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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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关键词】城镇化；生态安全；皖北地区；评价；监控

1 生态安全的内涵及重要性

安全通常是指主体存在的一种不受威胁、没有危险、不出事故的状态。是人类最根本的基本需要。长期以来，人们只关心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近些年来，人们开始关心经济安全，目前，在人类面临的全球各种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规模不断扩大的严峻形势下，生态安全的概念得以产生，并迅速发展、扩大，形成了包括环境安全、生物安全等在内的初步的生态安全科学体系。所谓生态安全，是指一个区域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处于不受或少受破坏与威胁的状态，即自然生态环境能满足人类和群落的持续生存与发展需求，而不损害自然生态环境的潜力。

生态安全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方面：（1）影响层面的广泛性。一旦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失去生存条件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2）生态危机后果的严重性。生态过程一旦超过“临界值”就不可逆，资源枯竭、环境退化造成的生态危机，通常很难在一代人或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手里挽回。（3）生态效应的“代际”转移性。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但影响到目前的这一代，而且还会影响到后代人。（4）生态安全与民众联系的广泛性。环境污染会对民众身体健康造成很大不利影响，而资源短缺会妨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会引发民众的不满，严重的甚至导致国家动荡。

2 城镇化进程中对生态安全评价与监控的重要性

城镇化使资源配置更合理、集约，优化空间布局，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工业化不断发展，会造成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过度开发，生活废物与工业污染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超采地下水导致地面沉降。还有，城镇规划会造成植被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以上种种最终导致生态日益恶化，生态安全问题愈来愈严峻。因此，要使城镇化顺利推进，就要处理好城镇化与生态安全的矛盾，应把生态保护和环境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的位置。方法之一就是做好城镇化进程中生态评估与监控。通过生态安全评估，帮助管理部门了解城镇化活动对当地生态的影响，并预测未来生态变化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有关决策的制定，因此建立生态安全评估监测体系，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保障。

3 城镇化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3.1 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3.1.1 导向性原则

指标体系要体现与生态系统安全总体战略目标一致的策略，且对实现目标有导向作用。生态安全评价的目的在于其结果可为城镇化生态监控提供合理的科学依据，从而规范和引导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和方向。

3.1.2 可测性原则

确立的指标必须是能够通过观察、测试、评议等方式得出明确结论的定性或定量指标。

3.1.3 系统性原则

生态环境是一个受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系统，因此指标体系应综合地反映生态环境系统中各子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强度和方向等各方面的内容，评价时应综合平衡各要素，考虑周全、统筹兼顾，通过多参数、多标准、多尺度分析、衡量，从整体的联系出发，注重多因素的综合性分析。

3.1.4 客观性原则

指标体系既能较客观和真实地反映生态系统安全的内涵，又能较好地量度生态系统安全主要目标实现的程度。指标体系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做出正确的评价。

3.2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就当前来说，城镇化过程主要对从以下方面对生态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3.2.1 城镇化对水资源的影响

水资源包括地下水资源和地表水资源。由于城镇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张，使得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难以跟上城镇发展的需要。到现在，一些城镇尚无系统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处理厂，对水资源的污染主要来源于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的排放。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 2012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684.8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221.6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32.3%，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462.7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67.6%；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废水排放量0.5亿吨，仅占废水排放总量的0.1%。

3.2.2 城镇化对土壤资源的影响

土壤环境污染主要是指土壤中含有的有机废弃物或含毒废弃物过多，影响或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从而引起土壤正常功能的变化，最终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和发育。城镇化进程中，工业固体废物、建筑垃圾、生活污染物等的任意堆放，都会导致土壤受到污染。据2012年安徽省统计年鉴中统计数据，皖北六市中，除宿州市外，其余五市工业固体废物处置率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3.87%）其中，淮北：0.78%，亳州：0.15%，蚌埠：0，阜阳：0.03%，淮南：9.66%。

从全国范围来看，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不久前联合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结果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其中，耕地土壤的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

3.2.3 城镇化对大气的影响

城镇化导致的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大幅上升严重威胁着空气质量，并且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居民采暖、建筑施工、汽车尾气等排放出的气体也在大量增加，使得近年来许多城市空气质量逐年下降。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网站2013年1月12日21时更新的数据，全国74个被监测城市中，PM2.5值超过300者竟达33个之多，其中首都北京PM2.5浓度高达786微克/立方米，石家庄更高达960微克/立方米。按照WHO的指标，PM2.5值低于250微克/立方米是可接受的空气质量，超过300已是重度污染，超过500则会对户外活动者的健康构成损害，由此可见，在中国最繁华的东部城市，空气质量的恶化已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3.2.4 城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在城市化进程中，要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建设，如房地产开发、公路、铁路、机场、港口、供水、排水、供电、通讯、兴修水利、水电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矿企业、乡镇企业建设等。在这些建设活动中，地貌植被将遭受到大面积的毁坏，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

生态安全及生态功能是多种多样的，一般不可能对所有的功能变化都作出定量评价，因而应根据主要功能的分析和筛选，有选择地评价。根据区域环境特点、敏感环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生态安全及功能的要求、主要限制因子和主要的生态问题进行筛选，因此，基于以上分析，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安全评价评价指标体系应以水资源、土壤资源、大气、生物多样性等作为评价因素

4 生态安全的评价方法

当前对态安全的评价方法有很多种，例如多因素模糊综合评价法、综合指数分析法、层次分析法、GIS（地理信息系统）、主成分分析法等，不一而足。笔者认为，由于生态安全变化时空规律具有模糊性，为全面、合理地评判生态安全现状及发展趋势，采取多因素模糊综合评价更具有科学性。

模糊综合评价是对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事物做出全面评价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多因素决策方法，其特点是评价结果不是绝对地肯定或否定，而是以一个模糊集合来表示。选取有代表性的生态因素（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生物多样性等）作为评价因素集，确立各因素的评价因子，通过综合各单因素中各因子的评价结果，得出单因素的模糊矩阵，根据模糊矩阵和各因子权重进行单生态安全因素综合评价。综合生态安全各单因素评价结果得到总体环境模糊矩阵，根据模糊矩阵和各环境因素权重进行总体生态安全综合评价。

5 完善城镇化生态安全评价及监控机制的措施和建议

5.1 地方政府应重视城镇化生态安全评价

近年来，城镇化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成为解决就业、实现市场扩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重经济轻环境，在招商引资中降低环保门槛，违法违规审批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有的地方政府置国家环保法律法规不顾，出台土政策，阻碍正常环保执法，导致环保部门无法正常履行监管职能，更谈不上开展生态安全评价工作了。

5.2 加强监测能力建设

当前各地区环境监测能力均有了较大提高，但仍存在二级站人员编制、监测用房不足，三级站人员结构不达标，部分市（县）基本仪器配置不够的现象。根据2012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全国各级环保系统实有人数205334人，其中，各级环境监察人员不足7万人，而全国产生污染物的工业企业己超过百万家。就安徽省来说，据2012年统计数据，安徽全省共有环保机构450个，环保人员为5816人，其中环境监测人员仅有2070人。据统计，全国只有1/3的县设有环境保护局，有近10%的县尚无环境保护机构，每个县级环境保护局不足9人，每个县级环境保护监测站不足11人，每个县级环境保护监理站不足7人，每个县环境保护仪器设备总价值不足3.3万元，特别是在广大小城镇一级基本上没有环境保护机构，很多污染严重的乡镇也没有环境保护机构，甚至相当数量污染严重的乡镇没有一个环境保护人员。

5.3 在环境监测中贯彻优先监测原则

监测项目受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不可能将所有的监测项目都加以测定，只能是对那些优先监测污染物加以监测。所谓优先监测物主要是指以下污染物：①标准中要求控制、在环境中难以降解的污染物；②危害大、毒性大、影响范围广的污染物；③出现频率高的污染物。

5.4 加强生态承载力的预断评价

预断评价也称为影响评价或未来评价，是对计划兴建工程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预测并作出评价，从而对不利影响提出减免或改善措施，为决策部门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由此可见，预断评价是工程规划设计阶段进行可行性论证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评估一个地区或生产部门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适应能力的重要手段。与预断相对应的是现状评价。现状评价是对在建工程或已建工程的现状进行环境质量评价，以便了解工程的环境状况，针对不利影响提出措施，保证和提高环境质量。例如有些部门对葛洲坝水利枢纽在工程施工期间进行过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找出施工噪声危害及中华鲟过坝等许多主要影响项目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途径。在城镇化进程中，各地不仅要注重现状评价，更加要重视预断评价，通过各种活动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威胁进行预断评价，预测当前的生态环境是否能承载人们的城镇化活动，从而实现超前预防和超前控制，并努力将这种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2篇

1.1资源、环境是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

农业是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影响和依赖最大的经济部门。农业作为与资源、环境关系最为密切的产业,其可持续发展研究更是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中国21世纪议程》也指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优先领域和根本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实质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间的关系问题,因此资源、生态环境是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

1.2生态安全问题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前沿课题

1998年以来,国内许多学者相继提出了“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等概念和问题[2~5],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论坛还把“人地系统动力学和生态安全建设”作为第33届活动的主题,认为:生态安全不仅是当前地学、资源与环境科学,而且也是生态学的前沿任务和主要的应用领域[3]。中国科学院还将“国家生态安全的监测、评价与预警系统”研究作为2000年的重大项目。生态安全研究是当前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的前沿课题,目前国外还主要集中在基因工程生物的生态(环境)风险与生态(环境)安全、化学物质的施用对农业生态系统健康及生态(环境)安全的影响等方面的微观研究[6~15]。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及其评价研究还是空白。

1.3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的概念、内涵和特点

安全是主体存在的一种不受威胁、没有危险的状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是指农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处于一种不受威胁、没有危险的健康、平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业生态系统有稳定、均衡、充裕的自然资源可供利用,农业生态环境处于无污染、未破坏的不受威胁的健康状态。只有在这种生态安全的状态下,农业才能实现生产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生态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础,没有生态安全,系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具有以下5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战略性,生态安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基础,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二是整体性,这是由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农业生态问题的普遍联系性所决定的;三是区域性,农业具有强烈的地域性,有海洋、平原、山区等自然区域及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区域农业生态系统,这就决定了生态安全问题的强烈的区域性;四是层次性,农业生态系统具有全球、国家、省(市)、县(市)、乡(镇)、村等不同层次,生态安全也同样具有层次性;五是动态性和阶段性,不同的社会文明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农业生产水平对资源、环境有不同的需求,对生态安全的需求程度、方式和内涵是不同的。因此,生态安全既是区域农业发展追求的一个目标,更是一个过程。

2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以浙江省嘉兴市为例)

2.1研究区域的选择

嘉兴市是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较差,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特别是以水污染为主的生态环境问题更具特色,而且其地貌类型较为单一,外部影响相对较小,是进行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研究的较为理想的区域。嘉兴地处太湖流域,南临钱塘江口,地势低平,河荡密布;农村工业,特别是乡镇工业较为发达;农业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现代化水平较高;城镇、村落密集,人口众多,资源生态环境压力较大;农业现代化建设及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生态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表1)。

2.2评价指标的选择及其层次结构模型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

生态安全的评价,以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中心。考虑到生态安全的动态过程性特点,根据指标选择的科学性、系统全面性和相对独立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可比性和针对性等原则,我们从资源生态环境压力、资源生态环境质量、资源生态环境保护整治能力等三方面来设定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的指标体系。在查阅有关研究成果[16~19],征求省、市农业、环保、生态等领域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确定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层次结构模型(图1),并请上述专家对各层指标进行相对重要性的两两比较、判断,在汇总各专家评价结果后,得到各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并按层次分析法原理,采用方根法计算各指标权重[20]。

2.3评价指标的不安全指数值计算的数学模型

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评价要立足于安全,从不安全的角度上进行,以“不安全指数”来表示。由于评价对象只有一个,因此,拟采用以下数学模型计算各评价指标的不安全指数。设Xi(i=1,2,3,……,n)为第i个评价指标的指标值,P(Ci)(Ci为指标号)为第i个指标的不安全指数,0≤P(Ci)≤1,XSi为评价指标的指标阈值,则:(1)对于越大越安全的指标:①若以安全值为指标阈值:如Xi≥XSi,则P(Ci)=0;如Xi<XSi,则P(Ci)=1-Xi/XSi×100%;②若以不安全值为指标阈值:如Xi≤XSi,则P(Ci)=1;如Xi>XSi,则P(Ci)=XSi/Xi×100%。(2)对于越小越安全的指标:①若以安全值为指标阈值:如Xi≤XSi,则P(Ci)=0;Xi>XSi,则P(Ci)=1-XSi/Xi×100%。②若以不安全值为指标阈值:如Xi≥XSi,则P(Ci)=1;Xi<XSi,则P(Ci)=Xi/XSi×100%。

2.4不安全指标阈值的确定

生态安全评价指标阈值的确定是一项非常具有探索性的工作。本项研究是在查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从嘉兴市农业发展特点出发,根据各指标的特性和水平,确定其安全(最起码的水平)或不安全(现阶段勉强可以接受的水平)的指标阈值(表2)。

2.5综合评价结果及其原因分析

本研究采用综合评分法对嘉兴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分。我们用“生态不安全度”来表示生态不安全状况。不安全指数越大,区域的“生态不安全度”就越高,现拟分4个档次确定其“生态不安全度”。稍不安全:0.00≤P(O)<0.25;较不安全:0.25≤P(O)<0.50;很不安全:0.50≤P(O)<0.75;极不安全:0.75≤P(O)≤1.00。通过对嘉兴市1991年和1997年的生态安全状况的综合评价(表3),可以发现:1991年其总体生态不安全指数为0.6650,1997年为0.6375,均处于“很不安全”的状态,但1997年比1991年稍有改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6年来该市资源生态环境压力稍有降低,资源生态环境质量稍有好转,资源生态环境保护整治及建设能力稍有提高。主要是:①由于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非农人口增加19.38%,人口集聚化程度提高,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有所减轻;②由于人口增加和土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全市人口增长3.46%,耕地面积减少了6.98%,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继续上升;③由于人口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乡镇工业对环境的污染(工业三废排放量增加51.56%),水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大;④虽然工业三废的污染有增无减,但由于化肥用量的较大幅度的减少(6年减少了34.72%),污染物的总体负荷有较大的下降;⑤由于工业废水的过量排放,使得区域内本来就少的水资源受到严重的污染,地面水质不断恶化,资源质量明显下降;⑥全市6年间废气排放量增加了4.22倍,空气质量继续恶化,但由于农田水利建设力度的加强,洪涝灾害成灾率及其直接经济损失大幅度下降,生态环境质量有所改善;⑦尽管全市农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水利建设资金和治污投入成倍增长,但其比例增加不快,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称,相对投入能力并无增强;⑧近年来全市农业科技发展较快,农业科技人员增加了74.12%,R&D(研究与开发)投入增长了5.59倍,整体科技水平有所提高;但工业废水处理率还不到40%,R&D占GDP的比例还远远低于全国水平,农村劳动者素质还较低,科技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支撑能力并无明显的增强。

第3篇

【关键词】 城市生态安全 环境要素 影响 研究

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话题，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激增，很多大中型城市陷入了严重交通拥堵、住房紧张、能源匮乏等恶性循环中。同时，随着我国工业的复苏，工业能源消耗巨大，废水、废气的乱排放现象严重，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城市生态安全。

1 解决城市生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1.1 城市生态安全的介绍

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对于生态安全的研究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城市的生态安全问题与城市的经济发展、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并且考验着区域生态环境是否有足够能力抑制重大的自然灾害。影响城市生态安全的因素主要有土地、水资源、大气污染、生物安全等，当区域的生态环境能够维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时，就说明当地的生态是安全的。

1.2 保护城市生态安全及其环境的重要性

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威胁着城市居民的身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生态安全危机逐步呈现出来，例如震惊世界的日本水俣病事件，由于人口密度过大，城市建筑密集，出现的严重的热岛效应，现在城市出现的雾霾天气等，这些生态问题都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切身利益，所以，改善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2 环境要素影响城市生态安全的表现

2.1 自然资源的低效率使用

（1）非农用建设用地增多。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加快，建筑用地和工厂用地等不断增加，很多城市在前期规划时，没有结合当地情况，缺乏设计的合理性和前瞻性。并且，随着房价的日益增长，给外来务工人员造成了较大的经济压力。

（2）水资源的匾乏。我国局部地区缺水较为严重，大量的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造成水资源紧张，加上水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人们的节水意识淡薄，节水设备不完善等因素造成水资源大量的浪费，使用率低。

2.2 环保部门监管不到位

我国政府出台了很多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环保部门监管不力，管理方法不到位，考核指标不明确，加上地方政府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发展上，忽视了环境保护，导致了监管力度与法律法规不协调，产生较大的实施阻力。

2.3 尾气的大量排放

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汽车已经成为人们出行重要的交通工具，汽车排放的大量尾气加重了环境污染。汽车尾气中含有大量的有毒气体严重影响人的呼吸系统和血液循环，威胁着人类的身体健康。汽车尾气的排放是酸雨形成的主要原因，影响农业发展和城市环境。

2.4 城市中的动物的管理制度不完善

城市中，大量的流浪动物影响着城市环境和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很多城市对于流浪动物的管理制度不健全，严重影响了城市生态安全。

2.5 人为因素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人们对于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的同时，往往忽视了环境保护，大量砍伐森林，破坏植被，水资源浪费、工厂排污等严重影响着城市生态安全。

3 防范措施与对策

3.1 加强环境治理，控制污染

改变传统的防治观念，加强预防工作，加大整治污染源力度。城市污染的主要源头是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随意排放。因此，相关部门应引进先进的污水处理设备，提高排污能力，将排污量降到最小。强化群众的环保理念，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环保市场出现了各类环保产品，如生态厕所、节水淋浴等节能产品，可以大力推广和普及。对于工业污染，企业内部必须加强排污设备的更新换代，保证设备的排污能力达到最优。

3.2 调整产业结构，做好城市规划

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二、三产业在城市经济中的比重，促进城市经济健康发展，并逐渐向生态经济方向发展。生态经济能够将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城市规划初期，应坚持科学合理的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将自然环境与建筑物协调统一，保存自然资源的完整性，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生态功能。

3.3 完善立法，加强管理力度

相关部门应结合城市生态安全存在的问题，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执法程序，加强执法力度和监管力度，对重点企业进行实时监控，对违规企业和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并进行积极的引导教育。大力施行赏罚制度，进行责任分工，将责任明确到部门或个人，对出现的环境问题做到有章可循，第一时间找到责任人并及时解决。

3.4 引入生态安全评价体系

目前用得较多的是生态承载力分析方法，最新的方法是生态足迹法。利用生态足迹法可直接分析某城市在给定时间内占用的地球生物生产率的数量，通过地区或国家的资源消费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与能源的比较，判断该城市的发展是否处于生态承载力范围，其生态系统是否安全。同时应该注意城市生态系统的特殊性，在作评价的时候应增加或者减少一些指标，不同的城市的具体的评价体系是不完全相同的。

3.5 加强人口管理，提高人口素质

计划生育制度的推行，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来自人口的压力，但人口的整体素质亟待提升。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建立完善系统的人口管理体系，通过转变思想观念，加强外来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解决外来人口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在一些贫困地区深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将环保的理念融入到教材中，环境保护从娃娃抓起，同时，营造良好的生态环保的社会氛围，通过公益广告等形式，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4 结语

解决城市生态安全是全球性的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一件非常复杂并且需要长期坚持的工程。解决城市生态安全问题，需要我们提高环保意识，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政府方面应加大整治力度，狠抓落实，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统一，达到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欧朝蓉，孙永玉，朱清科，叶文.中国生态环境脆弱性研究进展[J].安徽农业科学，2013（8）.

第4篇

关键词：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河南省；对策

土地资源是一定区域空间内的气候、基础地质、地形地貌、土壤和动植物等自然要素与人类劳动成果相结合的一个自然——经济综合体。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和对土地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我国出现了一系列土地资源生态问题。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土壤污染等生态问题直接威胁着我国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资源生态安全成为当前土地资源利用研究的热点，也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前沿课题。

随着中原经济区国家政策的出台，河南省进入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对土地的利用和保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省又是农业大省，国家的粮仓，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此，对于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现状分析、存在问题与解决对策的相关内容的研究至关重要，关系到国家的战略安全以及中原 地区的兴衰，怎样协调好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和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河南省宏观战略设计的重要问题。

1 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研究的现状

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是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土地利用安全格局的基础。目前，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张建新基于P-S-R框架模型，从土地资源生态压力、土地资源生态状态和土地资源生态环境响应3方面进行指标筛选，构建了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1]；刘勇等从土地自然生态安全、土地经济生态安全、土地社会生态安全等方面选择了24个评价因子，对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结合该指标体系对浙江嘉兴市的土地生态安全进行了综合的评估[2]。汤洁等人依据区域生态安全评价一般性指标体系，并从吉林省镇赉县土地利用结构及特点的实际情况出发，构建了由目标层、准则层A、准则层B、指标层构成的土地生态环境安全评价指标体系[3]。高志强等采用数字环境模型，对中国土地资源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东南沿海和四川盆地是中国土地资源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区域[4]。张虹波以黄土丘陵区的彭阳县为例，采用将状态评价模型和趋势分析模型相结合的动态评价方法，对区域土地生态安全进行了实证研究[5]。这些研究为中原经济区核心区土地资源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了一些思路和尝试。

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和重要的农业与产粮大省，河南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傅建春等把河南省土地资源生态安全问题归结为土壤资源人均占有量低、耕地质量差、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等几个方面；张泊平和吴国玺则从可持续利用的角度讨论了河南省土地资源利用模式和途径[6]。田克明和王国强采用多因素综合评定和系统聚类相结合的方法，对河南省18个单元农用地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7]。

2 河南省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现状

根据2010年河南省国土资源厅的信息，河南省土地总面积16.56万km2，其中耕地面积808.13万hm2，占土地总面积的48.8%；林地283.15万hm2，园地31.03万hm2，牧草地1.47万hm2。居民点工矿用地185.57万hm2，交通用地38.96万hm2，水域用地122.23万hm2，未利用土地184.84万hm2。耕地总面积所占比例为全国最高的省份之一；人均耕地0.0867hm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地关系紧张，土地的承载力较大，对经济的高速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竣的挑战。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的三废、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给河南省的土地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危害，直接影响了河南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河南省部分偏远地区经济和环境的恶性循环，更加影响了土地资源的生态安全。部分地区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壤肥力流失致使土壤朝着贫瘠化荒漠化的趋势演变，对当地的农业、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土地生态环境恶化对局部小气候和植被多样性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局部降水不均匀，小范围内气候异常，河流水系断流，水库的防洪抗旱的调剂作用得不到充分利用。矿产资源、林业资源不合理开发，动物栖息地遭到破坏，给生态环境以及生物生态多样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经济发展建设的绊脚石，也对和谐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1 耕地面积逐渐缩减，人地矛盾突出

从2002年的7262.8千hm2缩减到2004年7177.5千hm2，随着省政府政策的正确引导，从2005开始回升，到2008年逐渐趋于稳定趋势。但是耕地形式不容乐观，由于河南省人口众多，人均耕地更是逐渐减少，由1954年的0.205hm2，下降到2003年的0.086hm2，再到目前的0.07hm2，这种人均耕地逐渐减少的趋势发展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了很大阻碍，人地关系矛盾严重，特别是这几年中更为突出。

2.2 化肥农药使用量逐渐增加，农业活动造成的污染严重

从2002年开始～2011年，化肥使用量年递增为20.702万t/年，农药施用量年递增为0.254万t/年。耕地总面积减少的情况下，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保证了土壤的肥力供应和减少了农作物的病虫害的危害，但是实际情况中，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土地资源和河流水库的富营养化以生态污染，给生态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土壤板结和农副产品的品质下降，对于农副产品的附加值的增加和有机产品的开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不利用农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3 三废排放量增加，工业活动造成的污染严重

废水的排放量从2005年的26.3亿t增加到2010年的35.9亿t，年增加量为1.92亿t；废渣的排放量从2005年的6178.2亿t增加到2010年的10714亿t，年增加量为907.2亿t；废气的排放量随着国家政策中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有下降的趋势，但是对整个土地生态环境仍然产生巨大的影响。三废排放量的逐年增加对土地的生态环境以及整个农业的生态环境都产生较大的危害，有些污染物通过食物链的循环富集危害人体健康；有些污染物甚至直接危害土地资源，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废置；三废对土壤的污染还会引起大气、水资源以及人类居住环境的次生环境问题，威胁着土地生态安全和居民的生命健康。

2.4 自然灾害影响人次和经济损失日益严重

从2006年到2010年期间，自然灾害受灾人次最低在1613.06万人次，最高达到3531.8万人次，受灾人次较多并且范围广，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更为明显。自然灾害引起的直接经济损失从2006年的43.3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202.2亿元，经济损失逐年增加，根据曲线显示还有加速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在欠发达地区，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通道的过程中，由于原有基础设施和防灾技术措施的陈旧落伍，导致社会经济在自然灾害面前非常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生态环境受到影响，农业活动受到影响，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土地生态恢复带来较大的困难。

3 维护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的对策

针对河南省的土地资源生态安全现状，本文主要从以下4个方面对相应对策进行探讨。

3.1 控制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方式和思路，提高耕地资源的保护措施

从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方式和思路上寻找对策，加强对基本耕地的保护，特别是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和管理。坚持节约用地制度，提高非农业经济建设用地的集约型、高效型，防止用地浪费，控制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间接转换和开发使用，增强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以保障城乡和区域发展的要求出发，优化土地利用类型的结构和空间布局，实现各项经济建设用地、城乡基础设施用地、基本农田和生态用地的相互协调、合理布局，加强耕地资源的政策保护和措施保护。

3.2 控制工业三废的排放和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加强土地的生态环境修复措施

工业三废的排放造成了土地、水质、生态环境等质量退化和污染，应该严格控制工业三废的排放，加大污染治理的投资和技术研发，提高污染治理的效率和技术水平，有效消减有害物质的产生和排放。控制农药和化肥在农业中的过量使用，提高农业的技术含量，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当前土地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加大土地生态环境修复经费的投入和相关技术的研究，提高相应的修复措施的实施，控制土地的生态环境不再进一步恶化，在此基础上改善土地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的生态效益，在国家生态保护区的基础上扩展其影响范围和效益，努力使土地的生态环境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

3.3 提高基础设施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建立土地生态安全监测评价体系

提高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土地生态安全的有效保障，能够提高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力，提高对抗自然灾害的能力。特别是黄土沟壑地区和高山丘陵地区更应该从土地保护和农林业的基础保障设施的规划建设入手，做到科学合理，建设有效，维护有力，功效合一，切实发挥出基础设施的作用，保障土地的生态安全和农牧业的健康发展。并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土地生态安全监测评价系统，全面掌握土地生态安全的现状、发展规律和潜在威胁，能够及时有效的对于非正常变化和达到预警状态的土地生态安全进行监测和预报，保障土地生态安全在可查和可控的范围内，使得土地生态朝着安全的趋势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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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虹波，刘黎明，张军连等.黄土丘陵区土地资源生态安全及其动态评价[J].资源科学，2007（4）

第5篇

[关键词]石油高校；大学生；能源安全意识

近几年来，因为我国的能源安全现状，我国政府对国家能源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也不断上升，这同时也对高校学生尤其是石油高校学生的能源安全意识的培养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些调查资料和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当今的高校学生对于国家能源安全的意识较为弱化，甚至一些专门的石油高校的学生对此问题也比较漠视。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许多高校是由于社会需求和其培养目标的限制，忽视了对学生能源安全意识的培养；而一些石油高校也因为教学体制的原因，一味的强调课程设置的专业性，而忽略了对能源安全教育体系系统而长效的建立。这些都导致石油高校所培养出来的专业人才因严重缺乏能源安全的意识和观念，而难以承担起在开发和建设我国能源的同时能够切实而有效的保障能源安全。目前，国际和国内的能源安全形势日趋严峻，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石油高校的学生更是担负着勘探、开发、运用及保障我国能源的重要使命。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加强对大学生能源安全意识的培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则呈现在石油高校的教育面前。

一、培养大学生能源安全意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反映了当前我国党和政府在新时期要做好的两项工作——节能和环保。决心抓好这两项工作就要依靠全民能源安全意识的提升，而在高校加强大学生能源安全意识培养，对于做好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1. 培养大学生能源安全意识，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必然需要

我国要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建设节约型社会便是道路的方向。中国的资源总量位于世界前列，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却处于世界第53位，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中国的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目前是世界水平的1/4，而且这个数量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会越来越少，可见节能应势在必行。节能就是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尽量减少能源的浪费，以缓解当今世界的能源问题。在人们不断的开发和利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能源的同时，节能已被誉为“第五能源”与这些能源同等重要。目前，一个国家节能技术水平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某国能源运用情况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反映一个国家科技水平与实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强调坚持运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口号。这就要求全民树立“能源意识”和“节约意识”，这样才能有效的缓解国家能源需求，减轻国家能源的负担。大学生作为未来国家和社会建设主要力量，需要引导其牢固树立能源安全意识，并深入理解和实施。

2. 加强大学生能源安全意识培养，是社会主义文明的迫切要求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能源安全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社会能源安全问题日趋突出。能源市场的持续动荡、地区间能源的争夺以及各国对能源安全使用等问题越来越突显，能源的安全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气候变暖、大气环境质量急剧下降，使得能源的使用安全被逐渐的提上议事日程。世界各国开始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能源安全问题，并更多地关注因能源使用而造成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据统计，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的责任。

十七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同时强调，要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能源与环境是息息相关的两个问题。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是建立在对能源进行源源不竭的开采和利用的基础上，在开发和利用能源的过程中，环境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破坏；反之，生态环境的恶化，又会直接影响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据相关统计，全球2010年能源相关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历史最高。近年来，我国加大减排工作力度，决定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的15%左右。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我国对于环境保护的信心和决心。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大学生更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充分认识到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确保能源的安全使用，从自身做起，以实际行动实现国家的宏伟目标。

二、石油高校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大学生能源安全观的培养

第6篇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7-0299-03

Abstract：The ecological security of scenic spot is the key of sustainable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rea.In the planning of a scenic spot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reasonable bearing capacity of scenic spots should be take into account，to avoid excessive development，resulting in destruction of scenic ecological safety.Karst landform is widely distributed in southeastern Yunnan Provence，formed a unique scenery of Karst， Puzhehei tourism spot is typical and representative，but because of Karst area ecological fragile and easily damaged，so before the development of Puzhehei tourism spot，we should analysis its ecological security situation，so we can harvest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Scenic spot；Ecological safety；AHP

对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欠发达的地区，大力发展旅游业似乎成为脱贫致富的一条捷径。但是人们往往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忽略了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过度的开发不仅导致其原来的面貌遭到破坏，长此以往，旅游业也失去了竞争的优势，不仅经济得不到发展，生活环境也面临着严重的威胁。这就要求在开发的过程中，规划先行、分析先行，对该地区的生态安全状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适当开发，取得经济与环境效益双丰收。

一、生态安全评价方法与过程

（一）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将与决策总是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

层次分析法的特点是在对复杂决策问题的本质、影响因素及其内在关系等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较少的定量信息使决策的思维过程数学化，从而为多目标、多准则或无结构特性的复杂决策问题提供简便的决策方法，尤其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于直接准确计量的场合。

（二）研究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针对旅游区生态安全评价，大多是都是从自然系统、经济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三个方面进行评估测定，如陈菁等[1]对湄洲岛快速发展的旅游业与生态安全耦合研究中，便从社会层面的人口、环境和经济层面进行指标构建；周国海[2]对武陵源风景区生态安全评价中则从自然、经济和社会层面构建了22评价指标进行计算分析。根据指标选取应遵循科学性、综合性以及代表性原则，综合相关文献资料，本文构建了如下指标体系（见表1）。

（三）研究区生态安全评价过程

通过专家评价，对两两元素进行比较，构造判断矩阵，判断矩阵的构造按照两两元素的重要性进行评价（见表2）（该比例标度表20世纪70年代初，由美国运筹学家、匹兹堡大学T.L.Saaty教授提出），然后计算相对权重并且进行一致性检验。要研究某一地区的生态安全时除了有研究区的原始数据、各项指标的权重，还需要有每一项指标的标准值（也称为阈值）。针对指标存在正指标和负指标的情形，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方式[3]计算各项指标的安全指数：设为第i个评价指标的实际值，Si为第i个评价指标的基准值，Pi为第i个评价指标的安全指数，则：

1.正安全趋向性指标：当Xi≥Si，则Pi=1；当Xi

2.负安全趋向性指标：当Xi≤Si，则Pi=1；当Xi>Si，则Pi=Si/Xi。

二、丘北普者黑景区生态安全现状

（一）丘北普者黑景区生态安全定性描述

丘北普者黑景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区，“峰林洼地”是其主要的旅游景观，喀斯特地区又是生态安全较为脆弱的地区，从普者黑景区大力发展旅游以来，游客人数不断增多，景区内外围都承载了较大的生态安全压力。目前从调研的状况来看，普者黑景区还处在安全承载范围之内，但是在旅游的高峰期游客体验在不断的下降，也有不少游客反映普者黑景区的开发速度过快，与游客期待的和谐、自然环境存在一定的差距。

（二）丘北普者黑景区生态安全定量评价

1.根据指标体系的设计，笔者采访了20余位从事旅游以及生态安全方面研究的学者及专家，邀请他们对于自然系统、经济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两两相关因素重要性程度进行评判，综合得到的数据结果，构造出如下判断矩阵：

自然系统构建出的矩阵：

经济系统构建出的矩阵：

社会系统构建出的矩阵：

2.由判断矩阵，在matlab中进行运算，[4]得出了相关的指标权重（见表3）：

（三）丘北普者黑景区生态安全定量评价结果

根据上表的计算结果，普者黑景区生态安全的总得分为0.6045分，但是在具体的每个系统内又有所不同。在自然系统内，得分为0.74（0.2467*3），经济系统得分为0.6492（0.2164*3），社会系统得分为0.4243（0.1414*3）（本文认为三个系统对于生态安全的贡献比例应一致，所以三大系统各占总分的1/3）。根据相关研究，给定出了旅游景区生态安全层级划分（见表4）。

通过层次分析法的分析，可以认为普者黑景区现在处于生态安全较好的阶段，但是靠近一般，说明普者黑景区的生态安全已经存在或大或小的一些问题，要引起充分重视；具体到每一个系统层内，自然系统得分高于经济系统得分高于社会系统得分，这说明在丘北普者黑景区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还处于较为和谐的状态，尤其是自然系统较为良好，表明丘北普者黑景区的开发还没有在很大程度上破坏其自然状态。但是社会系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说明在丘北普者黑景区发展的过程中，外围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

三、针对丘北普者黑景区生态安全问题的对策与建议

（一）政府管理者应该加强宏观引导作用

当地政府尤其是旅游监管部门要注重对景区的管理，包括对景区污染的处理、对旅游旺季人员的控制、对景区旅游服务设施的维护、对景区旅游从业人员的规范、对景区游客的合理引导等，这些都是实现景区生态安全的重要前提，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二）景区内旅游从业人员应该提高自身素质，维护景区生态安全

旅游从业人员很大程度上能够对游客起到引导作用，但这也要求旅游从业人员首先自己需要具有较高的素质。旅游从业人员应当树立起对于生态环境较强的社会责任心，在给旅客带来快乐体验的同时也要尽可能劝阻少数游客的不文明行为。

（三）游客应当树立起较强的环境责任观

游客对景区的生态环境变化起着无比重要的影响，很多游客在旅行的过程中不注重环保意识，随处乱扔垃圾的现象比比皆是，乱刻乱画的现象也不足为奇，这些都是对景区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积月累将会对景区的生态环境安全造成极大的影响，因此应当在旅行的过程中做一名文明游客。

第7篇

关键词：生态安全；生态安全问题；公共安全；政府生态安全责任

中图分类号：D035；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5194(2009)06－0064-06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存在着普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代政府也必须履行相应的生态环境责任。然而，众多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正在或已经演变为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即它们对自然安全和人类安全都构成了越来越明显的挑战，由生态环境问题所引发的生态安全事故或突发生态公共事件也开始屡屡显现，而当代政府自然需要履行在公共安全层面上的生态安全责任。将生态环境问题与安全联系起来，将政府生态责任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目的既是在于明确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对于公共安全的危害性和挑战性，也是在于强调生态安全意识和当代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生态安全问题：广义安全视阔下的生态环境问题

理解生态安全问题应当首先弄清“安全”以及“生态安全”概念。从抽象的意义上说，所谓安全即是特定主体(个体或系统)的生存与发展处于一种相对安稳和保全并使其免于各种威胁或侵害的状态。作为安全的主体多种多样，但最终可大致分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类，而广义的安全就是包括自然安全或自然界自身的安全以及人类安全或人类社会的安全，狭义的安全通常专指人类安全或人类社会安全。作为安全的具体内容也非常丰富，也可以大致区分为生存与发展两个方面，广义的安全既包括生存安全也包括发展安全，而狭义的安全往往专指生存安全。本文拟在上述广义的安全视阔下讨论与解读生态安全及生态安全问题。

生态安全也可称为环境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绿色安全等，1977年莱斯特・布朗在《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报告中最早将环境问题纳入国家安全考虑。2000年我国国务院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也首次提出了“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但时至今日，关于生态安全概念涵义仍是众说纷纭。笔者认为，在广义的安全视阔下，生态安全应当包括自然生态安全和人类生态安全两个方面，前者特指自然或半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安全，即自然生态系统保持完整、稳定与健康的状态，是在时间上能够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自治功能以及保持对胁迫进行恢复的状态；后者特指自然生态系统对于人类的安全，即“人类在一定的生物圈空间生存时的相对可靠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状态”，是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秩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定义)，是自然生态系统能够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而稳定和持续地提供各种必要和基本的资源和服务的状态。当然，这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自然生态系统保持本身的健康与活力是其为人类社会提供持续、稳定资源与服务的前提，而人类所需要的资源和服务本身也体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状态。

当然，生态安全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不同层面或不同领域的内容。如按照生态安全的空间尺度，从范围大小可分为全球生态系统、区域生态系统和微观生态系统等空间若干层次的生态安全。按照生态安全的生物尺度，包括生物细胞、组织、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生态景观、陆(地)海(洋)生态及人类生态的不同生态层次，其中任一生态层次出现损害、退化、胁迫，都可以说是该层次的生态安全处于不安全状态”按照自然体系的不同领域，生态安全也可区分为水安全、土地安全、大气安全、动植物安全等。按照社会体系的不同领域，生态安全也可区分为经济生态安全、政治生态安全、军事生态安全、人文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等。

生态安全具有整体性、公共性、根本性等许多重要属性或一般特征，其中，本文需要强调的是：(1)相对性。它既表现在生态安全是由不同因素所构成，它们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满足程度各不相同，从而生态安全的水平也不相同；也表现在人类及其群体对生态安全的需求重点和程度有所不同，从而判断生态安全及其程度的标准也就不同；还表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生态安全及其阈值的认识存在着太多的滞后性和未知性。，(2)动态性。任何层次或区域的生态安全及其程度都会随着自然生态环境本身的变化而变化，也会随着人类适应自然生态环境能力的改变而改变。(3)人本性。这首先表现在自然生态安全标准归根到底是适应于或服务于是否有利于人类自身安全；也表现在如果任何一个或几个自然生态因子不能满足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就能说明生态安全是不合格的。

所谓生态安全问题就是指对于生态安全足以构成威胁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属于一种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乌尔曼曾经认为，对国家安全的造成威胁的应是一项行动或一系列事件：形成极大的威胁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使一个国家的居民生活质量受到恶化；或者是，造成的威胁使得一个国家的政府或国内私人的或非政府的实体(个人、团体、公司)可利用的政策选择范围显著地减小。据此，我们也认为，只有当生态环境问题极大或明显地威胁到特定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稳定性时，“只有当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范围、程度足以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国家生存时，才能成为环境安全问题”，而“并非所有的环境问题都是安全问题。将一般性质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全部上升为安全问题，是对实际情况的随意夸大。这样做只能使维护国家环境安全的目标失去其本来的意义，也容易给反对派以借口。”从一定意义上说，生态安全问题也应该属于一种最为根本的安全问题。因为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生态安全问题不仅意味着威胁到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完整与稳定，而且意味着威胁到人类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等其他安全存在的自然基石或自然载体。进而，我们还可以认为，生态安全问题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最为根本的问题。因为安全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基本问题，而生态安全问题则是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更为基本的基本问题，即最为根本的问题。

与生态安全相对应，生态安全问题也具有外部性、综合性、复杂性、不确定性等许多属性或特征。但若与其他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其他安全问题相比，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根本威胁性。生态安全问题或者威胁到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存在与进化的基础，或者威胁到人类社会持续性生存与发展的基 石。(2)难以扭转性。相当一些生态安全问题都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都是超过了特定的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而一旦超过其自身修复的“阈值”，往往造成难以逆转甚至一些不可扭转的后果；即使能够恢复，也往往需要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和相对于当初预防和及时治理所需的更加高昂的代价。

巴内特(JonBamett)曾经将生态环境安全问题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环境退化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表现为：国民健康水平的下降、经济活动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基础的减少、环境移民的出现、由于经济增长的下降和环境资源逐渐稀缺而导致国内动乱的爆发，国家间爆发资源争夺战等。第二类是人类活动对于生物圈的循环能力和自我平衡能力的破坏，也称之为“生态安全”问题。第三类是环境恶化对人类安全构成的威胁，这一类问题关心现在以及将来人类能否居住在一个稳定和健康的环境中。这事实上是从生态安全主体的角度来区分的，而在前述广义的安全视阔下，它们最终也可以大致归纳为两大类：第二类的“生态安全”问题就是自然生态安全问题，第一类和第三类可以统称为人类生态安全问题。此外，我们也可以从其他视角来对生态安全问题进行划分。如从它们产生原因的角度来看，影响人类安全的环境问题的类型有：自然灾害、累积性变化或缓慢发作的变化、突发事故或工业事故、发展项目和冲突与战争(《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的“全球环境变化和人类安全”研究项目中的观点)等，这其中既有自然灾害引起的也有人类不良行为引起的生态安全问题，既有渐进性累积形成的也有突变性事故形成的生态安全问题。从生态安全事件的角度来说，20世纪申叶轰动一时的“世界环境公害事件”、1998年长江和嫩江流域洪水灾害、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等都是比较典型的生态安全问题。

二、政府生态安全责任：公共安全层面上的政府生态责任

生态安全的意蕴不是传统的政治学中的国家安全、安全科学中的生产技术安全以及法学中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安全”等范畴所能完全涵盖的，它应属于一种具有全新意义并且包容性很强的“公共安全”内容。目前，这种“公共安全”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术语，相应的公共安全管理在国际上也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公共安全事件在我国也被称为“公共事件”、“突发性公共事件”或“公共危机事件”等。公共安全管理在美国和澳大利亚也称为“紧急事态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在新西兰称为“民防”(Civil Defense)或“民防紧急事态管理”(Civil Defense Management)。而且，从过去只注重生命和财产安全，到同时关注生态环境安全，也是西方国家紧急事态管理的一大特色”。

所谓公共安全至今也无相对成熟和统一的定义。有人认为：“国际上通常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以及社会生产、工作生活安全。它包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和每个公民一切生活方面的安全(从国防安全、环境安全到社会福利保障等)，自然也包括免受犯罪侵害的安全。狭义的公共安全主要包括来自自然灾害、治安事故(如交通事故、技术性事故等)和犯罪的侵害三个部分。”基于前述广义的安全视阔，笔者认为，广义的公共安全的基本涵义应当指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公众(包括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包括工作和生活环境、良好的公共秩序、生命财产、身心健康、民利、自我发展等)处于一种相对安稳和保全并使其免于各种威胁或侵害的状态，它包括除完全属于私人领域范围之外的所有公共领域或方面的安全的内容。

生态安全属于公共安全的领域或方面，而且应该是最为根本的领域或方面。因为，“没有生态环境安全，就没有社会公共安全”，“一个民族得以长久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其主要推动力和重要标志应当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倘若以土地和水资源为核心的国土资源极其短缺，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清洁的空气和水等环境要素时，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就失去了载体和基础。”所以，生态环境安全是一种基础安全或底线安全，它也被诺曼・迈尔斯称为“始终的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生态安全责任也就是最为根本的公共安全责任。当然，也可更进一步地说，因为公共安全是政府的最基本的责任，而政府生态安全责任又是最为根本的公共安全责任，所以它也是最为根本或最为基本的政府责任。此外，如果说政府生态责任就是政府以追求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或人与自然的和谐为价值目标，与特定机构与职位相一致的义务与职责，那么，政府生态安全责任内容关涉的就是自然生态系统平衡与稳定或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生态安全问题就是威胁这一最低限度的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生态安全责任又是最低限度或最为根本的生态责任。

公共安全属于比较典型的公共产品，所以，它一直被视为作为典型公共部门的政府的主要职能。威廉・葛德文就曾认为“政权是为了维护个人安全而设立的机器。”近代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般都普遍认为，政府应当承担非常有限的职责，而保护私人生命和财产安全就是不可缺少的政府主要职能。然而，相对于当代政府的生态安全责任来说，相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而言，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又有着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时代动因。

首先，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是应对当代生态安全问题挑战的必然要求。应该承认，当代生态安全问题并不都是完全无法预测和确定的问题，而是大量或已经或正在或即将发生的越来越突出的现实问题。联合国在2005年的《千年生态环境评估报告》中，通过披露诸多生态环境问题事实之后得出结论：如果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下去，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将会面临巨大威胁，尤其危及人类健康与长远发展。我国学者曲格平在2002年就提出我国的生态安全已经在国土、水、人民健康和生物四个方面突现出来。目前，我国的生态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和水资源枯竭导致部分地区沙化严重、发展受阻，甚至出现生态移民；环境污染致使部分公众健康与生命遭受损失；一些外来物种入侵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等等。面对这些生态安全问题的现实挑战，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当代政府自然责无旁贷。

其次，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是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先进理念的内在要求。其主要表现为：一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不仅直接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安全基本目标，而且也深刻揭示了生态安全的以人为本重要属性。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发展就是安全发展和发展安全，当然也包括生态安全的发展和发展的生态安全，因为前者就是指发展必须以自然生态与人类 社会稳定性生存为前提，后者就是指发展必须以自然生态与人类社会持续性提供各种基本条件为保障。，’对于我国政府来说，如果说当前第一要务是发展，那么第一责任就应当是公共安全，而生态安全则为政府根本的第一责任。二是追求生态文明目标的要求。，生态安全既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也体现了安全文明建设的要求。其中，生态文明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而生态安全文明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文明的最低限度和最为基本要求的文明。与此相应，目前我国政府主要职责也需要不断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到生态文明与安全文明建设型政府上来。三是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和平和安全问题的某些方面与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直接有关的，实际上，它们是持续发展的核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就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即发展的安全性，其中当然也应包括作为发展安全核心的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就是既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能对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而作为人的最为根本需要的生态安全也理应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因此，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当代政府必须担当起生态安全责任来。

再次，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是适应当代政府创新先进目标的直接要求。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本位或社会本位为核心价值理念的政府，它不仅在服务内容上需要把维护社会公正放在显著位置上，而且在服务方式上也需要具有主要为服务导向而非控制导向的特征。显然，生态安全不仅代表一部分人或当代人的利益，而且代表全人类和后代人的利益。而服务型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既是体现公民本位或社会本位的核心价值之要求，也是体现最具广泛意义的社会公正之要求，还是体现适应生态安全问题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特点的服务导向或非控制导向之要求。二是建设生态型政府的要求。如果说，建设生态文明社会或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首先要建设好生态型政府，那么，建设生态型政府就必须首先要建设好生态安全型政府。因为维护生态安全是生态型政府建设的最为基本的任务，而政府生态安全责任也是生态型政府的最为根本的责任。三是建设责任型政府的要求。责任政府是具有对公民或社会负责理念的政府，而政府责任的具体内容也可表现为包括生态责任、安全责任等在内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诸多方面。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既是对公民或社会负责理念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责任内容的直接具体体现，是建立在“生态安全公共利益至上”的信念基础之上的当代政府责任的直接具体内容。

三、强化当代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主要原则和总体思路

根据当代社会治理以及政府治理的新理论，结合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新特点，笔者认为，应当在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内容、形式以及地位和作用等方面强化如下一些原则：

一是生态安全责任内容的多样统一和相对优先原则。如前所述，生态安全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作不同的区分。所以，相应的生态安全责任内容也是多种多样，如可分为自然生态安全责任与人类生态安全责任、人类生存的生态安全责任与人类发展的生态安全责任、区域生态安全责任、国家生态安全责任与全球生态安全责任等。一方面，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以及生态安全利益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必须坚持这些不同生态安全责任内容的最终统一性原则；另一方面，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这些不同内容的责任之间也可能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也需要政府坚持一定的相对优先原则，如人类生存的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自然生态安全责任，自然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人类发展的生态安全责任，人类生存的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人类发展的生态安全责任，国家的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国家内部区域的生态安全责任，全球生态安全责任相对优先于国家生态安全责任等原则。

二是生态安全责任形式的多样并举和道德根本原则。政府责任形式通常表现为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或积极责任、消极责任等方面，这些同样也可表现为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具体形式。为了最大限度地强化生态安全责任，政府必须根据现实需要坚持综合运用这些多样的责任形式原则。但是，相对于其他政府责任形式，政府也应当坚持道德根本的原则，即确立生态安全的道德责任应当成为当代政府落实生态安全责任的根本之道。这既是因为生态安全问题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任何有关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内容都无法准确完整地加以涵盖与包容；也是因为道德责任在本质上更加赋有自觉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即“道德责任不仅是法律责任的补充，而且是法律责任的提升。如果行政人员能够具有充分的道德责任意识，他就能够超越法律制度对他的岗位责任的一切规定，使他的岗位责任得到最充分的履行，并在这种履行岗位责任的过程中，使法律制度的不充分性得到补充，使法律制度的一切不适时的和不正确的规定得到纠正。”

三是生态安全责任主体的多元合作和政府主导原则。根据当代社会治理理论的要求，生态安全责任主体不能仅仅限于政府，而且应当包括各种能够承担这一责任的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政府生态安全的善治也必须坚持政府与其他多元社会主体的合作治理原则，而面向后工业社会的合作治理理论又进一步强调这是一种超越工业社会的工具理性和体现高级价值理性的多元合作原则。而生态安全的高度复杂性、广泛公共利益性以及众多生态自治力量的成长都在呼唤这种走向后工业社会的生态安全多元合作治理，这是一种政府与其他多元社会主体建立在真正平等基础之上自愿自主的合作治理。虽然，这种合作治理强调的不是以政府为中心而其他社会主体只是作为参与主体而存在的治理，但是，在走向这一合作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当代政府仍具有主导地位和发挥主导作用。而所谓政府主导原则就是指政府不仅要在自身不同层面、领域或区域的政府及其部门之间率先进行充分平等协商基础之上的生态安全合作，也要积极培育和引导社会生态安全自治力量的成长和成熟，还要善于担当促进和组织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以及社会主体之间的生态安全合作之职责。

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强化当代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总体思路主要表现为：

一是不断确立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理念基础。这一理念显然是生态意识、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的有机集合体。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当代政府需要从关注一般生态环境问题意识上升到同时关注生态安全问题意识，从关注传统的国家安全意识上升到同时关注作为非传统国家安全的国家生态安全意识，从关注生态安全的法律责任意识上升到同时乃至主要关注生态安全的道德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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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关键词 植物检疫；重要性；工作措施；陕西西安；长安区

中图分类号 S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14-0125-01

西安市长安地处关中平原腹地，南依秦岭，北临西安，气候温和，植物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物流频繁，多条高速、快速干道通过秦岭山区，给秦岭的生态安全带来了严重隐患。为了有效管控秦岭生态安全，长安区森防站将检疫工作列为森防工作重中之重，始终将植物检疫工作作为阻止病虫害传入和蔓延的有效手段，多年来，积极探索有效提高植物检疫工作水平的方法。

1 植物检疫工作的重要性

植物检疫即防止外来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本地造成危害，防止本地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扩散蔓延，保护林业生产安全，服务于植物、植物产品贸易。其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植物检疫是林业生产安全的保障

通过开展植物检疫，打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使用、运输带病虫苗木和疫木及其产品等行为，重点检疫检查公（铁）路建设、水电建设、电网改造、摩托车经营等涉及的松木及其松木设备包装材料，严查主要造林工程外调苗木，确保引种和调运植物、植物产品的安全，防止外来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播蔓延，保护秦岭生态安全[1]。

1.2 植物检疫是保护本国贸易的重要手段

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化发展，植物检疫机构与其他部门加强合作，不断提升我国植物检疫安全水平，保障出口森林植物及农产品符合进口国家的植物检疫要求，确保顺利出口。植物检疫也是控制外来有害生物传入我国的有效手段，防止外来有害生物的传入给农林牧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害。因此，植物检疫境检疫工作必须长期、严格坚持执行。

1.3 植物检疫是生态安全的保障

通过预防和控制检疫性有害生物的传播蔓延，避免了检疫性有害生物对未发生区植被的危害，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重要作用，是保护森林资源和国土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松树是秦岭林区的主要森林资源，也是长安区主要造林树种之一。目前长安区松林面积约1万hm2，在维护生态安全和改善气候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发生检疫性有害生物――松材线虫病，就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除治，而且发生区将被强制划为疫区，限制松木及其制品的流通，将给当地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对长安区秦岭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坏。提前预防松材线虫病发生既是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任务，也是保护群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2 工作措施

2.1 加强宣传力度，努力形成社会共识

采取在全区主要交通干道、集市悬挂横幅、张贴标语、发放问卷；在企业开展森防知识竞赛；在校园开展昆虫及植物标本巡展等活动普及森防知识。将有关植物检疫法律法规、技术要求、预防知识印制成宣传册向社会广泛宣传，针对性地加强管理苗圃技术人员检疫知识宣传培训，提高社会各界的植物检疫意识、安全意识、森林保护意识，增强公众检疫意识和社会共同参与意识，为检疫工作的开展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2]。

2.2 强化检疫员素质，规范检疫行为

定期开展不同层次的检疫培训，提高执法水平。全区进行主要病虫害现场识别培训，并根据其生活习性讨论有效的预防及防治方法，建立专门档案。严格按照《林业植物检疫人员检疫执法行为规范》的规定，规范检疫执法程序，植物检疫人员做到规范执法、文明执法、亮证执法、着装执法，落实执法责任制度，强化服务意识，热情服务及时纠正违规检疫行为，树立良好的检疫执法队伍形象。

2.3 完善服务措施，提高产地检疫率

2.3.1 推行检疫办证值班制度。为方便群众办理植物检疫证书，制定了检疫办证值班制度，每周安排1名检疫员值班并公布值班人员电话，做到不论节假日还是下班后，只要群众需要，做到时刻服务群众，并及时办理。

2.3.2 实施病虫害举报落实制度。森防人员从接到举报电话到病虫害发生现场，平原地区不超过2 h，山区不超过4 h，做到快速、及时、准确，并对举报内容及处置情况进行登记。

2.3.3 检疫手续现场办公制度。对交通不便或其他原因无法及时办理检疫手续的群众，实行上门服务，简化办理程序[3-4]。

2.3.4 产地检疫是防止有害生物传播蔓延的根本途径。可督促生产地生产合格的苗木及产品，货主可在检疫人员的指导下及时控制病虫害，避免或减少经济损失。在调运检疫中，由于植物种类多、数量大，受取样数量、取样方法及检疫时间的限制，难免漏检，实行产地检疫，货主可凭《产地检疫合格证》换取《植物检疫证书》，简化了调运手续，提高了效率。

3 参考文献

[1] 李艳华，马亚楠.植物检疫中无损检测技术进展与应用[J].植物检疫，2014（6）：19-26.

[2] 陈乃中，张凡华，刘涛，等.植物检疫与入侵生物学关系及其研究技术概述[J].植物检疫，2015（3）：16-20.

第9篇

关键词:旅游地;生态安全;测评方法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3-0151-04

目前,关于生态安全概念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生态安全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狭义的生态安全是指自然和半自然生态系统的安全[1]。生态安全研究涉及从种群至全球等各种尺度,可以从国家、区域及行业等三个层面来进行,其具体内容包括生态安全测度评价、监控、预警、调控、维护与管理等内容,其中生态安全测度是最为基础的关键性工作[2]。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近年来已成为一项重要研究课题,其主要内容包括:(1)旅游地生态安全因子的筛选与计量;(2)旅游地生态安全指标体系的构建;(3)旅游地生态安全区内外影响程度;(4)旅游地关键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及可持续性等等。近年来,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方法代表性的主要有: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综合指数法、层次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法、景观生态学方法、生态承载力概念体系测评法、生态足迹法等等。目前尚未见到对各类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方法综合比较的研究文献。本文拟对比分析上述几种代表性方法,以期考量各类方法在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中的具体适用场景,进而为科学全面评价各类旅游地生态安全提供些许借鉴。

一、旅游地生态安全测评的特殊性

旅游地生态系统从自然生态要素上看,和其他地域空间一样,其生态安全测度内容主要包括:(1)水体安全,包括陆地淡水和海水等各类水体;(2)森林和草场、湿地等生态空间的安全;(3)大气安全,大气健康气体含量及结构;(4)地表安全,包括地表性状稳定、各类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等等。与其他类型区域生态环境一样,旅游地生态安全受到地方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政策法规、开发技术、管理体制等的综合影响。

此外,旅游地作为一种休闲观光类生态地域,其生态机理具有特殊性,主要表现为:

1.生态风险时空的非均衡性。旅游者的活动时间和空间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一方面,绝大部分旅游地旅游者人流及活动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时间差异性必须考虑;另一方面,在旅游地不同功能分区中,游客的活动性质、消费类型、停留时间等均不相同,核心景观、游乐区、服务区等生态风险明显高于其他功能区,测度时要考虑旅游者生态消费的空间非均衡性。

2.生态威胁因素的特殊性。旅游地生态不安全的主要诱因是旅行空间尺度不等的外来人口――旅游者的消费行为,其在旅游地的“食、住、行、游、购、娱”等成为旅游地生态安全的威胁因子,这其中还需考虑生态风险具有弹性,因为旅游地生态风险直接受旅游开发方式、旅游活动性质、旅游管理等影响,相应地,旅游项目开发、旅游管理水平、旅游地社区可能的响应方式都需被视为生态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

3.生态安全内涵的独特性。基于旅游地主体功能是为了满足游客观光休闲游憩的需求,对其生态安全测度不能只重视旅游地显性生态因子,还应重视直接影响旅游者体验质量等非污染性的隐性生态影响因子,如景观美感度、开展旅游活动的生态适宜度(如河流两岸及河床地形、水位改变可能对漂流活动的体验影响)等等。

正是因为旅游地生态安全具有上述特点,在对其生态安全测度方法上具有一定的特殊要求。

二、旅游地生态安全测评方法

对旅游地生态安全的测度,从各测评方法的立足点看,大致可分为三类:(1)从生态系统中各生态要素与标准状态的差距来测评;(2)从旅游地生态景观的空间格局及稳定度来测评;(3)从现有容量与旅游地生态系统的承载力或生产能力之间的差距来测评。

(一)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环境影响评价体系(EIA,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着眼于旅游地生态安全状况测评,该方法依照系统思想对旅游地生态环境系统的组成部分进行分解、评价,再对关键旅游生态安全影响因子进行测量,其中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其关键[3]。

1.综合指数法。综合指数法着眼于整个旅游地生态环境的各个自然关键因子,属于多因子小综合评价法,其过程为:(1)分析旅游地生态安全变化规律,建立表征各生态安全因子特性的指标体系;(2)确定评价标准;(3)建立评价函数曲线;(4)根据因子的相对重要性赋予权重;(5)将各因子的变化值综合,得出生态安全测度值。

其代表性的模型为:

ΔE=(Ehi-Egi)×Wi

式中,ΔE为旅游开发前后生态安全变化值;Ehi为开发后因子的质量指标;Egi为开发前因子的质量指标;Wi为i因子的权重。

2.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AHP,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的信息基础是人们对每一层次生态因子相对重要性给出判断,过程为:(1)建立层次结构,分目标、准则、指标、要素层;(2)构造判断矩阵;(3)层次单排序;(4)层次总排序;(5)一致性检验。层次分析法中,人们常采用P-S-R模型同时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先从层次结构的角度分析旅游活动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然后再从功能的角度分析旅游活动对区域生态系统内部功能关系的影响,最后再从层次与功能相结合的角度综合评价旅游活动对生态安全造成的影响。

其代表性的模型为:

P=C/Cs

P= Pij=Cij /Csij

式中,P为旅游地生态安全度;C为实测值(或预测值);Cs 为标准值;i为第i个生态要素;n为生态要素总数;j为第i生态要素中的第j生态因子;m为第i生态要素中的生态因子总数;Cij为第i生态要素中的第j生态因子的实测值(或预测值);Csij为第i生态要素中的第j生态因子的标准值;Pij为第i生态要素中的第j生态因子的安全指数;Wij为第i生态要素中的第j生态因子的权重。

此外,为克服单一数学模型存在的缺陷,在综合各方法优点的基础上,人们相继开发了各种方法相结合的EIA复合评价模型,如模糊综合评价―层次分析―主成分分析模型、层次分析―变权―模糊―灰色关联复合模型、AHP-模糊数学评价法[4]等等。

(二)人工神经网络法

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ANN)是大量简单神经元联结而成的非线性复杂网络系统,以其并行分布处理、自组织、自适应、自学习和健全性与容错性等独特引起广泛关注。尤其在生态信息不完备情况下,在知识处理、模式识别、方案决策等方面,ANN具有很强的能力。其中,BP人工神经网络是一种常用的数据挖掘分类方法,具有非线性的模式识别、分类、预测、优化、控制等功能。旅游环境质量的许多指标是不能用数值确定的,即没有明确的边界,只有评价程度的高低,因此采用BP神经网络专家系统,为旅游生态安全测度提供了有效途径[5],被越来越多生态研究者采用。其过程为:构建网络拓扑结构;提供训练样本;用实测值进行网络测度;生态安全等级评价等[6]。其代表性模型为:

Qj(t)=fwijxi(t-τij)-Tj

式中,xi(t)为t时刻神经元j接收的来自神经元i的输入信息;Qi(t)为t时刻神经元j的输出信息;τij为输入输出间的突触时延;Tj为j的阈值;wij为i到j的突触连接系数或权重值。f(•)代表神经元传递函数,可以选择传递函数为所希望的函数形式――平方根、乘积、lg、ex等,除线性传递函数外,其他变换给出的均是累积信号的非线性变化。

(三)景观生态学方法

景观生态学方法结合了生态学和地理学相关方法的优点,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生态地域内异质土地单元之间的空间结构与功能、生态斑块随时间的变化规律等。其指标体系的构建涉及多个维度,如景观多样性指数、分维数、均匀度、优势度、分离度、破碎度、蔓延度等,较为全面的景观生态学评价体系涉及指标可达五十种以上。在旅游地,景观生态学方法能够描述生态安全变化的时间动态和空间累积两方面特征。旅游地常从景观结构稳定性、景观功能效应性、景观受胁迫性等方面构建景观生态安全测度指标体系[7]。其代表模型为:

EQ=WiAi /N

式中,EQ为旅游地景观生态安全;Ai分别为景观结构稳定性、功能效应性、受胁迫性等方面阈值;Wi为各方面对生态安全的权重。

此外,还可根据旅游地生态特性采用专门指标体系进行针对性的要素安全测度,如以景观生态格局分析法来测度景区内游步道对生物物种的影响。实际运用中,人们往往将综合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法等与景观生态学方法结合起来使用[8]。

(四)旅游生态承载力测评方法

生态环境承载力(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ECC)方法着眼于在维持旅游地生态安全的前提下,旅游地到底能承受多大的生态压力。换言之,该方法总体过程为:确定旅游地生态安全承受量或生产量;测算旅游地各类旅游活动的实际承受量或消费量;评估旅游地生态安全状态。

1.旅游环境容量(TECC)方法体系。旅游环境容量(Tourism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TECC)是指,在自然环境没有出现不可接受的变化和游客体验质量没有降低的情况下,使用一个景点的游客人数最大值[9]。旅游环境容量的最初研究者认为,旅游环境容量主要指旅游地生态环境容量,游憩区域的容量问题主要是指区域生态条件的恶化问题[10]。

旅游地生态环境容量代表模型为:

EEBC=min(WEC,AEC,SEC)

EEBC为生态环境承载力;WEC为水环境承载力(以水面为主要旅游资源,取WEC=污水日处理能力/人均污水产生量);AEC为大气环境承载力(对于不产生大气环境污染的旅游活动,可取无穷大;产生大气污染时,AEC=区域大气环境容量/人均废气产生量);SEC为对产生固体废弃物的承载力(SEC=固体废弃物日处理能力/平均每人每天产生固体废弃物量)。

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F为扩展性生态容量;n为污染物种类数;Si为自然生态环境净化吸收第种污染物的数量;Ti为各种污染物的自净化时间;Qi为每天人工处理掉的第种污染物数量;Pi为每位游客每天产生第种污染物的数量。

受旅游环境容量概念的启发,美国学者先后提出了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AC)和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VERP)方法,从游客体验质量(旅游需求)和生态环境承受能力(旅游地生态供给)两方面结合来对旅游地生态安全状况进行测度。LAC用一组指标来对相应地区进行监测,如空气洁净度、空气湿度、道路两侧土壤状况、优势动植物营养水平等等。VERP体系比LAC方法考虑到更多的旅游地实际情况,如来自于游客行为、活动种类、活动强度、活动时间及地点等更多方面的影响[11]。 此外,Prato提出了判断一个环境系统的状态是否与容量要求相协调的(AEM,Ex Post Adaptive Ecosystem Management)适应性生态系统管理技术和寻求获得这种协调的MASTEC(Multiple Attribute Scoring Test OfEcosystem Capacity)容量多因素评分检验技术[12],使TECC方法体系内涵不断丰富,实用性逐渐增强。

2.旅游生态足迹法。旅游生态足迹法(Tourist Ecological Footprint,TEF)由生态足迹法(EF)发展而来,是生态足迹法在旅游业的具体运用。TEF是通过测定一定区域内维持人口(含本地居民和外来旅游人口)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源消费量以及吸纳人口产生的废弃物所需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大小,与给定区域的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评估人口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测度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状况的方法。近些年,生态足迹法已成为国内外一批旅游界学者来评估旅游地生态安全及旅游行为对环境影响的主要方法[13~16]。其基本模型为:

TEF=TEFtransport+TEFaccommo+TEFfood+TEFshopping+TEFentrainment+TEFvisiting

旅游生态足迹(TEF)分别由旅游交通生态足迹(TEFtransport)、旅游住宿生态足迹(TEFaccommo)、旅游餐饮生态足迹(TEFfood)、旅游购物生态足迹(TEFshopping)、旅游娱乐生态足迹(TEFentrainment)以及游览观光生态足迹(TEFvisiting)组成,是6个子模块计算结果的总和。

其具体测算公式为:

EF=Nef=N(aai)=N(Ci /Pi)

式中,EF为总的生态足迹;i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类型;Pi为i种消费商品的平均生产能力;Ci为i种商品的人均消费量;aai为人均i种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N为人口数,ef为人均生态足迹。

三、各种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方法的对比

EIA测评体系中,综合指数法简明扼要,该评析对象侧重于生态安全的自然环境要素,能直接反映旅游地某一自然要素或自然环境总体所处的安全状态,可以对比测度旅游开发前后旅游地的自然生态位差。由于旅游地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其自然环境要素和旅游开发项目两者内部各因子之间的生态联系常常不能准确表现,而且不同类型旅游地又包含了不同的显性和隐性生态安全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建立、权重关系确定等又受测评人员专业背景、经验和目标等影响,因此构建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有时难免会有失偏颇。AHP法可对单个生态要素(如水体、大气等)或旅游地区域综合生态系统进行安全测度,是一种对复杂现象的决策思维过程进行系统化、模型化、数量化的方法,能从层次和功能相结合的角度综合评价开发活动对旅游地生态安全造成的影响,较好地反映了自然、经济、资源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正因如此,涉及多个因子的取舍及其权重关系,其准确性也会受到数据和专家经验的影响。神经网络法数据处理能力强大、拟合误差小、预测灵活、参数调整控制方便、模型建立快捷等优点,适合解决各类旅游地安全测度中信息不完全、分析指标较多、指标非线性关联难以确立等问题。但其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操作性首先受到人为设定的标准(教师信号)影响,而标准设定的恰当与否又直接受测评人员自身的经验影响,因此测评人员的专业水平也尤为重要。

景观生态学对区域内某种指标生物自然栖息地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能够以整体的思想审视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变化,避免了大量反复的生态调查,是在中国各旅游地现有生态环境基础数据较为缺失的情况下,进行远期旅游发展影响评估的好方法[17]。但由于景观生态学方法的主要评价对象是自然类旅游地,因此较适用于生物物种尤其是植被占优势的自然类旅游地,如森林、草场等类型的旅游地。

相对而言,旅游生态承载力测度方法体系容易理解和操作。旅游环境容量通过测评水、大气及污染物等是否超过生态环境容纳能力来反映旅游地生态安全程度,它第一次将生态安全与游客数量直接联系起来。但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旅游环境容量只能是一个阈值,很难直接表征旅游地生态安全水平,因为旅游环境容量模型缺乏对旅游地生物多样性、景观稳定性、旅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等方面的深入探讨[18]。此外,旅游环境容量直接受制于旅游地生态环境性质,普适性不强,还受到旅游规划水平、旅游管理水平等“软”要素影响[19]。但该方法简单,可操作性强,可用其来简易测评目前各类非都市型“纯”旅游地承受的生态压力。LAC和VERP作为旅游环境容量方法的发展,融合了自然环境、游客、社区、管理者等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该方法常被运用于以自然类旅游资源为主体的旅游地。旅游生态足迹法则从资源消耗和供给的角度,提出“可持续性”的解释和测度方法,容易理解也更加简便,不需要很多专业技能[20],并能给出一个关于整个旅游行为所引起的生态消耗的清晰描述,甚至能从旅游产品分类的角度对生态安全作一个明晰的测度[21~22]。但由于任何旅游区域都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与外界有物质流和能量流交换,对那些开放度较高的旅游地而言,用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旅游容量要考虑外地物质和能量输入,而外地输入量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因此作为一个区域旅游承载力的极限值难以准确界定。从各类旅游地看,该方法较适用于范围较大、游客消费链完整的旅游地生态安全测评。

旅游地生态安全与一般的区域生态安全相比,既有共性又有自身特殊性,把握其特殊要求是确定测度方法的基本前提。旅游地生态安全测度涉及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等多方面影响因子,实际操作中,不能片面断言何种测评方法最适合或最不适合,需根据测评对象的实际情况及测评目标对各种测评方法进行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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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篇

关键词：我国公民；个体角度下；生态素质培育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2-0058-02

我国党和政府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的高度。要科学合理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但需要政府大量的财政支持和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更需要生态文明建设的利益直接相关者和实施者――公民自身的实际践行，这就需要公民提升自身生态素质。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公民生态素质的低劣和严重不足制约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活力、动力、效力和持久力，需要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

一、公民生态安全意识淡薄，引发生态恶性循环

长期以来，经济利益至上和经济效益第一的发展观念在国民心中根植下来，追求经济增长的短期利益，不了解、不重视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和关联特性，意识不到生态安全的重要性等，导致非生态行为在国内的诸多行业、领域中频繁发生。土壤污染、空气质量超标、水体严重失衡等已经严重危及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众所周知，人类生存的地球圈是一个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一旦生态系统的某一部分失去安全，处于风险状态，它将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威胁反应。森林的破坏不仅仅造成鸟类的消失，也使土地和森林财产的价值下降；水域的污染不仅仅造成鱼类的死亡和水质的恶化，也使渔业的价值受损；土壤的污染不仅仅带来农业无法有效持续发展，也使土地的资源价值下降……被污染和破坏的土壤、森林、河流等不仅使本身系统的生态安全面临风险，由于土壤、河流、森林等彼此之间的不可分割和相互关联，土壤的污染会因为雨水的冲刷致使污染进入河流，污染的土壤破坏森林的正常生长；污染的河流会破坏周围的土壤环境，破坏森林的生长环境；森林的破坏导致土壤的外部环境恶化，破坏河流的孕育环境，致使河流干枯，土壤沙化。人们不重视生态安全的关联性，不关注生态安全的互构性，缺乏对森林、河流、土壤的生态安全意识的认知，结果将引发整个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整个生态系统的失衡。

二、公民生态责任意识淡漠，引发生态风险社会

公民生态责任意识意味着人对自然的道德意识，意味着人对自然进行索取与补偿的关怀，意味着对自我和对他人以及自然的高度负责。但现实生产、生活中，人们的生态责任意识还是淡漠的。从污染的海洋、河流中打捞的鱼不仅威胁吃它的人，而且也威胁所有依赖打渔为生的人；从被污染的土地上收获粮食不仅威胁吃它的人，而且也威胁所有以农业为生的人。打捞被污染的鱼给人吃它仅是为了自己获利而不考虑吃了污染鱼的人的生命和健康，污染河流的人只为自己获利而不考虑被污染的水给打捞鱼的人带来的损失，而污染河流的人有可能去吃被自己污染了的鱼，吃了被污染鱼的人可能去污染河流。在这个污染链条中，每个人都是立足在本我利益的立场上，仅考虑自己的所需和获利而不念及他人、不关心环境，结果造成环境越来越糟糕，人的生存质量越来越差，“毒物和污染与工业世界的自然基础和基本生活过程纠缠在一起。”[1] 生态责任意识淡漠导致生态风险的存在，社会中到处充满着生态破坏的各种不同现象与后果，公民处在自己编织的生态风险社会网络中。

三、公民生态保o意识较差，导致生态环境破坏

尽管我国政府大力提倡保护环境，并采取一些措施治理环境，但是公民生态保护意识的不足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还是很严重的。根据国家委员会对我国100个省级以上的自然保护区的问卷调查表明，开展生态旅游的自然保护区中，44%的自然保护区存在垃圾公害，这与旅游者生态意识不高有直接关系；59%的自然保护区用汽车接送游客，这是产生噪音和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2]；现实社会中，一些公民只知道从自然界索取不懂得补偿；只会任意破坏环境而不保护环境；只关心自己的方便好处而不考虑对他人和自然带来的损害。垃圾随便扔随便倒、污染物和污水任意排放、噪音随时播放、花草随意采摘践踏、树木山石乱砍乱伐……公民对生态保护意识的浅薄引发生态的直接环境破坏甚至是二次破坏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生态保护意识的不足所造成生态污染、环境破坏是长期的、动态的。在人们的日常行为中类似“公地悲剧”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对生态环境进行着日积月累的腐蚀。谁都不否认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可是谁都不把保护环境当作与自己直接相关的事，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状况越来越糟。

四、公民生态消费意识不足，引发生态剥夺和资源浪费

消费是人类整个生存和发展过程的重要一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消费又促进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公民消费的是否科学合理将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和文明程度。公民生态意识的消费是将生态理念融入到日常消费活动中，它既符合现代社会生态经济发展的要求，又能满足公民的消费需求。但是，公民生态消费观念和消费意识的缺乏与不足将导致对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甚至生态的掠夺。一次性消费、过度包装、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对鱼的过度捕捞、对动物的过度猎杀，对河流的过度饮用，对山体的过度开发……这一系列违反生态限域的消费行为就是缺乏生态消费观念的行为，严重浪费了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最终导致生产的不可持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通民众的消费观念开始由节俭型转向享受型，奢侈和高档消费品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来生产，甚至会伤害到自然界生物物种的生存，危及自然生态平衡。“人们日益增加的物质消费还将大规模增加废弃物的数量，从而使生态与环境问题更加突出。” [3]因此，现代社会公民生态消费意识的缺乏与不足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到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

五、公民生态价值观念淡薄，制约生态文明行为的养成

公民生态价值观，就是公民具有的珍惜和爱护自然、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本理念。该理念是将现代的文化价值观与生态思维方式融合在一起，即体现了传统价值观的现展，又反映了当代生态主题。公民生态价值观将公民这一生命体与自然界的关系连接在一起，不仅关注公民本身的生存发展需要，还关爱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系统，将人类的生存质量提高到与自然系统高度统一的层面。珍惜、爱护、修复、保护、重建等作为生态价值观的基本价值理念，关系到公民生态文明行为的养成。人类作为高智商的动物，已经意识到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离开这些，人类将难以生存。当代社会，公民淡薄的生态价值观给自然界带来了让人心痛的破坏与伤害。令人汗颜的是全国乃至世界的生态不文明行为比比皆是。游客在天山私自采摘雪莲，居民露天烧烤，农民焚烧秸秆，企业不经处理就排放污染液体和气体，牲畜养殖户和企业将养殖基地建立在居民居住区等生态不文明行为。公民的这些不文明的生态行为，根源在于其缺乏生态价值观的指导，这将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

六、公民生态参与意识不足，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公民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角色的普遍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公民都是当今社会生活中爱护自然、尊重自然的义务主体。生态参与主体由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居住环境等不同而分为若干层次，社会分层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导致参与者对生态的目标和意义等的认知程度不同，在生态参与过程中就会出现不同的表现。生态参与是一项自主性很强的活动，它对行为者的综合素质尤其是生态素质要求较高。我国公民无意R参与和被动参与较多，自觉参与和主动参与较少。即使参与的公民也有相当数量不是出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是单纯受到宣传鼓动、组织号召的影响。不可否认，我国部分公民的生态参与动机已从单纯关心本我利益上升到为他利益，甚至是全社会层面。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公民参与生态活动的出发点是来自本身的健康和安全，属于“自我保护型”层面，还没有上升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为他服务型”层面。整体上看，现阶段我国公民的生态参与意识总体上还处于自发状态，参与意识薄弱，动员性参与依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公民生态参与自主性不足导致的后果是公民生态参与行为理性相对不足，严重制约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与成效。

七、公民生态合作意识不足，影响生态治理效果

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所带来的生态问题与危害是难以估量的。生态问题具有关联性、持续性、渗透性、全面性、长期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性。一旦一个地区或领域发生生态污染或环境破坏，其他地区或领域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危害，没有人能躲避生态问题的威胁，因此，对该区域或领域的生态治理需要不同主体在不同层面进行协调与合作。“生态治理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动态过程，它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必须限定在生态可承载的能力范围之内；生态治理是人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4]生态治理贵在协调与合作。生态治理的主体素质与能力，以及生态治理主体之间协调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直接影响着生态治理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45.

[2] 佟敏，王红姝，黄颖利.生态旅游与生态保护教育[J].绿色中国，2005，（2）：61-63.

第11篇

【关键词】：多维角度；中国低碳乡村；产业发展；策略

乡村产业结构的主要推动力是农业生产总量和劳务输出总量，其中，种植业过程以及农产品的加工是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而导致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是乡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经济的增长对乡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逐渐凸显出产业趋势与中国低碳乡村发展之间的相互劣势。因此，要想实现生态型与低碳型乡村发展并存，需要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低碳乡村发展的趋势，建立健全的发展模式体系，从碳能源的排放角度对低碳乡村的发展方向进行诠释，包括社会经济、生态平衡、环境文化等等多种层面实施乡村低碳化的发展路径，以实现低能耗、低排放以及低污染的生态领域，从而达到低碳乡村发展的高效目标。

1、现阶段中国乡村经济发展状况及发展趋势

1.1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传统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导向，而从事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人员占从业人员比例的总量极高，随着改革开放时期的到来，产业结构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从业人员的比例随之减少。例如，工业、建筑业、餐饮业等从事人员逐渐居多，由此可见，中国乡村产业的结构现状是，农业虽然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但重要性已经处于下滑阶段，随着工业以及服务行业的发展，明显较为劣势。而中国乡村产业结构的特点又是多样且复杂的，所以，要结合各地区的气候特征、资源状况以及地理实际情况来决定产业发展类型，做到因地制宜的实际效果。

1.2产业趋势现状分析

中国乡村从事人员是直接体现中国乡村发展趋势的主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乡村产业转型趋势的优势与劣势。从经济学软件可以分析出中国乡村从业人员的主要分布情况，同时反应乡村各行业从业人员的相关数据，按照比例预测发展趋势的上升与下滑状态。例如，根据各个乡村产业转型趋势，可根据地区间的差异，包括环境、气候、资源、地理等，选择合理且科学的产业转型路线，实施正确的产业基地，使产业类型符合市场发展要求，并长期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满足乡村经济发展的目标。

2、 产业结构对低碳乡村的影响

乡村在生产碳排放的基础上取决于乡村产业的类型，而产业结构又是决定低碳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想实现农村在生活中达到碳排放量极低的效果，对低碳乡村来讲，产业结构至关重要，不但直接体现碳生产排放时的污染现象，同时间接体现节能减排的作用。任何行业都需要不断的提升内在空间，无论在生产上或者质量上都要逐步提升，才能长期立足于趋势的发展。尤其在现代社会经济的要求下，必须做到符合时代需求，并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方可实现社会与经济同时发展的共同目标，也可以实现社会与生态并存的友好关系。现阶段，随着产业转型带来的经济效果，人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良好的生态环境也就成为了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产业转型的初期，工业及农业等高污染产业，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平衡，造成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的不规则现象，不仅对环境本身造成影响，同时危害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因此，要加强各行业间的低碳环保意识，使人们能够意识到保o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以创造更好更安全的和谐居所。

3、 多维角度的中国乡村发展产业策略

3.1确定低碳乡村发展路线

首先，在低碳乡村发展过程中，要先完善发展路线，对其遇到的问题实施整体思考，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及时改善问题，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产生，最终实现乡村经济的高效发展，为乡村低碳化发展打下良好的经济基础。在实施过程中，要勘察当地实际情况，核实地区资源现状，对其优势选择正确的产业方向，使产品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力来满足该产业的价值。产业的发展不仅体现于在市场上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同时体现于是否带动当地经济效益，并解决多数居民的就业问题，使从业者收入得到提高，并提升人类的整体生活水平，使大部分人都能从中受益。因此，要想把低碳乡村发展落到实处，需要着重分析发展方向，完善发展路线，以保证这一战略高效完成。

3.2做好低碳乡村发展的调研工作

针对当地乡村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利用不同地区的独特资源来巩固低碳乡村发展的实力。例如，对于乡村设立旅游景点时，可引进其他地区景点的独具特色，其目的是创造更完美的旅游项目，为满足人类的需求打造更为理想的公共场所。当然，在引进新型产品时，需要审核当地环境以及地势的条件是否满足新项目的采用，在保护当地资源的基础上，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以开发实用且安全的产业来促进低碳乡村的发展。由于在低碳乡村发展过程中，需要进行长期的资本投入，因此，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可行性策略，做好相关的调研工作，确保引进的产业与区域相符合，做到真正互补的同时，为产业的发展提供经济保障。而相关政府也要做好监督工作，使生态与经济友好并存，从而逐步实现低碳化乡村发展。

结束语：

综上所述，低碳乡村发展需要综合协调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以及自然资源等，使其各大要素共同达标，以保持生态平衡，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要以人类的健康为主，以多种角度出发，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实现低碳乡村更好的发展，为生态环境以及人类安全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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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篇

关键词：生态保护；生态意识；重要性；可持续发展

我国土地面积广阔，但森林覆盖面积较少，人均资源占有量一直处于低下水平。因此，相关部门以及工作人员一定要提高对森林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视程度，同时对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进行充分认识。为实现对森林生态环境以及强化生态意识重要性的规划，必须对森林保护现状以及人类生态意识进行了解，促使森林生态发展真正发挥其意义与作用。

1森林生态资源的功能

植物资源以及动物资源共同构成完整的森林资源，植物以及野生动物是森林生态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森林系统在陆地生态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不仅可为人类社会提供木材，还可提供多种原材料，同时森林资源还可对陆地气候进行有效调节。单纯地注重经济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的压力与破坏，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灾害发生频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给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水土流失以及旱涝灾害等现象都是生态环境破坏的重要表现，森林生态资源可对上述现象进行有效改善，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具有强大的生态调节功能，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实际进行环境治理工作时，可对森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运用。

为对水土流失现象进行有效控制，必须进行森林工程建设，对森林生态系统功能进行保护。同时阻隔污染以及净化空气也是森林生态系统的强大功能之一。一直以来，森林都有“天然氧吧”之称，因其具有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可通过光合作用释放大量氧气，同时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在路边种植树木可对噪音起到有效的阻隔作用。森林资源有多种积极作用，一直都在对地球上的生物进行保护，人类也受到森林资源长期的给予，对人类生活以及进步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人类应该对森林资源进行正确认识，同时提高森林资源保护意识，促进森林资源生态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

2 保护森林的重要性

自1998年我国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以来，2016年我国南方有再次发生特大型洪水，受灾面积约为14个省份，直接经济损失137亿元，不仅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影响，还对人民生命安全以及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相关研究表明，过度开采森林以及乱砍滥伐是造成洪水灾害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关资料显示，现阶段我国草原退化现象十分严重，退化面积约为90万平方米，占现有草地面积高达33%，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8.2%，上述数据充分说明我国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提醒我们必须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森林资源匮乏是引起上述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现阶段我国政府以及人民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加快森林工程建设，但还是存在诸多不足，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探索与努力。森林覆盖率世界标准水平约为23%，我国与世界水平相差悬殊，因此必须进行不断的努力，利用科学的手段对森林资源覆盖率进行有效提高。成熟林和过成熟林是用材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上述木材蓄积量呈现出大幅度下降趋势，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导致树木数量锐减，按照当前消耗速度，地球上的树木使用量仅剩7-8年。因此，对现有森林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势在必行。退耕还林是增加森林覆盖面积的有效手段之一，对该种手段进行合理利用可促使荒漠化面积进减少，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极大推动作用。

3 保护野生动物的必要性

近些年来，随意捕杀和食用野生动物现象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根据相关调查显示，我国约有400种野生动物长期处于饱受威胁状态，濒临灭绝。野生动物身上带有多种传染病毒，人类食用后会导致该种病毒进行快速传播，一旦爆发将造成大面积危害，严重时对人类的生命安全以及财产安全造成威胁。科学研究证明，艾滋病就是由于人类食用森林中灵长类动物所造成的，最后导致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同时，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与人类共同生活在地球上，人类应对其进行保护，而不是肆意的捕食与杀害。禁止违法捕杀以及实用野生动物不仅是对生态资源的保护，也是对人类安全的维护。

4 森林生态保护和生态意识现状

4.1 森林生态保护的现状

我国政府以及人民已经逐渐提高对生态环境的重视程度，但保护不到位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森立资源生态保护工作中。长期以来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给森林资源生态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对可持续发展的忽视同样给森林资源生态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带来阻碍，上述现象最终导致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面临前所未有挑战与危机。粗放型经济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类型之一，该种经济发展方式大大降低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力度。开发速度与保护速度不协调是现阶段森林保护工作主要面临的问题之一，滥砍乱伐现象更是加重森林生态环境的恶劣程度，稀有植物与动物面临大量灭绝的现状，森林生态保护工作面临极大的问题与挑战。

4.2 人类生态意识的现状

人类生态意识单薄是导致森林资源浪费与破坏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是人类进步与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但城镇建设对大量土地资源以及森林资源进行征用，给生态环境造成不可修补的破坏。人口数量激也导致资源需求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传统的思想与观念已经不能符合时代的发展，对生态环境以及森林资源造成极大的破坏。

人类的生态意识不但没有随着时代的变换而更加适应时代，甚至对森林生态的破坏程度有增无减，大片森林被砍伐，变成荒漠，人们却仍然对森林生态大肆开发，即使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森林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却很难根植于每个人心中，人类的生态意识更加有待强化。

5 保护森林生态和强化生态意识

森林生生态环境是陆地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陆地生态环境的关键环节。森林资源与生态建设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森林资源是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部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同时也是对森林生态的保护，对人类长远健康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首先，强化森林资源保护力度不仅是保护了木材资源的储备量，也是生态建设成果的重要体现，对我国的自然c经济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保护森林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保护了物种的多样性，森林生态与海洋生态一样，是孕育物种多样性的摇篮，森林的破坏导致了物种多样性也遭到破坏，而森林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物种多样性遭到破坏的问题，为野生动物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最后，保护森林生态能够为我国带来很强的经济效益，由于生态环境长期被破坏，导致我国的资源产量严重不足，而保护森林生态能够使我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保证开发和利用平衡，还要保证利用程度要低于开发程度，确保森林生态环境的长久稳定发展。针对强化人类生态意识的方面，重要性其实不言而喻。

6 结束语

从我国国情出发对森林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与保护，同时长期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根本上促进我国人民生态意识进步，提高人民群众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转变发展观念，让森林生态更加能够与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相适应。

参考文献

[1]黄建强，曾海，毛燕.林业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J].南方农业，2014（9）.

第13篇

关键词：粮食安全；政策；危机；挑战和出路

一、引言

自古以来，粮食问题一直被人们所关注。早在东汉末年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土地荒芜，人口由于战事也不断减少，粮食也逐渐短缺，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曹操意识到了粮食对战争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听从枣祗和韩浩的意见，实施了有名的屯田制度，曹魏屯田对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为曹操统一北方创造了物质条件。俗话说：“民以食为天”，粮食是国民的生计之源和生存之本，现如今我国是13亿人口大国，在人口如此之大的国家，解决人民吃饭问题无疑成为了重中之重。因此，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今，粮食安全一直是关系到民生的长久大课题。

二、 中国现今粮食安全的形势

（一） 人地矛盾、水资源以及生态环境制约我国粮食的生产和粮食安全的未来。

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耕地面积的制约，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问题是中国现如今的头号难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就人口结构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单独二胎政策都是为了解决人口所带来的的诸多问题。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使得耕地面积大量的减少，工厂和人们加盖城市化建筑侵占了可耕用地，影响了粮食的生产力。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同时，耕地的质量也不断下降，耕地的不合理开发和利用，导致了土地的盐碱化和荒漠化，此外，受到干旱和洪涝等影响，耕地质量也不断下滑。我国地区间差异较大也使得耕地分布不均等问题的出现。

人口“农转非”引发耕地“农转非”也导致了耕地面积的减少。影响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还是非农建设用地的不断增长和农业结构的深入调整。我国耕地利用潜力有限，后备资源不足，过度的加快城市化，这势必会影响我国粮食的安全。

粮食生产除了耕地，还需水资源作为支撑和保障。中国是严重缺水的国家，淡水资源贫乏，由于人口的居多，我国是13个贫水国家之一。水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使得我国南方经常干旱，北方却时常产生洪涝灾害，对粮食的生产及其不利。随着我国人口数量和工业用水的增长，水资源对我国粮食生产的约束显得尤为突出。环境污染严重的城市和地区已经进入了严重的缺水阶段，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已经成为保护水资源必要条件。中国大多数城市已经是“水荒城市”。如此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对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构成了重大的威胁。

由于我国生态保护的力度不足和重开发导致了生态破坏日益加剧，农业生态环境不乐观。

我国的土壤沙漠化是由人为造成的，在风力驱使下沙漠化的不断蔓延影响到我国的耕地面积的变化。据研究调查发现，中国的土壤肥力不断下降，重复的耕种，过分的使用化肥，必然导致了土地的退化。水土流失，旱涝严重，土质退化使粮食安全危险进一步扩大。森林覆盖率的不断下降，会破坏生态的平衡，是导致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农业环境污染严重，工业废水、人们生活用水、大气污染物排放使我国多数土地遭受不同程度污染，而我国的污水处理率较低，排向农田的废水严重会使农田无法继续耕种，对粮食生产构成威胁。

（二） 农业基础设施和政策体制现状。

我国虽然单位面积产量已高于世界水平，但距离发达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农业科技为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是巨大的，仅仅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就给解决了中国大部分人的口粮问题。所以说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科技的进步会对粮食安全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呈迅速增长态势。

2012年我国粮食取得丰收，实现了“九连增”，粮产增加、人均占有量、粮食库存和中梁收益逐年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实效。但也带来了一些供求失衡、农田污染严重等负面影响。加强政策体制改革和法律体制的监督刻不容缓。

我国粮食价格、调控等政策机制还不健全，这直接导致了目前粮食问题的发生。比如在灾难等问题发生时无法及时的供给和调控。同时，机制的不完善使粮食补贴无法有效地实施，进而不利于发挥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三） 中国粮食储备不足，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加深

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国民收入水平增加，这也加大了我国粮食市场的压力，虽然我国的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但需求量还是过大，使我国必须依赖进口粮食才能满足人们的正常饮食。

粮食的储备不足导致了我国对外进口依赖性加深，这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潜在的风险不断增加，如果一旦渠道受阻，后果将不堪设想。

三、中国未来粮食安全政策选择

近年来支持粮食的政策力度快速的增加，但还需要处理方式方法有待完善，支持力度和规模有待增加等问题。增加粮食补贴，加强政策力度，完善政策机制是头等大事。

（一） 人口政策直接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可持续性

人口的增多必定会导致耕地面积的不断萎缩，我国目前的耕地面积虽然在总量上仅次于美国和印度，但人均占有却排在世界的后列，人口增多保护耕地资源，既要控制人口数量，又要控制耕地面积。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强对人口的调控可以有效地平衡人地矛盾。

（二） 发展土地政策是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政策选择

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发展是现代性的问题也是长远性的问题，耕地污染严重也导致了粮食减产，大量的垃圾、工业废气、废水直接排放到河流和农田中，造成了耕地的极大污染，大量喷洒农药也污染了土地。我国实施的是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但由于没有明确的政策法规的约束，占优补劣现象导致了耕地质量的下降。加强土地政策的实施势在必行。

（三） 提高蓄洪能力，有效减少洪涝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

我国的水利基础设施不足，当发生洪涝灾害时，许多堤坝无法抵御较大的洪水，使得农田被淹，我国储蓄洪水的能力锐减，围湖造田成为了主要的原因。我国的受灾面积不断扩大和承灾面积却在日益减少。实施水利政策，保护水土安全，节约用水是粮食安全的一个有效地政策选择。

（四） 完善科技政策、财政政策、进出口政策、储备政策、和生态环境政策

有效地完善科技、财政政策可以使我国的农业科技水平增加，储备增加，加大对农业的财政补贴是完善进出口政策的有力方式，而提高粮食储备能力和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对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发展和环境保护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四、新形势下中国未来粮食安全的出路的几点建议

（一） 持续发展粮食生产，保护耕地资源和生态环境。

农业生产的核心是保护农田，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民生，加大对农业建设的投入和引入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提高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加强对农业的法律体系建设，平衡生态资源，禁止非法侵占和破坏耕地的资源。

（二） 解决“三农问题”，增加粮食收入补贴和基础设施建设。

我国的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传统的农业占据主要的地位，农民的收入过低，大部分农业还处在手动生产的阶段，科技的支持力度不够，影响了农产品的产出。农民的收入过低，由于种植成本高，农产品加工能力低，而市场价格机制的不健全，商品流通渠道少，导致了农民低收益的现象。农民仅仅依靠劳动力解决生活问题，影响了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和粮食的生产安全问题。增加农业财政补贴可以很好地保障农民的生活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完善可以保障产量，也提高了农民产粮的热情。

（三） 扩大进出口，加大农业的科技投入，提高储备能力。

加大对农业科技投入，强化粮食生产的科技化水平，可以更好的增加产出量。农业机械化水平的增加可以大幅度的减少农民的工作量，提高劳动的生产率，扩大农业的经济规模，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聘用一些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可以有效地增加粮食产量和市场调控水平。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加大水利建设投资，可以保证部分地区的旱涝问题，增加农业耕地的应用面积，是粮食增产的重要步骤。

1. 增大国际间粮食贸易的进出口能力，维护国家安全。

我国粮食的需求量很大，仅仅是我国本国的粮食目前无法满足本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粮

食进口的“大国效应”，势必会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遭遇风险。努力做好对国外粮食的进出口工作，可以维系国家的稳定，保证信誉，保持和扩大对其它国家进口粮食工作。中国进入WTO对我国粮食进出口更加的有利，我们在加大生产的同时，也要继续提高进出口能力。

2. 提高粮食的储备能力，完善粮食储备体系。

粮食储备可以有效地调控粮食供给余缺，是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我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粮食的储备问题。中央储备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确保了我国的粮食安全，但粮食储备存在着规模过大，成本过高，布局不合理，储备质量不高等问题，这就需要加强我国粮食储备的规模布局，增加粮食储备质量，完善粮食储备经营管制体制。（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胡岳岷.中国未来粮食安全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P106

[2]陈文胜.世界粮食危机下的中国粮食安全机遇与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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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宝明，李光泗，徐建玲等.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挑战与对策研究[M].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P23，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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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家粮食局课题组.粮食支持政策与促进国家粮食安全研究[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P33.P59.

[9]胡岳岷.传统粮食生产区“三农”出路解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

第14篇

关键词：森林；生态保护；生态意识；重要性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在世界排名远远落在后头，而在社会大发展过程中，我国面临的生态问题越来越严峻，做好森林生态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一、森林生态功能价值与森林生态效益价值

（一）森林生态功能价值。森林具有天然的生态功能价值，其对周围环境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例如，森林在土地荒漠化地带可以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在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可以起到保持水土平衡的作用，在干旱的地带可以起到涵养水源的作用，在气候严峻的地带还可以起到调节气候的作用等等。

（二）森林生态效益价值。森林生态系统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能够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具有森林生态的效益。例如，比如利用农田防护林来对周围环境进行调节能够实现农田增产，增产的量就是农田防护林产生的森林生态效益价值。

二、保护森林的重要性

自1998年我国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以来，2016年我国南方有再次发生特大型洪水，受灾面积约为14个省份，直接经济损失137亿元，不仅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影响，还对人民生命安全以及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相关研究表明，过度开采森林以及乱砍滥伐是造成洪水灾害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关资料显示，现阶段我国草原退化现象十分严重，退化面积约为90万平方米，占现有草地面积高达33%，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高达38.2%，上述数据充分说明我国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提醒我们必须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森林资源匮乏是引起上述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现阶段我国政府以及人民不断提高环境保护意识，加快森林工程建设，但还是存在诸多不足，需要我们进行长期的探索与努力。我国森林覆盖率仅为世界标准水平的23%，与世界水平相差悬殊，因此必须进行不断的努力，利用科学的手段对森林资源覆盖率进行有效提高。成熟林和过成熟林是用材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上述木材蓄积量呈现出大幅度下降趋势，人类社会在不断进步发展，对木材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导致树木数量锐减，按照当前消耗速度，地球上的树木使用量仅剩7-8年。因此，对现有森林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势在必行。退耕还林是增加森林覆盖面积的有效手段之一，对该种手段进行合理利用可促使荒漠化面积进减少，对人类社会发展有极大推动作用。

三、保护野生动物的必要性

近年来，世界各地都存在随意捕杀野生动物的现象。具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我国大约有400多种的野生动物长期处于饱受威胁的状态，濒临灭绝。更不要说是世界上的所有野生动物了。野生动物的身上一般会带有很多的传染病，人类食用之后会出现生命的危险，并且，由于病毒的传染性很强，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威胁，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科学研究表明，艾滋病就是由于人类食用森林中灵长类动物所造成的，最后导致一场世界性的灾难。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与我们一起生活在地球之上，我们应该对其进行保护，而不是大肆迫害，不能够随意的捕食与杀害。而禁止违法捕杀以及食用野生动物不仅仅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对人类自身安全的维护。

四、增生态保护意识的意义

（一）保护生态系统完整和多样性。生态系统主要包括以植物、动物、微生物为主的生物因素以及包括阳光、水、土等生态系统构成的非生物因素两部分，遵循自然界的规律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生态系统中生物种类表现出多样性，一般来说，当生物的种类越呈现多样性的时候，生态系统就越具有稳定性，能够获得更好的可持续性发展，当生物种类的多样性被人为地进行破坏，出现种类减少，将威胁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甚至引起整个生态圈的崩溃。

（二）保护森林生态能够为我国带来很强的经济效益。我国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建立在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之上的，这就导致我国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直接的后果就是我国的自然资源越来越紧张。为此，我国需要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促进我国的发展向着可持续的方向前进，为我国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到生产开发与对自然环境的利用维持在平衡状态，尽量使得利用少于开发，维护森林生态环境的健康稳定状态。

（三）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自然环境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要想人类能够更好的发展就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的生产活动与大自然的被破坏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情况之下，就需要对人类的生产活动进行有效的控制，在保障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而基础上进行人类的生产活动，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节约自然资源。我们所说的生态保护，不仅仅只是对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还包括人们的生活工作的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保护。人们在进行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很大，对我们生活的空气、水资源等产生了严重的污染问题。目前，我国水、空气、生活环境污染现象比较严重，人类的活动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要有意识的去提升对资源的利用率，确保资源最大化的服务于社会生产，通过技术创新控制污染物，从而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

第15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168（2016）01-0064-06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al-Regulatory-Disturbance-Security （IRDS） model， it found that there are serious ecological security issues， such as decrease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destruction to vegetation in suffered varying degrees， disturbed or harm on animals in some of China′s forest scenic spots. These issues revealed the follows reasons： environment-related regulations of scenic spot lagged the needs of it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managers had tendency to get benefits from social certification and neglected its responsibilities and constraints； there were too many interest conflicts for main regulators when played the roles in using and protecting forest resourc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enic environment-related regulations was lack of support in the complementary systems； the disturbance on environment from scenic managers had not been effective supervis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was serious imbalance； the interest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akeholders were unbalanced. Accordingly， it suggested that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virtuous development model of forest scenic spot based on IRDS and lead by ecology priority should be built. Meanwhile， multip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ystems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of accountability and harmony among interests among participating bodies should facilitate to achieve a high level of ecological security.

Key words： forest scenic spot； ecological security； IRDS model；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qual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cology priority guiding

森林旅游的发展，使得景区林木资源的开发价值由原来的林产品生产等转向景观游憩，这对我国森林资源的保护起着巨大推动作用，也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优美的环境是高质量旅游体验的前提，然而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景区在实际使用中遭到诸多主体的影响与干扰，生态环境质量不断下降。无论在容量严重超载的热点景区，还是门可罗雀的效益不佳景区，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环境问题。这逐步成为严重影响社会和谐发展，制约小康社会实现的一大障碍。在经济新常态下，弄清我国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问题及其主要致因，以建立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良性循环发展机制，从而实现森林旅游与景区生态安全的良性互动，是当前森林旅游生态安全研究的迫切性工作。

1景区生态安全IRDS模型的提出

笔者通过系列研究[1，2]，发现景区的生态安全状态（Security state，S）主要受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I）、监管与建设行为（Regulatory and construction Acts，R）和干扰行为（Disturbing activation，D）3类因素影响，在分析上述因素间关系基础上构建了景区生态安全的IRDS关系概念模型，其简要关系如图1所示。景区的生态安全状态是在景区相关制度环境和监管与建设行为的双重规范与约束作用下，各类干扰主体的干扰行为对景区生态安全的影响结果。该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态安全研究中“因素度量与研究尺度” [3]间的紧密关系，有助于实现研究结果由“小研究尺度推演至大尺度” [4]。但该模型仅仅是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概念模型，还未在该模型框架下来分析我国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实际。本文拟从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梳理我国森林旅游景区生态安全状态，探讨景区生态安全受制度环境和监管责任等方面的影响关系，并提出基于制度和责任的我国景区生态安全的提升路径。这有助于在面对景区生态安全问题时避免“相互推诿”，也有助于参与各方“在环境管理与政策制定中发挥沟通与对话的重要作用” [5]。

2景区的生态安全S的状态分析

2.1景区资源环境质量明显下降

2.1.1水体污染是许多森林旅游景区最为突出的问题

水体污染在我国森林旅游景区普遍存在，突出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景区服务设备污染。比如，湖泊里的摩托艇、游艇、游船等水上运输工具，动力多为柴油，除排放尾气污染水体外，船体也经常出现漏油现象。2）景区服务设施落后造成的污染。景区内的餐饮服务等在经营过程中产生各种废水，缺乏排污管道或过滤设施时，将废水直接排入河流与湖泊。3）原住民日常生活污染。在一些面积较大的景区，常有原住民生活在其中，生活污水也多因基础设施落后而直接排入附近水域中。4）游客不良行为造成的污染。游客在游览过程中乱丢塑料袋、水瓶等生活垃圾，不仅产生视觉污染，也容易引起某些水体的富营养化。

2.1.2部分地表及土壤结构发生改变

我国绝大多数景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地表裸露、水土流失现象。景区的开山铺路、建索道等项目建设，使得部分地表植被受到损毁，土壤长时间的裸露，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而游客的踩踏，使得地面含水量降低，土壤产生板结。裸露的地表在雨水冲刷下，土壤有机物质下降，其微量元素含量等也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

2.1.3景区空气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

景区空气质量在不同主体干扰下，主要呈现出以下情况。1）餐饮加工类空气污染。景区的餐厅、烧烤等餐饮服务，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的排放。2）燃油类空气污染。虽然某些旅游景区内部分游览车已经采用电力驱动，但仍有许多景区内外的交通工具，仍然以柴、汽油等油类作为主要动力燃料，造成空气中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等污染。3）特殊活动类空气污染。在一些景区都有寺庙香火等或大型旅游活动，这些活动所产生的烟尘和废气同样对景区空气质量产生不良影响。

2.1.4景区的噪声污染主要与旅游活动有关

我国在《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修订）》（GB/T17775―2003）标准中[6]明确规定，所有等级的国家旅游景区的噪声质量要符合《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1993）中所规定的一类标准，即不超过55分贝。然而，许多森林旅游景区的索道、过山车、机动船舶等旅游服务设备产生的噪音远远大于此标准。在游客集聚的场所，人员众多，容易产生较高的噪音。噪音不仅影响游客的心情和游览的满意度，更重要的是，对植被、鸟类、鱼类、动物等生物都有较大的不良影响。

2.2景区植被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2.2.1游客对植扰显著

游客接触较多的树木植被的生长状态明显异于远离道路的树木植被，路边植被常出现向非道路方向内侧退缩现象。游客对树木抚摸、靠压、上树照相、刻画、玩耍等的频繁接触，造成一些树木树枝形态变形、外观美感下降、脱皮、生长缓慢、枝叶折断，甚至造成根系裸露，吸收水分与养分困难，长期下去很可能导致树木的枯萎和死亡。

2.2.2景区开发等各类资源使用主体对植被破坏严重

森林资源在旅游经济活动中受到景区经营者在内的各类使用主体的干扰与破坏。景区在开发过程中开山建路、建设设施等，占用部分森林平缓地带，使得植被面积明显缩小。而景区内外其它使用主体也对森林资源产生着不同程度威胁。比如，包括云台山在内的一些森林旅游景区中的原住民或企业不断地在其中建造别墅、厂房等。在江苏阜宁县的阜宁森林公园里，某组织建设豪华别墅群和休闲会所；在?Y眙铁山寺国家森林公园边缘地带新建了大量房产项目。这些行为不仅大量侵占森林资源，同时也造成了对整体景观的破坏。这些基础建设类行为对森林旅游景区的微环境生态安全来说是毁灭性的。

2.3景区动物受到了一定的惊扰或伤害

景区的旅游旺季也往往是动植物繁殖生长季节，大量游客活动给各种动物的繁殖、觅食、迁移和其它生活习性造成不良影响。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遇到小动物会有意对之追逐、拍照、惊吓或逗弄，使小动物长期处于惊扰状态。而游客随意将诸如面包、点心、水果、饮料甚至是香烟等投掷给动物，这不仅可能改变动物的饮食结构和规律，也易引起动物产生疾病，甚至死亡。

3景区生态安全水平下降的致因――IRD因素分析

3.1景区环境相关法规建设远滞后于景区生态环境保护需要

我国早在1982年就成立了第一家国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但其正式的法规文件《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却是在29年后才颁布。其它相关环境相关法规对景区环境监督管理的作用同样相对薄弱。如像《风景区管理条列》、《森林公园管理办法》中，较少涉及日常监管、环境监测等详细内容，而更多的是涉及对资源破坏行为的约束。作为日常经营，仅仅保证不破坏资源是不够的，景区在日常经营中难免存在“合理性破坏”，其对环境影响往往是深远的，如果不予关注，很容易出现环境成本外部性问题。在缺乏相关法规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景区监督管理则变成了日常的“捡拾垃圾”、“巡山护路”等活动，这无法应对旅游经济活动对景区生态安全影响复杂性的局面。

景区环境法规制度的执行效果受其它相关制度的影响较大。景区环境法规制度是围绕景区内的监督与管控范围，涉及的内容也多为对资源的显性破坏，但它过多地考虑了责任与惩罚，却少有涉及对相关主体权益保护的内容。如：景区内外的农民因森林旅游的开展可能要放弃原来的土地耕作、林木砍伐、水产养殖等生产方式，以及“乱扔垃圾”、“烧柴做饭”等生活习惯等等。由于农民从森林旅游发展中的应有利益，在许多地方制度保障（生态移民补偿、生活补贴等）中没能很好地体现出来，自然而然，景区环境法规实际影响力就难免受到制约。前不久发生的峨眉山景区村民堵路事件，就是因景区原住民对相关保障性制度不满所致。

3.2景区在发挥社会认证作用功能时存在选择性

虽然许多景区都进行了ISO之类的环境管理认证，但实际应用中，在提高景区知名度和环境制度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对景区生态资源的监测、评价与保护方面作用不突出。比如，在武陵源、武当山等景区，就曾出现过充分利用社会认证对景区制度建设、知名度提升等价值同时，却忽视其对生态环境监管与保护责任要求的现象。国家旅游局在2015年4月对54家1A～5A级风景区进行警告、严重警告甚至取消称号的处理，均反映了景区在发挥社会认证作用功能时，没能很好地履行应有的责任。

3.3监管主体在景区资源的使用与保护中存在过多利益纠葛

作为森林旅游资源的主要监管者政府和景区部门，所发挥的监管作用十分有限。事实上许多景区本身就如一个小政府，如黄山风景区（管委会），有自己下辖的园林局、公安局等等，具有完全的行政执法权，政府环境监管执法与景区环境监督管理是合二为一的，这虽便于对景区内外各干扰主体的控制，但在经营中往往涉及到经济发展与政绩考核等多目标协调问题，在处理内部事务时常出现一手遮天的现象。而对于中小景区来说，森林资源的管控，既受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在面对外部主体干扰时，又常需要政府环境监管执法的协作。而政府部门间却常因对自身利益考虑过多，在执法协作上相互掣肘，更有甚者，越过政府审批或公然违反景区环境相关法规。实际上在某些森林环境破坏严重的地区，政府与景区扮演着合谋的角色，“建设性破坏”、“开发过度”现象也就悄无声息地掩盖在了“提升景区服务水平”、“改善游客体验”等冠冕堂皇的理由下。因此，无论行政管辖权在谁的手里，若监管主体在景区资源的使用与保护之间存在过多的利益纠葛，又缺乏相应的权力监管制衡机制，景区的生态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

3.4景区开发水平与资源保护水平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调

在经济利益目标导向下，景区在环境保护中较为关注诸如垃圾堆积等直观的显性生态安全问题，而常常忽视诸如生物繁殖力下降等对景区生态安全影响深远的隐性生态安全问题。虽然新的风景区管理法规中不再提及以经济利益为目标，但对许多景区生存而言，生存发展确需要资金支持，在经营艰难竭蹶时，单靠政府补贴很难保证景区生态环境的安全，那么旅游活动不仅不能促进景区环境的良性发展，反而会严重危害森林资源的生态安全状态。但笔者看到更多的是，“更好保护环境”和“满足游客切实需要”成为许多景区不顾景区环境生态风险进行肆意开发的完美托辞，景区资源与环境保护只要从外表“看起来挺好”就够了。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多数景区的经营收入是透明的，而景区环境投入、环保举措却是遮遮掩掩的。对于景区生态资源来说，资源保护利益最大化和旅游经济利益最大化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若不能很好地协调两者间关系，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则势所难免。所以虽不能因噎废食，但若一味地追逐经济效益而忘了森林资源保护的初心，那么留给后代的将是美好环境的传说。

3.5景区管理者对景区生态安全的实际边界掌控能力不足

在一个生态区域内，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范围很广，景区外部环境状态往往影响景区内部资源环境，致使景区所面临的生态安全往往远大于其管辖权下的行政边界。在缺乏政府部门有效协作或政绩考核指标的驱使下，一些景区成了逐利者的掌上明珠，周围或“烟雾缭绕”或“高楼林立”，景区内的植被因空气沉降、水体因河流水系而遭到外部主体不断干扰等现象时有发生。

3.6景区资源使用及参与主体间责利关系失衡

景区资源的使用与保护涉及了政府、景区、游客、农民、周边企业等多种主体。其中，政府和景区是监管主体。监管主体自身与资源的利益纠葛使其未能发挥有效监管作用，而景区常扮演着监管者与破坏者的双重角色，在约束其它主体时却无视自身行为，造成“只许自己破坏，不许他人砍柴”的现象。森林旅游景区在发展过程中过多强调自身利益，忽视各干扰主体在森林资源使用中合理的利益诉求，致其无视环境法规与道德责任。可见，即便监控机制效力很高，若各群体间利益关系不平衡，也会引起景区生态安全问题。从另一个视角看，包括周边企业、农民在内的各相关群体，它们本身是资源的使用者，理应保护森林资源，但因相关政策与制度对其利益缺乏充分考虑，逐渐将其推向保护的对立面。比如人类本身就是自然遗产的一部分，因为申遗而盲目迁出大量居民，在缺乏相关补偿或补偿不力情况下，使得农民由原有贫困转向另一种贫困，出现另类“生态难民”。恰恰是这些为保护景区资源出台的相关制度与政策，在某些层面上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

4基于IRDS模型的景区生态安全水平的提升路径

森林旅游经营活动本身是一种经济行为，景区经营只是森林资源使用的一种形式，以生态保护为核心的各方利益均衡是景区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由于森林资源的产权所属、生态管理边界、各利益主体众多等问题，单纯依靠景区经营者来实现景区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无疑于棘地荆天。因而，还需要立足于政府视角，通过制度的规范、监管的优化、产业服务的促进与引导等手段，在促进景区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森林旅游景区的生态安全水平的不断提升。

4.1建立生态优先导向的景区发展模式

从景区生态安全角度看，一般情况下随着景区对资源的开发，景区环境所能承受的生态安全压力也会随着景区资源开发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若景区一味忽视生态环境的需要，景区生态安全问题迟早会出现。反之，若景区在旅游开发中将获得的收入全部用于生态保护，或无视经济发展对景区资源保护的支撑作用，则景区的长足发展也难以为继。因此，森林旅游景区的发展之路，应建立生态优先为导向的森林旅游景区发展模式（图2）。在优先考虑生态环境需要的基础上进行景区开发，改变过去一味由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应转向以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为基础内涵式发展模式为主。景区经营者以更高的环境敏感度，主动关注生态环境变化，重点关注景区的隐性生态安全问题。景区盈利与否也不再是影响景区生态保护的决定性影响因素，而是在确保生态安全处于较高水平下，来适度进行景区开发。即使发展速度慢一些，经济效益增速低一些，但景区开发始终是在较高安全水平下进行的。

4.2构建多元化景区环境保护制度机制

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景区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森林资源的使用主体成本外溢所致。将外部性进行内化是有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7]。通过构建多元化景区环境保护制度机制，有助于实现森林旅游资源使用中环境成本的内化。1）健全现有的刚性制度。根据景区生态资源重要性，制定严厉的惩罚性制度，让违法违规成本高于其相关得益。2）增设相对柔性的环境保护激励性制度。如：对景区及周边企业等在提高生态保护方面提供鼓励与支持，对于良好遵行环境保护的企业给予减税、低息贷款等经济激励和其它精神文明激励。3）完善平衡利益相关主体的支持性制度。如：健全土地使用补偿、生态补偿制度；生态移民安置补偿、就业指导、创业扶持等制度，让农民从森林旅游业的发展中真正受益。4）建立景区生态发展基金，对赢利能力较弱或政府补贴能力较差的景区提供一定的生态保护资金支持等。5）发挥自愿性环境管理制度的功能。鼓励景区及周边企业引入环境管理体系及其认证体系，引导企业增强环境保护的自律性，以降低刚性制度等产生的社会成本。

4.3建立以前馈和现场控制为主的景区生态安全控制机制

在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完全的情况下，增强前馈与现场控制能力，能够有效降低森林资源的破坏水平。1）改变被动监管环境的局面，在通过立法逐步完善景区环境制度的同时，需要增强对环境的防御性监管活动。如：增强景区经营者进行定期环境监测，监测内容应向引起水质变化，或水质变化所带来的隐性生态安全问题转移；并对可能的影响结果进行预判，为相关部门采取相应的管控措施提供依据。2）提升预防性制度的执行能力。在环境影响评价的执法、与影响景区环境的相关项目审批中，若能进行严格执法，降低“走过场”的现象，景区的许多生态安全破坏活动均能得到有效遏制。3）鼓励与引导景区扩大对现代电子监控技术的使用，并将之与政府环境监管系统联网，实时动态了解相关区域的环境状态，为及时掌控与处理景区内外的生态安全风险提供决策信息支持。

4.4形成景区生态资源的责利关系均衡机制

市场机制要求森林资源的各使用主体，在资源使用的同时应承担相应的保护责任。在生态优先导向下，将所有管理主体综合为一个类似“大部制”的管理机构，各参与主体间对景区资源的保护不以使用中的得利多少为驱动力，而是以景区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为前提。除了管理体制外，尤其要考虑农民在森林旅游业发展中的利益。森林旅游发展应以解决农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除了在立法上让农民参与到森林旅游活动的盈利分配中，还要考虑农民的生产与生活、生存与发展等问题，以促进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让各参与主体在森林资源的使用中得益，得益的同时又保护森林资源，从而达到人类需要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