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的方法论范文

前言：我们精心挑选了数篇优质法理学的方法论文章，供您阅读参考。期待这些文章能为您带来启发，助您在写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层楼。

第1篇

关键词：法理学 教学 思维转向 方法革新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11（c）-0129-02

1 法理学的学科性质与主题变奏

法理学属于理论法学的范畴，是“以法的现象运动的普遍性规律和最一般的宏观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是认识和叙述法的现象辩证发展过程的概念与范畴体系”，[1]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16门核心课程之一。它在整个法学体系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被理解为法学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和方法论。甚至有人将法理学形容为法律的眼睛，并指出，“只有伟大的法理学才能成就伟大的法律传统”，其“绝不仅仅是告诉学生一种职业，一种技术，一种解决眼前问题的方法和策略”，并“能在人类社会和个人职业生涯的荆棘丛林之中开启前行的方向”。[2]如此，法理学的学科使命就在于把握一个时代的文明脉动，凝炼一个时代的生命力要素，拓展一个时代法学研究的场域，引领一个时代法律发展的精神走向。[3]可以说，一个国家法理学的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法学的发展水平。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的法理学学科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从21世纪初开始的有关中国法学发展的“理想图景”的探讨，也带来了法理学学科研究主题的变换。首先，从偏重政治理想到着力于法本身的研究；其次，从理论来源的单一取向到多种渊源的探寻；再次，从单纯的国内法研究到全球性视野；最后，从权力关注转向权利法学。[4]法理学从此走在了一个理性自觉的发展轨道上。

2 法理学教学的思维转向

法理学学科在法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法理学主题的变奏，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那就是如何使得法理学的教学符合其学科性质并适应当代中国法学主题的变奏。对此，法理学教学思维的转向是首先要关注的。

首先，从注重法律知识的传授转向重视法律思维的培养。传统上，人们往往把法学教育仅理解为是法律知识的传授。在这里，教授被视为法学学科的真理发现者与传授者，在课堂上实行单向的讲授，注重规范与条文的讲解而忽视了规范、条文背后的价值意蕴；注重规范与条文的讲解而忽视了规范、条文与法律实践的接洽；注重规范与条文的讲解而忽视了规范、条文对于人的指向。[5]法理学的教学更是如此。法律思维是一个以一定的法律知识为基础、以相应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为背景、以法律概念和法律语言为思维分析工具和载体，通过具体运用特定的法律方法和技术，对法律现象进行观察、认识、理解、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处理的专门化的认识与思维活动及其过程。[6]透过法律思维的培养，法律知识的接受将变得简单而易行，法律知识的应用也将变得自觉而适切。单纯的法律知识的传授对学生来讲显然只是“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

其次，从封闭式的教学思维转向开放式的教学思维。封闭性教学思维意味着僵化、保守与一元的真理观。在教学中简单地运用单一的学术与思想资源，在教学的目的与功能预设上追求获得某种单一而确定的“唯一”的法学“真理”。老师惯于从本本上的教条出发来讲授与讨论问题，而不愿直面生活的现实及其所展现的问题。在教学的理论思维上基本是政治思维取向，在视野上基本落在现实政治的既定框架之内，并且人为地设置各种教学。[4]这种无交流、无互动、无交锋、无批判、无反思的教学环境，只能导致学生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与鲜活个性的丧失。法理学的学科属性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要求法理学的教学思维应走出“画地为牢”的窘境，从封闭式的教学思维转向开放式的教学思维。老师应采取多视角、多维度、大纵深的授课思维，通过对法理学各学派的不同理论观点的述评与比较、对法制现实与法制理论的深沉张力的论析、对中外法制理论与现实的不同径路的比较与甄别，从而提高学生的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7]开放式的教学思维有利于形成平等、自由、民主的教学氛围，有利于提高学生勇于批判而不迷信权威的主体意识，从而契合法理学的主题变奏。

最后，从注重理论传输转向重视法律职业培养。法学教育是一国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也是法律职业培养的重要途径。法学教育以培养法律职业者为目的，其场所是为实现这一特殊目的而做出的制度化设计，其典型就是法学院。所以，从培养过程和方式上看，法学教育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显著特点。故而，法理学教育在对法理学知识进行系统而抽象的概念讲授和原理教导的同时，还要进行法律实务的模拟训练，为学生提供处理具体法律事务的技能训练。[1]从法学教育的目的出发，法理学教育应从注重理论的传输转向法律职业的培养。但是，也要防止另一种情况的出现，即把法学变成一种技能，将法学沦为“匠学”。“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程规和精通实在法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更夸张地说“只是一个十足的傻汉而已”。[8]所以，法律职业的培养就既包括职业知识的培养，也包括职业思维、职业技术、职业道德的培养。

3 法理学教学的方法革新

由于法理学学科内容的抽象性、思辨性，再加上传统上对理论法学学科的误解，法理学往往不能引起法科学生的重视与学习的兴趣。如此，法理学的教授者就应基于教学思维的多重转向，革新教学方法，从而提高法理学的教学成效。

首先，讲授法与案例教学法的有机结合。讲授法是我国法学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由于法理学是对法律现象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具有体系化与系统化的理论结构。讲授法能够有效地结合法律传统与法理学教学内容，注重对抽象的概念、原理加以阐释和分类，直接地传播知识，有助于学生建立起法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对大学生采用直接导入的讲授教学法，对法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予以揭示，注重教学内容的系统、全面，引导学生掌握法理学的知识体系，也符合他们的接受能力与认知特点。但是，讲授法确实也存在僵化、无法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以及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的缺点。如此，案例教学法就有了必要。鲜活、直观的案例有利于将抽象的理论形象化，能大大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的热情，活跃教学氛围，提升理论知识的授受实效。但是，法理学的学科性质又使得其在运用案例教学时必须与部门法的案例教学区别开来。老师所选取的案例应能针对法理学学科理论的系统性特点，并照顾法理学的抽象性、基础性，突出对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关怀。只有将讲授法与案例教学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形成优势互补，提高法理学的教学实效。

其次，情境教学法与实训法的有机结合。情境通常被理解为景物、人物、情节、场景和环境，以及由场景、景物所唤起的人的情绪和内心境界。所谓情境式教学法亦可称之为实践教学法，或是体验式教学法。在法理学教学中，就是使学生“身临其境”，在教学中创设具体的生动的场景，使其自主自动地强化自己的法律职业者的角色，调动其思维，从而引导学生从整体上理解和运用法律思考、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在这一过程中，情境加角色使学生从平面、纸面接触法律转向立体运用法律，充满形象感和实用性。意在传授知识和训练学生的能力并重，是一种理论性和职业性相结合的教育方法。[9]这种教学法对于学生对抽象、思辨的法理学范畴与原理的理解是非常有助益的。但是，情境教学法所创设的情境毕竟只是模拟，只是在课堂上创设某种情境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还不是真正的社会现实与法律实践。如此，实训法就成了必要。实训是以实训基地为依托，让学生在一定的时间内以真实的参与者的身份在实训单位及相关人员的指导下应用法律知识处理相关问题的方法。在法理学教学中，可以使学生到法院、检察院等机关，以助手的身份参与案件的处理。当然，这需要学校与实训单位有良好的合作，并保证学生在每个学期都能有足够的实训时间。实训法能有效解决情境教学法中的模拟情境与现实生活的张力，其与情境教学法的结合又能解决实训法对教学时间的苛刻要求，可谓相得益彰。

最后，诊所教学法与讨论法的有机结合。诊所式法律教育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法律实际应用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务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入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意识观念。[10]诊所式法律教育突出了职业能力的培养，提升了学生学习法学理论的兴趣，加深了学生对抽象而思辨的法理学基本范畴与原理的理解。目前，法律援助是最主要的方式与途径。但是，诊所式教学的成本较高，对老师的要求甚高，也因为此，学生的参与度就比较低。如此，讨论法就成为必要。讨论式教学法指学生以班级或小组形式围绕某一个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争论、商讨、弄清问题或提高认识的方法。通过讨论，能使学生在愉快、兴奋中吸取知识，从而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达到对知识的融会贯通。由于诊所式教学法的参与度较低，所援助的案件又具有一定的类型限制，这必然导致其功能发挥的受限。讨论式教学就可以让这些参与法律援助的部分同学、老师将所参与援助的具体案件带到课堂中来，让所有同学参与其中，积极地讨论、交流，就案件发表自己不同的观点，进而加深同学对相关法学基本理论的理解与掌握。与此同时，也能解决老师在设置讨论主题时材料的贫乏与僵化，如此相得益彰，必能大大提升法理学的教学实效。

对法理学教学方法的变革必须建立在法理学的学科属性与教学实际的基础之上，适应时代对法学学科的整体要求，与法学教育的整体发展相协调。无论是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实训法、诊所式教学法还是讨论法，它们都有其自身的优势与短板，只有根据实际情况与其它方法的有机结合才能扬长避短而发挥其最大能效。

参考文献

[1] 公丕祥.法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6，436.

[2] 朱应平，徐继强.法律的理想与法理学的担――评周永坤著《法理学（第二版）》[J].暨南学报，2007（1）：143-151.

[3] 徐显明，齐延平.法理学的中国性、问题性与实践性[J].中国法学，2007（1）：111-120.

[4] 姚建宗.主题变奏：中国法学在路上――以法理学为视角的观察[J].法律科学，2007，25（4）：3-14.

[5] 孙来清.论法学教育应当体现人文精神[J].前沿，2010（1）：118-121.

[6] 姚建宗.法理学――一般法律科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417.

[7] 刘爱龙.论法理学教学与法学思辨能力的培养[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1）：157-160.

[8]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531.

第2篇

现在，法学和法作为一门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几乎所有的法理学教科书的开篇之页都提出“法学是一门以法或及其为对象的科学”（或类似表述），因此，被界定为“法学中的主要学科”（注：参见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出版社1994年版。）的法理学似乎当然应该属于科学之列。但是，法学和法理学为什么是“科学”？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是“科学”和“社会科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法学和法理学自身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我们认真把握法学和法理学的社会功能。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律的理论和两个面向，考察、论述法理学作为“科学”的条件和界限。前一个面向强调法理学作为科学应该具有的社会理论内涵；后一个面向确定法理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没有一门科学是漫无边际的，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具有自己确定或相对确定的范围。对作为科学的法理学的条件和界限进行审视，就是试图进一步明确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学科的范围。

引起笔者注意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年以来，法理学的更新与改革都是我国法理学界、乃至整个法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注：如张友渔、张宗厚的“法学理论要有新发展”，《文汇报》，1988年5月5日；乔伟的“关于法学理论研究的反思：论更新与改造法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8年第6期；张志铭的“价值追求与经验实证：法学理论发展的取向”，《法学》，1988年第12期；甘重斗的“在改革开放中创新法学理论”、张文显的“改革和发展呼唤着法学更新”、张传帧的“试论商品与法学基本理论”，《法学》，1988年第5期；徐显明、齐延平的“走出幼稚-以来法理学的新进展”，《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童之伟的“论法理学的更新”，《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1995年和1999年分别在昆明和上海召开的法理学年会均以“法理学的回顾、创新、展望”为主题。）其中，法理学界对法理学的理论性与现实性的关系和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与职业技能的关系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分歧较大。（注：参见黎国智：“变革和创新我国法理学”；沈国明：“法学研究要关注向市场化过渡的过程”；孙国华、光：“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宏观思考”等文，载刘升平、冯治良主编：《走向二十一世纪的法理学》，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992以来，葛洪义、尹伊军、谢晖、邱本等关于“法学家文化品位”的争论，参见《法学》1992年第1期、1993年第11期、1994年第1、4、5、7期、1995年第1期等。）这种分歧表面上看是法理学界对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以及理论界参与现实的方式存在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有些学者、特别是法律实务部门和部门法学的学者，还多多少少地存在对理论形式的抽象性的怀疑。人们期待我国法理学能够对部门法学、法制实践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因而，比较集中的批评意见也就是指责法理学已经严重脱离实际。在许多人看来，法理学的进步应该体现在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性上。由此，法学界有些人士，甚至不少是法理学学者都在呼吁法理学要“理论结合实际”，将法理学发展、进步的希望寄托在研究具体问题、特别是与社会主义法制实践紧密结合的具体的现实问题上。言内之意，法理学的研究重心应该由“抽象”转为“具体”，不能再继续这样“抽象”下去。本文对法理学已经脱离实际的结论并无异议，也反对理论上的娇柔做作、无病、故弄玄虚，但是不赞成有些学者指出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我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法理学所面临的问题本质上不是法理学所独有的，而是我国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的关节点，也不是法理学乃至法学的实践性不强，而是这些学科的理论性不充分，以至于没有能力应对现实。理论不充分的极端的表现，在法学各学科上就体现为有的人对基础理论毫无来由的轻视、敌视、无知，缺乏自己解决本学科范围内法理学问题的自觉意识；在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领域内，则体现在不少法理学者对自身的理论结合实际的能力缺乏信心。而这两种情况都源于缺乏对法理学学科范围自觉的批判-知识范围的确定。所以，法理学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似乎还不完全是现实性不足（这当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而是由于理论的不充分所导致的法理学、甚至整个法学在中国都在向“对策学”方向的发展，以及对法学所抱的实用主义的非科学的态度。

鉴于此，笔者感到，如果能够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总体角度上的检视，探讨、说明法理学（不是作为一个学科的法理学，而是作为全部法学的基础的法理学）的“科学性”之成立条件、内容及其界限，或许能够为法理学理论与法治建设实际的结合提供一些有益的探索。

二、法律理论的普遍性

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它的理论性，即法理学必须是说理的，有理论根据的，符合理论思维的基本规范。所有的具有科学性质的法学学科都是以理论为基础的。法律理论的普遍性在此就是指所有的法学知识领域都离不开理论思维。同时，由于理论思维面对的问题也是普遍的，所以，理论本身具有的普遍（连续）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学术研究而言，只有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之分，而没有是否需要理论思维之别；而理论思维能力的强弱，则取决于它对理论的普遍性的洞察、自觉与把握，以及将一般的社会理论转化为法律理论的能力。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一层含义是指：理论是各个法学学科的精神基础。法律理论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法律和法学工作者的日常精神活动的结果，更是法理学的直接的研究成果。本来，作为一个法律和法学工作者，无论专业领域存在多大的区别，我们每个人每天（至少在正常的工作日）都需要思考各种各样、或具体或抽象的法律问题。例如，律师会考虑如何根据法律规定，更有效地维护他的当事人的利益；法官则会考虑律师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和理由是否成立；法学教师要设法把有关法律的知识组织成为一套能够让学生掌握的符合逻辑的口语系统；法学研究者更需要思考法律的原理。思考一般是由具体问题开始，逐渐转为抽象。当这种思考达到了一定的规范标准，上升到一定的抽象层次和系统性，则成为理论。所以，我以为理论本来不应该是神秘的，而是相当日常化的活动的结果。作为一门科学的法理学，与其他法律法学领域相比，首要区别就在于思维形式上：法理学的思考形式主要是“关于法律的理论”；而其他法学学科和法律实践者则主要是“根据法律的思考”，理性的思考者都需要把自己的思考转化为理论自觉。更准确地说，法律理论是每一个成熟的法学学科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撑。

那么，为什么法律理论后来被划入一个单独的知识领域并在我国法学界常常成为批评的对象？这可能是经过理论的长期积累引起的社会分工的结果。人文社会科学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本文的意义”进行诠释，法学作为社会科学之一，显然也离不开对法律和法律思想的诠释。在知识与思想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人们对法律的思考最初肯定不是一个专业化的阶层的特权，因为早期的经典性的法律思想几乎都是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的产品。后来，经过不断诠释和思想积累，才发展出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出、经济、社会、法律理论体系，发展出法理学、刑法学、宪法学、民法学等法学各学科的分类。说明这样一个本是常识的东西，是想指出：学科划分固然体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进步，但是，强制性的社会分工又将本是同根生的东西转化为看上去似乎不相干的东西。每个学科都在自己的领域内独立发展。这种情况下，过于强调分工的话，其结果必然是加剧了学科的分化和彼此之间的隔膜，进而忽视了本学科赖以存在的思想理论基础。本来，“关于法律的理论”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是互补的关系，现在似乎“根据法律的思考”才有“合法性”，“关于法律的理论”则成为多余的、奢侈的、休闲性的。作为知识发展的结果的学科划分，现在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制约学术进步的障碍。所以，作为学术进步标志的学科划分尽管不无其合理成分，但客观上非常容易给人一种误导：法理学或者其他理论法学是以理论研究为中心的，而其他法学学科、特别是部门法学，理论性至少不很重要，“应用法学”的称谓即是明证。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似是而非的，因为缺乏理论内涵的东西，是不可能在“科学”层面上存在的。相信部门法学者也同意这个意见。然而，更普遍的情况是，有的学者往往认为，部门法学的理论问题应该由法理学来解决，而法理学如果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就是不成熟或者不够成熟，就是“幼稚”和“落后”。

把分工转化为学科的片面性是我们这个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比较而言，法学界中的前辈多注重知识的综合性（我的一位同事曾告诉我，他在武汉大学读博士时，他的导师、著名法学家韩德培先生就再三告戒他们注意研究法理学，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而年轻学者则越来越受到学科界限的限制。具体一些地说：法理学作为一门专门的研究理论的学科，自然应该以思想的整理和探索为己任。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在这个被韦伯称为“形式合理性”的社会，知识不再仅仅属于、甚至主要不属于精神进步的范畴，思想与知识分离，知识日益成为追求物质需要的现实的工具。法律思想与法律也在分离，法律更多地成为一种技能，法律思想则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从理论研究者的角度，理论自身的矫情，也到法理学的现实性。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书，本书的几位作者，意大利的艾柯、美国的罗蒂、卡勒等人，围绕“本文意义”的界限的轰动性讨论，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但是，导致忽视理论的更致命的原因则是社会分工与学科分化：从法律实务者的角度看，法理学似乎没有什么实际的功用。李达先生几十年前就说过：“法理学的研究，在中国这样不发达，据我看来，主要是由于法学家们不予重视，好象认为是一个冷门。教者不感兴趣，学生也勉强听讲。因为应、做法官或律师，都不需要法理学。”（注：李达：《法理学大纲》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现在看来，这种忽视理论的现象是相当短视和危险的。其危险性就在于：法律可能因此被主观随意地视为一种统治的（对有权力者而言）、谋生的（对法律工作者而言）工具：“关于法律的思考”被“根据法律的思考”所取代。这个时候，法学就已丧失了作为科学的基本特征和最低限度的思想性。

法律理论的普遍性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它的历史性，即理论具有普遍的历史连续性。“关于法律的思考”必然是从更为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和更为整体性的思想理论层面把握法律现象。从社会历史角度解释法律现象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思想特征，而且也是大多数社会理论的特点。需要讨论的一个前提性问题是：法学和法理学有没有普遍性，即历史上的、外国的法律理论与“我们的”法律理论是什么关系？我的粗浅认识是：现实中的法律确实有国界之分，法学却应该是跨国的，超越历史界限的。尽管实际上法学总要受到本国特定历史文化法律条件的限制，但是，任何一个“真正的问题”都应该是具有一般的普遍的真理性。举一个人们在逻辑思维中经常提到的、带有些诡辩色彩的例子：“法学具有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法律思想只属于该民族”。这句话的内容即使是真理性的，作为一个真实（假定）的判断，仍然是具有普遍性和现实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成为不同肤色的法学家进一步思考的基础，其中不乏对各民族法学思维的现实的针对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法学的理论性问题或法理学的问题，通常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似曾相似的，也就是在我们之前，早已有人在思考。例如所谓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产品责任、合同责任、法的本质、法的作用、权利本位等等。只要我们是尊重人类法律文化遗产的，只要我们乐意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就始终需要借鉴他人和前人的研究成果。

现在，有的学者对法律学术出版界和法学期刊大量介绍其他国家法律思想、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以及其他学科的思想理论是非常不满意的，对学术著作中大量引用他人成果也不以为然。或者认为这是“从书本到书本”的教条主义、拿来主义、“食洋、食古不化”的表现，或者认为，他山之玉，最多具有借鉴意义。这种观点，我以为似乎也可以商榷。作为学术研究，法理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吸收他人理论成果，接过前人的接力棒，向前面的目标继续奔跑。即使是面对新的法律制度，也非常需要借鉴他人的思想成果加以梳理。而如果不论前人有无相关研究成果，或者只相信自己的直接经验，或者海阔天空地杜撰一番，在学术角度上，似完全不可取。

法理学成果是具有历史连续性的。他们不是一个个彼此分离的、需要时可以相互转借的东西。每一种思想领域的重大成果，都有它的历史渊源，都是以往思想成果的发展，并且仍然可能继续开创新的历史。所以，思想是成体系的、渊远流长的。这种思想的整体性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真正的法理学的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并不总是直接来源于实践经验，来源于法律实践中的具体现象问题。经典的问题或更经常出现的问题，往往是思想家凭借他敏锐的洞察力揭示出来的。例如著名的韦伯问题（注：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包括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西方特有的文化特征，是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的深层原因。但是，形式合理性的发展带来的却是严重的实质的不合理。）、斯密问题。（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中的人是具有严重利己主义倾向的，而伦理学中的人又是具有利他精神的。从而提出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双重人格问题。）后来者不过是借助前人的概念工具和问题意识把自己时代的问题再现出来。这个时候，理论研究必然从抽象问题开始。所以，法理学研究需要立足于每一个思想体系的整体性及其研究问题的思路，需要服从整个理论体系的整体思路，或者是对这个整体思路的有根据的改进。因此，法律思想的多元性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种多元性必须是有根据的。而且，“关于法律的理论”中，“根据”往往是在法律之外。那种或者认为能够撇开理论的历史源流，或者认为仅仅根据现实法律规则，就可以随便提出一些观点，甚至可以给整个法学建立起一种具有统一的理论指导功能的法理学理论的乐观倾向，根本上是没根据的。

三、法律方法的“科学”性

这里所说的法律方法，是指对法律进行系统的理论思考的方法。（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和我国香港、地区法学界一般所说的“法学方法”，通常是指法律职业者在职业行为中思考、处理案件的方法。本文所说的法律方法与其略有区别。）法律方法的科学性是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存在和发展的第二个条件。它着重在三个层面上解决两个问题。三个层面是：1，法理学作为一个社会科学门类所决定的法律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了社会科学方法的共性；2，法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的区别。这个层面体现的是法律方法的特性；3，法理学的思维视界所决定的“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之间的区别。两个问题是：第一，作为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律现象的客观性问题；第二，法理学研究方法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

首先，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必须在社会科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做出明确的区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方法上的区别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社会科学的原始含义是指观察、社会的知识体系。而把社会作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宗教、道德、家庭、教育、思想、科学、文学、等等因素在内的整体加以考察，则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社会学观察人文社会问题的角度和概念格局。（注：参见黄瑞祺：《批判社会学》三民书局（台湾）1996年版，第1页。）所以，社会科学的方法之所以作为问题，与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有直接的关系。19世纪初，法国家孔德同时创立了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他的基本思路就是强调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取向。所以，他的社会学又被称为实证社会学或科学社会学。“科学”一词的含义可以从孔德最初给社会学所取的“社会物理学”这一名称可以看出：他希望社会学能够象物理学一样，发现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规律。这样一来，他就给后人留下一个问题：社会现象是否象自然现象一样，具有一个客观的、普遍因果联系的规律？如果存在一个类似于自然现象的规律，人与这种规律的关系是什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学者研究人文社会现象是否可能象自然科学那样，站在纯粹客观的立场上，从社会之外观察社会？后来的具有现代性意识的社会理论家，包括斯宾塞、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帕森斯、哈贝马斯等等理论巨匠，都是直接或间接地由这个问题开始建筑他们的知识化的、理性化的理论大厦；而所有后来的反现代的、包括后现代的思想理论家则是从否认、解构社会的秩序性、规律性开始的，也就是说，采取所谓非理性的立场，如尼采、德里达、福科等。因此，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研究的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总体上看，即使是现代派学者，也几乎都认为社会现象的秩序性、规律性不同于自然现象。如19世纪德国思想家狄尔泰等人开创的精神科学，就试图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意识的，不能从事有意义的行为；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有意识的行动者。社会科学研究是“理解”性的活动；自然科学则是“说明”性的。韦伯也认为必须从行动者的立场来掌握行动的意义。行动者的行动都具有明确的目标。根据自己的目标，行动者从自己的知识范围出发拟订计划采取行动。所以，人的行动是理性的、可以把握的。这样一来，韦伯就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与他的社会科学方法加以区别。（注：参见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以下。）可见，社会科学研究需要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即自觉地与自然科学划分界限。法律方法也是如此，需要对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予以考察、界定。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一方面，法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其对象似乎必然包含一定的客观内容；另一方面，它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对象的客观性又不同于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离开了前者，法理学就会成为玄学而非科学；离开了后者，它又会陷入“决定论”的泥潭。

其次，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还必须在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之间划出一条界限。法学研究者在强调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时候，还需要注意法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的区别，防止陷入客观性的陷阱。否则，就会导致方法论上的对价值判断的绝对否定。韦伯在界定社会科学方法时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科学与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尽管社会科学研究是很难完全排除价值因素的影响的，但是，作为科学，方法上能否保持中立，直接影响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在选择所要研究的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主观价值偏好的影响；而一旦进入研究过程，研究者则必须保持中立。他自己实际上也是本着这个原则开展研究的。例如，他设计了一系列分析社会行动的方法论上的“中性”概念-理想类型，试图使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保持客观中立。韦伯所确立的这个方法论上的客观性原则现在仍然具有广泛影响。“将价值判断从经验科学中剔除出去，划清科学认识与价值判断的界限。这个首先由韦伯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原则，今天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依然是广为接受的科学标准。”（注：同前，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19页。）如果韦伯的这个结论是成立的，那么，法学作为社会科学的门类之一，显然也面临韦伯所提出的相同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在社会科学界是有争议的，而它在法学领域的应用其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为了将形式合理性贯彻到底，韦伯曾大胆判断：“现代的法官是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状和诉讼费，吐出来的是判决和从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注：转引自科瑟著，石人译：《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他还提出，由于英国实行判例法制度，缺乏能够体现理性精神的成文法典，所以，其法律制度的合理性程度低于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注：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商务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现在看来，他的这些判断和观点显然过于僵硬，并不完全符合当代法律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在社会科学界，韦伯的观点今天面临的问题与争议也不少，如果把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建立在它的客观性基础上，很难将具体的个人行动的动机这个纯粹的私人经验范围内的问题纳入中立的理想类型中。（注：参见同前引[9]，韦伯书，韩水法《汉译本序》，第22页以下。）韦伯的思想方式一旦进入高度实践的领域，还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无法解决的难题。毕竟，法学这个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不同于许多纯学术的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仅仅是描述性的。法学研究的结论必须具有建设性，必须有助于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必须促使问题沿着一定“应有的”方向解决，而不可能囿于“实有”范围。

韦伯的例子实际上却可以从相反的方面促进我们思考。在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一般都对创造性地理解抱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这种情况还相当普遍。（注：参见林达：《我也有一个梦想》、《总统是靠不住的》、《深处的忧虑》等“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三联书店版：刘星：《法律是什么？》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们一般都把法律规则、原则、公共政策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加以考虑，从而使自己的法律决定不仅符合法理，而且符合情理；而在法制并不发达的我国，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者则更愿意机械地看待法律，“死抠”法律条文。例如在1999年10月中央电视台一次“今日说法”节目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妇人，由于丈夫过早去世而改嫁到邻村。丈夫村里为了使这家人不至于绝后（丈夫这一支系已无直系血亲），决定全村人抚养这两口留下的孩子，不许老人带走。此后，老人虽然近在咫尺，一直没有再见过儿子。节目报道前不久，50多岁的儿子被车子撞死，获得一笔补偿费。老人听说后，以唯一的亲属身份（其子无后代）要求申领。儿子村里人认为，老人改嫁后再没有见过、更没有照顾过孩子，孩子死后，她也没去看过一次，不应该领取该笔补偿费。在演播室，请来的法官（好象是一位院长）认为，该笔补偿费属于精神补偿，精神补偿只能给付近亲属；母亲作为该死者的唯一的亲属，依法应该独自获得该笔补偿。因此，如果以判决方式结案，就应该判决该笔补偿费归老妇人所有。法官认为，这种情况下，最好老妇人能够自觉拿出一笔钱给村里。后来，此案果然以调解方式了结，母亲将补偿费的一小部分给付村里。显然这个调解结果与法官矛盾的心理状态有关，而法官无法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这个，只好求助于当事人的妥协。在我国，法官陷入法理与情理的冲突时，一般总是对坚持依法处理案件缺乏信心，被规则的含义所限，不敢依据法律的原则办案。类似情况，还有人身伤害类案件中的精神赔偿问题等。中国法官和法律职业者对待法律的态度尽管不一定是“”的自觉意识的产物，但绝对与他们僵硬地看待法律有关，与他们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缺乏通过有效的法律实现价值关怀有关。我国法官与法制发达国家法官之间办案方式的比较，是否能够恰好说明不折不扣地依据规则办事，并不一定符合法制的要求？

第三，坚持法律方法的科学性，也要注意法方法与其他法学学科方法的区别。前面曾提到：法律思维可以分为“关于法律的思考”和“根据法律的思考”两种方式。前者强调从多维视野出发，特别是从法律与的关系出发，运用各个科学门类的知识体系，综合地、全方位地考察法律现象；后者强调法律思维必须从现行法律及其实际运行状态出发，运用逻辑的、经验的方法，解释法律的存在形式和。应该承认，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是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的基本前提，它标志着法学形成了自己独立的领域和独特的思想形式。总体上看，这种思考方式的产生与科学的进步是分不开的。例如19世纪实证主义法学的出现，就反映了自然科学方法对法学的科学化走向的。因为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方法论基础正是实证主义，其特点表现为对法律及其体系的逻辑自足特征的强调，以坚决排斥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借助逻辑的手段对法律的概念、原则、规则进行梳理，而不是判断法律“好”与“不好”。后者不是法学的任务。显然，这个法学学派的学术倾向与孔德最初创立的实证主义哲学是基本一致的。尽管这个学派受到了许多批评和指责，但是由它起来的“根据法律的思考”的法学研究和思想方法，在几乎所有的成文法国家，都占据了重要地位。

根据法律的思考确有其合理的因素和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致力于加强法治建设的国家来说，意义就更为重大。而且，这种法律思维形式也是所有法学学科的共同方法。但是，从科学的角度看，“根据法律的思考”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即马克思所说的：法律的问题不能从其自身得到解决。因此，“关于法律的思考”与“根据法律的思考”需要相互结合。在法学史上，两者的结合基本上是在法理学领域进行的，其方式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法律的根本性质问题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从而使“根据法律的思考”能够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从研究对象角度看，法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法或法律以及根据法律形成的并受法律调节的社会关系。因此，法律问题与道德问题一样，都是现实的社会实践问题。所以，康德才把法律和道德作为实践理性进行考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法律为对象的法学总体上必然是个实践性很强的学术门类，需要对价值理性表现出足够的关怀。由于法学的研究一般围绕现实的法律规定进行，所以，法学的人文关怀也就主要依靠法学的理论研究建立。法学研究对象的这个特点直接决定了法理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基本倾向：法理学研究不可能保持“价值中立”，或者说无法做到“价值无涉”。即使应用法学和法律职业者必然更多地基于法律思考问题，而法理学作为法学理论学科之一，与其他法学门类之间，方法上的独特之处正在于它能够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保持了一种张力，给人类的终极关怀留有余地。因此，人类法学史上，对法律的形而上的思考始终具有重要地位；一种是来自社会理论领域的思考。事实上，对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最严厉的批评之一正是来自中国法理学界熟悉的埃利希、卢埃林、弗兰克、庞德等著名学者创立的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在这些对西方司法实践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看来，法律并不是纸上的东西，而是社会实践中的实际经验，所以，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他们的观点显然更多地受到各种19世纪末以来的社会学思潮的影响，强调各种社会关系、各个社会因素对法律的制约。可见，“关于法律的思考”这样一个思路必然要综合社会学、哲学、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分析法律问题，这也就是近代以来实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经济分析、语言哲学、解释学等等学科知识先后进入法理学研究领域的原因。

总之，法理学式的对问题的思考（或本体论追问（注：参见舒国滢：“法理学学科的缘起和在当代所面临的问题”，载《法学》，1998年第10期，第10-13页。）），不应该、也不可能局限于“根据法律”的范围内，而主要是“关于法律的思考”；而纯粹应用性的法律研究和法律实践，从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角度看，自然不可避免地要以法律为根据，但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局限于法律。所以，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之间的界限，不能完全、简单地理解为学科的界限。它们的区别仅在于方法上的不同，它们是法学中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因此，法学是作为一个整体与同样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发生联系的。它们之间的界限在于：法学研究的目的必须是研究、说明、解释法律现象，从而有助于具体法律问题和法律纠纷的解决；而社会科学则在于给社会一个整体的认识。由于法律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知识也就通过法理学的中介渗入法学领域。而能否自觉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也就成为法学能否提高自身把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法律现象的能力的标志。

四、法理学作为“科学”的界限

根据对法律的理论与方法两个方面的“科学”性质的分析，笔者拙见：法理学并不属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也不能简单地套用一般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不能沿袭其他法学学科的方法，它是法学学科中“科学”色彩最不充分的学科。它的存在根据在于法学需要与各个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思想或知识进行交流、对话。这也可以称为法理学作为一个法学门类的“合法性”根据。因此，法理学的更新和变革，应该始终围绕法理学的这一学科特点进行，而不是片面地强调其与法学其他学科的一致，或者忽视它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区别。法理学对法学、法律实践、社会科学和社会实践的功能，都需要在这个意义上加以把握。因此，法理学的科学性和独立性是相互联系的。概括地说，一种学说和理论是否属于科学意义上的法理学理论，至少可以依据下列标准加以判断：

首先，是否由一个法律领域的“真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统率性的逻辑前提。理论研究都是由“问题”开始的。所谓只有真问题，才有真答案。法理学不可能只有一种研究思路，但是任何属于法理学性质的学术研究，都应该由一个法律理论上的真问题作为研究的前提。问题的真假取决于4个方面：第一，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问题。如果不属于法律问题，显然无须法理学讨论；第二，它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的理论问题。不是所有的法律问题都要由法理学去思考、解决，法理学不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系统；只有具有理论探讨需要的问题，才能够引起法理学式思考。例如，甲杀了乙，甲是否构成犯罪，应该处以何种刑罚；根据法律规定，国家立法机构都有哪些，各有什么样的权力等。这些固然需要分析、研究、思考与判断，但是，这不是法理学问题，属于法律的具体应用问题和法律的具体规定。这些问题的对象都具有确定的内容。而法理学问题的对象一般则是不确定的。所谓思想本质上是否定的、批判性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三，提出的问题是否属于一个法律上需要并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所谓问题的问题性正在于继续研究的必要性上。法理学领域的真问题也一定是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法律理论问题。例如，单纯地介绍哈特的法律思想，就属于法律史研究而非法理学；同理，重复别人已经提出的观点，也不是法理学问题；第四，法理学问题应该是有助于法理学进步和发展的法律理论问题。哪些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哪些问题则已经解决，这取决于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能力。研究者对问题的把握，离不开法律理论的积累。古往今来，法律理论纷繁复杂、多种多样，但是，任何类型法理学理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和问题领域。只有沿着前人已经提出的相应的问题思路，才可能避免重复劳动，才可能有助于学术的进步。依据上述原则，笔者以为法理学教科书中有关法律制定和实施部分的大量内容，由于其内容是确定的，所以，并不是法理学需要研究的理论问题；同样原因，法律发展部分纯粹描述性的部分也不是法理学的内容。

其次，是否能够清楚地标示出该法理学思想所属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脉络。每一个法理学流派都是以一定的哲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我们所习惯的前苏联版的“关于国家与法的理论”正是依托经过前苏联学者解释过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建构的。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历史法学派、社会学法学、存在主义法学、批判法学、经济分析法学以及奥斯丁法理学、哈特法理学、富勒法理学、德沃金法理学、波斯纳法理学等等，毫无例外地都是以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的。因此，当我们试图建立或陈述一种法理学理论时，同样应该明确该法理学理论所属的哲学与社会理论脉系，或者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框架。法理学理论不可能离开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理论结构而存在，相反，它必须借助这些理论阐明自身的内容。所以，能够真正产生现实影响的法理学理论成果都有自己的独立的理论渊源。忽视这一点，就会破坏理论的科学性和完整性。例如，本来我们可能需要对苏联版的法理学模式进行彻底的反思，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忽视了或者没有重视对该理论的思想脉络的把握，只是借用其他法理学理论对其中的个别问题重新加以解释。其结果是：不仅原有的问题没有解决（毕竟原有的问题产生于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的问题-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冲突。具体一些地说，例如，现在大部分法理学教科书都已经将“法律的价值”、“法律文化”作为重要内容，但是，由于法律的价值和法律文化实际上是观察、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相当独立的视角和思路，与原有的法理学教科书思路完全不同。所以，不对以前的体系进行根本的调整，法律价值和法律文化放在现行法理学教科书的任何位置都显得是多余的、矛盾的。由于我们没有能够自觉地以一定的理论结构为思想前提探讨法律问题，所以，我们所提出的各项见解，或者只是对原有理论的修修补补；或者只是无关根本的批判。

第3篇

[关键词]法伦理学 法律 道德



一、 法伦理学的形态和学科属性

法伦理学是从法学与伦理学的结合点上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是法学与伦理学两大学科相互渗透、融合的产物。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经历了一个由混沌到缺失再到分立的历史过程。



近代以前，法伦理学没有独立的存在形态。它与整个法学一起，被包容在哲学伦理学这一大的门类之内。由于古希腊、罗马的法律制度较为发达，尤其是古罗马法律制度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从而成为人们感知的对象和思想者反思的对象。最早、最系统地对法律作出反思的是当时最为发达的哲学伦理学。在最早的伦理学著作中，我们就可找到一些法学里所谓的最具挑战性的、永恒的主题，如法与利益、正义的问题，人治与法治、守法的道德基础和基础，道德的法律强制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给后人留下了丰富而又深刻的道德思考，这些思考不只是伦理学的财富，也深刻了西方法哲学的发展。

中世纪尽管黑暗，但中世纪的思想家门并未停止对法律的道德思考，我们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就能读到有关论述。而到了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的重新发展，罗马法的复兴，对法律的道德思考巳不只是思想家的内心激动，而是通过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人文法学派的几个阶段的发展，从到实践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革。可以说，从人类最初对法律这一社会现象进行思考到近代的康德、黑格尔的法哲学，寻求法律的正义都是哲学伦理学的一个最主要的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法律的道德思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直就没停止过。

19世纪中叶以后，现实社会对法律的确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证主义哲学的出现也给法律的思考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这些随着职业法学家的出现，开始了摒弃对法律的道德思考。由于专业的原因，他们开始从道德的视角转到法学的视角，从关注法律与社会的外在方面转到关注法律的内在构成，为了保证对法的客观科学的分析，他们排斥了价值因素。按赫费的说法，这段时期"在法和国家科学中盛行的是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而这两者对道德观持不信任态度，在有些地方甚至明确地拒绝道德观。随着哲学与法的国家科学的分离，也出现了法和国家科学与伦理学的分离，从而使法和国家伦理学也消失了。"（赫费：《政治的正义性》，庞学诠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另一方面，那些曾经包容万物的哲学家们由于把法理论的任务推给了法学家，自己也如释重负，注意的兴趣转移到诠释学、现象学和科学哲学等领域，最多是因为研究的需要和兴趣稍微注意一下法的研究，如此说来，法学家们故意地在研究法律时抑制住自己的道德冲动，而哲学家们则把道德的冲动指向了除法以外的领域，法律与伦理的关联思考无可置疑地被淡化和遗忘了，这一切，在从奥斯丁开始的学者们那里，如萨维尼、凯尔森、哈特等，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对法律的道德思考相对匮乏的阶段。但这一阶段却为法伦理学的独立存在创造了前提条件，因为没有分立的法学学科，就不可能出现法学与伦理学的交叉渗透，只有它们彼此独立才能彼此交融。

近入二十世纪，西方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社会利益结构重新组合，社会立法大量出现，一种谋求客观描述的社会运行状况的法学产生，即法社会学，但这种要求价值中立的学科同样排斥追求"应该"的法律，并不能提供对法律的道德批判武器。事实上，直到二战后人类在遭受了由自己带来的巨大灾难后，尤其是在这种灾难往往又是在法律的幌子下发生的时候，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才又引起人们的关注。1971年罗氏将其20多年的思考整理成《正义论》一书出版，基于伦理、法律、、制度、社会的综合，他创立了一种权利伦体系。

《正义论》应该说就是一部法伦理学的著作，而且因其采用了的论证，如决策和博弈，使得关于法律正义的讨论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从而开辟了法伦理学的新天地。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使得对法律正义的伦理学讨论重新活跃起来。可以说，这一阶段的法伦理学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是法学家、伦理学家或学家甚至经济学家，如德沃金、富勒、波斯纳、哈贝马斯、布坎南等，都就相关主题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著作和文章。可见，自二战以来，法伦理学的在西方巳经具备了蓬勃发展的独立姿态。

那么，作为独立的法伦理学到底是属于法学还是伦理学？法学学者一般把法伦理学归入理论法学。而伦理学学者则把法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认为应用伦理学是解决问题的学问。这些问题是社会发展进程中新涌现的，前所未有的，或者说历史上巳存在的事物现在具有了新的性质和内涵，所以在社会的某个领域里有什么道德难题，就有这个领域的应用伦理学，医学伦理、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等等就是试图对各自领域中涌现出的紧迫的伦理道德问题寻找答案而兴盛起来的学科，法伦理学当然就是解决法律领域中的道德难题的学问。其实，无论把法伦理学归属于法，还是归属于伦理学，都是合理的。因为它在本质上就是一门横跨法学和伦理学两大领域的交叉学科，并以法学和伦理学为其共同的学术渊源。

法伦理学固有的边缘交叉学科属性使其最终不会满足于单纯的学科身份，而同时具有法学和伦理学的学科属性。这是因为它有其自身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可以把法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大概分三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关于法律的存在的前提的道德批判，也是法律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强制制度存在的道德合理性证明。法伦理学没有也不可能回避伦理准则的论证这个前提性问题。此类问题是法理学所一般不予证明的，只是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所以，对法律存在的前提批判是法伦理学所需要研究而处于法学视野之外的。如人类为什么要有法律？法律作为对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为什么是善的？法律是人制定的，但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制定的法律才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司法机关为什么可以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它的道德正当性在哪里？我们应当守法吗？可见，法伦理学研究的第一个层面问题，可成为法律之上的问题，意即是在人的存在的大背景下，对法律正当性的形而上的思考。

第二层次是内涵于法律制度中的道德问题和现象。这也是法学所要研究的对象，即法律中的正义问题。如法律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怎样才是正义的？司法工作者应具有什么样的德性？立法和司法要遵守什么样的程序才能保证实体正义的实现？程序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如何对社会成员进行法制？这一层次的是法学本来所具有的，尽管实证主义法学试图排斥法学研究中的任何价值内容，以保证法学研究的客观性和性，但事实上对法律这样一种人所创造的并以此来促进人性实现和社会进步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是无法排斥道德等价值内容的，相反，它还是法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由此，法伦理研究对象的这一层次同样可以成为法学理论研究的对象。这一层面的问题是法律中的问题，意即研究的是实体法中的道德问题。

法伦理对象的第三层次是随着的所产生的重大的具有道德歧义的现实，这些问题的产生给人类存在的各种关系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这些问题都是涉及重大利益的社会问题，它就不只是一个道德要解决的问题，还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但问题在于，传统的道德和规范体系系无法提供一个合理的理论解释和现实的解决方案，建立在传统道德体系上的法律制度也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并做出相应的理论变革和现实对策。当道德还尚难对一种新的关系做出善恶的判断时，如何要求法律来对这种关系进行调整呢？在这里，道德和法律纠缠在一起，一个道德上尚有争议却又必须有法律来解决的问题，只有靠法学和伦的并肩作战了。这些问题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通过试管婴儿、体外受精这些新技术手段的道德争论，通过对安乐死、库等新概念的拒斥与接纳，给关于生命的立法提出新的课题，等等都属此层面的问题。

显然，由于第一层面和第三层面问题都是在法律之上或之外的存在，是关乎"法"的存在，则研究这些问题的学科称为法伦理学更合理。现在除了"法伦理学"这一叫法之外，还有如"法律伦理学"、"法学伦理学"等相近似的名称。如上，如果称为法律伦理学则会把研究的问题局限在第二个层面上，无疑过于狭隘了。

二、法伦理学的使命是对法律的道德批判



法伦理是对法律的道德批判，这一命题的正当性包括了三个层面的证明：第一，法律与道德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因为道德批判并非碰到什么都批判，它只批判那些可以进行善恶评价的东西。第二，对法律能否进行合理的道德批判？因为如果批判只是个体的主观好恶，就等于无批判。第三，为什么必需对法律进行道德批判？"恶法"难道就不是法吗？

1、 法律与道德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

道德与法律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是道德与法律关系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在西方的法领域，而在伦理学领域里一般都对此作肯定的回答。西方最大的自然法学和实证法学正是由于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而成为彼此对立的两种法学理论。 自然法学主张道德是法律的存在依据和评价标准。道德与法律存在必然的联系。与相反，实证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的分离，否定两者的内在必然联系。我们认同自然法学关于道德与法律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观点，但主张必须跳出从观念到观念的抽象思辩，到的具体进程中，也是人的社会必然性的展开过程中寻找它们的契合点；我们也不否认分析实证法学强调法的独立品格和形式性特征，但我们必须把道德与法律的分离统一到社会实践包括法律实践之中。



人是一个双重的存在，既是个体性的存在，又是社会性的存在，因此，人的存在本身就内含了个人需要、个人利益与社会需要、社会利益以及他人需要、他人利益的矛盾。这种矛盾作为人自身的根据，引伸出人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的需求。它促使人从自身发展的社会必然性中直接引伸出来的处理人际利益关系的准则，不只是对现实利益关系的简单的复现，而是隐藏在表面上看来是杂乱无章的偶然性的利益关系背后的必然性联系的理性表达。这个从人的社会必然性中引伸出来，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恰当的结合方式的准则，本身就意味是公正的，善的，它的存在就是价值。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最初的规范都是"不得如何""应当如何"的义务性的道德规范，就是说，义务性规范与权利性规范比较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但是这个规范作为"应当"，是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经过多次反复并经过思想家的提炼和概括形成的，它本身没有权威的确认、系统的制度和有力的后盾。就是说，道德不能确立一个作为普遍同意的是非标准和解决人们纠纷的共同尺度，也缺少一个调解纠纷、解决争执的公正的裁判者，既使有了裁决，实际上也无法执行。

可见，道德规范作为必然性的展开，无疑是社会存续的根本纽带，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富林的"崩溃论"是正确的。因此道德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实现，是一个有序而美好社会的根本。但在一个充满复杂利益关系的社会里，道德本身的存在是不够的，它本身既无法阻止也无法惩罚破坏它的行为，因此，社会需要出现另外一些规则来弥补这些不足，这些规则可以明确道德规则的和范围；可以控制道德规则的变化并决定其取舍；可以确定一个权威来裁定纠纷和执行裁决。对应于前面的主要义务规则，次要规则赋予义务规则以新的属性，并形成一个既能体现基本义务准则又能保障它在生活中实现的社会规范，它就是，因此说，一个真正的法律必须体现和保障维系着社会存在的基本道德义务，这是它与生俱来的使命。而事实上，在现实社会的发展史上，道德与法律也从未被分开过，古希腊的民众大会或陪审团从未区分过什么是法律禁止的，什么是道德禁止的，英国的衡平法也是，就是到了二战后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也是高扬的道德正义的旗帜。的事实证明了，正如不能分开水的源和流一样，我们也无法割断道德与法律的血缘联系。

2、关于法律的道德批判是否合理?

合理性是20世纪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关于法律的道德批判的合理性问题的实质，仍在于价值判断的客观合理性。



对事物的一种价值判断，与关于客体本身是什么的判断不同，它是关于客体对主体的意义是什么的判断，它是评价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衡量客体是否满足这种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种需要的一种判断。与事实判断相比，它多了一种对于价值判断而言决定其质的因素：人的需要。正因为"需要"的引入，价值判断就呈现出扑溯迷离的特征，从而也丧失了事实判断所具有的稳定性、普遍性、简单性特征。但丧失这些特性，并不意味着丧失客观性，因为，价值判断所揭示的是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之间的关系。价值关系同客体本身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

实证主义法学之所以认为价值判断无真假可言，从而试图在法与法学范围排除一切价值因素，所犯的逻辑错误就在于割裂价值判断中两个部分的关系，如"保护特权的法律是不好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命题，揭示的是这种法律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否定关系。如果将它分为两部分，即"保护特权的法律"这个事实，和"不好"这个判断，就使这个完整的命题丧失了原来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保护特权的法律"（价值客体）与人民（价值主体）及两者的关系作一个整体，就可以作出真或假的价值判断。就是说一个完整的命题，它所揭示的是一种客观的价值关系，它的真假可以根据它与所揭示的对象之间的关系来判定。

不过上述例子存在一个问题，即我们把价值主体置换成特权阶层，那么，"保护特权的法律是好的"的判断同样是真的。这就意味着在价值判断中出现了对立的命题同真的现象，这是事实判断中所没有的。因此，确立一个判断的客观性，并不一定就确立了一个判断的合理性，而确立判断的合理性才是我们说的道德批判的实质，因此，在同真的价值判断中，是否有一个客观的准据使人作出合理的选择，才是合理性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关键在于主体需要。因为只有主体需要才能有合理与不合理、正当与不正当的区分，能够被满足的需要不一定就是应当满足的需要，这说明，主体在追求自身需要的满足过程中，还受着一种更为本质的东西的制约，而这个本质的东西在客体属性满足主体需要这一关系范围内，是无法找到的，而必须深入到人的实践活动中去。人类的实践活动就是由不同的需要所推动的，因而也就包含了多方面的生活追求，其中真正能够实现主体多方面生活追求的主体活动，必然是那些在主体正确地把握了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的基础上进行的活动。换言之，所谓合理的需要是在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中被确定的，而对法律的价值判断不过是以主体的合理需要为尺度的对法律的一种评价。



不过，进一步的是，道德批判是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不只是道德批判，一种更为常见的形态是功利评价，因此，对的价值判断的合理性证明，只是告诉我们对法律的道德批判是可能的，但却没有告诉我们对法律的道德批判是必须的，也没有告诉我们，道德批判与功利评价是怎样的关系，而这些却正是法伦存在的直接前提。

3、对法律的道德批判是必须的吗？



根据人的本质的不同环节需要的满足，可以将价值分为实现人的必然性的功利价值和实现人的必然性的道德价值。第一，人的自然必然性的实现和人的社会必然性的实现，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而对事物的功利价值的评价和道德价值的评价也是人类实践活动必不可少的两个方面。 第二，对事物的功利评价是基础层次的评价，道德评价是较高层次的评价，这是因为人与物的单向效用关系要靠社会必然性的扬弃才是合理的，而道德价值就根源于人自身发展的社会必然性，是从人的本质中直接引伸出来的价值，道德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第三，功利价值是通过特定的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效用得以完成的，因而，客体的物质效用成为功利价值的核心，功利价值的生成和实现取决于活动结果是否创造了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的现实物，因此，功利价值的评价具有外在于人的特性和侧重于结果的特性。道德价值是通过人们实际处理人际利益关系而生成的，人的行为是道德价值的载体，因而道德价值不是对客体效用的确证，而是对主体获得这种效用的方式的确证。同时，道德价值直接根源于人的社会本质存在，是从人的本质中直接引申出来的生活态度和行动方式，所以，道德价值的评价具有内在于人的特性和侧重于过程的特性。

除了对法律的功利评价和道德批判两个基本层面外，由于立法是一个富有技术性的活动，所立之法要有形式上的完善性，因此，对法律的技术性评价也是由法律本身的特性所带来的一种基本评价层面。由此，对法律的评价就由技术的、功利的、道德的评价三个层面组成。技术评价的层面是最低层面，是一个没有价值合理性或目的合理性思考的层面，它没有自在的价值，它只能保证如何更好地实现目的，但不能证明目的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对法律的评判只满足于这一层面是不够的，我们总不能因为希特勒的立法技术好就把他的法律称为良法吧！功利评价是法律评价中最为常见也是最基本的评价。法律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人的不断发展着的需要和有限的可资利用的资源的矛盾，因此，人类如何以最小的代价来满足最大的需求，或者说以最小的耗费取得最大的效果即效率原则就成为文化产生的基本理念之一，法律就更是如此。这就是对法律进行功利评价的依据所在，因此，一个没有效率的法律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律。

问题在于，功利评价对法律而言也是有限度的。当一个法律尽管能实现最小最大的效益原则，但损害了人与自然的环境利益，损害了人与人的根本利益，损害了每个人的最基本的权益时，它仍然是不合格的法律。就是说，如果一个法律在技术上是完善的，在实现中又是有效率的，并能带来最大的功利目的，但我们仍然不能说这一个健全的法律，因为它还缺少一个层面的评判，即道德层面的评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符合正义的法律就不是法律。可见，道德评判在关于法律的评价中居最高层次，它约束技术评价和功利评价，它具有派生性。法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法律的道德评判。

三、法伦理学的论思考

对象与研究是辩证统一的，有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研究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只能是思辨的方法。思辨的方法也就是的方法，是所有哲学研究必须使用的方法。伦与本体论、认识论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它用这种方法去研究、解释和回答价值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世界问题和宇宙问题。思辨的方法包括反思的方法、批判的方法、构建的方法，是反思、批判、构建的有机统一。的正当性问题的解答不只是一个观察、体验、经验、知识积累的过程，也不只是一个归纳、演绎、、综合的过程，它需要反思、批判、构建。只有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法律伦理学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完成自己的使命。人们总是生活在既定的法律社会之中，他们不能不接受法律所给予的一切。法伦理学研究首先就是要从新的方向、新的角度、新的位置对现实法律所给予的这一切进行再审视、再认识、再思考。反思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批判的过程。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全盘否定，而是为了创新，为了超越，为了重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研究第二个层面的问题，由于是研究的法律中道德问题，价值分析的方法就尤为重要，当然仍要运用实证分析法学的方法。法学就是价值分析方法论的代表。自然法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方法论的。正如美国学者P·E约翰逊所说：当我们运用"自然法"这个术语时，"指的是一种方法，我们运用它以判断个人伦理或实在法的原则应该是什么，自然法的哲学家们渴望在理性和人类本性的基础上，而不是依靠神启或先知的灵感做出这些判断。这样定义的自然法是一个比任何特定的自然法理论都更为广泛的范畴。一个人可以相信自然法的存在而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或阿奎那等自然法的倡导者的特定的体系。我正在描述的是一种思想方式而不是特定的理论"。（P·E约翰逊：《对自然法的某些思考》（中译文），《法学译丛》，1988年第6期，第20页）

总之，价值分析方法论悬设一个外在于现实法律（即法的实然状态）的价值体系（即法的应然状态），以之作为评价现实法律及其相关要素的参照系，在社会契约论者那里就可以看到这种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古典自然法学家霍布斯、孟德斯鸠、洛克、卢梭以及新自然法学家罗尔斯等人对社会契约论的具体论述各不相同，但契约论作为一种论证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要摒弃价值分析的形而上的思路，进行经验主义的改造。从人的存在着一事实出发，把价值分析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统一起来，罗尔斯把原始状态和社会契约仅仅当作一种思想实验的场所，视为一个集合各种论点、工具的实验空间，它本身是描述与价值两种因素的存在，最后推演出了实证法所最终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价值分析法的正确思路。

除了价值分析法外，还要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特征是：研究"确实存在的"东西，追求"确实"的知识，把价值问题排除在研究之外。按道理，它不能成为以法律中的道德现象为关注对象的法伦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它的可借鉴之处，就是新分析法学的语义分析法，如果我们要讨论安乐死的立法，当然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安乐死，诸如此类。其实这种方法在赫费的法伦理学名著《的正义性》中就运用得很圆润了。

研究第三个层面的问题，由于会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学、生物学等等各个学科领域，因此，更需要综合各种方法， (1)社会学方法。法律伦理学是一门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生命伦理学需要调查和社会不同生活领域的各种行为、事实所产生的道德，从中探讨和人性的交合点及其。因此，法律伦理学要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上述各领域的行为和事实进行客观分析和研究，这些方法包括普查、抽样调查、典型问卷、个案调查、实际观察、统计分析等。 (2)相关领域的特定方法，如有关生命领域的立法或司法的伦理学研究，必须要有生命科学和医学的方法。

第4篇

传统教科书对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的误读

对于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这一问题，长期以来我国是以“传统哲学教科书”为参照来进行理解的。而所谓的“传统哲学教科书”是指以苏联斯大林时代哲学教科书为蓝本、以我国学术前辈编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权威的哲学教科书的理论体系［2］49。这是基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对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所做的理解，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以形式逻辑作为自己思考问题的道和理的，采用的是抽象同一的A=A的形式规律。首先，他们认为所谓的世界观就是人们对整个世界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在世界观形成之后，人们用其中的观点去解释世界中的现象，处理各种现实中的具体问题，从而把世界观直接当成指导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活动的原则方法，把方法论当成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因此世界观和方法论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就被概括为，世界观的观点等同于方法论的方法，即“对世界的基本观点怎样，观察、研究、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也就是怎样”;“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去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便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即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又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此外并没有脱离世界观的单独的方法论”。［3］

但是这样一种将世界观与方法论等同起来的观点，忽略了指导人们的世界观所具有的一般性，即如果要使其成为具体性的方法论还要经过科学的转化，从而使其转变成特殊性的环节以适应改造世界的需要，做到一般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这样才有可能成为贯穿人们的实践过程、起指导作用的方法论。其次，传统哲学教科书认为，哲学是一种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物质世界观。它追求的是世界的始因，通过把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思维都消解还原为物质的方式，试图建立一种世界万物都统一于物质的世界观理论。在这样的世界观理论下，支配人们活动的是自然物质的运动变化规律，自在物质的实体性和客观性在此得到了空前的强调。这样一种世界观虽然可以精确地描绘物质世界的运动，但是如果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也把这样的世界观当成方法论来指导实际工作，就会忽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人以及人的世界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究其实质，这种世界观是敌视人的世界观，在其中人被当作物，人的一切都会作为无关于本体论的无意义现象，像杂草一样从这种无垠的广袤之中被彻底清除掉。最后，传统哲学教科书把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应用。哲学是既唯物又辩证的，强调唯物是相对于黑格尔哲学中的唯心而言的，强调辩证是相对于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直观而言的，但这是经典作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所进行的理解，而不是基于马克思本人的思维方式所进行的理解。依据这种理解，他们把哲学当成是通过简单地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所进行颠倒、结合而形成的哲学。因此，综上所述，基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这种对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解，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使得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人只实现了对事物“真值”的追求，而忽略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目的是对“真”、“善”、“美”的统一性的追求。

新哲学对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的理解

马克思曾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也就是说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4］对对象的理解不能只从客观的或者主观的方面去理解，而要从主客观相互统一的基础上去理解，从实践上去理解，这是哲学的本质特征，也是哲学的“主义”所在。因此，为了和传统教科书中的哲学相区别，我们称其为新哲学。它要求我们要立足实践，即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去重新理解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这一命题，从而使哲学的教育走出困境，在现实的活动中突显哲学的本质特征。传统哲学教科书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所做的理解，存在着种种缺陷。而新哲学是就其区别于古代本体论哲学和近代认识论哲学而言的，它是应用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来对哲学是科学的方法论所进行的理解。首先，它认为哲学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思想”，是在显层态上从实践理解而形成的世界观即实践的世界观，这是学说的“形”。它不同于传统教科书的物质世界观，而是指“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根本特征的世界观，是立足于实践的本性和规律、从实践理解属人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它是哲学从实践理解、把握属人世界———实践存在的理论成果和表现。”［2］194

这种实践的世界观不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而是通过实践把整个自然界、社会和现实的人的发展联系起来，认为实践是生成现实世界的“道”和“理”与内在规律。它虽然也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即承认自然界在时间上的优先性和客观的外在世界即自在世界，但是这个自在世界是“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5］因此，新哲学的世界是与人有关的，是在人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属人世界。这个世界虽然是在自在世界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它却是人类的实践对象化的产物，它“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6］197因此，用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来对哲学所作的理解，才能体现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中体现的概念、观点和范畴才具有科学的方法论的意义，才能体现出哲学“主义”的所在。其次，它要求我们坚持以马克思本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和逻辑来理解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即实践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指“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根本特征的方法论，是立足于实践的本性、规律和逻辑，从实践理解属人世界的方法论，是从实践去思考把握存在、诠释评价存在，实现思维和存在统一的方法和逻辑。”［2］198这是隐层态上哲学的方法论，是一种规则性的“思考”，是哲学的“魂”。因此，这种意义上的理解才能体现用马克思本人的精神来思考问题。所以以实践的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来对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所作的理解，才能在主体改造客体的双重对象性活动中，体现出主体的主体性，才能明确地表达主体在实践活动中的价值取向，即追求“真”、“善”、“美”三者的有机统一。#p#分页标题#e#

在传统的教科书中，一般强调把世界观的观点和理论直接运用到解决现实的问题上，认为哲学的方法论就是对世界观的直接且不做任何改变的应用。所以新哲学针对传统哲学教科书中世界观与方法论关系解释上的缺陷，做出了全新的阐释，即实践世界观和实践方法论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二者的对立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及其与实际的联系程度不同上面。实践的世界观是从实践理解形成属人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一般要经过向实践观念的转化才能指导实践活动。实践的方法论是从实践理解属人世界的方法论，是从实践思考把握存在、诠释评价存在，是实践思维和存在相统一的方法和逻辑，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根据这种思考问题的思维方式提供进行研究的出发点和供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以解决现实问题。从统一性来看，二者的理论前提和理论目的是一样的，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实践世界观和实践方法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方面，从的生成来看，是“思考”决定“思想”———即所谓的“方法论”决定“世界观”。因为形成属人世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看法的前提是从实践进行理解。这种方法论不在世界观之外，而在世界观之中，即只有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学会像马克思那样思考，才能形成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进行理解的正确观点，才能实现正确的世界观对人的实践活动的指导。另一方面，从对哲学的运用来看，是“思想”决定“思考”———即所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在实践的世界观中，一般的理论、观点，由于它的一般性、抽象性不能直接地指导具体的问题，但世界观中的概念、范畴、观点、理论体系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从而能够在的实际运用中体现方法论。所以，作为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本质特征的新哲学，使我们纠正了以前对哲学中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解问题，使其凸显出真正的“科学方法论”的意义。

正确理解哲学作为“科学的方法论”的现实意义

第5篇

关键词：摩尔；直觉主义分析法；绝对孤立法；有机统一性原理

中图分类号：B82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5-0033-02

摩尔是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了元伦理学与规范伦理学的分立，并较早对元伦理学进行了原则性的论证。他认为，伦理学是一门探究关于什么是恶、什么是善的学问，“什么是善”的问题是伦理学的基元与起点，并以此为契机，去探讨伦理学的一般真理。《伦理学原理》一书是围绕全部伦理学中最根本，即怎样给“善”下定义的问题展开，通过直觉主义的分析法得出善是不可定义、不可分析的概念。摩尔从伦理学的价值角度入手，把善分为具有外在价值的手段善和具有内在价值的目的善，为了阐明手段善与目的善之间的不同，他提出了绝对孤立法和有机统一性原理。

一、直觉主义分析法

“直觉主义”一词的运用并非摩尔的创见，而是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亨利・西季威克在《伦理学方法》一书中对直觉主义做了深入的研究和分类。在西季威克看来，摩尔的“价值论直觉主义”属于“广义的直觉主义”，即认为某些伦理命题的真实性是可以直接确定的，而不需借助任何证据来证明。这种划分是相较于“狭义的直觉主义”而言的。

“直觉主义是一种主张用直觉来认识和把握道德价值的伦理学理论，它认为人无法通过理性方法和经验方法获得关于道德价值的认识。”[1]若通过理性和经验来理解和把握“善”不仅是徒劳的，还会导致伦理学上的混乱。在摩尔看来，对善的最终认识和理解依赖于直觉，它是公认为因其自身而善的事物，无须借助它之外的事物来证明。简言之，目的善本身是独立不证自明的。也就是说，人们对它的认识无须推理和事实，只需直觉，而且对目的善的直观具有绝对的明晰性和普遍性，它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由于内在价值或内在善是一种独立、自明的性质，因此人们在认识它的时候根本无须借助于理性和经验，只要运用其直觉能力就可以了”[2]。

摩尔认为，在给“善”下定义时，我们不能用与善相关的外在事物及其属性来规定它，如果用外物及其属性去定义“善”，就不是善本身了。因此，“善”是最单纯的概念，不可分析也不可定义，善就是善自身。因为善与一般事物及其属性是根本不同的，这是其一。其二，“善物”、“善性”与“善”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表示与“善性”相符合或相关的事或物，后者表示善自身的一种纯质。其三，善自身是不证自明的，善既不是描述性的，也不是借助外物及其属性推导出来的，人们只需靠先天的直观能力就可认识和把握善。这说明我们不能用任何具体的“善物”或具有“善性”的自然事物来定义善。而历史上许多伦理学家忽视了这一根本区别，以至于把伦理判断等同于事实判断，因而导致了“自然主义的谬误”。

因而，我们对善的伦理判断只能诉诸直觉，“无论是特殊的，还是一般的基本判断，都是自明的，而且只能被直觉所把握；这是因为这些性质本身是简单的、非自然的。”[3]正是基于认识论的角度和方式，摩尔认为“善”是一种单纯的、简单的性质，就此把前人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和唯一答案用轻巧的“直觉”解决了，这似乎颇有否认前人的争论成果之嫌。同时，摩尔对直觉的具体运用情形做了说明，他说：“伦理学上的直觉主义观点就是认为：可以把某些主张某些行为应该加以实行或者加以避免的法则看作自明的前提……但是，直觉主义的实质却是认为：在同样的意义上，各行为规则――不是主张什么应该存在，而是主张我们应该怎么办的法则――在直觉上是确定无疑的。”[4]140“什么是善的”，什么意味着“善的”以及不能被证明的命题是直觉命题，“善的就是善的”，什么因其自身而是善的是直觉命题，在这些伦理学基本问题上要运用直觉主义的方法。而任何道德法则都不是自明的，不能用直觉来证明道德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摩尔对直觉的运用进行了划界，即在什么情况下是需要直觉的，什么情况下是直觉命题。

总之，直觉主义是摩尔伦理学最鲜明的特点。作为现代西方元伦理学的开创者，对伦理学本原问题的探讨与某些元语言概念的分析就必不可少。真正把分析的方法运用和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其《伦理学》一书，《伦理学原理》一书在运用直觉主义、绝对孤立法、有机统一性原理的方法时，却始终能找到分析方法的影子，分析法贯穿其著作始终。

二、绝对孤立法

“绝对孤立法”是指在完全脱离外物的情况下，某些事物绝对地孤立起来，它的内在的价值依然能够独立存在。摩尔运用这一方法，一是为了考察“哪些事物是因其自身而善的”问题，二是为了驳斥快乐主义。摩尔认为，要确定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的相对独立存在，必须要考虑它在孤立存在时所具有的相对价值，这是我们考察具体个别事物时必须遵循的方法。

那么，哪些事物本身是善的呢？摩尔从价值学科的层面，把善分为目的善和手段善。目的善是指事物所独有的自在的善性质，即是事物本身蕴含的善的内在性，意味着它作为目的是善的。手段善是指事物本身不具有内在价值，它的价值意义要通过或依持其他事物才能显现出来，即它是通向目的善的桥梁，是实现目的善的手段。通过绝对孤立法的运用与考察可知，目的善在脱离了与周围一切联系，在一种与世隔绝、与人无任何关系的处境中，把它的属性或性质绝对地孤立起来，我们认为它仍然是善的，就说明它在任何情况下也是善的，是值得欲求和拥有的。而手段善在绝对孤立的条件下不一定是善的，至多或者从最利于它的角度设想也不过是作为达到目的善的手段或说它与目的善有着外部联系而已。质言之，目的善是绝对善本身善的，与手段善有着本质的区别。快乐主义正忽视了这一区别，才遭到摩尔的驳斥。

快乐主义者把快乐奉为唯一的善，且是直接觉知的内在善。而在摩尔看来，我们的“直觉认为：只有快乐作为目的是善――只有快乐就其本身而言并因其本身的缘故是善，”[4]76快乐才能成为人们唯一值得欲求的东西。但“我们对快乐或者对快乐的意识使用那个唯一安全的方法，孤立法，并且自问：单单快乐的意识，而绝对不同任何其他事物放在一起，即使以最大的量而实存，我们会认为这是极好的事物吗？我认为，我们必定会回答说：不。”[4]91也就是说，把快乐或者快乐的意识绝对地孤立起来考察，发现其并非因自身而善。著名的“快乐实验”就是通过刺激人的神经，使其除了能无限地快乐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么对于这个实验的人来说是善的吗？我们必定会回答说不。用摩尔的话说，快乐主义者混淆了快乐和快乐的意识，没有从根本上区分目的善和手段善。因此，快乐并非唯一的善，也不是因其自身的缘故而善，人除了欲求快乐之外还有其他的追求，快乐作为达到目的善的手段也许是合理的。

为了更好地区分目的善和手段善，摩尔强调：“为了避免把手段同目的加以混淆，把每一个可以区分的质孤立起来加以考虑，以便决定它究竟具有什么价值，这是极端重要的。”[4]90-91在考察哪些事物本身是善的时候，通过绝对孤立法的推断，目的善的价值层次高，因为它本身是善的事物；手段善只有工具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和目的价值，因为它不是因其自身而成为善的事物。如果用绝对孤立法来考察手段善，这个世界除了作为手段善的事物之外什么也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手段是善的事物就毫无内在价值可言了。

三、有机统一性原理

“有机统一性原理”也可以称为“有机整体”“有机关系”“尤其是那些自称从黑格尔著作中得到了巨大教益的哲学家们，近来大量使用‘有机整体’‘有机关系’这些术语。”[4]32-33由此可知“有机统一性”原理在摩尔这里并非首创，但他把此原理作为研究伦理学的方法，并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以此来批判黑格尔主义的“有机统一整体”学说却是贡献不小。

“有机统一性”原理是指“一个整体的价值，决不能被认为只跟它各部分的价值之和相同”[4]34。或者说“一整体的内在价值，跟其各部分价值之和既不同一，也不成比例”[4]191。整体价值与部分价值的关系是有机的，且两者的关系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因为在这两者的关系中关键是部分价值的实存，它是所属整体构成内在价值之实存的必要条件。

摩尔认为，黑格尔的“有机统一整体”学说存在如下几个问题。一是把部分的价值与整体价值仅仅一一对应为手段与绝对目的，二是认为整体具有绝对实存的意义，脱离整体的部分没有独立的意义，三是把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混同于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在摩尔看来，通过绝对孤立法原则进行考察，部分也有其内在价值，能够独立地实存，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不能混同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因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是必要条件的关系，而手段与整体却是自然性关系，手段不存在，部分与整体的内在价值不会变化；部分的内在价值并不在于它与它所属的整体的相互关系上，离开它所属的整体，该部分的内在价值仍不会失去，这是其一。其二，部分价值是整体价值的一部分，但部分与整体并非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手段虽然对整体的善来说具有工具价值，但整体的价值仍由其内在本质决定，并非取决于手段；何况作为手段的工具价值往往具有偶然性，它不能成为事物内在价值的根本原因。

总之，一个整体的各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且部分的内在价值在于其自身，而不在于其与所属整体的联系。诸如，对于一只被砍掉的手来说，它自然不同于长在躯体上的活手，但这并不是说一只手的价值在于其与躯体的关系。因为作为手的部分的价值是一回事，作为其与整体的关系是一回事；作为所属整体而实存所构成的整体价值又是一回事。

四、结语

摩尔运用分析哲学的直觉主义方法论证了各种伦理学问题。一方面对传统伦理学中的“自然主义谬误”进行了清洗，另一方面得出善是不可分析、不可定义的结论，从而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的经验主义伦理学。同时，又以“绝对孤立法”和“有机统一性原理”来否定和批判黑格尔等人的“有机整体”“有机关系”的学说，从而把两类具有价值属性的善区分开来，使其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实存意义，并阐明由手段与目的这种关系推出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对独立存在意义。

从《伦理学原理》一书可看出，摩尔在宏观上企图重建新的经验伦理学，在微观上又运用各种伦理学方法来批判传统的伦理学。而摩尔运用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批判方法就是直觉主义的分析法、绝对孤立法、有机统一性原理。本文对其方法各自进行了独立的阐述，是因为它们也有其相对独立存在和运用的价值与意义。实际上，这些方法在书中都是相互渗透、交替使用的，方法与方法之间各自不是绝对孤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

参考文献：

[1]向敬德.西方元伦理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0.

[2]唐凯麟.西方伦理学流派概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27.

第6篇

忽视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青少年儿童的道德成长与身体成长一样，需要从多渠道汲取营养，而我们的德育方法往往满足于开设了多少德育课程，开展了多少次主题活动，重显性、轻隐性，忽视了发挥教师示范、自然陶冶、校园文化、学科渗透等多渠道的德育功能。”①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学校教育培养大批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敢想敢干，富于创造的新型人才。传统的德育方法体系与这一要求很不相称。要想顺应社会发展，真正实现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使命，必须对现有的德育模式进行改革和调整。笔者认为，学校德育方法重心的转移应是改革和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面对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培养道德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道德主体是在道德活动中具有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多元利益主体共生的社会局面，使得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积极的与消极的，传统的与现代的，东方的与西方的，多种价值观并存是当前社会价值体系的总特征。教育是培养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德育是塑造主体灵魂的社会实践活动。学校德育的重要使命是引导学生接受社会主导价值观，使其学会在纷繁复杂的价值现象面前作出正确选择。当社会的价值导向比较单一时，学校德育通过制定道德规范，宣传唯一的价值观，向学生灌输价值准则就可以完成自己的使命。然而，面对社会价值取向多元化的现实，学校再依照以往的方式方法进行道德教育就难以奏效了。

从教师方面看，现代社会飞速发展，新思想、新观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许多新的思想观点，不但学生闻所未闻，就是教师也颇感生疏。受教师生活时空和个人品质的限制，教师并不能够完全帮助学生顺利解决所有的道德难题。而且社会道德本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教师也需要认真学习和深刻思考，需要进行自我批判和选择。教师很难做到“先知先觉”，很难达到绝对正确。像以往那样由教师代替学生作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做法，恐怕过于简单了。对教师个人来说，也未免强人所难。

从学生方面看，当代青少年处于一个多元、开放、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在道德发展、价值选择和人生取向等方面都面临着多元选择。青少年学生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自我判断、自我抉择、自我控制和自觉成长。这是道德主体必备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当代青少年自身也有成为道德主体的需要。有人撰文指出，当前学生的主导性道德需要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注重道德身份的获得转到注重道德尊严的确立。道德生活的主体性日益受到重视。求异性和主体性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性，竞争与效益要求人们独立自主，大胆创新。只有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取胜。缺乏创造，人云亦云的主体只能在竞争中失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呼唤着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也催发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当代青少年在道德生活中和价值选择中较强的主体意识，强烈的主体需要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为学校教育培养道德主体提供了主观前提。从社会方面看，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引发了教育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国家、集体、个人作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对教育的需求存在着内容上和层次上的不同。国家要求教育培养“经济人”和“政治人”，集体要求教育培养“组织人”，个体则想通过教育使自己成为“主体人”。

表面上看，三者是矛盾的。从本质上看，三者是统一的。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一个统一的过程，二者密不可分，互为因果。个体既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历史的生成物。没有个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就无所谓社会历史的发展。主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社会总体道德的进步归根到底取决于每一个道德主体的觉醒与发展。培养道德主体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成熟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走向文明，创造辉煌的必要前提。

二、在走向学习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学生为重心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然走向

实现现代化，正成为当代中国不可阻挡的潮流。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依托于教育的现代化。现代教育的基本走向是学习社会和终身教育。传统教育观把教育看作是生活的准备，今天受教育为的是明天谋生。教育成为界定未来身份的阶梯，垒砌这些阶梯的材料就是知识。学生通过学知识、记知识、考知识逐级获得高学历，保证今后拥有优越地位。知识学习是贯穿传统教育始终的主题。现代教育观摒弃了以知识为核心的传统教育思想，但不是否定知识，主张终身学习，即生活本身就是学习。教育不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教育就是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献中清楚地表明“终身学习始于生，止于死”。“学习为人们所必需，但并非总要受教于他人，学习将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这是未来学习社会的起码要求。”②在学习社会中，学习的目的不再是最大限度地积累知识，以备今后使用。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人们度过闲暇、开发潜能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很显然，传统教育观以知识为核心，现代教育观以人为核心。以知识为核心必然强调“教”，教育的重点通常是知识的提供者和知识的内容本身。以人为核心，必然强调“学”，教育的重点是学习者本身，因为学习是学习者的行为。由强调“教”转为强调“学”，“这种转变看起来似乎是微妙的，然而却具有极深刻的意义。……它充分考虑到学习者自身的作用，其着重点在于学习的过程和结果。”③“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④

这说明，教育核心的转变必然使得教育的重心从教师转向学生。另外，现代教育以人为核心，实质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开发人的潜能为核心。学生的学习重点不再是掌握知识，而是学会做人，即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创造，学会过道德的生活。这样的教育目的必然带来学校课程和教育内容的变化。知识课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技能课、修养课和实践课会明显增加。目的在于使学生提高能力和修养，善于实践。教育内容方面的变化是：僵死的、陈旧的知识会大幅度削减，要求学生动手动脑，增长见识，身体力行的教育内容会大大增加。课程和教育内容的变化必然要求教育方法作相应调整。技能课、修养课和实践课必须以学生为主，让学生身临其境、亲身实践，实际操作。在实践中，在与人交往中，在解决困难中，促使学生学会分辨、积极思考、增加体验、积累经验。

总之，现代学校教育方法的重心必须转向学生，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它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剩余时间，使人们可以从事生产以外的其它社会活动。……人们可以在生产以外较全面地发展。因此，教育不仅是劳动力的教育，而且还应是社会主体人的教育；教育不仅是生产者的教育，还应是消费者、享受者的教育。”⑤

三、落实学生重心地位，学校德育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落实德育民主化，使德育方法由单向灌输向平等交流转变

落实德育民主化涉及教师与学生教育观的转变。教师要深刻认识到随着社会发展步代的加快，每个人都需要学习和提高。教师要敢于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不如学生。充分认可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分辨能力。相信他们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超过自己的思考，主动与学生交流，虚心接受学生意见，与学生平等沟通，共同提高。学生要消除对教师、对家长的依赖思想。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人道德生活的主体，以对本人负责的态度和责任感，主动进行道德学习，自觉磨炼道德意志，积极投身道德实践。以一种积极进娶自觉成长的生活观，与教师相互探讨，共同思考，日益走向道德成熟。以这样的德育观为指导，学校德育方法可以采取民主对话、主题辩论、质疑答疑、师生研讨、情感沟通、心理咨询、两难问题抉择、价值观辨析等方法。总体特征是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调动双方积极性，以情感为纽带，通过双向互动，实现道德的共同进步。

（二）落实德育实践化，使德育方法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

道德品质的形成动力来源于新的道德需要，新的道德需要产生于具体的生活实践。脱离实践，学生的道德需要就会枯竭。另一方面，完整的道德品质由认识、情感、意志和行为共同组成。行为是一个关键因素，是道德品质的落脚点。如果道德教育仅仅满足于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却不能使学生付诸于道德行为，这样的道德教育只能半途而废、收效甚微。学校道德教育必须重视学生道德行为的培养。以往学校德育往往局限于课堂教学，满足于讲解道德知识，对学生情感、意志和行为的培养相对薄弱，造成相当一部分学生道德认识不少，道德行为却不多。改变这种局面，学校德育必须打破单一的课堂讲授模式，开发、推行多种多样立体化、开放式的德育模式。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体验复杂多变的社会道德情境，尝试进行道德抉择。学生在与人交往中体验情感，在克服困难中磨炼意志，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履行道德行为。

总之，今后的学校德育肯定要走出封闭的课堂，因为无论是德育理论还是社会生活都要求学生以具体的道德行为体现道德品质，参与道德生活。落实德育实践化，学校德育方法要加大实践环节。具体方法可以是：让学生担任班级干部、参与学校管理、负责学校事务、参与社会服务、承担社会义务、讨论社会事件、学军、学农、野营拉练、城乡“留学”（城市学生到乡村学习，乡村学生到城市学习）等。总体特征是：学生是实践的主体，从设计到联系，从实施到组织都要发挥学生的作用，最好是学生自己组织，自觉走向社会，教师主要起指导、建议、创造条件、提供方便的作用。

（三）落实德育理想化，使德育方法由传递知识向塑造人格转变

我国教育家徐特立先生说：“传授点文化科学知识，而忽视培养的方向，这样的教育是失败。”⑥道德教育的最高追求是要使人具有完美的人格。尽管这一目标对具体人来说，有些理想主义色彩。但正是这种理想，激励着人们发奋苦读，改革创新，具有更高的追求。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德育谈理想少了，道德教育也被纳入了“应试教育”的轨道，单纯传递知识，忽视了对学生和谐人格的培养。其结果是高分低能者随处可见，知识高深却缺乏道德者随处可见。一个人仅有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一个国家的教育来说，仅仅传授知识也是远远不够的。

第7篇

【内容提要】与司法刑法学相对应的是立法刑法学，不应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性。基础刑法学是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基础科学，但基础刑法学并非刑法哲学，也不是学科大杂烩。在核心刑法学之外，还有边缘刑法学。刑法哲学是关于刑法的哲学，也是关于刑法学的哲学，将刑法哲学与刑法学相分离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方法论的研究近年来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任何方法都是服从于、服务于一定目的的，就是说方法从来不是自我决定的，而是受目的支配的。一种刑法理论未必是哲学式的，而刑法理论观则必属于哲学问题，只不过不是一般哲学问题，而是刑法哲学问题。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

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刑法是司法法，而不是行政法。[1]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无论是习惯刑法，还是成文刑法，其唯一的实践模式就是司法模式，只不过这种司法模式的具体内容及其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都经历着历史的演变。

应该说，在这方面，我国刑法学者具有高度共识，即致力于为正确解释和适用刑法而从事理论研究，是刑法学者的基本使命。但是，万万不要以为，在这个领域，刑法理论观已然成熟和没有问题了。笔者认为，在高度共识之下掩盖着一个严重通病，即没有真正从刑法是司法法的事实判断出发建构面向司法的刑法理论。⑶

司法是一种就具体行为发起的两造俱备、居中裁判的国家活动或政治共同体活动。作为司法法，刑法只能以司法的方式实施，并且首先是裁判规范。⑷罪刑法定主义把规范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刑事权力、保障人权放在首要地位，因而要求刑法规范必须具有形式理性的封闭性特征，刑事司法权就被封闭在形式理性所划定的界限内。刑事司法权不得逾越的界限之外，正是人们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领域。从司法上理解和界定，意味着：

第一，要从个案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是个案裁判活动，而不是像行政那样可以一次性批量决定若干互不相干的同类行为如何处理。因此，司法的一个不同于行政之处在于强调个案之间的差异，否则对于后来出现的同类行为就没必要再走司法程序，只要按照行政模式对号入座即可。

第二，要从诉讼构造上理解和界定。司法活动中的基本关系表现为由控辩审三方构成的三角形关系，而不是像行政关系那样是在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形成的两极性关系。因此，对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要从它们所承担的诉讼职能上把握。笔者认为，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在司法中的主要载体是控方主体，或者说控诉职能依赖的主要是刑法规范的形式理性。

这就是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总根据。若由此展开，司法刑法学的理论和方法应坚持以下准则：

其一，司法刑法学应关注司法过程，而不应只关注司法结论。传统刑法学看到了司法结论，而没有看到司法过程。正因如此，传统刑法学津津乐道于“司法三段论”方法。其实，司法过程具有两种机制，即成案机制和定案机制。由于忽视了司法过程，传统刑法学就只注目于定案机制，而忽略了成案机制，“司法三段论”只关注定案。

其二，司法刑法学应是辩护之学而非控诉之学，应是权利之学而非权力之学。罪刑法定主义的精髓在于人权保障，其经典表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故其司法逻辑重心在行为为何“不为罪”、为何“不处罚”，而不在为何定罪、为何处罚。强大国家机器加上高度形式理性，使追诉犯罪易而为被告辩护难。

其三，司法刑法学应致力于交谈客观性而非科学客观性，应致力于公平正义而非仅逻辑正确。司法刑法学是规范科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刑法规范是形式与内容（实质）的有机统一，其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浓重的本土性，并且是自发性规范与权力性规范的合体，所以司法刑法学视域中的刑法规范是中国的刑法规范。

在理论内容上，司法刑法学应以定罪论与量刑论为基本板块。为什么这样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注释刑法学由总论与分论组成，其中总论是按照“罪——刑”结构编排。犯罪论和刑罚论是当时刑法总论的基本框架。1990年代初，传统的“罪——刑”结构开始演变为“罪——责——刑”结构，即在犯罪论与刑罚论之间，加入一个“刑事责任论”。⑸此外，有的学者认为，（注释）刑法学体系（总论）应按照“责—罪—刑”结构建立，而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学体系应按照“罪——责”结构建立。

二、关于立法刑法学与基础刑法学

在历史上，边沁为了在英国实现法典化并进行全面的法律改革，提出首先应建立一门“说明性”的法律科学。奥斯丁和边沁都认为，这门法律科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作为社会事实的一般实在法。奥斯丁的分析法学断言，以往法律理论尤其是自然法理论，不恰当地将法律和人类主观好恶及价值理想联系起来，不恰当地将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联系起来，从而使法学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科学的立法学始于边沁。[7]但直到法学开始超越法律实证主义时，刑法学的立法面向才渐浮出水面。在1990年代前期及以前，我国通行刑法学体系是将刑法学分为绪论、犯罪总论、刑罚总论、罪刑各论，前三者合称刑法总论。[8]在这种被称为注释刑法学的体系中并没有立法理论。[9]

当前有一种强大的学术声音，认为法学不要动辄论及立法建议或立法完善。这一主张的动机是好的，因为其所反对的是当前严重存在的那种在根本不理解现行法律或在没有对现行法律进行充分解释情况下轻率评论立法的不良倾向。但如果再向前一步，即以此否认立法刑法学的必要，就“谬以千里”了。

如果说，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都是刑法学的技术科学，那么，基础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基础科学。有的日本学者和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基础刑法学，是指成为刑法解释学的基础的学问领域，包括刑法哲学、刑法史学、比较刑法学、犯罪学及刑事政策学等。[9]这种观点是很成问题的。

三、关于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

由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组成的规范刑法学是刑法学的核心学科，而由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等组成的实证刑法学（非规范刑法学）则是刑法学的边缘学科。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刑法学包括广义的刑法学和狭义的刑法学。前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刑法学基础理论、刑法哲学、刑法史学、刑法人类学、刑法社会学、刑法经济学、刑法数学、刑事判例学、刑事立法学、比较刑法学、刑事政策学、国际刑法学；后者包括：理论刑法学、解释刑法学。[17]

有的学者指出，学术上分就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使用规范科学、经验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与理工科技等各种不同的学科与研究方法，研究犯罪问题与犯罪行为人及犯罪被害人，这些以有效抗制犯罪与预防犯罪为其共同终极目的的各种不同学科，在学术上可以统称为刑事学，其中包括刑事法学、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犯罪侦查学等。

由于刑法学的基本使命是为现实刑事立法与司法提供服务，故刑法学的核心内容是作为文化科学的基础刑法学、立法刑法学、司法刑法学，而作为实证科学的各种刑法科学学科只能处于刑法学的边缘地带。在刑法学范围内，核心刑法学与边缘刑法学的分类框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提升刑法学的学术品位，促进刑法理论的学术分工，提高刑法理论的学术效率。

刑法学的国土法学化流弊十分顽固，刑法学对立法亦步亦趋的流弊也十分明显。这两种弊端的克服，要靠基础刑法学的理论成长以及立法刑法学与司法刑法学的分立。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理论联系实际”被在很多程度上庸俗化和片面化，似乎不能解决或不能马上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毫无意义的，不仅某些理论向度的研究被嘲笑，而且面向实际问题的研究也往往被指为不能立竿见影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迟早要导致理论的社会分工的细化，毋宁说，学术上渴求的理论分化是理论界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需要之反映。刑法理论只有进一步分化，才能使刑法学人“术业有专攻”，才能高效率整合社会学术资源和个人学术精力，才能尽量避免学术资源和学术精力的重复投入和低效产出，也才能促发刑法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合作。

第二，扩展刑法课程的学习视野，提高刑法学人的学习动力，培育刑法人才的后备力量。

笔者在几所大学里从事多年刑法教学，一个真切感触是，各层次的法科学生常将自己的刑法理论视野局限于刑法教科书（注释刑法学、刑法解释学、规范刑法学或刑法教义学）所确立的知识范围，尤其是硕士研究生，每年“生产”出来的学位论文，选题范围几乎无出于刑法教科书目录或标题，论域和论证方式也十分单一化。

四、刑法哲学的理论与方法

根据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说法，一切确切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超乎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而在神学与科学之间，有一片受到夹击的无人之域，即哲学；与神学一样，哲学包含着人类对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诸人类理性而不是诉诸权威的；而哲学之所以被称为“无人之域”，是因为哲学所回答的，是那些似乎永远无法给予确切答案的问题，它没有科学那种能够给生活带来实际效果或者神学那种能够满足心灵对永恒追求的实用价值。[21]

科学、哲学和神学是人类精神诉求的三个向度，但作为理论形态，它们对于研究具体问题又具有方法意义。人们面对一切具体对象，都可能用哲学、科学或神学的方法加以思考。用哲学的方法思考一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上认识对象的智慧诉求；用科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之内与从对象之外认识对象的知识诉求；用神学的方法思考这个对象，能满足从对象与神祗的关系认识对象的宗教诉求。对刑法问题，同样可能用这三种方法进行思考。

刑法哲学包括刑法本体论、刑法认识论、刑法价值论。本体论的研究不仅适用于自然，也适用于社会和人类；对于社会进行专门的本体论研究，是现时代的要求。[24]刑法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一定是社会本体论，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们的幻想。相反地，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25]

刑法研究者不可能绕开刑法认识论问题。刑事立法与司法，首先是认识过程，需要相应的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如何保证一种理论模式和认识工具是可靠的？比如，犯罪成立理论是一个定罪推理模型，建立无论什么样的犯罪成立理论都需要得到刑法认识论的支撑。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关系、刑法解释与刑法适用的关系、刑法演绎与刑法归纳的关系等等，都是刑法认识论关注的问题。同时，刑法认识论也具有刑法学哲学的意义。

第8篇

一、关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争论

关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关系，国内外学术界的认识非常不一致，在国外，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就存在着法哲学与法理学分合之辨。[1]（P51）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这两者的关系也进行了探讨，但认识非常不统一，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认为普通法系国家的学者习惯于使用法理学一词，而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习惯于使用法哲学一词。[2]（P5）有人认为这种区别的始作俑者是日本的法学家穗积陈重，他于1881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讲授“法论”时，由于受当时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法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当时流行日本的“法哲学”名称的“主观性”和形而上学气味太重，主张以“法理学”这个译名代替“法哲学”这个译名，并在日本史上第一次开设了法理学课程。[3]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哲学与法理学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科，它们各自思考的对象是不同的。如有学者认为法理学是一门知识的学问，法哲学则是智慧的学问，认为“法哲学与法理学是两码事：法理学以对现象的学理描述为其基本精神，而法哲学则以对法律现象、法律观念的哲理思辨为其基本精神。”[1]（P69）也有学者认为，法理学可被看作是法哲学的一个特别的式样或一个阶段。[1]（P50）还有学者认为法理学与法哲学属于不同的理论层面。法理学主要是为了指导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使立法、执法、司法工作有一个统一的和明确的指导思想，以保证法律有效地落实在人们的行动中。法哲学研究则要探索所有法的本质、发展和发展趋势。第三种观点，也是大部分学者主张的观点，认为两者思考的对象相同，但各自思考的视角、深度不同，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吕世伦、文正邦主编的《法哲学论》认为法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是指以研究实证法律为对象的法律学（黑格尔语），或者叫作法学基础理论或可叫作法学原理；广义则是指可以包括法伦理学、法学、法学等理论学科甚至某些基础性法学学科在内的一个学科群，以显示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区别和联系。[4]（P49）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法理学，简单地说，就是用哲学研究和说明法律根本问题的学科”[5].许多学者还注意到法哲学与法理学都是法学的理论学科，它们都以法学的一般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由于考察中角度不同及运用方法上的差异，自身的使命和任务就不同。法哲学注重批判，法理学注重建设；法哲学自觉重视对自身的反省，法理学注重体系的建构；法哲学注重对法理念的不断追问，法理学则把法哲学的研究成果当作应然的概念加以接受并以之为自身体系的逻辑前提。[6]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区别主要是研究的范围与角度不同。法哲学与法理学是相互渗透与促进的。[7]

法律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人们对这种现象进行理论的思考、反思，形成了各种法学理论。勿庸置疑的是，英美法系大多用jurisprudence（中文常译为法理学）来表达这种理论；大陆法系则大多用legalphilosophy或philosophyoflaw（中文常译为法哲学或法律哲学）来表达这种理论。jurisprudence一词主要有五种解释：1 法学；法律学。2 法学的一个分支。3 法律体系。4 （民法中）法院的裁判规程；判决录。5 法律知识；法律技巧[8]（P958）。它与legalphilosophy（在一般人眼里，philos ophy是纯粹思辨的、抽象的和超验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这种区别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用词的不同，因为这两个词的外延和内涵不尽相同，所以不应该将法哲学等同于法理学。也不能归结为两种性质不同的学科，因为它们都是关于法律这一社会现象的理论，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或用不同的方法来研究法律。大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但大多是从传统哲学与法学之间的联系或区别这一视角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没有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是一种哲学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差异。

尽管“法哲学”和“法理学”在不少法学理论家的著作中是当作同一个词来运用的，如美国的法学家博登海默的代表作就命名为《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英国的早期法学家奥斯丁将他的讲演集命名为《法理学或实在法哲学讲演集》，当今德国法学理论家考夫曼将其著作称为《当代法哲学与法律理论导论》。但从传统上看，英美法系选用“法理学”和大陆法系选用“法哲学”分别作为自己的法学理论，这不仅仅是个名称的不同而已，这两者的区别乃在于各自的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这种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已贯穿在各自的法律实践中。例如，众所周知，英美法律的特征是判例法，它以案情为依据，由法官归纳出其中的规则，以后的法官处理类似的案件时，或者依先前的规则为依据，或者依据新的情况引出新的规则。它具有“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经验论特征。而大陆法系则相反，他们认为法典是高度抽象的理性化的产物，因而是可靠的，只有根据法典作出的判决才是公正合理的，这具有“照章办事”不越雷池一步的唯理论色彩。

此处所谓的传统哲学主要是近代以来的哲学，主要是源于英国的经验论和源于欧洲大陆的唯理论。黑格尔以后的主义思潮是经验论的继续，人文主义思潮主要是唯理论的继续。它们对西方的法学理论有重大的影响，但并没有对法律实践模式产生很大的影响。通过对比两种哲学思维方式及其对各自法学理论影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法哲学与法理学之间的差异。

二、两种哲学思维方式及其对法学理论的影响

在人类的发展中，哲学对于包括法学在内的各门知识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9]（P649）因为知识的积累和更新工作是由人去做的，而一定的人们总是在该时代的普遍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去积累和更新知识的。“所谓普遍的思维方式，就是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10]（P10）而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上，经验论和唯理论这两种思维方式影响了西方人对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领域的认识。

经验论又称经验主义，它认为我们所有的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并通过经验而得到说明。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古希腊时期的伊壁鸠鲁主义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最早形式。在近代这种思维方式流行于英伦三岛。“这与英国素有贬斥繁琐玄思，倡导科学实验的传统和崇尚工匠学问的风气有关”[11]（P157）。弗兰西斯·培根是这一哲学的始祖，他开创了经验论的认识原则，认为知识是以感官为起点的，认识的成果要以经验来验证，且提出了实验证实原则，主张通过实验的验证来弥补感官经验的不足。此外，他创立了科学归纳法。这种方法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以清除理性主义所带来的谬误，培根认为这是惟一的科学的认识方法。由于他重视经验，所以也决定了他轻视理性，他说：“决不能给理智加上翅膀，而毋宁给它挂上重的东西，使它不会跳跃和飞翔”。后来的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等都不同程度发展了经验论原则。到了19世纪40年代实证主义则在英国广为流行，它作为科学主义思潮的源头，其思想渊源则来自于近代的经验主义。[9]（P1）约翰·穆勒和赫伯特·斯宾塞主张一切知识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经验是知识的惟一来源和基础。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它的思想主要受英国的经验论影响。其土生土长的实用主义就是经验论的变种。实用主义也同样是以经验为核心，只不过是赋予了经验以更宽泛的理解，这种经验论侧重于生活、行动，主张以一种开拓精神来理解世界。

唯理论与经验论是相对的。它认为感觉经验是不可靠的，只有理性才能为科学知识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的知识只能从理性固有的先天要素中演绎而来。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的理念论是其早期代表。在近代，法国的笛卡尔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奠基者。他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来寻找知识的可靠基础，最后他把知识的立足点奠定在“我思故我在”这一基本原则上，并由此出发而论证了世界的可靠性和上帝的存在。康德把理性解释为一种建立在“绝对命令”之上的、以“本体”为认识对象的思维能力，这是人所具有的先天认识能力。黑格尔则极力贬低经验，把理性（绝对精神）抬高到极至。在他看来，经验“是指直接的意识和抽象推理的意识而言的”[12]（P52），它只不过是理性的一个环节而已。哲学的立足点不能是经验，而只能是理性。

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方式影响了英美思想家和大陆思想家对法律现象的理解。英美法理学深受经验论影响。这种法学理论主要使用经验论的方法来考察和分析法律。曾做过经验论开创者培根的秘书的霍布斯虽然多次出访欧洲大陆，深受大陆理性思潮的影响，并系统地论述了以契约论、正义论为特征的自然法理论，但在法律问题上则明显地受到经验论的影响，他认为“吾人可得国法这定义焉，即国法者，乃国家对一般人民之命令，由口说，或文字，或其他显明之符号，以表示之规则，用以分别是非，指示从违者也。”[13]（P200）他对法律的这一定义可以说是实证主义法学和分析法学的先驱。[14]（P49）当经验论原则发展到休谟那里，尽管这一原则用来解决知识的可靠性受到了质疑，但这并不影响他用经验论原则来探讨包括法律在内的知识问题。休谟的名著《人性论》的副标题就是“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他在这本著作中充分地讨论了法律、等问题，这足见经验论对休谟思想的影响。作为科学主义思潮源头的实证主义虽由法国的孔德创立，但却流行于英国。所以在实证主义流行的英国，出现了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是不会令人感到奇怪的。英国的边沁和奥斯丁是分析实证主义的鼻祖。这种法学思潮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极一时。美国的法理学如同其最初的移民一样来源于英国。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法官之一霍姆斯的著作《普通法》可以说是实用主义法理学的典范，他认为“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而他所谓的经验就是法官在遵循先例的前提下，充分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给予先例以新的生命，[15]（P279）以与英国那种严格遵循先例规则相区别。霍姆斯对经验的这种理解与美国实用主义大师詹姆斯、杜威等思想家对经验的理解如出一辙，他们都把经验解释成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而环境的变化又反过来作用于有机体及其活动，“这种行为与环境的密切联系，就形成了我们的经验”[11]（P66）。

而欧洲大陆的法学理论，即法哲学深受唯理论的影响。法哲学是以理性主义的方法或者说用抽象的思维方法来考察法律的。古罗马的斯多葛派就认为，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变世力量，它是一切真理和权威的来源，自然也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著名的法学家西塞罗倾向于把自然和理性等同起来，认为理性是宇宙中的主宰力量。在他看来“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14]（P14）智者的理性和思想应当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以理性作为法律的根本指南的同时，理性的具体也是不断地变化的。欧洲大陆的法学家对此作出了他们自己的探讨。法国的孟德斯鸠认为法不是来源于“神的理性”，而是来源于他所谓的“根本理性”，这种根本理性是不同事物的性质必然产生不同的关系及其相适应的法这样一条根本规律。在《论法的精神》这本书中，他认为气候、土壤、宗教、货币、道德等诸多因素形成了一般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就是一种根本理性。法律就是这种精神的产物。而德国的法哲学显得尤为理性化。康德就认为法律最终要服从于道德这样的普遍理性，而这种普遍理性就是康德所谓的“绝对命令”，法律的合理性就存在于对理性、正义的追求之中。而最早使用“法哲学”这一词的黑格尔则是从历史理性中来考察法律，他认为法律或者说实在法是法的理念的产物。这种理念就是自由意志。他说：“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自由就构成法的实体和规定性。”[16]（P1）二战后，那种强调法律只关注“实然”而不关注“应然”的纯粹法学理论遭到人们的拒绝。而欧洲一大批法学家如意大利的G·D·韦基奥、德国的R·施塔姆勒和拉德布拉鲁赫及法国的狄骥等将分析实证主义所拒绝的“理性”、“正义”等价值因素又重新引入了法学这块领地。当萨维尼倡导历史法学派后，法律又被认为是民族精神的产物。学者的任务是研究记录，从中提取真正代表民族天赋的规则和原则，抛弃偶然性产物。这种规则和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是内在于法律中的精神。

如果说经验论和唯这两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法学理论的，这两种哲学思维方式也了各自发展的背景及概念，甚至是法律实践。关于这些法学理论上的差别，美国法学家赫格特（J·E·Harget）曾以大陆法系的德国为代表和以普通法系的美国为代表指出了这种差别所在，在他看来，这种差异可归纳为九个方面。德国的法学理论表现为：“①高度抽象化的理论，②以法律秩序为中心，③要求理性化，④系统的必要性，⑤谋求解决办法，⑥法院适用法律，⑦法律，⑧学术（科学）定向，⑨法院主要功能在于执行国家政策；而美国的法学理论表现为：①低水平抽象化，②以法律诉讼为中心，③对理性化的怀疑，④系统并不重要，⑤谋求好的辩论，⑥法院创制法律，⑦法律技术，⑧实践定向，⑨法院主要功能是解决案件。”[17]

三、法学理论离不开哲学语境

历史上各种唯理论和经验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认为知识有其客观基础。经验论者认为知识的客观基础是经验，而唯理论者认为知识的客观基础是理性或先天的公理。但这种思维方式在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受到西方后思潮的猛烈抨击。后现代的代表人物尽力消解传统哲学，例如法国的德雷达就主张将哲学消融于文学之中，美国的罗蒂主张取消他所谓的“大写的哲学”。实际上，后现代思想家所主张消解的哲学即传统的以知识论为核心的、高居于其他文化之上的传统哲学。这种哲学的典型代表就是唯理论和经验论。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本质”或“基础”之类的东西。他们认为传统的思维的方式只不过是一种在场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把人类的心灵比喻为一面能正确反映客观外在世界观的“之镜”，但这只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比喻而已。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应该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或一种语言游戏论与解释学相结合的语言哲学理论来取代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后现代哲学仍是一种哲学，是一种对传统的哲学的反叛，这种反叛实际上是借着传统哲学的语言来反对传统哲学。

尽管反对哲学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哲学还是存在着。哲学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它比其他科学更高明，或者是“科学之科学”的地位而造成的，而是因为哲学这门学科本身并不是体现为知识而是体现为“”，它本身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并对现存的一切采取一种审视、批判的视角。哲学所提出的问题往往并不是哲学家本人能够回答的，它往往涉及到多种学科或学科群，有些问题可能永远也没有答案。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就是提问题的学科，其他学科是在回答问题。我国法知名学者沈宗灵先生早已指出的：“实际上任何学科都离不开哲学问题，尤其是像法学基础理论之类学科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果要深入，必然上升到哲学水平上去。”[18]如传统法学理论中有关法的产生、法的作用、用什么样的来考察和分析法律、法的合理性来源等等问题无一不与哲学问题相关联着。后现代主义哲学虽然口口声声要取消哲学，其实它只不过是哲学发展过程的一个转向而已，哲学本身没有也不可能消除。像以往哲学对法学的影响一样，后现代这一哲学语境本身也同样地影响了包括法学在内的当今各种人文学科领域。后现代法学也随着后现代哲学应运而生了，“它是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理念和方法进入法学和法理学开始的”。[19]后现代法学认为理性的个人作为自治的法律主体并不存在，现代的“进步”是虚幻的，法律的普遍性是虚拟的“宏观话语”，法律中立的原则仅仅是一种假设。他们所坚持的这些基本观点与后现代哲学反理性、反知识、拒绝“宏观话语”、否定传统价值的思想是如出一辙的。

此外，从总体上看，法学并不是一门自治的或自主的学科，[20]（P532）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学科的渗透。自然，与法学相联系的法学理论更是如此，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哲学的渗透。法学理论并不是空中楼阁，它来源于社会实践，同时又要服务于实践。但社会实践本身并不能出理论来。在“实践—理论—实践”这一模式中，理论的形成处于关键环节。而在形成理论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预先假定的前提，存在着背景知识，这种预先假定的前提和背景知识主要就是一定的哲学语境，它们不仅决定着对来源于实践经验的解释，而且决定着理论的形成过程和理论的特征。美国科学哲学家拉理·劳丹（LarryLau dan1941-）认为这种哲学语境构成了“研究传统”，它对具体理论具有否定性功能（如决定具体理论所要研究的范围和各种问题的重要性，决定具体概念问题产生的范围等、保护性功能（如对具体理论的产生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和辩护作用等）。[11]（P316 317）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法理学就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的经验论这一思维方式的产物，而法哲学则是唯理论这一思维方式的产物。法学理论与其哲学语境紧密相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哲学语境就有什么样的法学理论。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国近年来有关法哲学与法理学之间的一些争论实在是没有必要的。英美法系的法理学与大陆法系的法哲学都是法学理论，它们主要是西方传统哲学语境中的法学理论。此处之所以强调西方哲学语境，这就意味着法学理论的广泛性。在哲学语境中应该有中国的法学理论，在印度哲学的语境中应该有印度的法学理论。这就使我们没有必要去纠缠于到底是用“法理学”还是用“法哲学”来指称法学的基础理论或课程这样一个问题，也没有必要去讨论“在我国，特别是在，在法理学之外另外创立一门法律哲学的学科是否有必要和可能？”[21]（P16）这样一个问题。重要的是我们要吸收各种法学理论的长处，构筑自己的法学理论，更好地为我们的法律实践服务。

：

[1]郑永流 法哲学是什么？[A] 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一）[C]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黄文艺 法哲学解说[J] 法学研究，2000，（5）。

[3]曹义孙 论哲学化的法理学[J] 政法论坛，2000，（3）。

[4]吕世伦，文正邦 法哲学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葛洪义 论法理学教学与教材的改革[J] 法商研究，1999 （6）。

[6]李瑜青 法哲学研究的理论建构[J] 社会科学，1999，（11）。

[7]李步云 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意义[J] 中外法学，1992，（3）。

[8]陆谷孙 英汉大词典[Z]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

[9]夏基松 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M] 北京：高等出版社，1998。

[10]冒从虎 欧洲哲学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11]任厚奎，徐开来，罗中枢，欧阳荣庆 西方哲学概念[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12]黑格尔 小逻辑[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3]张宏生等编 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

[14]博登海默，郑正来译 法理学与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5]张乃根 西方法哲学史纲[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16]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7]沈宗灵 赫格特著《当代德国法律哲学》的摘要[J] 中外法学，2000，（12）。

[18]沈宗灵 “法律哲学”一词词义商榷[J] 中外法学，1992，（2）。

[19]信春鹰 后现代法学：为法治探索未来[J] 中国社会科学，2000，（5）。

第9篇

[关键词]商法课程教学 理念确立 教学方法改革

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及其商事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作为规范现代市场主体（商人）和现代市场行为（商行为）的法律规范体系，商法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普受法学界认可的独立法律部门，有独特的调整对象和原则体系。世界各国无论立法体例上奉行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都制定了大量的调整商主体的商行为的法律规范。就我国商事立法而言，迄今已经制定了诸如公司法、外资企业法、证券法、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海商法等大量的商法规范。由于商法规范体系庞大，内容繁杂，而目前国内高校法学本科专业设置的商法课程大多为64学时，有的仅48学时，所以对商法课程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拟根据商法课程的特殊性和教学实际情况，对改革商法课程的教学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关于商法课程教学基本理念的确立

商法的教学应始终贯彻、贯穿商主体从事商行为时应秉承的契约自由、平等理念。商法的基本原则也是指导教学的重要原则。

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商法课程涉及众多的法律规范。尽管商法有公法性特征，但其本质上仍属私法，“私法自治”、“契约自由”原则在商法规范中仍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在商法教学中，必须始终贯彻这一主题。同时，在评价商行为时，除了坚持“契约自由”原则外，还必须坚持商主体法定、鼓励交易和维护交易安全、迅捷等原则。无论是讲授商主体法，还是讲授商行为法，在阐述理论问题和讲解实际案例时，都应依据上述原则进行。否则，就会极有可能造成概念的误用，使学生不能树立起正确的商法观念，误入以行政法思维或者普通民法思维来分析认识商法问题的歧途。对此，应在教学中运用政治学学说、私法自治学说、自由经济学说、社会责任和国家调控学说等阐述商法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各项具体制度的设置，让学生从中领悟商法的精神实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社会思潮发生了极大变化，人们的政治观念、法律观念以及生活哲学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凯恩斯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并很快受到重视，相应的在法学领域经济法兴起了。为了既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又遵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就必须在传统民法和行政法之间寻找一种折中的办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经济法应运而生，填补了民法和行政法之间的空隙。但尽管如此，仍未有效解决全部问题。经济法毕竟是国家干预经济活动的法，依靠的仍然是行政手段，并且是着眼于从宏观环境上进行调控，体现的仍是国家对个人的管理关系，本质上是“经济行政法”。显然经济法不能解决商主体内部的组织关系，也不能有效维护商主体的契约自由，为商主体创造一个平等、迅捷、安全的交易环境。传统民法在价值理念上强调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不利于经济自由的充分发挥，达不到鼓励交易的目的，同时，也不能为交易提供有效的技术规范。因此，现代商法的发展势所必然。商法在理念上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确立了交易安全、迅捷原则，既顺应了商主体谋取利益的要求，激发人们的创造财富的热情，又强调商主体的社会责任，注意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使学生深刻理解商法原则、精神，准确掌握法律规范的立法本意，还必须使学生对商法的功能有清楚、系统的认识。商法时代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法典和制度，更是一种现代文明社会的精神。对于商法的功能，有人总结为商法是“兴商、兴市、兴德、兴国”之法。特别是商法精神对于现代社会经济道德、法治观念的塑造更是作用巨大。可以想象，在完全没有商业交易的情况下，取得他人财产只能使用暴力。商业精神则是一种公道观念，它与暴力势不两立的。商业交易信奉和崇尚的是公平、等价、有偿，尤其现代商事活动是建立在高度信用的基础之上，它必须以诚信为本。“贸易的法律使风俗纯良，贸易的自然结果是和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这是商业精神的灵魂，也是商道的本质所在。商法的内容都是这种经济道德在法律上的反映。由于商法具有的以上特点和功能，因此在商法教学中，应结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去讲解商法规范。经济要健康、协调发展，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即独立的主体、有序的市场、宽松的环境和健全的保障机制。与此相应，面对众多内容各异的商法规范，必须用上述理念统揽商法的教学过程，使看似散乱、纷杂的规范有机统一，共同构成完整的商法体系。

二、商法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措施

商法教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在上述正确商法理念的指导下，从教学目标到具体教学方法进行大胆创新。

（一）确立以素质教育为基础和与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目标

实际上，在现代法学教育理念上，并不存在纯粹的职业教育或素质教育，以职业教育为传统的国家吸收了素质教育的合理因素，同样以素质教育为传统的国家也在吸收职业教育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目标，存在很多争议和不同定位。通常使用以下词语定位：“高素质法律人才”、“高素质强能力的复合型法律人才”，这些表述都比较宽泛和模糊。但是，有一点值得肯定，即大学法律本科是要培养“法律人才”。而法律人才有多种类型，比喻“理论性法律人才，应用性法律人才”、“诉讼型法律人才、非诉讼型法律人才”等。另外，大学培养出的“法律人才”总是与社会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职业联系，不仅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同时包括企事业法律顾问、公证人、仲裁员等服务性和裁判性的其他法律职业。法律本科教育的大众化和大规模化，使得法律本科毕业生并非都从事法律职业工作，很大一部分进入党政机关、立法机构以及其它的企事业机构。所以，我国法学本科毕业生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流向是多方面的，单纯将我国法学本科教育定位为完全的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是不合适的。

（二）采取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方式，促进教与学的良性互动

商法教学方法无论怎么改进，课堂教学仍然要占主导地位，因此，改进课堂教学，丰富教学方式，是提高商法教学效果的关键环节。商法教学中每门内容的讲授都应由三部分组成，即教师主讲、学生提问、师生共同讨论，教师在较短的时间内把课程的主要内容和精华、难点讲清，其他的内容往往通过提问、讨论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去思考。 课堂教学中，除了运用传统的将主要内容板书出来的方法外，要创新方法，在教学内容的形象性、直观性上下工夫。主要地，可以考虑综合灵活运用以下方法：

1．表格法。即用表格比较出某些概念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如在讲授公司法时，为了使学生对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异同点进行系统掌握，完全可以用表格的方式简要列举出二者在设立、出资、组织机构、股权（份）的转让等方面的主要相同点与不同点，帮助学生深刻记忆与理解。

2．图示法。即用图形来直观地显示某些数据或者法律行为的过程。如在讲授《海商法》中的海上货物运输FOB贸易术语下利用提单进行欺诈的内容时，可以用下图予以演示。因为这方面的规定如果用文字语言表述出来，显得复杂且难于记忆。因此采用适当的图示法，可以使学生对操作的实际过程一目了然。

FOB贸易术语下海运欺诈的流程：

3．实物法。即用现实生活中的实物来进行教学。在商法课堂上，课本不能是唯一的固定教材。一份真实的合同书、财务资料、企业章程、申请书、书、判决书等文书都是很好的教学材料。如在讲授《商事登记》的内容时，可以拿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定的《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等各种格式文书到课堂上进行讲解，以使学生掌握该种文书的主要内容和格式。在讲授商事账簿的内容时，可以将实践中的资产负债表、财务状况变动表等发给学生。这样能增强学生的直观感受，便于掌握。

4．视听法。指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利用图像和声音，强化输入信息效果的教学方法。这样，首先，教师不用或很少板书，可以大大节省教学时间，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接收更多的信息；其次，电视上有关本课程的真实报道、法庭审判，可以用多媒体技术图文并茂地再现于课堂之上，使学生直观、生动地获取信息。

（三）正确运用案例进行教学

目前法学教育案例教学通行的做法是：教师系统地讲授法律理论后，举出典型案例并加以分析，让学生从案例中加深对法律理论的理解。这种案例教学学生参与的程度很低，没有有效形成师生良性互动，并不能有效提高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际上是理论灌输的继续。正确开展案例教学的基本思路应是：教师编制与所讲内容有关的案例材料，讨论前留有一定时间让学生充分准备，查找相关规定和资料；学生是讨论的主角，讨论中教师给予指导，评判。通过这一形式训练学生结合所学知识对实际问题进行观察、分析和判断的能力。具体来讲，案例教学要突出抓好以下三个环节：

1．案例的选取和准备。案例的编制，案例来源包括正向渠道和反向渠道。正向渠道是教师选择的，通常从案例书、专业报刊杂志、媒体中及时摘录，以及从法院渠道获取的真实判例等。反向渠道的案例来源于学生，由学生提供他们认为有价值的案例，或者是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感到困惑的案例。所选案例应与相应的理论相贴近，要有针对性。教师在讨论前要精心构思案例，提出启发式的思考题。

2．讨论与分析。案例教学中，教师是导演、裁判，学生是主角。讨论与分析旨在说明案例、分析案例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一方面教师要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自由讨论的氛围，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讨论，成为案例讨论的主角。另一方面要使学生紧紧围绕案例主题，分别从各自角度剖析案例，阐述自己的观点、见解，相互辩论。在讨论中，教师应注意引导的方法和技巧，不要直接表露自己的观点，更不要压制讨论，以避免约束学生的思维空间。如学生分析判断有错误，可采取针对性提问的方式，不是正面纠正，而是引导学生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自我修正。

3．总结与评析。讨论结束后，教师应针对学生在讨论中提出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和思路、解决问题的途径等方面及时进行总结评价。对讨论的评判，重点看讨论的思路是否对头，分析的方法是否恰当，解决问题的途径、手段是否正确。指出本次案例讨论所运用的理论知识，讨论的重、难点及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肯定本次讨论的成功之处，并指出存在的缺陷及不足。对于所选案例，应最后确定标准答案；如果因为法律规定不完备，争议较大，结果不能确定的，应提出倾向性意见，并鼓励学生课后进行继续探讨，并可以就此写出科研文章。

4．学生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案例分析报告的撰写是案例教学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是学生对案例分析与讨论的总结，是对所学知识的回顾。因此，每次案例教学后，可按个人或者小组上交。通过撰写案例分析报告，可加深学生对相关问题的理解，使所学的知识更加融会贯通，起到锻炼和培养学生书面表达、逻辑思维整合能力的作用。

（四）“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商法教学中的辅助运用

“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上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法律实践课程。其主要的教学方法有两种：一是课堂模拟练习，二是真实案件的。法律诊所教育是一种直接以培养学生的法律执业技能为目标的教育方式，它引导学生直接去面对和处理没有现成答案的法律问题，从而培养学生的综合判断和创造性思维能力。

法学教育中随着对学院式教学弊端的提出以及我国法学教育与实践脱节现象，我国法学教育开始了对实践性教学环节的重视，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借鉴美国法学院的培养模式，自2000年以来在一些大学法学院试行的“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律诊所教育不同于原有意义上的实习课程或环节，它是采用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主、为学生提供综合性实战环境，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引导学生考虑法律事实、职业道德等一系列问题。它教给学生如何从实践中学习和如何像律师那样思维为宗旨。这种教育模式是新世纪中国法学教育的一项重大改革， 是国外先进教学模式与中国法律教育实际有机结合的有益尝试。诊所式法律教学的引入无疑弥补了我国多年来只强调学历教育而轻视法律实践教育的缺陷， 也为我国法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参考模式。很明显，将诊所式教学模式适当引入商法教学无疑将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消化理论知识， 增强其运用商法理论、规范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比较适宜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需要的一种教学模式。因此，高校应积极创造条件在商法教学中适当运用这种教学模式。但就目前大多数高校而言，商法教学引入诊所式教学， 有来自诊所法律教育方法自身的欠缺、资金障碍、学时分配的障碍、指导老师能力的障碍、学生能力的障碍、基于现行法律规定产生的障碍等等限制，尤其是法律诊所教育要求有合格的、具有更多实践经验的教师，但是，就目前实际情况看，同时具备学术和实践经验的法学教师并不多，因而，这种教学模式现阶段只能作为辅的教学模式，不能成为主导性的教学方法。要试行和发展这种教学模式，高校今后应高度重视建立一批专门适合从事此项教学工作的教师队伍，在资金和时间上给予倾斜，尽可能为教师提供接触和从事法律实务、接受锻炼的机会。

参考文献：

［1］王萍涛，姚小龙.高等教育与创新思维能力培养.江西社会科学，2004，（4）.

［2］刘耀彬.高等法学教育的方向与教学方法的选择［J］.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

［3］苏力.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挑战与机遇［J］.法学，2006，（2）.

第10篇

(一)塑造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

孙晓楼先生在《法律教育》一书中认为，法律人应当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道德，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是培养法律人才的首要价值标准。法律职业伦理素养是法学专业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人才应比社会一般公民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而且还要达到其特有的职业伦理标准。孙晓楼先生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作的规划中指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不合乎法律的本质上的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所以，在法学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中，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法学专业学生未来所从事的职业是在公平正义理念指导下的职业，法律职业者在其职业活动中肩负着正确适用法律、公正解决纷争、有效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在法律职业活动中，对从业者的道德水准的要求是高于普通人的。在法学教育中，通过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培养法学专业的学生对法治精神的追求、对法律的崇尚与信仰，逐渐提高学生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

(二)培育法律职业群体

法律职业群体是以从事法律事务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特殊性职业人群。法律职业群体的形成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和前提。正如韦伯所说：“我们近代的西方法律理性化是两种相辅相成的力量的产物。一方面，资本主义热衷于严格的形式的、因而――在功能上――尽量像一部机器一样可计量的法，并且特别关心法律程序；另一方面，绝对主义国家权力的官僚理性主义热衷于法典化的系统性和由受过理性训练的、致力于地区平等进取机会的官僚来运用的法的同样性。两种力量中只要缺一，就出现不了近代法律体系。”法律职业群体应当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职业化的专业人士，他们的语言、知识、思维、技能以及伦理都与普通人不同。这其中法律职业人共同的法治观念与价值追求是其得以划分为独立的职业群体的伦理基础。“法律职业的最高品格是公平、公正，对法律职业者而言，这既是执法的技术问题，更是一种道德要求。尤其是司法官员所从事的司法活动常常是被视为：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惩恶扬善，抑浊扬清，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就要求他们在个人品行方面必须具有不可动摇的正直品格，能够成为社会公众依赖的楷模。”法律职业群体高尚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声望的重要保障。

法律职业群体的道德内化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和实践过程而实现，所以，法学专业学生的职业伦理教育是提高法律人才职业道德标准，培育法律职业群体的基础性工作。

(三)净化社会法治环境

法治社会需要良好的法律制度，更需要具有较高素质的法律职业者。史尚宽先生指出：“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犹为重要。”在法治社会中，相对于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律职业群体的职业道德水平是更重要的方面。正如丹宁所言：如果法律因为不道德的法官或道德败坏的律师们而得不到公平的执行，就是拥有正义的法律也是没有用的。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进程中，“中国的法律教育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法律教育担负的不再仅仅是生产法律知识和传授法律智慧的责任，更主要的是要担负起建构法律共同体、塑造法律的品格并进而塑造法治社会之秩序的重任。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有利于培养一批有良知的法律执业者，客观公正地执行法律，推动社会在法治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法治社会需要具有较高素养的法律职业者，法学教育必须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培育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法律专业人才。“他们所要承担起的历史使命是对法治社会之建立给以深远的思考和计划，因而在法治的推进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体之集团整体性，有着进取的意义并展现着一个不同寻常的意义世界――为了我们想要做的人和我们旨在享有的社会。”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一)改革法学专业课程设置

法律职业伦理既是一种内心意识，又是一种能力。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需要知识的积累，所以，在法学专业教育中，通过课程调整，可以加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首先，要开设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我国虽然在大学里法学院众多。但在本科生中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寥寥无几，仅有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的法学院在近几年开设了本门课程。相反，在国外，“法律职业伦理课占它们教学的半壁江山，否则的话，就会产生技能越高害人越深的作用。用他们的眼光来看的话，一个知名的法学院如果没有开设这门课，他们会感到不可思议的”。我们应当在法学专业的必修课程中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通过系统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引导学生认识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增强职业荣誉感，自觉加强法律职业伦理修养。其次，要在法学专业课程中全面渗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法律职业伦理是与法学理念、价值和法学知识不可分离的，在法学专业课程的讲授中应结合所学内容，突出法学理念与价值，让学生感受深刻的法律思想、光辉的法律人格、独特的法律魅力，从而坚定法律信仰，奠定法律职业伦理自修能力的基础。再次，要加强通识教育。在法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计划中要加入通识课程、跨学科的课程，开阔学生的学科视野。虽然法学有其自身的学科体系，但是，法律所调整的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想学生在未来的法律职业活动中能够作出正确的伦理评价与判断，就需要在法学教育阶段让学生了解更多的跨学科的知识。加之，法律职业伦理有其存在的社会文化基础，多学科的知识积累可以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文化底蕴，为学生构筑追求真理、培养信仰的精神家园。

(二)提高法学专业教师素质

法学专业教师是引领学生走入法学殿堂的领路人。法学专业教师的素质直接决定了学生的职业伦理水平。提高法学职业教师素质是进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基础和前提。一方面，要转变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在传统法学教育模式下，教师对法学教育的认识是传授法学知识和培养实践技能，缺少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意识。转变教师传统的教学理念，就是要改变重知识、重能力、轻素养的观念，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作为贯穿法学教育教学始终的教学任务，把知识、能力和伦理水平作为衡量教学效果的综合指标，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法学专业人才。另一方面，要提高教师的法律职业伦理水平。法学专业教师的职业伦理水平关系到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成败。要发展教师认识和解决法律问题的伦理能力，提高教师对法律知识、法律制度、法律现象等进行法律伦理分析和评价的能力，把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融会到法学专业知识的教学之中，在对个案的分析中渗透法律职业伦理判断。

(三)更新法学专业教学方法

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是一个将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内化成法律职业者的品格的过程。所以，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方法选择是十分重要的。法学专业教学要改变以灌输式为主的传统教学方法，在教学中应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第一，要加大案例式、讨论式教学的比重。在案例教学中，以教师精心筛选的典型案例为素材，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根据道德标准、道德评价、道德榜样等方式对案例中的行为作出价值判断，在褒扬和斥责中使学生受到启迪，使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是非观，塑造良好的人格，奠定高尚的法律职业道德基础。讨论式教学是在教师设计好的主题的统领下，学生查阅资料，充分准备，通过中心发言和自由讨论，使学生在主动参与下明辨是非，感受法律的精神和制度的神圣。哈佛大学前校长、法学教授DerekC.Bok曾指出：“在经过认真选择的材料的帮助下。学生就可以通过学习解决在道德问题上的各种论争而发展他们的道德推理能力并将它们运用于具体的情景中。”第二，要强化实践环节。法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法学理论的学习不能脱离实践。近几年兴起的模拟法庭和诊所式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学生实践方面的不足。所以，在学生走人社会实践受到局限的情况下，积极推进模拟法庭和诊所式教学，使学生在真实的事例中，结合所学知识独立作出价值判断，这对于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和实践都是十分有益的方法。

第11篇

一、案例辩论式教学概述

案例辩论法的出现与实施，推动了教学模式的巨大发展，各界学者对这一方法的讨论日益激烈，由于案例辩论法呈现出的教学优点，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对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案例辩论教学也可以被称为“苏格拉底式教学方法”，这一方法广泛应用于英、美、法等发达国家的法律教学中。案例辩论教学方法能够最大程度帮助学生进行各项法律问题的学习和思考，并从中提高学生对与法律问题的分析能力和解决能力。案例辩论教学法要求教师在课堂中紧抓知识重点，对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二、实施案例辩论式教学的特点和规律

1.案例辩论式教学法符合当代大学生教育

案例辩论式教学之所以在法律教学中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是因为这一方法从根本上适应当代大学生的学习特点，符合当代大学生活跃的思维方式。现如今的大学生不论是在思想还是在能力方面都呈现出进步与新潮的特点，他们不再需要死记硬背的枯燥学习方式，来提高自己的考试分数。现如今的教育应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因此传统的教育方式不再适应现代学生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案例辩论式教学方式能够适应当代活跃的教学环境，培养学生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能力。

2.学生主体地位的凸显

在以往的教学模式中，往往是以教师的教育活动为中心的，教师进行理论知识的传授是教学活动中的中心，学生只有听和记的学习手段，听从教师的传授。然而在案例辩论教学方法中，学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在其中扮演着引导启发的功能，帮助学生融入到学习的活动中去，教师通过案例教学方法，分析案件中问题，从中指出学习重点并进行讨论，使学生在与教师相互交流的的活动中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点。

3.学习过程的活跃性

在运用案例辩论方法进行教学时，要将理论知识、思想活动与经验相互融合，塑造教师与学生融洽的交流氛围，使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进行互动。这个互动过程的实现，就是打开学生思维的手段，让学生能够在学习到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对这一知识点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探讨，加深对知识点的多层次认识。这一学习过程使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与同学的经验共享中总结思想，以此来达到更加全面更加主动的学习效果。

4.教学与学习效率的提高

案例辩论教学方法与以往的教学方法相比更加注重知识点以外学习能力的培养，提倡教师与学生建立相互学习的关系。教师运用案例辩论方法使抽象难懂的法律知识融入到实际案例中，变得更加贴合实际，简单生动，不仅更加容易使学生了解其知识点，也能够使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印象更加深刻，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以及教师的教学效率。

三、案例辩论式教学方法在法律教学中的实际运用

1.案例辩论式教学的运用原则

（1）教育性原则

案例辩论法的适用是为了更好的完成法律教学的目的，因此具有的教育性原则是其中需要具备的第一原则。在进行教学案例的选取时，要将思想、政治的意识融入其中，这样才能够保证法律教学的顺利实施。教师应对分析案件时学生的法律和政治思想进行重点培养。

（2）适应性原则

辩论式教学在选取案例时要选择适当难度，来平衡学生之间存在的个性差异。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习惯与偏好都存在差别，这就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特征来选择适合的案例进行教学。例如，针对更进入大学校园的大一新生，由于他们的法律基础知识非常薄弱，并没有形成一定的法律意识和逻辑分析能力，因此就需要教师选择较为简单的案例进行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典型性原则

为了更好的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进一步增强法律教学的有效性，教师在选取案例时需要贯彻典型性的原则。教师要将社会的的热点问题融入其中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并与教学内容相互关联，只有这样才能够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辩论式教学方法发挥更加强大的教学功能。

2.案例辩论式教学法的应用策略

（1）案例导读与设问

教师作为案例辩论式教学的发起者和引导者，将教案例融入到法律教学活动中，利用案例导读的方式发挥对学生的学习引导功能。例如，教师选择适合的案例进行教学，根据案件背景以及法律关键点，引导学生进行自助分析与探讨，对案例进行剖析和判断，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在其中对于案件的设问非常重要，教师需要提出与教学相关的法律问题，是学生通过各种手段去解决问题，并针对问题进行讨论。学生通过对案例的学习能够掌握案例背后的法律知识点，并且也拥有了一定案件分析经验，这要能够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和积极性。

（2）案例辩论

这一环节是存在与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教师提出设问后，学生通过查找资料以及相互合作的方式，针对问题进行辩论的环节。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辩论，相互阐述各自的观点，在根据情况适时的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学生通过这个问题的引导，来找出案件背后的学习内容。

第12篇

关键词：法律公理体系，论题学，实践知识，情境思维

一、法律公理体系之梦

体系思维对职业法学家有一种诱惑的力量。近代以来，由于受到欧洲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法学家们对公理体系思维抱持某种近乎拜物教式的信念，认为：法律内部应当有某种前后和谐贯通的体系，所有的法律问题均可通过体系解释予以解决[1].建构概念清晰、位序适当、逻辑一致的法律公理体系，对于所有的法学家都有难以抵御的魅力。道理很简单：假如法学家能够将法律体系的各个原则、规则和概念厘定清晰，像“门捷列夫化学元素表”一样精确、直观，那么他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千百年来一直困扰专业法律家的诸多法律难题。有了这张“化学元素表”，法官按图索骥，就能够确定每个法律原则、规则、概念的位序、构成元素、分量以及它们计量的方法，只要运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来操作适用规则、概念，就可以得出解决一切法律问题的答案。法律的适用变得像数学计算一样精确和简单。我把这样一种体系化工作的理想称为“法律公理体系之梦”。

在19世纪的德国法学中，“法律公理体系之梦”风行一时，众多一流的法学家曾经为之倾心。当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79-1861）就指出：法学是“彻底的历史及彻底的哲学性”之学。他将法学的“哲学性”因素同“体系性”因素等量齐观，认为：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实在”法有一种“内在的理性”，这种理性促成实在法的统一及关联性，只有体系化的法学才能发现之[2].其门徒普赫塔（Georg Friedrich Puchta，1798-1846）进一步将这个体系理解为形式逻辑的、抽象概念体系，从而走向“概念法学”之途[3].其后的“潘德克顿学派（学说汇纂学派）”法学理论（即概念法学）大体上具有相同的信条：法律是一个内含多样性而又具有意义整体的有机体系，该体系是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建构的“概念金字塔”（Begriffspyramide）。人类根据国家的“理性建筑学”（Architektonik der Vernuenftigkeit）标准来进行建构，就可以通过一定的质料将这个体系表达出来（成文法典体系）。有了这个通过成文法典之质料表达的体系，所有的案件均能够由此加以涵摄。因为：“判决就是将法律概念作为（数学）因数进行计算的结果；自然，因数值愈确定，计算所得出的结论则必定愈可靠。……只有通过全面把握法律概念，真正的法律体系，即法律规定的内在相互依存性才可能产生。”[4]当时，著名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将这个“概念法学”的理想讥之为“琢磨着把法学上升为一门法律数学的逻辑崇拜”[5].

然而，现代的法律家们发现，法律体系本身不可能如概念法学所想象那样是一个公理体系（例如“法律数学”），即使建立起一个法律概念的逻辑演绎体系也是十分困难的。从理论上说，法律公理体系和法律概念演绎体系的建构本身尚有细微的差别：“从一些公理出发，根据演绎法，推导出一系列定理，这样形成的演绎体系就叫做公理系统。”[6]而如果从某个初始的范畴或概念（基石范畴或概念）推演出某个学科的全部概念，所形成的就是概念演绎体系。前者包含具有真值传递功能的命题（公理、定理），后者只是概念体系的排列顺序，而其未必有真值传递功能[7].

依据上面的标准，如果要创建法律公理体系，那就意味着：（1）必须首先寻找到法律逻辑推演的初始概念或符号（primitive symbols）、初始命题或公理（axioms）、初始推演规则（rule of primitive inference）；（2）要保证法律逻辑推演的初始命题或公理是“自明的”、“直觉的”、“公认的”、“不言而喻的”，并且具有真值传递功能；（3）要保证法律逻辑推演具有“完全性”，即从若干“法律公理”推演出整个法律体系或法学体系的全部命题。在这一点上，它必须满足或符合4个条件：第一，这个法律公理体系必须是没有矛盾的；第二，这个体系必须是独立的，不能包含任何可以从其余公理推导出来的公理；第三，这个体系必须是充足的，即能够推导出属于公理化理论的全部陈述；第四，这个体系必须是必要的，它不可包含多余的假设[8].事实上，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时代的实在法能够符合上面的形式化、公理化标准，恐怕未来的法律亦不完全能够在严格性、纯粹性和精确性上达到这个标准。原因在于：法律永远也不可能游离于社会生活，法律的语言尽管可以经过专门的建构，但也不能完全脱离日常语言。

也可以说，法律这样一种“质料”在本质上具有糅杂不纯的性质，体现在：（1）法律的概念并非纯粹形式逻辑的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或多义性；（2）法律之质料载体（判例法、成文法典等等）的有限性，使实在法律规范（规则和原则）可能含有漏洞、矛盾、晦涩、歧义；（3）由于前两个缺点的存在，实在法律规范作为推论前提本身不具有不证自明的确然性，而是具有可争议性的或辩难性的；（4）法律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它们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存在和发生效力的，没有任何一种实在法是无时间（适用一切时代）和无空间（适用一切国家或地区）规定性的。反过来说，实在法均具有“暂时性”和文化多元的特质。短暂性意味着法律的变动性、非确定性，这种属性与法律追求的安定性、可预期性、一致性理念是自相矛盾的。文化多元表明实在法的民众信仰基础的分化和在价值追求上的多目标化。所以，由于实在法律规则具有糅杂不纯的实在特性，下列问题在所难免：a）法律规则及法律语言大量存在着各自的意义“波段宽度”（Bandbreite），需要解释才能确定其相对明确的意义；b）法律规则之间发生冲突；c）实在法律规则存在规定上的漏洞，即：现实中发生的案件没有任何事先有效的法律规则（规范）加以调整；d）在特定的案件中，所作出的裁判可能背离实在法律规则之条文的原义 [9].由此可见，法律的上述特性难以完全满足形式逻辑之证明推理的形式化条件。

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作为法律公理体系演绎之初始命题或公理极难确立。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从最普遍化的、最抽象的“属”（genus）之意义上来寻求所有法律之有效性推理的前提条件。比如说，“法律来自上帝的意志”，“法律是理性的体现”，“法律是公正与善良的技艺”，等等。但做这样的设定有什么意义呢？人们从这些本身尚需要作初始界定的命题能否作进一步的推理，以至于建立一个逻辑自洽的公理体系呢？恐怕没还有人有足够的确信来实现这个雄心，因为上述命题很难说就是“自明的”、“直觉的”、“公认的”、 “不言而喻的”，所谓“上帝的意志”、“理性”、“公正”、“善良”这些大词并非是“必然性的知识”，也不是一切法律文化都普遍接受或承认的逻辑前提，以此推论法律公理体系几无可能。换一个思路，我们先确定法律概念的“最小公分母”（如同美国法学家W. N. 霍菲尔德所做的那样），围绕此最小概念设定作为公理体系推演的初始前提，比如，“无权利则无法律”，“无救济则无权利”，诸如此类，那又会怎么样呢？不可否认，如果条件适当，法学家在有限范围内能够根据设定的前提进行逻辑推演。但这种推演能否依照公理化标准建构起跨越不同法律制度、不同法律部门的宏大体系呢？至少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有哪位法学家已经做到这一点。汉斯·凯尔森曾经在实在法律规范体系之外假设一种“基本规范”（Grundnorm），但这只是一个逻辑推论的基石范畴或概念，而并非一个公理。那么，我们能不能将“所有法律规范的效力来源于基本规范”当作公理？这个问题本身实际上可能就存在“理论争议”，至少上述命题不会像“从任一点到任一点均可作直线”或“所有直角均彼此相等”之类的几何学公理一样不证自明。正因如此，把法学等同于形式逻辑学、甚至将此建构成为所谓的“法律数学”或“法律几何学”是不现实的。寻求这样一种“法律公理体系之梦”无异于试图寻求法律之逻辑纯粹性的“乌托邦幻想” [10].

退求法律概念的演绎体系又如何？应当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法学家都天真地认为法律体系或法学体系就是法律公理体系，但他们也从未放弃过“体系思维”，而提出过各种各样体系性法律建构的思想。比如，按照德国法学家埃塞尔（J. Esser）的说法，法律体系可能是“封闭的体系”，也可能是“开放的体系”[11]；卡纳里斯（G. –W. Canaris）把法律体系理解为某个法秩序之普遍原则体系（“价值论－目的论的”体系）[12]；还有些人则将之说成是“争端决定的体系”、“生活关系体系”、“单方面的体系”与“双方面的体系”、“可变性”体系或法律规范与法律原则体系等等[13].当然，也不乏有人愿意循着概念法学的思路去寻找法律概念的演绎体系，以实现诸法律概念有某种形式逻辑的（不一定属于公理化的）排列顺序的目标。卡尔·拉伦茨（Karl Larenz）将它称为“外部体系”（或“抽象概念式的体系”）[14].他相信：由（作为规整客体的）构成事实中分离出若干要素，将此等要素一般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类别概念（Klassenbegriff），进而借助增减若干（规定类别的）要素，形成不同程度的概念，并由此构成体系[15].这个建构路径确实十分诱人，也不乏可操作性。但有学者从中看出了“抽象概念”作为思考形式（Denform）的局限性，指出：我们常常在（作为规整客体的）构成事实或具体的生活关系中分离出来的，与其说是抽象概念，不如说是各种“类型”（Typus）。依据阿图尔·考夫曼（Arthur Kaufmann）说法，类型思维是有别于抽象概念的思维形式：抽象概念是封闭的，类型则是开放的，概念式的思维是一种“分离式”、“非此即彼”的思维，类型思维则是流动的思维[16].进而言之，与抽象概念相比，类型具有下列3个特性：（1）“层级性”（Abstufbarkeit），一个类型之内可能会有无数的层级之依序排列；（2）“边界的不明确性”，由一个类型到另一个类型之间是由“流动的过渡”（fliessende Uebergaenge）所相接的；（3）“组成分子的不固定性”，类型是可以允许许多各式各样的元素组合的，从而形成“有弹性的标志结构” （elastische Merkmalsgefuege）[17].有关类型思维在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中的价值这里暂且不表，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指出：面对无以计数、无以穷尽的生活关系事实，仅仅依靠建构法律概念的演绎体系是远远不够的，法律的“过度概念化”反而不能适任其职。

二、被科学话语遮蔽的“法学范式”

从另一个角度看，“法律公理体系之梦”其实就是法学的“科学性之梦”。追求法律客观性、确定性和一致性之实用目的与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数学）在近展中所确立的实证性之“科学范式”相遭际，造就了法学的“科学性之梦”。

由上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法律概念之意义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几乎无所不在，而如何保证法官在解释法律和续造法律时具有统一的标准，以符合法治国之基本的理念（法律的确定性、安定性和一致性），是所有的法学家都必须首先予以关注并试图解决的关键问题。因为从本性上说，法学作为一门学问，应当“以某个特定的，在历史中逐渐形成的法秩序为基础及界限，借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18].建构法律公理体系，按照自然科学的科学标准来完成法学的“科学性”、“实证性”范式转化，不失为近现代以来法学家力图解决“不确定性”难题的一种尝试，也是试图实现“合理化法律分析” （rationalizing legal analysis， 罗伯托·昂格尔语）众多努力之一。

但这也是被近代以来渐成强势的“科学－技术理性”话语所宰制的一种“理性化”努力，一种“科学殖民”的过程，是“科学”的方法论将“实践知识”的古老方法论驱逐出法学论辩与写作的过程，也是法学对自然科学之话语权力的主动归依。这样一种话语归依，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学家们经年形成的“内部观点”之惯习主义传统相牴牾。它采取了“法学外的法学”之“外观的立场”，模仿自然科学探求数学化的、经验主义的、可验证的实证客体，并且通过观察、比较、实验、分析和归类过程对法律进行“科学研究”。或者说，这种标榜“科学性的法学”以后验的（a posteriori）方法取代先验的（a priori）方法，象物理学那样把法律当作一个物质的实体——实际的法（actual law）或实在法（positive law），用可以度量、权衡轻重和精确计算的方式来研究和分析。如此建构的法学（可以名曰“法律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所有的科学之“控制的动机”，正如自然科学研究的动机是通过认识自然来控制自然，社会科学发展的动机是根据科学规律来控制社会一样，法律科学兴起的动力则是为了控制人们的行为（尤其是立法行为、司法行为，当然对违法行为的控制也是其研究的任务），在社会生活中确立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恒常规则，而这些规则本身不受它所制约的生活和关系的影响（德国法学家鲁道夫·施塔姆勒[Rudolf Stammler，1856—1938]即持此种观点）。很显然，这种“法律科学”的理论旨趣及其对法律的理论想象与所谓的“法则科学” （Gesetzeswissenschaft， nomological science）之旨趣和想象并无二致。

我们在此处实际上身陷于法学性质的宏大问题场域之中，对我们而言，被“科学话语”遮蔽的“法学”的学科形象似乎变得愈来愈模糊不清：

第13篇

【关键词】现象学；方法论；心理学

一、现象学及其心理学方法论的蕴涵

现象学是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创立的。胡塞尔所说的现象不仅包括事物及其性质以及人对它们的直观感受，而且包括人自身的主观体验。他还认为现象与本质不能分开，现象即是本质，本质不是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东西，一个人在直观中就能立即把握呈现在感觉印象中的本质。现象学哲学由胡塞尔创建,先后经历了胡塞尔及其追随者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等人的存在主义现象学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其它流派交融的综合发展时期三个阶段。其基本主张是将现象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认为现象乃呈现在我们的“直接经验”即意识中的一切东西，现象即本质，而本质是被直观到的。要把握现象学哲学研究方法，必须关注四个最基本的方面：悬置、现象学还原、意向性观念和想象变更。

现象学心理学研究方法是人本心理学家在现象学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心理学研究方法。它保留了现象学哲学方法的基本要素，但在资料来源、还原的层次以及研究目的等方面实现了对后者的超越。它体现出人本心理学家试图将心理学发展成为人文科学的努力。

1、以意识经验为研究对象

胡塞尔主张以现象为现象学的对象。他所谓的现象，实际上是人的意识经验。受这一主张的影响，许多心理学家将个人的直接经验或意识确定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格式塔心理学主张心理学研究直接经验或“现象的经验”。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也强调心理学要研究人的经验，包括人的价值、尊严、需要、动机等内容。罗杰斯用现象场的概念表示个体经验，它既包括意识到的知觉，也包括意识不到的知觉，并认为正是这种主观的现实而不是自然的现实指导着人的行为。他说，人是根据自身而并非现实的知觉来生活的，每个人都存在于以他为中心的一个不断变化的经验世界中。正是由于罗杰斯强调个体经验的独一无二性，我们称他为现象学家。

2、整体观

现象学主张对完整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进行分析。胡塞尔认为现象本身是一股意识流（詹姆士的思想--意识不是一些割裂的片断，而是整体的经验，一种川流不息的状态），是能被主体直观描述的，绝非感性观察的各种属性的结合，这是现象学的整体观。整体观的体现有对象问题（现象即本质）和方法（本质即直观：本质的还原先于量的把握）。格式塔心理学认为经验是整体性质的，即格式塔。这种格式塔所具有的性质就存在于整体之中，整体不是各种元素的总和，它先于元素，决定着元素的性质。了解心理现象的最恰当的途径就是通过整体描述。人本主义心理学对心理的如实描述就是它的主要方法。另外，由于对现象采取整体把握，强调揭示事物的先验本质的目的，采取本质的还原与先验的还原方法，暗含对质的把握的重要性。许多心理学家因此重视质的研究，走从质到量的道路。

3、直觉主义

胡塞尔认为直觉分为两类：第一类所把握的事物是经验的、个别的事物，他们是占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处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范畴内，是经验的、感性的、低级的直觉。另一类直觉所把握的事物是概念的、抽象的，如本质、观念、表象等，他们不占空间和时间，也没有明显的因果制约特点。是自我意识的内省活动，是一种本质的洞察。胡塞尔认为科学思维不仅对经验事物的研究，还包括对经验事物的直觉和观念事物的直觉。现象学是直觉的哲学，直觉就是简单地面向意识所呈现的事物，不受任何前提和逻辑、成见和假设的干扰，即"面向事物本身"。对于心理学家来说，知觉、注意、认知、记忆、想像等都是直觉的不同表现形式。直觉就是面向事物本身，没有任何非理性的色彩。现象学的直觉类似于心理学的内省。胡塞尔把直觉作为获得知识的可靠方法，为心理学家使用内省法找到了一种依据，内省法从此具有了合法性。胡塞尔的直觉主义是认识论的直觉主义，还没发展到人性的直觉主义。

4、主观范式

与实证主义相比,由于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导致其研究方法也相应改变。实证主义对心理学的研究采取的是客观性和定量化的研究,这种研究多是在实验中进行的。但现象学面对直接的经验,它采用的是主观意识经验的整体体验和描述,设定意识主体与经验对象的意向性关系。然后再还原，寻求心理现象的本质。这种研究方法会带来极强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特别是在对个案分析时，心理学家个人的主观因素对研究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现象学研究的主观性,并不排斥现象学研究也采用实验,但它与经典实验是不同的。

5、问题中心论

现象学主张把人的主体性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而不是把客观方法作为哲学研究的焦点，不能因为人的主体性问题不符合科学的客观性原则就排斥之。心理学家接受了胡塞尔的这一观点，并使之成为问题中心的方法论原则。人文主义心理学家反对方法为中心的倾向，主张以问题为中心，根据心理现象的实际选择研究方法。马斯洛曾指出:“方法中心就是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者目的……持方法中心论的科学家往往不由自主地使自己的间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相反。他们往往这样发问:用我现在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进攻那些课题呢?……大多数平庸的科学家将毕生耗费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于关于世界一个根本问题来划定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方法为中心是心理学一味追求客观性，造成远离人类生活的实际的主要原因;方法中心也必然限制了心理学研究范围，把心理学局限在某一方法或技术所能许可的范围内。正确的做法是:以问题为中心，方法顺应问题，根据问题选择方法。可以说，现象学的主体性中心为心理学的方法中心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14篇

[关键词] 教学方法 体系 方向 原则

我国中小学的教学方法体系长期沿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的划分标准,即把完成具体的教学任务和知识来源作为划分标准。因而,我国许多学者及其教学理论在教材的分类上基本仍未跳出这一“标尺”。我认为,教学方法上的分歧往往是由两个问题引起的。首先,是对教学过程中师生各自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其次,是对教学任务的理解。教学过程中,教师一般要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是传授知识、技能;二是发展学生的智力和认识能力。孰重孰轻,这是教育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上述两方面的分歧交织在一起,就使得各种教学方法混杂不一,对教学方法的分类因而也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一、建立教学方法体系的基本方针是立足基础教育

20世纪的教育实验大师陶行知、晏阳初,他们毕生从事的就是深深扎根于农村和基层的乡村教育与平民教育,他们也由此提出了自己的教学方法、理论和思想。

20世纪后期,我国的一些教学方法发扬这一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国国情,把实验的目光投向农村。顾泠沅十几年如一日,在青浦县潜心实验,其实验有两个特点:(1)直接在农村中小学寻找问题。为制定实验方案,他带领实验小组走遍全县26个乡镇的每所学校,重点选择有代表性的7所农村中小学,对50余名教师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跟踪听课。(2)实验对象绝大多数为农村学生,且基础很差。实验方案面向农村中学,再对农村的学生进行实验。这项实验不仅面向农村学生,在农村学校取得了成功,而且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它给中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启示。吕敬先的实验对象是普通儿童(包括农民子弟),因而广泛适用于农村小学和城市一般小学。我们看到,有些教学方法实验犹如昙花一现,有些教学方法在推广过程中呈递减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关注中国农村的客观现实。

世界各国产生的对提高国民素质有重要影响的教学方法理论,无一不是在对本国基础教育的探索中生成的。国家教委原副主任柳斌同志指出:“教育思想、教育研究的成果、教育家基本上是处在基础教育阶段。”20多年来,我国出现的有成效的教学方法实验证明了这点。教育家董纯才的话更发人深省,他指出:“不研究基础教育,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不研究基础教育,也就不可能建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体系。”这句话同样也可用在构建教学方法体系方面。

二、建立教学方法体系的综合优化原则

由于课堂教学是一个复杂的开放体系,所以必须以系统论为指导,充分发挥和挖掘教学方法体系中诸因素的资源优势,合理配置教学资源,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益。这种综合优化,要求将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媒体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多媒体组合的教学方法;要求将学法与教法协调统一,相互补充,实现教与学的均衡发展,还包括学生内在诸要素与教学环境和条件的相互适应;要求在注重传统意识领域的优势的同时,加强对无意识领域资源的开发,充分发挥暗示、移情对课堂教学的积极作用,获取最佳的教学效果。要尽量将不同教学方法的方方面面包括进去。

在实验中取得成效的教学方法,都经历了相互学习突出特色相互渗透和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使实验更加成熟,逐渐完善。这一过程,既显示出实验者可贵的虚心态度和创造精神,也表明实验有趋同现象。研究表明,萌芽于小学语文、数学教学的各教学法实验,大都提到要让儿童动口、动手、动脑,多种感官并用,只是各自的方式不同。许多教学方法都对“自学”、“讨论”高度重视,并将其作为教学方法模式的基本环节,只是安排顺序不同。有的教学法连名称也较为相近,同是数学教学法的实验,邱学华创立尝试教学法,顾泠沅则提出尝试指导、效果回授教学法,都把尝试这一环节放在很高的地位上。相互借鉴,但各有特色,这也是我们在教学法实验中坚持“一法为主,多法结合”的理论依据。中国教学法如此,与外国教学法之间也存在着相似之处。顾泠沅教学法与布鲁姆的思想不谋而合;李吉林的情境教学有洛扎洛夫暗示教学法的影子。相同的思想出现在不同的国度,揭示了教学法相互渗透的必要。因此,教学法实验不能闭门造车,简单重复,而要立足现实,为我所用。

20世纪后期的中国教学方法实验,符合教育实验的发展大潮,昭示了构建当代教学方法理论体系的走向。

三、建立教学方法体系的多样性原则

各教学方法尽管形式不同,内容各异,但实验都遵循共同的指导思想,即实验主题是主体性教育,实验目标为素质教育。

第15篇

关键词：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5—0124—05

作为当代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方克立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视方法论的建设。本文要绍述的就是他在领导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时提出的三句话：同情地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这三句话最早是方先生回答台湾学者叶海烟先生提出的以何种态度研究现代新儒学问题时讲的，后来他又在《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一文中作了专门论述。该观点自提出后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成为指导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有学者还进而提出，这三句话不仅对现代新儒学研究，而且对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可作为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般的方法论原则。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作具体说明。

同情地了解说起“同情地了解”，从事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一般会想到陈寅恪先生，因为他在给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卷上所作的“审查报告”中就已提出类似的说法了。陈先生当时讲：“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①又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②依陈先生所说，“了解之同情”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前提。陈先生的这一观点及相关论述，为中国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条带有指导性意义的方法论原则，因此也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作为哲学史家的方克立先生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方先生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结合所从事的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对该观点进行了创造性地发挥。

方先生提出：“‘同情地了解’是指，我们许多同志在开始接触现代新儒家的著作时，对于他们坚持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在西化思潮盛行、民族文化危机之时，大声疾呼‘中国文化没有死亡’，为护持和承续中华文化之慧命，贯注了满腔热忱，为之奋斗终生，都不由得产生共鸣和敬佩之情。因为我们对中华优秀文化也有深厚的感情，不赞成民族虚无主义

收稿日期：2012—04—03

*基金项目：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方克立与哲学中国化》（ QDSKL100405）。

作者简介：陆信礼，男，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青岛266000）。

董凯，女，中国海洋大学社会科学部硕士研究生（青岛266000）。