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现代化治理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社区现代化治理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公众参与

一、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的提出

1998年国家首次明确提出“社会管理”的概念。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社会管理职能，并且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专门领域，拒绝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2012 年党的十报告提出建立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主体的多样化逐渐受到重视，法治作为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日益明确。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了社会治理的重要命题，并且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这是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重大的变革，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中治理模式的变迁，更是在现代化中面对社会新挑战的现实需要。

中国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崛起，人民生活改善，法治体系基本确立。同时，市场经济带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传统的单位体制也发生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单位人”逐渐成为“社会人”，新型的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外来流动人口迅速增加，户籍制度松动，社会活力大大增强，新的社会主体日趋活跃，随之而来的新社会问题不断出现，逐渐增加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压力，以及各种社会领域的治理危机开始出现。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基本地方，它联系群众最紧密、最直接、最有效，是在社会治理中起着基础的作用。城市社区中有很多治理主体，他们通过平等协商、合作互动来共同管理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实现城市社区公共利益。在国内，近些年许多社会学家对“社区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夏建中学者认为社区治理就是在规定社区内，依托于政府组织、社会组织、民营组织和公众组织等各种网络体系，共同应对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而治理的方式应该是合作、自治、参与以及建立更多的横向结构公众组织。

二、罗山市民会馆的社区治理模式

现代化社区治理中上海“罗山市民会馆”是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社会发展基金会、上海基督青年会和罗山街道办事处共同创办的集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文化为一体的社区治理模式的新典范。罗山市民会馆，强调“市民”，从中彰显出一种非政府的管理模式，也是我们现在一种探索的“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

在市民参与中，包括参与的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内容等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即“谁来参与”、“如何参与”以及“参与什么”。社区公众，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来参与社区建设的相关事务与活动。同时由于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速度，像教育、就业、等服务都要依靠社区服务来缓解和解决。公众参与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如投票、结社、宣传、上访等，这些都是公众参与的常用方式。如今，在信息和技术发达的今天，新的参与方式日益兴起。

青年会作为罗山会馆的法定托管机构，全权负责会馆的规划与运行，青年会精心设计管内敬老院、自闭症关爱中心、图书馆、活动长廊、假期儿童所、市民教室等。1998年建立罗山敬老院，开放的形式管理敬老院使社区人群和敬老院人群不断产生互动，这里会提供和吸引更加丰富的志愿服务，鼓励老人和比较年轻的老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为他人服务，为社区服务，形成敬老院与社区的良好关系。志愿服务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的重要资源，又是培育社区志愿文化、形成社区信念共同体的社区文明的基石。罗山会馆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是青年会志愿理念吸引了大量的志愿服务，一个是动员市民积极参与有关政策制度的建立，并参与具体的活动项目，几乎每个项目的设计、出台到最后的享用、服务都为市民提供畅通的参与渠道。

公众的社区参与程度，是社区建设成效和社区发展程度的核心。它一方面制约着社区选择何种治理模式，另一方面又受社区治理模式的作用和影响。现在在很多地方的社区中，并没有像上海罗山市民会馆一样公办民营、综合型的一体化的服物，甚至很多落后地区根本无法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区治理模式。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制约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的是成员无法对社区有一种社区认同感，最终导致公众的参与不足问题，因此政府和社区管理人员无法调动和动员公众。要进行现代化的社区治理，根本性的是加强公众对社区的认同感，解社区公众参与不足问题。

三、城市社区治理中提高公众参与的建议

1、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罗山市民会馆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细节都表现了管理者对事物、对人际关系、对社区、对社会责任的深刻理解和高超的管理智慧。这里的一切都渗透了一种精神， 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理念，罗山市民会馆时刻培养公众的归属意识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习惯和能力，让他们感受到主人翁的感情，从而很开融入社区服务中。但是，社区公众参与不是单单指本社区的居民，现在对象也在扩大，包括外来人员务工人员也可以接受社区提供的各种免费培训活动。

2、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内容的多样性

罗山市民会馆是一个近些年不错的实证案例，他们将会馆建成一个可以当地居民进行社会互动、教育文化娱乐、公共福利服务的开放性的社区的公共场所，成为一个有社区归属感的社区。要使社区成为一个真正守望相助的共同体，要结合居民的共识和生活方式，形成一套有特色的社区服务内容。例如，教育医疗、社区安全、商业产业发展、环境生态保护等。

3、社区治理中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一体化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去由企业承担的社会功能逐步向社会转移，社区的社会服务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社区除了保持原有的基层社会服务功能外，还承担着对弱势群体的救助、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特殊群体的照顾和服务等职能。社区是居民获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场所，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需要建立在多元互动的社区治理结构中。在上海罗山市民会馆中，公共设施非常健全，对社区不同的居民设有具体的设施，最主要的是它们的利用率都很高，能够保证居民真正享受到社区的一系列设施。所以基于这一点，只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一体化，公众参与的方式和内容更加多元，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管才能提升，社区治理才能有效开展进行。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社会治理是一个不断提升的历史进程，而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平台与载体，是不断推动社会治理改革前行的。而社区治理的中心是公众是否能拥有社区归属感，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中，实现政治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夏建中.治理理论的特点与社区治理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2）.

第2篇

关键词：城市现代化；社区建设；公共精神

一、现代城市社区建设和公共精神培养的价值关联。

社区是我国城市管理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行政框架内最基层单位，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地域界限打破，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基层单位实体渐渐分化和消解，原来传统的“单位人共同体”“地域人共同体”已渐渐变身为“社区人共同体”。 现代社区共同体是由来自于不同地域环境和行业的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差质人口所组成的， 特别是长沙作为省会和中部发展快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参与长沙现代城市的建设，这些不同异质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因为个体差异降低了邻里关系情感认同，增加心理上误会和矛盾，其认同危机影响社区共同体建设。加之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工作模式成就、工作方法简单，社区居民大多是在不了解前提上被动性参与社区事务，随意性大，导致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视，影响社区公共精神提升。

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各级部门越来越受重视社区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长沙城市化快速发展拆解原有的地域关系纽带，单位集体记忆和情感归属日渐远去，个人与社会关系网络发变化。为适应长沙新形势社区建设需求，培育社区公共精神以促进社区建设与和谐发展，进而提高长沙市基层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此课题研究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概况

（一）西方：学术界针对社区研究有的两种不同倾向：

①一种是针对城市社区中邻里关系变化进行研究所形成两种对立的社区消失与继存的理论。以滕尼斯、韦伯等社会学家为代表的社区消亡论和以美国社会学家甘斯、刘易斯为代表的“继存论”；。前者认为社会分化结果是人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差异增大、社会认同感降低使得传统社区存在基础丧失。后者认为认为传统社区不能完全否定和消亡，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居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情感与外面的世界并无多大影响。②另一种是社区解放论。费舍尔、费尔曼和雷顿在20纪70年代运用社会人类学网络研究的理论研究城市社区的变化。强调现代城市社区人际关系应从地域局限中解放出来，有应该更广网络，开启了新的网络研究视角。

（一）国内在中国社区概念的研究上：、吴文藻等人创立了“社区”概念和研究社区的范式。对社区研究近年来有几种不同观点：

①，社区共同体包括地域性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精神的共同体，社区精神文化是从生活共同体提升到精神共同体的关键。社区自身就可以实现自我管理、教育、服务、约束来实现社区公共生活有序化。

②公共精神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是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行为准则、规范的认可，并体现于行动上的遵守和执行。从道德上而言，公共精神是以利他方式关心公共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超越个人狭隘界限和个人直接功利目的关怀公共事务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态度，它孕育并镶嵌在特定的社会架构和文化土壤当中，并不断地影响、修复、变迁着特定的社会结构。有的学者认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人类公共生活之中的，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基本道德和政治秩序观念，态度和行为取向，以公共性作为价值基石，表现为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关怀和参与，对公共生活的热情融入和，对政治社群的虔诚认同和归属。

综合来看，国内外这些学者的相P研究，对课题组展开社区共同体建设与公共精神培育研究颇具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国内著名学者如秦宣、韩庆祥、张雷声、刘书林等近年来也高度关注城市化社会发展、共同体建设和核心价值观提炼与培育等问题，深刻回答了城市化社会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其观点不仅为此课题开启了研究思路，而且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国内外研究尚存在些许不足和遗憾：①侧重社区共同体或公共精神某一方面的研究，欠缺综合性的研究；②；对应到长沙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径研究还较缺乏；③长沙社区公共精神培育策略的评价指标体系缺乏研究。

三、长沙社区建设中公共精神的现状分析

长沙作为省会和中部发展快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参与长沙现代城市的建设，这些不同异质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因为个体差异降低了邻里关系情感认同，增加心理上误会和矛盾，其认同危机影响社区共同体建设。加之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工作模式单一、工作方法简单，社区居民大多是被动性参与社区事务，随意性大，导致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视，影响社区公共精神提升。

（一）社区公共精神培育包含培养独立人格、民主法治精神、公平正义、社会责任、社会公德、自控自律意识六个方面。但是长沙社区存在公共精神缺乏现状：

首先是社区意识比较单薄，从而存在对社区的认同危机，从1996年至今长沙实行单位住房货币化，原单位的福利房通过房改后成为人们有使用权的私有房，住房都是单位人，后来随着房地产的飞速发展，人么需要换更大更好的房子，所以出现将原有从单位购买的房子进行转手买卖，这样使得原来的单位人集中居住的状况变为各种外来人员杂居的现象，这样彼此因为不同的需求而再生的居民社区成分相对复杂起来。经过对社区居民的100份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其中因为邻里彼此不熟悉，即使门对门也不往来不熟悉的占40%。甚至因为工作的时间不一，有20%的问卷说几个月都没看见邻居。这样一来，因为居民间彼此陌生，对房前屋后和楼道的的公共卫生、共有园林的保护等公共环境也漠不关心，缺乏对居住环境的爱护和维持的公共情怀，乱放乱丢垃圾的现象常见。邻里之间缺乏相互帮扶和相互关照的共同意识，还因为出租房客的成员复杂性，以及其不同的生活习惯，更增加了相互交流和沟通难度。这种复杂情况得邻里相互很难融入在一起，引发了社区共公共精神的认同危机。

其次社区居民公共参与公共活动的自觉度不多，更难得经常性开展。为了增加社区粘合度和凝聚力、增进交流和邻里情感，即使有社区热情发动居民一起参与的社区公共活动，也常出现参与度很少，多数居民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或不理不睬的尴尬局面，收效不大。

再次是社区建设的困境：社区主体、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社区参与、社区文化等困境。

社区主题因为社区主体的结构先对变化，原来有单位管理的变成了社区自治，社区管理机构一般带有政府行政性，社区划分不够合理，管理的区域比较大，人员与管理区域不匹配，加上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偏低，工作方法简单、宣传较少，基础设施不足，提供的服务还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供给缺口大；加之社区机构与政府和住区物业管理理顺不足，一有问题，就是“临时抱佛脚”，解决问题也是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没有形成规范的社区管理机制。城市社区的行政化严重常常限制了社区自制能力的发挥。

最后社区法制建设滞后，与社区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社区建设的运行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导致社区生活、社区服务、社区公益保障、社区的公共精神的加强缺乏制度保障，公共活动难以开展，居民的公共文化难以普及。

（二）是长沙城市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加强社区公共精神的构建。

随着长沙城市的发展现代化，长沙市政府确立了“建设国家级中心城市”的宏伟规划，迫切需要加快长沙城市的的现代化建设体系；而作为长沙城市建设的的重要内核构成细胞就是的社区建设，可见社区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而社区公共精神的缺乏现状与现代化社区建设是极其不协调的，所以加强对社区建设，重点是社区公共精神建设，才能带动公共意识、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文化的和谐，构建和谐的现代社区。社区公共精神的建设对策和路径有如下几点：

1、营造浓厚的社区意识，搞好社区服务，增强社区居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建立社区通信录和社区现代QQ群和微信群，加强社区公共活动的广泛性，提高消息发散性和居民知情权，扩大活动的居民参与度；建设齐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2、理顺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加强居民自制组织建设，争取处理好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和物业之间关系。加强社区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重视社区制度化建设。争取处理社区和政府行为之间的联系，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选拨优秀的专业社区管理和服务人员，提升社区管理质量，引导居民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

3、社区要加强所辖居民区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通过协同合作加强社区建设，发展社区服务，增强社区服务的多样性、社会化和产业化。

4、推社区管理创新，加强社区民主自治。学习广州和香港等地的社区公共精神建设的经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社区与非政府组织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为主体的社区管理体制，突出政府的服务职能，形成以民生为重点、以服务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体制，丰富社区建设的服务内容的宽度和广度，构建以儿童入园、一站式医疗服务和康复、学习和生活娱乐健身等多形式的服务体系。按权力下放中心下移原则，制定法律法规，协调社^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5、建立社情民情表达机制，充分发挥老龄群体对公共精神余热的作用。重视大学生公共精神。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彰显社区管理善治理念、构建地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加强行政性复合与自主性合作、结构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包容共享致力形成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体系和氛围。

6、加强社区的资金和人才投入，设立社区服务基金，大力培养非政府的社会服务组织，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支持”为辅的多元体制。

7、加强社区队伍建设，推进社区人员向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从而推进社区公共精神建设。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引导作用。政府介入方式转变维护和体现了社区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自主性。培养社区意识，重建公共精神，这也是社区核心和关键。充分发挥居民公共精神与社区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建设一个充满尊重、关心和爱护的和谐社区，是解决认同危机的关键。让公共精神成为是社区建设中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第3篇

一、流动人口的现状及作用

现状

原XX江东部分地区、XXX、XXX建邺区后，流动人口成倍增加。基本状况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规模总量看，具有增幅性。区划前，建邺区流动人口保持在5万人左右，区划后达10万多人，随着奥体中心等标志性建筑全面开工，流动人口还会激增。

从从事职业看，具有广泛性。除了雨润等产业化集中用工外，大多数从事建筑、收旧、贩运、种植、加工、餐饮、服务、拾荒、游医等职业。

从人员来源看，具有地域性。主要来自于省内的苏北地区，省外的河南、安徽、浙江、江西等省份，其中河南籍占30%，安徽籍占30%，苏北地区占20%。

从居住地点看，具有边远性。流动人口大多居住在环境比较差、卫生设施缺乏的城郊结合部地区，居所多为工地工棚和简易民房。

从滞留时间看，具有不确定性。时间在一年以下的占50%以上，一年以上至二年的占20%左右，二年以上的占25%左右。

从年龄层次看，具有青壮年性。在流动人口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仅占9%左右，18岁以上至50岁的劳动适龄人员占80%以上。

从文化结构看，具有不适应性。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0%以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不到10%，多数人员只能从事体力型职业，远不适应新城建设发展的需要。

作用

对于流动人口，我们应该具有一个客观、正确的态度，看到他们对XX新城建设和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他们是城市建设中一支不可缺少的生力军。许多重点工程离不开他们的辛勤劳动，缓解了城市中一些苦、累、脏、杂、险工种劳动力缺乏的矛盾；二是对第三产业的发展发挥了拾遗补缺的作用。流动人口大多从事第三产业，弥补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社会服务行业网点的不足，满足了市民的生活需要；三是带来了项目引进、资金流入。外地来宁落户和投资经营的企业，为经济发展了注入了活力；四是沟通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商品流通。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扩大了消费市场，促进了经济繁荣，增加了财政收入。因此，从根本上说，流动人口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开发，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

二、流动人口带来的问题及原因

在肯定流动人口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带来的诸多新问题：

1、城市设施的压力加大。10多万流动人口聚集到建邺，他们即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给生活服务、交通运输、教育卫生等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了很大压力，有些方面处在超负荷运转。

2、社会治安的隐患严重。流动人口来自各地，成分复杂，尤其是流窜犯罪分子夹杂其中，是社会治安的重大隐患。一是犯罪率居高不下。从刑事案件发案情况看，流动人口作案占整个刑事案件的57.3%；二是侵财型犯罪突出。流动人口作案的侵财性案件达80%左右；三是犯罪的恶性程度加剧。杀人、抢劫、、流氓伤害等暴力性案件多数是流动人口所为，且手段凶狠残忍；四是结伙犯罪现象突出。流动人口家乡和宗族观念很强，以亲友、同乡、同业为纽带的有组织犯罪，对社会危害极大。建邺区破获的穿电信制服，携带专用工具结伙偷盗电缆案件，并由此带出的10余起案件，抓获的16名犯罪嫌疑人都是湖北籍人。

3、登记办证的难度增加。流动人口受居住和从业条件的限制，且经常变化，加之施工单位人员进出频繁，人头难以掌握准确，因登记困难带来办证困难，造成管理上存在失控现象。如河北三队原来掌握的流动人口只有1000多人，进行“滚动式”整治管理后，查出的流动人口达到4000多人。

4、藏污纳垢的现象突出。许多城郊结合部地区居民、村民出租的私房成了不法分子落脚、结伙的场所，成了、赌博涉毒、制假贩黄、非法游医的窝点。

5、监管约束的严重失控。一些流动人口居住集中地无党团组织，无行政管理，成了“自由王国”。

6、计生管理的难度加大。流动人口青壮年居多，育龄妇女占流动人口妇女总数80%以上，许多人没有流出地的生育状况证明，超生、逃生现象屡有发生。

7、在管理上出现“四大矛盾”。当前，在流动人口管理工作中遇到了许多新问题，管理上的矛盾较多，突出表现在：一是大规模的外来流动人口与城市薄弱的管理力量的矛盾。以建邺区为例，建邺区常住人口23万多人，而流动人口也有10多万人，比例接近2：1，急切需要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管理队伍。然而现有的管理机制大都是临时性的，一些工作还未真正管到位。二是无法可依与执法不严的矛盾。流动人口管理中，一方面，现有法律法规不完备；另一方面，有些已出台的政策法规未很好地执行。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都存有很大空间。三是强化管理与优化服务的矛盾。在强化管理的同时，应建立一套完整的服务机制，为流动人口提供服务。目前为流动人口提供完备的服务机制条件尚不具备。四是条条管理与属地管理的矛盾。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中街道、社区（村），很难协调得动省、市属的部门和单位，更难以对这些部门和单位进行制约。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难到位”：首先，认识难到位。一些部门和单位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认识不高、重视不够，不能适时调整管理措施，被动应付，满足现状。其次，协调难到位。对流动人口管理是一个系统复杂工程，往往涉及公安、市容、工商、文化、计生、房产、卫生等许多部门，有的地方和部门是重收费轻管理，甚至是只收费不管理，没有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造成一些非法游医、制售假文凭和劣质食品加工窝点屡禁不绝。第三，教育难到位。流动人口大多来自于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文化水平较低，又没经过专门的劳动技能培训，而针对流动人口开展的法规教育、文化补习、技能培训等还比较缺乏。第四，服务难到位。从总体上说，流动人口属社会的弱势群体，而根据他们的生存状态提供心理疏导、政策咨询、法律援助、劳务中介、技能培训、房屋租赁、婚育指导、入托入学等方面空白点还较多，不能适应外来流动人口日益增多的趋势。

三、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的对策及建议

人口流动既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遇到的新的课题；既是一个具有全国乃至国际共性的问题，又是在建设XX城市新中心和现代化标志区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避其短而扬其长。近年来，建邺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从更新思想观念，转变指导思想，改进工作方法等方面入手，不断探索管理工作新路子，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采取了以下对策和措施：

1、不断更新思想观念，树立平等相待的意识。《宪法》明确规定，我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一样平等地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的权利。据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在管理中，必须树立平等相待的观念，要充分认识到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流动人口凭劳动挣钱、创业是主流，为我们的城市作出了积极贡献，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在态度上热情，从感情上贴近，变“反感”为理解，变“外来户”为“自家人”，与常住人口同等对待，同等待遇，激发他们为“第二故乡”作贡献的热情。防止出现歧视外来人员，态度生硬粗暴，引起外来人员的反感和抵触情绪。

2、不断加强机制建设，健全完善管理网络。目前，建邺区建立了区、街、社区（村）三级立体的、多层次的管理网络。区、街建立了流动人口管理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办公室由综治办、公安、劳动、市容、房产、计生、建设等7个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实行长期联合办公。街道“流管办”保持专职人员3人以上。社区，行政村建立了管理站。层层签定了流动人口管理责任书，并按1：300的比例建立了协管员队伍。在区统一要求和协调下，各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范围，加强管理工作，做到了工作有计划、协调有力度、管理有人抓、结果有讲评，避免重收费、轻管理和各自为战、缺乏协调的现象。同时，本着“谁聘用谁负责，谁带队谁负责，谁留宿谁负责，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坚持抓房东、房东抓，抓工头、工头抓，抓系统、系统抓，真正形成政府带动、各方参与、条块结合、齐抓共管，层层有人抓，级级有人管的组织网络。

3、不断加强制度建设，规范长效管理措施。为实现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建邺区先后制定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流动人口依法管理教育实施意见》、《流动人口管理教育各部门职责分工》，编印了《流动人口管理公示手册》、《流动人口管理法规条例选编》以及办公室、流管站、协管员的各项规章制度，突出抓好私房出租户、用工单位的登记办证制度落实。在取消流动人口管理性收费的情况下，为了保持管理工作正常运转，建邺区拿出流动人口城镇垃圾处理的费用，专门用于流动人口管理和协管员的工资，保证了流动人口管理力度不减，管理队伍不散。

4、不断深化服务内涵，大力倡导人性化服务。建邺区把110巡逻车扩展为流动派出所，深入流动人口集居地，为他们提供报警、求助、纠纷调处等服务；利用村、社区“一站式”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站，实行流动人口各种登记办证手续“一条龙”集中办理。“管理服务站”还提供劳务中介、家政服务、租赁房屋、法律咨询、医疗卫生、计划生育等信息服务；进一步扩大外来流动人口子弟学校的办学规模，提高办学质量，彻底消除流动人口中儿童失学现象，深受流动人口的欢迎；同时，大力推进流动人口公寓式管理模式，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中，把流动人口公寓建设列入整体规划中，对流动人口聚集地的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改造，营造宽松适宜的居住环境；加强专门培训，对流动人口进行法制教育培训，促进他们整体素质的提高，使他们知法、守法，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不断改进管理办法，构建自我管理组织。建邺区十分重视流动人口自身的组织建设，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体系。针对流动人口老乡观念重、彼此易沟通的特点，挑选其中有威信、素质好、有组织能力的人员担任协管员、协教员；针对流动人口中有一定数量党团员的实际，建立流动人口党支部、团支部；针对流动人口青壮年多的现状，成立了流动人口民兵连和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团体。这些组织在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6、不断加大整治力度，消除社会治安隐患。建邺区在流动人口管理过程中，经常组织力量对流动人口聚集地进行不间断的清查整治，提高预防、发现、控制、打击犯罪的能力。今年以来，全面推广以重新编制门牌号码为切入点，进行“滚动式”的循环清查整治。切实做到出租户登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保持查一块清一块，整一片建一片，发展一方巩固一方，不断向常住人口、暂住人口、难点地段循环滚动。通过不间断的“滚动式”清理整治，大大增强了管理效果。一是遵纪守法的意识明显增强。房屋出租户和流动人口主动登记办证多了；二是自我防范意识明显增强。过去那种一把小挂锁、一扇破单门、物品随地扔、外出敞开门的现象少了；三是治安状况明显好转。人民群众安全感得到增强；四是社会风气明显改善。矛盾纠纷减少，和睦相处、邻里守望的风气形成；五是打防能力明显提高。今年以来，房屋出租户主和流动人口主动提供各类违法犯罪线索200条，公安机关查处治安案件80多起，破获刑事案件40多起。

鉴于以上情况，解决流动人口管理问题一定要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来考虑，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新城区建设发展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拟对现行管理体制提出如下过渡性建议：

一是认识要到位。对外来人口的流动，要牢固树立为经济建设服务而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的思想，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纳入城市管理总体布局，摆上党委、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予以高度重视，并不断改善管理服务措施。

二是总量要控制。流动人口不能处于无序流动状态，要制定科学的用工计划，特别要发挥政策的导向作用。要同主要流出地密切协作，做到输入有需要，输出有组织，逐步做到有序流动。

三是体制要健全。当前迫切需要体制统一、管理统一、组织单列、力量落实，使协调机制变为主管机构，在人、财、物上给予大力支持。版权所有

第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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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s Orderly Participation in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of Grassroots

Government’s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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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jiang University Marx School， Hangzhou 310028， China）

第5篇

建立健全我国卫生评价制度

社会团体发展的前瞻与思考

加强智库研究建设新型智库

做好社会救助和慈善资源的对接

完善我国志愿服务体系的建议

“三社联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

用治理理念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

完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几点建议

改进我国儿童安全保护工作的思路

徐州市街居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核心与对策

新常态下中国式邻避困境的解决思路

完善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政策体系

在完善制度中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民间公共资源的传统利用与乡村建设

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基于近年来几起重特大事故灾难的分析

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全面提升领导力

英国开放公共服务改革及其启示

加强社会治理创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加强国家安全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设计

运用协商民主创新社会治理的有益尝试

县域社会协同治理的“田东经验”分析

社会治理创新视域下的微信谣言治理

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与思考

重庆城乡社区服务差异分析及政策建议

加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构建的几点建议

引导新文艺组织和文化群体参与社会建设

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改革方略及挑战

扎实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我国社会发展展望

从台湾社区发展看社区网络治理的前景与挑战

社会风险与基层社区治理:问题、理念与对策

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充分发挥关工委的独特作用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开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黄金时代”

中国合和式风险治理的概念框架与主要设想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场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思考

清前期山东“义集”的兴起与地方市场治理策略

人口老龄化再认识及对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的建议

推进以社区治理为基础的城市治理现代化探索实践

《国家安全法》颁行背景下的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公共应急管理法治化

推进公共安全体系系统化常态化法治化社会化建设

深圳市基本公共服务管理平台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客家家训——客家人修身处世创业持家的座右铭

第6篇

服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大局

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是于都县委、县政府着眼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的一项重大工作部署，是推动该县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需要。于都县民政局高度重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把其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牢牢抓在手上，落实在具体行动中，聚焦健全机制、狠抓落实，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制定了实施方案，细化工作任务、推进措施和完成时限；成立了专项领导小组，定期调度，大力推动，确保推进工作落地落实。

一、注重三个结合，强化主动担当

一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加强党的建设相结合。更加自觉地把做好市域社会治理作为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将各项具体责任细化落实到班子成员，把各项具体任务逐一分解到相关股室，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二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民政主责主业相结合。结合民政主责主业，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任务进行分解落实，重点在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发展志愿服务、关爱困难儿童等方面，统筹兼顾、整体推进，推动民政系统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扎实有效开展。三是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与联创共建相结合。积极加强与县政法委、组织部等部门的沟通联系，研究工作方法，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共同为工作开展献计出力。

二、突出三个重点，聚焦关键环节

一是突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逐步理顺基层组织与政府、职能部门的权责关系，制定事项清单，建立准入机制，使基层组织逐步回归服务群众的自治本位，切实帮助基层组织“减负增效”。全县391个村（居）按照“四议两公开”要求，落实了村（居）“三务”信息公开，将公开事项分为三类34项，建立了村（居）民会议、村（居）民代表会议、村（居）民议事会、理事会等议事协商载体，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的聚合力。加强红白理事会建设的指导力度，通过“以奖代补”措施落实，促进红白理事会在扭转“攀比之风”、抵制“高价彩礼”、树立“婚丧新风”等方面示范引领辐射作用发挥。指导对达到条件的思源安置小区、城南新建小区群、盘古山钨矿、银坑移民安置点、葛坳圩镇设立社区居委会，推进城镇规划区域内“村改居”试点工作，加强基层组织规范化建设。二是突出社会组织管理。适度降低登记门槛，对城乡社区社会治理型社会组织采取备案制，以提高社会治理类社会组织覆盖率，目前，全县社会组织登记注册350家，其中社会团体91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59家，社会组织在村（居）覆盖率达89.51%，社区工作者3000余名，占全县户籍人员3‰；组织开展社工理论和实践技能培训，今年“牵手计划”广州北斗星社会工作中心来该县开展社工培训78人次。推动行业协会商会涉企收费专项治理取得成效，强化线索摸排和行政执法，公布了该县第一批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对12家长期活动不正常、不参加年度检查的社会组织进行了行政执法。支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助学、关爱留守儿童、健康义诊等社会治理活动，累计投入资金126余万元，禾丰商会在2020年“百社解百难”行动中受到省民政厅、省扶贫办的表彰，被评为“积极单位”。三是突出志愿服务队伍壮大。合力在于都微爱公益发展中心、于都义工联、于都应急救援协会、于都心理健康服务协会、于都“打铁佬”平安协会等社会组织发展社区工作者3000余名，占全县户籍人员比3‰。积极开展婚姻危机干预和婚姻家庭疏导服务，促进家庭社会和谐。

第7篇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以来，中央多次强调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是我国政府新型的国家治理格局。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是实现这一管理格局的基础工程。

标准化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抓手。利用标准化手段，系统地制定和推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有利于高效公平地运用公共资源并引导社会资源满足公民的合理需求。杭州市拱墅区成立了全国首家“社区卫生服务管理集团”，市质监局将试点成果上升为杭州市地方标准《城市社区卫生服务规范》，同时又成为省级试点，引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标准化。

标准化是政府行政管理空白的补充。浙江省率先推行的“四张清单一张网”的权责清单制度，就是用标准化的方法全面梳理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构建“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职能体系，已经取得明显的成效。

标准化是提升社会管理绩效的主要手段。通过建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可以大幅度减少政府内部的请示和审批，提高政府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效率和水平。被授予“国家级中国美丽乡村标准化创建示范县”称号的安吉县，按照“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的原则制定了20项“中国美丽乡村”建设标准，使美丽乡村各环节建设有据可依、简便易行。《美丽乡村建设规范》上升为全国首个美丽乡村建设地方标准。

标准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奠基措施。标准作为自愿性手段，是法律体系向具体化、精细化方向的延伸，既体现了法治的基本精神，又弥补了法律法规的不足，为依法治国奠定扎实的基础。杭州市上城区作为全国首批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形成了科学有效的权力清单，推动了政府主导型服务向群众需求型服务转变，经验型管理向依法管理转变。

标准化是社会共治的权威依据。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就是要用标准体系为自治和共治提供遵循，为主体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提供规范。宁波市海曙区社区家政服务国家级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整合各方力量，形成了“政府引导，协会主导，企业支撑，社会参与”的新模式，同时引入社会各方力量形成共同监督的良好氛围，实现了社会共治。

“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国家标准化体系发展规划（2015-2020年）》规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标准化体系。“十三五”时期是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关键时期。

要确立标准化在国家治理中的战略地位。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标准化应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成为实现人人受益的“中国梦”的重要保障。要加强标准制订和执行，破解标准真空，让标准成为政府管控的重要职能，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要把制度体系成熟定型的成果标准化。标准体系是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配套的标准体系是制度成熟定型的重要标志。所以，必须把建立和完善标准体系放在制度建设“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位置，增强具有推广价值的改革探索的可复制性。

第8篇

关键词 社区治理 社区建设 社区治理模式 社会管理体制

一、社区治理的转型与演进

“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转变，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过渡过程。我们平时所说的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根据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在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1]可以想见，作为中国社会的两种基本组成部分的城乡社区必然发生了巨变，它们的治理模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一）治理模式的转型

（1）城市社区的治理――“社区制”的导入。现代化转型首先冲击的就是城市社区，城市社区的建设问题比农村来得突出和迫切，一方面是因为城市人口的高度异质性，这是快速城市化和大量的流动人口导致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单位管理体制变革和由此带来的城市社区管理失序。国内学者借助美国学者安德鲁・G・华尔德提出的基本观点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社会管理是通过单位制、街居制来实现的，单位制是城市管理的主要手段，街居制是补充，补单位制管理之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单位制逐渐解体，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方式也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

（2）农村社区的治理――共同体的失去。相对城市社区的面目全非，农村社区似乎仍保持着“原貌”。由于进城务工的人越来越多，之前的生活工作共同体因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改变而遭到破坏，原来守望相助的邻里关系不复存在，农村里的“家”反而不如城市里的“工作场所”更令人亲切，乡村中原有的差序格局被现代社会的契约型的交换关系瓦解。传统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建基于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以及社会声望、民间权威、民间组织等把全部成员关联到一起，形成联动，最终实现对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提供。但是，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使我们农村的共同体成分一再缩减，中国传统村落中以血缘、亲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生活共同体已经淹没或正在淹没于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中。失去了共同体这一基础，传统的农村社区治理也就难以为继，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农村社区治安、环境问题严峻，搭便车现象无法解决，社区陷入混乱状态，学界称之为“共同体的失去”。失去了共同体成分的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情况非常相似，我们可以看到，在实践中农村社区的治理模式一步步向城市社区靠拢。

（二）治理模式演进

从理论上可以将现代社区治理的完善看成是三种模式的演进。宏观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基本上是政府还权于民的一个过程，政府从包揽一切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全能”政府向承担必要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有限”政府转变。

而以时间进程划分，社区治理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兴起至今，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各个阶段表现了不同的特点[2]：

第一个阶段是从理论的兴起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个时期对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城市中原有社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转变社区治理方式的探索，找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治理方式。对西方社区治理理论的引进并不断中国化是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现在，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社区治理置于城市化进程这一大的背景之下研究，首先便表现在理论上的相互借鉴和融合，学者们不再囿于自身学科领域，而是试图通过学科间的综合来寻找新的解决良方；另一方面，中国的特殊国情加上社会转型带来的发展速度，导致西方国家的现有理论无法完全与中国的实际吻合。

二、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势

（一）社区治理的研究方向

（1）作为主体的人。任何制度的实现都离不开人的参与，人的发展才是一切社会活动的终极目的。因此，人的价值理应终于制度本身，即便一个良好制度的建设困难重重。我们研究的视野不应局限于政府与社区组织，居民也是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研究逻辑应该是包括居民在内的政府与社区组织三者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的有关研究中，政府、社区组织和政府与社区组织两者关系的研究不在少数，但是社区治理中居民的地位，不同构成的居民情况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和居民与其他两者如何互动的研究却不多见。有关居民的研究应该成为未来社区建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2）理论整合。前述分类的研究方法在社区治理理论研究的肇始阶段具有很大的便利性，但是当理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进行内部整合时就比较困难，特别是现实的情况纷繁复杂，各种类型社区的情况差别较大，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内难度很大，但我们也应看到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正在弥合，却缺少社区治理理论上的指导，今后理论研究的冲破口或许就在这里。

（3）虚拟社区。虚拟社区根据是否有真实社区为依托分为“互联网虚拟社区”和“网络化社区”，前者是指人们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在网络空间中相互交流而形成的具有共同目标的群体关系总和，[3]后者是指现实社区中的虚拟社区是指以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社区为基础，在互联网上形成的群体，在这些群体中，人们经常就现实社区的共同话题展开讨论，进行社区事务交流，从事网上或网下活动，共同参与现实社区治理。[4]互联网虚拟社区为社区治理开辟了新的空间――互联网，而网络化社区也给社区治理送来福音。

（二）实践中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

（1）法治化的社区治理模式。现代社区治理要走向规范化的良性发展轨道，社区治理的法治化有待加强。一方面要做好社区立法工作，明确划分街道办事处与社区的职能、责任、权力，明确执法程序，完善组织建设，加快制定适应各个不同类型的社区治理的具体条例；另一方面，要加强社区工作人员的培训与管理，提高法治意识，在执法过程中，做到法与情的兼容，体现执法的艺术。

（2）多元与开放的社区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理论传入中国已有10年，但是在实践中效果并不明显。实现社区的多元化发展或许是一条实现多中心治理的路径选择。由居民自主选择符合本社区条件的发展方向，把本社区成为某方面的专业社区，如民族特色社区、军民共建社区、文化型社区等等，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公权力机关在这些特色方面的知识、经验缺乏弱化公权力机关的权威，从而为建设“多中心”治理铺路。

（作者单位为南京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 吴晓林.“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研究述评（2000-2010年）――以CSSCI检索论文为主要 研究对象”[J] .公共管理学报，2012（01）.

[2] 郑杭生，黄家亮.“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J].甘肃社会科学，2012（06）.

第9篇

一是优化城乡空间结构，加速构建现代城镇系统。要从省实践动身，建立“向心结构、集群发展、两规联接、五个条理”的现代化城镇系统。向心结构，就是鼎力施行中间城市带动计谋，在全省构成以郑州为中间的“一极两圈三层”的空间结构。集群发展，就是全省18个省辖市组成华夏城市群，省辖市以上中间城市执行集群、组团发展。两规联接，就是城镇系统规划和村镇系统规划要有机联接，为完成城乡统筹发明前提。五个条理，就是尽快构成国家区域性中间城市、地域中间城市、中小城市、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现代化城镇系统。此外，要推进省域中间城市、以县城为重点的中间城市加速发展，量体裁衣发展中间镇，稳妥推进新型乡村社区建立。

二是加速城市建立，提拔城市功用。坚持新区建立和旧城革新同步规划、同步施行，坚持城市建立与生态情况维护相一致、与节省集约应用资本相结合、与提拔城市文明档次相联接，具体提拔城市功用和综合承载才能。首先，要加速城市基本设备和公共效劳设备建立，依照城市现化代要求，突出抓好城市道路、供排水、供电供热供气、信息化等基本设备建立。其次，要加速城中村和旧城革新，重点推进现有建成区内城中村、旧房屋小区、棚户区和传统贸易中间街区革新。最终，增强城市生态情况建立。加速中间城市、县城污水和垃圾处置设备、省辖市中水回用工程和污泥措置设备建立，2015年县级以上生涯污水处置厂污水悉数完成无害化措置。

三是出力推进产城互动，完成产城交融发展。要把促进财产发展和集聚与加速城镇化历程严密结合起来，不时增强城镇化发展的财产支撑。把承接财产转移作为省增强城市发展财产支撑最便捷、最有用的路子，把招商引资作为“一举应多变”的计谋性行动强力推进。加速推进财产集聚区与城镇建立互动发展。统筹老城区与财产集聚区功用结构，完成产城交融、良性互动。联接好专业园区发展与中间镇、新型乡村社区建立。城市新区要出力推进财产高端化，发展特征主导财产，带感人口集聚。

四是推进符合前提的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使进城农民享用城市文明效果。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民变市民。要把促进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作为打破城乡二元构造、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加速城镇化历程的最关键环节。坚持就业为本。农民进城的前提前提是就业和生计问题，因而要起劲扩展就业容量，增强就业指点和效劳，促进进城务工人员不变就业。要尽快树立多种保证方式有机结合的城镇住房保证准则，为农民进城发明前提。

第10篇

韩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治理

城市养老院老年人自杀意念初探

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

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何以可能

农村老年人社会形象的自我认知

韩国社会福利法人的组织特性研究

社会工作本科培养模式的本土化构建

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及其相互作用

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四大贡献

创新社会治理与实现和谐善治的“中山经验”

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研究

社区治理视野下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创新

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

统治治理自治: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

单位共同体变迁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

论残障儿童家庭支持利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

政府主导型殡葬改革与厝棺土葬传统的变迁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与慈善复兴

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困境的核心问题及其应对

体弱老人虚弱程度与其亲属照顾者精神健康的关系

时空社会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犯罪时空结构探析

贫困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培训政策:一个分析框架与顶层设计

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规范性变迁的影响因素

项目下乡与基层环境治理——桂西M镇个案研究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社会倡导视角下社区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经济特区社会组织发展创新:探索、问题与对策

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及对策研究

韩国跨国婚姻家庭生育及养育支援政策研究

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质内容及若干关键问题

福利体制研究中的二维视角——评艾斯平·安德森

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及其综合影响机制分析

学贯中西,联系实际——对郑杭生老师的追思和悼念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联动管理的定位、边界与模式

社区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对S市M社区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

台湾社区型社会企业之资源连接与社会影响:兼论其可持续性发展

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怀念作为教育家的郑杭生先生

倡导理论自觉,研究中国问题——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

始终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郑杭生先生的精神遗产与人格风范

追求至善之境——郑杭生先生后期学术事业与基金会事业的二三事

从“一体化”向“良性互动”发展:治理结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

韩国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社会经济模式的理论背景和政策意义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机制的研究——基于天津实践经验的分析

第11篇

智慧中枢：让城市管理“全面响应”

从本质而言，智慧城市可以被比喻为一个生态系统，由市民、社区、交通、能源、商业、通信、水资源等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又形成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促进、彼此影响的整体。在科技不够发达的过去，这些子系统无法互联互通，也无力为城市发展提供完整的决策信息支持。随着科技的发展，借助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决策分析优化等IT技术，城市中的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物理基础设施、商业基础设施等联结成新一代智慧化基础设施，构建起跨领域、跨子系统的综合应用信息系统。这犹如给城市装上网络神经系统，使城市中不同部门和系统之间实现了信息共享和协同作业，拥有了“智慧中枢”，从而能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做出最佳的城市发展管理决策，及时预测和应对突发事件和灾害。

智慧社区如同智慧城市中的一个个“小细胞”，是应对城市化发展新挑战、打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的基石。它以智能、人文、服务为理念，以管理精细化、服务人文化、运行社会化、手段信息化、工作规范化为建设思路。以信息化技术手段为支撑，统筹各类服务资源，满足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需求。从实践成果来看，智慧社区是公共治理的一种新模式，为辖区居民和单位、社会组织提供“全面响应”的智慧生活状态，真正实现寓管理于服务，在服务中体现管理的社区治理目标。

作为构成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智慧社区信息化建设共经历了非可视楼宇对讲、联网的非可视楼宇对讲、可视的楼宇对讲终端、智能化小区、数字化社区、智慧社区六个阶段（见图1），为优化社区资源配置，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供了帮助。在政府公共政策的指引下，构造智慧社区先进的信息化应用环境，能引导公共部门、市民、企业进入信息化时代，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

“三网一云”：信息技术构建人文社区

智慧社区是在下一代互联网、物联网、电信网（无线网）的基础上，使用高性能计算机和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整合巨量数据和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和复杂计算，最终形成以智慧技术高度集成、智慧产业高端发展、智慧服务高效便民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社区发展新模式。概括而言，智慧社区就是“三网”与“一云”的有机结合及广泛应用。

智慧社区的结构主要包括访问层、应用层、网络层和感知层（见图2），相应地，智慧社区拥有四个核心特征：

更深入的智慧化感知。社区拥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建设智慧社区可通过分布在社区重要基础设施、公共环境中部署的传感系统、自动监测和监控设施等快速获取城市所需信息并进行分析，实现社区信息与数据的实时收集与存储，便于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并制定突发事件应对方案。

更全面有效的互联互通。通过城市高带宽的固定网络、无线网络、移动通信网络可将个人电子设备、组织和政府信息系统中收集和储存的分散信息及数据进行连接、交互、多方共享和协调，帮助用户从全局的角度分析并解决问题，使工作、任务通过多方协作或远程操作成为可能，从而彻底改变城市社区管理与运作方式。

更深入的协同关联应用。通过管理体制的创新保障，构建身份认证、目录交换、结算清分、信用评估等技术平台的体系性建设，确立信息系统之间的无缝连接和协同性，促进分布在城市不同角落大量数据的流转、交换、共享、比对，形成城市社区治理“主动发现问题一功能自协调一及时处理问题”的良性机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收集到的数据，以获取更新颖、系统且全面的结论解决特定问题，更好地支持城市发展决策、行动和创造新价值。

更人性化的人文关怀。以人（社区用户）的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以生活更美好为根本目标，力求通过智慧社区的建设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构建涵盖社会管理、服务、建设、动员、组织等于一体的智能化综合信息服务管理平台，最终实现智能、人文、宜居的现代新型社区。

谋篇布局，打造“一盘棋”管理模式

根据调查，当前社区居民的需求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生存需求，包括社会保障、社会救助、劳动就业、医疗保障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第二层次为生活需求，包括提高和改善生活质量所需的服务如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科技教育、网络购物等。第三层次为民主参与需求，包括居民参政议政、参与社区民主管理、民生服务调查等。为此，上海智慧社区建设以人为本，以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实现社区事务受理服务“全市通办、全年无休、全程公开”、满足居民全方位需求为最终目的，统筹利用社区服务资源，扩展多元化服务渠道，加快推动社区信息化带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步伐，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智慧社区信息化平台总体架构以社区事务服务、生活服务为核心，协同政府各类相关业务系统，统筹各类社区服务资源，形成“6+N类服务渠道、2大专业服务平台、10个应用支撑系统、1套业务协同体系、1个社区综合资源库”的总体架构（见图3），构建联通各类社区信息化资源，实现面向社区民居和基层组织的数字智慧社区。

第12篇

创新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着力推动四个转变，即推动由“轻”向“重”的转变，即屏弃过去重视经济建设而轻视甚至忽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的落后观念，把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作为事关全局的重大的任务，摆上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推动由“堵”到“疏”的转变，即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关口前移，在重视创新解决各类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同时，也要注重创新源头预防和引导化解的措施，实行标本兼治，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推动由“散”向“合”的转变，即努力克服当前某些社会管理领域仅是某个或者某几个部门“单打独斗”的格局，努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格局；推动由“冷”向“暖”的转变，即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为民的理念，充分尊重综治对象，努力满足群众诉求，做到文明管理、热情服务，实现“情、理、法”的统一。

多渠道保障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财政投入机制

1．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将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运行经费列入财政预算，逐步形成与地方财政同步增长机制。2．实行专项扶助。借鉴某些地方做法，每年从彩票公益金中，拿出一定比例资金用于社区建设的福利服务和公益事业。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规范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等由政府出资，社会提供服务。3．加大配套设施投入。由政府投资，按规划同步建设配套的政务管理用房等。加强社区公共配套服务用房的规划、建设、移交等环节的监督管理，确保社区公共配套服务用房的足额及时移交。4．鼓励社会投入。积极探索建立政府投入与民间投入相结合、无偿服务与有偿服务相结合、社会化与产业化相结合的社会事业投入和发展机制。

着力提升社区管理服务水平社

1．搭建管理服务平台。探索建立由街道或民政部门牵头的集政务服务、公益服务、市场服务、志愿服务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实行“一门受理、内部协办、资源共享”，满足居民各个层次的社会化服务需求。2．推动城市执法职能向社区延伸。探索建立“边界统一、协同巡查、分类执法”的社区行政管理执法机制，明确责任主体和范围，形成管理主体清晰、执法到岗到位、一线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3．提供及时有效的社区服务。整合社区各类资源，积极开展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就业培训、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基本服务，启动居家养老、育婴托幼、美容保健、健身娱乐等新型服务，着力推进社区服务产业化、社会化，满足居民不同层次的服务需求。

积极推进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手段的科技现代化

第13篇

[摘 要] 旅游和社区的协同发展中，呈现出居民被边缘化、空间的争夺和占用、资源环境利用不当以及居民参与受限制造成的可持续生计能力受阻等问题，严重阻碍发展进程。信息时代背景下，旅游社区的参与和治理将向数据驱动的科学决策和协同善治转变，大数据将为旅游社区居民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参与平台和途径也会拓宽。数据的透明和公开将有助于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分配和协调，届时将大大提升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热情。经济欠发达地区治理过程的大数据应用可率先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着手，增强各个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发挥群众智慧，使社区治理向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

[关键词] 社区参与；参与意识；自我增权；创新就业；旅游发展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7. 089

[中图分类号] F5901；TP3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7- 0199- 03

1 大数据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矛盾的同构性

旅游发展过程中的社区参与问题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1 ]。近些年，旅游目的地社区发展、社区和旅游协同发展、可持续发展被给予更高的位置[2 ]。旅游目的地社区被边缘化、居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以及旅游产生的文化冲击、空间争夺和占用、环境问题、资源合理利用和分配 [3-5 ]等等这些棘手的问题，多是由于公共利益分配不均以及公权力基于行政程序的分配不均造成的不平等引起的，为此，和谐的发展呼吁民主参与、社会自治，呼吁更加科学而良性的治理。

近年来，学者对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呈现的问题和遇到的障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总结起来大致分为外部制约和内因限制两方面。

外部制约主要指：第一，旅游发展地以景区或旅游企业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愈发复杂多变，各个利益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层显 [6 ]；第二，强势资本入驻后，社区原有的利益天枰失衡，有政企联合操作，政府权力寻租的现象出现，无形中规避了公众的参与；第三，参与渠道单一，信息不场＞用翊τ谛畔⑷跏迫禾宓匚唬从获取信息的便捷和信息量都集中于少数社区精英 [7 ]；第四，政府管理权限和边界不清，决策方式方法不明晰，造成行政帮扶上的困难和障碍 [8 ]。

内因限制因素有：第一，居民民主参与意识弱，参与意愿摇摆不定；第二，居民受教育程度低，不知道如何参与和维权，多数居民个体不具有“公共理性”。而一旦其个人利益受到损害，多采取消极抵抗，不懂得也不会如何维护合理权益； 第三， 参与的技术， 主要指参与旅游发展需要的各种资质证书，多数居民不具备专业资格认证。这些问题和状况制约了社区居民的民主参与，也对社区的治理带来了各种困境。

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或许不应该站在问题里面去分析问题，而应当站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大环境去观照现实中的困境，进而科学决策。

自麦肯锡公司名为《大数据：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下一个新领域》的研究报告以来，发达国家率先就大数据进行了研究和应用，如：美国利用大数据技术改善政府治理，帮助预测就业岗位和信息，帮助分析民意预防冲突和矛盾，以及各个商业领域。

大数据在国内的实践尚晚，自2015年7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同年9月，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标志着大数据已经被纳入国家战略部署和顶层设计。信息时代，地区治理的智能化，现代化势在必行，大数据所要求的信息开放、分享决策、平等合作与解决旅游社区参与所面临的如上问题具有同构性。

社区参与和治理要求公共权力和公共利益的平等，社区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冲突亦源于此。公共权力的制度基础是民主，需要最广泛的人民的话语表达，大数据为各个主体的话语表达提供了多元的、便捷的渠道。公共利益的平等则要求各个参与主体的平等协作和自由互动，最终实现共同成员的最大利益，并且尽量减少对他人的损害。大数据的公开透明，信息的交互流通，为实现平等对话，达成共识提供基础和条件，大数据的开放和包容有利于多元利益体之间的调试和整合，“两微一端”（微信、微博和手机客户端）为社区居民提供便捷的沟通渠道，每个人都可以是信息的者和享用者。为提高参与，形成民主意识打破技术。

2 大数据重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

大数据的驱动下，原有的社区将被解构为由网络社区和现实社区共同构成的二元结构，网络社区在大数据信息体量大、变化快，新媒体盛行的作用下，使网络参与主体更加单一、多元化，参与的渠道也不再局限于日常的行政参与，进一步弱化个人对组织的依附，公共舆论盛行，这些都将倒逼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由权利集中、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权利逐渐分散，但仍保持公共理性的合理行政管理，而不至于失控。

网络社区凸显的公开、透明、共享协同现实社区进一步整合，重构了善治的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多元治理主体充分激活社区的自组织和自调整能力，治理权力适度调整，逐步向金字塔中低层倾移，追求更高效的治理模式和更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基础。鼓励社会公众、企业、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协同参与治理。

大数据驱动下，将以数字决策代替权利决策或经验决策，公共资源配置、招投标、各类项目的开发和决策将有数据为决策依据，有效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公众监督、信息公开倒逼权利结构优化，全新的治理生态系统浮出水面。社区治理生态系统如图1所示。

3 大数据在旅游社区治理中的现实运用

大数据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尽管目前在应用过程中会出现技术、理念意识和数据非理性等障碍，但是，践行科学分析、数据决策势在必行。为了拟合数据鸿沟，经济欠发达地区社区可以在有限技术的基础上来试行基于大数据的治理现代化，或者可以将其称之为“中数据”，即，信息量没有那么庞杂，不存在对非结构和半结构数据的分析。鉴于旅游社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可以从有效沟通和精准服务两方面践行数据管理和决策。

3.1 大数据沟通

大数据沟通是指通过各种社交网络和终端广泛收集社会数据，了解群众观点和态度，并有针对性的进行沟通，目的在于达成共识、改善群众关系，凝聚社会公信力。这种方法已经被发达国家广泛用于社会信息征集和公共治理。

如：Kosinski研究发现，通过市民在主流社交媒体（如Facebook）上面的点赞数据，即可推测每位个体的年龄、偏好、和政治观点，基于此有针对性地投放精心设计的沟通和说服信息[9 ]；美国费城使用名为“Textizen”的APP向市民的手机发送短信息，并告知目前正在制定的政策法规，同时制定并投递相关调查问卷，调查结果被作为施政依据在官网公布[10 ]。

旅游发展过程中，经常由于社区居民被置于旅游发展进程之外，不得分享利益，或由于信息不完全或沟通不畅而造成各种矛盾和冲突，严重阻碍旅游发展和旅游目的地和谐进程。基于政治程序对矛盾和冲突的利益进行权威分配，使各个社会主体之间缺乏沟通和对话，利益调和度低，矛盾冲突愈演愈烈。依托大数据平台表达的信息对话，对信息的模块化处理后，可进行有针对性有重点的沟通。

通过建设数据平台，拓宽信息渠道，为群众参与提供便捷途径，数据的透明和可视化又可以凝聚社会共识，扩大治理的公信力，可以弥补行政上的单一决策造成的资源不足、信息不对称和效率低下。

3.2 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准服务

大数据开发技术是关键但应用和服务也不可忽视。数据的分析还应当回归到应用和实际决策中。在千变万化的社会问题和群众需求中引入社会群体的力量，有助于进一步搜集有效数据，识别需求，提供精细管理和精准服务。

目前旅游和目的地社区的发展中，地方行政做了不少工作，基层管理人员的辛劳有目共睹，但成效并不显著，比如对待困难户的帮扶，群众反映帮扶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甚至是采取的帮扶的方法存在供需偏差，造成公众参与率低，政府工作效率低下，资源浪费。

大数据驱动下，应当增强社会主体挖掘和利用数据的能力，拓展数据的应用主体和应用领域，提供公共信息服务面。例如：纽约市使用LBS应用让市民在地图上建议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的设置地c，为市民提供便捷租车服务，获得市民广泛支持。另有，美国佛蒙特州向群众征集推送粮食捐献政策和具体捐赠点的位置[11 ]。

大数据的应用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群众团体或是市场的力量，并鼓励他们运用大数据，开发应用平台APP，在各个方面服务群众[12 ]。未来的现代化治理，应当朝着数据支撑下的社会主体多元合作共治和良性善治迈进，治理更强调理性公共协商和多元主体的有效参与和协作[13 ]，以公共利益为标准，实现公共选择的理性转换，避免公共活动效率低下造成的资源浪费和集体非理性。

4 总结和展望

大数据的应用和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这条路上，既要避免公共社会不成熟，公民缺乏公共理性而带来的数据偏差，也要谨防数据寻租，数据霸权和数据掺假。健全数据伤害维护机制，出台数据使用责任和数据使用相关的条令规范亦是趋势。

大数据的应用关乎国家治理体制创新，公共服务创新和社会自治培育，要求每一个社会主体都要有数据意识，释放数据红利。每一个公民都是数据的使用者和提供者，要重视公民数据源，为民主参与和决策、良性善治开源纳智。正如哈耶克所述：一个社会的知识掌握在每一个人手中，只有发挥每一个人的智慧，整个社会的文明才能得到长足的进步。

主要参考文献

[1]李会琴，侯林春，杨树旺，等.国外旅游扶贫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15（1）：26-32.

[2]苏明明.可持续旅游与旅游地社区发展[J].旅游学刊，2014，29（4）：8-9.

[3]左冰.共容利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利益协调[J].旅游科学，2013，27（1）：1-14.

[4]李萍，王倩，Chris Ryan.旅游对传统村落的影响研究[J].旅游学刊，2012，27（4）：57-63.

[5]陈莹盈，林德荣.旅游活动中的主客互动研究――自我与他者关系类型及其行为模式[J].旅游科学，2015，29（4）：38-45.

[6]王德刚.文化自信、利益均衡是确立乡村旅游伦理关系的基础[J].旅游学刊，2014，29（11）：9-11.

[7]时少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的权利结构、运作策略及其影响研究――以京郊BS村景区并购事件为例[J].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学报，2012（11）：73-83.

[8]王翔宇，翁时秀，彭华.旅游地乡村社区居民利益诉求归类与差异化表达――以广东南昆山核心景区为例[J].旅游学刊，2015，30（5）：45-54.

[9]Kosinski M，Stillwell D，Graepel T. Private Rraits and Attributes are Predictable from Digital Records of Human Behavior[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2013：5802-5805.

[10] Global Open Data Index. http：///.

[11]吴湛微，禹卫华.大数据如何改善社会治理：国外“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的案例分析和借鉴[J].中国行政管理，2016（1）：118-121.

[12]赵长明.我国二手房地产交易价格风险的核算[J].统计与决策，2014（1）：34-36.

[13]陈潭，杨孟著.“互联网+”与“大数据×”驱动下国家治理的权利嬗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5）：105-111.

第14篇

南开大学城市管理专业2011年酝酿设立伊始，就确定了高起点、国际化的办学理念。2012年6月即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签订城市管理专业“3+1”合作办学备忘录。2013年获得教育部城市管理新专业审核后，两校签署了城市管理专业“3+1+1”合作办学协议。由此，南开大学每年30名左右的城市管理本科生雅思考试达标后，第3学年整建制到英国城市学官方排名第一的格拉斯哥大学学习，第4年回国完成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可获得南开大学管理学学士和格拉斯哥大学颁发的留学一年课程学习证明。在自愿的前提下，学生第5年可返回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城市与区域规划硕士。迄今已顺利招生4届，项目运行良好。

与城市管理本科国际项目相配套，2014年经教育部批准，以南开大学与格拉斯哥大学联合研究生院为平台创办了城市学方向的“1+1”硕士项目，即考生通过全国研究生统考和南开的复试，符合格拉斯哥大学录取条件的通过其教师来南开组织的面试进入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学”硕士和格拉斯哥大学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硕士1+1”联合培养项目，研究生课程学习全部在南开大学完成，英方派教师来校授课，实行2-4年弹性学制。

经过几年的城市管理专业建设，我们在目标定位、人才培养、师资队伍、教材及实验室建设等方面有几点体会。

一、目标定位

按照教育部2012年界定，城市管理专业旨在“培养能在城市建设和管理部门、城市管理政策及法规研究部门、城镇基层社会管理部门、城市社会团队综合部门、市政市容管理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科研、教学以及具体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南开大学在探索国际化办学过程中，获知由于发达国家现代化、后现代化的进程总体上快于中国，已完成“现代化进程”的欧美国家的大学基本上不开设“城市管理（urban management）”专业，而是开设与“后现代化”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城市学（urban studies）”专业。

例如，美国大学理事会（US College Board）对城市学的界定是运用社会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来研究城市生活、管理和服务，主要学习如何使城市文化具有独特性，城市地区如何回应复杂问题和事件。简言之，城市学是让你懂得城市居民生活、行为方式及如何应对问题的专业。2014年，城市学科在英国官方排名并列第一的格拉斯哥大学官网是这样描述城市学：它让你从学界认可的相关领域的领导者那里学会和获取至关重要的形塑地区、强化社区和改进政策制定的实践知识。城市学涵盖都市发生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物理的所有方面的变化，包括城市的社区、治理、卫生、住房、不平等、规划、交通和房地产等领域（注：住房housing，在西方通常意味着通过政策或财税补贴的政府主导色彩更强，而房地产real estate一般指商业化、市场化的力量居于主导地位）。

鉴于此，我国高校城市管理专业建设应当综合考虑经济社会转型期特点，即“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两个历史进程高度叠加给我国大中城市治理带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挑战。

二、人才培养

城市管理专业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理论和专业学识。目前，城市管理本科毕业生可授予“管理学”或“工学”学士，各校的培养方向也各有千秋。为此，国内各高校在城市管理专业建设中，应当依托自身学科优势来打造其专业特色和品牌，通过服务于城市转型和城市发展提升专业的综合影响力。至于所培养的人才在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政策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当中更侧重哪一个或哪几个方面，可以集思广益，精心论证。我们在论证城市管理专业建设时，考虑到南开在应用经济、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的传统优势，结合格拉斯哥大学城市学系在城市与区域规划、城市政策、都市再生、社区治理、城市经济等方向的雄厚师资力量和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准，将南开城市管理专业定位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扎实的多学科知识功底，掌握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和城市规划管理动态，擅长城市和区域规划管理、都市更新和社区发展、城市公共事务应对、城市政策分析的专业化复合型人才。同时利用国际合作办学优势，瞄准部分国际机构和在华国际组织，为其推荐我们的毕业生。

三、师资队伍

打造一流的城市管理专业需要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近4年来，我们根据课程体系需要有步骤施行优化师资的学缘结构、联合申报科研项目等方式，在已有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社会学和社会工作、政治学和经济学师资基础上，陆续招聘国内外高水平大学从事人居环境治理、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地理信息系统、社会政策等专业方向的优秀博士毕业生，引进了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经验的高端人才。同时，进一步加强与格拉斯哥大学城市学系在科研、教学上的全方位合作，包括联合申请到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国家自科重点项目和中英联合资助超千万元的“城市转型”国际合作项目，通过科研合作加快提升年轻教师的研究能力。同时，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委新设的学术团队项目和南开大学一流专业建设专项资助等渠道，计划利用3-4年时间把大部分教师派到格拉斯哥大学等城市学排名居前的英、美大学研修，采用与对方教师共同备课、授课和联合指导硕士生的模式让南开城市管理师资队伍与国际高水平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接轨。

第15篇

【关键词】 城市治理；城市管理；公众参与

中图分类号：TU99文献标识码： A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城市管理面对很多复杂的问题，传统的城市管理模式已不足以解决当前城市运行中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治理”代替以往使用的“管理”，一字之差，却是党的社会建设理念的重大突破。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城市治理强调公众参与，强调社会力量的参与。

一、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必要性

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在《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中说，“治理是指一种由共同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全部是政府等公共机构，也不一定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这里突出强调了大家有共同的目标，非正式、非政府的力量参与，不一定依靠强制力量。所以，现代城市治理需要发挥公众的力量，必须依靠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

首先，公民参与是提升城市治理理念和手段的途径

理念的陈旧和落后，势必会阻碍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公民参与理念的推动下，城市治理应该确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人是城市生活的主体，城市治理是为了人民，城市治理需要依靠人民。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公众更有权力和义务参与城市治理，公众参与使得城市治理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可以保证城市管理部门与公众需求有效对接，从而满足公众需求。在公众参与理念的推动下,城市治理将向低成本、高效率、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公众参与是实现公众满意、提升治理理念和手段的最佳途径。[2]

第二，公众参与是城市治理实践的需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公共事务数量增加，而且日趋多样和复杂，原来的城市管理部门不堪应对，必须动员社会力量一起参与管理，这是提高城市治理水平的必然选择。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主要是通过各种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人来发挥集体的力量，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对城市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切实减轻政府的负担。“现代化的城市管理模式提倡公民参与式的城市管理，公民自下而上地参与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要形成合力，强调公民参与城市管理，意味着不是简单地把公民看作城市管理的对象而应该看成是城市管理的积极行动者。”[3]因此，城市治理需要公众参与，公众参与是城市治理不可或缺的手段。

第三，公众参与是融洽政府和群众关系的需要

近年来，城市管理尤其是城管执法一直饱受诟病，在城管执法过程中，城市管理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经常处于对立的状态，城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也频频发生冲突甚至出现流血事件。其最根本原因在于市民对城市治理工作缺乏了解。因此，城市治理通过社会公众参与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以此提升公众对于城市治理立法、决策的认知度和认同度，最大限度地消减因政府与群众间的信息隔阂产生的社会矛盾，赢得市民对城市治理的理解和支持，进而融洽了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谐。

二、我国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治理工作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当前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现实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整体意识薄弱

目前，有些城市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认为城市治理是政府和城管执法部门的事，“与我无关"的思想还普遍存在，使得公众在参与城市治理的过程中思想意识上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主动参与意识不强、参与程度不够。大多数人只意识到自身是城市治理的对象，却没有认识到自身也是城市治理主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社会公众缺乏城市治理的知识，面对城市治理中出现的问题，无法提出正确意见，这样就不能形成比较强的社会整体治理能力。

2. 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规范缺位

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缺乏法律制度保障，有些城市虽然出台了城市管理条例，原则上规定了社会公众应当积极参与城市治理的规定，但是在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参与的范围以及参与的保障和司法救济方面，仍然是空白。对志愿者基本权利保障及服务管理体制等方面尚未有配套制度的支持，公众参与的权利和地位都没有法律保障，削弱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有效性。致使许多公众参与都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公众参与不仅流于表面形式，而且还是偶发性的参与。

3． 公众参与的组织化程度不高

城市志愿者缺乏组织建设，志愿者的登记注册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组织建设。志愿者参与的临时性和组成的多元化等特点，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对志愿者进行有序的管理，致使志愿者的组织工作易出现混乱局面。此外，城市社区功能也未能有效发挥。社区是以居委会为自治核心发挥其在参与城市治理中的作用。目前，城市的社区治理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对公众参与没有明确的参与形式、内容上的规范，造成了社区参与的盲目性和随意性。

三、完善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机制的建议

公众参与是城市治理架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何建立健全完善的城市治理公众参与机制是城市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改进社会治理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

（一）确立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共识

树立“小政府”的公共治理理念，提倡公民参与、企业、非政府组织参与、非营利组织参与等社会多角色参与的公民社会理念，最大限度地发挥市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在城市治理中的主体作用，使城市治理从被动转为主动，从应急变为长效。为此，我们可以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广告牌等来进行城市治理指示的宣传教育，并定期开展各种活动，形成 公众参与共识，打造一个实实在在的公众参与的公共平台。

（二）健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制度保障

1.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制保障

完善公众参与的制度和程序，能够有效保障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使得政府与公众之间沟通顺畅，制定的公共政策更有利于公众的利益，减少公共政策在后期实施过程中的阻力。公众参与机制的法制化也包括公众对政府权力机关的行政行为的监督。通过立法，为公众参与机制的运行提供法制保障。公众参与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机制中政府一方是权利的拥有者，随时都有滥用权利的可能性，而另一方是普通民众，其权益随时可能被者侵害，在这种不对等的权利博弈下，如果没有法律法规等给予民众的保护和对政府的约束、监督，将会使民众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

2.建立公众参与评价机制

在公众参与城市治理的过程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就是参与成果的评价和评估。由于缺乏可操作性的评价机制，对公众参与的实际效果，往往很难界定。因此，要探索建立开放的参与评价机制，可以考虑成立由政府机关、专家学者、一线城市管理人员。市民共同参与的开放型城市治理评价机构。通过评议活动，以媒体、公报等形式向参与者反馈，得到参与者的理解和认可。

（三）构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平台

1.加快社区平台建设。公众参与城市治理实践应充分利用社区联系公民与政府的中介作用，在社区搭建公民参与平台，以解决社区城市管理矛盾入手，调动社区力量，使社区成为城市管理的真正基点。由于长期在同一区域内共同生活，公众基于共同利益容易形成相对统一的城市管理理念，弥补了公众参与城市治理存在分散性和无序性的缺陷，再加上我国社区组织相关法律法规的日趋完善和业主委员会等居民自治组织的蓬勃兴起，为居民参与更高层面的城市管理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加快电子政务平台建设。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我国网民群体的逐步成熟，以及信息化技术在城市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电子政务在当前和今后的公众参与城市治理中，作为公众参与手段，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加快电子政务平台建设在当前我国政府大力推行政府信息公开的背景下，是政府可以考虑同步进行的重要举措。

（四）提高公众参与城市治理工作的组织化程度

1.引导企事业积极参与城市治理工作。通过引导企事业参与管理城市的各项公共事务，为社区开展相关教育培训提供帮助、资金支持，不断提高企事业单位的参与度。

2.要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为公众参与城市治理提供载体，政府要给社会组织成长创造宽松的制度空间以促进其参与城市治理，在财政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必要之时应该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此外，政府还要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适当的技术支持，为其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帮助和促进社会组织成为一个理性、成熟的公众参与载体。

3．志愿者组织制度化。组建城市志愿者队伍，是加强城市治理工作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首先，要完善志愿者的登记注册制度，加强志愿者的组织建设。其次，要对志愿者要进行定期的训练，这样既可以辅助专业城管的执法工作，补充专业城管队伍的不足，大大提高城市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再次，强化对志愿者的激励机制，对参与城市治理的志愿者实行保险制度。

总之，面对新型城市化、面对日益高涨的各种权利诉求的今天，公共治理改进、城市治理创新的需求比任何时候都要迫切，探索公众参与机制，培养公众参与能力，推动城市治理从“单向管理”走向“社会共治”，从而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加快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既定目标。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 罗西瑙:《没有政府的治理》，张胜军等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