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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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第2篇

关键词：木雕艺术；道德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J52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3-183-2引言

传统木雕艺术作为展现和传承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民间艺术形式，其将忠义思想、爱国情怀、孝悌观念以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都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使当下充斥在各种高科技产品中的我们依旧能够受到洗礼，提升个人的道德水平。所以，将渗透着我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统木雕艺术一直传承下去是当下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一、 传统木雕艺术

传统的木雕艺术是一种以装饰纹样以及动植物等为主要表现内容，并以木构件作为载体传达给民众道德内涵和审美思想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民间道德文化现象。我国传统木雕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这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木雕这种形式将自然状态下的动植物雕刻出来，促使自然状态下的动植物精神层次的意义，表达古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许。我国传统木雕艺术具有显而易见的教化作用，绝大多数的木雕作品都渗透了儒家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而儒家思想的渗透主要是雕刻木雕的劳动人民借鉴小说、戏曲、历史人物以及神话故事等来完成木雕作品，其不仅渗透了儒家思想和学说，更寄托人们对安定、美满、幸福生活的向往。例如，传统木雕艺术善于运用神作为保佑人们生活幸福，“福满人间”（图一）这个木雕作品中的弥勒佛是个乐天派长耳垂肩，弯眉笑眼，面相丰润饱满寓意为幸福洒满人间；弥勒佛手执佛珠，寓意为以慈悲为怀，宽恕人们的过错，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人们，给他们以幸福，美满的生活；弥勒佛又脚踏金元宝，象征招财纳福，金元宝更是象征财富和荣华富贵寓意招财进宝。这充分地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通过雕刻“福满人间”将所有对美好生活的期许寄托在弥勒佛祖的身上。可见，传统木雕艺术所传达的意义真实地展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的思想和精神。

传统木雕艺术也是歌颂历史人物的一种方式，通过雕刻古代历史人物，将他们或大义凌然、傲骨清风、坚强不屈的精神淋漓尽致的体现出来，以此来祭奠历史人物。例如“李白”（图二）木雕艺术品中李白双手背在身后，头高高地扬起，相似在深思、亦相似大义凛然，充分的体现了李白不为权贵折腰的形象。相信木雕艺人是怀着敬佩和感激的心情执起雕具将李白的淡然、从容、脱俗一点一点地雕刻出来。所以说，传统木雕艺术能够成为我国艺术瑰宝是有原因的，将我国古代历史人物所具有的高风亮节、坚强不屈、不同流合污等精神充分的展现出来，以此来无声的教导人们要学习历史人物所具有的精神。

图一“福满人间”传统木雕艺术品（作者：郑煌章）

图二“李白”传统木雕艺术品（作者：郑煌章）

二、 传统木雕艺术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

传统木雕艺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观念。简单来说，传统木雕艺术与中国传统道德艺术息息相关。传统木雕艺术不仅在形式上展现中国传统道德意识，还在内涵上反映中国道德思想，这使得传统木雕艺术与传统道德文化一直紧密相连。如若要具体说明传统木雕艺术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关系，笔者认为从传统木雕艺术对爱国传统和传统美德的展现来说明，会更加的适合。更加真切，更加具有说服力。

（一） 传统木雕艺术对爱国传统的展现

“爱国”在我国古代是仁人志士一生所追求的。当然，作为战乱牺牲者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爱国情怀也是非常值得人们敬佩的，他们的爱国情怀与爱国将士的表达方式不同，他们是通过木雕作品的创作来展现的。

1、 以戏曲人物为题材，展现忠义思想。

在我国古代，通过木雕来表达人民群众对国家的热爱是非常盛行的，尤其是在我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无论是臣子、将士还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对君主的忠义都是深入骨髓的。将士以战死沙场的决心来表示对国家的忠诚，为人臣子的学士大夫等是通过举荐对策来捍卫国家，而广大的人民群众则是通过雕刻各种戏曲中的英雄人物来表达爱国之心，像古代人民所雕刻的“桃园三结义”就是将自己的爱国思想通过木雕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代表作品之一。这说明传统木雕艺术能够将人们心中忠义思想表达出来，而这也正是表达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忠义思想的良好方式。

2、 以山水花鸟为题材，表达爱国思想

古人有通过诗词歌赋描写山水花鸟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当然，也有木雕艺人借山水素材来一展心中的爱国思想的行为。是的，我国古代的传统木雕艺术善用山水素材来体现爱国思想。看似简单的山水雕刻艺术其实是雕刻艺人在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表达自己爱国思想，这种借山水花鸟来抒情的雕刻方式充分的将我国道德文化中的爱国思想展现出来。

（二） 传统木雕艺术对传统美德的展现

传统木雕艺术除了表达古人的爱国情怀外，还充分地展现了我国的传统美德。运用传统木雕艺术展现传统美德的方式有雕刻吉祥图案、雕刻风俗民情等等。

1、 雕刻吉祥图案，寄托美好的愿望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处在战乱中，对于平安、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强烈。雕刻作为古代劳动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雕刻在木雕上，它因此成为人们寄托情怀的一种手段，这使得各种不同类型吉祥图案的木雕出现。传统木雕艺术中对于美好祝愿的传达是通过将各种动物、植物等雕刻在木雕上，通过动植物的谐音来构造吉祥图案，像比较常见的“鱼”的谐音为“余”，人们将其寓为年年有余之一。所以说，传统木雕艺术也是人们寄托美好愿望的一种方式。

2、 雕刻风俗民情，表达孝悌观念

“孝”是儒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传统木雕艺术通过风俗民情来体现孝悌的观念。正所谓“百善孝为先”，尽孝是中国传统美德文化内容之一，其中包括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等。在我国传统木雕艺术中以各种风俗民情为素材，将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等孝道充分地表达出来，促使人们在欣赏传统木雕艺术时能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尽孝这一美德。所以，传统木雕艺术将孝悌观念表达出来，就相当于间接地传颂我国传统道德文化。

结束语

传承至今，传统木雕已经有千百年的历史了，它所具有的艺术魅力一直在深深地吸引人们，使人们致力于木雕事业，更加注重传统木雕艺术的传承和发扬。要说传统木雕艺术的魅力，笔者认为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分不开的，传统木雕作品的内容和内涵充分地展现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比如爱国思想、传统美德。不管怎样，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渗透在传统木雕作品中，促使传统木雕艺术更具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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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梁昭华，高国珍，李永轮.明清民居木雕装饰图案造型的多样性[J].美术大观，2008，（11）.

第3篇

[关键词]传统文化；文化土壤；审美习惯

一、民族风格是中国动画存在发展的历史选择

相对于世界动画的发生发展，中国动画经过30年的摸索，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社会背景下，对一种舶来品进行探究并自成体系，遭遇到的困难和艰辛恐怕是今天宽松环境中的人们不能意识到或无法想象的事。

1956年，中国动画前辈特伟先生提出了“敲响喜剧之门，探索民族风格之路”的动画创作口号。请注意，在这里必须强调一下：这句口号在中国动画的发展史中不仅不是空洞的，而且是指导中国动画早期创作的根本方针，这是中国动画人艰难地探索了30年的经验总结。自此，中国动画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思想创造了世界动画史上独一无二的经典动画艺术形式，并使中国动画真正地成为世界动画的组成部分。

中国动画实践民族风格探索的第一部动画作品即是特伟先生的《骄傲的将军》。在这部影片中，成功地借鉴了中国戏剧艺术的一些典型特质，在人物的脸谱化及动作的设计等方面都体现无遗。在原画的设计中，吸取了中国传统绘画中壁画的形式因素，浓重饱满，富有特色。而影片的配乐更是恰如其分地巧妙运用了中国民乐，使声画完美的结合。总之，整部影片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息。

以今天人们的欣赏角度看，这部仅30分钟的短片仍然有吸引人眼球或全部感官的东西。对关心中国动画发展的人来说，看这部片子不禁难免有一声长叹，这是中国动画片第一次真正被赋予了文化存在价值的动画创作，在中国动画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和意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动画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如果人能够回到过去，或者说人能够通过想象回到过去，置身于过去的那个历史时段，观察并体会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动画创作，则必为一种精神或意志感动：真诚、执菩、热忱、敬业、智慧、勇敢等等。现代人或缺的一切美好品质都可以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动画人身上体现。如果要谈到这种精神或意志的具体表现，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得淋漓尽致：在没有任何所谓现代化的工具的情况下，只通过人的手，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了一部近120分钟的动画巨制――《大闹天宫》，时至今日，这部动画片无论在造型、色彩、音乐、画面效果及制作技术都可使观者沉醉其中，即使再挑剔的观众也难看见这部影片在某一方面有一丝苟且之处。据不完全统计，此片的手绘图就有15万幅，15万幅，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一部影片用了15万幅画图，这是世界动画史上的奇迹!是什么创造了这个奇迹，除了一种精神的意志，还能是其他什么吗?

是人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造就了人，也许这两者同时都有吧。在中国的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动画人创造了历史。或者说，20世纪60～70年代的世界动画史是由中国动画书写的。20年间，30多部动画片，荣获国际国内百余项大奖，且不断地创造出新。难道不能这样说吗?

充满主观色彩的文字书写会使观者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随之语言叙述的可信度亦会受到置疑。按照论文的一般规则，对待一个问题的论述是不允许有明显的情感倾向的。但是，当用文字书写中国动画的发展历程，总使人不自觉地在心中涌起一种情感，不能自控。有时，用文字平淡地叙述一段历史真是一件残酷的事。

假如中国的动画发展只停留在《骄傲的将军》或《大闹天宫》的艺术语言形式上。就世界动画史的角度看，这个动画艺术形式的发生只能算作一种偶然。虽然说偶然就是必然，但那是哲学思辨的范围，在历史叙事中，偶然就是偶然。然而令人振奋的是，中国动画的发展创造非但没有故步自封，而且是不断地以一种又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动画艺术形式刷新着世界动画史，并同时证明了中国动画并非是动画史上的一个偶然现象。继《骄傲的将军》之后，1958年，中国动画出现了另一类新形式――剪纸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等。1960年又有了折纸动画片《聪明的鸭子》等一系列富有趣味的创新形式，尤其值得一说的是1961年推出了举世瞩目的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这不仅是动画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而且成为中国动画最富特色的代表。1963年另一部水墨动画片《牧笛》更是让世人领略了中国动画的魅力与诗意，被认为是“完全中国式的动画片”。自此，中国动画被冠以“中国动画学派”的国际动画定位。

面对如此丰富的动画艺术语言，难免使观者产生一个疑问：即这些想法或创意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毕竟在艺术的王国里要有所创新是一件众所周知的难事。那么到底是什么支撑了中国动画的这些创造，或者说中国动画的发展和创造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

对于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人或稍有一些中国艺术知识的人来说，这个显得比较专业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是问题。这就好像是在一个中国人跟前提到“床前明月光”一样的情形。如果问一个中国人对自己的姓名和“床前明月光”相比较哪一个更熟悉一些?相信大多数人会觉得自己的名字陌生。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或者说是文化传统的惯性体现。无论语言是否可以说清楚，或者文字的表达是否明确，中国动画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在中国人眼中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正是由于这种关联太过明显而使人忽视了这种联系的存在。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于中国动画的发展创造提供了无数可能，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能，而且更是现实的发生，这一点恐怕是任谁也不可否认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动画存在发展的合理依据

阳光、空气和水是世界万物存在生长的基本条件，也是普遍条件，对一片庄稼或一株植物来讲，这些几乎没有特别去说明的必要。除此之外，则必须强调的必须值得说的就是土地的因素。盐碱地里长不了庄稼，贪脊的土地长不好庄稼，这几乎是全世界农民的共识。同样的道理，文化的土壤也直接决定文化产物的质量。而且在细微处，同样的东西可以有差别很大的味道，就如晏子所云桔生于南为橘，生于北为枳是也，这道理其实一点就通，不必多说。

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动画创作和发展必然产生于自身丰厚的文化土壤，这是毋庸置疑的事。传统艺术在造型语言及形式因素等方面对中国动画的影响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一个民族所独有的文化审美习惯，图像造型艺术必定是根植于本土文化的深层意识之中的东西。这一点是没有错的。

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余年来生生不息、绵绵不断，这与中国传统文化自始以来就确立的一种和谐相生的文化生态心理――“天人合一”不无关系。纵观中国文化史，其中蕴涵的一个重要规律就是 相争相融的多线发展，生生流转，而并非一脉单传。这是中国文化历史传承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或者可以成为解释此文化传统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

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动画的存在发展的土壤和背景，那么就有一个问题必须弄清楚：即脱离了此文化的“中国动画”还是不是中国动画。答案是显然地，中国动画之所以区别于世界其他动画艺术而独立存在，恰好是中国动画所具有的独特性或民族性特征。这也是中国动画存在的全部意义。故此，脱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动画可以是任何动画，但绝不是中国动画。如果逻辑永远只按照合理的方式演绎，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动画存在发展的唯一合理解释。

四、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动画发展取之不尽的渊源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库，而这种取之不能穷尽正是这个文化固有的特质。这不是一个狭隘民族主义的盲目自大，却是生存于这一文化传统下的民族共识：一切中华古典都是贯穿在模糊和混沌之中，无论从语言文字或者是个中内容都是如此。所以解释的可能和维度不可限制。比方说：一个碗就是一个碗，它不可能是一个盆或者一个瓮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一个圆就可以被认为是碗、是盆、是瓮、是太阳、地球或可以被以为是任何圆的实体或抽象体。中国的古代文化就是这种性质。在大约四、五千年的时间内，数以亿计的人来挖掘这个资源以待已用，但对这资源来说，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是不断地有所增加并共同构成了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几千年下来，其间之增融不可胜数。

用一个外国学者的话说：“一切的阅读都是误读。”这句话用在中国传统文本的阅读和理解上尤为合适，正所谓作者未必有而读者未必不能有，文化传统的传承和诞生就是这么一个无穷尽的过程，世界上的文化大都是如此，只不过，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中表现尤为明显。

如果以上的说法没有明显地牵强之处，那么中国动画的发展就不再是无材可用或资源枯竭带来的问题，而只是一个如何选择或利用的问题。

第4篇

在中国数不尽的文人墨客以花卉题材创作了许多令人回味无穷的千古佳作。这些精彩的花卉题材作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温暖、滋润了人们的内心。这些作品不但提高了人们的审美，而且使花卉的文化内涵更加充实。各式各样的花卉为文人提供了数不胜数的创作题材。例如《，红楼梦》六十三回中贾宝玉生日，玩抽签游戏，十二位姑娘各自的代表花卉，不但代表了每个人的气质性情，还暗喻了每位姑娘的命运。又如第二十七回，林黛玉这一多愁善感，悲观心态的人物形象由于“葬花”这一情节的设计，使其更加深入人心。再如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中，很多情节的人物形象都是花仙、花精。这些著作都是以花卉题材进行想象和创作的。周敦颐赞美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不会被坏的环境所影响，依然保持高洁的品质。陆游赞美梅花不畏惧风雪寒冬，勇敢坚毅地盛开在百花之前。中国人不仅仅把花卉作为大自然界的一种植物，更是认为花卉有精神，有灵魂，有情有智。中国传统文化民俗与花卉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人的想象力丰富，将花卉人格化，再加上花卉的实际用途和特质，便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嫁、丧事、送礼、庆祝等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民俗。在春天百花盛开的时候，人们郊外游玩称之为踏青，到郊外观花赏画，娱乐游玩。端午节时，人们将可以作为药材的花卉加工制作，装入精美的香囊里，系在腰间。这么做可以对传染病的预防起到很好的效果，同时也可以驱除蚊虫和身体异味。在中国盛行花会。每年春天都是花会的盛行季节，在花会上人们表演戏曲，杂技，和众多民间的节目，甚至有的花会就是一个博览会。

2中国传统文化花鸟画体系中花卉题材的演变

自古，花卉就是中国绘画上“最有力之中心题材，亦即于世界绘画之画材上，占一特殊地位”（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中国花卉绘画从起初发展的六朝时期到最繁盛的五代十国、南宋期间，许多专长于花卉绘画的人物，形成了“徐黄体系”，代表人物是徐熙、黄筌。徐熙和黄筌的绘画艺术风格不同，形成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黄筌的作品线条细且流畅，画面干净真实。徐熙的作品更偏向于追求落笔成型追求意韵。由此形成了花鸟体系中的两种绘画画法，工笔和写意。在中国人的意识中花卉作为物质形态展现带来的美好感受让人流连忘返。在中国人的毛笔下，不仅仅描绘了花卉的形态，同时花卉的气质秉性，独特魅力在浓墨淡彩下更加传神。画出了花，画出了花魂。花卉绘画发展最繁盛的时期是宋代，宋代文人的花卉题材作品是其精神意蕴的表现。例如，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提到国画映入人印象的首先就是四君子（梅、兰、竹、菊）。为何中国人如此爱花中四君子，这跟中国人所认同的精神气节息息相关。高洁坚毅如梅花、品质脱俗如兰花、气节不凡如竹、淡泊纷争如，这些都是千古至今中国人传唱的高贵品质，也体现出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在千千万万中国名画中，以四君子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尤为众多，耐人寻味。四君子的出现为中国传统文化花鸟体系添加了新的内容。明清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山人、扬州八怪。山人在自己的画中注入了思想，表达忧国之情、爱国之情。恽寿平的没骨花卉创新应用结合了徐熙和黄筌的两种不同的绘画风格，使花鸟体系得到新的发展。到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都在中国传统文化花卉画中进行创新。潘天寿擅长于写意花鸟画。画面构图精妙，墨的浓淡到位，精致却也不显紧张，用笔潇洒肯定。使得笔下的平凡普通的题材却显得与众不同。现代的中国花卉画在传承古人的技法和绘画韵味的同时也不断地创新，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花卉绘画持续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花卉绘画的发展强调神韵和意蕴的制造，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化绘画的大写意，形成了鲜明独到的特点并发展至今。如现在存放在的沈振麟《十二月花神册》。

3花卉在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中的象征意义思考

第5篇

论文摘要：我们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品牌化时代。品牌名称是品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品牌的命名是一门高智慧、高价值的艺术。各个行业中都存在品牌中国化、传统化和民族化的例子。历史长河中的那些饱含文化的篇章能够在新的时代展示出其新的价值，使得品牌名称超越自身，上升到文化心理和市场新定位的层面。 

 

众所周知，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品牌化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品牌竞争力强弱的对比。品牌名称是品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品牌日益国际化的时代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品牌主和消费者的认同。怎样让自己的品牌名称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记忆？如何在品牌名称中很好地融入企业自身的个性和文化精神？这是摆在品牌建设者们面前的重要课题。品牌名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美貌只在于名字，名叫拴凤和婉婷的女子给人的印象差别悬殊。在市场营销中最重要的决策是如何给产品起名字。《圣经》中说：“宁择好名，不选巨财。”选一个好名字，品牌可能会名利双收。强生公司的一本小册子上写道：“我们公司的名称和商标是我们迄今为止最有价值的资产。”正如《定位》一书中所讲到，“在顾客大脑中，名称是把品牌挂在产品阶梯上的一把钩子。” 

走向世界怎能没有中国自己的特色？管理和技术可以学习模仿国外，但是中国自己的形象只能从自身挖掘。品牌名称就是形象建立的基础元素之一。品牌是和品牌名称和标志联系在一起的一套资产（或负债），它们可以增加（或减少）一个产品或服务的价值。中国人讲究文化含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留下了无数饱含文化的篇章，它们能够在新的时代展示出其新的价值。在进行品牌命名时充分考虑古代文学作品的民族文化性因素，不仅能够让消费者感受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向全世界，同时利用传统文化中那些熟知的词语，无疑是企业和品牌最恰当的广告宣传，使得品牌名称超越自身，上升到文化心理和市场新定位的层面。以国内外的运动品牌为例，我们可以看出，除却技术和产品设计方面的问题不谈，除了李宁、安踏、3610等品牌之外的大部分国产运动服装品牌存在的问题可以集中到品牌命名上，比如营销策略单一，过分依靠广告营销，并且广告主张浮夸，同时缺乏有效的品牌战略规划，在体育品牌赞助行为中缺乏与目标群体全面的沟通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品牌命名也是企业品牌战略的一个缩影。 

 

一、适应品牌的全国推广和未来国际化的趋势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随着品牌资源配置的国际化、贸易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政策、体制和技术标准的国际化、还有整体推广包装和品牌诉求对象的国际化。汉字品牌名称的国际化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字面翻译，而我国过去大部分品牌名称国际化时却往往犯这一错误。汉字名称的国际化方法应该遵循当代国际品牌的命名原理和方式，结合西方语言特点和国际品牌的特点，创造性的设计出既符合西方语言规则又符合国际品牌发展趋势的新品牌来。 

各个行业中都存在品牌中国化、传统化和民族化的例子，尤其在餐饮、休闲为代表的服务行业和一些高消费产品的行业中。有的品牌名称将传统的文化与企业经营项目结合得很紧密。在水一方集团主要经营洗浴、桑拿、足疗、保健等休闲娱乐项目。“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诗经》的文化内涵将企业品牌经营项目诠释得淋漓尽致。湖北酒业的王牌稻花香将“酿成千倾稻花香”朴实的中国传统古文化演绎为具有深广的具有时代内涵的现代企业文化和品牌精神。消费者在享受品牌的同时，也品尝到了延伸产品的文化意义，深层次地体会到“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中的韵味。马兰拉面来源于一首民谣：“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儿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马兰拉面”这朵幸福之花的品牌精神就是勤劳和朴实。就像“马兰”花开同样需要用勤劳的双手去一点一滴地创造。另外还有很多，如锦江酒店、巴国布衣、陶然居、钓鱼台宾馆、海天、白云山等国内著名的品牌就是我们身边的生动的例子。 

中国的品牌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可以借传统文化这艘大船出海，国外品牌在“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中也大打传统文化牌。由于中西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国外品牌在进入中国的时候的都要考虑到中国独特的民族文化精神。纽约的著名化妆品品牌revlon考虑其中文译名的时候下了相当大的工夫，最后的品牌名称翻译成露华浓，与李白诗句中“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面露华浓”的意境相当一致。用“露华浓”来点染花容，美丽的牡丹花在 

晶莹的露水中显得更加艳冶，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化妆品品质的高贵。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雪佛莱、宝马、奔驰等等。诸如此类的案例不胜枚举。

二、有助于良好的品牌识别和品牌联想 

 

好的品牌名称有助于消费者建立或保持的一组独特的品牌联想。包括功能上、情感上及自我表现上的利益。联想到品牌代表什么，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以及品牌对顾客的承诺。名称本身即是一个有价值的主张正如人的名字普遍带有某种寓意一样，品牌名称也应包含与产品或企业相关的寓意，让消费者能从中得到有关企业或产品的愉快联想，进而产生对品牌的认知或偏好。整合广告、价格、分销、包装、产品特性的努力传播品牌形象。 

比如日本著名的化妆品品牌资生堂，最初是设在日本东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的一家西式药房，取名源自《易经》中的“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涵义为孕育新生命，创造新价值。1981年进入中国以来，通过运用资生堂的丰富经验和护肤品生产技术，在中国消费者中树立了上佳的美誉度，在市场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反观之中国国内的众多的化妆品生产商，品牌自身无特色，缺乏个性，低俗化味道从其品牌名称上表露无遗，另外媚洋和雷同的思想严重。“黛丽丝”“蒙娜丽莎”“红棉”“粤穗”“艳丽”。

这仅仅是国内众多行业中品牌名字雷同现象的冰山一角。我国语言词汇浩瀚如大海，五千年的文明博大精深，其中更有无数的绝妙好词，《诗经》300首，《全唐诗》4万多首，更有《史记》洋洋洒洒的50余万言，此类著作数不胜数，其间更有相当的富有趣味的坊间俚语，我们国内的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的品牌文化，结合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汲取灿烂的中华文化中无尽的精神财富。大家熟知的毛纺品牌“恒源祥”有着自己的故事，1927年，创始人沈莱舟成立了一家人造丝毛商店，取“恒罗百货，源发千祥”之意，于是有了店名“恒源祥”。经过长达几十年的发展，恒源祥从最早的毛绒商店起家，演变至今涉及针织、服装服饰、家纺等领域的全球最大绒线产销公司。另一家国内大型的制衣集团——江苏的红豆集团。品牌取名来自于一首很流行甚广的诗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在品牌的传播过程中，王维的诗歌无疑就是红豆集团最恰当的广告宣传。诸如此类，通过对品牌名称和传统文化理念的结合打造的品牌，往往在进入市场之初便占有先机。享誉中外的中国名酒剑南春，原名剑南烧春。“剑南”，地处四川剑门关以南；“烧”是指工艺，以粮食酿制，即蒸馏；“春”是唐人对酒的雅称。剑南烧春又名“烧香春”或“生春”。唐代已流誉华夏，成为皇家专享的贡品。唐李肇《唐国史补》、宋李昕《太平广记》、元代宋伯仁《酒小史》中都有关于剑南春的文字记载。酱菜品牌“六必居”始建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最初，这里是一家酒店，为保证酒味醇香甘美，这家作坊曾制订了六条操作规则：黍稻必齐、曲孽必实、湛之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六必居由此得名。著名的全聚德烤鸭店始创于1844年，原先是一家鲜果店的招牌字号，叫“德聚全”，其意思是“以人德聚全，以德取财”。1862年老板杨全仁见招牌字号中“全”字与其名暗合，于是把牌号倒过来以“全聚德”为自己的招牌字号，取其“全仁聚德、财源茂盛”之意。 

这种借鉴吸收传统文化的现象不仅仅只存在于中华老字号中，在“走进来”和“走出去”的国际化浪潮中，国内许多企业已经显示了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南山奶粉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西名酒杏花村品牌名称最初来源于杜牧的名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近年来兴起的网络新贵百度，其公司理念则是与辛弃疾的代表作“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内涵不谋而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凶猛造就了下载功能强大的迅雷公司的成功。 

除了直接从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取词，我们还注意到，在全球所有的国际性品牌中，大部分是来源于新创词汇，即造词。采用能说明产品特点的词或词根，通过一些方法，如缩略、组合、词汇、变异等，创造性地设计出新词，用做品牌名称。 

实际上，品牌的命名是一门高智慧、高价值的艺术。在现代社会同质化和过度信息严重的今天，注意力是第一稀缺的资源。与之相应的市场竞争，实际上就是心理竞争。品牌命名要一定要新颖独特对比强烈。因此，新颖性和独特性无疑是品牌命名的第一原则。观众如何处理所接触到品牌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观者按一般的方法处理信息，他就会产生一般的感觉，而一般的东西是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注意的，也自然会被我们这个时代逐渐地被淘汰掉。也就是说，大多数观众不会随便浪费自己的精力，他们都有选择的去寻找自己最重要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的心理特点。品牌命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消费者的选择，使它们在同类产品中具有“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效果。同时，贵族消费和时尚消费最大的驱动力也是品牌。古语常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做好品牌命名和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不仅仅关系着品牌的生存，更是发展的必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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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关键词〕立德树人；传统文化，理想信念，价值观，中国精神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6-0143-05

一、立德树人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精神滋养

每个民族都有其民族精神，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认同、安身立命、精神归根与心灵安放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的活水源头。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培育的是中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魂之底色、育之方式和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必须从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

在立“什么德”上，不能割裂传统。传统是指在一定时空中存续和发展的族群，为实现共同发展目标通过协商、合作构成命运统一体，在共有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础上逐渐产生的共同文化形态、社会心理、价值追求和思想行为方式的总和。传统既体现为能够代际相传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要求，也体现为一脉相承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其作为族群个体隐性的、强有力的精神标识，根植于个体内心并规约其行为。“每一种持久性的社会关系都以行为的统一性为先决条件，从最基本的层次上来说，行为的统一性包含了所说的‘习惯’和‘习俗’。……它虽然不为其他人明确赞成或反对，但总是被某个人或许多人习惯地遵守。遵守习惯并不需要任何约束力来保障，而是行动者自觉的事情。”〔2〕立德树人只有融合传统并在其中获得滋养，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点无论从中国古代社会立德树人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嵌入，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承继传统并在制度要求下加以强化都可以得到侧面印证。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必然蕴含中国独特的多元文化、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的道德观、价值观等，这些元素已经融汇入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特质、价值取向、理想信念中，成为“德”的重要思想底蕴，割裂与这些传统因素的内在关联，就意味着“德”失去了底色，会使“德”无处安放、无所附着。

在“育什么人”上，离不开文化的承载。文化“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副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3〕文化具有整体上育人的功能，其总是潜移默化地对人认识世界、社会、他人和自我的基本观点发生影响，致使个体精神世界特别是其中的核心部分在文化熏染中不断确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恩格斯说“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4〕文化是涵养人才成长的重要力量，文化育人是培育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传统文化中许多熠熠生辉的思想、价值与追求是人才培育不可或缺的元素与养分，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思维方式、伦理道德、为人处世乃至审美情趣等，都是文化育人的重要承载。

在“怎么树”上，需要挖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活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 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5〕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数千年文化传承中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心理、情感和文化认同，更是时展最迫切的呼声，它承接过去又延续未来：民族精神不仅构筑民族国家共同的文化根基，构成民族国家共同理想的现实基础，更是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和民族国家发展实践理论自觉的集中体现；时代精神则是在新条件下把握时展的脉搏，总结时展的经验，反思时展的问题，归纳时代精神的现实要求的最新成果。两者的相互融合构成立德树人的精神支撑，立德树人就是要从时代角度筛选、过滤和总结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精华，并使之发生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与时展要求的良性对接。这就需要我们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服务于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铸牢科学信仰，构筑道德情操；也需要传承和升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塑价值共识。

在充分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在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宗法制度环境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和阶级局限，无法承载中国社会发展全部精神支撑的功能。

必须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用的方法对传统文化加以鉴别和分析，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只有把优秀传统文化界定为“立德树人”的精神滋养，才能更好地把握优秀传统文化与“立德树人”的关系，不至于偏离与失措，由此培育的“人”才是中国的、健康的、现代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立德树人”中的功能定位之所以是精神滋养，是因为在立德树人中理论是指导思想，其发挥思想统领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理想信念，其设计未来发展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价值基础，其统筹和汇聚社会价值共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能够有效推动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更好实现对整个中华民族思想的统领和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滋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基因的传承、对中国人民上下求索所确立共同理想的寄托、对每个中国人美好生活愿景的承载，是中华民族在理想信念层面的共同目标，蕴含着文化传统对社会发展的期待，也需要文化传统对其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滋养，“使中华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清晰表明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延m中华民族群体生存方式和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追求，使人们在价值观层面获得归属感、归宿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传承民族的精神共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文化支撑和丰富资源，是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重要基础。

强调，“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6〕从当下时展要求看，对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做一些深入的挖掘和阐发，这就需要我们坚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理想信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基石，更好地发挥传统文化的滋养作用，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在新时代条件下焕发生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立德树人”的智慧宝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涵养中华民族精神、磨砺民族意志过程中，在时代的大浪淘沙、去芜存菁中，绽放着人性之美，思想之魅。其内在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基本精神和育人方式中蕴含着滋养立德树人的宝贵智慧。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的智慧，发挥其情感与道德感召力，保持其生命力与鲜活性，使人们的内心信仰、价值操守与精神原则与文化传统相契合，有助于科学信仰、价值共识与精神家园深入人心。

一是理想信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成圣成贤作为理想人格与人生追求，激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完善人格操守，提高人生境界，完成“内圣”的实践功夫，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更通过社会实践，将内在人格力量外化于现实社会价值的创造中，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大学》三纲领讲“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宗旨在于彰显人的品德，向内成己，向外成物，使人达到最完美的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信念激励着仁人志士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努力抗争、不畏牺牲，留下了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感人事迹与壮美篇章。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家国意识和爱国情怀，“立德树人”要构筑高尚道德情操、关注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兴盛、民族富强、百姓幸福紧密相连。这充分展示中华文化自信的宏伟气度，也折射出华夏儿女内心深处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二是价值取向。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所特有的价值系统和显著标志，是其赖以维系的价值基础，其总体现为与文化传统的承继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以“仁”为核心，仁是对人之为人内在价值的肯定。从“仁”的核心价值出发，在生死取向上，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义利取向上，重义轻利，见利思义；在国家与个人关系上，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在家庭范围内，以“孝道”为价值原则，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妻恩爱；在社会范围，以“爱人”为价值原则，由己达人，仁民爱物；在国家层面上，提倡“民本”，民重君轻，重社稷必爱百姓。由“亲亲”“仁民”进一步拓展为“爱物”，爱物体现对人之外的自然与外部环境的尊重与爱护。这就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个体要求、社会要求和国家要求实现了整体对接，“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要求。”〔7〕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老爱亲、扬善扶正、见义勇为、敬业乐群、自强不息的传统美德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滋养。

三是精神追求。精神的重要价值在于识别民族身份，唤醒民族发展动力，激发民族创造性。张岱年先生曾把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概括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8〕中华民族长久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9〕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也需要呼应时展的迫切要求，鼎新革故的进取精神、重群克己的合作精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变则通，通则久”的变革精神，催生了改革创新时代精神。这一方面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国精神的精神基因和思想精髓，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能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鼓舞人心、凝聚动力，铸就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为中华民族注入新力量的过程中提供丰厚滋养和精神财富。

四是育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育人方式与原则，比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言传身教、教学相长等，具有长久魅力，富有育人智慧。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方式更多地融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中，大量事实证明育人实践只有融入现实生活“洒扫应对”的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乡规民约”“家风家训”，成为习惯性的人伦日用，才能有效约束与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与实际行为。中华传统文化注重“以文化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礼学・学记》）通过社会教化、礼仪规范、纲常伦理、蒙学孝德、修身成贤及化民成俗，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与内在情操得以精进，人人向善，自然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文化人”也体现于“礼教”“诗教”“乐教”中，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实现“成人”。“以文化人”更体现在各种仪式和各种表达中，比如以婚丧嫁娶的仪式、祭祀、成人礼以及各种节日仪式“化人”，再如借用建筑、宗教、书法、绘画、碑刻、雕塑、戏剧、诗文典籍等各种形式现“润物细无声”的教化。中华传统文化善于运用各种形式与不同载体，利用各种时机与场合，把文化育人融于日常生活中，构成立德树人实现方式的重要参照和借鉴。

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立德树人”的转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历史，承载当下，昭示未来，“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10〕作为转化对象的优秀传统文化不是被动地构成立德树人素材，而应通过重塑与创新，吸纳、融合时代精神，主动支撑与有效滋养“立德树人”。

从传统的“内圣外王”到“新四有”公民。传统文化的“内圣外王”是基于对人生的感悟，对心性修养的反省，对政治民生的关切，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体认，“内圣外王”之道是一套独具特色的有关人生、教育、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的理想信念。所谓“内圣”，就是通过修身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水准和境界，为正己的功夫。所谓“外王”，就是将成就的高尚道德推而广之，及于家庭和社会，建立理想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为正人的功夫。“外王”以“内圣”为前提和基础，“内圣”以“外王”为归宿和目标。两者在现代社会的转化体现为通过修身正己以实现正人的政治和社会目标，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体来说就是要通过对理想信念、价值操守和基本精神的内在道德铸塑，以达到个体道德与社会公德的同构；同时以育人为目标，尊重个体的价值，唤醒个体生命的理性自觉，追求内在道德指引下个体“自在自觉”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实现个体与民族国家协调、同步发展。新时期立德树人就是要培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民族精神、民族美德、民族文化牢牢扎根心中，友善、互助、明理、自强、谦让、包容、诚信、节俭的传统美德融入血液，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的“新四有”公民。新时期立德树人的“新四有”内涵，丰富“有道德”人才培育的其他核心内涵：一是“有信仰”，即有中国梦理想信念和信仰。明确把“有梦想”“有信念”“有信仰”作为新时期关于“育什么人”整体战略的首要目标，决定了立德树人的整体规格和本质追求。“有信仰”在人的精神领域和能力素养结构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发挥着思想引领和行为主导作用。二是“有理性”，即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本质属性的价值操守。理性意味着成员个体能够对自己存在发展及其同社会整体关系有清醒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有判断是非善恶、荣辱功过的价值标准和价值操守。三是“有道德”，即有以中国精神为独特标识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有道德”是“有奋斗”“有仁爱之心”“有道德情操”“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伦理基础和精神支撑，铸育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时代精神的人，新时期立德树人才能获得现实生活基础，才能把育人在现实的道德与精神生活领域中凝结升华为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四是“有本事”，即有符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专业分工及社会交往全面发展的能力担当。这是“有能力”“有担当”“有本领”“有素养”对专业能力的整体要求。立德树人针对的是活跃在社会各领域的各职业人群，这些人群都在自己的社会分工与社会角色中实现自我与社会生活的充分融合，立德树人不能只强调“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等思想水平与道德素质，还要强调“德才兼备”，培养专业技能和综合才干。综上，围绕培育“有道德”的人整体目标，当代中国立德树人应该围绕“有信仰”“有理性”“有道德”“有本事”核心内涵与总体规格，培养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

从传统价值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重点发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观。这六个方面表述了传统美德、政治理念、社会理想、民族精神的根本要素，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不仅要讲清楚“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价值理念与鲜明特色，也要梳理这些观念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与转化。“仁爱”就是爱人爱物，有“仁爱”之心，才能成己成人成物，仁爱是“和谐”“公正”“敬业”“友善”的源泉。“民本”的基本价值理念包括“立君为民”“民为邦本”“仁民爱民”等重要古训，传统民本思想向民主价值观的转化，需要使其服务于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制度。诚信是进德修业之根，也是治国为政之本，继承、发展、创新诚信文化，需要使其服务于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诚信企业和培养诚信个人。正义是人类文明的普遍法则与基本价值，传统文化中的道义为先、舍生取义影响深远，可以为形成崇尚正义、富于奉献、自觉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社会氛围注入思想资源。和合是中华心、民族魂的基本标识，也是多元性、包容性的中华民族独特理论思维方式的重要体现，面对自然、社会、国家、人际、文明间的冲突，需要以和爱公正化解与融合矛盾。大同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理想，在近代到现代的思想探索与政治实践中，大同理想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从大同理想出发接纳自由、民主、公平、平等现代价值，使之与当代社会的政治理想接轨，能助力于在“旧邦新命”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本质要求的观念支撑，更作为道德生成的逻辑中介，在立德树人中奠定“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基础，也使其在统筹传统文化与时代要求、理想信念与现实基础、主流意识形态和多元社会思潮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11〕，使其融入社会生活，成为人们自觉的价值选择，既是个体层面以价值底线和价值标准凝聚共识的有效方式，也是在群体层面有层次、有重点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抓手，更是在全局层面实现为民族寻根、为社会立德、为国家圆梦的价值基石。

从传统修身教化到富含时代内涵的教育感染。传统文化注重修身教化，修身是陶冶身心，涵养德性，是为了培养优秀的道德品格与高尚的道德人格而进行的自我磨炼与力求完美的品格追求；教化是通过礼乐教育与道德教育而实现人心风俗的变化，是政教风化、教育感化与环境影响等各种因素综合运用的育人方略。在漫长的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与传统的价值取向使修身与教化备受推崇。在今天开放、民主、鲜活的社会与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下，规范社会意识、传承美好道德需要对修身教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传统修身体教化的言传身教、俗约规化可以通过发挥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合力有效达成，创设优良的家庭环境、社区环境、工作环境与群体环境，发挥环境间良好的感染作用是当代修身教化的重要方式。在家庭中以尊老为例，现在社会尊老不必像《弟子规》里所说：“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晚辈应该尊敬长者，长辈也应给予晚辈人格上的平等，这样的转化更富有进步意义与时代价值。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所铸育的是以为信仰导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属性，以中华民族共同价值体认为共识基础，以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独特标识，以当代世界文明发展为成果借鉴的当代道德。

“立德树人”需要坚持指导、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文明风范，继承弘扬传统美德。现时代的“立德树人”需从不断绵延演化的v史进程中理解传统文化与时代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科学分析、鉴别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使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为信仰确立、价值重铸与精神成长提供有益的精神滋养。反复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12〕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从现实出发来诠释和理解它，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为我们进一步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借鉴性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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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N〕.人民日报，2013-08-20.

第7篇

1.教学内容突出价值导向性长期以来，高校传统文化教学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对大学生进行知识型灌输教育，这与传统文化课程的教育目标并不相适应。因此，明确教学目标、设计精到的课堂教学内容至关重要，是当前高校传统文化课程建设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也是决定课程成败之关键。就课程目标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课程重在唤醒和引导学生身上的“人文需求”，开发其内在本具的善性、德性与智性，培养综合人文素质，使其成长为一个大写的、真正意义上的“人”。因此，遵循“人格养成，道德提升”的教学目标和原则，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现状，我们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大学生生命教育》、《社会实践》等多门课程中，皆以专题形式对传统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涵养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和宣讲，客观诠释和彰显儒、释、道思想中厚重深沉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传统文化教学的价值引领性。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课程中，对儒、释、道三大专题的讲解，皆落脚于结合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凸显三家思想的当代价值。儒、释、道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三大思想支柱，在古代有“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之文化定位。而在信仰缺失、道德失衡、行为失范、价值观失落的今天，三家共通的深厚的心灵之学不啻为救治迷茫、困惑中的当代人的精神良药。在厚重的历史文化沉淀中，师生一起追寻哲人智慧的思想足迹，领略天地万物运行之道、人生之理，追问“我”之存在。通过哲学的反思，以“万物一体”的宇宙观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客观理性地定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反观内在生命，思维个体“安身立命”之处，从而建立健康而通达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将传统伦理、道德的精神渐渐落实到当下的生活中来，达到和睦家庭、和谐人际关系，及变化气质、提高修养的目标。可以说，大学生如能在生活中依自然之道，行“孝悌”、“仁爱”为人之本，便是寻得人生的密码，开启真正的幸福之门。在传统文化系列课程中，《中国佛教文化》引人注目且不同寻常。长期以来，很多人包括有些大学生在内将宗教等同于迷信，或简单地以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或视宗教与科学水火不相融。这种对宗教不正确的定位和认识上的偏颇，既使人们丧失了正确评判文化现象的是非标准，也错失了弘传优秀传统文化的良机。宗教同哲学一样，是文化形式中非常特殊的部分，它为人类提供终极关怀和精神皈依之处，也是人类为自身创立的抚慰心灵、寻找精神家园和自我解脱的独特方式。因此，关注精神与灵性的宗教与注重物质现象研究的科学，不但不互相冲突对立，反可互相补益，共助共创人类幸福生活。佛教虽为外来宗教，但在两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已与本土文化水融，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处世原则等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不了解佛教，就不能了解中国哲学、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就不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所以，专题内容首先设置导论，主题为重新认识宗教，了解宗教的产生及其功能，区分宗教与迷信、，梳理宗教与哲学、科学之关系。事实上，只有去除内心深处科学本位的傲慢与偏见，客观理性地定位宗教，并对其持有同情之理解，才能还原并走进中华文化，开始佛教文化的学习。现代人包括大学生在内，精神上最大的迷茫和痛苦莫过于“自我”的迷失，而这种迷失正是由于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科技环境所支配。当人的生活越来越多的物质化，当人沦为物欲之奴隶而不自觉时，即会越来越丧失个体自我本有的自由，越来越找不到人生真实价值之所在，这就是马克思所说“人的异化”。而佛学对宇宙人生、人类生存状态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有着极其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能够给予人们精神生活极具震撼力的新启发。在人生观上，佛教更强调主体自觉，崇尚变革生命，寻求生命实相，更把一己之觉悟和解脱与他人乃至一切有情生命之觉悟和解脱紧密相联，所谓自度度人、自觉觉他。在专题讲授中，我们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适当借助优秀的佛教纪录片、影视作品，展示出佛教开阔宏大的宇宙观、生命观、道德伦理观、修行实践观。而在讲述佛教历史、哲学、文化时，其落脚点依然在结合时代热点问题、现实生活，通过课堂及课外讨论，凸显佛教在净化身心、道德重建、和谐社会等方面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让佛教回归现实、回归生活，不仅激起了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内在学习兴趣，变被动的灌输式教学为自觉式主动研习；更使他们直观地感受到佛教文化的无穷魅力和高度实践性特征，自觉地反观内在生命，确立止恶行善的行为原则。同时，端正价值取向，从生命深处自觉生起慈悲仁爱的力量，以自利利他的精神接人待物，促进道德的提升乃至开拓更深层次的生命境界。

2.教学方法创新之实效性实现传统文化价值导向的教育目标，除需精要的内容安排，亦需生动、活泼的授课形式和教学方法为助，最忌“灌输”和“绝对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更重要的是直接推动学生对传统文化特质与精神的领会，当下启发悟性、身心受用。例如，在《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堂教学中，梵乐静心、经典诵读、内观静修几大亮点设计使课堂教学大为增色。其一，以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静心、净心。在“化人”、“立人”的教育过程中，音乐之教化作用非同寻常。昔日孔子在齐国听“尽美也，又尽善也”之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并由此感叹音乐之美竟达如此之程度！正因至极之音乐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统一，给人以善的教育、美的陶冶和灵魂的净化，故儒释道三家皆以音乐为教化世人之重要手段。就佛教来说，八万四千法门皆为净心之法，其中梵乐更是极方便、快捷、易深入人心的引导和启悟世人之重要方法。《楞严经》中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即言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之中，属耳根最利，最为灵敏。因此，音声教化最易感染人，最能产生教育效果。传统文化课堂当然也离不开音乐化人之绝佳手段，创设优美、宁静、高雅的课堂音乐情境是非常独到的教育手段。在课前二三十分钟，我们选择与本次课程内容相关的儒道音乐或佛教梵乐进行播放，或课中读诵、讲解儒释道经文时配以背景音乐。儒道音乐清雅、宁静、中和，佛教梵乐则具虚、远、淡、静、庄严肃穆之内涵，可谓雅而不俗、觉而不迷。这些至真至善至美的音乐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带给青年学子的心灵震撼是无与伦比的。大多数学生会主动提前到教室，静静地聆听梵乐，感受音乐带给他们的全新心灵体验，虽未上课却已然在自我教育、自我感悟、自我提升的状态之中了。课前和课中的音乐不仅达到静心、净心的效果，更创设了宁静、愉悦、平等、高效的课堂氛围。尤为难得的是，师生在共享美乐的同时得到了身心的净化，不自觉敞开各自的心灵，无形中消除了彼此间的心灵隔膜，加强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如此不但进一步激发了教师内心对学生的爱与期待，亦大大增强了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尊重感和信任感。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只有在情感上接纳教师，在人格上尊重教师，才能听从师之教诲。从教育心理学角度来说，师生之间建立的“爱”与“尊”的情感认同，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前提，因为从本质上说教学过程就是建立起教师和学生之间一种“坦诚、平等和接纳”的人际关系的过程。所以，一切课堂之成败关键在于“师”与“生”、“教”与“学”这些关系通道是否通畅，而传统文化的课堂因更多人文关怀、终极关怀，更具打通这些关系通道之优势。触动灵魂深处的儒道音乐和梵乐教学法，便是打通关系通道的极佳手段，成为传统文化课堂不可替代的教学方法。其二，课堂内外开展经典和美文诵读。儒释道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具原创性、奠基性的书籍或文章，蕴含无量智慧精华。经典诵读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钥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根本方法和古代启蒙教育的首要方法，其中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孔子曰：“诵书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书，与古人谋。”专心诵读不仅可达到摄心、静心、提高专注力、记忆力和理解力的良好效果，而且反复诵读、吟咏、熏修就是与古圣先贤进行精神对话，必能促使人见贤思齐、向上向善。更深入地说，如能长期净心诵读渐次达到“随文入贯”，将智慧经文一一消归自性，便能直契经典深义，这就是经典内化、智慧开启的过程。当经典已然化为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必将在生活中起到巨大的指导作用，完成伦理道德的养成及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的构建。此为从诵读到悟，悟而后能用，用而后生巧的过程。因此，从教育角度看，经典诵读是达到智育和德育兼具的简单、高效、科学的教育方法，可惜的是，“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极端否定使经典教育法被长期摒弃遗忘，造成了教育的巨大损失。而在今天的传统文化课堂上，经典诵读法无疑是还原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方法。除了安排学生每日晨读、午读或晚读经典，为了创造高效课堂气氛，我们还在上课之始，让几十名甚或近300名学生齐诵儒学经典《大学》、《中庸》，道家经典《道德经》，或佛学核心经典《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等。从教学反馈来看，学生非常肯定和喜爱读经尤其是庄严肃穆的集体诵读环节。当经典在他们的生命中产生作用，内在的纯真、良善、光明被激发出来时，他们的文字感受读来也是令人感动，甚至唏嘘不已的：“每次背诵心经，都有种清凉的感觉，如夏日一阵凉风袭过……。又好似与心灵进行了深层次的对话，对周围万物都有了一种不同程度的全新感触与交流，真想热情地拥抱自然，给与他人和社会最清新恬美的奉献。这让我感觉到了久违的轻松和自在，这是一个自我放松、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和自我反省的有效途径。还有一种有与无之间的奇特感悟，一种大到没有边际又明净胜过月光的空间感，妙哉妙哉！”下课前，再让学生齐诵短文《能量朗读》。此文彰显中华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特质与精神，多次诵读强化，不仅能激扬志气，帮助学生重获人生之希望、重寻人生之梦想，亦能促进学生树立感恩、包容、尊重、精进的人生态度和原则。“《能量朗读》很励志，激发人心中的希望。‘爱’不是口头上的，爱就在身边，原来生活如此美好。在诵读后，常常会释放掉生活中的很多压力，能心平气和地处理事情，并且知道如何取舍。更明确了应该心中有大爱，要放开心灵的境界，容纳整个世界。”其三，课堂内观静修体验。中国哲学是高度实践性的心灵学问，教理教义的理论探究并非谈玄说妙，而是用来指导身心变革之实践。儒释道三家皆有内观静修之法，其不仅可以修身养性，更是求学问道之入门功夫。宋大儒朱熹就曾教导其学生：“用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如此一二年，何患不进？

3.而在佛学中，禅即为静虑，亦指“心一境性”。禅的智慧不仅可以促进对事物本性和自心的了知，帮助人找到久已失去的精神家园，理性对待尘世的喧嚣和功利，还可以开发自性潜能，创造安乐祥和、洒脱自在、富有价值的人生。更为现实的是，禅的具体修习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消除热恼、平复情绪、抚慰心灵的方法和途径。在西方国家，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就很乐于用禅来引导人们顺归人性和自然，还有一些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更把禅与西方心理治疗方法结合起来，将其作为调节心理和治疗精神疾病的有效方法。青年大学生也是社会中人，面临着来自学习、生活、心理多方面的压力，内心有着诸多的焦虑、迷茫和困惑，迫切需要由内观静修开启的智慧之引导，在实际生活中学会疏导情绪、掌握认识自心、调控自心、净化自心的方法与技巧，以摆脱痛苦、愤怒、沮丧、忌妒等负面情绪，改变浮躁、易怒、自卑等不好的品性，保持一个良好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课堂内观静修虽然条件有限，没有专用的静修室和坐垫，时间也很短暂，但是同学们颇感新奇，整个过程都能主动、积极地配合，取得的效果也是极其明显的。在静定内观的体验与学习中，同学们初次品味了禅的清凉甘露，惊异、震撼地体会和享受到内心深处久违的宁静、安详与博大。“课堂体验内观静修是很有趣且有作用的，觉得内心非常安宁，更加远离物质社会的喧嚣与烦躁，让人通达，让人更加冷静地去应对面前的世界，不悲不喜，不焦不躁。禅修启发人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不是无尽的物质财富，而是无穷的、广袤的心灵世界……”而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的美妙感受，又会进一步促使学生以全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看待世界、社会和周围的人，体悟“万物一体”之真实内涵：“课堂音乐禅修时，觉得身心正渐渐趋于平静与淡泊，此时周围的一切都已无法干扰我。而我，正全身心地与宇宙融会贯通，每一个细胞都是打开的，宇宙中所有的思想、能量都由我而不断传输，输入大地，流入星空，周而循环着。我，既是小小的我，也是影响着整个宇宙万事万物的我，我的情绪、心境、思想正时刻传向宇宙万物，影响着整个世界。”可以说，虽然课堂的内观静修因时间、地点等限制，不能深入内观修习，但正如运动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几次这样的课堂精神训练不仅已起到了培养心的专注力、控制力，激发学生自觉调控内心的目的，还让学生直观内在地体验到个体与他人、社会、宇宙的和谐一体，从而在内心中生发起平等、感恩、爱与慈悲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内观静修还初步培养了一定的觉知力，这种觉知力会随着日常练习的增加不断增强。而这份觉知在平日生活中极其有用，它能让人洞察问题的实质，不会被错觉、假象所蒙蔽，不会盲目地跟随旧有的习气产生恐惧、焦虑、嫉妒和憎恨等等，进而以真实、自由、有创意的行动来帮助他人。这，就是心的自主力，就是独立人格的建立。显然，内观静修的作用，是言语说教所根本无法企及，也无法代替的。课堂内观静修体验，将成为传统文化课堂教学中必不可少、颇具魅力的重要部分。

二、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模式体验式情景式拓展

鉴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高度实践性之特质，必须积极探索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多元化教学模式，注重学与思结合、思与行结合，大力提升课程的教学实效性。长期以来，不少课程的课外实践仅仅停留在参观游览的层面，难以取得良好的实际效果。中国传统文化课外实践是辅助课堂教学的重要部分，应引入现代教学理念的开放性、情景性、体验式教学理念，达到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目标。事实证明，实地参访的体验式新教学模式在开拓学生文化视野、激发学习兴趣、开发善性、德性、悟性等方面功用非凡，实非课堂教学所能比拟。几年来，《中国哲学史讲座》、《中国佛教文化》课外实践以带领学生多地游学、拓展体验的多内容、多形式展开。儒家文化课外实践以合肥国桢书院为本校实践基地，学生在基地先后开展为期一周的活动。活动以儒学文化为背景，结合现代家庭生活、社会生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实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有益尝试。如，家庭礼仪实践以“孝”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感恩知恩”、“反哺图报”的家庭礼仪意识，并学习家庭礼仪知识，开展家庭礼仪训练；职业礼仪实践以“敬”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处事敬”、“与人忠”的职业礼仪意识，并学习职业礼仪知识，开展职业礼仪训练；生活礼仪实践以“谨”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居处恭”、“言行谨”的生活礼仪意识，并学习生活礼仪知识，开展生活礼仪训练；社交礼仪实践以“信”为核心，帮助学生树立“诚则明”、“信则任”的社交礼仪意识，并学习社交礼仪知识，开展社交礼仪训练。同时，还指导学生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文明礼仪现状调查和文明礼仪宣传，具体包括孝道文化、文明修身、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四个主题内容。整个活动过程由国桢书院老师全程带领，以讲座、观看影片、小组体验、讨论、分享等形式展开，实现了“探索中认知”、“体验中学习”、“行动中教育”的教学目标，在大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佛教文化课外实践更是依托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场所，开展情景式、体验式学习，形成了一个新型立体、系统有序、颇具震撼力的参学模式。为开拓学生文化视野，尽可能实现多地参访，。寺院实地参访由法师全程带领，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参观以上四大寺院及东林寺大佛工地，感受千年佛教文化魅力；聆听儒学讲座，了解儒家文化实质，把握孝道、人伦精神；聆听佛学讲座，把握佛学文化特质，了知佛学精神对净化心灵、和谐身心、促进向上人生的积极作用；体验晨钟暮鼓的丛林生活和禅修实践，掌握心理调控的方法、感受心灵的震撼及来自生命深处的宁静感、愉悦感、尊严感和崇高感；举行传灯活动，体验合作、奉献、爱和感恩的真义；品味素斋，思惟五观堂“五观”之义，体会俭以养德、节用惜福的理念，生起知恩报恩、敬畏生命之心。从活动现场及学生的反馈信息来看，已采取的参观、听讲座、传灯、丛林生活体验等活动方式，文化内涵深厚、新奇多样，且紧紧贴近现代生活和大学生思想状况，学生们颇感欢喜，也收获良多，耳濡目染中不仅对儒释文化有了较为准确的理性认知、启迪关于生命、道德等问题的深度思考，且多能反躬内省、确立止恶行善的人生原则。几天的体验式生活虽然短暂，却得以零距离的感受佛教文化，成为大学生活中难以忘怀的记忆，其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从这几年的教学过程来看，课外实践起着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关键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教学环节。当然，还可以就实践地点、活动内容及形式等多个方面进一步调整完善，形成更为成熟、高效的参学模式。比如，在实践地点方面，为解决因经费缺乏导致的课外实践难以可持续的困境，计划通过多方沟通、协调，以合肥开福寺为大学生传统文化实习基地，长期合作开展活动；在有经费来源的情况下，则应尽可能拓展外出实践地点，如可就近参学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庐山白鹿洞书院，了解古代书院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制度，把握儒学精华。而就活动内容方面来说，可安排更丰富多元的课程内容，如可在参观、听讲座、禅修之余，增加山林行脚的活泼内容。在丛林山水间一路行脚、听法，参与讨论与分享，带给大家的感受应该是长时难忘的。既可沿途游访多个人文景观，感受文化魅力，又能让学生舒展身体、放飞心灵，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更重要的是，在亲近自然的行脚活动中，极易打开尘封已久的心灵，不管是老师与学生之间，还是学生与学生之间，都会显现出率真自然的一面，营造出一种自由轻松的学习与交流氛围。在融于自然、回归本真的状态中，享受听闻真理带来的内心的深度喜悦，感受生命的律动，启发内在的精神资粮，从而达到开拓生命深度与宽度的目标。而这些，其实就是大学素质教育的根本实现，仅凭课堂教学是无法达到这种效果的。

三、后课程建设新型模式探索

第8篇

我国的中医药学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之后，其独特的整体协调、辨证施治等思维方式和治则治法依然保持了不朽的魅力。任何一种理论形态、思维方式的生成都不是空穴来风，都会有其生成的土壤、阳光和水分。中医药学的科学研究传统是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东方古文化背景的土壤中形成的，也是东方文化中孕育出的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中医药学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特定时代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社会的变迁。随着科学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西方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映射出向东方回归的痕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医药学哲学思想有着深深的默契，后现代医学也与中医药学存在明显的暗合。可以说，后现代科学的脚步正是使中医药学感受到强烈共振的空谷足音，它预示着中医药学将在21世纪与后现代化邂逅。这些都说明，中医药学传统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的科学合理性和现实启发性，其优势必须保持。

1中医药传统科学文化中蕴涵着大量现代科学思想

1.1系统论思想尽管近代的系统方法是从20世纪40年展起来的，但一些朴素的系统思想却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典型的有机整体观念，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朴素的整体系统观。如在我国最早的著作《易经》和“洪范”中就提出了“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五行”(金、木、水、火、土)说。八卦说把世界看作为一个由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形成八卦，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从而形成了概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世界体系。而且《易经》还把世界看作由基本矛盾关系所规定的层次系统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循环演化的系统整体。同样五行说也是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五种要素彼此相生相克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结构，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所以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将最基本的物质元素看作是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整个世界无非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相生相克，使得整个世界不断循环演化，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系统整体。公元前五百多年，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对系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其经典著作《老子》、《荀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有无”“阴阳”学说用一些更抽象的范畴，如有与无、一与二、始与终、阴与阳等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性。它们认为“道”是事物之本源，又是事物的法则。天、地、人都是道的产物，它们具有统一性。道是天、地、人的主体，也是天地人运动必须遵守的规律和行动法则，认为世界的起源于“无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伊·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

［2］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张相轮，凌继尧.科学技术之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5］灌耕.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7］林德宏，张相轮.东方的智慧［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

［8］KlugWs,CummingsMR.ConceptsofGenetics,Columbus:CEMerrillpubl,1983：81.

［9］PeltonenI.,MekusickVA.Dissectinghumandiseaseinthepostgenornicera.Science2001,291：1224.

第9篇

1.1对中职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教育进行准确地定位加强中职院校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的融合发展，首先应该确定传统文化教育在中职院校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从而才能采取相应的措施提高教育的质量。中职院校各个课程的主旨是要让学生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从而能够针对自己生活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因此在实际的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要与中职院校的综合教育目标进行有效的结合，加强学生对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进行有机结合的认识，可以将教育课程的具体目标定位于对学生的自我意识、思想道德素养等方面的教育以及引导，而学生的这些能力的提升也是传统文化教育的目标。其次，在课程的设置方面应该要突出课程的活动性，加强各个专业课程与传统文化教育之间的联系。教育课程不仅要给学生传授各种道德知识，还要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提升道德素养的关键是让学生对各种传统文化的理解程度加深，从而能利用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规范，让学生能够真正地参与到教育中。教育过程中加强文化教育，是对传统教育理念进行改革的一种重要表现，因此需要有相应的机构或者组织为教育提供必要基础。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要对学校领导以及具体工作人员的教育的意识进行改观，使得学校领导者能够意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从而在日常教育过程中加强各种传统文化的融入。

1.2对中职教育课程的内容进行完善和丰富传统的中职教育过程中，最常用的教材是与各个专业相关的各项专业书籍，这些内容的简单堆叠将会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厌学的情绪。在现代化教育过程中，应该完善教育内容，融入更多传统文化思想内容，将教育生活化作为教育的重要发展途径。在中职教育改革过程中，应该将传统文化理念与教育进行结合，比如利用生活中常见的各种与诚信有关的事例对学生进行讲解和分析，不仅能够提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性，还能够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以及重要性，从而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防止出现类似问题。再比如传统文化中对知识的执着追求的精神，也可以作为日常的教育内容，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利用传统文化精神，加深自己对学习的执着度。

1.3加强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的融合，完善中职教育课程体系当前社会多元化发展的程度逐渐加深，很多学生受外界舆论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在中职院校的教育过程中有必要组织一些有层次、针对性较强的活动，将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进行有机结合，从而不断完善教育课程体系。定期组织不同年级、不同年龄的教育讲座和活动，让学生认识到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实用性，让学生实现自身心理的良性发展，实现自身文化思想的深入发展，从而使得学生能够发现自己生活以及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及时改正。

1.4加强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为了提高教学效率，对于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式应该要进行改革，不断活跃课堂气氛。尤其是对于中职教育而言，加强教学理念和方法的改变，才能提高教学效率。在中职教育中往往会存在一些深奥的词汇，要对这些词汇进行解析，利用比较直白、通俗易懂的方式进行教学，有助于学生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加深对各种专业课程理论知识的认识。另外，为了促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内涵进行理解，在教学过程当中要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可以将课堂主题定位传统文化的某个部分，从而在课堂当中安排学生进行讨论、表演和演讲等，利用现阶段广泛的多媒体和网络技术，使中职教育实现现代化，并且实现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加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各种传统文化知识以及各个专业相关理论知识的理解。

2结语

第10篇

在日本古书染色文献《延喜式》中，记有藕合色衣服的制染方法“：黄栌绫一匹（，用）栌十四斤，苏枋木十一斤，酢二斤，灰三斛，薪八荷。”酢即醋，薪指木柴。由于材料的限制暂无法实施该实验，其结果待以后再做分析，此处笔者不表明观点。通过对古代文献及出土的染织品文物的研究不难看出“藕荷”在古代多用于妇女的服饰，并以丝织品居多。在明清两代，我国染织业发达，百花齐放，其中以云锦最为艳丽夺目。云锦妆花织物的颜色浓而不重，艳而不俗，呈现出庄重典雅的效果。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巧妙运用了“色晕”的处理技巧，简单地说就是将图案用深浅不同的色彩几重织出，大朵的主题花一般用“三晕”，增加了色彩的节奏感与韵律感，其中“三晕”中紫色系颜色由浅至深运用的是藕荷，青莲搭配紫酱。清代许多丝织服饰色彩运用“藕荷”，如今我们让仍然可以通过近代一些流传下来的文物一睹其貌。除了纺织物，我国的传统民间绘画也是色彩纷呈，民间绘画颜色的调配由两色相合，多到五色相合《。中国画色彩艺术》一书中提到“藕合”的调配为：花青一，胭脂三，洋红三，粉二。（此处所述的“藕合”应是浅淡微红的紫色，而不是《扬州画舫录》中所说的“深紫绿色曰藕合”的颜色。）根据以上考证，笔者认为我们现在常使用的“藕合”同“藕荷”，浅紫色而微红，下文中提到的“藕合”都指该色。而《扬州画舫录》中的“藕合”则为与藕褐相似的颜色。

2制作方法

“藕合”可归为紫色系，首先从大的方面着手研究其染色的方法。在我国，染紫色的草木染料主要有紫草、紫苏《。天工开物》中记载，“染紫色，先用苏木煮水染成底色，再配上青矾作为是颜色容易附着媒染剂。”清人郑复光曾说：“凡色万有不齐，皆可以五色概之，皆可以浓淡概之。”虽然没有明确记载详细染制方法，但通过对其色彩特点的分析以及染色经验可以假定一个实验方案，既以苏木为主要染料，通过对染液与水的比例调配，媒染剂的运用以及套染的选择来控制染色效果。这与国画中的施色技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如使用套染方法，则可拟定多种实验方法。大致过程为染蓝后套红。染蓝需要的材料为蓝靛染料；染红需要的材料为苏木或紫胶。

3主要材料

苏木。苏木又名苏枋、苏方、苏芳，原产地为印度、马来西亚。苏枋被当作染色材料，早在唐代被引进中国，目前主产地为广西、云南、台湾、海南岛、四川。苏木的心材色彩呈现带有红色感觉的黄色，在欧洲曾经被用来作为红葡萄酒的染色用。苏木是使用其树干的中心部，如果使用二氧化铁来媒染的话，就会得到偏紫的红相染色效果。靛蓝。凡可制取靛青（即靛蓝）的植物，均可统称为“蓝”。蓝草一般在小暑前后、白露前后两期采集。主产于河北安国、江苏南通、浙江等地。蓝靛是中国蓝印花布所使用的一种特殊的植物还原染色材料。采集蓝草制作蓝靛在中国的古籍中早有记载。据古书《夏小正》记载，我国在夏代已种植蓼蓝，并已知道它的生长习性“，五月，启灌蓼蓝”。就是说到了农历五月，蓼蓝就要开始栽种了。在《诗经·小雅·采蓝》中记载“：终朝采蓝，不盈一詹”《；说文》中记载“：蓝，染青草也。”《；荀子劝学》中记载：“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这些古籍诗文中所说的“蓝”，就是指的蓼蓝。由此可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植物染料来进行织物染色的国家。紫胶。紫胶虫吸取寄主树树液后分泌出的紫色天然树脂。又称虫胶、赤胶、紫草茸等，可作为良好的食用红色素。紫胶首先是用作药材，其次用作染料。《吴录》说紫胶可以染絮物（即丝织品）；苏颂著《本草图经》说今医方亦罕用，惟染家所需，说明到了宋代紫胶用作染料，已超过药用了。

4色彩定义

第11篇

文化兴衰 教育有责

教育要面向未来。今天的中国，是由昨天的教育塑造而成；今天的教育就是明天的中国。一个国家，真正的“软实力”是教育。评价教育质量，并不完全依据今日各项评价指标体系与升学率，还有历史。

立德树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将是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重点与特色。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21世纪中国教育的顶层设计，具有极其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对百年不断引进与“克隆”外来教育得与失的历史反思。它为改革当今教育重智轻德等弊端指明了方向，并翻开了建构以中华文化为主体性的中国教育历史新篇章。

立德树人，是要新一代青少年能够认同与热爱中华历史文化，修炼与践行中华美德，在世人面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如果能够实实在在地立德树人50年，在两代有道德的中国人的基础上，国人皆以修身为本，中国就不会走向“缺德的时代”，重建礼仪之邦，实现中国梦就有了希望。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所当然的文化与教育之选择。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1995年的《教育法》都明确提出学校要对学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2012年党的十提出了文化兴邦。近日，主席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1]这一系列的要求，都为学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逐步恢复学校教育的中华文主体性，指明了方向，规定了任务。

20年来，各级各类学校，在推动以中华美德教育为中心，以“国学经典”教育为载体，采用丰富多彩的形式与途径，开展了生动活泼，扎实有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看着一代读着中华文化经典茁长成长的新人，令人兴奋，他们赶上了中华文化复兴和再次走向世界的时代，30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坚。这项教育，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与支持，成为广大家长最满意的一种教育。已有的丰富实践探索，为落实“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既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和根本保证，也是学校教育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责任。学校是弘扬中华文化的辐射源，学校是复兴中华文化的根基，文化兴衰，教育有责。

立德树人 在明明德

要立德，先明德。德，是中华伦理、中华美德。

中华美德，是中华文化的魂，是中华儿女的共同价值观，它使得中国人成为中国人。明德，就是使美德得以显明；明德，不能割断历史；道德，不能依赖进口。

4000年前，有孝感天下的尧舜时代；之后，有800年周代的礼乐新文明；再后，又有管仲提出的礼、义、廉、耻的“四维”道德；孔子的智、仁、勇“三达德”；孟子的“仁、义、礼、智”四德；汉代有仁、义、礼、智、信“五常”；宋代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等等。

五千年形成的中华美德，是中华儿女从自身生活与生存的实践中所创造的伟大文明，是在世世代代中国人血液中流淌的文化基因。

学校德育要有德目，没有相对稳定的德目，就会成为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荡；应付、应景、应试的德育，难以培育学生具有稳定的思想道德素质。

确定今天的德目，要承接中华美德，要做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1]。

自“八五”到“十一五”，北京市和教育部重点项目“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先后在10个省市千余所学校，上百万学生中，进行了近20年的滚动教育实验。

前十年选用的德目是“八德”：

忠—尽己报国的责任，孝—生生不息的爱心，诚—求真务实的品质，信—立身兴业的基点，礼—人际文明的规范，义—人间正道的向导，廉—清白正气的根基，耻—人之为人的底线。

在教育实践中，注意对于每个德目，进行现代转化，使传统美德与现实生活相融通。

从2004年起，后十年的德目，在“八德”基础上，增加了“勤”与“宽”，形成了“十德”：孝、礼、勤、诚、耻、忠、信、义、宽、廉。

按照学生在不同学段道德成长与发展的需求，对“十德”教育的布局做出了设计：

小学阶段，进行孝（爱心）、礼（明礼）、勤（勤奋）、诚（诚实）、耻（知耻）“五德”教育。体现了贴近生活、易懂易行，知行统一，重在行为习惯的养成。

中学阶段，进行忠（责任）、信（信用）、义（奉献）、宽（宽容）、廉（廉洁）“五德”教育。体现了关注社会、理性思考，强调公民意识，重在道德价值认同和道德境界的培养。

经过12年左右的连续教育，每个学生若能在这十种美德上面有所修炼与成长，就为他们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合格的中国公民、进而接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基础。就为整个社会和国家，重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和共同信仰，扎下了根基。为中华文化的复兴，乃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铺上了基石。

正如主席指出的：“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1]。

文以载道 以文化人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是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有效的教化模式。20年来的教育实验，逐步形成了以经典文化、节日文化、地域文化为架构的中华美德教育模式。

经典文化。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本着“因人施教，因教取材”的原则，在经典教育的内容安排上，做了整体设计：小学低年级主要是“童蒙”和《家训》，如《三字经》《弟子规》等。小学高年级至初中，适当增选《论语》《大学》中有关章句。高中阶段，以选讲“四书”为主。

在教育实验过程中，不同地区和学校，都有因地制宜的设计。2003年，北京市朝阳区编辑《论语类编100句》，北京市通州区编辑《论语十德》，以德目为纲，编辑《论语》中的相关章句。2009年由国际儒联组编，商务印书馆出版拼音插图本《儿童论语一百句》，是经过北京地区100余所学校适用两年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插图都是小学生绘画的，表明儿童对《论语》章句的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当然，经典文化教育，不只局限于“文本”，还有语言、文字、诗词、歌赋、音乐、舞蹈、绘画、工艺、茶道、武术等等文化教育内容。这些“文化产品”，有着丰富的文化营养，置身其中，必能加快道德成长。

参与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的学校，已经把诵读童蒙经典纳入了教育计划，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即精选内容，巧用时间，学科渗透，文化校园，师生互动，家长参与，社区介入，多方评价，争取共识。

节日文化。节日，主要是中华传统节日，是进行中华美德教育、化民成俗的重要载体。中国传统年节，都是全民的文化活动，在活动之中，学校往往成为与家长、社区“三维互动”的组织者和辐射源。参与本项研究的地区与学校，将过“中国年”、清明、中华母亲节、端午、孔诞教师节、中秋、重阳，等等节日活动与中华美德教育，有意识地结合起来，设计以节日为“体”，以中华美德为“魂”，全年、全过程的德育模式。节日文化，具有独特魅力，它使学生在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中，不断体悟节日浓郁的文化气息，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最终使传统节日所蕴含的文化精髓和传统美德，在学生的身上得到内化与升华。

地域文化。是学校当地历史人文资源，是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起点。各地参与此项教育试验的学校，注意开发和利用当地的历史人文资源，编写“校本教材”，开展中华美的教育活动，收效显著。仅以北京地区为例：东城区孔庙、国子监“儒家文化”，通州区“运河文化”，房山区周口店“猿人文化”、云居寺“石经文化”，延庆县八达岭“长城文化”，门头沟区潭柘寺、戒台寺、妙峰山的“佛教文化”等等。

以上三种文化，编织成纵横交错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新模式，为建设21世纪中国学校德育提供了参照。

“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中国的教育来讲，本不应当是一个问题，而今却成了问题，而且成为一项紧迫而重大的历史任务，值得深思、警醒、真正落实。除了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最大的一项任务，是全体教育界同仁要下定决心“恶补国学”。

要让青少年学生从小接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了解中华文化精华，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识的培育，又是中华精神与价值观的教育，需要我们一两代人的坚持不懈。要使得一两代人具备这种价值观，至少需要五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落实这一内核的任务，是向青少年学生传授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体系，进而真正提升他们的人文与思想道德素质，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因此，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要把培育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点，放在未成年人身上，使他们从小就亲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国学校教育一切责任的内核，丧失了这个内核是最不负责任的学校教育，因而不再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对于究竟应该进行哪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如何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新体系，如何使其真正进学校、进课堂、进头脑，还需要有一个获得共识并有权威性、全局性的总设计方案。总之一句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在山东考察时强调：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N].光明日报，2013-11-29（1）.

【王殿卿，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

我社继续实施“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计划

为进一步丰富来稿机制，优化来稿渠道，推广典型经验，推出优秀人物，建立监测窗口，增强辐射能力，中国德育杂志社拟在全国遴选若干学校建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

建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是中国德育杂志社推动德育创新、促进教师成长、服务学校发展的公益性活动，不收取建设费用。

“校本德育创新基地”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在我社的指导下，研究热难点问题，开发高水平案例，提炼原生态经验，打造有特色模式。

为此，我们拟订了《中国德育杂志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计划》和《中国德育杂志社“校本德育创新基地”建设协议》。有意者可与我社联系，以进一步了解、商谈。

联系人：曾 夏 吴姗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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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即便没有这样的报告，人们从身边的环境和新闻中，也能感受到当下经济方式给全球自然资源和环境带来的压力。如果把地球比作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超级巨轮，它早已严重超载，人类正在逐步耗尽这艘巨轮上储存的自然资源。报告显示，在情况最严重的热带地区，地球生命力指数在40年内降低了60%，热带淡水物种减少了近70%。人类追求的现代生活方式，正在让这艘巨轮带着人类驶向一条无法预知前景的不归路。

虽然如今人们都在倡导低碳的经济方式，降低每个组织和个人的生态足迹，但由于这些生活理念没有相应的文化和价值基础，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只靠科学数据，是极难让人们自愿选择一种新生活方式的。要想建立新的生态伦理，必须从文化上去重新理解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只有当这种认知有足够的力量形成新的文化共识，形成一种文化潮流之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在传统文化中，有大量的文化和哲学资源，能成为创立今天生态伦理的思想源泉。无论是儒家的“天人合一”，还是道家的“道法自然”，处理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中国文化最具超越性的智慧，就体现在人对自然和万物生命的尊重上。热爱生命与敬畏自然，一直是中国人修养和天性的一部分。《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因天地万物对人有养育的恩德，人会发自内心地对天地万物怀有感恩之心。儒家文化也是一种生命文化，对“生”的珍视体现在每一个层面，不仅尊重人的生命，也同样尊重天地万物甚至日用之物的生命。

古人将人与人之间的买卖或往来称为“生意”，它原本的含义，就是在提醒人们在做一切事情时，都要关爱与尊重“生”的含义，体现“生”的价值。程颐曾说“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在儒家看来，“仁”的最重要的内涵就是“生”。所以人的一切生意，也就是一切活动，是要以不损害人或世间万物的生命为前提的。所谓仁行，主要也体现在对生命的尊重上。有“生”，才有“生意”，维护一切事物的生命力，是古代各行业人的一个基本操守。孟子说“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认为天下万物只有一个本源，你珍惜了天地和世间万物，就等于保护自己的生命本源。

《中庸》更是明确提出，只有平等看待人与物，两者的关系才能趋于和谐。《中庸》甚至把“尽物之性”放在“尽人之性”之上，“尽”的意思就是实现。人想实现自己的本性，就要让万物实现自己的本性。如何“尽性”，也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思是：万物同时发育而不相互妨害，各种规律同时运行而不相违背。人与物的价值平等观，是儒家世界观的一个重要基础。人与物只有实现了共存而不相害，也就是一方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另一方为代价，才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理想境界。荀子说的更为直接：“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而王阳明认为，人不仅要对鸟兽之死、草木摧折要有不忍之心，对于瓦石毁弃，也要有顾惜之情。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已超越了通常所说的生命。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物我共生的境界，像朱熹说的“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

用今天眼光看，这些观念无疑蕴含着非常前沿的生态伦理与生态良知。儒家把人格平等观推而广之，扩展到所有生命乃至一切事物。这种思想为传统中国人的敬畏生命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所以传统中国人极少把自然看作可供掠夺的资源。在生活中，恃强凌弱或贵己贱物，也会被看作是缺乏修养的表现。这些传统观念，无论是对控制人类的生态足迹，还是重建一种新的生态伦理，都是一种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

第13篇

【关键词】军事院校 传统文化 专题式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8-0052-02

军事院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是对学员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其根本任务是帮助学员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人文精神，掌握中国传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就，提高学员的人文修养和对文化现象的自主分析判断能力，培养其爱国主义情操和创新先进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充分发挥该课程的作用，必须正视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教学模式转换方面深化改革，以提高该课程的人文内涵和育人效果。作为一名《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的授课教员，笔者认为专题式教学模式的运用，可以明显提高本门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专题式教学模式概述

（一）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内涵

专题式教学是指以原有教材为基础，打破原有教材章节体系的限制，按照课程内容的内在思想和逻辑关系，有选择地整合、提炼、优化、充实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精心设计成既前后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系列专题，并根据专题确定教学实施方案，相对集中深入地进行教学的一种教学模式。它突破了传统的按章节体系依序授课的教学模式，矫正了以注入式教学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缺乏对某一专题的强化和知识内在关系的整体把握，导致学员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出现片面性和局限性，不利于学员综合能力培养的弊端，突出了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专题式教学模式的特点

1.教学内容新颖务实，重点突出

专题式教学根据课程体系和实际教学的需要，突破原有教材体系，统筹兼顾，进行结构性改革，通过专题的设计，将某一领域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教学过程中，经过教员与学员共同的全面、系统剖析、探讨，主题更鲜明，难点、重点更突出，加深学员认识，促进教学与实践的结合。

2.在教学方法上更具有多样性

专题式教学模式有利于采取引导式、研讨式、辩论式、案例式、比较式等不同教学法，提高学员的学习兴趣，有效克服“填鸭式”传统教学模式的不足，充分尊重学员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形成师生互动的良好局面，使学员思路更活跃，视野更开阔，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3.充分实现“学为主体、教为主导”的教学理念

采用专题式教学模式，教员在教学实践中不但是组织者、指挥者，而且是参与者，与学员共同对热点话题、问题进行研讨，充分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员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同时，在专题式教学模式下，学员通过课后搜集、分析、归纳学习资料，使自己的自学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和提高。

二、实施专题式教学的背景

目前军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教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教学效果差强人意，结合自己的教学经历和教学实践，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讲授适合采用专题式教学模式。军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传统教学模式主要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一）教材选用混乱，教学内容驳杂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广泛，涵盖思想、宗教、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技、服饰、饮食、和民俗等领域，目前出版的针对高校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可谓汗牛充栋，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史为主体，阐释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演进，分析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变革、风云人物和著名事件等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变异的影响，理论性、专业性较强，内容偏深，份量过重，导致教员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往往晦涩难懂，学员难以承受；另一类是以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为主，这类教材一般从中国历史分段、地理概貌讲起，导出中国文明的发展，然后分哲学思想、艺术、教育、科技、民俗等类型进行分述，因为内容繁杂，所以教员或者是浮光掠影、面面俱到地进行蜻蜓点水式的讲授，要么是片面、单薄地截取内容，对学员而言真正内化于心的知识并不多。

（二）教学方法单一，学员兴趣索然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涉及的了解性、知识性的内容繁杂，传统的教学内容或偏重“史”，或偏重“论”，或偏重哲学思想，而且传统的教学模式还停留在以理论教学为主、教员“满堂灌”的层面上，这样一来，枯燥、抽象的讲解往往让学员昏昏欲睡，课堂成为了教员的个人表演秀场，没有令学员激动的实践环节，缺乏教员和学员激烈交锋的互动场面，教学氛围沉闷，势必影响教学效果，难以达到教学育人目标。

（三）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水平有待提高

中国传统文化跨文越理，纵横交错，教员因为自身专业及能力所限，在教学过程中势必产生此生彼熟，甚至现炒现卖，穷于应付的现象，以致形成了教员原有的单一的知识结构与课程庞大的知识体系之间的矛盾。

三、实施专题式教学的意义

（一）优化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教员在教学过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地一一讲授，应该本着“择优务实”的原则，科学合理地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重点选择有利于培养学员任职能力、学员感兴趣、对当今社会发展富有借鉴意义的内容，设置为集知识性、趣味性、哲理性于一体的专题系列，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最富有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得到突出体现，使讲授的知识系统化、规范化，强化人文精神对学员的感染。

例如我院本门课程建设团队经过反复调研探讨，制定了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机制、中国传统思想、中国传统艺术、中国传统教育与科技、中国传统民俗文化、中外文化交流六大模块的专题体系，通过考察中国文化生成演化的环境，阐释儒、释、道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分析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最后归结到世界格局中的中国文化和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展望，结构清晰，各专题既独立成章，整体上又颇成体系，前后呼应，相得益彰。教学实践证明，这种教学体例与内容安排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特征作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又比较切合学员的求知需求，教学效果良好。

（二）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员积极性

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实施，为改革传统“一言堂”教学法提供了平台，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实现讲授法、研讨法、比较法、情景法等多种教学方法的融通创新。讲授法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员为知识传授主体，讲授要求概念清楚、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教学内容既要系统全面，又要突出重难点，语言要求精准生动，另外，还要求寓启发于讲授之中；研讨法，则是从“以教员为中心”转向“师生合作”，强调学员的主体性，尊重学员的主体地位，注重师生交流，在课堂上既要给予学员话语权，允许学员在课堂上随时质疑，鼓励发表独创性的见解，肯定学员的积极参与态度，以激发学员兴趣，达到教学相长的教育效果，又要加强引导，掌控讨论方向，做到有的放矢，能够及时归纳总结，切实提高本门课程的教育意义。另一方面，教员课前提出讨论任务，分好讨论小组，指定组长，在组长的安排带动下，各小组分别搜集材料，组织讨论，写发言稿，制作多媒体课件，课堂上各派一名组员汇报发言，听完一位学员发言后，先让其他组的学员提问，本组学员予以回答，然后教员作出点评。随后下一组学员代表发言，照此进行下去，旨在培养学员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演说辩论能力；比较法，主要是通过对相关内容的比较讲授，使学员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知识体系的基础上，理解其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特点，从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了解；情景法，主要是课堂上为了避免纯理论的枯燥乏味，可以举些生动的、现实的例子，寓教于乐，使学员在审美中愉悦心灵，锤炼心智。

（三）教员交叉授课，效果事半功倍

按传统的教学模式，一名教员独立担任一个班次的授课任务，意味着一个人要精通哲学、伦理、科技、美学、文学、艺术、民俗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应该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几个领域有精深造诣的不乏其人，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领域、层面都有深入研究的实属罕见，目前的实际状况是，担任军校《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课程的多是中文或政治教员，单一的知识结构与本门课程多学科交融的特点产生了不小的冲突，导致不同的教员因自身知识结构的不同，对本门课程讲授的重点就不同，往往对自己精通的环节大加发挥，而对自己知识储备较弱的部分则一掠而过，影响了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虽然通过培训、交流、集体备课以及自学等方法可以完善教员的知识结构，提高教员的理论素养，实现每名任课教员都能够驾驭本门课程的目标，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决不是一蹴而就的。鉴于目前任课教员知识结构的状况，可以利用专题式教学法的实施，采取教员交叉授课的方式，来提高教学水平。即授课教员组合为多元化人才团队，不同的教学专题由擅长相应内容的教员讲授，例如中国传统思想这一专题，由哲学专业的教员讲授；中国传统艺术这一专题，由相对擅长这些内容知识的教员讲授等等，这样的分工协作，使得优势互补，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较少课时内的频繁更换授课教员，教学方法、教学风格的差异往往容易造成学员眼花缭乱、思维断裂的难以适应感，不利于学员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统一性形成清晰的认识，从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产生，可以采取优势组合的方式，即一位教员选择两三个专题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这样一个班次的授课任务由两三位教员共同承担，这种“互助组”式的教员配备，既摆脱了因教员更替频率快而造成授课内容产生断裂感的弊端，又可以使教员有针对性地对自己所担专题的难点和重点进行深入探究，从而可以从容顺利地进行教学。这种授课方式效果颇佳，富有借鉴意义。

（四）有利于开展“主课堂+第二课堂+网上课堂+社会课堂”的四堂联动

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实施，优化了教学内容，减轻了学员在课堂上的疲惫感和焦躁感，为实现“主课堂+第二课堂+网上课堂+社会课堂”的四堂联动教学方式提供了有利条件。主课堂基本采用研讨、启发等教学方法和手段；第二课堂依托国学等俱乐部举行演讲、诗歌朗诵、礼仪大赛、人文知识竞赛等活动，调动学员的课后学习实践积极性；网上课堂主要是根据教学专题择优搜集一些课本和讲义之外的优质教学资源，包括音像、书籍、评论文章等上传到校园网络平台，指导学员课后时间自学；社会课堂就是布置学员利用节假日到家乡或驻地观察当地的建筑、饮食、服饰、礼仪等领域保留下来的传统和地方特色，让学员以小论文的形式概括总结出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当前，在军事教育转型的背景下，根据教材逐章逐节按部就班讲授的传统教学模式已不适合军校培养目标的要求，因此，对科学高效的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专题式教学模式的实施，将过去面面俱到、平均用力转化为关键处点拨、梳理，避免了简单知识的不必要重复，增加了知识信息的有效性，完善和深化了学员的知识体系，提高了学员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

参考文献：

[1]介永强.关于中国文化史教学的一些思考.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7， 06

[2]叶岗.中国文化概论课程的体系和重点探讨.台州学院学报，2004， 12

第14篇

论文摘要：在新兴的科技时代进行室内设计，不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才能创造出符合本民族人们审美要求的室内设计作品。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对传统文化形式的借鉴是在对传统文化理解的基础上，按照现代人的审美观对传统形式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室内设计在传统的基础上富有时代特色。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对传统文化神韵的传承能更好的适应中国现代人们所特有的哲学观念和审美意识，是对传统文化中“形”和“意”的深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的越来越便捷。从而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在中国的艺术设计界出现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元素。在中国的设计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蔓延态势。室内设计也无从例外的学习西方现代设计风格，而在很大程度上却忽视了我们自己的设计思想。中国传统文化风格作品不可避免的遭到破坏，使得中国特色的室内设计文化由选择性的“扬弃”变成了一种完全式的抛弃。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室内设计的重要源泉，我们应正视先民为我们存留的不可再生的、博大的传统文化宝库。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室内设计在心理上、情感上、造型上、寓意上、风格特征上更符合中国人的需求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了数千年的演化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源。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这样在世界室内设计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在新兴的科技时代进行室内设计，不以抛弃中国传统的结构方法和材料为代价，这样有益于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才能创造出符合本民族现代人们审美要求的室内设计作品。

一、对传统文化形式的借鉴

我国的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与精华。在世世代代的交替中传承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精神。中国的现代室内设计艺术开创自己的道路，必然是建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继承并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事业。

中国先民在对自然万物有灵的思想影响下，对自然的关注积累为崇敬、依恋等情结。反映在室内设计中是注重室内外环境及空间的关联。中国传统的室内设计讲究“隔断”并且这种隔断的目的并不在于要把空间切断，而是一个过度，一个提醒，一个指示，常常有“隔而不断”，还有很强的装饰性。先民们还崇尚“宛自天成”的自然化境界，倾向或推崇素雅、朴实、自然。室内常用木雕、砖雕、石材竹子等自然材料进行装饰，摆放木制家具、藤制家具、竹制家具等自然环保家具，偏爱材料的本色和自然文理。有的还将自然景物引入室内。寓无限意境于有限的景物之中。所以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很流行实墙与虚墙的结合使用，这都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的设计灵感，融入了现代的装饰形式之中。使现代的室内设计既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又符合现代中国人的审美要求。

中国先民在审美上表现为含蓄性、完整性。在室内的空间划分上表现为虚虚实实，分分合台，既隔又通。如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就是对内开敞，对外封闭，各厅、堂、廊、室等都是既隔又通。再就是在空间形式上大多完整无缺，空间划分起程转合，有制有序，既完整又含蓄。

中国先民在人文意识上由于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集中表现为严格的等级界限重道德、注入伦和敦教化。室内是人们重要的活动地方，其设计与装修必然受到这些意识的影响，在装饰内容和载体上也大都有一定的警世和教化意义：首先表现为严格的等级界限，强调布局的严整性，按照人的等级辈分男女关系划分室间范围，结构形式，斗拱形式色彩选用等方面：再就是室内的装饰上如壁挂、雕刻、楹联、匾额、钟鼎、铜镜、屏风、文房四宝以及小的装饰品等，既能从形式上供人欣赏，又能从内容上起到教化、警世、自勉、烘托和点题等作用。

将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导入现代室内设计之中，结合实用主义和功能主义，按照现代人的审美进行现代室内设计，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室内设计。以传统文化作为现代室内设计的平台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设计吸收其有益的设计形式改变其中不符合现代人审美的部分。在布局上打破其中规中矩的对称形式，在均衡中寻求变化丰富其空间变化：色彩上在以前的朴素稳重的色彩基础上增加高纯度的色彩形成对比给居室活泼的生气：材质上在自然材料的基础之上增加现代科技带来的新材料。如使用玻璃、不锈钢、陶瓷等材料与自然材料形成对比，既丰富了室内装饰的材料有在现代中不失中国传统的风格特色。

现代的室内设计对传统文化形式的借鉴并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是对传统形式的再创造。这种再创造是在对传统文化理解的基础上，按现代人的审美观对传统形式中的一些元素加以改造、提炼和运用，使室内设计在传统的基础上富有时代特色。现代室内设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关键是要符合现代室内设计所表达的主题，找到适合的切入点，使现代室内设计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感和民族性。借以传统的形式传达出鲜明的文化意义和现代审美特征。

二、对传统文化意蕴的延伸

中国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推进过程中，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意蕴，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代代相传的根源。将其深厚的文化意蕴运用在室内的装饰装修中，体现了传统中含蓄的内在气质。用图形符号这种外在的形式来表达内在的意义，是一种观念的外化。这些意义表达着先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对“意”的执着追求，才使“形”得以代代相传。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中大都喜欢采用吉祥寓意的装饰手法，利用字与字之间的谐音，暗示着吉祥的含义。如在室内的墙壁上挂一双中国结编制的鞋子，用“壁”与“避”谐音，“鞋”与“邪”谐音就可意寓为辟邪。运用“蝠”与“福”谐音可寓意为有福：“鹿”与“禄”谐音可寓意为厚禄：“鱼”与“余”谐音可寓意为年年有余等装饰手法。还多用“梅、兰、竹、菊”、“岁寒三友”等图案，借用植物的某些生态特征，隐喻人类崇高的情操和品性。竹有“节”寓意人应有“气节”；梅耐寒寓意人应不怕、不怕困难。借石榴的多子象征“多子多孙”，因鸳鸯成双成对出现而象征“夫妻恩爱”用松鹤象征长寿等等。如山西常家庄园内的太极八卦照壁的两侧分布的插屏形状的四时影壁，是以花、草、鸟、虫、树、云、月等构成的四幅代表四季的写意工笔画。画心内分别雕刻着牡丹、青莲、、梅花，每一幅都有吉祥含义。如“春景图”的牡丹配寿石，寓意富贵长寿；“夏景图”上则雕刻了莲花、白鹭和菖蒲图案，取谐音“一路连科”、仕途通达之意：“秋景图”上的猫和蝴蝶，取谐音“耄耋”之意，寓意益寿延年：“冬景图”为松梅图，与杏园内两侧小院“松师”“、梅友”意境相和。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装饰中“有图皆有意，有意必吉祥”。

在中国传统的建筑中房间数量大都是以奇数划分的中国人素有崇尚奇数的习俗，并以九最为尊贵，在建筑分间时或踏步时常用九或九的倍数。九间北房是豪门大户，在房前的山坡上建成九十九个台阶寓意为九九通天。

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环境，同时蕴涵丰富的文化内涵。当我们运用到现代室内设计时应全盘考虑，注意它们之间的作用及协调关系，使室内具有一定的秩序感和节奏感，这是体现室内设计文化内涵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背后的“意”是人类迷恋其造型的关键，不论古人还是现代人，都对美好事物心存向往。传统造型背后的吉祥寓意同样适用现代的室内设计，延伸其意蕴同样可以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念。把这些含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图形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之中，就会使我们的现代室内设计少了一些俗气，多了一些文化气息和亲和力。有不少的家具造型，空间划分，室内装饰品，室内纺织品图案等等，或是在总体风格上或是在局部表达上或在某个单体图纹上，借鉴和沿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意蕴，并进行了延伸赋予了新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世界民众的公认和喜爱。

三、对传统文化神韵的传承

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具有装饰性的同时还往往具有生活上或民俗上的使用价值或目的。如陈家祠的房子，长、宽、高之间的比例关系就恰倒好处的实现了冬暖夏凉，包括厅堂、卧房、书房三个主要区域在功能上均存在宜人之处。是按中国传统的五行八卦演发的阴阳平衡、气场圆通的理念建造的。再如安徽宏村房屋空间的划分：“为了防盗与聚财，外墙很少开窗。采光和通风全靠天井，设天井也有图财不外流之意。晴天时太阳自天井泻八堂前称为‘洒金’，雨时雨水从天井倾泻而入称为‘流银’，四面屋顶均向天井倾斜，四面雨水流入堂前又称为‘四水归堂’。中国人认为‘水’就是‘财’，按照‘肥水不流外人田’的风俗，有‘四面财源滚滚流入’之意。从而赢得了富甲一方的徽商。”等等此类房屋在中国举之无穷无尽，这些建筑在空间上还存在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很符合当今“生态环保、能源节约、可持续发展”等世界范围内的所倡导的主题。也是体现中国劳动人民特有的魅力神韵。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由形式上的层面上升到精神内涵层面的时候，应用到现代室内设计中就代表了中华人民的审美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韵用在现代室内设计中有些是可以直接应用：而有的则进行有理有节选择。这是传统文化在现代室内设计中应用的两个方面。现代室内设计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扩融了现代设计语言，丰富了文化内涵。包含时代意义的传统文化特性正适时的靠向主流，将会建立起新的现代室内设计，我们将以新的积极的姿态应对外来文化在精神上的漫无边际的倾销。

第15篇

论文摘要：民歌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部分，通过分析民歌在历史和现实视角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可以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民歌的文化价值，明晰民歌在人类的观念、行为、制度中的作用、地位和互动关系，为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

一个民族的演进和发展，很大程度要与其文化水平有关，也就是说如若不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经脉，则无法真正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民族的过去与现在。因此，如果我们要深入了解民歌，就必须认真了解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尊重音乐的民族性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的密切关联，在思想上认识到只有民族产生了，作为这个民族的民歌才可能构成其独有的并与其它民族的民歌有所区别的民族性品格的基本观念。

1传统文化在民歌实践中的历史分析

民歌的形成和发展，往往不可避免地要与其它民族的民歌相互联系和交融，这种联系常常会带来相关民族民歌的变革和发展。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辽阔富饶的国土上，中华民族辛勤耕作，开拓疆土，在长期的生产生活斗争中，创造出绚丽灿烂的华夏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音乐文化遗产。作为人民生活镜子的民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只要有人民的劳动生活，就有民歌的身影的出现，并且民歌作为各民族滋生的民族最宝贵文化财富，一个民族的民歌所内涵的情感和精神，往往就是这个民族的灵魂和思想，是这个民族智慧的发源地。

任何真正伟大的文化艺术创造，无不植根于本民族丰厚的精神土壤，这反映了一个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民歌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心声，是中国通用的音乐语言，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民歌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固然听不懂所有的方言，但却可以通过歌声来反映出不同的心声与表达出不同的文化符号。中华民族的民歌有着浓烈的乡土气息，珍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件，诸如婴儿诞生、成人婚礼、节日喜庆乃至战争或死亡，都是人们歌唱的主题。从他们的歌声中，可以领略到大自然的风光、斑谰多彩的劳动生活和悠久的文化传统。他们用歌声来歌唱赖以生存的江河、高山、田野和平原；他们用歌声来鼓舞劳动热情，表达节日的欢乐；他们也用歌声来歌唱生活和爱情。数千年来，就是这样一些普通人祖祖辈辈地创造，才孕育了精美的中华文化。

长时间以来，中国民族特有的民歌一直未得到重视，只被认为是简单的音符律动，在人们的生活中一辈一辈的流传，听听而已，无足轻重。现在把“民歌”作为一个完整的词语来对待，说明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的民歌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精神文化食粮。比起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的大文化来说，“民歌”只是一种小文化，但事实表明，小文化往往能表现大智慧，作为人们生活的直接反映和表现者，民歌的内容不仅表现出了不同地区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还包括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等多种文化观点。可以说在音乐“小文化”中体现出的是中华民族的“大文化”——种“母语”文化价值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从不同时期的民歌中看到人民在生活、劳动、爱情等方面所表现出的不同情感。例如，从民歌的代表《诗经》的《风》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庶民百姓的直接创造，却真实的反映出当时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及对统治阶级的诅咒和讽刺，真挚的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具有较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时代印记。

2传统文化在民歌实践中的现实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它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广阔的包容性，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将外来文化融合于自身的文化之中。在文明的交往、交流中，彰显出个性与差异，这才体现出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应当承认：在中外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互渗透、融合的历史发展中，必然在哲学、观念、文化和审美趣味上产生差异或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这是情理之中的。因为文化的认同只有在相互发生作用时才能发生。唐乐的高度兴盛，中国新音乐的飞速发展都是文化交流、渗透的结果，没有兼收并蓄，没有引入与借鉴，就没有矛盾的冲突与转化，也就没有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及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民歌已走向国门并向纵深发展。而且我国民歌正在全身心地吸收、借鉴世界音乐的营养，更新音乐观念、提高创作技术，发展和壮大理论体系。关注中国音乐文化的外部环境已经形成，一批国外专家、学者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音乐产生了极大兴趣。可以这样讲：西洋音乐的传人为中国2O、2l世纪民歌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树立了一块新的里程碑，没有西洋音乐的传入中国民歌事业没有今天的兴旺发展，国人也难以重新认识自我文化，这一切都是在对比与交流，冲突与融合中转变和觉醒的。

目前，随着世界多元文化的音乐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多种文化的音乐交流也日益频繁起来，通过感受一种音乐来了解不同的文化；同时，通过认知一种文化，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去聆听和体验这种音乐，不同的音乐体现出不同的民族个性，而音乐则是人类沟通的桥梁，世界的语言，具有全人类最共同的基础。因此民歌还是我们感受不同文化的方便之路，我们这辈子可能无法达到对所有不同语言的理解，我们却可以共同欣赏多种不同文化的音乐。例如在在连波先生所著的《国乐飘香》一书中讲到过这样一则故事：作者在美国马里兰州讲学，遇见一位92岁高龄的美国老太太，她40多年前在中国上海住了很久，能唱不少中国民歌，我们合唱了一首中国颇为流传的民歌《孟姜女》，激起了彼此的共鸣，博得了全场的喝彩，把远隔重洋的中美友谊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因此，吸收与借鉴、保存与发展应同步而行，只有在保存自己的基础上才能求发展，才能显示出本土文化的个性。从这个指导思想出发，对于中国的民歌发展，我们应将思考的视角放在一个多元、立交、共存、共荣的文化环境中，而不能窄化为相互排斥，妄自尊大。而且也只有推进民歌内容的多元化维新，才能为个性创造力与民族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打开一个新的思路，建立一个新的文化理念，让人类共同分享这个世界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从而构建出一个斑斓多姿、五彩缤纷的民歌世界。这是世界各种文化“大同”化的一个必然趋势，“大同”的文化不是无个性的文化的混合体，不同的民族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就必须强化和挖掘自己的文化特征，在认同和接受“世界文化”的基础上，“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正如国乐之父刘天华先生所说：“一国文化断然不是抄袭别人的皮毛就可以算数的。反过来说，也不是死守老法，固执己见就可以算数。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中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出路来，然后才能说到进步两字。要从创造方面去求进步，表现我们这一代艺术”。

3传统文化在民歌实践中的未来展望

在未来的发展中，多元音乐文化交流是民歌事业发展的主要方向，这不仅仅是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之丰富营养的文化需要，也是认识自我的需要，音乐文化是在多种文化的交流中形成而发展的，在交流中往往会形成相互的吸收和融合。这种吸收和融合可以使不同的音乐文化各自保留本民族的特点和风格，在学习交流中寻找共同的音乐基础，从而强化本民族的音乐语言。歌唱家宋祖英是国人在悉尼歌剧院、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个人音乐会的第一人，她第一次和澳大利亚当地三百余位音乐家一起歌唱中国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通过这次音乐会，她把中国的民族声乐带到了异国他乡，带进了西方音乐的高雅殿堂，让主流社会人士和华人华侨欣赏到了原汁原味的中国音乐，同时也使澳洲观众亲耳听到了来自中国民族的音乐文化精粹。这次音乐会获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是我们民族声乐的骄傲，也是中国歌唱家的骄傲，能够把中国民歌和优秀民族风格的声乐作品介绍给当地观众是音乐家的责任，这有利于中国民族声乐在国际音乐界的地位不断提升，对弘扬中国民族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