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资源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廉价劳动力资源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劳动力素质 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 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

一、引言

我国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这一向是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优势。然而，发展中国家不可过份依赖于这一比较优势，一是这一优势并非永久的优势，二是如果单纯依赖这一优势，可能陷入“贫困化增长”陷阱。与此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普及化，在发达地区出现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各国经济开始复苏，我国东部沿海以及广东深圳汕头等企业聚集地却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企业找不到充足的劳动力。迫于生活压力，具有专业知识的劳动者成为了高层次的工人，这种形式的转变改变了我国原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形成了独特的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

本文结构安排为：第二部分对我国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分析，第三部分提出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观点，第四部分对如何发挥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提出观点，第五部分得出结论。

二、我国现有劳动力结构比较优势陷阱

1.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生产的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且附加值低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十三亿的人口规模的存在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的基础。据统计，我国已连续9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首位，并曾连续5年居全球第二位。正是凭借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我国迅速地进入国际产业的分工体系，获得“世界工厂”的称号。但事实上“世界工厂”的称号并不是很准确，因为在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上，我国企业只处在低端。产品的附加值很低，大多数产品的利润被国外企业所获取，本土企业只是赚取廉价的加工费。世界营销大师科特勒披露的一个故事:在美国纽约54大街销售的“BOSS”名牌衬衫，价值120美元，渠道商分得年利润的60%，品牌商占到30%，而中国的制造商只得了区区10%，并且还为争夺订单争相杀价。这一问题不仅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我国的服装、纺织、玩具、鞋类等产业上；而且还体现在其他产业，比如电子产业、信息产业上。

2.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大量地输出了我国的环境资源

要生产出产品，除了需要劳动、资本、技术这些因素外，还需要消耗大量的环境资源。我国出口具有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同时也出口了我们的资源和对环境的破坏。虽然这些产品是主要以劳动密集加工为主，但这些产品本身还是要消耗资源。我们出口的产品因为劳动力廉价而便宜，这是我们能大量出口的主要原因。这种低价值出口一方面发挥了我国现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但同时却耗费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对我们环境的破坏程度，很多人都切身感受到了。空气、河流、湖泊、海洋被污染，森林草场的疯狂开发等无不会在将来带来许多问题。

3.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大大阻碍了我国居民的生活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正是由于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造成了我国劳动力的廉价。廉价意味着我国居民的劳动收入很低，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居民的劳动所得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几十倍。收入的过低导致了我国居民购买力不强，也间接阻碍了民族企业产品的内销，不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同时收入的过低也导致了居民生活相对的贫困，生活水平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标准上。

然而，如果提高了我国的劳动力价格，那么基于现有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就不复存在，我国经济也会受到打击，居民的生活水平更加的难以发展。这种恶性的循环强烈的要求着我们现有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型。

三、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

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相对的提高，相比于东亚国家越南老窝等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我国的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慢慢在消失。同时随着我国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高校的扩招计划的实行，开始涌现出了大量毕业生，就业形式严峻，大量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伴随这些较高素质的毕业生进入社会，我国目前社会的劳动力的结构出现很大的改变，廉价的劳动力不再是以前单单以农民工为主。这些较高素质的人才逐渐转变为高层次的工人，开始形成了“知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体现在我国目前大量的劳动力具备了较高的素质，他们不仅仅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同时具有了一般体力劳动者不具有的高素质，能够进行更高层次的劳动。知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素质体力劳动者来说，我国的知识劳动力能够提供更加含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具有更加强的投资吸引力，能够提供更多的知识劳动额外产值。

四、如何发挥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

1.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

知识型劳动者是具备较高素质的人群，他们所提供的劳动力具有较大的“性价比”，能够更显其比较优势，因此政府应扩大基础教育建设，扩展不同需要素质教育。

其次，我国劳动力成本虽然比较低,但是劳动生产率同样很低。投资者花同样的钱可以在别的国家得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的管理方式在今后的发展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2.提高知识型劳动者的就业率，完善劳动力市场

我国劳动力资源充足，竞争很激烈。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就业增长是长期任务。要尽快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体系,逐步整合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及其他非国有企业职工、大量处于待业状态的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以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都纳入统一的政策体系,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另外, 对于逐渐增长的知识型劳动者要给其提供更广阔的就业平台。

政府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外商投资，让投资者认识到我国劳动力向知识型的转型，以至吸引跟多投资。

知识型劳动者本身也应该改变观念，发挥个体才能，凸显高素质的优势。

3.增强对民族企业的投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随着知识型劳动者的增加,我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外商投资的模式将不得不进行转变,靠纯劳动力进行低价竞争难以为继。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对民族企业的投资，将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内销”。

同时,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较薄弱,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当今世界的国际竞争中,决定产业竞争优势的主要因素已经从过去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廉价劳动力,转向创新能力、技术和管理优势。因此,政府必须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走

新型工业化道路,培养多方面的知识型劳动者。

五、结论

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这门学科中一个小小的概念，但却具有很强的研究性。本文在研究了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发现了目前我国的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相对于其它的东亚国家来说已经快要消失。但劳动力素质的上升却成为了我国的劳动力新的比较优势：知识型劳动力比较优势，在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有着知识含量的额外竞争优势；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而言，又有着廉价的特点。在未来国际贸易市场中，我国仍将成为各国贸易的集合处。随着国民教育的加深，知识型的劳动力比较优势将逐步在未来显现，这将成为我国在新一轮国际贸易战中制胜的一个关键因素。

参考文献:

[1] 何元贵.比较优势、贫困化增长与劳动要素收入[J] .探索与争鸣, 2007

[2] 匡亚洁.我国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J].企业研究，2009年02期

[3] 林毅夫.论经济发展战略[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蔡的贵.反思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J] .经济问题, 2006

[5] 陈瑞华.严裕华.国际化竞争下廉价劳动力资源分析[J] .江西社会科学, 2003

[6] 韩静. 论我国制造业的廉价劳动力与比较优势陷阱[N]. 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第2篇

关键词：廉价劳动力工厂 中国劳动保障法 产业转移 经济全球化 产品内分工

中图分类号：F 062 文献标识码：A

一、廉价劳动力工厂

从2010年1月23日到2010年5月26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富士康发生“十二连跳”震惊了社会，人们在寻找这十二条鲜活的生命逝去原因的同时，也渐渐注意到了富士康“中国出口老大”的繁荣背后员工们所处的恶劣生活环境：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森严的等级制度，刻薄的安检，微薄的底薪，超长时的加班时间……由于其对效率、速度的强调与追求，对工人的机械化管理，富士康被英《星期日邮报》指为“廉价劳动力工厂”，每一名普通员工只是富士康这部庞大机器中的一个运行环节，但对于“富士康是廉价劳动力工厂”的说法，社会各界反应不一。

富士康究竟是不是“廉价劳动力工厂”，这还是要从廉价劳动力工厂的本质说起。“廉价劳动力工厂”是指跨国公司在劳动力廉价的地方设厂，并雇用当地的工人，支付廉价的劳动费用，后来这一概念又扩大到高激励计件工资和高速流水线作业等安排。“廉价劳动力工厂”一词最早于1867年出现于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2016年第100届美国普利策奖中美联社对东南亚“血汗海鲜工厂”的系列报道获得最有分量的公共服务奖。东南亚“血汗海鲜工厂”中许多没有人身自由的劳工长期被迫在海鲜工厂劳动，其中有不少是童工，许多人的双手因为被刺或过敏而伤痕累累。孟加拉制衣工厂倒塌，造成一千多人死亡，经过调查后发现，尽管是为国际时尚奢侈品牌制衣，但员工的工作环境差，安全得不到保障。在美国曾一度掀起了“反廉价劳动力工厂”的运动。

二、廉价劳动力工厂背后的产业转移理论

“廉价劳动力工厂”只是表象，它的产生是由于跨国公司的外包活动，即跨国公司通过将组装、制造的部分转移到其他国家，来获取产品的更大利润，其背后反映的实质是产业转移和经济全球化。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全部由原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地区，这种现象叫作产业转移。随着新航路开辟以及两次工业革命，世界市场逐步形成，各国的联系日益紧密。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庇护下， 借助科技革命的力量 ，资本通过国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 ，跨越国家的边界实现了全球性流动 ，形成了全球性生产体系。与此同时 ，资本的积累方式、 生产组织方式和盈利方式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欧美发达国家 ，制造业面临全面的衰退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发达工业化国家逐渐衰退的制造业在香港、 韩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国家获得了发展。70年代开始 ，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提高 ， 制造业资本从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地区， 通过“外包制造”的方式涌向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亚洲、拉美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减少了企业生产的劳动力资本，为发达国家发展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空间，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收入，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产业转移使得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得到更合理配置，见图1。

三、文献综述

“廉价劳动力工厂”是一种跨国公司外包的结果，是由于出口加工区内“专制性工厂体制”为资本在生产领域降低劳动力成本 ， 提高劳动生产率 ，追求利润最大化提供一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种种手段又重新被利用， 即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加大劳动强度来提高产能 ，通过无报酬加班 、克扣工资和福利 、弹性用工制度来降低劳动力成本等等 。（Burawoy ， 1985：150）仅从“廉价劳动力工厂”这个说法就会看出，工人的工作条件差，并且社会对工人的待遇及福利方面争议颇大。一些批评家认为跨国公司要付给劳工和其本国工人同样的工资，并且保证工人基本生存条件以及工资水平。但这些看法都存在着缺陷，首先，一些公司给劳工发的并不是所说的“奴隶工资”；其次，若只是简单地要求跨国公司提高工人工资，则会打击他们建立世界工厂的积极性（李佳珈 2010）。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1978年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为外国产业向中国转移提供了可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多数外资的投入。但由于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投资体制还不完善，各地把扩大出口和吸收外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重点。某些地方政府追求出口数量规模，其激励政策使得企业更倾向于外贸出口，而企业为了实现出口数量规模，在原料成本不变的情况下更热衷于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以实现出口数量的增加，同时政府监管存在着漏洞。因此使得我国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出现了“廉价劳动力工厂”等不良现象（王宗光 周鹏 李军） 。

但我们不能因为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而否认产业转移对我国发展的积极意义，“珠江三角洲”作为我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地区，就是成功接受产业转移的典范；深圳地区由一个偏远的渔村发展为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成功实施与对外交流的不断发展。因此，产业转移对于中国来说是把双刃剑，面对机遇与挑战，要想充分抓住机遇，有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必须利用政府在宏观信息上的优势，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丰富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实现方式，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赵玲玲 2011）。

综合上述学者的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之下，资本、生产、经营的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进行产业转移有利于促进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有利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与新型产业，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就业问题，引进先进科技与管理经验，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来看，他们起初承接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外资，注重自我创新和产业提升，逐步走上了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了产业的转型优化升级，带动经济的发展。因此，面对产业转移，我们不能因为“廉价劳动力工厂”等现象的存在而对产业转移持否定态度，应积极地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不断调整政策，以此促进国家的进步。

四、产业转移的成功案例

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中国东部沿海的迅速发展受益于国际产业转移。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部沿海从承接亚洲四小龙及其他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增加了就业，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珠三角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等东部沿海发达经济带。中国以其廉价而又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惠的开放政策吸引了美、日、欧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大规模投资，制造业迅速发展，推动了城市化与工业化，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已接近世界新兴工业国水平，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基础。而随着中国进入国际产业转移新的高速增长阶段，发达国家也开始以成熟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地向中国东南沿海转移。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生产环节向我国大规模转移，珠三角、环渤海、长三角等地区已初形成各具特色的信息产业基地。

五、结论与建议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面对廉价劳动力工厂存在的客观事实和背后体现的产业转移理论，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是由国家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政府作为国家政策的掌控者和产业发展的调控者，应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全面把握不同地区特色与优势，加强对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指导，利用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加快产业的优化与升级。同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于工人的工作环境检查力度，切实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利。完善中国劳动保障法，加强法律的落实监督监管。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调整产业结构，逐渐淘汰低端、劳动力需求大、利润低、竞争力不高的加工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正如现在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转型与空间结构调整，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区域的模式。

其次是从劳动者自身出发，劳动者应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学会依法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断学习新的技能，促进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

再者，跨国公司也应加强对“代工厂”的了解与监管，为国外劳工改善工作环境，尊重劳工的基本权益。

六、结束语

综合上文我们可以看出产业转移是一把双刃剑，由于发展中国家制度不完善、监管存在缺陷，会出现“廉价劳动力工厂”等不良现象，损害劳动者的正当权益，但同时产业的转移又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与资金收入，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应冷静地对待“廉价劳动力工厂”现象，准确把握产业转移规律，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现国家经济的转型与腾飞。

参考文献：

[1] 陈刚，刘珊珊.产业转移理论研究：现状与展望[J].当代财经，2006（10）：91- 96

[2] 高连奎.中国血汗工厂背后是什么[J]，世界财经报道.

[3] 李佳珈.对当今社会“血汗工厂”的思考[J].经营者管理，2010（10）：85.

[4] 王宗光，周鹏，李军.跨国公司“血汗工厂”问题研究[J].商业时代， 2008（4）：36- 37.

[5] 赵玲玲.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J].学术研究，2011（08）.

[6] 汪斌.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评述[J].浙江社会科学，2003（11）.

[7] 周新德.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探析[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7（02）.

[8] 余晓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老公运动：现象、问题与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6（03）： 188- 218.

第3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 廉价劳动力；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7-044-02

所谓人口红利，就是一国在生育高峰过后，渡过艰难的少儿抚养比阶段之后会出现一个高劳动力人口比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尚未为自己的衰迈做任何防御的青壮年劳动大军十分庞大，但却没有对少儿或者老人过重的赡养负担.他们可以给经济增长带来所谓“人口红利”，有研究显示在1970-1995年期间，东亚的离透经济增长中，人口红利兴衰的贡献比率在1/3/2之间。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间也享受了“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好处，我国经济在这30年间的迅猛发展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它。“人口红利”表现出来的最大特征就是我国的廉价劳动力。

一、廉价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在处于开放前沿的沿海地区, 通过资本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 造就了我国经济， 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经济的高增长， 产生了“深圳模式”、“东莞模式”、“苏州模式”等一个个经济奇迹。我国吸引外资的巨大优势同样是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据统计，我国已连续9 年位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引外资的首位， 并曾连续5 年居全球第二位。截至目前， 全球最大的500 家跨国公司中已有400 多家来华投资。正是凭借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 我国迅速地进入国际产业的分工体系， 制造业名列世界第四位， 被冠之为“世界制造中心”、“世界工厂”。据研究，1982年至200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于总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6.8%，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均GDP的增长是靠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获得的。我国1979年到2003年的增长率为9.1%，其中资本贡献了4.4%，劳动力贡献了2.3%，全要素生产率（TFP）贡献了2.7%。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来看，恰恰是我国的“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递减的速度，赢得了更长时间调整经济发展的方式。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前10年这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供给达到了最充分的状态，从而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中国近30年里的经济高增长，是与“人口红利”完全分不开的。可见，在这30年中，廉价的劳动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安全性之一，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廉价劳动力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虽然廉价劳动力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有着巨大贡献，而同时由于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一种低价格竞争的基础之上，而

且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这种发展趋势很快就会消失。廉价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就显现出来了。廉价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费方面，廉价劳动力不利于我国国内需求的增长。消费是拉动一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廉价的劳动力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较低，必然导致其在消费需求上的不足。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现实的低劳工标准，并拖欠他们应该得到的工资，不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由于收入低和预期恶化必然导致消费不足，无法将国内潜在的巨大市场需求转化为现实有效的市场需求，这将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如果能够释放上亿农民工的基本消费需求，这对消化前期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对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将是巨大的。贫穷的中国人为富有的欧美人每年节约上千亿元的消费费用，自己却处在生存消费都得不到满足的状态。由此可见，保障农民工就业 ，保障他们拿到合理合法的工资收入不仅体现了人道主义关怀，更有助于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产业结构方面，廉价劳动力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一般来说，在产业结构不断适应需求变化的过程中，人们的工资水平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工资水平及其在分配上的差异，及各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的不同，使需求结构呈现出多样性，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在适应需求结构的演变过程中不断升级。显然，工资水平低，必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进。另一方面，低素质劳动力不能学习和模仿先进技术，因此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近几年与“民工荒”同时出现的是“技工荒”，一方面说明了普通劳动者待遇过低，另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大量缺乏产业升级所需的人力资本，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将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瓶颈”。而且劳工标准过低使其无法增加对自身和后代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陷入低素质劳动力恶性循环，人为地阻碍了产业升级的进程。

（三）收入差距方面，廉价劳动力会拉大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由于低收入者一般是普通劳工，他们以低工资作为其唯一收入来源，而高收入者特别是企业主却可以从持续的低工资中不断积累财富，形成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局面。毫无疑问，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时，这就不仅是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影响到产业结构的演进，影响到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话，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阻碍经济持续发展。

（四）对外贸易与国际竞争力方面，一般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都相对较落后，综合实力不强，因此，要谋求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势主要建立在劳动力廉价这一要素禀赋基础之上。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表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确实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提升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力量，其意义重大。不过，由于我国这种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我国也陷入了“贫困化增长”的局面，人民生活水平与其他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相比有下降的趋势。

（五）社会保障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也与工资水平偏低有着密切的联系。工资水平偏低，会给社会保障带来较大的影响和压力。这主要体现在二个层面上：首先，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形成对未来财政负担的压力：其次，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形成对个人保障的压力；另外，工资水平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形成全社会压力。

（六）廉价劳动力阻碍人的素质的提升。企业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来进行生产，获取利润的话，将忽视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和技能培训，形成了对廉价劳动力只重使用而不保护的局面。与此同时，借助于对廉价劳动力的掠夺式使用，一味压低劳动者合理待遇来赢利，实质上削弱了劳动者自身发展的能力和对下一代的培养能力，是对劳动力品质提升的破坏，从而使经济发展难以得到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形成经济发展中的恶性循环。

（七）廉价劳动力是建立在人口红利的基础之上，当人口红利不复存在之时，廉价劳动力有时也随之消失。2004年开始，随着“民工荒”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国劳动力可能短缺的趋势，一些机构和学者也纷纷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可能枯竭的诸多预测。中国社科院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我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这个转变的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这样，在2009年之后，我国廉价劳动力的局面可能会消失，那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又要靠什么来支撑呢？而且，目前随着中国周边的越南、印度等国家的发展，这些国家的“人口红利”优势却逐渐显现出来，我国要靠什么与他们竞争呢？这给我们留下了难题。

综合分析，如果我国经济在未来的发展中仍然仅仅凭借廉价劳动力这个即将消失的比较优势是不现实的，我国需要在当前的情况下采取措施来改变这一局面。

三、应对措施

在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中，中国必须谋求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一）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要素时，将引致资本报酬递减，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将难以为继。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增长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不是简单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二）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实际上，劳动力出现短缺现象，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劳动力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不再有挖掘的潜力。从城市来看，改善就业、再就业和创业的政策环境，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保障和保护，可以在现有格局下增加劳动力供给。最低工资制度等政策手段的运用，应立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不应成为人为助长市场低工资水平的扭曲力量。

（三）要促进劳动力的流动性，促进劳动分配公平。

（四）积极提高人口素质。

（五）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避免人口负债以及由此导致的储蓄率下降的结果。不断地扩大养老保障在全社会的覆盖范围，建立有效的持续的养老社会保险机制。

当然，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我国当前人口红利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

参考文献

第4篇

【关键词】中国劳动力 国际分工 比较优势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最大的比较优势。一般认为，我国出口商品的低价格竞争优势主要依赖于国内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市场逐渐开放，各种要素的流动性逐步增强的条件下，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会消失吗？这样的变化将会怎样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又应该如何应对呢？

一 中国劳动力现状

在全球产业链上，中国企业只是处于低端。由于中国目前可利用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缺乏核心技术等深层次竞争资源，我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模式，产品附加值低，赚取的基本上是低廉的加工费。因此，有人认为我国制造业只是世界制造业生产链中的组装车间。据有关资料表明，在美国一件价值120 美元的“BO SS”牌衬衫，渠道商获得利润60%，品牌商获得利润的30%，而中国的制造商只得到区区的10%，并且还为争夺订单争相杀价。这一问题不仅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我国的服装、纺织、玩具、鞋类等产业上；而且还体现在其他产业，如电子产业、信息产业上。“中国制造”的商品虽然盛行世界，但是缺乏核心技术，也缺乏风行全球的品牌，效率低，附加值不高，更多的是价格的恶性竞争。因此，我国基本上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处于低附加值的弱势地位。

中国劳动力存量庞大。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在国际分工中从事市场容量较大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是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前提。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所从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而且体现在所有产业的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上。

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说，“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的4%，与1975年的韩国类似。”甚至比非洲还低，位列全球最后一名。粗略比较，我国职工人均货币工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人均名义GDP 的增长速度，说明我们劳动力相对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我国劳动力素质较低。2010年《国家竞争力蓝皮书》指出，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与大国地位不相符合，高端人才指数、教育与健康指数等均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在人力资源总量上，中国在G20国家中排名稳居第一。但更能反映一国人力资本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指数却连续五年排在第18位，指数值仅是美国的1/12，日本的1/10，差距非常大。这说明，中国人力资源总量虽大，但是拥有技能人才、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比例很低，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

现在为很多学者认同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为中国经济高增长做出重要贡献的低廉劳动力等比较优势正在递减，虽然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消失，但是过于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企业和产业将变得越来越艰难。因此，我们应该认清中国劳动力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第一，我国劳动生产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成比例。从世界来看，以第二产业为例，相对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发达国家而言，仅占美国的1/18，英国的1/16，日本的1/15，即使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也只占到巴西的1/12，马来西亚的1/3，仅次于印度、巴基斯坦。正因为较低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了我国不可能有较高的工资水平。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难以摆脱“廉价劳动力”的说法。

第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对我国造成冲击。亚非拉国家地区相继开放国门，采取优惠政策吸引国外厂商，其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给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带来巨大的冲击。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我国的越南也走上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南亚的印度也在朝这个方向转变。由此可见，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生产的最底层，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确面临着挑战。

第三，劳动密集型产品屡遭国外反倾销调查。中国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调查专员宋和平透露，截至2010年，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的钢材、轮胎、玩具等产品，相继在欧美遭遇反倾销调查。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税收和就业也造成了严重损害。

第四，大国经济效应限制了比较优势的发挥。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2011年进出口总额364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2.5%；出口18986亿美元，增长20.3%；进口17435亿美元，增长24.9%。中国对外贸易具有大国规模以后，出口扩张难度增加。另外，中国进口能力也迅速扩大，由于进口量庞大，经常引起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上扬，使得我国进口价格上涨，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使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

二 改革方针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的种种缺陷和不足就会暴露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之下。我们要跳出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一些误区和陷阱，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首先，鼓励技术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现阶段我国制造性企业在技术方面创新能力不够，很多都是通过高价购买国外的技术和设备生产线单纯模仿生产，这样一来使得产品的成本提高，而且还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国外的优质企业每年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在技术改进上，因为他们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比较高，为了能提高竞争力只能通过增加技术附加值，降低平均技术成本来实现。这对我国的制造业发展也是个很好的启示，我们应当正视我国的现实环境，制定切合实际的产业结构目标，与资本、技术和知识产权相结合，形成劳动 资本密集型，使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的转变。

其次，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是一国产品竞争力的基础。一方面应该优化现有人力资员培训、充实理论知识，以及增加各种激励制度等；另一方面，大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质量，包括增加教育、研发经费；迅速普及高中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完善职业培训体系，逐步建立终身学习体制和学习型社会；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劳动力比较优势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三 结语

最后，政府对劳动经济的关注和研究必不可少。即对一些关键性的高技术产业和幼稚产业采取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包括金融、税收、研究投入等方面，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国内市场。但这种扶持和保护不同于一般的进口替代政策，它的最终目的在于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政府不能再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不应再直接参与招商引资。中央政府应加快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使地方政府的政绩和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挂钩。

21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亚太地区市场一体化，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已是势所必然。中国劳动力市场将面临来自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冲击。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应从动态的角度去把握比较优势的变化方向，加大技术投入，创造竞争优势，调整产业结构，使我国制造业逐步从低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升级。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还必须重视改进劳动力资源的质量，不能片面固守劳动力成本的廉价性。为此，要切实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努力扩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此外，要实现我国制造业向高层次的跃迁，还要着力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作用；调整产业结构；通过金融和财税政策，支持企业形成自主的核心技术竞争力，培育竞争优势，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保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提高不仅是在“量”上，而且还要在“质”上。

参考文献

［1］杨力行.21世纪廉价劳动力优势的终结［J］.理论新干线，2008（3）

［2］闻文.廉价劳动力：经济发展的双刃剑［J］.时代潮，2004（2）

［3］陈俊.从国际比较看我国劳动力价格水平的优势及趋势 ［J］.中国经贸导刊，2006（8）

［4］蔡的贵.反思基于廉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J］.经济问题，2006（7）

［5］杨国鹏.廉价劳动力优势终结的反思［J］.商业研究，2004（4）

第5篇

一、中国廉价劳动力现状

自2005年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短缺的警报就不时拉响，当地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发现，工人不像以往那样好招了；而新闻里和生活中，也发现越来越多的越南，印度的产品。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人口红利”优势，好像不在了。当国际竞争的愈演愈烈，环境成本越来越高，我们发现廉价劳动力的劣势越来越明显，以廉价劳动力为发展动力的情形已经重大转折。

二、廉价劳动力的劣势及其不可持续性

1.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国际上，越南、印度、非洲等地区相对我国拥有更大的廉价优势，中国要面对他们的直接竞争，相对它们，中国的劳动力已经不能称为“廉价”：以制造业工人的平均月薪为例，越南目前为1000元人民币，印度在600元左右，柬埔寨和缅甸仅需300至400元，中国东南沿海却在2500元以上。优势的丧失，竞争力的下降，直接面对着跨国公司工厂的迁出，中国已经到了一个无路可退的境地。

国内方面，就是工人对长期以来廉价的工资已经开始用行动表现出不满，“民工荒”只是这一事实的集中体现，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高于务农收入的收入，而是更多地休息、娱乐、学习的时间和条件，所以，低廉的工资不能，至少不能长期的吸引他们。以富士康为例，富士康深圳厂区2012的底薪升至2350元，加上加班费每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4000元左右，但是这牺牲了大量的休息时间，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并且工人的工资在支付了生活费后，也就所剩无几了。国内外条件的变化直接体现在工厂由沿海地区迁至内陆地区，比如富士康，由中国迁至外国，资本总是寻找可以利润最大化的地方。

2.致使追赶时机的延误，由于30多年来中国一直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大多数“企业家”放弃了技术的开发，放弃了品牌的建立，“生于安乐，死于忧患”，不思进取使得他们在变换的国内外形势下，尤其是经济危机以来，显得分外的脆弱，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倒下了一大批企业。而这又让中国更加的追不上先进技术和品牌的脚步。

首先是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中国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所提供的仅仅是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而关键的设备、技术则基本上都掌握在他人手中。目前，我国钢铁、机械和建材等传统工业的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多数企业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力明显不足，不少高技术产品及部分高附加值产品仍需进口。

其次是没有过硬的品牌，近年来，贴牌生产方式成为了中小企业成长的第一选择，简单，容易，来钱快。如今外商贴牌生产企业在全国遍地开花，但是大规模的贴牌企业换回的仅仅是极低的利润。以茶叶为例，中国作为茶文化的发源地，在国际上却没有叫得响的茶品牌。七万家中国茶厂在总体实力上竟难敌一家英国立顿，立顿茶业年产值相当于中国茶业年产值的七成。以廉价劳动力这一单一途径成长起来的企业，适应能力差，一旦出现危机，便轰然倒下，本来就缺乏核心技术和过硬的品牌，在危急中又不能抓住机遇，便会恶性循环，在低端产业徘徊。

3.带来额外环境成本，发达国家为了减少本国的环境压力，从能耗、环保等方面对高耗低产的项目进行限制，渐渐将此类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由于中国缺乏相关法律制约，已然成为高耗能产业转移的中心之一。中国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只将劳动力价格计入成本，忽略了生产的环境成本和代价。可是环境成本在制造业中占据了极为巨大的一部分。从中国生态和环境的总体状况来看，沙漠化、草地退化、水资源短缺等问题说明生态和环境为维持经济增长的负荷，已经达到或超过了极限。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产出的模式。如果把这些环境成本计入中国发展的成本，劳动力的廉价优势将被大幅度削弱。

4.反倾销、反补贴，因为WTO的存在，各国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受到很大限制。但是现行贸易规则允许反倾销措施的存在。这对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导出口产品的中国来说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中国比以往更有可能利用廉价成本优势，将产品打入发达国家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产品普遍具有的价格优势，使得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对中国产品采取防御性甚至进攻性的贸易措施，而反倾销就是最容易采取的手段，因此一些国家纷纷对中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调查。

5.贫困化增长，单纯依靠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提高进出口贸易额，极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一般而言，在封闭的经济体内，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是正相关的，即经济增长越快，国家净福利就越大，然而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却可能出现相反情况，即假如偏重于出口的经济增长造成该出口国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恶化，使消费者福利的增加不足以抵消生产者福利的减少，导致国家净福利恶化，出现“贫困化增长”。如果劳动力成本过低，就意味着工人工资低，那么消费能力也不会太强。而且低收入者在获得工资后，出于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在满足日常所需后，更会选择增加储蓄，而非消费。因此，中国表现出来的现象往往是消费增长远远比不上工资收入的增长。可见，劳动力价格低，工资收入低，影响人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实力，严重阻碍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

三、政策建议

1.加强经济法制建设，健全的制度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保障和动力。健全的法律是基础和保障，对于规范市场、促进经济发展有着根本的影响。法律可以在最低工资标准、拖欠工资、无偿加班、恶性竞争等方面制定，保障劳动者的合理权利。完善市场机制，规范政府行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2.提升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当代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的竞争。虽然说技术的获得除了创新，还可以采取引进的方式，但要自己掌握核心技术就必须进行自主创新。跨国企业的核心技术是不会转让给竞争者的，而国外政府为了保证国家国力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往往通过各种立法或行政措施阻止本国企业将核心技术向国外转移。因此，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已是一件必要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能得到核心技术，就无法超越，就没有竞争中的主动权，只能徘徊在世界经济的低端。

3.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当代国际竞争，谁占据了制高点，谁就能掌握未来竞争的主导权，中国企业不能长久地处于国际产业分工的价值链低端。所以必须转变中国的贸易增长方式，加快对外贸易从数量增长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以质量效益为主的集约型增长转变，确保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新争.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J].经济学家，2012.2.

[2]黄锦明.中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理论与对策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3]孟艳春，张耀奇.民工荒与中国低成本劳动力时代的终结[J].西部经济，2011，11.

第6篇

经济学鼻祖预言大国兴衰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高工资不仅刺激国民财富的增长，也是国民财富增长的自然征候。高工资并不决定于国民财富的总量，而决定于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比如，在英国治下的北美殖民地，也就是后来独立成为美国的地区，工资水平高于英国，最具发展的前景;英国是欧洲工资最高的地区之一，经济增长也相当强劲;清代的中国则是到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为止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下层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亚当・斯密发表上述这番见解时，英国工业革命基本上还没有发生;美国尚不存在，那13个偏僻的殖民地即使在美洲也不是经济的中心，当时美洲的经济中心主要集中在使用奴隶的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而清代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然而，没过多久，亚当・斯密的预言全部应验：英国崛起为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美国则来势更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将英国取而代之;最富有的清代中国，自以后受尽。

“人轻物重”的“衬衫经济”

这一历史发展轨迹，对崛起的中国设计大国战略非常有帮助，也给当今的中国以强烈的危机感。中国虽然经历了奇迹般的经济起飞，但现在依然不是“人重物轻”的局面，而是“人轻物重”。

中国的经济，相对来说，是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衬衫经济”。

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过低，一些外商到中国投资建厂后，宁愿放弃已经使用多年的先进生产技术。即使是二流的设备，也比中国的劳动力要贵得多，用较贵的机器替换廉价的人力显然不合算，由此形成了“低薪陷阱”。这和英美工业化的模式几乎是背道而驰的。

另外，中国的能源、资源相对匮乏，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又属于能源密集型、资源密集型，需要依赖大量的石油和原材料进口。中国的经济越是崛起，对能源和资源的需求就越大，使之变得更紧缺、更昂贵。近期农产品、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就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屏障。

大国崛起与人的价值

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就像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国的大部分人口贫困不堪，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强盛，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中国要真正成为大国，就首先要做到“人重”，即捍卫人的价值，保护人的基本经济利益。

如何提高劳动力价格呢？政府一纸命令，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也许有必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手段是靠市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保护劳工的权利。

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倾向是，支持和保障劳工的权利，使劳资双方的力量均衡，从而提高市场交易的效率。当资本不可能通过乘人之危压低工价而升值时，就必须在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上加大投入。

中国也应该如此，不能给工人支付像样月薪的企业，在当今的经济水平上根本就不应该有生存的资格。可惜，“改善投资环境”一直是地方政府的政绩基因，使他们总是在劳资纠纷中偏向资方一边。这就抑制了“人的崛起”，从长远看也抑制了“中国的崛起”。地方政府需要更新观念。

第7篇

关键词:民工荒;供给;需求;均衡;结构

一、“民工荒”出现的供给方面分析

“民工荒”这个词曾经因为金球金融危机爆发而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目前,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关于“民工荒”现象又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笔者认为,有必要从供求角度对产生这次“民工荒”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工资的影响。当工资上升时,劳动供给就会增加,其中又包含着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当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时,工资率提高劳动的供给增加;相反,当替代效应小于收入效应时,工资率提高劳动的供给减少。因此,假如影响劳动者供给的其他因素不变,只要增加工资就能增加中国劳动力的供给。然而农民工的工资并没有提高,同时农民工的生活资料费用还在不断提高,这必然是农民工的供给减少。

(二)务工环境恶劣,民工望而却步。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从事的是最苦、脏、累、危险的工作。同时目前缺乏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没有建立起国家对农民工的就业医疗、工伤保险、养老、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和法规,没有完善的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观念、制度、法律的缺失,造成农民工生活在社会夹缝之中,缺乏正常的社会认同,缺乏有保障的社会环境,使追求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成为农民工的奢望。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供给相对下降。第一,.新一代农民工打工心态的改变。目前劳动市场上最主要的是18～28 岁的工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承认意识较强,对于工作有新的认识。第二,新一代农民工面临的家庭束缚。处于新生代农民工年龄段的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中的大部分目前要面临结婚生育、赡养父母的责任,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会影响他们做出外出打工或留守家庭的选择,这也会影响到农民工总量的供给。

二、“民工荒”出现的需求方面分析

(一)廉价劳动力需求扩大。近些年来,中国加工制造企业以惊人的低价迅速抢占国际市场,得益于国内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廉价劳动力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产品竞争力和吸引外资的优势。随着经济的增长,更多的企业需要更多的廉价劳动力来获取更多的利润。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反映出我们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自然的,对企业主来说,雇佣更多农民工意味着更多更廉价的劳动力,众多企业,尤其是制造性企业都倾向于雇佣廉价的农民工。

(二)产业趋同导致对劳动力需求过度膨胀。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也是造成劳动力局部短缺的一个因素。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投资者多选择一些技术含量低、资本有机构成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产业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企业聚集在这一地区,招聘的又是同一年龄阶段、同类型工种的劳动力,这种趋同化产业结构很容易造成同种类劳动力的局部短缺。

三、缓解“民工荒”的措施

(一)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我国现有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社会参与权、医疗服务权、公共设施权和福利服务权。农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农民工在就业准入、劳动福利、工资报酬、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子女就读等方面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积极探索建立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的途径。

(二)做好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提高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国家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增加对农村人力资源的投入和开发,全面提高劳动力素质。短期内,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公共工程等公共投资项目,尽可能多地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通过转岗培训和提供小额贷款等方式帮助这些劳动者创造自我雇佣或受雇于他人的就业岗位。

(三)改革农民工就业管理制度,建立专门的管理服务机构。政府要建立免费的为农民工就业提供服务和咨询的管理机构,提供就业信息和指导。逐步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运行和调控的法律规范,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调控机制,从主要依靠行政管理手段调控尽快过度到主要凭借市场机制来调节。统筹农民工管理和当地城镇居民的管理,为农民进城打工创造宽松的环境,帮助农民工实现公平的就业竞争,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四、结论

“民工荒”的出现看似偶然,其实却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人口结构变化、价值观念转变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民工荒"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若放任自流,必然造成劳动力供需长期失衡的趋势,势必影响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民工荒"的出现,也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陆汉洲著:聚焦中国农民工[M].中国经济出版,2005.

[2]金泽虎.民工荒假象的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6,(9).

[3]张岍宾.“民工荒”―揭示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问题[J].中国劳动,2004,(11).

[4]陈桢、李轩:由“民工荒”引发的经济学思考[J].农村经济,2005,(12).

[5]宁光杰: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与就业.[J],威海科学导刊,2004,(1).

作者简介:

第8篇

关键词：贸易;竞争力;因素

中国加入WTO以来,宏观经济和对外贸易都增长迅速,整体经济贸易形势继续了多年来的良好态势。但是,在普遍乐观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隐藏在这种良好态势后面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的单一,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效益低下,贸易方面的出口产品附加值偏低,对外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频频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都在困扰着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技术性的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准入上的影响,即达不到设定的技术标准,就不能顺利的出口;另一个是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与其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造成的出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威胁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真实技术差距的存在。

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技术、创新、人力劳动、品牌和附加服务等价值的增值。它与产品的价值增值链的长度,技术含量,创新程度,附加服务的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等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值的生产虽有技术含量,也会慢慢递减,而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会随之高涨起来,因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信息与知识;在组装的下游是包装、销售及服务。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中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产品、棉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上,这些产品的技术含童低,加之中国的国际名牌少,尤其是机电产品甚至包括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处于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这是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现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现象。这主要是由我国技术能力低所导致的。

3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心—”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贸易周期运动的不平等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产品需求条件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低进口数。

4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

目前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处于各层次的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现在正是在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但是,这一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说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还能够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可以不断的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纳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综合症,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农村人口的输出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缓直至停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的上升,而随着新的开放国家,比如印度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削弱。

第9篇

【论文摘要】技术和技术创新对当代的国际贸易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得到了广泛的共识。各国都把技术创新作为提升本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最有力的武器，使本国能够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利益。本文就技术创新对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作了分析。

中国加入WTO以来，宏观经济和对外贸易都增长迅速，整体经济贸易形势继续了多年来的良好态势。但是，在普遍乐观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隐藏在这种良好态势后面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的单一，以高投入低产出为特征的经济效益低下，贸易方面的出口产品附加值偏低，对外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频频遭受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都在困扰着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技术性的贸易壁垒

技术性贸易壁垒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性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市场准入上的影响，即达不到设定的技术标准，就不能顺利的出口;另一个是对产品竞争力的影响。企业技术、环保及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的投入都直接增加了产品成本，企业要获取相关认证的费用也相应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从而丧失了产品价格优势，削弱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2 知识产权贸易壁垒

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的纠纷很多时候是包括在技术性贸易壁垒之中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讨论是因为与其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相比较，它有其特殊性，而且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会对中国的外贸产生非常大的影响。知识产权壁垒是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名义下，对含有知识产权的商品，如专利产品，贴有合法商标的商品，以及享有著作权的书籍、唱片、计算机软件等实行进口限制;或者凭借拥有的知识产权优势，实行“不公平贸易”。中国屡遭国外知识产权的调查，严重的影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同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而造成的出口对其国内产业的威胁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是我们同发达国家真实技术差距的存在。

产品附加值通俗的讲就是指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过程中所凝结的技术、创新、人力劳动、品牌和附加服务等价值的增值。它与产品的价值增值链的长度，技术含量，创新程度，附加服务的质量和产品品牌价值等有很大的相关关系。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先生的“附加值”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产品的业务链上，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研发的附加值最高;中间值的生产虽有技术含量，也会慢慢递减，而到了销售和售后服务，附加值会随之高涨起来，因为它有品牌和健全的售后服务体系。由此可见，在组装的上游，是技术、信息与知识;在组装的下游是包装、销售及服务。而在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是廉价劳动力在创造财富.中国的出口产品基本上集中在初加工的产品、棉纺织品和机电产品上，这些产品的技术含童低，加之中国的国际名牌少，尤其是机电产品甚至包括高新技术产品都是处于产品的中游组装阶段，这是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但是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低，出现所谓的“丰产不丰收”现象。这主要是由我国技术能力低所导致的。

3 贸易条件恶化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对其进口商品价格的比率.当这个概念用于两种以上商品时，它的定义则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一种指数量值，也可以解释为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购买进口商品的数量。贸易条件恶化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最早.由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49年5月提出，他在一份题为《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报告正式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心—外围”体系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滋生了一些不利于外围国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利益的不平等分配，贸易周期运动的不平等影响，发展中国家不利的产品需求条件和世界经济中心的低进口数。

4 贸易竞争优势将受到更大挑战

目前中国最大的比较竞争优势就是处于各层次的廉价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有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还有相对发达国家廉价的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从本质上来讲，中国现在正是在利用这一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但是，这一优势能够持续多久呢?也就是说廉价劳动力优势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经贸发展的持续竞争优势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廉价劳动力还能够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中国有着广大的农村人口，可以不断的向城市输出廉价劳动力，但是城市的资源是有限的，其人口的容纳程度也是有限的，目前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综合症，而且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十分迅速，因此有可能农村人口的输出在一段时间之后会放缓直至停滞，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将会不断的上升，而随着新的开放国家，比如印度加入国际分工，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将会逐渐削弱。

5 结束语

总之，中国现今和以后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继续缩小同前方国家的技术差距，而后方国家则会更快的缩小同我们的差距，表现在贸易上，就是竞争优势的削弱和贸易竞争优势受到更大的挑战。我们只有技术创新，掌握有用自主专利权的技术，才能在对外贸易上取得有利地位。

参考文献

[1] 李平:《论国际贸易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载《世界经济研究》，2002年第5期.

[2] 宋健学、赵新刚、刘虎兴:《关于我国技术提升和贸易发展的思考》，载《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1期.

第10篇

“唱衰中国”现在很热。“唱”者中现有出于暗示中国威胁的别有用心者，亦有想在“中国热”面前反一下潮流达到自我炒作的人；当然，也有真心为中国发展中的隐忧焦虑的有识之士。本文作者或可归入这类有识之士，因此，他的文字值得一读。当然，因作者长年生活海外，具主要是从其日本研究出发，结论的真确也就并非不可商榷。比如，中国能否简单地比附日本即是大问题，至少中国经济的纵深度与多层次，就比日本更具抗击能力；又比如，对中国经济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也应具体分析――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更深入地观察会发现，中国的外贸几乎是独立于广大非城市居民之外的状态，尽管构成庞大数量，但其衰荣的传导作用令人怀疑。但无论如何，作者善意的警言，以及隐含的结论――我们无法改变外部世界，但我们可以加快改革，完善我们自己，都是有益的。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四个结构性条件。这四者的合流和互动将使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几年中面临着重蹈日本泡沫经济覆辙的风险。

中国经济过于依赖美国市场

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上的整体逆差一起为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2003年，中国 GDP对美国市场的依存率已经接近10%。根据美国官方的统计，200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中国经济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面临着双重风险：一方面，美国必然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如果在现在的条件下回应这些要求，中国必然面临出口下降、经济发展减速的风险。

必须指出，无论是中美贸易不平衡还是美元贬值压力中的中国因素，都只是很多因素中的一种，而且美国自身对二者也有很大责任。中国完全可以据理力争，强调美国政府在计算美中贸易时香港地位的不合理性以及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出口限制对贸易不平衡的影响。中国也可以指出美国国内的储蓄率过低，政府、企业和个人靠举债度日是导致美国财政贸易赤字的根本原因。但是，根本性问题在于无论是谁的责任，只要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美元危机的可能性就进一步增加。只要美元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就要遭受沉重的打击。中国与其和美国理清责任的是非，不如对如何在这种前提下以一种全球性观点对维护本国利益进行战略性考量。

一旦人民币由于国际压力或是由于美元危机急剧升值，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世界工厂模式马上就要面临很大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在未来的五年里也像日元在80年代一样对美元的汇率升值50%，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恐怕在顷刻之间就会大打折扣。中国至今仍然没有像日本一样建立起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

现在，中国国内掀起了一系列产业政策的大辩论，无论在关于汽车，还是关于京沪高速列车，或者“运十”的辩论中，人们潜意识里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个，中国是否应该继续依靠以廉价劳动力为主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一直等到这个优势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幅度的上升彻底夺走，还是从现在就开始向以独立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为基础的比较优势转变。当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真的大幅度上浮时，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是否有除了廉价劳动力以外的比较优势，马上会成为对中国经济来说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中国式的世界工厂模式过早造成资源冲突

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大量吸引外资，在贸易方面大出大进的世界工厂模式使中国过早地进入与其他国家之间在能源和资源方面的冲突，并被认为抢走他国的工作机会。积极吸引外资的结果是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厂甚至建立地区总部。世界工厂的崛起已经在国际政治经济中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为了维持世界工厂的运转，中国必然需要一个与其生产规模相匹配的世界级的供销科，大量使用能源、原材料和设备。尽管这可以为其他国家增加就业机会，但也可以使中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和冲突骤然加剧。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应该发展，也不是说中国不应该与他国争夺能源和资源，而是说中国应该考虑资源争夺效益比，要思考在一定的能源资源争夺水平上如何实现更高的发展水平。或者说，在追求一定的发展水平时如何降低与他国在能源资源方面的冲突。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思考，在恶劣的能源资源条件下，发展什么样的产业结构既能在国际贸易里获得更大的利润，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与他国在资源方面的冲突，以便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如今，能源条件的骤然恶化一下子把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之间在度过石油危机能力方面的区别显示得淋漓尽致。我们在全世界到处找油的同时也应该想一想中国发展模式本身是否隐含着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因素。

过高的贸易依存度加大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

中国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发展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国GDP的贸易依存度，并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来自国际市场的风险。直接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以吸引外资为手段、建立大进大出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影响，中国GDP贸易依存度近年在急剧上升，2002年还在50%左右，2003年就上升至60.2%。据预测，中国GDP贸易依存度要上升到70%以上。这样高的GDP贸易依存度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大起大落，中国经济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影响。

日本一直把GDP贸易依存度控制在较低的水平。有人会说，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相似的发展阶段相比，中国的GDP贸易依存度并不算太高。关键在于中国有许多与他国不同的地方。当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冷战期间鼓励出口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很少被认为形成对他国的威胁。它们也不会受到像今天中国面对的压力。这个趋势单独出现就已经是一个严重问题，如果与第一个和第二个趋势同时出现，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就显示得更为清楚。

以稳定换产业升级的做法隐含巨大风险

中国发展模式与日本发展模式相比，在处理政治稳定与经济结构升级换代之间的矛盾时采取完全相反的做法，这种以政治稳定为代价追求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的做法隐含巨大的政治风险。日本长期以来以稳定为优先目标：尽管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面临着一系列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挑战却始终坚持以稳定为主，特别是注意保护对就业有直接影响的农业和零售业。当然，日本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直到去年为止，日本经济一直在困境中挣扎。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另一面是，尽管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其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却依然如故。中国则显示出一种大刀阔斧对经济结构进行升级换代的魄力。中国经济不仅在开放程度方面远远地把日本经济抛在后面，而且在经济结构上也迅速地在低技术产业、中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同时追赶，显示出极大的活力。与此同时，中国对社会保障付出的努力远远不及日本。三农问题、下岗职工的问题以及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已经成为社会与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在加入WTO协定中，中国在农业与零售业方面作出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让步。当然，这里的逻辑是如果中国加入WTO后，通过扩大出口、制造足够的新就业机会，就可以充分吸收这些让步造成的失业。但是，随着反倾销正在成为许多国家抵制中国产品的新手段并有大幅度蔓延的趋势，中国在农业和零售业的让步能否顺利度过后WTO时代来临的冲击还有待观察。

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发展模式必须加以调整

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低工资的基础之上。这种发展模式如果不加以调整，从长远的角度看会严重束缚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中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滞后结果是收入不平等过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种分配不平等的后果是国内需求疲软。而国内需求疲软不仅导致通货紧缩，而且又使得中国GDP总值中国内部分所占比例相对较低，从而使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如果中国在GDP对贸易依存度过大的条件下被迫实行浮动汇率和开放资本账户，国际市场的任何急剧变化都会使国内经济遭受重创。这时，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很好解决的不平等问题反过来就很有可能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导致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这层意义上而言，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农村问题、下岗职工的问题以及提出振兴东北的问题，不仅仅是在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也是在为中国经济外部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提前做准备。

中国发展模式伴随的以上四种趋势如果合流或者在更深刻的层次上互动的话，可能给中国经济在最近的将来带来不少的挑战。这种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靠大出大进维持的世界工厂模式，不仅在国际上增加了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与能源方面的风险，而且在国内削弱了中国经济抗拒外部冲击的能力，并埋下了政治不稳定的根源。

2003年出现的这四种趋势合流并互动的初步预兆，是对未来数年中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一个极大警示。直到2002年底，笔者仍然以为对中国来说要面临日本上个世纪80年代那样的挑战恐怕还是2008年至2010年左右的事。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挑战会来得这么快。转眼间到了2003年春天，就开始出现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国际政治压力。到了夏天，国内国外更是开始纷纷议论中国经济过热的问题。十分明显，中国面临着一个比当年日本面临的更为急剧变化的国际环境。

第11篇

过去30年的全球化浪潮，助推中国从人均GDP仅400元人民币的穷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化带来了生产过程的平台化和模块化，而这种平台化和模块化大大降低了技术准入门槛，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就可以从附加值最低的环节切入。

显然，中国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正是自1978年以来国家组织和制度变革逐步释放出来的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释放出的农村劳动力，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对1980年至2010年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约占四分之一。

在平台化和模块化推动的全球化浪潮启动之际，中国恰逢其时地推动了经济改革，这是中国30多年经济奇迹的关键。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被释放出来，中国企业根据这种劳动力特征所制定的流水线管理方式很快取得了竞争优势。如今，这些企业正在逐步失去“人口红利”的竞争优势。

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当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时，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取决于成本差，也就是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这意味着中国企业要想继续获得成本优势，就必须利用“廉价”的生产要素。在中国要素价格飞涨的今天，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又在哪里？

实践表明，中国企业仍然可以依靠成本优势来获取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过，中国有竞争力的产业已由纺织品、服装等初级产品，转向了集装箱、机电产品、机械制造等复杂性较高的领域，这一变化还是由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带来的。

仔细分析中国人口状况，会发现整体人口趋势没有变化，而是人口结构在变化。自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新增300万以上的大学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士·赫克曼认为中国大学生所占劳动力人口比例将会稳定在30%-40%，与美国和日本持平。如果中国可以通过宏观经济制度的变革和微观管理制度的调整，充分利用这些成本相对廉价、且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并发展与他们的要素能力相匹配的产业，将他们的潜能激发出来，中国或将迎来劳动力的“新廉价时代”。

伴随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国人力资本的优势正逐渐从生产线上的简单劳动者，提升为工程师、设计、管理等高端人才，而这正是中国制造下一阶段竞争优势的源泉。中国应推进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变革，以激发创造者潜能，从而凭借价格优势来维系中国制造的“新廉价时代”。

第12篇

本来不存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什么中国模式。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但这一事实未必能够证成“中国模式”。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的世界历史上，经济持续二三十年高速增长的事例频繁出现过：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希腊、巴西、墨西哥、新加坡等，都有过经济增长的奇迹，像美国、德国、日本等大国甚至一冲升天，成为世界第一或第二大经济体。至于其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准，更是大幅度提升。拿这些指标来说，中国只能相形见绌。如果中国可以成为一种模式，这世界上该有多少种模式？

即便真有所谓中国模式，高谈阔论者的唾沫星子还存空中漂浮，这个模式就已经终结了自

中国模式论的唯一依据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出现的超常规经济增长。但仔细分析，实现这一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增长的一般性前提，这包括：第一，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这里的企业家既指管理学意义上的“企业家”，更指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lp）”。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原来被强行淤积在农村的劳动力，现在可以到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体系中寻找更高收入的机会。第二，全球性分工交换体系的扩展，由此，中国人可以方便地利用外部的制度、知识、资本、资源和市场。第三，一个强政府，它大体上保持了社会秩序稳定，让上述经济增长的实体性因素可以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组合。

应当说，凡是经历过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都依赖这些要素，不可能有任何例外。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抑制这些因素，经济因此陷于停滞状态。1980年代之后，这一抑制性制度松动，上述因素得以发挥，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随之，社会领域也发生了良性变化。

当然，有些人谈论中国模式，似乎是因为，权力比较强大的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正确政策，有些人把这些政策组合称为“中国模式”。这个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倒也成立。不过，恰恰是由这些政策组合构成的中国模式，乃是一个坏的模式。正是政府这个中国模式制造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严重问题，让中国模式的终结迅速得令人难以置信。

比较优势“战略”与农民工体制

这一中国模式的核心政策是“比较优势战略”，该战略的基础则是“农民工体制”。

中国确实具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过，有些专家把比较优势理论与对政府的巨大希望混合在一起，发展出所谓“比较优势战略”。它要求各级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政府很乐意实施这样的战略，并且通过法律和政策，创造与维持了一个农民工体制。

受制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相关联的经济与财政体制，农村的内生性增长和产业升级基本上被抑制。追求自身幸福的年轻农村人口别无选择，只能大规模转移到沿海新兴工业区。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打工地，这些劳工的国民权利被忽视甚至剥夺。法律不给他们任何希望，因而，他们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政府也不许工人集体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因而，他们的工资也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基本上，这些农民工是完全沉默的一群，他们没有社会身份，只不过是一种生产要素而已。

农民工体制让中国的劳动力异常廉价。从乡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价格之所以比较廉价，固然与市场的供需关系有关。但是，法律、政策歧视性地、不公正地对待农民工的制度安排，也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工在市场中的地位和权利。举例来说，他们无法带领家人在城市定居，被迫单身在城镇工作，八年、十年之后又被迫返回乡村度过余生。这一事实必将大大地降低他们对工资的预期，又会在相当程度上使他们容忍不公正的制度。

农民工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不平等，农民工的社会身份被体制化，则显示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居于优势地位的人群，缺乏化解这种不平等的愿望。事实上，政府和企业显然在有意识地充分利用这一点。他们通过种种政策，让农民工体制永久化。比如，迄今为止，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缺乏像样的户籍制度改革决心，更不要说方案。

这一农民工体制确实把中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到了极限。但是，这样的战略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更多地只在理论解释意义上成立，在现实中，一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是有待于发现甚至创造的，因而必然是动态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则假定，政府可以确定比较优势并利用之。政府据此出台的种种制度把某一时间点上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固定化。

这样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被人为地持续低估。这当然对全球资本产生了强烈吸引力，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在普通劳工被严重低估的工资的基础上，沿海地区形成一整套产业链和经济结构，它通过劳动力、资本、制度、环境破坏等资源的高投入，实现着超常规增长。

中国模式的终结是一件好事

但是，为了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而系统地忽视、限制劳工权利的“比较优势战略”具有双面性：它在最为充分地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同时，也制造了严重的问题。2004年这样的体制就已经显示出严重问题：内部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比如贫富急剧分化，另外还有严重的内外失衡。但似乎无人愿意认真面对这些问题。因为经济仍然在快速增长啊，中国模式论也就是借着这个快速增长的东风而兴起的。

几乎就是从那年开始，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劳动力代际替换，到这两年完成，那些被人为维持的廉价劳动力体制压制的年轻劳工，终于不愿忍受下去。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本身就是民工发出的消极抗议，今年以来的富士康员工频繁非正常死亡及各地年轻劳工的停工事件，则意味着他们发出了更为积极的抗议。农民工体制动摇了，而这就是令人自豪的中国模式的根基。

与此同时，社会已经显示出断裂的迹象：底层充斥着失落感和绝望，极端性个人犯罪事件和，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精英在经济、政治过程中不加节制，造成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之后又不负责任，在强烈的不安全感的驱动下，大规模逃离中国。穷人与富人、大众与精英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在此清楚表现出来。一个社会处于这样的状态，算是什么模式呢？恐怕只能说是中国问题模式。

从解决中国问题的角度看，中国模式神话的终结，对中国未来的变革和发展，其实是一件好事。中国模式论让很多人以为，中国已经找到了终极的优良秩序。这个世纪最初几年，学界还在讨论，中国应当如何转型，或者讨论中国、俄罗斯转型的模式哪一个更好。这几年来，似乎很少有人谈论这个问题了，事实上，人们已经很少提到“转型”这个词。中国模式论则等于宣告，中国已经达到了一种优良秩序，不仅对中国是优良的，对整个世界都有示范意义――总结中国模式者都有一种向世界传播成功的中国模式的雄心。

今年以来发生的诸多现象证明了'其实，中国甚至还没有完成最基本的体制转型，不要说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制度还没有达到优良状态，即便是经济体制、经济结构本身，也带有强烈的“前现代性”。

现代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人人平等地进行自由合作与交换。农民工们显然没有从法律上、政治上获得平等对待，他们甚至在人格上也被视为次等的。农民工体制的本质就是，―方面，在乡村，他们的土地产权等权利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在工业地区，他们作为国民的政治、法律权利被打工地政府忽视甚至限制、剥夺。他们确实可以住城乡之间进行选择，但他们被迫在极为挟小的范围内进行选择。他们的境遇确实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他们本来可以获得更多改善，农民工体制剥夺了那些本来应该也可以属于他们的社会福利。

基于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的经济体系.注定了将会落人无法自拔的陷阱。不平等意味着弱者、穷人不被尊重，反过来，对他人的不尊重必将败坏强者、富人的心灵，诱导其进入一个畸形的结构。举例来说，农民工体制让企业家产生了中国劳动力可以永远维持廉价的幻觉，因而企业始终缺乏进行技术创新的意愿。一旦年轻劳动者发出抗议，不愿继续忍受自己劳动力价值之被低估，企业就会发现，自己根本缺乏应对的能力。

第13篇

全球一体化的结果之一便是导致人们,特别是廉价劳动力向邻近国家的不断迁移。加拿大和美国就接纳了来自加勒比、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大批无证移民;西欧也接纳了许多来自地中海盆地的移民。移民中有好多人往往会采取汇款的方式帮助家人重返家乡。而这些汇款,正悄然改善着侨民出生社区的慈善面貌。

就墨西哥侨民来说,其每年对出生社区的汇款总额超过了160亿美元,且呈现增长趋势。这超过了外国的直接投资,也使得海外发展援助相形见绌。汇款规模固然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然而,还有一股趋势尽管很小却发展迅速,那就是移民慈善。

尽管从历史根源上说,墨西哥的慈善传统应追溯到西班牙统治前的社区援助,19世纪的慈善协会、公民社会及慈善机构的近期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但越来越多的墨西哥人移民美国对于慈善形式的重塑起着根本性作用。

在一些小型、地方性倡议的引导下,美国墨西哥侨民社区的人们组成家乡协会,为他们在墨西哥的出生社区筹集资金。遍及美国的100多万并不富裕的墨西哥人,正通过购买巴士、救护车,为小型商务活动提供种子基金,为地方建学校、修路、建桥、建水电系统等方式为墨西哥社区改善筹集资金,推动墨西哥慈善事业迅速发展。这是跨境捐赠中的一部分,彰显了集体捐赠的力量。

美国墨西哥侨民的存在并非只有墨西哥受益。正如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移民和规划局局长桃瑞丝・迈斯纳所强调的,美国墨西哥侨民的诱惑是双向的:汇款对于墨西哥经济具有很大吸引力,而美国也需要廉价劳动力。然而,侨民捐赠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利因素。

首先,农村社区接收到大笔侨民汇款后,往往会因缺乏金融机构管理,而限制了汇款资源资本化的实现。

其次,汇出及接收汇款所需成本过高,侨民或雇主为出生社区的发展筹集资金需额外缴税的规定。

第三,受民众质疑的政府及掌权者的清廉程度、办事效率及对外界事物的接纳程度。

第14篇

曾有一个经济学博士来海尔考察调研，他说，按照经济学一般理论来讲，海尔到美国建厂是不对的。他说的不错，按一般定律来讲，海尔去美国投资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美国人到中国来开工厂，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资本一定要找最有利的地方。在中国，劳动力成本最低，当然对他更有利了，而你却跑到劳动力成本太高的地方，有什么好处呢？

可我们是一种逆向思维：换一个角度想想，外国公司之所以到中国来，是因为在他的资源组合当中，他最缺少的是廉价劳动力。对中国企业来讲，虽有廉价劳动力优势，但当很多的外国公司来中国设厂时，廉价劳动力就不再是中国企业独特的优势了，他雇人的工钱甚至比你还便宜，而你所缺少的技术人才却仍然没有。

所以，我们到美国去，虽然付出了比较高的成本，但是却获得了我们所需要的技术和人才。比方说产品的设计，我们可以最先设计出适合美国消费者的产品，提前达到美国制定的新能源标准；可以在那里加入美国的家电协会，获得最新的行业信息，跟他们交流。这些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至于成本，只要我生产的产品和美国产品成本一样，在市场上销售价也是一样，他赚钱我也不会亏钱，就这么简单。

但是为什么有人说不该去美国建厂呢？是因为思维还停留在自己只能靠廉价劳动力生产廉价产品的思路，这样思考问题，那当然不要出去了，去了也只能是赔得血本无归。 打有准备之仗

《孙子兵法》有一句话:“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意思是不在于你是不是来进攻我，而在于我有没有准备。如果没有准备，肯定会被人打败。现在对入世，甭管是不是狼来了，但你的准备是什么，很重要。

我认为首先是思想观念上的准备，如果思想观念上不能转变，那么一切都是在等待，只能在等待中死亡。名牌没有国界，企业没有边界，这两个概念如果不被接受的话，对于入世所有的挑战和压力就没法应对。

名牌没有国界，就是说不能认为在中国是名牌就行了，世界的名牌都来中国，在中国设厂，有的甚至把总部都搬到中国来了，已经没有了国内、国际市场的区分，都是国际市场，对手也不再只是国内同行业，而是国际同行业。如果你不融入到全球经济当中去，就没有你的地位，没有你的品牌。

企业没边界，如果你不接受，你就不可能进入网络经济时代。与其到现在你还认为这是我的设备、我的人、我的产品，那为什么不从网上整合所有适合你发展的人才呢？我们一直有一个概念：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人才，而是在于你整合了多少人才。我们现在在美国、欧洲，在世界各地的发展都比较快，在那里，我们的雇员没有一个是中国人，都是当地人。如果你人为的划一个边界，你就首先自我封闭起来了。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自己的企业到国外去，定位是什么。也就是说，我到另一个国家去，是要创一个名牌呢，还是想把这个产品销出去，或者是我这个产品在国内销不动了，我要以很低的价格到国外去倾销，你的定位一定要清楚准确。如果定位不清晰，人家要走出去，我也要走出去，随大流，那肯定不行。你要走出去，你凭什么能在国际市场站住脚？你有什么优势？这里说的优势就是比较优势。因为就算你到了一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去，你肯定也不会是第一，因为很多国际化大公司都先到那里去了。

比如我们到美国，目标就是进入美国家电行业的前5名，再从前5名进入前3名。那我就需要研究:用户凭什么会认同海尔产品。开始的时候，可能我排名都排不上，但我要把那么多的美国家电企业挤下去，我凭什么？在美国市场我们是靠产品的创新，但是那些大公司的创新更厉害。可我们抓住一点：大公司能力比我们强，但组织结构决定了它的速度比较慢。我们就是靠速度来抢得先机。如果你进入国外市场以后还是在看人家是怎么干自己就怎么干，那肯定会被淘汰。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用市场换不来技术

那“走出去”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共同语言的人是无法交流的。我们在美国市场上，可以说增长速度是最快的，而且进入到比较驰名品牌的行列中去了。这样，我就拥有了可以与美国企业对话的地位。同时，在中国市场，我仍然比他具有更大的优势，他就愿意和我交流。因为资源可以互换。如果你什么资源都没有，人家凭什么和你对话。

三洋为什么愿意和海尔合作？是因为我们拥有他在中国市场所没有的资源，他到中国来开辟一个渠道、来销售一个产品，对他来说要花费非常大的代价。但如果他利用我的渠道来销售，就不用费这么大的劲了。同样，海尔也可以利用三洋在日本很强大的、目前我们还不具备的渠道销售海尔产品。这就是竞合关系，达到双赢，甚至是多赢。

如果你手里什么资源也没有，人家凭什么和你合作。假如你是一无所有的“走出去”，没人会和你合作;你想得到很多，但什么都得不到。所以，你想得到的东西都是通过你的奋斗得到的，你自己不去奋斗，就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可。就像一个人一样，你若不是拼命地奋斗，在社会上得到别人的认可，你怎么和人家对话。

长期以来，我们的想法是要用市场换技术，但是换来了没有？没有。所有来中国的外资企业不管中国是控大股还是控小股，技术是保密的，你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去干。举个例子，可口可乐在中国设的厂那么多，谁知道他的配方？ 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存之地

在1992年、1993年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出口做得怎么样，怎么样出口创牌，根本没人听，还说国内这么多肉你不吃，偏要跑到国际上啃骨头。但是你没有啃骨头的勇气，也不可能吃到肉。这也许是我们和别人的不同之处，就是一直希望企业能够不断地向更高层次发展。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目标是什么？海尔的目标就是一定要成为世界名牌，有了这个目标，才能一步步地比别人超前一些；第二是我们确定的战略能够很快的付诸实施。怎么可以使它很快实施下去呢？就是创新的企业文化，使大家都认同，每个员工不断地去创新，自己打破这个平衡。

创新有风险，但并不是说不创新就没有风险，不创新风险会更大，等待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我认为我们和其他企业不一样的，是企业文化氛围，使所有人认识到我们必须战胜自我去创新，如果不创新就没有立足之地。

第15篇

今年的“用工荒”已席卷中东西等各地。近日，湖北省就业局预计，今年春节前后湖北省用工缺口达50-60万，广东人社厅日前预计珠三角节后缺工人数近100万，江浙等地目前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

当前许多企业已难以有效向劳动力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薪资待遇：这主要源自长期以来在分配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等经济制度层面企业方占据有利地位，使企业倾向于借助制度性的“廉价劳动力效应”提炼国际市场竞争力；而这种基于制度红利聚敛的劳动力廉价竞争优势尽管在改革开放30余年来迅速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但却使企业乃至整个经济在劳动力市场层面无法构建出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和人力资本创新的机制，并最终使经济难以走出低端制造。因此，随着中国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趋高和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大量企业最终陷入要素资源价格国际趋同化(甚至高于国际价格，当前的电荒、油荒反映的是要素资源的垄断高价)与劳动力廉价优势消失的两难困境。

与此同时，劳动力薪资上涨诉求则是刚性的。一则当前劳动力工资上涨是对过去因分配制度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薪资“扭曲”的修正，如目前即便劳动力工资出现了显著上涨，但其薪资水平也尚只属于劳动力的生存型工资，而非足以促使劳动力顺应市场结构调整的发展型和改善型工资水平。一则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要素资源对外依存度趋高，中国既面临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之问题(如人口老龄化下储蓄率走低使中国经济缺乏高储蓄率支撑要素投入式粗放增长)，同时，持续数十年来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本也将步入消化期，而在人口老龄化下要消化过去粗放式发展成本将更多倚重通胀(未来中国通胀率将长期维持在4%甚至更高水平)，而持续的通胀最终将使工资持续上涨。是为当前实体企业愈发出现生存危机、且近年来越来越多资方选择非实体投资的缘由所在。

由此可见，当前“用工荒”本质上是经济转型之惑。而要有效纾缓“用工荒”一则依赖于政府加快减税清费改革，为企业减轻负担；一则政府尽快推出普惠制的社会保障计划，致使过去未纳入社保福利体系的农村户籍人口老有所养和应保尽保，从而变相减轻企业负担。同时，推动要素资源等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据21世纪经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