府和企业紧张什么呢?凯恩斯所担心的需求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岂不成杞人忧天了?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扩大政府支出以拉动投资的政策建议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看来，唯一的解释是，凯恩斯政策建议中的拉动需求的投资用的“资本”与其理论基础中的包含存货的“资本”是有区别的，而且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存货与我们传统和常识所认为的“投资用的资本”的含义是不同的，存货就是一种过剩，一种预期价值没有在社会中得到实现的产品，而不是投资用的资本。作者认为，投资是指购买预期能带来价值增殖的资本品的行为。只有投入在预期价值能够增殖的生产中的资本品才是投资品。

一个经济体只有在社会需要(并且有足够的购买力)的预期能带来价值增殖并得以实现的资本品集合等同于该经济体供给的资本品集合时，该经济体的资本市场才可能出清。那些不具有预期价值增殖的“投资”，对市场出清和经济良性运行以及社会福利的增进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甚至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第三，武断地假定收入获得者只有消费和储蓄两种经济行为。

“储蓄等于所得减去消费”意味着对收入获得者而言，只有储蓄和消费两种经济行为，没有投资行为。这完全漠视现实中还有部分收入者的投资行为，而只看到收入水平在温饱线左右的低收入群体的经济行为，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的。

总之，凯恩斯在不符合现实的前提条件下，得出了不符合现实的、一个与他批判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市场出清时所持观点相矛盾的结论――储蓄恒等于投资；而他的追随者们(新古典综合派、新凯恩斯主义)和哈罗德-多马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论、新古典的宏观经济学却始终坚持在这不符合现实的“投资恒等于储蓄”(等)均衡假定下构建其宏观经济理论；虽然他们引入了越来越复杂的数学工具，但对其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却没有丝毫帮助，以至于托马斯・迈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是，虽然数学处理令人眼花缭乱，但是经济学的进展却可以用‘缓慢’一词加以描述。”。

三、对以均衡假定为理论前提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讨论

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市场不能出清是由于工资的刚性。但在其宏观经济理论大厦中，工资刚性除了在谈到市场不能出清的原因时出现过以外，在他的政策建议中却没有看到它身影，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致命的均衡假定，它把市场不出清的问题都假定掉了，市场不出清的原因在有效需求不足和需求管理理论里自然找不到它的位置了。这说明，“投资恒等于储蓄”不仅在其推导过程中存在逻辑错误和与常识的冲突，而且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理论在逻辑上不能自洽。而正是他不自觉地引用了古典主义的均衡假定，使得他并没有能够在现实上真正地与以均衡分析为基本方法的古典主义决裂。

萨缪尔森力图将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有机结合在一起，将投资区分为计划(或意愿)投资和非计划(或非意愿)投资――即存货或者说过剩，通过模糊“过剩”与为了正常经营所做的“必要储备”之间的区别，从而为这个恒等式(或市场出清)的成立辩解，仍然没有逃脱上文所述的凯恩斯所犯的错误――偷换概念、把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假定掉了。

新凯恩斯主义虽然承认凯恩斯主义(原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存在很大的问题、并被普遍认为弥补了许多原凯恩斯主义所缺乏的微观基础，但是仍然在以均衡假定为前提下推导出的IS-LM和AD-AS模型下讨论宏观经济问题，仍然没有意识到均衡假定对其理论框架造成的致命缺陷而与均衡分析方法决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作为古典主义的新版本，更是在均衡假定下构建其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均衡的框架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

既然，如上文所述，在均衡假定基础上构建经济理论的均衡分析方法存在如此重大的缺陷，而且科尔内(或译科奈尔)、贝纳西等人早已对均衡分析方法提出了的批评――均衡假定不符合现实，那为什么从政府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到大学课堂(比如我国目前)仍还充满着对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宏观经学理论的推崇呢?为什么许多优秀的经济学者对于在均衡假定下构建宏观经济理论乐此不疲呢?这究竟是科尔内等人错了、还是推崇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人们没有认识到均衡假定的错误所在呢?除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诸如上文所述的“储蓄恒等于投资”假定在逻辑上存在的各种矛盾及与常识的冲突、没有更令人满意的可替代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出现和其它的各种原因外，或许还与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采用的方法论――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迷惑性以及对其批判的不彻底有关。

工具主义者认为，假定是无所谓对错的(因为我们始终不可能对现实作全面的描述)、理论只要在逻辑上自洽和对现实的解释力强就行。崇尚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础上的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人们大多以此为理由争辩道：为了便于研究，我们假定储蓄与投资相等、货币供求相等、进出口平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呢?

是的，假定是元所谓对错的。如果单纯从哲学或科学的角度讲――即不考虑学科的特殊性，“一个理论或者假说只要在逻辑上自洽，那么，该理论就是成立的”这种说法是无可挑剔的。但是，经济学不是哲学和数学等形而上学，而是一门以研究人类个体行为规律和社会运动规律为对象、并最终为人类个体或者社会集体进行经济抉择时提供有关真实世界的信息，从而减少人类因为信息的不充分带来的效率损失(或者错误)的学科。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其研究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形而上的思辨，而是为了能为现实的经济抉择提供理论上的指导，这就要求经济学者们在作假定时，可以简化但不能脱离实际，否则，再美妙的逻辑推理和表达形式也对我们的现实选择无益。而且，我们不能全面描述现实不等于我们不能正确描述现实的本质(或主要)特征，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全面描述现实(描述现实也是有成本的)、只要“大体上对”或者“差不多”就可以让我们作出较为明智的选择了，我们不能全面描述现实并不构成“假定无所谓对错”成立的充分条件，不能把“允许犯(与现实相比)部分的‘错”’(不一致，下同)等同于“允许犯(与现实相比)完全的‘错’”。

当然，这并不是说工具主义就一无是处，比如强调“理论要在逻辑上自治”、“理论要能解释世界”，作者也是同意的，作者所不同意的仅仅在于“假定无所谓对错”的说法。如果假定也要受到真实性的约束，那么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所采用的均衡假定无疑不满足这个条件。一个建立在均衡假定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如何能够很好地解释或者分析不均衡的现实世界、并提出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科学的政策建议呢?如果能够，那倒是令人不可思议了：那还有必要区别真理与谬论吗?

第14篇

1 管理经济学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实践

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门新兴学科，是MBA 和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的骨干课程。西方经济学至少已有200 多a 的历史，相比之下，管理经济学还十分年轻。世界上第一本《管理经济学》著作由美国经济学家JOEL DEAN (乔尔迪安或吉尔帝恩)写成于1951 年，在20 世纪80 年代由国外引进我国。本门课程从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系统介绍了管理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应用，主要内容包括：管理经济学的性质、市场供求及其运行机制、生产决策分析、成本利润分析、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寡头博弈与企业的策略选择、定价实践、长期投资决策，以及市场失灵与政府规制。结合教学实践， 本门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 理清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

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门课程的关系十分密切，管理经济学的经济原理与方法主要来自于微观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和管理学专业基础课的微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科学; 而管理经济学类似于农业经济学、贸易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是把经济学理论应用于某一社会经济领域的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一门综合交叉性的学科。作为沟通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管理经济学可以视为微观经济学某些部分的应用，这些部分包括风险、需求、生产、成本、定价和市场结构等，了解这些原理有助于企业的管理者建立理性的决策思路，为经理人员的管理决策提供分析框架。管理经济学因为研究管理者如何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实现企业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如何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及时准确地做出反应等重大问题，而成为工商管理者和企业提高其自身价值的必修课。从这个意义上说，管理经济学实际是管理者的经济学，也可称作企业经济学。

1.2 深化管理经济学课程内容的改革

新修改的教学计划要求在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中体现出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改革。2013 年教学计划进行修改，将课程的理论学时由36 学时调整为32 学时， 修订了部分章节的内容设计和相应的课时安排。此次大纲修订，侧重于管理经济学原理的理论性和实用性并重的结合。选用了中国人民大学与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国内外较权威的教材，其内容体系也是国际上普遍认同的管理经济学的基本体系，突出了时代要求和实际应用。具体讲授管理经济学课程的基本理论部分，选取了中国企业管理创新的案例，以使学生提高理论与实际、学习与运用等方面的能力。

1.3 重视管理经济学课程的实践教学

管理经济学课程是一门应用经济学的课程，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应体现出其应用性与实践性。以往的教学过程中，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教师在讲授管理经济学理论时常常是纸上谈兵，并没有让学生体验到企业真正的管理实践。随着教学改革和实践的深入，本门课程的实践教学应加大改革的力度，具体思路可以分为两种模式进行：一是充分利用院里的综合实验室(ERP)，进行模拟教学，让学生在所学管理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企业的管理实践进行深入理解。在模拟教学中，学生可以深入体会在企业管理决策的全过程，增强实践能力和就业能力。二是可以采取教学实习的方式，使学生真正地走出去，走到企业经营管理的第一线，通过接触管理实践，很好地掌握所学的管理经济学理论。

2 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

新世纪、新时代对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除了要更新和深化教学内容，转变培养目标以外，还要改变教学方式，增加一些加强基本素质、基本理论和专业技能的训练。对目前学生存在的只会说不会做甚至既不会说也不会做的现象要引起高度警惕。因此，在教学中要进行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实践，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管理经济学课程教学中要处理好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的关系，让学生掌握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目前的教学方式是重视理论教学、忽视实践教学，学生理解理论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些专业术语、公式、图形的集合，最终导致学生对教学内容厌烦，学习效果得不到有效提高。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真正体现管理经济学的学科特点，教师在阐述管理经济理论时， 最好辅之以典型案例，用实际的资料和经验来表明经济理论实际上可以怎样应用以及已被怎样应用;同时，引入案例又可以使抽象、枯燥的管理经济理论通俗化、生动化，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例如，在讲解企业的生产决策时，可以利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的案例，去理解企业在生产时最优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是如何实现的;另外，如果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不是最优的，如何利用生产理论去减员增效。实践证明，案例教学对于让学生准确把握理论实质、启迪思维、培养活学活用能力、提高教学效果是非常有益的。

2.2 教师讲授与学生参与相结合

目前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课程教学为主，教师讲的过多、过细，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因此，必须当机立断转变教学方式，课堂教学要提纲契领，解决基本问题，注重对学生独立分析、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过程可以有以下模式：第一，在模拟教学中，将学生分组，让他们在管理决策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熟悉企业管理实践的各环节，以及在每一阶段管理者管理决策的侧重点，最终为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服务，真正解决学生实践能力差的问题。第二，利用课堂教学时间，进行启发式教学。在讲授理论时，适时提出相关问题，对学生进行提问，培养学生利用发散式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设置案例讨论环节，在讨论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主动性。

第15篇

1.1经济学方法论的理论演进。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1.1.1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19世纪中叶，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作为“唯一合理”的方法引入到经济学研究，从而成为实证主义的样板。凯恩斯沿着约翰·穆勒的思路发展了演绎法，坚信反驳理论只能依靠事实，这使他成为倡导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中流砥柱。从罗宾斯关于经济学研究不依赖于伦理上的个人价值判断来看，他的研究方法也属于实证主义方法，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曾经对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成为主流的经济学方法论。

1.1.2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他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猜测与反驳》等著作中，其理论思想是：第一，理论并不来源于经验材料和观察事实，通过归纳法不能得到普遍性的理论。即科学的理论和命题不可能被经验证实，则只能被经验证伪（“证伪原则”）。第二，科学发现总是在大胆的猜测，各种猜测或理论相互竞争，新理论经受经验的检验而得到暂时的确认，终被证伪，之后科学又面临新的问题，如此循环往复，从而使理论不断接近真理。第三，科学的方法是猜测与反驳，即不断尝试与清除错误，科学的本章就是其可证伪性。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提出不久就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重视，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

1.1.3库恩的科学革命论模式（历史主义）。库恩继承了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观，认为，科学史的特征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原状，在此期间某种说法居于统治地位。当居统治地位的学说被另一种居统治地位的学说取代时，旧时期宣告结束，于是转入一个短期稳定的新时期。

1.1.4拉卡托斯的精致证伪主义。拉卡托斯是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卡托斯在批判、补充和修改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他强调科学中的基本单位和评价对象应是在一个时期中由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研究纲领。这个理论被称为“精致证伪主义”。

1.2经济学方法论演进对财务学的启示。我国对经济学的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方法论的研究上更是如此。由于经济学与财务学的理论渊源，提高经济学方法论认识水平，对促进财务学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2.1注重对方法论的研究。在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中，许多原来属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被引入和借鉴。而一定的理论是在一定的方法论指导下得出的，一种理论及其方法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们不应该只吸收理论而一概摒弃其方法论。

1.2.2合理选择和搭配使用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析方法。从方法论的具体层次上说，传统上我国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存在着重规范分析，轻实证分析的弊端，今后应当注重两方面均衡发展，使方法论结构进一步优化。

正如张五常所说的：“经济学主要研究‘为什么’的问题，解释人的行为现象，它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精确推测，不能用事实解释事实，要以理论解释事实，要有抽象的存在，如果推测能力强，问题的局限条件清楚，就会有结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是行不通的。”

2.管理学研究方法论与财务学方法论基础

方法论的统一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的内在特质的统一的基础上的。从管理学研究的实践看，管理学研究的内容可以划分成三大部分，其一是以物为中心，旨在提高物质资源利用管理效率的研究；其二是以人为中心，旨在发挥组织内部人员能力的研究；第三是以组织为中心，旨在促使组织内外环境和谐发展的研究。三个部分的主要研究对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属性，难以以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和分析是造成管理学研究过程中没有形成统一方法论的主要原因。

由于财务学本质上具有管理学属性，因而管理学研究方法论就从根本上构成了财务学的方法论基础。

22自然科学的研究，以定量的研究为主，采用观察、测量、控制、实验等方法进行研究是合适的。

2.2在以人为中心、旨在发挥组织内部人员能力的研究中，研究者和被研究者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在研究过程中会受彼此影响的、并且受某种共同文化影响的人组成。认识社会行动者的内心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艰巨的任务。简单地用自然科学方法去研究人的外部行为，无法解释人们意识到的各种现实。应该从感性资料的外部标志去认识他人内心世界。

在该类研究的过程中，多采用深入调研、比较研究与归纳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这样的方法正是建立在对“客观精神”的分析和理解上的，其本身也保证了理论来源的客观基础。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采用历史个体主义，通过“理解”去进行管理学研究的同时，必须牢记“价值中立”原则。研究者只有在摒弃个人偏好和先验观点的基础上，对现有材料加以分类分现汇总，才可能得出具有客观性的结论。

2.3在第三类以组织为中心，对组织和环境如何和谐进行研究的主题中，群体的行为以及群体之间的互动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同个人不同，虽然群体是由个人组成，但群体的行为绝不是个人行为的简单相加。组织的目标、制度、文化传统、激励惩罚措施等在个体到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到深刻的约束和影响。个体的理性选择往往导致群体行为的非理性化。

从社会学、历史学研究领域借鉴过来的“历史比较方法”在针对组织为中心的管理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通常认为历史比较方法是通过对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各种历史现象进行纵向或横向的比较，分析异同，探索社会发展现象的一般客观可能性或特殊性的一种史学分析方法。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揭示和认识各种组织现象的历史成因及组织中的各个群体、群体关系、组织与外部组织的关系等发展中的共性以及各自的特殊性。运用历史比较方法有助于促使各个组织间、组织群体间的了解和理解，从而为组织间和谐发展提供基础。

3.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现实分析

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与西方财务学界存在较大差异，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4.1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不同。西方财务学研究方法较多地受实用主义影响，信仰存在就是合理的，有用的就是真理；而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唯物主义，遵循的认识论。西方财务学界受实用主义影响，早期更注重应用理论的研究；我国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更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习惯从财务学本质、财务学职能、财务学对象、财务学目标等基本概念及基本问题开始起步。

3.2财务学研究的外在环境与西方财务学界存在较大差异。自1990年12月17日飞乐股份等8家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首次上市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的建立只有十几年的时间，上市交易的公司至今也只有1000多家。特别是有关资本市场的法规建设正在逐步完善，许多法规本身还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资本市场中包装上市、财务学作假等案件时有发生，相当一部分投资者缺乏理性，市场融资功能不足，缺乏足够的资源配置引导能力，等等。这就使以资本市场为内容的财务学理论研究缺乏良好的外在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所以，尽管近年来以资本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成果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关于资本市场的数据库还没有形成一个较为权威的版本，许多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只能自行收集。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实证研究”，一方面使研究者本身花费大量时间用于资料收集这一研究最基础的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中存在着财务信息失真等问题，也难以保证研究资料特别是数据本身的准确性，进而影响这些研究结论的验证质量。

3.3我国在财务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时间上远远短于西方财务学界。

一国财务学(包含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美国政府在法律上承认持股公司的组织形式算起，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英国的证券交易市场形成于17世纪末，即使从1802年英国政府正式批准伦敦证券交易所开始，英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已近两百年。相应地，西方国家进行实证财务学研究已有近30年时间，而我国在这方面工作起步的时间还相当短。从这一方面分析，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处于规范财务学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的状况是与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4.现阶段我国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我们现阶段如何进行财务学研究方法的选择呢？目前存在这样一种倾向：认为财务学理论的规范研究带有研究者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没有事实判断的数据和模型，缺乏科学性，应当迅速向实证研究过渡。本文以下从两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4.1关于我国现阶段规范研究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本文认为：我国现阶段规范研究仍占主导地位问题。原因如下：

4.1.1财务学研究方法之间并不相互排斥而是互为补充的。具体说来，规范研究并不排斥实证研究，因为规范研究的结论需要实证研究加以验证；实证研究也不排斥规范研究，实证研究需要规范研究的结论为基础和前提。那种只能采用单一方法进行财务学理论研究的主张是有失偏颇的。

4.1.2目前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学理论和方法体系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之中，许多基础性理论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且，这项工作需要财务学理论研究工作者作为优先完成的工作来做。我国现阶段的财务学理论研究应当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为财务学改革服务，为实践服务。加强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是各单位正确贯彻执行国家财务学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重要基础，也是强化单位内部管理、保证财务工作规范有序进行的重要措施。建立健全单位内部控制制度，有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即使就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而言，我国现阶段乃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规范研究仍应占据主导地位。

4.1.3财务学研究是为了在财务学理论研究方面取得对社会有价值的成果，其研究结论要能解决财务学实践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财务学实践所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采用相应的研究方法。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广大财务工作者结合我国各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的实际情况，总结各单位的成功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见解和措施。研究这些问题时，应当更多地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同时，注意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从现阶段国情和实际出发，并兼顾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背景。

4.2关于实证研究中注重实地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的问题。评判一项研究的优劣，主要有三个标准：是否新颖？是否有意义？是否严密?判断是否新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问题是以前没有回答的；第二，研究方法是新的；第三，样本或数据资料是新的。判定是否有意义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分析：一是能为政策制定服务；二是能为财务实践服务；三是能为其他研究服务。判定是否严密可以从内在的严密性和外在的普遍性两方面加以分析。通常需要将三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对照这些标准，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已经发表的以统计模型为基础所进行的有关资本市场财务问题的实证研究成果的质量还难以令人满意。原因主要在于：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仍处在逐步形成时期，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较短，相关法规尚不健全，许多数据的可比性不强，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实证研究可资利用的资料较为缺乏，运用“垃圾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论文结论很可能也是“垃圾”。为实证而实证的论文对财务理论的创新并无多少作用。实证研究中的实地研究、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等应占有重要地位；然而，那种以数理统计和数学模型为基础所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实证研究，应当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发展而逐步成熟。

综上所述，我国现阶段乃至将来一个时期内，财务学理论研究应当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实践中探求真理。研究过程中，在坚持规范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应注意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统一和有机结合，重视采用实地研究、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验证规范研究成果，总结我国财务实际工作中的成功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学理论与方法体系。

参考文献

［1］［美］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经济科学出版，2000

［2］张五常.经济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战，2002（4）

［3］傅耀.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逻辑与评述，华南金融研究，2002（6）

［4］吴水澎.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

［5］阎达五.成绩、问题、展望，会计研究，19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