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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每年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并且此后每年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呈递增趋势。近年来,我国通过采用可再生能源技术来减轻二氧化碳排放量、改善环境。相关调查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清洁能源投资总额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其中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所占比重最大。尽管投资力度大,但我国自身发明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还是远不如发达国家先进,因此进行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成为中国发展有实力的可再生能源行业的重要方法。然而,中外的许多专家都担心知识产权会成为清洁能源技术转移给中国的最重要障碍。例如,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存在普遍的知识产权盗用现象以及不可靠的知识产权强制实施规定,这是在中国发展清洁能源技术事业、进行技术转移的重要障碍,因为美国每年在中国由于伪造和剽窃带来的商业损失依旧保持着不能接受之高。而来自中国的专家以及政府官员则认为,工业化发达国家过度保护他们的知识产权,这使得对于中国来说,获取他们的技术太过于昂贵,这种高花费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虽然中外专家的认识不同,但他们都表达了对技术转移中知识产权问题的担心。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可再生能源转移方进行技术转移的信心,更关乎到中国进行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发展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前景,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二、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中的知识产权问题概述
(一)技术和知识产权的关系为了讨论技术和技术转移,首先必须明确技术和技术转移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是如何界定的。传统意义上对“技术”的理解仅仅包括在能源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机械装置。笔者认为,对“技术”这一概念不应只是狭义地理解为在能源生产过程中设计的机械装置,还应该包括各种无形的、知识型的资产,例如生产机械装置以及有效使用机械装置所必须的知识等,即和此项技术相关的知识产权。不难看出,可再生能源技术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密不可分。举例来说,在风力发电过程中,电力公司不但需要像转轮和发电机那样的有形资产,也需要如怎样维护、修理以及改进这些有形资产的知识;不但需要数据收集系统,也需要一种怎样有效解释和分析他们所收集的数据的能力。
(二)投资中的技术转移技术转移是投资的一种基本形式。技术转移通过国际贸易、共同研究、许可、跨国公司的跨国活动等方式有组织地发生在各种各样需求体之间。在进行技术转移之前,投资者会考虑到将它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投入到某一特定市场的预期风险和收益,如果这项技术转移的风险程度在他们可接受的范围内,并有可能取得一个满意的收益,他们才会把资金投入到这项技术转移中。
三、风险因素
(一)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改革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多数发达国家认为,知识产权会成为向中国进行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的主要障碍,他们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不健全,这给中国企业进行知识产权“剽窃”提供了很大的制度漏洞,他们甚至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实施管理体制大多数是无效的、没有威慑力的。然而,自20世纪以来,为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政府先后推动了两次重要的知识产权法律改革。以合同法和专利法为代表的两套改革为中国更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奠定了基础,相应地降低了再生能源技术转移的法律风险。首先是合同法。20世纪初,为加入WTO,中国必须使其国内的知识产权立法达到国际最低标准以便在2001年加入WTO时符合TPIPS要求下的义务。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改革,其主要标志是合同法。加入世贸组织前,我国没有一部专门规定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但在1999年,也就是在中国签署TPIPS的前两年,我国颁布了《合同法》,其中以专章规定了“技术合同”,并在其下设置了技术转移一节。它通过规定能够被转移的知识产权的形式而减轻了和技术转移相关的风险。例如,它列举了可以通过合同进行技术转移的知识产权类型,并规定这些合同必须以书面形式签订,详细规定了技术转移合同中转让双方的法律义务等。此外还必须提及的是专利法。自2000年开始,我国通过采取如增加研究经费、培养科研人才等一系列措施鼓励创新,创造各种条件为我国的创新人才及事业提供支持,使得知识型的经济行业获得了重要的发展,这其中就包含可再生能源行业。这一时期以专利法的修订为代表的法律改革反映了我国对经济知识型行业重视程度的增加,这进一步减轻了考虑将知识产权转移到中国市场的外国发明创新者的预期风险。专利法反映了我国为发展和保护知识产权而作出的努力,为减少与技术转移相关的风险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2008年专利法在之前确立的立法目的中增加了“提高创新能力”这一规定,表明对知识产权重视程度的增加。其次,将新颖性标准扩充至优先使用或是在外国已有的知识。这一新标准不仅拓宽了外国公司据此提出在中国注册的部分专利有抄袭他们的专利的诉讼渠道,而且要求中国法院在评价专利有效性时应考虑公开的知识或是其已经在中国外优先使用的情况。最后,它还扩大了被认为是非法行为的专利活动范围,即增加了提供销售拥有专利权的产品这一规定,给予中外知识产权提供了更大的保护。
(二)法律实施的可预测性通过上文分析我们看到,自2000年始,中国通过各种形式的立法措施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但是仅有完善的立法是远远不够的,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只有从这些法律的实施过程中,才可清晰地看到国外投资者的知识产权在中国面临的风险是否减小了。根据相关专家对我国近年来知识产权诉讼的调查数据,我国的知识产权诉讼机制已经日渐成熟,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得到了有效实施。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首先,法院判定的损害赔偿金的数额已经变得可预知。虽然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中法院判定的损害赔偿金数额普遍较低,但这至少可以使可能涉及知识产权诉讼的公司将知识产权诉讼费用支出纳入到其财务开支中,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知识产权诉讼。其次,在中国的知识产权诉讼中,外国公司似乎比中国公司更具有优势,他们往往能够取得理想的诉讼结果。在一项调查中,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的原告是中国人的案件中,判定的损害赔偿金的平均值等于所主张的平均值的约5%。然而,在原告是外国人的案件中,判定的损害赔偿金的平均值等于所主张的平均值的约33%,比中国原告获得的赔偿金高出28个百分点。最后,近年来,外国公司越来越多地在中国法院提出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这反映了他们已经把法院视为一种有效的知识产权争端的解决机制。以上这些表现都意味着中国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实施卓有成效,外国公司在中国进行知识产权诉讼的可预知性增加,所面临的未知风险在逐步减小。
(三)吸收能力尽管我国已经努力改革和完善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以期为知识产权提供更好的保护,这大大降低了外国公司在向中国转移可再生能源技术中面临的法律风险,但是向中国转移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风险程度还与我国的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吸收能力”密切相关。所谓吸收能力是指“一个公司辨别新的、外来信息的价值,吸收并将其运用到商业目的的能力”。一般来说,吸收能力越高,向中国转移可再生能源技术的风险就越大;吸收能力越低,则风险越小。就目前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整体状况而言,大多数的可再生能源公司没有发达的吸收能力,还不能有效地将从外国公司掌握的知识产权技术转换成适销的产品或服务。虽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规模很大,利用可再生能源创造的经济效益也非常可观,但是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所采用的技术并不如一些发达国家那样先进。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国的知识产权创新密度较低,我国公司对发达国家精湛技术的吸收能力普遍薄弱,不能及时有效地将从发达国家相关渠道获取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转化为适销的产品或服务;另一方面,这些发达国家的每项可再生能源技术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已经形成了发达的可再生能源技术网,各项技术之间相互补充支持,密不可分。可再生能源产品的生产并不像终极消费品那样简单,产品可再生能源的能量来源的生成、传输、配发、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求有一个复杂的过程,企业需要掌握一定的商业秘密,消费者更需要学习掌握使用该产品的相关知识。若缺乏自有互补技术的强大支持,仅取得部分可再生能源技术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公司不能必然地将此部分技术完全融入到运营中。从反面来看,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薄弱的吸收能力恰恰减轻了技术转移中的知识产权风险。
综上所述,我国在发展可再生能源、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了法律上的诸多努力,这些法律在实践中也能够有效实施,使得知识产权诉讼的结果具有可预测性,大大减轻了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中与法律相关的风险。而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行业普遍薄弱的吸收能力反过来也减轻了中国盗窃和反向制造外国可再生能源知识产权的风险。因此可以说,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的风险因素已经在逐步减小了。
四、收益因素
技术投资需要考虑的另一方面是收益因素,可预期的收益越大,表明可投资性越高。
(一)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前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与之伴随的是对能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强。我国已经逐渐意识到可再生能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通过各种政策文件以及立法措施逐渐加大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支持力度。首先,“十一五”规划把高水平的能源消耗看作是从2001年到2005年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并要求“实施优惠的财政、税收和投资政策以及强制的市场份额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增加可再生能源在主要能源中的比例。“十二五”规划要求增加可再生能源在主要能源消费中的比例,并且要求“重点发展新一代核能,从太阳能热能和光能热能产生的电力、风力技术和设备,智能电网以及生物能”。其次,国务院的中长期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也规定了各种可再生能源资源装备的安装资质。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也促进了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发展。它授权可再生电力的网络许可并且建立了电价补贴,以确保存在可再生电力的买方,鼓励可再生能源工程的优惠贷款,对可再生能源工程提供税收优惠,设立了研究、开发和展示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基金。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以及法律措施都表明我国已经把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到了国家经济战略的高度,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支持力度之大也正表明了可再生能源行业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可再生能源行业竞价如前所述,我国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知识产权是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的障碍,重要原因是拥有可再生能源技术知识产权的外国公司控制着其技术的价格,以至于此价格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太高而难以支付。而笔者认为,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存在着充足的市场竞争,以致于完全垄断价格是不可能的。根据ITA报道的数据,在中国,没有一家外国公司垄断任何一类的可再生能源市场。例如,在风能市场,在2008年,“存在着超过80家的风力涡轮机发电机厂商和200个以上的风力开发商”,中国公司占据了超过75%的市场,中国公司也控制着太阳能和水电市场。在那些知识产权价格仍然很高的行业,有学者指出高成本很可能是由于不成熟的技术而不是知识产权溢价造成的。也有学者认为,即使存在着知识产权溢价,中国也已经能够以比别人低的成本来利用某些种类的技术,通过有效利用这些技术,能够促使相关知识产权价格降低。还有学者认为,阻碍可再生能源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资金和管理而不是知识产权溢价。总之,笔者认为,今后越来越发达的技术市场将会解决可再生能源产品价格高昂这一问题。
(三)中外企业合作模式从长远来看,外国公司如与中国企业伙伴分享或共同开展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因而外国公司不应为保护其知识产权不受侵权而故意不与中国公司交易。对知识产权转移障碍的争论是建立在知识产权完全来源于外国公司或完全转移到中国公司这一假定之上的,但是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即存在着中外企业相互合作的关系。可再生能源行业要求有一个专业的、相互依赖的技术复合体和一个存在价值关系的企业环境,外国公司如果能够与中国伙伴分享或共同开发知识产权就能够创造价值关系,使合作双方都没有侵害知识产权的动机。中国公司可以帮助外国公司达到当地成分要求,促进双方的合作发展,达到共赢。笔者将此种合作关系当做一种收益因素。合作关系不仅能够创造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型,而且降低了中国企业盗用外国合作伙伴知识产权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在合伙关系中,彼此之间的信任和信赖是合作共赢的关键,中国公司能够认识到盗用合作伙伴的知识产权能够危及这一关系,从而不利于自身的发展,这就降低了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此外,正如前文讨论的那样,许多中国公司还没有将剽窃的知识产权直接转换为适销产品和服务的吸收能力,他们必须依赖外国合伙方提供补充的技术。因此可以说,中国和外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技术方面的合作既能够使外国企业获得高额利润,又可降低其知识产权受侵害的可能性。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 金融成长
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据初步核算,2010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8万亿,比上年增长10.3%。而能源消费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贡献巨大.十二五期间,中国的电力发展思路是继续优化发展火电、加快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美国能源基金与中国发改委联合预测2005到2020年,中国能源投资缺口达到18万亿元,其中节能环保与新能源领域需要投资7万亿元。巨大的资金需求迫切要求与之对应的资金来源。
一、中国可再生能源行业理想金融成长模型
20世纪70年代, Weston and Brigham根据企业不同成长阶段融资来源的变化提出了企业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已有的金融成长周期模型着眼于企业,为了研究新能源行业的金融成长模型,本文特作如下假设:(图1所示)
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阶段由4部分组成:初创期、发展期、成熟期、持续期。由于新能源行业的基础是新能源。而水电、风电等新能源是可持续的,因此原则上讲新能源行业是不会被淘汰的。因此引入“持续期”表示新能源行业的持续发展。
企业的发展与行业的发展同步进行。由于行业是由从事相同内容的企业组成的,因此大多数企业的发展状况就代表了整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大多数企业的金融成长阶段就代表了行业金融成长阶段。作此假设后企业的金融成长模型就可以引入行业中,成为行业金融成长模型。
新能源生产企业由于投入巨大,因此创业者自有资金很难满足资金需要。理想的情况是,初创时,主要的投资方式是风险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是民间资本和各类风险投资机构。行业进入发展期获得利润后,主要通过信贷和私人股权投资(PE)进行融资,当然也包括初创期的风险投资,政策资金,民间资本。中小部分前期风险投资资金可以选择退出,进入新的目标企业中。在行业进入成熟期后,信贷资金仍然可以被企业利用。随着行业中很多企业达到上市的要求,企业通过IPO就可以充分利用证券市场进行直接融资。可再生能源行业才能达到上述理想的金融成长模型,需要市场化成熟度很高的融资机制和政策的大力引导。
二、各可再生能源行业的金融成长现状
不同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大不相同,因而融资现状也不同。由于地热、潮汐发电在我国仍处于个别情况,还没有进入起步阶段,因此本文不予研究。下文将对水电、生物质发电、光伏发电和风电分别进行研究。
(一)水电
水电2010发电装机位居世界首位。但是水电工程项目的资金来源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的地方。据有关统计显示,水电项目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占了近80%,而债券等融资方式则利用很少。当前的水电资金结构难以降低融资成本并提供大规模的资金。(图2所示)
(二)生物质发电
《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到2020年,我国生物质发电的装机容量要达到30000 MW,因此前景广阔。但是生物质发电技术要求高,设备需要资金量大。目前生物质发电主体企业仍是国有大型企业。在难以看到生物质发电的盈利能力的情况下,银行信贷资金和资本市场资金等都不愿意涉足生物质发电。(图3所示)
(三)光伏发电
我国光伏发电市场正在起步, 2010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500MW,累计达到900MW,居世界前十。但光伏发电是技术资金双密集型行业。资金需要量非常大。和生物质发电一样,银行对光伏产业也放贷十分谨慎。(图4所示)
(四)风电
在可再生能源中,风电的发展十分迅速。2010 年,中国全年风力发电新增装机达1 800 万kW,累计装机容量达到4 200 万kW,均为世界第一。政策也大力提倡风力发电。目前中国风力发电公司融资高度依赖银行贷款。(图5所示)
三、中国可再生能源融资现状
事实上,由上文分析可知目前中国水电发展历时最长,风电也发展较快;而生物质发电和光伏发电还处于初创期。因此,水电和风电的融资结构中银行信贷占重要的比重,而生物质发电和光伏发电则更多的依赖政府资金和风险投资。而股票债券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支持力度十分不足。政府今后应该通过积极创新担保方式,设立新能源基金,鼓励民间资本注入,加大证券市场培育等手段为新能源行业提供全面的资金支持。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东北非地区太阳能资源丰富。充足的阳光和广袤的沙漠可为大规模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太阳能发电在这一地区前景广阔。目前,这一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仅占安装发电容量的6%,而且这其中90%还是来自水力发电。同时,中东北非地区人们对电力的需求扶摇直上。不断改善的技术、良好的政策愿景规划、逐步扩大的市场需求将加大投资者对清洁技术的投资兴趣。不过,有时会四处飞扬的沙子可能会影响风力涡轮机以及太阳能电池板的运行效率,这是此地区发展太阳能发电的一个挑战。
在北非,突尼斯和摩洛哥在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风电装机方面处于前列,它们设定目标、建设项目、设立相关机构,有序推动清洁技术发展。数据显示,突尼斯风电装机容量为17.4万千瓦,摩洛哥太阳能装机容量为47万千瓦、风电装机容量为28.2万千瓦。同时,在清洁能源领域,国际资本对这一地区的投资正在复苏,发展前景良好。
希腊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值得关注,可圈可点。中东北非地区许多著名的清洁能源行业机构都设立在希腊,如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区域中心,以及国家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机构。借助便利条件,希腊在太阳能装机和风电场建设方面表现出众,已经完成20%可再生能源贡献率目标。据了解,希腊的太阳能装机容量为14万千瓦,风电装机容量为55万千瓦,在该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新阿拉伯可再生能源委员会的总部位于约旦首都安曼,约旦可再生能源协会发展得也不错。作为清洁能源行业的新“亮点”, 近年来,约旦力争上游。
据悉,约旦还制定了全面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加大开展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阳能和风能建设力度。到2020年,约旦预计可再生能源所占总能源比重将达到10%。2010年约旦颁布《可再生能源与能源效率法》。外界猜测约旦有望实现其宏伟蓝图。不过到目前为止,约旦还没有进行任何大型项目建设。
发展清洁能源呼声多多
中东北非地区一些国家渴望发展清洁能源,但资金是一个障碍。相反,虽然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没有资金障碍,但它们对清洁能源和相关投资却不感兴趣。据悉,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中,清洁能源项目一直保持着“私营企业投标将获得一定的发电量”单一融资模式,这对该领域发展促进作用有限。
当然,也有很多因素将推动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发展清洁能源。
首先,一些政府给当地人民拨发电价补贴。虽然对电价补贴政策一直有争议,但它确实推动了行业发展。
其次,对许多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来说,虽然不可再生能源,如石油、化石含量丰富,但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呼声也很高。使用可再生能源来满足当地居民激增的消费需求,已经成为一个强烈的驱动力。以沙特阿拉伯为例,人们曾将沙特阿拉伯描绘成该地区清洁能源领域沉睡的巨人。但现在它已经苏醒。我们发现,它在通过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建立阿卜杜拉国王原子能及再生能源城和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沙特阿拉伯清洁能源发展正大步向前。2011年12月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太阳能光伏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计划揭开面纱,有意向的投资者可以查阅参考。
另外,中东北非地区投资清洁技术的气氛非常好。谈到MENA地区的清洁技术投资机遇,一定不能少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首都阿布扎比当局决定在郊区兴建的一座环保城市――马斯达尔,由此提高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省略网站上有相关措施以及围绕马斯达尔建设形成的合作伙伴介绍,投资者可参考。
与此类似,迪拜可能在2012年兴建一个清洁技术产业集群,目前其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预计迪拜将通过投资智能电网和智能城市技术来实行可再生能源发展计划。同时,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也意欲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碳市场,促进清洁技术发展。
政策局限 投资面临挑战
虽然人们力促中东北非地区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但是,相关项目的落实由于缺少更有力的政策和管理制度支持而受到阻碍。
目前MENA地区有些政策、制度已经形成一个“起步即结束”的怪圈,打击了部分人参与的积极性。
阻碍MENA地区清洁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一些政府没有将可再生能源技术整合、投入到主流民用市场。
在MENA地区,如果想要成功进行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项目投资,部分人建议,整体投资环境必须具有竞争性;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因为市场没有竞争性,所以该行业能否深入发展有待证明。
为更好的吸引投资,非盈利性委员会――清洁能源商务委员会主张用5个标准对该地区的国家相关领域投资前景进行评估,包括:国家级别的能源策略,包括将清洁能源作为满足国内能源供应需求的有机组成部分;专门机构,尤其是实施上述国家级能源策略、特别是促进清洁能源发展的机构;鼓励民间私营部门投资清洁能源行业的政策,以及保证私营企业投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产业发展框架;政府发挥的领导作用,对国民进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教育,包括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
清洁能源商务委员会认为,竞争性环境鼓励人们投资,而政策则是可再生能源和清洁技术行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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